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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2月 27, 2019 6: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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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9年2月28日第125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唐少杰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
——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修订稿)
王海光 “地质匠”们开掘的文革历史深井
——初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何 蜀 为了历史,抢救记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序
阎长贵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后记
阎长贵主编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目录
程汝明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给江青做了16年专职厨师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李仁庆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见了江青不害怕的内勤警卫战士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汪东兴和叶群找我们谈调动
江青权势熏天
我不大怕江青
江青和周恩来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江青跟一些领导人的关系
江青视工作人员如仆役
对江青总的看法

史林一叶

舒 云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生逢乱世

甘 庄 一个小学生的文革记忆片断

编读往来

胡泊来信为2018年文革题材出版物中的港版书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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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有感
(修订稿)

唐少杰

2018年10月,我收到了先是蔡新平先生发送来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电子版,年终岁末又收到他赠送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印刷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这两个版本在内容和文字量上虽有所差别,实为一体。电子版不受容量限制,总量达到240万字,署名蔡新平编辑,印刷版精编为120万字,署名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策划,张运钧、李颖编辑。这套文集是关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史的文献,包含大事记、回忆、评述、档案资料等等的汇编,内容在时间上涵盖了文革十年,但主要集中在最初约三年,分上中下三大册,六大专题篇目,重要文章七十多篇。同名电子版的目录总系统计文章篇幅多达258篇。这套文集除重点汇集了近些年在何蜀先生、吴迪先生分别主编的民间文革研究电子刊物《昨天》和《记忆》上发表的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有关的文章,还收集了其他各种有关的文革文献,增加了若干新撰写编辑的尚未发表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和相关的评述研究文章。这部120万字的鸿篇大作和与之配套多达240万字同名的电子版,凝聚了地院师生历经近八年的艰苦工作的心血,为北京高校文革史的研究构建了一个丰富史料文库,是对文革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功莫大焉。



张运钧、李颖伉俪为这套文集所写的“前言”,概括出北京地院文革年代的七个特征:(一)对党忠诚的党化教育——“洗脑”;(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权力服务;(三)狂热的、盲目的革命热情;(四)神秘人物的出现;(五)派性斗争从未停止;(六)根本没有法治;(七)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根据这些在文革一个大学单位的主要特征,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初期的文革至少有八大鲜明的“亮点”:
一是北京地院以革命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1966年8月至10月四次“进驻”(或按文革之后的说法“冲击”,也未尝不可)地质部,反对“工作队”(文革初期“工作组”的另一称呼)而绝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反对“工作组”,直接把反击体现党—国家垂直领导的“工作队”的势头和浪潮冲到了北京地院的顶头上司部门,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一级的国家机关。这在文革伊始与其说是最早,不如说是独创,因为这不仅有可能大大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的领导,而且深深钝化了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
二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学生周永璋1966年9月发起并促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立,这一稍后被称之为北京红卫兵“三司”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标志着文革真正的红卫兵造反运动的横空出世,并与先前形形色色的、带有党和国家高层干部儿女血统色彩的“老红卫兵”势力区分开来。在此之后的文革历史实践证明:只有红卫兵“三司”才是北京地区红卫兵运动及其真髓的“传人”!
三是北京地院造反派1966年12月奉中央文革小组的旨意去成都揪彭德怀回京。由于同彭德怀的交谈并受到其影响,地院造反派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徘徊不定实际上意味着他们没有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旨意。虽然他们把彭德怀带回北京,但是他们与彭德怀的接触所带来的反思(或者说某种程度的“动摇”)已不为中央文革小组所能左右,已大有可能为稍后的地院造反派领袖人物的“蜕变”埋下了一条伏笔线。
四是北京地院文革初期(也即不到半年的历史),竟然产生了一位像朱成昭这样最早为造反派学生领袖尔后成为文革另类代表的人物,他对文革短短半年的演变历程所持有的看法(又称“八大观点”),尽管还很难真正称得上是对文革的批判和否定,但却直接而又确实是对文革的批评和怀疑。仅仅因为这种批评和怀疑,致使这“八大观点”堪称最早的文革异端思潮的萌发或雏形,比清华那著名的“四一四思潮”还早了近半年。
五是北京地院造反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一领文革之风骚,率先于当年北京的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可谓发力北京并且波及全国的大学文革执牛耳者。这五所大学所“滋生”出的叱咤北京文革风云的“五大领袖”就是这种角色的标志之一。
六是北京地院造反派1967年4月同北京大学等学校造反派的争执和纠纷,促使北京造反派群众中的“地派”与“天派”之间的分歧或分裂公开化,加深加大了造反派运动的内讧和内乱。以地院造反派学生为领军的“地派”真正使得北京地院的文革具备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某种主导性因素或引导性取向。
七是北京地院造反派及其代表人物同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特别是与这一“司令部”的执行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互动和互需,其作用和影响在北京地区当年文革的诸多大学中,几乎“不逊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关注北京地院文革的程度或介入的范围很有可能超过了其他北京高校。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位要员也频频对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及造反派“关爱有加”。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同北京地院那位造反派最早领袖人物的“相遇相知”到“相爱相离”,不是一部神话演义,也算是文革红色爱情加黑色浪漫的一段传奇。
八是北京地院造反派没有出现过派别的组织化分裂和对立,更没有发生过派别组织的冲突或厮杀。这一点在全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中,都实属罕见。尽管地院造反派内部有分歧、有异见、有争执,但是没有以“武斗”来超越“文斗”,即根本没有采用文革“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值得在北京地院的文革史上大书特书一笔!显然,地院造反派某类代表人物(最为典型的应当是蔡新平)及其群众致使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斗争的某种“定律”或“范式”(从“文攻”走向“武卫”的杀戮和牺牲!)在北京地院绝无可能运行开来。



张运钧、李颖伉俪所写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一文,简练而有力地评述了北京地院文革的最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先是称“东方红战斗队”,后改为“东方红公社”)的诸多方面:(一)地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是文革运动的一个缩影;(二)地院的文革运动具有“通天”的特色;(三)地院“东方红”在文革中“创造”多项第一;(四)文革充满了无法无天的“政治恶斗”和“群众专政”;(五)我们在政治狂热、盲从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六)文革中充满了极端思维;(七)中国的政治生态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因而,沿着这些方面的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北京地院的文革初期历史还有以下几个具体方面更加值得关注:
(1)文革的一大“悖论”
伏庆是在《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源于自己刻骨铭心的文革体验的“悖论性”疑问:为什么文革会在同一位最高领导人兼最高发动者的统帅下发生并出现跟随着他的势不两立的群众派别之战呢?如何才能做到在文革中“听毛主席的话”呢?用伏庆是自己的话来说:“1960年代中期,毛主席的权威达到顶峰,……人人都说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最听毛主席的话。可是在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形成对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呢?既然都听他的话,为什么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造反派和保守派,究竟谁听毛主席的话,谁不听毛主席的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呢?” 在我看来,这种疑问以及由作者列举出的文革一系列荒唐而又怪诞不已的现象 ,不仅是像作者这样当年普通的青年学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都无法回答,就是毛泽东本人也很难从理论或实践等方面来回答的,更何况其他人。这里,我认为田春林在其回忆录里作了比较好的回答,他写道:“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 田春林进一步用毛泽东多年来所惯用的政治手法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毋庸置疑,不仅红卫兵运动,而且整个文革,何况不是“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呢?毛泽东在整个文革历史过程及其主要阶段所具有的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破绽百出之特性直至自我分裂、自我否定和自我异化之必然,甚至达到了只有毛泽东去世,文革才有可能结束的地步。文革的一大“悖论”,正如1980年代一位中国知名人士所言:谁都否定不了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只有毛泽东本人!
(2)文革的一个“另类”
北京地院文革的一大“贡献”就是“诞生”或“降生”了像朱成昭这样一位文革“另类”人物。从所有参与北京地院文革的人物的个性、命运、典型甚至影响来看,朱成昭真正是无出其右的。就是从整个文革历史来看,由某一单位的文革伊始揭竿而起、登高一呼的群众领袖,到在某一文革局部地区或部门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群众代表,再到由于不满、痛斥文革而“引咎隐身”、“闭门思过”的“非议者”,最后到深陷十年囹圄之灾而成为十足意义上的文革“阶下囚”,朱成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朱成昭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相对来说时间较短,大约是在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他先是主要以自己的观点、后是以自己的行动完成了这种变化。朱成昭约在1967年1月就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到了2月,这“八大观点”被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 他还在私下说过:文革,“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朱成昭说出这种在当年文革“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可能招致生命之虞的话语,比文革结束之际某些人的醒悟和痛悔岂止早了十年!
据田春林追述,是当年地院附中的一位语文教员向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李讷(肖力)写信,举报朱成昭的观点问题,写信者托田春林把此信转交给了李讷(肖力)。其实,稍后,中央文革小组也从造反派“组织系统”的情况反映那里得知了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在1966年底或1967年初同上述那位教员的谈话中认为:“中央高层现在存在三种政治势力,第一是毛林为首的文革势力,周总理为了保自己是紧跟毛林的。毛要依靠林对军队的控制打倒第二种势力刘邓。第三种势力是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势力。康生是有野心的,他现在依附于毛林的主流势力,利用毛打倒刘邓的心理将他推向极端,使毛走向反面失去民心和军队的支持,从而夺权。……当然也有可能毛在达到打倒刘邓的目的以后为了收拾局面,消除广大干部和军队的怨气,把文革派和康生抛出来作替罪羊。因此他认为造反派别看现在闹得欢,终究会和中央文革一样被抛出来当替罪羊。最后掌权的还是保守派和枪杆子。因此他在行动上由原来反联动到和联动打得火热,并把宝押在所谓枪杆子上。” 朱成昭的预见或预言,仅仅是在文革进行了半年左右而作出的,这不能不说是朱成昭的远见卓识。即使到了1967年3月被“闭门思过”,朱成昭还提出了“三条线”的观点,即“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三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
张华府在《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一文回忆到,1967年4月,朱成昭拒绝了王大宾向他转达的中央文革小组要他做出“检查”的建议。作者在提出了朱成昭拒绝此建议的几点理由后,写道:“这段文化大革命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它是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和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的新生势力之间,对红卫兵造反派掌控权的争夺战。这一争夺战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干部阵营取得胜利而告结束。他们成功地把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朱成昭和中央文革离间了。历史就这样定格了。” “接下来,中央文革就只能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了。你想想,连中央文革自己树立起来的旗帜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方针都怀疑了,都和中央文革决裂了,那还会有多少基本群众会死心塌地地继续跟着中央文革干呢?造反派全面夺权走不通了,那么,调整方针是势在必行了。……中央文革只能放弃原先的全国统一由造反派掌权的第一方案了,退而求此次,先‘三结合’吧。”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大朱成昭一事的作用或影响,例如,老干部阵营与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之关系就是一个悬念;又如,朱成昭一人能否操纵红卫兵造反派的掌控权也是一个疑惑;但是根据张华府的这段评述可以说,1967年春季在老干部势力和学生“异类”代表的不约而同或不谋而合的双重“夹击”下,不仅使得中央文革小组而且使得整个文革,一时处于某种窘境。
在时间标注于1967年8月15日的“检讨”中,朱成昭本人写道:到了1967年春夏之季,文革出现了全国性的武斗,“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形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所以,他对毛主席的路线产生了“彻底地动摇”,对文革取得的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对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忧起来。”“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
蔡新平的评价比较全面、合理:“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 “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上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驯,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朱成昭本人的个性和见解,他比这“五大领袖”在文革个人命运上更有锋芒、更具前瞻性。也正是由于与这“五大领袖”不同,朱成昭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批判性的,而“五大领袖”的文革个人命运更多是悲剧性的。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朱成昭就是一位文革批判的“预言家”、一位文革命运的“先知先觉”者!另外,更加令我感慨不已和长叹不息的是朱成昭在文革后说的一段自勉自励。据伏庆是回忆,他于1993年8、9月在上海与朱成昭的长谈中,朱成昭说道:“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三大战役。第一战役就是文化大革命。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人利用了,失败了。第二战役是经济战役,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经济战役是为第三战役做准备、打基础的。第三战役是文化战役。中国只有经历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运动,才能彻底改变。……等我们赚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就在巢湖边上盖座小别墅,把大家召集起来,读书、学习、讨论、写作,开展文化运动。” 朱成昭的英年早逝使得这段自勉自励仿佛成为某种数十年来一直令人泪眼婆娑的憧憬。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朱成昭以及由文革所带来的“朱成昭现象”,探讨得远远不够,研究得远远不透。
(3)文革反思的一种反差
文革之后,关于文革的反思必定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然而,这种反差在北京地院当年文革结成一对特殊关系的人物中具体而又独特地表现出来,这就非常值得关注。
古宝琳所写的《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一文,在现存的所有文革回忆文章和著作之中,是非常少有地追述文革风云人物或知名人物婚姻生活的一篇力作。作者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特别是以她切身体验过文革而具有的熔感性与理性于一炉的洞悉,对于文革下的婚姻感情生活波折及其苦难的评述,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 “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了,抹不平。” 尤其是作者在该文“结语”所写下的话语,可谓余音绕梁,令人回味至深:“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
相比之下,对于文革的反思,王大宾远远不如古宝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王大宾谈到所谓“我对我们错误的反思”,泛泛论及了“实践证明我们没有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文革运动的实践证明我们不行”。 他写道:“在(文革)这大乱的局面中,毛泽东一直在看,不但在看着聂元梓、蒯大富,也在看着我们,看着文革运动中冒出的各路群众组织头头、各级干部和解放军的各级领导人的形形色色的表演与动作。他期望在其中选出他认可的接班人,保证他的社会主义路线传至千秋万代。”结果呢,“我们北京高校的五个头头,的确都让毛主席失望了。” 王大宾这段自责不已的话语,也是对于那种“我们(指‘五大领袖’)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抱有的终生遗憾所做出的一种反思性的“脚注”。今天,人们可以试着做出某种猜测或设想:如果这“五大领袖”没有让那伟大领袖失望,那么文革会是什么、文革又会怎样呢?
(4)文革中干部问题的一个侧面
显而易见,文革中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干部问题,其尖锐程度、复杂范围和曲折方式,一点也不亚于其他所有的文革问题。
一方面,正如胡昌铭在其回忆录中所写到的:文革使得中共干部体制和干部势力受到重大打击,“对于干部队伍来讲,干部曾经有过的光辉、被崇拜的形象已经严重受损,甚至荡然不存,倒是还原了其人性的真实一面,其实在人格、情操、公与私的表现上不比老百姓强多少,与老百姓相比,有的甚至相差甚远。” 也可“发挥”林彪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工交系统文化革命座谈会上的那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一场对干部“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 。如果以林彪的此番说法来“审视”文革的干部问题,文革的确就是中共党和国家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的各级各类各行各业干部都要经历的一所“炼狱”。
另一方面,文革中,干部势力或干部因素既没有隐身全退,更不会消失殆尽,它们会以特殊的方式或途径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带来相应的影响。在《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文中,蔡新平记述了地院文革一开始就被当作文革党内斗争最早政治牺牲者而被打倒的几位干部代表人物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他们即使身在文革的边缘或外围或“江湖”,也会时常心系文革格局或文革某一群众派别或文革政治“庙堂”。这几位干部代表人物在地院造反派群众有可能即将分裂的前夕,出谋划策,力挽狂澜,使得所谓“蔡派”群众没有拉出队伍,自立山头,这就“使地院没有发生武斗”。因为,地院“只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蔡新平由衷地对以安静中为代表的干部们喊出了心声:“你们保卫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
(5)文革凸显的一种革命惯性、一种造反定势
文革开始不久,必然呈现出一种文革造反派运动固有的“惯性”或“定势”,即如同革命每每很快陷入革命的内讧或内战,造反常常迅速转入造反的内耗或内乱,文革所有像样一点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数月左右就步入了其内部的论战、争斗、分化甚至厮杀!北京地院造反派在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其掌权者作为“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滥权滥专政,它与毛泽东给工作队定义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属同一性质。有权了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打击报复,就可以贪腐。这种权力的任性,根深蒂固” 。看来,包括北京地院造反派在内的各等类色的文革造反派及其掌权者们都没有逃脱出以往历史上若干革命运动自我解构直至若干革命者自我消解的宿命。杜应国的评说真是鞭辟入里:“造反派掌权后,是否就能遵循文革初期宣传的‘大民主’的逻辑,容纳不同意见,吸收底层民众参与各级机构的管理?地院东方红的作派对此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其实,岂止是地院,清华、北大以及全国所有掌权的造反派不都一样,一旦大权在握,都一无例外地对新起的异议者、反对派挥舞起残酷无情的镇压大棒,决不手软。这样严酷的事实,对于戳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文革谎言,揭示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和回答,不知那些至今还醉心于文革迷梦的人为何看不到这一点。”
尽管按照人们常说的,文革本质上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而是权力争夺战,但是,处在革命与造反之间而具有高度张力(tension)的文革,作为某种“准革命”,或者作为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造反”,或者作为颇有争议的“革命的革命”,它至少在形式上更加近似于革命,更有着其特有的革命“气息”或革命“气数”。
由短到北京地院造反派一家一处的整体嬗变,长到所有文革造反派全社会性的全盘裂解;由小到北京地院造反派掌权者们的兴衰造化,大到以往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一些“革命军”闯将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一些“马前卒”的生死劫难,不是一直不断地上演着革命经常吞噬革命儿女的悲剧,就是连续不已地重复着多少类似农民革命王朝开国年代造反者总是残害造反者的闹剧!例如,基于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衰亡来看,当年苏俄两大革命党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角逐和生死斗争绝不只限于意气之争或个性使然或争权夺利等,而在最初苏联建国前后之际,托洛茨基的主张和政策时常就比斯大林的更为激进甚至更为残酷,而斯大林的策略和举措则不时会汲取托洛茨基已有的某些想法和说法。从“大历史观”来发问,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二人在革命手段、革命素养、革命秉性直到革命期许、革命主旨、革命理想上有什么截然不同吗?仅从苏俄革命权力运行的谱系来讲,斯大林不过是“上台了的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只是“下台了的斯大林”而已!
实际上,划破文革思想夜幕的顾准先生以其整个晚年的悲壮经历所诘问的“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和所质疑的“革命之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就直接或间接地而又有力地回答了那些文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诸如“革命后犯错误”和“造反派犯错误”之类的失落、困顿、迷惑和绝望。文革长夜下,顾准先生探讨了革命与专政、革命与民主的内在关联,考问了革命的异化以及革命者的自我异化之现象,论及了在朝的“执政派”与在野的“反对派”的有机依存,阐述了经验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不同取向、追求和归宿。 顾准先生的启蒙思想如火如炬,即使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发人深省的光芒。
多少类似于过去某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的敌人制造出来或催生出来的,农民王朝意义上的造反在很大范围里也是由造反的敌对势力滋生出来或孵化出来的。这一点使得无论是革命还是造反都必定带有它们各自挣脱其文化母体而出生所先天具有的深厚胎记或浓重血迹。这就恰如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群众,反之亦然;而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土壤、空气和水分,就会有什么样的革命(或造反)文化“植被”,反之亦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哲”卡尔·马克思所着重强调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革命训诫是否应该适时地、具体地甚至突出地转换为如下的诉求或规范:革命不只是要解放革命者,而且还应该解放包括革命敌人在内的所有人;或者说,造反不只是要解放造反者,而且更应该解放包括造反对象在内的所有人!概言之,这种转换应该成为衡量和检验某种革命是否健康和是否健全的基点,或者,这种转换应该成为评价和界定某类造反是否有效和是否长命的基准。若是背离了这一点,所谓的革命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解放,不可能是人的全面解放,甚至都不可能是革命者本人的起码的解放,至多是某种政治的解放;或者说,所谓的造反不可能真正成为全民的进步,不可能是人的全面进步,甚至都不可能是造反者本人的像样的进步,至多是某类人物的得势。很有可能的是,上述这类只注重政治解放的革命会成为再现或延续那种“王朝生死兴衰周期律”之折腾加动荡的循环,上述这类唯权力至上的造反会成为重蹈或沿袭那种“没有敌情也要制造出敌情、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敌人”之恐惧加恐怖的轮回!更加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一旦如此之类的革命与如此之类的造反联手相并,那么“革命的革命”和“造反的造反”就会接踵而至,孪生相随!
(6)审视文革的一种“画面音”(不是“画外音”)
在我看来,张运钧、李颖伉俪为他们编辑的此书所写的“前言”和类似编辑“后记”的专文(《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兴衰沉浮——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以及编纂的“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为1966年至1968年三年的文革大事记),为这套文集锦上添花,增光溢彩;尤其是这里所提及的“前言”和“后记”专文成为这套文集中观点最有分量、分析颇为犀利和概括比较全面的重头之作。
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绝不局限于只是为了编辑北京地院一地、一域、一时、一派的文革经历,而是源于这种经历并且高于这种经历,他们对于编辑此书的初衷和目的做出了振聋发聩的陈述:“我们编辑本书,为的是决不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受骗上当;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被政治利用;为的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政治牺牲品;为的是维护我们应有的权利;为的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为的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走过的文革的历程,认真地总结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瞭望我们前进的征途……。” 这种“画面音”如同黄钟大吕,所发出的历史警示不正是给我们文革研究者所树立起的一种“座右铭”吗!
另一方面,张运钧、李颖伉俪还提出一个反思、研究和批判文革而应具备的颇有见地并意味深长的视角:“前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失败的两个重大标志性事件!” 仅就这样一种“画面音”而言,张运钧、李颖伉俪与他们的同学蔡新平等一起艰辛完成的这套文集,其反思的视域、其审视的界限就不囿于中国,而是融入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形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使人们越来越直切而又深切地感受到了追述、反思和批判文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2017年7月,我在清华大学开设十余年、二十多个学期的“文革史论”一课被“下令”停止讲授之后,我本人更加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直观地、感性地就可体会到:在文革结束之后,文革的蛛丝马迹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息息相关,挥之不去;文革的幽灵阴魂从来都没有像现今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影影绰绰,时常发作。对于许多人而言,特别是对于出生于1970年代之后的中国人而言,文革由何而来?文革向何而去?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文革究竟为了什么?文革与改革到底是什么关系?文革的终点真的就是改革的起点?……还是张运钧、李颖伉俪言之凿凿:“只要产生文革的土壤基础客观存在;只要这种政治体制弊端的存在;只要党内权力斗争矛盾激发到非常阶段;只要党内出现野心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有再次出现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弊端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政局乱象的总根源。所以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地进行否定!现有的政治体制弊端必须改革!”
我非常敬佩、非常感谢蔡新平及其同仁们的坚毅执着和不懈努力!必须强调的是,正是清华大学有了孙怒涛们,北京大学有了张从、樊能廷、奚学瑶和王复兴们,北京地院有了蔡新平们,从2013年到2018年付梓问世的《良知的拷问》、《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简史》和《昨天的记忆》等等专著或文集,标志着近几年北京地区的大学文革史反思和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不断取得新的可喜成绩。
昨天犹在,记忆永生。质言之,只要以往不意味着遗忘,记忆和反思就会成为历史的本体所在。记得文革之初,我上小学不久,看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脑海萦绕着一个因年幼而不太领会的场景:该剧主人公李玉和去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宴请”之前饮下母亲的“送别酒”时说过的一句台词:“妈,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现如今,我要说:祖国啊,有文革垫底,什么样的专制苦难,我们都能对付!

【一点说明】此书评初稿写完后,我发送给蔡新平先生等,请他们过目。可能是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和便利,经过多次转发,此书评很快在文革博物馆通讯990期·华夏文摘增刊第1158期(2019年1月8日,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发表,在此,谨向该刊主编华新民先生致谢!但是,在此之前,我正在修改此书评,并于1月6日向何蜀先生正式提交了此书评的“修订稿”(除一些个别文字修订外,主要是改写了全文第一段文字和加写了第二部分第五小节)。这里发表的就是这一修订稿。特此说明。——作者谨记。

完稿于2018年最后一天
修改于2019年1月6日
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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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地质匠”们开掘的文革历史深井
——初读《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王海光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这五大院校,是文革司令部号令和指挥全国群众造反运动的五大旗杆。北地东方红头头王大宾,与北大革委会主任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头头蒯大富、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1968年7月25日,毛泽东率文革司令部全体成员召见了他们,严厉批评他们打派仗,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收场。可以说,这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史,浓缩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运动的轨迹。这些学校文革运动的兴衰成败,既反映了毛泽东如何运动群众的权谋,又反映了群众运动如何偏离毛泽东文革目标的脱轨,其运动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各种变数和突发性事件。所以,文革史者对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都非常重视,很希望当事人能够提供比较真实可信的史料可供公开利用。
2018年末,以北京地质学院陶世龙老师为顾问,蔡新平、田春林、伏庆是为策划,张运钧、李颖共同编辑,众多当事人参与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史料集汇编,得以正式付梓了,这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该书有上中下三册,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汇集了丰富的口碑史料和文献史料,有历史事件的现场回忆,有几十年后的深刻反思,是文革史研究的又一个重大成果,为文革研究又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
史料整理是研究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史料集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是搭建一个学术平台的事情,工作量很大,往往需要集体合作,其份量要比一般性的专著更重,学术生命力也更加长久,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这部120万字的纸质版和多达240万字同名的电子版,从开始酝酿到结集成书,历经近八年的艰苦工作,凝结了他们共同努力的集体心血。虽然有许多文章已经在《昨天》、《记忆》等网刊和杂志上发表,但与汇编起来结集出版的分量还是不一样的。分篇文章只是零散的片段,汇集起来则能呈现整体。而且电子版中还增加了很多新的文章、史料,编排有序,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这部《昨天的记忆》的出版,为地院文革史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公开的学术平台,为文革史研究开辟了一个重要阵地。
近年来,这五大院校的许多文革运动的亲历者都做了不少个人回忆,为历史留下了他们可贵的记忆与深刻的反思。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一书,可以称为是老五届大学生文革反思的代表性著作。这些都是研究文革史的非常宝贵的口碑史料。可以说,离开了这些生动翔实的口碑史料,后人再面对那些充满了阶级斗争时代语境的政治语言的文献史料,可能就看不太懂了。但是,留存历史恢复记忆的活动,是一个群体性的工作。只有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回忆中,才可能有对证性的相互启发,能够把一些细节考订清楚,给后人留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图像。然而,其组织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不仅要有对历史负责的存史态度,还要有敢于面对昨天鲜血淋漓的道德勇气,还要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和存异存疑的理性涵养。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目前能够做出群体性共同回忆的院校还不多。现在已经出版的有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者的《真话与忏悔》、《历史拒绝遗忘》(孙怒涛主编),北京大学《燕园沉思录》、《风雨未名湖》(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等书。北京地质学院《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组织编辑出版,在五大院校的群体记忆和反思又有许多自己的新特点,参与者的代表性比较充分,具有史源的多样性,体例比较完整,内容比较丰富,脉络比较清楚,在首都五大高校文革研究中很有点后来者居上的意味。
我接触地院的文革小报材料,还算是比较早的。在1988年写硕士论文《红卫兵运动兴起之探析》时,就曾翻阅过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清华大学的《井冈山报》这些首都著名红卫兵小报。但当时读得一头雾水,对于文字背后的真正文章并不甚了了,甚至还有些误解误读。后来还是遇到了在校学习的学员焦洪波先生,他当年是地质学院的研究生,讲了一点情况,才算是略知了一星半点。深感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口述,这些历史是无法做的。
在当时“否定文革”的历史叙述中,人们总是把造反派和左倾思潮的勇敢分子联系在一起的,与“打砸抢”的非法行动联系在一起。这是给人们通常的一种刻板印象。时至今日,一般人对造反派的派系关系还是知之不多的,甚至把造反派与老红卫兵混为一谈,对红卫兵思潮的文革流变是很不清楚的。承蒙陶世龙老师盛情,约我参加了北地师生的几次聚会,结识了蔡新平、孟繁华诸位先生,交流过对文革资料编辑的一些看法,以后又有一些邮件微信往来,对地院文革的复杂性才有了较多的了解。深知这项工作的难度,对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感佩的。如果他们再不去做这项工作,地院的文革历史对后人就可能是一盆浆糊了。
这部资料书的出版,让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有了基础性的材料,这是一件造福学林的功德无量的事情。在书稿付梓之际,蔡新平先生要我提点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谦称自己是“地质匠”,意思是搞技术的。其实历史学也是一门技术。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有一本书,书名就是《历史学家的技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与研究地质演化历史,本质上都是追求客观实相的科学活动,只不过是“术业有专攻”而已。蔡先生他们已经做了相当好的工作,让我们领略了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有感于这些老“地质匠”的认真、执着和真诚的精神,我是却之不恭,勉为其难,就从当代史研究的学科角度谈点不成熟的初读意见吧。

一、实证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们现在通行的关于文革史的研究路径和叙述框架,基本是在1980年代的“彻底否定”文革和“宜粗不宜细”的政治逻辑下形成的。其特点是政治实用主义的“神鬼史观”和“路线斗争”的思维方式,习惯于用高层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人事派系关系来解释文革历史,使用的是“左”和“右”之类的模糊性的政治词汇语言。这种叙事方式,影响非常深远。不仅是国内官方主流史学所运用,也影响到国外的文革研究。海外的许多文革史著作大都也是沿用了这个框架。一些民间研究者的文革研究,虽然语言大胆泼辣,敢说敢评,但实际上还是在这个框架中,只不过是把神与鬼的位置颠倒了一下而已。无论是把奉若神明的毛泽东、周恩来拉下神坛,还是给负面角色的林彪、江青等重新正名,都是搞的“政治正确”的文章。这种“颠倒颠”的历史,其实玩的还是政治,不是做复原历史的学术研究。
历史是对昨天的真实记录,绝非是一部“决议”定天下的事情。我从不认为历史有什么终极目标,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根本不是设计出来的。所谓宏大计划的目标愿景,从来都是政治家给民众开的空头支票,也从来就没有真正兑现过。人类还没有设计未来的超能力,都是“且行且珍惜”地一路走来。所谓历史发展,其实就是一个鉴往知来、不断纠错的趋利避害过程。佛教供奉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实在是高明的人生大智慧。怎样看待昨天的历史,就会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也就预见了明天的未来貌相。极权主义统治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控制历史的话语权。
极权主义史学是以“政治正确”图解历史。通过制造和传播谬误的历史知识,给民众制造时空颠倒的认知错觉,承继了愚民灭智为核心的秦王朝统治传统。不能不说,这种通过改变人们历史记忆的统治方法很有效,我们民族的历史遗忘速度是非常惊人的。现在的大学生们对文革已是茫然无知了,甚至对改革也知之不多,脑子里被灌输了许多谬误的历史知识。我曾问过一所著名大学的历史专业本科学生,“四人帮”的名字已经说不全了,更让人吃惊的是,连赵紫阳是谁也不知道了。文革如此惨痛的历史教训,现在居然成了轻飘飘的“探索”失误。与此对应的,是“厉害了,我的国”的虚骄狂躁,狭隘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个人崇拜的沉渣泛起,绝对主义斗争哲学的盛行朝野。经过文革的过来人,对这些东西都会有似曾相识的熟悉味道。以至有人痛心疾首说,我们又进入了亚文革时代。历史与现实的互动,由此可见一般。
由于文革研究在国内长期成为禁区,文革的极权主义政治遗产和绝对主义斗争思维还没有得到清理,遗留下了许多认知混乱的运动后遗症,对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正如陶世龙老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朝野各方并未完全达到共识,争议仍多,乃至势如水火……时至今日,文革的语言、形式,在公共场合仍不时可见,特别是文革遗留的思维方法,仍在支配人们的头脑。”所以,开展文革史研究,仍有着思想启蒙的补课意义。“礼失求诸野”。在当前的条件下,这项工作只能是民间活动。抢救民间记忆,已有了时不我待的急切性。对于经历文革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更不能祈望、等待政治宽松的明天。没有对昨天的历史清理,连今夕何夕还搞不清楚,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侈谈拥有明天的未来?《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的编辑出版,正是体现了这些地院师生们这种“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
极权主义史学有一套治史方法,简言之,就是以国家主义的著史立场,进行宏大叙事的历史建构,制造意识形态的正确性。这种国家主义建构的历史记忆,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常识记忆,是两种不同面相的历史图景。在文革史研究领域,反映得最为典型。人们在对于历史认知和人物评价的许多问题上,观点相当对立,冲突相当激烈。但如仔细看过其观点的冲突,大都是一些缺乏经验事实基础的泛泛议论,属于是不同立场观念的意气之争。争论双方表现上的剑拔弩张,实际上则是价值同源,都还是受制于神鬼史观和政治正确的历史观念影响。所以,清理过去的历史,不仅有观念上的价值性问题,更有史法上的工具性问题。
走出极权主义史学的藩篱,历史学的建设需要有三方面的工作:一是以民众史的微观研究,恢复人们来自生活经验的常识记忆;二是开展去意识形态化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从政治正确的叙事语言转为价值中立的叙事语言;三是以国家中心的治史模式转为个人中心的治史模式,由评价性历史转换到叙述性历史。这就需要有视野下沉的微观研究,从狭隘的庙堂走上广阔的田野,进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民众史研究。从民众史和个案研究出发,重新建构文革史研究的微观基础和知识体系。
有些人会认为,只有高层历史、宏观历史才是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是局部的具体历史,价值不大。这是一个治史观念的错误。其实,整体与局部都是相对的。历史研究如同瞎子摸象,大家接触的都是一个局部。即使看到的是大象的整体,也只是一个局部性整体,显现的不过是表皮轮廓的一个局部侧影。所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应有同等价值,在积累历史知识上还更有价值。个案研究提供的历史经验,是解构国家主义史学宏大叙事的不二法门。
近年来,学界的史学风气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的积累,走出政治正确的窠臼,在大量经过实证研究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历史叙事结构和历史诠释方式。《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文革史中是比较注意民众视角的书籍,主笔沈迈克教授近年来转向公安“特情”工作的研究,就是想从微观层面重构历史叙述的工作。
重构文革史知识体系,在学科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史学走向了史料学。就是说,从官方高层政治的宏大叙事转到民间著史的微观研究,不仅要有高明的史识,还要有深部和细部的史料准备,进行微观层面的深度打井式的历史发掘。当代史学的研究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个案研究,关注个体生命价值,注重于个人经验,重视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昨天的记忆》史料集的编辑出版,正是符合了当下这种学风潮流的要求。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历史资料(文献史料和口碑史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建立一个学术平台的基础性工作,比自己写一两部著作的意义更为重大。《昨天的记忆》的编辑体例,有大事记、当事人回忆、专题史料、讨论与研究、地院文革史料文献、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等篇目,是以回忆口述占重头的史料集。共收集了30多位地院师生和有关地院文革的人的回忆和口述史料。“编著工作历程”记录了他们的历次讨论,整个工作的参与者近百人。结集时又经过了大家的集体讨论,存史过程比较完整,是集体回忆的成果汇编,内容非常丰富。
在这些编著参与者中,有学生、也有老师;有保皇派、也有造反派;有台上派、也有在野派;有整人的、也有挨整的;有激进的“朱派”、也有温和的“蔡派”……。许多人在文革中形成的观念至今仍然,当年地院文革的“啃猪蹄”派和“喝菜汤”派的分歧还在。这种情况,在清华、北大等校也一样。原来的保守派、造反派、逍遥派,基本还是原来的立场。但这并不影响存史。只要在讲事实、求真相的共识下,不同观点的个人表述都是不同史料之一,反而有史料来源的多样性价值。这种不同观点的共存,也符合制度经济学派科斯教授所讲的“思想市场”的意义。
史源的多样性提供了历史客观性的可能。这部书具有不同观点“各自表述”多元并存的特点,客观上在叙述者中形成了一种对证关系。以这些口碑史料为路径,阅读和理解电子版中收录的文献史料,参照他们在围绕历史记忆中的一些争论,可以比较方便地让人进入历史现场,提供了人们在阅读史料中进行比对和鉴别的弹性空间。
各种史料的比对和鉴别是存史写史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以口述史料为主的汇集来说,形成一个共同讨论的场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史活动中,包括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内,都是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域界中,许多事情的发生情况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这只能通过处在历史现场不同角落的人们的共同回忆才能确定下来。如首都“三司”的创建和负责人问题,长期以来局外人知之不详。聂树人在他的回忆录《地院东方红兴亡史》中讲,自己是北京“地派”二把手,“三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昨天的记忆》中,田春林、伏庆是、孟繁华等许多当事人都讲,首都“三司”的第一创建人和负责人是周永璋,聂树人只是宣传部属下《首都红卫兵报》的负责人。在毛泽东赞赏的红卫兵某篇重头文章的起草经过问题上,文章作者孟繁华也否定了聂树人的起草人说法。这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是一个相互证伪的过程,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可能。
再如,关于毛泽东女儿李讷到地质学院的时间,这是文革司令部操纵群众运动的关键性史料。书中记录有三个版本(殷惟侯版本、田春林版本、蔡新平版本),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权威性。这就不妨共存下来,各备一说。从史感上蔡版更为切合,但殷版、田版也有其亲历根据。在更多的史料涌现出来后,自然会呈现出来最契合历史合理性的说法。
《昨天的记忆》编辑的文革时段,是从1966年到1973 年。以全国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地院的结束而作为结尾。分为四段:工作组阶段的50天;“东方红”造反崛起的7个月;革委会掌权的1年4个月;军工宣队掌权阶段的五年。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运动过程。从运动如何起事的,到运动如何收场,各个历史阶段相对比较完整。对运动初期活跃分子最后的命运下场都有交代。特别是军队治校的清查活动部分,现有文革资料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不多。这样,从这些活跃分子如何参与文革运动,到军队治校时期的整“五•一六”运动,再到文革结束后的审判和平反,能够形成一条史料链的线索。对当事人的历史责任和命运遭遇,“罪有应得”或“罪不当罚”,读者都会得出自己的判断。
《昨天的记忆》的存史思想是“不做判断,不做褒贬”,只做记忆的“复盘”。这种多观点并存的存史观念,是该书具有特色价值的地方。这种多元叙述的方式,历史维度展现得比较充分,会使历史叙述具有更大的张力,符合了“让事实说话,让读者判断”的现代治史观念。

二、北京地院文革史的特点及其个案意义

文革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中央层的文革、区域史的文革、单位史的文革。在这三个层面中,高层领袖、中层干部、基层群众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有时是相互一致的合力,有时是相互抵牾的分力。这种一致与抵牾的分合情况,在北京红卫兵五大院校的文革运动过程中都有发生,由不同的应对情况形成了各校在文革运动大潮的不同表现,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结局。这些学校的文革运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领导文革运动的自身矛盾和冲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因为都是一派掌权的学校,而成为了北京高校两大派“天派”和“地派”的代表。
北京地质学院是北京5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所普通的工科院校,如何能够突然成为了高校红卫兵运动的领头羊?这件事情本身,也是文革运动自身矛盾的体现。在北地文革运动发生史中,可以看到领袖如何发动和驾驭群众运动,群众如何因应变化,以及最终被领袖所抛弃的互动过程,比较完整地展现了文革群众造反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
北地文革具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1. 北京驱赶工作组最早的高校。工作组6月9日进校,20日就发生了反对工作组的群体性事件,因而成为了薄一波“反干扰”的重点单位,许多师生被内划为“右派”,遭到不应有的政治打击。
2. 第一个冲击部委机关的高校造反派组织。地院“东方红”成立后第一次行动,是到地质部上访请愿。这在当时是很需要些胆气的行动。地院“东方红”以“四冲地质部”而名噪一时,成为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具有行动力很强的彪悍形象,并由它出面组织了著名的首都“三司”,成为了中央文革号令群众的“铁拳头”。
3. 最早形成了全校一统天下的造反派组织。地院“东方红”从矛头朝上的“少数派”,迅速成为学校的“多数派”,最早组成了以“东方红”为核心的校革委会,是北京高校最早的造反派掌权的学校。虽然“东方红”内部也有不同派别(朱派、蔡派)的分歧,但没有公开分裂为两大派组织,没有发生其他高校的派仗武斗。这在北京各高校中最值得称道的闪光点。
4. 群众运动的暴力化程度较低。地院在1966年9月23日为占领校广播站发生了第一场武斗,开创了北京武斗的先声,但以后地院再没有发生过武斗。相对而言,地院“东方红”基本延用了过去的党的传统政策。可能是北京大中学校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破坏文物古迹,没有非法抄家,没有体罚游斗“黑帮”和当权派的群众组织,也是第一个不问“家庭出身”,人人皆可参加的群众组织。不仅保护本校干部教师,而且还保护了来自十多个省区的许多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如保护了被四川王李井泉打成 “萧廖李”反党集团的廖伯康的事情,就是一例。(补充说一句,我不太喜欢用“做好事”、“做坏事”的评价性语言,更愿意讲符合不符合逻辑的描述性话语。)
5. 北京红卫兵“地派”组织的一杆大旗。地院“东方红”因为组织统一较早,造反行动力强,社会影响力大,成为文革司令部借用群众组织名义行事的一个政治工具,委派了一些“特殊”的“任务”。如奉旨去西南揪彭德怀回京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设联络站支持当地运动等等。因为地院“东方红”的社会影响力大,而成为了首都高校“地派”组织的代表,对北京乃至全国运动都有很大影响。
6. 文革中最大的学生冤案“叶朱反革命集团”案。地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起来最早的“造反派”学生领袖。但他与叶剑英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又是最早地认识到中央文革的“运动群众”的独立思考者,转而走上了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被抓捕入狱,列为中央专案组二办的重大案件。此案长达13年,牵连的人达 150 多人。朱成昭是文革红卫兵领袖中最早的自动脱轨者,该事件对地院乃至整个红卫兵运动都有相当影响,可作为高层政治与群众运动相互作用的一个案例。
地院文革的这些运动特点,在激烈的北京高校运动中是个异数:在整体的“左”的运动背景下,还能保持了讲政策的“度”;在被中央文革利用中,还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在两派的派性斗争中,还能留出了妥协的弹性……。所以,能够在文革的激烈派性斗争中,把暴力冲突控制在比较有限的范围中,没有发生形成规模的两派武斗,保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学校校园。这是难得可贵,也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方。
对于地院文革的这些运动特点,《昨天的记忆》中的编著者们也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
1. 院长高元贵是懂教育的、保持了理想主义初心的老干部,非常关爱学校师生,在师生中有极高威望。地质部何长工的无理打击,工作队的横霸作风,引起全校师生的公愤,人心不服。这是教师、干部和学生共同反工作组的认知基础。所以就有了后来“四冲地质部”的群体性行动。
2. 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出身贫寒的平民阶层,大部分来自农村,高干子弟很少。学生整体素质比较质朴淳厚,了解底层社会的民众疾苦,野外工作的性质也使他们与教师的关系比较密切,能够凭自己的良知做出常识判断。这是与高干子弟红卫兵最大的区别。这样,没有内部消息来源的常识判断,反而是他们的一个社会认知优势。在奉旨揪彭德怀的行动中,有非常典型的表现。地院“东方红”在奉中央文革指示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的行动中,先后去了三拨人马,但是无一例外,都为彭德怀“俘虏”了,转而同情彭德怀,抗命中央文革。最后连“东方红”头头朱成昭也站到了同情彭德怀的立场上了,这是他后来转到了反文革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这个历史的片段,是很有启示性意义的。在庐山会议后,全党从中央到基层猛烈批判彭德怀,打了38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给彭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弥天大罪。但是,这些费尽气力的污名化大批判,就像是见不得阳光的雪人,在真相和常识下,立马就消融了。这个事例,让我们有了相信未来的信心。
3. 以院长高元贵、团委书记安静中为代表的一批懂政治懂政策的干部教师,在学生们的背后起着平衡和把舵的作用。帮助学生分析政治形势,说服学生不要另起炉灶,坚持在组织内部的意见争论,以争取大多数群众为目标,有分歧有争论但不搞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等等。这都是非常高明的政治艺术。
地院文革在派性斗争表现出的妥协技巧,为北大、清华等其他院校所不及,提供了解决群众派斗的另一种模式。在“朱派”和“蔡派”的两派斗争中,“蔡派”无论在校内的人望支持度,还是与校外其他高校著名红卫兵组织的联系,完全具备拉队伍另立山头的条件。但他们在安静中等老师的指导下,始终保持了扮演组织内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就为两派的斗争,设定了一个楚河汉界。
作为“朱派”的一方,相对朱成昭的强势头头作风而言,继任的王大宾是弱势头头的作风。老实质朴,没有什么突出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能够低调保持自己的学生身份。这也是能够维持楚河汉界的一个外部条件。在两派斗争中,越界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有理性的克制忍让,都能够给对方留出来协调的余地,也就保持了“斗而不破”的底线。如“朱派”砸“蔡派”广播台的“九四事件”,发生了激烈肢体冲突,“蔡派”被打伤多人,但没有借此机会再扩大事端。王大宾明确反对武斗,也立即带着革委会的成员到医院慰问伤者。这是有政治头脑的理性互动。作为反例,则是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的派仗,越打越大,谁都停不下手来了,最后一起让毛泽东给装到了乾坤袋里。

三、孙猴子的跟头和如来佛的掌心

《昨天的记忆》在事件史上具有的独特价值,是提供了毛泽东的文革司令部如何运动群众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许多政治运作的细节。本书中的八个专题史料,通过口述回忆和原始文献史料,反映了群众运动的不同侧面。如“朱成昭专题”和“王大宾专题”,反映的是红卫兵领袖的产生情况;二进地质部专题和揪彭德怀专题,反映的是文革司令部如何运动群众的情况;“朱派”与“蔡派”专题,反映的是群众派性斗争的情况;“高安郑”专题、周永璋被抓专题和杨雨忠自杀专题,则是反映了文革运动中群众暴力的情况。在这八个专题中,可以看到群众运动的“大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实际上都是在如来佛掌心中的翻跟头。我比较看重的是“朱成昭专题”和“高安郑”专题。这两个专题分别从红卫兵运动史和单位文革史的角度,反映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潮起潮落。
“朱成昭专题”中的最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是他1967年8月在隔离审查时写的检查交代材料。这份材料用当时的语言,反映了这位文革初期著名造反派学生领袖,从文革闯将到文革叛逆的思想轨迹,从中可以看到高层政治和群众运动的互动关系。造反派“孙猴子”对文革司令部“如来佛”,从绝对信任到逐渐怀疑的态度变化,也就决定了他们从风云人物到阶下囚的命运。
毛泽东否定刘邓的派工作组,贬斥了刘少奇,通过了《十六条》,发动红卫兵运动。但早期红卫兵奉行“血统论”,搞的是传统的阶级革命路线,是矛头朝下的斗争“牛鬼蛇神”的造反。在大学中占主流的还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斗争凶狠程度更超过工作组。连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都待不住,不得不躲到地院。地院“东方红”不论出身,以反工作组为旗帜,组织近千人到地质部请愿。他们的矛盾朝上的造反行动,符合了毛泽东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得到了文革司令部的支持,成为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模式切换到路线斗争模式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这就是李讷来到地院的背景。
地院“东方红”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形成造反气候,最后串联各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了首都“三司”。这些表面上看是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自发过程,实际上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央文革的指导和支持。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暗线,有明线。暗线是李讷,具体指导着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等活动,不失时机地给他们政治交底,表示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后台和靠山,鼓励他们把事情搞大,应如何运用策略等等。明线是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等人,以及北京市的吴德,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
在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等造反行动中,交集着高层政治的几条线。有中央文革的一条线、国务院的一条线、北京新市委的一条线、工交政治部的一条线。这几条线的关系是:中央文革的这条线是主线,得到国务院这条线的配合,又有北京新市委的辅助,攻击和挤压工交政治部和地质部的这条线。在各路造反派人马喧嚣的背后,则是天上的神仙打架。它们反映了在文革运动中,群众与领袖、高层与底层的一种非程序性的互动机制,改变了领袖一声号令,群众盲目跟从的刻板印象。
人们通常讲红卫兵是“奉旨造反”,实际情况可能是更为复杂的。一方面,那些能够大杀八方的群众造反行动,大致都是有些背景来头的。文革运动的群众造反歌曲唱道“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从找背景寻靠山的角度讲,道理原是不错的。另一方面,文革的群众造反运动,也有形成群体行动的自身动力。地院“东方红”以不讲出身和反对工作组而独树一帜,这只是聚众起事的一个方面。中央文革支持他们,为他们的造反行动排除上层障碍,则是更重要的方面。他们有了“通天”的背景,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才能够很快打垮对立派,形成全校统一组织。在这里,毛泽东恩赐的“大民主”与群众运动的自发性,构成了台前幕后的互动关系。地院“东方红”的冲“地质部”之举,本身是维护自身权利的行动,但却是不由自主地扮演了领袖的提线木偶,为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突破口,成为了一个“矛头朝上”开展路线斗争的造反派样板。
但当造反派头头对运动的独立思考与领袖的运动意图发生冲突时,这个提线木偶的利用价值就没有了。地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接触了彭德怀的材料,对中央文革心生嫌隙;与帅府郡主叶向真交往,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央高层政治的军方窗口,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对中央高层政治斗争和运动结局有了非常大胆的“妄议”,私下评点毛林刘周康这些大人物,提出了怀疑、批评文革的“八大观点”(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揪斗人多了、大夺权条件不成熟、不该抓“联动”等等)。这可以说是最具前瞻性的红卫兵反文革异端思潮。最后朱成昭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监狱。这可以看到文革所谓“大民主”的虚伪性。然而,当造反派们一旦意识到了群众运动实际上就是运动群众时,自己也就被运动给踢出局了。作为风云一时的红卫兵头头,朱成昭始乱终弃的下场,预示了红卫兵运动后来的结局。那些甘愿充当被运动角色的其他红卫兵头头,虽然以中央文革指挥棒惟命是从,也只不过比朱成昭晚一年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已。
在“高安郑”专题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是1968年6月北京地院革委会搞的“高、安反革命小集团”的大事记。这部大事记,以“清队”运动的阶级斗争语言,比较详细记录了地院从1967年6月到1968年3月的派别斗争。
北京地院的文革运动是整个文革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文革运动潮流中的一叶扁舟。尽管这个棋子比较重要,扁舟的船体比较大,还一度成为全国运动的排头兵,但仍然卷入了组织内部的派性斗争之中,随着文革的潮起潮落而相互攻斗不息。这类单位革委会一派掌权下的内斗史料,像地院如此详细记载的一般不太多见,可以看到派性权争恶斗的顽劣不逊。
王大宾、聂树人、李贵为首的地院革委会搞出的“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原院长高元贵,原团委书记安静中,原教研室主任郑伯让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革委会的几位掌权者,在运动初期都是反工作组的“一条战壕”的战友。在革委会成立之后,他们也曾结合进入了领导班子。而且,他们都是有独立思考、有政治经验的干部,在大动乱的潮流中极力维护学校运动的稳定。如“蔡派”头头蔡新平讲,在地院文革群众运动中,曾发生过三次分裂的情况,都是安静中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说服了他们,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大局。
这些人在群众运动的后期,也被原来的战友同志打成了“反革命阴谋集团”,这反映了文革运动陷入困境的自身矛盾。从大的方面讲,这是毛泽东文革运动陷入泥沼难以自拔的微观反映。从单位方面讲,这是文革制造出来的派性矛盾的恶性发作。在这部“大事记”中,所列举的“高、安、郑”的“罪状”,其实都是温和的建设性的观点。如高元贵主张“坚决跳出北京两大派的圈子”,要求扩大和平衡校革委会中各派席位等等。这都是正确的建议。但革委会非但没有采纳,还把这些意见作为了罪状。如果把革委会王、聂、李们批判“高、安、郑”的言论,与他们当年反工作组的言论做一对比,可以看到运动前后的巨大反差。他们当年质朴的正义感,在文革的残酷斗争中,已经被消磨得了无踪影了。“二团”想充当造反派内反对派的政治实践,在革委会掌权者的打压下是不能成立的。这也是阶级斗争文化“势不两立”的反映。地院东方红头头田春林说:地院文革有四个黑暗时期,工作组时期、王、聂革委会时期、军宣队时期和整“五•一六”时期,而整人最凶、斗得最狠的就是革委会“清队”时期。这不唯是地质学院一地的情况,各地高校文革也都是如此,派革委会时期都是伤人最多的时期。
蔡新平对此有个评论,“这些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红卫兵一代人很可悲的事情!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是非常快的。
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的阶级斗争“权”文化下,无论换成哪一派上台,也都要打压对方,同样摆脱不了“换汤不换药”的命运。地院虽然没有发生两大派的武斗,但从这个专题的材料看,派性的发作也相当凶猛,对另一派的打压也毫不客气。地院的“清队”内斗与清华、北大的两派“武斗”,构成了1968年间首都高校一静一动的派斗图景。面对这些运动中恶性发展的派性矛盾,毛泽东最终放弃了以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中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妄念,断然采取高校军管的办法。只不过这种军管,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最后,在战备的名义下,地院也将教职员工全部迁出了北京,择址另建学校。在以后的“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这些派性掌权的整人者们也无一漏网,也都饱尝了挨整的滋味。在文革的阶级斗争绞肉机中,整人者亦被人整,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四、“常识历史”的写作和“当身历史”的记忆

《昨天的记忆》的编辑思想,体现了陶世龙老师讲的“敬畏历史,讲出真话,留住真相”。走进历史是需要有敬畏心的,这不仅是对昨天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尊重,更是对人性本真的尊重。经过几十年的国家意识形态灌输,我们国人的头脑已经被一大套“假、大、空、虚”的教条概念给凝固住了,讲真话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不仅有着思想心理的障碍,也有着词语表达的困难。许多人长期不想说,也就不会说了,失去了记忆的能力。我们所强调的微观史和民众史的研究,是从常识历史和人性本身出发,来唤醒我们自身内心的“昨天的记忆”。
恢复常识的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是有着思想启蒙意义的事情。这是我们长期处在非常态社会的情况使然。早在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就说过,内乱为国家最不祥之物。“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会造成民性的阴鸷、残忍、倾轧、狡伪、凉薄、苟且、恐怖、怯懦等等社会心理阴影。在各种内乱中,阶级斗争是最严重的“内乱”,而文革又是阶级斗争“内乱”发展的登峰造极。经过文革之后,每个人心理和精神结构都充满了累累伤痕。这些精神心理的伤害,不仅在受虐者身上,也在施虐者身上,而且后者的情况还会更严重。他们更不能真诚地回顾过去,更不敢坦然地面对昨天,总是要找出各种理由给自己过去的行为辩解,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歪曲事实。这是一种更严重的病态心理。不敢面对过去,卸不下来沉淀的心理包袱,也就不能走出历史的心理阴影。恢复昨天的记忆,敢于面对昨天的我,这是一种精神疗伤的需要。中国人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意识,但有敬畏历史的文化情怀。尊重历史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所以说,对历史的真诚,也有着灵魂忏悔的宗教性意义。
我们在这里讲的“常识历史”和“当身历史”,所强调的是具体的、鲜活的、个体性的,有特定时空域界的“历史记忆”。没有进入到个体记忆时空域界的事情,再热闹非凡,也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许多人喜欢听讲的历史,是高层政治的帝王将相故事,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并无关联。“当身历史”则是个人生命经历的历史,具有平民性、真实性和个体性。个人的“当身历史”固然是微小的和局部的,但都是鲜活的和具体的,它们构成了整体史的微观单元,以个体记忆保持了历史的情感温度。每个过来人的历史记忆,都是见证历史的组成部分。大量的亲历者都能拥有并讲出自己“昨天的记忆”,也就建构起了让事实说话的一部民族信史的社会认知基础。
“当身历史”具有心灵史的意义。文革给我们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结构带来了巨大创伤,许多人还患有怀念文革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文革的阶级斗争“敌性”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观念,大言不惭的文风戾气等等,都是随处可见。文革虽然过去了,但它所造成的群体性认知障碍,还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清理这些文革的精神垃圾,需要历史亲历者们把自己饱受摧残的心灵史袒露出来。这既是对自己的精神救赎,也是贡献给社会和后人的思想文化财富。然而,在“耳顺之年”再重温过去的痛苦,是非常难受的事情,需要有巨大的道德勇气。
《昨天的记忆》的这些编、作者,以拒绝遗忘的道德力量,重新揭开了过去文革经历的历史伤痕,给历史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痛心疾首的心路历程,要经受过巨大的感情冲击。
实在讲,在古稀之年,还要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用“残忍”两字是不为过的。如张华府在回忆录的前言中说:“如今再提那些往事,把这些记忆再重新翻腾出来,对我的身心是一个巨大的创痛,对我原本的信仰是一个巨大的颠覆,这无疑会使我又经历一次痛苦的洗礼。”这种回忆录写作的心路历程,正如清华“四一四”头头孙怒涛的回忆录所言,是一个“良知的拷问”的过程。只有在“良知”的拷问下,才能把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打开,向世人展现出被文革摧残不堪的精神创伤,启迪人们共同审视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的伤痕和污垢。所以,《昨天的记忆》的文革回忆文章,也是可以作为心灵史来读的。
在地院师生的文革回忆中,我最喜欢的是年逾80岁的宋翔雁老师写的《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他对事情的叙述详细,心地坦诚,真情流露,对内心情感的描述细腻入微。特别是讲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审查经过,审查者如何诱供逼供,如何利用他爱人喊话攻心,他们夫妇内心纠结的痛苦,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非过来人是很难体会的。从宋老师被迫承认是“五一六分子”的故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全国为什么能够抓出这么多的“五一六分子”。宋老师在回忆录中也说:“这段历史的回忆,在我是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冲击的,有一段时间真有点写不下去的感觉。” 古宝琳的回忆录《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提供了文革心灵史的家庭婚姻关系的视角。从中可见,经过文革运动的反复蹂躏,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在精神情感上是伤痕累累,已经不懂得爱情,不相信爱情,也不会爱情了。文革阶级斗争造成的家庭婚姻问题很严重,比离婚结婚更为深刻,这里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隔膜,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冲突。
地院“二把手”聂树人的文革回忆,是《昨天的记忆》的另类版本。聂写有回忆录。《昨天的记忆》收录了该书砸蔡派的“大批判广播站”事件的部分内容。聂的回忆似乎还是停留在红卫兵造反派的思想层面上。所使用的还是“极尽造谣污蔑歪曲之能事”的红卫兵大批判语言。在砸“大批判广播站”事件中,身为校革委会在校负责人的聂树人,意识到会引发两派武斗。但他不仅不同其他校领导共同商量制止,反而采取了“走为上计”的策略,躲到外单位遥控指挥。在砸广播站的武斗发生后,又以不在现场为由,先把自己“择”出来,脱离了干系,这是很典型的红卫兵政客的心态,至今作者回忆该事还有一种得意的快感。
聂树人在《纪念高元贵》文章中,试图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当年批斗关押老校长高元贵等人做出辩解,以文革的斗批改逻辑,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讲的还是家庭出身、阶级根源、敌视“杀富济贫”政策、17年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试图推翻“革委会”等等。这也是可以作为文革的活化石来认识的。
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这种文革斗争思维的老人家是大有人在的。这是一个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有着观念史的样本意义。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意识主流俱是否定文革,人们在文革中的一些恩怨是非,似乎都已随风飘去了。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逆转和文革左倾思潮的回潮,这些似乎抚平的文革心理创伤,又再度发作起来,唤醒了藏在心灵深处的革命斗兽,过去的分歧和恩仇又故态复萌了。
检讨自己的文革派性,是这一代文革运动参与者最难突破的反思之坎。虽然说,经过这么多年的人生坎坷,大家各自表述的雅量都是有的,但从心灵史的意义上,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心结,是当事人反思文革绕不过去的问题。《昨天的记忆》的地院师生,对此也有些比较深刻的思考。
对于地院没有形成两派组织但组织内两派又斗得很厉害的文革运动特点,“蔡派”头头蔡新平有一个很深刻的回顾性评论。他讲:“朱派”、“蔡派”最初分野,主要是对运动认识和策略的分歧,说右说左,批来批去,没有权力之争。大家的争论,真诚单纯,没有私心。成立革委会后,权力发挥作用了。掌权派(朱派)压制在野派(蔡派),排斥不同意见。蔡派要反掌权派,以革委会被反中央文革的朱派掌权为借口。这时的“朱派”已与朱成昭本人没有了关系。王关戚垮台后,王关戚又成了“蔡派”攻击掌权派的新抓手。“蔡派”没有全校性的组织,是全校性的一种思潮观点,内部也同样有两种思潮观点的纠结。杨余傅和反谢富治问题出来后,掌权派又借此反过来以“二流派”的名义整在野派。此时,在文革斗争文化中生长起来的黑恶力量,利用“清队”的名义,抄家,抓人,关押打人。这些整人害人的事情,实际上已与派性无关,更与“朱派”“蔡派”无关。蔡新平上述所言,应是一个当局者事后的比较冷静、超然的分析思考。这个群众派性斗争的权力发展逻辑,绝不仅是地院文革一家独有的运动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和解释力的。派性的本质是一种权力利益关系。它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是非观点分歧,在运动的实践中为斗争文化所固化,形成了一种“党同伐异”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在阶级斗争的绝对主义框架下,利益既是刚性的,又是排他性的,这是派性的不妥协性的政治文化基因。北京“天派”和“地派”的两大派斗争,大致也是延续了这个斗争逻辑。
我们还要看到,现在能够落笔回顾文革的这些人,都是有叙述能力有道德勇气的知识精英。还有一些人,已经被过去的苦难凝住了笔端,很难再发出声音了。如学校中的右派分子、农村中的地富分子,他们都是人生命运最为悲惨的政治贱民。每次政治运动一来,都要首先以斗争他们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抓手。他们已经被历次政治运动搞得肝胆俱裂,心灵已经不堪重负,不敢回首往事了。如何把他们的苦难经历记录下来,这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很希望地院同仁们在这方面也会有些开拓性研究。

五、继续前行“昨天的记忆”

走出文革的劫难,进行改革开放,是走出毛时代阶级斗争治国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正义有一条铁律:“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单位、一个社区,莫不如此。由于这个功课过去没有完成,现在一些死灰复燃的亚文革现象重出江湖,朝野上下都出现了一些群体价值认知错乱的问题。许多人的思维和观念还没有跳出文革。所以,《昨天的记忆》这些民间文革史书的出版,实际上是在补当年的课。在他们收集整理编纂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意见不同的各种分歧,这些分歧一定会带有过去的印记,所以求同存异的协调工作本身,实际上也是对否定文革的重新补课。
在《昨天的记忆》——“地质匠”打的这口地院文革的深井中,已经给我们划出了地院单位文革的一张政治地质图:地院师生的素质特点,地院文革的运动特点,造反活动与高层政治人物的关系,与周边高校文革运动的关联,内部派性纷争的情况等等。这些地院文革运动的基本貌相,提供了学校单位文革的一般性特征。
每个单位的文革历史,都是整部文革历史的一个微观单元,都有从微观呈现宏观的历史价值。实际上,只有当大量的单位文革史都呈现出来了,文革研究的微观基础也就有了。在这方面,地院《昨天的记忆》史料集的这种存史形式,组织的门槛要低于集体反思集,在价值立场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更容易为学界作为公共产品所利用。
地院文革的风光岁月,最亮眼的也就是一年多时间。随着红卫兵运动结束,学校迁址外地,清查“五•一六”运动,庙拆和尚散,在文革史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声音。所以,一些文革研究者对地院文革虽然有兴趣,但苦于材料的缺乏,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在文献史料不公开的情况下,个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凸显。但口碑史料的稳定性比较差,通常是需要经过当事人质疑才能利用起来的。
对于地院文革先后出版的聂树人、王大宾的回忆录,在《昨天的记忆》电子版中,许多亲历者都批评了两位传主有遮蔽历史的问题,有意回避了在革委会执政期间迫害地院师生的事情。人们对聂树人回忆录指出的史实问题较多,批评也较为集中。对王大宾回忆录的一些史实问题也有批评。这些史实问题,似乎是小事情,但对整体叙述是有影响的。如王大宾讲,当时周恩来专门拨给地院八万元,专款资助在地院的外地上访老干部。田春林讲,这是李先念批给地院修毛主席塑像的一万元专款,根本不是什么周恩来指示。还说王大宾去鞍山汤岗子疗养,也和余秋里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局外人可以存疑,但难以置喙的地方。这两个小事情的回忆,关系到两种历史叙述:一是保护老干部的历史叙述,一是搞“三忠于”的历史叙述。还牵涉到中央高层对红卫兵的利用问题。这种历史细节特别重要。
通过当事人相互的质疑和诘难,把个体的历史经历提炼为具有一定可靠性的史料文献,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公共产品,这对推进文革史的实证研究,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昨天的记忆》纸质版的出版和电子版的提供,使学界有了一个共同研究的公共学术平台,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想利用这些丰富材料做些微观细部的实证研究。可以想见,这个公共学术平台的建设会越来越大,史源内容会越来越丰富,有望出现许多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昨天的记忆》的工作量很大,可以看到这些“地质匠”工作的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他们谦虚地说,这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产品。从历史学科的规范性来说,当然是有些问题可说的。但只要大的方面“所行不逾矩”,精细化施工是可以慢慢来的。
史料集是编写历史的基础性工作,是搭建学术平台的学科建设工作。在地院文革的纸质版和电子版中,专业研究者可能会对电子版更有兴趣。份量要多出一倍来,有更多的原始文本史料,编排方式也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而且他们在史料征集编撰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可以让研究者对其收集思路和工作步骤有所了解,透明度比较高,写史过程本身也是存史的一部分。
对《昨天的记忆》的治史理念,我是完全认同的。但从史学的规范性上来说,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想就此再提几点具体建议:
1. 关于大事记的编写。大事记来自中国史学的编年史体例,其编写要求是客观陈述,叙述而不论。多记事少评论。其价值立场是藏于记录史事的春秋笔法之中,褒贬有度,含而不露。史料来源要有多样性。有些不同的说法,一时难以确定,可以并存。这部书的大事记,交待了史料来源,初步形成了脉络,但规范性比较差。所用史料类别比较单一,主要是来自回忆录,而且对回忆录中的不同说法也缺乏应有的对比鉴别。文献史料依据单薄,甚至阙如。在表述上,编者自己的议论和评价多了些,文字不够简练。
2. 关于口述史料的收集。口述史料是存史的一个重要史源,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文革史研究的资料条件不开放的情况下,当事人回忆的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许多事情的真相披露,可能就是依赖于当事人口述的回忆史料了。但口述史料的采访和回忆,学界还没有很成熟的技术规范。因为不同当事人都处在历史现场的一隅,回忆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且记忆本身也是有选择性遗忘的,需要借助笔记、日记和原始文献资料来提醒自己。《昨天的记忆》的口述史料的分量很重,同一事情的不同人记述也有不同。对于这些留存下来的不同记述,有大量的鉴别考证的工作还没有做。下一步的工作,还可以就一些关键问题展开专题讨论,理清那些道听途说的不确定信息。比如关于孔勋副部长讲的杨雨中签字批准枪毙了平顶山两位矿务局领导干部的说法,编史者蔡新平对此已做了一定的调查考证,发现平顶山特区的二、三把手实际都活着,文革后都恢复了工作。可见这是孔勋的一时愤激之言,不可能是事实。这也说明“口述”和“听说”的“史事”不经考证是不能作为史实采用的。张光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孔勋对一个北地学生衔恨如此,也足见杨雨中在当地运动中的份量很重。应该说,对于业余的历史工作者来说,能够把工作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人年事已高,许多事情已无法亲力亲为了。下一步的工作,如能与史学研究机构合作,让后辈学人多做些具体工作,当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清华的文革大学生反思群体与唐少杰教授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3. 关于回忆录的写作问题。回忆录的写作是有一定规范性要求的。它是个人目力可及的历史记录,对事件前后发生的时序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很少用倒叙的表现手法,虽然显得比较平实,但发生脉络比较清晰,不会有时空错乱感。有的回忆文章,虽然描写得很生动精彩,但在时序的把握上尚有些不足。我们现在写回忆,很容易以事后印象而模糊了当年的记忆,所以把握回忆的时空场景是非常关键的。还容易另有一种情况,就是脱离了个人经验所及,试图整体评说文革,这也是一种错位。我比较欣赏宋翔雁老师的回忆录,就是因为他把握住了当时环境下的个人所知所感,没有把后来已知结果的认识前移,个人角色定位准确。这是符合“当身历史”的写法。
4. 记录与反思的角色问题。历史当事人的角色,首先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并非是历史的评论家;首先是历史记录的提供者,而不是研究历史的学问家。反思可以启发良知,使历史记录更准确翔实。但这不是必须的要求。对文革的认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不一致,认识有深浅,都是正常的,只要能够一起把事情经过搞搞清楚,就完成了自己的责任,反思也就在其中了。历史研究讲求的价值中立性,就是只论事实,不论是非。事实清楚了,是非自有公论。本书有些文章,作者似乎又想记录历史,又想评论历史,往往把事情扯远了。而且有些评论也未必得当。比如说“未能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政治思维方式的转变”,这好像是来自王沪宁的说法。其实,革命党与执政党并不是一个逻辑对应的关系,领袖型政党和法理型政党才是逻辑对应关系。
5. 关于编辑体例的文体问题。《昨天的记忆》内容很丰富,师生的大块文章很多。但在写作和编辑的文体要求,尚有不足。比如有些回忆录文字铺陈,旁涉过多,诗词歌赋这类东西太多,固然表现了这一代学子的才华,但也有些伤文之虞。还有些回忆录的写作,叙述与论述掺杂在一起,即时性的随感游笔太多,让外人阅读起来很有些困难。再如,对老校长高元贵和安静中的纪念性文字太多,固然可以表现老校长和安老师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但也有纪念集和史料集统编在一起的定位问题。另外,对地院文革的反思与研究,如果不是有与地院文革有关的史料,不是专题性的问题研究,完全是议论感想之类的文章,则不建议列入,以保持史料集的严谨性。
6. 关于史料集的继续编辑问题。《昨天的记忆》是地院师生打的一口文革深井,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继续下来的史料编辑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感到还需要补充许多原始文献资料。比如:文件文献、各类简报、各种动态、揭发交待材料、日记、信件、工作笔记、工作报告、统计报表、工作总结、会议记录等等,都是可以入史的史料。其中,工作笔记的价值最大。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出版了10多部工作笔记。上至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夫妇的工作笔记,下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笔记。这些工作笔记资料,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很大。
《昨天的记忆》的编者们,也是有这方面积累的。比如安静中的资料,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留存,是可以考虑放在以后补充的史料集里面。电子版对这类史料的存放是更为方便的介体,可以在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再选编一部分为纸质版。需要注意的是,编辑这类笔记文献史料,一定得保持它的原始性和完整性。所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错字别字涂改等,都不能删改。有影印扫描件最好附上,以供查询。台湾中研院正在编辑整理的蒋公日记,就是把蒋介石日记原稿影印本和学者勘校的文本放在一起的。因为一经编者的删改,文献史料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曾有一“红二代”出版父辈的日记,擅自做主进行了修改,做了些美化处理。尽管可能改动不大,但学界已经不好使用了。
史料集是编写历史的基础性工作,是搭建学术平台的学科建设工作。在地院文革的两部版本,纸质版和电子版中,专业研究者可能会对电子版更有兴趣。它的份量要多出一倍来,有更多的原始文本史料,编排方式也更有利于研究者使用。他们在史料征集编撰过程中的讨论记录,可以让研究者对其收集思路和工作步骤有所了解,透明度比较高,也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存史意义。但内容比较琐碎零乱,对非专业研究者来说,则没有必要看这么细。从体例上讲,如何安排这些录以备考的文字,也是可以考虑的。
现在这部《昨天的记忆》,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还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产品。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还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完,有些重要当事人还没有说话,有些问题的追踪研究还缺乏深入,有些预定课题还没有展开。如地院作为“地派”的领头羊,对北京文革运动发生的影响,全国各联络站对当地运动的影响、地院造反派对各部委运动的影响等等,或有空缺,或比较单薄。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据编者透露,除了这次已出的纸质和电子版本外,还有一些有心人也在编辑新的版本。相信这些新版本还会有不同的风格呈现,能够从不同角度使其文革历史的相貌展现更为丰满。
这些七老八十的“地质匠”们,结束了野外勘探的飘泊,回归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他们不甘于含饴弄孙的居家独乐,选择了志同道合的治史同乐,在桑榆暮景的晚年,又打出了一口文革历史的文化深井,让我们看到了夕阳夕照的灿烂晚霞。致敬,可爱的老“地质匠”们!

2019年1月1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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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为了历史,抢救记忆——《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序

何 蜀

《昨天》编者按:阎长贵主编的《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访谈纪实》,已由(香港)出版工房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出版。

2015年4月5日清明节,有人前去北京福田公墓祭扫江青墓,表达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怀念之情,与正在该处“维稳”的值勤人员发生冲突。当这条消息在网上传出后,自然又引起一番争论。
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现在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人们的思想水平、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显然都已经大为不同,而且可以说是大有进步了。当年那个时候,提到江青,都是万众口诛笔伐、人人皆曰可杀,报刊上的漫画极尽丑化之能事,相声演员还根据道听途说,把江青的一头乌发都说成是戴的假头套……
今天的人们,不论对江青是憎恶还是怀念,都会有一个共识,即江青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在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仅次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人物。
要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得有足够的史料。正如傅斯年所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那些夸张、丑化的漫画与相声,可以作为研究某一时期历史文化现象与社会心理的材料,而用于研究历史人物的史料,关键的要求则是真实。在这方面,一个历史人物的身边人员的回忆,不是歌功颂德也不是“愤怒控诉”的实事求是的回忆,便十分重要。
2006年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民间的文革研讨会的时候,就在给我提供住宿的文衡文化发展中心李宇锋那里认识了阎长贵和郑仲兵二位老师,知道他们正和宇锋兄一起在做一件不事张扬的重要工作:采访录制北京地区一些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请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秘书、护士、厨师、警卫员等工作人员,进行访谈、座谈,留下宝贵的口述史料。这本书,就是这项重要工作的一个可喜成果。遗憾的是,因病早逝的宇锋兄已经看不到他曾为之付出许多心血的这项成果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距今已五十余年,结束也已经四十余年,当年即使还是中学生的青年,如今也都已是或将是古稀老人了,而当年正当盛年,从事各方面工作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对于那段历史的研究,目前一项最为紧迫的工作就是抢救文革亲历者的记忆,尽可能地让亲历者们留下自己的回忆文字或口述资料,其中又以抢救口述资料更有现实性,因为亲历者中能够或愿意自己写出回忆文字的毕竟是少数。虽然近年来口述历史已经受到史学界的关注,但真正愿意致力于为抢救记忆而采访录制口述资料的人并不多,因为这既需要投入一定的经费和人力,还得参与这一工作的人能够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时间。我知道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宇锋兄是残疾之身,郑仲兵老师是重病之人,阎长贵老师也年老多病,但是他们在十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地投身于这项面向未来的工作,完全不为别的,就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留下一些对研究历史有用的个人记忆史料。宇锋兄已经在这项工作尚在进行中不幸提前离开了,阎、郑二位老师还在勉力支撑继续做,做成一点是一点,能做多少是多少。这本终于整理好的二十三万多字的书,就是他们继续做当中的一项阶段性成果。
但愿看到更多这样的成果问世。
但愿有更多的人能投身于这项工作。

2017年5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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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后记

阎长贵

评说文化大革命,评说毛泽东,都绕不开一个人:江青。邵燕祥先生曾在《建立“文革学”刍议》(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4期)中说:“‘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在‘文革学’中,对于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要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
江青二十世纪30年代在上海从事演艺工作,其艺名蓝苹,虽然她从艺时间不长,但很快进入了明星行列。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她变成一个口含天宪、震惊中外的大人物,“搅得周天寒彻”。文革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中非研究不可的一段,而要研究文革,江青是绝然绕不开的人物——因为她是文革的符号和象征。邵先生创立“江青学”(当然是作为“文革学”的一部分,或称“子学”)的建议,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件事相较,他更看重第二件事。如果说,没有毛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同样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镌有江青印记和痕迹。“江青学”是中共党史和当代国史都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为完成创立“江青学”这个重大课题,无疑最需要的是理清(或厘清)江青在文革中的真实情况、真实面貌。在这方面,文衡文化公司主动揽承这个任务,做了切实的、大量的工作。文衡文化公司由李宇锋利用同朋友合办企业的股份收入,创立于2003年6月,法人郑仲兵。他们找到曾经当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商量此事,达成协议,由阎长贵联络原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从2004年7月开始,一直到2013年10月,历时九年,陆续对江青身边十余人进行了采访。经过整理形成了这部《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的“访谈纪实”
值此书出版之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李宇锋先生的贡献。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力上,他都付出最多、最大。除了主持全部采访(郑仲兵先生有时在场)外,所有采访他都是整理者之一。他生于1963年,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在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过,后“下海”。他身有残疾,但身残志不残。有思想,有能力,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呜呼,时运不济,天不假年,不幸他于2016年作古,终年53岁。英年早逝,可惜,可叹!他的事迹和精神,可敬,可佩!宇锋先生千古!
该书出版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致深切谢忱!
编者谨识

2018年1月于北京和平里
(下图为采访录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口述期间采访者与部分口述者合影,从左至右:阎长贵、郑仲兵、邬吉成〔给江青当过联络员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程汝明〔江青专职厨师〕、李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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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目录

阎长贵主编

序:为了历史,抢救记忆(何蜀)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做江青的秘书(阎长贵)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做江青的秘书,而且是首任秘书
向江青报告批判陶铸的群众来信
江青第一次和我正式谈话
怎样给江青做秘书
江青也和我聊过天
江青在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江青同意我不要称她为“旗手”的建议
江青一九六七年一步也没离开北京
毛主席说:“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毛泽东给江青改文章
毛泽东和江青是“政治夫妻”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
一九六七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江青是打倒陶铸的急先锋
江青和子女关系及其他亲属关系
我被江青诬为“坐探”,关押八年
所谓江青车队轧死人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周淑英 赵柳恩)
初识江青
容貌、服饰、起居、外出
江青的饮食和厨师程汝明
江青的几怕
江青的医疗保健
看电影
养狗、骑马与摄影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护士结婚的风波
江青身边无小事
江青的另一面
我们看到的周总理
与林彪、叶群和康生的交往
惹不起的游客
江青的日常花费
澄清一些谣传
一位警卫员的遭遇

江青的最后一任保健护士(马晓先)
初到江青处的印象
尽心尽力满足江青的要求
江青的起居折腾人
江青看不起工作人员
江青最怕她女儿李讷
江青与总理
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康生、陈伯达的关系
主席逝世前后
参与抓捕江青
新的角色:在地下室看管江青
江青在地下室关押期间的作息
把江青送到秦城监狱
多年后的一些感受

给江青做了16年专职厨师(程汝明)

唯一全身而退的警卫员(姜宝元)

差点被江青说成是“现行反革命”的专车司机(李子元)
成为江青的专车司机和最初看到的情况
江青生活和活动的一些情况
江青给林彪照相
江青的座车
江青学车
江青骑马
江青处处特殊
江青的怕和不怕
江青特权下的私心
江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些情况
江青去毛主席那里受到警卫战士阻拦
群众拦江青的车
离开江青及以后的遭遇

见了江青不害怕的内勤警卫战士(李仁庆)
汪东兴和叶群找我们谈调动
江青权势熏天
我不大怕江青
江青和周恩来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江青跟一些领导人的关系
江青视工作人员如仆役
对江青总的看法

警卫战士眼中的江青(李执清)

给江青当过联络员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
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江青的一些印象
建国后和文革初期对江青的一些印象
海南之行,开始负责江青警卫
为江青去青岛打前站并随行
江青去天津和小靳庄
江青游泳
江青1974年去长沙
给江青当联络员
批林批孔批周公

后记(阎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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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五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2月 27, 2019 6:5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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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给江青做了16年专职厨师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程汝明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一书。口述者程汝明(1926~2012),1954年开始在毛泽东专列上做厨师,1956年调任毛泽东专职厨师,1961~1976年10月任江青专职厨师。这个口述是在他病逝前几年做的,由当时郑仲兵任法人代表、李宇锋主持日常工作的北京文衡文化中心进行访谈录制,参加访谈的有曾任江青专职秘书的阎长贵、杨银禄。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我也叫你程师傅吧。你在江青身边工作了十几年,今天我们想请你谈谈关于江青的一些事情。
程汝明(以下简称程):好。从哪里说起呢?今天阎秘书(编者按:指阎长贵)、杨秘书(编者按:指杨银禄)在,我就从他们说起吧。我想他们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阎秘书走的时候我挺难过的,我真不知道他走。阎秘书被江青赶走(编者按:指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多)了。那天李仁庆值班,他说起这个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们聊起来就说,他完全是冤枉的。杨银禄、周金铭走(编者按:周金铭曾任江青警卫员,他们被江青诬为“反革命”.要总理抓他们,他们受到总理和毛主席的保护,去了五七干校)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就小李子(编者按:指看门、搞卫生的李执清)在楼门口警卫值班,说杨秘书被汪主任叫走了。当时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挑选的时候,都是左挑右挑,都是德才兼备表现最好的,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点儿缺陷或毛病都绝对进不来的。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经受住了考验的,是被人们公认的好同志。有件事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办公厅就“四人帮”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现问题,专门派人到钓鱼台国宾馆向领导和群众进行了解,问哪个楼的工作人员最好?普遍认为十楼(编者按:江青住的楼)的工作人员最好。说他们作风正派,谦虚谨慎.不盛气凌人,办事规规矩矩。怎么说呢?我们确实没有什么邪的歪的。对有的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挺大,对我们这儿没任何反映。我们对江青既不打她的什么旗号,也不占她的什么便宜。李讷在我们面前常说:“你们不要狗仗人势!”她这句活对我们刺激挺大,教育挺深。这完全是胡说,我们谁也没这样。不过她这样说,虽然听着逆耳,但也能鞭策我们老老实实做人。
郑:李讷还说过这样的话?
程:是啊,她常说这句话。当时的李讷,真不喜欢那一套;包括江青,她也不喜欢。李讷病病歪歪,心情不好,和她妈的关系也不好。她和她妈一样,不断地折腾工作人员。我们都不跟她一样,看在主席的面上,对她还是尽量地体贴、照顾。
江青批评起工作人员来,不分时间和场合。1975年到大寨去,江青叫电影明星秦怡给她拍照,她也给秦怡拍照,她还给其他人拍,她还叫她身边的人去拍。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江青继续给人照相,江青身边有个工作人员又主动去照,江青就火了,声色俱厉地说:“我这是工作,你干什么?你这是抢镜头!”弄得这个工作人员下不来台。回来以后她跟我说这件事,我跟她说:“是啊,我说有些事儿她让你去你就去,避免着不去也可以。像你说的照相这件事,如果不是她讲话,最好别抢着往前去。”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了十多年,总结了两句话:一个是知道的越少越好,第二个是离得越远越好。比如,人家新华社摄影师一照相,一拍,你赶快离远一点儿,别往前挤,越远越好。
程:刚才杨秘书讲的这个,我很赞成,在很多情况下,就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把工作做好,你去就是组织上派你去,就是要求你把工作做好。而在江青身边怎么做好工作,可真不容易。
杨:受宠不要若惊,更不能若狂。她喜欢你时,即她高兴那会儿,她什么都跟你说,你可千万要注意.千万要警觉。你还是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大意,否则就坏事。
程:用过去咱们大老粗说过的话来说,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你乍一听李讷说的“你们不要狗仗人势”这句话很简单,也不中听,但把这句话细细品味起来,其含义十分深刻。作为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现在有些领导人的秘书或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耀武扬威,称王称霸,就是“狗仗人势”.实在是一种低级趣味。我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既不仗着江青或打着她的旗号做什么事,也没沾过她什么光。
郑:也不是吃她的钱?
程:当然不花她的钱,她也不让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同她差不多。因为到外地她交的伙食费比工作人员交得要多。
郑:她不愿意你们吃得好?
程:她要跟工作人员—样地交伙食费,坐一块吃,她有可能愿意。怎么呢?她省钱了。但她那时候交的伙食费多。我认为她多交伙食费是应孩的,她的工资比工作人员高,再说她吃的东西都是特做的,当然应该多交伙食费。
杨:那时候,开始地方上每天按四毛收工作人员的伙食费,收江青六毛,后来改收她八毛,因为她干部级别高。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伙食标准不一样,菜和饭也不一样?
杨:当然工作人员吃的比她差远了。
程:吃的和喝的都不一样,她喝老母鸡汤,工作人员就没有。
李:实际上您这四毛钱吃到的伙食也比市面上同样价格的伙食好?
程:当地有补助啊!我们个人交四毛,还有出差费都交到地方了。
杨:在海南有一次去元帅府,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人家管理员跟我说,你们是营以下干部每天交六毛钱,江青是营以上干部每天交八毛钱。我说我们到哪儿也不说我们是营以下的,我们是排级干部,六毛钱我们交不起。以后我们到哪儿去,一般都交四毛钱,当然个别的时候也有交五毛、六毛的,至于她交多少我们就不管了。
程:有时候我给她交一块三,我不给她少交。怎么呢?我说人家首长交得多,江青也不能少交。
杨:1970年在庐山开会,江青住在一层,我住在二层。有一次她突然到了二层,看我们吃饭。正好那天的饭还不错,吃的肉丁包子,还有一碗甲鱼汤。她问:“你们吃什么?”我说吃包子。她说吃什么包子?“是肉丁的。”别看她不吃(肉丁不是有肥肉吗?她不吃肥肉),但她非要尝尝,咬了一口,还问“这是什么汤啊?”一看是甲鱼汤,她什么也没说,就下去了。接着就给汪东兴打电话,叫汪东兴赶快来,说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把我们给收买了.这个事要汪东兴查清楚,看收买到什么程度啦。后来汪东兴和程世清两个人联名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不是收买他们,他们是在大食堂吃饭,都是一样的。汪东兴见了江青,又当面给她解释,这才算完了。
李:程师傅,江青出门也带着您吧?
程:对,带着。
李:那在外地吃饭也是您去做,比如她交一块三也好,交八毛也好,她就把这钱交给当地?
程:当地接待部门的财务就收了。
李:据您当时的估算,您每天给她做的饭,以她这八毛也好一块三也好,同实际价格相比,有距离吗?
程:有点距离,但相差不大,因为当地有补贴。再说每天按八毛标准交伙食费的情况,几乎没有。一般的我经手的,都是按国家规定交。我们每到一地,首先就问人家,她这个级别在这儿,按照标准该交多少钱?最后结账,该交多少,就交多少。最多的我们曾按每天两元的标准给她交伙食费.工作人员交八毛。
李:那就是说在北京家里吃饭也就是这个水准?
程:哎,你算假如每天按一块三交伙食费,一个月要支付近四十块钱,她到外地工作或视察应该算出差,她每天拿一块三了,她也有出差费啊,她每天也有出差补助费,把这两项的钱加在一起,同在北京家里支付的钱差不多.计划着花钱,在她这个生活标准里,当时一天也得花三块多钱到四块钱。因为她有她的补助,再加上她本人拿出来的钱,她的伙食标准就比较高了。说实话,江青她也不在乎这个,咱们也不能给她少交。我把这个关把得挺严的。她临走的时候提出要什么吃的东西,都给她付钱,买什么都在伙食费账上。
郑:一般情况下她就一个人吃饭?
程:就她一个人吃,她也不让孩子跟她一起吃。
阎:李讷在大食堂吃饭.不跟她一块吃。
杨:她吃饭的时候,孩子在旁边坐着,也不让孩子吃她的东西。
阎:我们都觉得奇怪,偶尔李讷要跟她一起吃了顿饭,李讷就高兴得了不得,跑来告诉我们:“今天妈妈叫我一起吃饭了。”
李:江青一个月吃饭大概能花多少钱?
程:一百块钱左右,她吃的东西都得给她算上。
杨:对,水果啊,点心啊,还有茶叶啊,只要是入口的东西,都给她算上。
李:噢,您说这一百多块钱还包括茶叶?
程:对,全都给算上了。
郑:当时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吃饭不是您给做吧?
程:不是。江青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每顿饭都到机关大食堂去吃。上班不能去吃时,由其他人帮助给打回来。不吃她的,她要剩了我也不吃,我当时也有补助,就在食堂里吃饭。
郑:那江青吃不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程:她吃大米饭每次吃多少我知道,她吃多少我给她做多少,她要说加个人吃饭,我再给她多来一碗儿,她不加人,我就给她蒸那么多。连煤气都得花钱,我得给她精打细算。
李:是吗,您说这一百块钱还包括煤气哪?
程:不包括。煤气不属于入口的东西,要另外单算。就是水、电不花钱。煤气花钱算她账上。开始钓鱼台里没有用煤气罐的,每天烧那个大炉子,烧的煤那么多,怪浪费的。最后这规矩我给他们破了,江青已经用上煤气罐后,张耀祠还说钓鱼台周围三百米以外才能用煤气罐。我说我自己注意点儿,不会出现安全问题。我用煤气快一年了没出事,在钓鱼台住的几个领导的厨师知道后,也着急了,也要求用煤气,很快就都用上了。
李:您觉得这方便是吧?
程:用煤气多方便啊,一开就着,马上就能做饭。使用炉灶要一会儿加煤,一会儿加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用火,还不能让它灭了。
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她跟毛主席在一起吃饭吗?
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江青也跟毛主席一起吃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搬到钓鱼台住,她就极少跟毛主席一起吃饭了,怎么呢?她在钓鱼台这边办公.主席在中南海那边办公,就没办法在一起吃饭了。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说,江青和毛主席每天在一起吃顿饭也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生活习惯不相同。江青晚上的这顿饭,恰恰是主席的第一顿饭.就只有晚上这顿饭,两人才能在一块儿吃,如果没有孩子,就主席和江青两人一起吃。上学的孩子礼拜六晚上回来,可以允许同父母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礼拜天小孩都得到机关食堂吃去。这是主席给规定的,小孩屋子里头不要铺地毯,吃饭要到大食堂。
李:他们一家都在一块儿吃饭热闹吗?
程:小孩们都不敢说话,热闹什么啊!主席问他们什么,他们回答什么,在一块儿吃顿饭,连江青都不敢大声大气。小孩也说在那儿吃饭拘束着呢,不如在厨房这儿舒服——过去小孩一般都在厨房里吃。以后主席不叫他们在那儿吃了,叫他们都到大食堂去吃。
郑:主席跟江青就是早晚在一起吃?
程:主席刚起来第一顿饭算早饭,而江青是晚饭。江青跟主席一起吃一顿饭,这顿饭也不好弄,一顿饭得有几个菜,江青的菜和主席的菜得合并,既要主席能吃又要江青也能吃,这时候很难做,菜还得减一个。比如江青一荤一素,主席一荤一素,再加个半荤素的,两个人吃四个菜,很不好做,他俩口味儿不一样,主席的调味儿浓,葱、姜、蒜放得多,江青一点儿不让往里放。
李:我看现有的电影里毛主席总是边吃饭边拿着文件看,平时也是这样吗?
程:是,有这个习惯。
郑:主席的午饭,也是您给江青做完再给主席做?
程:不,主席有主席的厨师,江青有江青的厨师,各做各的。
郑: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
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的情况我不知道,而我看到和经历的情况都是这样,主席的厨师负责主席,江青的厨师负责江青,都有分工。我最早的时候跟李锡吾两人专门负责给主席做饭,后来主席将我推荐给江青做饭,他说,火车(编者按:指毛主席专列)上的程师傅给你做饭适合你,第一他会做西餐,第二他会做点心,第三他做的中西餐的菜你都能吃。如果没有主席的推荐,江青怎会盯上我?当时她并不太了解我。可是你说她一点也不了解吧,也不是,她还了解一点。怎么了解的呢?就是那时她老跟主席一起吃饭,吃完饭就问:“这是谁做的菜?”老是问,问多了,就对我有所了解了,知道专列上有个程师傅在为主席做饭。经毛主席向她推荐以后,江青心里就更有底了。但真正对我的了解和考察,还是从1961年主席过生日这天起。我记得这天江青的厨师因为有病,请假回家了,这样就没有专职厨师给她做饭了。当时给毛主席做饭除我一个固定的外,还有北京饭店的康师傅、上海一个饭店的邓师傅,他们二人都是比较有名的。江青提出:“我的厨师不在,请你们三位师傅帮我做饭,每人给我做一天。”当时我是厨师长,我就给他们二位师傅做了分工:我说江青第一天的饭由邓师傅做,第二天的饭由康师傅做,第三天的饭由我来做。邓师傅做的第一天的饭,我对他做的饭菜和江青餐后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每顿饭菜江青只吃了一半。对康师傅做的第二天的三顿饭和江青餐后的情况,我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江青吃的情况同第一天相比,没有变化,每顿饭菜也都吃了一半。第三天轮到我,我发现我给江青做的每顿饭菜,她都吃得精光。我知道江青的目的是想换掉原来的厨师,让我们三个人每人给她做一天饭,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实际考察。三天的饭做完了,我知道“要坏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的饭菜都只吃了一半,唯独我做的饭菜她全部吃光,说明我做的饭菜适合她的口味。由此来看,留下我做她的厨师没跑了。说心里话,谁也不愿意给江青做饭,当她的专职厨师。
事后,我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汪东兴,我同他说:“我估计江青要留下我做她的专职厨师。”汪说:“你怎么估计出来?”我就将三天每人给江青做一天饭的情况向他作了叙述。他听后笑了,看来他同意我的判断。以后情况的发展,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
李:为什么都不愿意当江青的专职厨师?
程:她那个饭不好做,女同志也事多,婆婆妈妈的,谁都知道她的情况,主席从来不在饭菜上计较,咸了淡了的,他也顾不得,主席吃的东西量也大,吃的东西多厨师就好做。
李: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给江青做饭?
程:我基本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给她做饭了。一做就是16年,从1961年到1976年。
李:您这16年可真不容易!
程:要不很多人见到我都说“你真不简单!”规规矩矩地讲,警卫局的同志,包括张耀祠、汪东兴也佩服我!怎么呢?我给他们少惹多少麻烦啊!那时候如果这个厨师给江青做不好饭,汪东兴一天也安稳不了啊!那时候她厉害着呢,根本没把张耀祠看在眼里,张耀祠怕她怕得厉害!张耀祠那时候要求给她修房子,他叫我进去给她送报告,她火了!她说为什么他自己不来送却让你来替他送?这又不是你的事,你给他退回去!
李:退回去什么东西啊?
程:退回去的是报告和修房子的设计图。张耀祠为什么叫我给江青送去啊?他老认为我会对付她。
杨:江青说吃咸了,程师傅就基本不给她搁盐了。程师傅怎么敢这么对付她啊?听程师傅讲的这一段事情后,大家就理解了,江青离不开他。
郑:她也知道程师傅有情绪了,但是她也不敢说,唯恐啥时候撂挑子。假如再换一个人,她觉得还不如程师傅,所以程师傅有资本才不怕她。
程:主席病危的时候,她也在那儿守着,到点回来吃饭。有一天我准备给她清蒸鱼吃。鱼要放盐早了,口感就没那么松了,放盐早了绝对不行,我等她回来了再放。当有人告诉我,她回来了,我就立即把鱼放蒸锅里了。结果忘了在鱼里放盐。鱼做好了,端到饭桌上,江青一尝没味,就对护士说把那调料罐儿拿过来,程师傅没放盐.别跟他说。护士下来还是告诉了我,我一听:哎哟!坏了!今天的鱼确实一点盐也没放,忘了!她常跟护士说这样的话,别告诉我。我心里还是有不安,一般不用她说,我尽量把饭把菜做好,让她满意.但我也不一味地迎合她。
杨:江青从来都叫我小杨.也不叫名字,也不叫秘书。而对程师傅,她一直叫“程师傅”,这称呼就不一样。
阎:她住在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开会,有时带着程师傅给她做饭,程师傅如果没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厨师要打电话问他怎么给江青等做饭做莱。程师傅说,他因此还得了一个他当时还不解其意的绰号“遥控”。
程:人家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他们都熟了,比如,江青喜欢吃烤鲥鱼,大会堂一直烤不好。现在这个鱼啊大概是比鱼翅还贵呢,一千多一斤,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鱼,只有长江和钱塘江出,别的地方还不出。现在钱塘江的鲥鱼少了,到长江那一带有。一般的厨师没见过这种鱼。烤鲥鱼大会堂的厨师老做不好,做一次不行,再做一次还不行。大会堂的厨师长跟我是老乡,他最后提到餐厅科的科长。他就说你这个鲥鱼到底怎么做的?我说不跟你说了吗?不行的话我哪天给你们烤一次去。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不是每次都要我跟她去给她做饭。只要她提出“今天的饭让大会堂的师傅做”,我就可以不用随她到大会堂去了。当她提出“今天你到大会堂给我做饭”,我就得随她到大会堂去。大会堂的师傅没能烤好鲥鱼,都是在我没跟江青到大会堂去做饭的情况下他们烤的。其实江青很少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一听说“让大会堂的师傅给她做饭”,大会堂的师傅也“转腰子”,怎么呢?他们老说做不好江青的饭。我说关键是你们跟她接触的时间短,还不够了解江青,接触时间长了,掌握她的餐饮生活规律就好了。
郑:大会堂的师傅巴不得你去给她做饭呢。
程:就是啊。我同大会堂有些师傅的关系是很好的,跟钓鱼台的那些师傅的关系也不错,我不像有的人那样“狗仗人势”.如果你属于这类人,人家即使看见你,也当没看见,不理你。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就是江青身边的一个厨师吗?要是换个角度,人家是江青身边的厨师,你跑到大会堂上作厨师,你不是也一样吗?因此,咱得尊重人家,遇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单位厨师的关系相当不错,包括领导一直到下边职工,也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给我很高的评价。不然,杨银禄、周金铭走了以后,大家不会一致推举我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的党支部书记。
郑:你是终身的党支部书记,谁也不能换。
程:周总理的苦心,我也明白。什么秘书、警卫、护士,江青都批评了,就是没批评我,没点我的名了。总理亲自给我们开会,他说:“支部书记叫大师傅当,叫程师傅当。”大家都赞成。
李:可能在全国周总理直接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就您这么一个了。
程:啊,可能还真没有。
杨:当时也只能是他了,我走了以后那个秘书也是新的,比我还新,对他信不过,怕他干不了,这总理看得特准。
郑:总理当时怎么跟你说?
程:他就说由你当。
阎:总理给你们开会是吧?
程:对,江青叫总理给我们开会,开会的时候周总理说你们这些人得有负责人吧。总理一看我的年龄比其他工作人员都大,老辣点儿,他就提出“由程师傅任支部书记”。大家都鼓掌。我这个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么提出来的。
李:这么多年,毛主席、江青那些孩子应该是在您眼前长大的?
程:还真是的,这几个孩子还都不错。
李:这几个孩子小时候什么样啊?这不是“格格”就是“王子”的。
程:比如说毛远新,他一到北京就到我家去看我。我原来就住西城区草岚子胡同,文革后毛远新、李讷、李敏都去过,他们和我关系都不错。
李:听说江青对李敏也还行,没有一般民间说的什么后妈那劲儿的。
程:因为她的地位不同了,她的注意力也不可能用在孩子身上。再说孩子们的生活全靠主席的工资,用不着江青多费心。据我所知,李讷、李敏,还有江青的姐姐,主席一个月都给他们30块钱生活费,此外,主席还经常拿出工资周济困难的身边工作人员。再除去自己的伙食费,他每月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了。主席老给工作人员钱,就没给过厨师钱。为什么呢?我在厨师里头拿钱最多,那三个厨师每月工资89.5元,比我少十来块钱,他们同我一样都属于一级厨师,但我比他们多了一份厨师长的钱。在铁道部任厨师长的时候就是这么规定的,有厨师长一项。我虽然被调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当厨师,但工资关系一直在铁道部,工资由那边发。
李:毛远新是有传奇经历的人,少年时候怎么样啊?淘气吗?
程:他不淘气,因为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不是太好。跟李敏、李讷的关系还可以,没见他们吵过、闹过。他很少在家里呆着,就是礼拜六回来。
李:礼拜六他们一块玩吗?
程:也是回到各个的屋子里头。他们都挺用功的,都是看书。主席给李讷的批示多,因为李讷是学历史的,有时候警卫拿着主席的批示就找李讷去了。大部分都是送到厨房,因为李讷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主席的批示我看到过.但什么内容我没印象了。
郑:那么江青骂他们几个人吗?
程:很少。江青在北京住的时候也不多,所以孩子们同她接触也少,当几个孩子上中学出来以后,一放假,毛远新就到江西找他妈去了,李敏也到上海找她妈去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毛远新他妈朱丹华常来主席这里,我们都认识了,李敏她妈贺子珍那次也到庐山了。
李:您见过吗?
程:那时候没有,都不知道。但不只这一次,主席在上海也见过贺子珍。
李:哪一年啊?
程:不是1959年就是1960年。我跟韩阿福师傅两人那时候就在上海锦江饭店对过俱乐部住着,正在那儿和哨兵一起打扑克,突然警卫出来就说你们小点儿声啊,主席去散步了。他一说主席散步我们就看了看,哎,今天警卫没跟着,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主席两人往俱乐部去散步去了,我们不知道是谁。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李敏的妈,大概是徐业夫弄车把她接来的。
李:这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程:从来没公开报道过。
杨:在一本书上我看到过,讲毛主席在锦江饭店还是在哪儿见过贺子珍。
程:在锦江饭店对过儿的俱乐部。
杨:在庐山还见过一次。
李:哪次先哪次后啊?
程:我觉得庐山那次好像在先,俱乐部这次在后。但是当时即使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只能个别人知道,多数人不知道。
杨:对,我看到的那本书上说,有几天江青对主席很冷淡,说主席旧情不忘。
程:实际啊,主席是旧情不忘。江青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小,为什么呢?包括当地的人,包括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会跟她说,给她通风报信,这绝对没有。
郑:说起来,也都是人之常情。谢谢程师傅今天给我们讲的这些故事!你在最难侍候的江青身边工作长达16年,而且做到“善始善终”,还得到上上下下的尊敬和好评,真不容易!我想,这和你做人的人品和智慧是分不开的。我也向你表示敬意!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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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见了江青不害怕的内勤警卫战士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选读)

李仁庆口述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李仁庆:1947年8月生,山东掖县(现莱州市)人,1966年9月—1976年5月,在江青住处担任警卫、服务工作。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
时间:2012年3月23日

李宇锋(以下简称锋):李老师,上次采访马晓先老师,您在场谈了一些,不系统。你在江青身边工作九年多,对江青一定有很多了解,今天专门听您的故事。
李仁庆(以下简称李):我1964年初中毕业。当年7、8月,中央警卫团到我们那儿招兵,要求的条件出身必须是贫下中农,把我挑上了。这样,我就在1964年8月到了北京,算9月份入伍,分在中央警卫团三营二连。
1966年4月警卫局办了一个警卫员训练班,选了包括我在内的20个人,准备培训给各首长当警卫员。我们实习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有两次我们都到天安门城楼去执勤。训练班办到9月初,随着中央领导人不断被打倒,我们这批人大多数并没有去做警卫员,只有一个人提前分到林彪那里,其余十九人全部到了专门警卫毛主席的一大队一中队。

汪东兴和叶群找我们谈调动

调到这儿没几天,我记得是9月24日,杨德中亲自乘车来了,从我们这十九人中选三个人去钓鱼台,选了我、刘真、王振荣,就把我们装到车上直接到钓鱼台5号楼。路上杨德中说:我拉你们三个到钓鱼台5号楼江青同志身边工作。当时文化大革命正闹得火热的时候,个人崇拜也挺厉害的,我们三个想把我们放到江青身边工作,心里也挺高兴的:到毛主席家里来了!
到了5号楼,汪东兴、叶群两个人在那儿等着给我们谈话。我们三个是小战士,我19岁,王振荣20,刘真大一点,也就22,汪东兴是中办主任,是我们最高长官,叶群虽然只是林办主任,可她是林彪的夫人,他两个跟我们谈的话。你说多厉害吧!汪东兴主谈,大概是说安排你们在这儿,重点是保护江青同志的安全,但是也要做些服务工作。叶群说的不多,意思是嘱咐我们一定要为江青同志服好务。从这个事件上可以看出,江青当时这个地位已经是不一般了。这样的两个人物给三个小战士谈话。
当时江青住在5号楼,警卫师的(66年还没划归中央警卫团,当时还是警卫师呢)在5号楼门口站岗,我们是在5号楼进大门里边一点,有个值班室,负责楼内的警卫。那时候已经把服务员撵走了,我们也负责搞卫生。一中队指定我们仨里面王振荣负责。
江青当时的工作人员有这么几个:警卫员孙立志,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张素兰,厨师程汝明,司机申志洪,保健医生是徐涛(徐涛并不盯在那里,她需要看病时徐涛就去)。我们在5号楼时间并不太长,江青就搬到了11号楼。从67年1月起,江青就开始有了秘书阎长贵。
至于我们的工作,汪东兴后来给我们的称呼叫“内勤”,实际上开始他交待时也没说内勤,就说你们在这儿负责江青同志的安全,三个人轮着在门口值班室值班,加上搞服务,搞楼内卫生。因为她没服务员了,钓鱼台的服务员她也不太相信,等于我们把服务员的工作也接过来。我们刚开始墩布都不会使用,拖地的墩布是倒煤油的,我们不知道倒油时要倒得稍微均匀一点儿,再醒一天,不是当时就能拖,一开始我们倒上油就开始拖地,结果地全部成花的了。
锋:一个是管警卫,一个是楼内卫生,还有什么工作?
李:我们三个年轻,她当时的工作人员不太多,所以后来我们也负责给她摆饭,就是程师傅做好以后,我们端上来摆好。再后来采购我们也管,她这样的人物有专门的特供,上供应科取东西、买东西都是我们管,主要就是这些。

江青权势熏天

锋:你对江青最突出的感觉和印象是什么?
李:我最突出的感觉是江青权势熏天,很高级的干部都有点怕她。因为我们要在门口值班,经常能看到来往的大人物,他们对江青的态度有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个是杨成武。大概68年的2、3月间,有一次杨成武来见江青,江青住在楼上,临走的时候,杨成武下楼,就站在二楼往下的平台,挥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向江青房间的方向高喊: “毛主席万岁!祝江青同志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当时小,我心想这人在干吗呢?他为什么这么激动?估计是江青肯定了他,至少是对他表示了支持。
还有一次,聂荣臻来见江青。江青那天刚好出门了,具体是开会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知道。聂荣臻来了以后我们请他进来等,他不进来。11号楼的门口有个藤椅,他就坐在藤椅上。在门外一直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江青回来。这事为啥有印象?聂荣臻是元帅呀!楼内有大客厅和小客厅,你不愿意到大客厅你在小客厅里待会儿也行呀!他不进来。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江青的地位,这么大的元帅来看江青在门口坐着等了两个小时,并且还不进她楼里面。我当时是小孩,真是感到奇怪,没法理解。但我又不敢说,关键也不知道说什么。这说明江青当时权势熏天。
还有吴法宪。我们搬到10楼以后,有一次吴法宪来看江青,我们上门口迎他。那个时候你想想,九大以后了,吴法宪是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副总参谋长,他一见面就给我们敬礼!我们还是一般的战士,空军司令员给我们小战士敬礼!我当时想这人都怎么了?你用不着呀?你不给我们敬礼也不犯纪律呀?当然总理每次见我们也都握手,见面握手是可以的,敬礼就有点过了,觉得没必要。
再一个就是庄则栋。庄则栋去过但确实很少,他对江青更是毕恭毕敬。有一次跟江青见了面之后,江青正好要出去散步,就一起往外走。庄则栋不敢背对着江青走路,他面对着江青往后退,退两步点头鞠下躬,结果退到二道门时屁股“咣”一下撞到了门上,我当时差点笑出来。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68年,我印象挺深刻的——江青让我们学习她三十年代在上海发表的一封公开信。那次不光是我们工作人员学习呀,江青、康生、陈伯达,都上大客厅去了。这种活动一般是不让我们内勤参加的,这次也让我们参加。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有人把江青的这封信作为材料上报,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到了主席那儿。毛主席有批示,大意是:我就是通过这个材料才认识江青的。本来江青在文革初期是回避她三十年代的经历的,毛主席这样批了,这下把江青高兴坏了,就组织大家学习。我那时才二十一岁,从学习完这个材料以后我才知道她的一些个人经历(当时是看作“光荣历史”),包括跟唐纳的关系。记得信的最后有这个意思:你们这些小报记者,干嘛总注意我们女明星的私生活?有能力、有胆量你们对着日本侵略者去呀!
锋:您作为门卫送往迎来,你看谁对她还比较平和,不卑不亢?
李:实事求是地讲,邓小平。他见了我们不握手,也不说话,爱搭不理。有一次邓小平来了,我从来没见到过江青对别人这么尊重,就是总理去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脚都架在脚垫上,都不拿掉,邓小平去了,唉,她不但没架着脚,而且她是这样靠着沙发扶手向前探着坐的,这种状态太少见!那时候刚给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应该是75年上半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两个还没闹僵。邓小平去的很少,就这一次我看到了她对邓小平很恭敬的样子,没见过她这样对待别人,对待总理她也没这样过。

我不大怕江青

锋:听说您和别的工作人员不太一样,就是见了江青不太怕她,不紧张。
李:可能跟性格有关,我见她真的不怕,也不紧张。我们一起的工作人员,比如另一个小李,见了她就紧张,脸红,江青都能看得出来。有一天,江青说:“小李呀,如果你每次见了我都这么紧张的话我就得怀疑你的出身问题了,你是贫下中农出身吗?我得查查你了。”把小李吓得够呛。当然江青说这话时不是很严肃,半开玩笑,好像也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王广宇在这里不是说过嘛,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经常有事需要请示江青,而他就怕见江青,几乎每次见了江青都要挨她的批评,不是说你没精神,总像没睡醒的样子,就是说你这个或那个,吓得他总是想躲得江青远远的。江青批评王广宇,把我也捎带上了,说:“阎长贵也像你一样,有这种毛病。”
李:我见了江青不害怕,再讲一件事。江青把秘书杨银禄赶走以后,让原来的内勤刘真接替。刘真当了一段,大概是8个月还是9个月,她又不满意,把刘真弄到了农场养猪。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江青准备吃饭,我给摆好了,她进来准备就餐,我马上要走。她说:“小李,坐那儿别走。”那天她确实挺平和,开门见山地说:“小李,你给我当秘书行吗?”我见她从来不害怕,不紧张。她提这个问题虽然我没思想准备,但是我马上就回答:“我觉得我不能胜任。”她说:“为什么?我这儿的事不是挺简单的吗,不就是收、发文件,做个电话记录吗?”她说:“拿笔去。”我就把笔拿来了,她说:“我说你记,给吴德同志打电话。”电话的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反正有几句话,我记下来以后递给她。她说:“你这不是记下来了吗?你的字写得也不错嘛。你看,我的秘书有什么?不就是收收发发,做做电话记录,接个电话?也不用你写东西。”我说,“江青同志,您今天在用餐,也不太着急,说的也挺慢,我记下来了。可是我就是个初中毕业生,文化基础有点偏低,并且你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很忙,我就怕耽误您的事,您讲得慢我能记下来,如果您真要是忙的时候我就怕耽误您的工作呀”。她当时没着急,没火,还问我:“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说要是真问我的话,您找东兴同志去物色一个比我文化高、并且能胜任您工作的人。她说:“那行,你走吧。”这样,我就走了。后来她还表扬我,她跟别人说:“你看,小李讲道理。”她对我说的这段话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拒绝她之后她不但没生气还表扬我“讲道理”,我是没想到,挺高兴的。就这方面说她还有点人性化,不错的。
另外,她让我给她管图书。她屋子西边有一间大概15平米的房间,屋里光有书柜、书架,全是书,其它什么都没有。我所谓管,主要一个任务就是有时候帮她查资料。比如,主席见她,总是要讲到古代什么什么人,我就帮她查,我印象中有一次查唐朝的裴度,我就翻《裴度列传》,很快就查出来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对历史也感兴趣,虽然文言文我看不太懂,但大概意思明白。有次我探亲去了,她叫别人给查什么东西,结果没有查出来还是查的慢了,她批评说:“你们十个人都不如小李一个。”
锋:请您详细介绍一下您怎么给江青管图书?她有多少书,都什么方面的,平常看不看?
李:我现在回忆,她的书大部分她是没时间看的。虽然让我管,我也没给她管那么细,没有登记清点,反正书不少,几千册肯定是有的。《二十四史》是线装的,是一个整书柜,柜子的外面刻着字,表示是《宋书》还是《三国志》什么的。这套书是让我查的最多的。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三言》,《二拍》,《金瓶梅》有好几个版本(全部是删节版,说明她对这书里的性爱描写也不感兴趣,要不她肯定让找一个字不删的版本来)。外国的书也不少。有些书我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其中有一本还在我家。说起这个事我有责任,在下干校劳动之前肯定是我拿了一本上我那屋里看了(当时虽然我们身份很低,但是都是一个人一个屋),76年5月去干校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清理房间。我是1977年8月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回来后让我去中南海瀛台那儿认领个人物品,我那个纸箱子里就有这本书。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为什么他的东西,包括书到了瀛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成立了清理小组,每家安排两三个人,清点、登记他们各住所的物品,包括文件、书籍,我当时就在姚文元那个组,查按院胡同他的家。清理以后,文件交到秘书局,家里的东西都弄到中南海去了。沿着海岸不是有好多小房子吗?一个人一间,堆的满满的,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等,这些人的书都不少呀。估计把你的东西也弄到瀛台去了。
锋:江青对你管理她的书没有什么要求吗?
李: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太多要求,就是有什么东西要查叫我给查查。她自己很少到书房看书去,平时也不怎么看书。我们负责给她整理内务收拾房间,也基本没见床头、桌上放过什么书。
她对整理房间要求不是很高,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冬天要二十一度至二十一度半,夏天要二十六度。说起温度我给你们讲个事,有一年在广州,跟维特克夫人谈话那次。有一天是我给调的温度,二十六度,她的屋子是柜式空调,风量大,她进来时刚把空调给关了。那天可能她谈话也挺累的,感觉上有点凉气,结果拉肚子,她就发火了。她一般没对我发过火,就这次,比较厉害。她说:“谁调的温度?”我说,是我。“冻得我拉肚子!”当时她就说:“你们是阶级敌人想干干不着的事你们干了!”我说这温度就是二十六度呀,她说,“温度计是假的,冻得我拉肚子是真的!”
江青和周恩来

锋:你对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李:江青不论什么事都要找周恩来。从与我有关的一件事谈起吧。有一次,在钓鱼台17号楼。有一道门合页锈了,一开一关吱吱呀呀地响,我给门上点油省得它响,我拿着小油壶叭叭叭在那儿上油,她以为是有人上子弹呢。
杨:那天她在里面办公,把我叫进去,说:“赶紧跑吧,有敌人上子弹,要打枪。”我怎么解释都不行,后来为这事总理还去了一趟嘛。她说:“我不听你的,我听总理的。”叫我打电话把总理叫来了,总理说:“我这儿还有点事。”我说,江青同志很着急啊,您办完事赶紧过来吧。总理说:“行,我马上过来。”马上从中南海过来,给她解释了一通。
李:江青那时候都不得了啊,她一有什么事就叫总理去。有一次,在10楼值班室里面的小间,她给总理打电话,讲着讲着给总理发火了,“啪”把电话给砸那儿了!她就敢这么干。当时除了主席说话她怕点,再一个就是李讷敢跟她吵架,其他人谁也不敢说她什么。
实事求是地讲,总理对江青太尊重了,有点太过分,没必要。
锋:你观察总理对江青,一直是迁就她,一直受江青的气,他还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江青。
李:实际上,他主要是尊重毛。

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锋:你记得对江青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
李: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这牵涉到了程师傅(整理者按:江青厨师)。程师傅这人是挺敢说的,总理去世以后,程师傅看着“四人帮”、毛这些人的态度,他确实有些不平,说,咱们打电话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一个个来。怎么办呢?咱们准备好棒子,来一个打倒一个,打昏一个。这个事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好弄,说这行吗?这可是大事呀!他当时说的挺逗的。我给你说,当时弄得我们都挺害怕的。记得我还问程师傅,我说要是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那还得了?咱们的脑袋一个个都得搬家啊!
锋: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的倒行逆施已经使得程师傅这种老实人,一般工作人员都产生了这种情绪。您得说清楚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有哪些人在场,是气话还是真有谋划?
李:就在10号楼,他也不是每个人都说,像对江青特别好的人他不可能说。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是在说气话,真正实施他并没有这个计划。
锋:呵呵,要真有谋划你们不成“小舰队”啦!当然也说明了一点,这些工作人员没人告密。
李:没有。
锋:如果要是告密,比如你听了这话给江青讲了,那程师傅就立刻会死无全尸呀!
李:我们这些人至少是程师傅信得过的人。这是在总理挨整和总理死后都说过的。
总理人好,工作负责,他一天也就休息五个小时左右,那么大年纪了,成天就是这样,应该说是鞠躬尽瘁。就这样卖命,还要挨批,开他的会,一批就是五六个小时。就此事,很多工作人员有看法。
阎:文革后,我也听程师傅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江青所以敢在总理面前使横,耍态度,那是主席对总理态度的反映。
锋:当时您就知道是在批总理吗?
李:知道。一个,老在大会堂开会,都知道啊。再一个,护士、警卫员也跟着去,秘书也知道,那有文件啊。我看到过一个文件(在当时叫“偷看”了),说周恩来是“拜倒在帝国主义脚下”。为什么总理在临死之前老说“我不是投降派”呢?在他心里这是个大疙瘩。如果不是73年底政治局会上批他,总理也不会死那么快。要是患了癌症,再加上生气的话,那最倒霉了。总理首先是累的,然后就是气的,因累生病,因气才死这么快。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现在有一些文章把周恩来糟蹋得不成样子,我就不能苟同,我觉得过分了。我觉得周恩来是个不容易的人,当然他也有他的毛病、缺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周恩来功高盖主,引起疑忌。
阎:总理的威望确实很高,总理死的时候全世界悼念,有的国家还给他塑像。人们常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显然,那是和总理的工作分不开的。
郑:不容易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死时全世界人民都悼念他真是不容易。没完没了的唁电,后来都不让媒体再播发刊发了。
锋:从您最早见到江青,作为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的这么个角色,到她那儿工作还挺高兴,一直到最后发展到程师傅和您私下商量要怎么收拾她,这个过程您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
李:主要是因为她对总理的态度。说实在的,我们对周总理确实是非常爱戴,他们对总理的态度我们确实是非常愤慨!程师傅当时也真敢说,但我们觉得不好弄,有点怕掉脑袋,就算是说气话,能说这样的气话也不容易——毕竟在她身边呀!当时要说做我们还真能做到,说江青叫他们来,他们还真得来。要真是来一个打倒一个,那就热闹了。——说实在话,我们也只是想想、说说而已,谁敢真的这样做?!就是说这话的程师傅也不敢。不过这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江青等人之所为,连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反对,都愤慨,他们真的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也可怜,可悲! 锋: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真改写中国的历史了。你们对江青的看法发生变化,最主要地就是她对总理的恶劣态度吗?
李: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江青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态度确实也不好,这也是事实。现实的例子不是在这儿嘛,阎秘书进了监狱,杨秘书赶到五七干校。再一个护士小周,她是护士里对江青照顾最精心、最无微不至的一个,最尽职尽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感情最深的一个,结果她是护士里最倒霉的一个。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江青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跟政治挂上钩。她跟林彪关系好,当年给林彪照的相发表在《解放军画报》、《人民画报》上,都是封面。林彪和叶群经常去看她,叶群一个人去的时候更多。可林彪一出事,她立刻显示比谁界限都划得清。江青为什么把小周抓起来了,污蔑小周是林彪安排在她身边的特务,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她这是要表明自己跟林彪划清界线。
阎:小周,即周淑英,是1967年国庆节后调来的,她来后,对我们说过邱会作很难听的话。江青说她是邱会作派来的特务,这完全是胡乱猜疑。疑心大,这是江青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江青的护士许春华曾郑重地提醒过我这一点,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这也是我倒霉的一个重要因素。
郑:你觉得江青这样疑神疑鬼,跟精神不正常有没有关系,怎么这样不能容人呢?
李:医生给她诊断,植物神经紊乱。她的植物神经也确实出现了问题,比如爱出汗,情绪不稳定,时不时地无名火就冒出来了。有些女人在更年期时也会有这种问题,但她经常这样。
锋:一般人植物神经紊乱不会给别人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
李:因为她的身份这么特殊,她的地位这么高,所产生的作用就大。江青最后的结果首先要负责的是毛泽东本人,其次是她自己。毛泽东当时的权力最大,他如果说不让江青进政治局,她肯定进不来呀!虽然说有抬轿子的,总理也支持,康生更积极,但这些人都是为了毛泽东,也可能有别的政治原因。她如果不进政治局的话就不会有这结果。江青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包括批《海瑞罢官》,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在上海组织的姚文元这些人搞的。江青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演员出身,她自己搞是搞不了的,是需要笔杆子的。所以说从这儿开始,归根结底还是在毛。

江青跟一些领导人的关系

锋:您觉得江青跟周围人的关系,跟这些领导人的关系怎么样?哪个近哪个远?包括她跟“四人帮”里其他人的关系?
李:江青跟“四人帮”中几个人的关系,据我观察,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赏识度要比王洪文强,王洪文虽然毛把他提到了三号人物的位置,但是我认为王洪文在江青心目中位置并不重。我们经常看到她把他们约到10楼来,她也有时候亲自去张春桥、姚文元住的9号楼去,在我印象中去16号楼见王洪文非常少。而去9号楼好像不止一次,这说明赏识和尊重程度不一样。
要客观地看,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笔还行,尤其是姚文元的文笔更好一点。他们和江青确实是一个系统,属于极左的一派,实事求是地说毛是极左的总代表。中国是一穷二白,并且中国也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练,毛却想在他有生之年要搞到共产主义去,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1958年的“大跃进”,毛是积极提倡和主张的。搞人民公社想往共产主义过渡,这么一个穷的国家怎么过渡?毛想在他有生之年要进到共产主义,怎么可能?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就是能吃上土豆烧牛肉,你看现在中国改革这么多年了,是不是都能吃到土豆烧牛肉也不见得。所以说,中国那个时候那么穷,能到共产主义吗?毛一个是激进,并且有点教条主义,要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他自己也没实践呀,巴黎公社也才几十天。毛在这种国情之下,怎么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我真不可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他们是相对比较务实的,但毛不欣赏。他欣赏的那些极左分子文化革命基本上都用上了,就差一个是柯庆施,柯庆施要是活着的话也是特别极左的,他假如说一直活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左”决不会亚于陈伯达,他究竟是上升,还是被拿下,这没法也不能假设。陶铸比柯庆施好一点,为什么毛要把陶铸提成第四号人物,就是他对陶铸还比较欣赏,但没想到等提上来以后很多东西没按毛的思路做,而站在刘邓一边,并且经常和江青斗争,结果又被打倒,“打倒刘邓”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郑:江青在你面前有没有发过毛的牢骚?
李:我好像没有听到过。
郑:江青那种精神状态跟她家庭生活不和谐肯定有关,老夫老妻这种关系还是挺重要的。
李:有一次在17号楼理发(她理发都是北京饭店朱师傅给理),她说到这个话,说:“我现在才五十多岁怎么一点点性要求都没有?”我当时在跟前。别的时候她没说过。她跟朱师傅说的这话也是很客观的。后来有人问过我,说庄则栋说过这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打电话。”据说是他的前妻鲍蕙荞说的。这个事从时间上说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因为毛泽东、周总理他们办公都是晚上,到后半夜两三点,假如说江青有事,有什么事情牵涉到体育界了,牵涉到体委了,有可能12点左右,或12点以后打电话,所以说她说这话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他们绝对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我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们问我,我是这么回答的,“我在那儿工作年头不算少,一我绝对没看见,二我绝对没听说。如果她们之间有这事,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点都不知道吗?不可能呀!”在我的印象中庄则栋绝对没有到过她的卧室,办公室都没去过,顶多到过会客厅,只是在客厅见见而已。哪有这事呀!什么浩亮、刘庆棠呀,都没这事,有的甚至都没在10楼见过。他们基本都是在17楼见。
我个人分析,江青在晚年,尤其当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等于中央文革小组她是组长,陈伯达只是个傀儡,绝对是她说了算,尤其是九大进入政治局,再加上她后来逐步的发展,江青的最后阶段政治权力特别大。华国锋那个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不是个会整人的人,也不是像邓小平那样精于策略的人,但是他下这么大的决心,毛去世不到一个月,用江青的原话:“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我……”。张耀祠带人去抓江青时她确实没有想到,但是华国锋下这决心也确实不容易。江青到这一步她也想不到,如果主席死了以后她特别收敛或者特别拥戴华国锋当主席的话,她绝对没事!她呢,瞧不起华国锋!她觉得她领会毛主席思想最好,觉得自己才能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她脑子里可能是这么想的。华国锋一看这种情况下他没辙了,赶紧找人商量,又是汪东兴,又是李先念、叶剑英的。
几年前看过汪东兴,我就去过一次。汪东兴还不太满意,不满意什么呢?抓捕“四人帮”这件事现在就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不提他。他说不提就不提吧。其实抓捕“四人帮”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汪东兴,没有汪东兴不会也不可能搞得这么利索。

江青视工作人员如仆役

锋:从您的角度观察,江青是怎么看工作人员的?
李:她脑子里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因为她曾经给我们公开地说,你们这些人,按上海话说,女的呢就是过去的娘姨,男的就是茶房。意思是说我们女的是保姆,男的是服务员,都是佣人。由此可以看出她把自己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居高临下的。你想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能和她等同吗?别看她有时也讲党内的共产党员都是平等的,但是她思想深处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仅仅是为她服务的,就像她说的茶房、跑堂、娘姨,侍候她的。她说的也比较客观,虽然我们是党组织派来为她工作的,但实际上的工作跟保姆、跑堂的差不多嘛,应该说,她就是这个思路。
这一点,在平时一些小事上也能反映出来。比如,要是她听到工作人员说今天吃到虾了,吃到鱼了,就会表现出不大高兴,好像我们有点过分,吃鱼吃虾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再比如,我们四个内勤提干,她也不满意,好像我们的身份就不应该提干,还说是汪东兴收买我们,后来又说林彪收买我们。你说他们收买得着吗?我们是64、65年参军,70年提干,从部队来说提干是比较晚的。说汪东兴收买我们还沾点边,他毕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林彪都不知道我们叫什么名字,他收买我们干吗?
杨:为这件事她还把我说了一顿,她说:“你是支部书记,他们四个小战士,他们提干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啊。“提干应该有个鉴定吧?”我说有啊,是我做的。“汪东兴收买,你也收买他们呀?”我说我收买他们有什么用啊,他们是最后一批了,他们这一批都提了干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过去以后就没他们的事了。
阎:江青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好;毛说她“蠢”,大概也包含这个问题。工作人员都对她忠心耿耿,她却总是对工作人员疑神疑鬼,不是把这个打成“特务”,就是把那个打成“反革命”。在一次我们聚会时,我说:“江青今天说这个是坏人,明天又说那个是坏人,事实证明,我们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坏人。”大家热烈鼓掌,异口同声地说:“对!”

对江青总的看法

锋:你感觉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请您综合评价一下。
李:江青也是一个基本正常的人。她也不是老发脾气,由于她的权力和地位的原因,她确确实实做过一些不正常的事,但总的来说,她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她虽然说对工作人员不怎么关心,但也有关心的时候,你比如说老杨、周金铭、李子元,应该说他们的家属随军比正常的随军时间还略早了一点,你比如说杨嫂任秀芬同志,来了以后还安排了钓鱼台的工作,江青让东兴、吴德负责安排,从这方面说她也算做了好事。
要从其他方面说,我认为她搞八个样板戏,应该说搞的还算精细。她搞的八个样板戏现在还在继续演,在内容上确有很多左的东西,但从艺术上说,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八个样板戏应该说倾注了江青的不少心血,她在京剧、电影等方面还是有一定造诣的,不能说她是一个外行。后来批她的时候,有人说她顶多算一个三流演员,还说了个“顶多”,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在上海三十年代的文艺界她确实红过。当时,那些演员可以投奔蒋介石,也可以继续待在上海,她呢,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动到艰苦的延安去,这个行动是革命的,应当肯定的。她跟毛泽东的结合,有人说她是有目的的,她从骨子里就是一个野心家。我不这么看,因为她当时跟毛主席结合有种种因素,贺子珍那时和毛主席有些矛盾,不听毛劝阻,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了,而毛那时候才四十多岁,确实也需要有个人照顾。在毛贺婚姻问题上江青不是第三者。说到这儿有个事说一下,有一次闲聊,江青听说结婚还要登记,登记以后领结婚证还要花两毛钱,就说:“结婚还登什么记呀?我和主席结婚都没登记。还要收钱,那是剥削。”现在听了觉得挺可笑,她跟毛主席的时候是革命战争时期,结婚没有什么手续,建国后不同了,有婚姻法,你不登记怎么成呀?
江青在政治上跟毛是一个思想,都极左。她可不只是为了尊重他的丈夫,帮她丈夫做事——江青常说,我可不像某某总是靠丈夫,我是靠自己的本事。其实江青说的并不是实际情况,她要不是靠了毛,她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权力和权威?毛逝世后,她认为她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当然从政治上她确实想当党的主席,她的权力欲挺大,这样批判她是不错的,正是她有这种思想才导致她最后这样的结局。客观地说,她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也确实不够,用她女儿李讷和她吵架时说的话,就是:“你想当武则天,可惜你没那个本事!”——这是我们亲自听到的李讷说的原话。 她的文化水平,根据我个人的判断,高中水平还是达到了。她的字写得确实挺好的,真是学的毛体。因为她年轻,她比晚年毛主席写的字好看,虽然毛主席写的还行,但他老了。老阎,你是人大毕业的,你客观地看是不是她没达到大学水平?
阎:从学历上讲她不高,只念过高小(即现在小学五、六年级),还没念完,但她实际水平并不低,我给她当了一年秘书,文革中她讲话那么多,我从来没给她起草过讲话稿。反而我从她那里还学过不少东西,“科班”两个字,我就是跟她学的;有一次我写一个什么东西,我把“科班”出身写成了“刻板”出身,江青告诉我“不对”,不是“刻板”,应该是“科班”。我还跟她学过一句表示谦虚的话,她在哪一次讲话时,一开始说到:“……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我听后,觉得很新鲜,我就记住了。在2006年凤凰卫视的曹景行采访我时,问我江青的工作能力怎么样?我说,江青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否则,她搞阴谋也搞不了。
锋:江青聪明吗?
李:很聪明,相当的聪明。聪明是聪明,但从最后她的结局看应该说她在政治上还是不够老辣,真的不够老辣。比老人家差远了,她比邓小平也差远了。毛也好,邓也好,他们确实是经过很多的历练,都是经过几上几下。江青就是经过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晚年还比较清楚的时候批评过她,说她“积怨甚多”,她也没有完全接受。她自己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话,有自知之明的话,可能结局不会是这样,确实她太过分了。假如说从毛主席批评她开始,她要是去注意团结人,尤其是注意团结军界的首脑,像当时的叶剑英等人,情况就可能不同了。她确实是有恃无恐,自己觉得谁也不能把她怎么着,毛在世的时候当然是这样,而毛一走情况就不同了,这是必然的,这点她就没想到,这就是她的失败所在。
阎:叶帅不是说过吗,为什么毛在的时候,不搞江青,不搞“四人帮”,因为“投鼠忌器”,这“器”就是毛,毛逝世了,这“器”不在了,因此捉“鼠”也就没什么忌讳了。这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条件,或根本条件。
李: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在五七干校,也参加了揭批。我讲的大多是细小的事,生活方面的,比如说江青对饮食的挑剔,比如她吃菜,菠菜都是程师傅给剁碎,剁碎以后用小箩往下滗,滗成菠菜泥,然后再搞一点调料,再用一些鸡汤,炒一下,这就叫做菠菜泥。吃螃蟹呢,程师傅专门把这螃蟹打开,用牙签和擀面杖把螃蟹肉给挑和擀出来,全部变成了螃蟹肉,用这肉给做菜,端给她吃。做甲鱼呢,她光吃裙边,甲鱼肉她不吃,做好了她不吃(程师傅招呼我们把这些给吃了,要不然浪费了)。江青挺节俭的(或者说抠门),老母鸡炖完汤,肉得留着,吃草鱼,把草鱼剖开,用草鱼肉做成鱼丸,然后叫把鱼头、鱼架子和炖完汤的老母鸡拿到供应科处理,看能处理多少钱算多少钱。江青有一次在17楼请我们吃烤乳猪,她说,你们不是有夜餐费吗?把你们的夜餐费拿出来,我请你们一块吃饭——夜餐费就三毛钱,还让拿来算她请客。开玩笑!你说这叫什么事呀?你请客就请吧,还让我们拿出夜餐费。你看,江青挺节俭吧?我在干校二连的大会上讲这个,一讲他们底下人就乐。
锋:到秦城面对面揭批“四人帮”您也去了吧?
李:去了。那是1977年11月份,“四人帮”专案组经汪东兴批准同意,“四人帮”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在中央警卫局系统工作的,都去了。因为张春桥、王洪文的工作人员很多不是这个系统,所以参加的人不多,主要是江青这里的。因为我嗓门高,当时给我弄了个口号员,拿给我口号我就喊呗,上面写什么我就喊什么。
江青的反应我还有点印象,她确确实实没有所谓“认罪的表现”。我记不清问的都是什么了,反正是根据中央专案组的口径。她一再提出:“你们要是有能力就跟华国锋对质,好多问题华国锋都知道。”她当时都反驳,特别要跟华国锋对质。对揭发她迫害工作人员,她倒没说什么。那几个人不一样,张春桥是一言不发,最怂的是王洪文。
杨:我总结了四句话:江青态度最差,张春桥一言不发,姚文元问啥说啥,最怂的是王洪文。
锋:李老师,谢谢你!你在江青身边虽然只是个警卫战士,是个内勤,但你在她那里八九年,知道的情况很多。特别可贵的,你还谈了对江青、对许多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看法,这也是很难得的。相信您还可以回忆起更多的故事,慢慢来吧。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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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舒 云

林彪对毛泽东主导的“倒罗”全过程,绝不可能“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罗瑞卿问题的实质当然不是林罗的关系问题,那只是借口。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林彪拉上“倒罗”战车,让林彪充当替罪羊。而至今林彪仍没有逃脱“一面之词”的下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给历史吗?

一、林彪不知道毛泽东“倒罗”是为“倒刘”

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核心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就有了搞掉刘少奇的打算。 要打倒刘少奇,首先要扫清外围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就是“倒罗”的实质。但这是毛泽东心中的秘密,他不会示人,所以林彪不可能“什么都知道”。
毛泽东与林彪是亲密战友,但那只是口号而已,绝没有亲密到毛泽东让林彪“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的地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66年《五一六通知》没有点名,不仅刘少奇、邓小平毫不知情,周恩来、林彪等人也一无所知。《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会见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时,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彭罗陆杨)已经挖出来了。可见,对毛泽东的意图,中央领导核心的这些成员仍全然没有察觉。周恩来后来说:当时虽然已有些猜测,却未曾想到是指刘少奇。 甚至张春桥也弄不清楚,以为是指彭真,完全没有想到刘少奇。 再看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南巡等等,毛泽东对林彪有过一丝一毫的推心置腹吗?林彪和黄吴李邱上的当还不够大吗?话说回来,毛泽东怎么可能在“倒罗”问题上与林彪无话不谈,让林彪“什么都知道”呢?更何况毛泽东对林彪在“倒罗”中的消极态度一清二楚。
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 邱会作是上海会议亲历者,还差点被打成罗瑞卿分子,他明确说“林彪并不知底”,天穹先生怎么就断定林彪“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 呢?事实是林彪根本不清楚毛泽东“倒罗”的战略部署。至于天穹先生为证明林彪知道,举出1966年2月8日林彪关于“罗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 的一番话,这不仅不能证明林彪知道,反而证明林彪不知道。天穹先生省略了林彪这番话的最后一句:“……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罗瑞卿)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这时上海会议已经结束两个月了,元帅们都争先表了态,大骂罗瑞卿,林彪能不表态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彪2月8日这一番话不是指示,而是表态。恰恰林彪这番话证明他并不知道毛泽东“倒罗”的战略部署,不知道毛泽东打倒罗瑞卿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否则他就不会说“刘主席健在”之类的话了。

二、毛泽东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

林彪与罗瑞卿本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却在“倒罗”运动中被扭曲成“主导”和“实质”。不仅当时,就是现在,仍有大量脏水理所当然地泼到林彪头上。比如党史界认为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支持以发动文革而“倒罗”;再比如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林彪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党夺权”等。 天穹先生不是也提出“是林彪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当时很需要林彪,就顺了林彪的意愿”这样的研究课题吗?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邱会作对这个“一面之词”太不理解了,他说:“‘九一三’之后,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毛主席也说过一些不实的话,这是我在心灵上第一次感到震撼。毛主席在工作上甚至方针上有错误,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主席煞有介事地说不实的话,我是意想不到的。”“其实,对罗的问题的决定权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着毛主席走,而绝不是毛听了林的。”
确实如此,如果“倒罗”是林彪所为,1971年9月林彪倒台后罗瑞卿就应该解放,为什么直到1973年11月20日,毛泽东才批示罗瑞卿解除监护?7年来,罗瑞卿终于可以关上门,关上灯睡觉了。 而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顾问则是在1975年8月,这清楚表明毛泽东主导了“倒罗”,林彪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个事实。

三、林彪对罗瑞卿是批评,不是批判

1963年5月7日,林彪让秘书打电话给罗瑞卿:“现在身体不好,比较困难考虑军队问题,养好身体再说。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不要过多考虑我的意见。一般的问题由办公会议决定,较重要的问题由军委常委讨论,更重要的事请示中央、主席。” 9月28日,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如果林彪在位,罗瑞卿是不会离开林彪的。但罗瑞卿把宝押在“林彪的身体不会好起来”上面,倒向了贺龙。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毛泽东发现这个严重情况,批评了林彪,嫌林彪是个“甩手掌柜”。这时林彪找罗瑞卿谈话也认真了,罗瑞卿也就开始有意封锁林彪。
罗瑞卿担负着党政军的十几个重要职务,雷厉风行,拿得起放得下,但又正如毛泽东所说“盛气凌人,锋芒毕露” ,小事不请示,大事不报告,对叶帅、聂帅等人的工作不支持,向林彪的请示报告就更少,林彪批评罗瑞卿“根本不来见面”。 叶帅、聂帅、杨成武等人早就向林彪反映过,并希望林彪向毛泽东报告。林彪为什么迟迟不报告?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怕有碍主席健康”,但实际上林彪认为对罗瑞卿的批评教育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林彪为规避责任,在给毛泽东的短信中明确说“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此外没有一句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话。这说明:1、林彪摸不清毛泽东的态度,不知道毛泽东要如何处理罗瑞卿,只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让叶群去应付。2、林彪没有发现罗瑞卿有反党反毛泽东的言行,认为罗瑞卿是人民内部矛盾。林彪在信中最后说:“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从现有的材料看,毛泽东并没有找林彪谈过罗瑞卿的问题,更不可能告之“倒罗”部署。
毫无疑问,林彪最先批评罗瑞卿,而且非常严厉。林彪的原则一向是“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他寄希望对罗瑞卿的教育,他批评罗,甚至骂罗,但这和想要打倒罗是两回事。 林彪希望罗瑞卿改正错误,做好工作,绝不是想一棍子打死。 也就是说,林彪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正如天穹先生所说“林彪不是始作俑者”,“林彪也不是罗瑞卿问题的主导”。

四、林彪不知道毛泽东如何处理罗瑞卿

1965年,毛泽东“倒罗”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罗”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邱会作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 1965年大约5、6月间,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前,叶剑英、聂荣臻在休息室谈罗瑞卿的利令智昏。毛泽东找叶剑英、萧华、杨成武他们谈话可以说是了解军队的情况,但叫公安部长谢富治去了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军队的问题、林罗之间的关系问题毫不相干了。邱会作认为在毛泽东召叶群谈话前,他对罗瑞卿已有打算了。 也就是说,是毛泽东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不仅要解决罗瑞卿在军队的问题,还要解决罗瑞卿在公安部的问题。因为罗瑞卿担任过10年的公安部长,这就与林彪无关了。因为林彪能调动叶剑英等人,却不能调动公安系统的谢富治。
1965年8月,叶剑英来看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个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剑英笑了,说:“主席让我告诉你,罗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来解决。”林彪说:“我看对罗瑞卿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的问题,要主席来决定。” 林彪除对罗瑞卿批评教育外,一直按兵不动,他不知道毛泽东会如何处理罗瑞卿。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解除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发配”广东,这是一个杀“杨”给“林”看的行动。11月下旬,叶剑英再次奉毛泽东指示面见林彪,要他不要再保罗瑞卿了,林彪借口身体不好不愿出面。这时候,毛泽东要叶群专程到杭州来汇报。 毛泽东需要把林彪绑在“倒罗”的战车上,为以后的“一面之词”埋下伏笔。
12月初,在叶群汇报前,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泽东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泽东听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毛泽东最后叫了叶群,林彪写信向毛泽东报告罗的问题时,已经离上海会议没几天了。
请注意!是毛泽东叫叶群来杭州谈话,而不是林彪叫叶群去杭州见毛泽东。过去研究者的说法是“林彪让叶群到杭州告状,导致召开的上海会议”。 而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必须先解决罗瑞卿的问题,才召叶群去的。毛泽东明确说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处理,也就是说这已经超出林彪管辖的军队范围,上升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这时林彪不能再按兵不动了。罗瑞卿是他推荐的总参谋长,再不报告林彪也有可能被拖下水,之前总参谋长黄克诚不就是因为不揭发彭德怀成了彭黄一伙的吗?之后邓小平、彭真均因批罗不积极,被扣上了“包庇”的罪名,这不能不给林彪留下阴影。最重要的是罗瑞卿不仅有军队职务,还有地方职务,他到底有没有反党?林彪不能打包票。所以林彪在毛泽东召见叶群时,让叶群送交材料,初步口头汇报。
确实,叶剑英、杨成武、吴法宪、邱会作等都知道毛泽东要处理罗瑞卿了,但他们和林彪一样,并不知道毛泽东要如何处理罗瑞卿,更不知道打倒彭罗陆杨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是为“文化大革命”鸣锣开道。

五、毛泽东定制来上海“一谈”的名单

12月7日,毛泽东亲自定制来上海“一谈”的名单,他分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用电话通知。第一组是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第二组是宋任穷、陈锡联、李雪峰、杨勇、廖汉生、杨得志“8日上午来此”。第三组是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朱德“12月8日上午来此”。第四组是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于12月8日来上海”;第五组是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
请注意!毛泽东始终没有说开会,而是“到此”,“到上海一谈”。他好像边想边提名,其中第二组还漏了一个人。时间也不像开会的时间,第一组四人是倒罗的积极分子,毛泽东让他们早一天来。第二、三、四组是晚一天来。第五组可以早一天,也可以晚一天来。这哪里是通知开会,明明就是随心所欲。难道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或上海会议是后人的追授,当时只是时间模糊的“一谈”?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临时决定召开的,中央多数领导同志均不知情,甚至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事前也不知道会议内容。 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前给林彪打过招呼,否则九一三事件后会拿出来全力指责林彪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把上海会议选在上海,难道就是为了叫叶群来“一谈”?

六、知情者揭开上海会议的冰山一角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会议与会者的到会时间有先有后,甚至会议开始几天了,仍有到会者。
1965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吴法宪:“毛主席决定,从8日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至于会议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透露。 邱会作是12月6日(这个时间可能有误)晚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说“中央通知,明天上午8时,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去参加重要的会议。”中央警卫局还核实了邱会作秘书和警卫员的名字,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梁必业、王新亭是后补上来的,会议开会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才来的。
刘志坚在12月8日凌晨3时接到叶帅秘书电话,说叶帅让他带上秘书马上到西郊机场。刘志坚放下电话,叫上秘书,坐车赶到西郊机场,“子爵号”飞机已经发动了,叶帅和谢富治都在飞机上,刘志坚和秘书一登机就起飞了。
奇怪的是毛泽东只提名29人,而实际参加上海会议的人数要超过一倍多。毛泽东没提名的与会者肯定另外有人推荐,经过毛泽东同意吗?从以上几位与会者的叙述看,吴法宪和刘志坚都是叶帅通知的,尤其刘志坚,是叶帅到西郊机场才深更半夜通知他的,可见仓促之极。
12月8日上午9时,上海会议正式开始。整个会议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先是分组,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个组,吴法宪被分在邓小平那个组。
此时还有个别与会者在路上。时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廖汉生正在邯郸市户村“四清”。 12月7日临近中午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赶到上海参加8日的中央会议。在廖汉生参加过的中央会议中,还从来没有这么紧急的,他立刻离开户村,乘汽车赶到邯郸市,搭乘15时的火车,22时到达北京。12月8日,到西郊机场乘专机,12时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同机的朱德等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廖汉生感到非常惊讶,会议这么紧急,又这么保密,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做法。他猜测大概是讨论和部署有关打仗或是准备打仗的事情。

七、林彪有无在上海会议上露面?

李雪峰说:上海会议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接着李雪峰又说,他参加的那个组由周总理主持,有贺龙、叶群等知情人。 李雪峰记忆有误,12月9日上海会议已经开了一天了。至于他说“会议由林彪主持”,后面又说“周恩来主持”,到底谁主持呢?
按吴法宪的回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个组,周恩来主持的这个组里有叶群。再看李雪峰的说法,就成了林彪主持,叶群发言。如果真是林彪主持,九一三事件后就不会只批叶群发言,而不批林彪主持了。吴法宪是这样说的:毛泽东和林彪既没有参加编组,也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由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众多与会者的回忆是林彪没有在上海会议上露面。第六天的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 开大会林彪都没有出席,怎么可能出席每天的分组会呢?
邱会作说:林彪没有出席上海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彪的任何指示,林彪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 也就是说,在罗瑞卿的问题上,林彪没有给任何人打过招呼。他自己没有揭发罗瑞卿,也没有让叶群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更没有什么指示之类。
以上种种事实更加证明,“倒罗”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决策。正如天穹先生所说:“林彪对中央、对毛一直没有对罗瑞卿的问题表态(落井下石)。虽然罗瑞卿令林彪很纠结。即便这样也并不一定要打倒。但毛的意思、中央的意思林彪是会坚决执行的,林绝对不会把罗瑞卿放在毛和中央之上来考虑问题,只是林彪大事来了能沉得住气,等着看毛最后的态度。”

八、上海会议没有给罗瑞卿下结论

李雪峰说:“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可以明确说李雪峰记错了,上海会议连结论都没有做,怎么可能撤销罗瑞卿的职务?
罗瑞卿曾在九一三事件前回忆:从上海(会议)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就是说,上海会议并没有撤销罗瑞卿的职务。
上海会议中,周恩来向罗瑞卿转达了毛泽东所说“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的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1、情节是严重的,2、同彭黄有区别,3、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4、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5、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罗瑞卿激动地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 因罗瑞卿不承认,毛泽东决定休会,邓小平总结时,连罗瑞卿的名字也没有提,说了一句“要继续调查研究”,即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传达了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会后不少高级干部同罗瑞卿个别谈话,大家还是同志式的。
上海会议后,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集中揭发,即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一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气氛全变了,与会者数月不见都成了路人乃至仇人。 罗瑞卿就是在这样的批判会中跳楼自杀(未遂)的。
邱会作说:“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 李作鹏参加了京西宾馆的“批罗”会议,他说:“我没有听到林彪对此会议做任何指示。” 从现有材料看,林彪既没有参加上海会议,也没有参加京西宾馆会议,更没有关于“批罗”的任何指示。

九、“彭罗陆杨”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吗?

正如天穹先生所说,“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打倒的,是‘刘邓司令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没有说单独打倒罗瑞卿,然后再分别单独打倒彭、陆、杨”, 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是臆造出来的。对他们的批判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整个批判,具有蛮不讲理、以势压人的特点。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在党中央身负重责,分管党务、军务、宣传、机要、首都工作等极为重要的任务。他们本来是以不同的情况和问题,分别受到批判的,但后来却被联系起来,定为“反党集团”。 笔者检索《人民日报》中“反党集团”的关键词,搜出3000多条,但关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只有1条,出现在1997年7月22日第11版怀念陆定一的文章中。不仅《人民日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出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个词,就是毛泽东、林彪等人的相关讲话以及中央文件中,也没有出现过。
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彭罗陆杨不是同一个时间、被同一罪名打倒的。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但实际上是被审查了,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接着,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上海会议让罗瑞卿靠了边。再之后,彭真因在一段时间抵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引起毛泽东愤懑,在批判罗瑞卿时彭真又说了几句公道话,被认为是“包庇”、“袒护”。1966年3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被毛泽东指责为“阎王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自然就是“阎王”了,他的厄运也就注定了。
其次,是毛泽东把彭罗陆杨“集合”起来,但并没有冠以“反党集团”的“桂冠”。1966年4月1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并七次修改《五一六通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 也就是说,杨尚昆、罗瑞卿被处理后,才把彭罗陆杨“绑”到一起。
5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被他加写进《五一六通知》中,即“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5月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座谈会”上讲了约8个小时,传达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复述了毛泽东这个意思。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罗、陆、杨四同志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自始至终,中央文件都没有出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个词。
第三,彭罗陆杨并不是同一时间平反的。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平反后,又陆续纠正了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错误结论。197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平反的通知》。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以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求报告》。“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本子虚乌有,他们是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所以后来中共中央分别为彭罗陆杨平反,而不是作为一个“集团”案一起平反。

十、林彪在毛泽东“倒罗”时在忙什么?

1965年11月10日,在杨尚昆免职的当天,上海《文汇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此时林彪在忙些什么呢?
11月12日,林彪指示广州军区,把部队经常碰到的60多个“怎么办”好好抓一下,搞出一个真正能够通行的东西,准备在全军推广。11月16日,林彪给毛泽东电话报告:“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工作。”这五条原则是:1、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2、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3、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 “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4、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11月20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退林彪同志。” 11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指示,决定把林彪所提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颁布时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林彪仍在一如既往地忙着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他对毛泽东“倒罗”的部署毫不知情,也不可能预见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后让他当接班人。这从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来。林彪说:“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毛主席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 在这里,林彪实事求是地叙述了打倒彭罗陆杨的过程。直到这时,林彪仍不知道打倒彭罗陆杨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所以,林彪对毛泽东主导的“倒罗”全过程,绝不可能“自始至终什么都知道”。罗瑞卿问题的实质当然不是林罗的关系问题,那只是借口。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林彪拉上“倒罗”战车,让林彪充当替罪羊。而至今林彪仍没有逃脱“一面之词”的下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给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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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小学生的文革记忆片断

甘 庄

1966年的夏天,我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全校学生站在操场上,老师拿着一张《人民日报》,给我们宣读“向“三家村”开火”的大批判文章。下课后,我拿着那张报纸,十几磅黑体大字标题,在刺眼的阳光下,赫然映入眼目。我内心激起了一阵莫名其妙的狂喜和激动。天下大乱,这下热闹了!这其实就如同孩子们玩鞭炮,贪求的就是刺激和兴奋。我哪里知道“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些人有什么来历,他们有什么功劳和错误,只知道他们是京城的大官。

为争像章被耍弄

在临近春节的一个大雪初晴的早上。在村里小卖部门口,我看到邻村一位姓胡大哥的新棉袄上挂着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我就口中念念有词:毛主席像章人人爱,谁个抢着谁个戴!伸手就要上前去抢。他比我年纪大很多,人高马大。他一只手有力地把我支得远远的,口里也念念有词:毛主席像章人人爱,你爱我也爱!死活不让我靠近他!他说他前几天才结婚。新郎官崭新的大棉袄的这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怎么能给别人?
这时围着看热闹的人纷纷劝他,看在这么小孩子的份上,可以有条件地送给他。他紧紧地抓住我不安分的双手,看着我,想了想说:给我唱个《北京金山上》就给你。这还不容易,在学校几乎每天都唱。唱完了,他狡猾的眼珠一转,不行,再来一个。好吧!你点吧!我一连唱了六、七首歌,嗓子都哑了。旁边看热闹的人这时候起哄了:光唱还不行,得跳舞才好!跳就跳,我一口气跳了好几个舞蹈。什么“忠字舞”、“冲锋舞”都是在学校经常跳的,轻车熟路,不是什么难事。完了,他又提出条件,当着大家的面在小卖部门前的空场上正步走上三圈。那天大雪初晴,地面上有厚厚一层淹没脚背的积雪。我认认真真地迈着解放军检阅时走的那种正步,还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走了一圈又一圈。正步踢起泥水和碎雪把裤子打湿了大半截,围观的人拍着巴掌,对我喊着笑着。走完三圈,我的鞋都湿透了。我理直气壮地对胡大哥说,再可以了吧?可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腰都直不起来,他对周围的人说:不行,还要跑三圈。这时,村里一位大爷对我说:孩子,别信他“咚”你了(注:“咚”,豫南一带土话。意即“耍弄”、“玩弄”、“糊弄”、“欺骗”。 我用的是谐音。查阅了以收集当地方言见长的《民俗光山》, 也未查到它确切的写法)。赶紧回家吃午饭吧!一眨眼胡大哥却趁机溜走了。我算是白白地像猴子一样表演了一场。

第一次看到游街示众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在县城的中心街道上,忽然看到对面来了几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打头的一辆车上拉着一位大约30多岁女人,她的脖子上挂着一双黑色的破布鞋。胸前挂有一块白纸牌,上面写有她的名字,但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她披头散发,勾着头,看不清她的脸。她背后、两边有穿着绿色军服的红卫兵摁着她的肩膀、夹着她的胳膊。卡车缓缓前行,围观的人有如潮水,慢慢地随着车轮向前涌去。
游街的卡车过去了。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荡,一直到了正午时分,才想起该回家了。
在城外的一个小桥边的垃圾堆上,我忽然看到一个女人仰躺着,她脸色苍白,赤着脚,紧闭着眼,一动不动地躺在垃圾上。身旁有一块纸牌子,一双破布鞋。她肯定是我之前看见的那个站在车上挂着破鞋游街的女人,游完街又被扔在这里。我站了好一阵,心里有如寒风中摇曳的枯草那样索漠和茫然。“破鞋”的含义我是知道的。但眼前的景象没有引起我对“破鞋”的厌恶。不知为什么,此刻看着躺在地上的这个女人,还油然而起一种悲哀和无助心情。
我走了很远,心里那种无法消散的情绪又使我调转头。回到那个垃圾场,那个女人已经不在了。我仔细地查看她躺过的地方,留心她留下的每一个痕迹。心里很惆怅,怎么没有帮她做点什么呢?我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才怏怏离去。几十年后,这一幕总是挥之不去,无法彻底理清自己在那个时刻里的思绪。

家家供奉“宝书台”

大约是1967年的春夏之间,农村掀起了家家户户建“宝书台”的热潮。
大队、生产队层层召开动员大会,每家每户都要有“宝书台”。每个生产队还抽出几个心灵手巧的女人作为辅导员,帮助、指导大家做“宝书台”。
“宝书台”大致样子是一个大约三、四十厘米宽高,用各种材料做成的台子,放在堂屋的长条桌上。宝书台上面放着套着红塑料皮儿的毛选四卷、《毛主席语录》等“宝书”。有的还在红宝书的后面,安放一座毛主席白色的半身瓷像。
这些宝书台的外形怎么看都有点与旧社会家庭里供奉的“神龛”相似。
我妈做的“宝书台”在村里首屈一指。她用金灿灿麦秸扎个天安门的模型。用红纸扎了六个小小的宫灯,挂在天安门城楼两边。再将红宝书摆在前面,红宝书的两边又各有三面纸做的小红旗。大队、小队的领导还组织人前来参观过这个制作精美的“宝书台”。
有好多社员在宝书台前面摆上土陶的烛座,插上一对大红的蜡烛。一有三病两痛或遇到急难之事时,就点亮蜡烛,在宝书台前进行祷告,祛病免灾,算是给“宝书台”增添了一项很实用的神奇功能。
在此之后,又兴起了人人要佩戴“宝书袋”热潮。“宝书袋”的大小与今天的胸包差不多,不过是用红布做的,斜挎在肩上。包上有套印的毛主席侧面木刻头像。有的是“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等字句较短的“毛主席语录”作为装饰。
宝书袋里面装的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袖珍本)宝书。宝书袋一定要随身携带,便于人们一有空闲随时随地就能掏出宝书阅读、学习。

买军帽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大多数同学都戴上了草绿色的军帽,我也渴望有一顶时髦的军帽。我拿了妈妈给我的六七个鸡蛋,还有几角钱要去县城买军帽。她计算着把鸡蛋卖掉,再加上几角现钱,够买一顶军帽了。
我早早吃了早饭进城。城里做兵帽的裁缝店很多。我在街边摆摊,很快就卖掉了几个鸡蛋。找到一个裁缝店,满屋里堆的都是军帽。他们忙得根本顾不上听一个孩子的啰嗦。好半天,一个女人问清了我来做什么,又去拿尺子围量了我的头。她说,你的头太小,没有现成的。你等着,我得现做。我在店里一直等到太阳偏西,她才把帽子做好。这时她忽然问,你有介绍信吗?我哪想到这个!没有不行,万一你冒充干坏事呢?我苦苦哀求,她就是坚持不让。那只有明天学校开介绍信再来了。
我在街上闲逛一会儿,心里既失落又气愤,怎么忘记开个介绍信呢?早上在家喝的几碗稀饭早就没有了。街边有一个卖菩荠(即荸荠在家乡的俗称)的地摊,那老汉不停吆喝,他要急着回家便宜卖。我抵挡不了这诱惑,花了两角钱买了十几个菩荠。
天黑到了家,我拿不出军帽,掏出还没吃完的几个菩荠摊在巴掌上。我如实把来龙去脉给妈妈说了。没有想到妈妈一听就发起了脾气。一边打一边骂,你个好吃鬼,还编瞎话。哪里卖帽子要介绍信的?没听说!在城里闲逛一大天!你骗钱去买零食!挨了一顿打,我心里也不感觉多么冤枉。毕竟不该贪嘴,去买什么菩荠!
第二天老师知道了这回事,要我不要着急。他说学校统一与上面商量,保证每一个同学都能戴上军帽。但也是要交钱的。
几十年后,戴上军帽那一刻的兴奋早已经忘却。想起这件事,心里每每只是忏悔,的确不该拿着一家人舍不得吃的几个鸡蛋去买什么“高仿”的军帽。
2018年12月14日于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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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胡泊来信为2018年文革题材出版物中的港版书作补充

Richard Curt Kraus著、李家真译《文化大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作者克劳斯系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
吴根耀著《50年重新话文革》,中共文革历史出版社,2018年11月。这是北大1963级学生吴根耀21篇文章合集,分为三编:文革真相、十年动乱、文革研究,结合北大实例论述文革派性后遗症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雷光汉著、萧默编《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写的是作者1970年起的异国经历,但提及中苏两个共产国家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的反差以及文革时期中国外逃者众生相,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它山之石”。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以中共对港工作负责人吴荻舟笔记为依托,“笔记除了为研究香港1967年那段历史补充资料,还可以让我们窥见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情况的掌握脉络,香港左派力量的盲动,技术官僚们的具体操作,以及中国共产党自1920年代就沿用的城市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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