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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3, 2019 9: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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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3月30日第127期(增刊)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2〗

阅史漫笔

张一哲 从老舍之死说起
何 蜀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破产的毛式“战略部署”
——整理一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感想
附录 杨世元提供 何蜀摘录 文革前夕重庆部分大企业
业余作者情况调查记录

书海泛舟

施燕平 文革漩涡中的上海作家协会(《尘封岁月》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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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从老舍之死谈起

张一哲

这篇文章原本是十七年前答复一旅居海外的网友的信,现将原信略作修订,发表于此。文中有些地方特别是第三部分前半部分采用了王友琴等海外研究者的观点和材料,因为原稿是通信,所以没有加注释,特此说明。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老舍。我读的他第一本小说是《骆驼祥子》,那是1960年,我刚读初一。事实上那也是我从头到尾读过的唯一一本老舍的小说。我喜欢他的文字,特别平民化口语化北京味足的语言。
老舍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我当时并不知道。文革中和文革后我没有再看老舍的书(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但根据老舍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是看过的),对他的印象没有太大变化。但90年代在我对1949年后当代历史的反思中,老舍的经历留给我的却是沉重的一页。

一、谁是老舍之死的直接责任者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他自杀的人,究竟是谁?这么简单的事情却至今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

笼统地说老舍是文革迫害致死、是“四人帮”迫害致死,是不够的。这样的说法过于抽象,它屏蔽了具体的、却很可能是非常关键的事实。
当年揪斗和拷打老舍从而直接导致老舍自杀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后来受到了惩罚吗?他们的良心受到过谴责吗?我只怕这是件极其容易弄明白的事情却至今没有结果。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不认为关于老舍之死的真相还缺一些最关键的东西吗?
我们知道,文革后从“揭批查”到清理“三种人”,有许多文革中打人的尤其是打人致死的,都受到了整肃,有的还被判刑。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就被枪毙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听说打老舍的什么人受到惩罚了呢?好像没有报道过。我想,如果有的话,媒体早就宣传了。
以下是我综合媒体报道有关老舍之死的主要线索:
1966年8月23日,包括文联主席老舍在内的北京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在成贤街孔庙被红卫兵挂牌批斗,并施以皮带抽、拳头揍、皮靴踢和吐口水唾沫。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被虐待三个小时后,老舍等人被接回市文联机关,继续接受数百名红卫兵的审讯。后来,老舍由于些微的反抗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到派出所,又被尾随而来的红卫兵继续殴打。凌晨,老舍被放回家。离开派出所前,他被通知,早上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第二天一早,他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然后就离开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他最后选择了死亡。8月24日早晨,红卫兵发现老舍没去北京市文联向他们报到,便拥到老舍住处揪人。老舍的儿子舒乙闻讯赶回家,见从胡同口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手提皮带的红卫兵。但是没人知道老舍在哪里。舒乙立即报告了国务院。数小时后,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给老舍夫人说,总理已派人四出寻找他。但是,没有人想到偏僻的太平湖去找人。(老舍儿子在文革后发表的文章说,这时立即知道他去了。其时,按时间算,老舍这时也许还活着。所以我体会他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上是立即担心他走了,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容易有的心理。)直到次日清晨一位演员到太平湖边锻炼身体,才发现水中有人。从挂在树上的老舍制服口袋里的工作证,人们才知道大名鼎鼎的作家老舍死了。
20年代初期,老舍曾在这一带工作过,据说办公地点离太平湖很近。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你现在读的《老张的哲学》)的背景。当时他不过二十六岁,就给小说的女主人公李静,一位可爱的文静姑娘,安排了自杀而死的结局。我80年代看电视剧《四世同堂》,很为剧中的主角祁天佑的投湖自尽所震撼,总觉得老舍那么早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打人的是些什么人?我所见到的报道文章,多数都是含糊其词地说是红卫兵,有些文章甚至直接说是造反派。
问题在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红卫兵:“造反”的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后者是以干部子弟特别是军干和高干子弟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是以“反四人帮”、“反文革”而荣耀留名的。但在1966年的红8月中,正是这些青年人把阶级斗争矛头对准了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是多数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我清楚地记得,正是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欢欣鼓舞地庆祝所谓文革“16条”发表,认为运动的矛头将集中对着当权派的时候,血统论红卫兵们立即以极大的敏感将斗争矛头转向了非当权派,兴起了以所谓破四旧和抄家打人为主要内容的第一轮文革暴力。
如果真如某些文章说的,老舍是被造反派打死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哪一个造反派组织,哪些具体的造反派成员呢?在文革后的公共话语中,造反派不就是打、砸、抢的代名词吗,直接点出打手来有什么困难吗?
点不出来,是因为事实正好相反。那时,北京中学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来的中学造反派骨干,此时还在受压,或者说,还在那些高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血统论老兵的威慑之下。
假如,点出这些打人的居然恰恰是日后的造反派对立面,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真相啊。
正因为打老舍的是这些红卫兵,所以今天的媒体总是语焉不详地不说具体人,只有我见到的少数海外文章才偶尔提到有北京女八中的红卫兵。网上有文章说,这些从部队大院出来的男女青年(当女人被这种暴力理论污染的时候也是极其可怕的),一边挥舞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普通商店是不卖的,当时是干部子女的特别标志之一),拷打顶着烈日跪在火堆前的“黑帮”,嘴里还不时说着他们特有的粗话(例如有的报道者提到的“这老东西(就是指老舍)的头破了,流血了,他妈的太嫩!”)。血腥的“红八月”是这些人(而不是别人!因为后来作为替罪羊的造反派组织这时还没有出世)在横扫一切。他们的直接支持力量和后台,并不能含混地归于现在海内外一致指认的“四人帮”——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形成。相反,在“红八月”里行凶作恶的那些红卫兵,是体制内最早反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常被笼统含混地称作“四人帮”)的一批青年。
正是在老舍挨打的第二天,也就是老舍投湖的同一天,这批老红卫兵以同样的铁血拳头将北京最初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运动镇压下去,这就是文革中清华大学的“8·24事件”。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今天官式文革叙事总是把1966年12月张春桥授意蒯大富游行打倒刘少奇当作一个“倒刘”阴谋的开端。他们完全屏蔽了清华“8·24事件”,也避而不谈文革初期(1966年8月之前),正是在各级党委或工作组领导的文革运动中,主要矛头不是指向所谓走资派而是指向所谓“黑帮”——绝大多数是著名知识分子,同时,把大批大、中学生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之类。据一些研究文章估计,其比例远远超过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1966年8月24日是清华文革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天。在清华某几个高干子弟的策划下(有材料说是在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示意下),北京12所中学的上千名血统论红卫兵冲进清华大学,以“破四旧”和“打黑帮”的旗号,刮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飓风。他们对已在劳动改造中的清华“黑五类分子”和“黑帮分子”(多为工作组揪出的党政干部和著名教授)进行毒打,场面极为恐怖。我后来听一位正好身在现场的人说过此事,他最深的印象是一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精神和恐怖气氛。
这一天,许多清华人认为,应列为校耻纪念日。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就是在这一天被这些血统论红卫兵推倒的。但是,文革后的媒体从来只是抽象地把它列为红卫兵的某种“破四旧”行为,却从来不点出干这件事情的其实是与造反派对立的红卫兵,更不会点出他们的高干子弟身份。解剖这一个典型,对全国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那些“破四旧”、“揪黑帮”,以及抄家、打人等种种暴行的真相和实质含意,也就可以看得非常明白了。
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刚开始外传,清华校园中出现了一批反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这确实是清华“8·24事件”的背景。但是,真相与官式文革叙事的抽象导向相反,这些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与这些大字报的矛头是相反的。他们不是来给大字报助威的,相反,他们是来撕大字报的,是来镇压对刘少奇造反的造反派的。
如果我们仔细揭开历史的伤疤,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惊奇而又尴尬的事实:1966年8月24日镇压批刘的造反派的,与导致老舍同一天死亡的,都是血统论的(中学)红卫兵。这是同一支力量、同一个指导思想、同一个目标,是对当时形势的同一个应对或者对策。简单说,那一刻,保刘少奇和打老舍的是同一个力量。这一点,如今多数人难以相信和接受。今天的官式文革叙事把刘少奇的下场与老舍的下场含混地同等对待,而且通过话语霸权让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尽管从广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同一股力量所为,但细分起来,却不是一回事。实际上这是文革中两个对立的派系力量。
现在人们一直在议论文革中死了多少人。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死人最多的两个时期,一个是1966年的“红八月”,一个是1968年到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和“一打三反”时期。前一个时期,文革造反派组织还没有出世,后一个时期,造反派组织已经被解散,除上海等少数地方之外,全国多数地方的造反派正重新沦为文革初期受压的地位,而成为清队和清查“5·16”运动的对象。今天的文革官式叙事,却总是含糊其辞地把死人的责任全部推到造反派身上(尽管他们也有责任)。这是一个经过剪裁事实而重新建构的“历史”。说老实话,我正是目睹这种对文革史的伪造歪曲,才开始怀疑我年轻时所学习的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史的真实性。
在1966年的“红八月”中,打死人的主要责任或直接责任者,主要就是血统论红卫兵。而在后一个时期,许多责任者也仍然是以血统论为基本共识和基本行为模式的力量。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这些人后来是以反“四人帮”的功臣被定位的,所以他们的行为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受到追究。这些人不仅打老舍和其他文化人,而且打死不少老师和学生。在1966年冬天,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资料。但如今,这些历史已经被尘封了。据说,文革后某高层领导人专门针对这些人有保护的批示。所以,这些幸运儿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其中有些人反而被当作“第三梯队”培养。今天他们中的不少佼佼者已经成了高官或大款。
海外的人固然无法知道具体真相,大陆的人,包括知情者,要么无权只能缄默,要么出于私欲歪曲历史;而那些死者的亲属,或者不动脑子跟着胡说,或者知道真相但不敢追究。
说出和强调一部分事实,刻意隐瞒另一部分事实,通过对史实加以精心剪裁,构造出一个远离历史真实的文革叙事和固化的文革迫害模式,然后通过话语霸权的垄断,使得后来人和大多数亲历者接受了这种文革历史叙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现实。这个叙事模式当然完全不能解释我上面说的真相。
我不想妖魔化当年的这些红卫兵。我承认他们年龄小,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有某些客观历史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后来的历史变化中也遭受过不公正待遇,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成了最早的觉醒者。尽管我也是文革血统论的受害者,我并不强求他们忏悔。但是,揭穿事实的真相,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认识真实的文革。否则,以假的事实冒充真相留给历史,甚或在这样的伪历史基础上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些受害者的灵魂能答应吗?

二、老舍对文革是抗争还是拥护

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老舍无疑是被迫害致死的,但老舍对文革是怎么看的?他对文革是抗争还是拥护?

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说老舍的死是对文革的抗争。
我想,老舍之死无疑是文革迫害导致的。但老舍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不是拥护而是抗争吗?
那时老舍生病住院刚出院,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即使不好简单说他是想积极参加文革,但也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反对文革吧?对此,最高(!)估计也就是他“害怕”,而且这种害怕的成分中,更多的是怕被归于“革命队伍”之外的“另类”,归于革命的对象。换句话说,他决没有把这个革命看成是“另类”,他绝没有认识到,作为这个革命的对象并没有什么不光荣的。
文革后,老舍被平反昭雪,而且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他的亲属和朋友,发表了不少回忆和纪念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不到他在被斗争之后到自杀之前这一段时间,他对所受虐待的任何正确评说,也看不到他对文革初期的针对知识分子和他本人的批判斗争的私下的正确评说。看来,比较可能的真实是:他没有说过适合于今天公布的话。因此,所谓抗争,是今天的人们善意的事后猜测。我们现在找不到老舍当时说出的一句具体的话,证明他当时抗争的对象是文革或毛。
巴金在一篇怀念老舍的文章中说,1966年7月开亚非作家会议时,他在人民大会堂见到老舍。老舍对他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巴金当时还万分高兴。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一文中说,老舍在23日被斗争毒打之后回到家中,和他太太说的是这样的话:“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可以认为,老舍的亲人和朋友的这些回忆是实话。
从当时老舍对最亲近的人所说的话来看,面对文革风暴的袭来甚至他所经受的暴力,老舍最关注和强调的就是“我没有问题”,他的全部支撑则是“党和毛主席”的理解和周恩来的了解。他的全部思虑是否就限于此,我没有根据。但非常明白的是,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毛和共产党的这一整套思想和行为。他仅仅在党文化、党文革的体系内思考为自己辩护。
有一个细节令人特别感慨: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诗词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老舍夫人说他临死前读了一天的毛主席诗词。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诗词。因此,在我看来,老舍只是在向人们表白: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加给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是不符合事实的。他的全部不满,不是对于这个革命本身,而是对于自己成为这个革命对象的冤屈感和愤懑。这类似于一个贞妇烈女对于诬陷她是妓女而产生的心情。这难道可以说是对文革的抗争吗?
我不认为其他知识分子(除极个别)有比老舍更高的觉悟。实际上,绝大多数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都是这种心态。在老舍自杀之前几个月,另一位著名的自杀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邓拓在他的遗书里,要求正在批判和斗争他的党组织再对他那些受到批判的文章的真实含义和性质“作一番考核”,他相信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他竭力否认自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有任何异心,他承认自己的认识有错误是因为不符合党与毛的认识,而否认自己的观点与毛和中央有真实的分歧。他在遗书的最后掏出心来喊:“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这才是1949年后一直到文革结束,被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奉为不可越界的思想。这才是悲剧的核心。
这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话:“逃避死亡并不难,而逃避堕落才是最难的。”

三、老舍这样的文革受难者对文革暴行有无责任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1949年后老舍和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对文革暴行没有任何责任吗?

老舍1950年从美国回来。他全身心地投入和融入“新社会”,而“新社会”也欢迎和重用了他。他获得了许多官方的头衔,诸如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常委,还被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奖状。
有人说,老舍1949年后一直是个“歌德派”。这既不算恭维他,也没有冤枉他。可以说,老舍基本上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或者“党叫写啥就写啥”。刚从美国归来不久,他创作的反映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就受到政府的奖励,他此后创作的多数作品,都是响应党的号召,或接受领导指示,配合政治运动和形势的,都是歌颂共产党治理下的“新社会”的作品。
一直到文革前,老舍总是与执政党保持一致,积极投入一场场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剧作家吴祖光被打成右派,也是剧作家但是带着“人民艺术家”桂冠的老舍,就公开发言批判吴祖光。在作家从维熙获罪的年代,老舍特意著文批判他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并把作品对农村官僚主义和阴暗面的揭露说成是“意在煽动农民造反”,用语与后来的文革语言相似。
实际上,1949年后,不仅老舍,郭沫若、巴金、曹禺等大师级人物也都经历了成功的“思想改造”,经过他们带头,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看重高行健。但毕竟,高离开了中国)。基本上可以说,1949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还在大陆写作的作家和别的什么家今天还站得住。他们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垮台了,革命意识形态污染和消解了他们作为一个作家或者真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有时甚至是毁掉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和常识。
老舍也许就是要用死来证明他的清白。然而我们很清楚,他的死不是对专制暴力的正面反抗,而是对于他所献身的力量不认同他的绝望。这就好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最后一点清白,投河作了节女或烈女。她对于那些置她于死地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是并不反对而是认同的。同样,老舍对于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领袖和执政党也是认同、拥戴的。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事实可以否认和质疑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老舍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来看他的心理变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发表在1951年10月的《人民文学》上。(下面引用的是文章的主要内容,括号内的文字是我的评论):

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老舍当时的真实心情,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这是理解1949年后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以如此憧憬和喜悦的心情迎接这个长期战乱终于结束、生活走向安定的新社会的。这似乎表明这个政权和新社会当时是确实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呼和拥护的。)
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的大会吧。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15年后,当同样的“人民的声音”和“人民的力量”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在老舍自己面前的时候,老舍有没有想过,当时被指为恶霸的人与指为“黑帮”的他一样,是没有人权、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的。)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确实是变了一个人。遗憾的是,老舍不知道这个变化不是正向的而是逆向的。这是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型一幕。)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天哪!老舍就是这样接受了那些群氓的所谓“劳动人民”观点,说出了“文雅值几个钱一斤”的话。但这种思想心理的变化我们是如此熟悉,因为我们年轻时也都经历了这种变化!)
这不仅是控诉了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样的课不停地上了十几年,怎么不会培养出斗争老舍的青年呢?)这告诉了曾经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老舍有没有想过,15年后的红卫兵就是这种心理)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报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15年后这些拳头和眼神终于落到了老舍自己身上),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什么力量那么强大,使得包括老舍在内的所有正直善良人都乖乖臣服?就是这个号称“人民大众”的东西啊!)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老舍有没有想过,1966年由于他是北京作协主席,他也确实被攻击为“文坛恶霸”。对于恶霸这样一个文学用语,老舍为什么不经思考就同意用在这种藐视法治的场合呢?)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站在我们面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当1966年的斗争会上有位著名作家揭露老舍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拿了美金”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冤枉而又不容易将彼时的事情在此时的反帝反修场合说清楚。如果他觉得此时因此而遭受红卫兵的皮带毒打是不可容忍的,他有没有想过当年在大会上被斗争的人中其实也有不少有和他一样的委屈和冤屈?)

老舍的文章今天读来特别令人感慨。正如王友琴等海外研究者指出的:不知道老舍是否想过,引导他投入太平湖的那一场文庙的斗争会,正是他15年前所参加、所描写并为之欢呼的那个斗争会的再现。两个斗争会模式一致,甚至连细节都相仿,都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都是群众大会,都是未经司法机关查实审判就已经先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时,喊口号煽动情绪,揭发控诉煽起仇恨,到高潮时,与会者高喊“打倒”并直接对被斗者施行暴力……不仅话语霸权,所有的行为都是单方面的,被斗者没有任何说明和辩护的权利,无法无天是一个公开的响亮的口号。
老舍是经历了那么多时代和事情的大作家,而且到过现代文明的国家生活和工作。如果说他都会在这样的革命运动中从“文文雅雅”变成高声喊打,那么,15年后那些在完全一律的阶级斗争舆论中长大的中学生红卫兵毒打他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当社会众口一词地告诉那些孩子:暴力对待那些党所认为的阶级敌人就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我们还能期望有另外的奇迹发生吗?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事情。我这一代人就是在革命教育革命崇拜中长大的。革命几乎就是是非的最高分界线。90年代之后我才慢慢反思了革命的负面影响。而这个反思的对象主要就是当局如今不承认是革命的文化大革命。革命以其裹挟的暴力和所谓群众力量,极容易造成法制和法治的中断,非理性的勃发与流行,虐待和迫害肆虐。在土改中发明或说是流行起来的这样一种斗争会,被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接受、歌颂、欢呼的这样一种斗争会,成了1949年后政治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批判胡风的时候,那些从前的大知识分子,那些今天还被中国人崇敬的大知识分子,就一个一个地像农民一样跳上台去表演,向昨天还是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的人喊打。老舍和胡风早年就曾共事,关系很好,但此时他连续写了《看穿了胡风的心》、《扫除人民胎气的垃圾》、《都来参加战斗吧》等“檄文”来声讨胡风。当老舍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斗争而感到委屈时,他是否想起并反思了当年他使用这些和文革语言同一逻辑同一腔调的炮火射向胡风呢?
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包括郭沫若、老舍、巴金和曹禺在内的知识分子,就更加踊跃地参加对执政党所否定的知识分子的斗争会,并且真的义愤填膺地喊打了。1957年之后,就更不用说了。
说到这里,难道还不要问一声:老舍对于置他于死地的那种斗争会及其相连的整个体制,一点责任也没有吗?如果包括老舍在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去接受、歌颂和参与这种斗争模式甚至反对、拒绝和抗议,在他自己被斗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围观喝彩的青年人吗?
文革后,有些老师总是奇怪,为什么他们辛苦教出的学生会在文革中那样批判和斗争他们。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一直教育学生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们的学生从来没有听过与此不同类的教导。而当党和毛主席说他们应该被斗争时,他们的学生斗他们不就是听了老师的一贯教导吗?我曾经听到一个教授关于学生异化的课堂讲述,也听到一个被批教授的反问。我问他,是你一贯教育学生听党的话和毛主席的话吗?他说是。我问,你曾经告诉他们,对于党和毛主席的话要独立思考、分辨是非,对的就听错的就不听吗?他说那没有。既然如此,那当1966年时党和毛主席说你是坏人时,你觉得他们那样对你有什么奇怪呢?他们不是听从你的教导吗?
有一个更加严肃和沉重的问题需要提出来。与1966年“革命”所斗的人相比,1949年的革命所斗争的那些人,真的就一定是坏人吗?也就是说,不仅在程序正义上要提出质疑,而且在实质正义上未必不要提出质疑。这两个革命虽然有很大区别,但我看来,后一个革命还是对前一个革命的继承和发展。今天我们再仔细审查文革暴行以及相关的所有负面因素时,我们可以仔细地分辨一下,究竟有哪些在前一个革命中没有发生过呢?反过来说,如果你想要以“客观”的名义来肯定前一个革命的某些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你就可以发现,这种因素在后一个革命也是同样具有的。
大批在文革的无法无天时期受难的领导人又重新返回领导岗位之后,是否因法治缺失自己受难而觉悟到法治的作用,不得而知。事实是他们后来有一些觉悟。至于是否觉悟到自己当年也曾无法无天或者藐视法治废除法统,则可能过高估计了他们。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文革的一个可能的收益,所谓坏事变成好事。

四、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

我想说的第四个问题是:怎样理解和评价包括老舍在内的1949年后的主流知识分子的表现?

这个问题太大,我这里只是简单地说说。
1949年后,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精神权威,顶着“人民”这个字眼并且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权威,压在知识分子头上。这点,海外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对于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除了顾准等少数人之外,也许多数人今天都得不到好的评价。问题在于,他们本身对自己的命运要负什么责任。
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师,凡是活到1949年后又留在大陆的,几乎很难找到在人格上无懈可击、让人佩服的人。然而,在我看来,他们虽然不高大,不值得我们奉为楷模,不能成为人们的导师,但是,与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相比,他们并不更低下。
无论是今天的官僚还是今天的某些主流知识分子,从人品道德上说,他们还不如那一代知识分子。过去的知识分子确实有糊涂和困惑的地方,而且还不能说就完全没有他们个人的原因,但他们多数并没有像今天的某些时髦知识分子那样,明知不对还照干。过去的许多人是有点勉强地改造自己向着一个公认的“正确”权威靠拢,他们虽然也说些违心的话,但还多数是在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今天的一些人则是在是非一清二楚的情况下向着权力和金钱靠拢,为了捞取私利而说些口是心非令人肉麻恶心的话甚至干一些令人不齿的勾当。如果说过去是糊涂与软弱,今天就是伪善和卑鄙。如果说老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种悲剧,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就是在演一幕丑剧。如果说,历史对于那一代人的丧失自我和软弱还会表示宽容,那对于这一代的小人则决不会宽容。今天被人们诟病的那些曾被推上政治舞台的知识分子,其实大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从面上说,如今知识分子中,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的人比文革前多了很多,但体制内知识分子中相当多的人,无论从才学上说,还是人品道德上讲,与老舍那一代相比,我感觉,甚至更不如。
我决不敢说,如果我是老舍的年龄,我在1949年后或文革中会比他表现得更好。但我至少要做到,我活在今天,就不能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现在有人总是逼着那些在文革中有过失的知识分子忏悔,也许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在我自己来说,更应该忏悔的是文革后。文革时我还太年轻,分不清是非,但我至少没有干明知错误的事情;而现在,对于明知错误的事情,我虽然不一定跟着干,但也并不敢公开反对。比较起来,不是现在更应该惭愧吗?

参考文献: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老舍
丁抒:老舍为何自沉太平湖
舒乙:再谈老舍之死
蒋泥:“小文革”与“大文革”——以晚年老舍为例
老舍夫人与儿子的回忆:文坛大师老舍之死:留在太平湖的记忆与反思,(www.whxf.net)
颜三话:老舍之死真相:舒乙母子的责任不容推卸
郭小聪:《老舍之死》:对历史的激情与沉思。原载《中华读书报》(《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郑实、傅光明编著,海天出版社出版
郑实:关于老舍之死的说法-浩然访谈录
余飘:老舍聆听毛泽东评说康熙

2002年11月24日
2019年2月17日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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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破产的毛式“战略部署”
——整理一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感想

何 蜀

杨世元老师生前给了我一个记录本,里面记录的是文革爆发前夕他代表重庆市文联对重庆几家国营大企业的工人业余作者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的记录。我觉得这些记录很有研究价值,择要摘录整理出来(见附录)供有兴趣研究者参考。

相关背景的回顾

在毛泽东一手操纵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十点意见是: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

这一“纪要”,就这样把中共自己组建起来的“革命文艺队伍”一棍子打下去,甚至连那些一向被用来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结出 “丰硕成果”的优秀代表(如周立波、赵树理等)也统统遭到批判,成了“黑帮”、“黑线”人物。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伴随着文革紧锣密鼓的酝酿与发动,就提出了“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问题。
实际上,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过程中,都在不断地“重新组织队伍”,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从苏区“肃反”到延安“整风”,无不如此,而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时期,更是通过一波又一波日益频繁日益严厉的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清洗,不断“重新组织队伍”。
这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全国正式大发动前夕的1966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的,而“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工作在这之前,即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964年6月相继发出“两个批示”之后就开始了。那“两个批示”对文化艺术部门作出了异常严厉的斥责,对曾经帮助他“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两杆子”之一的“笔杆子”表示了深重的失望与厌弃。全国文艺界不得不进行“整风”——有人称之为“文化小革命”。在毛泽东的前一个文艺批示发出后的1964年1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扬、康生等中央首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彭真就提到了“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的问题 。当然,这时的刘、邓、彭、周扬等人还不可能知道这场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他们都作为淘汰对象,“重新组织”的队伍中并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等于是“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
这个“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分了上、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是改组文艺界的上层领导机构。在文化部1964年整风中,几位抓具体工作的副部长齐燕铭、夏衍、陈荒煤、徐光霄、徐平羽等多次检查不能过关,此后齐、夏、陈被撤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老作家茅盾)被免职。周恩来在文化部1964年8月15日一份关于整风检查的内部《简报》上批示: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的领导机构的改组和加强,必须依靠从党和军队中选拔新生战斗力量,绝不能再从原有的上层文化人中找替代,否则,在文化部门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被正式免职之前,周恩来对他说:“文化部的工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搞好,这责任不在你,在我们给你配备的助手没有选好,一个热衷封建主义文化,一个又推崇资本主义文化。”又说:“新的文化部长很难找,目前尚无合适对象,只好暂时让陆定一兼任,另外打算从军队调几个人来……”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任命的文化部部长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任命的文化部副部长中,就有从解放军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调来(任命前已到任)的萧望东中将(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和颜金生少将(原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位军人,并以担任第一副部长的萧望东为书记建立起了文化部新党组。萧、颜两位将军在文革初期因雷厉风行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打倒,也失去了在“重新组织”的队伍中的位置——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万幸,否则文革之后他们将会遭到更为难堪的清算。
另一方面,就是从当时所谓“工农兵业余作者”中物色新人来“重新组织文艺队伍”。请看1965年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长期作为中共文艺政策权威发布者的《文艺报》——它先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刊物——专为这个“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部署而开设的专栏——
1月,《文艺报》发表专论《欢迎大批新战士登上文学舞台》;
3月,《文艺报》开设专栏《部队短篇创作笔谈》;
5月,《文艺报》开设专栏《〈萌芽〉编辑部怎样帮助业余作者》,专栏《新人新作短评》;
6月,《人民日报》7日发表《〈新人小说选〉的几个特色》;
7月,《文艺报》发表《解放军文艺》编辑部文章《我们是怎样组织业余骨干作者队伍的》,《光明日报》11日发表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文章《部队是怎样培养青年文学作者任斌武的》,《收获》第四期发表编辑部文章《欢迎工农兵文艺评论》;
8月,《文艺报》发表《一代新人在成长——〈新人新作选〉序言》、昆明部队政治部文化部文章《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文学新人》;
10月,《文艺报》开设专栏《培养青年业余作者笔谈》;
11月,《红旗》第十二期发表《工农兵业余作者队伍在成长》,同时《人民日报》、《文汇报》、《人民文学》、《文学评论》等报刊纷纷发表赞扬工农兵业余作者新作及业余作者的创作体会文章;
12月,《文艺报》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记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为落实这一“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战略部署”,196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地推出了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共同编选的、包括①小说、②小说、速写、③报告文学、散文、④戏剧、⑤曲艺、故事在内的一套五集《新人新作选》,在全书的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道:“随着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渐深入,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现象,这就是:大批的生活和战斗在各个战线上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带着他们的朝气蓬勃、散发着革命光彩的作品,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从而开始改变着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队伍的面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按照上边的统一部署,1965年10月,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奉命对几个国营大企业的职工业余作者情况作摸底调查。当时正值全国文联整风和大规模进行文艺批判之后,也正值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5年11月25日至12月14日)召开前夕。这次摸底调查之后,杨世元即作为重庆市文联派出的领队,带领重庆市挑选出的业余文学作者张嘉德(601厂即重庆棉纺织一厂业余剧作者)、兰艰(兰应彬,江陵机器厂业余作者)、徐国志(五一机床厂业余诗人)、高某(名失记,九龙坡区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代成名(万县电厂业余作者)和三峡航标站一个党支部书记等,前往北京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也是“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大会上,周扬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长篇讲话,胡克实代表共青团中央作了题为“拿起文艺武器,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的讲话。周扬在讲话开始时就特别说到:“跟过去历次的文艺会议不一样,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是我们文艺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你们既是生产的队伍,打仗的队伍,又是创作的队伍。这么一支队伍,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出现,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的大事。”
不过,在这个大会之前,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在上海发表,文革“导火线”已在暗中点燃……这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就轰然爆发了,整个文艺界的“旧队伍”,连同周扬这样长期代表中共掌控“文艺战线”的意识形态权威都遭到“横扫”,“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等领导机构全被“砸烂”。一时间,新出现的红卫兵、造反派高喊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占领了文艺舞台。不过也好景不长,随着1967年秋中央文革文艺组的解散——其主要成员几乎全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关进秦城监狱,1968年初中央首长“二二一”讲话又将曾准备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业余文艺座谈会斥为“黑会”,活跃一时的各地“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派受到沉重打击,其中一些活跃分子以后又在清查“五一六”中遭到重创……

对这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的分析

从重庆这个1965年底对几家国营大企业工人业余作者的摸底调查记录,可以看到这样两个问题:
一、业余作者的文学素质普遍较差。这些“工人业余作者”中,普遍文化底子薄,文学素养不高,没有几个人在当时的公开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在毛泽东时代,连民国时期确立了大师地位的一些著名文学家也再难写出或发表、出版称得上经典的新作,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审查与文化禁锢中,这些业余作者自然更不可能得到这方面的条件,即使想走高尔基从“社会大学”成才的道路也不再可能。从几个大企业出面做介绍的宣传、工会或车间干部提供的人员情况来看,介绍者或许并不清楚“工人业余作者”这个概念的含义,或者只是为了展示本企业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成绩,而把只写了一点广播通讯稿件、办了墙报或黑板报、为厂宣传队编写了一点文娱节目的人都算作了“业余作者”。靠这样一些人真能“占领文艺阵地”、“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吗?恐怕最后还得像江青抓样板戏那样不得不把汪曾祺这样的“老右派”重用起来。
二、业余作者的政治成份并不“理想”。“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目的当然是要使文艺队伍在政治上更加“纯洁”,首先要“政治过硬”。在这份调查记录中,望江、建设这样的国防企业还看不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作为当时的“保密工厂”,招收的青年工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而在非国防企业的“工人业余作者”中,则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政治成份不好,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之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大多失去了继续升学的希望,不是下乡当知青,就是“进入社会”找工作谋生。那时进厂的青年工人特别是初、高中学生中,有不少人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迫辍学的,其中一些人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学梦”、“艺术梦”,工厂里又需要开展一些业余文艺活动,因此他们便得以展露这方面的爱好、特长,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业余作者”。从附录的重庆钢铁公司业余作者调查记录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诸如“父亲是伪职员,后打成右派”、“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家庭是破产地主,父亲是袍哥大爷”、“父亲官僚,解放时评地主”之类。在这个调查记录中没有、但在当时重庆已经公开发表过诗歌作品而小有名气的“矿山诗人”柯愈勋,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未被推选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的父亲柯尧放是民国时期的诗人、书法家、收藏家,曾任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尽管在中共接管重庆前即参与了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等活动,并在中共执政后被作为“民主人士”安排为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市工商联秘书长,但仍被视为“异己”,文革前已病逝。
这样一些因“出身不好”而“先天不足”的“工人业余作者”,即使成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候选对象,也很难起到“占领阵地”的作用,并且很容易成为下一轮“重新组织队伍”时的牺牲品。
此外,在研读这份业余作者名单时,笔者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
因为毛泽东时代一直批判“走白专道路”,鼓吹“又红又专”、“突出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那时的业余文学作者特别是青年文学爱好者,普遍重视政治学习与政治“进步”的追求,甚至背诵毛主席语录与著作的积极性会超过背诵唐诗宋词,因为缺乏民国时期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影响,从小接受的就是毛时代的党化教育,“革命”成为最高的人生价值,残酷、血腥的“革命斗争”被理想化、诗意化、浪漫化,使他们渴望“投入火热的斗争”和“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所以极易受到“革命”的蛊惑,文学写作已经习惯于配合政治运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且政治运动一来往往都会投身其中,想要“深入生活,积累素材”,以便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常常是从文艺领域“开刀”,如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杂文开始,而在毛时代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后日益严厉的思想禁锢中,对文学的爱好又使这些业余作者的思想比一般工人更为活跃,言论往往更显得“异端”,所以,这些工人业余作者又很容易在工厂里成为政治运动最先关注的目标甚至成为批判对象,这又自然会使他们因受压而反抗,成为群众造反运动的“弄潮儿”。
在文革前重庆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有相当一批在文革造反运动中成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或骨干。比如,在出席过1965年底那次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江陵机器厂的兰艰在文革中先参加了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重庆团,曾打着大旗到重庆市文联“夺权”,后来担任了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勤务员;“工人诗人”徐国志先参加了保守派,后成为八一五派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领导成员;万县电厂的代成名,则因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俘虏后以“老保头头”罪名枪杀。另一些文革前即得到重庆市文联重视、培养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江陵机器厂的苏静康成了反到底派江北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并以反到底派代表身份成为江北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由重庆市文联编辑熊小凡重点辅导的天原化工厂业余文学小组中,李方成(厂教育办公室干部)担任了工人造反军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同厂的业余文学小组成员吕朝琛(工人)则是工人造反军司令部负责宣传的“笔杆子”,他们后来与几个八一五派成员一起创办了反对两派武斗、宣扬走“第三条道路”的《战恶风》报;文革前即正式发表过文学作品的水运公司业余作者杨健,以及华华棉布商店业余作者江国源、南岸砖瓦厂业余作者罗洪昌、建设机床厂业余川剧队队长段绪国等,都先后担任过八一五派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的勤务员 。文革前已小有名气的南桐矿务局供销处“矿山诗人”柯愈勋,文革初期也曾一度担任过矿务局供销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头。在附录的这个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名单中出现的望江机器厂徐开华,文革中曾是反到底派著名的“金猴”的成员,并在1968年流亡泸州等地时组建了一支“红旗303部队”……
笔者在整理这份“工人业余作者”调查记录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即在两个大企业提供的业余作者名单中“榜上有名”的,居然有两人后来在文革中成为重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而且分别代表两大派被推选担任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重庆两派被推选担任省革委常委的共有四人,两个大学生:八一五派的重庆大学周家瑜,反到底派的重庆交通学院王兴国;两个工人:八一五派的重钢青年工人陈万明和反到底派的望江机器厂青年工人邓长春。
陈万明,1941年生。父亲是重钢前身的国民政府钢铁厂20吨炉子工人——在那个调查记录中厂里介绍他的情况时说他是“小商成份”,陈万明说不对。1958年陈万明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1960年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铸铁车间当起重工,文革爆发时为共青团员,车间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会宣传委员。他是个有“文学梦”的青年工人,经常为厂报写通讯和编写文艺节目,那个摸底调查记录中对他的评价是“喜欢写节目,表现较好。个人主义重,自己的节目必须叫人演,他不愿意改”,被领导认为“骄傲”,加入中共的申请长期不予置理,因而他深感压抑。文革开始后这种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使他得到了宣泄、爆发的机会,1966年8月底他发起成立了车间的战斗队,9月初发起成立了重庆九八战斗团,任一号勤务员。1967年9月任八一五派革联会常委班长。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常委,后又任重庆市大渡口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1976年由支部大会通过批准加入中共,但在上级党委尚未批准时文革结束,他受到清查,中共党籍不予承认,并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给予“留厂察看一年”处分。后提前退休。曾在私营企业工作。在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多次对笔者说过他参加文革造反运动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为了搞文学创作。
邓长春,1945年生,四川宜宾人。文革爆发时为国营重庆望江机器厂工人(车工),共青团员,学雷锋积极分子。据那个调查记录的记载,他在厂里只是“编方言,演曲艺”,应算业余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而非“业余文学作者”。调查记录中对他的评价是“生产比较好,有点骄傲”——被领导认为“骄傲”,这大概是造反派的一个共同特点。他因积极“争取进步”,本来想参加官办的工人纠察队,但大概就因为领导上认为他“骄傲”而被拒之门外,此后他就参加了造反派而且在造反派中后来居上一鸣惊人。1967年夏他任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工总司勤务组常委。在1967年重庆大武斗中,他有几个震惊世人的举动:7月25日军工井冈山总部讨论停止武斗上交凶器的常委会上得知反到底派占据的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后,他断然提出动用国防工厂成品枪支“发枪自卫”;8月8日他率改装舰艇三艘组成军工井冈山舰队溯江而上运送食物及武器到建设机床厂,沿途与拦截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战,打死24人, 打伤上百人,打沉“长江207”拖轮等船只3艘,打坏12艘,长江航运为之中断,史称“八八海战”;8月15日他率武斗人员上南岸黄山建立“反到底黄山警备区”;20日他在停泊于九龙坡港口的武斗舰艇“反到底一号”上为在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武斗中身亡的“舰队”副司令李鲁沂举行追悼会时,下令枪毙八一五派俘虏2人并抛尸江中为李“祭灵”;8月25日在“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批准枪毙八一五派俘虏1人……1968年5月31日四川省革委会成立任常委。但不久即在中央召开的重点国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八一五会议”上按中央、中央文革指示被正式逮捕。11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决把混进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点名称之为“混进群众组织、作恶多端的坏头头”,并发表望江机器厂卫东兵《邓长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凶恶敌人》、驻军某部忠东《穷追猛打落水狗,彻底揭露邓长春》、望江机器厂石益联《邓长春是毁我长城的急先锋》、望江机器厂林达青《揭穿邓长春“百连大战”的罪恶阴谋》等文。从此遭到关押审讯批斗。直到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期间因表现好减刑两年,于1987年刑满出狱后在私营企业工作。2003年春节在职工团拜会上讲话时因心脑血管病突发而猝死。据说他在服刑期间写有回忆录,但被监狱管理当局没收,无人得见其内容。
这可以说是重庆工人业余作者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业余文学作者,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按照“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部署,他们是有可能被当作培养对象的。
与他们情况类似、真正在文革前就发表过文学作品的工人业余作者中,有江西南昌洪都机器厂(江西最大的军用航空工业企业,代号320厂)工人万里浪,文革前已是省内较有名气的工人诗人,文革中是江西一大派群众组织“大联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曾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程世清主政江西时挨整,被关押六年,直到林彪事件发生、程世清下台后才出狱平反,恢复省革委副主任职务。文革结束后1983年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文革中在全国更有名气的一位工人业余作者,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朱鸿霞,文革前他就在公开报刊上发表过诗歌、歌词作品和批判“文艺黑线毒草”的文章,文革中成为著名的武汉“钢工总”主要负责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文革取得“全国胜利”、毛泽东对造反派“卸磨杀驴”时即开始遭到反复打击,多次被强迫劳动、办“学习班”、接受批判做检查,文革结束后又被作为“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头目”判处有期徒刑15年,出狱后1997年因脑溢血病逝。
如果能有人把当年那个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找到,对那些代表后来的情况加以追踪调查研究,或者对文革前各地的工人业余作者在文革中的情况进行一下调查研究,一定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其实,“组织文艺队伍”本身就是完全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时代“党文化”的荒谬“部署”。“《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文学的要义是自由发声,从屈原的《天问》、《离骚》到鲁迅的《呐喊》、《彷徨》,没有哪一部文学经典是因作者被当权者“组织”进了什么“队伍”而创作成功的,民国时期那些文学大师,没有谁是因“组织”而成为大师的——恰恰相反,当他们到了毛泽东时代被“组织”进了“队伍”后,却反而再难写出什么好作品了。放眼群星璀璨的世界文学史,哪一颗星是因为得到“组织”而光耀千秋的?
仅从这一点上看,毛泽东的所谓“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必然只会得到破产的结果。

附录

文革前夕重庆部分大企业
业余作者情况调查记录

杨世元提供 何蜀摘录

摘录者按:这个记录是写在一本由重庆金心印刷厂出品的24k16页(16张纸页即32页)“练习簿”软面抄上的,许多字潦草难认。这里只摘录了一些要点。据杨世元回忆,当时他是这次调查的主持者,记录应该是由随他一起去的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工作人员徐靖(诗人雁翼之妻)或同去的某业余作者写了交给他的。当时他们还去过其他几家国营大企业(如江陵机器厂、嘉陵机器厂、长安机器厂等),这本笔记上没有看到记录,应还有另外的记录本,但没有找到。
记录中凡难以辨认的字均以■代替。记录中介绍的情况,因是即兴式的讲述,讲述者又不一定是被介绍者的直接领导或人事干部,所以讲述的某些情况不一定准确。比如重钢公司对陈万明家庭情况的介绍,据笔者向陈万明求证,就基本不实。

望江机器厂

说明: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代号497厂,重庆16信箱,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郭家沱。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五十兵工厂。

政治部宣传部介绍
王相国(工会宣教委员)介绍情况
厂里有个创作组,十多个人,63年成立的
徐开华
故事员150多人,张朝富,傅子云,创作故事,徐开华(歌剧),何光照,剧本,张成烈,任俊,黄松涛,龙怀君(歌曲)
任俊是党员。
邓长春写评书。

陈朝富,拉床工,磨工,文书员,现在搞铣工,28岁,家庭雇工,有爱人,两个小孩。
42车间,300多人。车间有文工队,“新风”创作组,七个人,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青年工人。
创作组成员——
组长:陈朝富
副组长:肖协庭,写车间通讯,小小说,党员,初中
许瑞章:写快板,党员,生产工人,高小,27岁。
马德芳,爱写诗,1965年从技校来的
黄新培,写快板,团员
江戴臣
黄续宗

周千若,25车间,向外投稿。
邓仲伯,代理俱乐部主任。
工会副主席刘自全,老工人,抓这方面工作。
王相国,工会宣教委员
段琼芳,文艺干事。

徐开华,35车间有个创作组,1965年1月份成立的。
史有铭:铣工,27岁,音专毕业,写歌词
李普光:磨工,中专毕业,25岁,写诗歌,唱词,快板,团员
老唐:磨工
徐开华:28岁,钳工
文利萍:21岁,钳工
《你看师傅老不老》演唱。
徐开华的父亲是拉船的,船工,爱人工人,孩子两个。

黄松涛是在子弟校,原在劳资科
廖德安,子弟中学
每个车间都有创作组,3至10个人。
黄松涛,1963年以前在江陵厂,53年从部队转下来的,63年调来后,参加写小戏。64年6月开始写《和平的时候》,这个剧本是廖部长亲自参加的。10月间到重庆去汇演,任书记看了,提了些意见,有阶级调和问题。
张存烈,57年从太原技校毕业来的,冶炼科,30岁,搞产品设计

1965.10.18

任俊,写了很多散文,发表了一些。党员,家庭出身贫农,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干事,曾任团支书,原是车工,57年提为干部。
爱人欧续秀。党员,电工
张成烈,家庭出身贫农,团员,冶炼科技术员,28岁,编演写画都搞,山西人。
张朝富,28岁,退团,42车间,家庭贫农,滚齿工,23车间(大车间)秘书,初中毕业,现是铣工。写快板、打油诗。
胡子云,高小没有毕业,41车间,讲故事,工人语言比较丰富,上台演说快板,编点新人新事来得快。
徐开华是文艺上的骨干,吹拉弹唱打扬琴。
龙怀君,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59年入党,工具科(25车间)工人,写歌曲歌词,初中。30岁。
贺光照,机动科干部,38岁。
邓长春,20岁,家庭出身工人,41车间车工,团员,编方言,演曲艺。中专生。年初进厂,生产比较好,有点骄傲。
刘应根,24岁,家庭出身地主,团支委,生产组长,28车间车工,写曲艺。1957年进厂。
邵大友,团员,团支书,25岁,28车间,家庭工人,铣工。初中毕业生,58年进厂,1964年脱产。
丁娥华,女,21岁,团员,36车间,样板钳工,1960年进厂,初中。家庭工人。写相声。
马德芳,20岁,42车间,车工,写通讯报道诗歌,市一高中毕业,63年进中梁山电机厂,当年6月份来本厂工作。写方言,昨天的事今天就及时反映出来。

《我和老师》,徐开华的小说。

民生造船厂

说明:民生造船厂,原属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创建的民生公司下属船舶修造厂,中共执政后改为国营,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中改名为东风造船厂。

1965.10.19

2400多人
陈学普介绍
业余作者情况:
唐有武,解放前做过记者,在民生厂做茶房,九车间的。51年进厂学钳工,1956年提为干部,是计划员。写点小说,诗歌,46岁,编了个厂史剧。
周明高,34岁,原是做茶房(民生公司),54年进厂学铣工,后又在团委做干事,又在宣传部编厂报。1957年又下车间,后又调子弟校教书。后又调回车间。写作通讯,好人好事。爱人是地主子女,岳父岳母都在农村。家庭中农,因人多破产了,来到重庆,流浪两年,考进民生公司(1945年),当了一个半月的挖土工,民生公司当内收发。15岁进厂。1959年入作协。岳父是反霸时镇压的,岳母是气死的。
肖昌华,五好办公室,通讯组长,党员,37岁。中农出身。55年进厂,做团支部书记,59年做干部。
陈崇尧,53年从部队转来,人事科,56年调宣传部,61年调计划科,800吨油轮指挥部。35岁。家庭出身不好,哥哥是镇压的。写通讯报道。每月能写一篇通讯。最近有个想法,想写造800吨油轮,自力更生。
潘成勋,55年进厂,党支部委员,厂部秘书,写过川剧。“张崇超忘本回头”。编些荷叶、快板,最近两年没有写了。36岁。
李德明,七车间车工,37岁,原是茶房。1955进厂,6级车工。出身贫农,爱写,初中程度。工会车间宣传委员。
姚先(光?)堂,42岁,五车间电工,宣传全靠他,先进生产者,扫盲的。
谢天琳(玫?),女,三车间放样工,24岁,1962年来的。团员,中专程度。家庭出身工人,父亲是中药铺配药剂师,姐姐在十八中做教员,哥哥在长安做电工。妹妹也是工人,一个妹妹到农村走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写散文。
吕天富,三科,战备办公室,6级铆工,做过党委秘书。35岁,1955年进厂。61年提干部。写过电影剧本。
王维震,写诗。
荣建良,刨工,31岁。破产地主。党员。
刘■驰,37岁。三反犯了错误。
许保山,党支委,专写好人好事。33岁,工人,钳工。可以写点打油诗。山东人,民兵副连长。
周道生,海军转业,27岁,党员,团支书。
杨槐德,26岁,海军,党员。
向明富,故事员,曲,五级车工,生产组长,比较忙。
王荣,女大学生,钳工,爱唱歌。

重钢作者情况

说明:重庆钢铁公司,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

1965.10.24

彭明羹,俱乐部专职干部,28岁,成都人,出身职员,学生,团员。
王先俊,写新闻消息,宣传部钢铁报记者,团员。
赵锡文,机动部工人,写曲艺。
徐尚衡,机动部工会宣传委员。
林明全,机动部去(砌?)炉队副队长,党员。
周继文,机动部车工,金属加工车间,党员,写散文。
刘忠德,机动部工会干部,原是工人,写散文。
孔■文,40岁,大轧车间,写曲艺。
鄢光忠,供应处,工人(抬工),写散文,19岁。
杨长贵,机动部水电车间,19岁,写电影,很差。
杨贵明,金工或机动部检修车间。
赵■声,宣传部,党员,宣传组干事。
游子柏,供应处,19岁,写诗的。
龚荣光,大平炉技术员,爱好。
吴良福,大平炉安全员,炉后安全员。爱写,文化低点。党员。
江文杰,18冶,党员。写散文。
彭忠田,大轧,写长篇小说。
张志■,小轧工人,写曲艺。
兰荣贵,锭坯车间支部书记,机械化车间。武汉大学来的。可以写作品。
杨承朴,半工半读校。
赵——,半工半读校,写相声。

供应处作者情况汇报:
鄢光忠,父亲任区分委员。现实表现没啥。1961年进重钢,工作表现不错。21岁。初中毕业,写小说。
游子柏,父亲是伪职员,后打成右派,现脱帽了。母亲也是伪职员,当律师。1961年来的,高中毕业分来的。做木材加工厂修理锯片子,23岁。车间的宣传工作不爱参加。
许元明,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改嫁于老工人,1961年来的,在学校入团。改选团支部书记。写点快板、诗歌。
邵正中,父亲也是历史反革命,劳改后,1959年释放,后死亡。母亲改嫁。准备考虑他入团,24岁左右,高中毕业。1961年来的,会写会画,写曲艺。
李文辉,计量科工人,父亲是个右派,在綦江汽车修配厂,母亲在西昌,可能是历史反革命。本人表现不错,是团员,团支部书记。写点剧本、歌词。

机动部金属加工车间:
韩宗瑞,23岁,1961年一级师傅,团员,家庭出身工人,社教积极分子,初中程度,钳工,写曲艺。基干民兵。
谢化志,30岁左右,车工,写曲艺。社教积极分子。58年写曲艺,有点骄傲。1954年五一技工学校毕业。
夏仲云,女,现任工具工,原是刨车工,1961年进厂,团员,家庭出身工人,初中程度。写诗歌,自己也爱演出。很听话。
周继文,家庭地主。父母都死了。1952年底进厂,对自己的家庭认识比较好。高中读了两期。爱人在空压做检验工。
傅相中,家庭是破产地主,父亲是袍哥大爷,劳改过。他本人是工人,不给车间搞宣传,厂报他都不写。
刘志■,万县人。1947年(16岁)前在家务农,学弹棉花。1951年来到重钢,52年12月入党,扫盲学的文化。1958年当干部,车间团支书。1960年到组织部,1962年回到车间当工人。1963年当干部。
徐尚衡,家庭成份未定。涪陵人。初小毕业就帮父亲做生意,到1949年分家。52年他本人做布生意,只能维持生活。53年他就在涪陵当工人。涪陵钢铁公司把他调上供应处,在工会当干事。1960年调动力厂,在小平炉搞工会的。创作能力还是有的。
赵锡文,家庭出身工人。1957年团支部组织委员。不愿意当干部,愿意当工人。同意他下去当工人。爱写点曲艺。现是工会副主席。交给他一批人去搞防空洞。初中毕业。
林明■,老工人的儿子,冶金炉车间的支部书记。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
章英■,工模具车间工人,大学肄业,58年进厂。27岁,团员。创作节目快板、对口词。
陈万明,工模具车间,小商成份。27岁,初中生,1958年进厂。团员。喜欢写节目,表现较好。个人主义重,自己的节目必须叫人演,他不愿意改。
刘光■,冶金炉车间技术员。写小故事,27岁。
■代荣,动力车间钳工,30多岁。川剧是他的爱好。

大平炉总支介绍:
龚荣光,1957重大毕业。母亲教书,江津中学校长。父亲官僚,解放时评地主,死了。哥哥在公安局工作,弟弟解放后入团。本人表现比较好,写点相声、歌剧。
吴良福,工人,党员(爱人在厂),4级底板工,文化小学毕业,34岁,湖北人。1957年入党。文字基础较差,不愿当干部。顺口溜编了一些。
王安富,4号炉三班,家庭是小商,写点报道。
熊心■,27岁,60年大学毕业。团员。能写。
兰荣贵,书记,锭坯车间,1951年来的,34岁,1951年搞宣传,1952年搞工会工作,1958年做支部书记。初中,业余高中一年级。1952年入党。歌颂红军长征,歌颂毛主席、第三个五年计划,歌曲歌词都创作。
刘成正,贫农出身,1958年进厂,宣传员。“标兵越唱越多”,初中。
刘少起,贫农出身,高小程度,32岁,挂钩工,1957年进厂。写方言。
胡明臣,26岁,团员,父亲军官。初中程度,说故事、相声。

大轧车间总支介绍:
李泽全,30岁,唱得比较好,解放前就是唱金钱板的。爱人是工人。
龙大才,钢板车间轧钢工人,写点新人新事,34岁。家庭中农,本人历史不清楚,在美国机构干过,问题不大。
黄明富,40多岁。轧钢工人。
余邦荣,团员,26岁,维修车间电工,爱写新人新事,高小程度。1958年进厂。
周永平,唱金钱板。

建设机床厂

说明:国营建设机床厂,代号296厂,重庆1信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一分厂。

陈学文介绍
1965年6月来俱乐部的,准备以革命化为中心的文艺汇演。每个季度搞一次。
上个季度,32个单位,共有60多节目,创作55个,改编的5个。参加的单位50多个。
创作情况,15个创作,干部5人,工人10,其中团员2个,党员6个,群众7个。
石维■,调俱乐部来了,原是车间主任。党员。
王治平,车工,党员,27岁,写散文。四清的积极分子,1956年入厂的。
王集散,检验工,党的积极分子,30岁。1953年进厂。30岁。创作水平不高,但肯写。
袁伯伦,维护工,《传经会上》曲艺,创作有点水平。不到30岁,北碚人。1952年学工。
黄洪纪,团员,24岁。党的积极分子。《节约能手》、《学毛选》等曲艺节目。家庭贫农。车工。能写歌词歌曲。
段绪国,党员,没有30岁,家庭出身工人,工具收发。送货上门。说唱节目。川剧队队长。4级工。父亲在电技校。前段时间不安心工作,认为学不到技术。
叶祖玉,女,大学毕业生,技术员,团员,1960年24岁。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唱歌《我们有个好干部》。没有作品。
王■鑫。家情不知。中专程度。有创作能力,没有作品。
马庭宣,技术员,北京工学院来的,工具科。1956年来的。能写能唱。相声。家情不知。
孙乃峰,车工,26岁。工会宣教委员,1956年进厂,上海人。
刘■仁,原是干部,现是工人,原是话剧。现能写话剧。
尹元章,车工,有点创作能力。(写过)《车间红兵》、《一定要学习他》。
刘贵全,车间定额员,党员。没有(给宣传队写)作品。写文学方面作品。20几岁。
陈洪■,党员,工具采购员。1956年入党。30多岁。原川剧队队员,导演《节日前夕》川剧没有搞出来。人防办公室。
张天荣,钳工,装配,党员。写散文,工会宣传委员。32岁。
石维级,修改《这不是闲事》,集中反映技术革新。

空压厂的情况

说明: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代号256厂,重庆2602信箱。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

1965.10.29
杨云辉,俱乐部主任

段■地。1957年从俄专出来的,宣传部干部,党员。写《出发之前》、《干部劳动好制度》。35岁。写歌词,写话剧。
刘顺祥,写厂史剧,解放前是职员,解放后也是职工,没有生产技术。
肖红林,老工人,45岁,写曲艺、诗歌,《红岩》、《四川工人》发表过作品。检查科质量检查负责。创作组成员。
刘世云,采购员,写曲艺,说金钱板、方言。团员,26岁,1956年进厂。南川人,初小程度。农村来的。
龚■昭,机动科材料员,29岁,写诗。1956年进厂,团员。
章■茹,机修车间,读业余大学毕业。30岁,1954年进厂。在《重庆日报》发表过小说,现在没有写了,没有园地。
傅■如,1958年进厂,钳工,写曲艺、剧、方言等。24岁。
赵建民,写唱词、歌曲,质量不高。一晚上可以写好多。6级钳工。33岁,1951年进厂。
李玉,中专毕业,5车间干部,思想上有问题,写了一篇小说,受了文学组的批评。最近没有看他写了。
李国新,写剧本,有水平。父母亲都是演员,以前是铣工。现教初中语文,爱写,27岁。1956年来厂,初中毕业。《人民文学》发过一首诗。
李启良,写剧,33岁。以前是钳工,1958年当干部,计划员。1954年就写,《西南工人报》、重庆电台,经常登。
张■,工艺科,团员,技术员。中专毕业,写了篇小说,质量。30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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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3, 2019 9: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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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文革漩涡中的上海作家协会
(《尘封岁月》选读)

施燕平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尘封岁月》(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版)第二部分“上海文坛的风风雨雨”,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为帮助读者理解,本刊对个别内容略加了注释。作者施燕平,1926年生,江苏启东人,五十年代初由部队转业到地方,1957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工作,文革爆发时是作协上海分会党支部委员、《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文革中曾任《朝霞》编辑部主任,复刊《人民文学》时任常务副主编。本书是作者参照自己的日记回忆写成,史料价值颇高。


十二、“文革”初期,以群愤而辞世

在越来越激烈的斗争漩涡中,一贯平静的作家协会,也开始轰动起来。
通常,作协机关的政治运动,都是由作协党组领导,但在此时,作协的党组成员为了表明不是“做官当老爷”,都去参加“四清”或深入生活“接近工农兵”去了。运动初期,市委宣传部指定正在深入生活的党组成员芦芒,回机关来同作协的党支部领导,一起组织开展运动。为什么选择芦芒当领导呢?事后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解释说,党组成员中芦芒是作家协会的书记处书记,行政上又是作协的副秘书长,他的作品大都是积极配合政治形势的,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比较适宜担当这个角色。
1966年5月6日,市委宣传部负责联系作协的文艺处长来作协,向芦芒和作协党支部书记胡德华和支部组织委员、组联室主任唐铁海,再加上我这个支部的宣教委员、《萌芽》负责人,传达了宣传部对作协开展运动的意见:
一是要成立战斗小组(以后也称领导小组),由芦芒负责与支部共同研究,拟出小组成员的名单报请宣传部审批。待正式批准后直接对部负责,开展作协的运动;
二是要组织机关同志学习《解放军报》4月18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5月4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机关革命群众对当前形势的认识;
三是准备战斗,对学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要展开批判。文学界的重点批判是罗稷南 和王西彦 。原本还考虑魏金枝,但魏过去已承认过错误,所以不作为重点。待战斗小组名单批准后,马上要把罗稷南和王西彦的主要问题、论点整理出来,然后发动群众批判。
文艺处长走后,奉命上任的芦芒即与我们几人商量。按部里的指示,战斗小组应由五人组成。他提议我们四人都应该成为战斗小组的成员外,尚需物色一名青年党员参加。经我提议拟由《萌芽》的青年编辑邢庆祥参加,该同志无论是在《萌芽》工作,还是下乡参加“四清”,表现都很好。于是一致同意,把名单报到宣传部后很快得到批准。为了便于研究和讨论问题,把二楼空关的主席办公室(201室)作为办公地点。于是我从三楼的305室(原《萌芽》领导办公室),搬到了二楼。
5月18日,我们五人就一起到市委宣传部,参加了各单位战斗小组的成员大会,听取市委候补书记 作的战斗动员。其中讲到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前后写了半年,市委讨论过多次。也就在这个会上,姚文元介绍了他写《评“三家村”》一文的经过,扬言“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打一步巩固一步,力求全歼”。之后不久,各单位的战斗序幕揭开了。特别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于是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掀起了新的高潮,上海作协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6月3日,首先以机关民兵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声讨“三家村”的大会。会后,大家就分组声讨“三家村”的罪行,并写出了最早的一批大字报,贴满了作协的大厅。
应该说,上海作协的初期运动,完全是按照市委宣传部的部署展开的。最初的矛头是指向几个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开始的主要火力集中在罗稷南身上,但到了6月6日,文艺处长前来传达部长的讲话精神,说对罗稷南的批判,不要再搞下去了,可以摆一摆,马上要把矛头转向王西彦。并要求尽快抓好骨干队伍,今后还有艰巨的战斗任务:要对叶以群、罗荪、师陀、魏金枝等人进行批判。要迅速培养骨干队伍,作好批判准备,特别是对叶以群,市委领导已经提到日程上了。
6月10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在文化广场作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 。上海作家协会所有的左派和骨干分子都去参加了这个大会。曹荻秋代表上海市委,号召大家要积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点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名字。其中除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外,还点了音乐学院的贺绿汀、京剧院的周信芳、古籍出版社的李俊民等人,还有一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如瞿白音、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和作协的王西彦,号召要发动广大工农兵同他们进行斗争。
王西彦的大名,竟然被市长在全市的动员会上点到,这事非同小可。于是第二天,即在6月11日,全机关就召开了对王西彦的批判大会。紧接着,针对王西彦的大字报就出笼了。其中的罪行之一,就是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篇写游杭州西湖的散文《湖上》,批判他在文中借老艄公之口,骂康熙、骂乾隆,“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借此恶毒攻击毛主席。党组的吴强、哈华等人也都作为革命左派参加了批判。几天以后,正如文艺处长所说,矛头就开始转向叶以群、孔罗荪方面了。
6月13日,芦芒向五人小组传达说,市委已经决定要正在搞“四清”的叶以群和孔罗荪回机关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对以群的批判定了调子:首先集中揭露他在政治上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鼓吹30年代文艺,在国防文学上,宣传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其次是窃取刊物领导权后发毒草作品,并腐蚀青年搞和平演变等几个方面。要大揭大批,批深揭透,至于有关他政治历史问题,党内可以揭发批判,但不上大字报,并简单介绍了以群的历史。上海解放以后,又同潘汉年、夏衍等人混在一起,所以调到作协后,张春桥就明确指示:分配他做一定的工作,看看稿子,不让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结果被周扬看中,成了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
说心里话,听了这些介绍我很纳闷。这些指责,特别是有关政历和与潘汉年的关系,过去从未听到过。这同我心目中的以群,完全合不到一块。既然他是叛徒、是反党分子,为什么在解放前,始终同我党内的高级领导,如周恩来、夏衍等人保持紧密的联系;解放后这么多年来又始终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地工作呢?但这是部里掌握的材料,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信也得信。最使我为难的是芦芒知道我曾经在以群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对叶的情况比较熟悉,按当时的说法叫“知情人”。为此指定我分工负责整理叶的材料和批判的组织安排。身在其位,我不干也得干,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任了。
接下来就可想而知,那些闻风而起的“革命左派”(当时还不称造反派),马上以大字报为武器,掀起了批判以群和罗荪的高潮。仅一夜工夫,作协大厅的板壁上,已贴满了大字报。大厅内还拉起一根根粗铅丝,把大字报挂在铅丝上。看大字报的人,仿佛穿梭在纸糊的狭小弄堂内。批判以群的大字报,逐步升级,开始时有的大字报上还称“同志”,之后,“同志”两字不见了,有的把“叶以群”三字倒写,有的用红笔打上叉叉,随后还在名字前面加上“大叛徒”、“反党分子”等大帽子。
这期间,我受命要按芦芒提出的几点精神,汇编一份以群的资料,供大家批判用。于是我把以群解放前后所写的文章,包括已出版的著作,凡能找到的统统收集在一起,花了好几个日夜查阅,但始终找不到一点反党的影子。相反对其中的某些文章我觉得写得很好,如他一贯重视报告文学,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他就满腔激情写了多篇文章,鼓励作家“敏捷地反映出现实的变动”,这有什么错误可以挑剔的呢!我曾暗自责备自己受修正主义毒害太深,面对毒草竟然发现不了毒素。为了完成任务,我只得东摘一段,西凑几句,并扣上一些当时盛行的大帽子:“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贩卖修正主义货色”等等,总算完成了差使。然后以领导小组的名义,召开工农兵作者和本机关的革命群众会议,散发这些汇编资料,组织大家批判。可是这样的资料太一般化了,很少有人把它当作重要的批判根据,也有些人借此作文章,那不过是学术性的论文罢了。
紧接着就是召开批判会了。6月15日,以群、罗荪尚未从“四清”工作的地方回来,就开了党员大会缺席批判。在这个会上,一般的同志只是就事论事地扣上一些修正主义的帽子,如刊物编辑部批判他放任毒草横行,研究所的同志指责他把小青年往文艺黑线的路上引领等等。有一位曾经在市委宣传部门工作过的同志,以知情人的口吻,不仅揭发了以群和夏衍、邵荃麟、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人关系密切,而且同反革命分子潘汉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以群结婚时,潘汉年是他的主婚人等。这些都是事实,在今天看来,根本不成其为政治问题,可在那个打倒一切的疯狂年代,却都成了重大罪状。
6月20日前,以群和罗荪已先后从“四清”工作地回到机关。显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面对着如此大量、如此用辞激烈的大字报,还是出乎意料的。
  7月1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红旗》杂志批周扬的文章,称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是30年代文艺的祖师爷。这对上海作协的震动极大,特别是同周扬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叶以群,更是雪上加霜。当天上午,领导通知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要开会座谈听了广播后的感想。下午,领导小组就研究了如何召开对叶、孔的进一步批判,并向市里作了请示。7月4日一早,芦芒告诉我们说:市里对叶以群和孔罗荪的批斗已正式批准,战斗的序幕已经揭开。于是在这天上午开了第二次党员大会。尽管以群和罗荪已回到机关,但并未通知他们参加会议。会上有7个党员作了揭发,但罗列的事件都比较一般。到7月6日上午,批判会由党内扩大到党外,除了行政部门的一些勤杂人员外,全都参加了。会上还责成以群、罗荪当众表态。以群无奈地站起身说,他看了大字报,又听了大家的揭发,使他触目惊心。他一向以为自己是在为党工作,谁知竟做了黑线的走卒,他愿意听从党的意见,接受各种处分。接着他列举了自己写过的一大批文章,说原本是想宣传党的文艺路线的,结果是宣扬了周扬观点。最后表示他虽然对黑线迷失方向、忠实执行,错误是严重的,但“没有反党的意思,对党没有不满”。
就在这天下午,市委宣传部长 和一位副部长亲临作协讲话。
对上海作协的党组领导,在我们机关干部的心目中,一直认为存在着两派:一派是吴强、任干、叶以群、孔罗荪等人;另一派是孙峻青、芦芒、哈华等人。此外党组成员中还有蒯斯薰、姚文元两人,他们的编制不在作协,只是召开党组会议时来一下,因此谈不上属于哪一派,再有姜彬、杜宣两人,对两派人员都有接触,派别倾向并不明显。这种状况,宣传部似乎也有觉察,所以部长到作协一开始就说,多少年来作协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搞不清什么原因,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揭发,问题清楚了,总根子是周扬,是周扬这条黑线专了政,他们在各地都有代理人,上海作协的代理人就是叶以群和孔罗荪,把他们揭出来,作家协会就可以翻身了。这话里的意思很明显,党组中关键人物就是叶、孔,另一派人物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又说道:“现在是左、中、右大动荡、大分化。有的人上午是左派,中午可能是中间派,到晚上就变成了右派”,借此暗示大家要有所警惕。副部长讲话中提到,作协长期受周扬为首的黑线影响,危害很大。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夺权的斗争,要充分估计到它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如今大字报已达到900多张,大涨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但这仅仅是开始,大的战役还在后面。
在市委领导的部署下,7月16日,7月20日,对叶、孔又开了两次斗争会。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大胆揭发,在7月23日,又组织了一次对叶以群的缺席斗争、背对背揭发他的反党罪行。应该说,这些猛烈的批判和斗争,对以群来说,思想准备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有一次芦芒代表市委宣传部找他个别谈了一次话后,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因此很可能回到家里后,在情绪上有所表露,这就引起了一向胆小怕事的夫人刘素明的注意。第二天上午,刘素明到作协来找芦芒,在办公室内足足谈了三个小时。谈话结束后,芦芒并未向我们透露谈话的内容,只是说她哭湿了三块手帕。他已劝她这些天不要外出,留在家里,防止出什么意外。
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不像有些文章说的作协有个“叶以群专案审查组”。实际上有关以群政治历史方面的问题,都是由宣传部领导指定、由芦芒直接负责的,连我们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也不过问。
到7月26日,机关里再次举行了背对背的揭发批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以群多次参加周扬召开的会议,如高校教材编写计划会议、去北京新侨饭店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研讨写纪念文章的会议,每次开会回来,免不了向部里汇报(有时是部领导为了及时了解中宣部的有些会议精神,主动要以群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上海报告情况)以及向作协党组及有关干部传达等等,这些正常的活动,都构成了他的重要罪状,被指责为周扬在上海的代理人,是黑帮在京沪之间往来的特使;他率领教材编写小组在苏州、扬州等地的写作活动,被批判为游山玩水,腐蚀青年,搞和平演变;而《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成了“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黑标本”。此外,在《上海文学》上发出的一篇篇“毒草”文章,更是上纲上线,说成是霸占刊物的领导权,搞阴谋复辟的一支支毒箭。
这时的以群,被勒令在家里写交代。从他当时自己留下的一份记录,可以看出他交代了大量的材料和检查:
6月20日,交周扬发言记录13份。
6月22日,交与周扬的关系的交代。
6月24日,交三次见周扬的经过及其谈话的材料(附笔记本及对《鲁迅传》创作组谈话记录)。
6月27 日,交1956-1957年思想检查及几篇文章。
6月29日,交周扬批文学概论的资料。
7月2日,交全部文件及周扬对两个教材的发言记录。
7月6日,交检查初稿及笔记本。
7月8日,62年广州座谈会情况交代。
应该说,这还不是他交代的全部记录,自7月8日以后,一直到月底,还写有多份检查,只是未列上记录罢了。到临近月底时,也许是再也写不出什么新的交代和检查,有时就骑着那辆三枪牌自行车到机关来看大字报。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指责和批判,他总是一脸严肃,毫无表情,不声不响地来,不声不响地走,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是在7月底的一天,芦芒奉部里的指示再次找以群个别谈了一次话,足足谈了一两个小时,谈话结束以后,但见以群一声不吭,长久站在二楼的扶梯口,一副进退两难的模样,也许是他还有话想同芦芒谈谈,但犹豫了半天,终于走下楼梯,毅然骑上自行车,离开作协大门而去。事后芦芒向我们简单透露,他们谈的主要是有关以群的政历问题以及和潘汉年的关系。
从1966年7月底开始,上海市的运动,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先是在7月30日下午,芦芒向我们领导小组传达了市里新的精神。据说,最近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去北大视察工作,提出要撤出工作队,由学生中选出代表成立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势发展,为此,市里决定,为了争取主动,各个单位,都要考虑用选举的形式,选出文化革命代表,成立委员会领导运动。第二天,即31日上午,芦芒便指定我和胡德华、邢庆祥等三人去电影局,听取该局工作队长谷虹关于该局选举“文革”代表的经验介绍。谷虹的介绍,十分具体,详细介绍了电影系统选举代表前后的过程。当天下午两点,即由胡德华召开了全机关群众大会,动员大家投入选“文革”代表的活动。
正当大家欢欣鼓舞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选举“文革”代表的活动时,一个谁都未曾料想到的悲剧发生了。
8月1日夜里,我在机关值班。连续几天高温,酷热难当,夜里根本无法睡觉。我从二楼闷热的办公室转到底楼的大厅里,摊了一张席子躺下,一直到清晨才迷迷糊糊合上眼皮。突然看守门房间的老朱,找到我说:刚才以群家里打来电话,说是以群不见了。我开始并不太介意,以为他临时走到外面去了。但为尽责起见,便分别给芦芒和胡德华打了电话。他们两位马上带了邢庆祥即驱车去华山路枕流公寓。不久公安局静安区分局打电话到作协,说以群跳楼自杀,现正在华东医院抢救。骤听之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心乱如焚。约在9点钟光景,芦芒打电话来告诉我,以群在华东医院抢救无效,已经死亡。并嘱我派《萌芽》的何士雄和《收获》的仇学宝去叶家,看有没有什么材料可带回来。隔了一会,芦芒再次打电话来,要我嘱文学研究所的高玉蓉和文艺会堂的主任于康两位女同志去以群家做家属的思想工作。临近中午时,芦芒他们才回到作协,并告知了一些情况。据说昨天晚上以群已经有了告别尘世的念头,他曾试探地问过妻子刘素明:要是我离开了你们,你们怎么办?刘素明不解地反问:你怎么会离开我们?并随口宽慰了几句,要他不要瞎想。待妻子走后,以群给妻子写了遗嘱,大意是:他犯下的错误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最近身体也不好,再拖下去,对党、对你们都不好,所以只好走自己处决的这条路。最后还要求孩子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据同住一楼的邻居说,他们在天刚亮时,就看到以群在六楼的窗口边呆了很长时间,本以为是天热他出来透透气的,哪想到发生这样的事。
按照当时的口径,共产党员自杀是叛党行为,还得开大会批判。由于当时有一批亚非作家正在上海活动,为了防止产生不良影响,对以群之死,暂时保密。机关里除了少数人知情外,绝大多数人还一直蒙在鼓里,一直至8月10日下午,召开最后一次批判会,才公开宣布以群已自杀身亡。
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一切都变了。这原本是个十分沉痛的会议,可是每个发言者都像发疯一般,慷慨激昂,批判死者,中间还不断呼着“打倒”的口号。在这里,我也得忏悔,多年来我一直感到万分内疚,原本他是我可敬的领导,是提携我长进的恩人,可是在这个会上,我同样是个发疯者,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精神,昧着良心,攻击死者是“叛党”,是“自绝于人民”。
大会结束后,芦芒还责成我写一篇全面批判以群的稿子,以作了结。我虽然口头上答应了,可是迟迟未能动笔。
事情应该到此为止了,可是余波未断,隔了7年多以后,张春桥兼任第一书记的上海市委,仍揪住不放。在1974年4月,坚持错误决断,作出了把以群“清除出党”的决定。看来这一冤案是永无辩白之日了,谁知仅仅隔了两年半以后,平地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一举被粉碎,随后,一切在“文革”时期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有了纠正的条件,经过有关单位的认真复查,以群的真相终于大白,新市委于1978年6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原市委的错误结论,强加给以群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以群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上海作协于1979年1月3日为以群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曾经批判为文艺黑线的总头目、30年代文艺的祖师爷的周扬同志,获得平反后,曾为以群之死来信说:“我回顾早年和他共事的艰难岁月,想到他最后竟含冤饮恨以终,真是感慨万端,不胜痛惜。但真理和正义是永在的,他一生为革命文艺事业辛勤劳动的功绩也将永远被后人所记忆。”
一位在文艺理论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一位数十年来坚持为党的文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共产党员,一位永远令人尊敬的楷模,辞世已有四十多年了,历史已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刘白羽同志在《以群印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以群有一种可贵的品德,他从不出风头,只是那样默默无闻,埋头苦干,一丝不苟;他一点‘理论权威’的架势也没有,只是一心一意为了别人,他待人亲切,把一个个人扶上文坛,而他自己历经寒暑,日夜辛劳,从不显示那是自己的功绩,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心灵啊!”这段简括的评语真是太贴切了!以群泉下有知,愿其安息。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在他纪念鲁迅的一首诗中,曾写有几句广为流传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叶以群同志就属于后一种人,尽管他已辞世40多年了,可他始终活在我们的心田里,一想起来,他那鲜活的音容笑貌,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一如昨日。

十三、在狂热的日子里

为了集中力量开展运动,1966年6月25日,市里决定《收获》和《萌芽》两个刊物可以停掉,正在参加“四清”工作的党组成员和部分机关干部以及深入生活搞创作的专业作家,都得通知他们陆续回机关参加运动。原属文联领导、作家协会分管的文艺会堂关门,停止活动,所有人员并入作协参加运动。如此,原本作协机构是由两个刊物编辑部(由原《上海文学》改名的《收获》编辑部和《萌芽》编辑部)、一个文学研究所、一个行政部门(包括人事科、行政科、组联室)、为数不多的专业作家,人数不足百人,如今加上文艺会堂和几个临时编制在作协的工人作家如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李根宝、张英等,总人数达到108位,正好同《水浒》上的好汉数字相同,有人就戏称“一百零八将”。
在运动初期,我们领导小组按市委宣传部的安排,按部就班,先揭谁,后批谁,有条不紊地逐一展开批判。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并无异议。但在“49天会议”后被称作“小钢炮”的戴厚英,很快就认为这种按领导意图亦步亦趋的做法,太循规蹈矩了。这同外面世界轰轰烈烈的造反气氛 很不相称。于是,在7月14日那天一早,她穿着一身黄军装,肩膀上挎着一只红色塑料编织的“语录袋” ,精神抖擞地找到我说,她有些意见要向我反映一下。我把她领至二楼的办公室,她还没坐下,就迫不及待说开了。她说她原本借在市委写作班写文章,后奉写作班支部书记徐景贤的安排,去北京参加对田汉的戏剧批判,耽搁了两个多月毫无结果,正感到没劲,突然接到要她回上海作协参加运动的通知,当时十分高兴,但这些天下来,她认为我们领导小组这几个人只是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别人,自己不引火烧身,不查查自己的问题。这就使她对我们这几人能否把这场运动搞好没有信心。她直言不讳地以我为例说:《上海文学》在1962年发了这么多的毒草,除了叶以群要负责外,你作为编辑部的领导,难道没有一点责任吗?还有,党组领导中除了叶、孔外,还有一些人也同文艺黑线有密切联系,也写有毒草作品,为什么就看不到批他们的大字报呢?为此她曾同高玉蓉一起商量过,想向上反映,建议市领导应派工作队来,否则作家协会的运动是不会搞彻底的。她如此毫不掩盖地向我袒露自己的心声,我表面上当然表示欢迎,但对她要求上面派工作队来的想法,觉得太过分了,这不等于要我们五人小组都“靠边”吗!于是,我及时向芦芒和胡德华作了汇报。这事,引起了他们的严重关注。
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里,党支部对戴厚英是歧视的。我当时是上海作协的党支部委员,在支委会上一提到戴厚英,支部书记就摇头,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散布安徽饿死人的“流言”,对三面红旗“抹黑”,而且还说她“无组织无纪律”,具体例子是1962年她回安徽探亲时,为了纪念结婚一周年,竟然超假一天云云。因此,尽管戴厚英的入党报告写得情真意切,但在支部发展党员的名单中,从未把她列入,即使在1965年她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时,因表现突出,能吃苦,不怕累,不怕脏,对贫下中农有感情,工作队要发展她入党,但是,当征求上海作协党支部意见时,支部书记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一直到“文革”初期,党支部书记对她的看法并无改变。当时,市委宣传部责成我们五人小组,对全机关人员作政治排队时,按市委规定共分四类,即:好的、较好的、问题较多的、性质严重的。戴厚英则被列入第三类。
怎样采取有效的方法来阻止戴厚英这种思想苗子呢?正在研究措施时,戴厚英写的大字报出来了。本来我以为她不过口头上提提罢了,谁知她已经伙同另外两位青年写成大字报,而且把矛头直指领导小组的主要头头。这使芦芒更加警觉起来,如果不及时遏止,势必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但马上由领导小组出面干预,不是聪明办法。于是,动员了一些人对她们的观点作了批判。
1966年8月4日下午,芦芒又向大家传达了出版局选举“文革”代表的经验。于是,从5日开始,机关内各个组就开始讨论选举“文革”代表的事了,在人选问题上,各组分歧很大,争执不休。7日晚上7时半,市委在陈丕显主持下于文化广场召开一个大会。在这个会上,主要播放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录音,有7月25日陈伯达、康生的讲话,7月27日江青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7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万多人的会场上,每人摇着一把小扇子,还是挡不住热浪滚滚。我听了这些录音后,总的感觉是他们讲话的侧重点尽管不尽相同,但从中央一直到上海市委,都是热烈拥护这次“文化大革命”的。
  紧接着,8月9日,报上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全文一共有十六条,故简称“十六条”,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领导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天一早,马路上就有不少人敲锣打鼓,呼口号,送喜报。到下午,文艺会堂的同志,在负责人于康的率领下,也敲锣打鼓到作协来送喜报。10日,毛主席又在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了来访的群众后,给上海的革命群众巨大的鼓舞。此后,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街头,唱歌跳舞,简直比上海解放初期的几天还要热闹。
8月12日上午,为了跟上这大好形势,我们作协的群众,在领导小组的率领下,列队游行到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向等候在那里的市委领导,表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蓝瑛代表市委,热情接见了大家,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回到机关时已近12点,刚吃完午饭,上海电机厂的党委书记跑来,为挂职下放在该厂的作协党组副书记任干的事,同芦芒商量:是留在厂里接受批判,还是回到上海作协来参加运动?早在7月22日,厂里已有人贴了任干的大字报,批判他歌颂根据吴强的大毒草《红日》改编的电影;有的还批判他的小说《一支新的歌》是大毒草。
这事需要请示市委宣传部,作协无权决定。下午,领导小组找了党组的峻青、哈华等一起兜了一下任干的材料,至晚上10点多才结束。我回家时,已是深夜11点多,马路上的商店,除了几家卖食品的外都已熄灯。但游行的队伍仍络绎不绝,有些中小学生,喊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手举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像一面面小红旗在挥动的手臂间飘舞。
13日下午5点,又组织大家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4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代表候选人名单。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要求大家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人名单,要有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由新当选的“文革”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以替代原来的五人领导小组。芦芒还强调,在选举活动中,推荐谁,反对谁,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还可以写大字报表达意见。这天下午3点,领导小组召开了组长会议,要各组汇报讨论情况。从汇报中可以听出,原领导小组的成员成了集中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对我,原《上海文学》时已改名为《收获》的编辑部内,几位老编辑提了不少尖锐意见,如1961、1962年期间,忠实执行文艺黑线,在讨论“文艺十条”时的一些错误言论,以及在《上海文学》上发了那么多的毒草等等。问题严重,不适宜再当代表候选人。第二天,即8月15日,以《收获》编辑部集体的名义,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紧接着仿佛刮起了一阵旋风似的,一大批批判我的大字报跟踪而来。综合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是忠实执行文艺黑线,长期以来充当黑线的爪牙,把党的刊物办成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阵地。1962年,《上海文学》除了叶以群要负主要责任外,我也得负相当责任。1963年,以“本刊编辑部”名义,先后写过四篇《编后记》、《致读者》等文章,为黑线开路,拒不贯彻十中全会精神;
二是一心讨好黑帮和权威向上爬。在《萌芽》工作时讨好任干,把他的小说《夏夜的风》放在头条发表,还写了《编者的话》肉麻吹捧。对巴金也一味讨好,陪他下厂劳动,对他文代会上的发言,感动得流泪。对萧珊特别关注,常表扬她组稿有办法,还帮她改稿子在刊物上发表。对孔罗荪也巴结不放,过春节时拉了郭信和双双骑了自行车去孔家拜年。受黑线人物重视,我调进《上海文学》是吴强决定的,吴强说了声好好干,就受宠若惊,以后就积极执行修正主义旨意。进了《上海文学》后又受到叶以群的重用,同巴金、魏金枝、茹志鹃等联名写的报告文学《手》以及写美化资产阶级女儿邱丽英的作品,都是由叶以群亲自授意的,在批判叶以群的过程中,假批判,真包庇,自己没写过一张大字报,怕牵连到自己,编批判资料时,只在学术性上做文章,不揭政治上的要害问题;
三是重用右派分子王若望,除了在刊物上发他的毒草作品《一口大锅的历史》外,在工作上把重要的稿子让他改,助长了他的翘尾巴,在讨论“文艺十条”时,鼓励他放毒;
四是重视个人奋斗,大搞自留地,对编辑部的政治工作不关心,对自己的个人创作抓得很紧。在参加“四清”运动时,工作这么紧张,还拼命搞个人创作,追求名利。对工人作家妒忌,在一篇《文竹与仙人球》的散文中,发泄对党不满的情绪,只重视培养他们,不培养自己;
五是思想感情不健康,对描写家务事、儿女情、充满小资情调的作品,如《小闹闹》、《我和小表姐》、《月亮圆了》等十分欣赏。
平心而论,大字报上所列举的都是事实,当然,有的“帽子”扣得并不准确,如说我对工人作家妒忌等。可是这个头一开,除了《萌芽》有少数人持不同态度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取消我的代表候选人资格。这对我精神上的打击不小。没想到顷刻之间我成了机关里的众矢之的!尽管我对当不当代表并不十分看重,但有人把我列为黑线人物,更有个别的大字报上在我的名字上打着叉叉,这真叫人受不了。为了争取主动,我在8月16日,公开写了一张大字报,表示我确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烧一烧,彻底改造自己,并同意去掉我的代表候选人资格,今后决心在党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全身心投入运动,同文艺黑线和自己的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此外,我向芦芒和党支部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表示我开始看到大字报后,震动很大。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我决心接受党的审查。最后提出三点要求:一,关于批判叶以群的文章,已不适合由我来写,建议改由邢庆祥或戴厚英来写,我可以定下心来写自己的检查;二,送上两篇剪报。其中《家庭问题以外》一文,刊物出版之前被抽下,应该算是毒草,《文竹与仙人球》一文,是篇不足2000字的小散文,载于1962年7月11日的《新民晚报》的副刊,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自勉,决无妒忌工人作家,发泄对党不满情绪,请组织审查;三,不当代表以后,任凭组织上安排什么工作决无杂念。
  在当时的气氛下,谁被大字报点了名,谁的身份就起了变化。我自知不宜再在二楼办公,遂于8月18日一早,自觉地回到三楼原来的办公地方。接着便与机关同志一起到大厅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实况转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百万革命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并亲自接见了首都的革命代表;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林彪和总理,北大的聂元梓作为代表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整个转播中,充满了热烈欢乐的气氛,我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激动得眼泪水直淌,心里默念:党啊,我多么希望您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啊!原本说下午还要讨论,但到了两点半,水渭亭来通知我和同一办公室的欧阳文彬说,下午的会你们两人不要参加了。欧阳文彬还天真地问,为什么?水渭亭回答说:那只有部分人参加,非左派的人一律不参加。我心里明白:我们已被排出左派的行列了。
这天下午,只听得楼下大厅里,不时传出唱歌声和口号声,有时还似乎夹有激烈的辩论。事后听说,也就在这个会上,除了欢呼毛主席接见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外,几位工人作者再次对戴厚英他们写的大字报作了批评,警告他们要吸取反右斗争的教训,应该听从党的安排,不要越规,不要打横炮。
提起反右斗争的教训,这一着正击中了戴厚英的要害。对她来说,反右斗争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她父亲就是因为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被打成右派,她本人在反右期间也曾一度立场不稳,写了大字报,对华东师大党委批判许杰老师表示过不满,为此受到过指责。历史的深刻教训岂能忘记!为此她立即乖觉起来,为了表明她是和党一条心的,她不是“反党分子”,她只得向芦芒承诺,今后听从领导小组的安排行事。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写检讨。《萌芽》编辑部的郑成义通知我说,为了庆祝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群众,今天下午参加游行。原本通知是下午2点出发,结果改到晚上8点才集中,估计要到半夜后才能结束,所以我跟许多人都跑到外面去买了点心。这一夜,我们整队出发,不久天就下起雨来,幸亏我早有防备,带有塑料雨披,尚能挡雨。时近半夜,游行至静安区委大楼前,雨下得实在太大了,只得进楼去躲雨。在一条长板凳上休息睡着了,将近2点钟,才冒着细雨继续游行,从新闸路转到江宁路、北京路,最后弯到人山人海的人民广场,这里灯光照耀得如同白天,尽管下着蒙蒙细雨,但丝毫未影响游行队伍的满怀激情,嘹亮的歌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待回到机关时已经清晨5点多钟,天已亮了。我们就在机关内休息。但是整个大上海还在狂热的漩涡里奔腾,在北京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鼓舞下,上海的红卫兵也紧跟而上,不仅仅是中小学生,有不少成年人,臂上套了红袖章,有的在胸口别上一块红布,手里举着小红旗,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一队队从作协门口走过。
尽管这一天,我们并未走出机关,但游行队伍中发疯一般的事例,从四面八方传进作协大门。作协门口的巨鹿路,勒令改名为雷锋路;隔壁的长乐路路牌上,被贴上反帝路的纸条;锦江饭店被责成改名为井冈山饭店,门口的霓虹灯被砸得粉碎,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淮海路上一些商店橱窗内的绫罗绸缎,一律收起,不准摆设;所有的咖啡店,都勒令停业;看到有少数穿着尖头皮鞋或奇装异服的女士,那就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勒令她们把皮鞋脱下,赤足而行;一些缺少政治色彩的商店招牌,都被责成改为东方红、红旗、卫东、红卫等名字。当然,这一切并无法律约束,有些商家,表面允承,等游行队伍一过,一切照旧。
在这股狂热的旋风中,上海还出现了一股揪斗风。就在8月25日,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东方红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作协的大门,声称要揪黄宗英回去批斗。黄宗英原是天马厂的著名女演员,“文革”前夕才调到作协。记得刚来报到前,姜彬曾找我和欧阳文彬说,黄宗英准备调进《萌芽》工作。我们一听,都觉得太意外,这么一位名人,怎么安排在我们这个编辑部?姜彬解释说,因天马厂将要搬迁四川成都,而赵丹所属的海燕电影厂仍在上海,如果黄宗英随厂去内地,势必造成他们夫妻俩分处两地,所以必须赶在天马厂迁厂消息和干部冻结的决定尚未公布以前调出。考虑到黄宗英原来是作家协会的会员,领导上就及时把她调到作协来了。对她该在何处参加运动,芦芒曾请示过宣传部的领导,他们认为黄宗英本身没有多大问题,过去深入生活时表现也是好的,如今编制在作协,应该留在作协。如今天马厂的红卫兵要作协交出黄宗英,芦芒就暗中派了诗人王宁宇把黄宗英暂时转移了。在与天马厂对峙时,芦芒就想到了戴厚英对他的承诺,于是就责成她与来人据理力争,双方吵了许久,对方理屈词穷,只得败兴而归,但走后心犹不甘送来一张大字报,声言誓不罢休,明天一早再来要人。当宣传部得知此事后,一位副部长深夜11点到作协了解情况,并连夜联系了上海市淮剧团和歌剧院的红卫兵,请他们于明天一起来“顶”天马厂的红卫兵。结果不知什么原因,第二天,天马厂的红卫兵并没有赶来,倒是冲进来两卡车上海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声言要揪魏金枝去他们学院批斗,因魏金枝兼任着该院中文系主任的职务。芦芒就再次责成口才出众的戴厚英,臂上套了红卫兵的袖章,以红卫兵的身份去应付。戴厚英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在作协大厅内与对方辩论。她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历数不能让对方带走魏金枝的种种理由,讲到激动处声泪俱下。那些乳臭未干的“革命小将”,岂是她的辩论对手,只得心甘情愿,草草收兵。这就使年近古稀的魏金枝少受了一次折腾。
有了这些取胜的先例,戴厚英更受到领导小组的器重。8月28日晚上,北京来的大批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作协领导接到要保卫上海市委的通知后,马上组织了以戴厚英为核心的一批人,以红卫兵的身份去位于延安西路33号的市委门口,与北京的红卫兵对阵。出发前,芦芒对戴厚英说:“这次更要发挥你这门‘小钢炮’的威力了!”戴厚英果然不负厚望,她精神抖擞地挤进北京红卫兵的层层包围中,慨然陈述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种种理由,激烈的辩论,驳得对方的红卫兵哑口无言,有几个理屈词穷的姑娘竟急得当场哭了起来。可是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男红卫兵,指着戴厚英厉声问:“你是什么出身?”这一下,击中了戴厚英的要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中,最先发明了这种不成文的规则,凡不具备“红五类”资格的人,就没有发言权。戴厚英硬着头皮回答说:“小资产阶级。”对方钉着追问:“是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还是下层?”戴厚英心虚了,她的父亲是“右派”,如果如实相告,那就必然成了众矢之的,但要谎报实情,这又不是戴厚英的为人之道,唯一的选择,只有退而避之,于是扭头便跑。即使如此,回到机关后还是受到了芦芒的表扬。

十四、我成了黑帮的忠实爪牙

8月24日,正式选举“文革”代表开始了。可想而知,我落选了。从1966年5月起至8月23日止,我当了三个多月的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从此我成了需要交代和检查错误的对象,但尚未宣布靠边、打进“牛鬼蛇神”的行列。
新当选的“文革”代表,有原党组成员孙峻青和几位工人作家,如胡万春、唐克新等人。从此新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在作协的运动史上称之为“前文革”,正副组长由芦芒和胡德华担任。
9月1日下午,我正在上海牙膏厂参加劳动,突然接到机关打来电话,要我回去开会。3点半,我回到作协,只见《萌芽》的水渭亭正在门口等我。他一开口就说:“这些天,你的大字报出来后,总得有个检查交代。”原来是这个会,我毫无思想准备,那就随意吧。会议是由一位工人作家主持,以《收获》编辑部的同志为主,同时吸收了《萌芽》的部分同志参加。这其实是个批判会,虽然有一些发言的同志态度诚恳,与人为善,他们希望我提高认识,严格要求自己,检查并改正错误;但更多的同志,言词激烈,真有非打倒不可的气势。有个别的甚至拍着桌子,指着我说:不要以为自己入党多年,懂得一点权术,因此玩什么花样,老实告诉你,你的问题严重得很,不作彻底检查休想过关。批判会一直到深夜才结束。说实话,我的心情十分紧张。尽管我事先意识到这些账迟早会同我算的,但真的面临了,还是非常担心。在我并不复杂的经历中,曾经参加过多次运动,如战争年代的“三查”、“三整”,全国解放后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以及多次的“整风”、“整党”、“反右”等运动,虽然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检查交代,但毕竟官不大,问题不多,未成为主要打击对象;可是亲眼见到的教训不少,一旦被打成什么“分子”,那就倒了八辈子霉了。我怕真的被定为黑线人物,不仅成了众所攻击的对象,而且会列入牛鬼蛇神的行列,那就永世不得翻身了。这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浑浑噩噩往家里踏去。马路上仍是人山人海、狂热地奔走呼喊。路过延安西路时,大批红卫兵围堵在市委门口,我只得下车在狂热的人群中穿梭。据说昨天晚上,这里发生了流血冲突,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对峙在一起,双方要动武的样子,市委一个常委上前劝阻时,被北京的红卫兵把胳膊都扭伤了,并打破了门口的玻璃窗。有一个红卫兵,被碎玻璃划伤后流了血,他们就反诬是上海市委派人打的。我好容易挤出人群,走近静安寺时,只见好几辆卡车上,押着一些头戴高帽子、胸口别着写有“牛鬼蛇神”四个大字的标语,缓缓而行。几个押解的红卫兵还不时喊着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我在行至离家门不远的乌鲁木齐路口时,见到一个年约20多岁的姑娘,两手张开,呈十字形被捆绑在门柱上,低着头,散乱的头发遮住了脸庞,其周围的一群红卫兵,却任意地脚踢手打,往她身上吐着口水。而最可悲的是,对这种毫无人性的举措,附近的人群都视若无睹。我停下车来,挤入人群,这才了解到她是附近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她的罪行是在课堂上课时按照课本上的内容,散布修正主义思想,故被勒令游街批斗。待我回到家中,但见家门口的走廊上围满了振臂呼着口号的一群造反派。原来住在我家贴隔壁的是一位时任上海印刷公司经理、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因犯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罪而被隔离、抄家,折腾了一两小时后才在“打倒”的口号声中离去。
夜里,听我妻子说,他们印钞厂也搞得乌烟瘴气,几十个干部被戴上高帽子在厂里游街。最使我痛心的是他们厂计划科一位名叫孙冰玉的女同志,受不了这般折腾,偷偷跑到郊外投河自杀了。孙冰玉我是认识的,这位女同志不过三十来岁,面容秀丽端庄,工作勤奋,待人亲切随和,在我印象中是个非常好的干部,她怎么会一时思想不通,走上这条绝路呢!这一夜,我久久未能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她的影子和红卫兵侮辱女教师的印象。联系到作协的情况,我无法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这些情况,毛主席他老人家知不知道呢?他几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鼓励他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难道就这样“进行到底”吗!
到9月7日下午,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作协三楼楼梯口垂直到底层瓷砖地的空间,出现了4条竖幅大标语。这是整个作协机关最令人注目的地方。按顺序第一条是针对吴强的,写着“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强!”,每个字都有面盆大。吴强原本不在市委宣传部指定批判的范围之内,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革命群众已突破了这种指名批判的限定,早在前几天,就已经出现批吴的大字报了。除了批判他的长篇小说《红日》和《堡垒》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外,还指责他身为党组书记,当官做老爷,到处游山玩水等等。
第二条上写的是“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有关巴金及其夫人萧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屈辱遭遇,下文中将有专题记述,此处从略)。
那个年月,出现打倒吴强、巴金两位大名人的大标语,并不意外,这是迟早的事。但另外两条,却是点了萧珊和我两人,这是我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对我的一条上写着“黑帮忠实爪牙施燕平还想顽抗到底吗!”
说真的,我哪想顽抗到底呀!从9月1日的批判会后,我就开始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写交代检查材料了。凡是会上批判的和大字报上提到的有关问题,写了多份检查和交代。尽管这些错误,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都作过检查,但当时只是在编辑部这个小范围内讲讲而已,而且多少有点就事论事,拎得不高。如今我尽量提到“忠实执行黑线、甘心充当黑帮爪牙”的高度,痛骂自己,力图争取主动,求得领导上和革命群众的宽容和谅解。
随着四条竖幅标语的出现,机关批判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仅隔了几天,除了批判巴金、魏金枝、师陀等的大字报不断增加外,对孙峻青的散文《傲霜篇》、哈华的长篇小说《浅野三郎》、姜彬在报纸上开辟的“文坛漫步”专栏上的一些随笔、菡子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以及任干的短篇小说《夏夜的风》,都被扣上大毒草的罪名而遭到批判。而这些名单和作品,都超出了市委宣传部的指定范围,这说明作协的运动,已开始逐渐摆脱了市委宣传部的控制。当然,批判我的大字报也增加了,除了批判短篇小说《孤雁》和与巴金、魏金枝等合著的报告文学《手》外,还令我哭笑不得的是组联室一位干部写的大字报。当年是他主动提出要巴金收我为徒的,如今成了我向反动权威顶礼膜拜的可耻行为,历数我深得巴金及黑帮的重视和赞赏,而且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打倒小巴金×××”,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令人倾慕的称呼,而是尽量把你推向黑帮的一种举措。重提这一往事,并非想责备那位写大字报的同志,而是为了说明,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为了表示奋身投入运动,常常千方百计找寻一些因由,扣上一些“帽子”。这种现象太多了。
从这两天开始,上海作家协会几乎成了个公开的游乐场所。白天晚上,一群群红卫兵和一些业余作者,络绎不绝地走进敞开的大铁门,他们带着好奇,楼上楼下、东奔西走地到处张望。当然最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那些挂在大厅里的大字报了。

十五、相互揭发,掀起造反高潮

自从1966年8月24日,通过选举产生“前文革”后,随着社会上广泛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对选入“前文革”的孙峻青、胡德华等,也提出了批判。《收获》编辑部在10月7日,写了一张近万字的大字报,不仅批了胡德华在执行“资反”路线上的错误,还揭发了他在1962年干部轮训班上发表的言论。《收获》的一位女编辑,知道我曾经是轮训班的支部委员兼组长,她指责我为什么不敢揭发胡德华?胡万春和《萌芽》的水渭亭也鼓动我打破顾虑,大胆揭发,而且强调说,这表明我是不是真的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标志。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决心站在党的立场上,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豁出去了。一上午,我翻查了当年在轮训班的粗略纪录,并结合我的回忆,把当年胡德华的言论,包括我本人的一些观点,既不夸大事实,也不掩盖真相,详详细细写了一份大字报的底稿。到下午一点半,交给了水渭亭,请他转给胡万春。这天晚上,我思之再三,心情很乱。我知道当年的这些言论,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有感而发。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是标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反革命言论了。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势必引起很大的震动,这就涉及胡德华还能不能当“文革”代表、能不能当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为此,我再次找到水谓亭表明了这种心情。可他轻描淡写地说:“这就用不着你多虑了,由领导小组考虑。”第二天上午,水渭亭把大字报底稿退给了我,要我写成大字报张贴。我抄写了一下午,刚要完成,水谓亭又来通知说,大字报不贴了,要我把底稿复写四份,作为我个人的交代材料交给他。为什么如此反反复复,真是莫名其妙。一直到几个月后,胡德华已被赶进“牛棚”,这才重新嘱咐我作为大字报贴出。
对胡德华的大量揭发,给芦芒为首的“前文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争取主动,芦芒与几位“文革”代表商量后,不得不作出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由芦芒在10月4日和10月10日两次群众大会上,宣布撤消孙峻青的“文革”代表资格和胡德华的副组长职务,并以胡万春、唐克新、仇学宝等工人作家,递补成新的领导班子,简称“后文革”,并掀起了作协运动史上“两个炮打”的高潮。
所谓“两个炮打”,是在10月12日那天上午。在三楼垂直挂到底层的几条竖幅大标语中,写萧珊和我的两幅被取下,换上了另外2幅。一幅是“炮打作协黑党组”,一幅是“炮打作协烂支部”。到下午,又在旁边挤进了2幅,一幅是“坚决不让变色龙孙峻青滑走”,另一幅是“打倒作协一霸胡德华”。从此,作协的“革命”矛头,直指“黑党组”和“烂支部”的头面人物。在这一股批判浪潮中,比较起来,我已降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了。新掌权的一些头头,索性把我当作知情人使用。我与胡万春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密切的关系。早在数年前胡万春还是《萌芽》编委时,因工作表现好,党支部决定吸收他入党,安排我与他谈过多次,最后由我和姜彬两人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他参加了党。也许是有过这一段交往,我们比较谈得拢。如今他虽然当了新的头头,对我的态度尚好。他动员我端正态度,同黑帮划清界线,要勇于揭发“黑党组”和“烂支部”的罪行。11月19日,原先听说下午要开“文革”代表扩大会,磋商“文革”领导班子人选,可到了中午,《收获》的战斗小组,在编辑部外的墙头一角,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说芦芒是作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不能让他参加下午的代表扩大会,一张则要求撤消芦芒的代表资格,请同意者签名。已经在上面签名的,有《收获》和《萌芽》两个编辑部的全体同志,以及办公室和文学研究所的部分同志。我估计芦芒也得下台了,这就使原市委宣传部指定的五人领导小组,只剩下邢庆祥和唐铁海两人了。至晚上,代表扩大会结束,我的估计被证实了,芦芒未能当选。
到1966年11月22日,在作协大厅外面,出现了两张引人注意的大字报。一张是批判杨永直和孟波于7月6日到作协讲话,借批判叶以群的机会,给作协运动定调子,保护作协另一批走资派的反动言论;另一张是孙峻青的交代和揭发,其中除了对自己写的错误文章检查外,还揭发了芦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少事例。为此,两天后,即11月24日上午9时,在胡万春主持下,芦芒于大厅内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全面的检查交代。就在这天中午,饭厅里贴出了领导小组的一份勒令:要萧岱、丰村、欧阳文彬、菡子、茹志鹃、萧珊等人停止串连,说他们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不准再冒充革命群众到处串连,并责成他们每天写一份交代、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这表明上述人员已被划入“靠边”行列。
25日、26日连续两天,对芦芒的检查,发动机关群众进行了批判,之后又连续批了胡德华、孙峻青和文艺会堂的主任于康(孙峻青的夫人)压制群众、搞黑材料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时候,上海的文艺界正处于大乱期间。到12月12日那天下午,上海文艺界由七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借天蟾舞台,联合召开了“打倒杨永直”的大会。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也参加了大会。作家协会作为联合参加的单位之一,由原为“后文革”第三把手的胡万春,派了工人作家费礼文,以革命造反总部文艺战士的名义,在会上发言,批判了杨永直、孟波包庇吴强、孙峻青和文艺会堂的事。胡万春为了进一步表示批判“资反”路线的决心,经多天筹备,特于1966年12月15日下午,与几个单位联合,借座上海共舞台召开了批判杨永直和孟波的大会。这里,有一段多少可以反映那个荒唐时代的插曲,值得记述一下。为了活跃会场的气氛,在会议开始前,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红卫兵演出文艺节目,刚开了个头,座中有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小姑娘,即站起身高喊,这是保皇派的节目,没有一点造反的气息,我们不要看!她周围的一批男女红卫兵连声响应,演出被迫中断。大会正式开始后,事先没有安排唱《东方红》,而是先奏《国际歌》,加上《国际歌》奏到一半,唱片出了毛病,以后又发生了会议主持人事先未读《毛主席语录》,于是会场上吵了起来,一群红卫兵纷纷上台抢话筒,批评会议组织者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抢话筒中,就有那位穿黄军装的小姑娘,胡万春连忙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表示友好。小姑娘却睁大眼睛说:我不吃你那一套,我早已看出来,你是个保皇派,跳梁小丑,是人民中的败类,社会的渣滓,要不几年,你们就会跳楼,从三楼跳到底下,砸得稀巴烂。我是红五类子女,是毛主席给我的发言权……她一口气说出来,像背书一样,背得滚瓜烂熟,不打一点疙囵。一直闹了一个多小时,双方才协商好,吸收了对方的几位负责人担任主席团成员,并允许他们作批判发言,这才使纠纷平息下来。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梁国斌也参加了会议,但他没有作为批判对象。在会议过程中,每当喊着打倒杨永直、打倒孟波的口号时,他一直不动声色,面无表情,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但当喊到其他口号时,他也会手持红簿面的语录本,象征性地举一下。
也许是受红卫兵勇于冲撞大会的影响,原先奉上面之命行事的“老保”戴厚英再也忍不住了,仅隔了一天后,于12月17日伙同高玉蓉两人贴出了一张震撼全机关的大字报,公开宣称要“自己解放自己”!并于当天下午就贸然摆脱了机关的日程安排,擅自跨出了作协机关的大门,到外面世界“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12月18日,本是星期日,我正在家休息,机关造反派突然打来传呼电话,嘱我下午到文化广场参加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大会。会议开始前,会场上不时呼喊着“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的口号声。原本讲一点钟召开的,结果拖到两点才正式召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负责人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宋季文、李干成等都在台上列队参加了;还有一些负责人则在台下,其中有杨西光、常溪萍、杨永直、李家齐、黎家建等人。在会上发言的有市委写作班、党刊编辑部、市委办公厅、复旦大学以及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这几个单位中,要算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的发言最吸引人了,他因熟知内幕,详情颇多,而且涉及的面广,发言中每提到一个人时,就对那个人进行责问。其中有些人本来就在台上,如陈丕显、曹荻秋、王少庸、宋季文等,他们被责问时还好办;有的本来在台下,如市委秘书长李家齐,以及杨永直、黎家建等就苦了,特别是杨永直,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有两个红卫兵一左一右,夹住胳臂,像押反革命一样押到台上,低下头回答责问。最后,徐景贤悔恨交加地表示:长期以来,习惯于上级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按照上级制定的一整套条条框框往下灌,觉得日子很好过,挺舒服。他认为照此下去,必然要出修正主义,为此他下定决心要造反,用毕生精力革命造反到底!
这次大会,被称之为“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对全上海的震动大极了。
  第二天,作协机关的群众,在大会的影响下,造反精神十足。上午九时,东厅就开了一个大会。一开始,一个工人作家就问:芦芒、姜彬来了没有?当坐在东厅门外的芦芒、姜彬都回答说:来了。工人作家就指着他们两人说:你们很不老实,昨天大会揭到的市委的问题、杨永直的问题,有许多你们都是知道的,可是从没看到过你们揭发。于是当场就决定:姜彬、哈华、杜宣等三人,与芦芒、胡德华等一起到作协资料室二楼去写揭发交代。大家知道,这是“牛鬼蛇神”集中写检查的“牛棚”。这天下午,同我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姜彬、哈华收拾东西要搬到资料室去了。这间办公室是作协三楼最西边的一间,自哈华担任《萌芽》主编以来,他就一直坐在这里办公,将近十年了。如今马上要他搬走,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最后在姜彬催促下不得不离开时,他跟我握了握手,问我对他有什么意见?我勉强说了一句:希望你揭发市委和杨永直的问题吧!他们一走,我莫名其妙地鼻子一酸,眼眶润湿了。
再说戴厚英她们,自从参加了市委的造反大会后,在大会的激奋下,她们先是去了几所高校,然后又转到几个艺术单位和出版部门,看了大量的大字报。那些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那些严重的“修正主义”活动,太触目惊心了。她们越来越感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她们决心不当“保皇派”,要像徐景贤那样造反,要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江山!于是回到机关,戴厚英和所里的六七位观点相同者,自发地组成了一个战斗小组,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出“火正熊” 三字为组名,戴厚英被推选为组长。
如果说,在这之前,戴厚英是作为工具奉命造反,那么从这一时期起,她是真的造反了,她写大字报,辩论批判,外出串连,都是本着志愿保卫毛主席的狂热激情,不再是出于谁的指使,谁的主意。
紧接着,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市委所属的各部门各个单位,都进一步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刮起一股“夺权”的旋风。上海作家协会也闻风而动,整个作协机关的群众,也都纷纷起来造反,原先的“后文革”领导已无法控制局面,机关内已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所有造反人员按照各自的观点、兴趣、亲疏,与本部门或兄弟部门的志同道合者,组成战斗组,多则十数人,少则三五人,也有个别的孤家寡人,不与任何人结合,自称为“独立大队”。小小的一个作家协会竟有十多个战斗组。不过,从战斗组的取名看,已经隐藏着针锋相对的矛盾。你文学研究所不是叫“火正熊”吗,那《收获》编辑部的战斗组就取名为“万重浪”,有时也用“云水怒”为名,其中含义是以“浪”、“水”来压你的“火”。此外,还有用“解放”、“劲松”、“争朝夕”、“反到底”、“举红旗”、“东风”、“建新”、“舍得剐”、“同心干”、“惊雷动”等名称,真是五花八门。不管什么人,结成一伙,用大字报发个宣言,再取个组名,就自称是个造反组织。但是这些造反组织规定,凡是“三名三高”、写有部分“毒草”、与文艺黑线有牵连的中层干部和有关人员,如茹志鹃、黄宗英、李子云、赵自、扬波、萧岱、王道乾、唐铁海、欧阳文彬、韩晓鹰、于康、樊康包括本人在内,被称之为“半靠边人员”,都没有资格参加造反组织,也不得外出串连,但允许各自选择投靠一个战斗小组,协助做一些具体工作,如刻写钢板,代抄大字报等。
成立造反组织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夺权。在戴厚英的“火正熊”小组里,有一个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名叫陆行良的共产党员,敏感到“夺权”的关键一着,是要夺取人事部门的档案资料。他怕其他的战斗小组抢先夺取,于是他冲到人事科内,从一位姓陶的女同志身边,夺到了保管档案的橱门钥匙。由此,戴厚英就在大厅内单方面宣布夺了作家协会的领导权。可是,作家协会有这么多的战斗小组,除了工人作者组成的“同心干”战斗组这一股力量外,还有《收获》编辑部内不少富有斗争经验的角色,其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他们岂能眼睁睁地容忍这几个年轻人说“夺权”就“夺权”啦!因此纷纷表示不予认同,并就此事展开唇枪舌剑的争论,除了口头辩论,还用笔战,大字报成了交战的工具,各自贴来贴去,纠缠不休,一度把对“牛鬼蛇神”的批判搁在一边。僵持了十多天,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火正熊”只好作出让步,表示愿与其他战斗小组联合“夺权”。经过协商,由各个战斗组各推选一人,组成“战斗组组长联席会议”,简称“联席会议”,作为机关运动的领导机构,并确定以原“后文革”的第三把手胡万春为首。“火正熊”战斗小组的组长本是戴厚英,但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实践,组员们认定戴厚英是个冲冲杀杀的“将才”,但要领导整个机关运动,尚嫌不足。为之一举夺得档案橱门钥匙的陆行良,以“火正熊”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联席会议”。不久,这十多个战斗组就由观点相对接近者组成了两个联合战斗队,一个是文学研究所的“火正熊”和以行政部门职员及勤杂人员组成的“解放”战斗组和《萌芽》的“劲松”小组联合在一起,取名为“战恶风联合战斗队”;另一个是以几位工人作家组成的“同心干”战斗组、《收获》编辑部的“云水怒”、原文艺会堂的部分人员组成的“惊雷动”战斗组联合在一起,取名为“驱虎豹战斗队”。两个战斗队的观点并不一致,特别是对原党组成员的政治评价上,分歧较大。“战恶风”认为,对每个成员都得具体分析,有的可以考虑进“三结合”班子,有的该打倒,也有的可以“解放”出来,但不能当领导;“驱虎豹”认为“战恶风”思想右倾,当前运动重点就是揭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党组成员没一个好的,都得打倒。于是形成两派,各持己见。
当然,两个战斗队也有观点一致的地方。他们都认为前阶段批判“后文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远远不够。除了芦芒、胡德华、孙峻青外,其余的一些“文革”代表,都有一定的责任,也应该触及灵魂。在这股舆论的压力下,1967年1月28日,胡万春、唐克新、邢庆祥、仇学宝等人,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的错误,一一作了自我检查,从而获得了大家的谅解,奠定了两个战斗队联合在一起的基础。在“大联合”的号召下,组成了造反兵团,由两个战斗队各推出人选,以胡万春、唐克新、仇学宝、戴厚英、朱林根(原文艺会堂的复员军人)等五人组成勤务组,领导整个机关运动。
一个多月以后,由几位工人作家组成的“同心干”战斗组,在学习“打倒小团体主义”时受到启发,提出了一个建议:在造反兵团领导下,“归口闹革命”。按部门编组,各部门的组长组成联席会议,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这一建议,马上获得“争朝夕”、“东风”等战斗组积极响应,于是在3月13日上午,联合战斗队宣布解散,各战斗小组也纷纷解散。3月15日,全机关按部门分为《萌芽》、《收获》、文学研究所、行政部门、专业作家、文艺会堂六个组,并分别按民主方式选出组长。这些组的头头,组成新的组长联席会议,为机关的权力机构,也称为指挥小组。
这一届领导成立后,迅速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同“文艺黑线”有密切关系的原党组成员以及部分在政治历史上有关节和疑点的人身上。自1967年3月20日起,开展了一个所谓“摆问题”、“挖黑线”的活动。一是参加活动的对象:除了原党组的全体成员外,还吸收中层干部、知情人、各部门代表参加;二是活动步骤:先学习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第一、第八段以及江青在北京文艺界的讲话等。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每个党组成员摆问题:自己犯有什么错误,错误的性质、根源。与会者听了后,进行背对背议论是否符合实情?有没有隐瞒?
再接下去就号召党组成员之间相互揭发、交锋,允许被揭发者进行声辩。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与会者进行分析排队:哪些人可以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哪些人可以留用;哪些人该打倒,重回牛鬼蛇神行列,靠边劳动。
这个活动一直延续至1968年8月,即工宣队进驻前才告一段落。其间,据我本人的当年记录,先后曾由芦芒、孔罗荪、姜彬、孙峻青、任干、吴强、哈华、杜宣、蒯斯薰(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作协党组成员)等人,按照造反派的要求,作了发言。应该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首先一致认定建国以来文艺上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这个前提下,各人为了表示与黑线决裂,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都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工作,为自己扣上各种“帽子”,同时对党组的其他成员,毫不留情地予以揭发批判。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不识时务”者,想实事求是地摆一些并非错误的事实。如1967年4月20日,哈华第一个发言时,讲到他在编《萌芽》时如何遵循张春桥的主旨培养青年作者时,在造反派听来,显然是为自己评功摆好,马上被轰下台,勒令不许再讲。
在这同时,造反派又将从人事科获得的这些人的档案材料,分发给造反派的骨干人员,要他们从中找出问题,再结合大字报上揭出的材料,合成一份资料,向机关群众介绍,作为批判斗争的材料。此外,对所有中层干部、“三名三高”的专业作家和某些在政治历史上有问题的人需要审查清楚的,则由负责专案工作的头头,分别物色认为可靠的三四人,组成审查小组进行审查。就在这个阶段,戴厚英担当了闻捷专案组的组长,组员中还有《萌芽》的青年诗人王宁宇。此项工作,自工宣队进驻后,因不符合办专案组的要求,故一律被停止工作,由工、军宣队按规定另外组织专案组。
至1967年上半年,同高玉蓉一起从复旦分配来文学研究室工作的吴圣昔,已调到市革会政宣组当了副组长。7月底的一天,吴圣昔到作协来传达了政宣组的决定:要求以作协为主,办一个上海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的、批判的理论刊物《文艺革命》,以替代目前由作协造反派自编自销的小报《文学风雷》,并决定由戴厚英任主编。戴厚英一上马就意识到要有几个老编辑参加才行,于是除了向文艺出版社商调了三位老编辑外,还想到了我。我开始一再推托,经不住她的反复动员,最后以领导小组决定为由,要我应命。我只好服从,好在这刊物的寿命不长,在1967年10月出了创刊号,共出了三期,至该年的12月19日,就因各种原因被迫宣告休刊。但是在这两三个月中,尽管戴厚英是刊物的主编,但她毫无领导的架子,许多刊物上的事,都找我商量,决不独断独行。在紧密的相互接触中,我们作了多次倾心交谈,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她为人爽直,一旦视为要好朋友,就无话不谈。她曾经诚恳地征求我对她的看法。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对她是有一定的看法的。我认为她不是当“领导”的料,特别是在那样复杂、混乱、动荡的年代里,她缺乏应付自如的本领,常常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特别敏感,接受“新潮流”特快,报纸社论里一天一个调门,一天一道指示,她跟得特别紧,有时是180度的大转弯。同组的人一再指责她忽左忽右,摇摆不定。有人批评说:“你这么快的急转弯,我们实在跟不上,都要被你甩掉了。”她憨厚地解释说她是在响应号召。她说的是事实。如果翻开当年的报纸,再结合她当时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证明她的“紧跟”是非常及时的。她本人也承认对这场运动究竟如何发展,心中毫无主意,就只好根据每天报纸上的社论和号召行事了。但她还是有独立思考的一面的。她如实说,在白天,她按“两报一刊”上社论的调子,挥着语录本喊“打倒”、“批臭”,到夜里静下心来想想,这么一大批的知名人物,个个成了黑帮,成了反革命,这会不会是过头了呢?会不会冤枉了好人?她的内心好矛盾啊!

十六、“裴多菲俱乐部”的奇怪现象

如今,再要详细描述作家协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过程,已无必要,也没有多少资料价值。但是,我认为在1968年9月21日工宣队进驻作家协会之前,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还是应该记述下来的。
1. 作家协会尽管已被称作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被定性为反革命的组织),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块大肥肉,谁都想来“啃”一口,争夺领导权。先从机关内部说起:在运动初期最先掌握领导权的不是原先的全部党组成员,而是由市委宣传部指定的“五人领导小组”,其中党组成员只有一人,三个是中层干部,还有一个是普通编辑。对这样的组合,有些人是不服的,碍于是上面指定的,只得随而从之。不久,通过选举、协商等各种方式,先后产生了“前文革”、“后文革”、“组长联席会议”、“勤务组”等各种名称的领导机构,其实质就是想争夺机关的领导权。纵观整个过程,真像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直至工、军宣队进驻,一切权力归工宣队为止。这仅以机关内部的权力变换而言,实际上其间还有一些外来的造反派,也曾一度闯进作协。在“一月革命”爆发的那段日子里,形形色色的红卫兵、造反派,有的深夜闯入,在整幢大楼的各个办公室内,蹿进蹿出,寻找能否在此立足霸占的依据;有的成群结队,大摇大摆而来,妄图单独掌握权力或与作协机关的造反派联合参与掌权。
这里要记述的是最早、历时最长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号称“革命楼”中的“狂妄大队”。这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狂妄分子。不知是嫌在学院内造反不过瘾呢,还是认为文艺单位的造反精神不彻底。他们曾先后闯进多个文艺单位去夺权造反。作家协会当然也是他们垂涎三尺的场所。1967年12月27日那天上午,他们一群人杀气腾腾闯进作协。首先给他们的感觉: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除了写大字报,没一点革命造反的气氛。于是先来个下马威,给正在草地上、伙房内劳动的“牛鬼蛇神”,衣襟上别上“牛鬼蛇神×××”的标志;然后又在大门口的铁门两边,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妖风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为了显示他们的造反精神,又勒令所有的“牛鬼蛇神”,每天上班前,在草地上排队、读语录、听取监督组训话。原想与戴厚英的“战恶风联合战斗队”合作,共同掌握作协机关的领导权,碰鼻后又迅速转向“驱虎豹战斗队”,揪住了原“火正熊”战斗组的陆行良,在读高中时为争当学联代表闹分裂、受到过团纪处分的“小辫子”,从而作为坏头头被拉下马。从此一度与机关的造反组织共掌大权。但这伙狂妄分子,终因处处作恶多端,也未能在作协立住脚跟,最后灰溜溜地离开了作协这幢大楼。
除了“革命楼”的造反派,还有复旦大学的“红革会”。这一伙人的野心,比之“革命楼”的狂妄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目标是想掌握整个上海文艺界。原先“火正熊”战斗组去复旦引进来并成立了文艺兵总部,本想借这股力量,深入开展作协揭发批判“文艺黑线”的。他们一来,像“革命楼”的狂妄分子一样,先给“牛鬼蛇神”来个下马威,在小饭厅里,见魏金枝、师陀、王西彦等人正在写交代,于是拎起随身带的墨汁从他们头上泼下来,浇遍全身,说是让“牛鬼蛇神”显原形。隔几天,他们又拉几个“牛鬼蛇神”出来像模像样地批斗一阵,以显示他们的造反精神。他们本想长期占领下来,但为时不久,因两次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受到审查,随被逐出作协大门。此外,还有什么工厂业余作者组成的“业余作者造反司令部”等,也想闯进作协捞一把,但几天一待,觉得没有多少油水好捞,主动退出了。
2. 在机关原有的108人中,“靠边”和“半靠边”的人员将近半数,这在其他单位极为少见。先后“靠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有巴金、王西彦、师陀、柯灵、魏金枝、白危、王元化、闻捷、菡子等一大批著名作家;此外还有所谓“黑党组”的成员吴强、姜彬、孔罗荪、杜宣、孙峻青、哈华、芦芒,“烂支部”的书记胡德华等人,再加上部分老“右派”和在政治历史上有“严重问题”的,如王若望、丰村、王延龄等,总共约有30人左右,其中除少数被责成在伙房参加劳动外,都集中在西边另一幢大楼——作协资料室,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在院子草地上站队,手捧“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中的有关条文,听监督组训话,然后挤到资料室写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晚上8点到9点才能允许回家。他们的检查交代只能交监督组转造反派审阅,不准写成大字报公布。其中,因名气大、影响深远,如巴金、吴强等人,还得随时按外单位造反派的要求,“揪”去接受批斗。在这些所谓“牛鬼蛇神”中,柯灵在进“牛棚”不久,因他编的电影《不夜城》被指责为美化资产阶级的毒草,在运动初期就被电影厂的造反派“揪”走。
3. 当时的勤务组领导同“革命楼”的造反派,都觉得所有靠边的“黑党组”成员、打入“牛棚”的“牛鬼蛇神”、中层干部和“三名三高”的人员,他们的收入太高,养尊处优,生活太舒适了。于是,自1968年2月份起,作了一项新规定:
  (1)凡“黑党组”成员和“牛鬼蛇神”,今后每月只发给生活费15元;(2)凡重点审查对象,每月发20元;(3)凡中层干部、“三名三高”人员,每月工资都不得超过100元。
  这不知是勤务组的自作主张,还是由上一级的造反组织决定的。有什么政策依据,均不得而知。本人就从2月份起,每月于5日领取工资100元,一直到工宣队进驻以后,到1971年2月5日,才由工宣队落实政策,把所扣的工资全部发还本人。但属于“牛鬼蛇神”者,都维持原状未动。
4. 自1966年5月作协机关开展运动起,至1968年9月工宣队进驻作协机关止,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开始时,比较集中的是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揭发批判,如对王西彦、魏金枝、巴金、柯灵、白危、师陀等人。在这批人中,除了巴金因名气太响,不断被外单位的造反派“揪”去批斗外,其余的人大多被批斗一两次后,就被责成每天在资料室小阁楼上去写交代或认罪书,就此搁置一边。这阶段比较集中的是对作协的“走资派”即原党组人员,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其中除早期辞世的叶以群外,还有孔罗荪、吴强、姜彬、任干、孙峻青、杜宣、哈华,以及对芦芒、胡德华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从1967年3月31日起至1968年9月,先后经历了所谓“挖黑线”、“摆问题”、“介绍材料”、“批斗”等一系列步骤。在造反派头头的主持下,责成上述人员根据自己的工作职务并结合自己的创作,交代如何贯彻周扬的文艺黑线,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在此基础上,还得摆出问题,面对面地相互揭发,除了口头讲述外,还可以写成大字报,并以此作为衡量每个人对运动的态度。这两年多的时间,就是这么过来的。

十七、巴金在“文革”中的屈辱遭遇

早在1966年6月初,巴金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去北京参加筹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被任命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团长由郭沫若担任。这次会议有亚非4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三个国际组织的152位作家、观察员出席。从6月27日开幕一直到7月9日结束。这期间,巴金作为副团长,参加了各种应酬,领导接见、宴会联欢,陪同赴外地参观,一直到7月20日前,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当时部分亚非作家尚在上海停留。芦芒得知他返沪后,便通知他于7月20日的下午,到机关来参加对叶以群、孔罗荪的批判大会。那天下午,他与夫人萧珊准时前来参加了会议。当时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芦芒就邀请他坐在“上座”。虽然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期间,他已不止一次听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知名作家都受到了批判,但亲身参加这种来势凶猛的会议,还是第一次。他心情十分沉重,会议一结束,便匆匆离开会场回了家。8月6日,与孟波、芦芒等一起送走了最后一批亚非作家后,即与作协党组成员杜宣等一起结束了此项活动。巴金名义上是上海作家协会主席,但这是个挂名的虚职,平时从不上班办公,作协机关没有他的编制,他也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但是从7日开始,按照芦芒的要求,希望他到作协机关参加运动。开初,领导小组把他编在由胡万春当组长的专门从事创作的创作组学习。开初几天,不一定天天到,要学习时通知他来。三天以后,即8月10日,再次通知他在下午2点,参加对叶以群的批判大会。他还是同萧珊一起来到会场。由于事先保密,有不少与会者并不知道以群的死情,巴金也不例外,一直到会议正式开始,宣布以群已“自绝于人民”、跳楼身死之后,巴金才大吃一惊,他什么也不敢想,只是盲目地随着发言者高呼“打倒”、“打倒”。从这天开始,创作组就规定巴金每天全天到组里来学习。早在巴金尚未回机关之前,大厅内已有过几张批判他的大字报。至9月初,原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后借调到市委写作班写批判文章的两位同志,会同写作班其他几位成员用集体的笔名,写来了一张标题为《彻底批判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的大字报。这张又长又大的大字报,洋洋数千字,历数巴金的种种罪状,从批判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起,联系到他青年时期相信无政府主义,为此扣上了反共老手的大帽子,并就他在抗美援朝时写的一些作品,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批判为吹捧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等等。就内容来说,在林林总总的大字报海洋中,过去也多少触及过这些内容,比较醒目的是在标题上,别出心裁地用了一个“黑老K”的外号。据事后该大字报起草者之一说,他们几人起草好大字报后想:总得给巴金扣上一顶“帽子”才行,但是扣什么好呢?“叛徒”、“特务”、“走资派”都不合适。有人想起他们经常在休息时打扑克玩乐,扑克牌中除了“老K”算最大,就称“老K”吧,加上当时流行“黑”字头,什么“黑帮”、“黑线”、“黑五类”等等,于是一致同意用“黑老K”称之。没想到这个随意“蹦”出来的字眼,竟然轰动一时,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成了“批巴”的流行语。9月7日,在作协三楼楼梯及垂直到底层的这条竖幅大标语,就把这个外号用上了:“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从此,巴金被列入靠边审查的行列。先是被责成退出专业作家学习的创作组,改到作协资料室的二楼,与孔罗荪、王西彦、柯灵、魏金枝、白危等在一起,每天写思想汇报、写检查、写交代。鉴于当时各路红卫兵借“破四旧”为名,到处搞打、砸、抢、抄家等狂妄活动,作协的造反派抢先来了个名为“保护性抄家”的活动。在9月10日上午,由一位工人作者带了几个造反派,押解巴金回到武康路的家中,进行抄家。对无法带走的大量中、外文书籍,都集中在书橱内,贴上封条;可以带走的,包括这几年写的日记、手稿等物,一律装进口袋带走。下午临走时,还在他家门廊的入口处,贴上事先写好的一张批判大字报。这一举动,原本出于抢先占有资料,以便作为批判、打倒的罪证。但在事后看来,倒是亏得来了这么一招,使这些资料掌握到了作协造反派手里。不然的话到了该年12月间,抄家之风更是嚣张时,北京来的红卫兵,手里握着铜头皮带,一批又一批地闯进巴金家,随意地打人、翻抄;上海的红卫兵也不甘落后,包括一些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气势汹汹地闯进大门,有的深更半夜翻过墙头而来,见好的东西就拿。东西如果被这些人抄走,那就永无回归之日了。而在作协的造反派手里,隔了将近11年之后,终究云开日出,退还了部分东西,总算是失而复得吧!
应该说,尽管巴金已列入“牛鬼蛇神”的行列,但在开始一个阶段,对他的批斗并不凶狠。除了在大字报上措辞严厉、乱扣帽子外,没有单独开过批判会。这一方面是市里的有关领导尚未把“批巴”的斗争列上日程,加上作协机关该揭、该批的对象有一大串,还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加上造反派内部无休无止的夺权、内战、大联合等活动,根本顾不上把主要矛头对准巴金。另一方面我认为这同巴金平时的为人有关,尽管他是上海作协的主席,但从未见他摆过架子,无论对上对下,一视同仁,包括专门从事绿化的花师傅,也视为朋友。故除了外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外,机关内的监督组对其他的“牛鬼蛇神”常常声色俱厉地训斥,但很少如此对待巴金。为了改造这些“牛鬼蛇神”,唯一的惩罚是迫使他们劳动。除了责成他们每天写交代、思想汇报外,就是劳动: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或到草地上拔杂草、通阴沟、捡垃圾,去厕所间扫、拖地板、洗便桶等等。有时也列为批斗他人的陪斗者。一直到12月,作协的造反派在批吴强的《红日》、《堡垒》告一段落之后,忽然想起巴金的主要作品也该批判。于是在12月12日那天,一位姓邓的造反派责成我和杜宣、罗洪等三人,把巴金的《家》、《春》、《秋》三部著作仔细研读一下,并写成5000字左右的批判文章。尽管我知道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但能够参与批判,还是感到高兴。于是连续几天,我集中精力,看完了这三部作品,之后我们三人还作过研究,觉得这些作品都是揭露封建主义黑暗罪恶,很难落笔批判,因此迟迟未能执笔。当时,市里的造反派正忙于批斗市领导中的一些主要干部,加上作协机关正集中火力批判芦芒、胡德华、孙峻青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暇顾及对“反动权威”的批判,遂使“批巴”的活动不了了之。自然,也有一些人写成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如工人作家中有人 写了《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批判巴金“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载《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以及文学研究所用“火正熊”笔名发表的《从〈灭亡〉看无政府主义》(载《解放日报》 1967年6月13日)等,还有一些外单位的个别作者,在报刊上发有批判文章,但为数不多。其间还常有一些外地来的造反派和本市打着各种造反旗号的分子,跑到上海作协来找巴金寻衅。那都只是一时的胡作非为罢了。而真正把巴金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差不多是在一年以后。
1967年7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内的文艺组,为了显示他们文艺批判的威力,制定了一份《上海市直属文艺单位斗批计划(草稿)》。计划共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斗批对象”。其中反动学术“权威”和艺术“权威”这一项中,第一名就是巴金;第二部分“斗批方法”上规定:由某单位或某些单位联合包斗,并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制定作战计划,内容包括斗争对象的要害是什么,本单位怎么斗,怎么安排到有关单位游斗,怎么组织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战斗;第三部分“批判文章”。要求对各类斗批对象进行批判的同时写出批判文章;第四部分“组织领导”。其中因巴金名气特别大,所以决定包给文科力量最强的复旦大学,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由作家协会和两校共同负责。
这之后,对巴金的批判,基本上就是按这个计划进行的。首先是由市革会政宣组指定由作家协会的《收获》编辑部内周介人为主,成立“打巴组”,负责搜集巴金过去用多种笔名写的作品,并与外单位的一些“批巴”组织联络,编印“批巴”资料。该年9月,他们编印(油印)了第一集《资料索引专号》,具名者除了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外,还有复旦大学红革会、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和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批斗巴金专案组。之后又连续编印了数辑。与这同时,为了执行计划中的“大揭大批”、“声势要大”,华东师大的红卫兵、复旦的红革会,先后把巴金押送去批斗。特别是复旦的红革会,于1967年9月18日那天,把巴金揪到复旦的学生宿舍关押起来,并于9月26日下午,在大礼堂内召开批斗巴金的会议。批斗会一共开了两个小时,但开得很差劲,内容很空洞。复旦的两个学生列举了他的作品,扣了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毫无说服力。作协有唐铁海和《收获》的彭新琪两人发了言,但显然是敷衍了事,无非是按照作协大字报上的内容讲了几句。如果不是会场上不时喊着“打倒巴金”的口号,根本没有批斗大会的气氛。会议中途,有不少人溜走了。
  在复旦大学,巴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重新回到了作协。之后一直到1968年7、8月,即工、军宣队进驻作协以前,形成了批巴的高潮。这高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字批判。先是由当时已是上海作协的造反派的两位工人作家 ,于1968年2月26日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发表了《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文章按当时流行的批判论调,扣了不少政治大帽子,说他是“文学界的反动‘权威’”、“大文霸”、“反革命复辟的工具”、“蒋家王朝的辩护士”、“反党反社会主义急先锋”等等。这之后,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了配合文化系统举行的电视斗争大会,于1968年6月18日、20日、21日连续三天,以通栏标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集中发表了10多篇恶毒批判的文章。
  二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这些批斗会,有的声势很大。如1967年10月10日在上海杂技场开的批斗会,有30多个单位联合组织,号召力很大,一共发出3000多张票子,有的单位还嫌不够。会上先把陪斗者陈丕显、石西民(本已调北京,为了批斗,从北京押回)、陈其五以及作协的吴强、孔罗荪、魏金枝、王西彦、师陀等一一拉出来示众,然后由几个造反队员押着巴金进入会场。在这次批斗会上,原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作了重要发言,这篇发言稿是由三个人在一起讨论写成的,另外两人不肯讲,王道乾被逼着上台的。发言中,有些是“老生常谈”,并不新鲜,如批他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说成是为美联社提供反华炮弹等,比较新鲜的是巴金在1925年写的一些文章,公然宣扬无政府主义。由于会场上麦克风未安装好,发言和回答的声音不断受到干扰,使会场气氛松懈,开了一两小时后楼上的人就开始溜走了,到散场时只剩底层的一些人了。
  但是对杂技场这样的圆形舞台,作为批判“牛鬼蛇神”场所,造反派是非常热衷的。就巴金而言,他就先后有三次在此接受批斗。其中一次是1968年1月下旬,市里造反派在杂技场批斗陈丕显、石西民的大会时,巴金与吴强、赵丹等人作为陪斗者参加,而最主要的一次是在1968年6月20日,借杂技场召开的电视斗争大会。
也许是因为4月份犯了“炮打张春桥”的错误,作协的一些头头极想通过对“黑党组”和“反动权威”的批斗,来挽回影响。所以从4月下旬开始就对吴强、姜彬、哈华等党组成员,不断审讯、批斗。为了造更大的声势,就决定召开一次全市性的电视大会批斗巴金。这次会议名义上是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但主要的策划和筹备工作,是由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负责。早在5月25日下班以前,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通知我说,领导小组已决定要在6月份召开电视大会批斗巴金,会前要制造舆论,出大批判专栏,指挥小组要你准备写一篇批判巴金无政府主义的稿子,具体问题明天要开会研究。于是在26日上午9点和下午4点,连续开了两次研究“打巴”的问题。这天,参加的人很多,你一言,他一语,没议出什么名堂,最后只决定了分几个组准备,我与党组秘书郭信和等五人为一个组,负责收集巴金有关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材料。于是从27日起,我们就开始工作,好在以前王道乾曾有过这方面的发言材料。我们这个组,许多同志对这个会没有兴趣,郭信和推说身体不好去医院看病,有的因怀孕请假,也有的说有事走了。5个人的小组只剩我一人留在办公室整理这些材料,并开始草拟发言稿。这之后,在5月30日那天,白天加晚上,由各组汇报准备情况,研究发言提纲,同时布置去外单位找工农兵对象,组织他们批判发言。一直至6月11日下午,又召开了批判稿审定会,我草拟的批判稿,决定在国棉31厂找个女工宣读。到6月14日上午进行试讲。主持会议的头头十分细致,其中还包括口号如何配合、哪些段落要有人插言、提问等等,还要求把批判稿中的一些原文出处找出来,准备在电视镜头中转播应用。到6月18日上午10时,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又在全机关作了动员:除“牛鬼蛇神”外,都要扑到20日的电视斗争大会的准备工作上去。并传达了徐景贤对大会的批示,要求事先制造气氛,在几条有名的大马路上都要刷上大幅标语,其中有一条一定要写上:“彻底打倒巴金的黑后台陈丕显、石西民、陈其五!”于是在18、19日两天,全机关分成7个组,分头去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等地,刷写批斗巴金的大幅标语。我和欧阳文彬两人分在淮海路这一组,拎着浆糊桶、墨汁罐,在墙头上、店门边张贴供写标语的旧报纸,累得汗流浃背。这些大字报给巴金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数十年后巴金在《随想录》中收有一篇《解剖自己》,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
其实,那次会议不仅在声势上,在精神上和体力上的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当会议开始,巴金被反剪着双手,由几个膀粗力大的造反派拖进会场,随着批判的进行,不时被按头、罚跪,还得随时回答“批判者”提出的各种责问。电视台为了加强转播效果,不仅把许多“罪证”一一展示,配上牵强附会的说明,还不时把镜头对准被斗者的狼狈相,加以丑化。两个多小时的批斗结束,主持人命令把巴金押下去时,他已经无法移动双腿了。毕竟已是65岁的老人了。
这之后,还开过多次大会批斗、陪斗,一直到工、军宣队进驻后,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精神,也曾多次召开过批斗会,巴金遭受多种人身侮辱的勾当:低头弯腰,反剪双手,下跪,甚至去松江县的辰山农村参加“三夏”、“三秋”时,在劳动之余,还责成他与当地地主一起接受批斗。直至1970年进了位于奉贤县塘外的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间隙,还随时拉出来批斗一下,有时是在本单位范围内,有时还在全干校与文化系统其他大名鼎鼎的“牛鬼蛇神”一起挨斗。
这里还不得不把巴金夫人萧珊的遭遇记述一下。在1966年9月7日在上海作协的扶梯口,从三楼到底层瓷砖地的空间内不是挂出了四条竖幅标语吗?其中的第三条就是针对萧珊的。萧珊本非作协机关的工作人员,她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主动要求到《上海文学》当义务编辑的。每天上半天班,不拿任何报酬津贴。每次到编辑部,带来不少文坛的信息,使我们这些只是在三点一线、孤陋寡闻的人,了解不少情况,对开展编辑部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知道她和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有交往,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常常指名要她去向某个作家约稿。她总是乐于接受,从不推辞,一直到组来稿子为止。此外她还抽空帮助看一些来稿,一旦发现有好稿子,便欣喜若狂,热情推荐给坐在她对面的作品组组长罗洪。
1966年上半年,为了紧跟时代前进,她又甘愿离开舒适的家庭生活,一再要求随作协的党组专职副书记姜彬下工厂参加“四清”工作,前不久才回家。按理她与作协机关的运动是挨不上边的,可是因与巴金的关系,加上当过刊物的义务编辑,由此也就成了作协运动的对象。她既不是“叛徒”、“特务”,也不能扣上什么“走资派”、“反动权威”或“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并不恰切的“头衔”,但竖幅上总得给她戴上一顶“帽子”,不知哪位别出心裁的高手,莫名其妙地给这位一向随和、要求上进的女士,戴上了“黑老K臭婆娘”的污蔑性“帽子”。
我有幸和她坐在一个办公室内,共事了三年左右时间。她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敦厚、热情,毫无半点名作家夫人的架子,而且不甘平庸,尽管作为贤妻良母,家务事一大堆,但仍抽出时间作一些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工作。此外还忙里偷闲,下基层去采访,先后深入到盲人福利工场等地,写出了颂扬先进模范的人物特写《眼盲心亮》、《亲人》等作品。
记得是在1966年7月20日的下午,她第一次主动陪同巴金一起来参加了第二次批判叶以群、孔罗荪的大会。当时巴金刚从杭州回来,他那接待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任务尚未结束,部分代表尚在上海活动。巴金是抽空来开会的。尽管那天巴金作为上海作协的主席,被安排在“上座”就位,但大厅里已经有了批巴的大字报。随后在8月上旬,巴金正式回到机关,并于10日,萧珊再次伴同巴金参加对叶以群的批判会。这两次批判会,虽未直接涉及巴金,但已给萧珊带来不少压力。在这场席卷一切的红色风暴中,她这位胆小怕事的人,仿佛已经预感到巴金将难逃此劫。
在1966年底盛行抄家风的日子里,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白天晚上,一批一批地闯到巴金家,翻箱倒柜,随意掠夺。有天早上,她跑到机关来找领导汇报,我在大门口遇见了她。几天未见,人憔悴了许多,面色苍白,鼻青眼肿,仿佛被人打过的样子。我指指她眼睛问;“怎么的?”她说是自己不小心撞的。事后知道,那天夜里,一群疯狂之徒,翻过墙头闯进他家胡作非为,她怕伤害到巴金的安全,急忙跑到派出所,想借助民警的干预帮她解围。结果被这些毫无人性的小混蛋察觉,用铜头皮带在她脸上狠狠抽了一下才打成这样。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巴金的问题终于在机关揭开了。如果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巴金是受尽了各种屈辱和摧残,那么对萧珊来说,在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折磨,比之巴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巴金与萧珊相识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时还在爱国女中读书的萧珊,原名陈蕴珍。她是读了巴金的作品后,因慕名而与巴金交往,由相识、相知以至相恋、相爱,多年之后终成眷属。婚后他们相亲相爱,从未红过一次脸。这一次,当巴金被打入“牛棚”之后,她既担心巴金的处境,又不得不藏着内心的隐忧,宽慰着巴金,并鼓励他要坚持下去。
开初一个阶段,尽管萧珊曾被勒令参加过数次陪斗,但大部分时间还能留在家里。自从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的狂妄派红卫兵于1967年12月27日进驻上海作协以后,刮起了一阵狂妄旋风。1968年1月10日下午,他们和机关里的部分造反派不顾天寒地冻,分两批人马奔到巴金和瞿白音家,把萧珊和瞿的夫人田念萱,揪到机关。田念萱本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写过一些“毒草”文章,时已退休在家,可是瞿白音是当时电影界赫赫有名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在狂妄分子的心目中,让这些养尊处优的人待在家里太舒服了。于是揪来以后,立即狠狠批斗了一番,并规定从此以后,每天7点半准时上班,同“牛鬼蛇神”一起参加劳动、交代问题。
从此,萧珊亲见巴金像“贱民”一般,不时被示众,三日两头被机关内外的造反派揪斗。这种种惨象,比打她本人还要难受。也许是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她的健康遭到了损害,终于病了。拖了几年,在1972年2、3月间,经医院查出患有肠癌,但已是晚期。至8月13日,终于抱着万分遗憾,没有亲眼见到巴金解脱,就永远离开了人间。

十八、“炮打张春桥”的前后经过

上海作协的造反兵团,在相当一个时期,三天两头要传达张春桥的指示,开会发言时也常常开口闭口说“春桥同志指示我们……”或“春桥同志说……”,谁也不曾想到,一度竟卷进“炮打张春桥”的洪流,成了上海滩上几个“炮打”的重点单位之一。
事情发生在1968年的4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以前,整个机关,一如往日,按原有的生活秩序工作。我和几个中层干部及知情人王道乾、李子云和原党组秘书郭信和等几人,正按造反派头头的安排,在西厅回忆1962年作协党组责成各部门检查简化的问题。华东师大的一个姓朱的造反派,急匆匆从大门外赶来说:你们倒还那么安静,外面马路上已经闹翻天了。据他说,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造反兵团和《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战斗组,以及复旦大学的红革会等单位,在马路上贴了许多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我们几个人听了都很纳闷:这些单位搞的什么名堂?
大概到了4点钟光景,主持作协机关运动的头头和戏剧学院“革命楼”狂妄派的头头,到西厅来,说他们造反兵团要在西厅开会,要我们这几个非兵团成员暂时离开一下。我们当即离开西厅,回到三楼办公室。不久便响起了令造反兵团集合的铃声。我猜想:大概是造反兵团知道马路上发生的情况后研究如何反击“炮打”的事。约莫到5点钟左右,开完会的汪安丽(《萌芽》通联组工作人员)跑来说:他们都已经去食堂吃饭了,饭后就要上街去刷标语。正说时,戴厚英也跑来对我们几人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去识别,兵团的同志准备去刷大标语,你们几人可以到马路上去看看,到8点半再回来兜兜情况。
  事后知道,这一天,他们造反派够紧张的了。造反兵团的头头昨天出席了市革会政宣组召开的一个会议。时任市革会领导成员兼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在会上提出,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炮打”的大字报,如第二军医大学署名“红旗”的大标语,大字报,大家不要去覆盖,不要反击;可以大胆怀疑,要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黑后台”,并暗示性地说:“上海将要重新发生大乱。”话中虽未公开提到张春桥的名字,但意思很明显。与此同时,作协另一个工人诗人,从《工人造反报》驻京记者那里,听说中央揪杨、余、傅的文件,不是由正常的传送渠道发下来,而是通过记者转给上海市革委会的。
当时的几个造反兵团头头,在4月12日上午凑集在一起把情况一兜,觉得事态严重,看来张春桥是出问题了。
下午,造反兵团的头头在会上传达了朱锡琪的讲话,并要上海戏剧学院来的小头头介绍复旦大学的红革会在戏剧学院刷写“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的情况,戏剧学院的造反派由开始时的抵制到最后跟着“炮打”的经过。造反兵团头头接着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发展很快,三四天内会见分晓。并要在座的头头们对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一表态。头头之一的戴厚英,听了这些介绍后,激动异常。她声泪俱下地表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毛主席已经挥手了,我们要前进!最后决定,马上召开全兵团成员会议,把情况摊给大家,要大家独立思考。
  4点左右,在全体兵团成员大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兵团成员,个个表示要听从头头们安排。于是,当场决定兵分四路:一路去这次“炮打”的发起单位《工人造反报》、复旦大学红革会和《文汇报》社,进一步摸清情况;其余三路,分头去各条主要马路刷写大标语。标语内容要“进可攻,退可守”,不公开点张春桥的名,但要使人一看便知道是指谁,将来打对了有功,打错了也抓不到辫子。
那天傍晚,我依照戴厚英的建议,吃完晚饭,即独自一人,骑了自行车到外面观察动静去了。从陕西北路转到南京西路,那一路标语不多,但墙头上贴的具名为“《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编写的几十个“为什么”的传单不少。许多人就围着传单,聚精会神争看。到临近西藏中路时,大标语就多了。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用“抓叛徒战斗队”、“送瘟神战斗队”等署名,在许多商店的橱窗内和马路上写着:“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造反兵团,写着:“把上海搞成独立王国的人决无好下场!”在众多“炮打”的大标语中也有个别“保张″的标语,如上体司的鲁迅兵团,写了一幅:“炮打张春桥的跳梁小丑决无好下场。”
这天晚上,戴厚英亲自率领了十几个人,到静安寺一带刷写“炮打”的大标语去了。
4月13日一早,我上班经过静安寺。只一夜功夫,情况已大变,“保张”的大字报已占了压倒优势,上海作协的两幅大标语:“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张××”和“打倒大叛徒张××”,其中的“张”字已被铲掉,下面的署名:“上海作协造反兵团”的几个字,已被墨笔打上了叉叉。
形势迅捷多变,由于作家协会在上海文艺界是个深有影响的单位,因此许多人都以为作协的头头对张春桥的情况比较了解,一定是掌握了确凿的内情才会炮打的,所以一上午就打来不少电话,询问内情。文化系统的一些单位,态度并不一致。青年话剧团是坚决“保张”的,工总司则不表态,《文汇报》不接待读者访问。面对如此扑朔迷离的状态,造反兵团马上通知全体成员开会,商量进一步行动。在三楼办公室内,我正与几个非兵团成员交流着各自的看法,谁也搞不清楚事件的真相。忽然,只听得楼下传出一片嚷嚷声,还夹杂着口号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忙奔下楼去。只见电影局机关的造反派正在门口的地上刷写着大标语:“炮打张春桥同志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此外,还有新华书店和京剧团的造反派,在传达室门口吵嚷着要找这里的造反派头头。刚才还在开会的大厅内,只剩下几个人。我问一旁的汪安丽:人都去哪里了?汪安丽说,他们都去外面覆盖昨天写的大字报去了,上面已有权威人士表态:炮打张春桥是错误的。我趁机关乱哄哄之机,索性再次骑车去南京路转了一圈,但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有人激动,有人惊慌,有人迷惘,有人兴奋。支持张春桥的大字报不少,打倒朱锡琪的大字报也有了。
就在这天晚上,歌剧院的造反派闯进作协,要揪作协造反派的坏头头。亏得兵团的头头事先已有防备,早就转移了。数天后,兵团勤务组的几个头头,先后在群众大会上就此事作了检查,一直闹腾了一个多星期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当时,对这些兵团头头,似乎未曾深入追查,但到工、军宣队进驻以后,某些人终于受到了“惩罚”,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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