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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1月 07, 2017 9: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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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10月30日第99期


本期目录

〖文革日记专辑4〗

本刊特稿

孙丹年 在墨尔本大学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整理 一个省委书记对文革的非议
——许梦侠日记摘录(1967年9月~10月)

昨日心迹

李中石 “血战火海”演出日记(1966年10月~12月)
何 蜀 文革中期读书笔记选(1969~1972)

书海泛舟

陈 虹整理 陈白尘干校日记(《缄口日记》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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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在墨尔本大学学术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孙丹年

《昨天》编者按:2016年召开的“炮打司令部——墨尔本大学文革爆发五十周年学术研讨展览会”,本文作者拟向该校捐赠自己的知青日记,应邀出席,但因故未能成行,这是她提交给研讨会的书面发言。

感谢墨尔本大学,感谢安东篱教授,感谢王侍老师,邀请我参加学术研讨会,我倍感荣幸,也无比珍惜。
可惜本人未能亲赴墨尔本大学参会,特提交书面发言稿。
文化大革命是一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灾难史,也是具有人类意义的灾难史。而每一本知青日记都是一部个人心灵史。自1962年在辽宁大连出现全国第一个“知青集体户”, 已经过去54年了。到1968年12月最高层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社会广泛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已经过去47年了,留下的大量知青日记,那些外表残破、纸张粗糙、装帧简陋、字迹幼稚的日记本,能让人们从中窥见真实的知青生活,并认识知青现象的本质,发掘提炼出对当前社会有益的内容。
之前,少有研究者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剖析“知青现象”。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有商品生产以及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商品价格,处处违背基本经济规律,再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不计成本的“公共工程、集体浪费”,使社会生产陷入严重矛盾,人民生活陷于赤贫中。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实行严苛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还造成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的专用名词——“农”与“非农”,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凡是城镇户口(非农),都绑定“粮食关系”,迁移户口时“粮食关系”随迁。所谓“粮食关系”就是享有国家给予的生存保障,每人每月定量配给粮票,一般为27市斤即13.5公斤(根据不同情况可上下浮动)、肉票、植物油票、豆制品票、工业品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火柴票等),在全社会延续多年的饥荒与严重物质匮乏情况下,这些票证能够保障城镇人口的基本生存,在大饥荒中,使城镇饿死的人数大大低于农村。
严苛的户籍制度把城乡所有人都固定住,“农”户口要想转为“非农”户口,是一条极难逾越的界限。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到今天依然残存。
“农”户口没有随带的“粮食关系”,农民没有生存保障,全靠土地,全靠双手,全靠自己的耕种收获维持生命,多半还要靠老天爷照顾,祈求风调雨顺。遇上天灾人祸,连逃荒要饭的自由都没有,农民中饿死人的数字极其惊人。例如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甚至一家一家死绝户。川东某县一个生产队,所有人一个不剩全部死绝,生产队名称被注销。就是说,农民被剥夺了社会保障,也被限制了人身自由,长期处于饥饿贫困中,挣扎于社会最底层。
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实质就是政府不仅对上千万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不担责不作为,还要剥夺他们原本享有的基本生存供应,将他们赶到农村去自生自灭。在人均耕地面积不足的地方,这么多年轻人下乡去,造成事实上的与农民争抢口粮。这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反人道、反文明现象。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应,知青分为“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下乡知青中有一种兵团制的,如黑龙江建设兵团、云南建设兵团等,本文不涉及)。
所谓“下乡知青”,就是将户口从城镇迁移到农村、剥夺其城市供应。这是一种政策性剥夺。当时,三年大饥荒阴影依旧浓重,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根深蒂固,十几岁的孩子们,突然被取消了一切城镇供应,不仅远离父母,远离知识文化,远离城市文明,还突然陷入了没有生存保障的境地。绝大多数知青在完全陌生的贫困环境中,在相当残酷的不适应中,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仅凭自己的双手挣工分,几乎无法生存,全都要依赖家长给予经济援助,使上千万家庭突然陷入了经济赤贫中。这就是几乎所有下乡知青全都如热锅蚂蚁、要想回到自己户口原本所在的城里去的根本原因。
还有地区与城市的差异。当时分为一类、二类……(好像一共分为六类)地区。例如从北京、天津、上海下乡的知青,做梦都想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而不愿留在下乡地区的小城市。
“回乡知青”则处于另一个层面,顾名思义,“回乡知青”就是农民的孩子从学校回到家里。他们本来就是农村户口,没有城镇供应,也不存在返城政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本来就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回乡知青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建设的问题,整个农村的发展和前途就是他们的发展和前途。回乡知青比起下乡知青的优越性在于,他们住在家里,生活在熟悉的环境中,不存在适应环境和改变生活习惯以及心理落差等等。
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讲,特殊之处在于,我早于别的知青适应了农村生活。由于右派父亲早亡,住房被单位收走,孤儿寡母失去栖身之所,右派母亲在困厄中,于1962年初被迫改嫁给她劳改地方的一位农民。于是我和妹妹从1962年就住到了农村(但依然是城镇户口,享有城镇粮食等供应)。1969年初我成为下乡知青,将户口迁移到农村,粮食及副食供应没有了,要靠挣工分维持生存,但我并没有离开家,没有离开早已熟悉的环境。
现在就我的知青日记谈点感受。1969年1月,我17岁的时候,成为下乡知青(这之前我已经在农村生活了7年,早于其他知青适应农村的贫困、艰苦与闭塞)。从1969年1月到1978年10月,正式当知青一共9年又9个月。我当过专门负责挑大粪的挑粪组组员,当过果树管理员,当过记分员、出纳员、农村幼儿园的保育员、业余文艺宣传队长、短期的小学代课教师等。
在当时的条件下坚持记日记,从主观上说,是自由思想的抒发和心底情感的倾诉,在集权政治高压态势的主流话语之外,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是冲破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思想禁锢的大胆尝试。从客观来说,它记载了社会历史的一个角落,见证了在这个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在怎样努力,怎样挣扎,怎样力图从思想上精神上战胜绝望。
总的来说,知青时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有四点:
第一是饥饿与劳累。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饥饿并非只有1960年前后的“三年大饥荒”,而是一直持续着,能够吃饱的年份很少,严重的饥馑几乎贯穿整个60、70年代(城镇户口严格的粮食定量控制可作为证明)。文革结束时的1976、1977年也是川东农村饥馑非常严重的年份,老弱者饿死的很多。看不到尽头的长期饥荒是人民公社时期留给农民的深刻的恐惧。
我们处于川东丘陵地带,粮食作物以玉米红薯为主。一年四季都以玉米糊糊为主食,冬天玉米糊糊里掺红薯,夏天掺麦粉、南瓜及瓜叶。春天青黄不接时,牛皮菜、萝卜成为主食。我们长期缺少肉类,缺少油脂,缺少蛋类,几乎见不到牛奶,豆制品也要到收获豆类的季节才会出现。每天做饭时,我总是忧虑地看着大陶罐里储藏的粮食节节减少,担心着当它空了的时候怎么办。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价格双轨制,市面商品价格很稳定,饭店里卖的大馒头一直都是5分钱一个(加2两粮票),我一口气能吃下3至4个馒头。而我的收入,按计时工分算,年景好时每天能挣5毛钱,能买10个馒头,年景差时每天挣3毛钱,能买6个馒头——但还要凭粮票,我没有粮票,仅有钱也买不到。1976年春天黑市粮票价格每斤0.70元,我曾花3.5元买了5斤粮票。这样算下来,馒头是2两粮票一个,要0.19元才能买一个。年景不好时,我每天的工分值只能买两个多一点馒头。就我个人来说,这样的收入状况持续了将近10年。再加上童年及少年时期的饥饿体验,如果一个人(也可以说包括大多数知青)在生命的三分之一岁月中一直处于饥馑状态,那么,就不能要求他们进食的姿势很文雅并合乎礼仪。
当时的贫困,以洗发为例。六十年代,川东农村洗头普遍使用一种植物的果实,名叫皂角,从树上采摘,揉搓泡水,洗头效果不错,缺点是比较麻烦。肥皂成了常用品之后,就用肥皂洗头,但往往腻住头发,洗不干净,而且肥皂凭票限量供应,当时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的工业品、日用品供应,发的票证如布票棉花票、肥皂洗衣粉、煤油、火柴、烟、酒、糖……几乎每一种都要少一半,必须省着用。七十年代出现洗衣粉,发现用洗衣粉洗头很舒爽,但是大约一个多月后,头发不仅枯黄了,还掉落得很厉害,于是又回头使用肥皂。直到八十年代,才普遍使用科学配方的洗发液。
至于劳累,这里不多讲,我那时年轻,劳累点还不致命。但我亲眼见到不少中年、壮年农民死于劳累和饥饿。缺医少药则是寿命短、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
第二,焦急地盼望着离开农村。从上面所谈的饥饿劳累就不难理解,为何绝大多数知青都渴望着重新获得城镇户口,赢回一份口粮供应,并得到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离开农村!离开农村!”这是绝大多数知青的最大渴望,是生命中的最强音,充满焦躁,个别的甚至表现狂躁和神经质,许多人为此不择手段。对于女知青来说,被农村户口锁住,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大多数女知青都是在离开农村之后才结婚的。我离开农村的时候27岁,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已经消逝了。想尽一切办法脱离农村,这是知青们在心理上、性格上的最深刻烙印。所以,知青返城之后都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总是把工作需要放在个人需要和家庭需要之上,很少提出个人权利的主张,总是显得刻板,显得很傻,这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
第三是精神饥渴。文革使我们中断了学业,不仅接触不到书本知识,也接收不到正常的社会新闻和中外优秀文学艺术遗产,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文化及精神饥渴(回乡知青中,文化饥渴的反应不强烈,他们的心理较为稳定)。名为“知识青年”却并没有多少知识,我们自嘲为“识字青年”。缺少知识积累,没有学习基础,也没有精神上的引导。我们的知识和文化几乎全部来自于标语口号,其中全覆盖、压倒一切、强制性的口号,一是“毛主席万岁”,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的意思就是永无止境,就是让你绝望。我个人的精神饥渴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是从小遭受政治歧视,天然希望和别的青少年在政治上享有公平待遇;二是学习成绩很好却突然与学习隔绝,因此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贯穿于整个文革生活中。为什么在日记中我对果树管理那么认真、对宣传队活动那么积极,就是因为这两项工作让我感到了文化的召唤,能够感受到精神上的文化回归。
第四,知青群体全部返城之后,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性格问题,我称之为“知青后遗症”, 特点为:普遍学养不足,知识结构畸形,礼仪教养欠缺,思维极端化,性格焦躁好斗。这些特点几乎伴随我们终身。这是长期阶级斗争和命运乖舛造成性格扭曲的遗毒。
我的日记,和其他许多知青日记一起,让人们见到特殊年代中特殊的知青现象,窥见到知青们经历着怎样的内心挣扎,这种挣扎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给今天的人们提供分析研究文革中普通人生活的史料。
墨尔本大学深有远见,许多中国的知青日记被墨尔本大学收藏,由此在世界当代史研究方面居于学术前沿。但这一事实却让我心中五味杂陈。应该说这些日记本都是珍贵的文物,是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精神财富。珍贵文物不能留在本土,却要漂洋过海,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遗憾。
我期盼着,在墨尔本大学文革研究的引领下,中国本土也能够尽快开展文革研究。我深信,深藏民间、价值巨大的知青日记,会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见证那一段特殊的历史。
愿每一个过来人都能为拯救民族记忆出一份力。
再次谢谢主席,谢谢安东篱教授,谢谢王侍老师!
2016年7月30日
8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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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一个省委书记对文革的非议
——许梦侠日记摘录(1967年9月~10月)

李晓航 提供 渔歌子 录入整理

录入整理者按:这些日记的作者许梦侠(1919—2004),文革爆发时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本篇系综合两种文革小报上的文章《一篇翻案复辟的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梦侠日记摘编》(载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主办《省红联战报》第十一期,1968年5月26日出版)和《许梦侠的反动日记》(载红三司井冈山野战军西南民族学院纵队《民院井冈山》编辑部主办《民院井冈山》新二、三号合刊,1968年6月25日出版)中的日记内容整理录入。在《省红联战报》的编者按中说:许梦侠这些日记是在1967年5月“红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后,“他除了先后几次抛出假检查外,还利用一九六七年八月新生红色政权省革筹开办训练班之机,炮制了一万余字的‘日记’”。这些日记是怎样落到造反派手中的,没有说明。两种小报文章中所摘录的日记内容略有不同(有的同一天日记各摘了不同片断),并分别加有一些批判按语,用了许多“翻案复辟”、“负隅顽抗”、“阴险毒辣”、“疯狂反扑”、“罪该万死”之类文革常见用语。录入整理时将散见于两文中的日记按日期顺序重新编排,删去了当年的按语。省略号为小报文章中原有。为便于读者理解,略加了一些注释。

九月一日
今天上午,省革筹办 的同志跟我谈了一上午刘、张案件 问题。……我已写了检查揭发。我和李井泉等人的分歧,都成了废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我和他们的分歧不少。
一、我说刘是顶翻案风,他们说不是。
二、我说右派不能甄别,他们说明知冤枉的也不能甄别吗?
三、我不赞成把刘调成都,他们说出了问题谁负责?我说来成都就住招待所,他们说住招待所出了问题谁负责?……
四、处分,我主张给警告,或者留党察看,也是白说。
五、我主张允许刘去中央告状,他们死不同意。
……我只知道有毛主席的党中央,我没有想也不敢想,中央还有一个反毛主席的黑司令部。

九月十五日
今天下午到川大参加斗争大会,是李、廖、刘、邓、程,我也去了。有很多情况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已揭了。
现在有个问题,直接指挥镇压学生的杜、廖、赵、周都未拉出来,不知为什么,却拉出了与学校关系不大的人斗争。……我过去没有犯过大错误,一贯被认为是党的好干部,无论在部队、在地方都是如此,受表扬的时候多。……

九月十六日
我为什么怕李井泉呢?我认为中央重视他,甚至主席也重视他,他是跟主席的,犯错误是偶犯。不听意见,工作中碰了钉子会改的。

十月二日
在旧省委工作,……我现在回忆,我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我管办公厅的工作,是挂名的,李、廖都是直接指挥周、黄、贾、贾。

十月六日
今天下午开会,集中揭发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如果讲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廖井丹 很大的,他们不但是执行者,还是出谋划策的指挥者……没想到,他也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了。
对梁歧山 的假造反,我曾表示过支持,我确实不知道他何时造反,廖井丹说在常委会上研究过的,这是捏造。……明朗 讲电台问题是我派公安人员对革命小将进行隔离考查,这不是事实,实际上镇压电台的革命,明朗起了主导的坏作用。……我的最大错误,是相信明朗的话,同意了他的意见。现在随便栽上一坨是可以的,允许的,相信党和革命群众能查清楚的。

十月七日
使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了走资派,如果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说话要保护哪个人,在职的当权派,没有哪一个人能过关的。

十月九日
我对李井泉,……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所以,他传达的一些中央指示,以及他操纵旧省委作的一些决议,无有意见,我还是执行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如此,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成了革命中的罪人。如问我怎么犯了罪,我还是不能完全回答出来。

十月十一日
运动中最怕病,现在病已来了。我这次病如果不能好,可能很快就去见马克思了。现在的情况是根本没有治病、养病的条件的。

十月十三日
我犯了错误……省委同志是很了解我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为了划清界限,证明自己是革命的,也只有乱说了。我不怪同志们……这次革命的特点,就是:如果犯我这类错误,职位低的,就是教育对象;像我这样,就是打倒对象。

十月十五日
一个多月了,鼻子嗅不见,口腔也不能辨味道,这莫非就是死前的现象?为了党……我早就置之度外,但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死了是不能瞑目的。如果我以后还有机会,作些回忆,我一定好好写一写这种教训。几十年了,不知为什么我的思想还这样简单而天真。

十月十六日
……(我)死了也可以,但决不会,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现在这样说,会有一些同志不相信,只有等待同志们的观察。……今后怎么办,如果组织上允许我考虑的话,“官”是不当了。
今后,我恢复曾用名东华或冠华。

十月十八日
现在我特别感到毛主席教导的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句话的深刻。这句话看来对我不行了。有些同志不允许改正错误。一犯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

十月十九日
我不是李井泉的同伙 ,但现在已经把我列入同伙了,现在有一些同志,拼命把我打成“三反”分子。共产党统治十七年,不会比几千年地主统治,几百年资本家统治更坏。但是,斗争现在的所谓当权派,超过了斗地主、资本家,对一个人来讲,斗争时间一年以上(我估计还要一年),斗争规模,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不等,次数一年近百次,方式也是空前的,对一个人采用的,即有打、拳打、脚踏 、骂、站、跪、低头、弯腰、喷气式、举手、揪耳朵、扯头发、戴高帽、挂牌子、抹黑脸、戴帽挂牌游街、站汽车游街、上杀场式游街、吐口水、跪石子等。红卫兵、革命群众、机关干部、解放军、红色政权,都用这些方法。我开始想不通,有抵触,后来想通了,因为非如此不能广泛发动群众,非如此不能搞臭当权派,非如此不能教育青年后代,……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这样作的。

十月二十三日
又想起了八日的批判会,多年的同志,一夜变成了敌人。不知为什么,像廖井丹、李林枝 这样的干部揭发时,也要故意歪曲讲话的意思。……甚至无中生有,给你栽上几坨。是否证明这就站出来了?
医院工作很乱,病房中哪个病人该照护,哪个病人可以自己打水拿饭,都不落实。……今天没有人打水,半天多没水喝。吃药也无水。不知军队医院 过去即如此,还是搞运动的原因。

十月二十四日
五七年反右派时,听说全国批判了××万右派,这次批判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把基层算在内,可能超过四十万。这四十万当权派,(过去)是靠解放军支持的,如解放军不支持,一天也不能当权,他们多数人是靠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威信工作的,离开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也是不能工作和存在的。打倒这些人并不难。其他人我不了解,像我这样被省革筹打成土皇帝的所谓同伙的人,除了组织上决定发给工资以外,是一无所有的。
……不知毛主席和党对这些犯了错误的儿女如何处理!
现在已经十多个月失去自由,被关起来,如果最后处理,可能还要关一两年。
我不自由,被关在房子里已经九个多月……
旧的党政领导干部都是革命对象,不论用什么办法,炮轰火烧,都是革命行动,都有理。只要把旧领导搞臭,打倒,就达到了目的。旧的领导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就是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就是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军队领导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镇压革命,就是好人犯错误,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解决了,不能炮轰火烧,不是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分子;新生的红色政权如果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镇压革命,这是正确的,这是革命群众的错误。如果你要炮轰火烧,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这些道理,有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还不完全懂得。

十月二十五日
我的思想,是否因为所谓工资高,住的房子好了些,就起了这个变化 。那么,军队不少同志,比我们的工资高,住的房子好,为什么没有变化,我现在也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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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谜】

“血战火海”演出日记
(1966年10月—12月)

李中石

说明:这是我随四川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到北京、大庆演出时的日记。当年我18岁,在四川石油会战中做修公路、平井场的临时工,阴差阳错地(本要调一个会乐器演奏的,错点了我的名)被调到宣传队。此时正值文革初期,在四川石油会战中发生了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天然气井喷事故,被官方宣传为“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石油会战总部宣传队奉命将此“英雄壮举”编排成歌舞演出(剧名《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凯歌——记血战火海保住大气井的32111英雄钻井队》,简称“血战火海”),并到北京和大庆油田等地演出。我作为一个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李潭,民国六年从四川法政学校法律本科毕业,曾在民国政府及军警界任职。抗战胜利后从警界辞职与朋友合资组建重庆西大公司。1952年我4岁时父亲离家出走失踪,文革中被称“逃亡台湾”,至今不知下落),初中毕业后被迫失学的临时工,能够在宣传队里扮演“英雄烈士”,又能上北京,当然感到万分荣幸。因当时我们被严格要求不准上街看大字报,不准与红卫兵交谈,所以日记中基本上没有记录当时所到之处的文革见闻。为便于理解,酌加了一点相关背景说明和注释。

1966年10月8日 晴
10月7日乘20次特别快车由成都到达北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中心祖国的首都,毛主席的身边,实现了多年来的心愿。
从小我就想到北京,北京啊!北京,今天我终于来到这里,在这崭新的北京日记上写下了第一页。
(说明:9月28号我们就得到消息,将要乘飞机去北京,国庆节在北京演出。去北京,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更何况是乘飞机!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激动不已。当年没有电话,从我们所住的四川石油会战总部所在地红村(在威远县新场山沟里)寄信到重庆大约要五六天,如果从红村出发到成都乘飞机,成都寄信到重庆只需要两天。那样,家人、同学收到信时我们已经到了北京。因此,不少性急的人赶紧写信给家人、同学报告“我已经乘飞机去北京”,把这一天大的喜讯告诉所有认识的人。我当时没有写,而是准备了二十多个信封,贴上北京到重庆的平信8分邮票,搜肠刮肚想出一些同学、朋友通信地址,将信封写好,准备在飞机上写信,到了北京再寄出,更为浪漫。可惜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们被告知,原准备接待我们的国务院招待所,已经被串联的红卫兵占满,故我们只有国庆节后才能去北京。我“写于飞赴北京机上”的信封成了一堆废纸。那些队友已经寄出的信自然也就成为笑柄。除了“住地被红卫兵占据”这个公开的理由外,几十年后我才得知,推迟出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北京“血统论”大行其道,凡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不准进北京。因此,有人提出,重庆的这批人(宣传队的主力)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是“黑五类”子女,不能去“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宣讲团的领导、原四川石油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吴志峰不敢做主,汇报到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张文彬那里,张说:“这些十几岁的娃娃,有什么问题,家庭出身他们能选择吗?”这时文革风暴还没有波及到红村,张文彬的话一锤定音。当时会战总部已经从上到下组建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能够加入的人都是“根红苗正”的政工、保卫干部和工人,因此,宣讲团领导赶紧要了一批“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的红袖套,发给我们戴上作为“身份证明”,因此推迟了几天才使我们得以进北京。)

1966年10月10日 晴
10月7日晚到北京,在西直门车站下车,受到了部里两位司长和已经提前到达北京的32111队的王指导员、周队长的热烈欢迎。
到了石油干校,在石油部吃了晚饭,32111队的指导员,代表32111队送给宣传队每人一个主席头像纪念章。
8日早晨大庆职工、家属业余演出队来看望我们,并送了慰问信,非常热情。9日开始在石油俱乐部开始排练,舞台较好,但小了一点,比红村礼堂 略小。
下午四川战区政治部吴主任(32111队事迹宣讲团领导)给我们讲了注意事项。第一要保密,我们到北京的消息不能给任何人讲,在北京有亲友的也不能跟任何人联系。因为现在北京学32111的热情很高,如果知道我们是来自“英雄阵地的英雄战友演英雄”那就走不掉了,就要在北京呆很久,完不成到全国石油系统宣扬32111队英雄事迹的任务。
晚上我们去看了大庆家属演出的六场话剧“大庆家属闹革命”,演得很好,尤其是政治思想性特别强。我们从中国儿童剧场回来时,我坐的卡车从天安门前经过,心情非常激动,终于看到了天安门了,尽管是短暂的,但却是难忘的!

1966年10月13日 晴
10月10日晚我们又到“青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改为“东方红”剧场)。观看了大庆职工演出队演出的歌舞“大庆人永跟毛泽东”,这些节目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主席思想用得活,表演手法以说主,唱跳为辅。说的水平较高,声乐、乐器、舞蹈等技巧略差了一点,但工人的气魄是演出来了的。我们看了后,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11日晚向部党委汇报演出,请部党委和32111队的同志们审查,演出比较成功。气魄比过去大多了,主要是学习大庆演出队的结果。10月10日晚看完大庆的歌舞节目后我们乘坐的卡车停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冒雨跑了一圈,脑子里有了点印象。(马上乘汽车出发,到丰台上火车,去大庆……)
于北京:大庆村石油工业部干部学校226号
(说明:去大庆的32111英雄钻井队血战火海事迹宣讲团一行,大约180人,由32111队、展览队和我们演出队三部分组成。32111队包括指导员、队长、没有受伤或者伤势较轻者和经过训练专门作报告的工人王有发 、家属牟茂修、学徒工徐光益等十几个人。由于当时红卫兵可以免费乘火车到处串联,为阻止红卫兵强行登上我们的列车,专门为我们安排了一趟由军人武装保卫的专列,而且不从北京站出发,是到丰台上车。但我们上车时,仍发现车上已经坐上了七八个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大、穿旧军装的男女红卫兵。经过交谈我们才知道,这几个红卫兵是时任国家经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石油部长康世恩等高干的子女,其中就有后来名噪一时的薄熙来,搭我们这趟专列去大庆。)

1966年10月15日
晨3时左右到达大庆火车站,(说明:后来才知道,我们乘坐的专列,原应于14日下午到达。由于红卫兵提前得到32111血战火海事迹宣讲团专列要经过哈尔滨的消息,首都高校红卫兵著名的师大井冈山谭厚兰,组织了当地上万红卫兵,包围了哈尔滨车站,准备将宣讲团拦截回北京,为首都红卫兵演出。因此,专列不得不绕道齐齐哈尔去大庆油田总部所在地萨尔图。也让大庆的领导、十大标兵及欢迎群众在严寒中等到次日凌晨。)受到大庆工委书记、指挥等领导同志以及数千人的热烈欢迎。当列车徐徐进站时,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站台上主席像、语录牌、语录本、红旗、鲜花汇成了欢乐的海洋。32111队英雄下车后,欢乐的人们沸腾了。大庆标兵王铁人、张洪池等同志和英雄热烈握手,给英雄披红戴花。热情的大庆人把32111队的英雄抬了起来,我们也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这种热烈的场面在我的记忆里还是第一次。虽然东北松辽平原初冬凌晨的寒风刺骨,但大庆人的热情却使我们全身温暖。我们和会战工委等领导同志一起来到了油田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东风接待站。这里是一排排整齐的“干打垒”,非常漂亮,每间房子里除了挂有主席像、主席语录、十六条外,还有一张“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1. 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不特殊化,不盖楼、堂、馆、所,都住“干打垒”或平房。不请客、不送礼、不跳舞、不摆沙发,都在集体食堂吃饭,不多吃多占,严格教育子女不特殊化。
2. 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永不做官当老爷。干部参加劳动要固定时间,要服从班组长领导,要会一门操作技术,要创造劳动价值,要同做好领导工作相结合。
3. 坚持“三老四严” 的作风,永不骄傲,永不说假话;坚持蹲点,加强调查研究。遇事同群众商量,坚持以“两分法” 为武器,不断总结工作。每月开一次党的小组会,检查约法三章执行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

1966年10月19日
这几天修改节目一直无空,一拖就是19号了。
12日上午我们在北京玩了半天,在天安门前照了张相(下图)。到文化宫走了一遍,里面的一些建筑物都关着,不能进去看。又到王府井大街,这条街很热闹,还比较大。晚上在红旗剧场看了北京京剧团《沙家浜》,演得很好,还加演了“血战火海”。这个节目不太成功,没有反映出血战火海,也不紧张,只是一些武打动作,根本不像救火,而且没有工人感情,大庆演出队就比他强得多。在“欢呼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节目中喊“毛主席万岁”感情很深,有的人都被喊哭了。13日下午在北京车站上车走的,车站很雄伟、壮丽、非常漂亮。
到大庆后,16日晚工委举行会餐和电影晚会,工委书记和指挥等亲自给我们敬酒,这些领导都很朴素。17日下午在采油一部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大庆领导和全体标兵及各单位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庆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撒纸花,把披红戴花的英雄抬进礼堂。大庆工委赠给每个英雄主席像纪念章,大庆五好标兵奖章,也赠给我们主席像纪念章、大庆会战纪念章。我们的纪念章是大庆的十大标兵给我们佩戴的,轮到我时正好是铁人王进喜,我感到非常荣幸。
这对我们来说,感到非常惭愧,也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舞。少先队员向英雄献了花,大庆工委书记致欢迎词,三位英雄作了报告。
报告不时被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报告完后32111队赠送主席像纪念章等礼物给大庆标兵,英雄们把标兵抬了起来,这时全场沸腾,掌声、鼓声雷动,“向英雄学习!”“向大庆人学习!”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1966年10月20日 晴
早晨起来外面水沟都结冰了,约有半公分厚,对我来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结冰。不吹风还不太冷,风一吹,耳朵好像针刺一样。
到大庆来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领导,不论是书记、指挥都穿得朴素,和一般的工人穿得没什么两样,还很平易近人。另外大庆的规范化也名不虚传,连饭桌上摆的酱油瓶、筷子、碗都排列整齐、方向一致,非常好看。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反映大庆的作风是非常过硬的。
大庆人对同志的阶级感情很深,有的同志不舒服没去吃饭,炊事员问其他的同志,不舒服的同志是什么地方的人,哪点不舒服,平常他爱吃什么,问清楚后,马上用小锅做好、盖好、冒着寒风送到宿舍这位同志的身边,每餐如此,令人感动。
这次到大庆来修改节目使我感触很深,原来一直以为节目不错,在四川演出时提的意见绝大部分是赞扬、高度评价。成都部队黄司令员、郭政委 、孟副省长及张副部长 、陈司长 和其他领导同志和32111队的同志都给予这个节目肯定的评价,在部里面审查后却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是不太成功的,有的地方太专业化、太舞蹈化了。尤其第二场血战火海不形象,没有把血战火海的残酷性表现出来,要我们演得真实些,残酷些(主要是化妆)。第三场要把病床抬上去,还要把伤员的伤势表现出来,(说明:按照这些要求,后来的演出几乎成了毫无艺术性的自然主义的展现:“血战火海”一场的装束就是黑褐色的褴褛布条;治伤一场把病床抬到舞台上,烧伤病员在换药时的痛苦惨叫给观众极大刺激……)第四场五场要求并在一起,第一场要有连贯性、有生活气息。这次部党委委托大庆工委审查我们的节目,叫我们到大庆来修改。开始修改时我还有些想不通,觉得不必大改,脑子被框框框死了,不能大胆创造,还反对一些建议,觉得改多了不好。实际上受了习惯势力的影响,对这些看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两分法的观点。因此思想认识停滞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结果这些修改就比原来提高很大,尤其是“抬工号子”,一直受到好评而这次却说气魄不够要修改。但我觉得从开始演到现在不管从领导到观众都感到满意,结果我们内部的人还说不能反映这种抬钻机的气魄,当时我反对修改,结果后来修改后气魄确实比原来的大多了。

1966年10月22日 晴
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意料之外”这个词的意义我到现在是比较了解的。65年12月13日叫我到处 宣传队;66年7月10日参加总部 宣传队,并担任演烈士的任务;9月26日到成都演出;10月7日到北京,10月15日到萨尔图大庆油田指挥部,这一系列的事都是意料之外的。我能够上北京能够到大庆油田,这更是做梦都没想到的。
65年12月13日,我正在刚开始施工的威23井——威6井的第一段公路上劳动。下午刚和几个同志和炮工把一块四五立方的石头推下岩去,就听到大队宣传员叫我马上回去拿行李到荣县。当时感到非常意外,不知道去做什么,当时有的猜想是去学拖拉机,有的猜想是去宣传队学习,回来活跃中队生活。当时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处宣传队呆这么久。当时到宣传队以为自己根本没搞过文艺,过几天就会重新回中队去,没作长期打算。到后来却把我留下来了,这是意料之外的;7月10日向战区“五级三结合”会议报捷完后,原以为我不会到总部宣传队,即使在宣传队也只能打打杂,呆不了多久。但结果又是出乎意外,8月28日宣传队由180多人精简到70来人,又把我留下来了。当时最初排演32111队的事迹这个节目时,认识是不够的。觉得排演后,最多到四川各指挥部演出,根本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样。这说明自己的认识水平很低,有些东西还认识不到它的重要性。

1966年10月23日 晴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晃排32111队这个节目的时间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当时的情景又一幕幕出现在眼前……。7月9日这天上午各单位报捷队都集中到红村礼堂,张副部长交代了任务,要组成总部宣传队,宣传3211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扑灭冲天大火保住大气井的英雄事迹,要求我们在7月15日拿出初步方案,7月30日战区“五级三结合”会结束时,一定要演出。
这个任务的确是很沉重的,7月10日我们留在总部宣传队的30几个人就由越溪搬到新场服务大楼,总部报捷队由基建、筑路、川南、川中、川东北、川西北(厚坝)、南炼厂、石油沟、井下等单位组成。
基建、筑路、川南都是30来人,全部有180余人,百分之六七十都是重庆人 。除乐队外演员大部分都很年轻,刚走出校门不久,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还是比较困难的。
组成的当天成立了党团支部,分了小组,并组织了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各小组都写了决心书,大家一致表示为演好英雄,宣扬毛泽东思想,就是累死在舞台上也心甘情愿;誓死完成宣演32111英雄钻井队的任务。
第二天开始大家反复学习了会战领导小组上报石油部、西南局、省委的报道。大家讨论了几天后就开始报各种方案,每小组一种方案,大家来听谁的方案好,就照谁的方案办。结合了几种比较好的方案后,大家认为各单位有些比较好的节目,能表现32111队的都综合起来加工提炼。例如川南(矿区)的“进军”、筑路(处)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舞蹈可以保留。(上图:“血战火海”第一场第一节:向新气田进军。)
按照张副部长的指示,这个节目中必须有《工人阶级硬骨头》、《我为祖国献石油》、《大海航行靠舵手》三个歌,所以一开始就搞这三个舞蹈。各唱队就练这些曲子,创作组连夜写作,于7月17日写出了第一场初稿。
排出来后经过张副部长审查,认为没有达到要求,没有表现出32111队来,并指示我们“血战火海”的时间至少要半小时,全部节目要达至少两小时,而当时我们的全部节目只能演半个多小时。

1966年10月26日 晴
今天上午全剧的第三幕“毛主席在身边”改成三场话剧后的第二场,第一场排得很成功,几乎全部的观看人都哭了,有的哭得看不下去跑出去了。的确,改了过后比原来的诗朗诵好多了。原来要改诗表演时,大家还担心改后的话剧是不是比诗好,结果比原来的好多了,有实感,这真是走群众路线的胜利。每场先由大家讨论怎么搞,然后每组将讨论结果集中起来交给负责编写的人,编写的人写好后又交给大家讨论,提意见和修改方案。然后有角色的同志在台上表演,没有角色的人在下面看。看完后又讨论提修改意见,由执行导演集中。这样经过反复修改才基本定下来,这样的效果比原来几个人编导的效果好得多。

1966年10月27日
7月份排节目时条件是比较差的,从7月31日起就开始连续苦战,每晚干到2、3点钟,没有电灯就点蜡烛干。天气十分炎热,中午睡不着觉,晚上蚊子又咬。但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昂,没有护腕、护膝等东西,又加上没有舞蹈的基本功,穿着汗衫、短裤在三合土地上摸爬滚打。手腕受伤,其他地方擦伤。每天排练下来衣裤很脏,身上也很脏。衣服被打湿了又被晒干,干了又被汗水打湿,这样反复多次。每天排练下来浑身都是汗水,又没有地方洗澡,只好在小河沟里擦擦身(河沟很浅,只有一尺多深)。加上当时正处在摸索阶段,从来没有搞过这样大型的东西,所以走了不少弯路。(下图“血战火海”中“五烈士”舞台造型,左下为本文作者。)
例如排第二场“血战火海”如何把旁白、舞蹈、音乐合在一起,当时就片面强调旁白、音乐服从演员的舞蹈,片面把旁白增多,要求旁白像解释篮球球赛解释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三者始终合不到一起。到后来省市歌舞团的来辅导,才把这三者结合在一起(演员的舞蹈和音乐抠死,旁白来合)。

1966年10月29日 雪
27日开始下大雪,这还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下这么大的雪。大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不一会儿大地就成了白茫茫一片,松辽平原一望无际,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煞是好看。大家都很兴奋,抓起雪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非常好玩。

1966年11月4日 晴
11月2日我们参观了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 的大庆炼油厂。这个厂是在我国经济困难的1962年开始兴建的。当时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荒野,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两论”起家 ,在这茫茫荒原上初步建成了现代化的炼油厂。在今明两年还要建一些化工等车间,把大庆炼厂建成综合性的石油化工基地。
到炼厂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厂非常整洁,地上没有一点灰尘,也没有一般工厂的那种嘈杂声。我们参观的车间都是60年代或70年代的世界水平。到了车间才使我大吃一惊,外面是一座座高大的银白色的炼塔,路是柏油或水泥砖铺的,工作人员在非常漂亮的平房里观看仪表,真像原来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情况一样。我对炼油是外行,什么也不懂,但看到这样的车间,确实使我非常吃惊,那样大的一群炼塔,全靠几个人在房子里头操作,的确非常了不起。
有一个车间是一种新的装置,它炼出我国纺织最需要的“甲苯”,是我国第一座合成苯车间(8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的)。这个车间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21岁,平均级别1.07级 。然而就是这些年青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的奇迹,美国的同型设备的一个周期到180多天,苏联只有80多天,而这个车间的周期却达220多天。
在煤焦车间里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油焦,它是重要的国防物资,只含0.3%的蜡,而美国含3.6%,苏联含3.8%,是现在出口的重要物资。
另一个现代化车间里只有四个人管理。大庆炼油厂的仪表也达到世界最新水平。但他们并不满足,而向更高的目标,不用仪表用电子来控制、操作。炼厂的自动阀也是非常精密的,能达到1/400个大气压,而美国的制动阀只能达到1/200个大气压,超过美国的一倍。号称社会主义石油王的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参观炼厂后说,你们的工厂比我们的医院还清洁。(我们还到炼塔平台上观看了炼厂的全部地面装置。)

1966年11月6日 晴
参观炼厂的同时我们还参观了保温泡沫塑料的制造和超世界新水平的晶体管焊接,这两种新试验是在一座旧的土墙打的平房里。

1966年11月7日 晴
一台旧电焊机,几个20来岁的青年工人在旧土墙的平房里超过世界水平,日本“日台班”可焊6000个,西德“日台”可焊10000个,而这些年轻人最高可到14000个。我们又到一个湖边参观了爆炸焊接和爆炸成形,他们虽然没有什么设备,但却敢攀登世界最高峰,敢创世界奇迹。
11月6日我们又参观了东区1328井喷油表演,还参观了北水源,这是一座全部自动化的管理站。和北二注水站,注水是大庆油田开发水平最高的。苏联、美国搞了很久都没成功,美、苏水平最高的油田开发1、2年后,油井的产量和压力都要降低。而大庆油田由于制造了最先进的注水采油方法,分层分期注水采油,提出了一吨水换一吨油,因而从60年到65年5年的时间没有一口油井的压力和产量下降,使油田开发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他们还提出20年内油井的压力和产量不下降。
接着我们又参观了西油库。这是油田的咽喉,这里也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这里的12个大油罐,数十个阀门27台设备全部集中在总控制室里,只要一个人操作。这里站台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它的站桥全长472米,油罐车进站后只要第一节油罐车对准装油的鹤嘴(它可以升高降低、往左往右),其他的油罐车就可以装油,全部装完只需要70分钟。而苏联的油罐车进站直到装好共需2点30分,因为它的装油的鹤嘴不能动,装油时每节油罐车必须下开,才能开始装油,而有时由于不能对得很好,因此装车的工人往往被原油从头洒到脚的洗油澡。西油库这种我们自己设计的站桥虽然比苏联好,但还有缺点,不合乎备战要求,由此提出打倒站桥、彻底革命。大搞工人设计,又设计出了一种不用站桥,直接用大鹤嘴装油,每罐只需要五分钟。鹤嘴口径加大了,并且可以用电动机使它前后、上下左右自由调节,改变了原来手轮调节的方法,并且革掉了站台的命,操作人员可以坐在小屋子里调节像美多收音机大小的仪器,它不装油时又可以折起来,合乎备战要求,成为最先进的油库。

1966年11月8日 晴
昨天参观了石油部硬骨头钻井队32139队,他们正在松基六井打一口五千米的超深井。这是目前我国最深的井,用的钻机是只能打3200米的钻机,而井下温度已达170℃左右,由于钻杆太长,下到井里像面条一样,非常不好操作。但是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已经打到4700多米,正向5000米进军。
接着又到一口安装着微型采油树等设备的井。这里还陈列着苏联、罗马尼亚的采油树,苏联的采油树高2.7米、重2.8吨、有九个阀门、开关阀门要用管钳转18圈,而这个微型采油树只有63厘米高,120公斤重、3个阀门,阀门采取了球形的,只用一只手转90度就可开关。罗马尼亚的采油树也有2米多高,还有长匝式采油树和苏联大采油树的性能完全一样,但只有它的1/4大小,操作方便并且合乎备战要求。最后我们来到南联合站,这个站全部设备都在地下,外面只看见一个小土包,下去一看里面全是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它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建成了。现在它的外面正在栽树,以后就一点也看不出了。
今天我们去参观了总机械修理厂的一个家属车间,总机修厂和家属燃具厂。对我教育最大的是总机修厂历史和总机修厂的党委、厂领导等等的办公室,非常简朴,是一排排旧土屋,和延安的窑洞里的办公室一样。
总机修厂是60年3月开始兴建的。当时这里什么也没有,插一杆红旗,打上木桩,这就是未来的总机修厂。
从各地来的工人和转业战士先发给“三袋”:毛主席著作“学习袋”“干粮袋”“工具袋”。就带着这“三袋”,他们在严寒的冬天,冒着零下30-40℃的严寒,跑到各井场去修设备。饿了就用锤子把冻硬了的苞米面窝头锤碎,含在嘴里。渴了就抓把雪含在嘴里,疲倦了走到那里就抱点草睡在机器旁。就这样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保证了机修任务的完成。

1966年11月9日 晴
今天休息半天,洗了几件衣服,再把这几天的情况记一记。
从11月3日起在采油一部正式汇报演出,到昨天已经演了六场,这六场基本上是成功的,尤其是11月3日的第一场演出,在前台的演出和后台的秩序上都是空前的好,是我们连续演出最好的一次。
在这场给大庆的演出中,我感觉到大庆人是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看戏的,演出前报幕的一出去,观众就热烈鼓掌,单是短短的幕前报幕就要鼓2-3次掌,当幕徐徐拉开时,观众更沸腾了,连续热烈鼓掌达几分钟之久。有的观众说:“……我看过中央乐团的《黄河大合唱》,可是你们的这个比他们的那个气魄更大……”。(上图:“血战火海”第四场:颂歌。天幕上方横幅外文为欢迎罗马尼亚代表团的标语。这是为罗马尼亚贵宾演出时的剧照。)
第一幕的“进军”一出去,红旗一挥,观众就热烈鼓掌,并且随着进军舞的节奏鼓掌,受到热烈欢迎的是“号子”,观众对这个节目评价较好。总的来说第一幕的效果比原来好多了,观众在第一幕的情绪是笑和热烈的掌声。
第二幕的经过修改在服装、化妆等形象了些,又加了“集合”,比原来的效果好得多。从“五烈士”牺牲,观众就开始哭,到灭火后集合时,达到高潮,几乎全部观众都哭了。
第三幕的一二场也是这样,形象化了,更能激发观众的感情。
第三场欢送英雄上北京时,观众的心也激动了,情绪十分高涨。
尾声的三个歌舞开始,观众几乎沸腾了,随着音乐的节奏鼓掌,到最后《大海航行靠舵手》结束。(下图:“血战火海”第一场第四节: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前左起第三人为本文作者。)
通过这次的大修改,不仅节目本身提高了一步,就是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提高了一步。到北京审查时满以为要在北京打响,要轰动北京,自以为这个节目是经过演出实践证明成功的。在成都演出时成都部队司令员、政委等首长对节目的评价很高,说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军区文化部长,省市文艺团体以及红卫兵等都认为我们的演出很成功,打破了框框,大胆创造……。但部党委审查后觉得我们的节目不太成功,要我们作大修改,要形象化、真实化、生活化、劳动化,要把血战火海的残酷性表现出来。医院一场要把伤员的伤势表现出来,撕纱布就是要在舞台上展现出撕纱布(说明:当时大部分伤员烧伤面积很大,每次换药都需要将覆盖在伤口上的旧纱布撕去,非常痛苦。由于这一情节过于残酷,原来是通过口头叙述来间接表现的,按领导意见修改后,将这一情节自然主义式直观展现于舞台上。)……。
到大庆后开始修改,自己的思想也是想不通的。尤其是对修改第三场简直有点不敢设想,思想上阻力很大,认为原来的表演在成都时红卫兵鼓掌达32次,平均一分多钟一次。还认为把病床搬到舞台,在舞台上撕纱布是不是行?
现在按照部党委的指示,在大庆工委直接领导下经过反复修改,实践证明比原来的效果好得多,证明了部党委的指示是正确的。自己原来头脑里的想法是不正确,是保守的,没有不断革命的精神,也是骄傲自满不求上进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了一个人只要开始骄傲,他就会停滞不前,无所作为,不能继续前进!!!
大庆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对英雄的敬仰,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观看我们演出,最集中反映到接待站的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刘正业同志的身上。
当我们刚来到接待站时,他对我们非常关心,经常来问寒问暖,深夜了还来看我们,叫我们多穿衣服。
4日晚我们演第二场时,他来看我们的演出。从第二幕开始到第三幕他大哭了四次,手帕被泪水打湿了,就用帽子擦,泪水一直未干。回来后已是深夜12点,本来这天不该他值班,但他不放心,到各处去检查了一遍,又睡不着觉,连夜写了决心书。写到凌晨3点多钟,含着热泪在我们的队领导面前读了他的决心书,并激动地说了他的心里话:
“……你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我在旧社会,从小死了爹妈,给资本家干了几十年活,从来没有哭过,我不喜欢流泪,流泪有什么用?!解放后看过很多的戏,从来没哭过。今天看了你们的戏我接连大哭了四次。你们演的太好,你们把英雄都演出来了。看你们的演出如果没有哭的人,那他就没有阶级感情,对毛泽东思想不热爱。我在接待站工作几年了,接待过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和上海来的音乐家、歌唱家,但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种工人业余宣传队。你们没有他们吃得好,睡得好,但是你们比他们演得好。是我们工人自己的演出队,表现了石油工人硬骨头的精神,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没有学好英雄就演不出这样的节目,只有工人业余演出队才能演出来!……”
(上图:“血战火海”中表现石油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的舞台造型。)

他在决心书上写道:“向英雄学习,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成座右铭来学……,这个月不休息,这个月不回家……”本来第二天该他休息,领导要他回家去看看,但他坚决不回去。
凌晨3点多钟他找到我们队的领导谈了过后,回去一直睡不着。清晨起来就冒着严寒跑了三个中药铺,买“通大海”给我们治嗓子。结果到处都没有,他只好到百货商店买了一个“东方红”日记,并且把几年前《人民画报》赠送给他的《人民画报大庆油田专刊》(他保存得很好),赠送给“毛泽东思想的工人业余宣传队”;把王有发送给他的主席头像纪念章赠送给扮演王有发的同志。
他送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本日记、一本画报,他送的是一颗赤诚的热爱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工人的心,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他从头天晚上看了演出,直到第二天下午4时才休息。过了两天他又找到队领导说:“……我这几天一直没有休息好,一直在想你们的演出。毛主席教导我们用两分法看问题,而我只觉得这个节目好,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节目没有缺点,就是没有二分法的观点。你们的演出总的说来是好的,但还有一些小缺点,像救完火后就英雄有伤,其他家属连衣服都没有烧烂。我们工人看到一些小缺点没关系,我们都是自己人。今后到全国的大城市演出,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看我们工人的演出时专找毛病,看到这些小缺点又要说我们工人没有水平。我们就是要拿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水平高的演出,把英雄演好。他们那些权威做不到的,我们工人要做到,在生产上要打倒学术权威,在文艺舞台上也要提高水平狠狠回击他们的无耻谰言……”
(说明:这里补充一个当年日记中不敢记的小插曲:我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个红卫兵强塞给我一张油印传单。我一看标题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就吓得要命。打倒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一看周围没有我们队的人,就赶紧把传单塞到贴身的口袋里,但一直不敢拿出来看。到大庆后,也没有单独外出的机会。这张传单,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揣在身上,但好奇心又使我舍不得丢弃。一天,我以东西掉到床下为名,找招待所老工人刘正业借了一个手电筒。晚上大家都熄灯睡觉以后,我用被子蒙住头,用手电筒在被窝里照着,偷偷看完了这张传单。然后上厕所,将传单撕得粉碎,用水冲掉,才如释重负,回到宿舍睡觉。)

1966年11月12日 晴
这几天时间很紧,一直都没有提笔。
自9日休息后,10日我们参观了供应指挥部的总仓库,这个仓库最突出的是大胆创新,自己闯出了一条管理仓库的道路,创造了“五五”堆放法,也就是把各种物资摆成五个一堆或一行、一串……的立体“五五”法,这样使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他们还有一条过硬的基本功,有很多人能在夜间没灯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管理的物资中的一种,能够一口回答出自己管理的物资中的任何一种物资的价格、库存等。他们还当场表演了这种过硬基本功:他们把眼睛蒙上,我们在一百多种规格、型号的轴承中任意拿一个,他用手摸就可以说出这种轴承的规格、型号,连拿了三个都没有说错。
还有一个同志也是这样,我们拿出两个大米粒大小的刀具,形状、大小都差不多,结果他还是说对了。
最后一位同志能用眼睛辨别出几十种化工原料。还有一位能把眼睛蒙上称秤,由于秤出了毛病没有表演。这天上午我们还参观了家属缝补厂。
10日参观回来接到紧急任务,为了庆祝红一联合站(这是建在地下的五用:注水、脱水、转油、变电、自动电话联合站)的建成和1202、1205队双双再创钻井世界先进水平进尺达8万米的胜利,会战指挥部要在红一联合站召开盛大的庆祝大会,邀请我们参演。因此我们要排一个祝贺节目。
下午3点钟起床就开始排练。5时到采油礼堂照常演出,演完后又接着排到12点,回来后又在饭堂苦战到早晨5时。睡了两小时就乘车到红一联合站,结果只在草地上表演了一下就回来了。晚上还是照常演出,同志们的干劲仍然非常大。
今天早晨又参观了油田建设指挥部増游村生活基地。这样的生活基地是新型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创举,是遵照毛主席建设矿区的方针建设的。
基地里共居住着1万多职工、家属。基地的管理全部由家属自己管理,商店、银行、缝补、粮店全部福利设施都是家属自己管理,这里有幼儿园、小学、工读中学等等,是一个既像城市又像乡村的工农村,是今后全国矿区建设的样板。
(下图:演出队全体男演员合影于1966年11月大庆萨尔图农垦总场东风接待站。第二排左起第三人为本文作者。)

1966年11月14日
昨天晚上演第二场时,当演到五烈士牺牲,下面就哭喊着口号“向英雄学习!”当8号闸门打开时,下面又喊了一次。大庆人深厚的阶级感情使我们非常感动,有的同志被下面的口号声喊哭了。
昨天下午开会时,队里还把红卫兵对我们的反映谈了一下。从北京出来的红卫兵有一位负责人 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到后台来给我们说了希望我们到北京演出,向首都人民和毛主席汇报。有的红卫兵还说把这个剧拍成电影,到全国各地区演出等等。

1966年11月15日
到大庆来,今天整整已经是一个月了。
今天队里宣布了一个消息,马上准备回四川!!!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吃惊,不过细细一想也就想通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回去并不奇怪,回四川也是我心中的想法之一,不过我是想回去一段时间再出来。我们此次回川还会不会回来呢?我以为现在形势不同,回四川一方面搞冬训或文化革命,另一方面修改节目,等到了适当的时机再出来。事情会不会像我所想的那样呢?
要离开大庆了,这一个月的情况又出现在眼前,好像昨天才到大庆,一个月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1966年11月16日深夜17日清晨
别了,大庆!别了,大庆人!再见吧,可爱的大油田,这一次到大庆将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
于黑龙江萨尔图农垦总场东风接待站

1966年11月19日 晴
17日晨7时离萨尔图,中午到达哈尔滨,在哈尔滨办事处住了八个小时。哈尔滨的确有浓厚的洋味,建筑物是欧式的,从火车站到哈办的街道还比较宽广。但街都是用砖铺的,街上行驶着老式的有轨电车,显得比较陈旧。虽然在哈尔滨呆了大半天,但不许上街,也就没有看到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由于列车中途停车时间较多,因此我们19日中午才到天津,再联系由天津到成都的车。我们大概要在天津呆2-3天。

1966年11月20日 晴
天津是个比较漂亮的城市,今天上午乘车去了30公里外的地方去洗澡时,沿着海河走了一段路。海河很窄,像重庆南泉花溪河那样宽。但很漂亮,两边有一些高大的建筑,两边用一座座桥来连起来,有点像布达佩斯。海河两边有很多人打鱼,还有用鱼鹰捉鱼的。

1966年11月22日 晴
今天起开始全面总结从队成立以来的情况,我们共演出了二十九场,观众达4万多人。演出这个节目同样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结果。
下午放了半天假到天津繁华的和平路区去玩了半天。
于津解放北路六四一厂办事处

1966年11月29日 阴
11月24日晚11点左右,我们乘汽车离开了天津。沿着宽广的京津公路,向北京飞驰。刚到北京市郊,我们就看见上百辆公共汽车向城外开去,又有很多满载解放军的卡车向城里开去。
我们大家的心里就有了一种预感,“今天……是不是就在今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我们乘坐的汽车经过北京车站,到长安街,我们的想法证实了。这时是25日凌晨2时左右,各地来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由解放军带着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
我们的车在向石油部进发时,沿途都是这样。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车上的人沸腾了,能见到毛主席是多么幸福啊!大家议论纷纷:“可能是部里有意把我们带到北京叫我们见毛主席…….。”
当然这是一种最妙的想法,但他距离现实太远。因为宣布的计划是连夜赶到北京,25日晨八时乘19次京渝特快列车,所以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否定了。“我们大家都不上火车,到部里面去,请部党委给我们机会,想法见毛主席……”
到了部里边,这些要求都不能实现,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事全部由解放军负责。这天接见的红卫兵是受过一星期训练的。我们只好按照原计划,于早晨八时离京返蓉。这次碰到毛主席接见,我们却刚好离开北京,心中感到非常遗憾……

1966年12月8日
回到成都都已经很长久了,这次回蓉感到各方面的变化都很大,街上大字报成墙,马路上宣传车来往如梭,传单如雪片一般,比其他城市的大字报多得多。(一号桥)

1966年12月18日
昨晚听到要放半个月的假,大家可以回家过元旦时,心里是多么激动啊!故乡,多么令人向往的字眼啊!它使人觉得亲切,它唤起了多少幸福的回忆,它叫人忆起了难忘的童年……故乡,只有身在异乡的人才会深深地体会到它的意义。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切都是那样地吸引着我。去年9月20日离开了故乡,到现在已一年有余了,这是怎样不平常的一年啊!这是变化多么剧烈的一年啊!现在我又要重返故乡了,一年前我第一次背上行装,告别了家乡,告别了亲人,走上了新生活的征途,现在我又将是一个光荣的石油工人重返故乡了,心潮滚滚,有如大海波涛,浮想联翩,有如宇宙漫步……。

后记:大约12月20日,我回到重庆。这是参加工作一年多以来,首次回家。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满街是大字报、大标语,一辆辆宣传车声嘶力竭地喊着口号呼啸而过,革命歌曲响彻大街小巷……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使远离文革的我有点不知所措。18岁的我,身穿在大庆发的石油工人专用的有竖条绗纹、左胸上方印有“农垦”两个字的蓝色劳保棉袄;脚穿翻皮高帮劳保皮鞋,裤腿塞进皮鞋高帮中,就差头上戴顶铝盔,就是一个标准的石油工人了。这种形象,只有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工业学大庆”的报纸、杂志的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中才能看到。出现在重庆街头的人群中,十分抢眼,有很高的回头率。特别是棉衣左胸上佩戴的毛主席像章下面,有石油工人和井架的“大庆会战纪念章”(左图),大概是当时公开佩戴的唯一不是毛主席像章的纪念章,更加引人瞩目。走在街头,不时被人拦着询问。年少轻狂的我,当时真有歌曲里唱的“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感觉,飘飘然好似“衣锦还乡”。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造反派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专门来邀请我去重大作报告,给大学生讲“英雄和大庆人的事迹”。我不屑一顾,认为要“站稳立场”,不能与造反派“同流合污”而断然拒绝。当时在重庆市中区太华楼小学当教师的母亲刘亚平,看到我回来兴奋不已。总想天天领着我去走亲访友,逢人便介绍“我的儿子、石油32111英雄钻井队扮演烈士、到北京、大庆巡回演出、大庆会战纪念章是王铁人送的……”这段时间,是母亲最兴奋的日子,也是我和母亲在一起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文革风暴很快使欢乐骤变为悲痛。过了元旦,我按规定离家回成都集中归队。母亲和哥哥送我到菜园坝火车站。过了检票口,就要上车时,我回头一看,母亲还没有走。隔着两米多高的铁栏杆,她的脸紧紧贴着大约十五厘米间隔的栏杆缝隙,不停地向我挥手,眼泪在她脸上流淌。这是母亲在我脑海里最后定格的形象。1967年1月7日,与她住在一起的哥哥外出洗澡,只有母亲一人在家。几个十三四岁的红小兵(小学生),在中学红卫兵带领下,以“反动派家属”的名义要揪斗她。母亲拿出了1958年就已经与父亲离婚的法院判决书,据理力争,称自己早就“划清了界限”。然而,红卫兵不由分说,推推搡搡,将母亲从楼梯上推下去,头跌撞在水泥地上,当即昏迷不醒。送医院后,已经说不出话来,当晚即诊断为“脑溢血去世”,年仅4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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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1月 07, 2017 9: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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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谜】

文革中期读书笔记选
(1969~1972)

何 蜀

录入说明:我在文革中期,曾在日记之外另记有一些读书笔记。当时正是“大革文化命”中的知识荒芜年代,而自己却又正值求知若渴的青年时代,特别是在1969至1972年间(21岁到24岁),群众性造反运动结束,自己先后处于在家待业、短期做临时工、进工厂当正式工的人生转折期,在彷徨苦闷中总要千方百计地到处借书来读,读后有时会写下一点笔记,或是读后感,或是对书的章节结构分析,或是书中内容片断或某些词语的摘录。
笔记中的读后感,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对于我这样一个文革前只读完了初中就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继续升学权利的青年,虽然爱好文学也有当作家的梦想,但却因缺乏正规学习,文化素质差,又受时代“主旋律”思潮影响,加上在群众造反运动中受到“打倒一切”、“批判封资修”等极端思维方式的浸染,自以为当时真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新纪元”,无知者无畏,因而总想能在读书笔记中多少有些“新思想”、“新认识”,但却又长期受到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影响“难以自拔”,因此在这些读书笔记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是庞杂、混乱的,有的是自以为高明实际上幼稚可笑的。从中可以看到那时的一部分青年——不同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是城市里的“社会青年”(当时对失学、无业的城市青年的统称,简称“社青”)和青年工人思想的一些侧面。
从我这些读书笔记中,也可大致了解到在文革中期的某些地区(如我所居住的重庆市主城区),某些民间社会群落(如城市待业青年、青年职工)中流传着怎样一些文学书籍——当然,笔记中提到的书并非当时所读书的全部,有不少书读后没有留下笔记或只作了一些摘录而没有写读后感。尽管经过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扫荡,但在民间留存或经过抄家、武斗之后失散于民间的中外文学书籍还是不少的,而且在青年中大量流传。我读的这些书,大都是从不同的朋友处借阅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到处借书看是难于主动选择的,一般只能是找到或碰到什么书就借什么书看。在这些书中苏联作品较多,这是在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中大量出版的结果,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此许多实际上水平不高的苏联作品也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并且大量发行。
我读的这些书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自己“拥有”的,但不是买的,因为那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卖——从文革前的文艺界“整风”之后,文艺书籍的出版就逐渐枯竭了,到了文革中更是只剩下马列著作和各种毛泽东著作与《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最多还有一两本《金日成选集 》或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之类。中外文学书几乎全部绝迹。我自己“拥有”的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都说来有趣:
一个来源,来自外婆。那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外婆和一些街道妇女被动员到街道纸盒厂工作,厂里经常要从废品站购进大量旧书,由她们拆成纸片后糊纸板纸盒,外婆见我爱读书,又无钱买书,就从家里收集了我和三个妹妹用过的旧课本旧作业本之类,拿到厂里去大致等量地换回一些文学书。外婆识一点字,能戴上老花眼镜读书,不过她并不知道哪些书是我想要的,只能估计着大概是小说或诗歌,给我换回来(我不要的她又带回去另换),她为我换回的书除了我笔记中提到的《旅顺口》、《起义者》外,深受我喜欢的还有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袁可嘉教授译得很有诗味的《彭斯诗抄》等,当然还有五十年代发行量极大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我的儿子》(青年近卫军负责人奥列格•柯歇伏依的母亲的回忆录)、《普通一兵》等。
我的自有书的另一个来源,来自即将送造纸厂的新华书店书库。我1969年初回到重庆后,与初中时在少年宫美术组一起学画的几个老同学恢复了联系,其中一位小杨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有一天他来我家告诉我,新华书店清理库存书,已经清理出一大批不能出售也不再需要库存的,准备送造纸厂,现在推放在中华路的一个地方,要我跟他一起去选一点书,“抢救”出来。于是我就随他去进行了这次自称为“抢救文化遗产”的行动。到了那个不知是不是新华书店库房的不起眼的老房子里,在进门左手一间空屋地上堆放的几大堆书中挑选了一些,捆好提出来(当时有个老职工喝问了一句“哪里的”,小杨说别理他,也就没事了),回到我家后“瓜分”所得,小杨只选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很少几本,我就收获了《古代汉语》(王力教授主编的四卷本大学教材)、《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五卷 政论、讲演、特写)》等好几本书,其中就有笔记中提到的《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考涅楚克选集(下)》。后面这两本书被朋友借去后没有归还,大约也就进入了民间的流传渠道。
笔记中写到的一些书中人物姓名,因字迹潦草,又无原书可查对,可能录入时会辨认有误,敬请指正。原笔记中写作日期在每篇的后面,录入时提到了前面。有的同一天里写了读两本以上书的笔记,但这些书并不是在这一天里读的,而是在此前读了,到这一天才集中写的笔记。

1969年6月23日
(俄)《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选》

说明:这是文革前出版的萧珊、巴金翻译的那个版本。我在文革前就读过,非常喜欢。这是重读时的感想。

读屠格涅夫的几个中短篇,感受很深。那细腻入微的笔调很能打动人的心。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农奴制下面的悲惨情景。
《僻静的角落》给我的印象最深。玛莎和威列季叶夫的悲惨命运(当然,这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相比,是另一种悲惨命运),使你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产生无比的愤怒。那万恶的旧社会不知摧残了多少有才华的青年。出路何在?屠格涅夫没有看到。
《雅可夫•巴森可夫》,当时社会中平民知识分子中的高尚美好的形象。可惜,巴森可夫那样高尚美好的灵魂当时也找不到出路。他的命运激动着我的心。
阿霞(《阿霞》)和齐娜伊达(《初恋》)都使人深深地同情。
《草原上的李尔王》的人性味较多,我不喜欢。
每次读屠格涅夫的作品,每次惊叹他那深沉有力的、动人心弦的描写,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创作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大大超过他的作品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啊!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何等的壮丽,这一点就是最好的条件。

1969年6月24日
(乌克兰)谢甫琴柯《音乐家》、《美术家》(中篇小说)

重读谢甫琴柯的《音乐家》、《美术家》,仍很受感动。通过这两个农奴的悲惨命运,有力地鞭笞了罪恶的农奴制社会,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体会,写下了这些发自肺腑的诗一般的感人的故事。
《音乐家》中的那个歌唱家的悲惨命运可以算一个独立的故事。它对那个农奴主的控诉是很有力的。她的悲惨命运真要使人掉泪。
由于局限性,作者美化了一部分上层人物,即使当时有这么几个人,也不应作为典型来写,特别是《音乐家》的结尾,将使人感到,农奴的解放的希望,寄托于一部分“明智的”、“有人性的”上层人物。
关于美术、音乐方面,作品使人明白,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下,只能产生一些避开现实斗争的作品。而在今天,我们却可以大量创作反映伟大时代伟大斗争的作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超过前人,用大批光彩夺目的文艺作品占领阵地?
《美术家》中关于“特权化美女”的几段论述有一定意义,我是从它对旧习惯势力的批判来理解的。不幸,这些旧习惯势力,这些卑陋、庸俗的市侩习气,至今还在相当一部分人中有影响——而且是顽固、根深蒂固的影响。

1969年6月25日
(苏)《旅顺口》(长篇小说)

说明:文革结束许多年之后读到蓝英年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周恩来曾在去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火车上读了《旅顺口》(陈昌浩翻译、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后,说这是一本坏书。原因是此书宣扬了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把无理霸占的中国领土当成自己的领土,把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当成他们的正义战争。但是在文革前中苏关系尚未恶化的时候出版这部小说时,只考虑到它是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优秀作品。我在文革中读这书时当然也不会有后来蓝英年那样的认识。

斯捷潘诺夫的《旅顺口》,使人想一口气读完。读完后头脑中一个最鲜明的概念是:人民是历史上的真正英雄。
书中宝贵的就是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使人愿意同他们共命运的群众中的英雄,俄军的低级军官、士兵中的英雄,这是一批光彩夺目的形象。
作者以惊人的魄力,历史地重现了日俄战争中旅顺口战役的悲壮图景,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处理是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
感到不满意的是作者也许为了怕公式化,把几个反面人物的个性写得比较复杂,有点使人感到不可捉摸,有时让一些正确的意见也由反面人物说出来,使人感到不舒服。
从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魄力是使人钦佩的。

(俄)冈察洛夫《悬崖》(长篇小说)

说明:这一则笔记中引用了列宁有关恋爱的一段话,不是列宁著作中的,而是克拉拉•蔡特金的《列宁印象记》里写到的,她这本薄薄的小书曾在中国大量出版,对我们那一代青年影响极大。

冈察洛夫的《悬崖》使人很不喜欢。故意把每个人的性格写得很复杂,复杂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特别是薇拉,她同马克的争论中,她对爱情的责任的强调是对的,列宁说过,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命,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才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而马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诡辩,都不过是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已。马克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如果说薇拉出于好奇心而接近马克,那么她爱上这个无赖却是莫名其妙。祖母的个性也是使人无法理解的。作者通过这些使人摸不着头脑的复杂描写宣传什么说教呢?书的结构也怪,前头几章用那么多笔墨写莱司基,后面大半部分中又把他退到次要地位。

1969年6月27日
(法)莫泊桑短篇小说

说明:这是读的一本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但记不起书名了。

莫泊桑实在是一个无聊文人,不知为什么把他吹捧得那么高。他的作品有多么好的思想性呢?妓女一面向侵略者卖淫,一面又爱国,与其说是歌颂,不如说是讽刺。他的作品才真正是“诲淫”的作品。艺术性也不见得有多高,不少作品中还把劳动人民丑化得不成样子。

1969年7月2日
(苏)戈尔巴朵夫《不屈的人们》(长篇小说)

说明:这是一篇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评论,尽量上纲上线挑毛病,跟文革中批判文艺界各种“大毒草”一个腔调。文革样板戏之一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将原歌剧和电影中喜儿的父亲杨白劳被强迫卖女儿还债后服毒自杀的情节改成奋起反抗被打死,以表现革命人民的斗争精神。这一修改成为经典范例和衡量文艺作品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凡是真实反映普通百姓痛苦生活的作品,都会遭到“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斗争”的指责和批判。

大量的篇幅描写的是“屈服的人们”,恶毒地把苏联人民丑化成在德寇面前束手无策、俯首听命、任其宰割的人,他们不但不敢于斗争,甚至连想都没想到应该怎样斗争,只想着怎样活下去。书中大大渲染了战争的苦难,以同情和歌颂的笔调写了胆小鬼、懦夫、变节者。

1969年8月25日
(俄)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长篇诗体小说)

说明:严格说来这不算读书笔记,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认真读这本书,只随便翻了几页,读不进去,就放下了。这可能与诗歌的翻译也有关,因为不同语种的诗歌经过翻译后其音韵、节奏甚至一些意象方面的美感都很难转换过来。在后面1972年5月7日的一则笔记中重读此书的感想就没这样极端。

《叶甫根尼•奥涅金》,鬼话连篇,有几个人能领会其中的感情呢?

(下图:读书笔记局部。)

1969年9月7日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长篇小说)

说明:阿•托尔斯泰这套三部曲(《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我读过多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想,这一则笔记是最极端否定的一次。后面有1972年7月的另一则笔记就没这样偏激,那时还抱着学习的态度用另外的纸对其章节结构进行了分析。再后来当然就有更不一样的认识了。

咬着牙读完了《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作者以仇恨的感情来歪曲地写了布尔什维克、红军、工人、农民等形象,又以赞美、同情、热爱的感情来写了几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大群白卫军官、反动头目的“英雄形象”。在书中只看到十月革命带来的灾难、混乱、恐怖,看不到出路和希望。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在书里是那样的脱离群众,那样的不得人心,几个白卫头子是那么的勇敢、英明、忠诚。看不出他们同红军作战是出于什么样的反动的动机。几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反革命走向革命,从双手沾满红军的鲜血到变成红军的军官,思想的转变是生硬的。莫名其妙的,不能使人相信的。书中看不到列宁的光辉思想和革命路线的胜利,专门写了一个列宁决定炸毁黑海舰队的情节,完全是通过群众、党员、其他领导人的各种意见来诋毁了列宁的光辉。一点看不出列宁意见的正确性。

1969年10月29日
(苏)兹洛宾《斯捷潘•拉辛》(长篇小说)

比较可以,但不该写一个羽林军的妻子在里面,大大地削弱了拉辛形象的光辉,增加了浓重的讨厌的人情味。另外最后谢尔杰同拉辛的冲突也没处理好,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谢尔杰一直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拉辛的心理描写有个别地方显得不真实。伊万的形象是感人的。沙皇在两个重臣吵架时对上帝说的话不好,完全不符合他的阶级本质和前边的大量叙述。特别是和那个工人对拉辛讲的沙皇形象相矛盾。

读(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长篇小说)摘录

说明:本则笔记未写日期,但接在前一则之后,未写读后感,只摘抄了书中的五段议论,另一笔记本中还摘抄了书中有关爱情的几段话。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此书中所描述与歌颂的纯洁、美好而且浪漫的“新人”的爱情十分向往。

谁都知道,在从前,这一类事情——丑恶的家庭中会有一个出色的姑娘——是怎么收场的:别人强迫她接受的未婚夫是她所不喜欢的俗物,他本来没有多大出息,而且越往后越不会有出息,但是他硬要赖在她身边,事事听从她,于是他慢慢地变得像个普通人,虽然不好,但也不坏了。那姑娘最初不肯嫁给他,可是她已经逐渐习惯于把他放在自己支配之下,她相信拿两种不幸——这样一个丈夫和这样一个娘家——比较起来,还是丈夫带给她的不幸小些,所以她跟她的爱慕者结了婚;起初,当她领略了没有爱情的结婚的滋味时,她感到厌恶;不过丈夫是百依百顺的:“惯于忍耐,就会相爱。”她终于变成一个通常的好太太,即是一个本来很好,可是同流合污,结果只是活在世界上虚度光阴的女人。——从前出色的姑娘们的下场是这样,从前出色的青年男子的下场也是如此,他们也都变成了只是活在世界上虚度光阴的好人。

什么才是热烈的爱?热爱跟普通的感情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力量上。那末,如果普通的感情,比热爱淡薄得多的感情都能使您对人抱这个态度,使您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给他带来痛苦。”如果普通的感情都能使您这样说,比它强烈千倍的感情会使您怎样说呢?它会使您说:“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不是要求,也不是请求——这个人为我做他自己不高兴做的事,我宁可死,也不允许他为了我的缘故勉强他自己,压制他自己。”这种热爱,使您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一种热情不是这样的,那末它只是情欲,完全不是爱。

青年人只要有一点点鉴赏力和些微的感情,在谈起姑娘的时候,竟对她们的脸孔不感兴趣,还合乎常情吗?他们当然是毫无艺术感觉(审美才能)的俗物。还有一种人,比我们那批美学家更富于美感,照研究他们性格的专家看来,青年碰到这样的场合,甚至一定要从整个肉体方面去谈论女人呢。那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可不同了,先生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形,但是在被称为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青年当中却没有了。这是些奇怪的青年啊,先生们。

做一个正直的人吧,也就是说,做一个会打算盘的人吧,你不要打错算盘,你得记准总数,记住总数大于总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你的人的天性,比你的任何个别的欲望更重大、更要紧,与其对你的个别的欲望有利,宁可对你的天性有利,假如这两者发生抵触的话,——如此而已。干脆地说,人一正直,就什么都好了。这一条简明的原则便是科学的全部成果,便是幸福生活的全部法典。

只有社会上的观念和习惯改变了的时候,你我认为是正常的生活才能实现。社会应该经过一番再教育,这是对的,它也正在从生活的发展中受到再教育。受过再教育的要帮助别人,这也是对的。但是,在社会还没有受完再教育,还没有彻底变革的时候,你可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去冒险。

我在另一个笔记本上摘抄了《怎么办》书中有关爱情的几段话:

爱情赐予万事万物的魅力,其实决不应该是人生中的短暂现象,这一道绚烂的生命的光芒,不应该仅仅照耀着探求和渴慕——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求爱或者未婚吧——的时期,不,这个时期其实只相当于一天的黎明,黎明虽然可爱、美丽,但是,在接踵而至的白天,那光和热都比黎明时分更大得多,白天的光和势历久不息地增长着,不断地增长着,热的增长尤其长久,晌午过后很久还在增长。从前可不然,一对爱人结了婚,爱情的诗意便飞快地消逝了。今天的所谓现代人完全不同,爱情使他们结合以后,他们在一起生活越久,从爱情的诗意中所获得的光和热也越多,一直到黄昏已深,对成长中的子女的照应极其有力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为止。那时这种照应超过了他们本身的欢爱,比它乐趣更大。可是,在那个时候以前,它却是不断地增长着的。早先的人只能领略短短几个月的东西,现代人却能长年长年地保持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头有一个秘诀,我可以泄露给你们,那是一个很好的秘诀,实地运用起来更好,而且也并不难,只要你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诚实的灵魂,具有现代的人权观念,能够尊重跟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如此而已——此外并不有什么秘诀。

谁要是没有体验过爱情对人的一切力量的激发作用,他就不懂得真正的爱情。
爱情的意义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
……
只有帮助所爱的女性提高到独立地位的人,才算爱她。
只有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豁、双手矫健的人,才懂得爱。

(苏)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

说明:《青年近卫军》一书对文革前的中国青年影响之大,是今天的人们难于想象和理解的。文革中湖南长沙有个名气很大的群众组织就叫“青年近卫军”,我当时做临时工的四川石油筑路处,也有五大队(来自重庆的临时工)的一个群众组织起名“青年近卫军”。仅此即可见该书影响之一斑。

不知是第几次重读《青年近卫军》了,仍然很受感动。那些可敬可爱的、英勇、纯洁、正直的青年形象,即使是今天也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
这是一部生活教科书。
书中有些经过多少人流血、牺牲得出的经验是值得很好重视的。

笔记中摘抄了几段该书中的抒情议论:

你有没有夜里迷失在密林里,或是孤零零地流落在异乡,或是单独地遇到危险,或是遭到了这样的灾祸,甚至亲人都避开了你,或是在探索一种人们所不知道的新事物中久久不为大家所了解和承认?如果你碰到生活中的这些灾祸或是困难中的一种,你就会了解当一个人遇到一个朋友,他的言语、忠诚、勇敢都是始终不渝时,会有多么使人振奋愉快的喜悦、多么难以表达的由衷的感激、多么难以克制的汹涌澎湃的力量攫住他的灵魂!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在你身旁还有一个人的心在跳动!

他们的感情是内藏的,好像灰烬里面炽热的炭。到了那些生活考验、社会动荡、痛苦和欢乐的日子里它就会突然发出熊熊的火焰。啊,那时候在记忆中就会多么有力地浮起了他们在鲁干斯克公园里最初几次的相会、在城市上空的这种浓郁的槐树花香、展开在他们欢乐的青春上面的布满繁星的夜空、青年时代的无拘无束的梦想、第一次肉体接触的欢乐、第一个孩子降生时感到的幸福、以及因为性格不同而产生的最初的酸涩的果实,不过这仍旧是多么美好的果实啊!吃了这种果实,只有脆弱的灵魂才会分离,坚强的灵魂是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爱情说来,严峻的生活考验以及爱情是怎样开始的那种生动的回忆,都是同样必需。前者把人联系在一起,后者使人不老。共同道路的把人联系起来的力量是伟大的。假如可以用“你可记得?……”寥寥四个字表达的感情永远能使你们感到激动。这甚至不是回忆,这是永恒的青春的光辉,是到下一程路、到未来的召唤。把它保存在自己心坎里的人是幸福的……

这些年头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不仅仅落在顿聂茨的土地上,而且落在整个被破坏的、被焚烧的、沾着血的苏维埃土地上。在这些眼泪中也有由于无力、恐惧、直接的难忍的生理痛苦而流的眼泪。但是也有多少崇高的、神圣的、高贵的——人类历来未流过的最神圣最高贵的眼泪呀!

1969年11月7日
(苏)格布里罗维奇《共产党员》(电影剧本)

说明:这个剧本应该是从《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第一卷)中读到的。当时《苏联电影剧本选集》出版了三卷,第一、二卷都是反映“十月革命”及之后的内战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电影,第三卷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电影,都是当年苏联电影中对中国观众影响很大的一些影片的文学剧本。
我对《苏联电影剧本选集》第一卷中的《列宁的故事》、《伟大的公民》,第二卷中的《乡村女教师》等剧本都很喜欢,特别对第一卷中的“马克辛三部曲”(《马克辛的青年时代》、《马克辛的归来》、《维堡区的故事》)崇拜得五体投地,还希望能像苏联电影中塑造了马克辛这样一个工人革命家经典形象那样,也能塑造一个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形象。我在另一本子上摘抄了《列宁的故事》和第二卷中的《在十月的日子里》的一些片断,对《伟大的公民》和“马克辛三部曲”的情节结构作了分析,但都没有写读后感,只写了这篇对《共产党员》的“大批判”式的读后感。其实我文革前读到格布里罗维奇的这个剧本时很感动,很欣赏(没看过电影,因电影放映时年纪还小)。但经过文革,受到当时“主旋律”思想的影响,这次重读时就有意识地以“批判修正主义”的眼光来进行重新分析批判了。

这一次读苏联电影剧本《共产党员》,才发觉里面令人不能容忍的修正主义毒素,竟然如此地歪曲了共产党人的形象,歪曲了十月革命后艰苦斗争的年代,歪曲了广大工农兵的形象,把群众写成群氓,党组织是那样混账,对困难是那样束手无策,仿佛一切都只有这样一个同有夫之妇乱搞的所谓“共产党员”在起作用。而最后却被打死。谢妙在人们离开工地时对工地负责人说的那几句话十分恶毒,意思是说人们吃够了苦,甚至眼看着亲生的儿子饿死,也在工作,但现在没有办法,只有离开了。责任归于谁呢?很显然,作者在这里恶毒地攻击了新生的政权,攻击了布尔什维克党。费多尔也几次说:“怎么赶上了这个世界革命!”仿佛一切乱子,一切困难,都是革命带来的。古班诺夫的“爱”上费多尔的老婆,根本不是什么“爱情”,纯粹是为了同女人乱搞,竟还想从马列主义里边找证据,简直无耻极了。作者还安排了一个细节:在古班诺夫死后,济姆尼打电话问列宁,列宁记不起这个人了,只说了一句要安排好他的家属。作者在这里隐晦地咒骂列宁,咒骂革命,让别人作牺牲,宣扬革命的残酷性。

1969年12月11日
(苏)《勇敢》(长篇小说)

说明:苏联小说《勇敢》是五十年代对中国青年影响极大的长篇小说,该书描写苏联青年克服许多困难在条件恶劣的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当时中国的共青团中央推荐青年们读这本书,江西一支青年志愿者垦荒队开辟的一片地方还被命名为共青城,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曾去参观,他去世后还安葬在江西共青城,可见苏联小说《勇敢》的影响。我文革前读此书时是很感动的,但经过文革,就以“批判修正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分析它,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了。这书是一位曾跟我一样参加过“四川石油大会战”做临时工的朋友读到后,知道我想写石油会战的经历,特地把书给我从邮局(因相距较远交通不便)寄到家来的。归还时我怕邮寄丢失,是亲自送回去的。

以前读《勇敢》(薇拉•凯特琳斯卡娅著),很受感动。这一次读,却感到不舒服。作者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爱情问题上,歪曲了社会主义青年的形象,那些人只能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蜕化变质分子。
难道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是由这些为着争女人而打架、乱调情、不学习政治的青年来完成的吗?

1969年12月31日
(苏)《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传记)

说明:文革中反复放映的两部苏联电影是《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其中列宁的扮演者就是史楚金。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留下更多的银幕形象。我读此书后曾十分激动地向一个朋友讲述书中的一些内容,竟使朋友产生了“你是不是也想尝试当演员”的错觉。我把此书推荐给一个朋友看,结果书没有还回来,大约从此进入了民间流传渠道。

读《扮演列宁的演员——史楚金传》,极为感动。史楚金,一个有着多么强大的意志力的战士啊!对工作无比的热爱,对自己严格的苛求,对艺术为无产阶级、为革命服务的伟大抱负和为此而产生的忘我劳动,忘我到了惊人的程度的劳动,等等,无不使人从内心中受到震动,受到启发。

以下是书中内容的摘抄:

他写道:“使我感到兴趣的,只是那些反映出时代思想的角色,那具有重大思想内容的角色。我想要扮演那些震动我国的人们的形象。”他梦想着扮演“新生活的创造者——共产党的领袖、社会主义祖国的优秀儿子的形象”。
作品的真实和纯朴是他的美学基本法则。
他为艺术的真实性而奋斗。他的这种真实性从来不是冷淡的观察家所有的那种冷淡的真实性。史楚金的现实主义是有深刻思想性的,是充满着炽烈的热情的,是有倾向性的,是有党性的。史楚金的作品是乐观的,是热望向前的,是贯彻着对生活、对自己的人民、对人类的极伟大的爱的。
工作是史楚金生活中有机的必需品。他之需要工作,正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醉心于工作的他忘却时间,忘却休息,忘却健康。
他那种严于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的精神是无限的,他永远是在探求着。他无穷尽的幻想永远是跑在他那演员实践的前面。
史楚金是非常谦逊的人。在演员身上很少能遇见这种品质,似乎是这样谦逊的人不能做演员。特别是在艺术工作者中间时常可以看到的各种毛病:自我中心主义、奔放不羁的精神、追求廉价的荣誉,是和史楚金绝对无缘的。史楚金从来没有强调过“自我”,从来没有热望过占“第一”位,从来不知道嫉妒。在演出、排演或授课的时候,他都是聚精会神、衣冠整齐、遵守时间的模范。……他从来没有提高过声调,无论对剧院的经理或制片厂厂长,无论对道具管理者、灯光师或女佣,他是同样地有礼貌。
他耐心地、非常细致地和那些没有经验的或经验很少的伙伴们工作,从来没有发过怒。

1970年4月18日
(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长篇小说)

说明:文革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就成为中国进行“反修”教育的一本推荐书,因为该书在苏共已经否定斯大林之后还公开歌颂斯大林。当时重庆市话剧团还排演了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不知是谁的编剧)进行“内部演出”,我上初中时的老师们就曾被组织去观看。这部《州委书记》是柯切托夫的又一力作,比《叶尔绍夫兄弟》的场面更大,视野更开阔,涉及社会生活面更广。

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一口气读完,又认真地重读了一遍。
其中许多思想都是正确的,是走在当时时代的前头的。书中塑造的一大批正面人物是感人的,有血有肉的,合情合理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尤莉亚和符拉迪钦,这是很使人喜爱的幸福的一对。
赋予索尼亚身上的小缺点(高跟鞋等),反而使人感到她的可爱、真实、亲切。这决不是故意把英雄人物写上一些落后地方的那种拙劣手法,这是很恰如其分的。
对生活场景的描写,人物心理的刻划,大大地使人对书中人物、故事产生了“身历其境”的感觉,增强了感染力。
对话是组织得巧妙的,看得出有灵感所致之处。
从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作者的本质是好的,正直的,向上的。书的涉及面很广,反映的社会问题很多,而且重大,这不仅需要魄力,而且需要的是思想高度,只有站得高,才能写得广。
作者的知识是渊博的,天文、地理、历史、文学艺术、农业生产、化学、社会工作等等,如果没有全心全意从事自己劳动的热情,是不能具有这些知识的。

1970年4月25日下午
(苏)高尔基《福玛•高尔杰耶夫》(长篇小说)

看了使人很不舒服,全书找不到一个正面人物,全是些使人生恨或生厌的、歇斯底里似的人物,那些冗长的、充满哲理味的、教诲式的、神经分裂者的独白,使人受不了,读不下去,难于领会。当然,高尔基是塑造了这些资本主义没落时的形象,但使人不舒服的是他总是要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赋予这些反面的、丑恶的人物以一些正直的品质和正确的见解,这就使人读着很不舒服,很恶心。描写的技巧倒是高的,但有些心理描写却很不好,精神分裂似的,病态的,使人厌恶。大量的隐喻、暗喻,也使人讨厌。

1970年4月26日晨
王宗元《惠嫂》(短篇小说)

说明:短篇小说《惠嫂》,曾被改编为电影,影片名《昆仑山上一颗草》,我是先看了电影连环画(没看电影),很喜欢其内容,以后才读的原小说。

偶然重读《惠嫂》,像读第一遍一样,这么短小的篇幅,这么简单的情节,却容纳了这么深厚的内容,塑造了这么高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形象,使人如此地感动!
写作水平是高的,对细节的处理十分细致、经济,几个人很活。看这种短篇,远比看欧洲的名作家的短篇好得多,那些什么莫泊桑、都德等等的短篇,有哪一点比这些朴实清新的作品高呢。

1970年6月15日
(法)雨果《九三年》(长篇小说)

说明:《九三年》这个书名最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我听说一个女同学能够生动详细地讲述《九三年》的故事情节时,引起了我的好奇,才想法借到此书,一读就受到吸引和震撼。

雨果《九三年》气势磅礴,“在巴黎”和“国民公会”几章,特别精彩地再现了当时的时代面貌,这是别具一格的浪漫主义为主的笔法,与内容相适应。情节的曲折起伏倒有点像中国的章回体,许多警句增加了魅力。
此书却也暴露了雨果对保皇党人同情的态度,不惜笔墨地把朗德纳克侯爵塑造成了一个无比英雄的形象,对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三人的描写也过分夸张了斗争的一面,而使人无法相信这三个如此互相仇视的人能够领着法国革命向前发展。

1970年6月20日上午补
(苏)高尔基《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长篇小说)

说明:十余年前,我读到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的《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8月第一版)时,曾写过一篇读后感《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其中写到:“在读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时,我都忍不住会发出惊叹,发出感慨,会恍然觉得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尽管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宋柏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宋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文字,却像是我当年写下的一样,我当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就是这样认识社会的,就是这样‘清教徒’似地鞭策自己力求‘革命化’的,就是这样站在‘革命批判’的立场上评价文艺作品的……”宋柏林在1967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写的一篇长篇,是最脏的书之一。我只翻了一点。”我读此书的时间比他晚近三年,但我这个“黑五类”子弟的感想与他这个高干子弟完全是一样的。可见我们那一代青年所受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喝的是同样的“狼奶”。

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是一部无聊透顶的甚至非常有害的小说,整个作品的灰色的压抑人的气氛,大量的变态心理、性生活的描写,无意义的啰嗦的记叙,充斥全书的隐喻、借喻,对革命家的丑化,对时代的歪曲,通过多个灰色人物口中说出的令人厌腻的说教,等等,这一切使人无法读下去。
对高尔基应正确地估价,不能过高地看待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过去把他捧得那么高,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有些东西迎合了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作家们的心理。

1971年1月11日
(俄)列夫•托尔斯泰《家庭的幸福》(中篇小说)

惊人的大师手笔,特别是在心理上,异常细腻而真实,他再现了一个贵族小姐的心理活动,捕捉到了不少微妙的心理活动,运用了恰当的语汇,整篇的风格朴实而抒情,娓娓动人地在叙述,鲜明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掩卷沉思,想到我们今天决不能再拜倒在这些作品的面前,尽管它有多高的艺术性,但它的内容是渺小的,无价值的,不能在社会发展史中起到推动作用的。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它万倍地有意义,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写出新的东西,从各方面去压倒它。它这样的作品,可以打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灵,但激起来的却大多是无意义的忧郁症。我们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它要能打动所有革命战士的心灵,激起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底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小说)

越读到后头越厌烦,大量的说教,宗教的哲理味让人头痛。
描写的手法是高的,观察生活的眼力是敏锐而细致的,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穿插进当时的社会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手法。
不过,我不承认安娜的所谓“爱情”,这决不是爱情,这是性欲,疯狂的变态,莫名其妙的歇斯底里。而且,我坚决地认为,在她(他)们那一类人当中,决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爱情。

(苏)波列伏依《大后方》(长篇小说)

说明:苏联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影响极大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和短篇集《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都是当时发行量很大、读者众多的书,文革前和文革中我都反复读过多遍,但都未写读书笔记,只对《斯大林时代的人》作过各篇写法特点的分析和摘录过一些人物描写方面的词语。我上初中时,大约1963年,有一次去教师办公室交作业本或是办什么事,听几个老师在议论:“波列伏依的斯大林奖金被取消了……”当时我听到后很是吃惊,但不好意思打听是怎么回事。

比他以前的作品有了大大的退步,已经很难感觉到充满在《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斯大林时代的人》中的火一般的革命激情,语言也流于一般化,失掉了他的许多优秀的特色。对于索尼亚的死的处理是完全不必要的,受了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安娜的形象写得不很成功。安娜的大姐姐和她的娇宠的女儿这一对形象设计得很有意义,有很强的思想性。关于那个德国俘虏的情节,比起用同一题材写的短篇《法兰克福的来信》差多了,那个短篇是很精彩的。

(印度)泰戈尔《戈拉》(中篇小说)

很难用心读下去,它的思想、人物、情节和语言都不能吸引住我,对戈拉这个人物我不喜欢。他的那些长篇说教我简直不想读。

1971年3月14日
(苏)维什涅夫斯基《乐观的悲剧》(话剧剧本)

思想性上有许多应当批判的,艺术上这种对舞台剧的探索——朗诵者的设计,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既增强了情绪感染力,使舞台剧结合进了诗的因素,又加强了观众与舞台的联系,使剧情的发展不枯燥,场次之间的转换不露痕迹。好几段朗诵词是写得十分出色的。

(苏)巴甫连柯和列文的《斯维尔德洛夫》(电影剧本)

说明:我读的这本书是电影剧本的单行本(带剧照的)。这部影片文革初期曾在成都的电影院作为旧片放映过(见1966年6月7日《四川日报》的电影广告栏)。斯维尔德洛夫在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文艺作品中一般都只是个在列宁身边的陪衬人物,人们很少知道他到底跟列宁一起做过什么,在苏维埃政府首脑的职位上又起了些什么作用。这部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但影片的影响不大。我在文革前读过斯维尔德洛夫的夫人写的《斯维尔德洛夫传》,应该是在苏共否定斯大林之后出版的,书中写斯维尔德洛夫与斯大林关系不好,甚至在被沙皇流放时在流放地两人就互不来往。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巴甫连柯和列文的《斯维尔德洛夫》总的说来有激情,有一定的气魄,但没有很好地概括斯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担任苏维埃政府领袖时的伟大作用没有得到表现,就是说没有把握好人物一生的重心,艺术技巧上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巧妙的虚构手法,对人物的虚构,情节的虚构,这方面我是很差的。

张庆田《葵花儿》(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集)

很有特点,清新,生动,其中最喜欢《红砖》、《父子篇》、《父女篇》,体裁很活跃,思想性强,结尾含蓄隽永,语言优美朴素。短篇小说的形式应像他这样作多种探索。

王杏元《绿竹村风云》(长篇小说)

说明:我在笔记里说“周立波之流”,是因当时周立波已经作为“文艺黑线人物”被打倒。几十年过去,当年我赞赏的《绿竹村风云》写的是什么已经毫无印象,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我却反复读过多遍,越来越认为那是真实反映农民在合作化运动时的心态和当时农村的所谓“阶级斗争”真相的一本重要著作。

很不错,语言丰富多彩,生动有力,富于生活感,许多地方的描写都别具匠心,民族风格和乡土气息都很浓。运用民间语言并不像周立波之流那样怪诞、生硬、难读。对各个人物性格的刻划很经济而深刻。

1971年8月5日
(苏)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长篇小说)

很好。不足的是个别地方讲生产、技术等方面问题多了点。这样要少掉一大批读者。作者眼光敏锐,学识丰富,心理研究很有成绩,政治热情高。艺术手法在好几个地方达到了高峰。人物是有血有肉的。
将来如果让我来写一个工人家庭,应该在哪些地方超过它?

(俄)契诃夫《食客集》和《农民集》(短篇小说集)

读了很不高兴,从这几篇东西中看不出契诃夫的出色之处,只令人感到庸俗、无聊、灰暗、低沉,到处是自然主义的描写,作品没有一个打动人的主题,没有思想,只有一篇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还有些思想性和生动性,人物还算典型。但一写到农村,就只有乱糟糟的东西,看来契诃夫也并不是那么不得了的。

(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回忆录)

说明:作者是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并当选为公社委员的法国记者。
笔记中提到的该书结尾时的几句话,是作者在起义失败后的大屠杀中逃离法国:
“我刚穿过作为国界的河沟。
“他们再也逮不住我了!有一天,人民被赶在街上,被逼作战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他们站在一起。
“我抬头望了望我认为是巴黎的那个方向。
“只见深蓝色的天空里朵朵红云,活像一件巨大的工人服,染满了鲜血。”

很动人的历史记录。开头不易读进去,因为手法不是我们习惯的,具有浪漫的、跳跃式的结构,从历史中截取一些片断的对话、场景、思想等,读下去过后,你会被作者的放荡不羁的思想、忠于无产阶级的愿望,辛辣、犀利的笔法,大量信手拈来的比喻、发人深省的警句式的感想……所吸引。事件的具体经过是不清楚的,但你可以感受到事件中的气氛。读到最后结尾时那几句,你会感到心弦久久地震响着,像一曲终了时的最后一组和弦。两手一齐击在琴键上,滚珠般的琴声在空间久久地轰鸣着,这时你再回头来掩卷深思,会更感到此书的精彩。
这个结尾,是如此自然、有力、深刻、朴素、余味无穷!

1971年8月25日
(苏)冈察尔《旗手》(长篇小说)

说明:上初中时就曾在政治课(不是语文课)教材上读到冈察尔的短篇小说《永不掉队》,写一个受伤后复员的苏军士兵回到大学去继续学习,像在战地行军中不能掉队那样,在课堂学习中也决不掉队(不知是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小说的思想和写作技巧当时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记住了“冈察尔”这个名字。那时中苏论战已经开始,但中学政治教材中仍然选有一些苏联作品,印象深的还有叶•德拉伯金娜的回忆录《黑面包干》的节选。
《旗手》长篇三部曲包括《阿尔卑斯山》、《蓝色的多瑙河》、《黄金的布拉格》,写苏军反击德国法西斯战争后期一路打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故事。冈察尔在苏联时期被列入“各民族作家”中的乌克兰作家。

充满了颂诗般的笔调,色彩鲜艳、浓烈,金光灿烂,许多地方动人肺腑,生活气息很浓,真实性很强,有很多作者亲身体会到的真实感受。但不少地方却又过于“写真实”,过于渲染战争的残酷性,不断地让重要人物死掉,而且都死得突然。性格较鲜明的是沙加达、霍麦、丹尼斯和罗曼兄弟、勃朗斯基、马各凡楚克。巴基多夫在后部失去了作用,西维尔采夫在受伤前的描述太少,差味道。丘尼希也许是作者的化身,书生气太多,不很生动。
风景描写很好,真实、生动、鲜艳、多样化。
有些地方浪漫手法过重,显得书生味多些。还有点接近自然主义(或印象主义)。

1971年9月11日
(俄)屠格涅夫《贵族之家》(长篇小说)

细腻的抒情笔触,深刻感人的心理描写,冷静而辛辣的讽刺,人物性格的典型和真实。
用词稍嫌华丽,某些地方略为轻浮,但仍不能掩住内容的光彩。
结尾是扣人心弦的钢琴和声。

1971年10月10日
(苏)特瓦尔朵夫斯基《瓦西里•焦尔金》(长诗)

说明:此书我十分喜欢。除了原作就好外,还因为飞白的翻译好。有趣的是,我读这塑造了典型的苏军普通士兵形象的长诗后,竟忽发奇想,认为应为当代下乡知青塑造一个类似的典型形象,可见我当时对知青情况完全不了解,而只听信了官媒的虚假宣传。读后感中提到的“语言可用陆棨式的”,是指文革前出版的重庆诗人陆棨那本下乡参加“四清”所写的诗集《重返杨柳村》那种语言风格。

非常喜欢。生动的形象,风趣的语言,朴素的场景,浓郁的生活气息,扣人心弦的抒情味,活泼的结构。
值得认真学习、研究、借鉴。
如果能从我们广大的下乡知识青年中提炼出这样一个动人而亲切的形象,我想是可以写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的。语言可用陆棨式的。

1971年12月
(俄)屠格涅夫《前夜》(长篇小说)

动人心弦的,细腻的心理描写,感人的正面形象,充满诗意的叙述。
翻译较差。

1972年1月24日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文学评论)

有许多新见解,突破了前人的定论,体现出历史唯物主义。遗憾的是,对诗的分析评论太少,考据过多,有个别语汇生涩,不合乎今天群众的习惯。有些地方稍嫌片面,说服力不强,对“三吏三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新见解较好,对“剗却君山好”的分析太牵强。

1972年5月7日
(俄)《叶甫根尼•奥涅金》(长篇诗体小说)

说明:重读的感觉与前一次不一样。这可能与林彪事件之后,再加上自己有了正式的工作,思想不再那么偏激有关。而在四十多年后的2017年3月2日的日记中,对普希金的小说的评价更为不同:“这段时间,既为了调节思想,也为了‘补课’,抽了点时间看过去没好好看的名著。这次重读普希金的中短篇小说,有很强烈的新的感受。过去看这些小说时年纪不大(大约是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时期),只注意到故事情节。这次看,特别是《上尉的女儿》和《杜布罗夫斯基》,真有震撼的感觉,更明确了普希金绝不仅仅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小说不仅故事吸引人,而且有那样丰富的细节,那样深刻的思想,特别让我惊讶的是,他那么年轻,却对世事人心了解那么多,对不同阶层的生活情况那么熟悉,上流社会生活、军队生活、乡间地主生活,甚至一些民间底层的生活,都能写得那样生动细致,真不敢相信是一个抒情诗人能写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诗人,别说抒情诗人了,哪怕是写叙事诗的诗人,能写出来吗?我怀疑。”当然,这次没有重读《叶甫根尼•奥涅金》,不知道重读会有什么感想。

这次出于研究,较认真地读了一遍,初步了解了为什么说它是“百科全书”,当然它的许多感情是我们今天无法感受的,也不应该去迎合它,不过可以使人了解一些过去时代的一部分人们,了解他们的一些感情。艺术手法上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
如果今天的青年还迷醉于它,还会背诵它的一些章节,那是完全不必要的,荒唐的,甚至有害的。

1972年7月
(法)儒勒•瓦莱斯《起义者》(回忆录)

再读《起义者》,仍十分感动。大量的辛辣的语句之后,突然出现那么一段平易而深藏炽热感情的叙述,真要使人热泪盈眶。
作者富于诗人的联想,善于捕捉一些精彩的形象,有漫画家的夸张才能。
有些地方锋芒太露。

(苏)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长篇小说)

《两姊妹》、《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这次重读,发觉文笔的浪漫主义味较多,达莎的思想也许是符合身份的,但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作者为何对贝索洛夫寄予那么多同情?
书中对列宁的刻划是不成功的,比较对反动头目的刻划,显得苍白无力得多。
索洛金所占份量太重,以致会使人对整个红军看法变坏。
对话的史诗味重,有些地方缺乏性格,缺乏真实,有些地方抽象哲理味太浓。
作者过多地注意和描写了“乱”的一面,而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很少描绘,即使有些,也带上了一种嘲讽的、滑稽的味道。
抽象的爱国主义贯穿全书。
在主要人物之外,另外用了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片断来烘托时代气氛,是可以借鉴的手法

1972年?月?日(原文未写日期,应在前一则时间之后)
(苏)包哥廷《带枪的人》(话剧剧本)

大师手笔。诗意的概括,大胆的虚构,广阔的背景,简洁的个性化(对话)。14场:
一、在前线战壕中,反战,拥护列宁的号召。
二、革命前夜,富豪家里,垂死阶级的表演。
三、谢德林与契比索夫。
四、敌人的阴谋。
五、同亲人们的见面,自觉的参加革命。
六、到斯莫尔尼宫。短小而寓意深刻的一场。
七、在革命战士当中。
八、同列宁对话。质朴而扣人心弦的一场。
九、革命领袖和群众,革命在进行中。最长的一场。
十、列宁打电话。最短的一场。
十一、斯莫尔尼宫门前,新的队伍开上前线。
十二、在革命中学习,准备谈判。
十三、瓦解敌军,用列宁作号召。
尾声、列宁的讲演。
(我在另一个专门摘抄话剧、电影剧本片断的本子上摘抄了此剧本中一些台词。)

1972年10月13日
(苏)阿扎耶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长篇小说)

说明:这部曾荣获1948年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的长篇小说,五十年代在中国出版后曾十分畅销,据蓝英年先生回忆,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谁没读过这本书,当年从北京西直门到清华园的公交车上都有青年们在对书中人物的不同看法展开争论。直到世纪之交,蓝英年先生写文章介绍了此书的真实情况,原来书中所写的那些在远东艰苦环境里铺设输油管道的人们,从总工程师到工人,全是劳改犯!整个工程工地实际上是一个劳改营,小说的作者本人当时也因冤案受到诬陷而劳改,获释后不准回到莫斯科……(详见蓝英年《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2月4日)如果我读此书时就了解这样的内情,也就不会产生笔记中写到的一些感想了,比如我把书中所写的局长对下属的粗暴态度理解成是因为他们搞“一长制”,完全没想到这是劳改营长官对劳改犯人的态度。令人感慨的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个“劳改释放犯”(这是毛泽东时代对劳改刑释人员的通称)以劳改营工作为题材(当然没有写明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与单位的真实情况)写成的小说,能够出版甚至获最高文学奖,作者因此还被选为全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这在毛泽东时代,可能吗?

对人的认识比较辩证,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有较强组织能力。
开头稍嫌枯燥了点,在这方面比柯切托夫差:在如何从一个人的多方面来塑造他的手法上。有时光在工作上打转,使人感到沉闷一点,有些地方描写较差。
然妮亚性格较鲜明生动,娥斯嘉也写得较好。第一部最后对巴特曼诺夫的悲痛的描写似乎分寸欠妥。党委书记分量弱了些。有些地方同局长的作用没多大区别,而且比局长小得多。看来,他们那时搞的是“一长制”。
作者的魄力不够大,本来可以写得更广阔些。
结局比较差,情节组织得不够好。写一个人就死盯着他写,写一件事也是这样,不能放开一些,气势不够,没有奔马行空之感。看来作者还缺乏短篇小说和剧本的练习。
对爱情的处理和描写都差,对个人生活都写得差,苍白无力。书的结构缺乏气魄,很少使人感受到伟大卫国战争的时代背景,本来这是应处理好的。
巴特曼诺夫的官架子大了,不很使人喜欢。他何必要做得那么严厉呢?作者写的不少人物,如卡尔希波夫、赫马拉、西林、慕霞……都没写好,都没起到典型代表作用。有些人物只是个影子。
党组织的作用写得太少,泽尔肯特出场是很使人喜欢的,但后头用的笔墨太少了。当然,这与他们当时搞“一长制”有关。
作者选材太差,不精炼,看得出来是新作。想一口气把许多生活写出来,不冷静,这方面不如柯切托夫。柯切托夫善于选材,并善于在必要时穿插进信手拈来的生活琐事,但都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1972年12月18日
(苏)《盖达尔选集》第二卷(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

作者扣人心弦的抒情笔触深深地打动了我。
甜蜜的少年时代,美好的幻想,可爱的大自然……这一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下放射出多么奇异的光彩。
《少年鼓手的遭遇》最使我激动。当然,在今天,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不会再有这样糊涂的孩子了——从典型意义上来说。铁木儿的故事很好,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中间难道就没有这样能鼓舞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动人事例吗?作家们,应当向盖达尔看齐啊!
《蓝色的杯子》、《林中烟》,这样的抒情散文我也喜欢。充满了生活气息,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对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爱。
《军事秘密》太松散,儿童们的形象是刻划得成功的。
盖达尔的语言流畅,婉转,充满诗意。很适于朗诵。应该学习。

(苏)伏尔科夫《我们切身的事业》(长篇小说)

作者对所写的事物很熟悉,看得出来是亲身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才能得到这些感受。
列娜、依里奇等人形象刻划得很好,真挚感人,使人高尚。对爱情的描写很真实。
写作技巧不高,不像小说,像特写。结构不严密,疏密度配置不当,对素材不善于取舍。
像这种描写商业战线斗争生活的作品是不多的,因此更可贵,更值得推荐。

1972年12月31日
(苏)《考涅楚克选集(下)》(话剧剧本集)

说明:这是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在苏联时期被列入“各民族作家”中的乌克兰作家)的话剧剧本选集。被一个外地来的朋友借去在旅馆里看,又被旅馆的女服务员借去看,朋友走时忘了要回来,可能从此便进入了民间流传渠道。
笔记中提到“贝利亚这个细节值得批判”,是指其中一个剧本(《翅膀》?)里写了一位领导干部(市委书记?)的妻子曾被诬陷下狱,后获释平反,剧中说当年的冤案是因为“贝利亚毒化了政治空气”而给国家带来灾难,我当时认为批判贝利亚是在暗示斯大林的问题,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

读了《翅膀》、《马卡尔•杜勃拉瓦》、《前线》,作者的技巧是高的,主要是能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生活气息浓,充满激情和浓郁的抒情味,能从平凡生活中发掘出诗一样的地方,性格刻划是成功的,第一幕都写得比较好,人物作了介绍,交代了矛盾冲突,埋下了伏笔。人多的场面特别好,每人都充分表现着不同性格。
写的是“公事”,而不落入“公式”,这是要水平的。
贝利亚这个细节值得批判,但是不可苛求于作者。这是他所处的时代条件造成的。
农庄开报告会那一场很值得学习。

我在另一个专门摘抄有关爱情的言论、诗文的笔记本上摘录了考涅楚克剧本《马卡尔•杜勃拉瓦》中的几段台词:

马卡尔:我只要对你们说一点,你们在彼此相爱,但是你们要记住,家庭——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愉快。但是为了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光有爱情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最大的友情。
奥里加: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有友情。
马卡尔:不,奥里加,我一生中看见过不止一次了——人们也彼此相爱,可是他们不能建立生活。为了家庭应该奋斗。要互相扶持。如果一个人失了足,就不让他跌倒。眼看要倒下去的时候,把他扶住,不要让他倒下去。

我在另一个读书笔记本上,摘抄了1972年“内部发行”的苏军将领什捷缅柯回忆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有关考涅楚克(该书译作科尔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的一段文字(未写读后感):

1942年……(9月到10月间)
我们到了莫斯科以后,就看到了A•E•科尔涅楚克的剧本《前线》,这个剧本出人意料地登在《真理报》上,在军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在我们总参谋部,每一分钟都是十分珍贵的,但即使那些最忙的人也读了这个剧本。我们毫无保留地站在年轻的奥格涅夫一边,坚决反对戈尔洛夫。
正如俗话所说:有常规就有例外。无论是在总参谋部还是在其他地方,甚至在一些很有威望的将领中间,也有人认为《前线》这一剧本是对红军的恶意攻击。最高统帅部收到几封电报,要求停止在《真理报》上连载此剧本,要求禁止此种“绝对有害的”剧本在前线上演出,对于其中的一封电报,最高统帅(斯大林)是这样回答的:
“你对这个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指挥员将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中的缺点,面对这种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具有承认缺点和采取措施改正缺点的勇气。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
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青年(如果对我们这种中级领导干部,年龄还不算老的人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认为《前线》剧本是党的政策的体现,是党发出的号召,号召提高我们的军事艺术水平和改善指挥军队的方法。

2017年9月27日录入并加注说明修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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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陈白尘干校日记
(《缄口日记》选读)

陈 虹 整理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自《缄口日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1969年

十一月卅日 星期日
上午10时半赴咸宁干校的人集合开会。12时到达北京站。行李由站外送到月台,但上车时秩序大乱,有如逃难的难民。下午1时半开车,对北京站作最后一瞥。1966年的年初被刘白羽之流排挤出京,曾有难以再返之叹,不曾想当年9月即被揪了回来;如今这一去,恐怕真的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车上有硬席卧铺,但只能轮流使用。下午2时去卧铺休息了两小时,即换张天翼去,但他一去不返了。终夜枯坐,以待天明。

十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晨6时,始得再去卧铺睡二小时,极酣。
中午11时车抵咸宁。车站极小,特快列车均不停靠的。干校派卡车来接,但公路颇差,颠簸不堪,两个小时才到达五连连部(即作协连部)。许以、王朝垠帮助运行李,是我们的班长;孙琪璋、潘德润均为排长,他们拉来板车帮着运输。我被编在二排六班。
1时半午餐,煮虾,米饭,伙食不恶。2时迁往老乡家暂住,与我同宿者均是四班的人。4时整理完毕,睡片刻,5时半晚餐。今、明二日均休息。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二
连部和一排、三排均在邻村;此处名鲁家湾,仅二排和食堂在。村中房屋只七八所,居民不过二十户。三个班分别住在四所房子里。村旁湾子内一片汪洋,是夏天大水时所蓄聚,其尾闾被大堤所拦,堤内即干校的垦田所在,约有二万亩面积。
晚间参加“日查”,批评雷奔。据说雷来此后不老实,与革命群众开玩笑,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云。会后,许以以班长的身份,介绍连、排、班情况,并问我身体健康状况如何。我要求给南京家中写信,许说要交北京的中央专案组寄发。我告以在京时候聚元已把干校的地址告诉了我并令转告金玲,这说明是允许通信了。许答应再请示。到干校后第一件事就不如意,真不如留在北京了。

十二月四日 星期四
上午劳动如昨。工宣队老李与小周明来外调张天翼的历史,令写书面材料,10日交。
下午与杜麦青抬行李,他的木箱奇重,5时半始整理完毕。
再问许以通信一事,说已请示,尚无答复。我与光年二人同属中央专案组,故情况相同、待遇相同由来已久了,为何到达干校以后竟有了变化?不解。况且专案组也从未完全禁止过我与家中的通信啊!

十二月六日 星期六
晨,学习有关下放劳动的社论,继听连长李季传达干校领导的报告。报告言前一阶段的清队运动是健康的,深挖“5.16分子”是有成绩的。又言连队以上要建立大队,共四个,五连(作协连队)属第四大队;将来电影口的人下来,为第五大队。以后则取消星期日休息制度等等。
下午和光年、天翼担水浇菜地。
晚,收到金玲2日来信。

十二月七日 星期日
晨,将金玲来信交许以检查,即还,未说什么。继听王朝垠、刘小珊的讲用。
天阴,欲雨。上午翻土,下午种菜,手指僵硬。
晚,参加联欢会,迎新也。周明通知我,我的存款已交许以保管。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二
昨日因说了一句有关“劳动权利”的话,天天读时被点名批评。以后只好少说话。
上午与冯牧抬水浇菜地,共11桶。
下午臧克家于大会检查。
晚,参加点名,全连进行周评。我们六班受到表扬,以班长善于抓阶级斗争也。

十二月十日 星期三
专案组张金禄等人返京,令光年转告我,对我俩的一切制度如旧,稍感放心。
上午松土、浇地如前。11时提前收工。
下午到452高地(校部)参加全干校的“继续深挖5.16匪团动员大会”。文化部机关已抓出陈某、赵某,并依革命群众的要求予以隔离了。大会号召要继续向纵深发展。
晚,全班座谈“5.16匪团”问题,动员大家揭发。“5.16”到底是什么东西?谁是“5.16”?茫然无所知也。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连续数日召开斗私批修会。昨天刘小珊、毛承志检查;今天朱行检查。曝日开会,倒很暖和。
下午干校举行审判大会,大出意外:张××、蒋××因破坏军婚,由北京市法院各判处一年徒刑,监外执行(由群众监督劳动)。大会后分组座谈,人人表态。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休息。改两餐。
早饭后约冯牧同去甘棠公社,集镇也。10时始出发,11时40分返回连部,极紧张。往返十余里,只为了偷发一封家信。
12时去食堂帮厨,晚餐吃饺子。饭后召开大会,布置全年总结。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上午在菜地劳动。下午王朝垠令我与杜麦青看菜园子。商之徐贻庭:天翼身体不及我,仍由他去看管;我回菜地劳动。
晚饭时许以通知我:12日那天交给她检查的家书,尚未寄出,正在商量云。张金禄等人又在说空话了。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昨晚今晨思考思想汇报的内容,今日写出。对于下放的问题,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在能够回到群众中来;忧在怕艰苦,怕斗争。至于令我检查交代的问题,苦无准备的时间。
上午粉碎牛粪,下午挑草木灰。全排在四班开讲用会,不许我参加。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上午捣牛粪,下午盖土。
晚许以来,命令安心劳动,改造思想,其他的事情不必多想。又言检查交待一事到时候会给时间准备的;与家中通信事则仍在与专案组联系中。一个通信问题,到今天还未解决,关键何在呢?

十二月廿日 星期六
晨,替天翼看牛二小时,早饭后他来接班。继而去菜田翻地,下午种土豆。
为盖土事,小李子又刺我一顿,其后则去刺王真、丁力,大不快。此人在京时曾接受××贿赂性的借款,被批,现在极力摆出“左”的姿态了。
晚,全连召开大会,再次动员深挖“5.16匪团”。王朝垠令我写揭发材料,答曰一无所知。他则说可以写得虚一点。可笑。

十二月廿四日 星期三
上午铲地皮上的剩余牛粪,仅得4挑,以关节疼痛也。下午铲完地皮,又上牛粪5畦。劳动强度愈来愈重,只好咬牙坚持。
晚,日查,以为批评我,落空。日查后继续开会,令我退场。

十二月廿七日 星期六
上午与光年去九队抬粪,三次出危险,他都几乎摔倒。下午于坑中挖粪,然后埋土。
晚,点名,在传达总理讲话时,令退席。
宣布新年放假时间:从31日起至元月3日晚止。但天天读不停。

十二月廿八日 星期日
早晨宣布开总结会,先未让参加,但后来许以又来通知。什么会能参加,什么会不能参加,实在搞不清楚。
上午抬粪,但出工之前先摔了一跤。下午在菜地挖粪坑。极冷,达零下4度。
此间农民的房屋虽是瓦房,但椽上仅敷瓦一层,无望砖,更无天花板。烧饭时炊烟自瓦缝袅袅而出,屋顶如在云雾中。晚间寒风则四处入侵,为避之,以麻袋一条悬于床头之上。

十二月卅一日 星期三
别人已经放假,而我仍得出工。上午挖土,打农药;下午到菜地值班。大队部中的联欢演出直至晚6点半仍未结束。
晚听《元旦社论》广播。许以来,令订明年的个人改造计划。

1970年

一月三日 星期六
休息。拟去甘棠镇,先向潘德润请假,已允,但王朝垠说不合制度,则重新自下而上(向许以——孙琪璋)一一请假,答以向连部请示。其后回答我说:与别人同行方可,不许单独行动。专案组并无此项规定!
10时随丁力同去甘棠,在镇上分手,偷发信,然后理发。遇陈仲篪,“北图”下放者。告知有人曾到“北图”借我的作品——《石达开的末路》。与丁力饮啤酒一瓶,并以该酒瓶购煤油归。1时抵连部,光年尚在地头值班。
下午洗衣。4时群众去九队联欢,与麦青在家对坐。晚上点上新购的风灯,可以写字读书了。

一月六日 星期二
晨,列队时动作迟缓,几迟到。班长去开会,副班长王朝垠领七人作“四好计划”,而我则作“改造计划”。10时后我谈了几点,王说不够,没有说到要害处,并指出我的问题主要是“改变立场”。又说,是否敢于暴露群众看不见的活思想,是考验我的标准云云。这就是要我硬说自己有反动思想了。
交饭费,每月12元,粮票28斤。众人一律。

一月九日 星期五
晨宣布:明后两天自学“老三篇”,以解决生死观、苦乐观问题。
全日去沙场铲石子,装车,极疲劳。下午下班前几不支,咬紧牙关,才撑到最后。
傍晚,冰心等人始从北京来到干校,较我们晚了一个多月。
晚,军宣队的张喜再次动员深挖“5.16匪团”。

一月十四日 星期三
连部政工组的吴桂凤通知我:交许以审查的家信已代发了。过去我的信件均转北京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后直接交政工组即可。通信的事,至今总算有了一个定章——一个半月了!
上午雷奔交代检查,下午继续,至晚餐时仍未结束。未让我参加。

一月十七日 星期六
天又阴沉,腰腿均不灵便。终日在沙场劳动。
五连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建工程挖沙子,我和光年等老弱病残竟然都算是主要劳动力了。
中央慰问团至各连进行慰问,4时半即收工。但王朝垠却布置我写自来干校后一个半月来的思想汇报,至晚9时半才完成初稿。闻慰问会颇为热闹,且有电影,参加者直至11时半方回。

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大礼拜,休息。晨赶抄思想汇报,8时半完。
请假去甘棠,又令与光年同行。在北京时令我陪光年,今则反之,莫名其妙。发信,买香烟,12时返。
收金玲来信及粮票,即转吴桂凤。
班会上吃批评,说我在地头抽烟,天天读时与房东闲谈,闲逛,在批判张天翼的会上不发言等等,无从申辩。

一月廿二日 星期四
上午仍去各处寻找牛粪。天气突热,敞衣而行,失落围巾一条。盖穿林而过时被挂去了。下午出门即雨,雨过去九队,又雨,在仓库廊下避至4时,归。麦青途中晕倒,他身体不好,而村中道路难行,雨后有如滑油山。


一月廿六日 星期一
上午在沙场筛沙,是较有技术的活儿,也认为非壮劳力不可者,其实较挖沙子为轻。
下午冒雨筛沙,衣衫尽湿,仍不停工。其实沙子打湿了是筛不好的。3时,去大堤劳动的人均收工回来了,才止筛。形式主义的积极性!生产队农民对干校的劳动编有歌谣:“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也)。”一针见血的批评,但就是不改。
晚,又令看电影,因有写外调材料的任务,拟请假,不准。其实人多秩序乱,什么也看不见,只在人丛背后枯坐数小时而归。班中多数同志并未去。

一月廿七日 星期二
上午挖沙时,见郭小川在吸烟,不禁瘾发,为领队的郝芬所面阻。下午收工时被批评了一顿。
晚上连部开会,说沙场将交给文联,五连改为农业连,并且要与文联对调住处,搬往“农中”云。沙场原属于基建部门的。

一月卅日 星期五
8时去沙场筛沙子。臧克家于上午作交代检查,但审查对象均未让出席。
下午去河对岸运白菜,然后参加大会,听对克家的批判。但中间两次来卡车,又令去为之装沙,等于什么也没听到。
晚,写陈烟桥等人的外调材料。9时突然召开紧急大会,宣布《文艺报》的大周明是“5.16骨干分子”。

二月六日 星期五
大年初一。这是离开南京后的第四个春节了。终日落雨,阴沉甚。
下午,麦青的爱人李滨携儿女来看他,煮红枣饷之。
5时晚餐,革命群众大联欢。我与麦青、王真小聚餐,菜极丰盛。饮剩酒一杯;食堂有酒未购——非不敢醉,连求醉的心情都没有了!

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将家信交至政工组审阅,同时收到南京寄来的包裹。
全日在大堤劳动,极疲。左手关节不能伸屈。收工后请胡德培针灸,无大效。胡说须治疗多次,但无条件。
晚饭后召开全连大会,动员深挖“5.16”。发言中提到,有人参加其匪团的活动是全家出动的,众人猜测是指尹一之。

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天天读时,正副班长针对昨日胡淑的批评作了检查,但胡淑的发言反而退了一步。胡对许以是有意见的。
上午在大堤劳动,休息时对阎纲进行批评,此人亦有“5.16”之嫌?
午饭在大堤上吃,又落雨。饭后提前上工,冒雨劳动。雨不止,乃收工。
回连部休息片刻,3时起召开大会,张天翼作第二次检查。

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阴。大堤完工。被指派到大堤内的新菜地里锄地,很愉快——居然被视为中上等的劳动力了。
许以告:金玲又汇来50元,共存有90元了。又说,钱太多,以后要少汇。既已被限制了用款,这岂不是废话!
为绿化环境,令捐树苗,交2元。

二月廿日 星期五
仍阴。上午批判臧克家,未完;下午继续到4时,无新内容。
晚6时半开大会,军代表张喜作第八次“深挖5.16匪团”的动员报告。会后座谈一小时。明日全天搞运动。

二月廿一日 星期六
上午全排座谈昨日的报告,下午分班谈敌情,至4时止。
收玲17日来信。王朝垠交信时指着信封说:“金玲至今对你还未划清界限——称你‘同志’!”我这才恍然于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居住时,每逢收到来信,信封上都被打上了××,大概就是这“同志”犯禁了。其实既然已被告知尚未定性,那么“同志”不能称,动辄以“叛徒”、“黑帮”相加,难道又合法么?
晚写信给玲,令免“同志”之称。

二月廿三日 星期一
阴,不能出工,改两餐。
7时至9时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谈敌情。饭后10时至13时半继续谈,插不上嘴。王朝垠点我的名:“你也要写小字报,不要躺在床上抽烟!”
既然是非写不可,就只好炒冷饭,把过去已经汇报过的事情再摘几条。1968年国庆后一日,时李震住我隔壁,早晨上班锁门,听她的嫂子在埋怨说:“我把你抚养大了,你现在是党员干部了,我倒是个地主分子……”颇似戏剧对话,则录之以交差。

二月廿五日 星期三
阴有小雨,闻此种天气将延续到27日。
天天读时批评雷奔,言其两次违反纪律。上午讨论干校《通知》及《人民日报》文章,但谈不下去。下午继续摆敌情。我无意中扯到“二流堂”问题,崔道怡大感兴趣,王朝垠则令写出小字报。其实我对“二流堂”的看法还是有保留的,以“二流堂”与“5.16”相提并论,怕是别有用心。

二月廿六日 星期四
中午被派去修猪圈,泥深及踝,行动困难。
下午2时,军宣队张喜作第九次深挖“5.16”的动员报告。接着由张会武交代他参加“5.16”的经过,泣不成声,极为震动。张,贫农,转业军人,来作协后为交通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造反派,我由南京揪回北京时,即是他伴送的。批判资反路线后,他和冯振山都一度消沉,难道即因此而堕进“5.16”的圈子?他如果是“5.16”,则“5.16”这个匪团组织也太可怕了。
会后全排座谈,晚间班上又谈了一小时。因心情沉重,未发一言。
晚餐时正在洗刷雨裤,又被指派了任务——背稻草,垫猪圈。

三月一日 星期日
今天全体去大田劳动,是第一次。我本派往菜地,临时因人少,又被拖去大田。新开的道路泥泞不堪,过沙场,翻大堤,一小时后方到达杨排洲——湖中高地也。湖田区内一片荒芜,去年开垦的田地并不多。休息片刻,又用半小时走到五连地界,大半是沼泽地,间有小块零星稻田,是当地生产队开辟的。李季带头,先挖了一条小渠,以排水,然后众人以铁锨翻地,至一小块。
中午,回到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即未来的工棚所在地休息。遇雨,无可避处,午餐时立雨中,和雨水拌饭而食,如有冷餐。
饭后收工返去,行及半途几不能支,以心脏压迫甚,作绞痛也。许以见状,令我离队缓行。不愿接受怜悯,反激起一股冲劲,拖着两条各重十斤的泥腿,终于挣扎着回到连部。途中摔跤者甚多,天翼跌得遍体泥污,半小时后才归来。
(上图:陈白尘在干校放鸭时留影。)

三月五日 星期四
晨,将信交给眭燕萍审查。吴桂凤调校部工作,眭接替吴。
开月查会。我谈了三点,主要为劳动态度尚未端正,如昨日去甘棠镇背粮食还不够量云云。许以肯定我劳动有进步,并表扬能主动暴露背米中的问题。其实昨天如果列队而行,我就是背20斤也是难以跟上的,此事无法开口。

三月九日 星期一
昨晚,李季作生产动员报告,且规定自今日起作息时间改为5时半起床,6时半出工。
整日在大田挖渠翻地,劳动强度极大,手指不能伸屈也。两次落水,极为狼狈。毛袜及裤脚均湿透,足冷如冰。没有长统雨靴,几寸步难行。
闻南京寄来的包裹已到达,但未交我。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去大田,在沼泽地打田塍。每人平均10米长,我得以八折计。泥土含水,松软如膏,有人贪求数量,中间未夯实,只求表面平滑,遗患不小。
晚补天天读,又传达连部的任务,要求大战十天,开出105亩水田云。


三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晨起雨雪霏霏,但仍然出工。坚持到下午3时,衣衫鞋袜尽湿,才收工返去。未整队,各自奔跑,我落了单。路上油滑难行,过浮桥时几乎落水;上大堤更是一步三滑,跌倒二次。堤上举目四顾,只有去农中的路上有人,追去,却是十四连的人;急由抽水站再回大堤,幸遇王真,乃同行。我已迷不识路了,王又误引至电影口五大队,绕道而返。此时雷鸣风吼,雨雪交加,身如飞蓬,足如蹭油,失足者再。5时才回到连部。
里外四条裤子以及棉袄、背心、罩衫等等都已湿透,短统雨鞋灌水已满,大为狼狈!洗脚换衣后,生火烤湿衣至10时半。还有许多同志怕连换的衣服都没有了,不知如何度此寒夜?……屋外大雪如棉,又铺天盖地地下起来了。

三月十三日 星期五
全日休息。
下午斗阎纲,一小时。过去斗他,他一再说:“我坚决相信我没有参加过‘5.16’,我坚决相信我不是‘5.16’!”如今他却说:“我现在坚决相信我参加过‘5.16’,坚决相信我是‘5.16’!”大家问他为什么过去不承认而现在又承认了,他则再次重复过去所说的两个“坚信”和今日所说的两个“坚信”都是对的。语中有刺,令人深思。大家哄叫不已,于是押到各排去轮番批斗。
王朝垠今天才把包裹交给我,立即写信告诉玲。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早晨于连部邮筒内偷发一信。
据统计,至昨日止二排平均每人已翻地一分四厘左右。今日改派工种——先去向阳工地扛大竹竿两趟;继之去大田,同侯金镜一起在田野里搭女厕所,至晚始成。
晚间自学,乃赶写思想汇报,未及誊写。

三月十九日 星期四
昨日发一信,信封上写的是大嫂的名字——陈王氏收,下款未注地址。今日开邮筒者持信追问发信人,要求补写地址,未敢应。信中虽无不可告人的内容,但追究起来后患无穷,只装充耳不闻。
全日在大田筑埂,翻地。

三月廿日 星期五
全日仍在大田翻地。但出工者颇少,进度缓慢。中午食堂送来包子,难以下咽,众人均不满意。
晚饭时,眭燕萍在食堂门口宣读我给大嫂的信,以寻发信人。幸而无任何政治内容,只是索要一些东西,未引起注意。我不敢抬头,闷声吃饭,汗流浃背。

三月廿一日 星期六
仍去大田翻地,终日心绪不安。我的信虽然无甚内容,而且作了伪装,但我的笔迹眭燕萍和许以是能够认得出的;尤其是许,来干校后所有的家信几乎都交她检查,万幸的是当时许不在。直至收工时仍无事,略微放下心来。
返回宿舍时,发现我和杜麦青的铺盖与行李均被移到了外间的空床上,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问杜,杜急摇手示意,原来内间为小周明办了“学习班”——隔离审查了。“5.16分子”越来越多,令人不解。

三月廿五日 星期三
继续修女厕所,是第三天了,完毕。
晚开大会,杨五铭交代自己参加“5.16”的罪行,并说是由×××、×××[注:原文如此。]介绍的。军宣队张喜作第十二次深挖“5.16”的动员报告。看来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会后,班里继续开会座谈。

三月廿八日 星期六
全体出发去大田锄麦,但途中即雨。到工棚后无事可做,竟心血来潮,令冒雨去麦田撒尿素。过路农民见而劝阻,说此时不能追肥了。领队人半信半疑,不敢决定,经众人坚持,乃止。但已撒去化肥一袋。
2时始午餐,饭后返去。不再列队,自由行动。以一小时又十分钟到达连部。

四月三日 星期五
去大田锄麦。二位班长不在,劳动劲头都不大了。
收到包裹单二张,令我自取。请假去咸宁,又不许。无已,崔道怡明日进城,托其代取。晚许以来,批评说二包裹有20斤重,叫人家如何带!苦笑无以应。允先取其一。对于包裹里有酱菜及长统雨靴均提出质问。难道沼泽地中是不需要长靴的?无理取闹!

四月五日 星期日
清明。上午在麦田锄草。下午去筑田埂,因无雨靴而赤脚著单鞋,以绳索绑之下水——水中处处有铁菱也。但不到半小时,鞋内塞满了小螺蛳,刺痛甚,难以行动。孙琪璋等排长们,靴长及膝,高视阔步,往来于沼泽地中,而许以却要以家中寄雨靴于我为非,宁有是理?
晚,被王朝垠叫去,对已经拆开的大包裹里的一堆东西大肆批评,且问我对什锦酱菜罐头(四瓶)、肉酱(二小瓶)、大头菜等怎么处理。我明白他的意思,忙说:“这是家里主动寄来的,我决不吃,听任领导的任何处理。”王说,送给干校幼儿园如何?我回答道当然好。王将半高统雨靴、雨衣、挎包、水壶等物交我,这都是我去信索要的。食品中只有味精、辣椒粉漏网,已很满足了。
据闻崔道怡因包裹太重,买了根扁担挑回,本应向他表示感谢的,也只好默然。

四月十日 星期五
连部通知不出工,但审查对象除外,仍去大田劳动。12时到湖,4时收工,归来已6时矣。
听冯牧说,针对我的“罐头事件”,各班、排都已议论过了,但因购买罐头者极多,嘴都不硬云。“只许州官放火”,自古已然。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三
终日在沼泽地劳动,极疲。
从工棚至田头距离日远,泥泞难行,是大苦事。日前文联一大胖子陷泥潭中,深至腰际,四个小伙子才将他救出来。当时我正在远处的泥潭边上,也几陷其中。闻过去社员放牛,也常有陷死于此中者,至今每见牛骨成堆,即因此故。
晚写思想汇报完。购辣油,食无味也。

四月廿一日 星期二
终于安排了一天休息。于沼泽地中足足干了半个多月,所有人都喊吃不消了。晨洗衣六件;10时去八队供销社购物,归后又洗衣十二件。
下午5时召开班会。王朝垠批评我说,思想汇报写得不深刻,须重写。因为对罐头一事,我说是家中主动寄来的,非我去信索要,而信件又都是经过审查的,许以可以作证。但王却说:“你虽未索取,可你的一个暗示、一个眼神,金玲都会懂得,还需要开口吗?”人隔两地,如何暗示?又如何使眼神?唯心主义者最不负责任,是可以随嘴瞎说的。

四月廿六日 星期日
今日仍在大田修田埂。有小雨。
晚写思想汇报完,言不由衷,至为痛苦。作为一个审查对象,是无权作合理的申辩的;要申辩,便说是反扑。如此焉能有是非?我不相信党的政策应该如此!

四月廿七日 星期一
去大田。上午修理旧田埂,下午改去筑新埂。天热,路滑,跟不上队,而且心脏绞痛。去年在西新城量血压时,为180/110mm Hg,颇高,恐近顷又增高了。收工返回时能勉强跟上队了,但胸部仍疼痛不已。
晚,开大会,由阎振纲、许敏岐交代自己的“5.16”罪行。这是连里召开的第五次坦白交代大会了,听后颇有可疑处。从会议的内容看,也似与前日所传达的中央精神不一致。

五月三日 星期日
因需提早起床,夜眠不安,12时及2时醒了两次。4时起床,又通知改为5时,更不敢再睡了。
去四连秧田拔秧。其拔、涮、捆都大有技术,赶不上女同志。终日弯腰,至晚腰酸痛甚,强忍之。
晚饭后召开第六次“5.16分子”坦白交代大会。如今“5.16”越来越多,而坦白者多心情平静,再无痛哭流涕的了,大概是“虱多不痒”了吧。

五月五日 星期二
上午仍去四连拔秧,至全部拔完。下午转至本连工棚附近的秧田继续拔秧,近6时才收工。洗刷完毕天色已昏暗了,双足疲软,行极缓。途中遇许以、崔道怡,护送回连,已8时了。食堂里只剩冷饭冷菜,胡乱吃下。
饭后倒头便睡,全身动弹不得了。

五月六日 星期三
全日在大田拔秧。天气渐热,汗流不已。赤足在田埂上行走,几次都几乎滑倒。而田埂上各人衣物罗列,颇难跨步,为此污了马肇元的衬衣,大为不满。而肖德生的态度尤为恶劣,此二人大概都是因“5.16”的问题而满腹怨气,无从发泄吧?能够理解。
晚,又开动员大会,要求再苦战三天。

五月八日 星期五
大雨终日。选精壮劳力45人去翻地,以完成最后的15亩。我被留下,去向阳工地背稻草,为下一阶段拔秧时捆秧把子用。这可正应了“雨天背稻草”之讥——真是越背越重。然而能用者又甚少,得不偿失也!其实农民捆秧用的都是一种叫做“龙须草”的野草,极富韧性,池沼边颇多,我们却不知利用。知识分子搞生产,笑煞农民。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雨。全天休息。洗衣三件,无晾处。室内湫隘甚,霉气熏人。
晨讲用,指令发言。发言后又遭批判,说是言不由衷——这倒很恰当。
晚开会,总结第三战役工作,并部署第四战役的任务。会上军代表张喜点名批评陆苇,说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颇“左”。继之,全排开会讨论。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继续被派往向阳工地作小工,好像是受到照顾,其实除了免于往返外,劳动强度更大。
晚,全连召开大会,杨匡满、王文迎均坦白交代自己是“5.16分子”。军宣队的张喜则借此动员开展大批判。如今所有的“5.16分子”,除一二人外,都称自己是由×××所介绍的,而×××则暗指李基凯,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李基凯本人却至今未承认自己是“5.16”,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继续去大田翻地。归时甚晚,过桥后在生产队稻田旁突然失足,上身扑入水田中,不知何故。岂所谓美尼尔氏综合症欤?
晚,又进行大批判。

五月廿四日 星期日
仍去大田翻地。天热,中午增加了一小时的休息。衣衫湿透,想洗涤,见天气将变,未敢,乃午睡。下午果雨。
6时返,途中突起风,乌云翻滚,大雨骤至。
晚,在广播中听到下期《红旗》的目录,有批判我的《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注:题目为《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共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署名“钟岸”。]这倒是在意料之中。但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颇吃惊。作品有错误,我已检查过了,但何至定以“反共”之罪?四年前大字报上虽有此“恶谥”,却总以为是革命群众过火的提法,而今中央党刊的文章也如此相提,实出意外。
涂光群故意问我:“这是你的剧本么?”笑颔之。想来他是心中有底的了。震惊之余,也还坦然。仍然睡我的大觉!

五月廿九日 星期五
今日二排全体去向阳工地作小工。我被分配提泥浆,工作虽累,但中午可以回连部略事休息了。在大田劳动,虽有休息时间却无休息之地也。
晚间连部召开大会,军宣队张喜作报告,说文化部干校将委托给湖北省军区代管了,原先由北京部队派来的人都要撤回,另由武汉派人来接替云云。工宣队的人是早就抽光了,而现在军宣队的作风又大不如前(本来就不及工宣队与群众的关系),尤其是“深挖”以来,和群众的关系更为紧张,这一走,则不知未了的事情该如何办了!

六月一日 星期一
去向阳工地,又转去452高地运土坯。装车、卸车极紧张而累人,劳动强度颇大。
收玲挂号信,寄来转粮油关系的证明,又收汇款50元。将证明交吴雯霞时,偶而提及工资关系并未转来,她竟恶语相加,令人气愤难忍。如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踩我几脚的,这就是我近来的生活常态!
晚,听传达,有关总理的指示。其中有“历史问题作内部处理,先解放,后作结论”云云,且对“二流堂”、第三厅等问题作了解释,闻之大慰。

六月四日 星期四
再去工地。上午筛沙子,下午拌泥浆。大队则去湖中收割小麦,且作夜战。
晚,宿舍无人,乃信。

六月五日 星期五
晨,将昨晚给玲写的信偷偷发出,担心《红旗》上的批判文章一发表,将会给家庭、子女带来无穷灾难也。
在工地劳动。先拌泥浆,又改供浆,极紧张。下午大雨,因未着雨衣,改在室内铲土。该房屋为了赶工程,先砌墙盖顶,而地却未平。现在转而清理室内泥土,极费力费事,劳动无计划也。闻昨日收割小麦也是如此,当时已有雨意,农民说不能割了,却仍猛割不已。蛮干的结果,使得小麦均未运出,今日大雨,怕都要烂在地头了。生产瞎指挥类皆如此!

六月六日 星期六
去向阳工地劳动。上午继续在室内铲土,以雨未止也。下午雨止,改至室外劳动,我因不知道,遭田野的大声训斥。她是工地上的小组长也。
下午工休时,田野令大家均到工棚集合,原来是派人朗读第6期《红旗》上的批判《石》剧的文章。未完,仅及半。听时全身沸腾,几欲发狂,但极力镇静自己,未动声色。向田野借杂志,拟读完全文,不允。这竟也“奇货可居”?
把石达开的失败说成是影射红军,咒骂红军,这真是罗织人罪!主观唯心主义的批评!

六月七日 星期日
雨,在工地做杂活。地滑,又摔了一跤。
向冼宁借阅《红旗》,读完批判文章,心痛欲裂。作为中央的党刊,对一个党员作如此批判,其势有如泰山压顶,是无从分辩的了。默然接受这样的错误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那又是什么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同样是欺骗党中央。我将何去何从?
下班的路上,王朝垠问我对批判文章作何想,漫应之。

六月八日 星期一
在工地终日提石灰桶,两臂几不能抬,双手被石灰灼伤,痛甚。但每念及批判文章,心痛更甚。作者署名“钟岸”,显然是在暗示由中央专案组集体所写了,更加重压迫感。
下午,涂光群通知我,要我明晨在班里谈对于批判文章的看法,似在套我的“活思想”。因故意透露一句:“实非我的本意!”

六月九日 星期二
晨天天读时,果要我对批判文章表态。我只简单地说了几句门面话,也透露出想不通的地方。于是王光、田野等人群起而攻之,说我是根本不认罪。——不过,对于这篇批判文章来说,也的确是实情。
又去工地提石灰浆,田野突作关心状,颇感奇怪,与此人平日作风不类也。但细细一想,不觉失笑——此人不过是被指派来做戏的,怕我受不住打击而寻短见耳。可惜却派错了角色,也太小看了我!
晚,王朝垠来,略示责难,说我早晨的交代不好,令明日起自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改造世界观的部分以及《红旗》上的纪念文章,以解决思想问题。文不对题,只好点头求其速去。

六月十日 星期三
奉命读书,但读不进去,对于在文艺黑线指导下所犯的错误,我曾在《讲话》中求得了解决;但现在我应该读的,不是这一著作。
去年老友张慕韩曾对我说:“你的问题就看《宋景诗》和《鲁迅传》二剧——它们没问题,你就没问题了。”现在却又突然抛出一个《石达开的末路》来狠批,这说明他们在主观上是一定要打倒我,一定要把我“批倒批臭”而后已。去年秋冬之际,专案组向天翼等借过《石》剧,陈仲篪也说他们去“北图”找过此书,更证明这是组里几个人搞的了。既然主观上是要打倒我,夫复何言?一个人的政治结论,尚要经过本人的签字同意,而这样的文章则可以片面地“判决”,而且是“不得上诉”的,真是轻便得很了!——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如此定论么?我不信!
晚,小涂又来探听我的口气,不愿多谈。

六月十九日 星期五
天天读时闻林元在作发言演习,想来是针对我的。——批判大会近在眼前了。
晚写思想汇报,只好半真半假凑成一篇,透露出思想上想不通、其作品并非影射红军,以及党刊的批判是定性的而自己不敢反对等等。

六月廿二日 星期一
上午仍然出工,全排去向阳工地。中午食堂内贴出了打倒叛徒陈某某、打倒反革命分子陈某某的标语若干张,像是召开斗争我的大会的模样了。
下午2时,在食堂前的空场上开大会。形式上很文明,让我坐而记录,也不检讨,只简答一二句问话而已。发言者六人——毛承志、林元、许翰如、谢永旺及叶遥五人是针对我的;最后沈一珍的发言则是批判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是“陪绑”。前四人对《石》剧的批判,都是重复《红旗》上的论点,毫无新的内容;唯谢永旺偏重《虞姬》一剧,且加以引申,说项羽一角是影射红军的。许翰如亦问:“你反对洪秀全,是影射谁?”置之不答。
这两个“影射”,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但是一般来说,在创作上搞影射,均是于黑暗统治下对当权者不敢直言而采取的手法。而当时的红军处于不利的地位,我要反对红军,又何必采用如此手法?《虞姬》一剧,当时倒确实是以项羽来影射蒋介石的,但我于此种场合又怎敢申辩?且又何必去争这无法争辩的是非!我没有反共,没有影射,这是可以用我一生的历史和作品来证明的,将来的历史家也会给我以公平结论的。而且我仍然在相信党,相信群众,运动后期定会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的!为此,我于会上倒坦然了起来,随手拾了根柴棒子抠除鞋底上的泥巴,以作表态。
会,两小时毕。晚饭后再去菜地劳动,8时始归。

六月廿三日 星期二
天天读时,被班上人围攻,追问。许以喝斥:“在会场上抠鞋泥,是什么态度?”这倒是比大会上的批斗更难对付了。只好软磨硬泡以应付之。
全日劳动,在工地当小工。
晚写信给玲,告以大会情况,婉言慰之。

六月廿四日 星期三
天天读时再度被追问,仍以半真半假态度作答——此时更是说不得真话的。
上午仍去向阳工地劳动。下午开大会,宣布解放郭小川等五人。我被指定参加,为受教育也。
晚写思想汇报,苦难下笔。

六月廿六日 星期五
今天亦没再追问,看来风暴过去了。
去菜地开荒。下午6时又去卸石灰,7时再装沙子,8时始返,疲极!
原在专案组工作的侯聚元今天来到干校,看样子是来下放锻炼的,不知何故。一般来说专案组的人都不下来,若为我的事而来,则大会已经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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