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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〇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3, 2018 9: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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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4月30日第109期

本期目录

〖小人物专辑〗

生逢乱世

徐小棣 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
许佩兰 为何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上海
姜东平 她在文革中被“延长劳教期一年”
张庆胜 17岁遭遇“反标案”
黄肇炎 找老婆的饥渴引发的“叛国案”
王 锐 家乡盐都的几个文革小人物
朱开定口述 樊能廷整理 小金县的三年半高原生活
何 蜀 乱世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小人物

编读往来

可父谈上期《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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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风暴中两位可敬的普通教师

徐小棣

不久前,一位朋友约我会面,她是我早年的同事,后来做珠宝生意,常在港深。她主要叙述与我分别后的生活情况,谈话中提及一段引起我注意的文革往事。
一九六六年她十一岁,住北京宣武门椿树街道一带。“红八月”时,那一带有点资产的居民广受冲击,被斗被打,场面异常惨烈。她目睹了奶奶和母亲被红卫兵暴打鲜血淋漓的场景。她说,当时她被吓坏了,跑出去到宣武门教堂附近躲了一夜。她妈妈在如此深重的迫害之后患了精神病,终身未能治愈。她自己当年也落下了一种毛病:一听到有车声、人声的嘈杂,就会不由得大便失禁,把裤子弄脏。
就带着这种不为人知难以启齿的病痛,她在学校复课招生后就近入学,进入了北京师大一附中。一位名叫李常作(音)的体育老师救助了她,想办法治愈了她的病。
她入学以后,李老师发现她极度瘦弱,做事极度胆怯,明显不够正常。通过反复地耐心询问原因,终于启发她把遭受的伤害和隐秘的病痛说了出来。李老师安慰她,说:你的病会好。你要先从强健身体做起,只有当身体壮实起来,你才不会那么害怕,心理改善病就会好。于是,李老师安排她加入了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在1970年到1971年师大一附中的篮球队里,在一群身材高大健壮的女孩子中间,有一个身高只有1.55米的弱小队员,那就是她。
在李老师的帮助和爱护之下,我的这位朋友醉心于篮球,坚持参加训练,身体渐渐地强壮,大便失禁的毛病真的好了。只是李老师保护她的能力毕竟有限,1971年她在师大一附中面临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能升入高中,只有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因为“出身不好”不被准许升学,她们被分配到北京一商局当了售货员。
听她闪着泪光娓娓讲述,我的思绪被搅动。李常作老师使我联想起另一位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好老师。她是北京五十七中的杨秀媛老师。我在对英雄母亲王佩英文革案例的采访中知道了下面的事。
一九六九年文革祸乱到了第四个年头。那年年底,在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开过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押送犯人的囚车驶进了五十七中的校园。那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户,驶入后停在了校门的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将要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戴镣铐的重犯是王佩英。
那是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后,在严寒中席地而坐。除了他们,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一万余。
杨秀媛老师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她已得知班上学生张大圃的妈妈(王佩英)将在这次大会上被批斗。杨老师熟悉“镇压反革命大会”的恐怖阵势,所以有种痛苦袭上了她的心:张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批判自己母亲的残酷场面?!杨老师做出自己的决定,让同班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她就这样保护了大圃,使他躲避了观看血腥恐怖的批斗会场面,躲避了目睹母亲被斗的心灵伤害。
而大圃十二岁的妹妹张可心当时是铁路五小六年级的学生,却没有因遇到像杨秀媛这样勇敢善良的好老师而得到保护,她不幸目睹了批斗会杀气腾腾的场面。
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着血红叉子的大牌子,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了一溜。宣布“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着观众扬了一下。她脸色惨白,下颌被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住。她不肯低头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她戴着镣铐,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我复述受访的目击者对这个场景的描述,是想说明杨秀媛老师对大圃的保护是多么必要,是想说明在文革制造的恐怖中,她这样尽力保护未成年学生,做得是多么清醒、自觉,又是多么勇敢、非凡。
经历了“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教师们绝大多数饱受迫害,伤痕累累,惊魂难定。但就是在那样是非颠倒阴霾密布的岁月里,也仍然有过像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李常作老师和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杨秀媛老师那样的普通老师,他们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抓住一点点可能,保护和救助在政治运动风暴中全然无辜也全然无助的未成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却感人至深。我相信还会有许多类似的事迹散落于民间,未被充分注意和收集。我希望通过这篇小文使读者看到,曾经在黑暗中有人性的闪动,再强大的邪恶总也不可能将这种光芒完全熄灭。我自己曾经身为教师,当知道了李常作老师和杨秀媛老师在文革中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事迹时,受到了很大震动。所以我特别希望今天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们,也能引起深入的思考。
2017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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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为何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上海

许佩兰

说起文革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我的先生王铿,解放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1958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从美国、香港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八年后,文革爆发了。我先生天天被里弄干部吆喝着打扫弄堂、清洁公厕。我们住的里弄里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律师,有作家,还有银行家。这些人到了文革,一夜之间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里弄接受监督劳动。他们遭到一些里弄干部的肆意羞辱和打骂。著名大律师鄂森就因不堪侮辱而跳楼自杀。
记得是1967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位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那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
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上图:本文作者许佩兰与丈夫王铿文革前的合影。)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云云。接着就说:“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中国大陆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接收者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接收者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
当那个送外汇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你们要去哪里?”
我回答:“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他听了后,脸上表情由原先的微笑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再会”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市政府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殊不知他在30年前,就是因为上书市委领导提出充满善意的建议,结果招来一顶“反革命”帽子的。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一家没有被赶出这座大都市?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协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中国大陆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
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由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赶走牛鬼蛇神”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
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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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她在文革中被“延长劳教期一年”

姜东平

有关隋桂英的档案资料,我在一位书商那里看到四卷。起初,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两年后,又在地摊上,与隋桂英的名字不期而遇。遗憾的是,其中两卷已不知所终。我深悔当时的疏漏,几致一部个人痛史的湮没,遂将两卷副本买下,以补亡羊之牢。
残余的副本,固然是主卷多余的材料,以旁证资料为主,但主要部分尚属完备,事件过程也大体完整。这是我在遗憾之余尚感慰藉的。
副本三(原档案排序)的第一页,是一份“延期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填报于1967年5月23日。
隋桂英,又名隋晶波,女,时年36岁。案情为“无理取闹”。主要“错罪事实”栏填写如下内容:“在(19)53年先后受团内严重警告和开除团籍等处分,(19)55年记大过;(19)58年被省劳动厅开除公职;(19)61—62年曾投机倒把和打人被长春市中级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该人不仅不改正,而且多次到省、中央有关部门申诉,并散布不满言论,与社会上有重大问题的及对党不满的人员相纠和(合),在(19)65年9月13日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前拦阻了总理汽车,拘留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说:‘你们逼急了,我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出来,进京99次不解决(就)进京100次,死也要死在北京’等。”
隋桂英被羁押之地劳改部门意见:该教养分子入教以来,一贯不认罪,不服法,表现很坏,应“延教”一年。经吉林省公安厅劳改局批准同意,“延长教养期一年”,从当年9月28日执行。

处分在对抗中升级

档案里有一份“隋桂英对错误不服对质会”记录,长达50余页,从这里入手,大体可以厘清整个案件的基本脉络。
对质会于1966年7月22至23日召开,参加人员系隋桂英工作单位的“知情人”:省委办公厅1人、工交政治部1人、劳动厅12人、省建三公司1人。
首先由隋桂英谈受处分的经过。
1952年由省人事局调到劳动厅就业委员会,当时接待她的是丁某科长。初时,与领导并无任何隔阂,只是此后接触中,发现丁脾气暴躁,说话不讲方式,同事也有这个印象,但仅限于私下议论。丁有时对隋说话的口气“像对犯人一样”,也引起她的不快。有一次,一份报告没有按时处理,情急之下,隋桂英找厅长签了字。丁科长知道后,认为她超越职权,对隋大发脾气。隋桂英也是个性极强的人,“小资产阶级自尊心”大受打击,就在会上给丁提意见,引起丁的不满,并在补助费问题上,有意发难。丁科长在给隋作年终鉴定时给她凑了个“四好”:说她“好打抱不平,好管闲事”,生活不俭朴,“好吃好喝”。
隋桂英不同意,二人发生公开的顶撞。
与单位领导发生矛盾,作为下级,无论对与错都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像隋桂英这样锋芒外露的人,管不住那张爱说话的嘴,有意无意地在一些场合发“牢骚”,“散布不满言论”。由于个性强,口无遮拦,处事以自我为中心,也得罪不少丁以外的领导与同事。
1955年,她想离开劳动厅,向领导提出报考高等学校,领导层并未过多干涉,还抱支持态度,大概希望她离得越远越好。
但这一年肃反运动开始,由于隋的“自由主义倾向”严重,闹“个人义气”,对她的批评逐步升级。
这天下午,陈厅长代表组织叫她检查“自由主义”问题,隋在会上进行了检查。但会议的气氛却充满火药味,由批评教育变成了“批判斗争”,把她说成“反革命”,揭发她“隐瞒家庭出身”,把“小业主”(因家里有四台缝纫机,雇两个小工)填成“城市贫民”;隐瞒舅舅的地主出身和土改时被斗打死的情况;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团内的,参与了“反党小集团”活动。她被列为“肃反”对象,斗争了三天。
斗争会开得紧张而严肃,却有意放任辱骂讥讽、侮辱人格的行为,隋桂英一再提示主持会的领导“这种方式过火”,领导却对场面“不加掌握”(隋桂英语)。
之后,又通知她到机关集体宿舍来住,“反省并交待问题”,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处于焦虑状态下,她得了眼结膜炎,要求看病被拒绝,并被告知上厕所也要请假。
隋的丈夫王仁堂,是省交通厅干部,二人有一子二女。小女刚11个月,雇了保姆照看。
肃反期间,王仁堂也被单位作为“肃反对象”接受审查。
据丁科长(作为当事人参加了对质会)说:“李清元开始被列为反革命小集团,王仁堂是该集团的成员之一,后定为‘落后小集团’。隋桂英是王的爱人,李经常领一帮人到她家去吃喝,因此隋被怀疑为集团成员是有根据的,把她列为‘肃反’对象,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决定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检查自己,为什么勾勾搭搭,利用保姆传递消息,递条子呢?隋的问题,是她平常表现、行动和接触的人造成的,不应该埋怨组织。隋想推翻肃反结论是不可能的。”
由个人与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步衍化为个人与组织的对立,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可想而知。从另一方面来说,借运动之机,压制不同意见,“把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隋桂英语),不惜将同事置于死地,是整人者的惯用手法。那些慷慨激昂的说辞理由“充分”,但是检举、揭发、密告却难免带有“挟私报复”的成分。
劳动厅机关给隋桂英提出的大小“问题”内容庞杂,大体归纳为攻击和丑化革命领导干部,瞧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破坏领导威信,与“反革命分子”接近,对下放干部、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等类。
据参加“对质会”的劳动厅当事人说:肃反期间,劳动厅并没有把隋当成敌我矛盾,只是说隋参与了“落后小集团”活动,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隋进行教育。肃反对隋的大小意见共71件,经查对,报上级,结论中没有“反革命”字样。隋伪造文化程度、隐瞒家庭出身、隐瞒妹妹三青团身份、舅舅地主成分,定为肃反对象,并不冤枉,没定反革命分子,已经够宽大了。
隋桂英不大明白,在当时情况下,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或“肃反”对象,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或者说:反革命分子是敌我矛盾?而“肃反”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难道把我确定为肃反对象,“有意夸大事实,斗争我”,还要对打击陷害我的人心存感激之情吗?
隋对上述各项指责均一一否认并作辩解。特别是说她“工作一贯不负责任,甚至越职越权,假公济私,做了许多违法之事”,并举例称:“在延吉法院工作时,私拆院长的信件”,隋辩解说:“私拆院长信的事是有的,但是因为工作粗心,没有发现是院长亲收的,拆信后才发现,马上交给了院长。那是一份判决书,后来院长又交给我作了登记”。
“说我私自将延吉法院的文件带回家保存,其实那是一本关于法规方面的资料,因我当时到省法院工作,所以带回来的”。
“当时的许多事是无中生有,望风扑影,甚至将别人的言论硬加于我的错误态度”。
至于隋说某同事“像旧社会的官太太”、“某老的亲属被定为17级干部”、某主任“像个大传令兵”等,被说成攻击、丑化领导干部,更是鸡零狗碎,不着边际。
参加“对质会”的人员,是“经过挑选和我不能信任的”(隋桂英语)。莅会者的话都是冠冕堂皇、苦口婆心的,对她的“帮助”也是“仁至义尽”的,但却回避了对隋来说最为实质性的问题,即为什么将“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将她打成“肃反”对象,这是一系列问题的“前因”,而导致后来的“结果”。
隋只能处于弱者一方,进行的辩解毫无作用,“对质会”以势压人的作法,不免有失公允。因此,隋在上午会结束时明确表示:“下午的会我不参加了。”
平心而论,隋在肃反前后与单位领导闹矛盾,当事双方都有责任,借用肃反运动来整治不顺从的部下,作法是很卑鄙的;而隋桂英采取消极怠工,甚至大吵大闹等偏激行为发泄不满,对抗领导和同事,也是极不明智的。本来是占理的一方,却授人以柄,让自己越来越被动。
政治运动之残酷,还呈现出可悲的律动,即前期的整人者,后期又被人整治。我从知情者那里了解到,那位脾气暴躁的丁科长,后来到劳动厅技校任校长。文革中遭到批斗,因不堪凌辱,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
肃反结束后,因李清元的“反革命小集团”并不存在,而降格为“落后小集团”,性质变成了人民内部矛盾,肃反结论由专案小组作出,呈报上级机关五人小组批准。给隋桂英的结论是“思想落后,有严重自由主义言论,给予撤职处分”。
隋桂英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拒不签字。
回到家里,居民组有人告诉她,家里遭到“搜查”,门是被撬开的,保姆也遭到“搜身”。她对此表示极大愤慨,指责单位对她和家人采取的方式是“非人道的”。
当事人李某、王某作如下解释:
关于搜查,是有上级批示的,并不是非法进行“搜查”,而且对保姆并没有搜身。
政治前途的断送,等于厄运的开始。类似事件层出不穷,让她百口难辩,百身莫赎。尽管她有充足的理由,举出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为自己辩白,却没有人敢于支持她。隋桂英真感到走投无路,情绪低落。独往独来、我行我素,她一面向上级机关申诉,一面继续与本单位领导“闹对立”,结果成了众矢之的,连同情者也不敢接近她了。
一年后,省委在运动后期纠偏时,鉴于对隋桂英处理过重,决定撤销处分,恢复工作。表面矛盾虽然平息,但领导的成见却不可逆转。
1958年,隋桂英向领导请假去医院做绝育手术未获批准。此前,她曾做过两次人流,在“不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去医院作了手术。这一次,她又擅自去了医院。厅领导责令她在大会上作深刻检查,并把她的“无组织、无纪律”和“肃反”联系起来,说她一贯与组织闹对立,对党不满,对肃反运动怀恨在心,并当场口头宣布对她的开除决定,“什么材料也不给你,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吧。”
这一天,是1958年4月21日。
也就是在这一天,她即去北京监察部提出“控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申诉历程。

无望的四次上访与拦截总理汽车

那个年代的信访制度,对于表达正当诉求的蒙冤者来说,成功率是极低的。这是因为上访接待部门并不是权力机关或执法机构,只是处理信访的中转部门。上访者的申诉材料,往往由信访部门分类归口呈报,层层批转,最终发回上访者所在地区或单位处理。在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处理结果,或被原地区、原单位掌控者草率处理、敷衍塞责,或遭到更加严酷的打击报复。
隋桂英的“控告”信被转回省里。“省委组织部又转到五人小组、监察厅、人事局,推来推去,都是应付”(隋桂英致某院长的申诉信,见副卷三第5页)。于是“被逼无奈又向少奇主席连续发信,要求派人来省直接调查处理”。
信件再次转回省里时,省委工业部、劳动厅、人事局共同研究,认为原处分过重,通知她到人事局去重新分配工作。
“因当时没有把劳动厅的处分材料加以甄别,因此我不同意口头处理意见,要求作书面纠正。结果没有答复,事情被拖了下来。”
此时,交通厅对隋的丈夫也在施加压力,说他“一个党员干部,管不住自己老婆,叫她到处告状,既影响对你的提拔、使用,又影响调级,省委、党总支都对你有意见”,并指责他支持隋上访。受隋的影响,王的工作被调动,夫妇感情逐渐破裂。隋桂英提出离婚,理由是:“男方干涉我的政治权利,不离婚,就不能申诉。”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解体,三个子女随丈夫去了吉林市。
由于持续不断地去京上访,夫妻离异,家庭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拮据,捉襟见肘,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还欠了数百元外债,为了筹措进京路费,她只好四处向亲朋好友求援。
隋桂英第二次去京上访归来,三个子女已被前夫带走,人去楼空,触景伤情,大病一场。这次,省委及省劳动厅给她安排了工作,叫她先去省建三公司上班。因她不愿意留在骨肉离散的长春,要求去原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所以还答应她以在职身份调转。
省建三公司以正式职工接收了隋桂英,负责一些会计的记账事务,以及建筑材料的核算、工资核实等行政事务。然而她的身份却从干部转为“力工”,工资按临时工开支,每月不到40元,比原工资几乎少了一半。此时,三个子女重新回到母亲身边,因为他们不愿意和后母生活在一起。
一个心力交瘁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新单位把她看成“没戴帽子的右派”,“剥夺受奖资格”。她本未作安心工作的长期打算,对背了多年的处分耿耿于怀。3个月后,调转的事如石沉大海,没有着落。重新就业,工龄、工资均不予以考虑。无奈之下,复萌了上访的念头。
一次意外事故,给她创造了去京的机会。
她在给两位朋友信里这样写道:

不幸得很,本月23日下午,我去工地摔伤了右膝,在(医院)外科缝了20余针,刚由单位送家躺在床上,即接到你们的信,它带来了革命的友谊,也带来了精神上继续斗争的鼓舞,知道你们的近况很放心!斗争愈艰难也愈锻炼人的毅力和智慧,只要目的明确不越轨,我相信党不会允许那些以个人感情代替党的方针政策的当权派长期得逞,时间对人是个考验,耐心也是胜利的主要元素,但愿你们的事最近获全胜,从而减轻我的苦痛。患难知己贵于亲。
我单位党、行政领导非但不给探亲——北京假,反而对借款的人一一警告,不准借钱于我,怕对省委负不了责任,这种井里蛤蟆,也奈何不得,如果实在借不到,我们也得走,决定29号走,到北京我立即寄信于你们,或许也要从你们那求援,支持到全部解决为止。
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了三个月,省委既不找我也不改变我的处分,岂不是自食其言,因此我心情特别气愤,才摔伤了,经济上又如此拮据,岂不逼人太甚吗?
目前我身体太弱,营养又补不上,心情抑郁,休息不好。假如不是为了志向和真理,我真有点希望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完结,这种处境,组织上的这种态度,活着是凄楚的。但革命了数十年,自我毁灭,在人格上也是自我侮辱,因此我必须站起来,继续战斗到死,其他嘛,一切都无所谓!
孩子们逐渐大了,有些事是不能让他们全部知道的,特别是组织上对我的一切残酷手段,只好一个人或同张妹妹聊聊,以慰痛寂之心,你们的友谊我是非常珍惜的,不是不愿回信,实在是没啥好消息和忙的原因,请原谅,假如你见此信后去北京,可到车站留言板上写“某来”即可,或到大会堂附近会晤。我是和张、王一同去京的。北京见。

这是她第四次去北京,她是利用十天的摔伤病假去的。因行走不便,约了省医院一位护士、一位技术员同去。省医院那位护士去卫生部上访,技术员的问题已得到处理,是去京取退职金的。
1965年9月13日这天,北京举行庆祝抗战胜利2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上访接待室里等待首长接见的隋桂英等三人,遭到接待人员的冷遇。问题还是老问题,一次次地批复,又一次次地上访,那几位接待过隋桂英的工作人员早已失去耐心,再三表示“问题已多次批复由省里解决,不再接待她来京上访”。
在申诉未果的情况下,隋等三人竟作出了大胆决定,借北京纪念活动之际,拦截首长汽车,递上申诉信,以求问题的彻底解决。
拦截的恰好是周恩来总理的汽车,是谁拦的已说不清楚,总而言之,是三人在一起拦下的,于是她们被“请”到了公安机关。无论隋如何争辩,是那位护士拦的汽车,但拦车的举动,已造成很坏的影响。省里闻迅后立即派人去北京,将三位“闹事”者接回来。

在劳改支队里“劳动教养”

那位拦周恩来总理汽车的护士被拘留15天。
隋桂英说是被单位“骗”到一间堡劳改支队的。
当时,她被告知:“上级决定把你送到郊区工地去劳动。”她到一间堡后即失去了自由。因隋桂英属于“屡教不改”,经所在单位整理材料,由执法机关审批,判处隋桂英劳动教养二年。
“我没有罪”,
“我不是来改造的,是来解决问题的”,
“我是被骗来的,像抓猪似的抓来的”。
隋桂英的倔强实属少见。厚厚两卷材料中,无论上访、申诉,还是劳动教养中的检查、交待、汇报,始终不屈从于外界压力,一“硬”到底。一位王姓管教在她《八个月以来的检查》上批示:“这篇材料无所谓检查,简直是一封挑战书,从材料中可以看出,隋犯确属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必须设法制服,打掉反动器(气)焰”。
遗憾的是,档案里没有留下她的照片。
上世纪六十年代,“琼花”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她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女主人公。笔者相信,隋桂英和琼花一样,有着相同的眼神,充满挑战,怒火燃烧。
这眼神,与“无理取闹”相伴而生。
“无理取闹”作为劳动教养的“罪名”,我在一些资料里见过多次,推想以此“罪名”送去劳动教养者大概不在少数。隋桂英案即是其中一例。
十年上访、申诉,风餐露宿,备尝艰辛,遭尽白眼,落得骨肉分离,家破人散,维护正当权利,却归结为一个“闹”字,令隋桂英无论如何想不通。
按照隋桂英当时的理解:“无理取闹,顾名思义是在一件根本没有道理的事情上,申诉者蛮不讲理,又向政府某机关有胡闹之行为,才构成犯罪的……”(见隋桂英“关于劳动教养处分的申诉理由”。)
“而我的申诉,无论在程序上、时间上都是合乎法律规定的,我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根据宪法、‘二十三条’关于干部问题、干部奖惩条例‘关于处理程序’等规定,既不超出法度,又不属于‘闹’的范畴。”
1965年9月29日,隋桂英被带到长春北郊劳改支队,接受两年的劳动教养。“抱着一面接受劳动,遵守制度,一面按系统提出意见请求复查处理,并耐心等待的态度”,这年的国庆节,她在失去自由的状态下度过。
很快,她发现这样的方式根本行不通。管教人员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某干事在一份报告中指责她:“没罪?没罪见上帝去吧,写信上告中央,告诉你,那是白费笔墨”。“有的人来时改造较好,但对错误没认识,不认罪,再好也是没有思想基础的。”这似乎应理解为“所谓改造好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对处分不上诉,不要求复查,否则劳动再好,遵守制度,也被认为是假的,或没有思想基础的”。
与隋桂英同监关押的,多为流氓、小偷等刑事犯罪劳教人员,道德品质败坏,整日寻衅滋事,吵闹不休。常队长在她入教之初,曾提醒她:“这些人都是犯生活错误的,觉悟很低,什么都不要向她们讲,因为你是在职带工资来的,和她们不同。”
这样的环境,真叫隋桂英难以承受。“三组”(教养支队的编组)同教背景复杂,“二进宫”的占半数,竟然还有一位“流氓成性”的两性人。“自己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吃住在一起,互相间怎能不受影响呢?”
逐渐地,她发现身边到处是监视她的眼睛,有人在偷偷地把她的“言论”记在小本子上,还有人偷看她的日记和申诉材料,随时向管教汇报,骗取信任。
有个叫佟德珍的,因与人吵架,动镐把打人、撕衣服、烧提包,满地跳“老虎神”。“开会帮助她时,她以手掩耳,以背对人,笑嘻嘻地搅闹会场”。向管教反映,管教却说,佟德珍是好打个架,爱骂个人,有人要求给处分,这是抱着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态度。
放纵的结果是,很多人学佟的样子,打人骂人成了家常便饭。
当隋桂英对某同教无故骂人进行劝阻时,那人却说:“你才来几天,时间长了试试吧,和狂犬在一起,还想装人吗?装人就挨咬。我这是受伤后的还击。”
永无休止的吵骂,搅得隋桂英“头像盆一样大”,也使她心灰意冷。一天,她因劳累过度,头晕目眩,医生开了诊断书躺在铺上休息。点名时,隋没有下地,佟德珍总算抓住既能表现又可报复的机会,当着管教的面,将隋暴打一顿,还把枕头扔到院子里。
“你们骂,我有嘴;你们打,我也有手,反正每个人的丑恶互相揭过无数遍,你们动口动手,我都奉陪。”同一些毫无廉耻的人讲良心无异于对牛弹琴,莫如“以毒攻毒”,人格、尊严,在这里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档案里有数十份教养人员的“汇报”材料,其中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教养人员赵彦君因坚持申诉“拒不认罪”,被冠以“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罪名,挨了多次批斗。教养人员为了与她“划清界限”,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寄于拳脚之上,对赵彦君进行毒打与摧残。
同教殷连香汇报说:“赵彦君骂主席,她(指隋桂英)为什么不恨?目光对着打赵态度(指对赵拳打脚踢)的同教。昨天和前天,赵还是不唱《东方红》,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喊的声也小。赵说她不会唱《东方红》,社会上刚会说话的小孩都会唱,她就不会?有的同教也听她唱过。隋说,等回来我给你抄下来,用两天时间教你唱。隋对赵就是恨不起来。”
杨源芝汇报说:“斗争赵彦君之后,周桂英有病请假。走在上工路上,隋桂英说:昨天打人那么凶,今天就不能劳动,完全是为虎作伥。在监所这样大胆,若是在社会上,要比这卑鄙几倍。她还说:教养院里真正的好人受打击,流氓分子却受保护。”
隋桂英对赵的境遇十分同情,她在一份检查材料里这样写道:“为什么别人气得按捺不住上前去斗去打,而自己却不愿动手呢?主要是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没有树立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感性是次于理性的。”“刚入教时,我们在一起谈过上访的事,谈案情,很投机,建立了一定的个人感情。所以对着‘阶级敌人’,不是从现实表现出发,而是在个人感情上产生同情感。”
隋桂英多次向管教人员询问申诉材料的催办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已经派人去两次了,他们不来人有什么办法?”
“请再发文给催催!”
“你说怎么催,怎么催?”管教极不耐烦地回答她。另一领导郑重地对她说:“告诉你,隋桂英,你的问题我们已经查过了,就是那样”,“你的一切材料都没有发出去”。
隋桂英气出一身冷汗,200多天,日夜盼望能有个结果,得到的却是“一切材料都没有发出去”。
隋桂英采取了违反院规的举动,试图私下里托人将申诉信带出去。她几次想通过女儿探视时将信带出去,均未成功。有位职工对她表示过同情,她把他当成了朋友,乘他路过窗下时,将材料偷偷递给他,她亲眼看见那位职工将材料放在一个黑皮夹里。
然而那封申诉信连同她委托解除劳教人员带出的材料,都被装入了档案,成为她“抗拒改造”的罪证。
同教温辉,因一位男教师向她求婚不成,结果把她打伤。然而校长却取消了她的公费医疗。她告到中级法院,法院判决由打人的男方负责药费,校长又捏造她作风问题送教养4年。解除教养后,她不断上访,又不断被送教养,前后10年。温辉对她说:“放聪明点吧,在这里可告不得,等出去再告吧,我头一次在镇赉(劳教),给中央发的材料,结果执行单位给附了文,还不是白告”,“执行机关就是利用教养分子写假材料,扣大帽子,使同监人员互相揭发,个个受伤,打击无理取闹的。”
1966年4月10日,隋的大女儿抵院探视。在接见室,某干事对所带物品检查完毕,即带她到院内办公室与母亲见面。大女儿偷偷递给隋桂英一个小包(事后知道是粮票),被队长发现,当即表示要重新搜查女儿的空书包,女儿表示反对。队长很气愤地喊道:“再不听话,以后就不让你们见面。”为防止事态扩大,隋主动把空书包递过去。另一管教不依不饶,欲将女儿拉回来处理,被队长劝阻下来。女儿哭着出了大门。
女儿走后不久,她遭到孙凤英的辱骂,两人发生争执,结果她被拽下一绺头发,手也被咬伤出血。领导在听了事情经过后说:“看你把事‘闹’得这么大,有什么好处?”
隋桂英非常激动。自己被定了个“闹”的罪名,被剥夺自由,现在无故遭打,也认为是“闹”,为什么把一切问题都划到“闹”这样的“罪名”当中呢?

从单独关押到延长劳教期一年

5月以后,隋桂英决心以“养病”、“不出工”来等待上级机关的答复。
她被送进小号单独关押。她向教养院领导写了一份2万余字的《八个月来的思想检查》,并提出要求说:“北郊既然早已声明原劳动厅的打击报复问题,因权力所限无力解决,请同意我一再请求女儿取走材料的合理要求,否则必须在最近请监委派人带我去长(春),抓紧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给本人省委工交政治部办公室的复查材料;准许随时发给省厅和监委一切信件,不得扣留,不发请退返本人;本人自费从卫生所拨给30支葡萄糖,以补健康损失;补给一周学习时间,看这一月禁闭期间的报纸;恢复子女的正常接见,并带本人去卖店购买布品,为本人及子女制夏衣。否则不出工!为照顾组织影响,我请求长期留在小号,以俟教养问题最后答复后,再改变态度!”
1967年5月23日,由劳改部门整理一份综合材料,决定呈报上级机关,对隋桂英延长劳教期一年。其中历数隋在劳教中的种种表现,也间接记录了当时劳教场所中的一些情况。该材料产生于文革高潮期间,打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可以从一个特殊的侧面让后人了解到那场浩劫之一斑:

该分子入教以来,一贯不认罪、不服法,对政府不满,惯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捣乱改造秩序,曲解政策,漫骂政府干部,散布反动言论。
1. 现极不老实,态度蛮横。经常叫嚷:“我是被某些干部打击报复送来的,看在党和政府的面上呆在这里”,“我和你们(指其他教养分子)不一样,如果有罪为什么派人送工资来?”“你们也不睁眼看看,到省委还得给我搬个凳子呢”,“解除后一天不等,即上京,不到黄河不死心”,“有一口气就要上告”,如和同案刘玉环说:“我们的问题是思想意识问题,不够劳动教养”。陈秀英找干部谈话时,隋又说:“不明智,快出去了,出去以后再说”。在宿舍写申诉材料,并利用解除劳教人员或利用她女儿接见之机会往外带材料进行申诉。
例如利用解除劳教人员滕秀琴给她女儿往外带材料,让其大女儿上京申诉,并出了许多点子(详见卷内信件)。
“给我劳动教养的理由是不充足的,不尽情理的,而且是与党的干部政策背道而驰的。
“劳动教养二年,这简直是任意加罪于我,请问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和高明手段吗?”
在给吴德(吉林省委书记)信中写道:“我一没犯法,二无罪行,胡为在遭10年来的政治陷害甄别之后又送我教养?”
在给省建三公司经理信中写道:“只限于由于合法的进京申诉,即被上级单位假借你单位的名义和公章的权力,胡乱扣上了一大堆帽子,企图用压制的手段,再次打击我这个10年受迫害的不幸者,使得子女东西,家破人残。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葬送无罪的女同志的自由,让她去受囹圄之罪呢?
“难道盖戳当时手不颤心不跳吗?
“怎么就不考虑省委经办人因不执行党中央决定,而受批评后对我不满,是此案内在的主要利害关系呢?”
2. 挑动唆使他人不认罪、攻击党的政策。对抗拒改造者同案温辉、孙秀文等作了大量的反面工作,如对无理取闹分子温辉说:你不懂法律,不然这么点小事,怎么10年还没解决。致使温大闹,又替孙秀文修改上诉材料。对反革命案周亚丽(不认罪)说:回去以后再说吧。意思是说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出去解决。更讲周不是反革命,也不够成员,对周的延教也不够。对部分流氓犯罪的劳教人员如贺文珍、朴真子、田淑秋等人的延教等问题,也出了不少点子。这样促使他人不服法、不认罪,扩大了和政府的对立面。
经常散布攻击劳教政策。如给吴德信中写道:“教养队是流氓、小偷的集中点”,“简直是疯人院”,“屋子里的空气随时有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一个屋子里住着患有严重性病的妓女,同炕住着两性人,日夜大耍流氓习气,搅得乌烟瘴气。
把我送到这里改造什么?”
在给女儿的信中说生活在“野人中间”。公开地讲:“在这里面改造不但没学好,反而学坏了,回去以后我就到省委,从收发室偷到办公室,别人要问我就说改造时学的”。
3. 抗拒改造。公开攻击劳教政策,顶撞谩骂干部。看不起改造机关的干部,常讲这个没水平,那个不称职。当年轻干部对其进行教育时,她傲慢地说:我工作那些年,你还抹大鼻涕呢。小孩伢子,什么也不懂。政府找她谈话,竟摔门而走。几次批判会都采取顶撞、不讲话、搅闹会场的态度。如说:“早就打算好了,领导需要这个,你们找几个人整材料吧,把我打成反革命。”以此抗拒改造。并常在教养分子中间给干部起外号:如这个管教老鼠眼,那个股长、科长大舌头、牛眼睛,那个队长是家庭妇女。
对政府非常不满,当没有达到她个人的私心,就漫骂:“公安大院无处讲理去”,“队长也是敌我不分,事非不清”。并咬牙切齿地骂干部:“没有人性”。
在批判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多年取闹抗拒改造的劳教分子赵彦君大会上,赵表现得很顽固,并说:“没犯法,没犯罪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而隋乘机发言说:“你看在印尼41个华侨小英雄,在监狱里面还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抵制了印尼反动政府的暴徒。”隋竟恶毒地把党领导下的劳改机关比作印尼的反动政府,把反毛泽东思想的劳教分子赵彦君比作英雄。
当赵彦君打看守员时,其他的劳教人员都纷纷起来,维护我们的干部,唯有隋桂英躺在炕上,抬头看看一动不动,并把黑纱巾蒙在脸上。在教养分子把赵彦君拉出宿舍时,隋马上起来气愤地站在窗下,怕赵挨打。在批判会上,问隋为什么不拉(架),而隋回答说:“因为赵彦君是无辜的,我认为的确不够教养。在思想上认为她没有罪,我同情她,打她我心疼,打队长我不心疼。”
4. 捣乱改造秩序。该分子惯用挑拨离间的手法,打击积极的,拉拢落后的,捣乱改造秩序。
每当劳教人员打仗,她都插上一嘴,借机挑拨,不仅不从中劝解,反而使仗打得越来越大,所以在中间起了个挑坏作用,这情况是经常的。尤其每当(来了)新入教的人员,她都先出头告诉队内谁最坏,最能上办公室整人(她说的最坏的都是指思想靠近政府的,与她意见不相同者),这样使比较积极的人受到排挤,使之团结不好。
隋桂英接触的人员都有一定的弱点,利用其弱点进行拉拢,如给点吃的,说几句好话等。这样使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她好,可以不给她汇报,不出卖良心,企图封锁干部的消息。
当队长批评某个劳教人员时,她发现这个人有不满情绪时,隋乘机加上两句,使其他劳教分子对干部更加不满。如:贺文珍是比较爱汇报的人,但因其他地方不严格要求自己,结果被评为中游,而隋却说:“你还给我报过呢,看你的后果啥样?瞎积极、瞎汇报,结果还是中游。”利用这种手段使贺对政府不满,也可以使其不汇报。又如:劳教吴明素要找队长谈话时,隋却说:“你说话像放屁一样,领导不信任你。”这样不仅使吴不汇报,而还大闹几天,说领导对她有看法。
劳教人员魏桂荣有病时,隋说:“社会上谁像你们劳动时间那么长,而活又多又累,又不休息,营养还跟不上,能不得病?”
5. 辱骂领袖,诋毁毛泽东思想。由于该分子的反动本质所决定,她不仅对政府不满,散布反动言论,更为严重的是,借机辱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4月22日,在猪舍劳动时,40多岁的劳教人员赵玉茹行动慢,李凤琴看不惯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枪打不着。”隋桂英在一边借机谩骂说:“主席还老了呢,也是奸,也是滑?”当时大家驳了她,她竟说刺激刺激李凤琴。看出隋桂英已反动到了极点,把一个犯了错误的劳教人员与我们伟大的领袖相比,这里有意地攻击、辱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1965年组织教养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隋却不知耻地说:“我十年前都学过了。”后期虽然能学,但用在写申诉材料或其他人身上,该分子从不学习毛主席语录谱曲的歌曲,她不唱,并且在其他人要唱时,她不是说不好听,就是(说)唱错了等,加以反对。而当大家问她为什么不唱语录歌时,她竟说:“主席语录歌曲抒发不了我的感情,我唱不出来,一想起10年的遭遇,我都不如自由的小鸟”,“主席语录歌曲应该是有自由的人唱的”,“学习语录和唱语录歌不一样,唱歌是需要一种感情的。”
但一些外国歌曲和一些爱情歌曲却可以反映她的感情,可以唱出来。
《国际歌》本来是一首革命歌曲,但她只唱头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和最后一句“做一次最后的斗争”,借以抒发其反动的内心世界。
根据上述事实,该分子实属不服法、不认罪,抗拒改造,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的反动分子,应予以延期劳动教养一年。
1967年5月23日

“延教”后的隋桂英,表现究竟如何?是真的有了悔过之意?还是继续与管教人员闹对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殊年代,她会在“延教”一年后如期解除劳动教养吗?同监刘淑霞的“汇报”材料里这样记述:“隋桂英延教以后,虽然在明面不敢和政府闹对立,但在暗地、在宿舍里向大家放毒,现在她并不是真正地服法认罪,她是装着老实混教养期。”
其他情况,因资料的欠缺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在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期,隋桂英最终获得平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
现有的这些资料,只是埋没于历史瓦砾中的半截残砖,它向后世的人们展示,在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里,人们曾经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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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7岁遭遇“反标案”

张庆胜

引言

1966年初中毕业时,我16岁。这年的暑假,我独自来到江北县悦来场乡下,吃住在农民家里。每天顶着烈日和社员们一起栽秧挞谷、犁田耙地,刻意去体验农村生活。
8月底,当地乡镇上突然出现了赶小贩、封店铺、剪发辫、砸菩萨等等各种匪夷所思的“造反革命”,这即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我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动荡已经袭来,马上收拾行李赶回重庆。
回到学校,立刻被这令人热血沸腾的风暴所席卷:满天满地飘落的油印传单;满街满巷五颜六色的标语横幅;随处可见站在高台上头戴高帽身挂黑牌的“走资派”;随处可见臂戴红袖章手拿红宝书高呼“革命无罪”的学生游行队伍;形形色色的“造反团”、声嘶力竭的“造反有理”,五花八门的批斗会以及捆着长绳游街的“牛鬼蛇神”……
我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滚滚洪流之中。看不见班上的同学,我这一个人的“战斗队”独自住在教室里,晚上刻钢板、印传单,白天上街加入或观摩各种“革命活动”,诸如:声讨“走资派”罪行的绝食斗争,控诉“走资派”压制革命的北上请愿;街头上和“保皇派”的唇枪舌战;工厂里发动工人阶级的下厂劳动等等。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的全都疯了。
轰轰烈烈的造反行动持续了数月,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下,“保皇派”消亡了,“造反派”壮大了,新的地方政权也建立起来了。1967年4月初,当我在工厂劳动患病回家休息了半个月后返回学校时,班上的大部分同学也都“回校闹革命”了,我所独居的教室已经成了班上“兵团”的革命根据地。

命运捉弄

1967年4月13日下午,因革命形势的需要,班上兵团的部分同学聚集在教室里讨论向北碚区派驻联络站的具体办法。
教室里散乱地摆放着油印机、纸张、油墨等宣传用品,课桌上到处都是各种传单、笔墨、颜料、印刷废纸等。校园里的大喇叭播放着激昂的造反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尤其是结尾处那刺耳的“杀!杀!杀”声更是在脑海中盘桓,经久不绝。
教室里大约有十多个同学散坐着,一边讨论一边闲聊,讨论内容主要是当时紧张的局势、面临的困难、联络站的具体地点选择、人员组成、联络站名称等等。场面颇为热烈。
我一边思考着相关的问题和困难,一边和大家交流讨论,同时又随手拿过桌上的纸、笔和颜料,习惯性地写划起来,这是我那时练习写字的一个习惯动作。因为佩服班上一个同学写的字,我总是效仿他的办法,作这样的写字练习,习惯成自然。在无纸无笔时还随时随地用手指隔空而划。谁知就是这个习惯却给我带来了灾难。
讨论很快结束,我匆匆离开教室,至于练字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也没在意。
晚上,偶然听到同学说班里发现了“反标”,学校保卫科已经来过了。经反复询问后才知道是在纸上写了什么字。我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练字,开始担心了。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校保卫科,要求辨认笔迹。我看了并依稀记得那是一张A4大小的传单纸,纸张的一面有用油墨盖印的自制毛主席木刻头像,约乒乓球大小,应该是印制不完整而丢弃的废品或残品,纸上还有几个用颜料写的“杀”字。同时也有一些用颜料写的不成字的撇、捺笔划,也有若干两个笔划交叉的“乂”字型。有“杀”字重复在头像上。纸张很薄,字和头像是否在纸的同一面上,我也记不清了。当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只是努力地去辨认笔划。想到自己一贯有意识地爱练毛笔字的这一捺,我就说,“好像是我写的。”最后我说了这应该是我练字时写的。
回到宿舍,我连续两天回忆当时的情况,写了一个检查材料,陈述了练字的由来和当时的环境影响。我想要说明当时我的眼睛肯定是没有看见纸上这头像的,至少是意识中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成语中的“视而不见”现象。我想当时练字用过的纸肯定也不止这一张。
我写的检查在班上给同学们念了一遍,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这检查应该是交去校保卫科了。此后这件事再无下文,也没人再议论。
学校的日子仍旧照常,但我从此心绪抑郁,阴影挥之不去。我开始记些日记,也开始胡乱填写些狗屁不通的诗词。这些东西后来都到了办案者手里,它们是不是也可以给这件事作个反证呢?

地狱煎熬

一年多过去了。1968年12月11日夜,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浪潮中,按照学校革委会的安排,班上的同学突然把我捆绑起来。我奇怪,我当时似乎非常冷静,我好像预见到会有这么一天。我熬过了这第一个难忘之夜……
第二天一早,我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反绑着双手,跪在教室的讲台上,首先在班里的批斗会上坦白交代“反革命罪行”,然后押到学校大礼堂,被人顶着双肩、抓着头发,按住脑袋,身体被向前弯成九十度,站在主席台前,接受全校师生的批斗。随后,我头上戴着又长又尖的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那个反革命的大白牌,双手当然反绑着,双肩被身后两名红卫兵同学再次顶着,被抓着头发、弓着身子,和学校的“牛鬼蛇神”们一起被押走在队伍前列,走上大街,在闹市中游街示众。
浩荡的队伍打着横幅,激昂的口号此起彼伏。狂热的革命者们经历过武斗的洗礼似乎更煽起了嗜血的兽性,在革命暴力的混乱中,我头上的高帽被挤飞在地上踏碎,胸前的白牌被扯烂又临时挂上块课桌桌面;在狂舞的拳头下,我数次被从跪着的独凳上打倒在地下;在木棍的疯狂敲击中,我满头隆起的血包渗淌着缕缕鲜血。游街归来,甚至被胁迫着喝下尿液用作“疗伤”。
游街后的第二天,几个同学押着我步行回磁器口去“抄家”,扛走了我两个木箱的书籍,还有我从小收集的集邮册。随后的日子,我戴着他们土制的手铐,被三个造反派同学日夜监禁在一间宿舍里。这期间,除了所谓的批斗之外,少不了的当然是时不时地会享受到拳头和乱棒的无产阶级专政了。

“牛棚”春秋

“幸运”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快又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运动。年轻的革命者要下乡去了。1969年新年后,我被集中到学校的“牛棚”里,手铐没有了,胸前的木牌没有了,触及体肤的暴力体验总算是基本消失了。
“牛棚”里的这些牛鬼蛇神中,有学校的原任校长、曾经的教导主任、各种科任老师、教师的家属、医务室的护士、校工,还有就是我这一个学生。他们的罪名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贪污分子”、“混进共产党的国民党”、“右派分子”、“流氓分子”、“国民党的军官”、“历史反革命”、“漏划地主婆”、“屡屡翻案的反革命分子”,再加我这个“现行反革命”。
“牛鬼蛇神”们右边手臂上都戴着标识各种身份字样的白布袖章,由专门成立的监管组集中关押在学校的教师宿舍楼。每天早晚两次在院子里站成两列,集体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唱“请罪歌”。依次述说交代各自的罪行,表示认罪悔过。每天三次排着长长的队伍往返穿过校园到食堂打饭,男男女女,颇为壮观。白天集体在地里种菜,或者到校办工厂劳作;晚上各自在床上反省罪行、写检查。时不时地被拉到各个场合进行“批斗”。
春去秋来,送走冬天又捱到盛夏,我以为岁月就这样继续下去了。

狱中岁月

“牛棚”的日子延续了一年多,又一股阶级斗争的什么风刮过来。1970年7月2日,“牛鬼蛇神”们被带去礼堂参加全校师生大会。会一开始,突然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庆胜带上来!”我被抓到台上,宣读了公检法军管会的逮捕书,然后带上正规的手铐,押上军用卡车,脖子上又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再次被向后抓着头发,向前顶着双肩,两名军人强按着我的身躯,仰天站立在卡车车厢前端,在漫天飞洒的冷雨中沿着闹市游街示众。利剑般的雨滴打在我不能闭合的眼珠上,痛得要命,被抓得那么紧的头发仿佛已经连着头皮正在撕裂着离开颅骨。我张着无法合拢的嘴唇艰难地吞咽着迎面狂泄的雨流,圆睁着的双眼一直傻望着朦朦胧胧的苍天,终于熬进了看守所的大门。
监狱里,除了关押的刑事犯外,也有一些在文革武斗中犯命案的造反派,有被判处执行枪决的企图实施城市爆破的政权颠覆者,有被错捕而后又在狱中平反的“阴谋者”,而像我这种形式的“现行反革命”似乎只有我一个。
不知什么缘故,我好像受到了优待,几天之后我被叫出来给监狱写大门上的警语,然后住到劳动班舍,意外地成了少数几个可以吃到三顿饭的人员之一。白天可以不关在监舍里而去做监狱里的劳务,甚至有的劳务可以离开监狱去到闹市中,当然这是有管教人员随行的。可我是“反革命”呀!
狱中,我每天望着歌乐山巅西沉的斜阳,血红血红的晚霞惨淡地映照着监狱的高墙。我苦苦思索着人生,我想到了巴黎公社,想到了鲁迅,想到了这文化大革命。
什么叫革命?从幼儿开始接受到的全部教育让我认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革命,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就是革命。他说“造反有理”,发动我们参加的这场运动当然是革命,我去“革命”了,我那么积极地参加了他的革命运动,甚至还生着病,可是我怎么却成了他的“反革命”?这不是可悲吗!什么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吗?我从小感知贫穷,当年考进了这所学校甚至交不足上学的费用,是学校及时地给了我助学金。特别到了初三年级,班主任又再次重新帮我争取了助学金。无尽的感恩深藏心底,我分享着革命的成果,怎么会去反叛它呢?当年的我,从内心深处佩服两个伟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我那时读得最多的是他们的生平和著作,真的是五体投地啊!一个狂热的追随者和无邪的崇拜者,怎么会是反他的反革命呢?凭那几个臆断和推测的笔划吗?荒唐!我痛心疾首。人最可悲的莫过于被自己所崇拜的人、所奉献的事业所冤枉、所伤害。
关押期间,在法院难得的提审中,我提出了字迹鉴定的要求,我有点怀疑了,始终不明白怎么有这种怪事。这个请求后来应该是悄悄地实施了:我用毛笔给看守所写过大量的文字类的东西,如每个监舍的所规、大门及高墙上的标语、警句等等。不过最终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结果。
关押期间以及原来在牛棚时,我的老师——我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一个贫农的儿子,为我四处奔走,为我申冤叫屈,甚至不顾自身风险,不畏牵连直接找到法院当面申述。但所有人都避之不及,有的危言相劝,有的威胁警告,班主任甚至被强制着夜以继日地写检查。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老师的这种无私无畏、坚持公理、伸张正义的伟大情操,我都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因自己的碌碌无为而对老师无以为报深感内疚,我此生此世肯定抱憾终生了。

浪迹人间

或许是这件事确实有些荒诞,或许是老师的奔走诉求有了反应,也或许是革命策略的一种需要,1971年7月31日,我同样突然地被带离看守所来到法院,一个工作人员拿出一张《释放证》来,叫我母亲把我领回家。在这个用来在当地公安派出所上户口的《释放证》上,我记得是这样写的:“张庆胜所犯严重政治错误属反革命行为,但本人认罪较好,确有悔改表现,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沙区公检法军管会决定,不以反革命论处,宽大处理,教育释放。”
回家后,据街道居委会主任讲,法院有人来过,并明确告诉他们我是个反革命分子,只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要居委会对我进行监管。
这时我已经21岁了,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我们一家四口都靠父亲每月30元的收入养活。我主动要求到农村落户,当知青,街道不给我办手续,农村也没人敢接收我。为了生存我愿做点零工,哪怕是最脏最重的活我都干。我找了几个地方依然没有人搭理我。我开不到工作的调条,那时候谁敢不按规定用人?哪怕只用一天。
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离开重庆外出求生,最后还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不能买车票而被迫终止。这一切都因为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我蜷缩在大货车的车厢里,经过三天两夜山路的颠簸,流亡到了云南,开始打黑工的生活。然而,这磨难仿佛还不够它的深度,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一次操作机械的失误中,我断掉了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
1974年,我带着伤残的躯体返回饱受身心摧残的重庆,去医院陪护我病重的母亲。―年后我的母亲在医院去世,只有五十五岁!
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搜索不到她的笑貌!儿时印象中只有她的辛劳和愁苦,父亲成年累月在外奔波谋生,―家老小的生计全是母亲在独力支撑。但她却能够从―字不识到扫盲自学后能读小说……至今我脑海中屡屡浮现的是她到看守所来送牙膏的情景,是她从法院带我回家时的默默无语,永生永世难以忘怀的是我从“牛棚”第一次回家,跨进家门第一眼时她那脸上的悲苦和无望。
送别病逝的母亲,我继续四处漂泊寻求任何可能的求生之路。人哪,可以是多么的卑贱,也可以是那么的顽强。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学做木匠、冒充泥水匠、强当石匠,也当搬运工。到过林场,去过学校,住过工地,也呆过部队,栖息过深山老林,也浪迹过边境小镇。更难忘记那寒冬时节无处可去而通宵游走街头的漫漫雨夜。庆幸的是生命犹存。
1978年,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向沙区法院再一次递送了申述材料。

尾声

1979年春,这年我29岁。我又一次来到沙区法院,他们叫我去找学校。我到学校,看到了一个法院发给学校的函件。模糊记得有以下语句:“你校学生张庆胜所犯政治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但中国人民解放军沙区公检法军管会所作结论也有不妥。”“请你校做好善后工作,妥为安置。”当我问到为何不是通知我本人以及如何安置时,答曰:“因为你是该校学生,当年案件上报单位是学校。而学校又是无权调配工作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对你作任何安置。”
我无言以对,无可奈何。至此,整个事件无形告终。我也已经麻木了。

结语

这件事前后经历12年。我从一个17岁的初中学生莫名其妙地蜕变成了29岁的不明身份的社会垃圾。
垂暮之年偶尔反思:如果人类文明需要有牺牲品陪垫,哪怕是无辜的,我无话可说。如果我的这个牺牲能换得一丁点社会进步,也许还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只愿子孙们不会忘记历史。
只愿类似的人间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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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找老婆的饥渴引发的“叛国案”

黄肇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三线遗梦》自印书。

我从重庆大学毕业后,于1969年1月分配到地处陆良县深山沟里的云南燃料一厂。这是一家生产雷管、枪弹底火、手榴弹拉火帽的三线国防厂。因为听说我当过文革小报的编辑,革委会就叫我进了政工组下属的人保组整“牛鬼蛇神”的材料。人保组的组长是张志学,原是沈阳724厂的一个工人,调来新厂的。文革中加入八派(八二三派),“划线站队”时因“站合了队”(注:“站合了”是当地方言,即“站对了”),受到重用,当了人保组的组长。他在派性活动中整人很厉害,捆绑毒打,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邓小平整顿期间被判处5年徒刑。
大约是1969年8、9月,厂里发生了一起刘世一“叛国事件”。
我第一次知道此事,是在人保组办公室,听见张志学布置出差任务。奉命出差的是一个干部和一个工人,都是转业军人。张对他们说:“回来的路上要防止他逃跑。坐火车只能坐硬座,座位要靠窗,好堵在里面,要跑不方便。睡觉要轮流睡。吃饭一天只给一个馒头,或者买一铝盒饭,让他饿着,这样才跑不动。进厕所要盯着。他的鞋底上要给扎上几颗图钉……”我心里一沉,心想什么事儿,这样搞,未免太狠毒了。后趁张不在,悄悄地问其他人,才知道有一个工人叫刘世一,叛国出逃了。他借探亲的机会,到了丹东,想涉水过鸭绿江到朝鲜,被民兵抓住。丹东市公安局打电话来,陆良县公安局要我厂派人去把他押回来。
刘世一是一个青年工人,当年不到30岁,从抚顺474厂来,父母均已去世。凡是从大城市老厂来三线厂的人都有一定的个人目的,刘的目的是想在新厂找个老婆。此人外貌稍差,性格有点“楞”,就是北方人所说的“二百五”,在老厂找对象很困难。结果到了新厂,姑娘们(云南对没有结婚的女青年的统称,结过婚的叫婆娘)也瞧不上他。加之文革中参加的炮派(炮兵团派),站错了队,挨了多次批斗。他就感到在这个厂里没有意思,打起了别的主意。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辽宁与朝鲜交界的地方,两国的边民来往比较友好密切,有互相移居的现象,似乎还有过一段较宽松的政策。我就常听东北老师傅说起老厂的谁谁谁、谁谁谁去了朝鲜,谁谁谁某年回来探过亲,讲那边生活如何如何等。
不知刘世一从什么地方听说,朝鲜在残酷的战争中,男人战死了很多。到战后,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讨四个老婆。于是他就想到朝鲜去,目的就是找老婆。
刘被抓回来后,在厂里挨了多次批判斗争,都是五花大绑,挂牌子、下跪、拳打脚踢等。还把他一路上写的日记拿出来批判,日记上写着先去了人间天堂杭州、苏州,那里的姑娘如何白,如何漂亮等。在批斗会上,我才见到他,白脸,眼睛小,下巴外凸,长相确实不帅。
后来县政法部门以叛国罪判了他5年徒刑,关了起来。服刑的地点是在滇东北的某劳改煤矿。
现在来看,如果刘知道当今的朝鲜人民吃不饱饭,精神上受到极度钳制,他恐怕不会贸然走上偷渡的道路吧。
后来刘被提前释放。风传专政部门的人说他是神经病(标准说法应为精神分裂症),再关下去嫌麻烦,所以把他放了。听说他在监狱里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写过几封信,说他设想在印度尼西亚某个无人小岛建立一个“女儿国”,请求秘书长委任他去当总统。有人看见过他写的《××女儿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居民300人,都是女性,男人只有他一个。生下的女儿留下来,男孩送到印尼等地。当然那些信肯定是寄不出去的。
他被释放后仍然回到厂里,在405(机加)车间当工人。他是机修钳工,技术很不错,但就是懒。他有洁癖,上班任何时候手里都拿着一团白棉纱,不干活,怕把手弄脏。衣服穿得干干净净,脚上是一双白网球鞋,也是刷得白生生的。他释放后为什么能回厂上班(当时判刑的都要开除公职)?我没有弄清楚。后来厂里被逮捕判刑的人都是开除了厂籍的。
70年代末,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个土娼,在厂里大路口的干打垒土房中做起了生意,3元一次。有人开玩笑说是“圆通山(昆明名胜)”。有一些职工前去交易,刘世一也曾数次光顾。后来,保卫科在县公安局的指令下实施取缔行动,把土娼轰走了。同时,对参嫖人员给予了处分和罚款。找刘谈话,刘振振有辞地说:“我出了钱的!我出了钱的……”后对刘的处理网开一面,只给了一个警告处分,理由也是说这个人脑筋坏了。
有一天,刘世一来办公室找我。那时我在405车间当技术员。厂里的一般人都认为我们受过高等教育,来自大城市,知道的事情多些,有点把我们当成技术权威的意思,还有人给我取外号叫“黄科学”。人们有闹不清楚的事,一般都喜欢来问。
他递给我一张纸,我一看是一张旧的信笺,顶上印着红色隶书体的“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这张纸上画着一朵花一样的图。花柄是两条平行线,有8个花瓣,花瓣中间有一个小圆圈。每个花瓣的一条边是直线,另一条边是圆弧线,花瓣的直线和弧线的排列保持着一顺。纸的下部盖有一个红色的大印,有钢笔字批的“×年×月×日收到。”盖印的单位我没看清楚。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就问:“这画的什么东西?”刘说这是他在煤矿劳改时搞的技术发明,画的是圆盘式挖煤机。上部花瓣样的东西是旋转的齿状挖斗,柄部的平行线是输送皮带。挖斗挖的煤旋转倒进输送带,煤就采了出来。
他很气愤,说他的发明被日本人剽窃了,看见电影记录片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挖煤机。现在中国有了《专利法》,要去法院告这家日本的制造厂,起码可以要来一大笔赔偿费。如果中国法院不管,他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向国际法院控告。
我问他盖的章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交给监狱领导时盖的章,可以证明他早就发明了这台挖煤机。他释放的时候,监狱把这纸退还给他了。
我说:“你这张图太简略,最多只能算一张示意图。要靠这点材料去告人家,恐怕很难吧?”
他直着脖子说:“我看见《参考消息》上说过,有人几十年前画了一张电视机的草图,现在拿去告电视机公司,最后都打赢了官司,赔了好多钱。”
我见他那么有信心,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就不讲话了。他后来为这事真的去了一趟北京,但回来后我没有见到有什么表示,恐怕是结果不理想吧。
刘世一后来一直在厂工作,后退休,终身未婚,前几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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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家乡盐都的几个文革小人物

王 锐

文革十年,我自己从始到终就是个小人物。当年经历中,连当地造反派“大人物”和所谓“风云人物”,也少有直接交道——有所交道都是他们失势或被清算以后。我在文革中有交道的都是小人物,不过,其中印象深点,感觉值得一记的,倒有几位。

一位大盐商后代的文革传奇

这里首先一记的,是个一度沦为“市井人物”的大盐商后代,姓侯,人称侯公子。其出身显赫,又有大学经历,但人生之路却颇多坎坷,曾“劳教”过。被“劳教”的原因,很有时代特色,也很有故事性。
侯公子经历中,最有戏剧性的是,文革初期,他在闹市街头张贴大字报,用激烈甚至恶毒言辞,指名揭发声讨自己亲生父母。而他父亲,是民国时期著名盐商,中共建政后以“进步资本家”身份做了市工商联主任,还是市政协常委。
我最早知道这个侯公子,正是他贴父亲大字报成了市井新闻话题之后。那是1966年11月的事。其时,文革运动向纵深发展,地方当局已对局势失控,可谓乱象纷呈。大字报抨击的范围,也呈多样化特点,任何人对任何他人他事不满意、有积怨,都可上街头贴大字报,以一泄怒气。如此一来,许多私人秘事,家庭矛盾,都上了大字报,成了人们的谈资。
有天回家,晚饭时叔典哥甚有兴致地说:“安逸得很,那个侯公子,在街上贴他老爸的大字报,指名道姓地骂,骂得六亲不认。很多人都在看。”
我就问:“哪个侯公子?”
叔典哥说:“大资本家侯××的公子啊,我也认识的。他骂他老爸,为挣政治表现,那年伙同街道走资派对他搞政治迫害,把他送劳教去了。”
这个侯××我当然知道,且久闻其名,市里数一数二的侯氏盐商巨头。自贡被誉为“千年盐都”,盐商因盐致富,有“富甲全川”之说(晚清川督丁宝桢语)。清至民国初年,自流井盐商有王李胡颜“四大家族”。民国中后期,自贡1939年建市后,盐商又有“新四大家族”之说,侯××与其兄为代表的侯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两兄弟皆大盐商,其兄还以民主人士身份当了副市长。侯××名下有多少资产,不大清楚,反正1956年“公私合营”,再以后都成了国企盐厂。
那天晚饭,叔典哥边吃边说,还一口气说了侯公子的一些奇特人生经历。他说,侯公子是自贡二中50年代高中毕业生,那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学的是别的专业(具体什么专业时间久已忘了)。读了两年或是一年多,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去改上北京医学院学医。校方不批准他这种自行改校改专业的做法,他就来了“公子脾气”,自行跑去医学院上课。校方制止,并因此冲突。若是在省城,其家族父辈,或可通过省工商联、省政协等出面协调通融,但天子脚下的京城,哪是你一介外省“富家公子”撒野的地方?校方威胁要处分他(或真处分了)。侯公子一气之下,个人休学(或退学)返川,在家里闲呆。
再后来的事情发展,就有点戏剧性了。坊间的说法(包括侯公子自己也这样认为),大概1963年前后,其家里嫌他成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就由侯父出面,向有关部门申请,直接将侯公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解除后,安排在一个街道小厂就业。他的命运,就跌落到了社会底层。
我从上中学以来,对哪怕仅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都觉得可能比自己书看得多,知道的东西更多,比自己厉害,对这些人总带点敬畏心理。侯公子比自己高了好多个年级,还进过京城的大学,因此对之更带仰视。况且,侯父系一方知名人物,又有通常说的“子揭父丑”那种戏剧性情节,更引发我的兴趣。
第二天,我专门绕道去看那张大字报。之所以说“绕道”,是那张大字报张贴地点,虽是闹市,却非主要街区,到那些地方张贴和看大字报的人,要少得多。二是我平时上下班,必经从“十字口”到“正街”最繁华街区。那里文革时当局架设了两排长达200多米的“大字报棚”,供人们贴大字报,晚间还有大瓦数电灯照明。那一带,从早到晚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是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首选之地。了解文革局势,当地有无重大事件,上下班途中沿那“大字报棚”匆匆看过,即可心中有数。其他地方的大字报,非特殊情况,一般不会专门去看。
侯公子这份大字报,用那种全开白纸,写了几大张。给我的感觉,字写得不太好,文笔似乎也不怎样。印象深刻的,是那尖锐的用词和谩骂语调。不只是一般那种“大义灭亲”,而是在宣泄满腔怒火加仇恨。大字报上,父母名字都用红笔打了叉。仿佛他骂的,不是亲生父母,而是与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什么人。
后来听说,侯公子这种大字报,还一写再写,反复张贴过好多次。内容大同小异,就是谩骂声讨“反动资本家”父亲,以及迫害过他的“街道走资派”。
当然,除了这张“造亲生父母反”的大字报,侯公子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文革轶事”。后来又听叔典哥说,因为侯公子有这种“劳教”经历,其造反后,许多造反团都不肯收留他。连专门为合同工临时工维权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自贡分团,以及其他合同工临时工或街道造反组织,也将他拒之门外。侯公子索性就个人成立了一个造反团,一样去置团旗袖章,一样申请刻造反团公章。有关部门坚决不肯开手续,双方还闹了一阵。
在此之前,就听说过有一个人成立造反团的事,大家都是当笑话,没想到还真有其事,就发生在这侯公子身上。至于他那一人造反团,到底成没成立起来,“二月镇反”中,他受没受什么牵连惊吓(《公安六条》规定“两劳人员”不得“造反”),也不得而知。
我与侯公子结识并成为常有交往的朋友,是文革中期。那时,“清队”也清了,“一打三反”也打了。对许多人来说,这场文革运动仿佛一场梦,自身没受伤害已是不易。普通小人物,生活重新回复原先的样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年轻人闲来无事,喜欢读书的,弄无线电的,搞乐器唱歌的,玩相机的,打家具弄裁剪的,各自聚一块组成不同的朋友圈。
叔典哥读中学就喜欢无线电,未正式就业前,还与朋友合伙,在大街上开过修收音机的铺子,平时也爱玩相机之类,就此结识了一批弄无线电玩相机的年轻人。侯公子也有无线电及相机爱好,经常鼓捣一点收音机录音机照相机什么的。他们还都在家里建了个“暗室”,自家冲洗及放大照片。侯公子有时来家找叔典哥请教或帮忙,就此进入我们那个常来常往的朋友圈子。
不过,初次见面,侯公子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像出身豪门的世家子弟。衣着外表、言谈举止都不像。其脸型瘦削,呈倒三角型,头顶上又细又软的头发,“盖瓦式”斜倒一边,略有秃顶迹象。才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看上去却像四五十岁的“小老头”。其衣着也极普通,有时甚至穿一身那种本是蓝色、又洗涤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游走于街头,或去往朋友熟人家,毫无“富家公子”相。只有鼻梁上那副近视眼镜,让人感到,他身上多少还有一点知识分子味儿。
据我的接触观察,侯公子读书也好,眼界也好,都不大像出入过京城名校,有高远见识的人,反是有些许“市井气”。比如,我和叔典哥按父辈家族子女大排行,叔典哥排老八,我排老九,侯公子称呼叔典哥就总是叫“王八”(川语最后一字带“儿化音”的叫法即“王八儿”),称呼我则总叫“王九”(亦带“儿化音”),从不叫名字,似不大拘礼节。其他言行也十分随意,而且也并不在乎他人的感受。
后来我想,可能与那次“劳教”处理,以及“劳教”期满后仍被作为“两劳人员”对待这种人生经历有关。其身处恶劣生存环境,长期接触的多是犯罪服刑人员或社会底层民众,每天与周围这些人泡在一起,多年耳濡目染,难免在衣着外表、言谈举止方面受其影响,沾染一些市井气息。
交往之初是侯公子到我家来。后来,我们亦去侯家。彼此来来去去都极其随便,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任何客套拘束。没去侯家之前,我心里多少还有点好奇,想实地看看这位全市有名的大资本家,现今的居处及生活到底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后来则是为了侯公子那里偶有难见的所谓“灰皮书”可以借阅。
侯家住在一条不临大马路的背街兴隆街的一处老宅里面。大概属于民国年间的普通平房,青瓦粉壁,有些陈旧了,独门独户的一个不大院子,进门有小天井,旁边有厢房。正屋的客厅、餐厅及几间卧室,地面均铺有较整齐的木质地板。家具也老式,整个居所,看不出豪华模样。天井太小,采光不足。其时,仅侯公子及父母三人住在那里,显得宽敞而冷寂。
我等去侯家的次数多了,偶尔也会和侯父碰上一面。老先生外出散步时,会从卧室出来,经过我等和他儿子正呆着的大客厅。其时,他已70多了,虽须发皆白,但腰背挺直,身子硬朗,面色眼神亦平静,其步伐缓慢沉稳,一声不吭地从我等身边走过,从不打招呼,甚至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保持着一丝与其年岁和身份相称的气度与尊严。
侯公子亦不理他,也不看他,更不向我等介绍说这是他父亲。那么多年的交往中,我从没见过他父子俩之间哪怕说过一句最简单的话(当然,碰见他父亲的时候也很少)。另外我想,侯老先生可能把我等与他儿子一样,也视为游手好闲甚至不三不四之辈,也不屑于理睬吧。
侯母是一个50多岁胖女人,那种胖,不是一般的胖,是超胖。侯母我倒是经常见到,开初也是从不理睬我等,后来熟悉些了,可能见我要文气一些(说不定也知道了我在卫生局上班),侯母对我就要温和客气些,有时会主动和我说说话,甚至讲点家常。
记得清楚的是,一次不知怎么就讲到侯父身上来了,让我了解到一点侯老先生的个人生活细节,并得以推测出其家庭的一些经济情形。她说,这些年来,一家人为了确保老先生身体,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怕那些最艰难的日子,她都设法保证了侯老先生每天早上能吃上两个鸡蛋,以及每天在浴缸中洗一次温热水澡。言下之意,所以侯老先生的健康,至今才没出大的问题。
每天两个鸡蛋,浴缸中洗一次热水澡,现在连最普通的人家都能轻易做到。但那时,全市最有名最富有的大资本家,却要靠其主妇倾一家之力才能保证。这是现在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的。
有次,偶然进侯家卫生间洗手,果然就看见靠壁有一个水泥做的浴缸,厚重结实,也没铺瓷砖什么的,大而粗糙。那么大的浴缸,每天要烧大半浴缸热水,那年头还真不易。首先燃料就是很大问题。我记得,60年代有很长时期,若父母不回家,我家里平时是没开水可喝,晚上无热水洗脚的,因无燃料可烧。
与侯公子交往时,我和叔典哥已经先后成家。周围年龄相仿的朋友同学,心思也都在这人生大事上。侯公子在一帮朋友中,年龄最大,没成家算很特殊了。他本人及其父母,在这事情上着急不着急,还真看不出来。起码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母亲也从没在我等朋友面前提起过。
其时,侯公子也好,侯家也好,已优势全无。侯公子年已30多,像个“小老头”,又无正式工作,还“劳教”过。侯家仅有的一点值钱财产被抄,存款被冻结,所谓“大资本家”,现今已成空架子。那时的女孩,已经很现实了。
大概临近文革结束期,我们才看见侯家有个年轻女子进出,不到30岁样子,小有姿色。后来有朋友说,那就是侯公子的对象。从外县介绍来的,是个“二婚嫂”(当地对再婚女子的称呼),还带着小孩。其夫是已故还是离异不知。以后,在侯家就见到那个男孩,大概三四岁样子。再以后,侯公子果然和那女子成家了。
文革以后,侯公子及其父亲,自然在“平反”并“落实政策”之列。文革前的“劳教”一事,也一并平反纠正,侯公子被安排去本地最好的重点中学任教。
那以后,我与侯公子基本无交道也无联系。没料到2016年春,我与侯公子会有了一次深谈,从而得知了他那次被“劳教”的戏剧性情节。
有天,叔典哥打电话来,说侯公子知道我在写东西,想哪天来找我摆谈摆谈。我说可以。两三天后,侯公子就独自一人来了。已经大约30年没见面,让我惊讶的是,侯公子居然外表变化不大。当年他看上去像个“小老头”,30年后,他与当年那个“小老头”模样也差不多。我们那一帮交往密切朋友,有的已经过世,有的疾病缠身老态龙钟,早失了当年英姿。而侯公子已经70多近80岁的人,却真没变多少。言行举止上,依然有一种“公子哥儿”气息,随手拿一个精巧平板电脑,东照照西拍拍,说话走路,也一副随随便便样子。
那天阳光明媚,暖风微微,我俩沿石梯小道拾级而上,在小山顶凉亭闲坐一谈。其实,基本是侯公子在说,我在听。主要讲他50年代北京上大学,至60年代被“劳教”那段经历。他也好像只是想倾诉一番,并没说要我写他。所以我也没想要记录或做录音之类,也听得随意。
因文革中那次大字报事件,我对其“劳教”经历与因果一直比较关注,就听得仔细一点。这才了解到其具体情况以及所包含的时代内容。
侯公子说,那年,其实他已动了心思,打算重返北京高校读书,没想其间出了变故。其时买火车票出川赴京,须有介绍信。他无单位,就去找街道办事处。街道让他到派出所,须找某人许可,这人正是派出所驻居委会民警。他就又去派出所,在办公室找到此人说了来意,两人正在交谈,此人无意中打开抽屉拿香烟什么的,却不小心让侯公子瞥见了放在抽屉最上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日记本!
“那是我的日记本,怎么会在你这里?”侯公子大大吃了一惊,也想不明白,自家的日记本,怎么会跑到派出所民警的抽屉里来了。情急之下,他就动手去抓,那民警赶紧把抽屉关严,不让他拿。侯公子不依,两人就在那里闹了一场。
侯公子那天自然没把日记本拿回来,却让问题激化且公开化了。
听到这里,我不解地问:“真不可思议。莫非,那人像间谍一样潜入你家,盗走了你那日记本?”侯公子苦笑了一下,说:“那倒不是,没那样惊险。”又说:“那民警是当着我母亲的面拿走的。”
当时他不知道,其实他早被有关部门盯上了。派出所争夺日记本一事,把对方暗中进行的事公开化,他的恶运也自此开始。当局以日记本事情向其父母施压,没多久,正欲重返北京高校读书的侯公子,就被父亲主动送去“劳教”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事情原委。原来,1962年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以后,全党全国大抓“阶级斗争”。各地都不肯落后,尤其专政部门,纷纷大力查找“新动向”。该派出所驻居委会民警立功心切,将整个居委会“嫌疑对象”逐一分析排队,目光就落在了侯公子身上。年纪轻轻,却不肯上学,又不去做工,成天呆家里游手好闲,还弄无线电这些玩意,还看不三不四的书。况且,又出身大资本家,没点“反动思想”才怪呢。
带着这种心理,有天,该民警趁侯老先生上班、侯公子外出,仅侯母一人在的机会,来侯家“走访”。先是问她儿子说过什么,侯母称没听他说过什么。又问她儿子这些年写过什么没有,侯母头脑简单,纠缠之下就引其到儿子房里,说你自己看看吧。那人东翻西找,发现了那日记本,拿在手中如获至宝,说要带回去看看。侯母此时方知不妙,却已没法拒绝也不敢拒绝。
侯公子写日记,也非天天写。他这人又有点“马大哈”,日记本失踪多时,他竟然不觉。这才有后来派出所那一幕。
当时那政治形势下,要从一本日记里找出点“反动言论”或“反动思想”轻而易举。有关部门上报后,白纸黑字。市领导到底鉴于侯家身份不同,“网开一面”,没冠以“反革命罪”,出面找侯老先生谈话。最后以父母“大义灭亲”形式,自家把儿子送“劳教”结案。一个新的“阶级敌人”,就这样制造出来了。
不明真相的侯公子,却因之对父母恨之入骨。文革之初张贴大字报之举,也正是如此发生的。他父母有苦说不出,又不敢告之真相,始终沉默以对。
那天深谈中,侯公子对我说,在他父亲晚年(侯老先生平反后恢复了文革前一切地位荣誉,以80多岁高龄去世),耿耿于怀的他,为此还专门向其父问过此事。侯老先生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我也是没有办法。”对当时他受到了什么样的压力及个中详情,始终没说。
但从侯公子对我说这话时,感觉得到,他最终还是理解并原谅了父亲。
那天山顶凉亭一谈结束时,还有个小花絮。
我俩沿一条大道下山时,侯公子问我,听说你在写东西,到底写些啥子?我沉吟片刻说,除了写点盐商小说,闲时也弄点文革研究。走了几步,我又说,早几年写了两篇研究遇罗克的,网上都给删了。看他有些茫然,我就问他知不知道遇罗克,侯公子回说,不知道。这真让我大跌眼镜。侯公子亦是“文革过来人”,比我还年长几岁,居然不知道遇罗克!遇罗克正是为他等我等所谓“出身不好者”仗义呼吁,执言立论,写下有名的《出身论》,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居然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其事……
我不免在心里感叹,当年将其作为“思想犯”送去“劳教”,侯公子真正是冤哉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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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〇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5月 03, 2018 9: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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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处理”的表哥毛柏秋

身边另一位有点故事的文革小人物,是我表哥毛柏秋,一生很带悲剧色彩。在他身上,也大致可以体味到文革那场“运动群众”的“革命”,如何把一个小城镇青年,先是光彩迷人地吸引其中,再一步一步推向深渊。最后,摧残其身心,毁灭其人生。
记得是1970年夏,有天,奉命去市檀木林体育场,参加一个全市性的“宽严大会”。那时,正轰轰烈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一起,当局就搞出了“宽严大会”这亮眼一招。
所谓“宽严大会”,即是让被定为运动重点对象的人,上台“现身说法”。凡按当局或专案组定的罪完全承认下来,并在大会上当众“坦白认罪”,即为“从宽典型”,可获较轻处理。凡不肯按当局或专案组定的罪承认,不愿当众“认罪”、“坦白交待”的,即为“从严典型”,当场宣布从重处置(往往是现场逮捕,之后再判重罪)。
那天的“宽严大会”,卫生系统被划定的位置,离主席台较远,根本看不清台上谁是谁,又在做些什么,都只有从会场高音喇叭广播里才能知道大会情况。
大会开始,照例是身任市革委要职的驻军首长讲一通“一打三反”伟大意义,以及实行“宽严政策”必要性之类。与会者兴趣不大,各说各的。
突然,高音喇叭里,响起主持人声色俱厉一声断喝:“现在,开始上台坦白交待!”
顿时,全场寂静,万众翘首。在场者都想看看,这第一个有胆量登台交待的,到底何方人物,长得什么模样。
我等离主席台远的,一个个踮起脚张望,仍是看不清台上情形,就只好竖耳静听。
却没想到,这第一个走上台,当众“坦白认罪”的人,竟是我那表哥毛柏秋!
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天他开头那几句话,以及完全变了调的声音。只听他对着麦克风,战战兢兢地说:
“我叫毛柏秋,是市农司的宣传大臣,我是农司坏头头钟云奎的黑干将……”
在参加这次“宽严大会”的路途上,我就曾在心里猜想过,今天大会上被当众处理的,不管宽也好严也好,其中会不会有认识的熟人。却万万没料到,会有他毛柏秋,而且还是第一个!当着周围那么多职工同事的面,我一点没有做声,但心里那份吃惊,确实相当厉害。
首先一个念头是,表哥毛柏秋这辈子真完了!1967年“二月镇反”时他也曾经被捕入狱,那次很快就平了反,而这次不一样了。我那可怜的姨妈,今后怎么办啊?
其实,我这位表哥,不是有血缘关系的那种表亲,而是相认的表哥。他母亲和我母亲,民国时期同在东兴寺中学女生部上初中,相处太好成“闺蜜”,就认了姊妹。我等长大后称其为“张姨妈”。东兴寺中学原址是清时有名的“东兴书院”,废科举后改名“东兴学堂”,后又建成中学。著名学者、《厚黑学》作者李宗吾,曾一度在其间任教。
张姨妈居家在数十公里外的邓井关(现名邓关镇),流经自贡市的釜溪河在此与沱江交汇,自贡的盐产若由水路外运必经此处,邓井关就成了著名水码头。曾听母亲讲过,表哥父亲好像是民国时的船老板,后不幸染上鸦片烟瘾而败家,不久亦身亡,留下四个子女。毛柏秋是老大,又是唯一男孩。张姨妈1950年代在当地当小学教师,家境只能算一般,但显然对表哥很寄希望。
第一次见到这位表哥,大概是在我高中毕业前后,留给我深刻印象的,一是他身上的钱比我多。第一天来我家,晚饭后逛街时,走至电影院,他大方掏钱请我和叔典哥看了一场电影,而且买的成人票不是学生场。二是他仅比我大一岁样子,已经有过女友,好像还有过性经历。我们当时听说,羡慕眼红得不得了。
文革前,听说表哥在邓关公社当上了一名巡山的林业员。后来文革爆发,又听说表哥成了激进造反派。再后来,就是表哥进“农司”(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简称)当“宣传大臣”(宣传组组长),以及“镇反”被捕的消息。
实在说,听到表哥文革成激进造反派的消息,并不让我太惊讶。他性情有些好冲动,也爱逞能,好出风头,这都是让他成激进造反派的内在因素之一。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成了“农司”的“宣传大臣”。心中暗想,“他那点本事,也能当得下来?”以我的接触,表哥那点学养和文化底子,实在不够做一个大司令部“宣传大臣”的资格。表哥高中不知是读了一年还是两年就因病休学了,平时,也没见他读过什么书,更不要说名著之类。但他爱说肯说,也能说敢说,这也是他的优势。“农司”头头选中他当“宣传大臣”,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
几大司令部中,“农司”没铅印小报。后来在“无司”(即“工代会”)办的《盐都炮声》上挤了个名,算几家合办。但《盐都炮声》小报上,很难见到“农司”文章,更不用说有影响的。这么多年,也没听表哥说他写过什么文章,可见他这个“宣传大臣”,有些名不副实。但他是其头头的死党干将,却确有其事。
表哥后面坦白的内容是些什么,已没多少印象,反正就是当时流行的、加在造反派身上那些“罪状”。不过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出格或特别引人瞩目的东西。
他交待中提到的“农司”,是自贡市几大全市性造反派组织之一。自贡市当年获官方认可的全市性造反组织有“四司一会”,即“无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农司”、“机司”(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革命造反司令部,再加一个“红代会”。以后“无司”改建为“工代会”,“农司”改建为“农代会”,“机司”撤销,成“三会一司”的格局。“农司”(“农代会”)当时称可号召郊区几十万贫下中农,实力很大,地位上仅次于“无司”(“工代会”),也比较有话语权。
表哥“坦白认罪”中提到的那个“坏头头钟云奎”,是“农司”一号勤务员,也是后来“市农代会”主要头头。钟云奎原是市农机站职工,文革初期造反较早。其文化不高,却敢打敢冲,后来不仅带人夺了农机站的权,还夺了市农水局的权,全市知名度很大。且为首成立“农司”,做了一号勤务员。这个钟云奎,也一直是地方文革“风云人物”之一,后来建市革命委员会,他当了委员。
1968年11月,十三军39师炮团进驻,改变了自贡的“支左”格局,造反派开始遭打压。随着1969年底四川省革委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下台,1970年3月,原支持造反派的“支左红旗”、市革委会主任、市武装部政委李宗伯被免职,加之“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全市造反派更被清算。7月,当局将市农水局作为全市“一打三反”的“重点突破单位”,派出了39师炮团许松盛团长为队长、市武装部政委丛笑难(接替李宗伯)为政委的超高规格的“工作队”进驻该局。目的是要揭开农水局的“阶级斗争盖子”,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
表哥毛柏秋的这次“坦白认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弄出来的。以前我听说过,表哥好像任过“农司”的宣传组长,被视为钟云奎左膀右臂之一。这次“一打三反”,他被当局选定为把钟云奎定罪“现行反革命”的“突破口”,自是在劫难逃。
他如何被安排第一个登台现场“坦白认罪”,以及隔离关押审查中受到了些什么样的压力,遭受何种威胁恐吓、何种诱惑才认的罪,外人不得而知。后来我也从没听他讲过——“二月镇反”在监狱的情形和见闻,他倒是曾经讲过一点。想必,肯定是受到相当的压力,以及各种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各种逼供、诱供,差不多到心理要崩溃的程度,才不得不“认罪”的。
那天“宽严大会”上宣布的处理结果,对表哥毛柏秋的处理,好像是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因本人主动坦白交待,有认罪表现,由此按人民内部矛盾“从宽处理”,决定“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本人须继续检查认罪,并揭发交待问题。
至于他交待揭发的那个“坏头头”钟云奎,当场好像也没做出什么处理。那天被当做“从严典型”的另有其人。具体是谁,以及遭到的什么处理,如何“从严”法,这么多年时间,早忘掉了。但钟云奎其人,作为全市知名造反派头头,结局肯定是相当悲剧的。文革后的“揭批查”,再次被捕入狱。罪名是“打砸抢分子”之类,判的刑期在10年以上。前几年编写当地“文革大事记”时,有朋友出面,邀集当年知名造反头头和“风云人物”,搞了几次座谈闲扯。其间,市“工代会”、“红代会”的头头都来了,独缺“农代会”(即“农司”)头头。我指名问到钟云奎其人,说他怎么没来?有人回答说:“钟云奎已经死了。”至于他何时死的,死在什么地方,没人详说,我也不便深问。
至于表哥毛柏秋,结局当然也是悲剧性的。他当年虽说被当局“从宽处理”,但“现行反革命”的定性,不管戴不戴那个“反革命帽子”,其实处境也差不了多少。他明显是被当局哄骗愚弄了,自己竟然承认有“现行反革命罪行”。文革时期的“反革命”,会有好果子吃?后来的清查“帮派骨干”、清理“三种人”,听说对他牵扯也不大。毕竟,整个文革中,他不是正经的头头类人物,最多算个“小爬虫”,以及他自家承认的“黑干将”一类。他的公职是不是这个原因弄丢的,也不大清楚。反正,文革以后,他就在社会上自谋生路了。
表哥毛柏秋后来又进了一次监狱。不过,这次与文革无关,是经济方面的事,而且还牵涉到我亲弟弟。80年代,社会上掀起“经商潮”,人人都想做生意发财致富。正好我德典弟从成都铁路部门照顾关系调市里一家大型化工厂后,又从单位离职。表哥毛柏秋和我德典弟,加上我另外一位朋友(三人也不知是怎么弄在一起的),合伙做生意。那时私人办公司控制还比较严,手续繁多,就借用了郊区一家袜厂经营部的牌照(毛柏秋的姐夫是那厂的一个头头)。在市里一条老街租了个小门店,做建材生意,卖瓷砖、水泥一类。
他们那生意到底如何,赚了多少钱,我真不太清楚。感觉是,小钱可能赚了一点(那一阵,三兄弟中,德典弟似乎比我和叔典哥宽裕一些),但大钱没赚到,反而出事了。
有一天,弟媳突然来找我,边说边哭,说德典弟被抓了,关在看守所。一同被抓的,还有表哥毛柏秋,弟媳也弄不清是为何事。
我听了大吃一惊,万想不到会有这种事发生。救人要紧,多方打听,了解到抓人是公安,但办案的却是区检察院。没几天,又收到正式逮捕通知。这下我也紧张了,正式逮捕,意味着肯定要判刑。其时,弟弟孩子尚小,万一判个三五年,弟媳普通女工又没什么能耐,带个幼子怎么过活?是1990年代初的事,那时我在当地文化新闻界还有些人脉。我找报社的朋友求助。一个平时跑政法口的记者朋友,找到相识的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那人答应帮忙。
有天晚上,记者朋友把我带去那人家里,才弄清案情由头。原来,他们那经营部与市里一家制盐化工厂(大型国企),做了一笔瓷砖生意。与那厂供销科长串通好,以次品充正品,获不少差价,大部给了供销科长。他们两人也分了几千元。不知如何事发被查。区检察院的目标主要是那国企供销科长。把他俩做同案及突破口,罪名是“共同贪污国有资产”。
那以后,每隔几天,我就去那人家里去过问一下案情进展。案子弄了几个月。最后认定,那经营部是承包性质,两人所得,其中有一部分都应按承包合同,算作经营者的合法收入。因此,被列为“赃款”的几千元,也应按比例作扣除。如此一来,扣除后,两人所得,就不足当时“贪污罪”法定立案标准(2000元以上)了。我弟弟和表哥毛柏秋被关在市看守所几个月后,终于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而获释。
表哥虽然脱罪,但看守所被关押那些日子,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健康。三次入狱经历,让他原有的支气管哮喘更厉害了,再发展为肺气肿。他们那个经营部也因此关门。后来他又去德阳,依旧做瓷砖等建材生意,没弄出什么名堂,回了自贡。
那时我也去了成都。又过了几年,有次回老家,向叔典哥偶然问起毛柏秋,才知道他一两年前已去世了。病因估计是肺气肿升级为肺心病,最后死于心衰。
更带悲剧性的是,我这位毛表哥,好像一直没结婚成家。据说曾和一个女子住在一起,住所是租的一老式民房,条件很差。两人是正式结婚,还是属于同居,不知其详。又据说表哥毛柏秋有一个小儿子,是否属于非婚生子,其后情形如何,也不得而知。总之,给人印象,他这一生,不是一般糟,而是非常糟。我张姨妈在世时,不知为他流过多少泪。为他伤过心流过泪的,还包括他的三个亲妹妹。
而在我看来,正是那场文革,毁灭了表哥毛柏秋的人生。

用沉默把自己紧紧包裹的老郭

文革之前我到自贡市卫生局当合同工时,局计划财务科有三名干部,除了一位姓陈的副科长主持科务外,两名办事员,其中一位就是老郭,不管是局长、科长,还是一般同事,都不称呼他全名,只喊他“老郭”。
当时老郭五十来岁,长条脸,面微黑,稍高,腰背很直。他给我的印象与局内其他干部不同,他外表显得特别老实,对人处事又总是小心谨慎的样子。但偶尔他看人的眼神和脸上某些表情,又让人觉得好像这种老实谨慎背后,总有点什么猜不透的东西。
过了好久,我才终于知道,这个看似其貌不扬、衣着也很普通的老郭,真有点来历。
当时我所在的卫生宣传组,不在局机关本部办公。其办公地点在离机关两个街口的“卫协”(卫生工作者协会)里面。那其实是座古庙,市卫协、市医学会,都设在里面,平时只有一位姓何的干部值守办公。
那年头,机关每周有一天“政治学习”,我们几人也去局本部参加。但逢有重要文件传达,全局几十人,只我和这位老郭不能到场,属于不能享受听文件“待遇”的人。
每有这种时刻,就安排我和老郭去单独劳动:到市一医院外科部背后荒坡棉花地为棉株松土,或是采摘棉花。那荒坡是医院地皮,划了一块给卫生局干部作劳动用地,有一两亩样子,卫生局用来种棉花。每周六劳动时间,全局上至局长下至我这合同工,一齐出动到棉花地干活。
我和老郭被单独安排劳动,有那么好几次。首先,这种安排,是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亦是当时人们最看重的“政治待遇”。我虽年轻,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以来,明白自己的弱者地位,也受过各种歧视,对此也见惯不惊。一介合同工,不用说干部身份,连正式职工身份也未取得,打入“另册”理所当然。
而老郭是正式在编干部,他何以也一样入“另册”?这让我生出了对老郭真实身份的疑问与好奇。更有点奇怪的是,老郭对这种歧视性安排,竟也表现得平静如古井之水。
其次,两人落入同一种境地,从一般人情人性讲,彼此之间,应该多少表现一点同病相怜的味道,不说言行接触上,起码在心理上,彼此应该多一分认同。
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他不但不主动与我接近,反而刻意保持某种距离。更奇怪的是,我和他一道劳动之时,老郭总是一直沉默,基本不说话。不用说谈点时事新闻、市井八卦这些,就连一般家常甚至天气之类,他也从不摆谈。
那种沉默,给我的感觉,是绝对的沉默。他试图用沉默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不与他人发生任何交道。我这辈子所接触的人也算不少,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但这种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人,老郭是唯一的一个。
实在说,这种沉默让人难于忍受。我很困惑,也有点难堪,不便主动与他说话,就故意离远点,埋头各干各的。直到吃饭钟点,两人收工回局交差。若文件还没传达完,下午我和老郭再去棉花地找活干。若文件传达完了,我俩就进局会议室同大家一起“政治学习”。
后来我从一些干部无意摆谈中才知道,老郭有“叛徒”身份,是真实的“中共叛徒”。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郭任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自贡中心区委书记。这职务不低,相当于现今的市委书记级别。自贡周边的荣县、威远县地下党组织,全归其领导,算是高级干部。
后来老郭因叛徒出卖被捕,再以后他也当了叛徒。中共建政后,好像也没特别为难他,没入狱服刑,还在市卫生局这种市级机关安排了工作。当然,是控制使用。
自此我就深感这小小卫生局实在不简单。全局编制28人,加上临时借调的,也只30多一点。这些干部中,有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有延安老干部,亦有国民党少校军医、中尉司药,有市农工民主党的“少壮派”(文革后当了市政协副主席),再加上老郭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共叛徒,实在是“藏龙卧虎”。再后来,文革“清队”,又发现一位副局长是根本没入党的“假党员”,再让人吃了一惊(如果他不虚冒为党员,不可能当上副局长)。
自我知晓老郭的历史身份后,也才懂得了当时在棉花地里,哪怕只我们两人在场的情形下,他也要一直用沉默把自己包裹起来的原由。
不久文革开始,老郭的处境就很是尴尬了。1966年6月初,市卫生局就进驻了工作组。原来的局领导都靠边站,工作组接管了全局领导权。
工作组按上级统一部署,对全局干部“排队”。有意思的,当时在家的两位局领导,都被工作组打入“另册”。那位长征过的老红军副局长,被排成“四类”。据说是“反右倾”时,他曾经为彭德怀说话。主持全局工作的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被排成“三类”。当时在干部中流传的说法,是“批三斗四”。被排成“四类”的,据说运动后期将按“敌我矛盾”作清算处理,如同1957年“反右”运动中,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干部一样。听说老郭也被排成了“四类”。所有排成了“四类”的人,被明确指令“不得参加运动”。
而此时,我这个小合同工,处境却大为改善。一是文革开始前的那年3月,我被机关团支部,发展为“候补共青团员”。当时把我发展为“候补”,也不是说我表现得多么“进步”,多么渴望“靠拢组织”。其背景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市卫生团委开了一次“团代会”。会上传达的上级精神有注意发展团员,“增添新鲜血液”的内容。没料小组讨论时,下面单位就有人指责卫生局机关团支部,“有发展对象却不发展进团组织,却叫人家下面单位发展”。这里所称的“发展对象”,就是说的我。因为我是全局几个年轻人中唯一的“白丁”。
机关团支部书记(大概还兼卫生团委负责人),就坐不住了。可能也请示过局领导,就主动找我谈话,要我写“入团申请”。一两个月后,机关团支部通过我成为“候补”。按规定,将在一年后转为正式团员。可惜文革爆发,党团发展暂停,这“候补资格”也宣告作废。所以我这人,除幼时当过少先队员外,至今仍“非党非团”。
我处境改善的第二方面是,工作组进驻后,全局业务已停,我们卫生宣传组几个人,包括那个平时守庙的老何,都离开了那座空旷寂静的古庙,每天在局本部搞“革命”。我也从过去“另册”处境里解脱,得到与全局干部一道参加运动的政治待遇。以后成立“机关红卫兵”,我也在列。
此时的老郭,既不能写大字报,一些重要的文件传达和集会,他也被排斥,纯粹成了局外人。业务又停了,他的角色,有点像一个勤杂工,每天为院里一个大保温桶挑开水,打扫院子卫生等等。不准写大字报,但其他人写或贴大字报需要帮忙时,就会喊他:“老郭,你来一下。”这时他会应声赶来,或是帮助架梯子拉绳子张贴大字报,或是帮忙弄浆糊纸笔等打杂事。
随着运动深入,有些人的脸也变得快,对他呼来唤去的,还往往直呼其名:“郭×振,你过来一下!”或是:“郭×振,这事你去做一做!”我在一边看到,如果说,文革之前,那些人对老郭的歧视还只表现在背后或私下场合,表面上也还客客气气,到了这时,就连最基本的一点面子也不顾了,呼来唤去完全视为“下人”。
而老郭却依旧声喊声应,带着一脸小心谨慎、唯唯诺诺的样子,而且不管是什么事,也不管该不该他做的,他都一概照做不误,从不说一个“不”字。有时还带着笑脸,装出很乐意样子。我在一边看了,都想象得出他心中那份苦涩与心酸。有时我心里暗想,这老郭耐性真是好啊!进而又想到,一个人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真走错不得啊!人生途中,哪怕一不小心走错了一个步子,终生后悔也来不及了。
不过,我这人生性良善,况且自己本是弱者身份,对同为弱者的老郭,暗自就生出一点同情之心。我处境改善后,总想起两人在空旷的棉花地里默默劳作相处的情形,所以我从不对他呼来唤去,也不直呼其名。有事时,我仍带点客气称他“老郭”。哪怕我后来做了局造反团二号勤务员,也如此。当然,为免彼此尴尬,我尽量少与他面对面。
1967年底,市里建立了革委会。在生产指挥组里面,设立了一个“民卫组”,行使全市民政、卫生管理职权。卫生局面临撤销命运。市里正组建“五七干校”,把干部们集中弄在那里。文革开展让我失去了转正机会,没资格去“干校”,就面临去处问题。正好省卫生厅拨下在当地筹建一所精神病医院的计划,除调配医务行政人员,还招收一批5至7年合同工。由此,大约1968年春夏,我离开卫生局,以“5至7年合同工”这种新身份去了医院。
但命中注定,我和老郭的人生路径还要发生一次交集。这次交集却让我对老郭这人,至今仍心生一点悔意和愧意。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医院虽新建,但也要成立造反团。这如同文革前和文革后,每有新建单位,也一定随之建党团组织一样。其造反团成员,亦如党团组织规矩,在原来的单位是造反团成员,这里也就承认其造反团资格。我是从卫生局来的,在局造反团也是“勤务员”(领导班子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医院造反团主要勤务员。医院那时还没建革委会,有一个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老廖,是原卫生局的一位副科长,算是过去同事,与我相处也不错。医院每有事情,领导小组亦同造反团勤务员一起商量,或是通个气。
1968年夏秋之际,原局里造反团一号头头(亦是局临管会负责人),把我找去交代了一件事情,要我支持和帮忙。他说,卫生局马上要撤销了,局里干部包括他自己都将去“五七干校”。但现在有两个人不好办,没地方可放。一个是原卫生局党委书记,一个就是老郭。局党委书记姓李,不知什么原因,其时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老郭身份是叛徒。两人都属于中央明文规定的“清理对象”(即专政对象)。他的意思,是要将两人暂时在我们医院放一放,交我们代为“监督改造”。
那头头怕我不肯答应,一再说,这只是暂时的。两人在我那里也放不了多久,最多几个月的事。待上头对两人有明确处理意见,就来接走。又说,所谓“监督改造”,也没啥紧要的。不过就是找个地方让他们住,找点活儿让他干干了事。其案情及今后处置,一切不须我们负责,也不必专门派人监管。两人平时不准回家,周六可回家一次,第二天返回。
我那时年轻,没啥处世经验,遇事不太知风险所在。心又软,别人多说一下,求个情,往往就会答应下来。比如这事,不知其间存有风险。关键是,这两人,与我们医院半点关系也没有,凭什么代为“监督改造”?万一出什么事情,谁来承担责任?
总之,那天我没多作考虑,竟然将这事答应了下来。那头头见我肯答应,非常高兴,说帮他解决了个大难题。
回医院我把这事给老廖说了,老廖好像也没说什么(头头事先是不是已同老廖讲过,我不知)。第二天,李姓党委书记和老郭就到医院来接受“监督改造”了。让总务部门给安排了一间屋子,准备了两张床,及桌子椅子等简单家具。具体安排,两人先是到炊事房帮厨。
应当说,到炊事房帮厨,这样安排对他两人还是不错的。一是活儿不重,不过是协助厨工捡菜洗菜之类;二是在炊事房干活,就与炊事员一起吃饭,还能获得某些便利。
那个李姓党委书记,我去卫生局之前,他已去了四清工作队,没见过面也不认识。文革开始了好久,直到四清工作队撤销,他才回到局里,也少有交道,算不上什么熟人。而老郭却不同。有时去炊事房,或在路上及厕所什么地方偶然碰到,两人面对面时,招呼不好,不招呼也不好,就难免有几分尴尬。又想起当年棉花地里两人相处的情形。这时才有些后悔,当初真不该答应让他两人放这里来。
然而,更难堪的事在后面。大概是1968年底,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后,掀起了一轮声讨批判高潮。我们医院虽说是新建单位,一些人也很左,批评“不抓阶级斗争,大批判冷冷清清”。有的人更说“单位里就有现成的阶级敌人,却不拿来批”……
老廖就坐不住了,找我们造反团勤务组几个人商量。有人就建议说,干脆召开个批判会,将两人弄出来批一批。于是决定第二天在炊事房召开一个“现场批判会”。批判会主持人,以及主要发言者,当然落在了我头上。
第二天一早上班时,医院职工除病室值班医生护士,都召集到炊事房,大约几十人。人员一到,我硬着头皮充当该扮演的角色。首先直呼其名地大声将李、郭二人叫出来,站立于一侧,开始“现场批判”。我当众介绍了两人的身份,称他二人一个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个是“叛徒”,都是“阶级敌人”,是应当批判和“实行群众专政”的对象。然后号召和希望全体职工,对两人“进行革命大批判”,又警告两人,只许规规矩矩,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此等等。
总之,那天我故作语调激昂,又有些杂乱无章地胡批乱说了一通。造反团其他两个勤务员,也言不由衷地作了发言批判,另外好像也没其他职工发言。有意思的是,批评我们“不抓阶级斗争,大批判冷冷清清”,说“有现成阶级敌人不拿来批”,甚至“涉嫌包庇”的那些人,反而是缩头缩脑,无一人敢站出来,面对面与所称的“阶级敌人”作批判或斗争。
我看没人再发言,就匆匆宣布这“现场批判会”散会收场,整个过程,大概20来分钟左右。我暗自观察到,当医院职工突然到炊事房集聚,我又直呼其名大声将两人叫出来时,李、郭二人脸上有短暂的惊慌和不知所措的神色一闪而过,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将把他两人怎么处置。但很快两人就恢复了平静,呆呆低头站在一边,一声不吭地接受批判。草草收场后,他两人好像也松了口气。
但事情并没有完。“批判会”之后,又有人提意见说,将两名“阶级敌人”放在炊事房这种“要害地方”,太失警惕性了。万一那“阶级敌人”在饭菜或饮水里下毒,将病员和革命职工毒死了怎么办?我清楚记得,说这话表现其“革命警惕”和“阶级立场”的,是新毕业分配来的一名四川医学院1966届大学生,在病房任医生组长(此人后来因出身好入了党还成了院领导那是后话)。在当时形势下,领导小组不得不将两人干活地方从炊事房调整到洗衣房,还特别告诫,今后除了吃饭打饭,不准再去炊事房了。
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这事有点烫手,当初那番答应实在轻率不应该。我怕夜长梦多,再生出什么事来,几次找局一号头头,催他尽快把两人接走。这样,大概在1969年春节前,局头头终于发话,让我通知两人离开医院,仍去找他报到。此事才最后了结。
老郭两人最后去了哪里,后事如何,我就不太清楚了。一是我那医院离市区太远,卫生局干部们去干校后,我跟局里更少有交道。二是“九大”后不久工宣队开进医院,我处境大变自身难保,也很少过问他人他事了。
文革结束后,卫生局恢复,好像老郭又回局里搞他老本行计划财务,直到退休。那李姓党委书记,恢复职务后却没返卫生局,而是去了更重要、地位更好的市邮电局,任局长兼党委书记。
以后,我回忆及反思文革经历中的人和事时,感觉这位老郭虽与我交集不多,身上那种被沉默重重包裹的神秘色彩,让我一直难忘。我心想,日后有时间,一定要写写他。
再后来,又进一步想,这位老郭,其实不简单。他这样从中共内部叛变出来的人,对党内种种,了解不可谓不深。因之他才躲过了“镇反”,躲过了“肃反”,也躲过了“反右”这些运动。文革虽说他不算完全躲过,但终没吃过大的苦头。比起局里其他许多人遭遇(比如被捕入狱,比如被批斗罚跪,比如被关进名为“学习班”的集中营数月),这老郭竟然还好了很多。
听局里人说,老郭成家有家室。有一女儿。其夫人是做什么的,在哪上班,女儿情形种种,一切不知也没人见过。恐怕除了局里管人事档案的,少有人知道。

2018年2月2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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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小金县的三年半高原生活

朱开定口述 樊能廷整理

一年半的农村插队生活

1970年3月,掌管北大的8341部队军宣队和工宣队对在校的学生进行毕业分配。根据分配的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原则,我被分配到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马尔康(马尔康镇系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府、马尔康市府驻地)。当时,化学系63级工宣队的年级负责人王克刚煞有介事地解释,因为我是上海人,习惯吃米饭,四川出大米,就这个原因把我分配到那里。实际上,阿坝州地处高原,哪里出什么大米?王克刚的解释,不过是一个可笑的托辞罢了。当然,毕业分配是不由分说的,合意也罢,不合意也罢,他决定了,你就得服从。尤其对于我这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上海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
那一次“毕业分配”,不发给我们北大毕业生(个人)派遣费,而是直接给车票,行李由北京火车站直接到北京大学大饭厅受理托运。就是拿着你的车票,卷着你的铺盖,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走人吧!
我分配在天涯地角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离家很远,又是高寒地区,报到前要回上海家中准备御寒的衣物,经过与工宣队交涉,同意发给我派遣费,实报实销。1970年3月15日离开北京,那天下着小雪,穷唱渭城,跟同学们握手道别,气氛有点黯然凄凉。
阿坝州位于川西平原及成都市的西北方向上,区域面积仅仅小于甘孜州。阿坝州的区域内,有后来举世闻名的九寨沟自然保护区、黄龙自然保护区、卧龙自然保护区、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等等天下最优美的山川胜境,但那时还都无人知晓,那个“大革命”年代也根本没有“旅游”一说。
1970年5月初,我从桃花流水、春光明媚的上海出发,踏上去阿坝州马尔康的旅途。山高路远,万里迢迢,大约坐了四十几个小时火车才到达成都。拿着行李匆匆赶到西门长途汽车站,第二天坐上去马尔康的长途车。车上坐满了人,行李都放在车顶上。
汽车上午经过灌县、都江堰,过“旋口”后进入岷山山沟,进入“万山圈子里”,扑面而来的都是一座座大山。汽车在半山腰的泥巴公路上颠簸,盘旋行驶,下面是激流滚滚的岷江,不多时,天变成窄窄的一条缝,忽隐忽现,让人揪心。当天走二百多公里,路经汶川,直至天黑,到了理县。大家都拖着行李登记住宿,匆匆地四处找晚饭吃。第三天,天蒙蒙亮,车又出发了。一路上坡,经过米亚罗,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的什朵山,沿途是一派高原风光,满山是高耸直立的杉树与松柏,满目苍翠。车到山崖口,视野十分开阔,放眼四望,周遭矗立着突兀的茫茫雪峰。
车行195公里到了州府马尔康。这里已是藏羌高原景观,很多藏式的民居建筑星罗棋布,街上见到不少藏族同胞,饭馆里充满着牛羊肉的膻味。到州“分配办公室”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军人,我被告知分配到小金县报到。小金县在哪里?头一回听说呀。
5月的天气还很冷,我到长途车站后得知,去小金的路因大雪封山,客车停运,不知何时通车。滞留在那里,每天费用不菲,又着急到小金县报到,听到有货车可以搭乘,我马上买了票上车。记得那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同车的有七八个人,身上都裹着棉大衣。男的戴着帽子,女的包着头巾。车行到红军长征走过的大雪山——梦笔山崖口,车轮打滑,十分危险。驾驶员使大劲刹住车。他从驾驶室出来一看,已有半个车轮在路的外面了!不由惊出一身冷汗。他让大家到山顶拔一些小灌木填在车轮底下,车轮加装上防滑链,大家拼力帮着推车,空车冲过垭口,我们才又上了车。一路下坡,过了一山又一山,拐了一弯又一弯,山重水复,慢慢行走149公里,下午到达小金县县城。
小金县是藏汉混居地区,土瘠民贫,全县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一多半农人少衣缺食——十年不置衣,糠菜半年粮。县里只有一个过去生产猎枪、现在生产粉碎机的农机厂,还有一些森林采伐工业。小金县原来叫“懋功”,位于夹金山(小雪山)和梦笔山(大雪山)之间,红军长征翻过的雪山就是这个地方,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会师”,在县城的一个天主教堂里开过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清算张国焘左倾路线,就是党史所称的“懋功会议”。
来到小金县报到的北大同学有:无线电系的许钧、周庆利(女),中文系的李宗昌,经济系的邹汉清,哲学系的宁远存和化学系的朱开定。我们被分配到红征公社粮台大队插队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由最贫穷、最愚昧落后的深山老农教育我们这些北大毕业生。
县“分配办公室”的干部送我们进村,村里组织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这个地方历史上叫做“抚边”,在四川也算一个有名的地方。历史记载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安抚司莎罗奔作反,攻掠小金川地区。四川巡抚纪山领兵弹压,反为所败。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金川战事再起时,大将军温福由汶川出西路,尚书桂林为四川总督率师由打箭炉出南路,夹攻小金川。“抚边”是小金川的门户,原意是“柔远镇迩”。淸军在这里遭到藏军的顽强抵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温福战死于抚边的象鼻山,麾下二千名官兵阵亡。清廷震怒,换将增兵,加强了对大小金川的猛烈攻势,以致血流成河,万户萧疏,终于平定了叛乱。
乾隆年间,在嘉绒藏族地区进行两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给嘉绒藏族地区带来巨大影响。据说红军时期,张国焘曾在此地活动过。 1935年6月18日至23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进驻抚边,在这里召开文艺大会,他发表了讲话,号召穷苦大众团结起来打倒为富不仁的有钱人,鼓励穷苦青年加入红军。直到1970年,在房子的木板墙上还留着黑墨书写的“推翻国民党统治”等标语。在村口的旧石碑上,还刻着“穷苦青年加入共青团”、“粉碎国民党川陕围剿”等红军口号。这个地方,1966年文革时改名“红征公社”,1978年又恢复原来的名称——“抚边乡”。
红征公社粮台大队社员的生活,我们去时已经用上了照明电,这一项,领先于国内大多数乡村。其他方面,则与“红军时期”大致无二。十家锅灶九家同,村里的农户家道消乏,都在过那种不得不过的“勤俭持家”日子。我们六个北大毕业生,被安排在生产队干部或家庭条件较好的社员家里住宿、吃饭。我和宁远存一起,住在大队支书李太富家里,宁远存在支书家吃饭,我在副大队长马朝贵家吃饭。按规定每人每月交15元伙食费,每月配给我们34斤大米,一斤腊肉。那个地方,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杀年猪或生产队宰牦牛,平时没有鲜肉吃。农户过年时做些腊肉以备此后一年之用,因而腊肉也是省吃细用、四时八节稀罕的食物。
平时,我学习老八路作风,早晨到居停主人家帮着挑水,打扫庭院,有时还帮着添柴烧火。村口有一个泉眼,大家都在那里取水,离主人家有三四百米,挑满一缸水要往返好几趟。
当地农村的粮食主要是小麦、玉米、青稞、土豆、蚕豆、豌豆等杂粮。处于高寒地区,小麦常常长不成熟,加之气压低,馒头蒸不透,手一揑就扁了,吃起来粘牙。青稞做成饼子蒸来吃,老乡叫它馍馍,黑灰色、黏黏的,不易消化。在“数米而炊”亦不可得的情况下,往往煮一锅土豆当饭吃。当地5月到9月才生长一点蔬菜,只有白菜秧和莲花白(卷心菜)两种。老乡把白菜烫熟后发酵做成酸菜,用手一挤会出黏黏的液体。他们放些辣椒炒来下饭,吃起来有一种怪味,酸不溜秋,十分不习惯。多余的酸菜晒干,存放到鲜菜绝乏的季节煮汤下饭。莲花白(卷心菜)是用一个大木桶泡成酸菜来吃。一天只吃两顿饭。农忙时下地干活,因为离家远,不能回家做饭,中午带些土豆、玉米或青稞饼子。那时,我们都是毛头小伙子,饭量大,下地劳动,常常肚子很饿,也只能忍着。由于饮食不调的原因,到这里后,很多人得胃病。
夏天中午很热,但晚上很凉,睡觉要盖很厚的被子。老乡终年不洗澡,我们劳动后出了汗,也只能打盆水,抹抹身子。这里是大山区,人们都用背篓或牛皮绳背东西。老乡出工劳动的时候,都穿上破烂的羊皮夹夹(羊皮背心),既可在背东西时垫背,下雨时又可当雨衣,冬天可以御寒。生产队给我们每人也缝了一件羊皮夹夹。
这里的老乡十分淳朴,对我们也很友善。称呼我们,在姓后面加一个大学,我自然就被称为朱大学。话说回来,人的名字,本来呼牛也可,呼马也可,如今入乡随俗,呼为“大学”,有何不可?
我们跟着老乡参加下种、薅草、收割等劳动,并不给我们定任务。有一次,参加蚕豆下种的劳动,前边的牛先犁出一条沟,后面有人跟着撒下种子。我们背篓里装满了发过酵的牛羊粪,用手一把一把地抓着,跟在撒种人的后面施肥。一阵风吹来,“有机肥料”的细渣吹入脖领、飘落满身。玉米苗长高以后,我们参加薅草劳动。地是一畦一畦的,一畦足有几十米长。每人一畦,弓着身子,一棵一棵地锄草,腰酸背痛得直不起腰来。我们总是远远地落在老乡后面。一大捆麦子,从山上背下来,劳动强度大,麦芒常常落到脖领里,弄得身上十分刺痒。为了抢收,有时干活儿干到天黒,灰头草面,身心交疲,这让我们体会到当地的农民真的十分辛劳艰苦。
在劳动锻炼的日子里也有一些有趣的事。村里有一个生产小青瓦的窑场,我觉得很新奇,想去看看怎么回事。我参观了从炼泥、制坯、晾干、装窑和烧窑的全过程。与老师傅聊了半天,谈古论今,聊他的经历过往。这里的汉人都是从川中迁移来的,把一些手工技艺也带到了这里。这里盖房子的墙,是用土夯成的,房梁木材是从山上的自有林中砍伐,房顶是用生产队自制的小青瓦。这个窑厂的小青瓦也供应别处。我记得有一次,生产队在一座山的山腰上盖房,我也参加了运瓦的劳动。我从窑场用背篓背了五十多片青瓦,走在泥泞的山路上,天上下着蒙蒙小雨,坡陡路滑,走了很久才运到施工场地,满身大汗,湿透层层衣裳。
供销社收购麝香、猴骨、熊胆及山上挖来的野生药材,如贝母、虫草这些细药,也收购木香、大黄、羌活等粗药。队里有人养猎狗,打麝香作为副业。我住在大队支书家,他给我们讲了打猎的往事经历,引起我极大兴趣。我提出了请他带我们去打猎的要求,他痛快地答应了。一天,他和大队出纳刘明远两个人,带我到较远的深山里打猎。我初到这里不久,不会走山路,爬山走不多远就满身大汗、气喘吁吁,他们告诉我爬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要慢、要稳,不然会喘不过气来,坐着休息反而更慢、更觉得累。
好不容易到了一处离山顶不远的山沟里,天已渐渐黑下来了。他们在周围转了一阵子没找到猎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毛毛雨。他们让我在沟里等着,他们上山去打松鸡子。我是自己要求他们带我来的,实在张不开口拒绝。一个人呆在荒山野地等待,确实有点害怕,他们给我留下了一件雨衣和一条狗。我听说过山上有熊、狼等野兽会伤人,心里忐忑不安。
不一会儿,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刺骨,我披着雨衣蜷缩在那里,那只花狗也在我身旁睡觉了。我用手电向四周照去,什么也看不见,此时心里越来越惧怯,蹲在那里,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切望他们马上能打到猎物,尽快回家。等了很久,听到了两声枪响,但还不见人来接我,我越发心慌,实在忍不住了,心里盘算着顺山沟往下走,只要见到一条路,顺路走必定会有人家。哪怕是地主、富农家,在那里留宿一夜,等天亮找路回家。我慢慢地往下走,突然发现前边灌木丛挡着不能再往下走了。仔细用手电四周一照发现有一条横向的小路,我定定心,顺着小路走,不一会,见到前面有手电的亮光,正是他们二人迎着我走来,手里提着两只灰色的小松鸡。这次出猎没有“旗开得胜”,总算没有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已经是夜深人静了。后来大队发生了一起事情:一个五十多岁独眼的村民上山挖药,被野兽吃掉。再回想起自己那天晚上有惊无险、丢魂落魄的情形,十分后怕。
5月,是老乡挖虫草和贝母的季节。听到有一伙年青人要上山挖虫草和贝母,我满怀着好奇心,想体验挖药的过程,跟他们联系,他们同意带我同去挖药。出发时我们带着铺盖,带着面粉、腊肉和豆瓣醤等生活必需品。一早出发,上山就走了大半天,过了一片青杠树林后,再上坡不远,就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大片草坪,是牧民夏季的放牧场。有一间牧人住的房子,用石块垒成墙,房梁是用砍来的小树干搭起来的。屋顶是用杉树劈成的瓦板盖成的,为了防止被风吹走,上面压着篮球大小的石头。屋里有一个用四块石板围成的火塘,房梁上挂了一根粗铁丝,用来悬吊铁锅。
屋子很矮,成人几乎站不直。沿墙三面,用树桠和树枝搭成床,铺上毯子,晚上几个人挤着睡。俗话说得好:千日打柴一日烧。到了那里,人人当樵夫,首先分头到周围树林里砍柴,要准备好充足的柴禾。我们野炊主食的做法是:在屋外一块大石板上,放上面粉用热水揉成圆形的饼,先放在火塘边烤硬后,把柴灰扒开,放入饼子,再盖上热灰。半小时后拿出来,把附在面饼上的灰烬吹拍干净,然后再吃。从水沟边采摘一些野菜,有一种当地叫“斯格菜”的,味道有点苦,另一种长得像鹿的耳朶,叫“鹿耳韮”,它有一点葱香味。铁锅挂在火塘上的铁丝弯钩上,锅烧热以后,放少许肥腊肉,熬出油,加进豆瓣醤炒香,再放入冷水烧滚以后,用手把野菜揪进锅里煮一锅汤。古时候,清水煮野菜,称为藿羹。吃饭的时候,青蝇麇集,轰都轰不散。老乡们舔唇咂嘴地说:我们的生活真好,天天吃饭“三吹三打,酒(揪)菜不离”。苦中作乐,别是一番诙谐。
山顶上的天气娃娃脸,反复无常。好好的,去天五尺,突然飘来一片乌云,就可能雾涌云蒸、饕风虐雪。刚去的第一天就碰上了,一阵大雨把我们淋得全身湿透。大伙钻进屋里烧一塘大火,围着火塘慢慢把衣服烤干。山上的生活确实很艰苦,饥饱劳役,身贫如洗的小伙子们却亲亲热热、十分乐观。
第二天就去挖虫草,他们给了我一把只有十来公分长的小锄头,用来挖虫草和贝母。虫草长在草丛中,冒出来的小苗就像香头那么小,很难发现,人要趴在地上慢慢寻找。有经验的老乡们,一天可挖百把根,我只能挖几根。虫草挖出来,虫的外面包裹着一层黑土,用手剥去黑土,里面有一层薄薄的白色棉絮状的菌丝,露出的虫体白白嫰嫩的,身上一节一节的还能看到脚和茸毛,真像一条蚕,虫子的头上长出一根褐黄色的菌草。虫草在晚上经过整理后,架在房梁上烘干。烘干的虫草会变成黄色。
贝母比较好寻找,它有一尺来高,叶儿窄窄呈带状,开着紫色或橙红色的花,花头下垂,老乡叫它“灯笼花”,容易发现。一锄挖出来,贝母就在锄尖上,有豌豆那样大小。川贝是中药里治咳嗽的良药,我记得那时供销社贝母的收购价是十四元一斤,虫草十二元一斤。可见农民的生活水平之低了。上山挖了一个星期药,我只挖到小半个肥皂盒的贝母和十几根虫草。哪里还顾得上观山望水、欣赏遍地奇葩异卉、奇树异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诗情雅意,只能为温饱有余的人们享受。
此地还出产很多民间的草药,有一位民间药农姓潘,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草药。有一种叫“佛手参”,形状像人的手掌,长有几个手指,用它炖肉吃可以滋补身体。还有叫“红毛三七”和“钮子切”的草药,泡酒可以治跌打损伤。有一种极毒的草根,俗称“磨三转”,在碗底放一点儿酒,把它磨三转后服用,可治跌打损伤,多用了,则会中毒。
麝香是名贵的中药材,是从雄麝身上取得的,老乡打到雄麝后,把麝香卖给供销社。他们告诉我麝香药性特强,孕妇闻了会流产,放在树木的伤口里树木会枯死。他们看我好奇,还送给我麝香的外壳。老乡还告诉我猴骨也是中药,泡酒可治风湿病。“猴结”是母猴的经血长年凝结而成,有活血的功效,是治疗妇科病的贵重药材。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原来我是不知道的。另外还有些稀奇古怪的药,如野山驴的骨髓油和旱獭的油可以治关节风湿等等。我回上海探亲时,都要带些家人没见过的药,父亲也十分高兴,泡了一大坛药酒。他逢人就会告诉人家,是儿子从阿坝带来的好药。
生产大队在牛梁子山上有一大片草场,安排一位老农放牧牦牛。队里人都称呼他刘幺伯。生产大队长到牧场检查工作,我也跟着去了。到牧场用了两个多小时。快到牧场路口,人没到,就看到一条大黑狗朝我冲过来。主人也忙着迎出来。这条狗认得队长他们,它直扑过来,两只脚搭在我的肩膀上,用舌头舔我脸颊颈项,把我吓得一身冷汗。这个牧场有几十头牦牛,由刘幺伯负责放牧。他终年住在山上,每天清晨把母牛赶到一个地方挤奶,有时给牛喂一点盐,然后将牛群赶到草场吃草。晚上,在大黑狗的帮助下把牛赶拢到牛圈里。牛圈是用很粗的青杠树围成的。养着这条大黑狗,用来看管牦牛。夜里这条狗整夜的吠叫,不让野兽靠近牛圈。刘幺伯还把当天挤的鲜奶,发酵后打成酥油,平时的活儿挺多的。刘幺伯如果不是和生产队的这点儿联系,几乎就是个荒烟蔓草中的化外之民了。
那次队长回去,我要求留下。刘幺伯长年孤身一人在牧场,无比寂寞,今天来了客人,他十分兴奋。(下图:朱开定在小金县留影。)
晚上静下来,和他聊天,问了一些关于放牛的故事和他的生活情况。第二天清晨,他一大早起来挤牛奶、烧酥油茶。我在旁边默默地望着。山上的牧民,平时都喝酥油茶。他们是这样做的:先把马茶(老茶树的细枝干和老叶发酵后做成的,大竹筐包装,从云南用马帮驮来,所以叫做作茶)用铁杵子打碎,放入鼎锅里熬成浓茶水,茶水漆黑,味道苦涩。另外用一个铁锅放在火塘上,放些酥油和糌粑炒熟,再倒入浓茶水煮开,放少许盐巴就可食用。酥油茶喝起来有咸味、油香香的。当地老乡说,喝了酥油茶,人干活有劲,还不怕冷。打酥油也是一项繁重的活儿,要把发酵的酸奶倒入一个一米高的打酥油的木桶内。桶里有一个用木头做的活塞子连在一根长木棍上,用全身的力量上下抽压,大约要上千下。慢慢地在奶液里浮起一层固体的小颗粒,再用汤匙挤压成碗大的一团,取出后放在案板上揉压出酸水,放入水缸中泡起来。剩下的酸奶液放入锅中加热,就会凝结成像豆腐一样的东西,倒掉上面的酸水、沥干,就是奶豆腐了。我在刘幺伯指导下实习了做奶豆腐的“工艺过程”。牧民往往把多余的奶豆腐晒干成硬硬的“奶渣”,平时抓一点放到酥油茶里食用,也顶替一部分粮食。在牧场的几天,我也帮着烧茶和打酥油。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什么都感到新奇,增长了见识。
第二次和队长等大队干部又到牧场,那几天下雨,只能休息。他们冒雨采了一点“鹿耳韮”和酥油拌在奶豆腐里,蒸包子吃。为了改善伙食,他们还出去打了两只野兔,加进作料,用酥油炒来吃。这些独特的食材过去没有尝过,偶尔吃起来,对于家无斗储的人,觉得十分美味。在牧场的短短几天,让我又有了新的生活体验,实在令人回味难忘。
在一年半的农村插队中,有机会接触到这里的民风民俗。我参加过一户农家嫁女的婚事。那时还留存着哭婚的旧俗:新娘出嫁前夕,娘家邀请亲朋好友和新娘的闺密陪伴新娘过夜。厅堂桌上放满了瓜子、炒蚕豆之类的杂拌,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十分热闹。闺密们在房内陪着新娘,诉说以往的友情和到婆家相处之道。男方的接亲队伍开着手扶拖垃机,带着财礼,半夜出发,天亮前一定要到村外等候,这叫“扎夜”。据说以前要牵着马队来接亲的。新娘出家门之前,蒙着盖头哭,要诉说父母的养育之恩,表露自己依依不舍、不愿离家的为难心情。天亮男方的接亲代表与新娘家交涉,得到允许后才能进门。男方送上财礼,由新郎把新娘背上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的接亲队伍圆满地赶回男方家中,举办隆重的婚礼。

周培源的鼓励信

1970年,我在插队劳动期间,收到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先生写给我的两封亲笔信,分别书于6月25日和10月11日。他在信中说:“我为你在愉快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感到十分兴奋,十分快慰。依照你的来信,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你所在的小金县,它是在邛崃山之西、夹金山之北,是川西的大山区,是当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进行长征所经过的地区。地图(1965年12月出版)上没有到达小金县的公路,不知道你们是从公路的终点步行到小金县的。翻过两座大山的徒步旅程本身就是很好的锤炼机会。”他十分关心我在小金农村插队劳动锻炼的生活和思想,再三叮嘱我:“你虽身在大山区,但一定会不断遇到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我衷心希望你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按五条接班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同时注意安全,注意健康。有空请来信。你一定要搞好群众关系,搞好同领导的关系。”“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大家是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最严峻的考验。我们今后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这些满腔热情的嘱咐和勖勉,激励我克服困难和畏难情绪,锻炼自己,努力完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
我记得在劳动锻炼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和宁远存同学同住在大队支书李太富家,宁远存在支书家吃饭,我在李太富的姑表兄弟马朝贵家吃饭。因为这里是高寒地区,生产落后,民众生活困苦。宁远存出于好心,从家里寄来一些粮票帮助李太富家。李太富老婆出于感激,平时吃饭时,对宁远存言语上有所关照。这引起了李太富的不满。一次,我们看到李太富突然火性发作,暴打老婆,甚至把烧热的水壶扔向他老婆。这突然发生的事把我们弄懵了,劝止不住,徒唤奈何,心里责备李太富,眼时痛快,往后怎么相与?后来才知道,是有人在背后数黄道黑、说三道四。我们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但又感觉一定要小心化解处理。大伙还在农村劳动锻炼期间,事情又发生在穷山僻壤“土皇帝”的家里,如果处理不妥善,不仅影响我们与大队的关系,还会影响我们继续锻炼,甚至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期末总结和评语。我一方面劝说宁远存要沉住气,不要声张,不要吵闹。我相信他是三清四白的。为了避免继续衍生误解,退避三舍,迁地为良,我们开诚布公地跟队里商量,从支书家搬出来住。另一方面,也为了缩小影响,劝告宁远存继续在支书家搭伙。虽然宁远存平时脾气有点暴躁,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向大队提出,由于生活不便,我俩不再住在支书家里,要求大队另行安排住处。很快,大队腾了一间小库房,我和宁远存搬到那里住了。由于我们冷静、稳妥、息事宁人地处理好这起突发的事情,与大队仍然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劳动锻炼结束后,大队给了我们几个同学很好的期末评语。

分配在县工交局当提货员

小金县地处崇山峻岭的高寒地区,人口稀少,生产落后,没有什么工业。这里有四川省森林工业局所辖的森林砍伐队,所砍伐的树木用简易的铁轨车放入河沟口,剥去树皮后组成木排,顺着大渡河运到川内。县里只有一所农机厂,这厂还是从生产火药猎枪的小厂改建的。当时厂里试制一种粉碎机,还不过关。这里地处大渡河,水利资源丰富,工交局着力发展农村用的小水电。有引河水发电的,也有利用高水头发电的。在我插队的抚边乡粮台大队,就建了一座引河水发电的小水电站。晚上发电供老乡照明用,白天发电供队里脱粒机等农机用。小金县城里只有私人的木器店做家具卖,个体白铁加工店生产铁皮水桶、铁皮火炉和铁皮畚箕等日用品。
我学的是化学专业,在这里百无一用。在农村劳动锻炼之后,我被县“分配办公室”安排在县工交局当办事员,没有专属的工作,就让我当提货员。这工作要与供货单位和运输单位打交道。这里山高路险,从外县运货来路途又远,找运输车辆十分困难,与驾驶员交涉更难。他们会找种种理由推托。要会抽烟喝酒,又要能说会道善交际,看人眉眼,有时还得花钱拉关系。像我刚涉世不久的学生,做这项工作很是为难。组织的安排,不容选择,也只能勉强服从。
记得到汶川县提十几根六米多长、直径二十来公分的钢管,用于高水头发电站。因为管道超长,要搭起货架、斜着装车,管道伸出车箱又长又高,给行车造成困难,司机都不愿意接这个任务。我住在衾寒枕冷的汶川县招待所,天天到货运站要车,整整等了三个月,一直找不到车。完不成任务,心里十分焦急,多次打电话、发电报向局领导汇报,精神几乎崩溃。最后县长到州里开会时,与州运输局交涉,单独下达了任务,这批钢管才运回县里。我还到峨眉县机床厂,为我县农机厂提一台牛头刨床,为此跑上跑下找车,联系装车捆绑固定,给司机打招呼说好话,求爷爷告奶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办妥了此事。

参加整社运动“火线入党”

1972年10月,适值县里整社运动开始,要组织工作队下乡。在县里抽调人员,工交局有一个名额,局里派我参加整社运动。
县委派工作队到新峰公社(1978年后更名为美沃乡)开展整社运动。公社地处夹金山的美沃沟,工作队由县公安局严局长带队。我所在的工作组有四人,一位公社干部龙清荣为组长,组员有农村党员干部邓绍怀、农村年青干部李跃松和我。
我分在较偏僻的一个生产队,那里不通车,步行走到公社要两个小时,走到县城要三个半小时。工作组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住在一户村民家里,户主姓王,是从外地迁居来的,老婆是本地人,比他小好几岁,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大约十二三岁。我被安排在进门堂屋、右边的床上。平时轮流安排在出身好、历史清白的社员家里吃饭。在农户家里无法洗澡、也不便擦身,身上长满了虱子,平时身上皮肤搔痒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睡臥不宁。
美沃沟地处夹金山麓,以前就是与外界物资交流的通道,有马帮或者背夫从外面运来布匹、糖、油、盐等生活用品,运出的是这里的土特产和鸦片等。据岁数大的村民说,解放前三教九流不少人都到山上抢过东西,他们多少有点历史问题。七十年代在深山树林里还能看到背货的背夹子。
进村后访贫问苦,走访村民了解情况,给工作队写出详细的汇报材料,诸如这里的地理环境、土地面积、人口数量、阶级成分组成和生产队的生产等情况。我写的汇报内容全面、详实,层次清晰,得到工作队的表扬,并作为样板。走访村民反映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比如:哪个放牧队里的羊群少了几只,说是给豹子吃了;谁家门前的生产队地窖里的洋芋(马铃薯)被偷了;有人把牛场跑下来的牦牛宰了吃了;还反映队长袒护某某人等等。这些问题大多是人穷志短而导致的“小矛盾”,无法条分缕析地查证,提出的疑点没有证据也无法处理。为了不让有问题的人占便宜,我们按照干活的职责进行赔偿。这样教育了群众,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对生产队长的不满。
工作组离得很远,黑更半夜要开会,就叫“地富分子”走夜路去各处通知。工作组到工作队开会,步行要走两个小时。为了改善生活,工作队每月安排一次到公社加餐。记得那时正值冬季,是宰牦牛的时候,工作队让炊事员煮一大锅牛杂汤让大家分享,工作队员们随心所欲解解馋,这叫“打牙祭”。
整社运动历时七八个月,到1973年6月结束。结束那天,在公社,我把毛衣脱下,泡在脸盆里,一个小时后毛衣面上爬满了虱子,这才体会古人说的“甲胄生虮虱”是怎么个境况,我用敌敌畏把它们统统杀灭。
参加这次运动虽然工作辛劳,生活条件艰苦,但让我接触社会,了解底层百姓的疾苦和辛劳,在思想上受到很大的教育。我由于这个阶段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获得了工作队的表彰,由组长龙清荣和组员邓绍怀介绍,我在“火线”入了党。组里的小青年李跃松也收获了爱情,与大队的一位积极分子姑娘结为连理。
韶光荏苒,1973年10月我回上海办理婚事,收到了调动到重庆四川维尼纶厂的电报通知。完成婚姻和工作调动,双喜临门,人生感觉不啻寒谷回春、花逢时发。婚后三天,急急忙忙赶回小金县办理调动手续。来如风雨,去似微尘,离别了水碧山青小金县难忘的三年半甜酸苦辣高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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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乱世中印象深刻的几个小人物

何 蜀

社会上的芸芸众生,很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人生的痕迹。除非是像遇罗克、王佩英、张志新那样有惊世骇俗的特异表现甚至以生命发出绝唱,才会被历史所铭记。不过,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里,却总会有些令人难忘的身影,以其独特的命运或生活片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的回忆中,就时时会出现这样一些小人物的片断印象,每每忆及,总觉得从一些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些侧面,值得一记。

“暗管分子”小董

1967年7月初,我们一群已经在4月里被石油管理局筑路处解雇的临时工,因当时家乡重庆已经爆发了大规模武斗,各行业陷于瘫痪而一时难以找到工作,便相约回到川南山沟里的筑路处去“造反”——有的是想在那里恢复工作,有的是想再去参加造反运动,有的则只是去旧地重游玩一玩。
筑路处机关在川南荣县山沟里的东兴场旁边一座小山岗上,叫红七村(据说是当时四川石油会战预定要建若干处“基地”的编号名称,会战总部“基地”叫红村)。从重庆和成都回到筑路处的几十个人建立了一个名字听上去很大的“成渝两地返处造反联络总站”,实际上进行“造反”联络的没几个人,经常负责写文章、上广播的就是从重庆回去的我和成都回去的张征祥(外号张眼镜)二人,另有成都的“蔡眼镜”蔡天一,则经常往返于红村与红七村之间。
红七村是在山岗上依地势而建的一片“干打垒”平房,中间四排平行的平房是办公区,面对山岗下东兴场的第一排的右边头一间是广播室。我们大概是被安排住在第三排中的几个房间,是处机关的后勤部门安排的,当时都不敢得罪造反者。
大约就在我们去后不久的7月底,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天,筑路处的保卫科科长王富春来到我们“联络总站”,找到我和张征祥。王富春是个看上去很慈祥的小老头,用四川话来说叫做“糯米老头”,但在筑路处可是个人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抓“反革命”都是由他出面。不过,我们成都、重庆的这些学生味儿十足的临时工青年,对他都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因在1966年9月发生的“火炬战斗小组”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押到水库工地监督劳动后,年底就是他代表筑路处党委来向我宣布的平反决定,尽管那次平反十分草率也并不彻底,甚至没有明确用“平反”二字(所以后来又重新开过一次平反会),但过后我从未找他扯皮,更没有批斗过他。而张征祥在“三月镇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坐过大牢,对他也毫无报复之心,更在此前不久曾保护过他:有一天有几个从重庆回去的年轻人,也没有找我们“联络总站”联络,私下把王富春叫到一间屋里,拿了钢丝鞭子想要对他进行毒打报复,张征祥得知后,急忙跑去作了制止。因此王富春对我们也比较放心。
当时的大形势,是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因此“当权派”无论大小,对造反派都无不礼让三分。王富春这天来,也是客客气气的,态度十分谦恭。但他不是来请罪认错的,这类态度他早已反复表达过了。他这次来,严肃地给我们(当时只有张征祥和我两个人)谈了一件重要事情:筑路处有一个暗管的反革命。
所谓“暗管”,即当时没有公开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而由公安机关暗中控制,一般人不知道,但被管制者本人知道(有的本人也被蒙在鼓里),还要随时向公安机关或单位的保卫部门汇报思想及所了解的社会“敌情”动向,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线人”的任务。
王富春说,这个暗管分子,就是副业队放牛的小董——当时筑路处机关有个副业队,养有牛、羊、猪之类家畜,种有菜地。这是从大庆学来的经验,也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及“备战备荒”的需要。这个小董是荣县人,已经被暗管多年。王富春要我们警惕他的动向,不要和他发生关系,也注意别让他借文革之机搞什么破坏。为了让我们对此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特地带来了一份小董写的交代材料让我们看。
这份材料,乍一看,会感到骇人听闻,但仔细一想,又会觉得十分荒诞,交代的是小董所知道的他那个“反革命组织”(我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名称了)在全国的分布网络及其骨干成员名单。其中有许多都是已经被公开点名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比如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之类,当然一看就知道是无稽之谈。其中,最让我惊异的是,居然还写上了当时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参谋长耿志刚。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耿志刚是并没有被打倒的军队领导干部,在重庆人人皆知,因为五十四军的首长们都是十分明确地偏向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的,耿志刚的一些讲话就带有强烈的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可是,我难以理解的是,小董在荣县这个山沟里,怎么会知道耿志刚而且把他也编进了这个“反革命组织”全国网络中?真是匪夷所思。后来分析,这至少说明,这个“暗管分子”,哪怕是在这个川南山沟里放牛,也并没有逍遥于文革大动乱之外,随时都在观察局势,“窥测方向”,可能他不知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传单或大字报上看到了有关耿志刚在重庆支一派压一派的讲话之类,信手拈来写进了他想象中的全国“反革命组织”网络中。当然,从这一点看,这份交代材料应该是才写成不久的。因为在那之前他可能不会知道耿志刚这个名字。我当时并没有注意他写这材料的落款日期和署名,所以对他叫什么名字也毫无印象。
更让我吃惊的是,就在王富春给我们看材料和谈话时,那个平时很难打照面的小董,竟然吆喝着一头牛,从我们这个房间门外走过!
我们那排平房前面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过道,平时牛是不会从这里过的。但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小董就用一根树枝(不是鞭子)在牛屁股后面吆喝着牛,慢腾腾地从门前这条狭窄的过道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喝斥着牛,似乎是牛不听话,走错了路。
那一刻,我才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暗管分子”:个子瘦小,跟当时许多发育不良的农村青年一样,看上去年纪也就只有二十来岁,额前的长发几乎要遮住眼睛,脸上好像有些麻点。
看着小董吆喝着牛远去,我心里泛起疑问:怎么会这样凑巧,王富春刚来给我们讲他的事,他就从这门前走过?难道他知道王富春要来跟我们讲他的事?或者是他也随时在窥探着王富春的动向?
但此后我们就再没有关心此事了。因为局势越来越动乱,开始抢枪,大规模武斗,谁还去注意一个毫不起眼的“暗管反革命分子”!以后我又回了重庆,就更不知道小董的情况了。
但是这件事始终在我心中是个谜:为什么王富春要来给我们讲这个人的情况?为什么刚好此人就在此时从我们谈话的房间门外走过?他的那些交代又是怎么回事?
至于小董到底是个什么人,我是在几十年以后读了蔡天一所写的回忆文章之后才知道的。蔡天一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文革前曾在成都参加过几个诗歌爱好者的小聚会(这时被认定为反动组织),因此被揪出来批斗。在隔离期间,被他们叫做“董麻子”的小董也被弄来与蔡天一关在一起。后来蔡天一才明白,小董是被军管会有意派来作“卧底”,想探听他们那个所谓“反动组织”具体情况的。因为所谓“反动组织”本是子虚乌有,加上蔡天一有所警惕,所以小董的探听一无所获,倒是被蔡天一了解到了这个“暗管分子”的一些底细。据蔡天一回忆:
小董出身贫农,父亲和哥哥都是中共党员,还分别是公社干部和民兵队长。1961年小董在川南某市读中医学校时,由于吃不饱,有一天中午,用学校食堂蒸的一罐米饭到校门口去换红薯吃(当时一斤米可换五斤红薯,吃了感觉饱些)。没有想到,他被一个中年男子注意到了,先是招呼他到旁边去了解他的饥饿和家史,然后给了他几斤粮票和几角钱。以后又多次来找他,每次都给他几斤粮票和几角钱。以后中年男子告诉他,他的挨饿,不是国家有困难,而是党内产生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如果我们贫下中农不起来革命,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变色……再进一步,男子就告诉他,在全国已经组织了劳动者的“连心联盟劳动革命党”,一旦成熟就会起来革命。小董既出于感激,也出于从小就接受的那套“革命教育”所培养起来的“革命觉悟”,就加入了那个“劳革党”,并接受任务到农村去发展基层组织。小董按男子的吩咐离开了学校,利用他熟悉中草药用途的特长,到乡间走村串户,当走方郎中,发展了几个“党员”。但不久就被检举揭发,在公安人员拷打逼供下,也交代不出他的上司。因那“上司”与他从来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那中年男子是内江人,中等身材,单眼皮,连姓名都不知道。关了半年,公安人员念他根子正,而且能言善辩,就派他到农村去“卧底”,专门破获“称神称帝”的土“反革命组织”。小董自吹曾协助政府破获几个土“反革命组织”,有立功表现,所以没有被判刑戴帽,让他作为“暗管”。不久,石油会战开始,他就来到筑路处做了临时工。
小董给蔡天一讲的这些,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像他编交代材料那样瞎编的,不得而知。但他的“暗管”身份是真实的。蔡天一还回忆了他亲眼所见的两次小董挨打:一次是因小董交代的那些“反动组织全国网络成员”,经派人外调,都是无稽之谈,本想破大案立大功的军管会军代表气得用皮带把小董狠揍了一顿;另一次是在筑路处召开的抓捕“现行反革命”的公捕大会上,小董和其他几个人被押在批斗台前,做着弯腰九十度的请罪状陪斗,在那样“红色恐怖”的场合,“久经沙场”的小董居然能以屁股抵着后面的台子,低头弯腰,在一阵阵狂暴的口号声中进入了睡眠状态,甚至发出了鼾声!气得保卫科长王富春一脚把他踢翻在地……
以后再也没听说过小董的情况。这个贫农的儿子,按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教育”说法,应该是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根红苗正之人,然而他却成了在毛泽东时代备受折磨,对“新社会”苦大仇深的“暗管分子”。他命运的戏剧性变化,颇有些耐人寻味。
不知他后来的下落如何。如果能活到今天,该有七十多岁了吧?

汉字改革迷小王

他是不是姓王,其实我并无把握,只是在反复回忆中有个仿佛姓王的印象,为了叙述的方便,就以小王称之吧。
那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春,我作为造反组织的义务“笔杆子”(一年前临时工被解雇后还没有找到另外的工作),有段时间住在成都小关庙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招待所。那个一楼一底四合院形的老式建筑里,住的人多且杂,不过基本上都是石油部门的。我当时参加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石油系统分团的人,就有好几个住在这里。
有一次,我们房间里住进了一个年轻人,据说是石油地质调查处的技术员,大约二十多岁,中等身材,一张白净清秀的娃娃脸上架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样子。
已经持续一年多的群众性造反运动和半年多的大规模武斗之后,形势进入一个相对沉闷期。许多群众组织头头都被中央调集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促成大联合、三结合了,留在地方上的人们都在观望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招待所里不知谁起的头,一段时间里流行开了下围棋——并无真正的围棋,而是土法自制的:用墨水瓶盖在纸板上盖上一个个圆印后,剪成一个个小圆块,一面涂上墨水,就成为黑子,不涂墨水的就是白子,再拿一张纸画上棋盘格子,就可以下了。
我就跟小王下过多次这样的围棋,每次都是他赢。下棋时他总是不动声色,既不大呼小叫,也不说些刺激对方的风凉话,赢棋后反而显得不好意思的样子,露出腼腆的笑容。有一天午后,我无事可做,又去找他下围棋,他在午睡,我叫醒他后,他睁开眼睛眨了几下,因为没戴眼镜,那双眼睛显得比戴着眼镜时更明亮清澈,还有几分孩子气的天真神情。
当时我们都知道在川北南充市的地调处两派打得很厉害,四川石油系统的武斗,多有地调处的人参加,可谓“十处打锣九处在”。但小王好像不属于哪一派,对我们所谈到的这种派斗也没什么兴趣。有一次,我好奇地翻看他枕头边放的一些材料,才知道他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文字改革组织的,叫什么联络站还是什么名字我没记住,因为我当时对这方面的事毫无兴趣。从那些材料看,他们的主张是汉字拼音化,他们依据的就是一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语录”:“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因此他们就凭着这样一句“最高指示”,如奉圣旨,满腔热情地在全国宣传、推广他们的主张。具体有些什么主张,我也不记得了,但我记住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他们不论是油印的还是手写的材料中,都一律把“的”字写成“de”,这大概就是他们汉字拼音化的初步实践吧。
那个动乱年月,整个社会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群众中除了参加造反运动、两派内战的以外,还出现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表达各种诉求的民间组织,有的推广“鸡血疗法”,有的研究“抗癌片”,有的讨论数学难题,有的调查某个尘封多年的历史积案的真相……小王他们这个汉字拼音化改革的组织,就是这种“另类群众组织”中的一个。我想,他们研究汉字拼音化改革的那个组织是全国性的,人不会太少,可惜至今还没见到有人对这方面情况进行回忆或调查研究,也没见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披露。
因为我当时对汉字拼音化没什么兴趣,所以也没找他要一点这方面的材料。
以后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招待所的,我也没注意。好像听说是去北京与他们那个组织的人们联络、交流去了。
过了好久,我也记不起是听谁讲的了,说是小王在他的单位上“清队”时被整得自杀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就想起他那娃娃脸上腼腆的笑容和未戴眼镜时那双明亮清澈的、带有孩子气天真神情的眼睛。
但我在写这篇回忆时,又对这个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后来并没有跟石油地调处的什么人有交往呀,怎么可能听到有关小王的情况呢?多半是我把另外什么人的事错记到他身上了吧?但愿他没有出那样的事。

夏工宣

说明:本篇原发表于《温故》第十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4月版),此次发表时略有修订。

夏工宣,姓夏,名失记,文革中的工宣队员,“夏工宣”是与他亲近的老师们对他的昵称。不亲近的,自然就只称“夏师傅”了。
我认识他,是在1970年秋。那时我到重庆城里一所小学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老师”——非正式编制、临时代替上课的老师。我教小学五年级(当时贯彻毛泽东“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小学改成了五年制)和“戴帽初中班”一、二年级的美术课——所谓“戴帽初中班”,如今人们知道的不多了:因文革初期那两年的“停课闹革命”,该升初中的学生一届届积压下来,到“复课闹革命”时期,初中学校一下子容纳不了这么多,就只得让一些小学自办初中班,称之为“戴帽初中班”。由小学高年级老师凑和着教初中课程,虽然有些勉强,但总还是比当时让工人、农民进大学课堂讲课稍好些吧。
我去代课时,正值工宣队“占领上层建筑”时期,各学校都驻有工宣队。我代的是美术课,与音乐、体育老师共用一个大办公室,称音、体、美教研室。奉派进驻音、体、美教研室的工宣队员,就是夏工宣。
夏工宣大约三四十岁,瘦小个子,长脸,肤色黑,细眯眼,是重庆城里一家小厂的工人。那时派出的工宣队,并不都是张牙舞爪叱咤风云的角色,有的只是凑数——把那些非生产骨干,或调皮捣蛋的,打发出去应付差事。夏工宣大概就属此类。他不但没有“领导一切”的威风(一点不像当时宣传画上常见的和后来电影《反击》中于洋扮演的工宣队长那样的英雄形象),甚至显得有些窝囊(用重庆人的通俗说法,叫“偻垮垮的”)。
而老师们恰恰喜欢夏工宣这样的“领导阶级”。他从不对老师们吆五喝六,反而处处给老师们陪笑脸,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是恭恭敬敬——不像学校里那位工宣队长,成天板着一张脸,一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样子。据一位老师私下对我说,该工宣队长本已到了任期,应该回厂了,但他坚决要求留了下来,一定要在学校把“入党”问题解决了才走。大概是回到厂里,凭他那德性和人缘,很难成为“纳新”对象,而学校党支部那些党员老师们,就不那么敢得罪他了。
夏工宣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因此,他便显得窝囊。在上课时间,夏工宣从教室门外走过,总是轻手轻脚,唯恐弄出一点声响来,更不会以目空一切的“领导阶级”姿态随便闯进教室里来摆威风。在教师集中学习时,他总是跟老师们混坐在一起,不像有的工宣队员老是要坐到一边去与老师们保持距离。休息的时候,他常会忠实地站到那用砖头和混凝土砌的乒乓球台旁,自告奋勇为打乒乓球的年轻老师捡那满地飞滚的乒乓球,但他自己却从不上场,说是不会。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老师们围在一起学唱“样板戏”选段或什么新歌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凑上来,腼腆地笑着站在旁边,仰着黑脸膛,眯着眼睛,跟着大家唱——但并不出声,只是无声地翕动嘴唇。一次,几个年轻老师围在一起学唱新发表的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抒情歌曲《怀念中国》,那曲调是很有点“靡靡之音”味儿的,不过好在作者是那位说不清应算资产阶级还是封建阶级的“红色亲王”,伟大领袖的座上宾,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唱了。夏工宣循声而来,照例像个小学生,规规矩矩站在一旁,也不知他听没听懂老师们唱的是什么(那歌单上的曲谱和歌词他是多半看不懂的),反正他自得其乐地跟着大家翕动嘴唇,露出那被劣质香烟熏黑的牙齿……
啊,亲爱的中国啊,
我的心没有变,
我永远把您怀念
啊,亲爱的中国!
……

老师们理直气壮地在多年未敢放声唱的抒情曲调中陶醉,而夏工宣则满足于同这些“臭老九”打成了一片。
因此老师们对这位上层建筑的“占领者”毫无敬畏之心,也因此对他的称呼就从开始时的尊称“夏师傅”很快改成了亲昵的“夏工宣”。
从理论上说,工宣队员是进驻学校对知识分子实行再教育的,是来对“旧学校”实行“全面专政”的。但夏工宣却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觉悟和热情,反而成了帮老师维持教学秩序的“纠察”。那年头,学生娃娃很难管教,即使是小学生,也动不动会向老师造反,因为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是“要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我就曾看到有初二学生(已是比有些女老师个子还高的大小伙子了)公然在上课时间把凳子搬到外边走廊角落去几个人围坐着喝茶聊天,当我路过时还热情邀我入座。我是代课老师,当然不好管这些事,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以不在我的课上闹事为原则。而那些被称作“半截幺爸”、“小祖宗”的小学生,一旦跟老师顶撞闹起来,淘气加造反,则更不好收拾。
我们幸好遇到了夏工宣。一到发生师生冲突的时候,有的老师就去搬他来当救兵。于是,夏工宣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根本不问老师是否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否有“黑线回潮”嫌疑,虎着一张黑脸,狠狠抓住不服管教的“小闯将”,连推带搡拉到工宣队办公室去,劈头盖脑一顿下马威似的训斥,有时还会辅以“工人阶级铁拳头”,“小闯将”顿时被还原成为“小绵羊”——照他私下的说法,学生到学校来就是学习的,毛主席说的“学生以学为主”嘛,不学习你到学校来干什么?要学习就得严加管教,自古“不打不成人,黄荆棍子出好人”——当然,这后边一部分说法带点“四旧”的味道,不过没有哪个老师计较这个问题。
要是哪个小学生在受到夏工宣“触及皮肉”的教育时公然表示反抗,敢于喊出那句威力无穷的“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夏工宣就会毫不示弱地回敬:“我这不叫武斗。毛主席说了,在人民内部有时也要用适当的强制手段,《毛主席语录》47页第三段,你晓得不?”在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面前,理屈词穷的小学生只好认输。
我多次听他引用这个“47页第三段”,有一次出于好奇,特地查了一下《毛主席语录》,发现那段语录说的并不是“强制手段”而是“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夏工宣显然是听别人那样说了才人云亦云的。因为他并不知道《毛主席语录》上印了些什么。这个秘密,是我认识他一段时间后才得知的。
那时,每天早上照例要“天天读”——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这个教研室一般是轮流由一人领读,大家各自看着书上的文字跟着默读。夏工宣届时总是很虔诚地正襟危坐,把他那本《毛主席语录》摊开放在面前桌上,两眼盯着书页,嘴唇无声地翕动,典型的刻苦攻读状。我起初满以为夏工宣是在“认真看书学习”。后来有老师悄悄告诉我,夏工宣认不了多少字,他看书只是做样子。我便专门注意观察,这才发现,不管我们那天学的是“老三篇”,还是“五篇哲学著作”,是单行本,还是“选读”本,还是“毛选”四卷合订本,他面前总是只摊开那本随身携带的袖珍本《毛主席语录》,而且从不翻页。当老师们一齐哗哗翻动书页时,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摊开的那一页。
有一天早上,学习到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中《矛盾论》里《矛盾的特殊性》那一部分,其中讲了古典小说《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时通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才取得胜利的例子,并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对于刚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的老师们来说,谁都知道《水浒传》这时还被归于“封资修毒草”之列,尚未得到“解放”,因此对“最高指示”中竟出现这样的评价甚感有趣。不记得是哪个老师领读的了,反正是读到这段话时声音特别响亮,我们也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夏工宣自然除外,他仍是那样盯着面前摊开的《毛主席语录》,神情专注以至于脸上毫无表情。
说来也巧,就在那天上午一次课间休息后、上课铃声刚响过时,夏工宣怒气冲冲地走进我们教研室来,往办公桌上“叭”地扔下一本小书,气呼呼地说:“这些娃儿太不像话,还敢把‘封资修’的书带到学校来看……”
我那节无课,正在准备批改作业,见夏工宣这么动怒,以为收缴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大毒草”,便凑过去看,原来是《水浒传》连环画中的一本,已经残破不全了,不知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哦,《水浒传》……”我笑了笑,暗想:早上学的毛主席光辉著作才称赞了“《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夏工宣一点没有“立竿见影”……而那个被没收书的小学生,也肯定是不知道有那段最高指示的。
我批改了一阵作业,抬起头来,看到夏工宣正坐在那儿津津有味地翻看那本被他收缴的“封资修”。我对连环画主要看画得怎么样,说:“这本画得不算好……”他笑道:“还好看,就是太少了。以前听评书,有《水浒全传》,还有《水浒后传》……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呢!”
后来我没有继续代课,有了另外的工作。一个星期天,我同几个曾在少年宫美术组一起学过画的老同学相约去长江边上画写生。画完回家时,在江边意外碰到了夏工宣。他十分热情地迎上来招呼我,像看到了久别的老朋友。我问他到江边来做什么,他仰起黑脸膛,眯着眼睛,露出那副我熟悉的腼腆笑容:“嗨——钓鱼耍。我们这些人,没得事,还会做啥子?”
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中已经把“钓鱼成风、打牌成风、做家具成风……”都列为“资产阶级歪风邪气的重要表现”。那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义务模特儿”老陈

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经在重庆郊区一家钢厂当了工人,周末进城回家后,常要抓紧时间寻师访友。那时虽然我的兴趣已经从美术转到文学方面了,但还是常去找当年一起学画的朋友,看看他们的画,聊聊美术方面的事。最常去的一处是六十年代初在少年宫美术组一起学画的郭文华家。文革前我离开重庆出去做临时工时,郭文华也初中毕业当了修理汽车的工人,不过他一直在自学绘画。
郭文华家当时在临江门马路边一幢依傍路坡修建的楼房底层。一天,我去他家时,他正在画素描人体,在他房间的一角,背对着我们,站着一个脱光了衣服,赤裸着身体的男子,那一身发达的肌肉不由得让我赞叹:真是画人体的绝好模特儿!郭文华告诉我这是老陈,自愿来给他做义务模特儿的。
当绘画告一段落,郭文华招呼老陈休息时,刚才一直跟一尊塑像一般面壁而立的老陈转过身来,我看到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炯炯有神的眼睛,马上想起是见到过他的,而且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寒冬的日子,我走过解放碑,在百货大楼到新华书店科技门市部的拐弯处人行道上,熙来攘往的行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或棉大衣,有的还裹着围巾,人群中却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异类”:中等身材,小平头,肤色微黑,大约三十岁上下,上身一件海魂衫,下身一条短裤,完全是夏天的打扮,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网兜,在满街的诧异目光中雄赳赳地走过,他那炯炯的目光里还流露出几分嘲讽的意味。我当时就十分惊叹,怎么会有这样不怕冷的人?这是个什么怪人呀?
认识了老陈,我说起那次初见他的印象,他颇有些得意地笑了,他的声音很响亮,类似于那种“公鸭嗓子”。他说他这几年一直在练健美,练出一身的肌肉,所以冬天也不怕冷。他是听一个朋友介绍了郭文华自学绘画的刻苦劲,为了表示支持,自愿来给郭文华做人体模特儿的。
对于一个自学绘画的人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尽管我们那时都知道伟大领袖有过一个有关裸体模特儿的“最高指示”:“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需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文革中不少文艺界、教育界群众组织的文章或“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都公布了这条“最高指示”。然而各美术院校仍然没有恢复裸体模特儿的绘画教学,没人敢请、也没人愿当裸体模特让人去画。
老陈那一身结构分明的肌肉(可以清晰地看出哪是三角肌哪是二头肌、背阔肌……)确实是画人体的好模特儿,他说他经常对着镜子练,发现哪一块肌肉还与另一块不匀称,就加强练那一块……
老陈这个“义务模特儿”,还有个最好的地方,就是认真。有时,我和另外的朋友在郭文华那里一边看他画,一边闲聊,郭文华有时也参加闲聊,停下了手中的笔,老陈一旦发现,便会发出不满的指责:“我都没有休息,你们就休息了?”我赞叹他真是个最好的义务模特儿。
见了几次,熟了,在休息时,就听老陈聊。他很健谈。我这才知道,他是福建人。他还直言不讳地说:“我是阴阳人。”也就是没有性别的人。这跟他那一身男子气十足的发达肌肉似乎不大相称,不知从医学角度这该如何解释。
老陈本来在歌舞剧团工作,是钢琴演奏员。但是后来加强“阶级教育”了,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具体是什么出身不记得了),再加上还有个当时几乎被等同于“特务嫌疑”的“海外关系”——他一个姐姐在美国。由此,他被停止了在歌舞剧团演奏钢琴的工作,只让他退居幕后干修理钢琴之类杂活。他感到不满,也觉得无趣,自愿要求调到了住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去教音乐。他很喜欢跟小孩一起玩,课间休息的时候,他跟小学生打成一片,那些小孩可以骑到他肩头,叫做“骑马马肩”。小学生自然也很喜欢他这样的“大孩子”老师。
哪知道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成了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有的老师被揪出来批斗,工作组还暗中鼓动一些小学生去打老师,去向老师吐口水……他一看那形势,吓得不得了,这样的环境不敢呆下去了,他便自己退职了。
我很奇怪:“那你退职后生活来源呢?”
他笑道:“就吃老姐姐寄来的外汇嘛!”
他姐姐很关照他这个弟弟,经常都要给他寄外汇。因此他不缺钱花。当时城市居民吃肉都只能凭票定量购买,每人每月一般只有半市斤(250克),有时逢年过节会增加一点。这样一点肉怎么够吃呢?所以当时吃肉都叫“打牙祭”。有一次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刚结束不久,过年还是过什么节,家里做了一大桌菜肴,有不少肉食。我那在上幼儿园的小外甥一坐上来,就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吃得好好呀,像国民党一样!”引起全家大笑。因为当时只有电影里的国民党官员才会摆上满桌的酒菜大吃大喝。
对于当时老陈这样练健美的人来说,那点凭票定量供应的肉当然更不够了。他说他就是凭外汇券到友谊商店之类有专柜的地方去买肉食罐头。
听了老陈的讲述,我才知道在那大动乱的年月里,还有这样一种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特殊个体。这才是真正的“逍遥派”。其他绝大多数有单位,靠工资、定量粮和各种票证生活的人们,即使想逍遥也逍遥不起来。
老陈也幸好退职离开了单位,不然,就凭他那“海外关系”和他说话喜欢冷嘲热讽的习惯,若在单位上肯定免不了成为清理、打击的重点对象。
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老陈开始从事起了修理钢琴的“个体劳动”,逐渐有了些不菲的收入(每月要向街道办事处上缴百分之多少)。我曾在我家附近的市中区文化馆外边碰到他,他去那里修理钢琴,一个帆布大挎包里装着他的各种工具,风尘仆仆的样子。
后来,我母亲的风琴坏了几个音。母亲一直想有自己的钢琴,但是既买不起,狭窄的家里也没地方能放,最后就只好买了个商店里处理的小风琴,用了不久,有几个琴键的音就坏了。我就想到请老陈来修。我到四德村他家里去找到他,跟他约好时间,他上门来很快就修好了。我们留他在家里吃了顿饭,按当时他讲的市价付了钱(我不记得是多少了,反正也不便宜)。我跟他闲聊中,他说起现在有钱了,有些女人就来缠着想跟他结婚,都被他拒绝了,他十分不屑地说:“她们都晓得我是阴阳人,就看中我的钱。”我问他,你今后老了,怎么办呢?老了以后还是一个人过吗?他说已经抱养了一个小男孩,他正在教他弹钢琴。
又过了几年,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调到市里广播电台当文史节目编辑,一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老远就热情地招呼我,很高兴地跟我说,民办的华华艺校请他去当老师了。我也很为他高兴。以后就再也没有碰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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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可父谈上期《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关于邓朴方致残,显然那是在当时大环境下发生的数不清的类似悲剧之一。而那么多个案的具体情节必然不尽相同。在这些不同中,或者有直接的加害者,或者也有加害者背后的指使者。但是,不能忽视大环境是由具体的行为累积叠加而成的。该文最终没有确定邓朴方致残的直接加害者,从这个角度看,该文的论题没有得到印证,反而给人得到聂元梓在这一事件上真的无辜的印象。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通过整小邓达到整老邓,是文革大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聂不是年轻人了,以这个行动向毛邀功,是其当时符合实际符合逻辑的做法。聂是在毛的文革大局中扮演角色的人物。因此,她即使不是直接加害者,也是促使小邓不堪凌辱而崩溃的组织者。
有时研究史实,不能局限或拘泥于具体细节,更不能孤立剥离出个别事件去进行考证。当然,对能弄清的细节,是应该弄清的。这样对弄清大的史实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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