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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一一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31, 2018 9: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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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一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5月30日第111期(增刊)


本期目录

〖贵州文革专辑〗

大事记

渔歌子编撰 贵州文革大事记

书海泛舟

张云勋 贵州夺权前后(《飞鸣镝》选读)

生逢乱世

杜应国 一个小城初中生的大串联
黄鹤生 造反夺权迁户口的安顺知青

故纸堆

贵州省话剧团“九•五”革命造反团 创作话剧《西南的春雷》的体会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 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命委员会
《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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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贵州文革大事记

渔歌子 编撰

说明:本大事记主要参照了邓振新编著《贵州风云》、邓振新主编《折腾岁月》、《不灭的火焰——贵州四一一纪念文选》、张甦著《南下串联与贵州文革》(电子版),《当代贵州大事记》、《贵州通史(第五卷)》、《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大事记》、《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贵阳、铜仁、遵义、兴义、安顺、都匀、凯里、毕节、修文等地的党史或党史大事记,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后为贵州工业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校史,及文革中有关文件、首长讲话等资料。因资料不全,所知有限,错漏之处难免,敬请指正。编写中得到王云生、杜应国、林洛诸君热心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1965年

11月21~25日 在文革导火线已悄悄点燃(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10日发表)之后,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到贵州视察工作,李富春、薄一波、李井泉、吕正操、程子华等同行。邓小平对贵州工作表示满意,对开发贵州煤炭资源表示支持,并对贵州今后的工作作了要搞好西煤东调,抓好农业和农林牧结合,以电、路(铁路)、粮为贵州建设三大任务等指示。

1966年

1月8~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在全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
1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不准私招乱雇生产队社员作临时工的指示》,其中规定:专门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村“五匠”,县可以统一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建设或其他建设,一律不得自由外出打工,任何单位都不准招收他们。
1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贵州省三线建设办公室。
1月15日 冶金工业部下达贵州水城钢铁厂设计任务书,决定在贵州省水城县青杠林场建设水城钢铁厂,年产50万吨,分两期建设。
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农村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认为农村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仍然是严重的,突出表现在方向、道路和所有制问题上。决定从公社以上各机关抽调3万干部组成面上社教工作队集中训练后入村。
1月27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基本建设政治部,分管全省基本建设系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2月1日 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地球化学部分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化学所、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昆明工作站等单位合并在贵阳组成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简称地化所)。因该所与北京的联系,其中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在贵州文革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都匀、安顺设市;六枝、盘县、水城、开阳、万山设立特区;并扩大遵义市郊区。
2月24日 在安龙、兴仁、贞丰三县结合部的龙头大山地区发生“百姓党反革命预谋暴乱”假案,株连群众数百人,有的被判重刑。1967年1月14日兴义城关“四清”分团负责人赵振东等致信地委提出对此案平反建议,23日,兴义地委发出对兴义县“百姓党”成员平反的通知。
3月4日 贵昆铁路接轨,该线全长639公里,在贵州境内303公里,设36个车站,7月1日正式通车。
4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
4月11日 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委员会和总指挥部,对这个地区的工业建设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
5月5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关于今后城市“四清”运动的安排意见》,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5月 中共中央西南局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较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要对本省(区)、市报纸、广播、刊物、书籍、大中学校的讲义和历史语文课本、文艺作品、戏剧、曲艺、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认真进行清理,发现毒草,彻底批判。”
6月1日 中央军委决定:全国公安部队归大军区、省军区建制,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据此,贵州省公安总队划归贵州省军区建制,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独立师。
6月1~8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研究制定《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的意见》,省委决定由贾启允为主组成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各地、州、市都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县委要有专人负责。
6月6日 《贵州日报》发表三个整版批判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小川的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老红军汪小川回忆长征艰苦历程时描写景色的“当空的太阳变得暗淡无光”、“像是挂在空中的一大块死马肉样的暗红的太阳,靠近西山口了”都被分析为“恶毒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当天开始一些大、中学校师生到报社送大字报,指责报社批汪小川为“舍车保帅”,有学生称《贵州日报》上列举汪小川“罪行”第一部分的小标题“反对伟大的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没有主语,是反动标语,要求邮局停止销售当天《贵州日报》,有的学生还到贵州日报社要求《贵州日报》停刊。
6月8日 学生围攻《贵州日报》到本日形成高潮,省委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将学生围攻报社和质问省委等定性为“六六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和组织反击。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从晚八时起反复广播省委的反击决定。省委和各市、地委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大批工作组,一些学校领导被打成“黑帮”,一些师生被定为“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批斗,有的还被抓捕入狱。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师生(不包括下乡“四清”尚未返校者)的50%以上;贵州工学院218名师生员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6月11日 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贾启允,副组长苗春亭。28日,经报请西南局批准,增补陈行庚为副组长。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此后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各地纷纷效法揪出当地的“小三家村”、“小邓拓”,如都匀揪出了市委宣传部部长安家顺、县委宣传部部长盛田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爱慎等。
6月22日 《贵州日报》公布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改组贵阳师范学院党委,撤销黄辅忠党委书记的决定》,明确由文革工作队代行校党委职权。
6月23日 《贵州日报》发表批判贵阳师院附属中学校长何洪、代理党支部书记贾荣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的文章。
6~7月 都匀市、县各单位揭发批判“牛鬼蛇神”463人,占职工总数的2.9%,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265人,列为“辩论式斗争”的50人。
7月1日 贵昆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7月6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向中央报送《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其中点名批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四川)、李孟北(云南)、汪小川(贵州)。中共中央7月20日批发全国(中发[66]368号)。
7月8日 中共兴义地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农村面上社教工作总结,称省地县三级共抽调4652人组成工作组,对兴义地区1456个分田单干和101个包产到组的生产队以及3422人侵占集体田土的行为进行了纠正。
7月10日 贵阳地区到本日止发生自杀事件189起(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
7月12日 《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省文化局长、省文联主席蹇先艾。
△都匀市开始集训中小学教师。
7月16日 贵阳医学院生物化学教师林敦英被迫投水自杀身亡,此前有基础部副主任朱清干自杀身亡。全院被批斗230余人,占教职工1448人的15.9%。
7月18日 驻贵州农学院工作组对学院党委书记时思文和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泓光、院长助理邱觉心三人进行批斗。
7月20日 贵州省文革小组向西南局报告:贵州省八所院校共揭出反革命黑帮35个,牵涉校内人员198人,校外人员46人,还有17个反革命集团线索,有待查破。
7月21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委城市“四清”领导小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紧密结合城市“四清”做好整党建党工作几点意见的报告》。
7月21日~8月底 遵义市15所公办小学和民办中学教职员工555人以集训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一些人受到批斗,有的被迫自杀身亡。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到贵阳医学院参加群众大会,支持该校因“六六事件”受过迫害的师生组织了贵州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团”。
8月25日~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精神,讨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从8月31日开始转为对省委提意见。各地党政领导开始有选择地抛出“走资派”进行批斗。
8月27日 贵阳医学院保校党委、反对省委书记贾启允的一派师生成立“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简称“工尖兵”)。
8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提出为弥补今年严重干旱给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要求开展以粮为主的农副业生产运动,到1967年夏收前,每个职工、学生要做到生产两个月至少保证一个月的口粮,城市的成年居民,只要有可能,也要组织从事一些农业生产,自给一部分粮食。
△由北大、北京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校16个学生(多为从贵州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学生)组成的首都南下串联二队抵达贵阳,在几所高校张贴了《六问贵州省委》的大字报,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要求为“六六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大字报迅速被转抄贴上大街,引起轰动。随后被贵州省委加上批判按语后铅印下发供群众批判。
8月30日 修文县中学官办红卫兵在县城体育场焚烧抄家收缴的“四旧”书籍与物品,城关镇官方组织的“打虎队”抓“牛鬼蛇神”游街后,将其中3名职工和15名居民押到焚物火堆周围下跪,围观者千余人。当场烤死城关理发社工人罗家福和街道牙科医生舒文忠,曾当过巫婆的居民周德昌被烤伤后死亡,另有5人被烤成重伤。当晚县委组织各部门领导开会,布置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和“十六条”等,要求认识群众运动“大方向正确”,“不要给群众泼冷水”。
8月31日 贵阳一些大、中学生到贵州日报社送大字报质问为什么《贵州日报》刊登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中国妇女”手书不套红,并举行了抗议游行,遭到“保卫党报”的数千人围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11人被打成“反革命”,党支部书记被迫自杀。
8月下旬 几位在北京读书的安顺籍大学生组成南下串连队到达安顺,率先在其母校安顺一中、二中及安顺街头贴出“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的大标语。引发激烈的街头辩论,进而形成“炮轰派”与“保皇派”的对立。
8月底~9月上旬 各地县委按中央精神布置官办红卫兵在街道积极分子配合下“破四旧”,到居民家中收缴旧书画、罗汉观音像及古董瓷器,由公安人员押送交县委文革办公室,有的地方则集中销毁。都匀市区红卫兵规定妇女不准留长发,一律剪“三八式”齐耳短发,不准穿裙子和高跟鞋;男人不准穿牛仔裤,不准留“飞机头”等。
9月1日 中共大方县委按毕节地委监委指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县委财办主任赵明英,并将大方一中“走资派”曾昭瑞、“资产阶级教育权威”罗安谦等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由官办红卫兵代表主持,各校官办红卫兵自行将认定的“牛鬼蛇神”揪到台前陪斗示众。
9月5日 北京南下串联队和贵州省商校、省艺校、贵阳女中等学生3000余人到贵州省委大楼前要求贾启允接见回答问题,贾启允不露面学生就静坐示威。省文革组织贵阳市各企事业单位人员及街道居民12万人以“宣传十六条”为名对这些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批斗。
9月7日 李井泉到贵阳,向贾启允、李再含等传达陶铸对贵州省委的评价:“贵州省委是‘四清’后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确的。”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按照中央指示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全省大中学校全部停课,开始大串联。
△中共贵州省委派出书记处书记张健民与北京南下串联二队学生座谈,学生要求省委就“九五”事件向中央报告并作出检查,最后由学生起草了电报稿,张健民交秘书拿去发给了国务院办公室。
9月8日 保省市委的“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成立。继后又成立纠察大队。
9月11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派出返京汇报团去向周恩来报告贵阳“九五”事件等情况。贵阳运输公司修理厂采购员李铁乃随车去北京上访,回来后组建了红卫军。
9月12日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从本日起连续致信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要求省委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指责省委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9月14日 贵州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贵阳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战斗团”成立(后遵照中央关于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不宜单独成立组织的指示,更名为贵阳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为新华印刷厂工人袁昌福。随后“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团”相继成立。
9月15日 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贵州许多大中学生得到接见。
△遵义县直机关将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三反分子”的干部职工156人武装押送松林台鼓山监督劳动,后增至200人。
9月中下旬 安顺二中几位高三学生在南下串联队鼓动下成立“红旗战斗队”,成为与工作组和校文革操纵的学校“红卫兵大队”相对立的第一个校内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1966年农村面上社教运动的情况简报》,称发动了群众,揭开了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打击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月27日 北京南下串联二队赴京汇报团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举行群众大会,介绍向周恩来汇报“九五”事件等情况。
9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贯彻〈十六条〉的决定在运动中不整学生的通知》,要求对错批错斗的要平反,戴错帽子的要摘掉,不应处分的要立即撤销。同时强调这个规定也适用于工人。
10月9日 “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成立。
10月15日 保省市委的“工人纠察队联络站”成立。
10月 凯里县委文革领导小组将各部门揭发出来的机关干部、职工中的“牛鬼蛇神”进行分类排队,遣送到指定地点监督劳动改造。
11月2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调整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免去苗春亭的副组长职务,增补陈璞如、张健民为副组长。
11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
△贵州省公安厅五处科长康岩中与二处处长张启民等联名写出批判省公安厅长宋子健的大字报《以宋子健为首的公安厅一小撮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成立“贵州省公安厅113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队”(简称“113总队”)。
11月4日~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集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会议期间的11月11日,贾启允贴出《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大字报。
11月5日 贾启允在贵阳群众大会上作检查。
11月6~17日 “贵州工人赴西南局造反团”到成都“炮轰西南局”,“打倒李井泉”。
11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检查前一段运动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讨论贵阳地区的文革形势和问题。
△保省市委的“贵州省工人纠察队”成立(简称“工纠”)。
△安顺第一个工人造反组织安顺汽车运输公司“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团”成立。由复退军人、该公司保卫科干事吴兴龙任团长,派驻公司的税务员徐永春任政委。
11月27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贵州分部在贵阳成立。
11月28日 中共贵州省委作出改组贵州日报社编委会的决定。
11月底 贵阳造反派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
12月3日 中共中央西南局同意增补李立、李再含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工纠”成员开的车在红卫军总部(省总工会大楼)门口压死红卫军2人,李再含认为公安局没有及时处理问题,宣布罢了公安局长的官,并以省文革小组名义通知贵阳市停产三天进行追悼,李铁乃将此车祸宣传为保守派制造的“惨案”。4日,造反派统一行动指挥部召开“烈士追悼大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了花圈并致悼词,宣布追认2死者为“烈士”。李铁乃组织了六十辆大卡车的抬棺游行。自此李再含与李铁乃被并称“二李”。“工纠”对所加罪名不服,挟持李立上京告状,被造反派堵截抢回。
12月5日 贵州日报社五个战斗队刊登《重要启事》,宣布《贵州日报》和《贵州日报农村版》暂时停刊,改出《新闻报道》。
△红卫军到贵州日报社查抄“黑材料”,抄出很多材料运回其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贵州“二李”之间的造反同盟关系发生了变化。
12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徒步串联试点暂行办法》,提出徒步串联主要在本省、本专区范围进行,全省再组织一万师生到省内外徒步串联,其中省内6000名,到省外4000名,发给徒步串联师生每人每月8元补助。
12月15日 本日前后,贵州工学院机械系65级学生张再兴写出大字报同时张贴在贵阳大十字闹市区和校内,列举其家乡湄潭县农村1959年开始的大饥荒中饿死人(其父母和侄儿饿死,全生产队饿死过半、死绝两户)的数据和名单,认为当时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是贵州饿死人的罪魁祸首,应揪出来为贵州数以百万计的饿魂亡灵申冤。随后工学院以张再兴为首组织了调查遵义地区大饥荒饿死60万人情况的“遵义事件调查团”,后扩大为“贵州事件调查团”。
12月19日 贵州省水电厅厅长李苏波(三年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到贵州工学院向“遵义事件调查团”详细介绍当年情况。此后陆续向调查团介绍所知情况和提供材料的当事人有原遵义行署副专员何林,当年的省委副书记苗春亭,省委常委、省农林办公室主任张玉环(大饥荒时任黔东南自治州委第一书记),省财办主任李庭桂,省监委副书记杨用信,省委委员、省高院院长、贵州工学院工作组组长叶谷霖,省粮食厅计统处长谢兆生,省供销社副主任杨绍荣(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副书记),省人民银行副行长明跃忠(大饥荒时任遵义地委财贸部长),省人委秘书处工作人员欧阳元,贵阳市市长张一樵等。
12月27日 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造反派头头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让李铁乃把大联合后的领导权交给徐英年,被李铁乃拒绝。不久李铁乃就宣布退出“统一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针对地化所的“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
12月 遵义县境内发生脑脊髓膜炎,涉及全县16个区,发病1170例,死亡138人。

1967年

1月3日 因李铁乃赴北京告李再含的状并在京贴出“打倒李再含”标语、大字报,贵州红卫军中得到李再含支持的另一头头在贵阳成立了脱离李铁乃的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月12日 贵州省六枝矿区建设指挥部六十五工程处在建设大用矿井过程中,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突出煤量约2000多吨,瓦斯量约130万立方米)的重大事故,死亡98人。
l月15日 贵阳矿山机器厂造反派在全省率先完成厂内夺权。
1月17日 贵阳医学院红卫兵·红旗战斗团在校内夺权,但未得到省军区承认,认为不是左派夺权。
l月16~19日 贵州省公安厅、贵阳市人民汽车公司、省文化局、贵阳棉纺厂、贵阳钢铁厂、贵阳造纸厂、林业厅汽车场、省建一公司等造反派夺了本单位的权。
1月17日 红卫军到省文革夺权因无人未遂,后发现有两士兵流动哨,红卫军认为是在保护旧文革,违背了中央军委有关军队不干预地方文革的指示,在与两士兵争执中夺走手枪一支、子弹24发和军大衣一件。红卫军打电话要求李再含处理,李再含未理睬。
1月19日 贵州日报社造反派夺权,改出《新贵州报》。
△贵州省长李立接见贵州工学院调查大饥荒贵州饿死人情况的“贵州事件调查团”联络员,打招呼说:作了结论的历史不要再翻了,再翻就要犯错误。
1月20日 李再含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电报,反映贵州红卫军李铁乃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绑架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等,要求对其实行专政。毛泽东于21日将电报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红卫军主要负责人李铁乃当天即在北京被中央文革下令抓捕,押回贵阳批斗后一直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7月被贵州省最高法院以反革命、打砸抢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直到江青被判刑后才以“取保就医”名义释放。
1月24日 毕节军分区支持当地69个造反派组织夺了地、县委权。但在本月31日,军分区党委发表声明,宣布这次夺权无效,是“假夺权”,撤销支持这次夺权的决定。
1月24日 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派专机将李再含和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及造反派代表11人接到北京,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贵州造反夺权情况。地化所徐英年参加代表团赴京,孙昌德留贵阳参与指挥夺权。
1月25日 贵阳地区和外地共40个群众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发布《通告》宣称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省总指挥部设七人核心小组,组长李再含,成员有:耿铁(工人)、袁昌福(工人)、李承宗(学生)、蔡秀臣(地化所干部)、戚休(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农民代表暂缺。
1月25~30日 中央首长在京先后五次接见以李再含为首的贵州省代表团,周恩来参加了其中四次。30日晚代表团连夜乘专机飞回贵阳。
1月26日 贵州省军区宣布取缔红卫军和与之结盟的赤卫队等工人组织。
1月27日 因红卫军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已被红卫军夺权的贵阳煤矿“工纠”进行反夺权,并捆绑红卫军54人。其他已被红卫军夺权的如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红星拖拉机厂、贵州柴油机厂、贵阳市邮局等单位均发生“工纠”反夺权事件。
1月28日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贵州代表团时,江青讲话中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代表团中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二号通告,限令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内到省总指挥部报到,省、市各部、委、厅、局负责人分别到省、市造反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不得违抗。各单位原负责干部,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得擅离职守。凡未经批准,私自离开岗位者,将严肃处理。
1月30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三号通告《关于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夺领导权的群众组织的若干规定》,《人民日报》2月5日转载。这一《通告》成为许多地方打击造反派的“镇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2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祝贺贵州夺权胜利,赞之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同时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夺权《通告》。
2月2日 贵州省军区召开支持左派(造反派)誓师大会并举行武装游行。
△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贴出《向毛主席请罪》大字报,宣告解散。
2月3日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十项通令》,提出对原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五字方针。2月15日周恩来对贵州造反派赴京代表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认为“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
△“贵阳大专院校联络站”(八大院校联络站)成立。
2月9日 贵州省总指挥部在《新贵州报》刊登 “2·9通令”,开除西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贵州野战兵团(简称“西南贵野”),并勒令其主办的《主沉浮》小报停刊。“八大院校联络站”不同意这种作法。但已进入省革委领导班子的孙昌德、徐英年等人写出大字报,将“八大院校联络站”、“贵医红卫兵•红旗”和《主沉浮》列为“三股反革命逆流”。次日,《新贵州报》开始批判《主沉浮》刊登的杂文《理水拾遗》。
2月13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8月1日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贵州各基层革委会成立时均有“毛泽东思想”前缀,均于8月随同省革委一起取消前缀),主任李再含,副主任张明。
2月15日 中共安顺地委发出《关于安顺县小学教师平反的意见》,称去年小学教师集训是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春节前的集中平反是假平反,要求进行真平反,对受害教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并写出平反书。随后安顺县给1700名教师平反,其中民办教师800人。
2月17日 陈伯达将“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的报道稿和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等四份文件报毛泽东审阅,提议将权力机构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20日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这就是后来宣传的“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最高指示”的来历。
△“毛泽东思想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宣布夺了遵义地委、行署和遵义市委、市人委的权。
2月21日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派人到重庆,与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洽商后将关押于重大的李井泉于下午5时提往贵州批斗。
2月22日 贵阳召开10万人大会,对李井泉、贾启允等领导人进行批斗。
2月25日 中央文革小组《快报》1334号刊登驻贵州记者采写的《大联合中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
2月26日 李再含和省总指挥部出动2000多人(其中军人三个连),深夜对贵阳医学院红旗战斗团进行打砸和反夺权。贵医红旗成立贵医“二二六兵团”,举办了遭到打砸的现场展览。
2月27日 毛泽东将刊登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大联合经验的《快报》批示给陈伯达和王力,其中说:“此件似可公开报道。”
3月1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经毛泽东批阅的《用毛泽东思想做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为题发表社论。
△贵州省革委将批斗后的李井泉送回重庆交还给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3月初 孙昌德受李再含指派,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3月9日听取汇报后决定为夺权扫清障碍,签字批准将安顺汽车运输公司“红旗”负责人工人徐永春、张瑛二人逮捕,徐被判刑十年(冤狱三年零七个月),张被判刑七年(冤狱一年零五个月)。
3月4~5日 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抓捕入狱。
3月5日 在省总指挥部召开、省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大会上,宣布《主沉浮》小报是反夺权的舆论准备,“八大院校联络站”是反革命复辟的“组织准备”,贵医“二二六”是反革命复辟的“急先锋”。
3月7日 首都三司驻黔联络站在贵阳街头贴出两张大字报《大辩论、大联合——对贵州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看法》、《点把火——大学生必须大乱》,清华大学南下串联队贴出大字报《真正的反革命逆流来自何方》,引起两派意见大辩论。3月26日和30日,《新贵州报》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和《再评“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口号》,将群众组织划分为“主乱派”和“主治派”。
3月8日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都匀市、县造反派在军分区和人武部支持下宣布夺权。
3月9日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4日 都匀市、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16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在军分区支持下成立。
3月18日 在毕节军分区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再次夺权,成立了地、县两级革命委员会。
3月19日 凯里地区不承认此前1月26日夺权的部分造反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成立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夺了州委、州人委、县委、县人委的权,随后分别成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凯里县革命委员会。这次夺权得到省革委承认。
3月22日 安顺地区造反总指挥部夺地委、行署、市委、市人委的权,成立安顺地区和安顺市革命委员会,23日召开成立庆祝大会。
3月30日 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到会祝贺。但后来该校革委会成为“四一一”派,遭到李再含派人武装颠覆。
4月2~4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补选三个农民代表为省革委委员。
4月3日 贵州省革委向中央请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
4月10日 兴义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4月10~20日 贵州省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到会代表2890人。因排斥贵医“二二六”,被贵医“二二六”、贵医“东方红”、贵阳六中“狙击兵”等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组织冲击大会造反,参加大会的许多红卫兵组织提议暂时休会,遭到一心要成立全国第一个省红代会的李再含拒绝。
4月11日 要求红代会暂时休会的各高校红卫兵代表与省革委负责人协商无效,主张暂时休会的红卫兵组织冲击会场造反,随后拉出队伍游行到邮电大楼前广场,77个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5000多人召开大会,组建了“四一一联络站”,从而开始了群众抗争的“四一一”运动,贵州造反派分裂为支持红代会、支持“新生红色政权”的“支红”派和反对李再含错误的“四一一”派。
4月1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以头版整版刊登贵州省军区政治部文章《贵州省军区部队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体会》,文中称:“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再含同志,受省军区党委的委托,参加了省文革小组,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紧密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同他们商量,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向省军区党委反映了很多情况,给军队支持左派作好了政治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要求省红代会休会的各校红卫兵上万人游行示威,高呼“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并再次冲击红代会会场。贵州工学院3000师生游行队伍中有五十多岁的校党委委员、土木工程教授、图书馆馆长熊胤笃。当晚,省革委组织军人、警察、机关干部、工人和居民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支持红代会开下去的游行。
4月13日 贵阳师范学院率先成立了“支红串联会”,随即许多单位成立了以“支红”、“卫红”为名的组织,形成支持李再含为首的省革委的“支红”派。
4月15日 在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的李再含打电话给贵州省革委,说“四一一”是以走资派为核心,以牛鬼蛇神为基础,以保守派为外围,与“四一一”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要求查清冲红代会的头头,拟定一个逮捕名单。
4月17、18日 按李再含揪出冲击红代会“黑后台”的指示,贵阳医学院“工尖兵”将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李吉杰打成“黑后台”,开除其中共党籍,批斗后扭送省公安厅,关押三年零九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后才无罪释放。
4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停止大串联的通知,要求撤销大串联联络站,不再接待串联学生。
4月30日 到本日止,贵州全省7个专州和贵阳市、安顺市、遵义市、都匀市全部被夺权,省级各厅局也基本被夺权,82个县中有64个被夺权,中央和省属厂矿、企业、事业单位被夺权的占60%以上。
5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宣布从5月10日起停止办理省内外外出学生的食宿和返回原地的车旅费借支。
5月8日 本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发表李再含署名的“支左”经验介绍文章《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5月11日 新华社报道:反映贵州省夺权斗争的大型歌舞剧《西南的春雷》在贵阳公演。
5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做好夏季粮、油征购、分配工作的指示》其中规定,夏粮征购期间,小麦(包括面粉、面条)不准进入集市交易。夏季征购结束以后,集体需要出售的粮食,不许进入集市,必须卖给国家。社员个人需要出售的,以议价卖给国家。食用油、油料,不论集体或社员个人的,任何时候都不准进入集市,需要出售的必须卖给国家。
5月13日 17所学校的“四一一”代表200多人静坐贵州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打成“四一一黑后台”的贵阳医学院党员教师李吉杰。静坐行动在各界群众声援下持续了八十多天。
5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不要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对破坏劳动纪律、不参加工作和生产、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一律不发工资,农村一律不记工分;坚决贯彻中央停止串联的指示,凡借“串联”或“调查”为名,实际上捣乱革命生产秩序的,要坚决反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的专政机关和要害部门,不准冲击,违者,其首恶分子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惩办。
△铅印的《四一一战报》创刊号出版发行。
5月17日 安顺市革命委员会在东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遭到以“中发[67]117号文件”命名的对立派“117部队”红卫兵冲击,爆发安顺文革第一次武斗。事后“117”派举行了抗议游行,并在大十字静坐示威。
5月18日 中央军委转发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李再含为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免去贾启允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5月中旬 贵阳街头出现署名“地化所一兵”(即朱梅年,还有贵州省花灯剧团李少华参与)的大字报,称贵州夺权不是俄国“十月革命”,而是俄国“二月革命”。李再含称这是“四一一”的黑纲领。
5月19日 李再含在贵阳市中心邮电大楼前广场万人大会上讲话说要对“四一一”刮“十二级台风”,扬言在半月内将“四一一”摧垮。
5月22日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的“三一九”夺权派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强占反对派“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红总”)控制的县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红总”数百人到军分区静坐抗议,26日“红总”近百人赴贵阳、北京告状。
5月24日 贵州省军区和“支红”派的宣传车在贵阳街头开始宣传“‘四一一’所谓好,牛鬼蛇神跟着跑”的口号,并散布“走资派贾启允、陈璞如申请加入‘四一一’”,苗春亭操纵“四一一”等谣言。
5月26日 贵州省红代会宣布开除“四一一”观点的贵州大学红代会、贵州工学院红代会。贵阳医学院在军队武装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引起激烈冲突,90多人受伤,3人重伤。
5月27日 贵阳师范学院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被“四一一”派造反,双方剧烈冲突。
5月28日 中共中央批复贵州省革委,同意在贵州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贾启允。并通知也可以在西南地区的地方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李井泉。
△贵阳地区“支红”派217个组织联名发表批判“四一一”派的《形势分析》。
5月29日 贵州省革委颁布《贵州省农村集市贸易试行办法》,称农村集市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必要补充,但又有冲击计划市场、滋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消极作用,必须严格控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规定:粮食、棉花、油料和食用植物油脂,除国家指定的部门经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插手经营,在完成统购任务后,社员个人需出售的粮食,应当先卖给国家,少量的允许到附近集市进行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社员如果出售自留地生产的粮食、油料、棉花,只能卖给国家,不能进入集市贸易。烤烟、茶叶、肥猪、生漆、贵重中药材等,国家实行派购或指定部门收购的,不准进入集市贸易;鸡蛋必须首先卖给国家,但允许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在集市上少量调剂,这类物资,严禁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私自经营。不属于以上两类物资的,允许在集市上调剂有无,但严禁转手倒卖和投机贩运。耕畜交易,不准商贩参加。竹木制品,在完成与国家订立的合同后,允许生产队和社员的零星小竹木制品进入集市贸易。凡是已建立国营蔬菜机构的地区,生产队的蔬菜只能卖给国家;社员自留地种的菜,允许进入市场出售,但一般不能高于国家牌价。
5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贵州省话剧团“九·五”革命造反团《创作话剧〈西南的春雷〉的体会》,谈了“放手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开门创作”、“开门排练”等“经验”。
6月2日 贵州大学在军队、警察等武力保护下强行成立“支红”派一派掌权的革委会,遭到“四一一”派造反,发生剧烈冲突。
6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重要通知》,宣布从4日起将在《新贵州报》上公开点名批判“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和“贵州最大”的走资派贾启允。
△铜仁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6月4日 中共昆明军区委员会决定:李再含任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6月5日 贵州省军区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区各级机关、部队和民兵,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贾启允”斗倒斗臭。
6月6日 贵阳召开15万人大会,批斗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主要领导人贾启允、苗春亭、陈璞如等。
6月8日 冲击省红代会的大中学生组织成立贵阳地区“四一一兵团”,工人中的“四一一”派则成立了“支持四一一联络站”。
6月17日 到本日止,贵阳街头用于围剿“四一一”的宣传车已增至64部,高音喇叭增至172个。
6月19日 已在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夺权的“红旗战斗团”为要求释放其头头徐永春、张瑛举行罢工,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公开信,称罢工是走资派操纵的阴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要求受蒙蔽职工反戈一击。因罢工继续,28日再次发出第二封公开信。
6月26日 上午省总指挥部组织人员将省文革展览馆中的“四一一”派工作人员驱逐,遭到社会上广大群众反对,双方冲突中打伤7人。下午省革委组织3000人在展览馆外游行抗议“四一一”挑起武斗。当晚在医学院新教学楼和行政楼又发生武斗,打伤61人,国家财产遭到重大损失。
6月29日 贵阳师范学院“四一一”派文艺宣传队应邀去毕节参加“七一”庆祝演出,途中在大方县被省革委通知毕节地革委组织的农民阻拦围攻,断水断粮,砸烂汽车。贵阳“四一一”闻讯后派去解救的10辆公交车300名学生也在黔西县被农民围困,突围出去的人员在黔西县城组织了示威游行。
7月4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李立、孙昌德为副主任。
7月8日 晚8时,贵阳“四一一兵团”1300多人在大十字广场静坐绝食,要求省革委出面解除在大方对“四一一”派的围困,参与者多至5500人,省内外声援者达600多个单位。直到省军区派出汽车到大方将被围困的“四一一”300多人接回贵阳,绝食到12日凌晨2时结束,先后有409人昏倒送医院抢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群众大会,请大方县“贫下中农”控诉“四一一”在大方犯下的“罪行”,被发现假冒“贫下中农”的是省革委秘书处姜德久,“四一一”人员将姜德久与同姜一起的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康岩中等抓到工学院要求说清楚。省总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四一一”派绑架孙等。
7月13日 贵阳师院两派冲突,“支红”派占据印刷厂,“四一一”派占据了广播站,广播站遭到校外“支红”派围攻,校外“四一一”派闻讯赶来声援,双方上万人挤满校内外闹至次日。省总指挥部怀疑其核心组成员、省革委委员袁昌福暗通“四一一”,将其开除,袁遂公开站到“四一一”一边。
7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罢工要求释放徐永春、张瑛无果,乃组织数十辆汽车和该组织大部分工人前往贵阳,在市中心喷水池静坐示威。
7月25~30日 贵阳地区“四一一”派在工学院召开“四一一兵团”总部扩大会议,作出《十项决议》,要派出赴京控告团争取中央的支持和调解,并作好自卫准备。
7月29日 李再含在省军区召开的拥军爱民座谈会上讲话中将贵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党委委员熊胤笃打成“四一一”的黑后台。
7月31日 贵州省革委常委中第四号人物(分管宣传口兼《新贵州报》革委会主任)、新华社驻贵州记者戚休被迫到“四一一”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承认宣传“三股反动逆流”、“不打垮‘四一一’不是好汉”等是错误的。
8月1日 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改名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随后贵州各地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均取掉“毛泽东思想”的前缀。
8月2日 李再含模仿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光荣回到北京”那样组织10万人大会,欢迎孙昌德等“光荣回到省革委”。会后李再含亲率全副武装的部队示威游行,高呼“揪出四一一坏头头”、“揪出四一一黑后台”等口号。
8月初 孙昌德组织人撰写《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并指示《新贵州报》刊登,省广播电台广播,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达昭和党委委员熊胤笃诬为“四一一”的“黑后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
8月4日 李再含派出以李立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赴京向王力汇报请示。18日起贵州大肆宣传王力三点指示:“四一一”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李再含是个好同志;新华社驻贵州记者凡支持“四一一”的一律撤回北京。
8月4~6日 铜仁地区“三红”派与“支红”派大规模武斗,打死21人,时称“八五武斗”。“三红”派败退,陈老清、姜应中等11人被抓捕入狱,后于1971年3月31日无罪释放。江口、印江两县武斗持续到9月中旬。
8月5~6日 遵义两派在遵义县城南郊长溪桥武斗,遵义地革委委员、国防厂矿的井冈山战斗兵团负责人王廷瑞在武斗中身亡,地革委在丁字口设灵堂,组织数万人悼念。18日遵义市革委、人武部作出《关于开展向王廷瑞烈士学习的决定》。两派矛盾更加激化。
8月8日 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孙昌德打电话给铜仁“支红”派,鼓励其乘胜追击,把“三红”派“一小撮坏蛋”彻底打垮。
8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贵州省革委批发的“全省市场管理会议纪要”。
△兴义县两派武斗并砸县人武部军械库抢夺武器,发生流血事件。
8月15日 安顺运输公司“红旗”在贵阳静坐一月无果,于14日撤回安顺,本日遭到安顺“支红”派组织武装围攻,其总部所在之医务大楼被攻占。这是安顺两大派第一场大规模武斗,伤数十人。
8月17日 李再含布置镇压反对他的贵州工学院革命委员会和“四一一”派师生,省军区参谋长王彦才和孙昌德等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楼用电台指挥,抓捕200余人,打伤91人,打死在工学院参加“四一一”斗争史展览工作的九中高二学生俞昌宁。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设备,烧毁和流失的课桌椅及各种家具4000余件,价值近10力元。工学院被停水停电、中断粮油供应一个多月。随后,李再含从三线建设厂011系统、302厂、七冶公司、九化公司、贵州柴油机厂和贵州水泥厂等26个单位抽调3895人,组成省革委直接指挥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
8月19日 贵阳九中“四一一”派学生用车载俞昌宁遗体举行抗议游行。晚上消防队出动到市中心清除“四一一”派标语大字报,遭到群众以砖头石块围殴,消防队战士李光灿、黄旭柱2人被当场乱石砸死,后追认为烈士。
8月19~24日 李再含部署在贵阳市内对“四一一”派组织进行武装“踏平”,大批“四一一”人员被抓,被挂黑牌、含稻草游街、请罪。
8月21日 贵阳地区30万军民举行捍卫中央“六六通令”的集会游行。235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的紧急呼吁》,指抗暴者为“挑起武斗”,“踏平”者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权威”,称“对于敌视和破坏‘六六通令’,蓄意挑起武斗者,我们将发动文攻武卫的强大攻势,给予有力还击。”贵州农学院“卫红联络站”在校外“八一八兵团”支援下拨除了校内“四一一”派在综合大楼的据点,抓了“四一一”派的学生和教职工进行殴打、审问,并炮制了“四一一罪行展览”,组织校内外人员参观。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对“四一一”派突袭“踏平”,随后组建了专业武斗队“八二一兵团”。“四一一”派被抓捕、关押、游街批斗上万人,被打成重伤521人,活活打死工人农民3人。
8月22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文攻武卫”,制止武斗》。李再含组织的以三线厂工人为主的专业武斗队武装颠覆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于本日正式成立“八一八兵团”,集中了贵阳地区26个单位的武斗人员3895人。在此前后全省被武装“踏平”达26万人,其中外逃6万人。
8月23日 遵义县革委会发动武装镇压对立派的“八二三”行动。
8月24日 省总指挥部诬称贵阳医学院“四一一”派职工汪建华、学生柯威堂(华侨)是武斗祸首,进行通缉,于本日抓捕入狱,关押一年零八个月,直到李再含下台才得以无罪释放。
8月26日 毕节县革委会晚上出动“文攻武卫”人员取缔对立的“四二”派设在城区的指挥部,抄砸该派在县城一些单位的办公室并抓捕人员。
9月初 黔东南州和凯里县革委会强制取缔反对派“红总”。
9月5日 从5月7日至本日止,贵州新华印刷厂奉命印制的批判“四一一”材料达548700本,占同期印刷品总印数80%以上。
9月16日 “四一一”赴京部分群众在京西宾馆前静坐要求揪出李再含,绝食5天。
10月17日 贵州省革委全委会增选刘安民、康岩中为副主任。
△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撤销。
10月1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和中央军委〈重要通知〉的决定》。
11月13日 李再含发表关于解决兴义问题的讲话,认为兴义地区及各县是保守势力夺权,是死水一潭,提出对兴义地区已经建立的革委会要分别采取“改组、无效、否定、重建、接管”10字方针。此后该地区群众组织武斗升级。
11月22日 有昆明军区副政委职务的李再含对云南文革发表“要肃清薄一波的影响”(暗指昆明军区领导人李成芳原为薄一波老部下)的讲话,加剧了云南省军区与昆明军区的动乱。
11月26日 贵州“四一一”驻京联络站在清华大学王学文等学生大力支持下,印出了第一期油印小报《乌江评论》,共印400份。
12月10日 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接见“四一一”在京人员中的李树林、张国荃,询问所谓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张称材料还藏在贵州不敢带出来。杨成武嘱尽快带来交给中央。不久因发生“杨余傅事件”,杨成武下台,此事被李再含指称杨成武是“四一一”的后台,让贵州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进行追查,但因事涉邱会作,在李再含下台后公安厅这一专案工作被说成是“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直到林彪事件后邱会作也下台,此案才不了了之。
12月20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电告贵州省革委,同意由李再含、张明、李立、孙昌德、刘安民、康岩中、徐英年等七人组成贵州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李再含任组长。
12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在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组织的决定》
△贵州外逃的“四一一”派代表二百多人在北京清华大学二教楼会议厅举行全省代表大会,会期12天。

1968年

1月6日 贵州“四一一”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全省代表大会闭幕,成立贵州省“四一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袁昌福任司令员,邱富伦任政委,陈贤任参谋长(未到任前由耿铁任代参谋长)。研究确定以贵阳为中心,铜仁(东线)、毕节(西线)两地配合,分设三个“前线指挥部”。
1月12日~18日 贵州省革委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会议。会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0月至1969年1月,仅贵阳市就有15000多高、初中毕业生和178名社会青年到农村落户。
1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夺取我省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初步意见》。
1月18日 兴义县群众大会上两派发生武斗,兴义军分区战士曹连贵为保护群众中弹牺牲。
1月23日 “四一一”派在贵阳师院集会庆祝贵州夺权一周年后举行了游行,在市中心受到许多群众欢迎。
1月24日 李再含于5个月前武装颠覆贵州工学院革委会后,扶植该校“支红”派观点不到7%的师生成立另一个“新贵工革委会”。
2月7日 凯里县格冲公社格冲大队与挂丁公社洞下大队200余人因山林纠纷武斗,双方共受伤16人,洞下大队3人当场被乱枪打死。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新贵州报农村版》停刊。随即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主办的《贵州农民报》创刊。
2月10~15日 贵州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成立了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常设委员会。
2月11~20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毛泽东著作出版工作会议,决定1968年出版《毛泽东选集》240万册,《毛主席语录》900万本,毛泽东像600万张。
2月17日 贵州“四一一”西线指挥部袁昌福等到达四川与贵州交界的叙永县城,潘少炎等先潜入毕节了解情况,认定形势恶劣,无法开展工作,决定转移。袁昌福在毕节跨省派到叙永的两卡车抓捕人员到达前两小时逃离。
2月19日 毕节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3月6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政委、大专院校“四一一”负责人邱富伦从北京潜回贵阳后在华家山向大中学校“四一一”骨干传达北京召开的全省四一一代表大会情况,被事前得到情报的李再含调动“八一八兵团”包围,抓捕170多人。邱被捕后表示悔过,改名“邱自新”在《新贵州报》上发表了文章。
3月11日 陈贤组织孟关老知青和师院“四一一”派在贵阳市中心示威游行。省革委武斗队“八一八兵团”试图出来阻拦,遭到围观群众的袭击和围攻。
3月17日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袁昌福主持在重庆召开会议,确定在政治上坚定不移把反对李再含的斗争进行到底;策略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有节,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组织上任命陈贤为代政委,全权领导贵阳“四一一”的斗争等五条意见。袁昌福和北大学生张甦将五条意见写好交由从贵州来的一“四一一”派初中男生带回贵阳面交陈贤。该男生是直属贵州省革委保卫部的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安插的“卧底”,回到贵阳后先将信交公安厅动态组拍照然后才送交陈贤。
3月19日 凯里县革委、人武部转发省《关于赠送全省贫下中农农户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的决定》,规定赠送对象是贫农、下中农、中农,赠送时要以公社为单位举行隆重仪式。
3月中旬 贵州“四一一”总司令部副政委、西线指挥潘少炎离开毕节到贵阳途中在响水镇被“支红”派检查站查获,毒打(左耳打聋)后押回遵义批斗,再送到贵阳“八一八”学习班集中营。被抓进集中营的一些“四一一”骨干在毒刑拷打和精神折磨下均违心做了“检查”,还被登在《新贵州报》上。他们人人留下终身伤残,有的因而过早离世。
3月 “四一一”西线副司令何联栋(安顺二中教师)、安顺“117”派主要负责人之一梁作龙(安顺工校学生)等,被“支红”派抓获,五花大绑押到安顺大十字进行“战果展示”和批斗。
4月1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深入开展大批判,粉碎右倾翻案风》,全省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的“三反一粉碎”高潮,两个多月中推翻了两个地区革委会、28个县革委会,使20多个县革委处于瘫痪状态,平坝县革委流亡在外,榕江县及区、公社37个革委会全被武装颠覆。
△贵阳市革委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委会《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称在执行中共中央[68]31号文件第十条规定冻结坏人储蓄存款中,截至3月25日止,仅收到20个单位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通知,冻结115人的储蓄存款(包括家属9人)。还有不少部门未动,要求尽快将冻结名单上报。
4月初 陈贤逃到北京,成为在京“四一一”总司令部三人核心小组成员并代政委(在得知邱富伦被迫悔过后正式任政委)。跟随陈贤的初中男生是贵州省公安厅“113总队动态组”培训并发给活动经费及奖金的“卧底”,“四一一”的核心机密几乎全被李再含掌握。
4月14日 《新贵州报》头版套红宣布“贵州高原一片红”,欢呼贵州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5日省革委、省军区在贵阳召开大会,庆祝全省8个地、州、市革委会和85个县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省“一片红”。
4月1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停发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工资的通知》,规定从4月份起,对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每月给本人发生活费用15元;如其全家总收入每人平均不足15元的,可从停发工资中提取补至15元。停发的工资由各单位革命组织交县以上财政部门暂存,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动用。对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4月20日 李再含对都匀市文革作批示,认为都匀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没有揭开,阶级阵线不清”,“造反派受压”,“死水一潭,不乱一下不行”。
4月22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要打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把暗藏的叛徒、特务、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4月27日 贵州省革委成立揪叛徒领导小组,设立揪叛工作办事机构和清查敌伪档案小组。
4月 孙昌德主持铜仁地革委工作期间,以“坏头头”罪名抓捕铜仁五交公司工人廖笃甫、城关派出所所长何玉才、城关公社社员吴岱振、贵州工学院学生向玉昌4人,关押三个多月。
△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设六枝、盘县、水城三个特区。
5月7日 由老知青为主组建的“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的骨干邓金生、黄金鑫去四川搞武器后带手榴弹和短枪回到贵阳,下火车即遭到盯梢跟踪,在市中心河东路桥上邓金生被一“八一八兵团”人员抓住时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当场炸死3人,炸伤十余人。事件发生当晚至12日,“四一一”农民造反司令部遭到查抄搜捕,50多个知青与家属被拘押在贵州农学院,百余名知青被公社、大队管制办学习班,直到1970年底才获释。
5月15~22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各地、州、市革委会及省革委各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会后深入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一大批已经“解放”的领导干部又被“回炉”、“补课”,重新批斗。据全省85个县统计,文革前有县级领导干部814人,“三反一粉碎”前已经结合进革委会的134名干部中,被“回炉”、“补课”和拉下来的86名,占“三结合”干部的64.2%。
5月23日 因贵州红卫军流亡北京的杨延昭声称当初抄贵州日报社时抄到了李再含参与“二月兵变”的材料,被同住于北大第二教学楼的“四一一”人员追索有关材料,杨称材料藏在省军区,还说材料牵涉“周老三”(周恩来),你们敢不敢要?引起众怒,将他看管起来准备次日押送公安部。24日晨杨跳楼自杀。
5月24日 下午贵州省革委保卫部赴京人员在北大校文革配合下诱捕了陈贤。随后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包围二教学楼,拿着名单一个个对照抓“四一一”头目。“四一一”在京人员转移到清华大学。
5月29日 铜仁地区革委会召开万人大会,宣布被打垮的铜仁“三红”派部分骨干5月中旬在湖南吉首召开的会议为“吉首黑会”,称“三红”派是“反动势力大杂烩”,决不允许死灰复燃。
6月15日 《新贵州报》发表社论《公检法要彻底革命》,称“彻底揭开公检法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公检法,是当前反翻案、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月17日 都匀造反总指挥部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黔南州和都匀市、县各级各单位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中的“变色龙”、“小爬虫”,声称刮“红色台风”。
6月26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大会。
7月8日 因遵义地革委就当地“四一一”派要求解散“支红”派专业武斗组织“八二一兵团”和改组一派掌权的三代会问题报告请示,贵州省革委、省军区批复意见,肯定“八二一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解散,可以整顿提高;三代会有右倾要反对,但不能否定其大方向。
7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把揪叛徒领导小组和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等多方面力量统一使用,建立“对敌作战指挥部”,各专(州、市)、县要在7月20日左右把这个班子普遍建立起来。
7月12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城乡居民棉布定量的通知〉的通知》,规定今后不分城乡,统一按商业部核定贵州省每人基本棉布定量7.9尺安排,布票一次发放,不再分期。使用期限到本年12月底止。
7月1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成立“贵阳地区敬塑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筹建委员会”的通知》。
7月14日 北京航空学院在贵州小河电机厂实习的40多个学生经三个多月调查研究以“北航红旗”名义写出公开信,对贵州文革提出意见,为“四一一”翻案。
7月17日 全国十多个省市受压的造反派组织在京代表由广东“旗派”领袖武传斌召集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座谈会。贵州“四一一”派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因有人(辽宁“八三一”)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造反派联络站”以沟通情况,引起中央高度警觉,将之定性为“北航黑会”,并严加追查。
7月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毛主席像章制作座谈会,提出“制作像章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体现,是一项极为严肃而光荣的政治任务”,要求制作像章所需要的材料,各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优先供应。
7月27日 原住北大的贵州“四一一”人员被赶出北大后住到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十号楼。“七二七”工人进校后遭到围攻时,袁昌福向攻楼的工人扔了一颗手榴弹教练弹,后为此遭到关押审查,曾被康生点名称为“四一一”中的坏人。
8月2日 针对铜仁地区江口、石阡、沿河等县两派夺权发生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作出决定,要求全面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放回互相抓扣人员,打死人的要偿命,罢工、停产的煽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要负政治经济责任,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
8月22日 凯里县革委政工组报告:调查组建立的“红总”和“红总地下复仇军”档案及走资派反对新生红色政权的资料被盗走140份之多,现已追回122份,尚有部分而且是很有价值的档案未追回。县革委、人武部要求迅速查清。
8月23日 第一批工宣队5000人进驻贵阳80个大中学校和“老大难”单位。
9月1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贵州日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贵州分社要切实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各地州市在革委会领导下统一办好一种报纸,县以下一律不办小报和刊物,整顿全省小报。
△铜仁地区“支红”派“八县联军”开赴沿河县参加武斗。
9月16~18日 因兴义县支持省革委的一派失利,李再含擅自动用部队,由省革委副主任康岩中率省军区独立师一个连到兴义攻打安龙县龙广区对立派,17日在安龙普坪对射中战士死1人伤2人。李再含再调部队并调集贵阳“八一八兵团”和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人员参战,打死9人,逼死1人,重伤致残12(一说14)人。700多俘虏被关进所谓学习班,200多户贫下中农被抄家。
9月19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所属文艺单位演出问题的通知》,称地区所属文艺团体,除地革委指定演出任务外,原则上停止演出,集中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各文艺团体外出演出,必须先报地革委政工组审批,外单位借用地区所属文艺单位演出人员,亦须经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地属各单位业余编排的节目,必须经单位革委申报地革委政工组批准后才能演出。
9月29日 贵州工学院新贵工革委会和军代表、工宣队组织了全院“政治大扫除”,抄家100余户。
11月21日 中央军委就“龙广事件”发出通报,批评李再含“更为严重的是……不请示,不报告,擅自将在兴义支左的部队调到安龙县龙广区向贫下中农开枪,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严重影响了军民关系。”李再含将责任推给在当地支左的7611部队。随后7611部队被调防云南,离贵州时几辆军车绕经贵阳市区高呼“打倒李再含”口号。
10月12~1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工作会议,确定大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大部分干部送到干校“改造”。
11月8~22日 中共贵州省革命委员会领导核心小组党员代表会议在贵阳召开。在排斥了广大党员、老干部和原省委绝大多数委员的情况下,产生了出席中共“九大”的18名代表。
11月15日 安顺老三届第一批下乡知青约五百多人,在地、市革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之后赴农村插队落户。
12月11日 遵义县人武部和县革委组建的专业武斗队“八二三兵团”调集一千多农民和一百多矿工武装攻打对立派占据的湘江电灌大楼。
12月15日 贵州省革委徐英年在兴义指使“支红”派攻打兴义县手管局办公楼(场坝街),群众和小孩4人中弹身亡,伤31人。
△赤水两派武斗,双方各死1人,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到1969年2月9日止共死131人,2460人被抓扣毒打,其中打伤致残422人,数万群众流离失所,据不完全统计,群众在逃亡中生小孩120人,因环境恶劣死去的产妇、婴儿、老人、小孩30多人。国家经济损失288.41万元,损失粮食205.43万斤。

1969年

1月9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生产领导小组《关于上海市2万知识青年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安置意见的报告》。这批上海知青分配给黔东南州、黔南州、遵义地区各5000名,铜仁地区2000名,安顺地区3000名。
1月20~25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全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会议,提出要集中领导、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专案力量,力争在一季度把清队工作搞出结果。
2月6日 贵州农学院召开大会庆祝“夺权两周年”,因进驻农学院的前后两批工宣队分别来自贵阳红星拖拉机厂和水城铁路十三处,在院革委常委中各支持一部分人,形成对立,在大会上各喊各的口号,闹得乌烟瘴气。
2月18日 兴义地区册亨县革委会“邀请”兴义、兴仁、安龙等县武斗队到册亨围剿冗渡、巧马等地对立派群众组织,打死3人,重伤8人,许多人被俘后遭到毒打。时称“二月清乡”。
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召开电话会议,欢迎首批上海知识青年1000名来贵州农村落户。
2月24日 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解决贵州问题会议。
3月1日 安顺地区平坝县发生围打部分单位军宣队、工宣队事件。
3月11日 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爆发两派武斗,两天中死2人伤4人。
3月 在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李再含同志骄傲自满,沾沾自喜,站在一派很不好。”“对中央是报喜不报忧,甚至不请示不报告。……对的全是你的,不对的全是下边的。”“你的问题康老谈了,还是一批二保,担子还是你担。”李再含采取两面派手法,被迫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四一一”成员。
3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简称“两个红五条”),强调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
△大方县两派在六龙公社与五凤公社交界处武斗进入第三天,县城掌权派前去支援的人车遭到伏击死4人,将4具尸体运回县城中心大十字表示抗议。
4月8日 安顺市两派在市中心大十字武斗,开枪打伤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3人,打死过往群众2人。
4月19日 结束地下活动状态的贵阳地区“四一一”联席会议勤务组成立,驻紫林庵“黑大楼”。联席会议在汽车三场、建工大楼、黑大楼及郊外的清镇电厂、贵州水泥厂、贵阳钢铁厂、新添光学仪器厂等处建了集中活动的“据点”。
4月28日 因中央要求解散贵州跨行业的专业武斗组织“八一八兵团”,“八一八”被迫撤销,改头换面另成立“捍三红”。
4月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再含成为候补中央委员。
5月4日 遵义市“四一一”派数百人游行示威,冲击市革委和人武部,市革委派人镇压,混乱中开枪打死1人。
5月9日 按中央“备战”和支援三线建设的方针,从文革前即已开始筹备的大连医学院南迁贵州遵义的教职工、家属和64、65两届学生共2636人,本日到达遵义,建立遵义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5月16日 都匀市建筑公司以市建大楼为据点,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等单位对立派展开攻防战,死1人伤数十人。
5月17日 普定县人武部军械库枪支弹药被抢。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告》,要求抢走的武器弹药必须立即交回,否则按违犯国法论处。
5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处理贵州问题的两个报告([69]25号文件)。省革委的报告中说:“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我们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中央及时纠正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教育,坚决检查,坚决改正。”
5月27~29日 外逃松桃苗族自治县的数百铜仁“三红”派人员在松桃武斗人员支援下打回铜仁,基本控制县城。武斗中双方死伤数十人。武斗停息后,松桃武斗人员枪杀了几个对方俘虏。
5月29日 遵义县三台供销社“革联指”(掌权派)刘立清4月16日在冲突中杀死对立派吴正明,杀伤2人,被公检法军管会拘捕,三台区“革联指”4月20日贴出“保卫红色政权有功,自卫反击无罪”大标语,经积极活动后于本日将刘立清从狱中接出并戴上大红花。直到12月10日解放军0276部队到遵义县支左后,才由公检法军管组将刘重新收监,后判处有期徒刑20年。
5月29日~6月1日 遵义地革委、军分区组织“支红”派围攻“四一一”派的聚集点遵义卫校,断水断电断粮,“四一一”派被迫转移到高桥军营。
6月3日 遵义市革委会调集郊区三个公社的民兵武装围攻已经撤入军营的“四一一”派群众。
6月4~5日 遵义县“群众专政指挥部”调集城郊民兵武装攻打“红联司”总部所在地湘江电灌大楼。“红联司”人员于4日夜撤离。“群专”于5日中午进占该楼。“红联司”派群众纷纷外逃避难。
6月7日 经中央批准,增补何光宇(省军区司令员)、张琦(0276部队政委)、刘金池(独立师师长)、张健民、罗锡康为贵州省革委副主任,并为省革委领导核心小组成员。
6月8~13日 李再含在贵阳花溪301小别墅召开“支红”派头目绝密交底会,确定了对“四一一”总体上承认,下边具体交基层革委会处理的方针。
6月9日 贵州农学院因几个小孩夜间潜入图书馆偷书,以火照明,引起火灾,烧毁图书五万多册,图书馆房屋遭到破坏。
6月10~11日 都匀市建公司与铁道部都匀桥梁厂两派再次在市建大楼展开攻防战,参战人员上千,持续19小时,死2人伤残多人。战后又有围观群众踩响楼前埋设的地雷,死1人伤4人。
6月19日 都匀县墨冲区人武部部长陈某在县人武部支持下调动区民兵,与县“支红”派头头杨某配合,清晨武装袭击对立派,打死4人,重伤多人。后陈某被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工作籍,留用察看一年;杨某被开除党籍、工作籍,判刑劳改。
6月23日 遵义县革委、县人武部以“消灭反革命特务”名义调集鸭溪、泮水大批武装民兵配合县“群专”武装,围剿外逃西安公社中坪大队第六生产队避难的“红联司”派群众,开枪打死“红联司”派县革委副主任张道福和水利局干部李增孝,打残县计委干部黎风波,抓捕32名“红联司”群众在西安、泮水、鸭溪等地游街示众后关押刑讯。
6月27日 安顺“117”派的最后据点汽车运输公司被“支红”派围攻数月后陷落。“117”派许多工人和学生于26日深夜撤入与李再含对立的昆明军区派驻安顺某团驻地安顺北兵营内,避免了一场血腥武斗。此前“支红”派偷袭安运司外围山头堡垒龙井山的武斗中,安运司工人被打死1人。
6月28日 “捍三红”攻打并“踏平”“四一一”派控制的安顺运输公司。
6月29日 普定县“八三”兵团在安顺运输公司“红旗”、贵阳“四一一”、织金“捍红”等支援下攻占坪上区一派掌权的革委会。安顺地革委、军分区发出通报,称这是武装颠覆革委会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7月9日 李再含背着核心组向工代会布置调动工人进城端掉“四一一”派据点,要求不能拖到8月。
7月17日 贵州省革委、省军区认为铜仁问题是军分区搞垮了革委会、“武装反夺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政治事件”,以联席会议名义向铜仁派出80余人的军宣队进驻县城。铜仁军分区认为这样变相调动建制部队是违反中央军委规定的,并认为目前铜仁形势是好的,地革委、军分区有能力进一步稳定局势。只要省里迅速纠正在铜仁问题上的错误,铜仁必将更加稳定。
7月18日 铜仁军分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昆明军区党委发出紧急电报,称在上下级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就派出军宣队,必然造成军队打内战,敌人钻空子,激起群众间的武斗。未经中央批准而进驻铜仁的军宣队应该迅速撤离。几天后省里派来的军宣队撤走。
7月19日 修文县人武部和县革委会调集“支红”派农村民兵和工厂武斗队上千人凌晨开始攻打“五二五”派占据的县革委招待所大楼,射击枪弹1.7万多发,守楼者被迫投降,俘虏遭到拷打审问,有的被关进监狱。
7月23~25日 “捍三红”攻打清镇发电厂,“四一一”派据点被“踏平”,死6人,伤70余人,主厂房设备被炸坏。
7月29日 李再含以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为由擅自动用独立师一个连,又调动“捍三红”武斗队和省射击队等,在贵阳市中心延安路一带、紫林庵广场周围开枪射击“四一一”派各据点,打死54人,伤123人(一说打死55人,打伤108人),死者中除“四一一”派宣传车两位女中学生播音员田成琴、程明珠外,其他多是过路或看热闹的无辜群众,最小者是4岁幼儿。死者被草草埋进一大坑,被0276部队得知后把尸体全部挖出照相后将照片报送中央。
7月31日 普定县城内爆发文革以来安顺地区最严重的武斗,持续到8月中旬,双方死伤数十人,炸毁房屋多处,数百户被抄家。
8月1日 周恩来派新华社记者组乘专机赴贵阳调查“七二九”事件和铜仁武斗情况。
8月31日~10月18日 中央将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及各地(州、市)革委会、军分区的负责人和部分群众组织负责人共87人集中到北京举办学习班解决贵州问题,对李再含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斥责李再含:“你任意为所欲为,不能容忍,不能再等待了。”9月2日、20日周恩来两次接见贵州班全体学员。
9月24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给毛泽东呈报《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说,由于李再含等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派性,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派态度,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使贵州形势越来越严重,全省出现了较大的反复。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以来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一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报告对充实和调整贵州省领导班子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9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486部队进驻铜仁支左,协助军分区、人武部搞好两派联合,对各级革委会进行补台。1971年底完成任务后离开。
10月18日 解决贵州问题学习班结束,中央领导人深夜至次日凌晨接见贵州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贵州问题根子在领导,在省革委,主要在李再含同志。严厉批评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并说:你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你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一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康生斥责李再含说,你到时候了,说你是小太阳,这个太阳落下去了,有人把你说成“大树底下好乘凉”,林副主席讲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大树底下好乘凉。你不要说大树了,连稻草都不如。
10月26日 中共中央下发对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解决贵州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l969]71号文件),李再含留北京检查学习,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代理省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主持贵州工作;调四十三军军长张荣森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一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何光宇、石新安、李立、张明、罗锡康、张健民、刘兴胜、鲍德金、张琦、朱德兰、刘绍贤、徐英年等12人为核心小组成员。调6908部队进驻贵州担任支左工作。贵州省革委的报告中具体列举了一些革委会需要补台的情况,如两派长期严重对立甚至发生武斗的印江、织金、威宁、水城各县,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先后两次组织革命委员会的平坝、镇宁、安龙、册亨、贞丰、普安、盘县、兴仁、兴义、望谟、晴隆、三都、瓮安、福泉、铜仁、石阡、赤水各县和兴义地革委、铜仁地革委,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革命委员会出现了分裂的如从江、榕江、剑河、松桃、江口、沿河、普定各县等等,都要进行补台。
11月13~2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县以上干部2202人开会,按照中央[l969]71号文件精神揭发批判李再含等人的严重错误,同时决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地各单位宣讲中央指示精神。
11月20日~1970年1月20日 中共贵州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贵州驻军支左领导小组,集中兴义地区和26个县的革委会成员、群众组织代表、军代表及各军分区负责人共1034人办学习班,揭发批判李再含的错误,解决派性矛盾等问题。
11月25日~1970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调集贵州省革委办事机构工作人员,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部分干部,省工代会、三线建设部分重要厂矿、各大学两派部分头头,各地州市和部分县与基层单位两派头头等共2019人到北京办学习班。
12月27日 周恩来在接见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赴京学习全体同志时讲话中谈到原五十四军政委蓝亦农已调贵州任领导、贵州工作有起色时说:“春雷”又响了。“西南的春雷”嘛。开始响了,后来打闷了。现在春雷又响了。
12月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省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对全省53个县、269个单位进行了首批“补台”工作。

1970年

1月5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我省1970年人民防空工作意见的报告》,其中第一步是清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他们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有关城市人口疏散计划中将贵阳、遵义、安顺、都匀定为人口疏散重点市。
1月16日 遵义市革委生产领导小组转发地区生产领导小组关于食盐计划供应的《电报》,称全省目前食盐库存较少,运力较紧,从1月15日起全省实行食盐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在8两至1斤2两内各地自行确定,2月1日起,每人每月食盐供应由1月份的0.65公斤改为0.60公斤。
2月3日 中央军委决定增派700多名军队干部赴黔支左。
2月10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对城市中的几种人进行清查处理的通知》,规定遣送对象为:①明确了地、富、反、坏、右身份的(包括摘帽子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②查有确实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③在文革中清查出来,按照规定手续定了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④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⑤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以上和职业办道分子;⑥品质恶劣、流氓成性,政治骗子,盗窃、投机倒把、招摇撞骗、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的分子;⑦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和解除管制后查有实据的仍在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⑧在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杀、被关、被斗的阶级敌人的亲属,心怀不满、坚持反动立场、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凡被遣送人员的户口粮食关系要随同本人迁走,依靠被遣送人员生活的家属、子女,政治上是疏散人员的待遇,要动员他们随同遣送人员疏散离去。同时批转的省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关于进行城市人口疏散的请示报告》中规定了对无正式职业的街道居民,退休和离职休养的干部、职工和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和无演出任务的文艺单位等九种需要疏散的人员和单位。随后,全省开始了大规模的疏散工作。至l970年12月底,全省共疏散下放城镇闲散人口和遣送所谓“五类”分子共107350人。
3月20日 安顺知青出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自发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案涉四个知青、四个农民(最小者12岁)。为首者高守亚(初中六八届知青)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三年,1979年获得平反。
5月10日 贵阳市建筑一公司女技术员马绵征因认定江青、林彪是毛泽东身边的两颗“定时炸弹”,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呼喊“打倒江青!打倒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贵阳市“一打三反”万人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五花大绑、钢牙套堵嘴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后枪决,终年30岁。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被中共贵阳市委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贵州省革委批准为革命烈士。
5月~7月 铜仁县革委会按照省里疏散人口部署,遣送住在城镇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530余人,526户,并将其无正式职业的家属子女随同下放农村,还规定下放后不得安置在公路沿线,厂矿附近和“三防”(防空、防特、防匪)地区。
7月27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建立县以上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通知〉。此后全省县以上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陆续建立。
8月3日 贵州省石阡县中学教师曾庆华,因反对文革的一整套作法,于1970年2月7日专程到刘少奇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提出要“参观刘主席故居”,被当地逮捕。押回石阡后遭到残酷批斗、吊打、游街。在狱中曾绝食九天。本日全县召开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获得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迁葬石阡县烈士陵园。
9月6日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精神,贵州省革委、省军区发布《关于动员民兵参加湘黔铁路会战的命令》,在全省分两批共组织30万民兵配合专业铁路施工队伍参加湘黔铁路会战。
9月7日 17点30分,上海至重庆的32次旅客列车行进在龙里至老罗堡之间的铁路桥上时发生翻车事故,死37人,伤133人。
8月4~13日 贵州省农村工作会议在遵义召开,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倡议书》。
9月22日 三线厂011系统试制的第一架歼6―Ⅲ飞机试飞成功。
10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撤销原贵阳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阳业余工学院、贵阳半农半读师范专科学校、贵州函授学院,保留贵州大学、贵州工学院、贵州农学院、贵阳医学院、贵阳中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12月2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撤销西南煤炭建设指挥部,建立六盘水地区革命委员会。
12月21日 贵州省革委转发贵阳市革委《关于处理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主要内容有:①确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②属于尚未定性的被审查人员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应待问题查清后,按情况进行处理。如他们生活确有困难,经上级批准,可准予提用少量存款;③凡不属上述人员被冻结在银行的储蓄存款,由所在单位革委会作出决定,由相当县一级机关通知银行予以解冻。
12月 安顺地革委统计,本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以来,全地区共揭发政治案件12631起,已查证落实8157起,经济案件30341起,已查证落实27135起;追赃退赔总金额1216万元。
△都匀市、县在“一打三反”中揭发各种案件4120件,查证落实3414件,判死刑1人,有期徒刑101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74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237人,追缴赃款79.03万元。不少冤假错案到1978年后陆续平反。

1971年

1月5~13日 贵州省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在贵阳召开。
2月3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省革命委员会补台协商代表会议工作方案》,承认现省革委基本上是一派掌权,提出了对省革委成员的撤、免、增补原则和调整意见以及补台的方法、步骤。
1月18日 遵义市革委劳动工资局在1970年招收新职工的总结中称,1970年国家下达招工的46个单位,计划招收3436人,其中全民所有制2976人,集体所有制460人,由于全市四年多没有招工,到年初社会上等待工作的达2万多人,文革前全市等待工作的和招工人数比例是2.5比1(两个半人招一个),1971年是7比1。
2月18日~4月1日 贵州省第二十次公安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周恩来在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上的讲话。
3月4日~4月3日 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进行整风,点名批判了李再含。结束时蓝亦农作总结报告。
5月 毛泽东批准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称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批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5月7~14日 中共贵州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遵义举行,出席会议代表812人,蓝亦农代表中共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会议产生中共贵州省第三届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批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为副书记,马扶增等16人为省委常委。
5月17~22日 贵州省革委举行补台协商会议,省革委委员由原来的109人调整至205人。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补台意见;同意蓝亦农等205人为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同意蓝亦农、张荣森等34人为贵州省革委常委,同意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主任;同意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职务,免去刘安民、刘金池、康岩中省革委副主任职务,免去李再含等8人的省革委常委职务,免去李再含等44人的省革委委员职务。补台协商会议期间的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李再含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7月15日 贵州省革委通知省属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领导,要求原主管局与接收地区充分协商,切实帮助地区做好下放企业的产供销衔接工作。
7月29日~8月7日 中共贵州省军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建立了蓝亦农为第一书记、张荣森为第二书记的新的军区党委。
8月6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1971]51号文件精神认真做好我省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指出贵州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不好,1970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1.8‰,有的地方高达42‰。
8月~9月 贵州省公安厅军管会在7578部队龙洞堡柏腊山教导大队驻地举办清查李再含当政时期省公安厅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及其直属动态组的“反革命罪行”学习班,清查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两条:①借追查贵州“四一一”与所谓“杨余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党集团的关系之名,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②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特务手段,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甚至让未成年的初中学生以谈恋爱方式去刺探情报,一长相漂亮的初中女生因执行这一“光荣任务”与另一男生发生感情纠葛遭泼硫酸毁容)。清查重点对象是原113总队“四一一”专案组负责人高蟾光及下属“动态组”负责人刘祖鑫。因李再含下台后有关人员已将重要材料销毁,清查难于突破。到9月下旬准备开始对康岩中进行重点清查时,却因突发“九一三”事件,学习班宣布撤销。
9月10日~10月15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的精神。
9月26日 贵州省最大的双曲拱桥——绥阳县太白村险峰桥建成通车,该桥全长120米,宽7米,空跨88米。
10月3~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和地、州、市委以及省军区、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揭露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通知。
10月7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革委办公室外事组《关于增加开放参观点的报告》,同意开放遵义市,还提出贵阳、遵义两市开放的工厂、农村、医院名单。
11月16日~12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了1972年全省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和外贸计划以及农业机械化规划。
11月27日 贵阳地区原“四一一”负责人及骨干自蓝亦农主政以来第一次聚会,由补台进入省革委任副主任的田子明通报:蓝亦农、张荣森已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错误,上了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中央将再次解决贵州问题,“支红”派的康岩中等已经抢先行动去北京告状,说贵州在蓝、张主持下是“四一一”一派掌权。“四一一”必须赶紧行动。决定由省文联伍律执笔起草了以贵阳地区“四一一”省市革委会成员名义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

1972年

1月25~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1972]4号文件),部署在全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
1月31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传达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的意见》,规定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中央4号文件。
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人民保卫部《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请示报告》,称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仍然嚣张,隐藏的阶级敌人还搞得不彻底,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很激烈,全省的“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必须继续开展,决不能半途而废。
2月23日~3月1日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有各地、州(市)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省级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参加的省委农业学大寨检查团一行34人,到全省各地检查农业学大寨情况。
3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决定在全省开展铁路、水路、公路联合运输,并成立省交通运输领导小组,对全省运输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指挥。
3月25日 《贵州日报》报道:我省7所高等院校开始招生,省外55所高校亦同时在我省招生,我省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1972年全省招生3800人。
4月10日 中共遵义市委提出对“一打三反”运动的意见,决定恢复“一打三反”办公室,使运动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深入,称目前全市共揭出政治、经济案件线索3152起,查证落实2169起,定案处理1561人,经济退赔33.79万元,但运动发展不平衡,还有20%的死角,要求突破“老大难”和死角单位。
6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革委政治部《贵州省农村广播网经验交流会纪要》,称目前所有县、市都有广播站,区、社广播站建立1100个,61%的大队和57%的生产队都通了广播,近40%的农户安上了喇叭,有17个县基本普及了农村广播网。个别县实现了由县到公社的广播载波化。
6月25~30日 贵州省参加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石新安、吴向必五人留京参加贵州工作会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针对蓝亦农等人的态度指出,贵州的揭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出现了很大阻力,阻碍了运动深入发展。
7月1~10日 全省林业工作会议在锦屏县召开,制定了全省林业发展规划,提出“扎扎实实奋战十年,基本绿化贵州高原”,因地制宜发展桐、茶、漆、核桃、竹子等经济林木。
8月4日~9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的9月3日,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李立等十三人被中央召到北京汇报会议情况,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周兴主持,对蓝亦农等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8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工农兵广大群众,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听取传达。
9月15日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中发[1972]38号文件),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对批林整风中批判了蓝亦农后贵州有人为李再含翻案一事指出:“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对造成大量冤案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则认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同日,中央决定派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鲁瑞林和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郭超(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长)率工作组到贵州“帮助工作”。
10月12~29日 全国排球区赛(贵阳赛区)在贵阳新体育场举行。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分区排球比赛。400多名来自上海、辽宁、河南、山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贵州省、贵阳市的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
10月13日 湘黔铁路在贵州施秉县翁塘车站接轨通车。湘黔铁路全长902公里,东与株洲至上海的铁路相接,西与贵阳至昆明的铁路联通,在中国南方构成与陇海线平行、横贯东西的第二条铁路大干线。1975年1月1日全线交付营运。
11月7~14日 贵州省革委政治部召开全省青年工作座谈会,决定成立省、地、县各级团代会的筹备机构,在基层整团建团的基础上,逐步召开各级团代会,成立各级团委。
12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要求全省所有城镇和机关、厂矿、学校、企事业单位等,要对户口和吃粮人口,各种补助粮、饲料粮和行业用粮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普查,根据存在的问题,分别情况,妥善处理。工商行业用粮要坚持专粮专用,严格管理;饲料用粮必须经过粮食部门核实后,实行发证、定点供应;压缩吃商品粮人口。提倡有啥吃啥,粗细兼吃,推广代用品;改进菜农粮食供应,严格纪律、制度。
12月 凯里县遣送、下放在“一打三反”、“清队”、清查“五一六”中被认为“有问题”的110户226人到农村落户(到1980年底全部落实政策,予以改正,大部分收回安排工作)。

1973年

1月14日 《贵州日报》报道,乌江航道整治工作成绩显著,省内航线延伸到268公里,能行驶60吨机动客货轮。
△民航成都管理局伊尔14型644号客机在贵阳磊庄机场着陆时撞山失事,机上7名机组人员和22名旅客全部遇难。
2月1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贵州省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征收办法(草案)》和《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征收工商税试行办法(草案)》。
2月17日 安顺地革委发出《关于文革以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者的家属可给予抚恤照顾的问题的意见》,称文革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不定为叛党或畏罪自杀的,可按意外死亡按有关规定对家属抚恤或补助;对确属畏罪自杀或叛党自杀的,对其家属不予抚恤,但要加强教育争取工作;对错被拘捕致死的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经济损失应先从冤狱费中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从社会救济费中酌予照顾。
2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建委《关于加强对集体所有制建筑队伍管理的报告》,称要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建筑副业队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坚决取缔地下包工队,清除混进建筑队伍中的坏人。同时批转省建委《关于清理外省在我省的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建筑副业队的报告》,从1973年4月1日起,凡未经批准而使用省外集体所有制建筑队和农村副业队施工的,银行拒绝拨款。
2月26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撤销贵州省革委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部,陆续恢复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至此,省委和省革委工作机构分署办公,设立省革委农林、财贸、工交、政法、科教等办公室。
2月28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力争1973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23‰左右,力争1975年城镇降到10‰左右,农村降到15‰以下。
4月13日 中共安顺地委通报全地区农村社员生活情况:缺粮队占总队数的57%;缺粮农户占总户数的32.7%;全区已供应返销粮2143万斤,发放无息贷款115万元,救济款226万元。
4月15~17日 陈永贵受中共中央指派,经四川到贵州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先后在遵义、铜仁、贵阳作报告。在贵阳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大会时,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与张甦(北大中文系贵州籍学生,已毕业分配到贵州橡胶总厂子弟中学任教)商量后由张以“贵州革命群众”名义起草了反映贵州问题的大字报《致陈永贵同志的公开信》,称贵州批林整风运动没有抓住要害,要害就是蓝亦农、张荣森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蓝、张批“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批无产阶级革命派,目的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蓝、张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革命群众,制造的众多冤假错案至今许多没有平反。大字报要求陈永贵把上述意见带给毛主席、党中央。大字报于中午贴到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百货公司旁。
4月27日~5月2日 共青团贵州省委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选出新的团省委领导班子,原“四一一”派领袖、老知青陈贤成为团省委副书记。
5月17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省军区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5月 中共中央决定派曾被中央宣布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李葆华到贵州工作。
6月2~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按照安排“选出”鲁瑞林、李葆华等17名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16日 中共安顺地委呈报《关于要求增加二三季度粮食调拨计划的紧急请示报告》,称预计到9月底粮食库存仅为1019万斤,仅为近年最低库存数的五分之一,绝大多数供应点将脱销。为确保军需民用,要求省委将安顺地区粮食调入计划增为1.3亿斤。
6月23日 贵州省革委批准1973年招收中专、技工学校学生16720人。随后陆续恢复或新建了省邮电学校、省体育学校、省冶金学校、省工业管理学校等中专学校和贵阳矿山机器厂技校等技工学校。
7月11日 凯里县委工作组调查受灾严重粮食歉收的旁海、凯棠两公社6个大队30个生产队人员外流情况,这些队1451户外流1024户,占总户数的72.5%,外流劳动力1140人(成年人),占总劳动力2969人的38.4%。对这些队给予了相当数量的口粮供应和无偿救济。
7月 水城原“四一一”派头头吴成福、宫新华带领几十人到贵阳上访,要求省委落实政策。
8月27日~9月8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省、州、市、地、县各级科技管理机构改建为科学技术委员会。
9月2日 中共遵义地委转发遵义市委《关于整顿社会治安的报告》,称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反革命案件不断发生,刑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要求力争社会治安情况尽快好转。
9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李葆华任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荣森、吴向必任省委书记,贾庭三、李立、何光宇任省委副书记,马扶增、石新安、刘兴胜、、陈行庚、李庭桂、张明、张琦、张玉环、张健民、韩风、傅爱农任省委常委。
9月21日~10月4日 贵州省革委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9月30日 中共安顺地委批转清镇县委《关于我县部分农村妇女与城镇居民和厂矿职工结婚后所在生产队不让其参加生产劳动和分配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要求各县(市)委检查解决。
9月 中共“十大”结束之后,在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泽东提倡“反潮流”精神的鼓舞下,贵阳街头又开始出现原两派头头或骨干的大字报。
10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革委城市人口疏散下放办公室《关于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落实政策中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试行草案)》,提出,对于《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所列的“十种人”,原已遣送或已疏散下放农村落户的,不准返回城市,倒流城市的,应立即返回,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年老病残,不能单独生活,农村无依靠,城市又有人赡养,以及个别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以迁回城市落户。对于不属于“十种人”的人员,原有工作的,可由原单位收回或就地适当安排工作,战备疏散中辞退或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不能收回复工。原疏散下放的干部、职工,符合国务院退休规定的,可改为退休。
11月7日 鲁瑞林等贵州领导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贵州批林整风和工农商业情况。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指出,贵州的教训之一,就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动不动就整广大群众和干部,贵州不能再“翻烧饼”了。1974年12月25日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了这次《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1月30日~12月4日 贵州省第三次妇代会召开,原“四一一”播音员高筑花当上省妇联副主任。
12月19~28日 贵州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召开。原“支红”派罗锡康任省总工会主任,原“四一一”派领袖袁昌福当上省总工会常委。

1974年

1月3日 铜仁县瓦屋公社大寨黄生产队发生回乡女知青黄久玉被家族逼婚事件,被漾头区委得知后前去制止,事后县委发出通报,对以家族名义进行逼婚、抢婚的为首者进行了批评教育和处分。
1月9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政策、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
1月27日~2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省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其间2月2日省委在贵阳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2月5日 中共铜仁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城乡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调查报告》,将《封神榜》、《西厢记》、《包公案》、《镜花缘》、《万年历》等列为坏书,不准看;将《月儿弯弯照九州》、《天仙配》、《四季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列为坏歌,不准唱。
3月4日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要求,中共贵州省委发出《重要通知》,决定要全省范围内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狠狠打击主犯。
3月初 袁昌福为首成立“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林批孔总司令部”并在总工会挂牌办公,在闹市区贴出《成立宣言》。但许多原头头和骨干都拒绝参加。
4月4~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师级以上干部深入批林批孔动员会,袁昌福率原“四一一”派数百人,杨世才(贵阳钢铁厂电工)率原“支红”派数百人到省军区礼堂冲进会场,经在主席台上与省委第一书记鲁瑞林谈判,鲁与省委其他领导人商量后同意“听取群众意见”,让袁等相继上台做了长篇发言。。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第一条就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次日袁昌福得知后撤销了“批林批孔总司令部”。
3月~5月 康岩中等原省公安厅“113总队”被撤职、调离、处分的数十人要求“落实政策”翻案,日夜纠缠围攻新上任的贵州省公安局(原公安厅被“砸烂”后新建的省公安局)局长贾贯之连续两个多月,致贾被逼致死。
5月9~15日 凯里县委在大风洞召开批林批孔搞好春耕现场会,“联系实际”对包产到户的193个队纠正了68个队,分田分土到户的86个队纠正了67个队,副业大包干的402个队纠正了150个队。
5月25日 中共遵义市委成立清查领导小组,重点清查黄色小说《少女之心》,同时取缔坏书、坏戏、坏画、坏歌曲、地下俱乐部、私营茶馆及迷信活动。
5月 袁昌福发起批判上任不到一年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鲁瑞林。
6月9日 兴义地区八县知青(主要是原“四一一”派成员)100多人到兴义游行集会,要求地革委释放在1972年判刑20年的兴义一中“四一一”派学生领袖罗安义,遭到镇压。与会的贵阳十七中下乡知青杨兴祥被警察开枪打死。知青们以车载尸体到贵阳上访,13日到达安顺七眼桥时遭兴义地革委副主任李明带领的一百多名警察拦阻,安顺原“四一一”派几百人声援知青,驱散警察并将李明连人带小车一同带往贵阳。15日兴义知青车队在贵阳市大十字遭到警察阻拦,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兴义知青索性停尸大十字示威。7月7日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接见兴义知青代表,明确表态将派出联合调查组处理相关事件。兴义知青才将尸体撤走,前后共27天。
6月18日 都匀汽车运输公司一驾驶员对交通违章处理不服,众驾驶员以百余辆汽车从晨8时起阻塞市区交通要道,罢工6天并围攻交警、冲砸公安局。
6月3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认真做好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首先集中解决在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革委会补台中,凡是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在政治上要平反。
6月26日~7月2日 中共贵州省委在开阳县召开全省生猪生产现场会,要求坚决执行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方针。
10月10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办好医疗和加强赤脚医生队伍建设的通知》。
12月25日 贵州省委办公厅翻印下发《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贵州问题的谈话要点》。

1975年

1月1日 湘黔铁路全线交付营运。
1月8日 遵义市10万人集会游行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纪念遵义会议40周年摄影展览”同时在贵阳、遵义举行。
2月初 安顺几个喜欢读书、志趣相投的青年(有工人、职员、临时工等),在安顺师范学校教师钱理群(即后来著名的北大教授)的小屋里讨论“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手抄稿。手抄稿由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一位安顺女青年带回。此后这个朋友圈增至十数人,经常聚在钱理群身边交流文学、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等方面的学习心得和进行讨论,逐渐形成当时已遍布全国的“民间思想村落”或“民间文化沙龙”之一。
2月14日 贵州省革委发出通知,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首届工农兵大学生570余人完成学习任务毕业。各地要按中央有关“学员毕业后一般返回原地区、原单位工作”的分配原则,做好毕业生接收工作。
3月13~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召开扩大紧急会议,提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意见。
5月初 中共安顺地委在关于灾情和群众生活安排的报告中提到,由于去年粮食大减产,今年到4月底止,全区10个县都遭不同程度的雹、水、风灾,目前农村缺粮面50%左右,有的社员断炊,有的讨饭外流,有的出卖衣物,甚至出现少数卖孩子现象,不正常死亡情况也很严重。作出了有关检查、慰问等安排。
7月30日~8月8日 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联合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为了迅速扭转全省计划生育落后于全国的局面,会议提出了具体措施和要求。
8月11日 贵州省革委印发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小学五年教育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结合贵州实际,切实解决少数民族和边远山区在普及小学教育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8月2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指出1974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9.35‰,属全国最高,有40多个县基本上没有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要求在“五五”期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六五”期间控制在9‰以内。
△中共黔东南州委向贵州省委报告:台江县和黎平县发现人口外流和人员消瘦、浮肿情况,台江县台江、东风两区发现消瘦、浮肿的2200多人,外出要饭的4000多人,黎平县尚重区缺粮的有270个队,外流人员最多时达4000多人,消瘦、浮肿的2000多人。州委已拨给台江县贸易粮20万斤,黎平县尚重区30万斤,同时还分别拨给部分白糖、黄豆、药物等,并已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和医疗队深入以上地区帮助工作,开展生产自救。
8月27日~9月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州、市、地、县(市、特区、市辖区)委书记会议,制定了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民经济计划、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建立健全严格的规章制度的措施。
11月14日 中共贵州省委转发省军区党委《关于撤回在省、地(州)、县(市)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的几点意见》。
12月16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通过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

1月7日 凯里县委因受灾缺粮给州委的报告称:旁海区先后有300多人外流到湖南晃县等地讨饭,炉山区少数人员浮肿,外流和断粮户数在发展。
1月22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在《情况反映》中报告:开阳、息烽、修文等部分地区,特别是乌江沿岸社队,由于遭灾严重减产,农户缺粮断炊渐多,个别社队出现浮肿、干瘦病人,甚至出现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
1月24日 贵州省革委批转省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对宽大释放和转业人员进行安置的请示》,按中共中央统战部、最高法院、公安部《关于宽大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的实施方案》精神,全省在押的236名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对服刑期满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937名这类人员宣布予以转业,都给予公民权,对这些人员的安置,原则上是有家的回家,凡有劳动能力和一定技能的要安排适当的生产劳动或其他工作,无家可归又丧失劳动能力,家庭赡养有困难或确实无力赡养的,由当地民政部门给予补助或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经本人申请,由地、州、市释放安置领导小组及时整理材料报省转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
2月15日 安顺地区开始进行整顿基层领导班子、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斗敌批资刹歪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派出“普及大寨县”工作队7566人,批斗地富反坏分子1014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200人,批判了人民内部搞资本主义的典型人物或边缘人物2182人,制止了所有制倒退现象。
3月9日 深夜,贵阳制药厂李洪刚、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贵阳无线电厂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卢炎7位青年工人经多日讨论写成对抗当时官方宣传的“主旋律”观点,提出调整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来的长达八十余页的大字报《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张贴到贵阳市中心紫林庵墙上,同时派出2人到外地张贴和寄发给各大报社、大学。10日晨“七人大字报”迅速引来许多人围观、抄录。也有几个自认为是“忠于毛主席路线”的人跑到贵阳制药厂去要求揪斗李洪刚等人。3月16日,上海《学习与批判》收到贵阳“七人大字报”油印件后,将其中与官方宣传相违背的主要论点摘抄上报,张春桥次日批示:“看来修正主义已后继有人。”
3月18日 凯里县委紧急报告州委,称因缺粮而浮肿和外流的人越来越多,已外流一千余人,请州委再拨救济粮300万斤。
3月22日 安顺地区局部农村农民生活困难,平坝县十字区已发现患浮肿病12人,清镇永乐公社也有发生;清镇卫城区还发现以小孩换粮食,一个小孩换120斤包谷的情况。
3月25日 凯里县发生里禾大队农民反对当地修水库而围攻毒打测量队人员、抢走测量仪器事件,县委决定对打人凶手2人拘留审查,党支部书记停职反省,党支部其他成员到公社集中学习检讨。
3月29日 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李葆华,省委副书记李立、罗锡康、张荣森等到省总工会开会听取对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意见,上午会议刚开始就被原两派人员30多人闯入,要求向省委领导反映意见。李葆华表示欢迎。反映意见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省委为去年整顿中原两派人员被诬召开过恶毒攻击周总理、批判中央九号文件的“三月黑会”假案平反。省委领导都作了很好表态。有关讲话被原两派人员连夜整理成会议《纪要》并抄成大字报,第二天在喷水池百货二楼旁大墙上贴出,还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4月7日 贵阳市中心喷水池省粮食局的高墙上出现一幅大字标语:“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署名“后盾”。同时贵州省革委、省军区也收到了署名“后盾”的油印传单《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月口号十条》,其中有“坚决声援首都人民的革命壮举”、“打倒口红心黑的野心家、阴谋家”等。省公安厅上报后,被公安部定为全国的“特大反革命案件”,要求尽快侦破。
4月8日 北京天安门事件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镇压之后,贵阳“七人大字报”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遭到覆盖,七位青年工人作者都被公安局传讯,追查“后台”,七人都声明无后台。
4月8日~5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在花溪招待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期间的4月9日,省委、省革委按照中央要求在春雷广场(今筑城广场南区)召开30万人参加的“声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暴乱”大会。一些原两派代表赶到花溪招待所,闯入省革委常委会议要求解决“落实政策”等问题。因张荣森对前去纠缠的一些原造反派态度傲慢,拒不回答问题,被袁昌福要求去省总工会“听取工人意见”,张坐在沙发上不理睬,袁叫人将其连人带沙发一起带到省总工会扣留多日,最后张被迫向群众作出了“转弯子”的检查表态。
4月12日 贵阳“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们联名给省委写信,说明大字报是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体会,完全由自己负责,没有什么“后台”。
5月7日 中共安顺地委办公室统计,4月中、下旬,全区安顺、平坝、开阳、关岭、紫云、息烽、清镇、普定、修文、镇守10个县78个公社、291个大队、1403个生产队先后不同程度遭受雹灾,打死7人,伤56人,打伤耕牛13头,猪1头,打垮房屋948间,打断树木1200株。
5月13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批邓、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通知》,要求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
5月19日 经一个多月的侦破,署名“后盾”的所谓“反革命标语、口号”作者贵阳市头桥街道办事处38岁的残疾人办事员张以祥和27岁的头桥街道民办小学教师赵超被捕,并被押到万人大会上批斗、游街。
5月25日 中共贵州省委将贵阳“七人大字报”定性为“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折中主义诡辩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字报”,要求对七人进行批判。此案1978年平反。
7月28日 铜仁地区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团参观后去河北省遵化县参观途中,在唐山市遭遇地震,铜仁地委副书记张仁龙等243人遇难,16人幸存。
8月15日至17日 原“四一一”派在贵阳召开包括专州县头头会议,由袁昌福作全省“批邓、反右”斗争形势报告,张甦作贵州各派政治力量分析报告,还有人介绍了“斗争经验”。
8月18日 上午原贵州两派人员在省政府大礼堂自行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大会,重点批判省委工交办主任陈璞如忠实执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在工交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会后出动二十多辆汽车游行。
8月底 贵阳中级法院女审判员吴精娴在法院党组支持下,将“‘后盾’反革命标语口号案”作出“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不以反革命论处”的结论上报。
9月4日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支援唐山人民救灾物资杂竹20万斤,小规格木材200立方米,楠竹3000根。
9月9日 毛泽东逝世。18日,中共贵州省委、省革委在贵阳春雷广场举行了4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9月13日 下午4点40分左右,贵州省安顺、毕节、六盘水、兴义等地区的18个县(市)降了一场陨石雨。省委21日发出通知,部署对这场陨石雨进行科学调查。
9月24日 贵州省革委决定恢复执行1963年《国务院关于从社会上招用职工的审批手续的通知》,第三项的规定,职工退休或退职时,可以吸收其符合用工条件的子女一人顶替工作。
10月16~17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并进行学习讨论,会议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采取的英明果断措施,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决心肃清其流毒,同时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18日 安顺地区药检所副所长高敏四将其于当年5月所写的《思考题》抄成大字报,以“群言堂”笔名贴到市中心大十字新华书店一侧。大字报以追问形式,质疑当时官媒鼓吹的各种极左论调,在小城引起轰动。不久作者又以真实署名接连写出《唯心史观的破产——评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垮台》(之一、之二)两篇长文,对已经倒台的“四人帮”集团进行批判。但在随之而来的“揭、批、查”运动中竟被以“帮派分子”罪名抓捕,直至1979年春节(除夕之夜)才被释放并平反。
11月30日~12月12日 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他们插手贵州的阴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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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一一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31, 2018 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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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贵州夺权前后(《飞鸣镝》选读)

张云勋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文革初期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被三次派往贵阳,看到了贵州省夺权前后的一些情况,这些事虽然事隔久远,但仍记忆犹新。我想,通过回忆将我所见到的贵州夺权前前后后的情况记载下来,还是有一定历史价值的。

一、初到中央文革记者站

我本来并非记者,但如何又成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了呢?在介绍我所见的报道情况之前,需要将我来到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过作一介绍。文革开始时,我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宣传部当干事。1966年9 月,政治学院干部部找我谈话,通知我说:“由于文革时期,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瘫痪,现在要从部队调一批人到中央文革去当记者,条件很严。至少是营以上干部,要立场坚定,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学院选调了十多人,你被选上了,这是很荣幸的事。”我听到这消息,十分兴奋,认为这的确是个光荣任务。后来一打听,我校调去的10人中,有6人是校官(军衔制于1965年取消,此处系指取消之前的军衔,下同),还有十二级的师级干部。只有我和哲学教研室教员刘希政等四人比较年轻(我当时36岁),级别较低(当时我行政18级)。这说明组织上真是看得起我们,所以我们都欣然接受了。既然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不接受也是不可能的。
9月初,我们10人一起乘车去报到。当时,我的妻子已到临产期,正在医院里准备生小孩。组织上连医院也不让去,就催我马上报到了。在10人中,除上面提到的四人外,还有张子良等五人。他们都是校官,资格比我们老,年龄也略大。
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地址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斜对面的一个小院里(花园村一号院),该院原是为国务院部长修的几所小楼,实际上空着没人住。后来,记者人数越来越多,又占了马神庙工会干校的房子。因为学校已停办,空房子当然很多。我记得记者站设有专门的印刷厂,日夜不停地印刷,所有人员都住在记者站内,不准回家。当时文革办公室由王力具体负责。刚到时,王力、张春桥、穆欣、谢镗忠接见了我们,还和我们一一握手。后来张春桥离开了。由王力、穆欣、谢镗忠等接见了全体记者,讲了当前的形势,要大家到各地了解文革情况,不要带框框,也不要对造反派看不惯。同时又规定了报道的纪律,只作客观报道,不直接表态,更不能公开身份,参加当地文革。接着,由记者站的负责人徐学增等给我们分配了任务,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记者组。组织上指派张子良(组长、原政治学院的学员队队长,十二级干部)、刘希政和我组成了贵阳记者组,以《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往贵州了解文革情况。当时只有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知道我们是中央文革派去的,但对外只称《光明日报》记者,并有记者证,后来又补发了《红旗》杂志记者证。刚接受这个任务,我们都有些紧张和新奇,有一种当“红色特务”的感觉。对记者站规定的采访纪律,我们贵阳记者组是始终遵守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到贵阳后,记者站又曾来过电话指示,精神有些变化。其中谈到,“对当前工作的几条建议:一、要公开表示支持左派的态度(在中央没有表态以前,不具体指谁是左派,而只是抽象地讲要支持左派)。二、以个人记者身份,不以报社名义活动,个人自己负责。三、坚持有利于报道工作的原则,重点是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四、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要大发议论。五、要慎重、灵活,对左派的内部分歧,不要表态。六、此建议未批准前,仍按过去规定执行”。这个指示显然与最初的指示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坚持了不公开表态的原则,因为到底谁是左派,本身就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二、初到贵阳的几篇报道

大约是9月17日,我们乘飞机到了贵阳,省军区来车接待我们,让我们住在军区里的贵宾招待所里(大操场旁边的一座小楼,离军区大门不远),并给我们派了一辆专车和司机,随叫随到。到贵阳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到市中心广场喷水池去了解情况,因为那里正在召开造反派的集会,控诉所谓“九五”事件。文革初期,这种事件是极多的,随便一件事,只要有人煽动,都被人们夸大为事件,出现“满街红绿走旌旗”的情况。所谓“九五”事件是指9月5日,一些青年学生到《贵州日报》社贴《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报,被一些群众包围,双方发生争斗的事,后来青年学生又到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进而使两派斗争更加明朗化和激化。这种事件是两派斗争的必然产物,当时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不足为奇。由于上头一再宣传和鼓吹造反,文革开始后,各地都出现了两大派组织,有的地区是三派或多派,但在初期总起来说基本上两大派。一派被称为保守派,倾向于保护领导干部,使斗争的矛头指向下面;这一派中老党员、老工人较多,他们对过去的生活比较满意,认为对干部应该一分为二,对文革的一些作法看不惯。一派被称为造反派,斗争矛头向上,要打倒一大片领导干部。这一派中青年学生较多,其中还混杂着一些过去受压抑而心中不满的人。两派都声称要跟毛主席革命,将文革进行到底。贵州的情况也是这样。
17日夜,我们三位记者第一次在贵阳参加如此乱轰轰的群众集会,并且被请上主席台。最初我是有些惶惶然的。我想如此复杂的事件,仅凭我们三个人简单的了解,就能弄清楚吗?记得在四清中为查生产队的一个小问题,都要费很多时间查账、外调,很久都难以弄清。像这样一个全省的大运动,我们三个人就能够弄清真实情况吗?其实我们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记者的工作非常好办,因为我们并不具体处理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只要把各种代表人物的观点,客观地向上面反映就算完成任务了。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先后采访了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在省委中找了省长李立和省委书记贾启允等,在造反派中找了几所大专院校和中科院地球化学所的造反派头头等(文革初期地化所成了造反派的大本营,该所的造反派头头孙昌德等后来都参加了革委会,有的后来又成了囚犯)。在工人群众组织中找了红卫军的头头李铁乃等人。通过采访很明显地看出两种不同的公开的观点,根本不必加以分析,不必表示赞成谁的观点,将原话加以概括向上报告就能说明问题了。例如,在群众组织游行示威时,两派的口号是明显对立的。一派喊:“省委会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另一派就喊:“省委会,没问题,大方向正确的。”按照当时的标准,谁是保守派、谁是造反派是很清楚的。
记得有一次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两派红卫兵代表在一起开会批判省委领导。两派都争着领念毛主席语录(一人先念,大家跟着念)。一派只选如何全面看干部的语录,一派就专读造反有理、革命不是绣花和反走资派的语录。从所选语录中就很明显地看出两派不同的观点。同时,两派红卫兵都争着要领念最后一则语录,让大家跟着念。似乎谁领念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结果,两种毛主席语录打架,光念语录就念了一个多小时,使会议根本无法开下去,只好不欢而散。到了后来两派就根本不可能坐在一起开会念语录了。在当时保守派人数最多,又有省委的支持,可是后来南下的红卫兵一冲击,形势就逐渐变过来了。
红卫兵的消息很灵通,我们到贵阳不几天,就有人传出中央文革记者住在军区,于是不少人排队找我们反映情况,要求我们向中央汇报。这样,我们的记者组几乎成了信访站,这显然是不利于工作的。于是,我们尽量外出采访,并让军区的哨兵挡阻来人,说我们不在家。这样才避免了成为信访站的命运。采访中的另一个难题是要尽量避免参加一派群众举行的会议,而只与少数人谈话了解情况。
有一次,我无意中参加了贵州公安厅一派组织的会议(本来是找个别人了解情况,结果碰到他们正在开会),一进门就碰到全场起立鼓掌,热烈欢迎的场面,有如欢迎高级首长,弄得你走也不是,坐也不是,跟着鼓掌,就有公开表示支持之嫌,不鼓掌同样也是一种表态。所以后来我们外出采访,就要事先打听好是否在召开此类会议。
在最初一两周内,我们几乎每天都用电话和电报的形式(通过省军区)向中央文革记者站汇报(经常开夜车,连夜写材料)。我的笔记本中还存有最初几篇报道的题目。它们是:
一、贾启允回贵阳后的动态。
二、贵州省三干会简况。
三、张健民(省委副书记)认为省委对改正错误信心不大。
四、新华社记者戚休(造反派头头之一)的发言。
五、贵州工人中的造反组织。
六、省长李立的看法。
七、李再含给中央的信。
11月份,我们参加了贵州省的三级干部会议,听了省委领导的检查。但这些检查总是通不过,省委不断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不断改换地方,也仍然躲不过造反派,各项工作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又被当作所谓经济主义来批判。总之,当权派左右都没有理,而造反派左右都有理。我们虽然对造反派有些看不惯,但知道,中央当时的精神就是要支持造反派,所以主要也反映一些当权派存在问题的材料。我们写的这些材料送到记者站后,由编辑选登在《简报》上,供中央参考。
这些报道中最重要的几篇是反映了贵州省军区领导人的情况。特别是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对贵州文革的看法。贵州省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位老红军,名叫石新安(《昨天》编者按:原文如此),按当时的说法,他的思想有些保守,对文革看不惯。对他的谈话,我们未加评论,只是按他的原话,客观地作了报道。在军区领导中,只有李再含(参军前读过中学,是文化较高的老干部,他身体干瘦,个子不高,倒像个文弱书生)态度最积极,他主动来找我们,要求我们向中央转送他的信,并表明他是坚决支持造反派的,认为省委压制革命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成为走资派。省军区领导对文革也想不通,与省委一个鼻孔出气。李再含的这种态度在当时的部队领导中是较少见的。然而,这种观点却与中央文革的头头们的思想不谋而合。(当时,在干部队伍中,往往是文化程度较高者反而较早地接受了“左”的思想。)它的确符合毛主席在文革初期通过中央文革号召造反,使天下大乱,然后求治的需要。于是我们也如获至宝,积极地将他的信和他的谈话纪录,用电报发往中央文革。这样他就获得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信任。夺权前夕,中央文革就指定他和一些造反派头头等去北京开会,江青对他很欣赏,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他,从而就决定了他在贵州夺权中的地位。我估计,我们所报道的这些材料,对李再含获得中央文革的信任,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贵州本是较边远的省份,文革发动时期本来进展较慢,但在成立革委会上,却走到了前头。这与省军区领导干部李再含的公开支持造反派,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有很大关系。不过,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组织贵州夺权的会议,驻贵州的记者并未参加。由于原驻贵州的记者,参加记者站的集训和到昆明参加调查阎红彦死亡事件,所以对贵州的造反派夺权前夕的酝酿情况没有参加,有些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三、二到贵阳报道了所谓夺权后的经验

1966年12月,派往全国各地的中央文革记者都召回北京,进行集训。周恩来和江青、王力等人都接见过全体记者,并讲了话。在这个会议上,我看到了江青以主持人自居,颐指气使,而王力送文件时则对她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尽管我当时也有一种有幸参加这种会议的感觉,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些不舒服。江青、王力等人都鼓吹要支持造反派,但尚未提到夺权问题。特别是江青尖锐地批评有的记者屁股没有坐对,不支持造反派,并且认为记者的年纪偏大,思想保守,需要重新改组,增加年轻人。其实,当时我们的思想已经够“左”了。虽然我们对红卫兵破“四旧”等有些看不惯,但也认为只是支流,文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便如此,记者仍然受到了江青等人的严厉批评,只有周恩来对记者采访的辛勤劳动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慰问,当时就令我们深为感动。
接着记者站进行了改组。我们政治学院调去的干部,大多调回原单位。只剩下了我和刘希政,同时又从政院调了10 多人,他们大约比我和老刘要小7、8岁,大多是1962 年至1965 年地方大学毕业后调到政院来的。(他们是廖惠和、方锡金、孙璞芳、蒋宝琪、王锡宾、朱世高、王志刚、崔俊峰、陈梅璞、李生荣、贺源、姜宏州、于顺昌、张金才、曲汉魁等。)集训尚未结束,我和刘希政等五名记者,突然被派往昆明,调查阎红彦的自杀事件,乘飞机到昆明一周后,又于1月16日将我和刘希政(由刘任组长,老刘的活动能力较强,主要负责对外联系,我负责搞内勤,写稿较多),调往贵阳。这也就是我的第二次到贵州。
此时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进一步席卷全国。李再含等从北京回来,也学习上海,开始在贵州组织夺权。李再含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政治经验的。他首先经中央文革同意,将红卫军头头李铁乃打成极左的反革命,并解散了红卫军组织。这个组织的确搞打砸抢是比较厉害的。另一方面他又将省市支持的工人纠察队打成保守派组织,予以解散。这样左右开弓,使自己立于“唯一正确”的地位,也暂时取得了军队的支持。所以贵州夺权比较顺利,被称为“西南的春雷”。我曾在当时的笔记中偷偷写过一首诗,其中说:“一月风暴鸣巨响,祖国大地放红光。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曙光。西北的朝霞,东南的巨浪。北京升起了红太阳。夺权加武斗,难道就是大方向?”这里既有歌颂,也有怀疑。这就是我当时的实际心情。
李铁乃的情况很有特殊性,它组织的红卫军可能是全国最早被取缔的极左组织,值得作一介绍。在全国一片造反声的浪潮中,贵州地处偏远,造反派的兴起本来比较晚一些。但学生造反派刚刚产生,工人中的造反派就接着兴起了,而且一产生就十分猛烈。在这里李铁乃的红卫军最为著名。他原是汽车运输公司的修理工,由于小偷小摸,曾被劳教过。他身材壮实,相貌粗陋。文化很低,而胆子特大,他搞打砸抢比造反学生也更为厉害。他组织的工人造反队伍红卫军,号称80 万。只要敢于造反,就来者不拒。他不断制造各种事件,连续几天在市中心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领导干部也更加猖狂。他占领了工会的一座大楼,将它变成红卫军总部,并设有保镖,藏有枪支,为他站岗。其行为颇像帮会中的黑老大。
李再含最初是支持他的,认为他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用枝节问题来否定他的大方向。但是,李铁乃的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像样,连红卫军的内部也产生了怀疑。12月中旬,又发生了抬棺游行事件。事情是这样的。红卫军的两名成员在其总部的大门口被汽车压死(可能是调动汽车时误伤,其中一人曾被劳教过)。李就藉此大做文章,说是保守派制造的惨案,贴出一些血淋淋的照片,向公众展出,还在全市搞大游行,并要求公家出钱,为他所谓的烈士举行隆重葬礼。李再含要求等调查清楚后再说。但他根本不听李的劝告,竟然动用了60 多辆卡车,打着“血债要用血来还”、“为红卫军报仇”的大标语,抬棺游行,并到处散发传单,制造声势。这一行动弄得天怒人怨,省委和李再含等人就联名向中央写了报告,经批准,遂将李铁乃等头头逮捕法办。同时举行了公审,红卫军也就很快烟消云散。
这也就为贵州的夺权扫除了一个大障碍。
1月25日夺权之夜,笔者刚从昆明到贵阳不久,下午才得到通知,造反派准备夺权。傍晚,我赶到召开夺权大会的现场,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景象。造反派冲进省府大楼,并未受到什么阻力,接着在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俗称喷水池)开一个大会,就算夺了权。(后来听说在机关夺权中有因抢夺机关大印而打架的事件。)在人头涌动中,一个姓罗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满怀狐疑地问我:“我们就真的成了省委领导了吗?”我无从回答,一笑置之。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和不相信。我还曾有过一种幻想,这或许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当领导干部解放以后就会像过去的运动一样全部归还权力。同时,这种措施对于冲破官僚主义,打击特权也许有一定作用。因为一些普通群众提上来当大官,总不会马上形成享有特权的官僚。但事与愿违,一阔脸就变,大概是一种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很快人们就发现新班子的素质比老班子差得多,其贪欲也大得多。没有民主法制作保证,换班子是不起什么作用的。
革委会成立之后,我们查阅了档案,对省革委成员的简历尽可能根据原来的档案,作了比较客观的报道。报道中既讲优点也讲缺点。如李再含在历史上曾受过党内处分,对这一点,我们也并未隐瞒,而是如实报告的。
贵州省夺权成立革委会后,曾经有很短(约两个多月)的一段平静时期,当时全国许多地区的局势都很混乱,而贵州却比较平稳。似乎革委会真正有了权威,控制了整个局势。我曾参加过几次省革委会讨论问题的会议,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是李再含作指示,其它委员都是记笔记,很少讲话,似乎都听从李的领导。和其它地区相比,贵州在文革中,有影响的学生代表不多,而工人、基层干部却较早地被发动起来,参加夺权斗争。例如,省革委的成员除李再含、李立(原省长)外,还有孙昌德(地化所干部)、戚休(驻贵阳的新华社记者)等,这可能是当时形势比较稳定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埋下了后来再次发生争权的派别斗争的伏笔。
由于贵州的形势比较稳定,我们误认为革委会得到中央支持,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就根据记者站的指示,开始重视总结贵州夺权的所谓经验。4月份,记者站召集各组的代表回京开会(老刘参加了会议,我留在贵阳采访),在会上,贵阳记者组由于注意总结贵州的所谓经验,受到了记者站领导的表扬。这期间,我曾写过三篇稿件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篇是《贵州省军区识别和支持造反派的经验》(大意如此),此件在3月份,曾作为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文件数据下发,文件后面还写上了记者的名字。实际上此稿是笔者参加了省军区文革办公室总结经验的会议后写成的,其中归纳了李再含和省军区支左办公室的观点。文中主要讲如何识别左派,分析了所谓保守组织和造反组织的一些特征。提出要作到支持左派,就必须解决一些认识问题,如不能只看出身好坏,党员多少等。在左派中出身不好的,反而较多,而一些老工人老党员反而较保守。这本来是当时客观事实的反映,但此论一出,却引起了风波。有的地区将文件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表示支持,有的则写大字报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反动的观点。笔者的本意是要军队学习贵州省军区的经验,使局势稳定,结果却引起更大的混乱。当时,笔者是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
另一篇是贵阳棉纺厂按部门大联合的经验,这篇报道是我和一个北大学生(当时被聘为贵州记者组的通讯员,记者站曾让各地记者组聘请红卫兵当义务通讯员,我们先后聘用了几人)于2月18日共同采访写的。原稿较长,文革记者站的编辑张维辛删节后,以《大联合中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为题,登载在2月25日的《快报》1334号上。2月27日,毛泽东在《快报》上批示给陈伯达和王力,其中说:“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它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集)于是,此文就成了3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条新闻,题目改为《用毛泽东思想做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该报还专门发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的好形式》。这种归口联合是一种稳定社会形势的措施,让造反派组织回到本单位去进行生产。报道受到已掌权的造反派欢迎,然而却受到没有掌权的造反派反对,认为这是适应“二月逆流”的需要的文章,现在就实行归口联合是不可能将文革进行到底的。利害关系不同,看法也就不同,这也是很自然的。3月7日,毛泽东批示支持天津延安中学大联合的经验,也是要归口大联合,学生不再进行串联,以便复课闹革命。
我写的上面两篇报道看起来倾向相反,实际上从个人来说,都是想为社会稳定尽一点力量。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在当时形势下,两种办法都根本不起什么作用,不过是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而已。
关于归口大联合的稿件发表后,还发生了一件曲折故事。贵阳绵纺厂由此成了典型单位,敲锣打鼓地庆祝,李再含也忙到该厂去视察,我也跟着去参观,在电视台的录相中还抢了不少镜头。然而这时又有人向我反映这篇报道有事实性的错误。文中说准备车间首先成立了联合战斗队。其实首先提出归口联合的并非准备车间,而是前纺乙班。而准备车间恰恰是开始思想不通,后来才打通思想跟上去的。我们的原稿写了这个过程,可是《快报》要求短小精悍,需要删简。编辑大概是感到准备车间的思想转变比较生动,就将前纺乙班的事迹删去,突出了后面的事迹。这样,就变成了由准备车间首先提出了联合的好形式。既然报纸已经发表,准备车间也就乐得当这个典型,但因与事实有出入,在厂里却又是十分尴尬的。3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该厂革委会所写的《贵阳棉纺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按行政部门搞大联合的经验》一文,该文避开了谁先提出的问题,而突出了前纺乙班的事迹,从而也就暗中纠正了这个事实错误。
第三篇稿件是写贵州省修文县发生了在破四旧时用火烤死人的事件。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本来早已过去,但外省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北京相比,运动是要慢半拍的。所以这时我才听到修文县发生了如此惊人的惨事。于是,我乘专车到该县去作了调查。原来是一群红卫兵将旧图书等所谓四旧,放在中间烧,周围则跪了一圈所谓牛鬼蛇神,结果就烤死了不少人(《昨天》编者按:据当地党史大事记记载,当场烤死2人,另1人烤伤后死亡)。而这种焚书烤儒的惨事就发生在明代哲学家强调“致良知”的王阳明的讲学处阳明洞附近,它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王阳明地下有知,将情何以堪?当然,这只是我现在的看法。当时虽然对这种行为也十分愤慨,但也只能作为红卫兵不讲政策的错误向上反映,其结果自然是使这事不了了之。当时谁也没有受到追究,无人为此事负责。
由于这个时期贵州的形势在表面上比较稳定,有的人竟然已经开始写起贵州文革的历史了。记得一个原省委机关干部(好像是个科长),在一个月之内就写了约20 万字的贵州文革史,从文革开始写到夺权,成立革委会。打印好后,装订成册,还送了我一本。这样的书,尽管观点是错误的,但也保存了一些史料,并且说明某些造反派当时的心情。由于贵州的形势比较稳定,附近的重庆也有人到贵州来找记者反映情况。例如,《红岩》的作者杨益言等二人就曾来找中央来的记者。他们是我在省军区的宿舍里接待的。我声明上级规定我们只反映贵州的文革情况,对重庆情况不了解,但是我也答应转送他给我的反映罗广斌受迫害致死的材料。

四、三到贵阳见证了文革形势的混乱

1967年7月,我在贵阳接到记者站通知,要我到成都、重庆作为重庆记者组的成员去采访。我在重庆时正值谢富治、王力来重庆参加两派联合谈判的事。同时参加这个谈判会议的还有张国华和蓝亦农、刘结挺等人。在重庆我深感两派对立的严重程度超过贵阳,已经发展到武斗的程度。由于重庆是我老家,亲友较多,我提出采访不便,于是又将我调回贵阳任记者组长。这时老刘已调走,另外调来一个较年青的部队干部王禄珍。这样,我就第三次来到贵阳。
第三次到贵阳,看到了贵阳文革形势的一片混乱。武斗开始升级,使全省都处于动荡之中。全国各地都是差不多的。群众组织经过分化改组,各地又形成了新形势下的相互对立的两派或多派,他们都声称要紧跟毛主席造反,是真正的左派。这时各派政治观点的区分已不明显。革和保的界线已逐渐模糊,只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革和保的干部对象有所不同而已,一派要打甲保乙,另一派则要打乙保甲。观点上的某些分歧更演化为争权夺利的斗争。各派组织都打着高举紧跟和造反的旗号,比赛谁个更左,以争夺各级领导权。这已成了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两派斗争就完全成了争权夺利的斗争。当时我就感到,这种现象的出现完全是由组织夺权的政策造成的。如果像过去的运动一样,只是批判干部,而后就逐渐解放,让原来的干部掌权,决不可能出现十年动乱,久拖不决的情况。夺权是权力的再分配,有的上天,当大官,掌大权,有的就可能入地,成反革命,进监牢。这种天上地下之别,如何不争个你死我活呢?
在“一月夺权”以后,贵州虽然存在短暂的平静时期,但也早就存在引起混乱的因素。在贵阳的群众组织中起“先锋”作用的,主要是两派力量。一是地化所和医学院的工农红卫兵,另一派是以师范学院的“六一六”和工学院的“九一五”为核心力量的红卫兵。前者起着主导作用,在各级革委会中代表较多,并存在骄傲情绪,不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从而引起了后一派的不满。在夺权后,红卫兵本来已成立了联合总指挥部,但是不久,后一派退出来,独立成立了八大院校联络站,对一些问题展开了争论。特别是在3月7日,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南下串连的红卫兵,贴出了《贵阳大学生必须大乱》的大字报,从而引发了一场主乱派和主治派的争论,两派阵营越来越分明。主乱派(师范学院六一六派和贵州工学院的九一五派中的部分学生)认为贵州学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左派队伍,因此必须大乱,省革委必须纠正拉一派打一派的错误。主治派进行了反击,并得到了省革委的积极支持,在《新贵州报》上发表社论批判大乱的错误口号。在这种声势下,主乱派暂时放弃了这一口号,斗争有所缓和。
但是到了4月,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主乱派又开始活跃。他们认为,省革委召开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是搞包办代替,排挤了他们这一派,于是从4月11日起,连续六次冲击红代会,并以此命名四一一派。另一派则被称为支红派(指支持红代会和省革委、省军区), 两派从此正式分裂。4月底以后,四一一派又连续冲击公安厅,并进行静坐示威,认为省革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红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缺乏耐心的工作,而采取了一些压服的办法,从而加深了分裂。
到了7、8月份,四一一派喊出了“打倒李再含,改组省革委”的口号,武汉事件后,又叫喊“揪军内一小撮”,同时,还采取了揪斗革委会成员、静坐示威、冲击机关等极端行动。省革委则组织支红派的工人于8月中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用武力催垮四一一派,先后抓了数百人,游街示众(后来大部释放)。与此同时各专州也用同样方式催垮反对派。但是这种压服的办法并不成功,结果是形势越来越混乱。
我在7月份第三次到贵阳时,贵州省各地已开始发生武斗。这一次,由于自己对文革发生的现象,有些想不通,我写稿的积极性已经大大降低,就避开城市,主要到各个专区和农村去跑了一圈。因有专车,行动也较方便。如先后到了毕节、凯里、遵义、安顺等地,这些地区都已向四川看齐,出现了武斗事件。记得一次赴毕节调查红卫兵反映的一个莫须有所谓敌特事件。途中,在一个小镇上,被当地的支红派群众组织扣押起来,认为我是为另一派探消息的特务。他们拦住了我的小车,要我表态支持他们这个组织,支持李再含,支持革委会。我坚守记者不表态的纪律,作了很多解释。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不放行,半天以后,他们才给省军区打了电话,遵照军区指示,让我通行。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两派的对立情绪已经十分严重了。两派的极端对立无法解决,也是后来李再含下台的原因之一。在我离开贵州以后,曾听说李再含搞一言堂,被一派称为贵州的小太阳。在军队内部也说一不二,如省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因与人争抢名贵的毛主席像章,而使用脚将像章踩住,李就当即令人将该主任抓了起来,以反革命论处。李再含被迫下台后不久,就生了病,结果郁郁而终。
在凯里,我还见到了在当地任中学校长的三妹张礼勋,她谈到了文革初期被当做牛鬼蛇神挨斗的情况,并说当时真想自杀,现在已经解放,又陷入了派性斗争。我竭力劝她当逍遥派,认为现在的形势很复杂,实在看不清楚。
1967年9月,当王力、关锋的问题出来时,记者站又召集记者集训,清除王关的流毒。集训结束,我被留下来担任《快报》编辑,专门负责编选西南地区(云贵川和西藏自治区)的文革情况,并多次参加过由周总理主持的地方各派代表谈判会议。这时我了解到《快报》的报道特点,文章都很短,有时一张纸就是一期,有时连夜赶印,一天可以出好多期,同时它还是在文革中唯一不必刊登语录的刊物。
1968年2月,记者站停止了采访任务,开始搞记者站本身的整顿,记者站的头头相继挨整。我被推为编辑组长,负责本组的整顿。尽管在表面上,人人都很积极,但在内心中都十分不满,个个牢骚满腹,觉得没日没夜地辛勤工作,当中央的工具,甚至常到武斗现场,冒着风险,进行调查,不但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而落下一身不是。这些委屈又不敢公开说,人人心照不宣而已。整顿直到1969 年初才结束。在记者站的整顿后期(约有大半年时间),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后来由于新华社等单位已恢复工作,记者站已经无用,于是在5月份,中央文革宣布解散记者站,各人都回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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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小城初中生的大串联

杜应国

回想起来,在我们这代人的文革经历中,唯一的幸事,恐怕要算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联了。那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大旅游,是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中国。所以,大串联又是以很多“第一”而载入我们个人生活史册的。比如说,第一次走出家门,第一次乘坐火车、电车,第一次去到大城市,第一次逛动物园,亲眼见到活生生的老虎、狮子,第一次看到长江、黄河,知道了什么叫大江大河……总之,那是一次大范围、大跨度的长见识的机会,是我们至今唯一没有抱怨的难忘记忆。

(一)缘起

1966年9月,又一个新学期开学了。按理,我们该升入初三,但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原初三的同学没有毕业,所以,开学后,学校里还是原先的老样子。唯一的新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那是由工作组和校文革出面成立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然后就是“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也就是批判一些老师和同学。
不久,几个在北京读书的安顺籍大学生组成的“南下串联队”回到家乡,率先在这个用他们的话讲是“死气沉沉”的故乡小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他们四处活动,扎根串联,英勇无畏地喊出了“炮轰司令部,炮打司令官”的口号,很快就将矛头直接指向那时还显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党政机构,写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字报、大标语。这还了得?他们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这不是公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整个小城就像炸翻了锅,激烈的街头辩论开始没日没夜地进行。革命的风暴就这样降临了。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早在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经下达了一个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代表到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并明文规定赴京的革命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食宿亦由国家负担。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分别于8月18日、8月31日先后两次在天安门接见了到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公开表示了他对红卫兵运动的支持。正是由于这个象征性的政治表态,各地校园里才纷起效法,匆匆忙忙地拉起了红卫兵组织。国庆节前夕,突然又来了通知,要各地推选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只可惜名额太少,我们班就只分到两名,让人只能对那一二幸运者生出无限的忌妒和羡慕。但没过多久,待到这批幸运儿从京归来时,大串联的风暴旋踵即至,一下子校门大开,无需任何人批准,只要你愿意,学校就会给你开具外出串联的证明了。
于是,同学们成群结伙地整装上路。
一次难忘的免费大旅游开始了。

(二)启程

最先外出串联的,大都是些家境稍好的同学,因为,虽然是免费住宿,但一路上的花销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时,多数人家收入都很低,再加子女众多,突然要拿出这么一笔开销,确也殊非易事。所以,在最初的欢呼雀跃之后,真正成行的并不很多,大多数人都在等待家长同意和凑钱。少数家境特别困难的同学,则根本就不敢抱此奢想。
我因家境贫寒,本以为已与串联无缘,每天看着一批批同学走出校门,暗生羡慕之余,心中自是万分的沮丧。转眼到了10月底,眼看同学们差不多快走完了,这时,已参加工作的姐姐突然决定助我成行,给了我15元钱,要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母亲知道后又悄悄给了5元。于是,我赶到学校,与几个还未来得及成行的外班同学约好,同去开了一张串联证明,大家结伴而行,为的是彼此有个照应。
行前,母亲为了节省开支,还特意给我做了一袋炒面,要我带在路上做干粮。
1966年11月2日凌晨,天还没亮,我就兴冲冲地离开家门,跟几位同学一起,来到火车站。我们一行六人,很顺利就办好了车票,登上东去的列车。目标——北京。不过,第一站得先到贵阳。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生平第一次到贵阳。

(三)初到贵阳

那时,从安顺到贵阳,火车须走三四个钟头。当列车缓缓驶进贵阳站后,一位同学朝窗外一看,不由得惊叫起来:“哎呀,好多人啊!怕是来欢迎我们的吧?”一句话引得我们纷纷探头张望,只见外面站台上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学生,样子确像在等待着什么。我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还真以为是来欢迎我们的哩。直到下车后才知道,这都是在候车的外地学生。说起来安顺距贵阳也就百公里之遥,但到安顺来串联的人寥寥无几,车站上冷冷清清,与贵阳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不同的世界。
顺着人流出得站来,只见候车室外的广场上停着几辆宣传车,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正反复不断地播送着:“我们是××××(单位或组织名称)红卫兵!我们的观点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震耳欲聋的声音,将这座城市淹没在一片“造反”、“革命”的喧嚣声浪里,使人一下车便有一种天下大乱的感觉。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宣传方式和宣传工具,很是新鲜好奇。一个月后,当我们串联归来时,安顺已满街都是这种宣传车了。可见,克隆或复制,这也是文革迅速铺展的方式之一。
出站不远,有当地政府设立的接待站,我们凭证明,排着长队办理了住宿,然后有准备好的客车,大家鱼贯而上,随车来到商业学校。当晚即下榻于此。
翌日上街,因为在校时已加入了学校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所以,我们几个掏出袖章,很自豪地戴上。不料上街后,袖章上的那几个字“延安战斗队”显得特别醒目,引来了不少羡慕的目光。更有好奇者带了敬意地问:“你们是从延安来的?”待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又显出明显的失望。如此几次,渐渐把我们问得心虚起来,大有冒革命圣地之名的意味,于是,在惭惶与歉疚中,终于有些索然无味,只好不无遗憾地将袖章收起,不敢再戴了。

(四)重庆印象

我们在贵阳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启程前往重庆。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为何走的是川黔线而不是黔桂线或京广线(那时还没有湘黔线),大约是因为黔桂线太挤,上不了车吧。桂林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地理书上“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话是人所共知的,加上前些年电影《刘三姐》的热映,所以,想去领略桂林山水风光的人恐怕是多得难以计数了。
从登上列车的那一刻起,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大串联。车上到处都是学生,从车厢的过道到车厢之间的衔接处,全挤满了人,几无立锥之地,沿途还不断上人。列车严重超载,车速极慢,更加车上车下常为上车之事纷争不断,致使列车晚点了又晚点。这种情景,越往前越严重,以至在我们后来的旅途中,车上的人关紧门窗不让上,车下的人围住列车不放行(严重的还卧轨)的情况,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列车随便在哪个小站一停就是数小时,一打听,不是我们自己的车被困住,就是前面的哪一趟车被围了。就这样,停停走走,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抵达重庆时是在夜晚,沿江一片灯火,闪闪烁烁,与江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尤其显得辉煌迷人。
出站后,照例有接待站,照例随着人流排队、办住宿,然后,是一辆辆专程来接人的公共汽车,一趟就把我们拉到了重庆公安学校。此时,虽已是深夜12点来钟,但因有接待任务,学校的食堂仍在开饭。我因是头一回坐长途,在前往食堂的路上,脑子里晃晃悠悠, 一片轰鸣,犹如仍在行进中的车上一般,很不习惯。
重庆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红岩》,当然还有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那些故事了,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等等,这些传奇般的名字,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早已深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所以,到了重庆,人们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到渣滓洞集中营旧址参观。当时有个专用名称,叫做“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
不过,说实话,当我走进那个被称为“活棺材”的监狱里时,心中的感觉却很一般,那个据称关押过许云峰的“地牢”,不过是个浅浅的土坑罢了,哪里像小说里描写的那么阴森恐怖;至于那些监房,或许是由于时过境迁的缘故吧,也都因破败而显得普通,毫无森严之气。倒是那座安葬了许多烈士遗骨的巨大坟墓,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在一间宽大的陈列室里,塑有一组烈士的群体雕像,雕像四周挂满了各地红卫兵献上的队旗、袖标、挽联、挽辞等等,其中有一篇《誓词》,记不清出自何人之手,引得不少人纷纷驻足抄录,流传颇广。
除了渣滓洞,白公馆,我们再没到任何地方去过,甚至就连很有名的红岩村也没有去。究其原因,除了无知而外,恐怕和此时已兴起的一股反对把革命大串联当作游山玩水的强烈声浪有关,类似的呼吁几乎随处可见。我们既不可能充耳不闻,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无知,只好终日漫步街头,观看那些充满了火药味的大标语、大字报。
此时的重庆山城,已笼罩在一片“炮轰”、“火烧”的硝烟里,到处可见直指当地党、政、军领导人的大标语。其中,署名最多的,便是后来闻名全国的“8·15”造反派。有时,还常常在街上碰到有人撒传单,这种方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五四”运动,从而更增添了一种大革命时代的气氛。正是这一点启发了我们。为了显示自己不是游山玩水,我们也跟着效仿起来,到接待站领来纸张,借来必须的油印工具,把拾到的传单内容照搬下来,刻好,印好,再拿到街上去撒。有一次,我们专门赶到两路口,站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高高的堡坎上将传单撒下去,然后低头俯看下面那些人争先恐后地弯腰捡拾,心中竟不免感到有些好玩,有些得意,仿佛从中也体验到了某种“革命”的乐趣。

(五)过成都

成都是巴蜀重镇,从刘邦封汉王领蜀地到刘备建都,武侯治蜀,两千多年的开发史,奠定了成都文化历史名城的地位。作为巴蜀文化的象征,成都拥有不少的历史遗迹,著名的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等。除此之外,附近的峨眉、青城、都江堰、乐山大佛等等,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应该说,在成都是有得玩的。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从渝到蓉,一住数日,除了整天在几条主要街道上瞎逛之外,竟未到过任何名胜参观游览,原因自然还是因为无知。就拿距成都不远的大邑县刘文彩庄园来说吧,这可是个大名鼎鼎的地方,在当年兴起的忆苦思甜活动中,有关刘文彩奢侈生活和残酷剥削农民的宣传,使之几乎成了中国地主的象征。所以,很多来到成都的红卫兵,都会止不住好奇地奔赴大邑县,唯独我们对此居然一无所知,以至如今回想,记忆中的成都几成空白,唯有一件关乎住宿的小事,倒还有些印象。
在成都,我们住宿的地方是郊外一所中专学校,距市区不算太远,只是食宿条件太差。第一天打开床被,就发现铺的、盖的全都脏兮兮的不说,而且还捉到不少虱子。伙食也极不像样,几乎每顿都是一种煮熟的块茎,烩得黏糊糊的,颇似我们安顺的芋头——我们也一直把它当成芋头。后来看到当地农民从一根根芭蕉树下挖出很大的块茎,说是做菜吃的,我们才知道自己天天吃的原来是这玩艺,心里顿觉委屈起来。议论之中,不知是谁恼怒地说,应该给这个接待站贴张大字报!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当时,大字报是很具杀伤力的。于是,稍微商量一通之后,便找到学校的接待处,大大咧咧地说:我们要印革命传单需要领些纸。不想,也不知是他们见多了还是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接待站人员一口回绝,说是没纸。我们碰了钉子,并不死心,回去再合计,第二天,又另换了两位同学前往,说我们要走了,很想写封感谢信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希望能领两张纸。这一次,他们态度好多了,突然变得十分热情,一再抱歉说他们确实没有红纸,很对不起。我们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说那就只好将就用白纸写了。大约是他们太需要这样的感谢信吧,便不再说什么,就发给了我们两张纸。我们就用这纸,临行前写了张批评他们对革命学生缺乏感情的大字报,然后扬长而去。

(六)“革命虱”

说到虱子,这可是串联时附带产生的一大景观,不可不记。
实话说,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水平、卫生条件都还很差,所以一般人生有虱子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串联时,由于人员流动大,聚集度高,往来范围又广,东南西北,交叉感染,今天这批人住过的地方,明天又换一批人,如此“传帮带”,就给那小小的寄生虫提供了空前的繁殖和传染条件。一时之间,竟随着人流,四处蔓延,弄得凡有学生聚集的地方,必有大量的虱子相伴随。
最先发现势头不妙是在重庆。
有两位上海学生,据说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恰好跟我们同住一室。一天,我们几位同学约好外出,中途有位因故返回。事后他悄悄告诉我们,说那天他回到宿舍,正撞见那两位上海学生蹲在地上捉虱子,但他们不是像我们通常知道的那样,一个个地捉,而是一把把地抓放到水磨石的地上踩!这情景太夸张,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们信疑参半,既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但很快,过了成都,我们就感到身上不安宁起来,及至到了北京,这贴肉长的玩艺儿,已经疯狂到不仅在内衣上,而且在外衣上,甚至就是在洗脸毛巾上也随处可见的地步。待到从北京返家时,我们已惹得满身都是虱子了。坐在车上,只要觉得身上一痒,伸手进去就能捉住一只。起先还让人有些难为情,捏在手里悄悄地处理了事,但后来听身边几位贵阳九中的同学,津津乐道地大谈“革命虱”的光荣,这才感到释然。也不知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尴尬,有意为我们——当然也包括为他们自己解嘲呢,还是真的相信这革命也给虱子增添了光彩?
总之,直到回到家里,母亲将我换下的一身衣物,从里到外用开水烫了个遍,身上这才复又清爽起来。

(七)京城履痕

11月中旬,我们一路颠簸,到达北京,被安排到电力学院住宿。
此时的北京已是人满为患,所有的大、中学校都住满了人,而各地学生仍在源源不断地朝北京涌。学校住不下,就动员街道居委会也参与接待,所以,还有不少学生被安排到居民家里食宿,这也是免费的(只收粮票)。至于接待学生的居民是否可从街道上领到补贴,那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就因为人太多,我们住的地方十分简陋,一排排的地铺,从教室延伸到走廊、过道,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看去真有一种战争年代随大部队行动的感觉。我们睡的地方就在走廊上,一床苇席,下面铺了层薄薄的稻草,其余便空空如也。好在有暖气,每晚和衣而睡也不觉得冷。由此也不难想象,北京城里的接待,已不堪重负到了何等地步。
到北京,最大的期望与目的,就是等待伟大领袖的接见。所以,我们刚一安顿下来,就按照班、排、连的编队,每天上午都由解放军领着进行队列操练,以等候毛泽东的接见。下午和星期日,则是自由活动。所以,除紧张的操练外,余下的时间便常往城里跑。自然,第一目标便是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在我们心中,天安门不仅是首都的象征,而且似乎是直接与毛泽东相连的一处圣地。宽阔的长安街,巨大的广场,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雄伟的人民大会堂……这一切是我们在课本上早就熟知的,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宏伟,什么叫做巨大。只可惜我们都傻乎乎的,似乎只知有个天安门,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或者就只知在街上瞎逛,后来听到其他同学讲在北京曾玩颐和园,玩天坛、动物园,参观军博等等,令人艳羡不已也后悔不已。那时,也许是刚经历了“破四旧”,著名的故宫博物院并未开放,只有天安门一侧的中山公园,是我们唯一逛过的公园,似乎也很平常,没什么稀奇之处,只记得有几尊锈迹斑斑的古炮,还有就是用一些报废的公共汽车改作的公共厕所。印象较深的,是当时的广场上有很多用绳子圈起来的摄影点,外地来的学生,大多喜欢在这里留下一张手捧红宝书、腰扎武装带的纪念像。我们曾数次徘徊在这些摄影点,几经犹豫,反复权衡,最后终于舍不得花那点照相费而作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有一次,在天安门西侧的长安街上,突见围了一大群人,把个宽敞的大街差不多都阻断了。外面有不少人都把自行车停了,站在上面往里瞧,甚至一些车辆也停下来,车上的人都在引颈张望。我们不知何故,走近一打听,说是陈毅被困住了。我们既好奇,又激动。赫赫有名的元帅居然就被围在里面,叫人听了简直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我们兴奋得直在外面团团转,但转了半天也挤不进那密密实实的人群里去,盘桓良久只好离去,走了老远回头,仍不见人群散开。也不知所说是真是假。
另有一次,也是在天安门,突然有人撒传单。我们拾到一张,是用很粗糙的黑褐色再生纸印的,打开一看,当头第一句话就是(大意):我们认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刘少奇,第二大走资派是邓小平……传单署名就是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闻名的聂元梓等人。那传单的口气和被它点名的人的份量,都令我们惊骇不已。据我所知,这是最早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一张传单,可想而知,我们当时受到的震动是何等之大了。
在北京,我们还迷过一回路。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走着走着,就不知该往哪条路返回了。当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街上随处可见北京学生和街道居委会设立的问路处,专为外地迷路的同学服务。可我们问了这一处,说往那边走,到那边再问,又说该往这边走,如此来来去去,几经折腾,仍转不出那个圈圈。后来,还是有位同学机灵,说应该问扫路的工人。这一下,果然是问对了。但等我们走到熟悉的路上时,已是华灯初上,那班公共汽车已经停开。我们无法,只好慢慢步行,直到走了很远很远才搭上一班郊区的长途车,待返回住地时已是深夜十一点钟。第二天,我的一双脚都肿了,一着地就痛,只好向带队的解放军请假,可这位解放军不说不行,只是反复鼓励我说,这是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操练,最好能坚持。于是,我只好咬紧牙关,硬将那天早上的操练挺了下来。

(八)遗憾的接见

1966年11月26日,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这一天,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消息是头天晚上宣布的。吃过晚饭不久,负责操练的解放军指导员把我们召集到一起,神情激动地告诉大家:明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接见我们了……话音刚落,全场欢声雷动,一片雀跃。随后,他又宣布了一些注意事项和几条严格的纪律,印象最深的一条是:除毛主席像章外,身上不许携带任何金属物品!随身的钢笔、钥匙等等,都要清理出来,交由解放军保管。此外,他还特别提醒说,由于人多拥挤,身上的帽子、鞋袜、皮带等,很容易被挤掉,要我们千万注意。据他说,前几次接见,光是鞋袜帽子就捡了两大车。为此,他详细教我们应如何将鞋带拴在脚腕上系牢等等。完后,便让我们到食堂领干粮,每人两个馒头,一个鸡蛋,一个苹果。
这一夜,我们都无法入睡,大家都坐着,激动不安地等待着那幸福的一刻。
大约凌晨五点来钟,有位同学不经意地站起来往外一瞄,突然叫道:快看,车子来了!大家赶快挤到窗边,只见一辆辆的大客车正秩序井然地开进校园,接着便是集合,上车。我们止不住心头的阵阵狂喜,脑子里晕乎乎的,根本不知道那车将把我们运往何方。按理应是天安门广场,但车行的路线又分明不是我们已经走熟的那条。中途又在什么地方下了车,改为步行,且还走过一段小路。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接见的地方不是天安门,而是西苑机场。
队伍缓慢行进,好不容易来到机场边,举目一看,天啦,哪里有什么机场的影子,入眼全是黑压压的人群,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地平线,看去无边无际,绵延不绝。所谓人山人海到了这个份上,平生也就仅此一见。机场边缘有无数用垫席搭成的简易厕所,时时刻刻都挤满了人。再往纵深地带,这样简陋的设施已不可能,内急的人只有按性别围成圈,轮流方便。我们艰难地在人堆里蠕动着,到达指定位置后,冰冷而坚硬的水泥地面,此时已是满地灰尘,一屁股下去便要扬起一阵土灰,但大家都顾不得这许多了。
无数的人就在那又冷又硬的水泥地面上或蹲或坐,安心等待。为了打发时间,带队的解放军要大家拉歌。有位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自告奋勇地站起来指挥大家。只见她腰系武装带,身着黄军装,头扎两根翘小辫,看去英武而精神。但她刚一开口起头,声音就黄了,惹得众人一阵哄堂大笑,谁知她脸一沉,厉声吼道:“笑什么!笑什么!重来!”非但没有半点羞怯之状,还一派威严,一下就压住了阵脚,让大家乖乖跟着她唱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见已是下午时分,带来的干粮也吃过了,但仍不见有何动静。正当大家都等得有些焦躁难熬的时候,突见前面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前跑,有人嘴里大声喊着“来了,来了……”一时之间,秩序大乱。同时,随着人群的移动,他们身后扬起一阵浓浓的尘雾,在空中翻滚着,扑向前去。我们见势不好,也想跟着跑到前边去,却被那位指导员厉声喝住,要我们都坐着别动,说他参加过好几次接见了,他知道要是主席的车来了,前面必有一辆唱着《东方红》的喇叭车开道,说不要随便听信传言,要耐心等待云云。看他说得那样自信,不由你不信,于是,我们又都安安心心地坐下来。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毛主席已经过去了!
我们虽觉有些不妙,仍不愿相信那幸福的瞬间就会这样悄悄溜掉,更不相信毛主席怎么可能就这样连点声响都没有的就过去了呢?那个在脑海中不知反复想象过多少次的激动人心的场景,怎么可能就是这样的空等一场?
直到见到周围的人开始移动,慢慢离去,我们才明白,接见真的已经结束!机会已无可挽回地失去了。那一刻,我们的心啊,就别提有多难受了,沮丧,懊恼,惆怅,失望,还有悲伤……都一起涌上心头。
就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愚蠢,而是因为命运的狡黠,那期待已久,朝也盼晚也想的幸福时刻终于和我们擦身而过,失之交臂!犹如一出没有高潮的戏,人们明明就是冲着那高潮去的,可结果,这戏却没有高潮,或者偏就只演到高潮前便匆匆落了幕,这岂不是太让人伤心,太让人不平吗?
这就是我所亲历的毛泽东第八次接见。

(九)余绪

后据当天的《人民日报》报道,此次接见分两天进行,即11月25日和26日。25日的接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数60万;26日的接见则分别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两个地方,人数180万。这是历次接见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合法的乘车串联便被终止了(当时宣布到翌年春暖花开时再进行),代之而起的是步行串联。
看来,是我们运气不好,赶了趟末班车,不惟首都北京已不堪重负,就是满怀激情发动起大串联来的伟大领袖,大约也经不起折腾,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不能不草草收场,把云集在北京城里的所有革命小将一次打发算了,所以才会有如此敷衍了事的安排吧?
据跟我一道参加接见的一位同学的描述(他是我们之中唯一的幸运者):那天,他本站在比我们还要靠后几十米远的地方,只因身旁有根柱子,就在人群骚动那会,他爬上柱子,正巧远远望见伟大领袖如幻影一般,站在疾驶而过的敞篷车上,挥着手,一眨眼就过去了。因为车速极快,很多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据此不难想见,沿车道两旁挤得无边无际的人们,又有多少能够成为幸运儿呢?
后来统计,从1966年8月18 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八次共接见了1200多万学生,而当时在校的所有大、中学生,加起来总数也就1250来万,可见,老人家的接见,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功德完满,差不多已囊括了当时的所有学生,这也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吧。只是没人能算清,由此造成的损失有多大,因为当时说过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不过,这政治账还真值,经过大串联的洗礼后,所有的学生都变成了“造反派”。因此,当我们12月初从北京返回时,安顺已是组织林立,遍地都是“炮轰”、“火烧”了。
——而这,或许就是老人家棋高一着的地方:大串联确实达到了他所预期的政治目的。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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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造反夺权迁户口的安顺知青

黄鹤生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题为《弄巧成拙迁户口》,原载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本刊这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黄鹤生,男,贵州省安顺市人。1964年安顺地区二中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到安顺县白坟公社插队劳动。1970年参加湘黔铁路大会战,1972年调到贵州省机械化土石方公司工作(后改为省建筑四公司),曾任省建筑四公司四处党支部书记。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夺权高潮。这一天,是全县造反派的“夺权日”,安顺县委门口,全是满插红旗和贴满标语的宣传车,高音喇叭里毛主席语录歌响彻云天。号称十万大军的造反派战士涌进县委大院,成立了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并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挺进县委、县政府,夺取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
我们蔡官区白坟公社知青造反兵团,在这“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决定对安顺县城镇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简称“知青办”)进行夺权。
在串联了其他知青点的造反战斗队并得到安顺县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支持后,安顺六四届第一批下到宁谷公社的知青代表刘玉明,六五届下到旧州公社苏吕堡大队的知青代表安华荣、小二毛、胡格和我们六四届第二批下到白坟公社的四十多个造反知青,在县委门口汇集起来,喊着口号,团团围住“知青办”。我把用大红纸写的《夺权公告》往办公室门上一贴,和刘玉明、安华荣带头站到龙主任办公桌前,向他严肃宣布:“知青办长期以来,忠实执行旧县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我们下乡知青革命造反派,代表宁谷公社的25名知青、白坟公社的49名知青、旧州公社的53名知青,向旧‘知青办’夺权!勒令你立即交出一切权力!”
遭到意外冲击的龙主任一脸惊慌,满头是汗地说:“没有县委的指示,我不能交权!”
安华荣立即不容分辩地大声说:“县委已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了!你还要顽固抵抗吗?不交权,我们将采取革命行动!”
面对众多情绪激昂,声势逼人的造反知青,龙主任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公章、文件柜和门锁钥匙。一个小时的快速行动,我们就打了个漂亮的夺权战,干净利落,一下就把掌握我们命运的“知青办”大权夺过来了!
夺权后咋办?以白坟公社造反兵团为主,立即召开了有各知青点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造反最积极斗争最坚决的白坟公社女知青王娅玲,一马当先,带头发言说:“我们那里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最深,许多同学被打成牛鬼蛇神游乡示众,挨批挨斗;尤其是李浩然、谢光前二人,仅仅是说了些牢骚话就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关押。想起当初满腔热情奔赴农村,最后落得灰溜溜夹起尾巴做人的下场,白坟那地方太叫人寒心了,我们死都不回去了!”
被触及痛处的旧州公社知青安华荣接过话茬说:“一提起当初,许多同学都后悔。原先以为因‘成分不好’、‘家庭问题’而未读上大学和高中,响应号召下农村,图个表现才有前途,谁知道一个个的运动还是揪住家庭关系不放。这里没有出路,干脆出外去新疆闯一闯!”
宁谷公社的刘玉明似乎要老成一些,说:“闯不好还得要回来,我看还是就地想办法的好!”
王娅玲一下子站起来道:“如今我们造反知青掌权了,还怕哪样?把户口办回来!”
“对!”我也趁此说出大家的心里话:“下乡几年来,我们起早摸黑,顶风冒雨,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干活,一年到头爬坡上坎,肩挑背磨,犁田打耙,栽秧收谷,可年终结算一个工才1角7分钱,工分少的还要倒补口粮款!尤其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狗崽子’,讲话要注意,做事要小心,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犹如戴上冰凉的精神枷锁。再不离开那地方,今后日子怎么过?先把户口办回来再说!”
安华荣略加思考后说:“我也同意把户口办回来!你们白坟的先动手搞,我们旧州和宁谷的,回去和大家商量统一后,再接着办。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保密,不许讲出去;二是也不要告诉家中父母。大家想想,下乡几年间,我们的日子多难过,他们心里也跟着多难过,哪家父母不盼望我们回来?万一事情办不好,他们已操够的心,还不更担惊受怕吗?”知青战友们纷纷赞同。
散会后,我们白坟造反兵团的头头又专门留下来,讨论办户口的事。经简单商议,决定由搞宣传和联络的黄鹤生、王娅玲、邓天顺、廖国昆、王韵霖五个委员,负责研究如何办户口,并要求尽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出问题。
我们五人小组初涉“官场”,深知此事的分量,不敢贸然行动。一番仔细策划后,决定以重新安置为名,先到公社去办迁移户口。为把握起见,还须找一位我们公社干部都不认识的人装扮“知青办”的干部到公社去办理。大家不约而同,都认为只有宁谷公社的知青刘玉明是最佳人选,因在几次批斗会上,他都表现得老练沉稳,做事干脆利落,又能学说一口标准的北方话,很有几分干部派头。
第二天,我们找刘玉明来商量。一听说是知青的如此大事,他便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我们立即给他借来一套四个兜的干部服和一双好皮鞋,像模像样地装扮成一个知青办干事,并由他想好同公社领导交涉的“台词”,我们在一边配合,专门排练了半天。直到战友们看后觉得语言表情都不错,没有破绽,才放心地让我们去完成这个关系大家命运的大胆而冒险的任务。
接着,我找出办公室的函头纸,编写了一份给白坟公社关于对下乡知青转点重新安置的公函,大意是说: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拟将白坟49名知青迁移回城,重新安置,望支持并给予办理。最后盖上“知青办”的红色大印。
那天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赶到白坟公社。在五个知青代表陪同下,“刘干事”四平八稳领头走进公社书记的办公室,习惯了被批被斗的朱本勤书记赶忙站起来让座迎候。我们有些紧张但还是沉住气把“知青办”的“刘干事”介绍给书记。“刘干事”先将公文包放桌上,再伸出右手作握姿状,操着一口北方话笑吟吟地说:“书记你好,辛苦啦!”喜得书记急忙伸手相握:“为人民服务!大家都辛苦!”寒暄后落座,“刘干事”给书记送上公函,然后不快不慢地,一句句把函件内容及来意扼要地交代清楚,说完抽起香烟等待书记的应答。
真是“官性”相通,衣妆照人。正宗的河南籍书记和操一口北方话的“刘干事”竟然如此容易地语音融洽,事情很顺利。书记不假思索地说:“‘知青办’要重新安置这些知青,我们支持,公社照办!”边说边在函件上签字同意办理。
我们紧张而担忧的心情,顿时松弛下来,兴奋到了极点! 跟着“刘干事”连声感谢书记对知青安置工作的大力支持。握手道别后,即赶紧去找秘书盖公章办迁移证。
公社杨秘书,三十来岁,农校毕业生,公社唯一的知识分子。由于我们进城造反不归,影响了公社林场的种植任务,他一直对我们很有意见。今天突见我们来办户口,顿生疑忌,狡黠的眼睛把函件看了两遍,才勉强给盖上公社公章,然后领我们去办了迁移证。
一切完毕,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们赶到离公社不远的轿子山煤矿地磅房,等着搭乘煤车回安顺。忽然我们大队抽到公社食堂做饭的林妈的儿子跑来告诉我们:“我妈送开水去会议室,听见公社领导开会讲,要追回你们来办的户口迁移证,你们快跑吧!”
犹如一声惊雷临空炸响,我们一下子呆住了!还是“刘干事”临危不惧,望着地磅房前“Y”字形的叉路口问我:“哪条路走安顺近?”我说:“东面经蔡官公社去安顺三十多里,南面过跳蹬场公社到安顺也是三十多里。”他又问:“除了运煤车还有其他车吗?”“没有汽车了,两条路上都是煤车少,马车多,我们进城多是走路。”他自言自语道:“只有看天意了!”然后拿出迁移证分散给大家,说:“一人带几张藏在鞋底里,分头跑吧,只要到了安顺城就不怕啦!”于是我们人分两路,向安顺方向奔跑而去。
事后方知,原来果真是公社杨秘书坏的事。我们走后,他总觉得此事蹊跷,就向朱书记报告,书记不敢怠慢,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会上,杨秘书自鸣得意地分析说:“他们来办户口迁移证,我有三个疑点:一是那个刘干事,我去过几次‘知青办’未见过此人。二是这么重要的调动安置知青行为,县里应以政府文件行文下达,咋会是一纸公函?三是这个公函函件无编发字号。”朱书记说查实这问题不难,给县里挂个电话就清楚了。于是电话打到了县“知青办”。也许是天意,也许是知青们运气不佳,偏偏是被夺了权的龙主任来收拾东西接到了电话,他说自己已被夺权了,是那些知青们搞的,他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我们的事情完全露馅。
情况核实后,书记着急了,又是杨秘书出主意:“我已打电话问了地磅房,他们说那些知青没等到车,分两头跑了,才半个多小时,赶紧派民兵班跑步去追回来!”书记点头同意,但很诧异怎么是分两头跑呢?秘书肯定地说:“他们是心虚分头走,上头走蔡官,下头走跳蹬场。这有何难,我们也兵分两路追!”
公社武装民兵班接到任务后,正副班长各带一半人,分别朝着两条路追去。
我们由地磅房分手后,刘玉明带着王娅玲、王韵霖向东往蔡官跑,我带着邓天顺、廖国昆朝南往跳蹬场跑。
3月的天,寒意扑打在脸上生冷刺痛,半明半阴的天边低垂下灰色雾幕,加重了我们沉闷的心情。跑着跑着,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一颗颗一串串流进前胸,淌进后背;衬衣湿了,毛衣润了,心里像小鼓一样,“咚咚咚”阵阵敲打,紧张、绝望、担忧、焦虑以及对侥幸的企盼,轮番涌上心头,交织折腾,使这生平第一次失魂落魄的奔逃倍显狼狈。见两个知弟没有跟上来,我放缓脚步,边走边等。时近黄昏,已没有煤车,只有三三两两的马车从身旁经过,那负重老马蹒跚而沉闷的马蹄声,不时敲击着我们脆弱的心。
跑到袁家屯寨边,只见原本冷清的寨子正热闹起来,放牛娃尖声尖气地吆喝着牛群,老大爷赶着慢摇慢摆的鸭群满耳欢闹,收工的人们扛着柴禾,背着猪草,抱着娃儿,拎着野菜跟进寨头。我们跑进人家户要些水喝后,不敢停顿,互相鼓鼓劲又小跑起来。我估算已跑得十多里路了,还有二十来里,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脱离险境了。
不停地紧跟慢跑,鞋里的迁移证梗得脚痛,脚底板火烧火燎的,像针刺刀割。看着两位伙伴咬牙忍痛一脸汗水的可怜样,我心疼地喊停下来歇歇气。
歇下气来,方才看清两边田野里一片片金黄。啊,满田满坝的油菜花,昂头吐蕊,尽情绽放;田边地角的蚕豆花紫色白色相间,迎风摇摆;大块大块的麦地里,粗壮的麦穗挺直向上。唉!多美的春天,不由令人想起三年前我们上山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光荣无比,而今,尝尽各种苦难的我们,却在这条熟悉的路上孤寂无助地仓皇奔逃。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嘲弄呢?还是命运给我们的刁难、折磨?
刚想到此,仅仅几分钟时间,只见后边有七八个人朝我们方向跑来。我惊呼一声:“追来了!”三人便一跃而起,抬脚就跑。但为时已晚。在一阵阵“站住!你们跑不了啦”的吼叫声中,几个武装民兵已端着枪来到我们身后,早已筋疲力尽势单力薄的三个文弱书生,只得束手就擒,毫无办法地被他们带回公社大院。
真是放干河底捞鱼——一网打尽。当我们三个被喊进公社会议室问话时,伪装的“知青办干事”刘玉明和两个女知青已站在那里。唉!他们也没有跑脱。彼此看着疲惫不堪的一副俘虏样,大家无语,心里却十分悲观,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又被浇灭了。我们眼里喷着怒火,现在的形势是造反派当家,大家根本不把公社和背枪的民兵放在眼里,气的是他们破坏了我们的好事。
杨秘书看去很得意,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已查明,你们夺权办户口是非法的,重新安置是借口,快交出迁移证,放你们走!”
“什么非法?法在哪里?夺了权就是革命造反派当家了!我们说的不算,要你们小当权派说的算?我们办户口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你这是破坏革命!”刘玉明可能是被杨秘书的话激怒了,他提高声音,几乎是吼出了这些话。
我也跟着来了劲:“你们用武装民兵持枪对待知青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快放我们走!”
王娅玲干脆带着其余几个知青喊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见这阵势,杨秘书的语气软了很多,解释说:“这事我也作不了主,朱书记到区里去了,希望大家别为难我们了,把迁移证交出来,以后正式下个文件来我们照办。”
说完后,僵持了一会,见我们仍无交出的意思,他似乎无可奈何地说:“不客气了!”说完,示意民兵们搜身。乡下的民兵们,根本不怕什么造反派,也不理睬什么革命大好形 势,只对他们的上级唯命是从。
我们一再辩解无人听,齐声抗议也无用,想要反抗没办法,也不能和十多个带着枪的强壮汉子硬拼,只得任凭他们从鞋底搜去那装热不多时的宝贝户口迁移证。就这样,我县知青夺权办户口的事,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事后想来,我们在文革中借造反夺权之机,假冒“知青办”名义为自己办户口的举动,真可以说是胆大妄为,又不免有些幼稚可笑。试想,在当时严禁知青返城的大环境下,就算那些迁移证不被截获,我们就真能如愿以偿,在城里办上户口?搞不好,安你一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那才真是吃不了兜着走,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因此,事情最终没有闹大,在公社就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我们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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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创作话剧《西南的春雷》的体会

贵州省话剧团“九·五”革命造反团

原载《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文后原注“(新华社贵阳三十日电,本报有删节)”。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进军号声中,在“西南的春雷”的巨大鼓舞下,我们贵州省话剧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起来,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以后,立即行动起来,一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一面深入工农兵,和工农兵结合,创作和演出了歌颂贵州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斗争历程的十场话剧《西南的春雷》。这个话剧受到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我团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战士,在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以后,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厚的感情,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即拿起文艺这个锐利武器,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当时,贵州省的夺权斗争刚刚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还在垂死挣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到处散布什么“贵州文化大革命开展得迟,真正的左派队伍还没有形成”等等无耻谰言,妄图否定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业绩,攻击刚刚掌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对这些别有用心的攻击十分气愤,许多同志提出建议,把八个月来的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历程,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形象,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诞生,搬上舞台,用文艺这个战斗武器保卫红色政权,粉碎阶级敌人的造谣攻击!
在短时期内,要创作出反映文化革命这样重大题材的话剧,困难是相当大的。在困难面前,是“敢”字当头,勇往直前,还是“怕”字当头,见难而退?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大家认为:过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文艺界的领导权,剥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权利,把我们引向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邪路。今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家了,我们就是要拿起文艺武器,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喊大叫,为广大工农兵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雄人物大唱特唱,使文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手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我们打消了“怕”字,换上了“敢”字,在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定不移地创作出反映贵州文化革命伟大斗争的话剧《西南的春雷》。
由于这个剧反映了当前的现实斗争,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树立了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工农兵和革命小将的英雄形象,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一个铁路工人看了戏后,激动地说:“你们的演出反映了贵州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斗争,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
创作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靠谁去完成呢?是靠几个专业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斗争“闭门造车”,还是依靠广大工农兵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文艺创作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
我们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认识到,要创作歌颂当前伟大斗争的革命文艺,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是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和急先锋。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举得最高,革命造反精神他们最足,斗争经验他们最丰富,只有充分依靠他们,和他们共同战斗,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崭新的革命文艺!
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西南的春雷》这个话剧,从开始创作到最后演出,我们始终贯彻了一条“开门创作”,和工农兵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给了我们及时的指导,使我们明确了方向,并为我们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贵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特点,他们不仅以自身的斗争经历和丰富的体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创作素材,而且对如何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的英雄形象,提出了具体而生动的建议。剧本的初稿写出来以后,我们及时组织创作、演出人员到贵州柴油机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朗读初稿,征求革命派工人的意见。反映“六·八”革命斗争的第一幕戏刚排出来,我们就到贵阳师范学院“开门”排演,让革命小将审查、提意见。革命小将在人物、语言、情节各方面都提出了极其中肯的建议,还主动派了几个亲身参加“六·八”“九·五”斗争的小将,和我们一起修改剧本。在剧本的创作过程中,先后有几十个厂矿、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向我们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情况,为我们提供素材、线索。由于广大工农兵、革命小将参与了创作、修改,从而使这个剧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进行了十余次的反复修改,终于很快地搬上了舞台和广大观众见面。
在排练和演出中,我们也同样走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西南的春雷》一剧,就有剧团外的一些革命闯将参加演出。工人同志和革命小将在斗争中有着丰富的体会,他们表现自己亲身参加的斗争生活,表现自己所熟悉的英雄人物,得心应手,弥补了我们革命文艺战士对斗争生活不熟悉的缺陷。
通过《西南的春雷》的创作、演出,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工农兵群众不但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公,也是艺术舞台上的主人公,革命的文艺战士只有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充分依靠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小将,才能创作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新文艺!江青同志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对创作问题曾指示说:“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这个创作上三结合的道路,正是毛主席的革命群众路线在文艺创作上的具体运用。同志们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文艺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别有用心地歪曲“三结合”方针,他们说的“领导”,是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资产阶级老爷;他们所依靠的,是为他们效劳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而群众在他们眼里只是“阿斗”!我们一定要彻底摧毁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创作上走真正革命的“三结合”的道路。这条革命的“三结合”道路,就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革命的领导和广大的无限热爱毛主席文艺路线的革命文艺战士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建了不朽功勋的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小将三者结合的道路,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多快好省地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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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命委员会
《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原载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贵阳市档案馆编《中共贵阳市历史文献选编(1966年—1972年)》(2007年12月)。

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命委员会《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希望你们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的精神,迅速将冻结对象的名单送给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命委员会。

贵阳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关于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请示报告

市革委:
为了认真执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指示,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我市广大储蓄干部在省、市革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单位的积极协助下,认真执行中共中央(68)31号文件中的第十条规定,冻结坏人储蓄存款,他们加强了柜面工作,发现问题,主动与单位和街道办事处联系,及时堵住了坏人提取储蓄存款。有的办、部为了适应冻结存款的需要,积极组织人力,突击按姓名、性别编排储户目录索引,以利查找;有的还设专人接洽、联系和建立有关资料登记等工作。
《紧急通知》下达已近一月,截至三月二十五日止,仅收到二十个单位的冻结坏人储蓄存款的通知,冻结一百一十五人的储蓄存款(包括家属九人)。其中文教系统:省级七个单位,市级一个单位;党群系统:省级一个单位,市级三个单位;政治系统:省级一个单位,市级二个单位;工交系统:省级五个单位。进度迟缓,不少省、市主管部门尚未行动。为了及时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的《紧急通知》,把中央各项措施条条落实,坚持下去。我们要求市革委通知各单位迅速将冻结坏人存款名单送交我行,以便遵照办理。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市支行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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