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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八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0月 01, 2018 9: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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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9月30日第118期(增刊)


本期目录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9〗

生逢乱世

陈永迪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革委会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钱佩娟 一个地院家属所知的“蔡派”

附录1 王大宾 地院东方红内部的不同意见与派别
附录2 聂树人 “朱派”与“蔡派”
附录3 聂树人 “9•4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附录4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

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王秀允 关于聂树人抓周永璋

附录1 聂树人 捉放周永璋
附录2 一个政治阴谋的破产
附录3 关于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残余势力残酷迫害周永璋等同志的

紧急严正声明

附录4 我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句话——周永璋狱中的信
附录5 血债要用血来偿!

阅史漫笔

蔡新平 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地院革委会镇压“高安郑反革命集团”
附录1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附录2 地院《东方红报》有关“打倒高安郑”的部分文章题目汇编
附录3 《王大宾回忆录》中提及高、安、郑等人的文字
附录4 聂树人 对“打倒高安郑”的反思

史林一叶

蔡新平 北京地院文革中的一个“为什么”
——谈“高、安、郑”在地院文革中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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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专辑9〗说明

本专辑集中于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工宣队进驻之前的一段历史。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意味着造反派的失势与挨整。从全国文革的发展脉络看,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普遍性”概念。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总是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在那些造反派较早占据优势并较早夺权建立起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可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或单位,情况就大有不同。在那些地区或单位,造反派成为“新生红色政权”的掌权者(那时还没有工宣队一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些地区或单位由造反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就开始对其治下的“非我族类”——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持有异见的造反派,,不管是“走资派”还是“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一律毫不含糊、毫不手软地大搞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大刮“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使该地区或该单位的文革历史陷入又一个充满“红色恐怖”的“黑暗时期”。这又在“特殊性”中体现出了“普遍性”,即文革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不论是造反派掌权还是军人或“革命干部”掌权,都是要“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落实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都是不讲(也根本不懂)民主与法治,都是无视人权的。
本专辑中附录的一些当年油印传单资料,系由张运钧、李颖、蔡新平等录入提供,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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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革委会
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陈永迪

许多人不知道朱成昭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是御封的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但是许多人不知道北地东方红还有一位比王大宾更有思想深度更具“领袖”风范的负责人——朱成昭。1967年3月以前,朱成昭一直是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如果说三司有“司令”,朱成昭就是。朱的父亲是新四军老革命,时任上海市建工局副局长,随着运动的深入也受到冲击,导致朱成昭对文革的看法随之发生改变。
在朱成昭思想转变过程中,叶向真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是东方红的一把手,他的重要言行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汇报上去。朱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暴露后,中央文革派工作人员王广宇到地院传达了陈伯达给他的一封信,陈伯达警告朱不要掉到茅厕里成为又臭又硬的石头,赶紧悬崖勒马!2月4日在地院东方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朱成昭借检讨之机,将他对文革的看法系统地归纳为“八大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中央文革运动群众,大串联搞早了,联动抓多了,国民经济搞垮了” 。在私下里召开的“秘密”会上,朱成昭对文革还有更尖端的看法,他说:“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八大观点”表明朱成昭并未“悬崖勒马”。不知出于何目的,这封打击朱成昭的信中央文革并未要求公布,却被朱成昭公布了。朱主动将自己置于中央文革的对立面,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此后,我在大字报区看见3月4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首都红代会工作人员的报道会上的讲话,戚本禹说朱成昭“刚愎自用”,应该“闭门思过”,从此朱成昭走上了不归路。
1967年4月3日,北京地质学院成立革委会,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地院革委会主任。
限于认识水平,我当时并不赞同朱成昭公布的“八大观点”,认为文革的主流是好的,中央文革是正确的,对群众运动要像大革命时期支持“湖南农民运动”一样说“好得很”。虽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只觉得他太偏激,看问题主次不分,把缺点看大了。

朱成昭给我的第一印象

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我只是个小角色,甚至角色都谈不上,仅为普通一员。东方红总部和核心组的成员都是1966年6月份反对工作组的“老造反”即参加“6·20游行”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那时我和一些同学还在山东胜利油田毕业实习。待到7月初回到学校,工作队正手握“尚方宝剑”——薄一波的批示,批示将“6·20游行”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队趁势将参加“6·20游行”的积极分子和对工作队持不同意见的同学和教职工打成“反革命”,这些事件都和我们毫无关系,因此我们班没人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也无缘“老造反”。虽然没有参加对工作组造反,但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同学有一定同情心,有一些“反革命”在工作组进校前还是党团员、班干部,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对当时批斗院长高元贵,我也有看法。工作队传达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的话:“高元贵骄傲自大,身为地质学院院长,三年不进地质部的门!”这也是打倒的理由?实在荒唐!
我第一次见到朱成昭,是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大辩论。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代表工作队先作检讨,听完检讨后,保守的“斗批改”大叫:“通得过!”造反的东方红则齐喊:“通不过!”双方围绕工作队的是与非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东方红在发展组织过程中吸收了不少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加入,“斗批改”抓住这一“软肋”,敬起“血统论”的大棒,对东方红的发言人逐一盘查“家庭出身”,稍有瑕疵就打成“狗崽子”、“阶级敌人”,轰下台去。
就在东方红快要撑不住时,朱成昭登台了。他高大的身躯、威武的形象、雄辩的口才,加上硬梆梆的家庭出身,挡住了“斗批改”的攻击狂潮。朱成昭大气磅礴,上台先背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接着痛斥工作队残酷迫害学生的罪行,声泪俱下句句在理,博得台下一片掌声。东方红的同学纷纷上台声讨工作队,有“斗批改”的同学当场表示要加入东方红,还有受感动的外地学生也表示要成为一名“东方红战士”。此后“斗批改”节节败退,东方红大获全胜。
从此朱成昭在我心中留下了英雄的形象。

批斗朱成昭大会上的闹剧

叶向真,叶剑英元帅的女儿。文革时是中央戏剧学院文革小组组长、中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负责人。不知何故她也加入了造反的队伍。在一次中央文革召开的会议上,江青介绍她认识了朱成昭 。两人观点相近,交谈甚欢,从此你来我往一发不可收,终于擦出爱情的火花。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凭着她掌握的高层信息,再加三寸不烂之舌,很快使朱成昭折服。1966年底,两人的关系已迈入火热阶段——据东方红办公室主任伏庆是回忆:“有天晚上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告诉田春林 ,如果田再干涉他与叶向真的事,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在朱成昭“闭门思过”期间,东方红没有对他采取约束措施,他仍可以自由活动。7月初,朱成昭决定南下,想去上海、广东散散心。这一散心引起了高层的注意,给朱成昭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朱成昭离开学校去了南方,很快成为校园议论的热点,学校大字报每天都有他的传闻,有说他和叶向真双双逃到广东,企图叛国投敌;有说他们躲到广州市长曾生家里,因为叶剑英和曾生是老上下级关系,叶向真小时候在广州长大,与曾生亲如一家;有说周总理知道叶、朱跑到广州,立刻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去捉拿……对这些传闻,我们都很感兴趣。也有人同情朱成昭和叶向真,为他们的命运捏把汗,担心他们凶多吉少。
北京的夏天,白天炎热难熬,晚上凉风习习。我们都习惯于晚饭后去北五楼前的大字报区游荡。一天傍晚,学院的大喇叭突然播出一条爆炸性消息,说已经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捉拿回校,地院革委会决定当天晚上在学院大食堂开批斗会。
此消息在学院炸开了锅,大家都兴奋地向大食堂涌去。学院大食堂兼有礼堂的功能,是全校的活动中心。我们曾在大食堂聆听过谢觉哉的报告,欣赏过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的演奏,观看过庄则栋与李富荣精彩的乒乓比赛……当然也批斗过不少“走资派”。大食堂东西朝向,西边的主席台兼舞台,可以容纳上百人演出。舞台下面是宽敞的大厅,没有座椅开会时要自带板凳。
批判会虽然是地院革委会召开的,但不像是正规的批判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拉横幅,没有设立主持人和贵宾的专门座位。在主席台南北两端拥挤着想要近距离观战的人群,只有中间留出一个小小空间,供批判人发言与被批判人挨斗使用。
我特意挤到主席台南端可以观察全局的位置,只见食堂大厅里陆陆续续进来很多人,黑压压一片。地院已实现大联合,表面上没有人公开拉出队伍唱对台戏,暗地里不同观点依然存在。有拥朱的“啃猪蹄”派,有拥蔡新平为首反朱的“喝菜汤”派,有拥王大宾的“杀猪切菜拥王”派。
过了一会儿,地院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宣布:“把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押上来!”
只见一群“东方红战士”将一位大汉从后台推了出来,此人正是这些“战士”们曾经的“领袖”朱成昭。朱成昭被两人架成“喷气式”,一人用手掐着他的后颈窝往前推,旁边还簇拥着不少人。被批判的朱成昭比押解他的人高出大半个头,胳膊被反拧着,身体依然直立,脸上充满不屑的表情。那气势与我在8·24辩论会上见到的朱成昭相比毫不逊色。这滑稽的场面使我联想起电影里常见的典型英雄就义场面:共产党员形象高大、昂首挺胸、戴着脚镣手铐在前面走,国民党兵矮小猥琐、端着一杆破枪跌跌撞撞在后面跟着……朱成昭不停地将头拧向后方,拼命地反抗着,可以清晰地看见他的白色圆领衫已被汗水湿透。
朱成昭被推到舞台前沿中央后,押解人松开了手,朱成昭将头高高地昂起。台下的群众见状,齐声大喊:“低头!低头!低头!”刚松手的押解人又重新拧住朱的胳膊,企图制服他,舞台两边也有人上去助阵。朱成昭拼命抵抗着,就是不低头,台上扭成一团。
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窜出一个黑影,上去就抱着朱成昭的头将身体吊在他的脖子上,用尽全身力量往下压……朱成昭终于被按倒在地上了。我想,朱成昭再也挣扎不起来,只能趴在台上接受批判了。突然,朱成昭甩掉压在他身上的人,像弹簧一样蹦了起来!台下立即又爆发出“低头!低头!低头”的声浪,围在朱成昭身边的人又将他按住。
这时有人上去向朱成昭劝道:“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请罪!”在那个时代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朱成昭同意了。人们松手让他站起来,朱成昭转身朝主席台后(西边)的毛主席像微微低头,屁股向东,对着台下的群众——这姿势明摆着是羞辱批判他的群众。我们都看出问题了,但是如果强迫他将身体转180°,就会将屁股对着毛主席像,这也是大不敬。因此直到批判会结束,没人敢纠正他的姿势。
此后批判者一个个上台发言,我已经忘记他们说了些啥,无非是叛国投敌、罪该万死之类。散会后,我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朱成昭不屈的身影以及他把屁股对着群众的场面,心想:这小子真厉害,有一手!

叶向真在地院遭到游斗

批斗朱成昭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大操场西边的马路上,我看见一群人正拥着一个什么人往大操场主席台方向走,在主席台北侧停下来。人群围成一个小圈,待我挤进人群里,才看清楚被押着的是一个瘦小的女子,年龄比我略大,面黄肌瘦像没吃饱饭的农妇。此时她正被反拧着胳膊,一般年轻女人的胳膊都是浑圆的可这小女子的胳膊瘦得像竹片,我真担心这“竹片”再用一点劲就会被拧断。我好奇地问旁边的人:“这是谁呀?”有人说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叶向真!眼前的这个女人穿一件浅色短袖衫,瘦骨伶仃,面目清秀,脸形很像叶剑英。人群里爆发了口号:“打倒叶向真!”“叶向真必须老实交代!”“叶向真不投降就叫她灭亡!”有人冲着叶向真吼道:“叶向真!赶快交代叛国罪!”叶小声说道:“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不管人群怎样喊叫,她只重复这句话。也许押解的人只想把叶向真游斗一番示众,没有在此地开批斗会的意图,在“打倒叶向真”的喊声中,她又被押着往北边大字报区的方向走去……
据叶向真在首都文革舞台上叱咤风云春风得意时见过她的校友讲,叶向真是个美女。人一倒霉,美女变丑,所以在她被地院游斗示众时,我见到的她那形象与美女大相径庭。

我当过关押叶向真的“看守”

叶向真在地院关押地点有两处,先押在南五楼,后转移到学十二楼。据聂树人在《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分“叶向真的命运”一节里引尚凤生的话说:“叶向真从广州被押到地院后,关在南五楼224室。我曾看守叶向真一个星期,后来不看了。南五楼是男生宿舍,没有女厕,叶向真得去楼前桃园中工人的简易厕所中如厕,曾引起误会。”据时任地院革委会常委的朱德渝回忆:“叶向真关押在南五楼二层西头勘探系三年级红色尖兵战斗队处,她住一个小宿舍。我曾在一天晚上开会回来去南五楼二层西头,准备上卫生间,可卫生间门口有位男生站岗,告诉我不要进去。”
有一天测井班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说叶向真关押到了学十二楼的二楼。我当时很吃惊,没想到帅府千金关押在我们住的楼上!为什么把叶向真从南五楼转移到学十二楼?作为东方红的普通一兵,我只能这样猜想:南五楼和北五楼(朱成昭、王大宾住在北五楼)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两栋男生宿舍楼,两栋楼结构大小相同,南五楼的宿舍房间很大,大的可住25~30人,小的也要住8人,楼道很长,住的人也很多,不适合封闭关押叶向真这样重要的敏感人物。其次在南五楼腾一个房间至少要迁走8人,而学十二楼的二楼是研究生宿舍,腾一个房间只需迁移4人,这可能是把叶向真转移到学十二楼的重要原因。
又过了几天,班上东方红的负责人把我叫去,要我到二楼去当看守。看守有几人已记不清了,反正大家轮流值班。在二楼的过道口摆了一张小课桌、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记事本。我们的任务是阻止无关人员随意闯入,就是经过总部批准的入也要登记。当年看守叶向真分为外勤和内勤两拨人,我们是外勤。在我的印象中,内勤有女同学,是哪个系的、叫什么名字完全没有记忆了。审问她的人是学院革委会专案组的,吃喝拉撒全由专案组的人负责,我们不能随便进出她的房间。晚上不值班,将二楼的过道门上锁,我们就可以回宿舍睡大觉。
整个关押期间,很少见叶向真出房间,估计大多数时间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她在学十二楼关押的时间不长,大概有20天左右。有时内勤把叶向真从房间带出来,去了哪儿我也不关心,因为不是我的任务。

我有幸拜读过叶向真的检讨书

在关押期间的某一天,也是那位测井班的同学(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拿给我一份油印件,标题是《我的检讨》,检讨人署名“叶向真”。同学告诉我抓紧看,这份检讨书不能外传,看了还给他。
我如获至宝,赶紧读起来。印象很深的是,叶向真那份检讨油印件的字刻写得很漂亮,标准的楷体,字体大,字间距大,所以看起来很悦目。可惜当时没有将重要内容抄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细节都淡忘了。读叶向真检讨的第一感觉,是她的文字功底极好,那份检讨写得像一部有关叶、朱恋爱史的文学作品。她写了怎样认识朱成昭的经过,文革初期叶向真和刘诗昆已经离婚,认识朱成昭时已是单身。俊男靓女,干柴烈火,着火很正常。她向朱成昭说过叶剑英的一个忧虑,说毛主席信任红卫兵,现在把老干部、老将军都打倒了,将来敌人打过来,蒯大富能带兵去打仗吗?检讨中还交代,去广东是她的主意,因为她从小在广州生活,对那里的人和环境都熟悉,去那儿散散心,没有什么别的目的,什么“叛国投敌”想都没有想过。
叶向真的检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内容是这样一段(大意):
她承认朱成昭的“八大观点”有她的影响。朱公开宣布“八大观点”后,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心情很苦闷。为了安慰朱成昭,叶向真邀请他到叶帅城里的家去住。那段时间他们特别幸福,在一起不谈政治,读世界名著,读普希金的诗……双方都沉浸在文学艺术的海洋里,“乐不思蜀”。叶向真高兴时还给朱成昭弹奏钢琴。叶宅俨然成了他们的“世外桃源”。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正下着大雨,朱成昭患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叶向真接到一个电话,是叶帅打来的。叶帅说,听说我们家里住着一个反对中央文革的人,马上把他赶出去!叶向真接到电话后哭了。她舍不得朱成昭,但是父命不可违,只有把真相告诉朱成昭。朱听后也流了泪。不过朱成昭毕竟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他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在倾盆大雨中走出了叶宅。叶向真望着朱的背影,伤心地哭着……
叶向真这些充满感情的生动叙述,我看了几遍。因朱成昭在大雨中带病被赶出叶家的情节,具有精彩的戏剧性而印象特别深刻。叶向真的检讨策略很高明:以情动人,蒙混过关。她的检讨用大量篇幅写过程,写情节,真正的“思想认识”很少,这就是她的高明之处。她毕竟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对人的感情世界比我们了解得深透。我就是不知不觉被这检讨打动的。
看了叶向真的检讨,充满了对他们的同情。上面说叶向真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情调腐蚀革命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必须坚决批判。她的检讨书很快被收回了。
叶向真在学十二楼只关押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就被带走了。去了哪里,不得而知。从8月开始传说要将66届的学生毕业分配,在外地“逍遥”的、回家躲派性混战的同学纷纷回到学校,盼望早日分配工作,拿到工资,还有带着未婚妻回学校的。于是,宿舍又开始满员了。叶向真被转移走当然也还有其它我不知道的因素。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人,不排除中戏要批斗而把她接走了。像叶向真这样敏感的重要的人物,关押在何处,也不是地院革委会左右得了的,决定她命运的更多是中央。
听说叶向真后来被关进了监狱,直到林彪事件后,1972年才出狱,后改读医大,在301医院当外科大夫。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根据曹禺的话剧《原野》改编的电影颇有影响,后来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凌子”就是叶向真,她又重操旧业了。再后来在电视上看见她接受采访,侃侃而谈,但对文革中的那些经历却讳莫如深。
不知她当年那个检讨书如今是否藏在哪个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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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地院家属所知的“蔡派”

钱佩娟

《昨天》编者按:钱佩娟文革时是北京地质学院教师江祖如之妻,北京地质局矿产处干部。她在2015年7月13日所写追忆材料提纲中说明:“我作为地院文革的局外人,从记忆中捞出些历史事实。因我家几经搬迁,销毁了文字记载,现已无文字记载可查,全凭追忆,内容是确定的,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无可查证了。”这里节选的是其回忆提纲中一、二部分。


李讷来地院干什么?

当时文革的形势是北京造反派压垮了保守派,造反派掌了权,但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各自成立组织,唯独地院内部虽然分歧很大,形成“朱派”、“蔡派”,却均属“东方红”。“朱派”是掌大权的,“蔡派”没从组织上分裂出去。“蔡派”即“二团”(以周永璋为首的620革命造反兵团4人,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革命造反兵团4人)。当时因“蔡派”没拉队伍另成立组织,外边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实际上支持蔡派的人很多很多。
李讷来地院找“二团”,地点在教五楼东北角“二团”的办公室,鼓动“二团”拉队伍,从“东方红”分出去另成立组织,李讷为此事而来。
“二团”某日晚上在我们家讨论决定: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
我作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的,拉队伍有李讷支持,不拉队伍与当时形势相悖,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某日在市党校召开两派辩论会,“二团”只有8个人,江青也不相信“蔡派”只有8个人,能量这么大。
实际上地院师生中支持“蔡派”的不在少数。现写文革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回顾历史真相,不是争谁对谁错,对与错,历史自有评判。

地院革委会成立后镇压“蔡派”

1. 抓周永璋
地院革委会的某些人,主要是聂树人,他诬陷周永璋是“五一六”。他在学校发现周永璋后,亲自布置人把周永璋突然抓起来,为掩人耳目,先把周永璋转移到钢院。为了不让周听出审问他的人是谁,给周永璋戴头套,还在周的耳朵中灌了浆糊,这是很残酷的做法,影响了周的听力。后又把周永璋转移到市三中(平安里租家街)。
某日晚上,殷惟侯用自行车带我,我坐在车后架上,满城转,找不到周永璋。我当晚去地质部,借用红线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周永璋是三司最早的负责人,曾陪同中央领导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很了解他(有照片为证)。总理办公室的人说:知道了,赶快找到他。后来是由谢富治打电话要聂树人放人。

2. 抓江祖如、抄我家
以“反革委会”罪名批斗江祖如,并借此机会把江祖如关押在物探系学生宿舍(学13楼)。我是北京市地质局的职工,每天下班回来都给江祖如送去一封信和一盒烟及其他物品。老江被关押数日后,我要求地院革委会专案组让老江给我回信,收到我的东西没有,我明确说是“怕你们贪污了”。他们让老江写了回信,信经过检查才交给我。老江在信上写了,有一次上厕所大便,时间长些,他们以为老江逃跑了,满楼喊:“江祖如逃跑了!”老江在厕所大声喊:“我在厕所呢!”我读到后哈哈大笑。他们认为老江的信出了他们洋相,专案组的人回宿舍打了老江两个耳光。
关了老江32天,我写了32封信,送了32盒好烟——我不支持老江抽烟,平时从不给他买烟,关押他时,为表示对他的支持,每天供他一盒好烟。
那时像搞地下工作时一样,老江为了解外面情况,曾两次在夜里光着脚(穿着鞋怕声音大)偷偷跑回家问情况(当时我家住地院东4楼203室)。
老江离开专案组关押地点后,去三院做了腿部脂肪瘤手术。当他出院时,地院革委会大搜捕又开始了。他们到我家要江祖如回专案组去取被子,我觉得不怀好意,又要抓他了。我说他刚手术,又发烧,他不能去,我去取。他们说不行。我说:“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
我跟他们去取被子,专案组负责人(物探系学生)说,你不能取。我问为什么?他说有阶级性。我又哈哈大笑,骂他无知。他说话时手还指指点点,指到我鼻子上,我借机大喊:“打人了!”他还是指指点点,我等他没指到我鼻子上时,就打他个反掌,两人打起来了。其他同学把我劝拉到旁边房间,说不理他,我们替你把被子拿来。我说不能少一样。我把东西拿回家了。当时我处在他们专案组的包围之中,但专案组长没得到其他同学的帮助,说明他在同学中是孤立的。
事后听说他们学生讲:江祖如的老婆真厉害。
我家被抄了,所有东西翻个底朝天(有照片为证)。但他们什么也没抄到。

3. 抓孙司权
地院革委会专案组抓了孙司权,关押在北翼楼。这些打手真下得了手。孙司权被打得很惨——脱光衣服,仅穿条小裤衩,用皮带卷起来抽,满身是马蹄形皮带伤痕。
余久芗用响亮的歌声在楼下唱给孙司权听,让他知道同学们在支持他。但不久后余久芗也被关到北翼楼了。

4. 抓殷惟侯、余久芗
5. 抓安静中、郑伯让
6. 剥夺“蔡派”人士的基本生活权利
地院革委会领导人打压“蔡派”人士是够狠的,不给学生发粮票,不发给助学金,不准进校园,把“蔡派”的主要人员生生打出学校。他们只能到北大找同盟,住在北大28楼教室里(从西南门进去路西即是)。
我从经济上——粮票给予援助,是应该的。当时我把家里所有积存的粮票都找出来,连一两二两的票也送过去。我不是地院职工,利用我的合法身份,下班后三天两头去北大见他们,通通情况,别的还能做什么呢?!

附录1

地院东方红内部的不同意见与派别

王大宾

(节选自(《王大宾回忆录》106~107页。)

地院东方红公社在其发展、存在的过程中,始终有不同意见,亦发展出对立的派别。如何对待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应是在政治斗争中团结自己、取胜对手的一个最高智慧问题。我自己,我认为还有当年东方红的头头,当年都缺少了这一智慧。
从1966年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开始东方红核心组内部在行动的方式方法上、在斗争策略方面,就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到9月5日二进地质部上访请愿时,蔡新平等人更是不同意采取静坐、绝食的激烈手段。而在讨论夺取地院广播台时,蔡新平等人又主张不要去抢夺院文革、“斗批改”的广播台,怕引起武斗伤了人。而朱成昭是坚决主张采取激烈的行动、夺取院广播台的。我当时是站在中间偏向朱成昭的,认为斗争策略要讲,但首先要斗争,“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而且我认为是对方不执行周荣鑫秘书长“轮流使用广播台”的指示,破坏双方协议,挑起的事端。
本来讨论问题时大家有不同意见,应是很正常的。但朱成昭不但为此指责蔡新平、殷惟侯等为策略派,更在一次战斗队队长会议上,公开点名指责蔡新平、殷惟侯等是“右倾机会主义”。周永璋、蔡新平等人都被朱成昭排挤出东方红总部核心组。他们又分别成立了只有少数人的“红色造反兵团”、“六二○革命造反兵团”。后殷惟侯等人还贴出《搬掉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的大字报。朱成昭则进一步指责他们为“托派”。东方红内部两派的分歧与对立,被进一步激化了。对朱成昭这种扣帽子的作法,我是劝阻、反对的。但朱成昭这个一把手也有心胸不开阔、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缺点,容不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附录2

“朱派”与“蔡派”

聂树人

(节选自聂树人著《地质东方红史》电子版。)

蔡派”与“朱派”的出现

“朱派”、“蔡派”是地质学院以批判朱成昭为主旨的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副产品。在朱成昭“五大观点”抛出前,地质学院原本就没有“朱派”、“蔡派”这两个概念。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造反兵团”(其成员有殷惟侯、孙司权、肖体修)和以周永璋为首的“革命造反兵团”(其成员有邱世寿、吉让寿、赵国柱),和学院里众多的其它战斗队一样,都只是“地质东方红”的组成部分。“蔡派”在“组织”上只有8个人两个“团”,当时习称“二团”。但是对“蔡派”持观望态度的人要超过八个人。1967年下半年,有人扳着指头估算,持“蔡派”观点明显的人最多也只有六七十个人,在地质学院数千名师生中,只占很小比例。但是“蔡派”的策略派观点却是一种思潮。
“蔡派”的八个人都属于造反派中的“塌台派”,对“地质东方红”总部有意见在情理之中。他们的“策略派”观点虽然有一定市场,但是成不了气候。因为“地质东方红”在干部问题上的正确把握,将他们的市场“缩”得很小,没有多少人会拥护他们。
朱成昭的“五大观点”和“八大观点”招致了“地质东方红”内部“蔡派”和“朱派”的形成和分裂。我在这里所说的“分裂”,是“内部分裂”,与此后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与“4•14”,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那样势不两立的分裂完全是两回事。以“地质东方红”政策的正确和崇高的声望,“蔡派”只有打着“地质东方红”这面大旗,成为内部反对派,才可以在社会上存身立命。那时“地质东方红”的名声太大了,地质学院人、京人、国人只知北京地质学院有“地质东方红”而没有其它。“蔡派”如果另立山头,打出另外的旗号,不仅得不到学院内人士的支持,也得不到学院外人士的认可。
“蔡派”不是不想打出旗号,而是斟酌再三,不能打出旗号。
据《动态报》(2月21日)报道:

最近院内大字报的数量不多,但提出的问题充分暴露了他们灵魂中的东西,集中一点,就是“权!”的问题。希望全体战士密切注视此事态的发展。

夺“地质东方红”的“权”,这才是实质。
“蔡派”对朱成昭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在“东方红”的领导权问题上他们要取朱成昭而代之,这表演欲就有些过头了。
据《动态报》(2月21日)报道:

昨天(二十日)大礼堂召开了一个纪念“6•20”八周月大会。战鹰等战斗队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分裂的大会。对朱成昭的严重错误不适用于大会批判。

这时地院可以说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是有“政府”而“政府”权威不足的状态。召开纪念“6•20”大会,人们肯定是要参加的。可是开着开着大会就变了味。于是“战鹰等战斗队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分裂的大会”。
“蔡派”以“二团”为核心。聚集在“蔡派”旗下的人在文革初期与工作队的搏斗中大都是英雄或英雄级的人物,有的人还是“6•20游行”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是工作队的主要打击迫害对象。这一点,地质学院的师生不会忘记。但是在批判朱成昭中,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而是结成了“反朱同盟”,要在“地质东方红”中取朱成昭而代之,最后不仅目的没有达到,反而变得更加孤立。
上述大会的幕后操纵者是谁呢?看了下面的大字报,读者也许会明白点什么。
据《动态报》(2月21日)报道:

以江祖如、付昭仁、吴瑞堂等人组成的红教联湘江战斗队,于昨日贴出题名为“无限风光在险峰——为纪念‘六二○’八周月而作”。摘录如下:
1)一切革命造反者歌颂6•20,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分子……还有一种人,他们失去了6•20的感情,一听到6•20就脸色发白,心惊肉跳,妄图抹杀6•20的功勋。这种人不是革命的叛徒、蜕化变质分子,也是糊涂虫。
2)6•20革命造反派要彻底翻身。这些同志在反干扰中遭受残酷政治迫害,有一部分人至今仍未翻身,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若否定他们,就是否定革命,打击他们,就是打击革命。从6•20至今八个月来的斗争,从正面和反面证明:大权只有掌握在这批革命造反者手里,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当前大联合、大夺权中,必须坚定地以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闯将作为二大斗争的核心力量。

是谁“一听到6•20就脸色发白,心惊肉跳,妄图抹杀6•20的功勋”?
这不是无中生有、想制造混乱吗?因为江祖如等人的大字报说的如此离奇,也就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不过还是有人针对这份大字报写出了另外的大字报。
据《动态报》(2月21日)报道:

红教联井冈山战斗队也贴出“劳驾答疑”的大字报,摘要如下:
1)你们所说……流毒能否请你们开出一份所知道的这种人的名单,最后对你们未能翻身的缘由,说清你们认为怎样才算彻底平反、彻底翻身好了?
2)请问“革命闯将”这是指的哪种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掌权?为什么必须以他们为核心力量?

正是江祖如这类人“煞有介事”地召开了“纪念‘6·20事件’八周月”大会。因此“战鹰等战斗队认为这个会是一个分裂的大会”。
“蔡派”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自己的“成绩”(如参加6•20)过分高估,认为“6•20事件”是他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功劳。他们把自己战斗队的名字定为“6•20革命造反兵团”,煞有介事地召开“纪念6•20大会”…… 他们没有想到参加“6•20事件”的人还有其他许多人,大家都明白“6•20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对于“一听到6•20就脸色发白,心惊肉跳,妄图抹杀6•20的功勋”的话觉得很可笑!
他们的失误还在于,在二进地质部及以后的斗争中,本来有错却坚持错误不改。在朱成昭出了问题之后,以朱成昭的错误掩盖自己的错误,以“一贯正确”的姿态,要取朱成昭而代之。
这些人的最大失误在于,他们将朱成昭的错误强加于“地质东方红”总部和“东方红”战士的头上,一概加以挞伐和打击;将历史早已肯定了的“地质东方红”的革命造反历史加以否定。
于是“蔡派”批朱的主旨就变了味。对朱成昭的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批判,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不少人贴出大字报对之提出批评。不争的事实是,不进军地质部(“炮打司令部”),不彻底否定工作队的“反干扰”业绩,白色恐怖下的众多右派-反革命们就不能翻身解放。当工作队的派出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拥护者们对“地质东方红”进军地质部大肆扼杀、攻击、否定的时候,蔡新平等人对朱成昭的指责和攻击就不自觉地加入到保守派的“反东方红”大合唱中去了。从这一点上说,他们绞杀的不是朱成昭个人,而是“地质东方红”。
“蔡派”中的一些人对此批评拒不接受,指责批评他们的人是在为朱成昭说话,是站在朱成昭的立场上,为朱成昭辩护,是“保朱派”。于是地质学院就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后来有人将“保朱派”简称为“朱派”。

我成了“保朱派!”

“蔡派”在二月整风中以“一贯正确”的面貌出现,为自己在“四进地质部”中的逃跑行为辩护,试图以朱成昭现在犯错误为借口,取朱成昭而代之。这已经不是在批判、否定朱成昭,而是在否定“地质东方红”,否定“地质东方红”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大方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罪了广大“地质东方红”师生。因此他们很快就被“切掉”了,两个团八个人没有一个人能被大家推举进革委会。
“蔡派”没有人能进革委会,他们当然很不高兴。革委会的成立使他们在地质学院掌权的愿望最后破灭。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检点自己的不足之处,反而对王大宾和李贵不满起来,认为他们没有公正地对待自己,是“保朱派”无疑。
但是这种不满是不能直接表达出来的;也不能说革委会没有他们参加就不成其为革委会。他们能“直接”表达出来的,就是一再指责“革委会中有朱成昭的代理人”。这一指责自革委会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9月,既是他们颠覆革委会的口号,也是他们的行动纲领。
在朱成昭被批斗之前,“蔡派”对我和孟繁华是另眼相看的。这也算是一种区别对待吧!
我从北京市革委会回到地质学院,已经是5月下旬了。回来后才知道革委会常委们的分工情况是:王大宾、李贵负责全面工作,聂树人、黄振群、孟繁华分管政治组,杨雨中、张海涛分管作战组,贾振远分管教改组,朱德瑜分管后勤组,田春林分管红卫兵总部。
政治部里的具体分工是:常委黄振群、孟繁华负责宣传口。黄振群任宣传组长;革委会委员柴文全任组织组组长。
孟繁华之进“地质东方红”核心组,后来又当上革委会常委,是中央文革“钦命”的结果。在“地质东方红”主流派的心目中,孟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和其他人比起来,他对“地质东方红”的贡献一般,仅仅因为执笔写了一篇文章,就一举而成为东方红核心组的成员,很有些不服气。
我从北京市革委会回校之后,就听到“主流派”中一些人的反映,有的说孟右倾偏向“蔡派”;有的干脆说孟繁华就是“蔡派”;有的说孟工作能力不强,没有号召力,委以重任不妥……就“地质东方红”的领导集体说,它是在生与死的艰苦卓绝的多次反复的斗争中淘洗、筛选,逐渐建立和形成的。朱成昭背叛了,其他人因为跟朱成昭过紧而靠边站了,但是他们只是极少数!在斗争中千锤百炼的“地质东方红”这个强大的机体还在,“地质东方红”的精神还在。可以想得到,自“地质东方红”成立至革委会成立,中间经历了大半年的急风暴雨。在斗争中不少人逐渐建立了深度不同的了解、信任、默契和友谊。从人事关系上说,这就是圈子;在政治对手看来,这就是“帮派”。显然这个“圈子”或“帮派”具有排外性,当时孟繁华就处在这种“排外性”的尴尬中。
我对这些说法的回答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本身,就是对“地质东方红”的一大贡献。
事实上,在“地质东方红”这个集体中,比朱成昭及其他负责人优秀的大有人在。只是因为缺少机遇,他们的才华和才能才没有发挥的机会。同时,“地质东方红”的主流派对名利地位看得都不那么重,因此大家也很快就接受了孟繁华。
事实上,那些自认为应该进革委会而没有进的人,最后都聚集在“蔡派”的旗帜下,并已经形成一小股势力。他们正在有组织地活动,想在常委会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和孟繁华,就是他们要“猎取”的对象之二。
“蔡派”认为孟繁华与朱成昭和朱成昭的其他追随者没有什么关系,对朱、蔡两派以前的争斗也从未直接介入过。因此把他列为主要争取对象,以使他成为“蔡派”在革委会的代言人。在他们看来,只要大量地给孟灌输他们的观点,就有可能使孟繁华为他们说话。因此他们曾花费不少心血和精力做孟繁华的说服工作。
对此我也是亲身所历、深有体会的。在“蔡派”看来,“地质东方红”成立之时本应进核心组的我,却没有进;“地质东方红”成立之后我长期在“三司”工作,与朱成昭和其他核心组成员没有密切接触,不存在形成“圈子”和“帮派”的条件,对“朱派”和“蔡派”的认识处于“中性”状态。因此只要我对他们的话听多了,就会倒向他们一边。
和孟繁华一样,我也被列为“说服”和争取的对象。
因此,我从北京市革委会一回到学校,就不自觉地卷入到内部斗争的漩涡之中——他们对我来了个“狂轰滥炸”。当时有几个我以前较为熟识的老师和同学曾先后到我在学12楼的宿舍和在学9楼的办公室中来,谈起他们对革委会的看法。有的说革委会的代表性不强,代表性不够。他们认为有的人没有资格进革委会,但是不仅进了,还当了常委,比如杨雨中、张海涛、黄振群;应该进的却没有进,比如蔡新平、郑伯让、江祖如、安静中等这些文革初期的有功之臣。他们还特别强调“革委会有朱成昭的代理人”。
我对此的看法是,革委会是革命大联合的产物,是领导革命继续深入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不是“打天下坐天下”、论功行赏的大餐。我对他们的回答是:“我以前长期不在学校工作,没有参与革委会委员和常委的选择和确定,对校内情况不大了解,对校内许多人的情况不大了解。因此也难以判断你们所说的问题是否正确。世间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关键是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要有这个大前提,进不进革委会都无关紧要。”
也许我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痛。自己进了革委会,还当上了常委,却不能体谅没进革委会的人的心情。
对于他们说的“革委会有朱成昭代理人”的说法,我从一开始就不能苟同。我直言他们所指为杨雨中,请他们揭发杨的问题。但是他们只拉弓不放箭。说的时间长了,弄得我也烦了起来。
更令我疑惑的是,判定“朱成昭代理人”的标准是什么?提出这一概念的“蔡派”一直讳莫如深。
他们说得多了,在我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种感觉:“蔡派”是一帮权欲很重的塌台派。他们对革委会工作的指责都带有浓厚的个人欲望。
在这种“说服”之中,有没有更为险恶的用心?我不得而知。巴黎公社的死敌梯也尔曾叫喊说:“不,法兰西不容许这些想要把它浸在血泊里的穷光蛋在它的怀里庆祝胜利。”(《1871年公社史》)我们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虽然它还很不完善),会不会有梯也尔式的人物反扑过来将我们扼死?
在那个时候,地质学院早已是一统天下了。可是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民族学院、钢铁学院、北京大学等不少院校不仅有两派,两派还誓不两立进行着规模不等的武斗,一派想将另一派吃掉,想将另一派从组织或肉体上消灭,以便“独霸天下”。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以革命正统自居,想将“4•14串连会”派(简称“414”)吃掉;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也以正统派自居,不允许第二派“井冈山兵团”或第三派存在,以致两派严重对立,也发生武斗。
这种派别之争,不是政治对手挑起的,就是自己人不争气,为争权夺利而引起的。我认为,在地质学院来自内部的这种鼓噪,弄不好就会发展到严重对立的状态。
孟繁华没有成为“蔡派”,我也没有成为“蔡派”。但是我比孟繁华“幸运”,很快就被他们封为“保朱派”。
有一天,有一个叫贾精益的老师找我谈话,他一再对我谈起“革委会中有朱成昭代理人”,我听烦了,就对他说:“你们说革委会有朱成昭的代理人,有证据的话就拿出来我们一起揪。如果拿不出证据,就不要这么说。当然我也有我的判断,我不会一听你们这样说就会站到你们一边去!”
他一听,扭头就走了。
以后再也没有说客来找我了。
他们对我变拉为打了。
有一天傍晚,在办公楼(学9楼)下的马路上,一个学生有意和我挑起争论,要我肯定地回答革委会有没有“朱成昭代理人”的问题。当时周围有好多人。我对他晓之以理,希望他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无根据地乱说,把这个说成是保朱派,把那个说成是保朱派,影响团结。他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指着我的鼻子愤愤地说:
“我看你就是保朱派!”
我一听就火了。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谁就是保朱派。这算是什么逻辑?我实在不知道我个人在什么问题上有罪于“蔡派”。只是因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被他们指着鼻子诬陷,从“游说”的“团结”对象变为“打击”的对象。这不是太过分太霸道了吗?!
“我就是保朱派,你还想干什么?”
那时候年轻气盛,哪里容得下这种指斥。
于是我就有了“保朱派”的“美名”。第二天“蔡派”竟以大字报的形式将我的这句话公之于地院。

附录3

“9•4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聂树人

(节选至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史》第二部电子版)

当时,革委会主任王大宾在小汤山住院疗养。他临行前留下话,由我协助李贵,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李贵是个工农干部,文化程度不高,台前工作和校外工作的责任实际上全由我来承担。从种种迹象看,从“发展”前途看,从事实上所起的作用看,不仅“蔡派”,校内外的人也大都将我视为实际上的第二把手。
…………
在这个时候,与李贵商量对策是没有意义的。李贵和我的态度一样,肯定不会允许“大批判广播台”存在。但是,我与他不可能亲自去砸“广播台”,如果组织人去砸,就正好会落入“蔡派”军师们的圈套——他们会置李贵于不顾,而揪住我不放。
我也不想与王大宾商量此事。我相信,王大宾要的是“江山”,而不是好人的名声。如果地质学院有两个大喇叭天天唱着各自的调子,革委会就成了“半壁江山”,他的“平衡”还会有什么意义?而且,半夜里去小汤山找王大宾,也不现实,因为医院有医院的规矩。
至今想来,当时,在我的潜意识里,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地质学院是地质学院人的地质学院,是中国的地质学院,不是哪一个人的地质学院。地质学院向何处去,要顺应历史的潮流,要由地质学院的大多数人来决定。王大宾不在学校,我离开学校,正可以给地质学院多数人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人们不再选择我们而选择了“蔡派”,那正说明了我们的不称职。
…………
我个人当时的选择是,一定要消灭“大批判广播台”,绝不能使他们搞分裂的阴谋得逞!无论我在学校还是离开学校,这一条绝不动摇。
不过,即使我离开学校,我也胜算在握。
当时,在校内外人们的眼里,我是一个重权在握,可以呼风唤雨的大人物。不仅对地质学院有控制力,对校外的许多事情也有影响力。几十年后,我的一些同学在和我谈起当年的情况时说:“那时候你可是大人物,我们都是仰起头看你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这样估价过自己。我的做人准则是爱憎分明,我只是时刻要求自己,要言而有信,勇于负责!在地质学院,我原本就不是什么“朱派”,而我对“蔡派”的态度是人人皆知的。
在“二团”的眼里,我是他们搞分裂难以逾越的障碍。……我理解他们本不该有的失落的心情,总觉得他们是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功臣,革委会里却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权力机构中没有他们一个人,心里很不平衡。我曾为此而努力过,希望将他们的代表人物增补进革委会,增补到权力机构中来。但是,没有人赞成我的这一提议。
因此,在对待他们的问题上,我问心无愧!……
“大批判广播台”将引致分裂、武斗,必然搞得全校不得安宁,地质学院的师生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局面的。清华、北大、北京钢铁学院因为两派武斗不断,校内许多人都到地质学院来寻找安宁之地。由人及已,地质学院的广大师生当然恨透了分裂,恨透了武斗,“大批判广播台”必为要联合、要团结、要统一的绝大多数师生所捣毁!
我断定“大批判广播台”是短命的。我没有别的本事,我的最大本事是相信地院师生的大多数,我站在他们的一边,他们也站在我的一边。我相信,对分裂者的打击很快会发生。而对分裂者的打击,并不需要我出面组织,更不会受到我的指责!
这就是我“胜算在握”的根据!
我打电话给车库,说我要到《前进报》社去,请他们派辆车来。
我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用意,车库往外派车有派车的详细记录。我正在阴谋和诡计的陷阱间挪步,我需要人们给我留下当时我不在学校的铁证。

“砸了!砸了!”

《前进报》原名《经济日报》(录入者按:此说有误,该报原名《大公报》,文革初改名《前进报》,后来才改名《经济日报》),社址在城南虎坊桥一带。我知道那天晚上《东方红报》出报,有三个编辑人员正在报社。我到报社后,立即给《东方红报》值班工作人员(是个40岁左右的女同志,寡居,好像姓刘,她的十多岁的儿子个子很高。她的名字我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打电话:
“学校现在怎么样?”
刘姓女人立即听出了我的声音:
“广播喇叭还在响,他们的‘宣言’已经广播三遍了。马路上聚集了许多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就在报社,有什么事,把电话直接打到报社来。”
随即,我又给李贵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去向。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不要急,也不要管,革委会常委谁也不要到现场去。我相信,群众会收拾他们的。”
“那就等等看。”李贵说。
在地质学院人的心目中,《东方红报》、广播台的工作人员,是我的“嫡系部队”,都听我的。我从来都不这样认为,我们只是观点相同,利益相同,大家以诚相待而已,根本谈不上嫡不嫡的问题。
到了11点半左右,电话来了:
“砸了!砸了!他们的广播台给砸掉了,喇叭声断了!”刘姓女人声音中洋溢着兴奋。
“是么?”我情不自禁地问道。
“没错!一些人正在往学12楼那边跑。”
我后来听说的情况是,砸“大批判广播台”的带头者主要是物探系的学生。他们的宿舍楼就在学12楼的旁边,距离最近,对广播内容听得最清楚。当“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的时候,多数人已经睡下,懒得起来。况且,在大家心目中,这时候比不得从前,革委会已经成立,不能无政府主义了,看革委会如何处置这件事。
第一遍广播过后,过了几分钟,第二遍广播又开始了。因为是高音喇叭,声音很大,吵得刚睡下的学生难以入睡。有人说:
“等明天再收拾它!”
第二遍完事后,已经快到夜半了。不几分钟后,第三遍广播又开始了。
“马上收拾掉它!”有人大声说。
于是,以红色尖兵为首的学生们像滚雪球似地,从学11楼(南五楼)、从学13楼中涌了出来,冲进学12楼。
但是,学12楼是个四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层的中间是楼道,两边是几十间学生宿舍。文革前,这座楼上住的大部分是研究生,因此,又叫研究生楼。一百多个房间,哪间房子是“大批判广播台”的所在地呢?
因为是深夜,人们看不到楼顶喇叭线,无法从其走向上判断房间。
人们跑上跑下,寻找着。
屋里有人,门都打开了。敲不开的门,大家就抓着门框,往上一跳,透过门上方的小窗往里看。四层楼上,都有人在寻找着。
“有本事敢在地质学院搞分裂,为什么就没有本事站出来!”有人在叫阵。
“出来!谁敢在地质学院搞分裂,就砸烂谁的狗头!”有人在骂阵。
不久,人们终于在三层(?)楼的一个房间中找到了广播台窝点,门从里面反锁着,里面的五六个人死命地抵在门背后。但是,他们哪里是愤怒的学生们的对手,很快,那间房门就被撞开了。冲进屋子的学生在关掉广播机器的同时,立即对之拆除。其他的人则把“二团”的人揪出屋外,扭着胳膊,想把他们押送到革委会,听候处理。
然而,令押送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二团”的人被押送到楼外时,站在学12楼外马路上的人就一轰而上,一个令人畏惧的众怒难犯的场面立即出现了,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二团”的人只有尖叫的份儿。他们根本不敢还手,好像被当场抓住的贼在当街遭打,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到处都有拳脚打过来,他们真是无路可逃,躲不胜躲,防不胜防。他们立即意识到,他们已经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路可逃,无处可躲。他们惟一可能保护的就只有自己的头了——用双手保护着头,手和胳膊挨打就顾不上了!惟一能帮助他们的地方只有马路两边柏树墙的根部,于是,他们紧抱着头,向柏树墙的根部钻。可是,那树的墙并不厚,根部紧密排列着,充其量只能容得下人头。情势所迫,只能当驼鸟,顾头不顾腚。于是,屁股、腿脚就成了人们踢打的对象。
不过,人们并没有刻意去踢打,只是距离近的人顺手而为之。否则,那七八个人早就被打残打死了。
人们在踢打中怒斥:
“叫你们搞分裂!”
“叫你们尝尝搞分裂的味道!”
凌晨,待我回到学校时,校园正处在沉睡中,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

王大宾对“二团”的慰问

9月5日上午,王大宾怒气冲冲地从小汤山回到了学校。何人向他通报了学校的情况,我不得而知。但是,从他一回到学校,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要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二团”挨了打的人,就可以判断,是“二团”和“蔡派”的人向他告了我的黑状。
我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就和他一起去了。
他领我去的地方是东三楼安静中家。在那里,我们见到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的同班殷惟侯,好像还有肖体修(毕业离校后改名为肖景东,据说后来娶了安静中的小姨子为妻)等,但是,没有见到安静中。
我们早就知道,前团委书记安静中是“二团”的高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静中要站在革委会的对立面,支持“二团”。后来听说,他与他的团委书记的继任者黄振群有矛盾,黄振群作为“红干联”负责人进了革委会,并当了常委,成了学校的领导,他有些不服气,就……可是,就我对安老师的了解,他的心胸不至于这么狭窄。
王大宾对殷惟侯等被打表示慰问,我则一言不发。“二团”的人对我只是怒目而视,但是,没有人敢于指责我,因为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
其实,当时我很想他们能这样做,以便给我以洗涮自己的机会。我估计,在“大批判广播台”遭到覆灭之后,在围打他们的人散去之后,他们肯定分析过情况。至少,我没有在现场出现过。或者,我当即离开学校的情况他们是清楚的——当时他们肯定有人在关注我的动向,以便大做文章。
常委会。王大宾怕学校因此而大乱,加之看到“二团”的人吃了大亏,对“二团”人的话信以为真,以为这事是我直接指挥下干的,原本想在会上对我加以指责。可是,在会议一开始凑情况时,他才知道,当时我根本就不在学校。“二团”人之被打,完全是群众自发之所为,与我无关。而且,到会的常委们和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都笑谈广大师生昨晚的壮举,一致谴责“二团”分裂的罪行,使他感到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变一变。
常委,水文系革委会主任任云堂(学生)在会上介绍了他刚才在九楼十字看到的情况:
“赵国柱站在一张方桌上说:我在这里强烈控诉革委会中一小撮暴徒对我们大批判战士的残酷迫害。他们不给我们发言权,砸了我们的‘大批判广播台’,打了我们的人!他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要向北京的、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战友控诉……桌下有人故意问:‘哎,他们把你们打成什么样了,让我们看看!’ 赵国柱就把脸转向问他的人说:你们看,他们把我的脸打肿了,一片青紫……‘那一面呢?也让我们看。’ 赵国柱又转了180度说:这一面打得更厉害,脸肿着,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们猜怎么着?桌下响起了一片叫好声:‘打得好!’‘搞分裂的人就该打!’‘这就是搞分裂的人的下场!’‘打得少了!’”
有人说,别看昨天晚上黑,大家一个都没有打错,挨打的都是“二团”那七八个人。
有人说,大家出于义愤,你一拳,我一脚。
谁打的?连“二团”的人也说不清。
当王大宾听到参加常委会的广播台同志说,“二团”所使用的广播器材上用红漆写着“北大广播站”字样后,他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才感到“二团”的后面站着“天派”。于是,他在会上骂聂元梓是臭婆娘。
聂元梓、蒯大富等插手地院,支持“二团”搞分裂,是路人皆知的事情,短命的“大批判广播台”所使用的标有“北大广播站”字样的广播器材,等同于一只被斩断了的贼手,永远留在了地质学院。
当日下午,我又知道了另一个情况,“二团”事先已经编造并印刷好了一份传单,其内容大意是:在我们大批判广播台开始广播后,成百上千的暴徒一拥而上,对我大批判战士恶语相加,拳打脚踢,残暴至极。据统计,我们有好几个战士被严重打伤。这是北京地质学院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在武斗进行过程上,革委会常委聂树人站在一旁冷笑着。这次武斗事件显然是在他的指挥下发生的……
“二团”的谋士们对情况预见的准确性十有八九,惟一没有预见到的是,我在事前离开了学校。这使他们原想公开散发的传单不敢散发了,原先计划好的“控诉”和告状行动不得不夭折。
王大宾可能是听了“一面之词”后,对我气哼哼的。不过,他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对“二团”编造谎言,恶意挑拨我与他的关系,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则更为反感。试想,如果不及时端掉那个“大批判广播台”,地质学院就要发生公开分裂,作为革委会主任,王大宾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
“大批判广播台”存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被群众踢翻了,并且抓住了“二团”的幕后支持者。“大批判广播台”的毁灭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派严重分裂和武斗不同,后者是以野蛮的流氓的政治手段和强权(大棒和枪炮)企图使对方臣服,而前者则是失却道义的分裂者在道义的铁拳下,理屈词穷地逃窜和臣服——他们的“道理”见不得阳光,广播喇叭上“北大广播站”的红漆大字则将他们永远钉死在“里通外奸”的耻辱柱上。

附录4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
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最高指示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更广泛更激烈的革命。

亲爱的东方红战友们!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我们怀着极其愤怒的心情,控诉一个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行凶殴打事件!一个发生在“红色政权”下的白色恐怖事件!
经过地院东方红革命战士长期艰苦的斗争。地院保朱势力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士崩瓦解的境地,《一月风暴》等十五个战斗队8·17《联合声明》的发表,更是打中了朱成昭之流及其背后阴险的黑手的要害,打中了地院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要害。一小撮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分子积蓄了8个月之久的反革命复仇心,终于在九月四日夜爆发了。这群法西斯暴徒,挑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对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坚定反朱的战士下了毒手,进行了蓄谋已久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打、砸、抢,一场空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地院的上空。血,坚定的反朱战士的热血,第一次喷洒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士地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天晚上,我大批判联络站组织了有外校革命战友参加的“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大会”。这次大会及我大批判联络站成立以来一系列革命活动,给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及其狐群狗党以致命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翻案的阴谋,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末日愈来愈近了!于是这一小撮反动成性、早就对我们恨之入骨的法西斯暴徒,便以我《东方红公社大批判广播台》成立为借口,对我大批判联络站发动了突然袭击。必须指出,我大批判广播台的成立是完全有理的!因为我院广播台被朱成昭分子所操纵,从一月份以来,一贯站在反革命分子朱成昭的立场上,为朱成昭上台大喊大叫,播送大批毒草,甚至反革命小集团《新东方红公社》宣言,对坚决反朱的革命派买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抓“托派”“一小撮”,对反朱革命派写的稿件一篇也不播,即使革委会盖了章也不播。使用广播器材也是百般刁难。数次破坏我们所组织的大会和斗争会。对此,我们曾多次提出警告,广播台不但不改,反面变本加厉。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批判斗争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斗争进行到底,大批判广播台成立了!这是完全有理的,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
首先他们捣乱会场,围攻、冲散外校战友。晚上十时许,当我东方红大批判广播台成立公告第二次播送的时候。一小撮事先预谋好了的法西斯暴徒,拉掉电闸,灭了电灯,停了广播,于是学十一、学十二楼骚动了,一小撮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哄叫起来,并且下楼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东方红战士前往砸广播台。他们一二百人冲进了学十二楼大批判联络站办公室和广播室。不仅砸了家具,抢走了广播器材和有关朱成昭问题的重要材料,而且点名毒打我坚决反朱的东方红战士。有的被堵在屋里打,有的被拉到马路上打。他们数十人、近百人围住一个坚决反朱的革命派战士,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朝死里打。专打头部、太阳穴、小腹及下身等要害处,踢倒在地以后还不放过。几个暴徒一拥而上,狠踹几脚,然后拉起来再猛击头部,一边打一边疯狂地叫嚷“打!打!打死活该!”被王大宾同志派去提审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刚刚回来的万天丰同志,就是这样从学十二楼被一小撮暴徒毒打到东一楼。几百公尺的距离。头部、面部、胸部被打了上百拳。腹部、腰部被踢了几十脚,踢倒再打,毒打后再踢倒。直到被打得遍体鳞伤,嘴角、鼻孔流血,面部浮肿,全身瘫痪在地。还有一个暴徒冲上去揪住他的头发猛击头部,真是惨不忍睹!后来,一个暴徒指着说了一声“走!”,这一小撮暴徒才放开万天丰,蜂拥而去再抓别人打。梁定益、吴瑞棠、蔡新平、赵国柱、殷惟侯、孙司权、汪南平等十多个同志都是这样遭到惨无人道的毒打。事后发现有七人受了重伤,有的被打得吐了血,造成内伤;有的耳朵被打聋了;有的鼻梁骨被打歪了;有的被打得面部青肿、瘀血、头部剧痛。
这帮暴徒还在路上大叫:“周永璋呢?把这小子抓出来,揍死他!”“到宿舍去把他们一个个抓出来!”真像一群吃人吃红了眼的野狗!对反革命分子朱成昭那么亲,动一动就像挖掉他们的心头肉。而对坚决反朱的东方红战士,却是那样的恨,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还不清楚吗?就连周围不多的几个群众(有的是外单位的革命同志),看到这种践踏“六·六”通令的法西斯暴行,气愤不过,说了句“要文斗不要武斗”,这帮打红了眼的暴徒也要动手打他们。有一位女同志说了句:“你们为什么要武斗?”几个暴徒上去就猛揍她几拳,然后向她腰部猛踢一脚,把她踢倒在地,还恶狠狠地骂她:“装死,耍赖!”这一小撮暴徒还有一点起码的人性吗?
行凶殴打一直延续到深夜一点钟左右。这一小撮暴徒还布置岗哨,封锁要道,巡逻监视。继续搜捕,不准人出校,气氛异常紧张,地院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九·四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有以下事实为证:
1.打手同时集中,以灭灯、停广播为号,打时步调非常一致,有人指挥着,一声号令,几十个人围住一个。打一顿,打个半死放了,再扑向另一个。院革委会文攻武卫小组长冯国良就是武斗指挥之一。
2.挨打的人都是点了名揪出去的。且都是红色造反兵团、6·20革命造反兵团成员和地质系老师。据了解他们定的重点目标是11个人。
3.打得很狡猾,在明处以辩论为幌子扭打。拉到暗处就猛打猛踢并有人使用了皮鞭、腰带。打人都是往死里打,如果没有坏人操纵,是不会下此毒手的。
4.打人很有规律,从学12打到学9楼前(约300余米)就住了手,不敢往宿舍区人多处扩展。
5.最后并有组织的包围了东三楼,封了道路及校门。
联系前几天就有人扬言要揪斗蔡新平、周永璋、梁定益、安静中,以及一伙《新东方红公社》分子扬言要揍蔡新平、殷惟侯等同志的情况,就不难看出事件的背景了。
值得提出的是,院革委会成员大部分都出场了。他们在现场目睹这残忍的行凶,全不加制止。有的系分会负责人甚至赤膊上阵。革委会副主任李贵同态站在边上不管。赵国柱同志被追得走投无路时,正好撞上他。一把将李贵抱住,李仍不管。暴徒猛击赵后背,并把赵拖走。
常委聂树人,当群众出于义愤斗了朱成昭,按了他几下头,聂就指责群众“搞武斗”,动了朱成昭一点皮毛,简直就像割了他的心头肉。可是昨天,就是他离开大批判联终站所在地的学12楼后不久,打砸抢事件就开始了。他在一旁看着反朱战士遭毒打,得意地狞笑着说:“搞分裂的人,没有好下场!”一个外校同志挨了打,聂说:“到我学校来搞分裂,就是该挨揍。”他看已经达到目的,不久就溜了。
朱成昭死党杨雨中出场了、院系革委会其他成员及一些总部人员,如任云堂、侯力平、刘文德、黄占起、李荫增、陆炎德出场了。革委会委员究竟在九·四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难道还不清楚吗?
九·四事件是在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黑手及其内幕即将真相大白的前夕,在革委会的朱成昭代理人摇摇欲坠的时候发生的。这是地院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朱成昭的反革命势力向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革命报复事件!是一个资产阶级复辟的事件!是刘邓一小撮残余势力的猖狂反扑!是他们将要对反朱派进行残酷镇压的信号弹!
这一小撮暴徒,充分暴露了他们为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复仇的动机。他们在毒打反朱革命战士时咬牙切齿地说:“×××是打朱成昭、胡乐成的干将!”甚至第二天一早群众质问他们为什么武斗时,这帮人说:“他们为什么打朱成昭呢!”
打人最凶者已认出的有:冯国良(录入者按:体育教研室老师,武斗教练)、张世成、高德成、韩勇、焦民、于治国、崔云昊、曾昭贵等。
朱成昭的忠实追随者陈广智、刘万恩、刘梅也出了场了。一小撮新东方红公社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为朱成昭报仇。“反朱有罪”长期以来竟成为地院的“真理”。请问,我院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今日之地院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九·四事件,说明了“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礼的。”我们与朱成昭势力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的敌我斗争,现在已经到白热化的程度,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朱成昭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积几个月的刻骨阶级仇恨,发动了这一场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九·四事件说明了“—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所以公然撕掉—切伪装,赤裸裸地对反朱革命派实行法西斯镇压,正说明了他们狗急跳墙,穷途末路,就要进坟墓了!正说明我们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工作已经击中了朱成昭反革命小集团的致命要害,我们已经成为朱成昭之流反革命复辟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下了毒手!但是,和一切反动派一样,最后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没有好下场!
“九·四”反革命事件,是地院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长期以来执行没有朱成昭的朱成昭路线的总暴露,它教育了广大群众,使我们看清了地质学院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已被朱成昭势力所操纵。毫无疑问地院资本主义正在复辟!
我们呼吁,全体革命的东方红战士,为了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挽救东方红,勇敢起来战斗,从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的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些领导权!
我们呼吁!全市无产阶革命派战友们支持我们的斗争,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请求,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迅速派出调查组,调查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情况,支持地质东方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
我的强烈要求院革命委员会,立即严惩打人凶手及后面的策划者;立即医治被打伤的同态;赔偿全部损失,如数交回抢走的一切物资材料;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障毛主席赋予我们的四大自由,保障革命派的人生安全,立即公开向全院命师生作深刻检查。
我们严正警告反革命分子朱成昭及其一小撮死党,你们瞎了狗眼,打错了算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绝不会容许有一小块白色恐怖的法外之地的存在,革命群众早晚会把你这些家伙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我们劝告那些受了反革命分子朱成昭之流蛊惑而行凶打人的东方红战士们赶快觉悟,反戈一击!受蒙蔽无罪,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也应当扪心想想,你们充当了朱成昭之流的工具,对自己的阶级兄弟、对曾经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怎能下得了这样的毒手?难道你们就不感到惭愧吗?
我们东方红大批判联络站全体战士,坚信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充分了解我们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是光荣和伟大的。我们绝不会被朱成昭反动势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我们早已作好了准备,为保卫毛丰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我们早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刊!
打倒刘邓陶!
打倒朱成昭,揪出黑后台!
揪出朱成昭在革委会的代理人!
无产阶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
1967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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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关于聂树人抓周永璋

王秀允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周永璋夫人王秀允(周永璋在地院时的同班同学)所写《回忆周永璋》文稿。所谓“聂树人抓周永璋”,准确些说应是“地院革委会抓周永璋”因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已于1967年4月3日成立,发生在这之后的抓捕周永璋事件,是由地院革委会两位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聂树人与李贵(主任王大宾当时在校外养病)研究决定后,由聂树人具体操办的。

1967年9月1日,聂树人为打击报复持不同政见者,亲自策划指挥了抓周永璋事件。
他亲自找勘探系“朱派”的几位铁杆,亲到现场指挥,将周永璋五花大绑双手紧紧反绑,扔到车上。审讯时为了不让周永璋知道是谁在指挥殴打,就给他耳朵灌浆糊,再戴上头套。聂树人挖空心思,不敢把周永璋放在学校,怕不同政见的师生起来反抗,因而偷偷地将周永璋关在校外。
在关押周永璋期间,聂树人不断做指示和听取汇报。看守人员轮流对周永璋进行拷问、逼供、殴打。不让休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后来怕出人命才给个凉窝窝头,不给菜。看守们故意当着他的面大吃大喝,就这样折磨了他十几天。周永璋干脆就用绝食来抗议他们的法西斯暴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下子就瘦了十几斤。要不是老师和同学们千方百计寻找相救,找到了关押周永璋的地方,将他解救出来,还不知聂树人要迫害他多久,后果难以想象。
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关押周永璋的勘探系几大员也都70多岁的人了,你们有没有过良心的自责?这种事我相信你们是不会不记得的,但你们是不敢向你们后辈讲述的,因为太缺德、太可耻了。你们将背负良心的十字架走进坟墓。
最卑鄙的是聂树人,据说他还在回忆录中洋洋得意讲述自己是如何抓周永璋的,但对周永璋进行的残酷迫害却只字不提,还说是为了保护周永璋不被外校来抓。真是个无廉耻的小人。聂树人在地院掌权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仅周永璋被抓捕关押,受到迫害的老师同学还有好多,有的老师都被逼自杀了。几十年了,大家对文革都有反思,唯独聂树人对老周、对我没有过一句道歉。不但没有道歉,反而对文革、对他干的坏事都洋洋得意,还以“‘地派’二把手”自居,不知羞耻,都写在他回忆录书的封面上了!

2018年元月31日


附录1

捉放周永璋

聂树人

(节选自聂树人回忆录《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第88~93页。)

大约在8月中旬,从“师大井冈山”传过来消息说周永璋也是“5•16”成员——在“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的笔记本子上有周永璋的名字。
对于周永璋的“反总理”,我的心里早就有数。早在1966年9月“三司”成立不久,周永璋就因当面指责周总理(说周总理“和稀泥”)而受到“三司”其他工作人员的斥责,周总理也不得不小心行事。记得在9月26日接见“三司”全体战士大会上,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会后一两天,一位中央工作人员突然送来了一封信,是周恩来写给“三司”的,具体内容是解释或更正他在“三司”大会上的一句讲话。这句话好像与“你们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有关。《首都红卫兵》在报道周总理的讲话时,我已根据总理的来信对这句话作了修改。
周永璋之被迫离开“三司”司令部工作岗位,与他对周总理的不恭态度(当然他还有爱出风头的毛病)而引致三司其他成员不满很有关系。周永璋虽然不在“三司”机关工作了,但是他毕竟曾经是个人物,在社会上有较大的活动面,认识的人多。以反对周恩来为主旨的张建旗一伙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在周恩来问题上栽过跟头的人。从周永璋爱出风头这一点上说,他参与张建旗们的一些活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于乱轰乱打的“炮打司令部”,我从来都是反对的。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与英雄有关,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什么英雄。当时我把那些乱轰乱打的英雄们都视为“犯上作乱者”!在我看来,为着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无端“乱轰乱打”,那是流氓无赖的作派,是无耻的行径,与革命没有半点关系。我们一个青年学生,对上面的事情了解多少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当“老一辈”投身革命时我们还没有出生。另一方面,在文革以前,我所看到的是不要说反对上层的某一个人,就是对人家提点意见说点不满的话也会被视为叛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很想成为英雄的人,因为乱轰乱打而被严厉批评或被送进监狱。
面对文革初期纷纭的政治环境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当英雄!
周永璋上了“5•16”的名单,这可是一件大事情。当时“师大井冈山”就是按照那个名单抓人并扭送公安部的。从“师大井冈山”传话的口气上看,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如果真是这样,让外校人将周永璋抓走,我们“地质东方红”就太没有面子了。我与李贵相商后立即派人到师大去了解情况。可是派去的人回来说,人家不接待他们。追问原因,他们估计的情况是人家不了解他们,怕走漏了风声。如果王大宾或我出面人家就可能提供详细情况。
当时王大宾在小汤山疗养,于是我带着两三个人到了师大,拜访了“师大井冈山”的第二把手董联猛。此时在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中,“师大井冈山”已经彻底倒向地派,我的到来受到了师大同行热情接待。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他们抓“5•16”的进展情况,并将李芳的笔记本拿出来让我们看。在一页上写有六七个人的名字,内中果然有“周永璋”三个字。师大专案人员讲,其他人(分属好几个学校)有的已经抓了,有的还在追查中。周永璋是地质学院的,他们还没有抓,“最好由你们自己抓”。他们所谓的“抓”,根据我的理解,就是先把人控制(隔离)起来,进行初步审讯和调查。只要参加过“5•16”的组织活动(例如参加过他们的会议等),就立即送公安部处理。
显然师大同行是希望我们采取行动,不想让“地质东方红”难堪。
我回到学校后,立即将情况与李贵进行了沟通。我们觉得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要采取行动。如果让外校人抓走,一方面是我们脸上没有面子,另一方面人家最后很可能要将他送进公安部。那种地方只要进去了,弄出来就难了!周永璋虽属“蔡派”头头之一老跟我们作对,但是他毕竟和我们共过战壕。在事关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们不能落井下石。
当时商定由我组织人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并保持与师大同行的联系。因为事关校内两派,这件事要秘密进行,而且绝对不要将这件事与两派之争联系起来,更不能使两派的纠纷加深。
在此后的两三天中,我总拿不定主意,心想最好是先找周永璋谈一谈,向他说明利害,希望他如实告诉我为什么他的名字出现在李芳的笔记本子上。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这时周永璋肯定也闻到了风声,东藏西躲,好几天不见人影。事实上他应该比我们更敏感些,因为在李芳笔记本上写有名字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被斗了被抓了,他之被抓只是迟早的事。而且我估计他的内心里肯定有这样一种想法:出于校内的派性之争,我们抓住他一定会整死他。
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突然在东饭厅门口看到了周永璋。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我。他不进饭厅了,立即掉转头往东跑去。我赶快追了上去,大声叫他,他却根本不回头。我估摸着我一个人是追不上他的,就立即跑进了东饭厅招唤勘探系的几个同学协助我去追。东饭厅是勘探系的食堂,我对几个正在吃饭的同学简单说明情况,他们立即放下饭碗就朝东边追了过去。
经过路人的指点,跑在前面的同学很快就知道了周永璋的去向:进了教一楼。
大家立即包围了教一楼。我和其他人进楼去搜寻,最后好像是在二楼或三楼的一间厕所中找到了周。
追搜周永璋的学生都是“朱派”的人,对整治周永璋早就跃跃欲试,这时更是来了劲儿。一方面是怕他逃跑,另一方面也为了出气,有人不知从何地找来一条绳子将周的双手从背后绑了个结实。
到了这时候我才想到下一步该如何处置。以前我真还没有想到这一点。几个勘探系的同学在和我商量这个问题时,我们的一致看法是不要把周永璋关在学校里,而是转移到校外。如果关在校内,“蔡派”们就很可能会将这事与两派之争联系起来,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与革委会作对,以为我们是借抓“5•16”为名进行报复。关在校外,因为有社会上抓“5•16”的大气候,“蔡派”们一下子也不明周永璋问题的真相,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有一个家在北京的同学说,可以把周永璋关在城内某中学内,那里他人熟地熟,不会有差错。
在得了他“万无一失”的保证后,我立即给车库打了个电话,要来了一辆三开门的吉普车,将周永璋从楼内押了出来,往车上推。这时周永璋不再反抗。在周永璋被推上车的一刹那,他对我说:
“聂树人你不要胡来!”
“放心,我不会胡来!你自己的事情你心里最明白,一切取决于你!”
除周永璋外,好像还有五六个人学生上了车。
车门一关,车子就开走了。
从我的内心说,绝对没有报复的一丝用意,更没有从这个问题上捞取政治资本的半点想法(对我来说从这个问题上又能捞到什么政治资本呢!),因此自认为光明正大,一心为公为他人。但是现在想来我并没有那么高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私心杂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任何事情上“地质东方红”都要走在前面,不能落后;社会上“抓5•16”已经形成一个潮流,如果因跟不上形势而出了差错,受到上面的批评,必然也会受到校内师生的指责,面子上不好过。一句话:图虚荣!
从周永璋被抓到被放中间,可能有十多天。周永璋究竟被关在何地,我不得而知,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地方。周永璋被送出校门后,我随即将情况通报给李贵,以后的事请他处置,因为学校的“专案工作”一直都是他负责的。
当然我还是随时掌握情况的。据说周永璋一直不承认他是“5•16成员”,与“5•16活动”无关。我们原本就不想整他,对他的口供我们姑且信之;我们也不去师大或公安部了解情况、收集相关资料,更不去审问其他“5•16成员”,要他们交代周永璋与他们的往来和关系。
对于李芳笔记本子上“周永璋”三个字,如果有人追问起来,我们准备的“解释”是:那是李芳自己写的,她可能是想将周永璋列为发展对象,而周永璋本人不一定知道。
我曾问过周永璋的生活问题。我记得的情况是,有同学曾对我说,开始一两天周永璋拒吃窝头。后来饿极了也就吃了。我问:
“那你们吃什么?”
“我们吃窝头也吃馒头。就是不给周永璋吃馒头,整整他!”
窝头咸菜是家常便饭。在那个时候,我们学生的生活就是如此。
“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说。
“蔡派”的头儿之一被抓,这对“蔡派”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但是当时社会上正处在抓“5•16”的高潮中,加之周永璋的“反总理”言行地院的人们以前也有所闻,再加上“蔡派”在学校原本就很臭,周永璋之被抓,并没有在校内引起大的震动,更没有人因此而对革委会、对我有什么指责。
或者“蔡派”的人们对周永璋的“清白”也没有充分的信心,大家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蔡派”中最仗义最有头脑、最有本事的还是蔡新平。他组织人经过几天的探寻,大约一星期后终于发现了周永璋的“踪迹”;或者抓押和看守周永璋的学生中有口风不牢的人,将关押地点透露给了“蔡派”也说不定。可能是在8月底或9月初,蔡新平带着几个人到了关周永璋的那个学校,因为看管的学生少,他们就控制了局面,将周永璋解救了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蔡新平还以看守学生的名义给我打电话,说蔡新平他们已经知道并来到了关押周永璋的地方,要求释放周永璋,问我怎么办?
前文已经说到,我们原本就没有要把周永璋往死里整的意思,因此抓了他以后也就没有再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我们只要抓了他,这就够了!据此谁都无权指责我对“反对周总理”的“5•16分子”“无动于衷”!他自己跑了,他被人解救出去了,那只是我们工作不严密的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
现在正好有个台阶可下。因此我也不去辨别打电话者是谁就说:
“这个事拖长了我们也有些被动。你们不管了,他们要弄走就叫他走吧!”
这大约是晚上半夜发生的事。第二天蔡新平为解救周永璋写出了一张大字报,我才知道了蔡新平冒充看守学生的真相。
我对此保持沉默。学校里其他人对此也没有任何反响。
我后来的分析是:周永璋当然知道自己屁股上有多少屎,蔡新平也并不坚信周永璋就是“清白”的。他假冒他人名义给我打电话,一方面是想让我出丑,另一方面也是想摸摸我对此的态度,他也怕我认起真来追究他的责任——当时可正处在打击“5•16”的风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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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八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0月 01, 2018 9: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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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一个政治阴谋的破产

最高指示
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地院东方红战士周永璋同志已于9月10日凌晨安全脱险 ,胜利返校。朱成昭、聂树人之流的政治迫害阴谋彻底破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
周永璋同志是中共预备党员,贫农出身,我院最早起来造反而被反动路线打成了“反革命”的革命小将之一,前首都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被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用极其卑鄙的政治迫害手段排挤出三司领导岗位。由于周永璋同志一直坚持与朱成昭一小撮人作坚决斗争,朱成昭势力对他恨之入骨,一直加以打击迫害,必欲置死地而后快。
最近,在“5·16”反革命集团及反革命两面派林杰之流被揭露后,朱成昭势力及他们的黑后台日暮途穷狗急跳墙,干脆撕掉了假面具,赤裸裸地用法西斯手段镇压坚决反朱的革命东方红战士,妄图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命运。
他们在9月4日一手策划了法西斯镇压流血事件后,紧接着在9月6日由聂树人(常委 )亲自指挥,贼喊捉贼,诬陷周永璋同志为“反革命5·16分子”,毒打后进行非法绑架,并在全校进行非法抄家,制造白色恐怖。当晚他们私设刑堂把周蒙上眼睛、耳朵灌满浆糊、嘴里堵上破布头、肩裹着布(使血流不到衣服上)进行严刑拷打和逼供信。周永璋同志英勇不屈进行了三天四夜绝食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广大革命的东方红战士对聂树人之流的政治迫害阴谋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无情斗争,向总理办公室、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汇报了情况。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9月10日凌晨宣布朱、聂之流的逮捕是非法的,指示他们释放周永璋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次战胜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6”迫害周永璋事件发生在广大革命的东方红战士与伸向地质东方红的黑手的斗争即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地院的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候,其阴险的政治目的就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搅乱阶级阵线,镇压革命派,包庇黑手及真正的5·16分子混水摸鱼。9·6事件进一步暴露了这只黑手和受他操纵的我院东方红内一小撮坏人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因而也就加快了他们走向死亡的速度。“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自作聪明、耍弄阴谋的人都逃脱不了这个下场。
但是敌人是不甘心自己失败的,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伺机向革命派进行猖狂反扑。有迹象表明,9·4和9·6两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发生以后,一小撮暴徒及其幕后的黑手还在蠢蠢欲动,企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呼吁广大东方红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呼吁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坚决维护执行“六六通令”和北京市革委会“九九通告”,坚决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我们也严正警告那些混蛋:我们严阵以待,有来犯者坚决回击之。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斩妖剑斩断刘邓司令部伸向地质东方红的黑手!
头可断,血可流,地质东方红永跟毛主席革命到底不回头。任何人休想使地质东方红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胜!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革命大批判联络站
1967.9.10

附录3

关于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残余势力残酷迫害
周永璋等同志的紧急严正声明

地院一小撮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竟然狗胆包天,公开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7·28最新指示,残酷地镇压革命的东方红反朱战士。继去年9·4、9·10和今年3·22、6·22等一系列打、砸、抢、抄、抓的反革命事件后,于8月10日起又开始对我红二团等战士进行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
8月10日中午,一小撮坏蛋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诬蔑周永璋同志是反周总理、反谢副总理的反革命分子,将周永璋同志绑架到聂树人之流私设的地院监狱中,进行非人的迫害。周永璋同志为了抗议这一小撮朱成昭分子的法西斯罪行,被迫宣布绝食(详见后面周永璋狱中遗书),至今已四、五天了,生命垂危。
8月13日深夜,在一小撮朱成昭分子策动下,一群打手突然袭击红二团战士宿舍,将红二团战士吉让寿、肖体修、孙司权抓去,残酷毒打,孙司权同志被打得尤其惨酷,至今下落不明。其他红二团战士人生安全毫无保证,随时有被绑架毒打的可能。
为此,我红二团特发表紧急严正声明如下:
1. 革委会负责人王大宾、聂树人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周永璋同志,释放孙司权同志,维护六六通令。老老实实贯彻执行毛主席7·28最新指示。如果继续对主席最新指示置若罔闻、阳奉阴违,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其结果将是很不美妙的。
2. 谢副总理最近对我院指示:朱成昭势力现在仍在活动。这一指示深刻地揭示我院最近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对反朱战士的残酷迫害事件的政治背景。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注视事态发展,随时准备痛击朱成昭势力的猖狂反扑。
3. 聂树人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谢副总理在7·28向主席汇报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家伙阴谋篡夺地院革委会领导权。他实际上长期以来和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紧密勾结、相互包庇,立自己的山头。在王关戚操纵下搞成一个与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中心。在社会上到处伸手,反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外单位新生的红色政权;对内残酷镇压反朱派,甚至打击与他持有不同意见的“第三势力”。聂树人反动的“多中心论”必须彻底批判!
4. 地院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与地院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高、周、聂之流与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紧密勾结,互相呼应,在地院大刮右倾翻案风,阴谋分裂革命队伍,分裂革命委员会。他们是地院“四右”的真正代表,必须彻底揭发批判!
我红二团战士长期以来与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与一小撮混进革委会的朱成昭的代理人的斗争,与王关戚反革命中心的斗争,正是从根本上保卫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我红二团战士将一如既往,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维护党的政策法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及朱成昭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 我们恳切地奉告王大宾同志,必须认清地院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分清敌我。如果继续认敌为友,视友为敌,老虎屁股摸不得,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甚至对毛主席最新指示阳奉阴违,继续助纣为虐,参与对我红二团战士的残暴迫害,那势必将会犯更大的错误,滑到危险的边缘。
6. 聂树人之流操纵一小撮朱成昭残余势力,对我反朱战士进行的残酷迫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将一大批反工作队的骨干又打成了反革命,围攻、毒打、囚禁、抄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发生活费,不发布票,不让应届毕业生毕业……这一切暴行决不表明他们的强大,恰恰相反,这只能表明他们政治上的极度虚弱,他们见不得阳光,他们害怕革命群众揭露他们的阴谋,说明事实真相。但是真理是掩盖不住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必将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广大革命群众面前,朱成昭反革命残余势力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北京地质学院 红二团 1968年8.月15日

附录4

我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句话
——周永璋狱中的信

(此信系周永璋被绑架关押后绝食抗议中在群众帮助下由关押地点传出。现据当时的油印件录入。)

1. 我11日起绝食,发表了声明,条件是:指控我是炮打总理和谢副总理,请当广大东方红战士面和卫戍区首长面前公布材料,当面对质,本人申辩。否则立即释放。为此绝食。
第二天,王大宾来了封强硬的信。
2. 到现在为止,已近绝食四天,实在是五天没有吃什么饭。看样子朱成昭残余势力要向我下毒手了。死后只望中央或有关领导机关对我详细认真审查,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结论。我生为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作一个毛主席的好党员,我衷心愿望对我的党籍问题作出正确处理。另外请对一手策划抓我参与迫害我的任云堂、饶明鑫等进行审查。
并望由于我的死引起首长对地质学院朱成昭残余势力的重视,关心地院,解决地院的问题。
3. 我患有肝炎,至今不愈,死后望送科学院解剖,许能对人民作出最后一点贡献。如有报酬请捎我老贫农的父母亲,尽了作儿子最后之孝。
4. 父母亲都是老贫农,旧社会苦水泡到解放。望有关单位作好思想工作,不能叫他们太伤心以致寻死。
5. 我是不会寻思自杀的。我要斗争到停止呼吸的最后一分钟。
6. 打倒朱成昭!彻底打倒朱成昭残余死党反动势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翻身为时不远了!前赴后继,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彻底的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
生为毛主席的红小兵,
死为毛主席的红小鬼。

(1968年)8月14日
周永璋

附录5

血债要用血来偿!

(这是刻印在周永璋绝食信传单后边的另一内容。原件未署名。)

8月13日深夜,孙司权同志被暴徒抓走后进行了残酷的拷打,暴徒们将他按在凳子上,勒令他脱光衣服,孙司权不从,暴徒们就把他衣服剥光,打得半死,至今不知关在何处。
吉让寿、肖体修二同志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连边上制止武斗的群众也被毒打一顿。
朱成昭残余势力为了进行阶级报复,煽动说我红二团烧黑材料,殷惟侯打人。这些纯属无耻的造谣。稍有头脑的人也可以识破他们的阴谋。
打到朱成昭的残余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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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
看地院革委会对“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镇压

蔡新平

前言

张运钧在编写地院东方红大事记时,从地院《东方红报》的倒数第二期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录成电子版后发给了我。这东西看得我头皮发麻。竟然还有这么个东西,我怎么就不知道?很可能很多人都不曾见过。看看这份报纸的时间,大概可以找到答案。我在军宣队进院前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不在学校了,在聂树人、王大宾们大抓“高安郑及其黑爪牙”的威慑下先是躲在北大,后来回了老家武汉。是军宣队通知催我急急地回了学校。这张报纸出笼的时间,应当在军宣队进驻之前,王、聂革委会不知死到临头,最为疯狂阶段的产物。因此这期报纸还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广为发送。
这是一份很有分量的史料。它是地院文化大革命在校内发展到极致时的产物。从它出笼的时间(1968年8月8日)可以看出,地院文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时刻。如果没有意外(没发生转折),继续发展下去,一个活生生的不亚于“镇反”、“反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的阶级斗争局面,就将在地院全面铺开。“反革命集团”的名单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全点名、半点名、隐点名已经按他们的需要分门别类地公布了,点名的已经有几十个了,已超工作队的战绩。打击的舆论已经造得足足的了,各种罪名都已罗列好了,而且都有充分的论证。欲加之罪的“反革命罪证”也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号称是“铁证如山”。镇压的行动已经启动,批斗大会接二连三,抓捕行动也已经全面展开。如果没有意外,这些“反革命分子”铁定了要完蛋。
但意外还真地发生了。这情况与当年工作队完蛋前的情况非常类似。工作队也是准备好了几十个老师学生名单,准备大会批斗后就送农场劳改。可偏偏毛老人家游完泳了,回北京了,开始实施对刘少奇“收网”的部署了。不知是什么话从中南海传出来了,1966年7月18号邹家尤的批斗学生会,突然就变成了检讨会。
这帮家伙们搞得也太出格了。在清华、北大大搞武斗,烽火连天;在地院因为对立面没有拉队伍,派仗武斗打不起来,因此他们就更加为所欲为。按他们的话说就是嘎嘣脆“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不管是蒯大富还是王大宾,总之是招致龙颜大怒了。几十年后在深圳,王大宾曾对蒯大富说:你们这个样子搞法也太不像话了,搞过头了嘛,完全打乱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要不他老人家咋会那个样子生气,把我们都赶出北京呢?当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学校也是搞过了头,还以为自己是受蒯大富和老佛爷牵连的。不管怎样,这个意外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了。历史又一次发生了奇迹般的转折。

(一)《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一文的出笼

聂树人在回忆录中长篇大论地描述了如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述说中批判“高安郑”多引用《东方红报》刊载的一些战斗队的大字报文章,而且都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但唯独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聂树人的回忆录中只字不提,这篇文章就是载于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148期的《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此文是任云堂代表地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长篇发言。此文上纲上线的反革命帽子之大、火力之猛、语言之狠毒、歪曲诬陷编造的“反革命活动事实”之多,都达到超级水平。任云堂是谁?革委会常委,在开除了高元贵、田春林等人后调整班子提升的学生,原水文系分会的主任。在聂树人的回忆录电子版中搜索“任云堂”三字一共找到三处,两处出现在革委会成员名单中,另一次也是出现在无关紧要位置,其他就再也找不到了。回避得很彻底。为什么?
那这篇东西谁写的呢?
王大宾吗?不可能——长时间住院,大权都交给了聂副主任了。再说人家是一把手,怎么会自己动笔;
李贵吗?那肯定是个笑话,谁都知道他是资格老、文化低的大老粗;任云堂自己吗?还没有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剩下几个常委贾振远、侯力平、李一民、刘佛兴、刘家齐,有一个笔杆子吗?
唯独聂树人,那是地院有名的铁笔杆子!从三司《首都红卫兵》报的主编下野后,据说是被李贵这个大老粗老革命三顾茅庐请到地院革委会来的。聂树人回忆录中有很长一段描述李贵因何又如何请他进入革委会的。李贵因自己喝墨水少,和“二团”这帮摇唇鼓舌之徒打交道甚感吃力,他特赏识聂树人的生花妙笔,正好能弥补自己能力的不足。干革命没有笔杆子怎么行?因此就礼贤下士,把聂树人请将进来。在革委会的大位,聂树人牢控舆论阵地,一个《东方红报》,一个广播台,可能还有若干专案组。据聂树人自己在回忆录中吹嘘,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地院《东方红报》的很多重要文章都是他亲自动笔或授意他人起草,由他定稿的,如孟繁华那篇发表在《首都红卫兵》报被毛老人家看中的打倒“私”字的文章,“那篇文章应该是在我列出提纲的情况下,由孟执笔起草,由我修改完成的”;那篇以“井冈山、风景这边独好”战斗队为作者名发表的《我地院东方红的对外路线不容中伤》,是“由我亲自动笔”,“我先让广播台反复广播,在此基础上又加以修改后,在地院《东方红报》发表的。”……不一一列举了。据此大体上就能够想象这篇东西的来龙去脉了。

(二)这篇东西里都说了些什么?

聂树人写回忆录充分利用了“三报一编”(《首都红卫兵》报、地院《东方红报》、《动态报》、工作队的《大字报选编》),而且非常习惯大篇大篇引用,这是个优点,说话讲究真凭实据嘛。可是只要一离开引文,那发挥起来就妙笔生花了。这么重要的一篇文章,为什么聂树人就完全回避呢?这个问题只有在读过该文后才多少能有些理解。请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大搞“四右”活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反革命集团。在揪出走资派周、聂、叶朱叛国集团之后,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是我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穷追猛打,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按:“高安郑”成了地院文革中最主要的革命对象,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待“高安郑”的方针是“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够恐怖的了。)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三股反革命势力的合流。一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打着“受害者”、“革命干部”的旗号,由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组成。他们向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夺权。其主要成员有高元贵、吕禄生、刘普仑、池际尚、马杏垣、曹添、赵××、翟××、程××等(按:这些被点名或半点名的人中,池际尚、马杏垣、曹添都是教授、赵××应指赵鹏大教授,翟××应指翟裕生教授,程××应指程发景教授)。二是以安静中、郑伯让直接操纵的打着“老造反派”旗号网罗的一批顽固地为反动路线翻案的老保、老右倾,利用他们混入东方红内部的身份,勾结社会上的“二流派”和反动势力,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主要成员有:安静中、郑伯让、叶德隆、纪群、江××(按:应指江祖如)及其打手周永璋、蔡新平等。三是以陶世龙、沈孝宇、王鸿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按:这是他们对“高安郑集团”的定性,集中国共产党定义的各种反革命、反动分子、坏分子之大成,其打击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多,远超工作队。王鸿夫妇就在这之后被抓捕审讯拷打后双双自杀,留下一三岁的孤儿。)
高元贵,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我院头号走资派,“四右”的总代表。为了夺回已失去的“天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必然地要伙同他昔日所包庇纵容的难兄难弟: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参加过汪精卫青年团的吕禄生,反动组织“大刀会”的成员、三反分子刘普仑,大叛徒池际尚,反动学术权威马杏垣,地质系走资派、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曹添,勘探系修正主义分子赵××,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程××等,结成反革命复辟小集团。(按:给这些革命干部和老教授们所加污名之刻毒,闻所未闻。)
但是高元贵们也很懂得,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他再明目张胆地伙同这批乌龟王八……(按:把地院的最好的干部、最受人尊重的教师们统统骂为“乌龟王八”,其内心是多么仇恨,又多么阴暗。)
高安郑之流又怎样和陶世龙、沈孝宇、王鸿这股右派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陶世龙、沈孝宇、王鸿等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时企图翻案复辟。有谁敢替他们翻案呢?他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各派势力中找到了髙安郑一小撮;而高安郑之流也保证上台后为陶沈翻案。条件是他们继续为高安郑之流卖力,控制教务部门和水文系大权,成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支别动队。(按:无中生有的诬陷和编造谎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一个要翻案,一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要替他翻案,于是反动的翻案目的就把他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策划于密室,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请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打气、狼狈为奸的。安静中曾对陶世龙说:“整沈孝宇的材料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有那么回事,但不一定是右派言论,到运动后期打不成右派。王××也始终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陶世龙连忙将安静中这些话转告沈孝宇,同时对他说:“我是‘大批站’方面的秘密成员,是通过清华和他们联系的。朱成昭虽然倒了,‘大批站’这股势力如不能胜利,你还是翻不过来。你要等待时机,要顶住,不要躺下去,要干起来,还要注意不要再被抓住辫子来打我们的人。”从安静中、陶世龙的自白里,我们不难看出:安静中既然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自然就要为沈孝宇翻案了。而陶世龙、沈孝宇也必然要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后期被安静中、郑伯让之流所控制的,为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操纵的“大批站”的胜利上。正因为在地院有“大批站”这个右倾分裂组织的存在和社会上反动组织“清华红教工”的支持,陶沈翻案气焰更加嚣张。连篇累牍地一个接着一个上书,大刮翻案妖风,其猖狂程度达到了极点。甚至极右分子张文澜也在去年写信给曹添,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曹添的身上。(按:把这些老师统统与1957年的右派套串在一起,坐实罪名,以便最后一网打尽。)
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进行着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复辟活动。
许多铁的事实说明了高安郑之流为了颠覆院革委会、夺取领导权,手法是极毒辣的,有机必乘,无孔不入。高安郑之流的野心不仅仅是为颠覆我院革命委员会,更大的阴谋是想颠覆市革命委员会,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按:高安郑的罪真是够吓人的了,竟然其野心是颠覆市革命委员会而且还有铁证。)
当郑××(按:应指郑雪禾)炮打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贴出之后,激起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恨,地质公社的革命小将揪斗了郑××,这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拍手称赞。可是高安郑之流和 “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其鸣冤叫屈。安静中要写信给中央,说什么“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把一个仅仅写了《十二个为什么》的普通教员拿来揪斗”。“二团”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揪斗郑××是“反革命的报复事件”,并贴出大幅标语“坚决要求革委会立即释放郑××,为郑××平反,并公开向郑××同志赔礼道歉。”他们的主子高元贵也赤膊上阵,为郑××鸣冤叫屈。从安静中这一封信、“二团”的一张声明、一条标语和高元贵的话里就充分地暴露出他们“二流派”的反动面目。“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倒谢活动,企图颠覆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责难逃!(按:他们已不再是口头批,已经开始抓人了。就是从抓郑雪禾老师开始,很快就把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陶世龙、周永璋、殷惟侯、余九芗……教师、干部、学生都抓捕关押起来。)

(三)戏剧性的结局

这篇东西在最后写道:“经过两个多月以来的搏斗,我们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在组织上摧垮了他们,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果然,在这个批判会后不久,他们开始组织了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聂树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百个战斗队对高元贵及‘高安郑’集团的声讨,是革委会做出打击决定的导火索。对上述三个人,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隔离审查’之后,即对其公开定性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进行全校性的批判斗争。郑伯让是否在全院大会上批斗过,我记不清了。高元贵和安静中被拉到大饭厅主席台上进行批斗,我记忆较深。高元贵因年纪大,安静中身体原本就不大好,又经过较长时间隔离审查,低头弯腰站在主席台接受长时间的批斗确实有些支持不住”,“我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
被他们点名批判的“反革命右派分子”王鸿,夫妇俩已经经受不了他们的残酷批斗,舍下才几岁的亲骨肉,双双自杀了。
正当他们准备大干,实现他们“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罪恶计划时,毛老人家的“伟大战略部署”又变了,派出军、工宣队进驻了各高校及“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地院自然不会例外。很快东方红公社也好,王大宾、聂树人的革委会也好,统统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聂树人这样的文革狂热分子,也都被文革所抛弃,被罢了官,褫夺了他们自编自演戴上的假党员桂冠和革委会、党委常委的封号。他在回忆录中无奈地写道:“于是,一个原本周身干净的人突然被人泼了一身又脏又臭的污水粪尿,突然被人推进粪坑中呛了一肚子粪水,熏个昏迷,呛个半死,既不能自己爬上来,更不允许他人拉一把。”看看,多么的可怜!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某种人物。自艾自怜也没人同情,随之毫无悬念地被轰出了北京。不过聂树人回忆录中说他本已被留下可继续做官,但他看破红尘,主动要求去了青海。在这里,我们要为这个“‘地派’二把手”点赞了。后来这些差点就要跳过龙门的革命骄子,虎落入平阳被犬欺,也亲自尝到了挨斗和坐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监狱的滋味。有的人坐明白了,头脑清醒了,人格也升了几格。聂二把手是否坐明白了,就不得而知。设想如果让他们再继续掌权下去,上述被他们在此文中所列举的地院干部、教师、学生,其命运肯定都会比1957年右派的下场还惨。看到他们这篇文章后,再看看他们的结局,我也不禁为高、安、郑们和自己庆幸。


附录1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任云堂同志代表院革命委员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
大会上的发言

(原载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148期)

东方红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院革委会遵照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带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主动地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展开进攻。在揪出了周守成、聂克、叶朱反革命叛国集团、右派翻案集团之后,又揪出了高安郑反革命集团。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一)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大搞“四右”活动,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为刘邓反动路线翻案,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反革命集团。在揪出走资派周、聂、叶朱叛国集团之后,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就是我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必须穷追猛打,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三股反革命势力的合流。一是以高元贵为代表的打着“受害者”、“革命干部”的旗号,由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所组成。他们向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夺权。其主要成员有高元贵、吕禄生、刘普仑、池际尚、马杏垣、曹添、赵××、翟××、程××等。二是以安静中、郑伯让直接操纵的打着“老造反派”旗号网罗的一批顽固地为反动路线翻案的老保、老右倾,利用他们混入东方红内部的身份,勾结社会上的“二流派”和反动势力,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其主要成员有:安静中、郑伯让、叶德隆、纪群、江××及其打手周永璋、蔡新平等。三是以陶世龙、沈孝宇、王鸿为代表的右派反动势力。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股反动势力的合流,有它们共同的阶级利益和反革命的政治目的.
高元贵,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我院头号走资派,“四右”的总代表。为了夺回已失去的“天堂”,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必然地要伙同他昔日所包庇纵容的难兄难弟: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参加过汪精卫青年团的吕禄生,反动组织“大刀会”的成员、三反分子刘普仑,大叛徒池际尚,反动学术权威马杏垣,地质系走资派、漏网右派、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曹添,勘探系修正主义分子赵××,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程××等,结成反革命复辟小集团。
但是,高元贵们也很懂得,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多的今天,他再明目张胆地伙同这批乌龟王八,打出旗号进行反夺权,是成不了大业的,阴谋会立即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所揭穿。于是就勾结在文化大革命 中有着所谓“造反”历史的安静中、郑伯让及其所操纵的反革命阶级报复集团《黑二团》的几个小丑,作为他们的得力干将和打手,企图逃脱过去十七年推行刘邓反动路线的罪责,掩盖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隐蔽罪恶家史、漏网大右派、修正主义路线的吹鼓手和积极推行者安静中,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伯让,凭着他们长期阶级斗争的反革命嗅觉,在运动初期就钻进了造反派的队伍。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伙同陈××、颜××、叶德隆、王××、纪群、刘××、周永璋、蔡新平等人,猖狂地反对和颠覆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安静中、郑伯让之流为了在院系革命委员会里安插他的代言人,就必然要指使《黑二团》的几个小丑,利用某些群众的右倾思想,为高元贵进入院革委会,为郑伯让进入地质系分会,大喊大叫,一而再再而三地为结合安静中等大造舆论。以高元贵为代表的和以安静中、郑伯让为代表的这两股反动势力,就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政治目的和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
高安郑之流又怎样和陶世龙、沈孝宇、王鸿这股右派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呢?原来他们之间有着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陶世龙、沈孝宇、王鸿等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时时企图翻案复辟。有谁敢替他们翻案呢?他们在地院文化大革命各派势力中找到了髙安郑一小撮;而高安郑之流也保证上台后为陶沈翻案。条件是他们继续为高安郑之流卖力,控制教务部门和水文系大权,成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一支别动队。
一个要翻案,一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又要替他翻案,于是反动的翻案目的就把他们紧紧地结合了起来。他们策划于密室,干着反革命的勾当。请看他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打气、狼狈为奸的。安静中曾对陶世龙说:“整沈孝宇的材料中,有些是假的,有些有那么回事,但不一定是右派言论,到运动后期打不成右派。王××也始终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陶世龙连忙将安静中这些话转告沈孝宇,同时对他说:“我是‘大批站’方面的秘密成员,是通过清华和他们联系的。朱成昭虽然倒了,‘大批站’这股势力如不能胜利,你还是翻不过来。你要等待时机,要顶住,不要躺下去,要干起来,还要注意不要再被抓住辫子来打我们的人。”从安静中、陶世龙的自白里,我们不难看出:安静中既然认为沈孝宇不是右派,自然就要为沈孝宇翻案了。而陶世龙、沈孝宇也必然要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后期被安静中、郑伯让之流所控制的,为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操纵的“大批站”的胜利上。正因为在地院有“大批站”这个右倾分裂组织的存在和社会上反动组织“清华红教工”的支持,陶沈翻案气焰更加嚣张。连篇累牍地一个接着一个上书,大刮翻案妖风,其猖狂程度达到了极点。甚至极右分子张文澜也在去年写信给曹添,把翻案的希望寄托在曹添的身上。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安郑反革命集团主要是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组成。他们在校内网罗一批叛徒、特务,没改造好的地、富、 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校外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的操纵下结合的一个反革命的集团。
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帅,是我校头号的走资派、三反分子高元贵,黑高参是吕禄生和曹添,黑干将是安静中、郑伯让、刘普仑等,而刘普仑又是髙元贵的心腹——情报员和材料管理员。各系都有他们的代理人,黑打手是《二团》的几个小丑和右倾思想极为严重的人。

(二)

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进行着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复辟活动。
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焦点是政权的问题。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是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行动纲领和政治目的。
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开始了。那时由陶世龙、沈孝宇、安静中、王××策划成立的“六•二〇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向当时东方红总部夺权的计划之一,但在李贵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下阴谋没有得逞。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 围绕着一个中心的问题,就是由谁掌权的问题。安静中说:“革委会要由高元贵所代表的思想掌权”,我们说:“高元贵的思想是一整套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由它掌权就等于我院文化大革命前功尽弃!革委会绝不能用这种思想来掌权,只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掌权。”高元贵说:“革委会要为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平反,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我们说:“不行!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是我院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不能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浴血奋战得来的红色政权,绝不能落在他们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在政权问题上斗争的实质和问题的所在。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企图颠覆红色政权呢?他们阴谋夺权想通过三个途径。
一是否定院革委会的革命性,把革委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打成朱成昭分子,胡说革委会是被朱成昭控制。于是安静中就提出:“革委会应该改组,而且必须彻底改组。”
怎么改组呢?高元贵指出:“要翻一翻东方红的历史,要为过去受朱成昭打击和压制的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平反,让他们进入革委会。”所谓“彻底改组革委会”,说穿了就是在“思想上要由高元贵所代表的思想掌权”,在 组织上要由高元贵、安静中、周永璋、蔡新平掌权。
为了达到这个“彻底改组”的目的,他们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挖空心思地、恶毒地攻击革命的领导干部李贵和王焕等同志,攻击革命小将王大宾和聂树人等同志。妄图否定我院红色政权是革命三结合的产物。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阴谋夺权的第二途径是:在革命队伍内部拉山头,搞分裂,企图通过分裂后来夺取政权。他们多次想打旗号、拉队伍。“七一串联会”和“大批站”的成立及其后期在组织上的不断完善,成为“我院的第二个总部”,就是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搞分裂、企图夺权的铁证。为了搞分裂,他们恶毒地歪曲“七评”中有关分裂的论述和周总理七·二九对中国科学院两派讲话的精神,作为他们的理论根据;为了搞分裂,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四处串联,组织队伍。他们大造反革命的舆论,施展反革命的手法,为夺权做了许多准备。
首先,他们从方向、路线上全盘否定院革命委员会。安静中说:“我院革委会成立时就是 ‘先天不足’,是朱派掌权,被朱成昭分子所操纵;革委会成立后是 ‘后天失调’,被关、王、 戚所操纵。” 他们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八个字,将我院革委会成立的前前后后全盘加以否定。高元贵也恶毒攻击“我院革委会的成立是结党营私”,“我院革委会的对内政策是被朱成昭思想体系所左右的。对外政策同样是宗派主义的。总之对内对外政策都是朱成昭的流毒”。而江××更恶毒、更露骨地咒骂“我院革委会是执行着一条反革命的路线”。他们就是这样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地制造反革命與论,蒙蔽一部分群众,组织他们的队伍。
为了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为了更多地拉拢一部分群众,髙元贵叫“安静中要以干部的身份参加大批站的工作”,叫“教员、干部要多出头露面,以消除群众的戒心”,叫“王××在原教辅部门去活动,组织队伍”,而他自己也跑去找王鸿祯等这些乌龟王八做工作,让他们支持“大批站”反对革委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结党营私、网罗党羽的不是革委会,而是高元贵他们自己。
在高安郑之流的精心策划下,“大批站”的核心组经过了改组,安静中、王××、江××、周永璋、蔡新平等都成了核心组的成员,郑伯让是个高参——顾问。除核心组外还成立了宣传组、组织组、外联组、内务组、材料组、“大批站”广播台、“地院东方红报”编辑部、大字报编委会等等。革委会有的机构他们都要有,岂不充分暴露了“大批站”是个分裂组织的狰狞面目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站”的成立是在关锋、林杰、周英等黑手的直接操纵下、社会上的“二流派”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高、安、郑在这个组织成立之后又出了许多鬼主意,玩弄许多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高、安、郑叫他们“要争夺批朱的主动权”,“要加强调查和收集革委会成员的材料,上报给领导,要抓住各种机会进行辩论”。叫他们“对外宣传时要表现出不拉队伍,不搞分裂。应在内部开展合法斗争,坚持打‘二团’的旗号,这样对以后拉队伍是有好处的”。“大批站”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黑旨意下开展活动的。在去年师大事件之后,陶世龙对沈孝宇说:“学校成立了革委会,拉队伍不好办了。现在是在革委会内部夺权,革委会内部有力量,主要以高元贵、田××、叶德隆为代表。如果工作做得好,可以掌握部分力量,地质系现在是可以拿到手的力量,这个系控制住了,別的就好办了。”这段话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高、安、郑之流所强调的“开展合法斗争”,实际上是企图通过里应外合,一到时机成熟搞“宫廷政变”的阴谋手段吗?这也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常说的“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公开拉队伍”的本来面目和反革命策略。
当高、安、郑之流阴谋夺权的前两个途径被揭穿之后,他们又采取了夺权的第三途径,就是利用整党的机会篡夺党权,然后再夺政、财、文大权,利用教改等机会恢复旧班子。他们否认中共地院核心小组,排挤无产阶级革命派党员参加整党建党领导工作,设置重重障碍,打击、刁难非党的优秀造反派的头头入党。叫嚷非党群众无权过问整党建党工作。他们专横跋扈地把革委会撇在一边,悠然自得提出要“按原支部组织起来学习、整顿”。企图实现他们自下而上夺取党权、进而全面复辟的狼子野心。为了争夺党权,安静中和郑伯让还专门研究了争夺地质系党权的问题。高元贵还叫于××回勘探系,叫教师按原支部组织起来。纪群、郑伯让也在地质系策划了—个有利于他们的“2∶2∶1”比例的人选方案,组织地质系的核心组。他们卖命地向我们争夺党权,正像江××所说的那样:“别的权可以不要,党权一定要,打破了头也一定要。”别的权真的不想要吗?不!他们的策略是先夺党权,再夺其他权。但是这个阴谋也破产了。
利用各种机会恢复旧班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也是他们的重要手段。
早在去年二月份,高元贵就找曹添,叫他去找党员系主任,动员他们赶快“亮相”,和高元贵站在一起,与周聂作斗争。这是高元贵想拉起旧班子的第一个步骤。去年四月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盖子时,高元贵找吕禄生、刘普仑、曹添,密谋策划了一场打周聂保髙的丑剧。吕禄生会前积极地找王××、马杏垣、纪群、曹添、程××、翟××等做了研究。在会上,吕禄生开了头炮,给高元贵定了调子,说什么:“周守成执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旧高教部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更黑的黑线”,“高元贵在执行六十条中是有抵制的”,“六四年毛主席春节座谈会以后,高元贵的态度是积极的”等等,为高歌功颂德,为高元贵进人革委会制造舆论。曹添也积极地做了发言的准备。刘普仑还为高元贵保存材料,并为他摘录了厚厚的一本,说明高元贵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以教改作为幌子,组织旧班子。高元贵以讨论教改方案为名,把陶世龙、曹添、马杏垣、程××等组织起来,而郑伯让就把叛徒池际尚、历史反革命王××拉入系教改小组,让他们编写教改的大事记,为高元贵树碑立传。
许多铁的事实说明了高安郑之流为了颠覆院革委会、夺取领导权,手法是极毒辣的,有机必乘,无孔不入。
高安郑之流的野心不仅仅是为颠覆我院革命委员会。更大的阴谋是想颠覆市革命委员会,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
今年三月份,全市刮起了一股倒谢妖风,为“二月逆流”翻案。我院高安郑之流及其打手——“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积极地配合和参与这场反革命的活动。
他们在群众中广泛地散布“谢富治停职反省了,因为考虑影响才让他出来接见外宾”等谣言。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连续贴出《十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二个为什么》等大毒草,恶毒攻击、诽谤谢副总理。明明谢副总理在去年七月底来过我院,还做了重要的指示,而“一月风暴”在《十个为什么》里颠倒黑白地问道:“为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不来我院,而周、王、关、戚、林反党集团的主子奴才们都从不间断地出入我院,对我院表示极大的‘关怀’和‘爱护’呢?”在这里,岂不是说谢副总理就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主子和成员吗?高、安、郑之流反谢副总理的罪责,抵赖是抵赖不了的.
当郑××炮打谢副总理的大字报贴出之后,激起了全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无比愤恨,地质公社的革命小将揪斗了郑××,这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行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拍手称赞。可是高安郑之流和 “二团”的几个小丑,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其鸣冤叫屈。安静中要写信给中央,说什么“地院上空乌云滚滚一片白色恐怖,把一个仅仅写了《十二个为什么》的普通教员拿来揪斗”。二团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揪斗郑××是“反革命的报复事件”,并貼出大幅标语“坚决要求革委会立即释放郑××,为郑××平反,并公开向郑××同志赔礼道歉。”他们的主子高元贵也赤膊上阵,为郑××鸣冤叫屈。从安静中这一封信、“二团”的一张声明、一条标语和高元贵的话里就充分地暴露出他们“二流派”的反动面目。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参加倒谢活动,企图颠覆市革命委员会的罪责难逃!
东方红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和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质就是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他们是代表国民党、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是国民党分子或是要为他的老子翻案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小丑。经过两个多月以来的搏斗,我们已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已在组织上摧垮了他们,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地把他们批倒、批臭,从根本上判处他们的死刑,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教导我们:“……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它的道路是没有的。”对这个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只有坚决镇压,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他们的言论自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得到保护,新生的红色政权才能得到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现在我院正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和取得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让我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阶级敌人,把它们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让它遗臭万年!
打倒高安郑反革命集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录2

地院《东方红报》刊登的
有关“打倒高安郑”的部分文章题目汇编

1967年1月31日《东方红报》第10期
社论: 迎头痛击托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红色尖兵评论员:把东方红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1968年1月26日《东方红报》第114期
海燕战斗队 化学教研室:化学教研室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怎样揭开的?

1968年3月27日《东方红报》第125、126期
214战斗队、海燕战斗队:颠覆革委会的宣言书
——评“二团”的“两论”

1968年5月9日《东方红报》第135期
齐学政:驳反动的“还权论”

1968年5月16日《东方红报》第136期
本报讯:千军万马齐动员 万炮猛轰高元贵
木工厂、印刷厂等革命职工:炮打高元贵的严正声明

1968年5月11日
批陶战斗队:高元贵和反动杂家陶世龙
扫落叶:从大右派王鸿祯看高元贵
齐学政:红色政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左翼为基础
——二驳反动的“还权论”

1968年5月23日《东方红报》第137期
社论:乘胜前进 砸烂高家黑店
本报讯:打、打、打, 坚决打倒高元贵
李贵:高元贵是反革命两面派
红色尖兵临时党支部:捏死小爬虫安静中
斗批组“东方前哨”:放手发动群众 狠狠打击敌人
——谈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月30日《东方红报》第138期
红色尖兵煤田支队:痛斥安静中的反革命罪行
剥皮狗:安静中高升的“秘诀”
反逆流:安静中大反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
矿物反逆流、区域反逆流、普地反逆流、11652同心干、山鹰等战斗队:
彻底揭开地质系阶级斗争的盖子

1968年6月6日《东方红报》第139期
社论:把讨高伐安斗争进行到底
“征腐败”战斗队:把安静中的右派嘴脸揪出来示众
红哨兵:安静中为什么要上诉?
彻底批臭高氏大毒草《原理》
卫三红:《原理》是射向三面红旗的毒箭
反逆流: “决不允许高元贵为彭德怀翻案”
追穷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吹鼓手

1968年6月13日《东方红报》第140期
地质分会“专揪郑伯让”战斗队:斩断高安伸进我系的黑手——郑伯让

1968年7月25日《东方红报》第145期
“挥斥方遒”大批判组、六三〇炮团:
彻底揭发高周聂吕安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8年8月1日《东方红报》第146、147期
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7月26日全体会议通告:
高家黑店的覆灭与红色政权的新胜利
——关于革委会与高家黑店斗争的总结

1968年8月8日《东方红报》第148期
任云堂代表院革委会在斗争高安郑反革命集团大会上的发言:
彻底砸烂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

附录3

《王大宾回忆录》中提及高、安、郑等人的文字

王大宾

(节选自(《王大宾回忆录》第129页。)

4月3日革委会成立,我有李贵、高元贵、王焕、李一民这些老干部在把关、指点,东方红公社中的王大来、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陆炎德等干部、老师在出主意。我的态度是搞好我们地院自己的事情,别人的事、外单位的事我们搞不清楚,不要参与干涉。

附录4

对“打倒高安郑”的反思

聂树人

(节选自聂树人2011年12月出版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一书第三十一章。)

在“打倒高安郑”的事件中,我和王大宾、李贵的意见是一致的。不存在谁左谁右的问题。
“二团”对革委会及其领导人的攻击和下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将他们的行为说成是“颠覆革委会”,也有些言过其实。
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打倒高安郑”,都是毛泽东体制下的政治运动。无论是王大宾当权还是我当权,都离不开一个“左”字。
我的最大错误是以正统自居,以多数自居,以革委会自居。对于学校以前积累下来的问题,对于“蔡派”的不满意见,未能正确对待。一听到他们的不同说法,就认为是“别有用心”,是攻击,是大逆不道,是颠覆革委会。因此当权之后对他们采取了压制、打击的态度。对于站在我们一边的众多战斗队的大字报、文章我是支持的、赞同的。对于他们对“二团”的批判,对于“打倒高安郑”的行动,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二团”说我们是“王关戚的走卒”,是“朱成昭的二套班子”,或者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并没有深入的思考。
根本问题是,革委会的成立就意味着你代表的是整个地质学院、也包括“蔡派”在内,而不能只代表多数派。对于少数派的意见,哪怕是不正确的意见,你也只能容忍,只能引导,而不能压制以至打击。
因此,地质学院的“打倒高安郑”运动,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对于错误的方面我应该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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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京地院文革中的一个“为什么”
——谈“高、安、郑”在地院文革中的一大贡献

蔡新平

(一)文革研究者之问

很多外校的朋友和研究文革的人总会问一个问题:你们地院的两大派为什么没有分裂?为什么没有发生武斗?
的确,文革中独树一帜、造反最早、影响最大、号召力最强的地院“东方红”,当清华、北大、钢院、邮电、矿院、石油等等高校两派内战武斗打得天昏地暗之时,地院竟然相对地平静。这在北京高校中的确显得很怪异,即使在全国,也很罕见。
地院文革中,“东方红”集团内部也存在对立的两大派。早期是“东方红”领导者内部出于斗争策略不一致产生了分歧,一部分群众支持“东方红”一把手朱成昭,另一部分群众支持核心组成员蔡新平,成为所谓的“朱派”、“蔡派”之争。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斗争普遍存在,斗争激烈时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斗得死去活来,后期往往进入白热化,形成大规模的武斗。地院的这两派虽然也斗得很厉害,但既没有形成组织上的分裂,没有像北大、清华等院校那样以集团的形式发生激烈的对抗,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斗。两派的争斗始终维持着“文斗”(相对而言)的形式。这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都十分罕见。在当前文革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问题。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文斗”是单方面的。无论是“蔡派”还是真正的“朱派”,其后来的对立面都是地院革委会。革委会曾多次发起对“蔡派”的武斗,对“二团”学生、老师中的核心成员,对朱成昭及其核心成员的抓捕、关押、批斗、审讯等迫害行为,已根本不是什么群众组织的“文斗”、“武斗”的问题了。
革委会成立,预示地院有了新的权力机构。他们还自立了党委。这些昔日造工作队反的革命者,一旦大权在握,就不再能够容纳不同意见了,将与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扣上“颠覆红色政权”的帽子,继而打成“反革命”,这已远远超过了工作队“反干扰”的白色恐怖。这是滥权滥专政。它与毛泽东给工作队定义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属同一性质。有权了就可以胡来,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打击报复,就可以贪腐。这种权力的任性根深蒂固。
地院“东方红”没有组织的分裂,没有大规模的武斗发生。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原因并不简单,因素并不单一。我在有关文章里会有更详细的阐述。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分裂,没有武斗,与“二团”后面有以“高、安、郑”为首的干部智囊团的作用密不可分。其中,“高、安、郑”中的“安”就是安静中,安静中是这个智囊团的智慧核心。

(二)地院文革中师生干群关系的特点

在我的记忆中,地院“分裂”的机会有三次,分裂大的危机有两次。
在细说这三次“分裂”危机之前,先要简单说说地院文革中师生干群关系的特点。
地院反工作队,干部、老师先于学生。最早发表反工作队言论和付之行动(上访告状写信)的,是李贵(教辅处处长、学院党委委员)、安静中(学院团委书记、党委委员,师生们都喜欢称呼他“安静”)、王暄堂(教辅处副处长)、郑伯让(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岩石教研室等等。他们都是干部。学生为支持这些干部的革命行为,发起了反工作队的6·20大游行。江祖如(地质系三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万天丰等老师竟然也带头参加了这次行动,而且走在了队伍前面。
这些反工作队的主要干部、老师,全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其中定性为“极右”的13人。学生因支持了这些老师、干部造反,也有一大批被打成“反革命”,唯一的差别是因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给这些学生正式挂牌。
因此,从一开始,地院师生关系就不同一般。地院学生、干部、教员文革一开始就成了一个战壕的战友,战友的关系已超越师生关系。这与北大、清华有显著的不同。
再一个特殊情况是,地院的校长、前党委书记高元贵,被地院师生共同拥护,无论是反工作队的还是保工作队的,都不反高元贵。这种情况在其他院校还不曾有过。当时在任的党委书记王焕,来校时间太短,大家只当是何长工搁在地院的一个傀儡,没有把他当回事,反他保他在地院都没有什么影响。因此地院两派(指“东方红”内部的两派)中,很早就都融入了许多老师、干部,如早期倾向“朱派”的李贵、王大来、张海涛、柴文全、陆炎德等(有的人后来倾向发生了变化,如王大来、张海涛转而倾向蔡派),倾向“蔡派”中的高元贵、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等。特别是后者,人数众多,在有的单位如岩石教研室,除个别人外,几乎全是“蔡派”。整个地质系的教员中,倾向“蔡派”的占绝大多数。当实行三结合时,李贵、高元贵、郑伯让、张海涛、叶德隆等等都顺利进入革委会各级领导班子,王焕也进入了革委会。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革委会在拒绝“蔡派”核心成员(学生)进入革委会的同时,并没能阻挡住“蔡派”观点的干部进入革委会。这也成为革委会几个主要负责人,特别是聂树人的眼中钉,为后来发起的清理纯洁革委会的运动埋下了伏笔。在他们眼中,“高、安、郑”等就是“二团”的黑后台、黑高参,乃至幕后黑指挥。
在当时运动的环境下,要收拾反对派,整学生不如整老师,整老师就选老师中出生不好、有海外关系的先下手,这是攻破堡垒的战术技巧。给老师戴上“黑后台”的帽子,可以将他们的“罪行”拔高。大约从1967年11月起,他们为使权力更加合法化,酝酿要成立党委,但他们自己还不是党员,于是他们要自己发展自己入党。可是来自群众特别是革委会系统内部原有党员干部的阻力非常大,因此清理和纯洁革委会成了他们当务之急。
清理革委会异己分子,针对不同人采取了不同手段。一种是抓机会找借口突然袭击,比如清理田春林,就是利用郑公盾问题突然将田春林隔离审查。另一种是先扣帽子,如对“高安郑”系统在革委会内部的干部,扣上“二团黑后台”、“颠覆革委会”的帽子,再接着打成“反革命”。革委会成立了一个揪“二团”在革委会代理人的专案组。目前看到的写在他们文件中的名称是《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专揪高、安反革命小集团414联办》。打击突破口选在“二团”老师中有海外关系的郑雪禾。
郑雪禾是一个关键人物,她是“二团”老师群体中十分活跃的人物,负责外联和资料管理,“二团”群体的大小会差不多都到场而且善于做记录、写总结。但她夫妇俩都是南越华侨,有“海外关系”,文革中这就可能被随便扣上特务、奸细的帽子。要抓捕审查几乎不需要别的理由。所以革委会选择了她做突破口,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1967年3月22号抓捕了她,彻底抄了她家。她的工作日记、会议记录和外校来往的信息等全部落于专案组手中。以此为突破口又迅速抓捕了安静中、郑伯让、江祖如,随后又关押了高元贵。于此同时抓捕了“二团”核心成员周永璋、吉让寿、殷惟侯、孙司权、肖体修、余九芗等。蔡新平、赵国柱、邱世涛等侥幸逃脱。革委会专案组编辑了一本《我院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及其御用工具黑二团校内活动部分记事(初稿)》,大事记的时间段为1967年6月至1968年3月。
到1968年3、4月后,地院革委会的反对派就陷入了革委会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几个没有被抓到的和后来逃出来的同学,都一直住在校外或者回家,一直到军宣队进驻后才回校。江祖如老师夫人钱佩娟(北京地质局的干部)的回忆录生动地记述了这个过程。
这种抓捕清洗,涉及到所有与革委会一、二把手意见不一致的人。田春林(革委会常委、“东方红”的发起人之一)在他回忆录中也记录了革委会对他的抓捕审讯经过。下面引自他的回忆录:

这次革委会大清洗的结果,高元贵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赶出革委会交群众批斗,张海涛以关系在附中为借口赶出革委会,我是因“郑公盾黑手”清洗回班,当上了逍遥派。黄振群被清除的借口是什么忘记了。通过这次清洗,“纯洁了革委会,打击了“走资派的复辟阴谋”,清除了“‘二团’的代言人”,院革委会政权得到了“空前巩固”。后来又闹出了自己批准自己入党,成立院党委会,李贵顺理成章当上了党委书记,王大宾、聂树人也入了党,并进入了党委班子。不久,在1968年的春季(应当是早春)在新的院党委和革委会的英明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

他总结了:“纵观地院十年文革史,有四个最黑暗的时段。”

第一个黑暗时段是“反干扰”,发生在1966年6月20日至7月底,是由地质部邹家尤、边固工作队造成的,没有逼人致死的记录。
第二个黑暗时段是第一次“清理阶级队伍”,发生在1968年元月至2月间,是由王大宾、聂树人、李贵的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王大宾虽不是直接操作者,但负有领导责任。(在这阶段地院非正常死亡人最多。)
第三次黑暗时段发生在1968年的秋冬之交,是由空军大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军宣队的牛润五、林凯领导造成的。
第四个最黑暗的时段是1970年下半年开始的抓5•16运动,也是由军宣队导演。这次的特点是第二个黑暗时段中的整人者一个不剩地进入了重点被整和打击对象,像王大宾、李贵、聂树人等头面人物都成了抓5•16的重点整治对象,而他们之前的“战绩”被认为是真5•16抓假5•16的行为。当然像我这样的早就列入另册的人也和他们殊途同归了。

(三)安静中引导我们渡过迷津险滩

第一次分裂危机
第一次分裂危机出现在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认为内部出现了叛徒、告密者,把怀疑对象指向对二进地质部与其有策略分歧的蔡新平。这件事事出有因。据地院文革大事记记载:在“二进地质部”初期的一天大雨,大家都在院子里淋着,后来地质部让同学们去院子东面的礼堂避雨,后来就说这个礼堂可以归“东方红”使用。在礼堂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朱成昭等头头经常在里面开会,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朱成昭是激进派,蔡新平是策略派,二人意见常常相左。有一天总部召集各战斗队负责人开会,朱成昭说我们中间出现了托派叛徒,总部八个人开会商定的下一步行动,地质部都知道了。一定有人告密了,要求严查。朱并把矛头对着蔡新平。这也是朱、蔡分歧的开始。若干年后才知道,当时地质部政工组办公室蔡××伙同张××连夜在小房间安装了窃听器,把东方红的动向知道得一清二楚。地质部的“无间道”策略获得了成功。
二进地质部后,朱成昭组织王大来等发起了对蔡新平的大批判,就像写“九评”那样发表了一评、二评、三评、……起先是批为右倾机会主义,继而升级为抓“托派”。其结果导致几位与蔡新平持相同意见的东方红骨干成员聚集到一起,他们在写反批评大字报的过程中成立一个战斗队叫“红色造反兵团”。不久(大约是10月中下旬)朱成昭又将三司的创建者周永璋赶出三司,与周永璋一起创建三司的几位对朱成昭不满的同学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战斗队叫“620造反兵团”。这两拨人自然结成了反朱同盟,合称“二团”。不过“二团”这个称呼的正式出现还要靠后一些,大约是在1967年的3-4月份,两团才开始联合在一起发表大字报。
这时有人提议将更多的支持者组织起来,自己拉队伍。我没有同意。当时殷惟侯有一张大字报“搬开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被聂树人抓住,在他回忆录中说成是“二团”企图分裂东方红的宣言书。其实这是殷惟侯为吸引眼球的“标题党”做法,实际内容并非如此。我现在找到了这张大字报的油印件。
在大字报论战期间,我们和安静已经有了联系。“二团”中各有一人与安静文革前就有较深的交往,“红色造反兵团”里是殷惟侯,“620造反兵团”里是吉让寿,他们都是11622班的。安静中文革前任团委书记时,就在他们班蹲过点,好像濮长萱老师还当过他们年级的辅导员。我和安静认识要晚,第一次接触是6·.20后的一天,李人林到地院来,在地质系食堂听取两派意见。保工作队的人不让安静中发言,把他话筒抢走了,我冲上去把话筒抢回来交给安静中,并且护着他讲话。会后安静中问我叫什么、哪个班的。以后就渐渐有了接触。
我们两个团是一起还是分别找的安静谈各自的想法,已记不清了。但安静说了一句话:“你们就做内部的反对派吧。”支持了我不拉队伍的意见。这句话在我印象之深至今不忘。在后来的不同阶段的斗争中,“内部斗争”这句话一直在我思想上起作用。虽然有过摇摆,但斗争的结果还是回到了这个理性的道路上。可以说这句话成为了我道路上的一个鲜明的指示牌。安静说,党内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不同意见的斗争,并列举了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党内斗争历史,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不是也被剥夺了领导权嘛,不也是一直坚持内部斗争?他对“坚持内部斗争”问题向我们做了理论性的阐述,鼓励我们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要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争取群众的方法就是讲道理,在关键问题上要及时正确地表态。他还说,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搞斗争,但不能搞组织分裂,这是一条原则。当然这是指的共产党内。至于群众组织,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说你们笔杆子都不错,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让事实教育群众。安静的这个“不拉队伍,做内部反对派”的思想,并不是机会主义的,他是有自己的原则的,这个思想贯穿始终。
这一次因危机不算尖锐,加之很快开始了大串联,学生纷纷离校,祸水冲向了外地,所以很平静地渡过了。

第二次分裂危机
第二次分裂的机会出现在成立革委会之际,而且出现了真正的危机。
朱成昭在1966年12月份已经与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方针发生分歧,2-3月份已经公开了他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二团”的人在1966年底和1967年1-2月份也纷纷从外地串联回到学校。两派之间又开始了较量。朱成昭这时的矛盾焦点已不在校内“二团”这伙人了,他眼睛向上,眼界已伸到了全国,矛头冲着中央文革了。当时地院东方红公社秉承中央文革的指示,配合军训开始了整风运动。而恰恰朱成昭在这时开始了反中央文革。整风的矛头自然就集中到了朱成昭身上。公社总部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组长宫保军。整风领导小组多次召开大会,让朱成昭做公开检查。大约在1966年10月中下旬后,随着蔡新平、周永璋等离开“东方红”核心,“二团”的人已很少与朱成昭等接触。随着10月中旬大家都外出串联,比如我和肖体修等是1966年末回校,殷惟侯、孙司权等步行串联到1967年2月回校,周永璋、吉让寿、赵国柱等也是1967年2月回校,对朱成昭在这期间的言论活动都不甚了解。串联回校后,听到朱成昭的反中央文革言论,在起初震惊,过后联想到他一贯的性格作风和文革形势气候,在这几个月发生的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随着朱的言论和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升级,全院群众中反朱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这事不仅是“二团”内部,其他一些倾向“二团”的战斗队都提出了“东方红”应当与朱成昭划清界限,如果“东方红”总部不能通过整风把朱成昭等清理出去,我们就应当和他们划清界限,重新树旗,组织队伍。
为此,我们和安静中等老师有过多次的交流,反复分析拉队伍的利弊。我们与安静中等老师的联系就是在外出串联回京才开始多了起来。
后来钱佩娟老师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李讷来地院干什么?当时文革的形势是北京造反派压垮了保守派,造反派掌了权,但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各自成立组织。地院内部虽然分歧也很大,形成了‘朱派’、‘蔡派’,却均属‘东方红’。‘朱派’是掌大权的,唯独‘蔡派’没从组织上分裂出去。‘蔡派’即‘二团’(以周永璋为首的620革命造反兵团4人,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革命造反兵团4人)。当时因‘蔡派’没拉队伍另成立组织,外边的人还看不出他们有多少人,实际上支持蔡派的人很多很多。李讷来地院找‘二团’,地点在教五楼东北角‘二团’的办公室,鼓动‘二团’拉队伍,从‘东方红’分出去,另成立组织。李讷为此事而来。‘二团’某日晚上在我们家讨论决定: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我作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的。拉队伍有李讷支持,不拉队伍与当时形势相悖。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某日在市党校召开两派辩论会上,‘二团’只有8个人,江青也不相信‘蔡派’只有8个人,能量这么大。实际上地院师生中支持蔡派的不在少数。”
钱老师的这段回忆十分重要。做出这个不拉队伍决定的关键意见,还是安静中。这次他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考虑问题。上海“一月风暴”后,全国进入了大联合大夺权的局面。地院已经只有一个组织控制局面了,有希望建立革委会。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朱成昭反中央文革,他很可能被中央文革抛弃,他进入革委会几乎不会有机会了。这成了我们的优势。如果这时拉队伍,在分裂的格局下我们的机会反而减少了。
3月4号深夜,戚本禹突然让“东方红”总部通知到政协礼堂开会。这时朱成昭已处在停职状态,虽然正式宣布停职是在这天之后。当时总部实际上应当是王大宾在主持工作。戚本禹这次会议的意图或许他多少知道些。但我进入会场后发现,我们这一派的骨干来的一共只有四个人,其余约四十来人差不多都是“朱派”和倾向“朱派”的人。没想到这次会议就是中央文革要改组地院“东方红”的领导班子,筹备成立地院革委会。会上戚本禹宣布朱成昭“闭门思过”,决定用王大宾取代朱成昭,同时要求尽快成立革委会。成立革委会的具体工作由周景芳来辅导。周景芳当时是北京市革委会筹备组负责人。会上戚本禹有一个奇怪的说法,他说蔡新平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组织起来整风。一边是让王大宾们尽快成立革委会,一方面又让我独立出来整风。他想干什么?会后我与安静讨论这个问题,安静说,很可能是担心蔡派干扰革委会的成立,并不是真的想让你拉队伍。戚本禹选择王大宾,说明他们还是偏向朱成昭的左倾风格,偏向王大宾“老实听话”,不喜欢你的偏右的风格,你又不会唯唯诺诺,其实中央文革对你们还不够了解。将来成立革委会会有很大麻烦。要作好斗争的思想准备。我在“二团”内支持了安静的意见,不拉队伍,以和平方式参加选举。
事实也正如安静所料。当我们依仗人多,特别是在地质系和教职员工中人数占有巨大优势的有利条件下,以为可以夺得选举胜利的情况下,周景芳传达了戚本禹指示(也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指示):“蔡派不许进入革委会。”同时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改变了选举程序。革委会叫“东方红公社革命委员会”,候选人改由东方红公社内部协商提名(实际上是戚本禹、周景芳、王大宾指定提名)。也就是说,这个革委会不是全院的革委会,是东方红公社自己的革委会。这一招非常高明。当时地院的形势是保守派解散了,原保守派的大多数群众并没有明确加入“东方红”,原来的中间派按现在说法是“吃瓜的群众”,也为数众多,估计地院60~70%的群众什么组织也不是。这个搞法就顺理成章地把地院这拨群众排除在选举之外了。保守组织垮台后游离在“东方红”之外的群众,在思想上都几乎倾向“蔡派”,因为蔡派相对温和、右倾。如果真的搞巴黎公社式选举,既然是选举全院的革委会,那就一人一票,其结果就可想而知。
这样,在“高人”的指导下,一场闹剧式的选举结束了。“蔡派”主要成员一个也没有进入革委会。过了不久一个简单的内部调整,“东方红革委会”的招牌大印就变成了“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群众也就浑浑噩噩没有什么感觉地就认可了。就连我们这伙内部反对派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多少年后回过头看,这一招实在是高。
选举结束后,我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这次是“蔡派”自己的机会主义者。于是我也就获得了一个著名的绰号“蔡老机”,这个绰号至今在“蔡派”内部还保留着,叫得很亲切。安静也遭到了炮轰,认为他的不拉队伍的主意绝对错误。安静中自己后来也曾经说上了戚本禹的当,没想到在成立革委会时玩这么一手。虽然我们失去了拉队伍的最好机会,但我不后悔。他顶住了这个内部的压力。一年后,当北大、清华因两派各有队伍而导致大规模武斗时,安静的这一“右倾”决策就显出了他的超前的正确。

第三次分裂危机
第三次分裂危机发生在1967年的6月份,一直到10月份也没有完全消停。拉队伍与反对拉队“较量”的时间最长,“斗争”得也最“激烈”。这个情况在“高安反革命大事记”也记载得最详细。要感谢专案组的这个大事记,他们把郑雪禾的工作笔记和会议记录中的重要内容——包括时间、地点、出席会议人员和发言要点等等都给保存下来了,遗憾的是不是原件,是他们按“反革命言论”经过取舍加工的二手货,但还是有重要价值,否则我也回忆不起这么多事情。
革委会成立后,由于掌权者的任性,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挤压,在朱成昭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导致群众不满情绪越演越烈。当时这种“反革委会”的情绪已经不是“二团”的问题了,全院多个战斗队,其中有不少对“二团”也持有戒备之心的群众(所谓杀猪切菜派),不满情绪反而更为强烈,批革委会的大字报到处都是。
6月29号“二团”用大字报贴出了他们收集整理的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言论,尽管大字报很快被清除了,但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注意这个时间——在这之前“二团”没有主动公开朱成昭等的反中央文革的言论。中央文革几乎是在朱成昭等开“黒会”后很快就获得了他们反中央文革的动向和言论内容。这个时间应当是在1967年1月23日的陈伯达“指示”之前,“二团”8个成员中6个外出串联还没有回北京,有些人,如聂树人,却执意向“二团”栽赃,说是“二团”向中央文革告密,“二团”出卖了朱成昭。 其实“二团”得知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信息要晚得多,大约在2月下旬,详细的收集信息则在4-5月份期间,其后才有揭发大字报。大字报披露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内容在东方红的“上层”人士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对于虽有所闻而又不甚了了的普通群众而言,的确很感震惊。
在“七一”即将来临前,30多个战斗队发起了成立“七一”串联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炮轰革委会。大家的问题是:朱成昭的这些言论,革委会头头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隐瞒保护?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革委会迫于压力,于6月30号召开了批判朱成昭的大会。今天写此文时,在各种资料中,没有查到这会的记录,只有这个“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中提到了。
7月1号“七一串联会”正式启动,火力很猛。这时有人类比清华的414,希望借此机会拉出队伍。在这种形势下,7月上旬的一天,在东三楼214室安静中家,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高院长也参加了。根据这个“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记载,会上讨论了拉队伍的问题。安静说,如果说拉队伍,今年2月份是最有利的时机,由于我们没有拉,上了戚本禹的当,大家很后悔,这可以理解。但反革委会要捕捉战机。意思是还不具备条件。
不久 ,7月的中上旬,发生了朱成昭等人的出走、抓回和“新东方红公社宣言”事件。地院革委会建立朱成昭专案组。继而朱成昭等主要成员被正式逮捕骨干成员被专案组立案审讯。社会上各高校造反派内部发生分裂,纷纷出现“拉队伍竖旗子”的风潮。地院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局面也相当混乱。外面有人传话来:北师大都干起来了,你们条件这么好,为什么不拉队伍?朱成昭都公开反中央文革了,你们还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划清界限?校外与地院“东方红”对立的组织和势力纷纷鼓动地院的反对派拉队伍。地院的“七一串联会”也进一步发展为有更多战斗队参加的“大批判联络站”。拉队伍的呼声也进一步高涨。
“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记载:
1967年9月7日
△上午王大来、田春林在北航与韩爱晶、蒯大富同往电影学院后院,和“天派”头头一起开会,在场的蒯、韩、井岗山、田东等都叫田春林干起来,表示支持他,王大来也批评田春林“胆小怕事”,鼓动他大胆地干起来。
△中午在教七楼二层,由陈学敏出面召集“大批站”骨干分子会,研究“师大公开干上了,我们要不要公开干”的问题。
△下午。清华派车,王大来、安静中、莫宣学和清华《红教工》来晋炎同去三军海直“红联总”诬告革委会。
△在教八楼四层西头化学实验室开会。“大批站”各战斗队派人参加,有王大来、安静中、江祖如、郑雪禾、莫宣学、丰茂森、“二团”。
主要研究“大批站”的组织形式问题,有两种意见。
(1)王大来、牛定杰、丰茂森、赵国柱主张另成立—个兵团。称“东方红公社××兵团”,并认为这样“旗帜鲜明,可以争取群众”,“大批站名称本身就决定没有权力,只是一种召集机构,长此下去就成为争吵不休的俱乐部”。
(2)安静中、江祖如、余九芗当时不同意另成立一个兵团。
讨论很久没有结果,暂定继续用“大批站”。决定由王大来、牛定杰执笔起草一个关于周景芳问题的声明(宣言),晚上讨论通过。次日清晨公布。
会上汤鸣皋表示要写大标语和大字报,支持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会前介绍了校外形势,说什么“谭厚兰不行了,我们学校也和师大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还是反对拉队伍,对“高、安、郑”是一个严峻考验。
我曾经和安静讨论。我说,如果支持,要考虑后果;如果反对,也很失“民心”。对“民心”怎么估计?安静说:“民心就是拉队伍?我看不一定。地院‘蔡派’中冷静思考问题的是大多数。”
“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里记录了一段会议的发言。
1967年8月2号
晚上在数二楼428室召开地质系一些师生形势串联会,讨论校内外形势,研究怎么做。
会议由莫宣学、李振海主持。有刘肇昌、万天丰、叶德隆、郑伯让、邓晋福、李明哲、刘文华、毕先梅、王宝瑜、吴瑞棠、梁定益、郭铁英、闻立峰、阮天健骆庭川、王珍如、叶俊林等参加。
发言的主要内容有下列几点:
(1)文化大革命到了新阶段,校内运动必须与社会上运动联系起来,不能关门搞斗批改;朱成昭的问题也要联系到社会上问题一起考虑。
(2)校内两派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干下去;今年一月份来我院究竟立了什么功?
(3)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要拉队伍,应在内部斗争。“分裂”只能是错误者对正确者而言。正确者向错误者的决裂斗争决不是什么“分裂”。对分裂一反对,二不怕(这段有关分裂的论述是莫宣学讲的,他和6·29郑伯让在筹建“七一整风串联会”上的发言完全一样。莫是郑的传声筒)。
1967年8月21日
△上午十点钟在教八楼308开骨干碰头会。蔡新平根据8·20讨论的情况提出初步意见:“不拉队伍,先干起来”,“成立宣传组和外联组”。
宣传组由蔡新平、殷惟侯、莫宣学负责,外联组由周永璋负责。
参加“大批站”工作的主要成员有郑伯让、江祖如、莫宣学、叶德隆、刘肇昌、刘文华、毕先梅、梁定益、吴瑞棠、万天丰等。其中多数是(院系革委会)委员和战斗队长。
会上江祖如向郑雪禾提出要在化学楼借房子,还想安电话。

(四)“高、安、郑”功德无量

从上述记录可以印证,安静对“民心”的估计是有依据的,也就是有一大批稳健、冷静的中间和“偏右”的力量,是不支持拉队伍的。作为“二团”的后盾、高参,“高、安、郑”等都是不赞成拉队伍的。从“二团”本身来看,一多半以上力量是不赞成拉队伍的。在这个所谓的“高元贵——安静中反革命小集团”活动大事记中,尽管着力将“高安郑”描黑成支持、鼓励、煽动、策划拉队伍搞分裂的幕后主持,但仔细读后还是让人深切地感到,在地院复杂尖锐的文革斗争的激流中,总能够感到一股理性、冷静的力量,一种具有对历史深刻的洞察与感悟的智慧蕴含在这些“摇羽毛扇”的先生们中,是他们在给年轻的学生们把舵。
这个记录中有多处记载,有的学生一再要求安静就是否拉队伍表态,安静予以了回避。专案组的记录编写者的评语是“狡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但这反过来正好说明了安静的睿智、沉稳和深谋远虑。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王大来。记录中王大来总是跳在前面,多次提出要抓紧时机拉队伍。但他的号召力不够,在安静的巨大气场下,他的鼓动影响有限。所以钱佩娟老师说:“二团”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我作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的。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
我们设想,如果蔡派如同清华414、北大井冈山也都自立山头,拉出队伍,枪占大楼,建立起一套“文攻武卫”系统,而地院革委会的几个掌权者哪个也不是善茬,那还不打得一塌糊涂?地院要打起来,比清华、北大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两派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北京市必将出现引发高校大战的第三个火药桶。回头看清华、北大的武斗后果,就会知道这将给国家、北京市特别是给地院自身造成多大的损失。
按“高安反革命活动大事记”的记录,甚至到了1967年底还有同学来动员高元贵、安静中跳出来领头干。但都被这些“狡猾”的老头们婉转地拒绝了。
我们庆幸地院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两派的武斗。到了1968年3月后,地院革委会开始疯狂地抓捕反对派,这些“温良恭俭让”、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们,高、安、郑、江一个不落地陷入了魔爪。这就是他们忍辱负重的代价。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后悔。劫后每当回校的师生看到一个完整、没有一点武斗痕迹的地院,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叹:奇迹啊!幸亏地院没有发生武斗。
这一切我们要感谢这些幕后的“高参”,我要说:“高、安、郑”,你们保护了地院,你们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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