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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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二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2月 01, 2018 4: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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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二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11月30日第121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丁 东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序
舒 声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北大武斗纪实》选读)
附录 《北大武斗纪实》目录
陶世龙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阎长贵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孙怒涛 我与地院文革(《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何 蜀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蔡新平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代序)
蔡新平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阅史漫笔

阎长贵 写文革回忆录的一点体会
附录 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陶斯亮的两封信
鲁 丁 漫议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史林一叶

舒 云 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
“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步
罗瑞卿误以为林彪要病退
叶群连夜对罗瑞卿“解释”
罗瑞卿的“霸道”引起众怒
署名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罗瑞卿的问题“由毛主席定”
毛泽东说“折中主义”到底指谁
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林彪
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
叶群对毛泽东谈了些什么
上海会议的密级前所未有
关于“让贤”的两种说法
到底刘亚楼有没有说过“四条”
林彪没有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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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序

丁 东

《昨天》编者按:《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一书于2018年9月自印。

《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自述》(简称《自述》)是一本历史价值很高的回忆录。
阎长贵先生已经年逾八旬,他的经历很不平凡,而立之年,他就成为国家政治中枢的见证者,花甲之年,又成为国史的研究者,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阎长贵先生出生于鲁西北一个普通的农家,家里世世代代都是贫苦农民。他小时候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儿童团。1956年,在家庭并不支持的情况下,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时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师从关锋研究中国哲学史。不久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短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把他带进了政治漩涡中心。
从1966年6月,他先后被抽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即办公室主任),直到1968年1月蒙冤入狱。这一年多的时间,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江青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办公。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半时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以及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也很年轻,但他的身份却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而是中央领导人处理政务的助手,并曾以中央精神传达者的身份面对社会。
然而,命运很快逆转。1967年8月—1968年1月,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他也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直到1975年,他才背负罪名,走出监狱,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
冤案平反后,阎长贵先生回到《红旗》杂志社,重新从事理论工作。当时,他的研究还在中国哲学史或政治理论范围之内,并没有想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研究文革。
1980年代,中央作出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当时最流行的体裁,除了虚构的小说以外,还有一种虚实相间的纪实文学。它表现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却不受史学基本规范的约束,大量情节是主观的虚构和想象。只要政治正确,便可大行其道。这种作风,一直沿袭到今天的某些电视剧的创作。林青山也写了两本所谓纪实文学《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江青沉浮录》,臆造情节,伤害到阎长贵先生。阎先生诉诸法庭,法院民事判决他胜诉,但历史真相并不能因此得到恢复。1997年阎长贵先生退休,历史学家王也扬提醒他:别人可以拿你的经历胡编乱造,你为什么不能写出真实的经历?
这才激发了阎先生还原历史真相的努力。阎先生一旦进入文革史研究,就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一般学者不熟悉的高层政治生态,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很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时下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这种独特的当事人身份,使他笔下的研究文字,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张玉凤披露毛泽东晚年要安排江青当中央主席,毛远新、张玉凤当政治局常委。为此,阎先生和另一位担任过江青秘书的杨银禄一起,分别找汪东兴、张玉凤、毛远新求证,否定了这种讹传。他的许多研究文章甫一问世,内行的读者眼睛都为之一亮。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史学界好评如潮;该书到2013年出版社印刷四次。
其实,兼具历史当事人和历史研究者两种身份的并非只有阎先生。为什么阎先生的文革研究更受欢迎呢?应当说,并非所有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都具有同样价值。有的历史当事人,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会故意有所隐讳,有所夸张,让史实在笔下变形。有的历史当事人,完全沉浸在当年的价值体系中,没有能力跳出来反思历史。虽然他们叙述的细节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他们的评判却和时代精神存在严重的抵牾。阎长贵先生为人特别实在。巨大的人生起伏跌宕,没有改变他质朴诚实的本色。在他笔下,不论是主流舆论称颂的红色人物,还是主流舆论否定的黑色人物,他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王充语)。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面对自己的认识局限。他清理历史,不是为自己贴金,更不是向权力邀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才是他治史的追求。
我耳闻阎长贵先生的名字已有50多年。早在1966年,阎长贵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的文章,就被各种报刊转载,传遍海内,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十几年前,我认识了阎长贵先生。当时我们都在平西府一带居住,走动比较方便,常有畅叙。后来阎先生搬回城里,住得远了,见面很少,但经常通邮件和电话。阎先生长我十四岁。我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常常是一篇新作,写出草稿,就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有时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都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对他更加尊敬。
我在与他的接触中,感受了他研究历史的细致和较真。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有限制江青参政的“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先生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就此写成文章,让我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我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先生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先生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和当时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熟悉,彼此信任,沟通机会较多。当年为高层服务过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阎先生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优势,也是一般学者不具备的。有一次我阅读了史云、李丹慧所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发现里面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华国锋接班是毛远新向毛泽东推荐的,于是向阎先生求证。阎先生很快给远在江西的毛远新挂了电话。毛远新当时给他的答复是:“我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向主席推荐接班人?再说,我对华国锋一点也不了解。”他又说:“对于接班人,毛主席最属意和看重的还是张春桥,认为他有思想,有能力。毛主席是问过我对张春桥的看法,我也说,他有思想、有能力,但我说他不能团结干部,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他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还是想叫张春桥做‘军师’。”毛远新说:“主席叫我跟张春桥传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意思很明显,毛主席要张春桥安心做副手。我把毛主席这句话向张春桥传达了,也向华国锋说了。”那本书里还谈到谢静宜托王海容、唐闻生捎话给毛泽东,她有错误可以批评她,不见她,她有些难过。为此,阎先生当即和谢静宜通了电话,谢静宜反问:“我还要通过她们向主席为我说情吗?”
趁阎长贵先生新著杀青的机会,我衷心祝愿他身笔两健!

二○一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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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北大文革中的抓捕行为
(《北大武斗纪实》选读)

舒 声

《昨天》编者按:《北大武斗纪实》一书由张从、樊能廷、俞小平主编,2018年8月自印。

文革期间,法制被抛到一边,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各个单位的临时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甚至一些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意抓人捕人,或送进监狱,或私设公堂,关押拷问,大搞逼供信,甚至将被抓捕的人员逼死致残。
北京大学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现将笔者所知情况略述如下:
北大文革中抓捕行为,主要发生在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掌权时期。
北大校文革及其下属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实施的抓捕行为,从时间上来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3月 27日,即武斗发生前;第二阶段,从1968年3月27日到1968年7月28日,即武斗期间。从抓捕方式上,也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抓人后送入监狱关押,第二种是私设监狱,自己关押,进行殴打和刑讯逼供。第一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第二种方式主要发生在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抓捕行为

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成立后紧跟中央文革,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上揪“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下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基础,排斥打击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孔繁、杨克明等)和群众,11月份,聂元梓亲自带着一批人马跑到上海去煽风点火,揪斗常溪萍(社教时期工作队副队长)。到了 12月份,北大部分群众成立了“井冈山”、“红联军”、“虎山行”等组织,给校文革、中央文革贴出了大字报,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极左做法,1967年校内出现了更多群众组织,并于8月17日联合组成了反对派组织“井冈山兵团”。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从66年12月份开始下毒手,先后抓捕了以下人员:
1. 杨勋、杨炳章
杨勋是北大经济系教师,山东人,烈士子女,在社教时也是“左派”,校文革成立后对聂元梓有意见,贴过多次大字报,据她回忆:12月 20日,在大饭厅批斗“虎山行”(成员为北大数力系和医科大学预备班6个学生,曾贴出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时,收到了一张要为“虎山行”辩护的字条,是她的弟弟杨炳章写的,于是当场把杨炳章当成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当晚关在学生宿舍,第二天送到了北京第一监狱。12月22日,杨勋刚从外地串联回来,住在人民大学红三楼的宿舍里,次日凌晨三四点钟,被聂元梓、王茂湘(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常委)指派的红旗兵团宋文(经济系5年级学生)带领的 一帮学生抓走,汽车在城里转来转去,最后送到宣武门附近的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监狱。1967年秋天,她又被转移到北京第二监狱-功德林,1968年11月,被送到北苑原“北京市青少年罪犯管教所”参加学习班,直到1969年1月 31日,才被糊里糊涂地释放回到北大。(杨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杨炳章1963年考入军事外语学院,64年退学在北大旁听。他回忆说自己1966年12月被捕后,关进了半步桥的第一监狱,一个人住单间,隔壁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斜对门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德。1968年底,审讯员让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道歉信,内容是“江青阿姨,我错了,说过很多不尊重你的话,在这里向你赔礼道歉了”,之后被释放,回到山东寿光老家当中学教师。他比姐姐早出狱两个月。(杨炳章:我在北大的文革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时代文献出版社,216-221)。
2. 老“井红”和《虎山行》的魏秀芬、杨作森
所谓老“井红”,是指1966年底成立的“北大井冈山红卫兵”(也称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大支队)和“红色造反联军”,“虎山行”则是一个6个人的战斗队。魏秀芬是地球物理系学生,女,老井冈山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曾因“玷污了领袖像”和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于1967年1月24日被捕,6月3日释放。杨作森,数力系65级学生,是“红联军”的常委,《虎山行》成员,写过质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散布过怀疑林彪的言论,参与了砸《新北大》校刊行动,被逮捕后释放,实行“群众专政”,多次被批斗,身体受到残害,毕业后不久去世。
3. 乔兼武
东语系64级学生乔兼武,1966年8月曾贴出大字报“造三个大反”,建议停止党团组织和行政机关的活动,成立“革命委员会”,受到批判;12月份他又贴出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对林彪的“顶峰论”提出怀疑,并支持老井红,被校文革送交专政机关。
4. 何维凌、胡定国
何维凌、胡定国都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1967年10月赴上海,组织“三人小组”,反对上海市革委会和张春桥,10月17日回京,与王彦等组织“共产青年学会”(吸收了一些北大、清华学生参加),10月 24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共产青年学会宣言》,对林彪的“顶峰论”提出质疑,11月9日被逮捕,曾在功德林监狱关押。何维凌1978年后参加编写《走向未来》丛书和经济体制改革活动,1991年在墨西哥车祸身亡,有遗作《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香港大风出版社)。
5. 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
戈华是山东人,1957-1963年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1963年调入北大,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副校长,1966年6月工作组进校后成为工作组领导小组组员。聂元梓的校文革成立后,没有表态支持聂元梓,有时和原北大的干部们一起碰头,对聂元梓的做法表示不满。1967年9月初,聂元梓属下的新北大公社抄了戈华的家,戈华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迫害,在昌平沙河亲戚家住了1个月零两天。10月5日,公社总部发出揪斗戈华的声明,10月7日,校文革控制的《新北大》校刊发表社论“打倒戈华”和新北大公社七一战斗队等 11个单位的文章“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三反分子戈华的罪恶事实之一”。戈华于10月8日前往山西,后又回到山东邹平县明集区郭吕村老家。新北大公社于10月11日展开了抓捕戈华的行动,10月19日,赶到昌平沙河进行调查,在校文革保卫组(二组)的协助下,分兵几路,控制了戈华可能藏身的几个点,10月20日派人赶往山东邹平县追捕戈华。戈华又连夜逃往北京昌平南口。12月3日,新北大公终于在南口将戈华抓捕。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费尽心机,花费如此大的力量抓捕戈华,是为了把戈华打成井冈山兵团的黑高参,从而搞垮井冈山兵团。
6. 其他人员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还抓捕了以下教师和学生,送交专政机关关押或送回原籍劳改。
谢世扬,经济系学生,“红旗飘”成员,罪名是组织以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宗旨的反革命集团,书写反动文章。
胡根礽,历史系学生,“红旗飘”成员,罪名是攻击毛主席,吹捧赫鲁晓夫,校文革保卫组整理了他的材料,1967年10月1日被捕。
王海,西语系学生,罪名是散布反革命谣言,污蔑中央首长,1967年11月4日被捕。
王培英,俄语系63级学生,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侮辱领袖像,被捕后释放交群众专政。
苏士文,原地球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新北大公社说他是与美、日、苏修大特务王光美有密切关系的被中央点名逮捕的大特务。
余水荣,数学力学系65级学生,老井红成员,罪名是写反动日记,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林彪和中央文革,吹捧刘少奇。
臧希文,化学系学生,罪名是“出身汉奸、大地主家庭,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攻击伟大领袖,反动透顶”。
王晓秋,历史系教员,罪名是1967年以纪念一二九运动为名,张贴反革命大字报,在伟大领袖名字上涂抹,逃跑后被抓捕。
赵长占,技术物理系64级学生,罪名是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给同学写了三封反革命信件,被拘留50天后释放,由群众专政。
刘立炎,原西语系学生,休学在家,文革期间回学校要求复学,罪名是十二月黑风中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女友写反动信件,被检举后捉拿归案,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以上名单和资料来自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四版)

第二阶段的抓捕行为

进入1968年,北大两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校文革为了将反对力量镇压下去,摧垮井冈山兵团,采取了规模更大的抓捕行动,这一时期的抓捕行为,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抓捕,主要针对井冈山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第二种是随意性的,见到井冈山兵团的人就抓,抓进去残酷地审讯、 殴打,甚至致死。

(一) 有计划进行的抓捕
1. 樊立勤
樊立勤是生物系63级学生,1966年12月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元梓的后台,是反聂最坚决的人物之一,1967年5月17日他发起成立了“新北大东方红公社”,后参加了井冈山兵团,聂元梓对他恨之入骨。1968年3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聂元梓和校文革派人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了樊立勤,把他关进私设的 “黑牢”(44楼内),受到两天两夜的酷刑折磨,致使终身残废。
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写道:

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右腿,又往我左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3月29日下午,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打手们看到樊立勤已经奄奄一息,把他扔到了女浴室的附近,被井冈山人员发现,送医院抢救,捡回了一条命。
2. 邓朴方
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1968年5月北大校文革和技术物理系文革派人把他从家中抓到北大,先后关押在第二体育馆地下室、技术物理系实验室和 物理大楼,进行殴打逼供。1968年7月 28日,邓朴方从物理大楼坠下,脊椎受伤,高位截瘫,成为终身残疾。(详见舒声、郑实: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燕园沉思录》,下册,408-413,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
3. 徐运朴、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等“红旗飘”骨干分子
徐运朴是俄语系研究生,曾任校文革常委、副主任,后加入“红旗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都是法律系学生,原“红旗飘”的成员,与牛辉林关系密切。1968年3月29日北大武斗开始后,他们先后离校回家。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制定了一个抓捕名单,有组织有计划地派人到外地抓捕这些井冈山的骨干分子。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5月 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7月5日第四版刊登消息: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被揪出示众;7月17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了徐运朴的 “认罪书”,简明新闻中说:反动小集团重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王明德写了交代材料,徐运朴写了认罪书。
这些成员被抓捕后都遭到了审讯逼供和殴打,徐运朴被殴打导致腿部骨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文革后不久病故。
4. 韩琴英(何青)、彭秋和等“东方红”骨干分子
以樊立勤为首的“东方红公社”的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反对校文革最坚定的分子,受到校文革的记恨,专门成立了“东方红专案组”。
韩琴英(何青),女,是哲学系61级学生,“东方红公社”成员,1968年武斗后由于已经结婚怀孕,回到山东老家休息,被校文革派人抓回北大关押,韩的丈夫对抓她的人说“她已经怀孕,不要打她”,但毫无人性的打手们依然不放过她,以致被殴打后流产。
地球物理系教师彭秋和也是“东方红公社”成员,曾于1967年春天,花费了三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写出长达88页的 大字报“斩断佛爷遮天手,敢翻孔杨沉冤案”,为孔繁杨克明翻案,经“东方红公社”成员集体讨论,署名“北大东方红论坛”张贴,在校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68年3月29日北大武斗后,躲到清华大学姐姐家避难。5月下旬,地球物理系文革通知天体物理专业全体教师(不分两派)共同开会,讨论1968年底在新疆中苏边境附近的“日全食”观测。彭秋和不知是计,5月29日上午8点多从清华西南门走出,被埋伏在那里的公社武斗队成员用铁棍猛击头部打晕,抓到44楼进行毒打,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交代东方红的反动罪行,不承认就用铁棍和皮鞭抽打,连续毒打了 13天。后来他又被转移到物理大楼,曾和邓朴方关在一起,邓也被归并为“东方红”专案,被蒙着眼睛用铁棍毒打。(见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燕园沉思录》上册,207-216,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出版)
5. 诱捕俎栋林等人
1968年6月,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武斗骨干组织)在济南抓住牛泰升后,又精心设计了一个圈套,以牛泰升的名义给井冈山总部发电报,说自己于6月某日下午在丰台站下车,请总部派人来接。井冈山总部安排技术物理系肖正贵带队,国际政治系施裕壬、东语系钱某某、技术物理系马国勋和俎栋林5人到丰台火车站接人,被埋伏在那里的钢一连30多人包围,只有肖正贵只身逃脱,其余4人全部被抓。马国勋因与钢一连沈某是同班同学,沈某说了好话,因此只挨了一鞋底打就被释放;钱某某被迫写了一些胡言乱语认罪,登在《新北大》上后被放出;施裕壬一直被关押到工宣队进校才被释放。俎栋林被关押三天三夜,每天提审三四次,一次一小时左右,蒙住头,用铁棍打臀部和双腿,俎栋林坚持不“认罪”,绝食抗议,公社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第四天中午“红17团”团长许某某来,揭开蒙在头上的衣服,把他放了出去。回到28楼宿舍,脱下裤子来看,腰部以下全部皮下出血,呈青黑色。(俎栋林口述,笔者记录)
武斗期间,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还派出大量人员到全国各地抓捕井冈山“骨干分子”。哲学系61级赵习文对笔者说,他的家乡在河南农村,“新北大公社”派人到他老家,大队支部书记说“赵习文是好人”,不许他们抓人;他们还派人到魏秀芬老家抓人,魏的亲戚是派出所长,制止他们抓人,并及时告诉魏转移。

(二)随意性的抓捕
6. 抓捕温家驹殴打致死
1968年4月 19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楼,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7. 抓捕刘玮,殴打致死
1968年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并于当天下午被武斗队打死。(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
8. 郭青苔被抓,殴打骨折
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郭青苔,1940年出生,原为留苏预备生,后分配到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1968年3月29日凌晨,听说31楼发生武斗,来到附近想看看情况,被公社武斗队抓捕,蒙住眼睛,关押在一间男厕所里,进行审讯毒打,把右腿架在便池上,用木棒砸下,导致骨折,几天后放出,在医院救治数月,方才痊愈。(见郭青苔: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燕园沉思录》上册,365-368)
9. 俞小平和周某某
技术物理系63级学生俞小平,井冈山一般成员,1968年大约4月10日,在海淀镇废品收购站想买点半导体收音机元件,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强抓到44楼,用衣服蒙头押到楼上,强迫承认在海淀镇偷卖“新北大公社”成员的物资,被钢管在头上,脚上暴打,打得头破血流,打裂了脚踝骨,放出来后好久不能走路。
他的同班女同学周某某,在1968年5-6月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去,关押数日,殴打折磨,放出后精神恍惚。(见俞小平:做人的底线,《燕园沉思录》上册282-283)
10. 王解南无缘无故被打被抓导致早逝
技术物理系65级学生王解南,干部子弟,共产党员,文革中并无派性,也未参加武斗,但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十分关心,爱写日记的习惯驱使他想记录武斗时发生的一些现象,他经过武斗的发生地点31楼时想看个究竟,当他靠近楼门时,还没有看清楚里面都有些什么,头上就重重地挨了夺楼者一棒子,当时他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还被公社武斗队的人抓到楼里,关起来蒙住眼睛又打了一顿。1970年毕业后王解南被分配到河北昌黎县气象站,正要施展抱负努力工作时,发现视神经和脑萎缩,回到南京治病,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同班同学叶科泰回忆说:“这么好的一位同学,一位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热血青年,正要为祖国做贡献的时候,就这样轻易地离开了我们。这一棒子给王解南留下了祸根,也许这一棒子就是造成他脑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一棒子究竟是谁打的,凶手究竟是谁?王解南自己也不知道,在那无法无天的年月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去查。”(叶科泰:一张老照片勾起的回忆,《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523-530,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
11. 周国平也曾被抓捕
哲学系62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作家、尼采研究专家的周国平在他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中记述:

我们上街都从37斋(学校南院墙)这个缺口进出,不过仍需小心,因为外面的街面受到“新北大公社”弹弓的火力封锁。更有一层危险,便是他们用望远镜监视着这块街面,发现有人从缺口走出,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会经过他们所控制的某一个校门,他们就会冲出来抓人。
我对打派仗的态度十分淡漠,几近于中立,便自信他们会对我手下留情。因此,有一回,我确实要进城办事,就大大方方地从缺口走出,朝东面的汽车站走去。然而,在靠近车站时,忽然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挡住了我的路,接着一伙人冲过来把我抓住了。他们脱下了我的外衣,蒙在我的脸上,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能感觉出是一个房间,有些人在我旁边说话,其中有几个女生。开始审讯了,问我地道在哪里之类,我嘲笑说,你们能攻占,自然就知道了,何必要问。当然,招来的是一顿狠打,把我颠来倒去,拳打脚踢。审讯时间倒不长,我被带到一个地方,除下蒙在脸上的衣服,我发现眼前站着几个我班的对立派同学,其中有李主庆,李是调干学生,比我年长许多,一向像兄长般对我友好。他说要跟我聊聊,我回答说,我不想以俘虏的身份聊,要聊以后再聊,话音刚落,那两个押我来的 外系学生怒不可遏,举手就要揍我,被李劝阻了。李依然对我很友好,带着沉默的我穿过校园,把我送出了校门。

12. 化学系两学生被抓受虐待
3.29事件中,31斋井冈山学生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野蛮突袭,夺门而逃,或跳窗、跳楼而逃,保得全身的,都算幸运。化学系65级学生刘文建不走运,他赤手空拳跑出31斋后,跑错了方向,跑到西边校医院附近,误入龙潭虎穴,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拿获,打得头破血流,关押在“黑牢”。后来双方交换俘虏,才被放了出来。
03631班蔡小海,一向与本派“井冈山”观点不甚相合,反对派斗,自诩公允,非要向“新北大公社”长矛队问个究竟,被“新北大公社”捉了去,蒙住双眼,捆上双臂,棒打一顿,头部也挨了一拳,这才放掉。蔡小海挨了打,却说不清在何处挨了打。
(见樊能廷编著《北大文革简史》,823页,社会文献出版社,2018)
以上所述只是笔者所了解到的部分情况,还有更多的情况是笔者不知道的,希望知情者能够补充更多的真实情况。但仅从这些情况也可以看出,文革中以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是多么无法无天,残暴凶狠,任意残害反对自己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而时至今日,聂元梓对这些罪行并不认账,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抵赖,说什么邓朴方被抓她不知道,还把邓朴方受伤的责任推到工宣队身上,说打死刘玮的人不都是公社的等等(见《聂元梓回忆录》)。但是,谎言掩盖不住事实,文革中屈死的冤魂和活着的受害者是不会放过害人者的,历史将把害人者的名字牢牢钉在耻辱柱上。

附录
《北大武斗纪实》目录

序言……………………………………………………………………… 奚学瑶
1. 北大校庆120年,回忆文革武斗120天……………………………… 唐利
2. 我所知道的北大武斗…………………………………………………司徒文
3. 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 樊能廷
4. 恐怖之夜,救人一命——武斗杂忆………………………………… 田建行
5. 忆北大文革旧事——一个校外人员见证的北大武斗……………… 理胜
6. 我所见证的北大1968年武斗. …………………………………… 张曼平
7. 检视北大3.29、4.26武斗……………………………………… 樊能廷
8. 北大“3.29武斗”印象 ……………………………………… 散淡天涯
9. 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 ………………………… 俞小平
10.我经历的北大武斗………………………………………………… 顾仁虎
11.北大武斗琐忆………………………………………………………… 戈辰
12.忆北大文革中监听校内电话行动………………………………… 姜承永
13.戴柳条帽的日子…………………………………………………… 汪凯戈
14.微信截屏话武斗——0363老同学回忆“329”事件
………………………陈子明 樊能廷 韩长绵 华国藩 姚建明 张俭 朱开定
15.文革武斗期间北大天桥架设的回忆……………………………… 况明星
16.荒唐的岁月,荒唐的经历………………………………………… 梁正路
17.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郭青苔
18.一件棉衣的故事………………………………………………… …… 张从
19.北大“刺聂”真相………………………………………………… 樊能廷
20.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 蔡华江
21.文革中殷文杰被刺身亡事件……………………………………… 胡宗式
22.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兼评胡宗式博客…………………………史正
23.北大武斗期间死亡事件真相探究——兼对胡宗式提出几点质疑……郑实
24.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舒声 郑实
25.“人道的用刑”与三个学生的遭遇 …………………………………樊能廷
26.悼王解南同学…………………………………………………… 叶科泰
27.试析北大武斗的背景内因兼驳聂元梓的谎言 ……………………… 舒声
28.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艾群
29.答宫香政同学质疑…………………………………………………… 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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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陶世龙

运钧、李颖伉俪编辑的《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杀青,紧接着,蔡新平的电子版也编辑就绪。搜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史料比较宏富,得百万余字,包含个人记忆,原始文件以及各种记述,初具规模,编年有序,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基础。
这也是众人之力。因为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本是众人出于良知的愿望。此前有关北京地院文革的记述研究,已有几种图书面世,自有其价值,不过多仅能见其一斑,此次有所扩展,更上层楼。
当然,距离编出一部信史的要求尚远。期待本书的出版,能推动更多有识之士积极参与,说出真话,留下真相。如能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段历史,取得对文革的正确认识,善莫大焉!
盖文革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已由执政党通过煌煌决议,昭示天下,彻底否定。但观察社会实际,不难发现,朝野各方并未完全达到共识,争议仍多,乃至势如水火,此处不赘。
时至今日,文革的语言、形式,在公共场合仍不时可见,特别是文革遗留的思维方式,仍在支配人们的头脑,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凡此种种,多因文革真相公众至今缺乏了解,时间虽已过去五十余年,有关档案资料罕见公开,文革研究还成为禁区,成果发表,多在海外。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佛经自有其解释,而如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分析个体以认识整体的精神实质,是有可能的。对文革总体进行研究,得出完满结论,也许需要留待后世,但把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这段历史查清楚,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到的。
文革是发动者布下的一盘大棋,虽还达不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的境界,也够一代中国人受了。在这场博弈中,最高司令部点火于北大,决斗于清华,北京地质学院本不在其位,是自己跳出来的;上千人反对工作队,北京市任何高校也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于是成为一枚不能不被重视的卒子并过了河。卒子过河顶大车,一所本来一般,人数也不多的高校,竟然叱咤风云于一时。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也是悲剧的开始,终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如秋扇之见捐。本书以及其他回忆录中留下的个人记忆,都是历史的见证。
北京地质学院异军突起于文革而为天下重,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窃以为偶然性主要有两点:
1, 地质部派出的工作队整人的手法直白,他们要整的老院长偏偏又是个高校领导层中的异数,群众真心拥护。加上北京地院师生多数刚参加过地质部野外队的“四清”,知道这些主要来自野外队的工作队员有多高水平,不存在敬畏之心。
2, 派出工作队的何长工先生,恰好是文革发动者预定要拿下的一枚棋子。
说有必然性,窃以为也有两点:
一、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和清华不仅将地质系教师,还有学生及其他辅助人员,北大清华地下党转到地上的人际关系和行事作风也带了过来,名称换了,实际有似西南联大之合校。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刘型是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的老红军;接任的高元贵,是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身抗日战争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文革中高元贵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和反动权威的总代表,并揪出一大批“漏网右派”,恰恰表明在两位不忘初心的老院长护持下,北大、清华两校原有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存。因此能有上千的师生,在工作队的高压下,仍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主要来自平民阶层,大部来自农村,出身贫寒的多,所谓高干子女,从建院到1966年,十四年不到十四人,或级别勉强够上高干,像清华、北大拥有的那种举足轻重的高干子女,北京地院一个也没有。原因很简单,地质工作以吃苦闻名。志愿报考地质专业的多是习惯于艰苦生活的平民家庭,而地院学生反对工作队,无从得到来自高层的小道消息,只能根据所接触到的事实,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
由于工作队是以党的名义来校的,容易被简单地以为他们就是党,听他们的话,但在问题明朗后,很快转变。地院没有让工作队的势力长期存在,也显示了自己的特点,与高层的纠纷没有牵连。
综合以上多种因素,北京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自有其特点,不可能复制,也不可能再现。但无论有多少特点,都仍是在发动者布下的棋局之中。对待某一事件的对错,只能作为对个人的评价,无改于文革的大局。因此,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不免于留恋某个不可再得的辉煌,反思往事也容易致力于寻找自己曾有哪些正确,这都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学过地质学的学生,我想更应该跳出已习惯的思维范畴,用地质学的时空观看文革。这时我们看到的文革,实不过人类历史之一瞬,终不过是短暂的逆流;文革中出现的纷争犹如过眼烟云,而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观点如何不同,甚至暴力冲突,但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形成当年的历史,因此应该互相尊重;历史又已经有了结论,无论当初观点如何不同,命运却是相同的,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的中国。
文革发生在中国,确有其独特的土壤,值得探讨,自身的反思也在其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把真话说出来,让真相留下作为最后的一种贡献。
2018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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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阎长贵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出版了!我表示诚挚的热烈的祝贺!
文革时期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地质学院的人接触较多,也了解得比较深,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地院东方红)的两代领导人朱成昭、王大宾我都交往较多,很熟。当朱成昭在位时,我曾奉中央文革小组某成员之命,去找朱成昭布置他们到四川去揪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但当朱成昭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有对立情绪时,我还几次登门劝他;当朱成昭认真地躺倒不干时,我几次到医院找王大宾动员他挑起地院东方红的担子,跟他说:“地院东方红是个有影响的群众组织,朱成昭倒了,‘东方红不能倒’!”直到现在,我和原地质学院的不少同志仍有交往,还有聚会畅叙。所以,听到地质学院文革回忆录的编辑和出版非常高兴,恨不能很快读到——而我这个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关于地质学院的文革,我觉得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质学院造反派保护院领导。
地院造反派无疑也做过错事,有不少“左”的东西,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造反派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其突出表现就是他们保院的主要领导,从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时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分裂出对立组织。
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院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
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第四,地院造反派对彭德怀的态度好。
中央文革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在历史上战功卓著,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严肃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接着戚本禹又给北航造反派打电话,要他们去揪彭德怀(这件事戚未通过我,我不知道)。后来按照总理的指示,还是地院的人护送彭总乘火车到京。彭总回京后,中央文革小组布置北航和地院联合批斗彭总,北航在批斗彭总时,地院为应付中央文革小组,革委会研究派一些人参加——他们对彭总没有任何加害行为。总之,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这个说法,就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敬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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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与地院文革(《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孙怒涛

(一)

尽管清华与地院近在咫尺,尽管清华四一四属于以地院东方红为首的“地派”,我真想不起来,我与地院文革有多少瓜葛。文革中,甚至这一辈子,我都没进过地院的校门。这,似乎有点难以相信,但真是这样。
那么,我敢说我与地院文革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吗?不敢。细想起来,有三件事是与地院文革有关的。
其一,批判、打击红教联。
红教联是一个以陶德坚为首、老教师为主体的清华教师组织,从成立一开始就受到另一些教师战斗组的批判。四一四成立后,批判打击红教联是四一四上下的共识,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团派的社会基础。
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四一四被蒯大富的团派严厉地打击压制,另一方面四一四又严厉地批判、打击比它更弱势的红教联。被迫害者同时又是迫害者,四一四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角色都演绎得认真、可悲又可怜。
四一四打击红教联,这件事与地院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陶德坚的夫君陶世龙是地院的老师,红教联在建立之初与地院的一些老师有比较多的联系,甚至红教联这个名称也来自地院。1967年5月15日,四一四成立才一个月,就在主楼前批斗陶德坚,并把地院教师沈孝宇也拉来陪斗!
作为四一四主要头头的我,完全赞同并不遗余力地批判红教联。今天,我为此感到羞愧和内疚。在这里,我向受到四一四伤害的陶德坚、沈孝宇老师及红教联教工真诚地表示我迟到的道歉!
其二,揪刘火线。
这是在1967年7、8月间,北京市几百个红卫兵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安营扎寨要求揪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一次持续近一个月的大行动。当时,北京的造反派已经分了“天派”与“地派”。“天派”以搞航天的北航为首,“地派”以搞地质的地院为头。因为清华井冈山是北航红旗的坚定盟友,属于“天派”,与地院东方红本没有太大关系的清华四一四就不得不“被地派”了。在“揪刘火线”,“天派”、“地派”各有自己的联络站协调自己这一派的行动部署,四一四参加的是“地派”联络站。众多造反派组织一方面高调声讨刘少奇,另一方面天地两派互相攻讦。外战内战同时开打,成了“揪刘火线”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其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也是在1967年的8月下旬,“地派”联络站组织属下的造反派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声讨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犯下的暴行。当四一四驻联络站人员向我请示四一四参不参加这次行动时,因一把手沈如槐当时正在外地,我拍板决定参加。于是,四一四成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件涉外大事中的积极参与者。
与地院有点关系的事情,屈指算来,也就这三件,都很不光彩。与团派相比较,四一四是温和的造反派,我在四一四中又属于比较温和的一翼。即便温和再温和,也还是很激进。为什么会这样?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革本来就是错误的领导人以错误的路线为达到错误的目的而发动的一场祸国殃民的错误运动。卷入其中的每一枚卒子,犯错误是必然的,不犯错误倒是很稀罕的。

(二)

地院文革是中国文革的一部分,它必然具有中国文革的共性。地院又是地处北京直属地质部的一所高校,它的文革有其自身的特色。
当年,我不关心地院文革。今天,我经常想着它与清华文革的异同。
地院,也有一位与清华蒯大富齐名的红卫兵领袖王大宾,也分两派。蔡(新平)派是少数派,掌权的主流派(朱成昭王大宾派)对蔡派的压制和打击非常厉害,蔡派对主流派的反抗和抵制也十分顽强和激烈。但是,蔡派始终没有从东方红中分裂出来,地院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我对地院文革的这一现象特别感兴趣,曾与蔡新平等地院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
阅读这部地院文革史,可以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清华的造反派分成团、四两派,而且是彻底分裂了,最后还爆发了严重血腥的百日大武斗。这是历史事实,现在再假设如何如何,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从中引出历史教训,则是必须的,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毛的最高指示,有不少是互相矛盾的;每个指示都有不同的语境,适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对同一指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为我所用而曲解,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文革触及了所有人的切身利益,相同群体的人必然会抱团保卫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文革初期,以战斗组、战斗团、串联会等形式出现的派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有积极进步意义的。譬如,1967年4月14日出现的四一四串联会,就是值得肯定的。团派强行要在5月30日成立清华革委会引发了团、四两派的尖锐矛盾。四一四选在4月29日成立四一四总部,宣告与团派在组织上彻底决裂,导致了革委会的流产。这一回合,表面上看团派遭遇了重大挫折,四一四取得了辉煌胜利。此后,两派争斗渐趋激烈。两派联合的机会一再丧失,极端思想膨胀,恶性事件频发,中间群众被彻底撕裂,分裂前的唇枪舌战已经不再,代之以真枪实弹的武斗,造成了人员的重大伤亡和财物的严重破坏。分裂不一定必然导致武斗,但是分裂为武斗打开了一道闸门,最终为两派走上同归于尽的不归路埋下了伏笔。
我在2013年出版的《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把四一四的组织分裂认定为四一四所犯错误中最大的错误。这一观点受到老四朋友们的一致反对。五年过去了,我反复思考,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地院的文革史,为我的这一观点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实例。地院的两派斗争也很尖锐激烈,地院的蔡派也遭受了主流派的镇压和打击,但是蔡派始终不在组织上分裂,顽强坚持在东方红内部进行斗争。地院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与此有极大关系。
在团四彻底分裂前的4月底,在谢富治主导下,两派曾达成“四项协议”。最关键的第三条是团、四学生代表在“革筹小组”中的名额分配是9:4。尽管两派都不甚满意,但是最后都同意了。第四条是“井冈山兵团总部、革筹小组作出的决议必须执行”。四一四要求写上“正确”两个字,即“正确决议”才必须执行。团派不同意。在当时,加上“正确”两个字显然是属于“政治正确”的,于是据理力争。谢富治偏袒支持团派,一槌定音。四一四代表在屈辱之下签订了城下之盟。回校后,四一四各战团、战斗组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四项协议”的第四条。作为谈判首席代表的我,受到老四的猛烈“炮轰”。我公开检讨、反悔,撕毁了墨迹未干的协议。团派执意筹备革委会,四一四决意闹“独立”,最终分道扬镳,不再回头。
四一四与团派的组织分裂,有深刻的根源,但是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正确”两个字,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四一四与团派,谁也不肯在这个虽然重要但并非是根本利益的枝节上再作妥协。
从小到大,我们这一代人见到的是人与人的斗争,受到的是阶级斗争的教育,在斗争哲学的熏陶中长大。对于阶级敌人,坚决斗争,不留情面。“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妥协?在无产阶级的字典里没有这一说。谁想妥协,谁就是机会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就是出卖革命。文革中,尤其在两派争斗中,时时针锋相对,处处绝不让步。
是的,我们不能以现时的理念和觉悟水平来要求那时的我们妥协处理政治斗争。但是,我们在评判历史的时候,应该站在现时能认识到的人性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而不能还依旧在那时的话语系统中打转转。如果当年两派都能遵守四项协议,在此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虽然清华两派最终还是会被赶下历史舞台,文革最终还是要失败,但是清华文革的具体路径肯定会不一样,师生的伤亡也可能会少一点。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实行必要的妥协,这本身就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这一经验教训,对于今后的政治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妥协,表示通过斗争所得的阶段成果落到实处。
妥协,表示对对手的尊重,对他们代表的另一部分群体利益的尊重。
妥协,表示拒绝全胜的诱惑,因为在大获全胜之后必然导致失败方的疯狂报复,仇恨更深,矛盾更难解决。
妥协,是一步一步向着目标稳步前进,而不是大起大落最后还是在原地踏步。
善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需要智慧。
敢于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妥协,更需要勇气!


(三)

2013年,在文集(即2015年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编撰启动之时,我特地去了北京,也首次拜访了地院的陶世龙、蔡新平等朋友。今年,我见到地院文革史即将问世,十分高兴。有许多话想说,概括成三句话,六个字:感谢!祝贺!学习!
感谢!
我在主编《历史拒绝遗忘》、《真话与忏悔》这两本文集的过程中,得到地院众多校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陶世龙老师应我之邀,认真准备在2016年的4·22“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上作特邀发言。后来又参加网上讨论会,为《真话与忏悔》贡献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兼容并包,独立思考,用历史和世界的眼光看文革》。没有地院(还有北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这两本文集的精彩。因此,特别感谢陶世龙老师、蔡新平、张运钧(及北大的李海文、张从)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祝贺!
经过地院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昨天的记忆》一书终于出版了。我向地院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这在地院文革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国文革史的研究也是重大的贡献。
学习!
《昨天的记忆》,集回忆、思考、论文、史料、资料之大成,内容丰富,编排精当,工程浩大,价值非凡。北大这两年也出了不少书,如《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武斗纪实》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樊能廷先生凭一己之力编撰的《北大文革简史》,更让我十分惊叹!无论是地院汇编性的《昨天的记忆》,还是北大的文革简史,于清华都是空白。我们要向地院、北大的校友们虚心学习,奋起直追,共同为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和思考而努力!
201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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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序)

何 蜀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首都北京的一些高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不但对首都的文革形势,而且对全国的群众性造反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决定将大学红卫兵赶下文革舞台时,曾专门召见了首都高校的“五大领袖”,成为一件标志性的事件。这“五大领袖”的名字: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师大谭厚兰、北航韩爱晶、地院王大宾,就从此“载入史册”并被人们广泛知晓。
然而,当时却有很多人不知道,“五大领袖”中的王大宾,跟其他几位不一样:北京地质学院原来的学生领袖是朱成昭,因反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战略部署”,“走向了反面”,被中央文革下令罢免,另外物色“听话”的王大宾出来取代了朱成昭。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包括文革亲历者和完全不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的青年人和外国人,都还在津津乐道文革中官方宣传的“毛主席的大民主”,以为那真是让群众享受了一次充分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其实,仅从北京地院学生领袖的换马及当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编印的宣传材料中都讳言朱成昭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冲突,讳言地院学生领袖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强行更换的来龙去脉,即可以看出那所谓“大民主”的真相。这个“大民主”的一个大前提即是:听话。如果不“听话”,那么,不但“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即使像王大宾那样“听话”的,一旦政治上不再需要了,仍然会被卸磨杀驴弃若敝屣,甚至成为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替罪羊。
我是在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兴起后才听说了北京地质学院及其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的,特别是在1967年4月我从做临时工的川南山沟筑路工地被解雇回到家乡重庆后,更多地听说了“北地东方红”,当时在重庆十分活跃的“首都红代会赴渝战斗兵团”中就有北地东方红的人员。特别是在四川最早爆发的武斗流血冲突中,北地东方红的李全华在成都“五六事件”中被保守派开枪打死,震惊了全国,当时我买到一张北地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反复看过多遍,珍藏至今。以后又得知北地东方红在为重庆文革中自杀的著名作家罗广斌鸣冤翻案,为重庆文革前的一大冤案“萧李廖反党集团”翻案,就对北地东方红这个组织更加充满敬佩之情。不过,对这个学校、这个组织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只知道传单、小报上经常提到的“三进地质部”之类“战斗历程”,却一点不知道(那些材料上一点也没披露)领导那些“战斗历程”的风云人物朱成昭,自然更不会提到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
直到九十年代正式投入对文革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退休后相继编辑电子刊物《记忆》和《昨天》,建立了更多的作者、读者的联系,眼界更加开阔,才对北京地质学院及其东方红公社等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从2015年6月30日开始,我陆续为《昨天》编发了几期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集中发表了一些原地院文革亲历者的回忆、研究及资料性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了解到,当年北京地院的文革亲历者们,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也不管是造反派中的“朱派”还是“蔡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尽可能把自己所亲历的文革历史的真相回忆并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当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亲历者们难免受到当年一些情绪的影响——那毕竟是他们的青春年华,难免会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只要不是个人意气之争,只要争论双方能够跳出在毛泽东时代形成并且在文革中得到强化的那种非黑即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极端化、绝对化思维,即使对某一史实的叙述与认定各有不同,也无关紧要,完全可以按照文史资料整理中的“多说共存”原则,一齐保留下来,留待后人去研究。
总之,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为了不让文革一代人那段一生中最难忘的(不管是激情燃烧的还是灾难深重的)经历如烟而逝,让后代能从文革一代人的“战斗历程”或“苦难历程”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文革亲历者都不应保持沉默,而应该打消顾虑,站出来发声,说出、写出自己的亲历见闻,尽到自己“最后的责任”,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

2018年6月4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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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说出真话,留下真相”(《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代序)

蔡新平

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经过地院文革师生们几年的辛苦努力,地院文革史叙事的第一个电子版现在终于可以与大家见面了,这距离文革发起时间过去了52年,距文革结束42年,距我离开北京地质学院整整50周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半个世纪。
今天网上流传一个葛剑雄教授的反思文革的讲话,说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绝对没有什么“几几开”之说,这似乎与今天官方的态度不太一致,因此网上评语,说他句句犀利,大加赞扬。但奇怪的是,句句犀利,却可以广为流传。
细听后,我明白了,葛先生告诉大家,彻底否定文革是党中央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今天并没有被否决。文革虽然一无是处,要反思,但你不要去反思毛泽东、刘少奇,你要反思自己,也不要老反思别人。反思别人之前你首先要反思自己。他告诫,不要拿今天的弊端、不公平,去与想象中的文革时期怎么好、怎么公平作比较。“文革好”那是想象的。他的话应当是大体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政府还就是不喜欢一帮文粉毛粉们用想象的文革的好来攻击今天的弊端。这大概是葛剑雄讲话不被封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文粉毛粉没那么傻,以为他们真喜欢文革?他们只不过要为抨击今天的弊端找一个参照物,拣一根打人的武器,哪怕那些“好”都是想象的,也需有一个红色的附体,总不能拿大跃进饿死千万人的时代作比较吧?也不能拿国民党时期做比较吧?
这真是个奇妙的论调,文革要反思,却不要反思文革的发动者和政策方针的制定者、执行者,而是要受害者先反思,当然很多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反思也是必须的。但总不能本末倒置吧?
不过我们还真是在不断地自我反思,但这不是为适应“新时代”做个新的“好学生”,这是一个深层的自觉思想清理过程,是内省、理智、责任感的需要。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故事给后代留下,越是有人要抹杀,我们越是要抓紧。浩劫后的惨痛的教训、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感悟和认知,都必须要告知后人,勿蹈覆辙!
追忆是反思的基础,地院文革史是中国浩大文革史中的一个环节,在特殊的机遇下,它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地院这个平民子弟聚集的普通高校,一度走在了北京高校造反行动的前沿,被中央文革树为造反派的一面旗帜,得到从毛泽东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青睐,视之为嫡系、造反的主力军。但党内的斗争,终于在一个“公主”、一个“郡主”的影响下传导过来。这个队伍的首领不愿意去征方腊,反而又一次造反,造了曾经号召、支持他们造反的人的反。中央文革说,“地院东方红”的大旗不能倒,于是指定了新的继承人。这次吸取了教训,地院东方红的头一定得是个听话的角色。但看人走眼也是难免的,选国家接班人这么大的事还屡屡看走眼呢。最终,“五大领袖”一个不留,贵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也还是统统被赶出了京城。几个十年过去了,从大狱出来后,这些毛泽东当年的宠孩,文革的娇子,他们也开始反思文革,但结论却是“我们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正确领会执行他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以此引为终生遗憾。是不是应当遗憾?这反思是否正确?首先就要缕清历史,看清真相。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任务。陶世龙老师在给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确立了的方针就是“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历来著史不易,特别是写一个自己虽经亲历却已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但对个体而言,却是有生之年不多矣。最大的难点是,原始档案至今仍锁在重重铁门之后,而我们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其次,我们都是垂暮之年,思维、精力和体力都不赶趟了。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障碍就是,校友之间的分歧竟然如此之大,特别是微信流行之后,老同学、老校友刚刚在各种“群”里相聚,没过多久竟又纷纷撕裂重组。这点我已深有体会,因此我对何蜀说了下面一段话:“经过一番波折,原有在一起研讨地院大事记和编辑地院文革史的计划已难以执行下去了。除了想法没法统一外,主要是都各有各的难处,无法凑到一起。最后决定人自为战,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愿意互相交流的可以邮件传阅,不愿意的不勉强。”我在向校友们推荐由张运钧、李颖夫妇来编著文革史的时候说过,我本人已掌握的资料对于校友都是透明的,大量文章已经公开发表,谁来做我都支持,将来可以有张版、可以有孟版、可以有朱版,还可以有其他各种版本,无需同意,完全开放,读者自有分辨,也必定各有各的价值。在“张版”出来后,发现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提出了修改意见。但作为一部基本定型的大著,改动实属不易,我也尝试自己动手改,结果费力不讨好。于是决定自己重新开始,反正资料一篇篇都是现成的,而且我经过这段时间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何不按自己的思路来编著呢?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和便于流传应用,我决定制作电子版,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版。待条件具备,也可以转为印刷版。
(以下“地院文革史编著历程的回顾”略)

今天我如释重负,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参与本书工作,提供并承诺发表你们稿件的老校友们对我的信任;再次真诚地感谢何蜀、吴迪二位主编率领的《昨天》、《记忆》两个编辑部全体义务工作者,谢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与无私的奉献!写下这段话作为我的阶段总结。我想我今年该回武汉过中秋,几十年了很少中秋全家团圆。
祝老校友们中秋快乐!

20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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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电子版导读

蔡新平

本书印刷版由张运钧、李颖编辑,初稿完成后发到校友群讨论,有校友告知很不便于阅读,而纸版又暂时不可得。我一直有意编辑电子版,便于读者在网上和移动媒介上阅读和检索,于是决定再编制一个电子版。电子版有极大优势,可以灵活编排,增补扩充、调整修改。可以不受容量限制,图片、影印件都可以直接纳入,各种参考资料可以同时配附,也可以附上链接到有关网络文库、网文。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阅读了解这段历史,让研究者便于参阅利用。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资料,会被相应的研究机构、文库收集保存,长久留存。国内的现实状况,使出版文革类书籍成了禁区,寄期望解禁?那是望不到尽头的奢望。虽然可以另辟蹊径,但也如走悬索。决心既定,我就开始尝试。现在初版杀青,肯定非常粗糙,但好在编修并不困难,今后可以遵循读者好的意见、建议,及时修改补充完善。我自己试了试,感觉阅读已较方便。读者可以随意阅读,没看完,文内章节目录均有超链接,下次可以很容易回到停留地方继续阅读。

一、电子版与同名印刷版的比较

(1)张、李编定原纸版书名是《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史料汇编》,考虑到还有大量原始资料尚不能编入本书,而本书主要的依据是已发表在《昨天》、《记忆》的地院专辑或北京高校专辑中的文章资料,我建议改名《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张、李赞同,遂改名。电子版沿用相同名字。
(2)内容上,书中已有的,本电子版都有,但电子版强调了保留原著的完整性,所有因为适应杂志特点而节选或拆散的原著作均恢复原来的结构,省略的内容也重新恢复,但杂志在编辑过程中修改的文字内容则全部保留。电子版增加了相当数量尚未在《昨天》、《记忆》杂志上刊登的文稿和资料。对因为适应出书而删去的原文中的大量图片,重新补充。在新编写的内容中如需要插入图片资料的则直接插入。如第二篇的“王秀允:回忆周永璋”、第四篇包含的“事件人物简介”等,都包含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3)结构上有调整和增加。与纸版书相比,文革大事记作为第一篇保留不动;第二篇回忆录部分略去了沿用《昨天》中的专题性的小标题形成的分节,都重新分别归并在电子版的回忆录学生篇(第二篇)和回忆录教师篇(第三篇)中,把涉及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回忆文章分离后集中在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的“要事杂忆”中,电子版的第四篇大体相当于原书的第四篇,但结构内容都有较大的调整和扩充;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在内容和结构上有所调整扩充,原书将《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单独立为第四篇,调整后将其归并到了电子版的第五篇中,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的文章直接列篇,并有较多的补充。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则是是本电子版新增加的,均为电子邮件和微信通讯的摘录,按时间排序。二者虽然都是七篇,但形式和内容已有很大改变。
(4)原书的每篇的开篇有编者的按语,对某些内容有编后感评。本电子版一般都保留并注明是原书的编者按或评语,因结构调整,有些已不能与本版对应,只保留了可用的部分。请读者注意,按语中某些涉及原文结构的文字,可能会有不对应的地方。电子版自身在重要章节开篇一般都作一个简介。
(5)本电子版对每篇文章(word文档)的文字量逐篇进行了统计,累计240万字。较纸版书文字增加了一倍的容量。增加图件类没统计。张运钧、李颖保留有《东方红报》和《动态报》扫描电子文档,本电子版没有编入,如有需要者来函商量。朱德瑜、田春林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翻拍收集的资料,内容丰富,但照片清晰度和可读性较差,本电子版暂未列入。如需要可向孟繁华、朱德瑜索取。在本版的第五篇中列有史料目录。
(6)电子版相当于活页笔记,随着今后工作的进展,可以及时修改补充调整,是一个开放式的文库。有两个版本,一个word版,一个PDF版,准备再制作一个chm版。word版灵活方便,按文档目录依次拉开点击阅读,如同卡片盒一样方便。Chm版便于检索查寻,但对于庞大的文库制作工作量很大。PDF版可以保留原著风格结构内容不变,但使用下载阅读并不方便。读者可以按需要随意使用。版权完全开放。使用时请注明出处、注明原著作者和原文章名称。如有改动应一一注明。
使用前请先做备份,保留原版,便于出差错后的恢复。

二、 内容简介

(1)第一篇《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是张运钧、李颖编撰,初稿发表在《昨天》95期(地院专辑4)。在《昨天》54期(地院专辑1)中,还发表了伏庆是的地院大事记编写提纲,在本电子版中第七篇的文革史通讯中,2010年的几篇文件中还有孟繁华的大事记编写纪要,提纲。读者可以参考。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大事记是我们开初的设想,但实现难度太大。目前张运钧完成的大事记已经有一个较好的框架了,使读者在阅读时能有一个事件、时间轴线作为依托,虽还不够细致精确,但至少可以使阅读回忆录时不至于出现混乱,还可以从中发现是否有时间错位。电子版在大事记内容上有少量修改补充,主要涉及工作队撤离前后和东方红建立过程的细节补充。

(2)第二篇、第三篇是地院部分师生的文革回忆录(分为学生篇和教师篇)
这些文章大部分已经在《昨天》和《记忆》电子杂志上刊载。学生篇计有:蔡新平、周永璋、王秀允、田春林、伏庆是、古宝琳、蒋良朴、程关林、张华府、何建勋、梅建明、李颖、殷惟侯、胡昌明、石白河;老师篇计有:宋翔雁、陶世龙、钱佩娟、万天丰、唐振权。第四篇“要事杂忆”中还有陈永迪、庄一龙、丁育民、林天明、甘振波等同学的回忆录,也收集了阎长贵、敖本立、何蜀的有关回忆或文章。电子版发布的都是作者的全文,部分作者仅完成了写作提纲,有个别的,如石白河的,是从网上收集的,不全。
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殷惟侯、庄一龙,都是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和东方红公社最早的发起人和创建核心成员,记述了东方红初创到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历史。田春林、伏庆是、张华府都曾经是朱成昭的左膀右臂,他们的经历可以让你看到地院东方红的首领朱成昭是如何成长和转变的;
蒋良朴是东方红公社的二把手,他和张华府、何建勋都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都经历了多个大狱的磨难,他们的回忆领你走进中国铁窗,看到黑幕后是如何残酷地践踏人性。监狱也是一个大学堂,你也可以看到监狱是如何拯救或毁灭一个人的灵魂的。在监狱这个大学里如果有幸遇到高人,而你又善于适应和学习,出狱就如同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梅建明是地院少有的正部级以上的“高干”子弟,也是朱成昭的铁杆弟兄,他深深地卷入了“叶朱反革命集团”事件,其父亲梅龚彬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先驱,和国共两党巨头们都有很深的关系。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显赫的地位,以双层身份为掩护,文革中有形无形地支持了儿子的“造反”和“再造反”,对朱成昭们的影响不可忽视。他因民委档案事件使其隐蔽身份暴露,最终也遭到了“四人帮”迫害,他的死,水很深很深。梅建明进了“789集中营”,他的回忆有一个特殊的视角;
何建勋是朱成昭“死党”中享受了被判死刑的待遇的唯一一人,因林彪突然爆炸完蛋而保住了性命。他的记忆惊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从监狱大学毕业了,成了诗人和诗词韵律学的专家。他的回忆涉及未遂的“兵谏”,是朱成昭们被捕审讯的核心内容,但大多数当事人至今都否认或回避这个问题,认为何建勋是在胡说;
古宝琳是王大宾的前妻,一个历尽坎坷的才女,你可以从她的回忆录中看到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坚贞,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她的另一面的他;
周永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创建人。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检阅红卫兵,周永璋负责指挥三司参与维持秩序,杨成武叫周永璋上了中央首长检阅的指挥车,叶剑英元帅还开玩笑说:“你就是三司司令啊!”从此大家也玩笑地称其为周司令。周永璋多年前就因中风偏瘫失语,他的很多故事都埋在了肚子里。比如,1966年国庆,他代表三司进了中南海,登上了天安门,这事他从来也没说过,包括我们“二团”的人在他生前都不知道。“地派二把手”的回忆录中生动细致地讲述了他自己这次活动的经历,但他是三司负责人周永璋给他的请柬,可他只字不提和他同时上天安门的三司周永璋。王大宾那天也上了天安门了,从他的回忆录看,也好像不认识周永璋了。感谢周永璋的夫人王秀允的回忆录,大量宝贵的照片,不语自明;
程关林是东方红早期的对立面“老保”红卫兵的头头,没有他的回忆录,地院早期文革史就塌了半边天。文革前,程关林是地院文学社成员,你读他的回忆录那是行云流水,有情有感,有述有议,让你看到了当年从工交口、地质部到工作队这条“黑线”是如何操纵和控制地院保守派红卫兵的。而这些是造反派们多年后也毫不知情的。保守派在遭遇失败后的苦闷和纠结,犹豫和彷徨,背叛和出卖,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个中的内心煎熬。
老师中的回忆录我特别要介绍的是宋翔雁老师的长篇回忆录,80岁的老人,回国时被我们一番忽悠,仅用半年时间就写出来了24万字的鸿篇。宋老师的回忆录生动具体,严谨真实。宋老师在反工作队时期发表过地院轰动一时的大字报。造反时是红教联的骨干,地院革委会时期是革委会简报(向中央文革和有关高层定期报告)的负责人。忠诚耿直,有很好的文字功底。学生在校闹得再厉害也就是两三年即作鸟兽散,后期地院文革发生的事知之甚少。军宣队进驻后的历史占十年文革史的一多半,后来地院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清查516、批清、五七干校、迁校……造反派重新“回炉”煎烤,在恐怖的高压下逼供,检举揭发乱咬,人性人格又一次在炼狱中经受考验。这些不看宋老师的回忆录我们就几无所知。
地院文革史早期有一个“6·20”事件,就是著名的反工作队大游行,把“6·20”作为一个专题写入回忆录,目前只有万天丰老师的一篇。因“6·20”,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学生中,周永璋、蔡新平、庄一龙、郭凯等因为带头组织了游行,被工作队打成了极右的反动学生;老师中,因反工作队而引发了“6·20”事件的李贵、王暄堂、安静中、郑伯让等也打成了极右的反革命分子。而这些人最后又成了工作队的掘墓人。万天丰老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回忆,让你回到了1966年的6月20号这一天,像观剧一样,看到了各种角色在地院这个大舞台上一天的精彩演出。
总之篇篇精彩,是研究文革的最有价值的素材。大部分回忆录已在《昨天》和《记忆》发表,部分是本版首发。

(3)第四篇《地院文革重要事件与人物专题》
孟繁华早期设想了许多专题,但很多专题苦于没有相应的资料而难以编辑。我们现在所列专题,均基于现有史料或回忆录中有较多内容可资利用者。开篇对专题涉及的重要人物事件有一简介。校外对地院文革的印象,大概主要都和“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相联系。网上有很多离奇的王大宾故事,地院东方红的功罪都归于王大宾一身,本文将历史回归本来面目。谈地院东方红史,一定离不开朱成昭,离不开朱派、蔡派和“高安郑”,离不开6·20反工作队大游行,一进地质部和8·24大辩论,离不开二进地质部的轰动效应,离不开毛泽东女儿肖力在地院的活动,离不开叶向真对朱成昭的影响和朱成昭如何由毛泽东、中央文革的宠儿到走向反面的心路历程,离不开地院革委会和“地派二把手”是如何疯狂镇压反对派的。当然许多人也想知道如此彪悍的地院东方红,两派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也想知道蒯大富当年是如何藏身地院,地院如何帮蒯大富和众多学校造反派拉大旗等等。这些你都可以在第四篇中尽情浏览。
本篇计有:事件人物简介、“要事杂忆”、“高安郑与二团专题”、“9·4”、“9·6”及周永璋两次被抓捕专题、关于肖力的记忆、朱成昭及其异端思想、王大宾庭审资料、杨雨中之死、沈孝宇的遭遇、当事人再忆揪彭德怀、地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等。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和《记忆》刊载。
需要说明这并不是地院文革大事件的全貌,也还有一些很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没有专列篇幅介绍,他们多包含在不同的回忆录中,由于缺少专门的研究文章和史料,也由于编著者的精力能力所限没能一一列举,这有待后续工作弥补。

(4)第五篇《地院文革文献史料辑录》
计有蔡新平、张运钧收集整理的“地院文革非正常死亡和严重迫害事件统计”、“工作队期间大字报辑录”、“地院东方红和革委会期间重要史料辑录”、“文革期间中央及其他要人有关地院文革言论选录”等等。也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已经分布在第四篇之中,此篇不重复。地院校友已经出版的文革专著不多,仅有王大宾、聂树人的回忆录,张运钧李颖的反思著作《晚秋沉思》等,其他就是近年发表在《昨天》、《记忆》电子期刊上的文章,均列在《已出版和印刷的文献目录索引》中。本篇特别将朱德瑜、田春林2012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档案室翻拍的档案照片目录列入。本人因精力眼力均不济,仅仅粗有浏览,根据浏览稍加分类命名,完全不够编档水平。每个目录下都是照片,有几十上百张的,也有只几张的。照片有的尚清晰,有的很难看清。其中不同目录下相互重复的也不少。只能留待有心人研究了。需要者可和孟繁华、朱德瑜、田春林联系。

(5)第六篇《文革反思研讨文集》
收集了最近几年我院开展文革史编著和研究工作的前后,校内外师生和研究者们对地院文革反思、评述、研讨的文章。这仅仅是开始,我们期待本记事出版后,会有更多更深刻的反思和研讨文章出世。本篇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6)第七篇《地院文革史编著工作历程回顾》
是地院文革史编著的缘起和推进过程重要通信讨论的历史记录,这里包含着地院师生的许多重要的思考,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反思。这些内容经过整理后应当可以放到第六篇的《文革反思研讨文集》中。本篇中最重要的是包含了在地院文革史编著推进过程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通信中有些内容原属个人之间的意见思想交流,在当时或许具有隐私性质,但编著工作走到今天,曾经有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或已经化解,所以本人觉得也无需隐讳。这主要是让校友们了解编著地院文革史之不易,了解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资今后进一步工作的借鉴。本篇校友对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昨天》刊载。
本电子版编辑中一定会有错误与不足,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好在是电子版,对于好的建议,阅读中发现的差错,新发现的有价值的资料、文章、照片,都可以及时增补和修改。
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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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写文革回忆录的一点体会

阎长贵

文革已经结束即过去40多年了,经历过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其数量恐怕数也数不清了,真是“汗牛充栋”,不过也没人统计过——其实也没法统计,因为除了正式出版的以外,还有大量的非正式出版的,特别是私人自印的,印数少,看到的人不多,此外还有许多发表在网络上的,就更难收罗齐备了。
但就写作的情况讲,记得已经有人指出,有不少人的回忆录只写自己遭受这样或那样“迫害”的情况,而他自己怎样“加害”别人就缄口不谈了(当然也有既没有受过什么“迫害”也没有“加害”过别人的人,所谓“逍遥派”的绝大多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如启之先生指出的“……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只谈‘好’事不涉‘坏’事,对自身言行的撇清等这一口述回忆类史料常见的缺陷”——换句话说,有的人回忆录只写自己怎么正确,而对自己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就免了;还有的回忆录还掺杂有不少演绎和编造。我举几个例子:
——如有位元帅的回忆录,写救助毛泽东在城南庄脱险,只写他自己,而陈伯达更直接参与了,则不见踪影。
——又如,上海市1967年的“一月夺权”本来是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去做的,而在文革后上海市委的文件和原来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却成了:“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论根本不对。林彪对上海夺权问题根本没说过什么话。陈伯达当时认为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还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至于“四人帮”,当时还远未形成,怎么可能“精心策划”?
——再如戚本禹回忆录,对中央和绝大多数人都定为“浩劫”(“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仍竭力歌颂和赞扬,没有任何反思;对文革中的许多事件也没有按照他当年的亲身经历如实写出,如清华大学侮辱性地批斗王光美,本来是江青策划的,他却说:“整个批斗王光美都是在总理的指导下进行,由我协助总理掌握全局。我和批斗现场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戚本禹对文革中许多事情常有任意演绎和编造,而对一些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则避而不谈。他这本回忆录真有点不堪卒读。
总起来说就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真实。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有益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有助于总结历史的教训,有益于后人的借鉴。我不一定能完全做到这样,但说出来,愿与经历过文革的旧雨新知共勉。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许多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多人都知道。若掩饰和掩盖,或许能瞒过和蒙骗过一些人,但瞒不过和蒙骗不过所有的人。你拿着手电筒光照别人不照自己是不应该的,也是不行的,因为别人的手电筒光终会照到你身上来。
2012年6、7月,我在《炎黄春秋》上相继发表两篇关于陶铸的文章。第一篇文章《陶铸是谁打倒的》,第二篇文章《我参与了打倒陶铸》(见附录)。待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很快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魏英敏打来的。他是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同年级同学,当时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是系团总支书记,他和我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一接通电话,他开口就说:“长贵啊,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二篇关于陶铸的文章讲了你在打倒陶铸中的错误,我要表扬你;看到你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很不满意,认为你光讲别人,然而你自己呢?在第二篇文章你又讲了自己,这就对了……”魏英敏,我这个老同学向来以心直口快著称,人称“魏大炮”(大胆敢言)。顺便说一下,他还有一个外号叫“魏基本”。在文革中毛泽东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也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我是贫农出身,入党早,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好,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认为, 我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谦虚点说,‘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人们送他一个外号“魏基本”。魏英敏就是这样一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这个电话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也是一个很有益的启示。这启示就是:写文革回忆录一定要真实,一定不要这样或那样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文过饰非。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把草稿传给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同志征求意见,她看了我这篇草稿后,给我写了两封信。《炎黄春秋》杂志把她的两封信连同我那篇文章一起发表了,附录于后。

附录

阎长贵: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在“文革”中,最早在北京贴陶铸大字报的可能是上海市时代中学高中生×××。他于1966年11月20日,在东城沙滩中宣部办公楼墙上贴了长达一万多字、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大字报。12月1日又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一万多字的大字报,题目是《再向陶铸开炮》。对这两份大字报我没什么印象了。还有一张有相当影响的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与我有直接关系,其情况和过程如下所述。
大概是1966年12月上、中旬,我的一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和他们单位的几个人,寄来一份材料,题目叫做《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其中历数陶铸从1966年6月到中央工作以来各次讲话的内容,指责陶铸:(1)是中央某些机关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关键人物;(2)是扼杀中小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角色;(3)玩弄折中主义,充当极少数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物的“护法神”;(4)把矛头引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我请示戚本禹怎么办,他看后告我:“太长了,摘要送首长阅。”这份材料确实很长,大概有一万多字,我让江青办信组一个字写得比较好的同志做了摘要,压缩到三四千字,并抄在八开的稿纸上,送给江青。不几天,戚本禹把这份材料退给我,见上面写着江青落款的“送主席阅”,在“送主席阅”几个字上有个圆圈。这一看我心里明白了,非常高兴,我们整理的材料毛主席看了。
在退给我材料时,戚本禹突然问我:“他们敢不敢贴出去?”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既然敢寄来就敢贴!”
戚又说:“告诉他们可以贴出去,如有什么事情找我。”
戚本禹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心想戚本禹肯定是从江青那里领来了什么指示,或做了什么研究;而我当时从思想到行动是紧跟他们的。于是,我立即将这个意思用电话通知了我的同学,并告诉他我的电话,让他有什么情况告诉我。1966年12月19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包括我那位同学在内的五个人贴出《陶铸同志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结果,这张大字报遭到许多人反对。大概20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女同志(名字不记得了)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位同学他们因为贴陶铸的大字报受到围攻,他们的大字报被说成“反革命大字报”,还有人写出大标语:“谁攻击陶铸同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砸烂他的狗头!”请求帮助,并把她的电话也告诉了我。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戚本禹,他说,“好办!我收到过教育部同志的信,我给他们写封回信,你用电话告诉他们。”很快戚本禹将一封他拟好的短信给我,我用电话通知了他们——这就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上保存下来的《戚本禹同志十二月二十日给教育部等五位同志的信(电话记录)》,略去抬头,信的全文如下:

你们几次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因忙于其它事情,一直没有答复你们,请你们原谅。我对你们部里的事情,没有调查研究,不能讲什么意见,希望你们根据十六条和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进行讨论,将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教育阵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阵地,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个阵地。关于……五位同志给陶铸同志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写的。对这张大字报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但是说这张大字报是“反革命”的大字报,针对这张大字报说:“谁反对陶铸同志就砸烂他的狗头”,这是错误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甚至扣押他们,更是错误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这样做。
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就是反革命,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的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革命的群众也不允许任何人假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
戚本禹
1966.12.20

可以看到这张大字报的出笼,上下配合很紧密,大字报贴前受到戚本禹(也包括我)怂恿,而大字报19日贴出,20日戚本禹就写信支持。这期间的联系就靠了现代通讯工具——电话;否则,上下联系如此“神速”和频繁,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明显,心态十分自觉。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最大、最严重的错误。戚本禹的信貌似温和,实际上把陶铸置于不受保护的地位。所谓“可以写大字报”,就是可以打倒。这封信确实是他自己写的,仿佛没请示江青(当时戚本禹住钓鱼台十六楼,江青住十一楼),也没有和谁商量(恐怕亦非戚本禹“胆大妄为”,他一定有所“本”——重要的“本”;对此,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封信在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后,可能当日就抄出,贴在中宣部院内图书馆前用以张贴大字报的席棚上。这封信的作用非同小可,它立即解放了我那位同学等五人。他们写的那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以及戚本禹那封信,离1967年1月4日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仅半个月时间,很难说这二者有什么联系,但这张大字报,特别是戚本禹的信,可以看作是陶铸将被公开打倒的又一个信号。此后,各文教单位关于陶铸的大字报就多起来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造反派们组织的“批陶铸联络站”成立起来了。“打倒刘邓!”也就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我除了积极支持这张反对陶铸的大字报之外,还做了一件反对陶铸的事情。大概是1967年1月6日或7日,戚本禹叫我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林聿时(也是关锋的朋友,“撒仁兴”三人集体笔名成员之一)打电话,他口授我用电话传:你们可以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把陶铸揪出中南海批斗。林聿时答:“好!”接着他跑到《红旗》杂志社找到周英(关锋的妻子),用红机子给汪东兴打电话,汪生气,把《红旗》杂志社的红机子给掐了。事后,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我的老师,当时住钓鱼台15号楼)把我叫了去,严厉地批评我:“你看,你们(指我和戚本禹)出这种馊主意,汪东兴把《红旗》的红机子给掐了,你看怎么办吧?!”我无言以对,只能静静地听他批评。需要说明的是,关锋并不是不同意把陶铸揪出中南海,而是戚本禹的主意让汪东兴掐了《红旗》的红机子损害了他的利益……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说了很严重、很错误的批判陶铸的话,在1967年2月8日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会上,我说:“朱(按:朱,是朱成昭,地质学院的学生,该院东方红第一届头头,也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发起人之一,并任第三司令部的第一届头头)讲斗争对象不是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这是错误的。陶铸、刘志坚、周荣鑫,中央文革点名前,就不知看了多少大字报,收到多少信揭发问题,12月19日在教育部,有陶铸的大字报,直到1月4日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名。12月30日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陶铸还是那个态度,两面三刀,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做坏事……”
上面所说我在打倒陶铸过程中所做的几件事情,当时都是诚心诚意做的,没有被谁逼迫。为什么这样?我对毛主席基本上是柯庆施所说的:“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接受和相信毛泽东关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认为中央真正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悬在头上,社会主义红色政权处在危机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政权。我贫下中农出身,对毛泽东,对共产党,有深厚感情,心想:“夺取政权,咱没赶上(因为年龄小),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这就是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决心,是自己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动力。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我也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仅相信毛主席的话,也相信江青、陈伯达和戚本禹的话。总之,一句话,我当时没有一点独立思考,随时随地都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话(包括只言片语)牵着鼻子走。

陶斯亮的两封信——

长贵同志:
文革是党和国家的灾难,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存在个人恩怨。我也作过错事,如在天安门向主席告邱会作的状,致使全军文革垮台。但这不妨碍我与邱会作儿子友好相处。文革中,我也必须要喊打倒“刘邓陶”,何况您?
其实您比我更惨,我好歹没有离开部队,没有丢掉专业,你可是实实在在在秦城蹲了七年大狱啊!但你不记私仇,仍能客观公正对待江青,让人感佩。记得谢晋有感于对审判“四人帮”之某些遗憾,曾想拍部影片,试图客观反映那段历史,惜未能如愿,但这足以说明他是个有独立人格和判断精神的人。我敬重这样的人。
你不是已著文讲陶铸是如何调中央的了吗?可以了,我同意你的提法。
陶斯亮2012.3.23

长贵同志:
我因连续出差,又想认真对待您的文章,故迟迟没动手回复,但愿不会引起您的误会。
读了您写的“陶铸究竟是如何被打倒的?”一文,再次被您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所感动,我基本同意你的论述。
我完全赞同你关于我党一些文革材料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说法,包括我的一些文章(母亲文章都是我写的)。我们总是在强调要实事求是,可永远也做不到实事求是,这真是困扰我党的一个悖论。江青纵然作恶多端,但说她反党反毛泽东是无论如何站不住脚的。
我曾对江青恨之入骨,认为我们家破人亡皆因她的陷害。但慢慢地我开始理性思考文革,觉得这种将文革浩劫一股脑推给江青和“四人帮”的做法,善意的解读是为尊者讳,但这种一推了之的做法,不可能彻底清算文革遗毒,致使极“左”思潮坐大坐强,因此,温总理忧虑文革回潮并非空穴来风。
我父亲没有读过几天书,更不精于马列理论,但偏偏生就一副诗人情怀。他热情似火,富有激情,有着湖南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这个没有刹车只知隆隆前进的坦克车,却特别钟爱文化人,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他这样的人,与中央文革那批秀才相处是注定要吃亏的。胡耀邦曾经对我母亲说:其实主席不喜欢陶铸这样英雄主义的人。具体的解读就是主席不喜欢像陶铸这样争强好胜的人。这里我特别想提一句的是,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所以,我同意你的结论,最后下决心搞掉陶铸的只能是主席。但主席不愧是权谋高手,在陶铸倒台的前夕还找他谈话,安抚他,还批评了几句江青。可怜的父亲,至死都宁可怪罪自己辜负了主席而不会对主席有丝毫的怀疑。弥留之际还向医护人员明志: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啊!我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更为他的愚忠而叹息!
至于我母亲,喜怒不动声色的她,在政治上比我父亲要敏锐。照理她与主席交情比与周总理要深的多,文革中没有主席的保护她早被造反派斗死了。回北京,中组部供养,并安排很好的住房,也都是主席的关照,她也对主席十分感激。她与我父亲生离死别不曾掉一滴泪,但总理去世却泪飞如雨。令人不解的是当主席去世时,全国哀恸嚎啕,但我母亲居然没有哭?我认为母亲在内心深处对主席的功过已界定的清楚,她依然认为他伟大却不一定永远正确。主席在父亲被打倒这一过程中起的作用,母亲心知肚明只是不说穿而已。父亲则一直认为自己是遭小人陷害,每每在诗中以忠臣直节自比。毛泽东不愧是魅力型领袖,能让父亲这样一条汉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还苦苦等待他的拯救。几乎老一代革命家都是这样的,挨多少整,吃多少苦,受多大冤,他们不怨毛主席,他们只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提到“四人帮”,我认为有学者和老百姓不同的认知,学者应该是严谨的,有时间概念的。但老百姓认为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一批人就是“四人帮”。其实这个词不是严格的政治术语,而是富有毛泽东风格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越窄越好,像王洪文这样的人与其他三人根本是不能等同而语的。
陶斯亮3/4

(本文写于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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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二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2月 01, 2018 4: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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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漫议毛泽东的帝王思想

鲁 丁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也是世界历史名人中评价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本文只想说明一点:在毛泽东的思想意识中,确实具有帝王思想。
毛泽东而立之年所写的词《沁园春·长沙》中就喊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36年到达陕北后,所作《沁园春·雪》里则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古代著名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等的藐视,直抒胸臆地宣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的《沁园春·雪》在陪都重庆传开后,当时就因其是否流露了帝王思想而在大后方文化、新闻界引起极大争议,成为一桩著名的历史公案。虽然当时一些左翼人士为否定毛泽东具有帝王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辩解,但在几十年后回头来看,历史事实最终使这些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明代李贽称秦始皇“千古一帝”,而毛泽东则在掌权执政后不止一次地公开说自己远超秦始皇,就是一个明证。
《孙中山年谱长编》和其他相关史料记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标语。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并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封建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封建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标语,否则决不上岸。
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孙中山不让喊他“万岁”。这是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境界。毛泽东似乎没有这个思想境界,或者说,他在这方面远逊于孙中山。
兹举几例事实:
其一,上世纪30年代在延安期间,被毛泽东赞赏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在毛泽东面前可以无所拘束,随便说话,有一天她大着胆子说,我看延安就像一个小朝廷。毛泽东顿了一下,接着说:“好啊,那你替我封封官吧。”丁玲信口说:林老,财政大臣;董老,司法大臣;彭德怀,国防大臣。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还没有封东宫、西宫呢!丁玲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
其二, 1980年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草案时,朱德秘书陈友群在11月14日的发言中说,毛泽东自己在1950年五一节口号上亲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是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时候,刊登在中直机关讨论简报第五组第三十二号(1980年11月17日)上的。
陈友群当年还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他绝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这件事情如此重大,他也应当不会有记忆失误。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的简报,也是很严肃的,是经过审查的,发表前要经过胡乔木把关。这方面胡乔木是个认真细致的人,他又是1950年五一节口号的当事人,陈友群的发言如果与事实不符,胡乔木肯定是不会让其在简报上出现的。后来李锐在2011年6月《毛泽东当年是要让人欢呼他“万岁”的》一文中也提到了此事。
其三,新中国建立前,在延安时期,被喊“万岁”的朱德是第一人,后来喊毛主席、朱总司令两个万岁,开国大典时还是两个万岁一起喊,而后被喊“万岁”的就剩下毛主席一个人了。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女老少,自发或被迫地每日每时声嘶力竭地大喊特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人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这一弥漫神州大地的封建主义回潮现象。
写于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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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重新解读1965年上海会议

舒 云

说明: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一步,而毛泽东却说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罗瑞卿。实际上罗瑞卿从不承认反对林彪,林彪也从未说他挨过罗瑞卿的整,更没有说过罗瑞卿要打倒他。本文是作者据2016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林彪传》中的一章重新修订的新稿。

“倒罗”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步

1963年9月28日晨,毛泽东批示:“今天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萧华、谢富治、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当天下午,毛泽东与九人的谈话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毛泽东提出:林彪长期生病,身体不好,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
自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报纸上经常是贺龙、罗瑞卿在一起活动的新闻。毛泽东看到罗瑞卿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搞到一起,他们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密切,这让毛泽东感到了不安。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讲话中提到:“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6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并宴请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提到“再过十年,在中国准备要出修正主义,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准要出来” 。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观看北京、济南军区汇报表演后,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还说:“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965年毛泽东有近一半时间在外地,他认为北京“空气”不好,并不断说:“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1965年10月10日、12日,毛泽东连续提到“要准备我们内部出修正主义”,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 ;还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的尾巴,我不干!”
20世纪50年代高饶事件前,毛泽东就有拿掉刘少奇的想法。到了1962年,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的不满更加强烈。可是刘少奇经营“一线”十几年,盘根错节,在拿掉他之前,首先要拿掉掌握军权的罗瑞卿。罗瑞卿把持了十年公安部,现在又执掌总参谋部,共和国的“枪杆子”都掌握在罗瑞卿的手里。拿下罗瑞卿,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中的第一步。
在打倒罗瑞卿前,毛泽东秘密安排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重新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动员彭德怀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又当面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当彭德怀离京赴川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修改,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随即各地报纸转载。彭德怀11月30日到达成都后不久就看到了这篇文章,气得大骂“简直是胡说八道”,并对身边人员说此文“表面上评的是一个戏,其实是打他彭德怀的耳刮子” 。
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同一天,杨尚昆被毛泽东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他的职务由汪东兴接任。11月15日,毛泽东下令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停职审查,由半年前出任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兼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短短五天,中央和军委两位办公厅主任相继被撤职。
11月21日,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的情况,他认为萧向荣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还不能说他是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林彪有同感,下令停止批萧(向荣)会议三天。11月25日,林彪指示:“这次把萧向荣同志的问题揭发出来,有很重大的意义。不然,让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的人,盘踞在部队重要领导岗位上,将来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彻底揭发,不要有顾虑。” 林彪这句话表明,第一不是他揭发的萧向荣;第二谁反对毛泽东、反对突出政治,都不行;第三萧向荣还是同志,即人民内部矛盾。林彪没有揭发萧向荣一个字。叶群对邱会作等人说:萧向荣的事使他们“为之一震” 。萧向荣一直是林彪部下,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115师宣传部长,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长,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他关于平型关大捷的日记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反响强烈。1952年萧向荣调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是林彪点的将。至于如何处理萧向荣,林彪左右不了,他更不知道,下一步就轮到总参谋长罗瑞卿了。

罗瑞卿误以为林彪要病退

罗瑞卿和萧向荣一样,同是林彪部下,也是林彪推荐他出任总参谋长的。相比之下,罗瑞卿职务比萧向荣高,他距离林彪更近。从历史上看,红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罗瑞卿是保卫局长;红军大学林彪是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平津战役结束,罗瑞卿想来四野工作,林彪、罗荣桓都同意,决定让他出任四野参谋长,因毛泽东坚持让他出任公安部长才作罢 。在林彪眼中,罗瑞卿是个得心应手的部下,有工作能力,肯干,身体又好,他如果不能当总长,大将中还有谁能当总长呢?所以尽管众将帅不断告罗瑞卿的状,林彪除了多次批评罗瑞卿外,还支持他继续工作。
有一次罗瑞卿汇报的时间较长,他几次要走,又几次坐下继续谈。送走罗瑞卿后,林彪的脸色很不正常,脉搏很快,又虚脱了。林豆豆急问:“需要不需要吃点药?”林彪吃力地说:“没什么,先不要吃药吧。谈的时间长了,有点累,躺一会儿就好。”过一会儿,林彪又说:“天这么黑了,总长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定会饿了,你们怎么也没有请总长吃点东西再走。我也忘了,我这个人老是不会注意这些事。”叶群看林彪瘫软在沙发上,急了,给他服了药,林彪感到好一些,叶群说:“明知自己有病,还谈这么长时间,把身体弄坏了,为难的又是我们。总长明知你有病,也不体谅一下。”林彪生气地凶她说:“我和罗总长都是谈工作,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叶群争了几句,出去对林豆豆抱怨:“总长也是,知道你爸爸身体不好,还谈那么长时间,把你爸爸累成那样子。”叶群怨林豆豆和李文普没有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谈。林豆豆说:“爸爸和总长谈话很多,我几次问过李文普,他说他们要继续谈,就不要干扰了。”叶群也说:“他们要继续谈话,也不好劝他们休息。”然后叶群去问林彪:“你们今天怎么谈那么长时间?”林彪说:“罗长子谈得很好,都是些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我和他具体商量怎么解决好。谈的时间长了,送罗长子走后,我才感到全身非常疲乏。”“总长工作有些难处,我得管一下,我还要找几个老同志谈谈话。” 不过事情就是这样矛盾。有时林彪身体好些,要见总长,碰巧总长忙于更重要的事而无法脱身,恰恰不能来;有时总长要来,又正逢林彪身体很坏,无法和总长谈工作,例如林彪大汗淋漓,处于虚脱状态,卧不离衾时。这种事在1962年后经常发生。
1962年春,林彪从外地回到北京,萧向荣来看望,叶群说:“今天早晨,罗总长打电话来,说要向101汇报工作,但一上午都没有来,101气得在电话上冲他发了一通脾气。”其实这中间有误会,罗瑞卿问林彪秘书昨晚睡得好不好,如睡得好,他想去汇报工作。但林彪秘书一直未回话,快12时,林彪让秘书要通电话,冲罗瑞卿大声喊道:“你说来为什么不来?我要做工作,要了解情况,你不来汇报,我怎么工作?”未等罗瑞卿回答,林彪便“砰”一声挂断了电话。下午,罗瑞卿在林彪午睡起床后当面向林彪说明情况,检讨自己疏忽的失误,并征求林彪的批评。林彪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了一句:“等人,心里就发急。”
有一次罗瑞卿正和林彪谈话,看见林彪女儿林豆豆来了,招呼她进去。林豆豆站在门口,听见罗瑞卿对林彪说:上次我打电话来见你,因为临时有外事活动,我说来又没来。叶群说:“林总身体不好,一天没吃饭,一直等着 ,等了一天,结果又没来。”林彪说:“上次听说你要来,我就等着你,我身体不好,见了好久没来,心里就急了,见到你,就高兴了。……”罗瑞卿刚要检讨,林彪马上说:“不说这些,你工作实在太忙了,我还不了解你,平时我们难得见面,今天在一起,我们心里都很高兴……”
罗瑞卿疏远林彪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如果林彪仍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是“棒打不散” 的。问题是林彪身体确实不好,而罗瑞卿的工作又多又忙,于是造成一些不愉快,也让贺龙、罗瑞卿同时对林彪的身体“忧虑”起来。1963年,萧华在天津养病,罗瑞卿专程去萧华那里商量有关军委领导的人选问题。罗瑞卿说:“看来,林总的身体不能再坚持工作了,中央要贺老总主持工作只是暂时的措施。”萧华说:“贺老总身体也不好,军委的领导责任早晚要落在罗总长头上。”罗瑞卿很高兴地说:“我们合作吧!”这件事萧华没有向林彪报告,是罗瑞卿下台后萧华秘书揭发的 。
罗瑞卿对林彪身体的关心,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罗瑞卿过去的讲话,三句话有两句都要带上林总如何说的,如何高明,以后的讲话则三句有两句都要带上要如何关心林总的身体。他甚至讲过:“我们身上的血肉,如果对林总的身体有利的话,我相信大家和我都会慷慨的。”罗瑞卿以“关心林总的心情”,说明林彪的身体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动员大家不要干扰(看望、汇报)林总,其次要萧向荣把关,对“随便干扰了林总休息”的人,还要给予批评。他的这些办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于是,罗瑞卿把傅连暲抬了出来,傅连暲在一次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上说:“我们对林总是尽量争取他多活些时间,别的办法是没有的。”给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时间了”,这席话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有些人就开始找自己的出路了 。
刘少奇说:毛主席提出培养接班人,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战备空前紧张,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坐着一个“病人”,总不是一件好事。据说刘少奇对罗瑞卿的工作十分赏识,要让他当国防部长 。罗瑞卿自己也认为林彪要下台了,下届国防部长可能要换人,所以1963年、1964年罗瑞卿的工作方针是“冷林热贺”,疏远林彪,亲近贺龙 。罗瑞卿翅膀硬了,也有些变了,不怎么登林彪的门,有些大的事情也不向林彪请示报告了 。甚至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罗瑞卿与林彪公开唱对台戏。不止罗瑞卿,贺(龙)胡子也领错了情 。
而此时,罗瑞卿的实际权力越来越大,他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没有任何一位总参谋长有过这么多、这么高的职务。那时毛泽东经常在外地,老帅都见不到他,而由罗瑞卿向各位元帅传达“圣旨”,包括林彪有时要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还需要罗瑞卿传达。位高权重,这难免让罗瑞卿“霸道”起来。
再看职务,林彪是国防部长,罗瑞卿是国防部副部长,又是排在林彪后面的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接林彪的班似乎顺理成章。林彪也讲过好几次,他要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但让贺龙和罗瑞卿都没有想到的,林彪的国防部长接班人是刘亚楼 ,而且林彪也没有下台。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公布选举结果,国防部长、第一副总理仍然是“老病号”林彪。
林彪对罗瑞卿的疏远倒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他放手让罗瑞卿干工作的嘛。林彪对叶群说:“罗长子抠得还挺细的嘛,对嘛。”叶群说:“那你过去讲话说过‘顶峰’、‘最高最活’呢?”林彪很生气地摇头,说:“有没有讲过,我忘了,我不过是照本宣读,也可能错,甚至错得更大。文字上的问题,怎么准确你斟酌,多听罗长子的意见,他接触实际多。”

叶群连夜对罗瑞卿“解释”

1964年5月25日,罗瑞卿主持作战会议已经一个多月了。林彪从第63期会议简报上看到罗瑞卿做总结发言,感到他确实对老帅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尤其在方法、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 。林彪秘书立即把林彪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秘书。当天夜里罗瑞卿回到家中,看到林彪关于作战会议简报的电话记录:“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部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要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
这中间还出现了罗瑞卿经办的“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高级干部定级,既有横向比,又有竖向比,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且关系到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众将帅纷纷向林彪告状,对罗瑞卿经办的“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有意见,而林彪事先一无所知。叶群查问秘书,才知道“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事先并没有报送林彪办公室。叶群给罗瑞卿打来电话,请总长来毛家湾谈一谈。那天夜里,叶群对总长说了许多尊重和赞誉的话。
叶群说:1962年以后,林总身体很不好。这几年军队工作如果没有总长,不会有这样好的局面。林总对你发了脾气,我相信你是不会见怪的,他只对像你这样的人才发脾气。你也知道他在家里总说你的好话。罗瑞卿直捶脑袋,痛悔没有想到,并极为感动地说:“军委会上的总结发言是秘书一个下午仓促搞起来的,事先来不及请老帅审阅。‘定级名单’也是秘书忘了送‘林办’,幸亏林总提醒我,不然以后我会犯大错误。”
叶群对罗瑞卿说:你不分昼夜的,一心想怎么把军队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负责,当然难能可贵。但是你忙得东跑西跑,也别使人觉得你好象是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有些事别看得那么太简单了,各个方面都要想到。林总是了解你的,但有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也许以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的,他们也不好说。特别是对最上面的事情,好心办了好事,你还不知道犯了什么忌讳。政治上你也请细心谨慎些,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这样,是否更好些……还是要多通气,要不然有些事情反映到林总这里,他都不好替你说话。今天总长专门来看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劝你不要来,我是怕林总认为我插手办什么坏事了。我听到一些反映,作为总长的下级,我感到有责任向总长反映,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见得对,供总长参考……
第二天,叶群拉着两个孩子专门对林彪说:“昨天晚上总长找我谈话,谈得很好,我可是非常尊重和团结总长的,完全是出于好意。”林彪说:“叫你不要插手,你又插手!”叶群说:“接电话的秘书和两个孩子都知道是总长一定要找我谈话的,叫我不要叫醒你,怕影响你休息。”林彪说:“谁知道你说了些什么?!”叶群说:“两个孩子可以作证。”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拉上儿女,是为了使林彪相信她是尊重总长的。在1965年9月之前的好几年,叶群在工作人员中总是说她怎样尊重总长,生怕林彪认为她在挑拨 。因为林彪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别人面前说总长和任何人的什么不好。林彪多次严厉告诫叶群:“不准干扰总长的工作。”还专门给叶群写了“要搞德智体,不要搞名位权”的大条幅,挂在她的床头。并规定不准摘下来,以至挂了好几年,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罗瑞卿的“霸道”引起众怒

1965年以后,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等认为罗瑞卿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聂荣臻和贺龙因各自分管的科研和军工有交叉,在人员、经费等方面产生了矛盾,甚至他们两人在会上当面大吵过 。而罗瑞卿站在贺龙一边,聂荣臻当然有看法。叶剑英分管军事训练,在南京军区抓大比武,后来却没他什么事了。叶剑英感觉罗瑞卿不很尊重他,所需经费也不那么支持,遂产生一些意见和矛盾 。
除了老帅,军内外也不断有人到毛泽东、林彪处告状。对于罗瑞卿的明显变化,林彪也感觉到了。1965年秋天他曾说:“1960年以前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反对我了。” 还有一次,林彪突然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 罗瑞卿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几次打电话要到苏州汇报工作,林彪都拒绝了,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行了。”
1965年2月底,罗瑞卿到上海,探望刘亚楼。刘亚楼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中间,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罗瑞卿)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要是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第二天,罗瑞卿到林彪处汇报工作。林彪说:“去年的军训,至少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但是,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部队中一些庸俗事,都会出来。以后快打仗时,还可以搞比武、搞突击,但今年不搞。”
1965年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第一个问题是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
5月2日,罗瑞卿到上海见林彪,只见室内桌上摆了毛泽东著作和党章。林彪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林彪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有关加强请示汇报的章节,接着又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林彪的口气比较缓和,但气氛十分森严。林彪读完党章,把书放到桌上,接着说:“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还不够。比如说,今年1月你来了,2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2月以后两个月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接着林彪口述五条:“1、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我在北京时,×日通气一次;3、我不在北京时,×月通气一次;4、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罗瑞卿将这五条记在本子上,并立即表示:“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到。”林彪说:“你办得到,那好。” 林彪要求罗瑞卿多尊重和请示其他老帅。
5月3日下午,罗瑞卿、杨成武去看刘亚楼。这时刘亚楼已经神志不清,医生打了一针,才恢复了意识。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说昨晚他去看了林彪。林彪发了一通脾气,说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解说词中只提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三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第一桌,把老帅安排在第二、三桌。林彪规定了五条,还一句句念党章和毛主席的话,罗瑞卿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但无论如何,林彪对罗瑞卿的批评,并没有作为后来罗瑞卿的罪状。

署名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65年8月3日,罗瑞卿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叶群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叶群热情地说:“你来吧!他(林彪)在想你,前天还在问你现在在哪里呢。”8月4日,大连正下大雨,沿途积雨云中还有雷暴。因与叶群有约在先,罗瑞卿仍坚持坐飞机到了大连。林彪一见罗瑞卿便用有几分不安的口气说:“啊呀,下这么大的雨也来了。”罗瑞卿汇报按林彪要求谈某地国防工事的进展情况,又汇报了为林彪起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的情况。罗瑞卿说:为起草这篇文章,军队在三座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康生领着钓鱼台的秀才们又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最后将分别起草的两稿合为一稿,看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摇了摇头。罗瑞卿又讲这一年用军队负责人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三篇,林彪问另两篇是哪两篇,谁决定写的,用谁的名义发表?罗瑞卿说:一篇是用他自己的名义,题目叫《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已在5月11日发表。这本是一篇讲话稿,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反希特勒法西斯胜利20周年大会,由罗瑞卿作报告,后来又决定不开会了,将这个讲话稿用罗瑞卿的名义发表。还有一篇是《光明日报》约稿,要罗瑞卿写一篇介绍军队三大民主的文章,罗瑞卿组织人写了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并建议用贺龙的名义发表。周恩来审阅后于8月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
8月21日,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办秘书郭连凯,今晚派飞机把《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稿送到大连,请郭秘书读给林彪听或讲讲要点,看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让郭秘书回话:“中央同意发表就行了,不看了。”
9月3日《解放军报》用三个半版的篇幅,刊登《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国人民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是无比坚强的,是战无不胜的。”林彪看了这张报纸,又让秘书郭连凯给他读过一些段落。
10月25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给林彪送去一份材料,他叙述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起草过程。中央原决定由三座门编写组负责写的,8月5日写出初稿,送钓鱼台讨论修改。8月11日,康生召开会议讨论这一稿时,根本没有把稿子拿出来,而把这任务拉了过去。8月15日,他们在三座门稿子的基础上凑了一个稿子,大家看后很不满意,唯独罗总长坚持说好。罗(瑞卿)要求三座门在五六天内也写一篇,和钓鱼台平行作业。此二稿起草好后,经邓小平、彭真等研究,决定以钓鱼台稿作基础,吸收三座门稿中好的段落。8月25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定稿,随后,三座门编写组即转而修改罗瑞卿将于9月3日首都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罗瑞卿在电话中嘱咐雷英夫,修改时将“三座门给林总写的稿子,未用到林总文章中去的东西,要尽量用到他的讲稿中去”。雷英夫便“恍然大悟”,决定同罗瑞卿“决裂”,并在编写组中传达,约定:“三座门的稿子一个字也不准用到总长的讲话稿中去,我们宁愿犯组织错误,宁愿受到任何打击,但决不犯政治错误,决不能让罗(瑞卿)的讲演稿超过林总的文章!”

罗瑞卿的问题“由毛主席定”

1965年暑期,“围剿”罗瑞卿的“风”已经在小范围掀起。
大约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邱会作走进休息室,看见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正在说话。他怕打扰他们,正想退出,两位老帅招手让他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没点名,但邱会作听明白了,罗瑞卿一向被称作“罗长子”嘛。叶帅对邱会作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这么大的事,叶剑英、聂荣臻是不敢定的。然而却没有听说林彪给谁打过招呼 。
6月间,叶帅把邱会作叫到军事科学院他的家中,专门谈“长子”的问题。叶帅说:“我才从林总那里回来,我向林总汇报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主席说,‘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林彪指出:长子这个人变了,可能是官大,权大,他一身从头到脚都是官。他当总参谋长之初,还注意总参谋长的身份,现在是独揽一切,他俨然是军队统帅了,把我和聂(荣臻)都不放在眼里,刘帅、徐帅和你(叶剑英)就更不在话下。我从1961年就开始敲打罗(瑞卿),毛主席说我是甩袖掌柜,我就敲打罗(瑞卿),人是我推荐的嘛,总是要负责任嘛!毛主席对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帅管民兵工作,你罗长子要听嘛,徐帅按主席的指示讲,没有错嘛。你罗长子不能耍骄傲,你对人家不礼貌,人家说我用的人没教养,这不对嘛。罗(瑞卿)这个人很会装自己的“腰包”。在南京军区着手总结的郭兴福军事训练方法,他开始不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劳硬抢过去了。长子同他的“同盟”(指贺龙)已经搞起了一个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杨成武、李天佑、吴法宪、萧劲光、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为他们的“争取”的对象了,有时还给他们穿小鞋。有的人不愿穿小鞋,有时还敢顶起来。
林彪曾对罗瑞卿提了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头;二是要多团结一点人,总是比不团结人好,你待人处事要把我(林彪)放进来,你看不上人家,人家会说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林彪说:我看对罗(瑞卿)还是批评教育,我尽到心了。怎么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要主席来定。叶剑英对邱会作说,他告诉林彪,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叶剑英和林彪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叶帅最后说:长子竟然咒骂起林总来了,让林总让贤、让权,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 。
1965年8月,叶剑英来毛家湾看望林彪,林彪有些不好意思。平时不管谁来看望林彪,林彪很少先说话,这次他主动说,他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叶帅笑了,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瑞卿)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叶群对邱会作、胡敏说:“我们知道主席对罗(瑞卿)的态度后,我都慌了神。这边罗(瑞卿)对林彪耍态度,可是别人以为罗(瑞卿)是仗着我们在耍霸道。”“那些年,林(彪)对罗(瑞卿)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评教育他,希望他改正并得到元帅们的原谅,同心协力搞好军队的工作。但罗(瑞卿)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林总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态度。”
1966年4月,叶剑英在批判罗瑞卿的军委会议结束时,有一个总结发言。他说:“毛主席对罗(瑞卿)的问题早有察觉。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说,罗(瑞卿)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过去打仗本质上都是政治仗;你们说罗(瑞卿)封锁林彪同志,他罗长子长期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瑞卿)不尊重各位老帅,这和彭德怀的错误是一样的;罗(瑞卿)在高(岗)、饶(漱石)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瑞卿)是个野心家,又专横跋扈,别人还不反他?!”
在“倒罗”的积极分子中,林彪有可能动员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这些军方人士,但谢富治却是林彪左右不了的 。从目前披露的材料看,在上海会议前,林彪从来没有表示过要打倒罗瑞卿,也没有召集任何人谈过罗瑞卿的情况。林彪虽然对罗瑞卿有过严肃的批评,但决不是想一棍子打死 。
林彪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不愿意自己分管的工作搞不好。罗瑞卿不和他通气,他不了解罗瑞卿的工作状况。面对这一大堆意见,别人会以为罗瑞卿依仗着林彪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所以林彪批评罗瑞卿,你要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旦老帅来找,我好帮你说话。否则老帅来了,我只能听他们说,我说不出话来。不能否认罗瑞卿“代理”林彪的权力后,有了骄傲情绪,对老帅不够尊重。林彪批评他,甚至狠狠地批评,都理所应当。但批评和打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批评并不意味着打倒,林彪一直想保罗瑞卿,直到最后还想保他 。罗瑞卿被打倒后,林豆豆曾问过父亲:“为什么打倒罗瑞卿?”林彪反问:“为什么打倒罗瑞卿?” 林彪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罗瑞卿的事是毛泽东定的。

毛泽东说“折中主义”到底指谁

1965年10月2日,林彪在上海找粟裕谈话,要他多到部队去跑跑,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向林彪反映 。
11月18日,林彪报送《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林彪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12月2日,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为什么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这个报告半个月后才批复?显然毛泽东是有感“折中主义”而发。可是,这个“折中主义”指谁?毛泽东并没有明说。
12月3日,林彪回复毛泽东:“12月2日主席有关55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林彪完全回避毛泽东批示中的关键字“折中主义”,是否表明他对“折中主义”心怀忐忑呢?
折中主义,顾名思义,是对几种不同的意见进行调和,毛泽东突然说的“折中主义”指谁?谁“对于突出政治阳奉阴违”?叶群认为毛泽东肯定是指罗瑞卿,她说:“主席对军队一个师的关于‘反对折中主义’,在军队现在就是针对罗的,以后还不知道要弄到谁头上呢。现在主席就看别人对罗抱什么态度。看样子,不单纯是为了整罗长子,还不知道有什么来头呢?”林彪气得全身颤抖:“管他什么来头不来头,只看对国家和人民是不是有利。搞折中主义,就是搞团结,不搞极左,也不搞极右,有什么错?解放以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是一次次的极左,现在哪里有什么折中主义?”林彪坚持要去找毛泽东,被叶群拉住,骗服了加倍的安眠药,叶群并交代李文普,他醒来后,一定要看住他,可别让他去找主席了 。
毛泽东的“折中主义”是指罗瑞卿吗?可是罗瑞卿明明不搞“折中主义”,否则他也不至于落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林彪心里很清楚,他自己才是坚定的“折中主义”者。在博古编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后附的小册子第49页上,林彪写:“对左右两方的坏皆打掉,对左右两方的好皆取来。” 在《列宁主义问题》第98页,林彪写:“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既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林彪口授,叫人写在《辞海》 上:“1、坚决的左倾高姿态,2、大胆的反对极左思潮,3、大胆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4、耐心的团结大量的中间分子,百分之九十。这四条合起来就成为正确路线。” 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页上,林彪写:“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在《四书章句集注》后衬第2至3页上,林彪写:“中庸即庸即常规即天命。”在《新华字典》第477页“庸”字条旁,林彪写:“守常即中庸,守天命。” 林彪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9页上写:“反对主观冲动,主张客观冷静,此即中庸,循天合即中庸。”林彪在《铜版四书集注》 上册第2页上写:“循天命,而不循主观冲动——中庸。”
林彪太崇尚儒家的中庸了,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至于毛泽东所说的“阳奉阴违”,更让林彪心中不安。积极主张突出政治的人,不是罗瑞卿,而是林彪,难道毛泽东所说的“阳奉阴违”,是指林彪吗?
林彪当然得不到毛泽东的谜底,但却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看出些许端倪。高岗遵照毛泽东之嘱搜集刘少奇的材料,1954年刘少奇没倒,高岗却倒了;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批总参谋长粟裕,批教条主义,粟裕换了个岗位,到军事科学院任职去了,而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倒了,继任粟裕职务的黄克诚也倒了。1965年萧向荣倒了,罗瑞卿也成了众矢之的。萧向荣是林彪1952年推荐的,罗瑞卿是林彪1959年推荐的,被推荐者倒了,推荐者会不会也被拉下水?
林彪病弱的身体怎么可以当国防部长呢?毛泽东十分清楚林彪的身体状况,为什么还硬要把林彪推到国防部长的位置上呢?叶群曾对林豆豆说:“幸亏你爸爸身体不好。什么时候身体好了,什么时候垮台,我们都得倒霉。”
关于垮台,林彪不是没有过心理准备。1965年2月底,关于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的检讨,罗瑞卿奉命向林彪打招呼。林彪听罗瑞卿汇报完,说:“罗(荣桓)这个人是好人,但是胆子小,总是躲着我,生怕我牵连他……广州会议 后,不知哪来一股风,说我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没有什么事嘛!我还受表扬嘛!”停了一会儿,林彪继续说:“我不会有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我决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我也不牵连他们。” “我垮了,一个不牵连,你们都走开,还可以揭发批判我,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罗瑞卿立即表态:“跟林总在一起,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总。” 以后罗瑞卿还说过:“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

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林彪

1965年5月,叶剑英就按毛泽东的意思打招呼了,不少老同志也向林彪反映罗瑞卿的情况,甚至“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向毛泽东报告。可半年过去了,林彪既没有找任何人谈罗瑞卿的问题,也没有向毛泽东报告。
林彪这一段在忙什么呢?一是关注战备,1965年初,他视察过人造山,还关注北京地下铁道开工。4月22日,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为备战进行游泳训练和学军事;二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在部队中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形成更加浓厚的学好人好事、做好人好事的政治风气,以进一步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就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准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一天,11月9日,林彪看《解放军报》11月3日刊登广州军区372团总结出抓活思想的60多个“怎么办”的消息后,指示广州军区负责人:这个团政治处深入连队,总结出抓活思想的60多个“怎么办”,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有政治工作条例、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由于连队新干部多,缺乏经验,很需要一些具体办法。这个团政治处深入连队总结的60多个“怎么办”,提供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活思想的具体办法,是一个创举。对加强兴无灭资的教育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有重要作用,值得在全军加以推广。可让部队讨论一下,看看究竟有那些经常遇到的问题,研究出一个全军统一的几十条“怎么办”,作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的具体办法。1966年,林彪多次谈到60多个“怎么办”,可惜因为文化大革命不了了之。
11月22日,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接见一些外国朋友。林彪在苏州等待毛泽东的召见。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毛泽东了,那时毛泽东冲在前面,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林彪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林彪吗?还能半途被召上山“积极”站在毛泽东一边吗?这次林彪表面上知道罗瑞卿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有意见,因此,林彪也有尴尬之处 ,更有难言之隐,他不知道毛泽东要如何处置罗瑞卿,他更不知道这场“与人奋斗”的结局,是罗瑞卿倒台还是林彪倒台。而从林彪本心讲,他既不希望自己倒台,也不希望罗瑞卿倒台,他仍寄希望于对罗瑞卿的教育。林彪认为罗瑞卿大不了像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一样,军队不能干了,到地方去任职好了。
11月26日,毛泽东在离开上海前,由罗瑞卿陪同会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参加外事活动。会见结束,毛泽东听周恩来汇报工作,要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汇报完,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
毕竟林彪身体不好,罗瑞卿又忙,向林彪汇报,有时并不顺利。1965年11月,罗瑞卿事先没有通知,从上海来到苏州,要见林彪。9月叶群去江苏太仓“四清”前交代:“不管谁来见首长,必须先电话告诉她再定。”秘书郭连凯和李文普来不及报告叶群,就说:“首长正在出汗,现在不能见。”罗瑞卿根本不相信,很生气,他又有急事要离开苏州,便要冲进去。郭连凯、李文普硬是挡住,不让罗瑞卿和林彪相见。罗瑞卿不知道不是林彪不见他,林彪也不知道罗瑞卿急着要见他,以后林彪为此事向叶群大发脾气。罗瑞卿在苏州这样被阻,过去从未有过 。
1966年2月,林彪、叶群才知道罗瑞卿来苏州被秘书阻止的事情。叶群说:“总长要像彭真等同志那样事先打个电话,本来也不至于出这个没相见的事。”林豆豆说:“要是爸爸和总长见面了,总长也不至于挨整。”叶群说:“你小孩懂什么?!整总长又不是因为你爸爸和他没有相见这件小事……你爸爸还蒙在鼓里,突然通知我开会,还以为要整你爸爸了。”
1965年11月27日午饭前,罗瑞卿到了苏州,刚一进林彪的门,秘书说林彪还没有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知道时间不宜过长。林彪照例拉手、让座,又拿出糖盒请罗瑞卿吃糖,一点看不出有什么风暴来临的迹象。罗瑞卿谈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了在广东、广西看地形及沿途的部队情况。罗瑞卿还汇报批判萧向荣的情况,认为对萧向荣的问题看得过重,林彪未置可否。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最后罗瑞卿问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林彪说没有了。罗瑞卿站起来要走,林彪又问:“你最近身体怎么样?”罗瑞卿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痛。”林彪说:“牙痛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不疼了。 ”
一切风平浪静,罗瑞卿按计划飞到大西南看地形去了。此时距离上海会议还有11天,而林彪和罗瑞卿既不知道,毛泽东即将拿掉“霸道”的罗瑞卿,也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

林彪从来没想到过打倒罗瑞卿,批评不等于打倒,他一向主张“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使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而上将陈士榘的大儿子想私自去苏联,被公安局扣留。陈士榘检讨就是过不了关,非说他是让儿子去打前站的。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指示:对陈士榘要“狠狠地批评、狠狠地信任,狠狠地使用”,保陈士榘在政治上过了关 。1960年底有人要把韩先楚打成“彭黄漏网分子”,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当时只给韩先楚传达林彪的前一句话,韩先楚气坏了,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韩先楚当面问,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 。对于粟裕,林彪也是全力使用,听取粟裕的意见,鼓励粟裕多下部队。
1965年11月,叶剑英到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叶剑英没想到隔墙有耳,被叶群、林豆豆听到了 。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对罗瑞卿的事情表态,林彪借口身体不好婉拒了。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11月30日,毛泽东主动将叶群召到杭州,想就罗瑞卿与林彪的关系问个究竟 。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叶群才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罗瑞卿的问题的 。叶群说:“我们知道主席对罗(瑞卿)的态度后,我都慌了神。这边罗(瑞卿)对林(彪)耍态度,可是别人以为罗(瑞卿)是仗着我们在耍霸道。”
此时,叶群在江苏太仓县农村,毛泽东、江青让她和林豆豆去搞“四清” 。如果叶群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她怎么敢在毛泽东面前说罗瑞卿的坏话?罗瑞卿也是毛泽东的亲信啊。因为林彪与罗瑞卿的关系太近,叶群担心,如果林彪再不表态他也会成为“罗瑞卿”。黄克诚等人不就是因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而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吗?林彪当然不愿意受到牵连,不得不同意叶群陆续搜集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批材料中包括李作鹏等人提供的材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揭发等,刘亚楼临终前4月15日给罗瑞卿的一封信,这是家人整理刘亚楼遗物时上交的,信的内容是对罗瑞卿大为不满,这份材料是11份材料中分量最重的一份 。还有一份关于《罗总长到处宣传林彪同志拒绝接见罗荣桓同志》的材料,这是叶群张罗的,她要“林办”秘书关光烈等人签上名。叶群的这批材料当面交给毛泽东后,包括这次林彪给毛泽东的信,都作为12月上海会议的秘密文件印发。
11月30日下午,张耀祠应约到杭州空军疗养院面见杨成武,还没说几句话,叶群来了,说:“我这次来,是林彪委托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说完,叶群很神秘地离开了会客室。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折回来,对张耀祠说:“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主席。”张耀祠把信退给了叶群。叶群拿上信离开了会客室,也没有向张耀祠说要见毛泽东 。
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此致 敬礼 林彪11月30日” 。
林彪这封短信表达了四层意思,第一,不想背“倒罗”的黑锅,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第二,为什么迟迟不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的健康。”第三,从叶剑英处“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你报告。”第四,“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而毛泽东始终没有召见林彪谈罗瑞卿问题,更没有在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上征求过林彪的意见。
林彪信中没有提罗瑞卿的名字,也没有提“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的名字。张耀祠说:“除杨成武与主席面谈外,叶剑英也与主席单独谈了话。” 在叶群之前,这几位“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向毛泽东汇报过了。

叶群对毛泽东谈了些什么

毛泽东住在杭州汪庄。12月1日早晨5时,他提出要见叶群,吴旭君叫张耀祠赶快打电话叫叶群快点来。过了一会儿,叶群来了,毛泽东早在会客室等她了。张耀祠说:“主席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而张耀祠三次进去催促,毛泽东都没有说什么,叶群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4小时55分钟。张耀祠听到几句,叶群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有关系,但他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毛泽东和叶群谈完话,叫她把材料留下,还交代要绝对保密,特别注意安全,不能让罗瑞卿知道你来过杭州。毛泽东让汪东兴送叶群回苏州,他自己也立即离开杭州 。
叶群回来对林彪说:主席在杭州见我,谈了几个小时,叫我吃了午饭,又接着找我谈,我主要讲“四清”,一直谈了一天。我几次要走,主席不让我走。问来问去,就问到罗长子。主席说,听说罗长子有事不找林彪。我说你长期在外休养,具体工作叫总长多请示其他老帅,罗长子和你也就通气少了些。主席具体问了罗瑞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主席说(罗瑞卿)也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几位老帅发言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主席还问,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都没有?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这些是什么意思。我听了很紧张,我就照实说了具体情况,说你不怪总长,是你让总长大胆管的。主席听了不满意,说我是有话不敢讲。主席说他早就讨厌罗这个长子,开国大典那天,上下天安门的路线,非要他说了算数不可,我走一步,他跟一步,路都是他定。实际上他是要“炫耀自己”、“出风头”,从那天起我就讨厌他了。叶群极为震惊地摇头,主席对开国大典那天这么一件小事,十多年了,怎么还记得这么清楚(以后叶群要求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定要走在毛泽东的后面)?主席讲罗长子限制了他的自由,他当公安部长,我真受罪,后来幸亏他没有继续当公安部长了。主席还说罗长子这么狂,发展下去,很危险,说他早就看出罗瑞卿这个人“将来有野心”。叶群说,这当然不是指罗长子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他已经身兼党政军好几大重任。你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他了,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你叫他代表你去参加的,也是主席、中央同意的。不存在“篡国防部长的权”,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我听主席讲的意思是指罗长子要篡党的接班人刘少奇的位置,这你怎么好去保他呀?可这次会议上又说罗长子篡国防部长的权,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林彪对叶群大发脾气:我早就交代你,不准说罗长子的坏话,你在杭州背着我搞什么鬼?叶群说我可没有背着你搞什么呀,主席见我,我只想着给主席汇报“四清”。主席问了罗长子和你的事,我才反映了一些一般情况,说我也没有发觉总长有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让主席知道罗长子和你没有太密的关系,没有搞什么阴谋。罗长子是你的部下,不说一下也有个责任问题,叶群还说主席当时也没有说要对罗长子怎么样。你也知道,主席多年说话不算数,决心多变,刚刚说的话马上就推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当时听了很紧张,不知道到底真的要整谁,感到又要“钓鱼”了。我可没想到主席要整倒总长呀,我说总长的坏话,对我有什么好处?
叶群如此积极供出罗瑞卿的材料,主要还是想保住林彪,她当然不能叫罗瑞卿把林彪拉下水。而毛泽东从叶群的“滔滔不绝”中,也从林彪一贯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中,摸到了林彪对罗瑞卿批评教育的态度,决定让叶群参加上海会议。毛泽东选择上海召开秘密会议,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林彪、叶群在上海,他才可以越过林彪叫叶群来开会,如果在别的地方开会,林彪不一定会让叶群去出席。

上海会议的密级前所未有

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是毛泽东定的。会议开得太突然,相当数量的高级领导人从各地被召到上海锦江饭店,却不知道开什么会,更没有发材料 。
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刘少奇、贺龙蒙在鼓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负责人也感到突然。甚至周恩来也不知道毛泽东召集会议的内容。12月5日,周恩来飞往上海,邓颖超问: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周恩来说是毛泽东召见。邓颖超问大概要多长时间,周恩来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周恩来当天到达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4层,毛泽东召见了他。晚上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的行踪。此时刘少奇出访亚洲四国回来,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知毛泽东要开会,立即飞往上海 。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工作人员,“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 ,于8日上午来此;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焕、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病,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12月8日上午来此。”“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12月8日来上海。”“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参加上海会议的人选,是毛泽东拟定的,共61人,其中军队34人。毛泽东点的这些人并不是上海会议的全部,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叶群等。从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员看,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只用一个“扩大”来概括会议的范围。
12月7日,叶剑英通知吴法宪:“毛主席决定,从8日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至于会议的内容,叶剑英始终没有透露 。临近中午,廖汉生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赶到上海,而当时他正在邯郸的户村,时间只有一天,在他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还从来没有这么紧急的。廖汉生立即离开户村,乘汽车赶到邯郸市,搭乘15时的火车,22时到达北京。
虽然在毛泽东的名单中朱德、廖汉生是两批,但12月8日上午,廖汉生和朱德坐的是同一架飞机。廖汉生问朱德:“这么紧急的会议,是什么事情?”朱德摇摇头,说他也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廖汉生感到非常惊讶。会议这么紧急,又这么保密,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做法,他只好猜测,大概是讨论和部署有关打仗或是准备打仗的事情 。
李雪峰也是12月7日从河北永年县的“四清”点赶回北京,12月8日与朱德、廖汉生同机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正在苏北乡下“四清”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接到中办通知,要他到上海开会。张爱萍问:“会议的议题是什么?”回答很客气:“我们只授权通知会务接待事项。”张爱萍坐上火车,一路准备发言提纲,他准备就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教育的问题,向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车到上海,晚上见到叶剑英,才吃惊地知道罗瑞卿犯了“篡军反党”的严重错误 。
与会者一出机场就拉到锦江饭店,还没喘口气,马上开会。会前大家都不知道会议内容,在主席住所休息室等候。谢富治东张西望,发现罗瑞卿没有来。于是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其他人都站在一旁闲聊,没有谁去搭理他。谢富治这边转转,那边看看,还是没有看见罗总长,他又问:“罗总长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叶剑英看他老是问这个事情,便说:“主席不会忘事。”看来叶剑英已经知道了一点来头 。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亲自把与会者分成几批召到上海,并不说开会,只说“一谈”,可见上海会议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召集与会者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第一批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谢富治是“倒罗”的主要人物,开会的头一天下午到上海。而邓小平等是本日或明日,其余两批是明日上午,即到上海的日期就是开会日期。而且在会议开始的两三天后,仍有后补进来的,如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副总参谋长王新亭等 。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极其秘密,规定不许记录。会议文件以前都是中央办公厅分发,而这次是毛泽东秘书直接给与会者送上门 。这些文件不能交给秘书,由首长本人保管。

关于“让贤”的两种说法

突然召开的上海会议,林彪事先毫无所知。林豆豆亲耳听叶群对周恩来说:“突然通知我们开会,我在搞‘四清’,林彪同志在苏州养病,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了,我们很紧张,会议开始后才知道是关于罗长子的事。”周恩来说:“中央常委事先都不知道,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邓)小平、彭真等同志都感到非常突然。”
叶群也同样感到突然。上海会议分三个小组,叶群在小组会上分三次作了十个小时的发言。她在发言中首先说:“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回来,没有很好地准备,只讲我了解的情况。过去对罗(瑞卿)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头一次有机会走上中央会议的讲台。……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罗(瑞卿)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1964年,罗(瑞卿)就逼林(彪)退位。国庆节后,罗(瑞卿)见林(彪),厉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彪)气得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瑞卿)讲的这些话。”
关于“让贤”,林豆豆是另一种说法。罗瑞卿快人快语,就新老接替工作向林彪汇报,讲过有些老干部应该主动“让贤”,“病号就要像个病号的样子”,“不要挡道”,但这并不是针对林彪,而是针对一种现象。罗瑞卿说部队工作什么都好办,就是有些资格很老的老干部最难办,给他安排工作,他说有病不干,让他退休,他又不退,长期住在招待所发牢骚说怪话。林彪说对这样的事,不能性急,要想到这个工作比打仗还难得多。罗瑞卿说做这样一个老干部的工作,比指挥一个战斗确实难得多。林彪说:“有些老干部的工作,你不便做的,我找他们谈。”后来林彪找了一些老干部谈话,这些老干部表示感谢林彪对他们的教育、提醒和关心,表示今后一定注意和改正。
关于“让贤”这句话,原是林彪多次说出来的。1959年后,特别是1962年后,林彪多次对总长说自己身体不好,是应该“让贤”的人了,“军队工作要求总长多管,大胆管,有什么责任我承当!”“多请示其他老帅,多注意团结其他各个方面的同志。”叶群同样多次对总长说过林彪“让贤”的话。在总长和林彪这次谈话中,总长也确实说了关于“让贤”的话。但他说这个话是指“即将退休的和不宜继续服役的部队老干部对待年轻优秀干部应有的风格”说的 。
有毛泽东的批示为证。1964年11月25日,总政治部编《政治工作简报》上提到,自总政治部1962年12月下发《关于妥善安排年大体弱老干部的通知》,抓得较紧,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思想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二是住房。12月2日,毛泽东对离职休养老干部安置情况材料批示:“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
但是,叶群为什么要在上海会议这样讲罗瑞卿?毛泽东对罗瑞卿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彪并不知底 ,叶群也同样一无所知。可是,罗瑞卿的总参谋长是林彪推荐的,林彪能跑得掉吗? 1959年彭德怀倒台时,凡是说彭老总好话,甚至同情的,如黄克诚、万毅、邓华、洪学智、钟伟等,都成了彭黄分子,被撤销了军队职务,到地方任职去了。叶群决不想让林彪也遭此下场,她当然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全力保林彪过关。

到底刘亚楼有没有说过“四条”

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十个小时发言中,提到刘亚楼病重时转达罗瑞卿的四条意见。在所有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中,刘亚楼临死前说的“四条”无疑是重磅炸弹了。刘亚楼对叶群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瑞卿)交代的。”
1965年2月,罗瑞卿和刘亚楼躺在床上,密谈到天黑。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杨成武在中央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有一个长篇书面发言,其中提到“四条”。杨成武说:“1965年2月14、15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瑞卿)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决不会亏待你。”
叶群在上海会议上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彪)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亚楼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彪)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瑞卿)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的路上小孩都说:‘刘(亚楼)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彪)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叶群接着说:“2月19日,刘(亚楼)要见(林),刘(亚楼)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瑞卿)、尊重罗(瑞卿)。林(彪)说:够放手了。罗(瑞卿)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瑞卿)要一分为二。林(彪)无意中说罗(瑞卿)看人不准,1962年罗(瑞卿)要某某某当总长。刘(亚楼)听后大惊说:‘哎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我是贫农的儿子……’这时刘亚楼对我说:‘……我一夜未睡,罗(瑞卿)不好,请林(彪)警惕,还要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彪)退出军队。’刘(亚楼)哭了,说对不起(毛)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邓小平说“死无对证”,真的死无对证吗?
“九一三”事件后,打倒罗瑞卿的罪名安到林彪头上,为什么非等刘亚楼死后才揭发?所以认为“四条”是子虚乌有。其实,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林彪保护罗瑞卿。叶群在上海会议发言时说:刘亚楼不敢向林彪转达,压了好几年才对她说,而林彪一直没有把刘亚楼的“四条”汇报给毛泽东。到1965年8月“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四处打招呼,林彪仍没有端出这“四条”。直到上海会议前一个星期,打倒罗瑞卿已成定局,叶群才向毛泽东说出了刘亚楼的“四条”。
罗瑞卿、刘亚楼搞“四条”是有基础的,罗瑞卿是起始者,刘亚楼是被利用的。一次,罗瑞卿在办公会议散了以后,闲谈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现在中央领导中都让别人塞满了,林总这个人向来都不注意自己的地位,更不为别人去考虑。”刘亚楼接着说:“我也是同感,我看可以同101谈谈心。”
刘亚楼病重期间,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和办公室主任王飞一直守在他身边,听刘亚楼和罗瑞卿议论过谁当总长。现在看,说“出”政治舞台,不是下,而是上,让林彪登上政治舞台。林彪上去了,国防部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空司令员吴富善等人在海南岛的鹿回头招待所也议论过:林彪上去了,空出位置,国防部长由罗瑞卿当,总参谋长由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员谁谁谁当。这样一安排,就棒了。1964年底,刘亚楼在杭州召集空军参谋长梁璞和姚克佑、王飞讨论空军条例条令。上海空4军政治委员江腾蛟派一个上尉送来一封信。几个人中就王飞资历浅,他又是“秀才”,刘亚楼就让他拆开念。信上只有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许(世友)司令、杜(平)政委、王(必成)副司令都同意司令员当总参谋长。”刘亚楼马上说:“乱弹琴!烧掉,烧掉!”
刘亚楼知道林彪的组织观念非常强,一直没敢说“四条”。后来刘亚楼病重,他终于在病床上对叶群谈了,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罗瑞卿交代的“四条”意见。刘亚楼临死和罗瑞卿大吵了一架。刘亚楼逝世后,翟云英给吴法宪看了一封罗瑞卿给刘亚楼的信。罗瑞卿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刘亚楼夫人翟云英说,刘亚楼看了很不满意,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 。1965年5月初,刘亚楼开始便血,神志也模糊,说不出更多的话,只反复说两句话:“毛主席重要,101(林彪)重要。”
林彪把刘亚楼拉了回来,是经过杨成武多次谈话之后,刘亚楼才觉悟的,刘亚楼在1965年春天最后说:“我把罗瑞卿这个野心家没有看清楚,真伤心!我认识林总以来,就只有这一次对不起他!有关向林总提建议的内容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了,我请你把这个本子交给林总,这就是我的交代。”毛泽东看了刘亚楼的本子之后说:“刘亚楼是个好人。临动身之前(即死之前)把问题说清楚了,还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
刘亚楼因患肝癌于1965年5月初去世,去世前的4月15日,他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对罗瑞卿表示不满,生前没有交出去。在1965年上海会议时,刘亚楼信作为证明材料发给了与会人员。刘亚楼信比叶群的发言有力量得多,现在传言邓小平对此事说是“死无对证”,怎么死无对证?刘(亚楼)生前的信还在嘛!
林彪没有在上海会议上露面,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甚至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林彪事先亦毫无所知,事后也不知道多少发言的内容。林彪没有对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说过罗瑞卿的任何不好,毛泽东也从没有对林彪说过罗瑞卿有任何问题。批判罗瑞卿好多天了,叶群还对林彪搞封锁。一位秘书“不慎”念了部队“批罗”的反映,林彪问怎么回事,叶群立即把这位秘书赶走了。关于罗瑞卿的悲剧,还有一些情节,更令人难以置信 。
上海会议结束后,大多数与会者仍不知就里,甚至人心惶惶,林彪也是如此。林豆豆见林彪对叶群大发雷霆:“谁叫你发言的?!”叶群说:“我不是中央委员,哪有资格参加会议,在会上发言?是主席指名叫我参加会议,我才参加的。我本来只带耳朵不带嘴的。”“我到会后,又是主席亲自点了我的名,专门通知和催了我好几次,叫我发言。我一直拖着,根本没打算发言。到会的同志都表态了,好多人批罗长子批得厉害,就是你没有出席会议,我们没有表态。主席又强调一定通知我发言,逼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讲了讲。因为事先毫无准备,连个稿子也没有,就边想边讲你和罗的关系。我要是不讲,也使总理等领导同志为难了。我在外面受逼,在家里又尽受气,弄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自上海会议后,毛泽东事先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完全违背林彪的意愿,就擅自指令叶群代表林彪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人员知道,叶群在家里,关于“两头尽受气,把我夹在中间,这样下去,我简直没法活了”等等这类话说得更多了 。
上海会议后,叶群带林豆豆到上海锦江饭店去看周恩来,谈了七八个小时,连午饭也没吃,林豆豆一直在场。叶群说她本来不愿在会议上发言,总理通知她讲一讲,她就讲了一讲。周恩来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叫我一定通知你讲一讲,主席对我说‘要叶群在会上讲一讲’。”周恩来对叶群说,主席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后,怕罗长子在云南搞“政变”,就叫对云南加强控制,还问罗长子会不会逃到国外,周恩来说不会。叶群还说:“上海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和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开得都怪。那次庐山会议,事先只说开‘神仙会’,结果突然把彭德怀整掉。这次会议是趁罗长子出国访问 时,突然整掉罗长子。罗(瑞卿)夫妇从云南坐飞机到上海军用机场,一下飞机,就被逮起来了。”
叶群曾对王飞说:“到最后,林彪还是想保罗瑞卿。”叶群出点子,林彪采纳,让罗瑞卿自己写报告辞去军事职务,还可以保留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罗瑞卿写了辞去军职的报告,所以上海会议对罗瑞卿的组织处理,只撤掉罗瑞卿的军队职务,保住了两项地方职务。这也是林彪当时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
上海会议结束时,罗瑞卿回北京,是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合乘一架飞机。中央警卫局副处长孙勇向各家宣布乘飞机名单时,高振普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乘一架飞机呢。周恩来卫士长成元功也有同样的想法 。

林彪没有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上海会议结束两三天后,叶群对林豆豆说:“你爸爸知道总长‘出事’后,成天低着头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主席。”第二天,叶群对黄永胜和萧华也说了同样的话。叶群专门交代李文普注意防止林彪去找毛泽东。叶群首先急着要林豆豆去劝慰林彪,林豆豆不去,她就把林豆豆拽到林彪面前。这时林彪头也不抬,正凄然泪下。叶群叫林豆豆去劝,林豆豆没动,叶群就在背后使劲掐她,林豆豆还是没动,只叫了一声“爸爸”,她实在不忍见他如此伤心。
林彪泪眼红红,看了女儿一眼,便猛地站起来,要冲出去找毛泽东。叶群紧张了,把林豆豆推到一边,把林彪按在沙发上。林彪全身颤抖,悲愤得直跺脚,流着泪大声说:“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背着我?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叶群见他声音很大,急得直哭。她怕工作人员听见,赶忙把门关上,劝林彪说:“求求你,求求你声音小一点,冷静点!你这样伤心,脉搏又这样快了,你身体受不了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呀!”
叶群说:“可是这次会议上又说罗长子‘篡国防部长的权’的问题,弄不清怎么回事?”林彪气得发抖,说:“罗长子篡我的权,这真是笑话!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嘛,是我有病让贤,叫他对军队工作大胆管,多管的嘛,我不找主席说清楚,不是太冤枉罗长子了?我也冤枉呀,这么大的事他不找我,我得去找他!”林彪说完就站起来,又要去找毛泽东。叶群还是把他按倒在沙发上,劝他说:“主席突然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听说是为了防止罗长子‘搞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席掌握了罗长子什么事实,我们长期在外面休养,我们和罗长子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去保?到时候就该说你在背后怂恿罗长子‘搞政变’、‘篡接班人刘少奇的位’了。你去保他,还以为是你心里有鬼,怕牵连,想捂住什么事,保你的兵权呢,这你怎么能去保呀!何况现在中央已经开会作出决议了,越保越糟。让主席去查嘛,查不出什么事,看主席怎么办嘛!不然主席老是对你和罗(瑞卿)的关系不放心。”林彪摇头长叹,泪流不止,说:“主席事先找我谈一分钟的话也好嘛。”
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专门来看林彪,劝说林彪的口气是从未有过的:“可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不然这样下去要犯大错误。听说上海会议开始后,你一直没有出屋子,主席很关切。罗瑞卿的问题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是有野心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这是为了防止他搞军事政变。”事后叶群对林彪说:“(杨成武)是通着主席的,这么急专门来看你,劝你的话,口气那么大,不会是他本人的。不是一般的话。看来是专门来传达主席的意思的。”
杨成武和林彪告别临上车时,看见林豆豆,便说了一句:“豆豆写的材料,写得很好。”林彪听了茫然不解,叶群立即把话岔开,叫林豆豆陪她送送杨成武。林彪回头还问林豆豆:“你写了什么材料?”上海会议后,叶群把林豆豆拉到秘书办公室,要以林豆豆的名义写一个关于1964年林彪和罗瑞卿谈话的材料,说是大会要。以后林豆豆才知道,实际上是为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写书面材料。叶群对林豆豆说:“主席批了罗长子,中央都开过会了,作了决议。你爸爸不与人来往,这么大的事,他还蒙在鼓里。他那么看重感情,怎么能听他的?他的态度暴露出去,会闯大祸的。”叶群仍然叫林豆豆写关于罗瑞卿的材料,说不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只是留个资料放在她的箱子里,谁也不让看。林豆豆说:“爸爸和总长那次谈话,谈得很好嘛。总长的话有什么问题,我也没听到多少,我怎么能写这个材料?”叶群把笔塞到林豆豆手里,叫她非写不可。林豆豆按事实写了几行字,叶群一看,撕得粉碎,说:“这怎么行?”叶群叫赵根生和林豆豆一起写,还是写不出。叶群火了,由她口述,赵根生整理,她修改后,逼林豆豆抄写。林豆豆迫于无奈,尤其是以为罗瑞卿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便胡乱抄了一下,有的地方把罗瑞卿的名字写成了叶群的名字,把叶群的名字写成了罗瑞卿的名字。叶群也没看,就送到萧华那里。得知林豆豆把名字写错后,叶群当众对林豆豆大发脾气,说她“故意捣乱,是故意抄错的”,甚至说她“搞政治陷害” 。其实叶群在上海会议上所讲的,事后并没有得到重视,因为叶群讲的都是些个人关系的琐事。后来下发中央文件,根本没有叶群的讲话,而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谢富治的发言作为附件下发了。
1969年及以后,叶群曾拉着林豆豆的手对林彪说:“主席整掉罗长子原来是为了解除你的兵权,为搞掉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做准备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你能保得住吗?主席就是要以你的名义整罗长子,就像开始要以彭真的名义批什么‘三家村’,以刘少奇的名义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你要是身体好,管事的话,像战争年代,像东北时期那样对主席,凭你那个思想和性子,早完蛋了!”
罗瑞卿坚决不承认反党、反对毛泽东。3月18日,罗瑞卿跳楼,跌断了脚骨 ,批罗会议重新背对背。3月22日,根据中央指示,会议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领导,以及此前缺席的军队负责人。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的报告》,认为罗瑞卿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同时批转的还有六个附件:叶剑英《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谢富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同志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萧华《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罗瑞卿同志3月12日的检讨》;1966年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志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毛泽东1966年1月5日在南昌同杨尚昆、方志纯等人谈话时,说罗瑞卿“这个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 而在处理罗瑞卿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而林彪人在上海,却没有出席1965年的上海会议。回到北京,他仍然没有出席批罗会议,也没有揭发罗瑞卿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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