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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〇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31, 2018 9: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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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〇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8年3月30日第108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散 木 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何 蜀 “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

史实考订

舒声、郑实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阅史漫笔

阎长贵 在两次会议的发言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历史——在2005年《党史博览》杂志社召开的
“重大历史题材问题笔会”上的发言(节选)
从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前进,还是后退?
——在2014年2月18日《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阎长贵 从江青的两封信谈起

书海泛舟

黄肇炎《三线遗梦》序与后记
章 明 一个大学生奉献青春的曲折道路——《三线遗梦》序
作者自序
作者后记

唐少杰 介绍《清华大学史》第二卷未刊稿
阎长贵 一本对文革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漫议《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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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事件

散 木

读《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看到其中有这样的记载:1966年11月,清华大学的“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勒令启功交代此前1964年山西关于编辑出版《傅山画集》及《傅山书画选》的一些事情,彼时涉及到的画家和专家,还有侯外庐、董寿平、李行百等。这或许是启功文革伊始遭遇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其具体经过,在其日记中有简要的记述:
1966年11月21日,“山西六中一同志来了解关于傅山事,……提及侯外庐捐给历史博物馆傅山大修篆字幅事。”继之,11月29日,“十时余有清华大学‘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团’战士任传仲、邢晓光二人来了解关于傅山画集事,谈及中午,同去找李行百。……见面后,我又被派往董寿平家,要他写材料。归甚晚。”
11月30日,“上午到董家取材料,及《傅山书画选》一册,自己写材料。”
12月1日,“任、邢来,认为我的材料不足,当再补。令我去董处取《傅山画集》。”
此后的12月5日,启功给董寿平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寿平先生:
《傅山画集》已交,红卫兵战士为(此?)开了带公章的收据,上款是给荣宝斋文革的,《傅山书画选》亦开了收据,是给私人的。
功自前日重感冒,发烧39.1度,今当未全退,收据容亲自送上,不敢附入信函,恐有遗失。
两位战士指出:您前写的材料过简,因您于此事有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前写材料不够详尽,战士们在山西所知比您写的还多,故此要您速写一份详尽的,速寄太原市山西社会主义学院主楼416室清华大学井冈山野战军邢晓光同志收,愈速愈好。
此致
敬礼
启功
66-12-5

山西来人来了解关于历史人物傅山的事,而傅山与北京嚣嚣攘攘的那位历史人物海瑞一样,此时皆系“打狗棒”,也即“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北京,是暗指山西人的彭真等,在太原,几乎是明指省委的一班人马了,连带的,是一批历史和文玩的专家、学者,当然,他们不过是“炮灰”,其中赫然就有启功。启功受累接受盘问,又被喝令奔东跑西,找相关的同人出具证明,甚至得了病也不敢休息,自己还得写材料,写得简略了,又要挨骂,总之,是要为“红卫兵战士”提供充分的“炮弹”,以轰击山西的旧省委。
启功日记所记之事,是当年山西发动文革时的一桩旧案,它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至今恐怕早已被人遗忘殆尽矣。

一、1964年的一桩旧案与傅山其人

启功日记中所说的此案,如今不做一些解释,读者可能会一头雾水,这桩当年的“文字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又要从山西的文化标帜性人物——傅山说起了。
提到傅山,恐怕山西人都会知道的。傅山(1606~1684),字青主,初名鼎臣,一字仁仲,其别号甚多,有“公之它”、“石道人”、“丹崖子”、“青羊庵主”、“侨黄老人”、“朱衣道人”、“酒道人”等,他受道法于龙池还阳真人时,又曾更名为“真山”,这些名字,笔者从前在山西博物馆工作时,在展览和藏品库房是经常看到的。
傅山是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北郊)人,而傅山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清政权更迭和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傅山于明末目击时艰,特别是经过甲申之变,所谓江山易主,满目疮痍,彼时已近不惑之年的傅山思想已日渐成熟,他痛感明季政治的腐败,痛恨面对内忧外患却束手无策、以迂腐的理学愚弄黔首的前朝统治者,又深恶清朝异族统治,坚持民族气节,而这种思想贯穿了其一生,并深刻影响到了他的诗文创作和笔墨。也是因此,傅山后来成了“文化山西”最大的一面旗帜,他深受山西人民的爱戴和崇仰,其书画手迹也成为人们竞相收藏和欣赏的文物。影响所及,当年的中共中央、中共华北局、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山西省委、中共太原市委,其领导人中颇多的山西人也热衷于欣赏甚至收藏傅山的书画,加之当年傅山的书画,无论是各地的馆藏,或流传于民间的,皆十分丰富(据笔者所知,国内若干大型的博物馆差不多都有其藏品),其人其物,因而影响远被,特别是人们崇仰傅山的气节以及其艺术天分,其遂成为清季以来最有口碑的山西士子,而山西的书画家们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傅山为法帖,做人、习字、习画,皆学习傅山,视傅山为墨仙(傅山的书法理论对后世影响也极为深远,其“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创作原则是后世书法创作的最高的美学原则),当然,这就不仅仅局限于山西人,受傅山影响的,遍及社会各界,其中高层的人士,就有文革前夜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收藏家邓拓(也是因此酿出了此案),中共华北局的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范若愚、陶鲁笳等,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卫恒、郑林、王中青、岳维藩、刘舒侠等,以及民主人士邓宝珊等,当然还有专家学者的启功(北师大学者、书法家)、董寿平(山西籍著名国画家)、李行百(谢无量、张大千、赵少昂的弟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杂志编辑,时为北京画院画家)、侯外庐(山西籍历史学家)、王朝闻(美学家)、郭神武(西北大学教授)、郝树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傅山传》作者)等。

二、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

此前的1954年,太原晋祠古迹保养所(今晋祠博物馆)征集和搜集到了傅山墨迹18件,次年又搜集到了傅山行书中堂立轴一幅。至1960年,晋祠的外事任务逐渐增加,为了充实晋祠的文物展览,经当时的太原市副市长刘舒侠同意,开办了一个“傅山书画陈列室”,并由当时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题匾,展出晋祠收藏和外借的傅山书画共30余件。翌年,又由当时的太原市市长岳维藩主持,拨专款搜集傅山的史料,同年12月,山西成立了傅山著作整理委员会,由副省长王中青主持,郝树侯任主任委员,计划全面搜集和整理傅山的手稿等。又至1962年初,“三年灾害”的苦果逐渐缓和,随着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调整,文化活动复苏,国内许多地方纷纷举办历史人物纪念馆(《光明日报》曾报道有二十多个古代人物纪念馆在筹办),此之前后,由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侯外庐和陕西大学教授郭神武发起,拟于傅山逝世280周年之际在山西开展傅山纪念活动,太原市遂决定筹办一座傅山纪念馆。
1962年9月22日,在太原并州饭店召开了傅山纪念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筹委会由主任委员刘舒侠,副主任委员郝树侯、张焕等23人组成。会议确定:纪念馆介绍的中心是表彰傅山的民族气节,纪念馆则是各地研究傅山成果的集中反映,至于展览内容,采取编年史式划分为三个部分:家庭介绍、政治活动、学术研究和艺术成就。随即筹委会派人搜集资料,并派人沿傅山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调查和拍摄,其中包括傅山走过的地方、傅山的手稿和题字、与傅山接触过的人物如顾亭林的住处等。彼时,傅山纪念馆的馆址定在晋祠庙内的唐叔虞祠东侧的关帝庙内,计开辟7个展室,其中北窑洞陈列傅山的生平事略及年谱、印谱、著作,以及中央档案馆收存的清顺治年间“朱衣道人案”的案卷复制品等;后院南窑间则布置了一个“霜红龛”的傅山斋,陈列傅山批注过的书籍、所开药方的手稿、中医用品,以及傅山生前的用品等;后院三清洞和玉皇阁,陈列展出傅山的字画。所有陈列品于1963年2月展出,说明文稿系由郝树侯、陈鉴先、何高民、钟信、申承金、牛树檀、温竹君、冯育栋等撰写和修改。至同年8月17日,根据太原市市长岳维藩的指示,纪念馆挂出了郑林题写的“傅山纪念馆”的大匾,并正式启用“山西太原傅山纪念馆”的图章。这就是傅山纪念馆的由来。
在筹办纪念馆的同时,因征集和搜集所获,有关方面编辑出版了数种有关傅山的书籍(1964年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和山西省中医研究所还合编了《傅青主验方秘方》、《青囊秘诀》两本书,受到了国内中医界的重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傅山画集》。此前的1962年,由晋祠文管所具体承办,汇集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博物馆、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三个单位收藏的傅山书画30余件,以三个单位合编的名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傅山书画选》,这个选本是用宣纸印刷的,书法多而绘画少,因此显得比较单薄,于是又有了《傅山画集》的问世,这个选本则集中了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沈阳各大博物馆(院)收藏的傅山绘画精品40幅(其中有画页10页为题画诗),而正是这本画集的出版,后来被人攻讦,成为山西发动文革的导火线之一。
《傅山画集》为布面函装,以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出版,其中印平装本1000本,精装本500本,书出,恰中共华北局在晋祠开会,随即受到李雪峰、薄一波、乌兰夫等的好评,这也是此案的一个由来。《傅山画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的关注和支持,而参与撰写前言和说明的则有启功、李行百、刘舒侠、张玉田、温竹君、钟信等,予以审阅的则有李雪峰、邓拓、卫恒、郑林、岳维藩、刘舒侠、侯外庐、王朝闻等。其中,前言是以“晋祠文物保管所”名义撰写的,其中略述傅山的生平,尤表彰其民族气节,在述及其学术思想和书画艺术成就时,则称道其为“异端”,并表彰傅山讲求艺德和其画风,即反对当时盛行的临古、拟古风气,以真山真水(太原或晋中一带)为本,至于其技法、章法,则突破了古代书画固有的程式;同时又指出傅山的书画包含着“士大夫的趣味和意境”,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汲取精华”等等。
1964年,《傅山画集》出版、傅山纪念馆对外开放。未几,全国的政治形势却已有变化,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强调突出政治,文艺领域则开始大搞“革命现代京剧”等,于是,傅山纪念馆的问题被提到了中共太原市委。此前1964年1月,中共太原市委将《关于成立傅山纪念馆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山西省委批示,当时省委责成省委宣传部研究答复,有关领导研究后认为它不符合中央宣传部1963年5月27日发出的《关于纪念历史人物应该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的精神,不同意成立傅山纪念馆,于是傅山纪念馆只好匆匆下马,改为“傅山书画陈列馆”,对外则沿用晋祠文管所的名义。无疑,这已是不祥之声,而彼时毛泽东等正在寻找发动文革的突破口,恰恰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邓拓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喜欢收藏傅山的书画,而邓拓等撰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中许多篇章以古人托喻,不免也会捎带到傅山,彼时一部傅山手批的明版《老学庵笔记》正收藏于人民日报社图书馆(系抗日将军马占山所赠),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和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对此书十分重视,并且据说是经常在一起摩娑鉴赏。这些文人雅事,一旦到了非常时期,难免要被人议论(邓拓的收藏癖好已然成为众矢之的)。

三、事出《傅山画集》

话说1964年5月,袁振(原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经理,曾参与建树了被称为“鞍钢宪法”的国有大企业管理经验,至今仍被“新左派”们看好)调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半年之后,即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按照当时毛泽东和中共北京市委(山西籍的彭真是第一书记)的博弈结果,以及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各地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12月4日,《山西日报》也转载了姚文。
文革是以“除四旧”为开道的。翌年1月,袁振指示太原文化局拆除晋祠的部分文物(神像等),去除陈列和纪念傅山的东西,替代以新书画,以此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宣传,由此揭开了山西的文革序幕。同年4月,中共华北局在河北邯郸开会,与会者有的人得知山西籍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以及邓拓等违背了毛泽东批判吴晗的意旨,即彭真等出了问题,而4月13日起拆除晋祠部分文物的举动却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郑林等的反对,当时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也在晋祠举行的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批评了省文化局、市文化局以及袁振,认为他们此举是无组织无纪律,即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未经省委同意,不过,袁振表示不服,他在5月12日写信给卫恒,就郑林、岳维藩、刘舒侠等筹划纪念傅山一事提出:“这是学术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袁振甚至认为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中共山西省委有着重要关系,对此,卫恒没有回答他的指责。
不久,又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中共华北局工作会议,到会的袁振对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五点批评,其中就公开了他与山西省委在纪念傅山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他还给毛泽东和江青写了信,揭发山西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认为傅山坚持反清,不和清政府合作,省委则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这就是政治问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坚持认为这不是问题,而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则为此特意到山西组了解情况,袁振随即将有关材料交给李雪峰的秘书,并要求取得中共华北局的支持。袁振还在小组会议上发言,批判《傅山画集》的序言,认为它与《燕山夜话》一样,都是邓拓等人的“黑话”,而邓拓是“坏人”,至于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则在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所谓“傅山展览”、出版《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前言,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随后,袁振又在华北会议中型组会议上,仍然就傅山纪念的问题揭发批判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太原市委,并且拿出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不惜动用6万元设立“傅山纪念馆”(郑林题写牌匾),又阻拦拆除晋祠的部分神像和取消纪念馆,卫恒则背后支持这些行动,这是“以保留古迹为名,实质上是宣扬封建毒素,这就是黑线,搞这些事正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1961年和1962年困难时期,正是全国刮黑风的时候,搞这些是什么问题?”他质问:这是“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为谁说话?”
除了针对省委的卫恒、郑林等,袁振还指责了当事人中的王中青、李庶民等。袁振的用意很明白,此案的关键,就是涉及到了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邓拓为《傅山画集》写的序言“完全是黑话,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攻击我们伟大的党”,而且邓拓在山西有活动,山西省委与之有牵连,即与“三家村”相呼应,“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在一本《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大事记中,又揭发和指责山西省委等“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差不多解放后不久就大肆宣扬傅山:1952年在太原纯阳宫举办展览;1953年郑林、王大任等又往太原西村凭吊傅山的坟墓,结果被人利用,造成“西傅事件”,即老百姓纷纷前往求神拜药的迷信活动,受到中央的批评),认为这“完全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完全背离了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党的文艺方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是“这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发生在庐山会议以后”,而“在这个事件中,岳维藩同志和刘舒侠同志起了积极筹划、亲自安排部署的坏作用”,以及“五年来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华北局直到中央的个别领导同志对此也很热心,特别是反革命分子邓拓还为《傅山书画集》写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前言’,也起了一定的支持鼓励作用”等等。
袁振借《傅山画集》发难,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表示不能理解,他当即批评了袁振,他说:“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结果一如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生的情况:“造反派”被打压,袁振在华北会议上被称为“野心家”和“伸手派”,甚至还称存在一个以袁振为首的太原市委内部的“反党集团”,袁振被迫做了检查:“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他甚至还检讨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会后,按照省委的部署,派出了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揭批袁振。
文革期间有许多这样的闹剧,而当年发生在华北会议上的逆转也只是文革的一个小小插曲,如同许多同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各地“造反派”与工作组及省委的你来我往,不久之后由于毛泽东的表态又有了惊人的大逆转,1966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向华北局调阅了袁振的材料,同时袁振也向周恩来写信,控诉中共山西省委对其进行政治陷害,要求给予平反。当时中共华北局曾决定:同意山西省委提出的免除袁振所担任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将其调回省委工作。而不久之后的12月,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等则又被迫向袁振“赔情道歉”,即承认在华北会议期间整袁振是错误的,也就是变相承认了袁振的“造反”是“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10日,一张有名的大字报即《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出笼,并当作传单广为散发,至此,山西的文革发展到了“夺权”阶段,而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共有5人,其中就包括了袁振。
《傅山画集》一案,最终以极其荒谬的形式得以定谳,即它是“竭力为剥削阶级的死人招魂,给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而早在1961年,正当《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纷纷出笼的时候,中共华北局编印的《山西名人录》也对“历史上帝王将相如关云长、唐太宗、傅山等进行宣扬”;此后的1962年6月,又“正当蒋介石匪帮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侯外庐抛出了《傅山〈荀子评注〉手稿序言》”;1962年,郑林题写书名并主编的《傅山书画选》出版,翌年《傅山画集》出版,皆是邓拓和山西省委“维护和复辟‘四旧’、为封建文人树碑立传的严重政治问题”,实质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等等。这也就是当年的启功先生绝不会明白的何以一部《傅山画集》居然会有什么“上下牵线的重要关系”了。
据说当年根据袁振的吩咐,在上交中央的此案的说明材料中,凡是有关傅山的东西,统统挑出来送达中央文革小组,其中包括傅山的诗、书、画真迹等,有人说这批文物,最终落入了康生之手。

四、傅山纪念馆和《傅山画集》的“复活”

文革之后,在山西,傅山可谓大热。随着“文化热”及传统文化研读的大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傅山热”方兴未艾,民间的收藏且不说,侯外庐、张岱年以及山西本土学者的魏宗禹、张颔、张海瀛、郝树侯、尹协理、吴连城、林鹏、侯文正等撰写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傅山的著作和论文,《傅青主女科校释》、《傅山医学手稿》以及《傅山全书》等的编辑出版也提上了日程。1984年至1987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霜红龛集》、《傅山书法》、《清傅山书丹枫阁记》、《傅山研究论文集》、《傅山诗文选注》、《傅山论书法》、《傅山论书画》等,乃至《傅山全集》;文物出版社也出版了《傅山医学研究集》等。曾是山西文革导火线之一的《傅山画集》,也由原出版单位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82年再版,与原版不同的,只是封面的题写者,由康生变成了赵朴初。(关于康生在此案中的作为,笔者至今不甚了然。笔者相关的文章,可见于《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6日副刊版的《康生和文人的交往》和待刊的《1962年“红学”讨论的余波——兼说康生“主持风雅”以及毛泽东“批红”》。)
另一个傅山纪念馆,也先于1988年7月在太原晋祠成立“傅山书画展览馆”、后于1989年正式得以恢复。恢复后的傅山纪念馆,展览内容有:“傅山生平”之家世与家教、赴京请愿、奔走反清、朱衣道人案、松庄隐居、拒绝征辟;“傅山的思想和学术成就”之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傅山的哲学思想、傅山的治学精神和诸子研究、傅山的文艺思想和诗文、傅山书画、傅山的诊术和著作;“傅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而这个傅山纪念馆的牌匾题写者,则是沙孟海先生了。
2018年1月31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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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

何 蜀

几十年来,无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还是研究中,都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和认识:毛泽东是支持、肯定造反派的,是华国锋、邓小平否定、打击了造反派。因此至今还有当年的造反派人士念念不忘那句文革前期流传的话:“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许多人只记住了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领导的“清查帮派体系”时对一些造反派头头的清算和之后邓小平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清理三种人”中对造反派的整体否定,却忘记了或者是“选择性遗忘”了毛泽东早就对造反派进行过打压以及对造反派群众组织“卸磨杀驴”式的全面取缔。

从“定点清除”到全面取缔

毛泽东与造反派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造反派——任何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出现得到领袖恩准群聚成“派”的“造反派”;另一方面,造反派在毛泽东以种种“运动群众”的策略千方百计煽动起来以后,从1967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遭到毛泽东有选择的部分打压。
“造反倍觉毛主席亲”只是造反派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并不觉得造反派亲,而始终是按照其“阶级斗争”思维对造反派保持着高度警惕。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所作的那个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这里所说的“自己跳了出来”的人,当然就是造反派。可见,在造反派刚以星火燎原之势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展开“全面内战”的1967年,毛泽东就不断在有选择地对某些造反派进行着“定点清除”式的打击。
还在给谭震林的报告所作那段批示之前的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就批准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时称“公安六条”),这个在全国城乡到处张贴、家喻户晓的“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镇反”的信号。其中第四条针对当时全社会风起云涌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这里所提出的对一大批各种类型“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有的地方将其归纳简称为“二十一种人”)“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明令将那些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清除出群众组织并剥夺其“大民主”权利直至“依法惩办”。其打击面之广,堪称“史无前例”。这也成为1967年2、3月间全国许多地方展开针对造反派的大规模“镇反”运动的一个主要指导性文件。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2月17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以经济维权为主的全国性造反组织统统取缔。
1967年5月,在首都三军机关两派武斗冲突的“五一三”事件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林彪、周恩来率“无产阶级司令部”全班人马公开亮相表示对曾经被视为“老保”的“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将一度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首都三军革命造反派”一巴掌打了下去。
1967年8月王力、关锋被毛泽东抛弃之后,曾经对首都文革运动起着极大影响和主导作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等曾经得到中央支持和肯定的“左派组织”,都跟着王力、关锋及随后倒台的戚本禹一起失势,并相继遭到批判,其头头与骨干无一例外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按毛泽东授意写成并经毛泽东审定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文中将以北京钢铁学院部分学生为主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打成反动组织,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还专门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毛泽东这段暗藏杀机的文字,为此后大规模清算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埋下了伏笔……
在1967年对造反派的打压中,毛泽东很注意“缩小打击面”,只针对造反派中的某一小部分,而且要“借刀杀人”地鼓动造反派中的主流派别参与这一打压,比如依靠首都三司镇压“全红总”,发动首都红代会所属的高校造反派镇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等等。
不过,1967年对造反派的打压都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的,到了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放手全面收拾造反派了。
1968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社论不再号召广大群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社论指出:“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全国有许多个‘中心’,仍旧是无中心。这种思想如果听任发展下去而不加纠正,就会走到脱离以至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的道路上去。我们必须批判‘以我为中心’的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的整体观念,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下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
在这篇社论发表之前,没有人听说过什么“多中心论”,更不知道这个“多中心论”是谁散布的,甚至看到社论的这个新提法时,还会按文革以来的惯例以为是中央又有某人要被揪出、打倒了。一般人都不会明白,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群众组织的存在就是另立中心,特别是其中的“倘若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要‘以我为中心’”这句话,就明白无误地是指的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因为当时在中央一再强调的所谓“革命大联合”中,造反派群众组织都认为自己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联合时应该以自己这个组织为中心,才能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确保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并不这样认为,反而说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这篇社论已经对文革群众组织的继续存在发出了警告。
为什么这时会把造反派群众组织弃若敝屣?谜底很快就揭开了。
1968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发表,公报中宣布:“全会批准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公报豪迈地宣称:“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在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时,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卸磨杀驴——收拾已经失掉利用价值的造反派。
第一个最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68年的“七二七”:毛泽东亲自决策并精心部署,派出所谓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时在仓促中还没有想好具体名称,这个名称是事后才想出来的),以高度保密、突然袭击的方式进驻清华大学。从此,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被明确赶下文革舞台,从“革命小将”变成了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
另一个众所周知、波及到千家万户的部署是这年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将所有中学生全部赶到农村,釜底抽薪地结束了中学的红卫兵造反运动。
这两个分别收拾大、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部署都已经有了许多回忆与研究,不过,在收拾大学、中学的“革命小将”的两大部署之间,还有一次十分重要的收拾文化大革命“主力军”——工人造反派的部署,至今还很少有人回忆,也未见有关研究。
这就是紧接着“七二七”的“八一五”——1968年8月15日(即“七二七”之后不到二十天)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各地国防、冶金等重点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及相关领导干部、军代表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因会议涉及的工业系统部门多,事出仓促,主事者一时间竟没有想出一个准确的会议名称,一般都以会议开始的日期简称为“八一五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强行解散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群众组织、终结工人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把工人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也赶下文革舞台。
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重大事变,其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在“八一五会议”召开十天之后的8月25日,抛出了他授意姚文元起草并经他审定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工人阶级”的地位空前提高了,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其实,这时所提到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1966年底那篇鼓动工人起来造反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所说的“工人阶级”了。那些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工人阶级”,此时正面临灭顶之灾。
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代表团强行解散工人群众组织(即所谓实行“大联合”),严厉追查文革中工人造反派的停产、武斗等罪责,揪“坏头头”,追“黑后台”,强行揭发、交代、请罪,有人被逼得自杀,有人被大会逮捕……“八一五会议”成了许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恐怖“集中营”。

“八一五会议”的名称与规模

因为官方媒体对“八一五会议”始终没有像对“七二七”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那样进行过正面报道和宣传,也没有见到有关会议的中央文件披露,因此至今对这个会议的正式名称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种不同的表述:
一、在《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68年)9月3日、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五日,接见参加冶金、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听取冶金工业会议汇报……” 这里写的是“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
二、当时由中央学习班记录整理、各地广泛传达学习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的题目写的是:“中央首长对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的讲话” ,将会议名称写为“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三、在文革之后出版的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有关“八一五会议”的章节中,将会议名称写为“国防、冶金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因为中央对这个会议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定下一个正式的名称,就在提法上造成一些混乱。在1969年2月26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接见山西代表的记录中写的是:“1969年2月26日下午5时36分至8时30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参加冶金工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和‘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 这里把冶金会议与“八一五会议”分开在提。而在当年山西红联站一派所编大事记中记载:“1月14日(一)下午七点半,周总理亲自电话通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十三冶、十二冶两派各派十五名代表三天内赴京参加八·一五会议,并点名陈广仁、杨承孝必须去。”“1月16日(一)晚,周总理电话通知:由4642部队组成强大的军管组,组织十二冶、十三冶代表参加八·一五会议。”这里,周恩来又是把冶金工业会议称为“八一五会议”的。重庆当年反到底派重钢三厂延安兵团的负责人田学恒在回忆时也说:“1968年8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两个全国性的会议,我们冶金企业召开的就是全国冶金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军工系统就是八一五会议。” 他只把军工(即国防工业)系统的会议称作“八一五会议”。而在冶金部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时在武汉)的施工处技术员、造反派群众组织“新一冶”主要负责人曹承义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中,则在“‘八一五冶金工作会议’造反派开始挨整”一节里写道:“1968年8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两个‘八一五会议’,即国防工作会议和冶金工作会议。武船、武钢等单位分别参加了这两个会议。”
从这些不同提法可以大致推断出,“八一五会议”是同时召开的工矿企业不同部门重点企业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其中主要的是国防、冶金两大系统,同时还有与之配套协作的其他系统的相关企业,总之都是各地大型国营企业。会议名称的不确定与提法上的混乱,正说明当时召开这些会议的仓促、主观和无事先计划安排,正像“七二七”派出大批工人进驻清华大学却连这支队伍的一个正式名称都没有一样,“八一五会议”没有正式的名称,正体现出毛泽东的行事风格。
“八一五会议”堪称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矿企业代表会议,在那个“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国防工业会议中,周恩来在“九一六讲话”里说到“这次会议除六个机械工业部外,还有化工部的厂,一机部的厂”,也就是说,参加会议的除了一机部、化工部的配套协作厂外,属于国防工业系统的就有六个机械工业部,即第二(核工业)、第三(航空工业)、第四(电子工业)、第五(兵器工业)、第六(舰船工业)、第七(导弹及航天工业)这六个部,连同一机部、化工部,共有八个部所属的大型国营企业,周恩来还明确说了“来了二百四十五个厂”(这还只是国防工业会议的数字),如果按一个厂到会10~20人计算 ,那么单是国防工业会议到会就有两千多到近五千人,可见规模之大。在“九一六讲话”中被点到名的重点企业,除了作为先进样板介绍经验的上海机床厂之外,重点提到的有:南昌飞机厂、哈尔滨枪弹厂、重庆高射炮厂(即国营望江机器厂)、泸州二五五厂(即生产弹药的泸州化工厂)、成都七四五厂、太原二四五厂(即生产火药的国营兴安化学材料厂)、太原重型机械厂、武昌造船厂等。
“八一五会议”时间之长也堪称史无前例,从1968年8月15日开始,到1969年1月下旬结束 ,长达近半年,可能是中共执政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所谓“会议”,而且还有被留下来继续“学习”的,在1969年月2日26(应为16日)日接见山西代表的讲话中,周恩来说:“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其他省的都回去了,把山西的十二个单位留下来,有太原重型机器厂、化工厂和十个兵工厂都留下了。” 这里提到的十二个厂都是国防工业系统的厂,而从讲话内容看受到接见的还有冶金系统的代表,比如讲话中点到的杨承孝,是十三冶金建筑公司工人、山西工人造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人被留下来继续开的会,可以看作是“八一五会议”的继续,那会议时间就更长了。

“八一五会议”如何收拾造反派

“八一五会议”名为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变相集中营,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收拾工人造反派。但是,俗话说“放鬼容易收鬼难”,工人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经毛泽东反复发动或曰鼓动、挑动、煽动,特别是通过1966年10月之后和1967年4月之后两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平反运动,才终于打消了人们对于记忆犹新的1957年“反右派”重演的顾虑,放心地集结成派“杀”上文革舞台的。现在却要他们乖乖地解散组织(大联合),各自认错认罪(“斗私批修”),谈何容易!不过,谙熟历代帝王治人之术的毛泽东,几十年来收拾党内各色反对派或主观认定(其实并未反他)的反对派又积累了太多经验,收拾这些政治上单纯幼稚而且是乌合之众的造反派,当然不在话下。
“八一五会议”收拾这些桀骜不驯的工人造反派,采取了这样一些手法:
一、“五不准”
会议实行严格的“五不准”: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会客,不准外出,不准串联。
参加会议的造反派许多都是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不让他们外出,他们当然不甘心。于是,有人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偷跑出去看看北京的市容,照相留影以作为生平难得的纪念。四川泸州化工厂的几个人就跑到北京景山公园去照相,结果惹出大祸,被诬为召开了“景山黑会”,遭到严厉追查,在中央首长那个有名的“九一六讲话”中成了中央首长追查逼供的一个“大案”。
在1966年底那个鼓动工人起来造反的《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特别强调了串联(当时写作“串连”),说:“我们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革命学生也应当欢迎本市的工人到学校去串连,以便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而这时则严格禁止串联了。“五不准”中的“不准串联”,就是在会议期间不准“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最根本的就是防止“串供”。对这一点,国庆节后才被通知去参加“八一五会议”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国营江陵机器厂的八一五派头头刘德胜感慨特别深,他回忆:

……八一五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事前也不晓得。军代表通知我,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要我去参加。我们厂有我,其他单位就不知道了。因为基本上不准互相来往。
……一去了,一走拢,我们团里那些人怎么看到我就躲呢?招呼也不打,看到就往一边闪。对方也去了一个,就是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头目高德安。他就比我还遭得惨。他为啥子呢?原来所谓反右派的时候,说过一些话。那个时候把这些看得很重。但是他又比我有经验,不像我这样单纯。他晓得该说的就说,该承担的就承担。
那晚上看到情况不对头,就没有睡得着。那个五十四军的营长,我们原来老远看到就要喊,要打招呼的。他也丧起一张脸。这是怎么回事哟?开会像这样开呀?
……还不准串联。特别是串联,碰到一起了,你就得把脑壳一甩:认不到。那是相当严哟。

因为这“五不准”,重庆长江电工厂青年女工、八一五派代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黄荣华还错失了一次可能成功的姻缘。她回忆说:

小唐是广西凭祥一个部队的参谋。他姐姐是我的同事,他姐听说我还没有对象,就介绍我与他弟弟交往。我和小唐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在第一封信中就说好了,先通信,作为一般的朋友交往,等到见面以后双方都满意了,再正式确定恋爱关系。我和小唐通了一段时间的信以后,他就随部队到越南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去了,他信中告诉我说暂时不能通信了。
随后我又到了北京参加“八一五会议”,这一走就是半年多,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了书信联系。他随部队回到国内“休探亲假”,为了先前的那个承诺(就是我们有言在先,要见面后才能确定是否建立恋爱关系),所以,他就从凭祥直接坐火车跑到北京找我来了,想跟我见上一面,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再回家。
或许是他时间紧迫来不及与我联系,或许他没有我的详细地址,或许他想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或许……没有想到的是,他来得不是时候,因为,当时我们正被要求不准外出,等待毛主席的接见。他在我们招待所的服务台给我留了张条子,说他住在铁道兵招待所等我,希望能与我见上一面。过了两天,我才看到那张字条。看到了我也没办法呀!不允许外出,我也不敢给军代表明说(当时还很害羞)。过后才听说,小唐到体育馆找了我几次,在北京等了我好多天,见不到我,没有一点消息,他不得不离开了。临走之前他又来过一次我们住的招待所,同上几次一样,吃了闭门羹,招待所的人连一句话也不帮他带……
他怀着极坏的心情回到重庆,把他遭遇的情况给他姐姐说了,他姐姐当然很气愤,就片面地分析、猜想,可能是我已经另外交了男朋友了,不愿跟他见面,在有意躲着他。

还有更严重的,不是会议代表的人因为与会议代表联系而引来杀身之祸。云南《冶金报》记者王原衡和东风矿务局干部谭伯信,在前门饭店与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见了个面,就被诬陷为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搞“反革命”的“场外指导”,被抓去残酷批斗,严刑拷打,武装押回云南后,谭伯信被打成重伤,王原衡被迫害致死。

二、人人过关交代、揭发
黄荣华回忆:

国庆之后,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内容、形式全都变了,不再整篇整篇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一些语录片断。军代表在会上传达了上层领导的精神,不要空喊口号,不要空下决心、表忠心了,要结合个人实际情况“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抓阶级斗争。除了要求每个人都要交待自己的问题以外,还要揭发坏人坏事,当时还有一句特别的词句叫“竹筒倒豆子,一颗不剩”。军代表心中早就有准备、有目标,要求大家揭发本厂、本派内部的坏人坏事,特别是武斗中的坏人坏事。还要求在个人总结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不要搞什么集体承担责任,还批评一些自作聪明的人,举例说:有些人很敏感,已经嗅出味道不对了,他们在私下发牢骚说:“白天受气,晚上看戏,打你一耳光,再塞给你一块糖吃”……有的人暗示说:每人都要承担一点责任呵,法不治众嘛!这些都是不行的!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

三、批斗与惩戒
文革中提倡的是“大批判开路”。“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单位都对一些造反派头头或骨干以及被诬为“黑手”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批斗。在“九一六讲话”中,周恩来对太原245厂(山西北方兴安化学材料厂)保领导干部海晏 的一派头头进行了指责并强迫其改变“保”的态度,然后下令:“你们两派都反对海燕,是否把海燕调来批斗,不要武斗。你们在这批判他,你们两派赞成吗?……”康生也说:“你们都赞成吗?把海燕调来,有利于你们联合嘛!”在这样的强迫高压下,还有谁敢说不赞成?中央点名要求调来批斗的干部会面临怎样的下场,可想而知。这些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是“动辄得咎”,他们最初都像“十六条”中指责的那样对这场所谓的“大革命”“很不理解”,后来逼着自己“理解”了,按照毛泽东要求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的“最高指示”做了,到群众里面去了,结果更糟,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问题都会追到他们身上,成为这场大动乱的替罪羊。据山西当年红联站一派所编大事记记载,参加“八一五会议”的山西代表在会议期间揪出了不少“黑手”进行批斗,其中如海晏等人是由中央直接点名进行批斗的:

8月27日 (一)“八一五”会议上两派代表揪出了两年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异己分子蒋观洪。
9月16日 (一)中央首长接见“八一五”会议代表,山西太重、兴安厂参加。……中央首长指出海晏是坏人,为他翻案是错误的,并将他揪至“八一五”会议上批斗,促进实现大联合。对重机问题,再次指出罗枫奇是坏人。
9月18日 “八一五”会议上揪出了破坏晋机厂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走资派王正,为晋机文化大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9月19日 “八一五”会议成果巨大,截止九月廿日揪出了大批走资派、叛徒、反革命分子。计有:新华化工厂孟宪钢,晋东南毛占绪、赵振龙等人,机床厂蒋观洪等人,兴安厂海晏等和晋南红卫机械厂、太行仪表厂的一批坏人,这批人员在运动中始终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一边,坚持反动立场,竟然长期逍遥法外,这完全是某些人推行反动路线、招降纳叛的结果。
10月24日 在京“八一五”会议上,揪出了太重两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顾林和杨涧智。

造反派头头在“八一五会议”中更是成了批斗的重点。重庆的刘德胜回忆他到会后遭到批斗的情况:

……第二天就交代政策,要交代,揭发,批判,八一五会议是要搞臭武斗歪风,批臭武斗有理有功论等等。你要交代自己的问题,在毛主席身边,要竹筒倒豆子,交代了就好了。在毛主席身边要说老实话。你还年轻,出身又好,哪有不犯错误的呢?另外一个,你要敢于承担责任。你看现在两派踩得这样凶。你把责任承担了,就把下面解放了。六五团的头,都听你的。你不承担责任哪个承担责任呢?只有你承担了责任才能解放群众。
说句老实话,在那个时候,喊我写检查,我小学毕业,写什么检查嘛!我真的是小学毕业呀。马上上午就开“帮助会”,那个“帮助会”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认得到的人都认不得你了,而且都要上纲上线来批你,把你劈头盖脸狠批一通。本派的还稍微客观点,对立派反到底派的说起就不得了:我们那个村的娃儿,晚上哭,大人就说你再哭,刘德胜来了!娃儿就不敢哭了。还有:你硬是没得经济问题呀?硬是没有乱搞女人呀?你武斗都敢搞,那些不敢搞吗?这就叫“打威风”。这样批了两三天,这个批过去那个批过来。我们先去的那个勤务员,早就被批得瓜兮兮的。可能他经济上有一点牵连嘛,我们出去那个船上装的大米,可能出了点问题。他是被整得哭兮兮的。加上他年纪比我大。你不哭也不得行,你不哭就说你没得阶级感情。还必须痛哭流涕的,都还不行。大家揭发,你还得把本子拿起记。你想,我那么多年没有摸过笔了。我能记得到好多?好多字都写不来。就是这样整。整了下来,那个营长,就是五十四军那个淦营长,又找你谈话:你,属于好人犯错误,在毛主席身边,一定要竹筒倒豆子——部队的人最喜欢说这句话——倒了就好了,你要想得通,大家帮你是爱护你,等等等等。那时候心头还是不大服。还是有点嗷。特别是喊要承担责任,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承担责任,解放下头。我没有去做的事我也承担?那时想不通。六八年,我还不到二十二岁,又没有见过这些大场合,我还是不愿意承担。

刘德胜对在“八一五会议”上被迫写检查一事特别感慨:

八一五会议我写检查,你猜我写了好多字?三万多字!所以我经常说,邓小平写三万字检查有什么稀奇?我写了三万多!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反正就是别人休息了你不能休息,拿起笔来慢慢凑,这张报纸扯一段,那张报纸扯一段,另外不是会议有简报吗?把简报找来,这里掐一段,那里掐一段,只要你衔接得好。再把自己臭骂一通。有一点是认识到的,就是武斗。所以我回来后经常在说:哪个舅子再搞武斗!再搞武斗我会赶快跑开,跑得最快。所以回来过后有人给我说哪里又有什么不对头了,我说不要给我说这些。这样写了三万多字的检查。光有检查还不行,还要让别人听起来有点色彩,这就是别个教我的,要有点语气。语气一定要练好,该大声要大声,该慢要慢,特别是骂自己的地方,一定要让别人认为你是真心要悔改了。完全是演出来的,天天练出来的。今天在这个会上讲了,大家又来帮,你拿个本子记下来,虚心接受,明天又来。反正一天就搞这个嘛。这样差不多了,就又找我谈个事情了,我们那个厂革委会,实际上我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已经批了,我就是八一五派的副主任。对方的副主任是高德安。为了把他拉下来,要讲对等,军管会就做我的工作,说你年轻,你已经是市革委委员了,这个厂革委副主任就不要当了,你一定要顾这个大局。这是可以体现你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到底学得怎样,这是行动的时候了。未必然我说不干哪?那明天就要端正你的态度。我只有说要得。结果我们那个革委会副主任,是原来我们最多让他当个委员的。反正都是军管会在定。我回来过后跟军管会开玩笑说起这事,他们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为了刹这股风。

会议期间对一些交代认识不好或达不到有关方面要求的人,会进行惩戒,主要是不让参加晚上外出观看样板戏之类的文娱活动或不让参加首长以至毛泽东接见。重庆长江电工厂青年助理技术员、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刘锡邦回忆:

经常,外出活动集合排队的时候,忽然宣布:“某某出列!”那就被会议有关人员带走了。直到活动结束了,大家回来了,才能回到学习班。他是这样隔离的,还很多嘛。所以这个八一五会议大家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呀。厕所里面都是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寝室里面到处都贴起这些。

哪个“会议”会在厕所、寝室里都贴上“坦白从宽”之类标语?这不是变相监狱、集中营是什么?
当然更为严重的是会议期间的批斗。据《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记载,“八一五会议”期间,云南冶金系统代表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批斗,回原单位后又有六十人被批斗、毒打,其中三十九人被打伤致残。

四、会议期间的抓捕
为了将造反派打下去,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就开始抓捕造反派了——远远早于华国锋领导的“揭批查”运动。武钢火车司机、“九一三”负责人之一陈祖坤在回忆录《吹尽狂沙》中写道:在“八一五会议”开始二十天后的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会上,因武钢“九一三”的头头李想玉起来发言时语速太快,谁都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遭到江青的喝斥,这时另一个“九一三”头头张克勤站起来,“这个初轧厂的天吊工,平时说话嗓门就高,不等江青说完就吼起来:你不了解情况!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两边侧门走出两队军人,总理站起来挥手示意让他们撤回去……江青继续说:你看你们在这里都这么狠,可想而知你们在青山有何等的嚣张!这一句话无异于判了这几十人的死刑。……”接见大会后,不等张克勤走近住宿的前门饭店,就被军代表支持的几个人撂倒,扭送北京卫戍区。在“九五”接见大会上由武钢军代表支持的人发言中点了名的张克勤、胡启生、江涛、王敏青四个人,在会议期间都被抓捕。其中,江涛是武钢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其妻王敏青是武钢党委组织部长,夫妻二人被指控为操纵“九一三”的“黑手”。
抓捕人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国防系统大会上公开逮捕重庆两大派的代表人物邓长春(望江机器厂青年工人,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负责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方文正(空气压缩机厂青年技术员,八一五派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
黄荣华回忆:

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八一五会议”中,清查造反派内部的坏人坏事进入高潮。十一月十一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大会上,五机部领导粟裕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逮捕重庆望江机器厂的反到底派头头邓长春(四川省革委会常委),重庆空气压缩机厂八一兵团的头头何大发(厂革委副主任),他们的罪名都是指挥武斗,枪毙俘虏。第二天,又逮捕了空压厂八一兵团的一号头头方文正(重庆市革委会常委),其罪名是默认何大发枪毙俘虏。
由于大会逮捕了好几个人,学习班的气氛立即就变得紧张严肃了,军代表说话的口气也更强硬了,平常派性比较强又爱说一些调皮话的人,也收敛了许多。我感觉中央抓人这一招还真灵,的确起到了杀鸡给猴看,惩一儆百的效果,我心想这一下文化大革命的打斗该结束了吧?

刘德胜也回忆了此事,只是他回忆的抓人地点与黄荣华记得的不同:

紧接着,十一月初,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开大会。粟裕在会上宣布,原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代表中央文革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邓长春、方文正!马上看到把两个戴铐子。铐起了,一边一个兵,夹起,押出去。押出去了,没得两天,又押回我们那个驻地来巡回批判。下车的时候脑壳是喙起的,上车的时候把脑壳给你拍下来。你根本就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情况。看到那个样子,真是触目惊心。
…………
马上领导就来找谈话了。有啥子感想呀?感想当然是拥护嘛,你还敢说不拥护么?罪大恶极!好,你马上写揭发材料,你自己怎么办?愿意做个改正错误的好人呢,还是做个坏头头?什么何去何从啊,坦白交代啊……那几天就围绕着这些搞。好,武斗的好多事情我在都不在场,也要承认是自己参加讨论的,我授意他们,是我决定的,主动承担责任。你要不承担责任,还有两个待遇你享受不到,看样板戏,高德安就没有享受到,我是每回都看到的。说我根子是正的,可以挽救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跨出这一步,要触及灵魂——触及灵魂就是乱批嘛,啥子狼子野心呀……反正帽子乱扣嘛。报纸上面有的,你都可以抄上来。好,待遇上就可以去看样板戏,每个礼拜都有,有一次是在人民大会堂,看了回来马上谈体会。还有个待遇是毛主席接见,这个我也享受到了,那是会议完的时候,就是毛主席接见八一五会议代表。
……特别是抓了邓、方过后,那气氛相当紧张,随时可能又开会抓哪一个。

五、打伤打残打死与被逼自杀
黄荣华回忆,在“八一五会议”上由中央下令将重庆两派武斗头头邓长春、方文正公开逮捕之后:

每天的大小会议,都围绕着揭发批判像邓长春、方文正这一类的人和事。每个工厂都有重点的清理斗争对象,只是有些人没有逮捕罢了。我们厂八一五联合指挥部的一号勤务员易永忠,因为批准拿出大量子弹(据说一次就是七十二万发)搞武斗,也被批斗,同时还被隔离起来了。我厂反到底派也有个干部王柏林成了批斗重点,他的罪名是“三老会”。后来才知道,他本来没有参加“八一五会议”,是组织上为了显示“对等”,以免被认为是偏向了哪一派,要抓人就每派都抓一个,要批斗人也是每派都批斗一个,才把王柏林补充进来的。他本来是在九月里被派来北京给我们送衣服来的,来了就不让他走了,还把他列为了批斗对象。
望江厂有个叫梁锋的小伙子,是八一五派的头头,在一个大雾的天气里打靶,误杀了本派的一个“战友”,因死者及家属都是一派的,死者的妈妈提出认梁锋做了干儿子,事情本来就算摆平了,也没有人去追究过。这时却在会议上被揭发出来,还对他进行了批斗。
每个厂都有人被批斗,被隔离审查,一遇到开大会就在台子上站一长排,有点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只是站台挨斗的人不同罢了。其他的人也都要“斗私批修”,检查自己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还要上纲上线地骂自己一通。大会领导在动员深入揭发批判的会上讲,有的人就想不通,说:我跟毛主席干革命,辛苦受累,又没打人杀人,有啥子私好斗嘛……还有人说:我们是龙游浅水受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

“八一五会议”中的批斗,往往都会让挨批斗者遭到毒打。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因为带队的团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军管会负责人鲁瑞林是公开支持“八二三派”、打压“炮派”的,所以云南代表中主要是“炮派”人员或持“炮派”观点的干部遭殃。云南会泽铅锌矿党委书记杨耀东被诬为“滇东北游击军”副司令,昆明冶炼厂厂长董福生被诬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后勤部长,二人在“八一五会议”期间遭受非人的批斗和毒打,肋骨都断裂了。
昆明钢铁公司党委书记朱奎等二十多人在“八一五会议”上遭受批斗后,又五花大绑押回原单位继续批斗。押送途中,朱奎双手被卡着手铐,到了昆明,已全身浮肿,就这样被投入监狱。
云南356厂(西南仪器厂)工人、厂革委副主任、“炮派”负责人高堂文,被诬陷为“开黑会统一口径,压制揭发,是会议的绊脚石”等,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批斗会上被打掉了下巴,押回原单位后在批斗中被铁丝活活勒死。
云南298厂(云南光学仪器厂)汽车驾驶员刘家邦,“炮派”负责人,厂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委员,在“八一五会议”中遭批斗后押回原单位,遭枪杀。
云南省会泽铅锌矿政治部副主任李忠考,被诬为“会泽炸毁公路反革命事件”假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活活打死。会泽铅锌矿在追查此案中批斗、打伤打残100多名干部、群众。
云南省298厂厂长阎书田,在“八一五会议”期间被云南代表团团长鲁瑞林11月1日亲自签发的第67期会议简报诬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三面红旗”、“忠实执行赵健民反革命计划”、“攻击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赤膊上阵参加武斗”等,在会议中残酷批斗后押回云南原单位,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
在这样的恐怖批斗中,就有人不堪忍受而自杀。黄荣华回忆:

这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华蓥山有个国防厂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是个大学生,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他闲得无聊,就在一张报纸上写了许多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因为字写得比较潦草,那“万”字的一撇写短了一点,被人上纲上线,揭发说他写的是“毛主席3岁”,那时全国到处都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你却写“毛主席3岁”,那不是恶毒诅咒毛主席活不长的反动标语吗?学习班的领导很重视,立即决定把他隔离起来了,要他交待其罪恶动机。他当然交待不出来呀!在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含冤跳楼自杀身亡了。

云南“炮派”的昆明耐火材料厂副厂长沐家云,在会议期间被诬陷为“炮派”参加武斗的“武装队队长”,遭到残酷批斗,不堪折磨,从前门饭店跳楼自杀。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团长鲁瑞林宣称:“我请示了中央,沐家云有问题不交代,在毛主席身边对抗中央,跳楼自杀。他的火化费由他家负责,骨灰不准带回去。”

经过这样的反复折腾和相应的“广泛传达、深入学习”,有了这些大型国企产业工人造反派的“样板”示范,其他那些小厂小单位的职工造反派,谁还敢再“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谁还敢再像造反初期那样豪情万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于是,到中共“九大”召开之时,全国(除上海这个“造反特区”和极个别地区之外)的工人造反派连同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造反派及不足挂齿的极少数农民造反派群众组织,均已不复存在,仅仅活跃了两年的群众造反运动就此终结。有人把群众造反运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有三年,其实以“三年”来概括群众造反运动的时间也太多了,真正的群众造反运动从1966年秋兴起到1968年秋(以“八一五会议”为标志)遭到强行终结,实际只有两年。
群众造反运动终结之时,就是毛泽东“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伟大战略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之日。随着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和群众组织的撤销,矛头对准群众的“清队”运动全面铺开。“八一五会议”上已经开始对一些先期开展“清队”工作的单位进行总结汇报,由中央首长进行点评,发出相关指示,这样就有了1968年9月16日的“九一六讲话”这个全国“清队”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必读文件。

“九一六讲话”是“清队”的示范和指导

在“八一五会议”开始一月后的1968年9月16日20点35分至凌晨3点28分,周恩来率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再加上李富春、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会议代表,作了一个定调子的著名的“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
在这个各地广泛传达组织学习的“九一六讲话”中,先由上海机床厂代表作为“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好的标兵汇报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然后是南昌飞机厂汇报“大批判大大促进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开展”,现在已经揪出阶级敌人四百九十五个,占全厂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有些是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哈尔滨枪弹厂汇报了两派联合后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大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二狠抓了革命的大批判,第三狠抓了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揪出了坏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生产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庆高射炮厂(望江机器厂)汇报到厂内阶级斗争复杂尖锐,两派斗争激烈,对立情绪很大,甚至说到这个厂“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国民党时期是模范兵工厂,解放时有跑的有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几乎都是国民党员,敌情很复杂。一九五五年时国民党比共产党还多。现在还有五个单位国民党比共产党多。有潜伏下来的敌人”……
其实这些汇报只是一个过场,一种形式,汇报的情况中央哪有不知道的?不过是借汇报来引出“中央首长指示”而已。重要的就是这些“中央首长指示”所起到的示范与指导作用。请看看这些“指示”:

你们国防工业老底很多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坏人更多,有没有啊?(周恩来)
你们很多厂要注意,特别是重庆、成都、太原、西安、武汉,有些坏人钻到了工业部门。(周恩来)
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没有?(周恩来)
八千多人为什么国民党还揪不出来?(周恩来)
你把工程师、技术人员这些人首先清理,两派联合起来清理,就可以弄清,一方面打一方面保就对立了,一定要清理阶级队伍。(周恩来)
最重要的是联合起来,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你们厂是国民党老底子,那么多国民党留下来,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联合起来就揪出来了,你们还是要好好地谈一谈这个问题。(周恩来)
你们都很清楚,你们厂那么多国民党,都可以点出名字,可你们不联合起来斗他们。(周恩来)
就是头头的问题,是背后国民党的问题。(康生)
我听你们两派发言都客观的叙述了你们厂内有多少国民党,但你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劲就不那么足,不能客观的叙述,要联合起来一致对敌,敌人那样破坏我们,那样杀害我们,你们一点气愤也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康生)
毫无敌情观念,和国民党和平共处,讲起来是客观报道,一点仇恨没有,直到现在还不下决心还不联合!(康生)
你们那里是没有跑走的国民党的窝。(江青)

“九一六讲话”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中央首长集体对一个基层小干部的围攻,这个基层干部是泸州255厂的车间主任郭光昶,泸州红旗派成员。这一派群众组织在1967年“二月镇反”时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以后得到平反,而且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认定为经过考验的革命左派,由成都军区请示中央批准发了枪 ,与对立的泸州红联站一派(得到驻重庆的五十四军支持)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武斗,全川各地的同一派组织均有武斗人员前去增援参战,成为四川文革中有名的“武装支泸”。两派争论的一大焦点就是对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干部的态度,这几个干部都是在文革前被李井泉打下去的,文革中在造反派支持下上访告状,于1967年4月4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发出正式文件平反,并誉之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分别委以四川省(刘、张)、宜宾地区(王、郭)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的重任。红联站一派于1967年底与成都的红成、重庆的八一五派联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打倒刘张”运动,但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人接见四川军政领导干部的讲话(时称“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遭到严厉谴责,被斥为“打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但不到半年,中央的调子就变了,在“九一六讲话”中要打压一下红旗派了。于是,郭光昶这个倒霉的基层干部因为同几个泸州红旗派的代表偷跑出去到景山公园照相玩,被诬为召开“景山黑会”,成了一个靶子,看看这些“中央首长”是如何对他进行围攻的吧。首先是“八一五会议”领导小组的陈华堂(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副组长)点名说郭光昶是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外出开“景山黑会”的,然后,江青就来了个下马威:

江青:既然你是头头,那你说一说,我能听反革命的话,能听革命者的话,能听群众的话,既然有人指你的名,你就像样的讲一讲,你是干什么的,过去作什么的?
江青:我首先声明,同志们不要武斗,要文斗,(指郭光昶)你大胆的说吧,有什么错误,有什么罪过,说了不要紧。保证你人身安全。

江青这几句未审先判的话已经很明确了,是对郭光昶进行批斗,但不要武斗要文斗,要他交代“罪过”。接着,几位“中央首长”对郭光昶展开了声色俱厉的围攻——

总理:你暗中搞串联吧?(郭光昶:在这次三结合协议后我思想是比较通的,有些同志还没有完全统一认识,所以思想还不太通,我们在签订协议(星期五)后,星期天在景山一起去玩,另一方面也谈了在思想上应很好认识这次……)
康生:为什么不在签订协议的地方去说?为什么到景山去?
江青:你多大年纪了?(郭光昶:四十岁。)
江青:有点经验了,有点国民党的经验了。
康生:既然签订了协议为什么不当面谈,跑到景山去,你讲讲这个道理?(郭光昶:在签订协议前后……)
康生:为什么跑到景山去?
江青:高级知识分子。加入过国民党没有,老实说!
总理:哪个大学的?(郭光昶:重庆大学。)
康生:什么时候毕业的?(郭光昶:一九五一年。)
康生:解放前就在重大?(郭光昶:解放前就在那里读书。)
江青:你是普通国民党还是有问题的国民党?(郭光昶:我不是国民党员,我是共产党员。)
总理:在大学没加入过?
江青:那时候要集体加入的。(郭光昶:没有,我确实没加入过国民党。)
江青:你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加入的?(郭光昶:五六年入的党。)
江青:四十年代那时候不加入国民党行吗?(郭光昶:我真的没加入国民党。)
总理:你家在重庆?你父亲是干什么的?(郭光昶:父亲在大学教书。)
总理:在什么大学?(郭光昶:伪陆军大学教俄文的。)
总理:你有国民党军队的关系了。
江青:你父亲叫什么?(郭光昶:叫郭贯伟。)
江青:刚才揭发的同志要注意,这样的人只要他能彻底交待,交待他的错误、缺点,要给他出路。
陈华堂:我们跟他讲了,在这里交待会宽大处理的。
江青:给他出路、但不要说假话,说假话没有前途。陆军大学比黄埔还高一级,是蒋介石的嫡系,学了出来就当官,你怎么样解释,这是起码的常识。蒋介石把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出来后就当官。(郭光昶:我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我父亲参加国民党是集体参加的。)
康生:是不是国民党军官?(郭光昶:教俄文不是旧军人,是文职。)
康生:在哪里学的俄文?(郭光昶:在北京有个外文学校学的。)
总理:到过苏联没有?(郭光昶:没有。)
江青:说不清楚你就是和我们顶牛。
康生:你父亲是否在?(郭光昶:在。)
康生:现在干什么?(郭光昶:没干什么。×××:他父亲在北京。郭光昶:在我哥哥家里,去年武斗以后就出来了。)
江青:你哥哥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郭光昶:在整型医院,叫郭兴照。)
康生:你父亲住在哪里?
总理:你是哪一派的?(×××:是“红旗”的。)
总理:“红旗”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郭光昶:和“反到底”是一个观点的。)
江青:你究竟加入过国民党没有?(郭光昶:的确没有。)
江青:要是查出来可不好办!既然你是小头头,又操纵一部分人,你父亲是国民党,又是陆军大学的教授,而且教俄文,对你的犯错误你应该表一个什么态?(郭光昶:我向陈华堂同志汇报了,我在小组中也检查了我的错误,我愿意在中央首长面前进一步检查我的错误。)
总理:什么错误?(郭光昶:错误是对待群众问题,受反动“多中心论”的影响,不愿和对方联合。)
陈伯达:你是否到你父亲那里去请教?(郭光昶:没有。)
康生:景山黑会你父亲参加没有?(郭光昶:没有。)
康生:为什么不回答到景山开会的问题,不要说主观客观。(郭光昶:是去玩一玩照照相。)
江青:你是革命来了,还是游山玩水来了?
陈伯达:你背后还有什么人?
黄永胜:你在中央文革面前要说老实话,话不要说死,群众眼睛是亮的。
陈伯达:你不要说死。

“中央首长”们在这个“九一六讲话”中的表演实在是太充分的了,他们这些讲话中的蛮横无理、以势压人、不准申辩的态度和追查家庭出身、追查个人历史、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强加罪名、强迫认罪等等做法,比起文革初期“五十天”中的所谓“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这却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首长的示范!有了这个“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的示范作为指导,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泛滥成灾的那些逼供折磨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就不足为怪了。以往总有人以为“清队”之类政治运动中上边的政策是好的,出现的冤案是因为下边的经办人没有好好执行中央的政策,看一看“九一六讲话”就可以明白什么叫“上行下效”,什么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九一六讲话”是一个样板,“中央首长”们在这次讲话中对国防工厂造反派组织的态度,就代表了毛泽东对整个造反派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再去看当时广西军区为什么竟敢那样肆无忌惮地以“剿匪”的方式镇压造反派,就不会奇怪了。
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八一五会议”,才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工人造反派就被以种种罪名打下了文革舞台。此后各地都抓捕、批斗甚至处决了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或骨干,其他头头或骨干也基本上无一幸免地被关进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营接受反复清查、批判,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职务的已经所剩无几,完全沦为陪衬的“花瓶”。而且原来以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这种文革身份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也被毛泽东偷梁换柱地改成了以年龄来划分的“老、中、青三结合”——“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名份上也不存在了。
2018年1月10日初稿
2月28日修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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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邓朴方文革受伤致残事件的初步考证

舒声 郑实

邓朴方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62级学生,文革中不幸坠楼受伤,导致终身残疾,这一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情节如何、谁应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却有许多不同说法,成了一件谜案。本文对此事件做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希望为研究文革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线索,并请方家指正。
首先,请看1982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判决书中的有关部分: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俞芷倩、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其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8月9日、14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中刑字第21436号 中说: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借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姜鹣鹣、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 8月9日、14日, 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这两份法律文件中都把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定位为 1968年4月至7月,而这一事件发生是因为聂元梓和校文革把邓朴方等人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绑架了邓朴方,严刑拷打而造成的。
再请看由前党委书记王学珍领衔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对这一事件是如何记载的:

1968年5月底 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
在此期间,由专案组负责人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代“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并给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高位截瘫,终身致残。(《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2008年第2版》,788页)

这部可以认为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史的书,把校文革编造《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报告给江青的时间提前到1968年5月底,关押邓朴方和邓楠的时间是三个多月,因为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邓朴方被逼坠楼致残。
2008年,邓朴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华社北京2008年3月13日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朴方简历: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1962~1968年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1968年5月受迫害致残。

这份简历把邓朴方致残的时间定为1968年5月,原因只有三个字“受迫害”。
以上都是官方公布的文件资料。
以下让我们来看看聂元梓是怎么说的。
聂元梓2005年在香港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我的“罪过”又增加了一条。这其中,有误会,有讹传。如上所述,我曾经在一些学生、教师给邓小平贴大字报上签名犯了错误。但是,关于邓朴方在北大摔伤致残的情况,我根本不知情,我没有参与迫害邓朴方,我也没有理由迫害他。
邓朴方在北大,是学生们把他关起来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北大干部子弟成堆,关于他们的事特别难处理,我就是希望他们都走开,都从北大校园里走掉才好呢,省的出麻烦,根本不会下指示把邓朴方关押起来。
毛毛说邓朴方是8月末的一天摔伤的,不对。若是这样,那就是工、军宣队进校后的事了,与我无关。工、军宣队是8月 19日进校。这时校文革已交权,我开始被 批判。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那一天,两个自称是邓朴方他们班的女学生老找我,说是邓朴方摔坏了。他们把邓朴方抓起来,想让他揭发邓小平,没有想到邓朴方从楼上逃跑,摔伤了。我问摔得怎么样,她们也不知道,只是说已经送到医院里去了。我就说,赶快找他妹妹邓楠来照顾。当时。我还不知道邓楠也被班里的同学关起来了。让她去看护,让医院好好给他治疗。这两个女学生,我当时不认识,我希望她们能够站出来,公正地说出历史的真相。(《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485-486)

聂元梓在这段话里说了两个时间,先说:“1968年5月,邓朴方在北大校内摔伤致残”,后面又说:“邓朴方摔伤大约是工、军宣队进校前一个星期左右发生的。”而工、军宣队是8月19日进校的,也就是8月 12日前后发生的,而且她还把当时两个个女生找她,她和她们说了哪些话都记得很清楚,根据这些细节,后面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信的。
至于聂元梓说她没有迫害邓朴方的动机,则是不符合事实的。聂元梓在文革中对邓小平一直十分仇视,早在1966年11月 8日,她就领衔贴出了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上署名的都是干部、教师,没有一个学生,且大量印刷,发往全国,影响十分恶劣。《北京大学纪事》中记载:1966年11月8日,“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67页)1967年1月 20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控制的校刊《新北大》上第四版,刊登了“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文章;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了“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和“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的文章;1967年4月 18日《新北大》第六版刊登了“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的文章。聂元梓等人对邓朴方的迫害从1967年初就开始了,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一文中,就点了邓朴方的名。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公布“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中,把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张景元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该报同期刊登“打倒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的文章中说:“该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邓小平的狗崽子邓朴方结成死党,顽固地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鼓动老保翻天,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可见,聂元梓等人是企图通过打倒张景元,把张景元和邓朴方联系起来,进一步和邓小平联系起来,向江青请功,同时又借此摧垮反对他们的北大井冈山兵团。
到了2009、2010年,聂元梓又变卦了,在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聂元梓辩解说: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韩三洲: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11-02-08)

聂元梓又把邓朴方受害的时间推到了工、军宣队进后校的8月末,把责任推到了宣传队的头上,说成和自己无关了。这与她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工人、解放宣传队是在8月19日进入北大的,8月20日晚8点至凌晨零点30分,宣传队负责人召开两派代表谈判会,达成了 第一号协议(一)上交武器,拆除武斗工事;(二)对宣传队不应耍两面三刀;(三)宣传队接管全校广播台;(四)解决释放被抓人员问题;(五)互相停止攻击。8月22日,在宣传队领导下,北大两派达成《关于释放被抓人员协议》,协议规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特、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仍由双方看管,“涉及重大案件者”由宣传队审查处理。8月23日,“新北大公社”将23名被抓人员移交“井冈山兵团”。(《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第791页)但这些人员中并没有邓朴方。
为了进一步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笔者和一些北大校友做了一些调查。
经原北大地球物理系王桂琴老师的介绍,原地球物理系教师、文革后调到南京大学的彭秋和教授(在北大文革中被校、系文革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抓捕关押,打成重伤,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聂元梓的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他的名字)和笔者取得了联系,在他发来的文章中写到:

聂元梓趁着迫害“《东方红》反革命集团”的机会抓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当时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生), 对他残酷迫害(他也同样被布蒙着眼睛的情形下,被铁棍子毒打), 并于1968年8月16日下午1:00-2:00间被迫跳楼 。邓朴方跳楼前一周都一直是同我关在一个小房间内(整日被布蒙着眼睛)。(彭秋和:不堪回首忆当年——我的文革遭遇)

笔者在信里问彭老师:“这个时间您记得准确吗?”他回答说:“我当时是强迫自己记下这个日子和时间的。”彭老师是个天文学家,对时间和数字的记忆力很强,这个记忆应该是很有价值的。
笔者近日通过微信采访了当年被聂元梓和校文革绑架、关押,并动用残酷的刑具进行迫害致残的生物系63级樊立勤,他受伤后曾经和邓朴方在同一个医院(积水潭医院)治疗,时间是在1969年5、6月份,病房在对面,他可以进入朴方的病房谈话。樊立勤说:
“朴方受伤是在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之后,这个时间一定是七月底八月初之间,就只是这个范围之内。”( 2017年11月8日微信谈话)樊立勤对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和中级法院判决书中聂元梓制造的“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提出异议,说自己才是被聂元梓迫害的首要人物。
数力系65级郑斯宁校友介绍说,2017年10月下旬在他们大连北大校友的一个微信群,有校友回忆与残联领导邓朴方一起到美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过,也有校友谈及当年护理邓朴方的往事。有64级校友回忆:“邓朴方跳楼后在北医三院住院,我护理过他三天。他也后悔跳楼。”关于护理安排,说:“新北大公社让各系轮流去护理。”关于护理时间:“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就是他跳楼后,工宣队进校前。”他还回忆“当时他(邓朴方)说旁边如果有人拉我一把,我就不会跳楼了。”郑斯宁认为这段回忆可信,即事件时间发生在工宣队进校之前。
此外据北大技术物理系62级理佳等同学的回忆,邓朴方是在7月28日坠楼受伤的,有的同学7月29日去医院看望了邓朴方。
综合分析以上官方文件、《聂元梓回忆录》、《新北大》校刊、彭秋和老师、樊立勤和一些校友的回忆等,笔者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邓朴方是在1968年4、5月份被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及其下属组织新北大公社派人绑架抓到北大关押的,受到审讯和严刑逼供,逼其交代他们需要的所谓材料,以便把邓小平和北大运动联系起来,为江青等人打倒邓小平提供依据;
二、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是发生在宣传队进校之前的1968年7月底至8月19日之间,当时北大掌权者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
三、造成邓朴方受伤致残的责任者是聂元梓、校文革和抓捕、审讯、殴打他的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
本文对邓朴方受伤致残事件做了一些初步考证,这一事件的细节还有待当事者和知情人进一步回忆、提供,为文革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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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〇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31, 2018 9: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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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在两次会议的发言

阎长贵

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宣传历史
——在2005年《党史博览》杂志社召开的
“重大历史题材问题笔会”上的发言(节选)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世界观,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靠实事求是取得的,我们的一切挫折和失败也都是违反实事求是造成的。不论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是如此。如果用四个“最”字来解说实事求是,那就是:
实事求是最易说,实事求是最难做,实事求是最有效,实事求是最重要。
我觉得研究和宣传历史也如此,即也需实事求是,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历史研究和宣传中,所取得的成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出现的繁荣,都和实行和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分不开;而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和不实事求是有关。历史研究没有禁区,这是实事求是;要突破研究禁区,也必须实事求是,即研究历史不能凭感情、凭冲动,而要凭理智、凭事实。
所谓在历史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就是要做到:研究历史,不论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虚美、不讳过、不夸饰、不溢恶,真正像我们老祖宗说的那样“秉笔直书”,即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增不减;只有这样,才是历史真正面貌,才能真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发现历史的规律。
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尺度,来看我们的历史研究又怎样呢?我觉得是有一些不够的地方。
下面,我只对文革的研究和宣传谈几点想法和看法。
1. 文革是我们党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一个重要阶段。文革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一场大灾难,我们不能再让它重演了。但我们的文革研究,似乎还很不够,还有不少禁区。有人甚至极而言之:“文革研究本身就是禁区。”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有些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如《陈伯达遗稿》、《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王力反思录》、穆欣的《劫后长忆》、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聂元梓回忆录》等等都不是在我们大陆,而是在境外出的,这种现象正常吗?有好处吗?我觉得值得研究。
2. 关于文革,毛泽东说:“这(文革)把火是我放起来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就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这样说。但是,毛泽东怎样放文革这把火,怎样亲自领导和发动文革,我们的研究和宣传也做了一些披露,总觉得有些遮遮掩掩,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味道很浓。
3.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说是江青组织策划的,一点不错。但有的书说没经过毛主席“批准”,毛泽东不知道,情况能是这样吗?我觉得,在1965年若没有“尚方宝剑”,江青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和能量。
4. 关于上海“一月夺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仿佛迄今还是一个没有说清楚的谜。毛泽东不满意北京市委,这可能是比较早的事情了。在文革酝酿和准备过程中,毛泽东是依靠上海市委的——不光是张春桥几个人,上海市委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上海市委为什么又成为“全国全面夺权”的首选目标和突破口?这点谁说清楚了,谁能说清楚?最近看了上海主要领导人关于“一月风暴”的回忆录,对这个问题仍觉是一盆浆糊。文革后,关于“一月夺权”,有人说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搞的一场阴谋,这个结论对吗?能服人吗?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吗?我看这一切都是问号。
5. 关于文革以及整个党史研究中,有时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搞绝对化。一个人错了,坏了,似乎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不好;一个人对了,好了,似乎从来就正确,“一贯正确”,甚至呱呱坠地时的哭声,都是龙鸣凤吟。事实上没有这种事,但我们的文章和书中确有这种描写和宣传。这种情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面把一些人美化、神化;另一方面把一些人丑化、妖魔化。关于林彪、江青等人的宣传就存在着丑化、妖魔化的倾向。比如林彪,“永远健康”时说的和做的一贯正确,连井冈山会师也成了毛泽东和林彪。折戟沉沙后,则成了“两个凡是”:凡是林彪说的都是错的,凡是林彪做的都应该批判。原来林彪和刘少奇是两个司令部的人,“九一三”后,则成了“刘少奇、林彪的机会主义路线”,等等。
又如江青,说她在三十年代,不过是三、四流演员,道德败坏,等等。无疑,江青在三十年代,确有不少可指责的地方。但从政治上说,江青在三十年代是革命的、进步的,她从上海到延安就是一个证明。这样如实地说,并没害处,三十年代不能代替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因为人是发展变化的。
6. 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们对毛泽东的错误,我们有些遮掩,有些为尊者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在似乎只有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批评,别的领导人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也少有批评。比如1957年反右派,是毛泽东领导和发动,他说了很厉害的话,要负主要责任,其他领导人也说过很厉害的话——可是对这一点又披露了多少?我们又知道多少?举例说,“引蛇出洞”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主张吗?仿佛有很重要的负责同志就说过“就是要钓大鱼”、“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的话。
总之,我觉得关于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或者说不少)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要想历史研究真正发展、真正繁荣,这似乎不能不注意、不能不改进。
搞历史研究和宣传一定要讲实话、讲真话。马克思说:“讲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138页)让马克思的这个教诲成为每个研究和宣传历史的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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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八一年《历史决议》前进,还是后退?
——在2014年2月18日《炎黄春秋》
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

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讲了毛泽东的巨大功绩,也讲了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有错误,如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等,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对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和“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极端个人崇拜的空前突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对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但这个《历史决议》是不是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历史上没有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这个《历史决议》也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是开始不是结束。对这个决议的正确态度即科学态度,应该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换言之,不坚持不能发展,不发展也不能坚持。试想哪一件事不是这样?在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活动中,在思想认识和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从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前进,还是后退?这个问题的突出表现就是承不承认毛泽东有错误。我看是有人不承认的。比如,有的很有权威的人在全国各大报都登载的整版文章中,讲毛泽东这样功绩,那样功绩,而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句都不讲,一点经验教训也不总结;还有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报道也如是,这是科学态度吗?我认为不是。
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是承认了毛泽东有严重错误的。他说:
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十分显然,这是坚持和维护《历史决议》的观点。然而,上面我说到的很有权威的人的那篇文章甚至一句都不提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连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都否认了吗?这不是从这个决议往后倒退吗?在那篇毛泽东错误一句也不讲的文章中提到有关部门编辑和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年编》和《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不是也不提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中的错误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果这都不谈那还叫什么“思想年编”和“年谱”?
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毛泽东的功绩和功劳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而否认他的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我认为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
古人云:“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毛泽东是不是也这样?既然承认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有巨大历史功绩,那么,同时承认他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在讨论他的缺点和错误时,没有讲他功大于过,就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吗?如果这样认为,这叫什么辩证法?——恐怕至少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能不能正确地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还是多一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
马克思教导我们:“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参见《马恩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138页)我们究竟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我认为,老祖宗马克思人人都要“说真话”的教导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月份中纪委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郑重指出:党员、干部要“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这十个字字字千钧。符合马克思“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的教导,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习这个真经,实践这个真经!——凭良心或良知讲真话、讲实话,以对历史、对现在和对未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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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史漫笔】

从江青的两封信谈起

阎长贵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杨银禄《我给江青当秘书》(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这两本书都谈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除江青外(包括周恩来,他是会议主持者)全都签了名,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发现的江青(蓝苹)于1937年在上海某杂志上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从这封《公开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签名者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指这个《公开信》——笔者)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蓝苹在1937年5月究竟写了一封怎样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近来各小报有许多关于我和唐纳的消息,这消息主要是说我负情于唐纳。我本想耐性的对付这事,默默的让它过去,因为是可以这样的。我和唐纳早没有关系,他是没有理由再来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烦我的。不过既然各报发出了许多不利于我的一些不正确的消息,为了使大家明了起见,我不愿再默默地忍受了。
爆发了吧,这久积在心头的郁闷! 带着这毁人郁闷,我活了一年多!这悠悠的一年多,除了极少数的朋友以外,一般的人,都在这样说着:“唐纳是那样痴情的热恋着蓝苹,可是蓝苹却一再的对他情变着。”
在这些话语中是隐藏着大量的不满和责难的。
现在我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虽说这样的麻烦在一般有正经事干的人看来,是顶无聊的事情,值不得多费唇舌,可是现在有些人那样甘愿来多费唇舌,又还那样苦心而有计划地来担负起那样重大的“责任”,我不便使别人扫兴,同时也希望一般人明了那事实,所以只得出来说一说。
我要说的是唐纳是用着怎样的方法在热恋着我。他是在用同时爱着别人又在热恋(?)着我的方法!
那是在“电通”的时候,我还没有和他恋爱之前,那时我们是好朋友(什么公司的同事以及他的朋友),都知道他那时在爱着一个女孩(为了不要牵上别人,恕暂不提名)。后来,他同我恋爱起来之后,我曾问他这事。可是他说那是个烟幕弹,是为了怕人知道他在追求我。对一向不曾怀疑过爱我的人会对我说谎的我,这事像一颗流星在心上一闪就过去了,没在心上留下一点痕迹。
可是在去年(1936年)的“三八”节,那时我们是很穷困的,同时我在病着,可是为了青年妇女俱乐部的游艺,我是带病在大冷天里跑着,我带着病上台。因为一点儿误会,朋友们都不来帮忙了,事情是更加繁重了。我就在一种异常痛苦的情绪下干着这繁重的工作,游艺会终于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之下结束了。可是我,我也毁了! 我单独的,带着很高的热度和一个灌了铅一样重的头,坐了一部黄包车回家。那时我们住南洋路。回到家忘了是为了找什么,在桌子上发现了他写给别的女人(在“电通”时所追求的那位)的情书及那位姑娘给他的情书。啊,天哪!你们想象得到一个人会有那样的痛苦吗?朋友们不谅解,病,再加上爱人的不忠实,熔成一枝巨大铁棒,迎头痛击了我!当我醒过来,我还是蓝苹,蓝苹是这样的,不和唐纳打一点麻烦,给他留了一个条子就走了。我没有地方去,我跑到白天排戏开的一个房间里。因为我知道俱乐部的朋友们会来,他们是会替我想法子的。
等了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唐纳。他要我回去,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没有再在一道的可能。可是他哭了,哭得哀痛极了!他说就是有什么回去说清楚了再分手,在那时我怕在旅馆里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来,我就同他回去了。可是我跟他说好,没有再同居下去的余地,等天亮了我就走。啊!我永不会忘记他哭的那可怜的样子!后来他逼着我说原谅了他,可是我不开口。他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走的神气很不对,我跳下床,在外间桌子上发现了他留的条子,大意是他要死去。在一种惊急的情况下,我拼了全力跑到外边,追上他了,要他回来。可他问我爱他不,原谅他不,天哪!在一个要死的人跟前我说什么呢?我说我爱他,我原谅了他!就这样从那天起,我就挣扎在40度左右的热度里,我胡说,我捶床,我骂人,我要疯了啊!感谢唐纳那时是很好的看护过我。为了穷,他伴我到他家,在苏州他的一个亲戚家里,我躺了将近两个月。
结婚他是早就提过了,可是直到那时我才同意。不过,我们是说得很清楚的,就是并不是拿这种仪式来挟制着谁,只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结婚他可以从家里拿一点儿钱,这样可以还清因为失业和病所欠的债。  
话再说回头。所以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上的婚礼放在心里。
那时我虽说是原谅了他,可是每想起那一夜,那两封信,我的心就像搅碎了一样的痛啊!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因为一方面是伤了我这份可怜的自尊心(我常常这样想着,一个真正热恋着我的人是不会对我情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那个阿Q的脾气,我觉得我是不应该因为吃醋这事闹笑话的,所以就深深的埋在心头。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心情下,是很容易闹别扭的,因为我们常常争执,再加上朋友们因为误会和我们的疏远,以及我在职业上,工作上的没有明确的出路,于是发生了回北方的事。
他在济南自杀后,我回到济南时,主要是想跟他当面讲明。并劝他看重自己,以后不要再这样,然后分手。可是当我看到他那可怜的样子,可耻哟! 我的心软的叫人不能相信,我甚至于完全饶恕了他的不忠实, 觉得人人都有错处,只要认错改错就行了。
因为同情心和可怜心,我造成了一生最可耻的事,同他回上海。不过,那时我的确是想和他再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可是当我们住到毕勋路不久,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段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诗,因为太衰弱的关系,我全身抖着瘫软在地上。那是一段当我回济南时,他写给在日本的姑娘的热烈的情诗(那时那姑娘已去日本)。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剧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这日记本在本月27日下午6时我不在家时,唐纳拿走了)。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狂躁里! 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可是一见了人,尤其是朋友,我就只是傻傻的瞪着眼望着,我不能说出心里的郁闷,我漠视了一切友谊。
后来因为一进了联华就有工作,感谢费穆先生给了我一个角色,我把什么都转移到工作上,也就忘了不少的苦恼。接着拍《王老五》,排《大雷雨》。因为有工作,因为多和朋友接触,我再也不想到死,我想到的是解决,解决!于是发生了我们的分居。
在分居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最亲近的朋友——连唐纳也包括在内——商量过,他们都以为要是一刀两断,怕他吃不住,又自杀,只好采取缓慢的手段,就是给他一个希望,要他努力工作,写作,读书,以后还有相爱的机会。另一方面呢,在这种并不重要的打击下和友谊的鼓励下,他一定会努力的.只要努力,生活一定充实,那么这类的打击是不会使人自杀的。可是他忍受不了,而又没有决心去改变自己(并不是改变了,我就会爱他,我永不会再爱他的,因为抹不掉心上过多的伤痕),所以又发生了一次要自杀,是经我和三个朋友的劝说才不的。可是那时我对他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
那以后,他说决不再自杀。我从没有恨他!连现在,虽不再爱他,但还可以做一个好朋友,他是对任何朋友都有着浓厚的友谊的,我决不会因为这事而抹掉他的好处。就这样我们还是来往着,只是很清楚谁都不搅谁。
但是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谈话,说这样下去,他太苦恼,要跟我清算,并给我一封撕破了的信看——那信是那个从日本回来的姑娘写给他的,是失恋的信——表示他对我的忠实。但是我已经不爱他了。
我问他既是要将我们的关系清算,要不要登报申明脱离关系呢?他说如果我需要就登,他是不需要的。我当然更不需要了。于是他决定离开上海。
这以后,我开始爱了别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爱了别人,与他有什么相干?他没有理由过问,更没有理由让我顾及他。可是他回来知道了这事以后,第一次用示威的态度跑到我家里责问我,不知说了许多使我气得流泪的字眼呀!可是我把头偏在一边,不要他看出我的难过。因为不久以前,白天演《大雷雨》,同时夜里拍《王老五》,使我的身体坏到极点,尤其是心脏衰弱的更厉害,他来的这天,又正是我连着拍了两天夜戏的时候,我又病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秦桂贞)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有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又说到我和他分居时给他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是他自己不要的,他跟我清算了的! 难道我跟他已经清算过了还不能爱别的人?就是不清算,我也有权利爱别的人呀!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就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小剪刀之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会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的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之一再的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之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
起先我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哄传一时,同时我也不忍让他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是在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践踏吗? 不!蓝苹是个人,永不退缩,尤其是对这样无耻的手段。在他的心目中,我既然变成那样一个可耻的女性,他大可不必再来理我,我都没脸理他,从那天起,我不再理他。同时除一两个最亲近的朋友外,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讲这些事。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是向人们乞怜,并且也没什么讲的必要;因为我对得起唐纳,对得起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怕,我将倔强的活下去。可是现在我不能不讲了,不然,人们将说我理亏,更加要欺侮我。
27日那天,我从乡下回来,发现他留的条子和一管水笔,还有,他偷走了我的两本日记。因为他说过他决不再自杀,所以在那些隐约的字里行间我没有想到他再自杀。可是他又自杀了。
在他没有自杀以前,就有一部分朋友,不知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内情,还是真正为他们的友情,或是??对我表示了不满,这个我是很知道的。他的自杀,我并不知道,只是从一个好朋友——他是最了解唐纳性格以及我们的纠纷的——知道了一点。同时,又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
我仅是想说明事实,并对大家表明我对唐纳的态度,此外,并无别的企图。因此这事一说明,我不愿再为着这无聊的事情来浪费头脑和笔墨,因而浪费了报章的可贵的篇幅。我对这类无聊的事情,没有兴趣再来罗唆了。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1937年5月31日

这就是1968年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在给毛泽东和林彪的信中,称“……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封《公开信》。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签名的这封信不仅画了圈,并亲笔批道:“我就是从此(指这个《公开信》——笔者)认识江青的性格的。”蓝苹(即江青)这封《公开信》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居然受到这样的称道和赞誉?
首先应该指出蓝苹这封《公开信》是答复她和唐纳的婚变的。从引述有信中那几段有关记叙中,我们可以看出:蓝苹(即江青)是一个不怕天、不怕地,而又非常看重自己和自己事业的人,正如她一再所说:“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毛泽东批示所谓:“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恐怕主要也就是指江青的这种性格和品质。
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主要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和主要方面讲,此时的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特别是从上海到延安,这是从比较安适的地方到十分艰苦的地方,并坚持了下来,这更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蓝苹到延安后取名江青,其意大概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时她还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青年,当然有个谈恋爱和结婚的问题。应该说明,江青到延安所追求的第一个对象并不是毛泽东, 不过她很快就转向了毛泽东。江青1937年7月(亦有说8月)到延安,而到这年冬天她就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信。下面就是江青写给毛泽东的信。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时到了毛泽东居处……
江青不仅年轻貌美,她还用炽热急切的心情,打动了毛泽东。不仅如此,江青会演京剧也符合毛泽东的心愿。毛泽东是非常热爱和喜欢京剧的。在延安,江青参加演出的《打渔杀家》受到毛泽东的垂青。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演出的电视剧《延安颂》中就有毛泽东(唐国强扮演)看江青(庄庆宁扮演)演《打渔杀家》的镜头。这个情节就是反映和表现毛泽东在延安时喜欢看江青演的《打渔杀家》的。在我任江青的秘书(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时,有一次看电影时江青跟我说:“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我认为江青这句话很到位,能够印证上述说法,很值得玩味。
1938年11月,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从1938年到1976年,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关系存续38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江青悉心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他们1940年生下李讷后,江青也尽到了“相夫教子(女)” 的责任。毛泽东在1947至1948年转战陕北时,江青紧紧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在文革中,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更加密切。可以说,江青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毛泽东有时也批评江青,那是“恨铁不成钢”。
1974年7月17日,在毛泽东书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那两个工厂不要了吧。”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对江青“一分为二”,这是毛泽东的基本态度。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江青是十分信赖的。毛泽东让江青当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让她掌控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说一不二。陈伯达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实际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过是个“傀儡”。细按史实,毛泽东认为江青在文革中对打倒刘少奇和批判林彪立有大功,他从来——一直到他逝世都没有要打倒江青,连一点这样的意思都没有。1976年10月6日,即在毛泽东逝世期月未满,华国锋等领导人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本来是顺应民意、违反毛泽东意愿的行动,但却打着毛主席的名义和旗号,说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当时这样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罢了。
毛泽东确实从来没有要抛弃和打倒江青。而江青对毛泽东也忠贞不二。在说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时,江青在特别法庭最后陈述中“理直气壮”地说:“为真理而斗争,我的声明如下:你们借助国家的名义,拼凑了一个什么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我过去的一切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的,我在工作中有错误,有偏差,但绝不是犯罪……
“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
“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向毛主席负责。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参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332页)
江青这样说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江青在自杀时写下一句話:“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来了。江青字。”
有位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将军(少将)生前著书说:在文革中,“江青不但没有帮毛主席的忙,反而所作所为与毛主席背道而驰。”(参见《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第101页)这完全是罔顾事实的一种说法,终究不会被历史和社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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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黄肇炎《三线遗梦》序与后记

《昨天》编者按:黄肇炎著长篇回忆录《三线遗梦》,自印书,2018年1月。该书部分章节已由作者提供先期在《昨天》第15、41、98期节选发表。

一个大学生奉献青春的曲折道路
——《三线遗梦》序

章 明

校友黄肇炎君的回忆录第二部分《三线遗梦》完成了,嘱我写一篇序文。
我打开电脑邮箱,开始阅读肇炎《三线遗梦》书稿,就好像同他一起乘坐摇摇晃晃的火车到达昆明,在那里等待政审和分配。后又踞坐在国营云南燃料一厂运红砖的卡车顶上,在卡车卷起的两股红土尘浪的簇拥下,开进距陆良城23公里的山沟,然后开始度过在这座生产雷管、底火、拉火帽的国防工厂的日日夜夜。我读着读着,当读到他原本心爱的妻子吵闹着离婚,让他这个仪表堂堂的大学生落得妻离子散的境遇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了。
我和肇炎同年,在重庆大学时,他在机械系,我在无线电系。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完全由共产党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忠实儿女,具有火一样的爱国情结。我们勤奋地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踏实地在科学技术的道路上攀登,急切地期盼着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谱写尽忠报国的人生诗篇。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文化大革命将我们的梦想击得粉碎,最终让我们走上一条奉献青春的坎坷崎岖之路。
通览全部书稿,得知肇炎毕业后一直从事基层技术工作,设计、画图,是他主要的工作内容。甚至当了总工程师,还在画图,还在现场安装、调试设备。我觉得肇炎一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他为燃料一厂的技术进步,为新产品开发勤勤恳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和其他同事的努力,为工厂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为他的成就表示敬佩和艳羡。可以说,他是同辈的工科大学生中有突出代表性的一个。我国这一阶段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正是靠这一个群体拼搏奋进,艰苦卓绝地创造出来的。
肇炎的《三线遗梦》之所以感人,首先就因为其具体生动地记录了作者将青春奉献给三线建设的曲折历程。他在分配之时接受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到厂后先在生产班组当工人,参加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然后才被安排参与机械设计,画机械图纸,当技术员。即便在粉碎“四人帮”,作者已在这家保密工厂踏踏实实工作十多年后,仍然在政治上遭受到无端的歧视,得不到恰当的信用。然而,作者保持初心不改,始终全身心地投入工厂的技术工作。在DDNP污水处理、技改创新和军转民新产品开发中,专心致志地钻研技术,一丝不苟地绘制图纸,在关键的机械技术领域,作出了难以替代的成就。直到写作《三线遗梦》时,还念念不忘潘明刚总工程师当年的信任,让他担任技术科设计组的组长,把他“放在了最喜欢最合适的岗位上”。
在为三线建设奋力工作的艰难岁月里,他精神上戴着“臭老九”的沉重枷锁,政治上背着“家庭出身问题”的包袱,更多的是忍受物质生活艰辛的煎熬。其时,我国的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凋敝萧条状况,物质资料极其匮乏,加之山沟里困苦的环境,作者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长年累月吃不上新鲜蔬菜,只能用卤腐、咸菜下饭;他自搭厨房、开荒种菜、筑笼养鸡、打制煤球、上山拾柴,累得腰酸背疼;他偶见工厂大马塘有鱼,但鱼肚里有白色绦虫;他羞于巴结厂内司机搭乘便车,只能在星期日来回步行十六七公里,到离工厂最近的板桥街子上购买蔬菜副食。然而,他终于顽强地挺过来了。在工作之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到手的科技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趁出差的机会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约集年轻伙伴在厂内大马塘草地上建起标准的足球场,与附近的工厂和空军部队兴高采烈地开展足球比赛。这一切,让我想起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肇炎的《三线遗梦》打动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书中蕴含着作者浓烈的人文情怀。在他笔下,周围大都是好人,这个书记政治上老练成熟,那个厂长领导能力强,某位工程师技术过得硬,还有就是车间工人诚恳热情,如此等等。他一直到老年都没有忘记赵安家厂长对他的关怀,在母校重庆大学发来清查函,要他交代文革中的所谓“三种人”问题,精神上非常郁闷时,赵厂长特地将自己写给上级的一份关于安全事故的检查让他修改誊抄,并在一次邀请已当某厂厂长的重大校友参加的宴会上,专门把他拉过去坐在一桌陪客,以此减轻他的思想负担。他至今还为自己的一次疏忽愧疚,他借给年轻朋友李原森照相机,误将没胶卷说成有胶卷,“让人家浪费了一天的表情。”还有书中提到的他对弱者的同情。这一切,体现了肇炎诚朴和善良的性格。
接下来,我该说到《三线遗梦》朴实无华的文风。2013年我与妻子到昆明避暑,知名校友黄顺义向我介绍昆明的校友,就谈到肇炎为文的这一特点。肇炎退休以后,为了记录这一代人亲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回望自己走过的风雨患难的人生,操作起电脑撰写回忆录。先出版了描写从幼年到大学毕业的《嘉陵旧梦》,接着写出这部在国防厂十八年经历的《三线遗梦》。肇炎的回忆录,就如一位睿智的老人讲述往事,轻言细语,坦诚平实,不事雕琢,娓娓而谈。但我们把整本书读下来,就觉得有故事、有知识、有情感、有思想,艺术性隐含其中。孔子讲写文章“辞达而已矣”,对于出身理工科大学的肇炎来说,他的文风和文气,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昆明的另一位校友周孜仁还给我介绍,肇炎的动手能力特别强,在大学生中尤其突出。我读过他的书后更是深有领教。肇炎画得一手好机械图,图形、线条、公差、精度、文字都标标准准。张张图纸干净漂亮,令人拍案叫绝。此外,他会车钳铣刨焊、会做菜、会打家具、会裁缝做衣裳、会腌咸菜、腌制皮蛋等。随便什么事,只要到了他的手上,都会得到匠心独运的制作。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肇炎也功成名就,他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担任过国营云南包装厂的总工程师、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燃料一厂如今已改制为云南燃一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生产工业雷管已超过2亿发,工业炸药1.23万吨,总产值6.6亿元,利润1.25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近6万元,在企业建厂20、30、40、45周年庆典时,他都以老职工、老科技人员的身份被邀参加。他担任总工程师的包装厂现在也红红火火,2010年即生产硝铵炸药近2万吨,乳化炸药近4万吨,成为三线企业调整改革的佼佼者。他后来在给水设计院也为云南城市市政建设作出了辛勤的奉献。
最后,我认为阅读《三线遗梦》这部回忆录,不应只当作肇炎个人的故事,而应当把它当作这代知识分子集体的历史,当作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来看。这样,我们就能读出其中史诗性的意味来。
以上所写,算是我的一篇读后感,以此为序,不胜怯怯。

2016年12月于四川泸州

序言作者:
章明,本名章正超,1943年出生于四川泸县农村,重庆大学无线电系电子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历任泸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泸州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泸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高级记者。出版有《议论风生集》《说长道短集》《东奔西走集》《这方园地》等书,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新闻、散文、杂文著作,并多次获得有关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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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是我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写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在三线国防企业的人生经历。回忆录第一部分《嘉陵旧梦》,是写从幼年到大学毕业的生活,已于2014年6月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我于1967年8月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机造专业(五年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到1969年1月底分配到云南燃料一厂。我在这里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作为一个三线建设的参加者度过了十八年生涯。
三线建设,某些场合可简称为三线。这个词汇在现代人中间已经比较陌生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作家为歌颂彭德怀元帅在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时期的感人事迹,写了一部《彭德怀在三线》的书(后拍成同名电影)。北京某报刊在发消息时,编辑竟把书名误为《彭德怀在三八线》,弄得作者哭笑不得。连编辑先生都闹笑话,更不要说普通人了。
我先简略地解说一下三线建设。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刚刚走出大饥荒的困境,人民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的当口,毛泽东认定国际大势是“战争与革命”,群敌环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急迫需要准备打仗,力主在国家腹地的深山老林、荒野岩洞,建设大规模的以军工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为此,强推了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投入2056亿资金,动员近1000万人,建设起1945个项目。三线厂大量生产军火武器及装备,除加强国防事业外,还用于支援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压迫的人民”。
到了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审时度势,判断世界形势是“和平与发展”,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外交方针,终止了输出革命,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和缓的国际环境。对国防工业大规模地实行军转民、停止三线建设,并对其进行了历时23年的调整改造。几百家三线企业走出山沟,搬进了城市。但由于一些先天性的痼疾难以克服,相当大数量的三线企业目前仍然处境维艰,前途茫然。
当今,三线建设已成为中国当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有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将其列为课题,有关的多部学术专著、多篇论文出版、发表,数部电影、电视公开放映。三线建设的功过成败,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评判吧!
我所在的燃料一厂建设在云南省陆良县的深山老林中,它孤悬山沟,但绝不是世外桃源,它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它同样推行了文革中的“划线站队”、“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秉承“斗争哲学”,在职工中煽起仇恨,大搞派性,挑动斗争。个别人则利用派性形成的声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图谋个人私利。运动“突出政治”, 破坏工厂的正常经营,干扰日常的生产秩序,弄得工厂奄奄一息。
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年代,燃料一厂也经历了拨乱反正,迈进了市场经济。经过企业整顿,企业回归它的本来定位,履行着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职能。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燃料一厂巧用天时地利人和,开发出长盛不衰的具有较高科技层次的民用爆破新产品,促进了工厂的兴盛繁荣,这里面熔铸了科技人员的辛勤劳苦,沉浸了科技人员的酸甜苦辣。后来,燃料一厂有幸发展成为我国民爆行业雷管品种、产量和工艺技术的领头羊。
燃料一厂是在三线调整改造中取得成就的佼佼者。但其它大多数的三线厂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它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奋力挣扎,艰辛度日。
三线厂生活的十八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谓不漫长。更何况这是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期,从学校进入社会,从事一生职业,组建家庭,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间经过的风吹雨打,苦乐悲欢,那么令人难以忘怀。笔者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为工厂的新产品开发、工艺技术革新,为工厂的兴盛发达,在专业范围内做过一些基础性、阶段性的技术工作,可以说奋斗过了。但在山沟严酷物质生活条件的逼迫下,不得已地尽力争取进入城市,最后获得了成功。这到底是有幸还是不幸?说是有幸,是重新回到城市,成为一个市民,享受到省会城市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说是不幸,是虽然从困难的生活环境脱身出来,但也离开了自己钟爱的火工机械技术事业。
三线建设,是它的发起推进者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的虚幻之梦,也是我这个曾经的参加者回望人生的凄美之梦。
2016年12月13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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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数年的艰辛努力,我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三线遗梦》终于完成了,我在精神上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认为,这不单是个人的历史,也是三线建设400万职工及其上千万家属子女的历史,也同样是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在三线企业工作了十八年的老职工、老科技人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这是我的责无旁贷的使命,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众多不知名的职工、家属心中无言的期望,是千万三线建设者的共同心愿。三线建设的深远影响,已经延及到下一代甚至第三代,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活生生的普通人。我愿意用记载着个人岁月、青春、生活的回忆,为三线人的筚路蓝缕,在国家历史上刻下一道不应磨灭的印痕,为千百万人的艰难曲折谱出一曲难忘的时代悲歌。
现在,三线建设已经退去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它们真实的躯体。说穿了,就不过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行建设的一大堆山沟里的军火工厂。2005年公开放映的电影《青红》,以贵州三线厂为背景,描写了两代人对三线的爱恨冲突,开了文艺形式以三线作为反映对象的先河。影片受到广大三线人的欢迎与喜爱。因为他们渴望看到有文艺作品描述自己亲历的那段历史,曾经生活过的山谷林野里的工厂,回望曾经走过的艰难而又温馨的生活之路,更愿意借别人的故事回味自己曾经的历程、心路。
而对于像燃料一厂这样的在国内民爆行业出类拔萃的工厂,应该在文学作品上留下它的奋斗历史以及真实形象。在这一点上,我不负于燃料一厂数千职工家属没有说出口的托付。我的回忆在写作的过程中,大多数都曾在我的博客上发表过。有朋友告诉我,燃料一厂青年和中年人中凡是上网的人绝大多数都看过我的博文。这些博文得到大马塘众多读者的呼应。他们有的发表评论,有的发来纸条,还有的帮我补充细节、订正有关事件的经过。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和完稿后,一直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是:
原重庆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副主编、文革学者何蜀先生仔细地审阅了稿子,从结构、内容、分节、标题、观点等方面坦诚地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原中共四川泸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泸州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高级记者章明校友校阅书稿后,除提出宝贵意见外,还为本书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序言;
知名作家、老同学、老朋友周孜仁校阅后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
燃料一厂第四任厂长李原森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关切和鼓励,和作者几次面谈交流,披阅全稿后对部分内容提出了补充和完善;
燃料一厂第四任党委书记钟树青披阅全稿后,写来3000字的长信。在给予热情鼓励的同时,提出宝贵的意见,订正了涉及到的部分事实。
他们反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笔者尽最大努力进行了修改。
我向以上审阅、校读、帮助、鼓励、关心此书的全体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但愿我的回忆能够为我国的三线建设史研究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2016年12月29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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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介绍《清华大学史》第二卷未刊稿

唐少杰

孙殷望(1937~2014),安徽省南陵县人,其父为新四军战士(在“皖南事变”牺牲),1953年考入芜湖一中,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学校机关文秘和行政管理工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校文件、内部刊物文章、报告、总结、简报等等。我本人所看到过的清华文革时期党委会、革委会、工宣队会议的众多记录等等都是出自作为会议记录秘书的孙殷望的笔记。1992年,孙殷望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教授,1993年后,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书记,2001年退休。
孙殷望于2004年承担三大卷本《清华大学史》第二卷的撰写,并于2012年完成了这一卷初稿的撰写,全书稿约54万字。孙殷望于2014年6月14日病逝,他生前没有看到自己这部记述清华大学1949年至1976年历史的书稿的发表和出版,他生前还对我表示过:他甚至都无法确定这部凝结其晚年全部心血的史稿是否能通过“审批”。孙殷望在完成这部史稿之际,把其中专门评述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第七章文稿送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或看法。我仔细、反复地看完了这一章文稿,并在上面写下了我的诸多阅读意见和具体看法之后,送给他参考。
我个人认为,孙殷望完成的《清华大学史》第二卷(初稿)第七章,是近十年来清华大学文革史研究及撰写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孙殷望完成的这项工作可谓如同孙怒涛 、唐金鹤 、蒯大富 、沈如槐 、周泉缨 等等相关的成果,填补了清华大学文革史研究的一些空白,丰富了清华大学文革史的不同撰写。值得强调的是,这第七章是代表了清华大学校方所写的一部清华大学文革史著述。这第七章共有五节,全文约73000字,其标题和结构如下:

第七章 十年“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

第一节 清华“文革”的过程概述
一、第一阶段:1966年5月中至1968年8月中,历时两年零3个月。
二、第二阶段:从1968年8月下旬至1976年10月上旬,历时长达8年有余。

第二节 十年“文革”对学校的严重破坏
一、多年开创的学校大好局面毁于一旦
二、造成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
三、大批干部和教师惨遭迫害
四、“全面教育革命”给学校造成严重“内伤”

第三节 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与抗争
一、动乱初期的觉醒与抗争
二、“教育革命”中的抗“左”与纠“左”
三、刘冰等人上书告迟、谢
四、悼念周总理期间触发的大规模群众抗争
五、两个为真理而不屈斗争的光辉典范

第四节 “文革”期间学校的办学情况及变化
一、领导体制与行政管理
二、系和专业的设置
三、开门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
四、招生工作与教学工作
五、科研、生产、基建等工作
六、教师队伍与职工队伍
七、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

第五节 对清华“文革”若干问题的初步评析
一、关于清华“文革”的地位和影响
二、关于清华“文革”中的两派问题
三、关于清华“文革”中的干部问题
四、关于对清华“工宣队”的评价问题
五、关于工农兵学员的培养质量

为了纪念孙殷望所作的工作,为了促进清华大学文革史的研究和著述,我把这第七章中所用的两段资料性文献,附录在下,以飨有关研究者、著述者。

1973年7月清华大学党政机构一览(略)

1975年清华大学的学科系及专业设置一览:

系名 专业名称
精密仪器系 机床设计与制造 光学仪器 陀螺仪及导航仪器
工程物理系 反应堆材料 反应堆工程 反应堆控制 射线测量及方法 放射化工 放射性污物处理 重同位素分离 加速器
机械制造系 汽车设计 铸造工艺及设备 锻压工艺及设备 焊接工艺及设备 金属材料
工业自动化系 工业自动化 热工量测自动化 可控硅元件
电力工程系 电力系统及自动化 电机 高电压技术及设备 锅炉 燃气轮机
化学工程系 高分子合成材料 基本有机合成 化学工程 非金属材料
工程力学系 流体力学(试办射流技术) 工业热工 固体力学(试办机械强度及振动)
建筑工程系 建筑学 房屋建筑 地下建筑 暖气通风 工业给水及废水处理 抗震工程
水利工程系 水利工程建筑 水电站动力机械 治河泥沙 农田水利
电子工程系 电子计算机 计算数学 无线电技术 微电机 陀螺导航及控制系统 自动控制元件
四川绵阳分校 雷达 激光 多路通讯 电真空器件 半导体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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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一本对文革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资料
——漫议《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

阎 长 贵

不知哪位有心人编辑了这样一本《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简称《汇编》)。首先我觉得,不论这位“有心人”是崇拜江青的,还是不满或仇视江青的,也不论他出于什么目的,编辑出版这本《汇编》都是“功德无量”的,更明白地说,这本《汇编》对研究文革,厘清文革真相,十分重要,非常有价值。
我说这本《汇编》“十分重要,非常有价值”,还因为它虽然叫“江青讲话汇编”,实际上,它还包括其他对文革的发动和进行有影响(很大影响)的很多重要人物,如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以及张春桥、姚文元等等,他们的讲话对研究文革也“十分重要,非常有价值”。
这本《汇编》时间跨度从1966年7月22日到1976年10月1日,字数有90多万,无须说肯定有不少遗漏。不过编者能收集到这些,那也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值得称道。
这本《汇编》字数太多,很难仔细阅读,我粗粗浏览了一遍,略谈一下它涉及到的文革中的几个问题。
(一)江青自吹自擂
1966年7月30日在 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讲话时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马列主义的书读得不多,毛主席著作学得也不怎么好,但我学懂了一点,就坚决去做。”
又说:“我在比我老一辈的革命者面前,说不上什么老革命,可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革命历史了。”11月28日,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讲话说:“我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勇敢精神、造反精神。”1967年11月12日,江青在中直文艺系统座谈会上讲话说:“我是个小萝卜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1968年3月24日,江青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
(二)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
历时十年多的文革,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行政级别九级的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排在中央候补委员王任重前,她口含天宪,横行天下,指挥一切,其权力是谁给她的?无疑是毛泽东(所谓“第一副组长”之设,即便是别人提名,也要经毛泽东批准)。在历时十年多的文革中,江青是毛泽东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也是江青的命根子。从这个《汇编》中,我们看到江青在文革中1966年7月22日到北京大学讲话,即第一次出场就宣称“我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7月24日,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讲话,也是这样说。7月27日到北京师范大学讲话,江青说:“我们今天来,也受毛主席的委托,问候你们好!”7月29日,江青在北京轻工业学院讲话:“我们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7月30日,江青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讲话,说:“我是今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才知道你们要开这么一个会的。今天晚上我看到了毛主席,向他汇报这件事情,受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江青说她“代表毛主席”或“受毛主席委托”,这几乎成了她会见群众时的口头禅。
1974年7月17日,在毛泽东书房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所有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厉地批评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毛泽东又说: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嗣后,江青仍继续说她代表毛主席。据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马晓先说:记得在主席去世前,具体时间就搞不清了(校订者按:1976年8月28日,即在毛主席逝世前十天左右),江青还跑到小靳庄,兴高采烈地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还说:“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主席要不批准,我能来吗?”她让邢燕子、侯隽她们两个代表知识青年给主席写信,写完信以后她说:“你们可以在信封上面写‘请江青同志转交主席’。”
(三)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据汪东兴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汪东兴说得不对。第一次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不是周恩来,而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见《汇编》中1966年7月24日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讲话)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这样说,显然不符合实际。
1967年1月22日,江青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人贴总理、康生、伯达等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不行的,我应当鲜明的表态。”
我从1967年亲眼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周恩来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了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叭’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但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四)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大力赞扬江青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讲话时说:“今天有人递条子,说有人诽谤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九·一八’就参加了革命。三十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应为青岛——笔者)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入党的介绍人。”还说:“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京剧改革……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江青同志就是京剧改革的首创者。……革命经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一个缺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很感谢江青同志。”1966年11月28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说:“1963年,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的高潮,用京剧的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勇斗争的史诗。……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她搞的京剧改革)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端。”1967年11月14日,在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周恩来赞扬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旗手”。1968年3月24日,周恩来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他学习!向她致敬!”
《汇编》还涉及到了文革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如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问题,关于“王(王力)、关(关锋)、戚(戚本禹)”问题,等等。诸如此类问题均不再论述了。
我诚挚和热切希望一切研究文革的同志和朋友都能找到和利用这个《汇编》!

2018年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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