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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30, 2018 2: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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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8月30日第116期(增刊)

本期目录

〖奚学瑶专辑〗

书稿选读

奚学瑶 文革风暴中的周培源

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北大主政者“改朝换代”
汇报汉中分校问题遭受冷遇
写出善意批评聂元梓的《公开信》
动荡形势下的首批“亮相干部”
加入“井冈山”率师反聂
险遭绑架和奉命“下山”
再次被作为“美国特务”审查
保存科学的香火
爱因斯坦保卫战
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声疾呼
一篇文章的风波
有朋自西方来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时与周培源的对话
1976年的悲痛与狂欢
大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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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选读】

文革风暴中的周培源

奚学瑶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北京大学校友奚学瑶写成后尚未正式出版的书稿《周培源传》,全书共九章,这里节选的是第六章“文革风云”和第七章“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中的部分内容,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奚学瑶,1946年生于浙江天台,长于上海。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69届),毕业后在河北抚宁县“插队”务农,“四人帮”垮台后至秦皇岛市和广州工作,写史修志,编辑作文,以散文创作与散文理论研究为主业。曾返北大进修。系北京大学老五届校友回忆文集《告别未名湖》、《风雨未名湖》、《燕园沉思录》等书主编之一,亦有译著和文学、史学著作问世。近年也在中外网刊发表文章。中国作协与上海作协会员,一级作家。


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敲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
北大,自其诞生,历来是中国政治文化上最敏感的部位之一,中央紧锣密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副校长的周培源,已深感此次批判异乎寻常。《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他解放初期在清华朝夕相处的同事。对于吴晗,周培源可谓知根知柢。吴晗因文史成绩的优异,弥补了数学成绩的落差,而破格被清华录取。在清华上学期间,即显示了其出类拔萃的文史才能,后来成为著名的明史专家、左派教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之尊,邀请了吴晗到西柏坡见面谈话。吴晗为报知遇之恩,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朱元璋传》奉呈毛泽东,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记叙了这次难忘的会见。文章披露了毛对朱元璋的阶级观点论述,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英雄,应予以肯定,不应写得那么坏。前人片面强调朱元璋天性残暴,屠戮功臣,大开杀戒,侮谩知识分子,有失偏颇。吴晗在政治上紧跟共产党,清华解放不久,曾与周培源一同担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很快兼任北京市副市长,在政务活动繁忙之余,仍抓紧时间修改了《朱元璋传》全书。他把《朱元璋传》改得面目全非,似乎这位大明朝的皇帝不是暴君,而是一位勤政爱民的开明君主。
1951年,吴晗曾因一顿饭被减了几碟菜,遂成“减菜风波”而惊动了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吴晗抚慰有加,而使吴晗对“党”感激涕零,从此彻底甩掉了教授的工作而一心从政,多年来兢兢业业,忠心耿耿。
如今,毛泽东竟然毫不留情地拿吴晗开刀,周培源颇感迷茫,很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政治斗争,是斗争的需要?周培源也跟吴晗一样,对毛泽东视若神明,他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能够洞察一切。他对政治也不懵懂,政治湍流常起源于一个涡漩,无数涡漩的扩大,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年清华校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中,叶企孙已被甩到了泥滩,钱伟长、费孝通也被湍流所吞没,1957年都成了右派,这次吴晗恐怕是在劫难逃。
北京大学文、史、哲、法律和图书馆学等文科系中,不得不停止了部分课程,参与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这场批判活动显然是在校党委的引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校党委根据北京市委的精神,将这项批判活动引向了学术讨论的轨道,老师和学生们纷纷对《海瑞罢官》所引发的诸如“清官”、“道德继承”、“平冤狱”等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法律系师生为海瑞“平冤狱”问题查阅了一千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受到了党委的好评,校刊上也围绕“清官”与“道德继承”等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
然而,人们很快地感觉到黑云压城,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开始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揭露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个北京市委领导干部组成所谓“三家村”小集团。5月8日之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关锋等人锋芒毕露的文章,把矛头对准了《前线》和《北京日报》,说他们是“丢车马,保将帅”,是“假批判,真包庇”。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新华社上海分社以急电全文发布了这篇文章,全国各报刊立即予以转载。紧接着《前线》的发刊词亦遭到了批判。于是,大幕终于揭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陷入兵临城下的凶险境地。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震惊了,周培源也震惊了!虽说他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他没有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但北京市委在他心目中一直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座心中岿然矗立的丰碑,彭真、刘仁、邓拓、万里等人,都是久经考验、深孚众望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的形象,很难与“反党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虽说解放后亦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如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反党集团”,也曾引起过极大震动,但是,都无法与这次党内斗争相比拟。凭周培源的直观感觉,这场严酷的党内斗争,势将波及北京大学。因为北大是北京市委的工作重点之一,北大党委与北京市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久前结束的北大社教运动中,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极力庇护了陆平和北大党委。覆盆之下,岂有完卵?今后形势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
周培源无暇考虑更多。他主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时称653工地)的筹建工作,忙于参加校外的一些社会活动,尤其是忙于筹备7月下旬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1966年暑期物理讨论会。这是一次国内很少举办的国际性科学盛会,参加会议的将有33个国家和140多名科学家,周恩来总理对这次活动寄予厚望,周培源将出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在北大,他是个忙人,但他哪能想到,此时的北大,尚有一批比他更为忙碌的人……
5月14日,陆平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几乎与此同时,康生派了他的妻子曹轶欧、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和原北大哲学系教员后调到中央工作的张恩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名义来北大进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调查。他们的活动十分神秘,或悄悄地登门进家,或把调查对象请到调查组的驻地友谊宾馆,进行各种政治引导。曹轶欧曾先后两次约请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与其谈论有关北大文革情况。陈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来自解放区的干部,也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法律专家。
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站出来揭发。”
陈不卑不亢地回答:“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
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
陈说:“北大的学术批判,常委分工是由我具体负责组织的,如果有问题……”
曹连忙打断他的话语,说:“这你不用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
陈是个搞法律的人,言辞滴水不漏,没有给曹留下一丝空隙。他回答道:“我不能这样看问题,我做的事,责任也不能推给别人。”
曹轶欧仍想争取他,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的。”
两次谈话,均遭到陈守一的严词拒绝,曹轶欧不得不死了心,只得叮嘱陈守一,对此事严加保密,而把工作转向其它系。之后,中央理论调查小组从“地下”转到了“地上”,正式向北大党委出具公文,并要求把孔繁、孙蓬一等几个社教积极分子调回北大,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北大党委只得照办。
哲学系教员杨克明,在社教运动中,曾激烈批评陆平,并在后来坚持己见拒不认错,致使在北大难以容身,而把工作关系转到中国科学院。此时,他风闻中央下达了“5·16通知”,又听说原北大哲学系同事张恩慈参加了中央理论小组,调查北大的文化革命,便到调查组驻地友谊宾馆去找张恩慈。他从张恩慈处得知“5·16通知”的精神,知道了彭真在政治上遭到了彻底否定,彭的文革方针成为批判之的,而北大的文革形式与内容,都是秉承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所制定的所谓“二月提纲”。联系到北大党委对社教积极分子的态度,都与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便认定北大党委在政治上有严重问题,想写一份材料,向中央反映北大的情况。杨克明询问张恩慈,能否为他向上面递送材料。张恩慈告诉他:“现在上报材料太多,怕是递不上去。”谈话中,张恩慈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说《北京日报》已经有人贴了大字报,言外之意,可以采用大字报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意见。
自友谊宾馆回来后,杨克明找到了哲学系教员高云鹏、宋一秀、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以及从“四清”前线回来的夏剑豸,透露了他与张恩慈的谈话内容。杨克明说:“别人都写了大字报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高云鹏、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也都预感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这场风暴将冲决因社教运动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的罗网。于是,他们便一致赞同,给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贴大字报。他们先推宋一秀起草,宋改了两遍,大家仍不满意,于是便让杨克明推倒重来。
5月24日晚,北大19楼有一间房间灯光通宵未熄,杨克明用了一个晚上时间,重新起草了一份大字报。早晨7点,他敲响了高云鹏家的门,把稿子交给了他,就到科学院上班去了。高云鹏召集了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商量,正在此时,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赶到了高云鹏家。商量结果,他们删掉了稿子中有关陆平、彭珮云与北大社教的段落,集中反映了北大文革的问题。聂元梓在最后加了几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稿子改完之后,高云鹏用毛笔将其写在大字报纸上。聂元梓以总支书记的身份,当仁不让地签了第一名;赵正义先是代杨克明签了名,随后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署完毕之后,为了壮大声势,他们又将住在同一座楼的年轻教师李醒尘找来,李醒尘也步其后尘,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下午二时许,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东墙的南侧出现了。大字报火药味十足,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指责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按兵不动,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大字报声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张恩慈听说北大贴了一张大字报,起初很是高兴,但又听说是聂元梓领衔,极为不满,对杨克明等人连连埋怨:“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让她签了头名?!”他知道聂元梓是个野心极强、狂妄自负而又出尔反尔的女人。她曾激烈地批判北大党委,要从上到下连锅端;当另一种势力占上风时,她又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反戈一击,揭发自己的同伴。张恩慈、杨克明、孔繁、孙蓬一等人都对她的人品深为反感,从心里瞧不起她。然而,木已成舟,大家也是毫无办法。后来,康生也得知是聂元梓带头贴了这张大字报,他对聂元梓的历史颇为了解,在北大社教中便曾说过,聂氏姐妹在延安时期表现很不好。后来,在中央文革内部,当着张恩慈、孔繁的面,康生说出了这么一段看似无奈、又似坚决的政客式的表白:“都说聂元梓这个人人品不好,聂元梓是混账王八蛋,我们也要保,我们保的不是她个人,我们保的是她这条路线!”
历史便是由这样许多鲜活的细节串联定格。聂元梓在大字报上签了第一名,便导致后来北大以至更大范围内演出了一幕幕独特的悲喜剧,这个后来曾被周恩来称作“最坏最坏的女人”,成了这场戏的主角。
大字报所在地方,面向学校南门直通教学区的交通要道,学生们从宿舍到饭厅、教室,大多要经过此处,因而那里是北大引人注目的地方。大字报贴出时,大多数师生还在午睡,或者午睡刚起,睡眼惺忪地背着书包与碗袋走向教室、图书馆,大多未能正视这位“不速之客”,更不能想到它会带来的重大后果。但是,它的内容还是很快地传遍了北大,也传到了周培源的耳朵里。
周培源这些日子一直在城里筹备物理讨论会,这天午后恰好抽空回家。听说了这一消息,心头一震,转身出了燕南园的小南门,穿过三角地,便来到大字报面前。他凝神浏览了大字报的全文,不露声色地走回了家。对于聂元梓,他没有多少了解,至于聂元梓后边有何政治背景,他更无从知道。他只是凭着直觉,感到北大出了大事,事情与上边有着密切的关系。社教后期,彭真和北京市委庇护陆平,掩盖了北大的一些问题,他很有意见。现在矛盾爆发了,这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继续,是社教积极分子向陆平反攻的信号。他从心里认同大字报的基本指向,在当晚物理讨论会筹备小组会上,压抑不住地向大家宣告:“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北大主政者“改朝换代”

大字报的导火索,经过一个下午的燃烧,终于引爆了北大这只火药桶。傍晚时分,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表态性大字报、大标语,便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大小饭厅的墙壁,围观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簇拥在大字报面前。文二(四)的一群学生,扛着贴有大字报的木牌,边走边喊口号,从32斋来到大饭厅,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北大沸腾了!
几个月的批判活动,尤其是对《前线》与《北京日报》的批判,使北京市委的危楼面临倾塌。北大文科的部分学生,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弦已经绷紧,且青年人天性不满足现状,一旦有人点燃了一把火,他们也便热血奔涌,随声响应。“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大字报中这类富有鼓动性的言词,对青年学生是很有煽动力的。北大历史上,曾有多次学潮,每次的形式和内容都不相同。此次的特点显而易见,它是来自官方的自上而下的引导,虽然许多人有对民主思潮的朦胧的向往,而更多的则是对党中央的臣服与对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崇拜。
晚上,事情出现了波澜,各系组织了一批反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追随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被有关部门一一拍了照。北大党委召开了常委会,研究大字报事件。常委会产生了分歧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动员聂元梓等人把大字报贴到室内:另一种则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大字报既然已经贴出来了,便不能揭下来。教务长崔雄崑要陆平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沉静地表示,把他和宋硕、彭珮云说成黑帮,难以接受。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
晚8点,校党委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崑拒绝出席大会。
周恩来总理当晚得知了北大的情况,立即指派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等人来北大,于当夜12点再次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张彦传达总理的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李雪峰说道:“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
第二天,大字报区被挪到了学三食堂,东西墙壁拉上了铁丝,大字报挂到了铁丝上,各种颜色的纸张,琳琅满目。内容也变了。约五分之四的大字报将矛头指向了聂元梓,虽然还有近五分之一的大字报仍是批评校党委,而调子显然是降低多了。大字报面前,常有持不同观点的人相互辩论,有人说:“聂元梓是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有人则为之辩护:“大字报是革命的武器。陆平与‘三家村’有关系。”有人说:“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五七年也数你们中文系、物理系右派分子多。”有人则反诘道:“你们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看看谁是右派,谁是左派?”
人们的思想虽然一时处于混乱状态,但此时北大党委无疑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除哲学系之外的各总支都站在校党委一面,并向下层层布置了反击聂元梓的任务。不少人找聂元梓当面质问,并与她展开了辩论。李雪峰的讲话精神与倾斜的舆论给聂元梓造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她沉不住气了,对副校长黄一然表白道:“大字报不是我写的,是曹大姐让我们写的。”与此同时,康生似乎预料到这个“小聂”靠不住,要变卦,便告诉曹轶欧,让她给聂元梓打气,让她“顶住”。
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底稿取来,送给了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称这张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指令各种新闻媒体播发和刊登。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第二次播送时,大饭厅里已经挤满了人,播音员的声音异乎寻常地严厉,人们震惊了!饭厅里长时间地沉默,然后是一阵哄然而起的喧闹。有人愤然,有人欢呼,有人迷茫。有一些人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了电话:“谁让广播的?”
北大成了喧闹的海洋,宿舍区灯火通明,许多学生彻夜未眠,纷纷写标语、大字报,在校园四处张贴。他们再也不受“内外有别”的禁令限制了。“打倒陆平黑帮”、“砸烂校党委”、“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等口号此起彼伏,校园内四处是游行的队伍。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等人,率领了以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入了北大,随即召开了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座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就这样,北大党委被定了性,陆平、彭珮云成了“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黑帮分子”。工作组对他们严厉地下了禁令: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及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社论宣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
评论员文章高八度地宣称:聂元梓等人的文章“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将文化革命的大是大非的标准做出了最权威的界定:

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一段论述,以及之后不久《人民日报》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所阐明的:“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这些官方舆论与聂元梓等人作出示范的反基层党委的大字报一起,极大地瓦解了1957年以后强固了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治格局。1957年的许多人,便是因为对某个基层党组织、对该组织的某个领导成员,甚至是对某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此,基层党组织与其中的成员,都俨然具有党的化身的资格。这种机械逻辑曾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共的整体统一。然而,物极必反,后来文革中,群众不分青红皂白,以聂元梓为榜样,把所在的基层党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有别于中共中央的黑帮集团,并挟天子以斗诸侯。于是,“造反有理”的洪水,裹挟着各种功利与幻想,狂热地不可阻挡地冲决着多年所垒砌的政治堤防,使神州大地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混乱局面。
一时间,每天竟有十余万人涌进北大,看大字报,向北大“取经”。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神态颟顸,操着一口让人难懂的口齿不清的福建普通话,对学生们煽动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中央文革顾问、北大事件幕后的策划者康生,也从幕后走到幕前,来为北大学生加温:“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北大校园里还流传着一句当时未经证实的最高指示:“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人们在大字报或批判稿中,频繁地使用着这句粗俗的话语,仿佛愈粗俗便愈革命,愈工农化。毛泽东数十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成了人们经常“活学活用”的经典之一。“痞子”便是“革命先锋”,便是“左派”;“痞子运动”好得很,“戴高帽”游街好得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这样北大的“红色恐怖”氛围便愈来愈浓。上至陆平、彭珮云,下至政治辅导员,都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处都是控诉与批斗的会场。温和的戴上纸帽,促狭的则戴上厕所里的脏铁丝篓;轻则低头弯腰,重则拳打脚踢。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不一而足。不管以前是保陆平的也罢,还是反陆平的也罢,为了争当“左派”、“造反派”,许多人便以激烈的言词、激烈的行动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在这种气氛下,所谓的“6·18”事件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6月18日,天气出奇的热,似乎也给北大的政治气候添了一把火。学生宿舍区的38楼、40楼、37楼、32楼、31楼前,到处都设了“斗鬼台”。学生们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你方唱罢我登场,斗争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口号声、叫嚷声此起彼伏。一天之中,竟然有69人被抓来批斗。“黑帮”们闻声色变,人人自危。
晚10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发表了严厉的讲话,他以惯常的阶级斗争思维,认定今天的大规模批斗高潮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策划挑动的政治事件,完全是校内外敌人里外结合呼应的突然袭击。他们企图制造混乱,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于是,抓了四个带头打人、耍流氓者,据说其中一个是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的国民党上尉连长。紧接着,校工作组召开了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
这真是一个周期律。在台上的总强调“治”,在台下的则希望“乱”。陆平的校党委要求“加强领导,坚守岗位”,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弥天大罪;聂元梓打头“乱”了北大,进而铸成了“6·18”事件;在台上的工作组不容许“乱”,又强调要维护“革命的秩序”。没过几天,7月10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等同学,又在大饭厅东墙,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北大搞得死气沉沉,要求把北大搞乱、搞活。
聂元梓从康生办公室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便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晚上,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全校学生与教职员工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一场新的“保”与“革”的斗争浪潮在北大掀起了。
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又成了这场斗争的导演。他们以调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来北大看大字报,并向师生们发表讲话,并背着工作组,在钓鱼台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励他们起来赶走工作组。
7月25日晚8时,天上下着细雨,东操场汇集了一万多北大的师生员工与家属。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文革小组的要员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等人在主席台就座,江青亲自主持有关工作组问题的辩论。生物系三年级学生樊立勤熟练地背诵着大段毛主席语录,以其雄辩的口才和指点江山的气势,登上了北大的政治舞台。附中的彭小蒙,则双手插腰,风风火火,毫无遮拦地述说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都是工作组的严厉批判者,认定工作组在“6·18”事件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李杨杨,则代表全校30多名高干子弟,对工作组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认为首先要区分是延安还是西安,工作组虽然有错误,但他们是延安而不是西安。
第二天晚上,这一行人员,再次来到北大东操场,张春桥、姚文元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江青继续主持万人辩论大会。这一晚,较之昨天,对工作组的态度更为明朗,话语含糊不清的陈伯达,由王力帮助翻译。他给工作组定了性:“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自己起来闹革命,建议北京市委撤消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宣布撤消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主持这项工作,这等于说,将北大的权力,移交给了聂元梓。第三天,即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8月4日,康生、江青又一次来到北大,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消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6·18 ’是革命事件”。康生此时似乎已认为形势已然明朗,大局已定,便踌躇满志地向师生们披露了他与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关系:“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生还在这次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对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赞誉,宣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聂元梓被戴上了新的眩目的冠冕,成了无可争议的无产阶级左派。至此,她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符号,她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

汇报汉中分校问题遭受冷遇

此时的周培源,游离在北大文革的中心圈之外。因为他在社教运动中对陆平做过尖锐的批评,人们便没有把他划入“陆平黑帮”圈子之内;又由于他是“陆平王朝”的副校长、一个有资产阶级烙印的学术权威,他也当不了“左派”,没有被列入校文革筹委会的班子中。他作为一个“留用人员”,依然主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因1965年3月开始筹建故又被称作653分校的工作。
653分校,地处陕南汉中盆地,深藏在秦岭南麓,历史上三国时期蜀魏多次在此交战,后来很少有战火燃起,因而被视作大三线的腹地。北京大学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将理科中与国防关系较为密切的专业,如力学、无线电、核物理、生物物理学等专业设置在这里,以备不时之需。
1966年9月中旬,周培源自西安下了火车,坐汽车穿越了层峦叠嶂的秦岭,本以为来到一个宁静祥和的桃花源。谁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同样开展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其激烈程度,并不在北大之下。一个建筑公司的副经理,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革命工人”、“革命师生”撤了职、罢了官。由于北大653办事处支持了工人们的造反,致使北大师生与副经理的矛盾开始激化。周培源的到来,树大招风,使这场戏的剧情更趋复杂。那个副经理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鼓动不明真相的职工将这把火引向了周培源,几天之间,从汉中到阳平关,到处可见这样的传单和大标语:
“周培源是陆平、彭珮云黑帮分子!”
“周培源是57年漏网右派!”
“周培源是汽油库爆炸的黑手!”
周培源危急!消息很快传到西安,正在西安串联的哲学系四年级同学赵丰田,联络了数十名北大同学,急如星火地赶到了653分校,与在分校的一百多名北大师生汇合在一起。他们推选了周培源和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班长邓朴方,生物系教师、自苏联归来的“反修英雄”和邑棠,以及素有理论家之称的赵丰田等人,组成了临时领导小组,领导了分校的文化大革命。
工人们多次围攻主楼,高喊“打倒周培源”的口号,试图冲进大楼,揪出周培源。在邓朴方的建议下,赵丰田拟定了一篇讲话稿,来到了二楼的阳台上向工人们宣讲,说明周培源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更不是右派和黑帮分子,他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支持与信任,先后被派遣去欧洲、苏联与帝国主义、苏修、各国反动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宣传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职工悄悄地退出了围攻的队伍。但是,建筑公司又由南郑和汉中市调来了增援的职工,几次三番地冲击主楼,吼声震天,矛头还是对准周培源。
形势十分紧张,领导小组一方面给北大和中央发紧急电报,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保卫工作。邓朴方当时身健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率领几个同学和转业军人,在楼里巡逻,时刻提防对方可能发起的突然袭击。有师生员工们的拥戴和保护,周培源有一种安全感,他听到楼外有人喊道:“把喝美国牛奶长大的周白毛揪出来示众!”
他嘻嘻地一笑,以惯有的幽默订正道:“他们说错了,我是长大了以后才喝美国牛奶的。”
借此话题,邓朴方、赵丰田等同学向周培源了解他在美国留学的情况。他将自己的留学经历,从芝加哥大学到加州理工学院,直至在欧洲做博士后等经历,娓娓道来。殊异的时空差距,使听者颇觉新鲜;患难时刻,促进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他们之间因而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9月下旬,为了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向中央汇报汉中情况,周培源与邓朴方、赵丰田一起返京。回北大后,周让邓、赵二人住在朗润园专家招待所,整理汉中材料,以备参加国庆招待会时,将材料递交给周恩来总理。
朗润园也不平静,文革风暴非但没有趋向止息,而且正在掀起更大波澜。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并危及邓小平。邓朴方的家人已感到形势的紧迫,便将邓朴方召回家中。
这时的聂元梓哪有耐心和情绪倾听周培源关于汉中分校运动的汇报呢?她先是将其推给了校文革,校文革亦因聂元梓缺席而未能做出决议。分校的运动并未因周培源的离去而平息,而是矛盾日趋激化,人们都翘首企盼周培源能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周培源心急如焚。他又一次找到了聂元梓,向她反映汉中分校的情况。说者似火,听者似冰,聂元梓冷冷地回答道:“你去找老白去吧!”老白指的是校文革中负责行政后勤的白晨曦,他怎能处理得了汉中分校的问题呢?显然,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推诿。这寥寥几个字,对于周培源来说,似在数九寒天里被泼了一盆凉水,从身上到心里都凉透了。他没想到,这个闻名全国的大左派,对653工地的文革如此无动于衷,如此漠不关心,他对聂元梓的满腔期望,转瞬间化为泡影,认定她对653工地的学生、工人们缺乏阶级感情。周培源由此联想到,学校召开校文革选举代表大会时,并不通知汉中分校,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一百五六十人的选举权。连毛主席题字的“新北大”校刊第一期,也没有寄给汉中。这使周培源感到汉中分校“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对此颇有意见。

写出善意批评聂元梓的《公开信》

此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聂元梓任主任。自北大社教时,即想自上到下一锅端的聂元梓,终于如愿以偿,打倒了陆平、彭珮云,并取而代之。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她亲自召集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红卫兵,并将其领导权交付给勇武强悍的孙蓬一。这个在社教后期承受着很大压力而拒不认错,并对痛哭流涕的聂元梓鄙夷不屑的山东汉子,此时也服膺于炙手可热的权势,从此成为聂元梓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北大新贵聂元梓,自以为大权在握、大功告成,便在校内开始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按对她的态度为分界线划分左与右,是非对错都取决于她的表态。她成了北大说一不二、蛮横专权的“老佛爷”。北大开始流传这样的民谣:“老佛爷面前一声‘喳’,赏你一件黄马褂。”
当时还流传着另一句民谣:“每月二十五,展览馆的人就吃苦。”这句话是指每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那张大字报出笼多少“周月”的日子,北大文革展览馆的人,就要到大饭厅东墙南侧,重新张贴“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今非昔比,大字报的外貌决不像原来的那么寒酸,上端要写上醒目的大幅标题,周围衬上鲜丽的各色花边,内文则要书写得工整、艺术。在展览馆中,名义上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实际上是以此为名,宣传和突出自己。它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只有“革命闯将”聂元梓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是幼稚可笑的。她的丰功伟绩,被反复宣传,热烈歌颂,而批评她的大字报,则鉴于“内外有别”而很快被掩盖掉。北大一些社教左派,如孔繁、杨克明、杨勋等人,因对她的某些工作与工作方法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就被打成“政治扒手”、“假左派”,后来被毫不留情地请出“校文革”和《新北大》报编辑部,并成为全校的批判对象。
聂元梓在完成了向陆平党委和张承先工作组的夺权任务之后,便腾出手来,以包打天下的姿态,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在扫除校内不利于自己的障碍之外,又向上面伸手。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长篇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贴出了所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明确指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此时的聂元梓已经目空天下,忘乎所以了,她已成为中央文革一根疯狂的魔棍。她下打陆平、彭珮云,中打彭真、李雪峰,上打刘少奇、邓小平,又横扫安子文、薄一波、谭震林、贺龙,以至于老元戎朱德。“朱德是大军阀、大野心家”等大标语贴满了北大校园和海淀小巷,还贴到了长安街。批判《朱德将军传》的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发50万份,向全国散发。她派出了许多红卫兵,到各部、各地煽风点火、批斗夺权,到军队里串连,收集各种情报。她还秉承江青的旨意,与其忠实的助手孙蓬一,率领“红旗兵团”到上海。他们在上海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所谓的北大社教的“叛徒”——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聂元梓作为复仇之神,以最激烈的言词,发泄了她对常溪萍的深仇大恨,发誓要把他斗倒斗臭,直至压在阴山脚下,永世不得翻身。顺着常溪萍这条线,她又把火烧向了上海市委,率领北大红卫兵围攻曹荻秋,认定上海市委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革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上海滩上扬起了炮打上海市委的弥天烟尘。
10月下旬,某友好国家的王子,在该国驻华大使陪同下来北大报到学习,本应由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出来接见,聂元梓说有事来不了。校文革即确定由白晨曦、周培源、崔雄崑三人出面接见。接见时,他们向该国王子与大使再三解释,聂元梓同志因另有重要会议,不能亲自前来,深表歉意。话刚说完,聂元梓突然推门进来,使得三个主人很是尴尬,只好对客人解释说:“她开完了会,所以又来了。”之后,三人请聂元梓向客人介绍北大文化革命的情况。聂元梓回答是不用介绍了,展览会上都有介绍,到那里看看就是了。周培源提醒聂元梓:“大家对这个展览会意见很大,不知展览会整理过了没有?”聂元梓的回答是,已经整理过了,可以去看,而且已经和文革办公室联系好了。
于是,一行人来到展览馆门口,没想到,展览馆是铁将军把门,他们吃了一个闭门羹。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人开了门。开门一看,里面满屋尘土,图片上到处贴着同学们提意见的小条子。中间的一个屋子,因屋顶漏雨而地上淌满了水,一根木头斜躺在那里。所有的情况都说明,展览会并没有像聂元梓所说的进行了整理,它的破败冷落,不仅使主人难为情,亦使客人为之难堪。周培源很是生气。他接待外宾,不计其数,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过。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已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又让外宾长时间等候,去看这么一个破乱不堪的展览,真是丢尽了脸面!聂元梓以这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这么严肃的政治任务,哪里像一个领导干部的样子呢?
北大毕竟是北大,它有着“五四”的科学、民主传统,崇尚真理,而不崇拜偶像。首先,是聂元梓的战友,社教积极分子孔繁、杨克明、杨勋等人提醒她,不要自我陶醉,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一些学生则更激烈,提出:“搬开聂元梓这座偶像,走自己的路。”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了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数力系学生杨作森、生物系卞宗美、刘秉慈、王山米等人,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组织了“虎山行”战斗队。他们不仅敢于严厉抨击聂元梓,还把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贴出了“炮击中央文革”、“火烧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必须开门整风”的巨幅标语。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给中央文革所贴的大字报,还对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伊林、涤西给林彪的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卞宗美说:“如果都像伊林、涤西这样敢于批评的人,中国就会永远不出修正主义。”杨作森也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很有先见的看法:“我担心这是斯大林后期的重演。”他们尖锐地指出:“聂元梓的后台是江青,所以搬开聂元梓必须炮打中央文革。”“只有炮轰中央文革,北大运动才有出路。”
聂元梓去上海,反对派紧随南下,与聂元梓唱对台戏,在上海繁华地区贴出了《聂元梓为什么现在来上海》等大字报,并在校园内发起了一个“召回聂元梓”的签名运动。也有人清醒地指出:“聂元梓等人的第二张大字报早就不是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广大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在耍阴谋、玩手腕”,是“以一种‘极左’的面孔出现来迷惑群众,转移目标,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争当英雄角色”。
反聂的星星之火,燃成了燎原烈焰,学校里很快形成了以批判聂元梓为旗帜的“井冈山”和“红联军”两个组织。他们之中,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密切关系,大多数人则只是对左派缺点的真诚的批评。以反聂和保聂为界线,北大顿时形成了截然分明的两个阵营。矛盾愈来愈激化,从口头和大字报的互相诘难,上升为对舆论工具的争夺,终于发生了“井冈山”和“红联军”联合砸校刊的事件。
从汉中分校与周培源、邓朴方一起回来的哲学系学生赵丰田,此时已成为“红联军”的头面人物,成了批判聂元梓的理论家。他与马洪路、魏秀芬等20人,闯进了《新北大》报临时编辑部。赵丰田在校刊的18条报道,如《文化革命的里程碑、北大历史的新篇章——我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和贫下中农一起斗黑帮》、《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等报道上面,统统加上了“吹牛”两字,并砸了窗户、玻璃、桌椅。砸完校刊后,张贴了一张《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便匆匆离去,还贴出了这样的大标语:“好得很,如不好,可再砸。”“如不乱,可再砸。”
砸校刊的事件震动了北大。尽管肇事者当时并未意识到此事与聂元梓批判邓小平有何联系,校文革一方已经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认定他们砸校刊的时间发生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篇大字报贴出后4天,他们想用打击聂元梓威信的办法,抵消这篇大字报的革命影响,阻挡文化革命潮流的向前发展。江青则毫不含糊地对此事件定了性:“砸校刊的行为就是现行反革命。”“井冈山”负责人马洪路,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汇报北大运动情况,遭到戚本禹的严厉批评:“你们回去要向聂元梓做检讨!”
此时的周培源,虽然是个旁观者,但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并没有以“政治需要”作为衡量对错的天平,而是以严肃的理论依据和中央文件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他认为文革“十六条”讲过:“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四清“二十三条”指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家把自己的话说完。认为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就是对待群众态度的试金石。
周培源亲眼目睹了聂元梓的两次表现。
一次,聂元梓本来答应参加反对派在“五四”操场召开的数千人的集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来,改变主意,出席了支持派召开的集会。在会上她带有挑拨性地说:“我们不能登他们的讲台,我要在这个无产阶级的讲台上讲话!”当会上有人喊“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时,聂元梓先是与在场的其他文革常委大鼓其掌。后来,她的讲话激起了反对派强烈的抗议,她为了掩盖事实,又指使别人在录音带上做了手脚,制造了“涂改录音带事件”。
另有一次,聂元梓先是扬言不接见反对派,后来又接见了反对派,接见之中,又将支持派放了进来,使两派发生了争吵。周培源认为,这“在客观上同样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很不符合‘十六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精神”。
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以及帮助聂元梓和校文革改进工作的善良愿望。周培源于12月14日,亲自用毛笔抄写了一篇题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近万字的大字报,贴在29楼的北墙上。在这篇大字报中,他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工作中的表现,及其对两派群众的不同态度,提出了自己一些真诚而温和的意见,以善良的愿望,规劝聂元梓,希望聂元梓与校文革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按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十六条”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办事。这反映了他文质彬彬的君子之风、学者之风,但也表明了他的人性之真纯与良善的道德愿望,而聂元梓此时正是政治上的大红人,更由于品质上的刁蛮任性,骄横不可一世,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她怎么能接受周培源的善意批评呢?
在这篇大字报中,周培源还十分可贵地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六条”,明确提到了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人,“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让群众提出材料,深入辩论,作出结论。如果群众认为他们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那么就应该解放他们,对他们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让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斗争黑帮。”
在当时惟恐不左,惟恐有人说为陆平黑帮辩解的情况下,周培源提出了解放这些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陆平黑帮分子”的主张,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对中央政策的真诚认真的态度,这在当时的“革命”氛围中,是一帖助人思考的清凉剂,尽管未起作用,也是殊为难得。

动荡形势下的首批“亮相干部”

聂元梓自上海返京以后,在反击“12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了“井冈山”和“红联军”。《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于是,一批活跃一时的反聂派学生领袖赵丰田、马洪路、魏秀芬、俞启义等人都成了反动学生,杨作森及其几乎全体“虎山行”战斗队成员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杨勋及其在北大旁听的弟弟杨炳章,还有思想解放趋向“异端”的东语系学生乔兼武(乔俊礼),都在劫难逃。他们或者做检查、遭批斗,或者被关进监狱。聂元梓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手段,取得了北大一统的局面,并以此在北大确立了“聂元梓是毛主席树立的红旗,反聂元梓就是反毛主席”,“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此时的北大,聂元梓掌握着生杀大权。
严冬的燕园,鸦雀无声,政治气氛与自然气候一样寒冷。人们沉默了,但北大总跳动着一颗颗倔强的心。冷寂如冰的大饭厅的主席台,此时跳上了生物系的两个学生,一为以反工作组而出了名的樊立勤,二为四年级的冯德荣。前者颀长、细瘦,酷似唐·吉柯德;后者健壮,虽不似桑科以主子之命为从,却是甘当配角,密切配合唐·吉柯德。他们召开了全校串连会。樊立勤除了依然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之外,又增加了鲁迅语录:“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他以激烈的言词,抨击了聂元梓与校文革的所作所为,使沉默的人们心里为之一振。
孔繁、杨克明也没有沉默,他们认为聂元梓是在镇压革命群众。孔繁当众声言:“我们不能赶走一个赫鲁晓夫,再让一个赫鲁晓夫上台;这种人,是不是一个大左派,要打个问号。”
陈伯达、江青再次接见聂元梓、孙蓬一。江青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江青还为聂元梓、孙蓬一打气:“北大的风格不是‘过’了,而是太‘温’了。”
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便在北大大力鼓吹反“温”、反右。他们加强了“劳改队”(俗称“牛棚”)对“牛鬼蛇神”的监控,肆意折磨和批斗被关押的人们。同时,他们还在学生中扩大了批斗范围,提高了批斗力度,揪斗了200多名“井”、“红”成员,其中100多名被打成了“反革命”,从而造成了一批学生自杀或精神失常。
“沈达力之死”,让人永远铭记。
沈达力是中文系62级语言班学生,其父亲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她聪慧、开朗,浓黑的短发下闪现着恬淡明快的笑容。她是中文系人们熟悉的公众人物,常以中文系晚会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对聂元梓很有看法,并积极地参加了“红联军”的活动。该年级另一学生叫陈一谘,曾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此兄热衷于政治,并为此自物理系转至中文系,因其工作关系而与沈达力有了密切的往来,并一度产生过恋情。陈一谘在1963年曾写过一封“万言书”,上达中央,就所谓反修防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政见,一度遭到批判,在文革中被视为反动学生。3月中旬,中文系文革在第二教学楼揪斗了陈一谘,揪斗者拧断了陈的胳膊,并猛压他的脑袋,使陈一谘发出惨烈的叫声。批斗者不仅将批判矛头指向陈一谘,也借机株连反聂的骨干沈达力,不知从哪里挖掘出两人的书信和恋爱细节,借此羞辱在台下听取批判的沈达力。批判者还联系到沈达力的反聂活动,深挖了她的“资产阶级根源”,诅咒连带挖苦、嘲讽,尖刻的言语像刀子似地刺伤她的心,使她又害怕又羞愧,终于萌生了自尽的念头。
北京的春天,寒意未尽,但未名湖的柳枝已经婆娑,湖水盈盈,微动涟漪,燕园里处处漾溢着生命的春天气息。深夜,当同学们找到未名湖西北角的红湖游泳池时,发觉游泳池的小山坡旁,沈达力仰面朝天,口吐白沫,一头油黑的短发散乱着,一只脚蹬出了洼陷的泥坑。同学们把他送到医院不久,她就彻底闭上了眼睛!这个“资产阶级臭小姐”、“反聂干将”沈达力,喝了满瓶的来苏水,了却了痛苦,了却了羞辱,了却了自己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
她死了,只有痛心的暗泣,而没有送葬的啼哭。却有人大声地跳着脚叫嚷:“沈达力死得好!她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这个丧失人性的时代,这个翦灭人性的地方!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导演下,上海造反派于1967年1月掀起了向各级当权派夺权的所谓“一月风暴”。在北京,江青、陈伯达召集了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学生领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鼓动他们赶紧派出本校人马到各部夺权。在夺权过程中,由于利益不均,观点有别,便产生了各种激烈的矛盾。在教育部的夺权大战中,聂元梓、谭厚兰两员女将互不相让,各自调集了数千红卫兵,数天之中,教育部大楼已成蚁窝,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附近街巷,也堵塞得水泄不通。北大与北师大两校学生为夺权而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进而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受伤人数达160余人。在夺权斗争中,又激发了北大红卫兵与高教部群众组织“延安公社”之间的矛盾。“延安公社”串联了一些军事院校的群众组织,发动大批人轮番到北大校园里示威游行,喊口号,刷标语,“炮轰聂元梓”。聂的忠实追随者新北大红卫兵即闻风而动,予以坚决回击:“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
后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筹备过程中,五大领袖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与师大的谭厚兰一起,依附了筹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周景方,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则与清华的蒯大富倾向于聂元梓。聂蒯等人筹划组织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简称“北京公社”),举行了成立大会。会上发表了几个倡议书,要把北京市的“党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提出要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大夺权”。至此,北京高校两大派的对峙已然成为定势。
2月7日,北大改组校文革,孔繁、杨克明从校文革中被正式除名。
15日,校文革统领下的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成立。北大严厉地镇压了反聂派,进而树立了“革命左派”聂元梓的绝对权威,从而创立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局面。
早春的燕园,胜过严冬的肃杀。向来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北大,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持不同意见者暂时退出了北大的政治舞台,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屈服,而且,他们的遭遇,激发了更多的同情者、支持者,聂元梓为自己树立了更大的对立面。他们先在校外,在清华、地院、农大等地开展了各种地下活动,并四处游说,取得了高校和社会各部门中的一些群众组织支持。4月,地院、师大、清华、钢院等校同学纷纷来北大,找“新北大公社”成员辩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统战部、高教部与社会上其他一些单位纷纷到北大游行,贴大字报。他们都把矛头对准了聂元梓,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感到了很大压力,认为这是“反革命逆流”。
4月12日晚,大饭厅里灯火通明,旗帜招展,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公社红卫兵总部在这里召开了“痛击反革命逆流”的誓师大会。血气正旺的孙蓬一,俨然像一个奔赴战场的将军,作了气壮如牛般的长篇煽动性发言:

我们年轻的新北大红色政权面临着一场新的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群情激昂,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我们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众呐喊:对!)因为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几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是为了整个阶级,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众欢呼:对!长时间热烈鼓掌。)

孙蓬一在发言中点了北京许多反对聂元梓的群众团体及其负责人的名,表示要与他们血战到底。
最后,他模仿列宁演说的姿态,一手插腰,另一手用力向前一挥,声嘶力竭地呼喊:

拿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迎着风暴,前进!
迎头痛击资产阶级逆流,
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于是,台下红旗如浪,口号声震天,大饭厅仿佛一锅滚沸的开水。
此后出版的《新北大》报,则发表了评论文章,为这种激烈气氛火上加油:

在刘少奇的指挥下,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向新北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他们企图搞垮新北大,搞垮捍卫新北大这面红旗的革命闯将聂元梓同志。我们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聂元梓、孙蓬一在维护“红色政权”镇压反对派的同时,亦象征性地进行着落实干部政策工作。校文革召开了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周培源和原校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成为北大第一批“亮相干部”,以此表明他们是有别于陆平黑帮的“革命干部”。周培源之所以成为第一批亮相干部之一,表明了聂、孙等人认同了他在北大和社会上的崇高威望,希冀周培源能够靠拢他们,支持他们的“红色政权”。

加入“井冈山”,率师反聂

1967年的4、5月间,天气转暖,北大的反聂力量也日益活跃,“五·一六公社”(后与“东方红公社”合并)、“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先后成立。北大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6月5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来到大饭厅,不知道哪根神经触动了他,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尽管在此后的第三天,陈伯达即改变了腔调,说什么“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还打电话安抚聂元梓:“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然而,蕴积在人们心里的火山,一旦喷发,便再也压制不住了。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宣告成立;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崛起;8日,人数众多的“新北大北京公社”也揭竿而起。樊立勤发起的“东方红公社”人数不多,但对聂元梓的批判最为激烈;法律系学生牛辉林率领的“红旗飘”敢说敢干,活动能力很强,而陈醒迈领导的“北京公社”较为温和,比较讲策略,因其核心力量是化学系63级,简称0363,因此被称作“0(零)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来自“新北大公社”的各战斗团,因而被人们称作“团派”。于是,团、零、飘、井、红,五方飘零子弟,以不同的音色音阶,组成了一场反聂大合唱。北大顿时天下大乱,“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了,聂元梓被突如其来的形势闹懵了。但是,孙蓬一等公社的鹰派人物,立即组织了新北大公社“红色清道夫”、“红梅”等16个战斗队,成立了“六六串连会”,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声明:“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敌,‘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没有好下场。”
反聂与保聂两大派的斗争在继续激化。北大两派斗争的局势日趋明朗,学生们冲在前头,教员、干部们则紧随其后。北大上下除了被抓进牛棚,或由于出身不好、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人之外,全校的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各自亮明了以保聂和反聂为界限的泾渭分明的观点,加入了各自认同的组织。
周培源对聂元梓压制不同意见,严酷地镇压学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的这种情绪被聂元梓察觉后,就委派了一名“说客”到周培源家游说,表示只要周培源支持聂元梓的“一切革命行动”,就立即会以革命干部的身份结合到校文革中去,并出任副主任。周培源将这个说客轰了出去。
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态“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尽管这份声明对严厉批判聂元梓的“东方红公社”、“井冈山公社”持保留态度,但他们明确地向人们宣示,他们已经否认了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勇敢地站到了聂元梓的对立面。如果说周培源在去年给聂元梓贴大字报中言语温婉,把聂视为同志的话,这份声明显然是上纲上线,是造反者的宣言书了。
人们说,现在北大终于找到了能够与聂元梓抗衡的反对派领袖了。你是炙手可热的“老佛爷”,他是岿然不动的“大菩萨”;一个有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一个是国务院重点保护的对象;一个是来自延安的“革命左派”,一个是获得美国博士头衔的大科学家。尽管一方说对方是“右派翻天”,另一方说对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但是,双方都高扬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把毛主席奉为九天之上的至尊,都拥护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把陆平、彭珮云视为万劫不复的“黑帮”。
以周培源为首的134位干部的讨聂声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地位,从而使中央文革为之震惊。7月10日,陈伯达再次发表讲话:“我批评聂元梓是支持她、爱护她、帮助她。聂元梓不要打倒,还要当红代会核心组长。对孙蓬一也不要打倒,要一看二帮。”并掉转矛头,对反聂派威胁道:“你们用我的话攻击聂元梓,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陈伯达在北大扮演了一个尴尬角色。他成了《水浒传》中的洪太尉,掘开了镇压妖魔的石碣,顿时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冲天而起,把北大搞得硝烟迷漫,飞沙走石。陈伯达后悔了,他还想扶正聂元梓这块石碣,镇住妖魔,然而,泼出去的水又怎么能收得回来呢?!
反聂派一旦集结,便虎虎有生气,团、零、飘、井、红五方各自为战,又互相呼应。他们对聂元梓镇压“井冈山”、“红联军”进行了清算,为许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进行平反,并查抄了校文革的保卫机关“二组”,抄出了两批构陷群众为反革命的“黑材料”。视学生为子女的周培源,听说此事后,十分激动,赶到了抄“二组”的现场,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另一方面,反聂派与校文革一样,同样参与批判刘少奇,到中南海西门静坐要求“揪出刘少奇”,也参与部分外省市“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与此同时,团、零、飘、井、红内部,开始酝酿联合。五家联合的基石是反聂,但观点不尽相同,常为一些不同观点而吵嚷不休,且因一时未能涌现能号令诸侯的学生领袖而群龙无首。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凝注在周培源身上。唯有他,才能为五个团体所共同接受;唯有他,才是可与聂元梓抗衡的一面旗帜。北大的反聂派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周培源亦接受了这种选择。
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反聂派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五四”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宣告新的群众组织的诞生。第一届总部核心组的勤务员有周培源、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王桂琴、胡纯和等人。周培源任第一届核心组的组长,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的“寨主”。
对于周培源的这一段历史,人们众说纷纭。
不解者以为这是一段可笑的历史,各派群众纷纷扬扬、闹闹嚷嚷,作为堂堂的北大副校长,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也成了这段可笑历史的可笑人物,客气一点儿说是周培源“天真”。
理解者则因此而崇敬、钦佩周培源的思想人格,这种看法存在于许多反聂派群众之中,其中季羡林先生的识见是有其代表性的。他在《记周培源先生》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

季羡林先生自己“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在事隔二十多年,季羡林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毫不含糊地说道:

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季羡林自传·记周培源先生》,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今天的聂元梓,已是一个孤独无倚的老妪,是一个可供人们随意嘲弄的对象。当时的聂元梓,则可谓满嘴獠牙,是要吃人的。反对她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反对她的人,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尤其是带头反她的人,更需要无私无畏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季羡林是“拼着老命”上的“井冈山”,作为此山“寨主”的周培源,他怎能没有豁出一切的思想准备?
周培源是一面旗帜。
当时被关在校文革“牛棚”里的数力系教员程庆民,听说周培源率师反聂,身上顿时涌动着一股暖流,于困厄中看到了希望,并对周培源油然而生敬意。
被定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法律系副系主任肖永清,为形势所感召,破门而出,自己解放自己,写了《造反声明》。他还给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申诉自己“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控诉“牛棚”是“国民党法西斯集中营式的制度”,表示“要杀出来”,希望周培源和井冈山兵团向他“伸出革命的援助之手”。
政治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则为形势所鼓舞,发表了“声明”,自行解除监督劳动,否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副教务长、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也冲破了长期的压抑,火山喷发似地呐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大的“校格”有两条:“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当其它单位仍停留在“革”与“保”的两派之争时,北大运动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深入到对文革暴发户的批判,客观上则是在批判文革,否定文革。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争”,不仅是指与社会上的黑暗势力抗争,也表现在无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无畏的斗争。反聂派对北大专制政权的冲击和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其影响超出了派别斗争本身。
在这股民主潮流的鼓舞下,哲学系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王雨田、金志广也鼓足了勇气,贴出了大字报,为自己伸冤。他们说:“我不是右派”,过去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还说反右运动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在周培源的支持下,也发表声明,加入了“井冈山”。另一名党委副书记张群玉则出面召集46名校党委委员及各系总支正副书记、正副系主任,连续开了10次串连会,分析了学校形势,许多人纷纷表示要“批判聂元梓的反动路线”。
起初,江青以为北大反聂的人总是个别、局部的,她以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推断,以为北大的状况是“黑手”在里边搅和,扬言“要抓黑手!”到了9月,面对北大汹涌澎湃的反聂浪潮,她终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连连惊呼:“北大就是老保翻天了,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了!”在这里,她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聂元梓这块“石碣”在文革中的重要意义,将对聂元梓的态度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你保聂元梓,便是革命造反派;你反聂元梓,你便是“老保”。尽管江青连唬带吓,但面对以周培源为首的5000多人组成的“井冈山”,她也是奈何不得,只好听任聂元梓去对付了。

险遭绑架和奉命“下山”

周培源当了一个多星期的“寨主”,即将“井冈山”兵团核心组组长的位置让位于牛辉林。聂元梓们便立即罗织了牛辉林在“红旗飘”时所谓攻击江青的黑材料,于是激起了江青的恼怒,公开发话,谓“‘红旗飘’里准有坏人”。井冈山兵团出于全局考虑,急召当时还在上海的图书馆学系研究生侯汉清返校替代牛辉林。
9月1日后,井冈山兵团总部核心组组长便一直由侯汉清担任,周培源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是偶尔出席有关会议。尽管如此,井冈山兵团成员还是把他视为精神领袖。“擒贼先擒王”,为了要达到搞垮“井冈山”的目的,必须先要打倒周培源——以阶级斗争为专业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是深明此理的。于是,他们悄悄地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旨在把他搞倒、搞垮、搞臭。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查外调,他们罗织了有关周培源的一些材料,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一,1945年1月,曾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后到美国海军部海军军工试验站试制投掷鱼雷,于是周培源成了美国特务,在政治上定了性,置于敌我矛盾的死地;其二,周培源及其夫人王蒂澂喜欢收藏书画,收藏与被广东博物馆强征的过程,被说成了倒卖书画的奸商,以图在人格上把周培源搞臭。
经过密谋策划,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组织了新北大公社中部分工人和学生,伺机查抄周培源家,并绑架周培源本人。尽管这个行动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因其邪恶,终于为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所破解。
无线电系1965年学生刘澍民,是新北大公社成员。尽管他在政治上认同聂元梓和校文革,但他对周培源怀着深深的崇敬。听说要抄周培源家的消息,他感到震惊。抄家、绑架,不仅会有财物和精神上的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周培源的生命,此类事在文革中已非鲜见。如要泄露这个消息,则是背叛“无产阶级左派”聂元梓,背叛“红色政权”。刘澍民处在两难的境地中,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良知占了上风,他下定了决心,乘着夜色,前往周家。
他从25楼出来,并没有走直道,穿过三角地进入燕南园,而是一直往北,走到了未名湖,在湖区绕了一大圈,然后沿着林间小路,穿过南阁、北阁,擦身走过三院、五院,环顾四周无人,疾步跨进了燕南园的北门,急促地敲响了56号门。
当他进入屋门,见到周培源一家时,由于紧张、激动,满头大汗,竟然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王蒂澂好言好语地劝慰他,他才将此行的意图告诉了周培源一家。
刘澍民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周家永远感谢他!
刘澍民以良知战胜了邪恶,北大的历史将铭记着这一时刻!
闻讯以后,周培源的女儿如苹赶紧跑到了28楼井冈山兵团总部,把这一情况通报给兵团核心组长侯汉清。侯汉清连忙召集了兵团几个负责人,商量对策。他们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强驻扎在冯定家(紧挨周家)的井冈山平型关纵队的力量,保护周培源,如有情况,立即通报总部。二是让周培源住进28楼,在总部的严密保护下求得安全。
周培源不同意前一种方案。他担心,那样做会造成两军对垒,容易产生冲突而引起武斗。工人、学生受伤流血,这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他采纳了第二个方案,搬到了28楼。
周培源住进了28楼,新北大公社似乎知道了音讯,一星期过去了,并没有对周家采取行动。12月21日晚上,未见异常,似乎太平无事。周培源回家洗了一个澡,还让如苹给他理了发。如苹一边理发,一边与父亲开起了玩笑:“公社的人骂你是周白毛,我看你的头发是灰白的,像个灰兔子似的。”周培源微微一笑,反唇相讥道:“我是灰兔子,你不就成了兔崽子了!”
父女俩正在说笑逗乐之间,公社已悄悄在门前布置了岗哨。如玲发觉了这一情况,便打开了后门,陪父亲出了后门,在夜色的掩护下,回到了28楼。
公社没有发觉周培源已经转移,当晚12点左右,用大卡车载了数百人,来到燕南园,他们守住了燕南园各门的进出口,并包围了周宅,部分人在一个体态剽悍的工人头头的率领下,闯进了屋内。
他们先是搜寻周培源,见他已经转移,不禁恼羞成怒,把屋里搅得天翻地覆,发泄性地砸坏了玻璃和器物。如苹年轻气盛,上前与他们论理。那个工人头头,不由分说,抡起拳头就打将过来。王蒂澂出于母亲的本能,挺身冲上去,保护了女儿,这重重的一拳则砸到了她的眼眶上,很快,眼眶变得乌青黑肿……
一场浩劫,家里一片混乱。深夜里,人们正当沉睡之中,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响起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前奏曲:“擦亮眼睛,投入战斗……”每当听到这个曲子,人们便知道,新北大公社又要揪出一个反革命、特务或漏网右派……这一次半夜发难,更为异乎寻常。他们通过寂静的夜空,向北大师生播发了“新北大公社庄严声明”,宣称揪出了美国特务周培源,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奉劝井冈山兵团“受蒙蔽的战士”,造周培源等一小撮坏头头的反,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此同时,新北大公社在校园内、海淀小巷、长安街大造攻势,四处张贴大幅标语:“打倒美国大特务猪配猿!”“揪出大特务周培源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北大公社的政治攻势,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鼓舞了公社成员的士气;二是对井冈山兵团的军心产生了影响。群众组织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缺乏令行禁止的权威的核心领导。井冈山兵团向以讲求民主自称,在平型关纵队的倡议下,于第二教学楼203阶梯教室经常召开民主讨论会,兵团上下可以随意参加,讨论北大以至天下大势,臧否兵团方针决策,也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这一惯常会议被称作“203串联会”。周家被抄,公社发表了“打倒”的声明,并且接连不断地公布了大批所谓周培源是大特务的材料,在203串联会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一方面,此种状况激起了井冈山兵团许多成员的强烈愤怒,要求兵团采取强硬措施以报复新北大公社——时过一个多星期,即绑架了中共新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算是还以颜色。持强硬态度者是为鹰派,而另外持鸽派观点者则为了井冈山兵团的存亡,要求兵团总部也成立周培源专案组,调查周的历史,以便做到心中有底。迫于这种压力,兵团总部成立了周培源专案组。率直的兵团总部核心组成员胡纯和便曾担心地向周培源质询:
“周培源,聂元梓他们搞了你的许多材料,你要对我们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问题?不要隐瞒,不要让井冈山陷于被动!”
周培源理解胡纯和的激动,他知道学生们年轻,不懂得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背景,便沉静地向他们解释,当时中美两国是站在反法西斯的一条战线上的,试制投掷鱼雷是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说到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则动了感情:
“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井冈山,就没有现在的新北大。要不是井冈山的保护,我早就被公社抓走了,被他们打死了,死了也就死了,轻如鸿毛。”“请放心,我不会跟你们说假话,连累井冈山的。”
周培源对自己充满自信,心里很踏实,因此常与侯汉清、陈醒迈、程汉良、朱开定等人在一起聊天,不时还幽他们一默,让人感到轻松。此外,他分别给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粟裕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北大的情况。信交国际政治系1965级的于强,由他带到长安街的邮电大楼用挂号信寄出。
周培源被抄家之后,周总理连夜严厉地批评了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他们只得将贴到全北京城的大字报、大标语撕了下来,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1968年2月中旬,周总理可能在接到周培源的来信后,找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让谢富治转告周培源,要周“下山”(退出井冈山兵团)。谢富治委派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找周培源谈话。李钟奇说道:
“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的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
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周培源所说的“有些人”,显然是指聂元梓等人。
周培源还要求澄清:“要我‘下山’,与‘井冈山’组织性质有无关系?”
回答是:“周总理只是出于对您个人的关心,与群众组织性质并无关。”
周培源迟迟没有表态,侯汉清、牛辉林等人反复劝他,接受总理的建议,他才点了头。之后,出于对上边的交代,他让王蒂澂在大饭厅贴出了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用钢笔书写的“下山”声明。
“下山”之后,牛辉林将周培源安置到了位于海淀西南角的原傅作义的私人别墅,与三个花工生活在一起。
后来,北大形势更加紧张。周培源又转移到了二女儿周如雁家。这是部队大院,距北大较远,安全似乎有所保证。但是,没住上几天,就被几只高度警惕的眼睛瞄上了,他们向上边反映了情况,于是,林彪的老婆叶群便在一次讲话中似乎是特意地关照了一下:
“我们部队大院,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容许闲杂人员住到我们这里来!”
周培源已听出了弦外之音,只得离开如雁家,来到大女儿如枚家栖身。如枚从事翻译工作,丈夫是个大夫,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住房都很窄小,他们也不例外。夫妻俩仅有一间居室,周培源的到来,使这个本来局促的空间更显狭小,不得已,只得将居室一分为二,中间用塑料布隔开,给周培源铺上了一张小床。此时,如枚的大女儿还在襁褓之中,晚上常常啼哭,影响大人们的休息。白天,如雁夫妇俩需要上班,便把看护孩子的任务交给了父亲。
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成了哄孩子、换尿布的保姆!楼不能出,门不能迈,他不能不提防新北大公社再来抄家绑架……他们的触角伸得很长,甚至躲到外地的人,也被他们揪了回来。虽说有周总理的暗中保护,但聂元梓一旦杀红了眼,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此时,周培源的心境又局促,又担心,心里尤其牵挂着井冈山兵团,牵挂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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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六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30, 2018 2:5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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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作为“美国特务”审查

北大知识分子的灾难并没有随着武斗的结束而结束。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极左文章,知识分子沦为继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之后排名第九的“臭老九”。1968年9月下旬,工、军宣传队领导的全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
周培源又住进了28楼。这次形势的主宰者,既非校文革,也不是“井冈山”。
离家之前,周培源安慰王蒂澂:“你放心吧,我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去自杀。”
自杀的内涵并非就是软弱,当时在北大,自杀者屡见不鲜:
著名物理学家、教育界元老饶毓泰在宅中上吊自尽。
崔雄崑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他的幽魂与中文系学生沈达力为邻。
数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而死。
原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宛,不堪中央文革刘少奇专案组的威逼,以死完成了一个正直的“良史”的绝笔,悄然而净洁地离开了一片肃杀恐怖的人间。
…………
一时间,北大上吊者有之,投湖者有之,服毒者有之,跳楼者有之;最密集时,这边跳楼者血迹未干,尸体未僵,那边又有人从楼上纵身而下……北大一时间阴气森森、鬼影憧憧。“牛棚”不止集中一处,各系均有“牛倌”,北大人人小心,个个惊颤。
由于过分紧张,在中文系的一次批判会上,一个喊口号的青年教员,错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于是被当成“自己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当场遭到批斗,并被关进了“牛棚”……
宣传队对聂元梓进行了“再教育”,对她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腐朽的两面派作风”进行了严肃批评。
宣传队亦策划“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造反,在全校万人大会上,以突然袭击方式,由原总部成员,将“反革命分子”侯汉清扭住胳膊,押上批判台。
知识分子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两派都灰溜溜。
周培源又一次住进了28楼,这一次是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对象接受审查的。此次与上次不同,上一次还有“井冈山”的保护,本派学生的尊重与温情,而现在则被视为“真正的美国特务”。他所面对的是凶神恶煞,严厉无情。宣传队员的头脑简单质朴,与他们无法解释那一段历史。他上厕所、排队吃饭都受人监护,周末也不能回家。如玲从武汉回家,听说父亲被关押在28楼,不顾“不许会客”的禁令,冲上三楼,见到了父亲。
如玲的意外而至,使周培源又惊讶又紧张。他警惕地环视着四周,没说别的,只是催促如玲赶紧回去。如玲脾气执拗,就是不动地方。周培源默默地用手指着校刊上的两条消息:一条是全校批判大会上把他作为“美国特务”点了名;另一条是崔雄崑自杀身亡。趁同房间的人出去的一刻,周培源指着崔雄崑的消息说:
“我不会这样的,让姆妈放心好了。”
停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找人去吧。我相信群众,相信党。”
如玲心照不宣,父亲要他找的人就是周总理。她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安慰白发苍苍的阿爸:“别急,都会好的。”
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没有任何说明,“美国特务”周培源突然被释放回家。第二天,军宣队领导来周家“慰问”。军代表满脸笑容,问道:
“您身体好吗?”
“好。”
“您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
军代表甚是尴尬,无话找话,勉强坐了半个来小时,便悻悻地离去。如玲问阿爸,怎么连个应酬话都没有。周培源淡淡地回答:
“跟他们有什么好谈的?谈业务,他们不懂;谈运动,他们也不会跟我谈。所以无话。”
1969年3月下旬,毛泽东派8341部队进驻北大纠偏。两派负责人各自进行旨在“消除派性、斗私批修”的“三忠于”讲用会,聂元梓在讲用中承认“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作准备。为摧垮‘井冈山’,大抓反动小集团,扣压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28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还承认掌权后,“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合我意的就执行,不合我意的就不执行,甚至歪曲,断章取义。”“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侯汉清也作了讲用,讲了井冈山兵团以恶对恶、以毒攻毒,歪曲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指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等等。
全校上下都进行了这种“讲用”,两派敌对情绪大大下降。7月1日晚,“8341”在东操场召开两派联合大会。孙蓬一代表校文革(原定聂元梓,因聂去市革委会开会,临时更换),张龙翔(后来继周培源任北大校长)代表教师,奚学瑶代表学生,在会上作了发言,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
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任主任,副政委王连龙任副主任,周培源、聂元梓等人也都担任了副主任。
北大的文革派战,由于两派的联合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而偃旗息鼓。然而,余音袅袅,让人们深思,让人们叹息。
清华的元老,著名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因“熊大缜案件”而被怀疑是国民党CC特务,中央文革企图由此入手,打倒抗战时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熊曾投奔冀中军区参加抗日)。他被捕入狱一年有余,遭受各种非人待遇。1969年出狱时,一身罹病,每月只得50元的生活费,孤苦一身,无人照顾,身穿捡来的学生的旧衣和布鞋,弓着腰,沉重地一步一挪,无处可去,常像乞丐般流落在海淀的小街上。他找过周培源,周亦因无能为力而深深叹息。1977年叶企孙在贫病交迫中逝世。在追悼会上,周培源致悼词,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为叶企孙做一客观公正的盖棺论定,周培源对此深以为憾。
有一次,周培源陪同周总理接见欧洲某国外宾,谈话中说起该国外宾翌日将要访问北大,顿时触动了周恩来长期压抑在心底的话,他神情极为严肃地说:
“北大有个最坏最坏的女人。”
周培源面对周恩来异常的表情,一下子发了懵,竟然不解周恩来说的是谁,回家向夫人、女儿和客人念叨,顿时会客室里响起了一片哄笑,夫人嘴快,奚落他道:
“你真是榆木脑瓜不开窍,周总理说的不就是聂元梓嘛!……”
这又是一段趣事!让人发笑,让人不解,可又实实在在地发生过。樊立勤、何爱玲与笔者在场。
1978年4月19日,聂元梓、孙蓬一等人被押上了批判台,接受北大以及北大以外的许多人的批判,批判者之中有被聂元梓残酷迫害受伤致残的樊立勤。当天,聂、孙被依法逮捕锒铛入狱。诗云:“江山如有待,历史本无私”,信然。
若干年后,孙蓬一刑满获释,狱中辛苦,可想而知,时光的淘洗,洗净了他身上的“英雄”气。一个“铁血宰相”全然丧失了当年勇争狠斗、刚毅果敢的气概,且因被开除了公职、生活无靠而丧魂落魄,当年的“战友”绝大多数离他远去。
正在凄惶之时,哲学系原“井冈山”的几个留校教员邀请了他。他们在北大的一家小饭馆里为他压惊接风。孙蓬一指着一桌菜肴期期艾艾地询问道:
“这些菜我都能吃么?”
“这是专为你上的菜,你可劲地吃吧!”
于是,风卷残云一般,满桌酒菜,顿成狼藉。
事后,这些教员,又为他凑了900多元钱,送到了一贫如洗的家里。孙蓬一再也忍不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当年,被父母期望为山东蓬莱第一的汉子,终于良知复归,人性渐萌。他在妻子的陪同下,去看望已经阔别多年并一度视为仇敌的老朋友杨克明。此时的杨克明,虽然身体健朗,但已年过花甲,满头乌发已被沧桑岁月漂洗得白如霜雪,意外地见到过去的友人来访,不禁悲喜交集。孙蓬一又一次“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培源以一句话概括了北大文化革命的历史轨迹,他说:“聂元梓是以极左反‘左’”。

保存科学的香火

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这个春天,没有给燕园带来春色,更无蓬勃生机。学校自1966年以来没有招过新生,被视为旧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最后六届学生,被当作处理品,一批一批地被任意打发到基层工矿、边远山村,继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3月中旬,最后三届学生,以最“革命”的方式,一律被发配到社会的底层,或到军垦农场劳动,或下乡插队当农民。
很大一部分教员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
还有部分教员奔赴陕西汉中653工地。
闹腾了数年的北京大学终于安静下来了,安静得近于死寂。未名湖畔的亭台楼阁,少有人迹,无论是学子们的琅琅书声,还是“革命”岁月的红色恐怖,均成为燕园春梦,了无遗痕。唯有南端的学生宿舍区,塌陷的地道和带有明显修补痕迹的砖墙,清楚地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两派鏖战的“古战场”。
对于这几届被称之为“末代臭老九”的北大学生,周培源是深有感情的。是他亲自主持招生工作,把他们招到了北大。他们学习刻苦、勤奋、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很有悟性、颇具才华的可造之才。他认定,让他们到社会底层去锻炼改造,这是权宜之计,国家早晚会重用他们的。
雪片似的来信,飞向燕南园56号。
远离母校的教员、学生们,不少人把周培源当作母校精神寄托,向他汇报在外的坎坷遭际、社会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报国无门的苦闷迷惘,当然也有抒发和工农结合的壮志抱负、个人的奋斗与理想。
周培源一一作了认真的回复。
他认定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今天的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他总是热情地鼓励青年,不要灰心泄气,不要荒废自己的学业,国家一定需要你们。
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专业,每两年招收一批,历来对口分配,专业性极强。文献专业62级毕业生总共只有22人,1968年分配,几乎全部学非所用,被随意处置。其中一个杜自南同学,在经受了军垦农场的严酷的锻炼之后,被掷向深山更深处,分配到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公社小学教书,他的一些同班同学的命运也是大同小异。多年的专业培养,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事业心,把古籍整理工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如今,学非所用,青春虚掷,感到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煎熬。在深山叠嶂之中,何处倾吐自己的衷肠?他不断地向上级反映他们的情况和愿望,结果都无人理睬。最后,他还是想到了母校,想到了他所信赖和崇敬的周校长。他与同班的陈抗、盛冬铃、胡平生等四个同学,联名向周培源写信反映了他们的情况。信是1970年7月底发出的,8月15日,远在万里之遥的杜自南即收到了周培源的亲笔回信,信中认真而负责任地回复:“由于你们的工作分配情况其他单位及地区也有,我已把你们的来信转有关领导单位考虑。”
杜自南接信后,欣喜若狂。他们只是北大的几个普通学生,与周培源素无交往,而周培源却如此认真负责体察下情,于苦闷彷徨之中,感到浑身涌动着一股暖流。直至今天,他仍铭记当时的感觉,并珍藏着周培源这封回信。
后来,他们听说,周培源在一次国务活动中,趁便将“联名信”递交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也许是通过这样一些渠道,了解了“老五届”在基层的一些情况。1972年,他曾主张让69、70、71三届大学毕业生“回炉”学习,完成未竟学业,终因遭到张春桥等人的抵制而未能实现。
周培源爱才、惜才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红学家吴世昌于1965年携家眷自英归国,女儿吴令安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就读。一年后,文革开始,此后,她被分配到河南农村。周培源认为这是埋没人才,很是着急,多次上书方毅并有关领导。终于,吴令安被调到科学院物理所,不但使她的物理专业学以致用,她的娴熟的英语亦有了用武之地。1979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访美时,她便出任了方毅的翻译。
1970年元旦,周培源给正在部队农场劳动的嫡传弟子、湍流专业的研究生黄永念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好好劳动锻炼,“一定要批判过去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观点,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但另一方面,基础理论国家还是需要的,总要有少数人去搞。”
黄永念生长于上海,就读于敬业中学,也许是当会计的父亲的数学思维基因影响了他,从小就对数学有着卓异的感悟力,曾经荣获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复赛全市第一。1957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61年秋天,周培源与是勋刚一起在力学专业组织了一个湍流讨论班,五、六两个年级中各有3名学生参加,黄永念便是五年级3名学生中的一个。周培源要求每个学生阅读有关湍流的俄语文献资料,看完以后,每人轮流上台做报告,以这种方法,让学生自行进入湍流科学的殿堂。以后,周培源又亲自为这6个学生讲湍流课,一周一课,足足讲了一个学期。
讨论班坚持了两年,黄永念在这个讨论班中脱颖而出。这个沉静的、有些文弱的北大学子,对数学与物理有着很强的敏悟力,在导师的影响下,对湍流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十分刻苦、用功。当时正值全国连续三年大饥荒期间,学生饮食状况很差,营养得不到保证,他依然与同学们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他们查阅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湍流经典文献,并将阅读过的重要文献资料全部译成中文保留下来。当时没有静电复印设备,全靠手工抄写,收集资料工作非常繁复艰巨,他们却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积少成多,建立了一个颇为像样的湍流文献资料库,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周培源的影响下,黄永念对湍流有了一种比较成熟的看法,即湍流应属于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微观的,它同样是探索基本的物理规律。它需要广泛的数学和物理知识。研究湍流可以从中学到研究其它课题所学不到的丰富的东西。尽管这些知识至今尚未能用来解决湍流的问题,但能用它来开发知识的宝库,促进科学的发展。由于黄永念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不但不对湍流研究感到艰苦乏味,反而感到其乐无穷。
1963年,在周培源的亲自指导下,黄永念完成了毕业论文《均匀各向同性湍流在后期衰变时的三元速度关联》。这篇论文以轴对称涡旋模型为基础,利用张量分析和傅立叶变换作为工具,得到纯理论推导的结果。这个计算结果刚出来就得到周培源极高的评价,被内定为优秀论文的样板。直至90年代,周培源仍不时称赞这位得意门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具有博士论文的水平。论文完成后,周培源即建议黄永念立即向《力学学报》投稿。这篇文章终于于1965年8月正式发表于《力学学报》。10年后,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贝内特(Bennett)和柯辛 (Corrsin)在实验中证实了这篇论文的结论,表明了它的正确的理论分析和对物理现象准确的预见。
由于黄永念在湍流研究上作出了优秀的成果,使周培源选择了黄永念作为自己的研究生。黄永念住在29斋研究生宿舍,楼北正对着燕南园,与周家往来只要3分钟时间。他经常推门直入周家,与自己的导师讨论有关湍流的问题。周培源开阔而深刻的物理想象力与黄永念敏锐、周密的数学思维交汇,常使一些难题曲径通幽、迎刃而解。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热烈而愉快的假日和夜晚。
正当他们渐入佳境,准备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黄永念奉命下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消耗了整整一年时间。刚从农村返回学校不到10天,文革风暴便在北大拔地而起,学校陷于混乱状态,使教学、科研工作全部陷于瘫痪。1968年黄永念也随许多北大学子一起,被当作处理品扫地出门。他先是去浙江省军垦农场劳动一年半,然后又被分配到宁波渔船修造厂当了一名模具钳工,湍流研究工作顿成泡影。
平庸的岁月与繁重的劳动,使黄永念一度对科学研究陷于绝望。有一次,他将多年辛苦收集的外文书籍送到了废品回收站,由于废品回收站拒收外文书籍而作罢。在苦闷中,他想起了告别导师时,周培源对他的谆谆嘱咐:
“不管你分配到哪里,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而且希望你不要把湍流研究工作丢掉。”
导师的话,使他从微茫中看到了希望。他抖擞精神,业余时间继续读书、啃外语,并不时地给自己的导师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周培源也总是亲自及时回复,从不延误。
就在1970年元旦周培源给黄永念写信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重要指示,要科学院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后来,周恩来还亲自指示周培源,要他把北京大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搞上去。周恩来多次有关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坚定了周培源对基础理论研究的信念,并为此认真执著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72年元旦,周培源在致黄永念的另一封信上说:“两年以前基本理论要不要也有争论,现在的看法是肯定要。……湍流理论不仅在理论上还没有基本解决,实际工作中也有现实意义,为此有必要开展这项工作。¬”
是年夏天,以任之恭为团长、林家翘为副团长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代表团将返国访问。为了搞好这次接待,周培源亲自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陈说希望调回黄永念的原由,得到了吴德的允准,以北京市革委会名义向宁波市革委会寄发商调函。宁波市革委会亦明了此事的意义,于是痛快放人。5月,在调令尚未正式发出的情况下,黄永念即携户口迁移证到北京市革委会报到,作为全国第一个专业研究人员返回北京。
如鸟入山林、鱼归大海,黄永念终于回到北大,和周培源一起从事湍流的研究。在中国科学研究一度荒芜的岁月,他们的湍流研究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期间,周培源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关湍流特征尺度变化的准相似性假设,并对选择湍流中可能存在的基本涡漩结构提出了一些必须满足的物理条件。师生二人由此推导出了一些理论结果。这项研究引起了国际湍流界的重视。
1978年底,黄永念作为新中国首批赴美的访问学者中的一员,赴美进修访问。周培源把他介绍给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华裔流体力学专家——也是周培源在清华时的学生林家翘。黄永念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的夏天,周培源也被该院院长邀请到该院作访问教授,师生二人在异国再度携手,继续湍流研究工作,并在第15届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大会以及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共同的研究成果《关于Navier—Stokes方程的解和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印度科学院在报告的第二年即全文转载了这篇论文。
黄永念是周培源开创的中国湍流研究工作的重要继承人,也是极少几个得周培源真传者之一。周培源在文革中科学研究的最困难的时期,尽最大力量,保存了湍流研究的一脉香火,终于使香火燃成了熊熊的火炬。

爱因斯坦保卫战

文化大革命,批判之风,如疯似狂。
中国的学术权威、科学家、文艺体育明星遭到批判之后,自称北京是世界革命的心脏,继承马列主义真经的“左派”们,头脑膨胀,把批判的唐·吉诃德长矛刺向了国外。文艺领域对准了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科学领域则指向了爱因斯坦。对科学知识近于无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成了这场运动的台前主将,他发出了梦呓般的豪言壮语:“创造出资产阶级老爷们意想不到的奇迹,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响亮地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
1968年3月,中国科学院“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立,以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作为首要任务。此后不久,学习班的成员干脆把这个学习班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
最初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共有十几个人,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一些高校的青年人,其负责人是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研究生。此外,还有一个是来自湖南醴陵中学的中年数学教师。早在学习班成立前几个月,他就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宣传他的关于“场论”的“革命性”理论。一个研究生和中学教员,成了中国科学院的座上客,这在注重学术成果与学术职称等级的科研领域,平时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学生上讲台”甚至“贫下中农上讲台”的文革乱世,一个敢于提出惊世骇俗的极端主张者,才能有如此殊遇。
批判爱因斯坦之风,似乎只是文革风暴中产生的一股反科学的逆流,其实,这股极左思潮在文革前即已在中国潜伏。有人早就扬言:“爱因斯坦是骗子,相对论是伪科学。”中共执政后,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一些重点高校,未能开设相对论课程,更未深入研究相对论原理,这是否是与这种极左思潮有关呢?极左往往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之上的,在外行领导内行的用人体制下,极左思潮的泛滥便毫不奇怪了。文革使这种极左思潮登峰造极,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趋势。
周培源年轻时曾因相对论的感召,走上了相对论研究的道路,并曾有缘在爱因斯坦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近一年,与这位他衷心仰慕的大科学家朝夕相处,无论是从感性还是理性,是科学还是人品,如此深刻地认识和了解爱因斯坦,在中国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周培源深知,爱因斯坦创造了相对论那样天才的伟业,是世界科学家中高出一格的伟大人物,被人们仰视为具有伟大理想主义的一头大象。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和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还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世界主义者。他是世界科学道路上光辉的里程碑,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他一心希望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要成为祸害。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的进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他都要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凡是他所了解到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谴责,否则,他就觉得是“在犯同谋罪”。无论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同德国纳粹的斗争,还是五十年代同美国麦卡锡分子的斗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昂然独立的政治人格。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有历史性贡献的人,对待人类社会问题如此严肃、热情,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爱因斯坦不仅是周培源科学上的导师,也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的思想、性格与爱因斯坦有一种心心相印的契合。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圣约翰大学附中学生的反帝游行,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的愤慨和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怒发冲冠,甚至是对聂元梓在北大专制统治的不屈抗争,都表明了他是一个正直的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人。爱因斯坦以自己正直的行动影响了周培源;同样,周培源亦以自己正直的行动,表明了对导师的崇敬与认同。此中关系,既有传承的濡染与影响,也有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气质感应。他深深钦佩爱因斯坦不畏强暴的战斗人生,为真理奋不顾身的高尚人格。他衷心地认同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有关才智与道德的至理箴言:“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
倘要追寻爱因斯坦对周培源的直接思想影响,也是不难寻找的。譬如爱因斯坦的“科学家应为人类服务、为和平而战斗”的战斗和平主义,也在后来的周培源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中,得到清晰的体现。他在回答一次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深深懂得科学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因此远在50年代我就同国内外许多科学家一起强烈呼吁科学上的新发明应用于造福人类,而不应用于军事目的。我始终坚信人类既然有智慧发明原子弹,最终也一定有办法去消灭它。今天我已是耄耋之年,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科学巨匠 师表流芳》262页,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年5月)这些话语,完全可以视为爱因斯坦话语的翻版。
1969年10月23日,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应科学院物理所和原子能所青年物理工作者的强烈要求,邀集了周培源、吴有训、竺可桢、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内部分青年物理工作者,召开座谈会,用了半天的时间,讨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撰写的《相对论批判》一文的修改稿,以及《理论分析》一文。会上,少数青年学者直率地提出了自己不同意见,认定爱因斯坦不能打倒,多数人迫于当时形势,说了一些敷衍的话。有的科学家则说看了批判稿“很受鼓舞”,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成果”云云。
参加这个座谈会,周培源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在开始时,他单纯地认为,这是一般性的学术批评。毛泽东曾讲过:“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这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所以,当听说身为中央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出面领导批判时,以为中央要抓基础理论的工作,以革命大批判开路,让自然科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此颇感兴奋。后来,才逐渐感觉到,陈伯达并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批判渗进自然科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而是要急于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巨大发现”,要“不飞则已,一飞冲天”,要打倒爱因斯坦,彻底否定相对论,这才使他醒悟过来,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座谈会上,他显示了一个长者的沉稳,以及作为相对论专家的自信,对两篇批判文章不予理睬,而是慢条斯理地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以及他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还说到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周总理还曾发电报致哀。当他在会上得知,批判文章要拿到《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时,会后找到主持会议的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杂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
回到家里,当着如玲的面,终于有了宣泄的对象:“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登打倒相对论的文章,简直是要闹出历史大笑话。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了刘西尧。不知他们听不听?”
其实,这些话对刘西尧还是起了作用。事后,他对写批判文章的那些人说:“看来文章还不成熟,还不能发表。”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他讲相对论可以批判,但不能打倒,降低了对相对论批判的基调。
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再次来到北大。春光熹微,寒冬已过,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政治生涯也将抵近末路,他对批判相对论更加迫不及待。他刚坐定,便让人去找周培源。一见面,便与周培源表示亲热,指着周培源在汉中劳动时穿的旧棉袄说:“啊呀,这件棉袄的边已经破得很厉害了,应该让你爱人帮你缝缝,或也该买件新的了。”
周培源没有承领这份“首长关怀”,不冷不热地回答了一句:“这还能穿。”
陈伯达自讨没趣,便直奔主题:“我看到了你在科学院召开的关于相对论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记录。”
周培源默然。
陈伯达问道:“你是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
周培源简单地回答道:“我不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在他主持下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看来,周培源把爱因斯坦的学生视为一种很高的荣誉,他谦逊地退避一旁,并作了严谨的回答。
后来,陈伯达便大讲批判相对论的重要性,要大家写文章,从科学上、哲学上彻底把爱因斯坦打倒,而且要做到家喻户晓。中、小学生也要学相对论,打倒相对论。
他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某些观点要批判,老科学家应该积极参加,青年敢说很好,但实事求是不够。老科学家要帮助青年人。”
他又说:“北大应重放光彩,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大学堂。”
他还说:“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陈伯达讲完以后,便要周培源表态。当着陈伯达、迟群和满屋子军代表的面,周培源毫不含糊地回答: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
周培源完全是凭着科学家的良心,说的是自己的真心话。他常对女儿们说,一个科学家应该讲真话,尤其当上级领导不懂科学的时候,就更要说真话。否则,岂不是要把领导引入歧途?人云亦云的人,有失科学家本性。
他是科学家,不是察言观色的“气象学家”。他的政治气象学学得极差,他没有考虑后果。当时在权势显赫的陈伯达面前,犯颜直言,轻则遭冷遇,重则甚至会危及身家性命。周培源不会不懂得,陈伯达来北大,目的就是要抬出他这块所谓“爱因斯坦学生”的金字招牌,去号令天下,发动群众批判爱因斯坦。如今,“敬酒不吃吃罚酒”,又将如何?周培源也不会忘记,1967年陈伯达来北大,曾亲口许诺让周培源当北大校长,今天,批判爱因斯坦,不正是立功的机会、晋升的阶梯?倘换一个看风使舵之徒,恐怕早就顺竿而上,顺风扯帆了!
随着陈伯达在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倒台,北京批判爱因斯坦的活动,亦因群龙无首而偃旗息鼓,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依然指使其爪牙在上海滩呐喊鼓噪。批判爱因斯坦与反批判的抗争,是愚昧与科学在中国的搏斗,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一篇文章中曾咄咄逼人地向人们宣示:“要革命战士还是要爱因斯坦,就是要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要毛泽东思想还是修正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当时代的风烟飘散时,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周培源当时政治处境的险恶。
在人生又一个关键的时刻,周培源显示了自己的刚正,政治湍流中,淹没的是野心家陈伯达,矗立的是科学家周培源。伟大的爱因斯坦,在他的身后,思想精神依然保存着强大的活力,有力地鞭笞着那些反科学的丑类:
“政治是暂时的,方程是永恒的。”
“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爱因斯坦讲得多好啊!
“四凶”覆灭之后的1977年,中国的科学研究开始复苏。商务印书馆决定将1976年内部发行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改为公开出版,要求文集的编译者之一许良英赶写一篇《前言》。《前言》写出来之后,出版社的一位负责人因文革极左思维惯性的影响,认定《前言》的作者“美化了资产阶级”。当过“右派分子”的许良英,有着台州人的硬气,顽强不屈,据理力争,印书馆才同意把此稿打印出来,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多数人对此稿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人坚持要给爱因斯坦扣上“渺小的哲学家”帽子,甚至还有人警告“不要头脑发热”,“放任灵魂深处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冒出来损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9月12日,许良英收到了周培源的来信,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开头说,对《前言》“总的印象是,它对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说明你和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并做出了成绩。你们的这个工作一定会受到广大物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信的最后又说:“总之,出版《爱因斯坦文集》是一件大事。我祝贺你们工作的巨大胜利,并要向你们致敬。”信中,还对《前言》稿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并且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同许良英讨论把“伟大”、“导师”等辞句“用到科学家身上是否恰当”。这些话也反映了思想正逐步趋向解放的周培源当时的真实心态。许良英等人读了这封信,都为之雀跃,于是商定请周培源为《爱因斯坦文集》作序,以代替原来的《前言》稿。
周培源欣然同意作序,在《前言》的基础上,花了很多功夫修改定稿,并在文章后部加了很长一段1936—1937年自己同爱因斯坦直接交往的印象,很是亲切感人。在序言稿修改过程中,他还特意征求了王竹溪的意见。王竹溪也十分认真地书写了长达4000字的7页来信,周培源参考了他的意见,于12月18日定了稿。
后来,一位编辑删掉了《序言》稿中“他(指爱因斯坦)是人类科学史和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等话语。编辑还告诫许良英“不要再固执己见了”。倔强的许良英一定要与编辑一起到周培源家,当面听取周培源的意见。
1978年1月23日晚,许良英和那位编辑,还有一位住在北大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朋友,来到了燕南园的周家。在周培源面前,许良英与编辑发生了争议。编辑说:“这是我们编辑部同许良英同志的原则分歧。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资产阶级已经没有思想家,因此不能称爱因斯坦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许良英反驳道:“马克思之后,资产阶级都不思想了?!”他雄辩地一一列举了一些论据,说明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确实有许多十分可贵的真知灼见,是全人类的宝贵的共同财富。周培源笑容可掬地听着他们的争辩,沉静而风趣地说:“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思想史’和‘科学史’几个字都删了,改成‘他是人类历史上一颗明亮的巨星’吧!”这样,不但保留了原来的意思,反而对爱因斯坦的历史地位做了更高的评价。许良英与科大的那位朋友拍手叫绝,那位编辑也只得点头认可。
一锤定音,爱因斯坦在中国恢复了崇高的评价。

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声疾呼

批判爱因斯坦的活动,作为文革中间反科学的第一个浪潮掀过去了,反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浪潮又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周培源又被历史地推上了潮头,与浊浪搏击了。
文革的极左思潮不仅狂乱地冲击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同样冲击着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周培源经常接到一些下乡青年的来信,声称他们已设计出了永动机,构思出了新的物理理论。这些青年人没有机会学习必备的科学理论知识,不知道热力学理论已经证明这类永动机是不可能发明的,也不知道建立科学理论须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极左思潮使青年人走入歧途,周培源对此深为叹息和焦虑。以林彪、陈伯达与“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分子,他们以浅薄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排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他们在大学的理工科教学中,重工轻理,抑理扬工。“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代理人迟群即鼓吹“理和工没有什么区别”,“不要强调理和工的区别”。实用主义的迷雾一时弥漫在燕园和清华园的上空,也使中国科学界与教育界处在一片迷茫之中。深厚的学养与强烈的科学信念,又一次使周培源按捺不住心头郁愤,挺身而出,高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大旗,顶着凶猛的潮流,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科学界的中流砥柱。
上溯1956年,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长远的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同年,周总理领导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又称十二年规划),便曾明确指示,要将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作为规划的一个内容。于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列入了国家57项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之中。后来,又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国家又制定了数学、物理、化学、力学、天文、地学、生物等方面的基础学科规划。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总理又多次强调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1972年7月1日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参观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之后,直言他们的理论水平很差,因此而惊动了中央。7月14日,周总理在会见以任之恭和林家翘为首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时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周总理又走到周培源面前,神情严肃地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清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总理的讲话,周培源既感到沉重,又极其兴奋。在1971年年底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全国高教工作会议上,周培源不顾迟群等人制造的种种障碍,在会议临近结束时,作了一个语惊四座的发言。他强烈地声讨了陈伯达等人制造的反科学的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活动,然后大篇幅地呼吁,要重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忽视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是无知和近视的。他举例说,譬如微积分,“当时并不是直接为生产需要发明的,过了300年之后的今天看,生产之中无处不在应用。”另一个例子是:“由于有了二三十年代核物理的研究,才有四五十年代核工程的应用。”一席发言,激起人们心头的巨澜,说出了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当时,《人民日报》某个记者正好在场,便在会后,约周培源撰写一篇有关理科教育的文章,周培源毅然答应了下来,写成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著名的文章与周恩来的指示,可谓不谋而合。
(上图:周培源在1972年与一些青年学者谈加强基础理论研究问题。)
回到学校后,周培源一方面向校党委常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平静地进行了思考。7月20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封简要的信,陈述了自己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看法。书信全文如下:

总理:
关于我国基础科学这样落后,我认为有下列一些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前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缺乏具体领导。在1956年制定的科学规划的第56项任务“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这是您指示我们制订的)和“基础科学规划”,由于没有具体单位去抓,基本上都没有落实。1963年的10年科学规划中,国家科委只抓了32个“国重”(国家重点项目),也没有去做,更没有抓比较全面的规划,经过文化大革命,这32个“国重”大致都垮了。
二、科学院的研究所应该注意基础科学研究,但据了解,如物理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部分的力量花在任务上,接受生产单位的试验性工作,做完就完了,没有能够做到预计的那样“任务带学科”,把学科带动起来。这种情况在其它研究所可能也有。
三、学校中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没有能够坚持几年的艰苦工作,做些成绩出来。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似乎科学院也有类似的情况。
以北京大学为例,现在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在短期搞不出成绩,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教师中对基础理论的重要性,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认识。
在您七月十四日晚对北大的指示向北大党委常委传达后,理科教师都很激动,感到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都表示要做好工作。理科的教改组对过去的科学研究工作曾作过一些调研,今拟进一步总结经验。
我感到,要使我国基础科学赶上去关键在于领导。是否可以让中国科学院统一领导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的理论研究工作。
其次,要发动科学界的广大群众,统一对基础科学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周培源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注3)

7月22日,周恩来接到周培源的来信。阅后即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作了批示:

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15日晚上,周恩来在接见几个出国访问的代表团时,特地问道:“北大今天来了几位?”紧接着说道:“北大是综合大学,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北大要搞理论研究。”
周恩来有关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许多讲话与批示,对文革中已经荒芜的科学园地而言,无疑是一场久旱之后的及时雨,不只是北大理科教员,全国科学工作者都为之欢欣鼓舞。他们深知,基础科学是创新之源,是科学的根本,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是研究自然界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不仅对本学科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常常引起广泛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使整个国民经济产生重大的飞跃。
然而,此时炙手可热的“四人帮”却与周恩来对着干,拼命鼓吹一些极左论调:
“什么是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应该统统忘掉”。
他们甚至还杀气腾腾地扬言:“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两三年抓一次右派。”
现在看来,这些言论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理喻,但在当时,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耀武扬威的杀手锏,可以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左”的思潮一度横行天下,反“左”则需要何等的坚毅与勇气!
北大、清华两校的负责人,迫于周恩来指示的压力,不得不草拟了一个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周恩来看到以后,11月8日又作了批示:“将北大、清华两个大学各自的特点改写一下,再通过教职员和新老学生认真讨论后,然后由科教组审核上报。”虽然后来北大提出了一个《关于理科加速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报告》,但学校里的一些“四人帮”亲信对周恩来的指示一直是阳奉阴违、虚与委蛇的态度,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见根本没有执行,犹如浮云飘过,随即烟消云散了。

一篇文章的风波

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虽然如浮云飘散,但潜藏在背后的斗争,却是波谲云诡。“四人帮”不敢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却以“讨论”、“批判”周培源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为名,暗藏杀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这篇文章本来是1972年春天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而写的,拟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版内。同年5月,文章成稿后,《人民日报》邀请参加综合大学和外语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的部分代表座谈征求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认为,当前发表这篇文章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理科的教育革命,有利于活跃教师的思想。但是,掌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权的姚文元,却胡说什么参加座谈的人不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人,要征求“权威的意见”,并指令要去上海征求意见。于是,《人民日报》派人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广泛征求了意见。张春桥、姚文元为了把文章扼杀在摇篮内,竟大搞阴谋诡计,指使他们在上海的亲信,把参加座谈会的部分代表事先找来,统一反对文章的“口径”。即使如此,座谈会也并没有按照他们预先制定的轨道运行,大多数代表还是热烈地认同文章的基本观点。姚文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再拖延文章的发表时间。到了8月15日,姚文元又给《人民日报》的主编、同样来自上海的鲁瑛作了一个批示:“文章是否马上发表或过一些时间较适宜,请你们继续研究。”言外之意,还是让拖延下去。《人民日报》有关部门的编辑未予理会,坚持认定可以发表并将文章打出了校样。姚文元眼看拖不住了,于是便甩掉伪饰赤膊上阵,亲自给鲁瑛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我和春桥同志商量了,文章发表后可能引起争论,你们如何收场?”这就充分暴露了姚文元8月15日“批示”的虚伪性。文章本来就是准备在“讨论版”发表的,各抒己见,大家讨论,哪里存在什么如何收场的问题?
显然,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嫉恨周培源文章的基本观点,害怕社会上广泛潜在的科学民主思潮,千方百计地推诿、扼制,意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只是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而求其次,姚文元下令把文章转给《光明日报》,该报的编辑们,却如获至宝,于10月6日第一版上,以醒目的标题发表了周培源这篇文章。
文章的发表,犹如惊蛰春讯,在国内科学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极左思潮横行、形而上学猖獗的文革时代,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样的至理真言了。人们也钦佩周培源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勇气,能够为人民、为科学仗义执言,许多人纷纷致电或致信周培源表示声援,周培源的客厅里也常常坐满了来访的客人。
同样,文章的发表,反对的声浪甚嚣尘上。迟群在北大江西分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明目张胆地将批判周培源与周总理联系在一起,说什么“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指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话),有人就大做文章,翘尾巴了,我们批了他……”“四人帮”在北大的另一个亲信,也在党的会议上发难:“资产阶级权威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写文章向无产阶级进攻,这是阶级斗争的信号。”张春桥一方面恶意嘲弄:“这篇文章在三百年后可能有用处!”另一方面又给上海下达了指示:“周培源文章是复辟的信号,是党内又一次路线斗争。”在他和姚文元的授意下,上海派人来北大秘密调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到处打听:“周培源的文章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上海《文汇报》等报纸,假借一些教员和学生的名义,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对周培源进行批判。
“四人帮”的亲信试图在北大组织批判周培源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深得人心,说出了绝大多数北大教员的心声。因而,在北大,未名湖水波澜不惊,微动涟漪,北大又一次体现了它深厚的科学民主根柢,“左”风邪气奈何不了它。不得已,北大的“四人帮”亲信,只得到校外去组织批判文章。
那么,周培源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使“四人帮”及其亲信们恨之入骨,视若寇仇呢?
文章阐述了以下一些论点:
一、自然科学中有些重大发现和学科在某一阶段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包括观察自然现象在内的科学实验,而并不都是因生产上的直接需要。科学实验是人正确认识世界的源泉之一,科学理论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着主观能动作用。科学是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
二、国家需要培养能够掌握自然规律、深入了解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并能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探索新的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论工作人员,既为国家当前生产需要服务,又为今后国家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服务。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对工农业生产、医学卫生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一些比较抽象的一时还没有用上的专业,处理要慎重,不宜急于取消。工与理,应用与理论都必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不能偏废。理科的专业设置,应按学科区分,原则上不宜按产品的生产设立专业,亦即不宜“以工代理”或“理向工靠”。
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长远、全面地联系三大革命运动实际。自然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都会加强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都会对捍卫、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出贡献。综合大学担负普及科学知识和提高科学水平的双重任务。综合大学应从事科学研究。
文章发表的时代,正是科学与知识的炼狱期,知识分子被降格为“臭老九”,他们被诬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课堂上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工农兵则是科学的主人。报纸上极力鼓吹“一口大锅闹革命,老太太炼出单晶硅”之类的所谓先进典型。控制着宣传舆论工具的“四人帮”,当时大肆鼓吹的是理不如工、科学实验不如手工劳动、脑力劳动者不如体力劳动者、越是“大老粗”越光荣、知识分子应臣服于工农兵、外行必须领导内行等等荒谬绝伦的社会政治逻辑。
当我们了解这些时代背景,便知道周培源这篇文章的穿透力,便知道“四人帮”们何以如此气急败坏地大张挞伐了。
这篇文章是战斗的檄文,它有理有论,有胆有识,是对文革中泛滥一时的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批判,是对反科学的无知妄说的一声棒喝,强烈地刺痛了那些极左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分子,从科学的来源与发展的规律上,否定了他们赖以依存的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浅薄与虚妄。文章以科学大师的权威,正气凛然的铮臣的风骨,使中国科教界的科学民主精神为之激扬。
“四人帮”在上海掀起的批判逆流一浪高过一浪。张春桥扬言:“他们可以用名物理学家来压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名物理学家来压他们。”他们找人写了几万字的文章,逐字逐句地批判周培源这篇文章。他们诬蔑周培源的文章刮起了“理论风”,是“复辟回潮、右倾翻案的信号”。后来,在所谓的“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黑云翻滚,浊浪滔天。
在记述了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应该写上这么一段插曲。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方面在上海大肆批判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另一方面,又组织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悄悄地躲藏在崇明岛的芦苇丛后面,潜心攻读理科书籍,以便为他们今后复辟登基之后,准备科学研究的梯队。这一事实,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的两面派的政治嘴脸,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瞒上欺下的政治骗子!
年逾古稀的周培源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白发清亮,铁骨铮铮。
科学支撑着他,实事求是是他的主心骨。
也许是一种必然,也许是一种巧合。正在这种黑云压城的形势下,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物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就是原北大生物系学生樊立勤。一个在聂元梓手下人的铁钉子和老虎钳的摧残下筋骨俱碎而不吐一言的人,在一个晚上,在笔者的引荐下,与其夫人一起来看望周培源副校长。
周培源以惊谔而欣悦的眼光,打量着这个北大妇孺皆知的传奇式人物。他身材颀长而消瘦,一介文弱书生,唯一显示出他性格特点的是他那根根向上的钢针般的头发。周培源久闻樊立勤的大名,但从来没有见过面。显然,在他心目中,樊立勤是个极有骨气的英雄,他把樊的来访,视作一件大事,招呼夫人、女儿、女婿都来客厅,与樊立勤会面。连连介绍道:
“他就是樊立勤同志!”
“他就是樊立勤同志!”
从此,周培源与樊立勤结缘,惺惺相惜,直至终生。在周培源的追悼会上,樊立勤在老校长的遗体前跪了下来,曾在聂元梓、“校文革”的铁钉酷刑面前宁折不弯的膝盖,心悦诚服地跪下来了。
北大人最崇尚的是风骨。
久在海外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也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1975年胡耀邦在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呼吁,要“高举骨头前进”。他鄙弃那些在“四人帮”高压下屈服的“软体动物”,鼓励人们立身处世要有骨气。周培源做到了,面对黑云压城的严酷形势,他慷慨陈词,大声疾呼,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

有朋自西方来

在知识分子遭殃、科学沉沦的时代,尚未被打倒的周培源奋起抗争,为保存知识、保存科学而不懈努力,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应被视为保存“书本知识”,而且也应视为保存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因而,周培源的声名在中国更为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已成为了中国知识社会中的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之一。周培源亦因此而获得了文化界、科学界和教育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崇敬和爱戴。
只是他此时处在非主流的政治地位,文革思潮铺天盖地,正如长期行走在沙漠中的骆驼,尽管目标坚定,精神坚忍,但因迟迟不见绿洲而内心不免感受到焦渴。此时,他常与钱三强、于光远等人在一起讨论谈心,宣泄自己的思想苦闷。
有朋自远方来,自遥远的最富有现代气息的美国来,杨振宁、李政道、任之恭、林家翘等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学人,在暌隔数十年之后,在故国的土地上,重叙师生之谊、朋友之情,为他一时焦渴的人生带来了绿色,亦为他的艰难抗争获得了有力的声援。
1971年7月,杨振宁打破了中美之间的藩篱,首次访问故国。吴有训及其夫人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周培源出席作陪。杨振宁久居美国,与李政道一起,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国际上声名显赫。去国二十余年,如今荣归故里,与自己西南联大的老师们见面,不觉恍如隔世。尽管他的成就卓著,然而,在老师们面前,他依然谦恭有加,执弟子之礼。第一次回国,由于不了解国内情况,他的言论颇为谨慎,话语有所保留。1972年夏天,他第二次回国,参观了中科院物理所和北大物理系等单位,心里有了底,对这两个单位的理论水平进行了批评,他坦率而切中要害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中国在教育和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理工科大学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在科研机关里,也存在着不重视理论的倾向……”这些话使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国内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水平有所警醒,使周培源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主张有了国际性的权威支持。张春桥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得感叹:“他们用洋(杨)教授来压我们!”
随着中美大门的进一步打开,“洋教授”更多地迈进中国的国门。其中,以美籍华人科学家任之恭和林家翘为首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的光临,像雨后的虹彩,架设在风雨雷暴之后的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为中美两国科学界、教育界所瞩目。
1972年2月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签署上海公报。中美长期隔绝的大门徐徐打开了。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任之恭,在友人们的劝告下,拟领头组织一个华裔学者团体访问中国。作投石问路,他的第一封信写给了老朋友周培源,探询组织华裔学者团体回国探亲,能否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信中,他表达了海外游子对故国深切的思念之情。同时,亦向周培源咨询,四女小瑞(学名峻瑞)可否到北京大学留学一年。接到此信,周培源喜出望外,立即向外事部门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肯定的答复后,便给任之恭写了回信,赞成他们组团回国参观访问,关于小瑞的请求,他表示要向周总理直接请示。
接到周培源的回信后,任之恭坚定了信心,决定按计划进行。他们组织了一个12位学者团体(连家眷一共27人),冠名为“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成员如下:
张捷迁,气象学家,天主教大学。
张民觉,生物学家,伍斯特基金会。
任之恭,物理学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李祖安,建筑学家,密歇根大学。
易家训,流体力学家,密歇根大学。
林家翘,应用数学家,麻省理工学院。
刘子健,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
戴振铎,电机工程学家,密歇根大学。
沈元壤,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王浩,哲学家,洛克菲勒大学。
王宪忠,数学家,康奈尔大学。
叶楷,电机工程学家,密歇根大学。
任之恭任团长,林家翘任副团长,戴振铎为总干事。
由于中美之间当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参观团向中国驻加拿大的领事馆申请了有关批文,代替签证,完成了各种审查程序,并排除了台湾方面的干扰,分成4个小组成行。1972年,各个小组于6月22日至27日在香港九龙的金门酒店会齐。28日,他们乘九龙出发的列车,穿过深圳罗湖桥。魂牵梦绕的祖国的山河,终于映入了眼帘。此后,他们游览了广州、杭州、上海,于7月8日凌晨,乘飞机自上海抵达北京。
一下飞机,他们即发现,黑暗的跑道上聚集着100多人的欢迎队伍。他们之中有亲戚、老朋友、老同事,也有政府旅游部门的官员以及一些学术研究机构的代表,周培源则当然地成了他们中间的领头人。他热烈地与任之恭、林家翘等人拥抱、握手,大家激动之情,难以言表。王蒂澂紧紧搂着任之恭夫人陶葆柽,他们互相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对方。两家在西南联大初期共处一寓、亲密无间,阔别数十年之后,在北京的夜色中再次重逢,恍惚若梦,唏嘘不已。周培源以极其风趣的语言,表叙他们两个十分亲密而相似的家庭:“我和之恭开了两座瓦窑,我们各自都有4个女儿。”中国古语称生子为弄璋之喜,生女为“弄瓦”之喜,自然,四个女儿的家庭,则成了“瓦窑”了。如今,两座“瓦窑”热烈如火,融汇在一起。
人生多么需要融汇这样的友情!大海难以阻隔,时光不能消蚀,尽管天涯阔别,总有红丝长系、绿水长流!
老友相逢,其乐融融!尽管暌隔二十余年渺渺时空,数万里高山汪洋,但一旦相聚,便有说不完的共同言语,诉不完的衷情。他们这“五四”之后成长起来的两代人,既有中华文化铸就的坚实的传统伦理道德,亦有西方文化的科学与民主观念,人生道德观与价值观十分相近。不管他们自身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由于他们成了联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参观团下榻当时北京最高级的宾馆——北京饭店,先后参观了故宫、长城、十三陵、北京工艺美术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颐和园、北京医院和北京料器厂。此外,接待者又安排他们在北大作了演讲,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宴会。这些活动,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参观团优礼有加,格外重视。尤其能够说明这种态度的则是周恩来总理长达4个半小时的接见。
7月14日晚8点多钟,参观团被告知将参加“某种活动”,然后被送至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和他的一些助手站在会见厅的门口,热烈迎接他们。会见厅内一时聚集了100多人,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北京名牌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及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盛大的接见。
周总理的谈话,较之平常的接见更为亲切、幽默。他把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华裔科学家,依然视为一母同胞。他热烈地称赞12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进行了这次勇敢的返乡旅行,把他们视为开路人。他开诚布公地介绍了中苏关系公开决裂的由来,并首次公开宣布前国家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死亡的消息,还对林彪的背景作了详细的介绍。在讲到林彪事件之前,周总理先向客人们发问:在当今中国政府里有一个叛徒,哪位可以说出他是谁?问题很严肃,提得很突然,会场上一时寂然。任之恭的四女儿峻瑞,思想敏锐,无所顾忌,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了周总理的问题。周总理站了起来,疾步走到位于末座的峻瑞面前,同她有力地握手,顿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此次接见,这一细节给人留下了一簇难忘的花絮。后来,任峻瑞得到周恩来的亲自批准,在北大度过了一年多的留学生涯。
也正是在这一次接见中,周恩来再次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他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时,说话多少有些保留。可是第二次来中国时,他就开始谈及科学发展的许多问题,并且强调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周恩来说:“杨振宁讲话实在,毛主席看了他的讲话后称赞他。”说完,他目视周培源说:“你们北大理论水平低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低?”
他还神情严肃地对周培源说了上文述及的一段重要的话:
“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培源告诉总理,他已写了《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这篇文章。当周恩来得知该文有五六千字时,说:“太长,不看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参观团”的来访,使周培源勇气倍增。他的朋友任之恭,学生林家翘等人,在这重要的时刻,给了他强有力的声援,使他获得了西方的现代科学参照,感到“吾道不孤”。这样的社会效果,恐怕是“参观团”的成员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后来,西南联大的奇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也接踵而至。1974年5月24日,在周恩来接见时,李政道坦率地提出,应直接把中学生送到大学里学习,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周恩来当时表示可以考虑。“四人帮”在清华、北大的代理人谢静宜却杏眼圆睁,恶狠狠地责问李政道:“你的目的何在?”李政道坦然地回答:“为人民服务,为世界科学做贡献。”王洪文此时亦破门而出:“你把工农兵学员放在什么地位?”眼看这场唇枪舌战将进一步激化,周恩来连忙终止了接见,事后对谢静宜进行了批评。
上述历史事件,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中国七十年代初期,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场争论,有着深刻而广阔的文化背景与政治背景。
自戊戌变法后,北京大学(当时称京师大学堂)、清华大学(早期称清华学堂)、西南联大等校的莘莘学子们,留学日本、欧美,获取了现代科学之火。无知而专制的“四人帮”,妄图扑灭科学的圣火,使中国再次回到愚昧的暗夜之中。历史选择了有着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和欧美文化背景的周培源,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胆略,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在海外友人和国内广大知识分子的声援下,高举现代科学的旗帜前进,成为中国七十年代一道峻伟的科教风景线。

毛泽东接见杨振宁时与周培源的对话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主席接见又一次来访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是当时中国最高的礼遇。周恩来陪同接见,周培源亦作为中国物理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享受随同接见的殊荣。
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万乘之尊,文革的红潮,把他推上了神坛,身上笼罩着金色的光晕。周培源对于他,也有一种敬畏之情。周培源携带着笔记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地作了记录。一见毛主席的面,便情不自禁地沿用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敬语:“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头脑还很清醒,在科学家面前回答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
周培源真诚地回答:“这句话表达全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泽东转移了话题:“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
在这种场合,自然无法述说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周培源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我没有怎么挨整,就是给我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泽东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
一言九鼎,这是一句对北大文革盖棺性的话。这句话说的是“聂元梓这一派”,自然不会指拥戴聂元梓的许多群众,而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的一股恶势力。文革初期,他首肯聂元梓,以及聂元梓所代表的路线,致使北大出现“反聂即反毛”,“反聂即反动”的杀人逻辑。由于北大广大师生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聂元梓恶劣的自我暴露,终于使毛泽东对聂元梓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初批发“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的评价。
听了这句话,周培源很是兴奋,思维敏捷、提纲挈领地指出了聂元梓的要害:“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她的后台。”
“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毛泽东紧接着说。(《北京大学纪事》8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实际上等于肯定了周培源在文革中“反聂”的政治表现。只是对于周培源竭力呼吁的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明确的表态。
杨振宁说:“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肯定自己一贯倡导的基本思想:“没有科学实验,行吗?”似乎对于如何具体实行,他尚有疑虑,转身对周培源说道:“你的讲话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周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大学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周培源补充说:“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振宁附和道:“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
毛泽东指名道姓地说:“上海复旦大学的谈家祯就不赞成你的文章。”这句话后来被张春桥等人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借以批判周培源。
(下图左起:周恩来、周培源、毛泽东、杨振宁。)
显然,在毛泽东面前,不如面对周恩来那样随意自然,周培源颇感拘谨,有些违心话语,给人以一种言不由衷、词不达意之感,他说:“我们现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教育革命,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虽然进校时程度不齐,但经过三年的努力,教育革命已取得很大成绩。”
周恩来也随声附和:“教育革命刚刚开始。”
其实,在周培源与周恩来的内心,未必就赞同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的做法,对于教学中“理向工靠”,实际上否定理科教学的做法,是颇有意见,甚为焦虑的。但是,让正该读书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招收工农兵上大学,这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他们还不能直陈己见,冒犯龙颜,进行御前谏诤。倒是毛泽东对周培源无所顾忌,有时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说话。当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时,毛泽东便对周培源说:
“你现在很落后了吧?”
周培源颇为无奈地回答:“很落后,后来居上。”
“后来居上”,没有主语,应该是指学生杨振宁吧。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以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上取得了令世界各国同行瞩目的成绩,中共执政后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他由科学家变成了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国家于人民这是一种需要,于他个人追求的科学事业,则是一种损失。虽然,他利用节假日与病床上的时间,与学生一起,孜孜不倦地从事他的湍流研究,并作出了重大的成绩,但几年又来一次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这种研究状态和社会条件,岂可与杨振宁等人同日而语?落后者是周,后来居上者是杨,个中苦衷,谁能道破?

1976年的悲痛与狂欢

1976年,是中国多事之秋,后人将把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还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去世铭刻在历史上。
这一年,也是中国政局出现重大转机的一年,“四人帮”锒铛入狱,人民欢欣鼓舞,数百万群众自发地走上长安街,走上南京路,度过了中国少有的“狂欢节”。
波诡云谲,柳暗花明,中国人的心,从来没有像这一年那样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周培源和他的亲人、朋友们的心,也在这波峰浪谷里上下颠荡。
1月8日清晨,一个北风凛冽的时刻,燕园上空响起了令人震悚的哀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如玲从梦中惊醒,一下从床上坐起,飞奔到父母的卧室,告诉他们这个不幸的消息。尽管这个不幸的阴影,早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但当噩耗真正降临时,人们却如感天坍地陷,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周培源老泪纵横,王蒂澂也放声痛哭了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如玲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伤心过,父亲得知祖父逝世时也未如此悲痛。女儿只得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好言劝慰自己年迈的父母。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规模,降低悼念规格,不许群众戴黑纱,不许戴白花,可是全国上下,黑纱如云,白花如海,人们将对科学民主的崇尚,对封建专制的愤恨,都融入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悼念之中。周培源对总理的悼念,更有着心心相印的知遇之恩和密切交往的深情厚谊,周恩来是领导、是兄长,也是朋友,是他可以开诚直言、倾吐胸怀的知已。
1月10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破旧的太平间里,周恩来骨瘦如柴的遗体,安卧在君子兰和秋菊丛中,哀乐低回,如泣如诉。周培源眼含悲泪,久久地站立在总理的灵柩旁边。为他守灵,一个班接一个班,不愿离去。
往事如潮,一一涌到心头。
1950年9月,周培源参加了以刘宁一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英国参加英共组织的庆祝活动。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新中国的使者出国。代表团赴英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了全体成员,询问出国的准备情况,指示出国所应遵循的方针,特别鼓励周培源要放手工作,不要缩手缩脚。
1951年国庆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召开了京津两地高校负责人会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结合自身的经历谈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态度、为谁服务等7个问题,深入、动人,使长达7个小时的报告,在不知不觉之中度过。总理的亲切诚挚、平易近人,教周培源永生难忘。
周恩来多次关心周培源的入党问题,并曾向周培源的二女如雁详细询问周培源的家庭和思想情况。1956年11月,正是由于周恩来的提议,周培源出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
周恩来与周培源家不止是一代人的关系,而是有恩于两代人。如雁原在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任报幕员,经常去中南海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跳舞。周恩来亲昵地称她为“大雁”。1958年,周如雁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后,有感于实际,直言不讳地说了对苏联老大哥几句不恭的话,如“流氓行为”、“小偷”之类,因而被清出文工团,还被开除军籍,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周恩来很久没有见到周如雁,便问周培源:“大雁到哪儿去了?”周培源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真情。周恩来安慰周培源,女儿的问题是女儿的,与你无关,并表示对总政文工团很生气,说:“年青人说几句牢骚话,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认识了就好。”终于,在1959年十年大庆之际,以将军合唱团需要高水平报幕员为名,让王震接回周如雁,王震派了一架小飞机,直飞北大荒,接回了周培源夫妇日思夜想的女儿。
一次,周培源、王蒂澂夫妇共同应邀出席北京饭店的宴会。当周恩来步入宴会厅时,众人一拥而上,争相与总理握手。王蒂澂此时处在正前方,见状躲到了一边。这个细节没有逃脱周恩来的眼睛,他排开了人墙,来到了王蒂澂的面前,说道:“王蒂澂同志,不要躲开嘛,拉一拉手总是可以的吧!”有一次周恩来会见外宾,见周培源未带夫人,便让人开车去周家,专程接来了王蒂澂……
文革以来,周恩来对周培源更为关切。无论是在汉中被困、在北大被聂元梓抄家,周恩来都及时地发出了指令,保护周培源的安全。在与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他们更是休戚相关,同舟共进。二周之间的关系,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加朋友的情谊,是党政领导人与知识分子联谊的典范。
严冬过后是春天,大雁带来了春的消息。
秋夜如水,燕南园沉浸在秋凉之中。如雁喜孜孜、急匆匆地迈进了家门,将正在军内秘密流传的“四人帮”锒铛入狱的消息,告诉了阿爸和两个妹妹。真像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天大的喜讯,尽管在意料之中,但它如此迅速、如此痛快地降临,教人喜极却又担心其可靠程度。直到周培源的同事、学生、纷纷登门向他报告这一从不同渠道传来的振奋人心的喜讯,他才相信这一消息确凿无疑。胸中块垒,一时得以冰释。他终于痛快地骂出了声:“‘四人帮’! 最坏的就是他们四个,混蛋!”当钱三强骑着自行车前来报喜时,周培源几乎跳起来,紧握着他的手,无比舒畅地说道:“这场恶梦总算过去了!”他们相约保重身体,还要为国家做些工作。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很快便与北大党委的领导打了招呼,告知迟群、谢静宜参与了反党阴谋篡权活动,“已把他们安排到应该去的地方”。10月10日晚,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及北大党委5名常委,查封了驻扎在朗润园北招待所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大批判组39名成员,除管材料的5人外,全部集中学习。至此,臭名昭著的“四人帮”御用工具“梁效”,宣告寿终正寝。
北大翻开了新的史页,受“四人帮”长期压制的火山爆发了!师生们一片欢腾,他们说“解放了”,周培源心中也在呼喊:“解放了!”感到浑身轻松,通体舒泰。
近三十年来,他经历了两次欢庆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1月31日,冒着严寒与风沙,他与如枚、如雁,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园赶到了前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第二次是,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扫除了一度弥漫在中国上空的阴霾,使灿烂阳光普照祖国万里河山。10月19日,一个秋雨淅沥的日子,心里却一片灿烂的艳阳天。他再次携女儿们进城,欢庆人民解放。只是,这次不是庆贺国民党的垮台,而是参加粉碎“四人帮”的群众“狂欢节”。当他站在复兴门的路边上,看到游行队伍中出现北大的校旗时,他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女儿们,迈进了北大的游行队伍。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精神矍铄地走在青年学生中间。当年47岁,今年74岁,历史螺旋式地上升,历史又惊人的相似。
他们欢呼,他们歌唱: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
发出万丈光芒!

大任在肩

虽然“四人帮”倒了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但北大的问题并非一下子就全部解决了,北大党委中一些人并没有很快转变立场,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北大的问题。周培源和师生们一起,积极参加了这场“揭、批、查”的运动。
10月25日,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郭宗林,休想摘掉自己戴上的江青派的帽子》。这张大字报,毫不含糊地把揭批矛头指向北大党委副书记郭宗林(军宣队干部),揭露了他的“江青派”的真实面目,并旗帜鲜明地认定:“郭留在党委常委内参加对运动的领导不合适,应自己报名进学习班”。(《北京大学纪事》第788页)这张大字报不仅指向了北大党委,实际上也批评了北京市委,在北大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法律系师生在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即召开大会,敦促郭宗林揭发、交待问题,把他从领导位置拉到被告席上。
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面对迅速发展的北大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很不支持,依然要求原北大党委主持工作,领导运动。对此,北大群众意见很大,认为:“不符合北大运动的实际,条条框框多”。校园里出现了一些批评吴德的大字报。提出“重新正确地处理天安门事件问题”,说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应该平反。吴德10月21日所说的:“中央没搞出‘四人帮’前,反对‘四人帮’,就是分裂中央”。此话极不妥当,吴德讲话违背中央精神,应该做深刻检查。吴德派往北大和清华的新领导人竟然说:“北大、清华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大学纪事》第790页)显然,吴德的思想与“新的历史时期”格格不入,他遭到了包括周培源在内的北大、清华的师生们的严肃的批评。
因为周培源给吴德提了意见,吴德对此耿耿于怀。在中共十一大召开之前,北大的学生和老师都纷纷推举周培源作十一大代表,但北京市委就是不予批准。这不但引起了北大广大师生的不满,亦使首都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为之愤愤不平。有的甚至表示,要腾出一个名额来让给周培源。后来,还是在中央的直接干预下,才补给了北大一个名额,让周培源出席了十一大。在北京市的一次科技会议上,周培源事先准备了批判“四人帮”的发言稿,亦遭到了百般的阻挠。
尽管如此,周培源的心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恬静过、兴奋过。
“四人帮”垮了台,聂元梓、迟群、谢静宜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当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政治暴发户,如今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抚今追昔,周培源想起了夫人当年的调侃:
“你这个老头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是搞科学的,人家是耍政治,搞阴谋的!”
如今,这些耍政治搞阴谋的家伙,却败倒在搞科学的白发老头面前,历史是多么无私呵!
不假,在某个时候,某个单位,埋头搞科学或艺术的老实人,常常斗不过搞政治权术、耍阴谋诡计的人。但是,这不是人间社会的正常现象,当邪气满盈的时候,正义之剑常常会发挥神奇的作用。尤其当科学与民主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时,乌云是遮不住天空的。“天地有正气”;在社会,在人心;在现实,也在历史。
周培源毕竟是幸运的。他既赢得了人心,也赢得了政治;他既是现实的胜利者,也势必被历史所认同。历史的机遇,给他已逾古稀之年的老迈人生,带来了青春的光彩。他的人格威望与科学威望,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一道丰碑。一时,他成了众望所归的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在等待着他!
同事、学生、朋友们的许多冤假错案,等待他去帮助纠正、平反。
北大,以至教育界、科技界的拨乱反正的思想计划,需要他帮助谋划。
…………
他主持了叶企孙的追悼会。
他主持了翦伯赞的追悼会。
华国锋主席分别接见杨振宁、李政道,请周培源作陪。
叶剑英副主席接见任之恭夫妇,请周培源作陪。
华国锋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宴请杨振宁一家,还是请周培源作陪。
周培源在中国科协举办的大型报告会上作了《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路线斗争》的报告。“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正如中国科协的章道义、何志平两人《在科协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一文里叙述的那样:“听众群情激昂,对周老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做了报道,港澳的报纸更是在头版显著位置以大字标题做了引人注目的报道。……沉寂了多年的科技界的心声,在周老的振臂高呼中,苏醒了,翻滚了,并以最快的速度传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感染着激励着千千万万的莘莘学子。”
他主持了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座谈会”,接见青少年代表,殷殷寄语,希望他们把“四人帮”糟蹋了的时间抢回来,刻苦学习,勇攀科技高峰。他把中国科学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转播、发表评论,一时在全国青少年中,掀起了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潮。
1977年11月24日,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意周培源任中国科协代主席。次年3月,周培源又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在同月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以中国科协代主席身份,作了《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的重要发言。之后,又在8月25日的《光明日报》上,与北大教师郭罗基、武际可一起,发表了长篇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加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观与科学观,为与“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斗争作了一个深刻的总结……
大任在肩。他以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全方位地投入了工作。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家们终于在神州大地胜利会师。1977年8月在黄山,1978年8月在庐山,中国物理学会召开了高能物理会议。周培源在会上深入批判了“四人帮”反对科学研究的极左思潮,清算了他们在科技领域鼓吹的“取消论”、“无用论”,以及以哲学思想代替自然科学研究的“代替论”,肯定了基础理论对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深远影响,进一步阐明了理与工的区别。在几次会议上,他不仅肯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也还阐明了它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科学理论不仅来自实践,还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用什么来检验新的科学理论呢?
第一条,新理论一定要能够说明旧理论已经说明的物理现象。
第二条,新理论一定要能够说明旧理论不能说明的新现象。
第三条,新理论要能够预见现在还没有观察到,但通过科学实验一定能够观察到的物理现象。
周培源这一重要思想,最早是在1977年8月的黄山高能物理会上提出的。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还未展开,《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才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由此可见,周培源这一思想具有很强的前瞻性。这并不奇怪,科学研究与政治斗争均可产生思想,周培源作为科学大师和政治上的“弄潮儿”,经受时代湍流的冲激,他的思想必定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思想观点,亦是他长期进行科学研究和积极参加与“四人帮”的斗争所迸发出来的思想火花。
几次会议,周培源无一不是精神矍铄,容光焕发。黄山会议上,他与杨振宁一起,叙旧述新,畅怀谈笑,从温泉宾馆(海拔630米)出发,经过5个半小时的攀登,登上了玉屏楼(海拔1680米)。75岁高龄的老人,竟然有如此后劲,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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