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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28, 2017 8: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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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七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8月30日第97期(增刊)


本期目录

〖樊能廷北大文革研究专辑〗

史林一叶

樊能廷 北大校文革与江青
樊能廷 文革校刊《新北大》起讫

附录 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樊能廷 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

樊能廷 《新北大》三打朱老总

附录1 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附录2 朱德为老娘树碑立传
附录3 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附录4 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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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能廷北大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在民间文革研究者中,现年72岁的樊能廷可算是“后起之秀”,因为他是从年近古稀之时才全力投入文革研究的。本刊从2015年底以来已经陆续发表过他的《北大“刺聂”真相》(62期)、《北大文革两派武斗起讫》(76期)、《检视北大文革3•29、4•26武斗》(86期)。现再集中发表他的几篇文章及他转录的相关资料。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以自己最熟悉的本单位文革历史为研究对象,不断进行挖掘;二是重视史料的搜集与使用,并且肯下“笨功夫”——大量转录有关资料。为了研究的需要,他不仅把那本《北京大学纪事》中1966年6月至1968年8月的大事记扫描转录为电子文本,还查阅、抄录了不少当年史料,转录了多篇当年较有代表性的“大批判”文章……他的这种研究精神及方法,应能对民间研究者有所启发。
樊能廷简介:1945年生,江苏南京人。1963年从南京一中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文革中在北大因一次偶然的围观而被诬为“刺杀聂元梓”的“反革命凶杀犯”,遭到全国通缉和北大校刊《新北大》的点名批判声讨,险遭不测,其家庭亲人也为此遭到株连迫害。文革之后,1978年由工厂技术员考取首批硕士生;1982年国家设立博士学位制度后由大学助教考取首届博士生。此后在教学、科研方面均有成果,还陆续取得《有机合成事典》、《英汉精细化学品辞典》、《马铃薯抑芽保鲜剂氯苯胺灵》等著作权和几种发明专利权、注册商标权;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近年热心北大文革史和早期北大的研究,出版了《北京大学•一九一七》,参与校友著述编辑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诗集》副主编。
(上图:樊能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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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大校文革与江青

樊能廷

文革初起,全国五百多所高等院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不知凡几。其中多数,是当作“群众组织”成立,不久之后就被新起的红卫兵造反派冲击而沦亡。
北京大学的情况有所不同——北大出了个“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了个聂元梓。校文革的产生,自是不凡。

江青点名要聂元梓筹建北大文革委员会

1966年7月26日晚7时半,康生、陈伯达、王任重、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曹轶欧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到北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大会继续由江青主持。
会议开始前,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工作组的错误路线问题 。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建议北京市委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江青说:“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珮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首先上台讲话,她揭发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
这时,江青插话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
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从此以后,彭小蒙被戏称为“小太阳”。
彭小蒙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她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她准备走下讲台时,江青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最后还热烈地拥抱了她。
彭小蒙和台上诸位领导一一握手。后来,江青把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
这时,法律系一年级的刘昆林走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讲着讲着,由于过于激动,讲不下去了。
接着,技术物理专业的刘青华作了题为《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发言,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对他的迫害。
康生说:“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说:“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活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活,放在下面好不好?”
台下众人答:“好!”
江青接着说:“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渝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这时,工作组组员、秘书处的孔立明上台说:“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走。”
康生说:“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江青说:“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东语系越四班的耿佩荣来到台上,揭发工作组在“6•18”向题上对她错误的处理。她最后说:“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
她刚一讲完,台上的首长们就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接着,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西语系法语一年级的宋晓明作了发言。
这期间,也有不同的意见上台发言,如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申叔南就说:“工作组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另外,地球物理系二年级的同学崔建昆提出,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的发言进行批驳。他认为,工作组安排坐下学文件是必要的。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法律系牛忠林针对申叔南和崔建昆的发言上台反驳说:“我反对上述意见,我要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他读了《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最后说:“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
这时,江青说:“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
台下一片反对声:“不同意!”
“6•18事件”后,北京大学有31名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北京大学张承先工作组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不应当使用暴力,应该拥护工作组。
他们听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北大工作组,于是这天开会时,她们几个女同学悻悻地躲开,没有去参加。当她们正呆在宿舍里时,一位女生突然急急忙忙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青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
这几个女生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呼啦一下都跑进东操场。其中李扬扬和雷渝平被推举为代表,十分兴奋地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她们意见的要点是:
1. 工作组犯的不是路线性错误,只是严重的右倾思想;
2. 工作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
3. 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夺权夺得好。
4. 斗陆平问题,工作组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
5. 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
6. 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发言结束前,李扬扬还郑重地念出她所代表其他29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与江青的儿媳张少华(即邵华,毛岸青妻子,当时是北大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和她的妹妹张少林。
李扬扬刚走下台,江青就站了起来,她向会场问道:“同志们,同志们!刚才那个李扬扬,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
台下纷纷喊道:“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
江青接着念条子:“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
台下有人喊:“好!”
物理系的石小阳上台说:“不能把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东语系日语专业二年级的郭来舜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
康生手里拿着纸条说:“好,请大家先看看这张条子,说,张承先妄图控制北大的革命师生,妄图把北大当作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张承先!我们要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早已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坚决把你这个‘保皇派’——人民的敌人赶下台,张承先滚出北大!滚出去。”
7月26日白天,张承先出席北京市委召开的各工作组组长会议,听取了李雪峰传达毛泽东24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讲的都是大学工作组要不要撤退、要不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的问题。李雪峰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吗?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回到北京的前四天(毛泽东于7月18日回京),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当有人谈及工作组是从全国调来的,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是从解放军抽调来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指与会者)我也不行。”在有人谈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人中现有四五人反对聂元梓现在的行为,并出现了分裂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张承先听完报告往回赶。路上,张承先觉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地解决问题。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张承先觉得应当改变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争取得到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然而,他没有想到,回到北大后才发现,江青等人正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的师生员工万人大会,他刚到会场,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口号的声讨。张承先不知所措。
此时,张承先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毡,额头上沁出的冷汗顺着脸颊向下流淌着,如同雨淋一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教授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康生说着,挥臂呼喊,吓得张承先浑身颤抖、形如筛糠,失血的脸上汗流如泉涌。另外,有学生在会后议论,看起来,共产党内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康生一拍桌子喊道:“张承先,你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张承先诚惶诚恐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主席台有两排高大的台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发言者都站在最高一层的主席台上,张承先就站在下边台阶的北端,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和另一个女学生突然走过去,居高临下,举起皮带抽打张承先的头。
“你,你怎么可以打我?!”张承先一下子懵了,他用右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左手指着彭小蒙质问道。
“打的就是你!怎么?你还不服气?”站在一旁的另一个“红旗”的女生大声说,然后,她振臂一呼:
“打倒张承先!”
“张承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接着,几个“红旗”小将上来,将张承先两个胳膊向后架起,让他坐了“喷气式飞机”。
张承先沉默了。他不敢再说一个字。
彭小蒙开了在大会主席台上打人的先例,当着中央文革全体领导的面。
后来,毛泽东听说张承先在北大被打的消息后,即对吴德说:“张承先可以和工作队一块出来(出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死,市委有错误,但不要过多责备市委,也不要过多责备工作组。”此后,在北大的批斗会上,张承先都没有再挨打。
哲学系二年级的代表董小结上台提了两个建议:一、保留工作组;二、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接着,江青念下面递上来的条子,她说:“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江青接着说:“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康生也说:“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这时已经是晚上23时10分了,江青说:“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伯达同志昨天一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
场上群众激动不已。
江青接着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
众人答:“好!”
江青说:“关于‘6•18’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
场上再度沸腾。
“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5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她们赶走了护士,跟他结婚!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到这里,江青又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边说边哭,气得说不出话。
这时,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张少华当时就在会场边上,她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悄悄地离开,接着和妹妹张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北大。后来,还是刘松林(毛岸英之遗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保护了张文秋和张少华母女。
此时的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江青还在台上讲她的家事,陈伯达走到她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充耳不闻,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刘松林是张少华的姐姐。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眼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十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两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给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要不要我说一说?”
台下众人答:“要!”
“那天谈话的5位同志,贺晓明、雷渝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江青虽然是在讲她的家事,但她讲得声泪俱下,让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尤其是听说居然有人敢在毛泽东家中装窃听器,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见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很多人觉得江青到底是毛泽东的夫人,她能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作不到哩。当然,也有另样的议论,化学系63级姚同学和张同学,议论江青的事,后被对立派报料给63军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把姚张二人当作“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了好几个月,直至8341军宣队进北大,才把他们解除隔离。另外,李海文在《1966年夏北大见闻》中说:“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年青人少不更事,毛主席号召造反,谁的反都可以造。更主要,那时还没有后来的红色恐怖,将议论中央文革小组,议论江青都打成反革命。再说中央文革刚亮相,江青更不为人知,她的讲话说历史系迫害她的女儿,点了历史系两位教师的名字,还说阶级斗争搞到她家里来了,点了她的儿媳妇。多有不当之处。引起同学们议论,有人说:江青刚登台,就报私仇。哪像个政治家,哪有政治家的风度。”
陈伯达说:“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他请王力出来为他翻译。
他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学生有一种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人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北大的学生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再次兴起。工作组压制运动造成的50天“冷冷清清”至此结束。
陈伯达接着说:“这里好像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6•18’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6•18’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6•18’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最后由康生做总结发言。
这次大会之后的次日,1966年7月27日,聂元梓趁热打铁,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哲学系推选聂元梓为代表。
1966年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21人组成,常委会由7人组成:主任委员聂元梓(干部),副主任委员白晨曦(干部)、聂孟民(学生),常委牛皖平(附中学生)、徐运朴(学生)、廖淑明(学生)、戴新民(干部)。
很清楚,北大校文革由中央文革一手栽培,形同“敕建”,主任聂元梓由江青亲自提名,身份特殊。

聂元梓校文革始终效忠和谄媚江青

聂元梓为首的北大校文革,既是江青和中央文革下令“敕建”,自然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仅举校文革主持的《新北大》校刊中对江青表示效忠和谄媚的若干言论为例。
1967年7月28日,《新北大》第一版发表《江青同志重要讲话——7月22日凌晨在接见河南代表团会议上》;第二版发表《纪念七二六 永远忠于毛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建立了新北大红色政权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在七二六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给我们指明了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方向。”
1967年9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江青同志的指示,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死刑,从此,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二版,《把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纪念江青同志11•28讲话一周年》。
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编辑部”名义提出:《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第三版高唱赞歌:《革命的硬骨头 毛主席的好战友——学习文化大革命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并提出“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和江青同志心连心”。
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别出心裁地提出:《谁反对江青同志,就让他人头落地》。同版,《牛辉林猖狂攻击江青同志必须镇压》。
1968年7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江青同志赞》,盛赞江青“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旗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毛主席这首震撼山河的千古绝章,献给敬爱的江青同志。”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出版了堪称歌颂江青专辑的一期,第一版发表独树一帜的社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以散文诗的笔调纵情讴歌:
“江青同志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毛主席最好最好的学生。她光辉的名字永远彪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史册,她英雄的业绩在耸入云天的中国革命丰碑上永远放射着不可磨灭的战斗光芒!
“无私才能无畏,大勇来自大忠。从与鲁迅先生一道横扫上海文坛的鬼魅,到陪同毛主席赴重庆,入虎穴,与蒋介石英勇斗争;从批判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到受林彪同志委托把《纪要》写成,三十七年革命史,处处都凝结着江青同志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
“胸中跃红日,笔下起东风。文化革命,江青同志又挥动蘸满革命豪情的彩笔,使古老的京剧舞台换新天,起宏图,红烂漫,尽朝晖!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大的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这响亮的名字,永远和青春连系在一起,永远和战斗连系在一起,永远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系在一起,永远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心连系在一起!想起您,我们就激情如潮涌;听到您,我们就力量百倍增!
“江青——这响亮的名字,使魑魅闻之丧胆,使魍魉见到心惊,让敌人去诅咒,去发抖,去死亡吧!您就像那暴风雨中岿然屹立的劲松,云雨过后,彩练当空,您更加英姿飒爽,您更加青翠峥嵘!
“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亿万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誓死保卫您,就是保卫我们的最高红司令!
“战火纷飞染征程,天塌地陷仍从容。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向您庄严宣誓——我们誓死保卫您,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
同日,《新北大》第一版刊发《向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第二版刊发《红灯颂》、《鲜花和园丁——赞江青同志》、《点点心血 凝成革命花——江青同志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斗争事迹》,还刊发新北大公社“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战斗团”呈献吹捧江青的歌曲《向江青同志学习》;第三版刊发《彭真破坏京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第四版刊发《芭蕾舞台上的风雷》:江青同志说“现在西方的芭蕾舞都颓废了,走向没落了。芭蕾舞革命的红旗要由我们来扛了。”
1968年7月26日——校文革离被工宣队夺权的死期已经没多少日子的时候,《新北大》第二版刊发《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当天,校文革召集了全校大会,聂元梓首先发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誓死捍卫您!捍卫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保护亿万革命群众!我们要严正警告校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谁胆敢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和他拼到底!我们就叫他人头落地!”同一版面还有《纪念敬爱的江青同志亲临北大两周年》:“每当年青的红色政权遭到逆流冲击,什么王任重、谭震林的颠覆,王关戚的围剿,杨余傅的武装夺权,北大池深中的王八出水,老保翻天,九级风暴十级浪,毛主席、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关怀我们,我们无所畏惧。”第三版刊发《刘邓陶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除了笔者耐着性子摘抄的这些文字以外,《新北大》中的类似言论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江青集团”土崩瓦解,他们和“林彪集团”成为清算“文革”的对象。聂元梓被庭审判处17年徒刑。
2005年,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聂元梓回忆录》,其中148页《江青在北大的拙劣表演》,聂元梓一变腔调,装扮自己1966年7月就对江青“产生了怀疑”。聂元梓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江青是尊重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后来产生了怀疑。这怀疑首先还不是政治上的,而是人品上的。
为什么会对江青产生怀疑呢?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几次来北大,看大字报,召开座谈会,并且于七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连续两天晚上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应该不应该撤离。江青和陈伯达都在辩论会上讲话。陈伯达一口福建方言,他说话人们都听不懂,他请王力给他当翻译,讲了撤工作组的问题,讲了为“六一八事件”翻案的问题。江青也在大会上讲话,她的讲话让我有些反感。
这么严肃的大会,全北大上万人参加,江青又是那样的身份,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文化革命运动怎么搞,朝哪里发展,你倒是讲出些水平来啊!没有想到,她在会上婆婆妈妈,讲了很多她的家务事,讲她的儿媳妇张少华(韶华)怎么怎么不好,还讲到她的亲家、张少华的母亲怎么怎么不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讲这些家庭琐事干什么!我本来对江青的印象就不够好。当年在前方,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和一个电影演员结婚,大家心里就嘀嘀咕咕的,党组织专门发了通知,不许议论这件事,这才把大家的嘴给堵上了。在延安,我又听说江青对警卫员,对照顾她的“小鬼”都那么不好,颐指气使,随意斥责,对她就更没有好感了。在北大听她胡扯乱七八糟的家务事,我就想,有多少重要的事情你不讲,关于运动怎么发展,你也不讲,你到北大是干什么来了?!这样,首先是从情绪上,我对江青就有点看法。

《聂元梓回忆录》中称述自己对于江青的态度,跟1968年7月26日的大会发言,相去何止万里!聂元梓当年的大会发言,大喊“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胆敢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和他拼到底!我们就叫他人头落地!”,白纸黑字、笔酣墨饱,刊印在校刊《新北大》上,2005年海外出版《聂元梓回忆录》的自说自话,掩盖不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
依照常识,公众应该采信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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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校刊《新北大》起讫

樊能廷

1968年6月14日星期五,北大“新生红色政权”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第四版,刊出署名“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的通栏标题文章,是一篇“口诛笔伐”的檄文(全文见附录)。
这篇“檄文”把笔者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标题之外的正文1653字,数了数,给我扣上的罪名共49款,已然超过年羹尧罪名款数之半(雍正皇帝胤禛杀年羹尧,不嫌费事,罗列了92款罪状):
1)反革命凶杀案的凶手主犯、2)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3)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4)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5)现行反革命分子、6)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7)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8)恶毒之极、9)反动透顶、10)发洩他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的阶级仇恨、11)用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2)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13)造成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14)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15)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16)无比留恋旧社会、17)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18)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学校中的反动落后学生、19)进行投机倒把活动、20)破坏社会主义经济、21)消极怠工、22)勾结投机倒把分子和坏分子、23)发洩对新社会的不满、24)死心塌地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25)死保刘邓司令部、26)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7)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28)歇斯底里、29)保皇丑象、30)恶毒攻击红卫兵运动、31)咒骂红卫兵小将、32)咒骂“军训是培养奴隶主义”、33)疯狂的向工农同学反攻倒算、34)公然为陆平黑帮开脱罪责、35)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36)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37)死心塌地地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38)极力制造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舆论、39)妄图毁我长城、40)流氓成性的打人凶手、41)罪恶累累的阶级复仇分子、42)刺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43)反革命阶级本性的大暴露、44)“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45)直接反抗中央、46)反抗中央文革、47)反革命嘴脸、48)反革命分子凶杀犯、49)“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
众所周知的一个汉语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专制统治者给“治下、臣下”加罪,无须多言——宋高宗赵构杀岳飞于风波亭,三个字“莫须有”,就足够了。近世杀刘少奇于开封黑牢,则用了“叛徒、内奸、工贼”,六个字。1968年,北大文革中,“老佛爷”要“镇压”樊能廷,居然在校刊《新北大》上用572个字、罗列49款罪名,真够费劲的。
笔者是2014年得到友人传送的一个电子邮件,才得知自己大名早在1968年6月14日载入校刊《新北大》口诛笔伐的檄文。很久以后,想《新北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机会览其全貌才好。
北大校刊,在1953年校刊《北京大学》创刊之前,有《北大周刊》。1953年起叫做《北京大学》,刊头用的是毛泽东专门为北大校徽题写的四个字 ,正是北大西校门蓝底金字匾额上的那个字体。我们上学的时候,人人都有黄铜质的长条形校徽,一年四季别在胸前,直到文革大串联还佩戴着出远门。文革前的北大,学生的校徽白底红字,教工和研究生的校徽红底白字,都是这个字体。校徽“北京大学”这四个字,没有注册商标,可能是涉及“宸翰”的知识产权归属,无法操作。如今在北大“物美”纪念品商店,一枚文革前的铜质长条形校徽,要价60元,似乎有点儿“文物”的意思。想当年我们毕业离校,如果不缴回(入学报到领取的)校徽,需要赔付5毛钱——敢情,校徽不是“发”的,而是“借”的。我们住31斋的井冈山男同学,在1968年3月29日凌晨,被新北大公社长矛队突袭、驱赶,“净身出户”,没有校徽可缴,自不待言。
1949年12月12日,经北大校委会主席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同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给毛泽东起草信件,请文书刘椿年楷书誊清后,送中南海毛主席办公处。信中邀请毛主席在北大51周年校庆纪念日(12月17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制作新校徽之用。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文书刘椿年画的一个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附言:“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收查。”毛泽东的题字原件现存于北大档案馆。
以此题字为刊头的校刊《北京大学》,创刊于1953年10月1日,半月刊,繁体字、竖排,没有发刊词,单个版面尺寸376mm×262mm,应该算作八开,属于小报。第一期第一版,有马寅初校长《庆祝国庆,为完成新学年的各项工作计划而努力》。1966年6月2日,校刊《北京大学》出版至第531期,通栏标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被张承先工作组决定停刊。
文革校刊《新北大》创刊之前,有临时刊物《北大新校刊》,总共出了两期。《北大新校刊•临时第二号》出版于1966年8月15日。
毛泽东应承为校刊题名,历数当年全国五六百所高校,仅见1966年8月17日,为北京大学题写刊名“新北大”三个字。1966年8月22日,套红印刷的校刊《新北大》创刊号正式出版,版面开本和校刊《北京大学》一样。刊头用的是毛泽东题写的“新北大”三个字。
《新北大》是校文革的机关报,校文革是陆平校党委垮台到革委会成立之间的政权机构,《新北大》被现在(北大官方)认可为正儿八经的“校刊”。
在北大,无论档案馆或者图书馆,把十年文革期间的档案材料、书刊资料都冰封冻结,唯独《新北大》还在图书馆419室开架阅读,可谓“天网恢恢、百密一疏”。
文革校刊《新北大》总共二百期,都干了些什么?笔者简括,一“捧”,二“斗”。
“捧”必捧到天上,捧得无比肉麻——聂元梓的5•25大字报,每个月做一次寿,屡有“周月纪念”!1966年10月2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发扬“五•二五”革命精神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校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报道称:“五•二五”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作者之一宋一秀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讲了话。(笔者注:国之兴也,视民如伤。作为长校之人,当务保护师生,做到蔡元培先生的十分之一也好。聂元梓缺乏“民本”基本理念,只顾自我拔高。)
1966年11月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我校与外地来京串连的革命师生隆重集会纪念毛主席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五周月》,第三版刊登《聂元梓同志在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上的讲话 建议将“六•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我校校庆纪念日》。
校刊《新北大》对于江青,用尽美好赞词,捧到“誓死”——当然,实际上,到“四人帮”被抓的时候,信誓旦旦叫喊“誓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为了江青去慷慨捐躯。多年后,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改口声称自己一直是反江青的!(笔者注:时移世易,苍狗白云,多么虚伪!多么讽刺!“红太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聂元梓也这样。)
“斗”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派性斗争,四面出击、大张挞伐。“斗”,肯定是斗别人,不是斗自己,“斗”则必欲置人于死地,及至荼毒生灵、动辄暴力杀人,笔者试述如下。

攻击老一辈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

校刊《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政、军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的文章,被它单列点名的(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有:邓拓、邓小平、冯基平、傅崇碧、贺龙、胡乔木、黄新廷、李井泉、李雪峰、廖汉生、廖沫沙、刘仁、刘少奇、陆定一、罗瑞卿、吕正操、彭德怀、彭真、齐燕铭、荣高棠、谭震林、陶铸、万里、王恩茂、王任重、吴晗、习仲勋、徐向前、杨成武、杨述、赵凡、周荣鑫、周扬、朱德……其中不少人被《新北大》点名的时间,都抢在其他林林总总文革小报的前面。
最早被校刊《新北大》点名的是李雪峰。1966年10月29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笔者注:同日,校文革召开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5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是镇压北大“六•一八”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11月21日第三版刊登《李雪峰六月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一株大毒草》;第四版刊登《李雪峰的“六•二三”讲话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
1966年11月8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早在1956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大反所谓个人崇拜。”“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战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就是彭真后台之一邓小平。”(笔者注:聂孙此举又抢先一步,洋洋得意,自诩此大字报为“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大尽人皆知。)
《新北大》11月5日为第20期,11月21日为第21期,其间断档15天。究竟是因为主编杨克明和几位编辑,被孙蓬一携红卫兵二十多人到哲学楼《新北大》编辑部当面斥责、夺权,然后换将为刘国政、陈影为主编,还是因为11月12日发生“砸校刊”事件,致使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刊登在校刊上?
1966年11月12日下午,二十多个“衔恨”的“北京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编辑部“砸校刊”,把印出的当期纸本《新北大》,避开纸上印着的毛主席像,全部用剪刀剪碎、损毁,然后贴了一些“革命标语”——据说没有发生人身冲突,也没有破坏、拿走财物。如果该期《新北大》刊载了聂元梓、孙蓬一等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就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无意之中帮助聂元梓、孙蓬一等人销毁了大量物证。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揭穿刘少奇的一段黑话》。
1967年1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刊登《打倒篡党篡军篡政的阴谋家贺龙》。(笔者注:这就是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自我标榜的“一贯拥军”!)
聂元梓署名文章点了邓小平、彭真、李井泉、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等人的名。(笔者注:1967年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1967年1月16日,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江青对聂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陈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任夺权指挥部指挥。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各单位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聂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人委各部进行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十个部门的大印。伸手校外夺权,手伸得很长。)
1967年1月20日第四版,《新北大》刊登《看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
1967年1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笔者注:2月3日,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联合组织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从而批判朱德委员长。现在还有为聂孙一派辩护的人说,1966年11、12月,他们就看出北大有一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自吹“一直抵制和反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且慢!这个时期正是聂孙-校文革头脑膨胀、利令智昏,发力“把朱德揪出来”的时候。难道这不算“极左”、不算“无政府主义思潮”?不管今天怎样把“聂元梓反极左”的论调高唱入云,举世闻名的北大文革期间,集“极左”之大成、集“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大成,就是聂孙。聂孙-校文革是北大最大的“极左”,是北大最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1967年1月2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陶铸跳出来以后》和《打倒头号保皇派》。(笔者注:同日,《新北大》刊出“红旗兵团”文章说:“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这就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奉行的“反聂即反动”逻辑之滥觞。)
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王任重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
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陶铸跳出来以后》和《打倒头号保皇派(续完)》、《科技界斗争彭真》。
1967年2月10日《新北大》第一至第四版刊登《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刘少奇——调查报告之一》。
1967年2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刘少奇漫画集——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1967年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造反团”、“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加印50万份向全国散发。(笔者注: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此举,骇人听闻,不愧为“尖兵”中的“尖兵”,极左派中的超级极左派。)
1967年2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罪行联合调查团关于第二批材料的按语》;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反革命嘴脸的一次大暴露》。
1967年2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邓小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新北大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愤怒声讨刘、邓滔天罪行》;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把邓小平从黑窝里挖出来示众》。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1967年3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铲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株大毒草》、《一本反对毛主席的黑书》、《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标本》。
1967年3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揭开铁杆保皇派的画皮——陶铸丑事几则》、《一本反对毛主席的黑书》、《宣扬资产阶级人身观的标本》。
1967年3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陶铸“七•一”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新北大公社声明003号——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臭》、《谭震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笔者注:近年有“拥聂”者称,聂元梓当年是反对“反二月逆流”的、是反对“打倒谭震林”的。那么,这些直指谭震林的文章竟作何解?不止于此,下文还有聂元梓-校文革攻击、打倒谭震林的大块文章甚至“套曲”可资研判。)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1967年3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痛击谭震林在农科院的反攻倒算》。
1967年3月2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数十年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录(续完)》。
1967年3月2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打倒谭震林》(笔者注:“拥聂”者怎么解说“新北大是反对‘打倒谭震林’的”?);第五版至第六版刊登《揭穿资本家代理人刘少奇的反动面目》;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刘少奇、邓小平是周扬文艺黑帮的后台老板》。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进军号》、《红代会新北大公社举行万人集会 愤怒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热烈欢呼戚本禹同志发表重要文章》;第二版刊登《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三版刊登《刘少奇的狼子野心》、《刘少奇镇压革命群众的“理论”》;第四版刊登《控诉刘少奇委曲求全论对我的毒害》。
1967年4月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十周月 向刘邓发起总攻 掀起斗批新高潮 聂元梓、蒯大富、李敦白等同志在万人大会上发言》、聂元梓文章《大批、大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4月8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铲除修正主义总根子刘少奇》;第四版至第五版刊登《〈论修养〉是修正主义的建党纲领》;第五版刊登《揭露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第六版刊登《从大右派章乃器的“心得”看〈论修养〉的反动本质》;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刘少奇和冯定——“名师”与“高徒”》;第八版刊登《一仆二主——从冯友兰看刘少奇》。
1967年4月1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斗臭王光美 打倒刘少奇》、《进一步动员起来,批倒批臭黑〈修养〉》;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修养〉是反革命复辟的黑纲领》;第三版刊登《同仇敌忾,打倒刘邓陶;满腔怒火,斗争王光英》;第五版刊登《刘少奇反革命罪恶史》;第六版至第八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1967年4月2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愤怒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滔天罪行》;第四版刊登《彭真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录》。
1967年4月2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摧毁旧市委,斗倒刘少奇》、《彻底砸烂旧市委》;第二版刊登《控诉彭真黑帮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行》;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修养〉是大叛徒刘少奇的自白书》;第五版刊登《彻底批判黑〈修养〉宣扬的叛徒哲学》;第六版至第八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安源的反革命罪行》。
1967年5月2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刘少奇全民文艺论必须彻底批判》;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若干例》。
1967年5月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打倒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第四版刊登《刘少奇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
1967年5月9日《新北大》第五版至第七版刊登《评〈修养〉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第八版刊登《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把反共老手大叛徒潘梓年揪出来示众》。
1967年5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再揭潘梓年的反革命嘴脸》。
1967年5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反革命两面派的自白——批判彭真六四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上的讲话》、《刘少奇文艺黑话套曲》。
1967年5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把反共老手翦伯赞斗倒斗臭》、《向翦伯赞、潘梓年之流猛烈开火》;第二版刊登《打倒武训的吹鼓手潘梓年》、《潘梓年为什么吹捧武训?》;第三版刊登《潘梓年与翦伯赞》、《潘梓年反动立场的又一次大暴露》、《潘梓年的哈巴狗哲学》、《看,潘梓年是如何吹捧武训的!》;第四版刊登《反共老手翦伯赞是刘少奇叛徒哲学的辩护士》。
1967年6月1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不夜城〉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艺术标本》;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
1967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燎原〉是刘少奇篡党篡政野心的大暴露》;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续)》。
1967年6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周扬是庇护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第四版刊登《彭真反革命集团同刘、邓的黑关系(续完)》、《〈四郎探母〉与刘少奇叛徒集团》。
1967年6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铁证》;第四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
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续)》。
1967年7月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不许刘少奇的黑手篡改我党光荣历史——批判胡乔木的大毒草〈三十年〉》。
1967年7月5日第三版刊登《打倒陆阎王(陆定一)》;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续完)》。
1967年7月7日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续)》。
1967年7月12日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待续)》。
1967年7月16日第二版刊登《评刘贼假认罪》、《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第三版刊登《痛打落水狗刘少奇》;同一版面《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第四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未完待续)》。
1967年7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彭真——地主资本家的帮凶》、《戳穿彭真“水晶石、玻璃板”反动口号的实质》、《老反革命刘少奇套上新绞索》;第四版刊登《刘邓对冯定的假批判、真包庇》、《打倒吴传启,打倒潘梓年》。
1967年7月21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打倒刘少奇,打倒陈再道》。
1967年7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打倒陈再道,解放大武汉》;第二版刊登《打倒刘少奇》;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续完)》;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社论《彻底砸烂彭真》;第二版刊登《打断彭贼的脊骨》;第三版刊登《看落水狗彭真的垂死挣扎》;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未完待续)》。
1967年7月27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彻底粉碎刘邓黑司令部的一个反革命复辟大阴谋》;第三版刊登《刘邓黑司令部包庇〈刘志丹〉反党案件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第四版刊登《声讨反党小说〈刘志丹〉篡改历史,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第五版刊登《〈刘志丹〉是为反党罪魁高岗翻案的大毒草》;第六版刊登《从反党小说〈刘志丹〉看大阴谋家习仲勋的狼子野心》;第七版至第八版刊登《反党小说〈刘志丹〉是为形形色色牛鬼蛇神树碑立传的代表作》。
1967年7月2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1967年8月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5•16通知前半年间彭真反革命集团在幕后干了些什么》;第二版刊登《彭真丑史》、《彭真又放毒箭》;第三版刊登《刘少奇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刘少奇与奈温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
1967年8月5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把刘少奇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彭真丑史(续)》;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彻底批判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谬论》;第四版刊登《反党篡军分子罗瑞卿罪行》。
1967年8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第三版刊登《彭真丑史(未完待续)》;第四版刊登《徐向前——张国焘的干将》、《刘少奇吹捧奈温反动政府的谬论》、《刘贼的黑手遮不住金色太阳》。
1967年8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控诉刘少奇及其黑爪牙对我的残酷迫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牌反革命彭德怀》;第四版刊登《彭贼复辟旧法罪该万死》、《“红色买办”和咖啡馆的座上宾——邓小平》。
1967年8月19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最大叛徒》。
1967年8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二版刊登《〈人的阶级性〉和黑〈修养〉是一路货色》;第二版刊登《把肖华的反革命嘴脸拿出来示众》(三版续完)、《刘贼为赫秃三呼万岁》;第三版刊登《看陶铸的狼子野心》、《陶铸的假共产主义和田汉的“十三陵畅想曲”》。
1967年8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彭德怀的海瑞精神是什么货色》;第二版刊登《彻底砸烂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第三版刊登《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彭罗在国防科研上的卖国投降路线》、《罗贼的“十无”黑货》、《罗瑞卿吹捧谁?》。
1967年8月31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刘少奇“全民国家论”的破产》。
1967年9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论党〉是刘少奇叛党纲领》;第三版刊登《质问刘贼到底剥削有什么功?》。
1967年9月10日《新北大》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打倒老反革命大叛徒大保皇派陶铸》;第四版刊登《陶铸和南三家村黑店》;第五版刊登《陶氏〈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刘记黑〈修养〉》、《陶铸对抗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罪该万死》;第六版刊登《陶铸的黑爪牙穆欣、吴传启往哪儿逃?》。
1967年9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刘少奇取消党内斗争就是为了篡党》;第三版刊登《砸烂陶铸的功德碑》。
1967年10月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奈温的社会主义》;第四版刊登《大叛徒陶铸的自我写照》。
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阶级投降的黑纲领——批判刘少奇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第四版刊登《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落网记》。
1967年10月19日《新北大》第二版至第三版刊登《评王任重的〈读书笔记〉》。
1967年12月2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彻底揭露刘邓出卖党在文教科技界领导权的罪行》。
1967年12月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揭开迷雾万千重,还我历史真面目——从“一二•九”运动看刘少奇的老反革命嘴脸》。
1967年12月9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批臭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党内和平论”是刘少奇篡党的烟幕弹》。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少奇的好人党就是资产阶级党》。
1968年1月27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冯至入党看中国赫鲁晓夫推行的“全民党”》。
1968年2月12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1968年3月1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中央首长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谈当前形势》、《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风》;第二版刊登《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向右倾翻案风进攻!进攻!》;第三版刊登《打倒谭震林,谁为二月逆流翻案就打倒谁!》。
1968年4月8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我校召开声讨刘邓陶死党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大会》;第二版刊登《戳穿方面两面派杨成武的画皮》;第三版刊登《反革命小爬虫傅崇碧是怎样把黑手伸进新北大的》。
1968年5月1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砸烂彭记国民党黑窝》,点了彭真、刘仁、邓拓、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人的名。(笔者注:同在第四版刊登一展“才华”的《为谭老板画像(套曲)》,分为:《开篇》、《感皇恩》、《哭岳翁》、《吹赫秃》、《悲自己》、《叹自己》、《煞尾》。终结语:任谭贼耍尽花招,费尽心机,施尽诡计;也无非螳臂挡车,苍蝇碰壁。到头来,变成一堆臭狗屎,啵罗嘧!)
1968年6月1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笔者注:历史无情——文化大革命可悲地失败,遗臭史册。)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社论《誓将“三反一粉碎”斗争进行到底》。(笔者注:社论说“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把陆平、戈华之流揭深批透、斗倒斗臭;把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彻底摧垮、彻底砸烂。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学习门合同志,‘一切紧跟毛主席’的实际行动。”)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致敬》;第二版刊登《举红灯,颂江青》、《鲜花和园丁——赞江青同志》、《点点心血,凝成革命花——江青同志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斗争事迹》;第三版刊登《彭真破坏京剧革命,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刘邓陶迫害江青同志罪该万死》。
1968年8月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砸烂贺龙反党篡军集团》、《罗瑞卿“军事即政治论”的反革命实质》。
1968年8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少奇就是五次叛变的大叛徒》。
从以上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新北大》在文革的1966~1968两年中,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部门负责人的攻击是十分全面的。这类文章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影响之广,在文革报刊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它不仅对当时已经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连篇累牍地大肆攻击,而且《新北大》对还未被公开点名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朱德、徐向前、习仲勋等人和革命烈士刘志丹,一一点名攻击,这在当时的各种报刊中是十分罕见的。
从《新北大》刊登的以上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聂元梓-校文革之极左,也为研究北大文革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聂元梓-校文革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与教师

北大校文革成立以后,轻视民意、加强专制,把矛头对准广大干部和教师,设立了劳改队、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关押数百名干部、教师,在《新北大》上不停地点名批判。据不完全统计,被《新北大》先后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按照姓名的汉语拼音顺序)有:陈守一、陈仲夫、程庆民、程贤策、董少青、冯定、冯友兰、冯至、傅鹰、甘雨沛、高望之、高秀芳、戈华、管玉珊、郝斌、侯仁之、黄一然、季羡林、翦伯赞、金志广、孔繁、蓝芸夫、李同孚、李同一、李宪之、李原、陆平、罗荣渠、吕遵谔、倪孟雄、彭珮云、荣天琳、史梦兰、苏士文、王力、王晓秋、王学珍、魏建功、武兆令、谢道渊、谢义炳、宿白、杨克明、杨勋、伊敏、阴法鲁、游国恩、张群玉、张侠、张学书、张仲纯、周培源、周一良、朱光潜等,其中有北大校党委和校级领导人,各部门和系级负责人,也有著名学者和教授,还有一些普通教师。
1966年8月26日,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英语系二级教授俞大絪,女,在6•18燕园乱斗事件中,被揪到“斗鬼台”,强令跪下批斗,俞不堪凌辱。8月24日被中学“老红卫兵”抄家打斗,25日在燕东园家中服毒去世,时年61岁。(笔者注: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先生次年也在武汉大学受迫害亡故。曾昭抡是曾国潢的曾孙,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嫡亲幼弟。曾昭抡解放后任北大化学系教授、教育部副部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降级降薪”,调到武汉大学。《民盟历史文献•传记丛书》有戴美政著《曾昭抡》。)
1966年9月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校文革筹委会发布的《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相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等。
1966年9月1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本刊讯《我校革命师生员工向陆平黑帮猛烈开火》。
1966年9月22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愤怒声讨陆平黑帮的滔天罪行》;第二版,《陆平黑帮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第五版,《控诉陆平黑帮对我们工农同学的政治迫害》;第六版,《陆平黑帮和修正主义前市委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梁的滔天罪行》。
1966年9月2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陆平黑帮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第二版,《控诉陆平、石幼珊反革命黑帮集团对我的迫害》;第三版,《控诉陆平用放射性物质残害工人的血腥罪行》、《控诉陆平包庇孙宗鲁残害群众的滔天罪行》。
1966年10月8日《新北大》第一版,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发表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是肯定校文革的,一种则认为“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
1966年10月1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校文革常委廖淑明、杨学祺12日贴出的《整常委的风》的大字报。(笔者注:1966年10月16日晚间,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口号,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1966年10月底,聂孙决定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取代教师杨克明为主编,校刊《新北大》对于聂元梓的异见日渐减少,很快就完全消失。廖淑明、杨学祺这两位校文革常委被清除。在北大这个“局域”,聂孙个人崇拜、专制上升,“阶级斗争”范围日益扩大。)
1966年12月2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同一版面刊登《斗争反革命分子杨炳章、乔兼武,批判“虎山行”的反革命言论》。(笔者注:这就是拥聂派曾经引为功勋的“反击十二月黑风”。)
1967年1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在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校文革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校文革委员杨勋等人,押送公安部。
1967年1月10日,《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等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笔者注:“井、红”组织被摧垮,被批斗的师生竟至200人之多。)
1967年1月31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孔繁是人还是鬼》、《打掉“温”字,斗倒孔繁、杨克明》、《控诉孔繁杨克明在物理系的滔天罪行》。(笔者注:从5•25“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才8个月,聂元梓的“社教战友”孔繁、杨克明此时成为“敌人”,从人变成鬼。)
1967年2月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孔、杨有罪,罪该万死》、《揭穿孔繁的狼子野心》。(笔者注:孔、杨是聂元梓校文革的成员,有意见分歧,居然沦为“罪该万死”的“敌人”。)
1967年2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校文革2月10日《重要通告》,宣布2月7日校文革扩大会议改组校文革常委会的决定。《通告》说:孔繁、杨克明“操纵群众,造谣中伤”,“使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处于内外夹攻的困难境地”。“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同时把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聂孟民赶出常委会。(笔者注:从此,校文革一步步走上聂孙-新北大公社“派文革”的道路,成为聂孙专制统治和派斗工具。)同一版面,刊登《热烈欢呼校文革胜利改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凯歌——评孔繁、杨克明下台》。
1967年2月18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把反革命分子杨勋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笔者注:杨勋与聂元梓同为北大“社教”反陆平的“战友”,此时沦为“敌人”。)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路远周闯大字报的出笼看杨克明的野心》、《资产阶级两面派杨克明罪责难逃》、《杨克明和反革命分子杨勋一鼻孔出气》。(笔者注:聂元梓气量狭窄,认定自己的“社教左派战友”杨勋、杨克明“站队站错了”、“反对自己”,是“敌人”。)
1967年4月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翦伯赞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1967年5月2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把反革命老手翦伯赞批倒批臭》;第四版刊登《反共老手翦伯赞是刘少奇叛徒哲学的辩护士》。(笔者注:翦伯赞可是个著名的“马列主义史学家”、毛泽东点名保护的对象。)
1967年6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周扬是反共老手朱光潜的大黑伞》。
1967年6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把大叛徒黄一然批倒批臭》。
1967年7月1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刘邓对冯定的假批判真包庇》。
1967年8月15日,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笔者注:聂元梓动不动就召开十万人大会,好大气势。)
1967年9月30日《新北大》第七版刊登《决不许右派翻天,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开大会斗争陆平黑帮》。
1967年10月7日《新北大》第五版至第八版刊登社论《打倒戈华》、《揪斗戈华好得很》、《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笔者注:戈华发表批评聂元梓的言论,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0月1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彻底清算三反分子戈华的反革命罪行(罪恶事实之二)》。
1967年10月2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把反共老手侯仁之揪出来示众》。(笔者注:侯仁之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1月2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撕破反共老手周一良的画皮》。(笔者注:周一良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同一版面,刊登《把反共老手侯仁之揪出来示众(续完)》。
1967年11月25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斗争叛徒张仲纯(中文系副主任)》、《牛辉林之流的大方向就是错了》。(笔者注:张仲纯参加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7年12月14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粉碎孔杨牛侯挑动武斗的阴谋》;第三版刊登《活捉戈华,气死牛辉林们》;第四版刊登《戳穿北大井冈山黑高参戈华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斗臭戈华》。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北大井冈山是极右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混合物》。
1967年12月31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砸烂陆平黑帮推行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1968年1月7日第四版刊登《揭开反共老手季羡林的罪恶历史》。(笔者注:季羡林参加反聂派“井冈山”,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1月11日第四版刊登《十七年黑线卫道士“孔杨牛侯”的新伎俩》。
1968年1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陆平黑帮怎样把大小王八拉入党内的》,点了陆平、张学书、史梦兰、谢道渊、张群玉、王学珍、伊敏、季羡林、冯至、周培源、侯仁之、周一良等人的名。(笔者注:周培源参加“反聂”的井冈山兵团,当然是“敌人”。)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羡林的三反罪行》;第四版刊登《坚决把红旗飘里的坏人统统揪出来》。
1968年2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从陆平傅鹰狼狈为奸看旧北大资产阶级党阀学阀联合专政》。(笔者注:傅鹰声援反聂派,当然被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2月29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陆平黑帮反对毛主席罪恶滔天》。
1968年4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设在北大的桥头堡,坚决揪出井冈山兵团中反对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笔者注:“反对中央文革”,这顶“桂冠”这么早就给井冈山戴上了,井冈山从来没有用这顶“桂冠”回敬。可今天聂元梓却在写回忆录时把这顶帽子抢来给自己戴上。)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刘少奇铁案翻不了,井冈山兵团休想反夺权》、《陆平黑帮想翻天,我们坚决不答应》。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文革”就是好》。(笔者注:该文称井冈山兵团为“北大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代表、陆平保皇党以及北大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形左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总代表——北大老保井冈山。”)
1968年4月29日《新北大》第八版刊登《假党员陆平现原形》。
1968年5月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请看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的国民党杂牌军》,点了历史系教师周一良、荣天琳、宿白、罗荣渠、李原、高望之、吕遵谔、陈仲夫、郝斌的名。(笔者注:在历史系,凡是不立场鲜明地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人,不管是否组织上参加了井冈山,都划入“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当作“敌人”斗争。)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井冈山反动小集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罪行》;第三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黑高参、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戈华的罪行》;第四版刊登《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现行反革命分子樊立勤》、《粉碎孔杨牛侯的谣言战术》。
1968年5月21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陈守一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陈守一休想翻案》、《从一首黑诗看陈守一的翻案阴谋》;第二版刊登《让冯友兰的复辟美梦见鬼去吧!》。(笔者注:在聂元梓5•25大字报之前,康生妻子曹轶欧找陈守一,动员他写陆平的大字报,被陈守一峻拒。)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打倒假共产党员、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北大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的黑高参张侠》、《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第三版刊登《打倒井冈山兵团中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反革命分子俞启义》。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毒蛇并没有冻僵》,点了李同一、董少青、甘雨沛、李同孚、程庆民、高秀芳、管玉珊、蓝芸夫、金志广、谢义炳、李宪之等教师的名。(笔者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大群教师成为“毒蛇”。)第四版刊登《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操纵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第四版刊登《反革命小丑郝斌休想翻天》。(笔者注:郝斌两年前,1966年7月26日在东操场大会被江青点名——“迫害李讷”,立马成为“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劳改三年,怎么“翻天”啦?)
1968年8月8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自掘坟墓的井冈山牛侯之流》。
1968年8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砸烂古典文献专业这口活棺材》,点名批判“反动文人”魏建功、阴法鲁和程贤策、王力、游国恩等教授。
(笔者注:上述被《新北大》点名批判的干部、教师中,戈华是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在社教运动和张承先工作组时期都是依靠对象,他不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就被校文革打成“三反分子”,派人到南口“避难居所”抓捕,进行残酷斗争,打断肋骨。孔繁、杨克明都是聂元梓的“社教战友”,杨克明还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执笔起草者,孔杨分任校文革副主任和委员。他们与聂元梓有不同意见,就被打成“资产阶级两面派”,被清除出校文革,并且遭到无情打击和斗争。著名学者、教授周培源、季羡林、侯仁之、周一良等人和一些普通教师,因为对聂元梓的极左行为和恶劣的个人品质表示不满,都被翻腾历史老账,强加罪名,受到残酷打击迫害。)

聂元梓-校文革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和学生

在文革中,北大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以聂元梓为代表的极左思潮和镇压群众、专制独裁的黑暗势力,另一种是广大师生中存在的怀疑、抵制文革极左思潮、抵制个人崇拜,抵抗压迫、追求科学民主进步的正义力量。聂元梓和校文革,对于抵制他们倒行逆施的孱弱群众组织和干部、教师、学生,疯狂镇压,凶狠打击,毫不迟疑地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斗争,有些还被抓进监狱。
1966年11月起,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中央文革、反对聂元梓的小组织,很快就遭到聂元梓-校文革的残酷镇压,陷入灭顶之灾。
1967年1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刊出陈伯达《调查康生同志联络委员会的活动是反动的》讲话,生物系63级学生樊立勤立即被“紧跟中央文革”的聂元梓-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头目”。
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
1967年2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三版刊登《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第四版刊登快讯《我校斗争“虎山行”》。
1967年2月17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聂元梓《祝新北大公社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笔者注:巨大的反讽——正好半年后,拥聂的新北大公社中杀出了3000人的反聂“新北大公社造反总部”和3000人的“北京公社”抵抗力量。)
1967年8月17日,北大校内反对聂元梓的五个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并被接受为“首都红代会”成员。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有干部、教师、职工、学生7000余人,从此,北大出现跟聂元梓-校文革相持的强大反对派。聂元梓-校文革十分惶惶不安,依仗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新北大公社的拥戴和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使用一切手段,竭力搞垮“井冈山兵团”。
1967年9月10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牛辉林的诡计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1967年9月21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杨绍明之流老实点!》。
1968年3月30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牛辉林之流挑起武斗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罪该万死》。
1968年5月9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一号公告》,把学生牛辉林打成“反动小集团坏头头”、把学生樊立勤打成“反动小集团重要骨干”,把老干部戈华打成“反动小集团黑高参”。(笔者注:“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不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井冈山兵团”多承抬举,愧不敢当。)
1968年5月13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牛辉林猖狂攻击江青同志 必须坚决镇压》、《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叫他人头落地》。同期第三版刊登《北大老保〈井冈山〉的十黑》。(笔者注:聂元梓-校文革把井冈山的“黑纲领”精炼为“为刘邓翻案,为陆平黑帮翻案……”。井冈山的“黑报纸”则是,“在反动小集团的操纵下,井冈山的“1•15”反动小报明目张胆的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国内外阶级敌人提供了攻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炮弹。对此,江青同志下令:‘认真追查,严肃处理’。井冈山兵团在傅崇碧的包庇、纵容下,公开对抗江青同志指示,进行反攻倒算……”。)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第一版刊登《砸烂井冈山反动小集团第二号公告》,把老干部张侠、学生张景元、俞启义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第四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点了学生谢世扬、胡伯安、胡振礽、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余水荣、臧希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刘立炎、范永奇和教师苏士文、杨勋以及杨勋弟弟杨炳章的名。同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反动的流派 反动的理论——评北大井冈山兵团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同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的大本营》,批判笔者所在“井冈山慨而慷战斗队”提出的“要周培源”口号,胡说“周培源是一个喝美国牛奶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竟被他们吹捧为‘革命老前辈’,当上了井冈山兵团第一任寨主。‘要周培源’,就是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我们的学校”。(笔者注:1924年秋,周培源先生22岁,从清华学堂高等科毕业,考取“庚款”赴美留学,何曾“喝美国牛奶长大”?“要周培源,不要聂元梓”的口号,好像有点儿用“大菩萨”抗衡“老佛爷”的意思,不算高标,也算不得大不韪。)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把化学系1963级学生樊能廷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8年7月5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批斗井冈山现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徐运朴、牛泰升、王明德》。
1968年7月17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新北大公社总部发言人关于老保北大井冈山兵团总部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牛辉林的命令》。。
1968年7月23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我校首次公审操纵北大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笔者注:暴力批斗、严刑拷打、致人死亡,都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常伎,他们黑暗统治时期,残害了多少无辜生命!)
1968年7月24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从高校学习班看傅崇碧与井冈山兵团的黑关系》、《北大井冈山保谢(指谢富治)是假,反谢是真》。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二版刊登《操纵井冈山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笔者注:呵呵,抽丝剥笋,探究到井冈山“反抗中央文革”,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一贯紧跟中央文革”,怎能不视井冈山为敌?总之,聂孙校文革越是“斗”,“敌人”越是多,越是“镇压”,中央文革越是被“反抗”。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历史的嘲弄。)

派校刊、极左校刊《新北大》的停刊

办刊初期,《新北大》由杨克明负责。这时,《新北大》还有少许述及国计民生的内容。1966年10月5日,《新北大》第三版社论《秋收去》,说:“我校广大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组织的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的号召,正在带着文化大革命的敢打敢闯的革命精神和毛主席在国庆节给予的无限鼓舞和关怀,已经或即将登程去农村了。”这和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84页的叙述,时间、地点、内容能够互相印证起来。郝斌说:“1966年国庆日,又有二十多位历史系教师来到太平庄。秋季将过,地里有一些该收获的东西,如蓖麻之类的小作物。活儿不重,耽误不得季节;耽误几天,成熟的果实散落在地里,等人再到草丛里去寻捡,那就费工费力了。这个活计有个名称,叫‘小秋收’。新到太平庄的人,就是来参加‘小秋收’的。”
1966年10月31日,校文革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笔者注:实际是趁杨克明本人不在,夺办公室、夺位。)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这个人极左,受聂孙的重用,后来又主管全校的“牛棚”事务、主管“监管人员”。他“能文能武”,校刊急速“左”转,“牛棚”里的“黑帮”、“牛鬼蛇神”从十八层地狱,落入了十九层。“黑帮”、“牛鬼蛇神”在刘国政主掌下的“监改”,季羡林《牛棚杂忆》、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郑培蒂《云卷云舒》、周一良《毕竟是书生》,都有记述。校文革把学校一百三十余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劳改大队也是这个刘国政总负责。除了“新北大公社炮兵营”高海林之外,历史系62级还出了个著名的摧残“专政对象”为乐趣的恶人聂玉海。
1968年3月29日凌晨1时,临湖轩晚间会议上聂元梓拍板,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有组织、有预谋地突袭31斋学生宿舍,把赤手空拳的“井冈山兵团”学生驱赶出去,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开北京高校武斗之先河。新北大公社紧紧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兵团”学生据守的6座学生宿舍楼,长达4个月,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剿灭。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指派8341部队和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大学制止武斗。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京各高校。
北大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于1968年8月19日正式进驻。新北大公社总部抓紧使用校刊《新北大》这个舆论工具,对“井冈山兵团”进行攻讦。新北大公社总部在7月30日《新北大》第二版的声明中,狂妄地“再次命令井冈山兵团总部侯汉清等人,必须立即交出现行反革命集团头子……,以立功自赎,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必将从严处理。”(笔者注:“新北大公社总部”不过是聂孙校文革的鹰犬走卒,颇不自知!)
比较而言,创刊和停刊都在文革极左时期,坚持出了二百期——在彩云易散的文革小报中,校刊《新北大》算是“长寿”的。
工宣队正式进校前,8月17日,《新北大》第200期,也是最后一期,第四版为“伟人挥翰图”和《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文章。从此,《新北大》再也不能“桀犬恣雌黄”(笔者注:此为陈寅恪语)。聂孙惯于“紧跟”毛泽东、江青,惯于“紧跟”中央文革,此时,“纵有无比深厚阶级感情,更与何人说”?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四版,“口诛笔伐”笔者的檄文《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和《井冈山为什么要死保樊能廷》,用陈寅恪先生所言“桀犬恣雌黄”五个字尽可评说尽,笔者就不着一语辩了。可怜的署名者“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五十年后,集体失忆,矢口赖账。现在说这篇“檄文”不是他们写的——算是“知耻近乎勇”乎?

附录

坚决镇压反革命凶杀犯现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

新北大公社红三团红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关怀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助下,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冲破了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及其黑后台所设置的重重阻力,把三•二九刺杀聂元梓同志打伤李钟奇同志的反革命凶杀案的凶手主犯樊能廷揪出来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凶杀犯樊能廷是一个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而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却恶毒地说:“谁掌权,谁就是真理。”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学习林副统帅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光辉著作时,他竟然狗胆包天的叫嚣:“什么人民战争,反正老百姓倒霉,当官的都不往前!”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真是恶毒之极,反动透顶!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对广大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比仇视,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学毛著,还不如我讲一堂课。”为了发泄他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他还经常用下流无耻的语言攻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甚至和几个混蛋一起用极下流的语言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属。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去年三月十八日,我们纪念“六•一八”九周月的时候,这个反动家伙按捺不住他的反动本性,居然把二十九楼前花台边上“谭震林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大标语的前六个字完全盖掉,造成了一个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
樊犯就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反革命分子樊能廷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他无比留恋旧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他胡说“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如西方”!早在中学时期就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和学校中的反动落后学生,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常流窜南京、马鞍山一带,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个家伙不但消极怠工,而且勾结投机倒把分子和坏分子,经常在一起喝酒密谈,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樊能廷一直死心塌地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死保刘邓司令部,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鼓舞下,直捣陆家王朝时,这个反革命小丑吓得胆战心惊,他惶惶不安的给家里去信说:“我现在的态度是不说话,尽管如此,我还担心运动后期要把我当成白专典型批判!”真是不打自招!
当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批判反革命工作组时,他找上门去咒骂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是“投机”,是“发了疯”,当工作组面临彻底崩溃的时刻,他歇斯底里的叫嚷:“张承先,你膀大腰圆可得顶住啊!”一副十足的保皇丑相。
樊能廷恶毒攻击红卫兵运动,甚至在蚊帐里都贴满了咒骂红卫兵小将的诗和对联。他咒骂“军训是培养奴隶主义”,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他拼凑了臭名远扬的“慨而慷”战斗队,疯狂的向工农同学反攻倒算,说什么“陆平拉拢的大多数是工农同学,过去工农同学压制了剥削阶级出身的同学”,要把工农同学“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公然为陆平黑帮开脱罪责,他还刷出“要周培源”的大标语,直接对抗主席教育革命最新指示,渴望陆平黑帮卷土重来。
去年七、八月份,他死心塌地地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极力制造大抓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舆论,妄图毁我长城。
樊能廷还是一个流氓成性的打人凶手,罪恶累累的阶级复仇分子,在3月29日,他又跳了出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同志,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是樊能廷反革命阶级本性的大暴露,是“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直接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嘴脸的大暴露。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现行反革命分子凶杀犯樊能廷已经落入广大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捕归案!“井冈山兵团”反动统治小集团及其黑后台也难逃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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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大文革期间学生对学生施酷刑二例

樊能廷

酷刑——残暴凶狠的刑罚。历史上,酷刑不绝于书,现实生活中,则普遍发生于“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酷刑高发时期。仅就我们北京大学说,称得上酷刑的,不下百起。更可怕的是,当时在北大对学生施以酷刑的打手,也是学生,甚至是受刑者的同系同班同学!他们怎么会变得这样凶残,这样没有人性?
五十年来,这些史迹被漠视、被掩盖、被湮没、被消失,泰戈尔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笔者仅就北大文革期间陈一谘和樊立勤两个学生遭受酷刑的案例,作一叙述。

一、七死八活陈一谘

陈一谘,1940年7月20日生于成都。乃父是水利工程师,在汉中工作。陈一谘出生半年后,为节省家用,母亲带他从成都到汉中,和父亲住到一起。从四岁开始,母亲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童蒙教育,把他送进了私塾。1946年,他6岁,父亲、母亲带着他和妹妹、弟弟前往北平。读小学到1949年底,随母亲转回原籍陕西三原。陈一谘1953年考入北京二十二中学读初中;1956年考入北京六十六中学读高中;1959年6月,行将高中毕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一谘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学系。他1962年申请转系,经批准,又服从组织安排,“为党做些工作”,转入中文系一年级(1962级)。按理1959年入学物理学系,本应该转入中文系四年级的。
1965年秋冬,好学深思的陈一谘,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根据自己参加农村“社教”的感受和认识,写出三万字的《给党和政府工作提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书》),亲手交给时任北大社教工作组组长的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对于陈一谘的意见,上级没有任何回应。
1966年文革发生,陆平校党委、张承先工作组、聂元梓校文革,你方唱罢我登场,群众造反组织、各色红卫兵山头林立。陈一谘没加入任何群众组织。
1966年10月上旬,陈一谘外出大串联后回北大,发现学校聂元梓“红色政权”当政以来的独霸局面被打破,一些学生成立了反聂的“井冈山”、“红联军”,各种看法的大字报贴满燕园,他在校内溜达、观望了几天,又出去串联了一个月。再回北大时,“北航红旗”的几个人找到陈一谘,要把他“社教运动”中写的《意见书》印发传播。他说:“现在大家都很狂热,这个东西如果传得太广,一旦到了江青手里,我就没命了!”这样,劝阻了“北航红旗”的人。
中文系冯隆、郭庆山和张自修等几个有正义感的同学把陈一谘写的《意见书》油印出来,以便为他伸张。恰在这时,农大附中伊林•涤西写了批评林彪鼓吹“顶峰论”、“绝对化”的大字报,冯隆立即写大字报支持,大字报还没贴出,被陈一谘劝阻。他悄悄对冯隆说:“从林彪大谈政变到现在权势熏天,毛不支持,他怎么敢?千万不能往枪口上撞!”其实,当林彪“政变经”的讲话传出后,很多人都对林彪讲话有看法、有微词。
见北京各个大学两派围绕“工作组”和“资反路线”争论正酣,陈一谘就又外出串联了。这一回,他和几个同学去了大连,先到造出中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的大连造船厂,又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的大连机车车辆厂。看到这两个大工厂一闹文革,生产几乎陷于停顿,他们觉得这对国家损失太大,决定发电报向周总理汇报。函电交驰,很快得到回音,说是2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和工人代表。陈一谘他们兴冲冲回到北京,住在铁道部招待所,整理和准备给周总理的汇报材料。
1967年2月24日下午,陈一谘千不该万不该,给同学高运安打了个电话。两小时以后,同班同学、南通人氏黄介山带着高运安等五六个人,突然来铁道部招待所找他。黄介山骗他说:“系里辩论吕乃巖的问题,请你发言。”要陈一谘立即回校。陈一谘说:“大连的事关系国计民生,明天给周总理汇报完,我马上回校。”黄介山继续骗他说:“晚上全系开会,就等你了。会开完你就回来。”陈一谘看看高运安,高运安似乎很惶遽,含含糊糊地说:“你就回校一趟吧。”
不料,陈一谘听信黄介山此番谎言,从此落入网罗,坠入阿鼻地狱。
随同黄介山、高运安等人刚一走进南校门,不由分说,陈一谘就被两手倒架了起来,中文系的人布列在甬路两边,呼号动地:“坚决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一谘!”“坚决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一谘!”“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你一拳、我一脚,不住气地殴打陈一谘,只要稍一挣扎,胳膊就被拧得更紧。路上围观的人众也跟着喊口号。
陈一谘被押上了32斋中文系男生宿舍。楼梯两边站满了人,一边喊口号,一边打他。进入楼道以后,两边的拳脚像冰雹般砸来,把陈一谘从楼梯这头打到那头,从那头又打到这头,直打了三个来回,打得他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失去知觉,瘫倒在地。
这是陈一谘第一次被打得昏死过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从不省人事中醒来,陈一谘全身疼痛,动弹不得。他强烈抗议遭受到的这种法西斯暴行,要求见聂元梓,并宣布绝食。
绝食的第二天,中文系领导华秀珠来看他,华秀珠态度和蔼,她曾经是上海纱厂的女童工,陈一谘感谢她的好语如珠。但是,陈一谘坚决表示:“聂元梓不来不复食。”绝食第三天下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之一、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夏剑豸来了,他说:“聂元梓同志很关心你,担心你身体出问题,特别委托我来看你。不要绝食了,有话慢慢讲。”陈一谘有声无气地说:“黄介山这种做法完全违背《十六条》,要允许申辩、允许看大字报、允许读报纸。”夏剑豸都答应了,还让人端来一碗米汤,看着陈一谘喝完才走。
陈一谘又躺了两天,勉强下床。他走出楼外,看见黄介山、任喜贵署名的大字报,题目是“死鬼陈一谘又活了!”陈一谘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怎么会变得如此没有人性呢?岂不知,聂元梓校文革借批“反中央文革”和“二月逆流”之机,把“井冈山”、“红联军”打成了“反动组织”,又在反对她的师生中大抓“反革命”,搞得北大到处在抓人、斗人,学校呈现出一片森严恐怖的局面。
文革初期乘势而起的这个黄介山,借北大“红色恐怖”之势,把反对校文革聂元梓、系文革吕乃巖的冯隆等五个人打成了“222反革命集团”。凭借着把自己同班同学打成“反革命分子”的赫赫之功,黄介山当上了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从铁道部招待所诓骗陈一谘回校前,冯隆等人支持高运安揭发系文革主任吕乃巖的一些问题,高运安已被打成“反革命嫌疑分子”,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陈一谘被押着上厕所,看见冯隆被剃光了头在扫厕所,冯隆神态坦然,眼神的表露毫无惧色。
1967年3月初,“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连续两次组织人马批斗陈一谘,仍是驾着“喷气式”,边喊口号,边对他连踢带打,让陈一谘揭发冯隆“反江青”、“反林彪”的罪行。陈一谘明瞭,冯隆去年7月、11月先后写过不同意江青、林彪言论的大字报,都没有贴出,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揭发冯隆的人很可能恐慑于政治压力,那么,冯隆若承认了,肯定已经斗得很惨。在大环境不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如果陈一谘说出冯隆写过林彪、江青大字报的真相,等于是落井下石。陈一谘一口咬定没这个事,任凭拷打,也不松口。
陈一谘的“顽固”使黄介山气急败坏,指挥“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抄掳了陈一谘所有的东西,用以凑集把他打成反革命的材料。黄介山等人从他的日记、读书笔记和来往信件中,先后摘录并印发了三批《反革命分子陈一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
1967年3月上旬,学校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北大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和中文系文革、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把陈一谘“开除党籍和学籍”的声明。 3月17日下午,陈一谘被八个人从32斋押到第二教室楼,脖子上挂了一个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的牌子,两个彪形大汉反剪他的双臂,让他“坐飞机”,连踢带打把他押入了102教室。大教室坐满了中文系师生,由任喜贵带领着高喊:“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一谘”、“谁反对聂元梓就打倒谁”、“陈一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
黄介山主持会议,杀气腾腾地讲了几句上纲上线的话,走过来揪住陈一谘的头发让他“认罪”,他刚说了一句:“我没罪!”就遭到一阵毒打。接着,新北大公社的骨干轮番揭发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江青同志”、“恶毒攻击活学活用”、“恶毒攻击反右派”、“恶毒攻击反右倾”、“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聂元梓和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罪行,说几句就打一顿,头发一缕一缕揪下来,汗水和血水染湿了地面。
刚开始,陈一谘还能有些反抗,高喊着:“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意见何罪之有!”“你们实行法西斯专政!”“聂元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照亮新北大!”……但十六个人分四组轮换,不断地把陈一谘倒架双臂、压弯上身、揪住头发、仰头向上,还不断殴打、脚踢,四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他渐渐失去了知觉。恍惚中,凶悍的马西沙大喝一声,把陈一谘右臂给拧断了,任喜贵又把他左肋肋骨踢断。陈一谘瘫倒在地上,昏死过去,这是陈一谘第二次被打昏死。
昏死中他被几条大汉架出会场,倒拖着拉到32斋,扔到了宿舍的床上。陈一谘依稀中感到自己还有一丝游息,只要停止呼吸就可以死去。活着是那么艰难,死却非常容易。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可是又怎么能就这么死去呢!在大家的心目中,在战场上牺牲是个英雄,在刑场上就义是个烈士,自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去算个什么?何况还要背上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太不甘心了,不能死。
混沌中,似乎听到楼下高喊“沈达力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口号,陈一谘心中吃了一惊。再细听,果然是知心女友沈达力自杀了!他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动弹不得,泪水从眼角不由自主流了出来,不觉又昏迷过去。
陈一谘再次醒来,脑子里不断闪动着古人受苦受难不屈不挠的画面,忍着浑身剧痛驰想,上天让人类降生了,上天让人类受苦了,上天让人类死去了,这就是历史。但我陈一谘不能死,不能枉作游魂,有一口气就要坚强地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含污忍垢也要活着,活下来才能给沈达力、给自己洗刷清白,活下来才能最终伸张正义,活下来才有实现报国夙愿的机会。朦胧中陈一谘想起1960年在广州,父亲教给他的“龟息功”和“不终之药”,舌上放一粒米顶在上颚,吸气到丹田循环运行而不呼出,这样七日水米不沾仍可维持生命。他试着做,做着做着,就又昏迷过去了。
这样,陈一谘在床上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醒来时,看见同屋的高运安、朱殿庆、刘镇伟、张崇巖都眼睛红红地看着他。刘镇伟说:“我们都以为你活不过来了!”张崇巖端过一碗粥说:“喝点吧!”朱殿庆愤愤地痛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法西斯!”流下了热泪。陈一谘想上厕所,高运安赶忙把他扶起来,全身疼痛得无以忍受,拧断的右臂肿胀、不能动,左肋也奇疼无比。他的脚刚一踩到地上,又疼得缩了回去。才知道,把陈一谘从第二教室楼批斗会现场拖回宿舍的时候,脚趾头和鞋袜都磨破了,血肉、泥土和鞋袜粘在了一起,疼痛钻心。高运安扶着陈一谘,一步一挪,到了厕所,尿出的都是红黑色的血尿。后来医生告诉陈一谘,是右肾被踢坏了。回到房间,陈一谘左手按着左肋,往床上一躺,又是钻心的痛,医生检查说是左肋被踢断了四根肋骨。
正应了泰戈尔所说“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多年以后,几个老同学说起“3•17”批斗陈一谘的场景,不约而同都说那是他们参加过的“北大最残酷的批斗会”。2006年,陈一谘的胳膊和腿脚突然先后不能动了,中国科学院顾问郭德纯医生给他诊治时说:“你四十年前,身上留下了十几处断伤和瘀伤,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
从1966年12月聂元梓借着批判“反中央文革歪风”,肃整反对派,假“反二月逆流”之名,狠斗各系对她有异议的师生,北大出现了“红色恐怖”的一统局面。这期间北大被整肃、批斗、抄家、殴打、伤残、自杀、冤死的人真是不知有多少,像沈达力这种红颜薄命、被迫害致死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放眼全国,被逼被整至死的冤魂数不胜数,令人触目惊心。
聂元梓是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作者,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她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之初,师生们还对她寄予希望。但她很快就头脑膨胀、忘乎所以,对持不同意见的师生排斥打击,甚至弄出“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聂元梓就是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即反动”的逻辑,借口“反二月逆流”,把批评她的“井冈山”、“红联军”打成“反动组织”,残酷迫害,在北大师生员工中广招仇怨。
当时,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一批“极左派”在校园里为所欲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持异议者随意抄家、搜集材料,而后批斗、殴打,以酷刑迫其认罪。昔日聂元梓的“战友”孔繁、杨克明、郭罗基、张侠、杨勋等人给她提意见,也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阴谋家”、“野心家”,遭批判、殴打,甚至送进监狱。几乎各系都在师生中不断抓出各种“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搞得人人畏忌,敢怒而不敢言。
中文系在系文革主任吕乃巖掌控下,“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政委黄介山,更是无法无天地随意批斗不附己意的人,在各个年级乱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集团”。人们见到他,都噤若寒蝉,道路侧目。
陈一谘被押回北大后,开始的几次批斗会,主要目的是为核实他反对毛主席、林彪、江青的材料。陈一谘矢口否认,吕乃巖、黄介山等人一时还凑不够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证”,而“3•17”批斗会,是要搞臭他、孤立他、肉体上摧垮他,杀鸡儆猴。陈一谘若“低头认罪”,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也只有对抗到底才有活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声言要将陈一谘送交公安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表示“欢迎,可以少挨打了”,但却不见下文;又说要将他送交“校文革劳改队”(俗称“牛棚”),也没有了下文;对他实行“强制劳改”,他硬是一天都不去。
系里不少人被迫去“劳改”,而陈一谘这个“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却一天也没有去。于是,“新北大公社红七团”就用轮番批斗折磨他,企图让他从肉体到精神都垮掉。他的一言一语,都会招致批斗,陪斗更是家常便饭。任何“把柄”都会拿来大作文章,陈一谘看《三国演义》,被指为“寻找对付革命人民的阴谋诡计”,斗一场;看《红楼梦》,说他“对封建贵族情有独锺”,再斗一场;他有一本《圣经》,就说他是“真基督教、假共产党”,又斗一场……就这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陈一谘先后被批斗了一百多场,有时一天一场,有时一天两场,甚至三场。
1967年4月份,北大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等人煽动、组织新北大公社人马冲击公安部 ,陈一谘说:“这么做是犯罪行为!”他立即被黄介山等人给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押到大饭厅批斗,而后又全校“游斗”,一边喊口号:“坚决打倒恶毒攻击新北大红色政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边听任众人你一拳我一脚打个没完。半天下来,他又气息奄奄地被扔到床上,几天都动弹不得。这是陈一谘第三次被打昏死过去。……
陈一谘拒绝参加令人作呕的“早请示,晚汇报”,说:“我们又不是宗教,干吗搞这一套!”又遭到一场接一场的批斗。事后,他倒奇怪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全国都成了红海洋,人人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到处都在“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只有他这个“傻子”,宁可皮肉受苦,也不做这些应时权变之事。陈一谘很自豪自己文革中没参加过这类群氓活动。
1969年初冬,在“一号令”下达,施行“战备疏散”的时候,全校师生经过大饭厅大会动员,一两天内,北大上上下下,几乎走空了,笔者当时在校医院住院做扁桃腺手术,没跟班级集体走。
彼时,陈一谘住在二十八斋一层、窗户向西的一间寝室“等待处理”,没有随同中文系同学疏散下乡。二十八斋和所有学生宿舍楼一样,空无一人,陈一谘每天手不释卷攻读马列和文史哲,笔者常去陪他,亲见他读文革前的多卷本《中美关系史》。有时,数力系维吾尔人托林也到陈一谘宿舍串门儿。托林列身北京大学校乒乓球队,身板称得上魁梧,很怕烟味,进了陈一谘的房间,一定先把门窗洞开,对流通风。陈一谘抽烟,抽得很勤,细瘦的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那时,陈一谘全靠周济度日,日子过得极端艰辛,三餐不继是常有的事情,唯有香烟和书卷是不释手的。他年轻的时候,视力好,不戴眼镜,那么不惜力地看书,眼睛怎么保护住的,不禁叫人纳闷。看他老来客居美国的照片,戴眼镜,脸色红润,像是颐养天年的模样。
1984年秋天,笔者在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杜岩那里听说陈一谘经常在友谊宾馆办公。北京工业学院和友谊宾馆只隔一道铁栅栏,两边合用一支警卫部队,警卫部队驻营在北京工业学院院内的“禁区”。笔者约同杜岩一起去友谊宾馆看望陈一谘,欢愉一晤,这时候看陈一谘的气色和气象,跟北大文革期间,是大不相同了。

二、死去活来樊立勤

樊立勤,北大生物系遗传专业1963级学生。白净的长脸儿,细高挑的个头,身高约一米七六,体重一百挂零儿。外表一看,就是一副文弱身子骨。在北大见他第一面,到现在,总是梳一个“领袖头”的发型。老家世世代代在密云县城里开一家中药铺。樊立勤说起话来,您呀您的,就是从小养成的规矩。
樊立勤的家里处世之道是不偏不倚,无党无派,既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亦不加入任何道门、教派会党。从满清到民国,到共产党,谁当权都服从谁领导,谁当领导给谁完粮纳税。这种家庭也有所恨,也有所怕:最恨的是外国入侵、军阀混战;最怕的是动刀动兵、打仗流血;而1949年后最怕的,就是共产党搞运动。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这么一个家庭里长大的。
樊立勤是北大最早反对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不是“闻风而动”,是凭着感觉,自发的、与生俱来的“不待上命而行”。
1966年7月25、26日,中央文革在北大东操场主持两次全校万人“辩论会”,樊立勤两次发言,有理有据,反工作组态度鲜明,得一时之专美。
樊立勤1966年底开始反对聂元梓,把康生视为聂的“后台”,参与十六所高校“炮打康生”的活动。“炮打康生”和“反对聂元梓”,这两件事,当时在北大,无疑都是“老虎头上捉虱子”,所以,樊立勤立即被“红色政权”校文革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
1968年3月27日,恰巧赶上北京发生了公布“杨余傅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在东郊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午10时许,聂元梓、孙蓬一派人在校园里突然强行绑架,抓走了樊立勤。他被关进黑牢,受到两天两夜的酷刑逼供,致使终身残疾。
樊立勤在《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中写道:

他们逼我承认破坏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及“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反对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我拒绝了他们的这些指控和诬陷。他们连续对我施以酷刑。他们除了把我蒙上眼睛进行拷打之外,还用钳子把我的一双手食指夹断,把手指甲钉入签子,他们打断了我的胳膊和左腿,又往我右腿的膝盖钉入了钉子。在把我打得昏死过去神志不清之时,又往我身上泼冷水给浇醒,浇醒之后再问。他们打我打累了,就压在我的身上,把烟头放在我的肚皮上烧。
他们是用麻袋把我先蒙住、盖住拉到刑讯室的。到了那里,拉下麻袋,然后给我头上蒙了两层手巾,挡住眼睛,在手巾外又绕了一二十圈绳子,他们把我从楼梯上往下踢、往下踹时,因为我的左右腿均已打断,站不起来了,他们就一层一层往下踢,这时身上已经没有麻袋了。
我被酷刑折磨了几天几夜,他们得不到他们预想的目的,我被打得落下了终身残废。

《燕园风云录•四》196页,艾群《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说,艾群亲自查到聂元梓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中记载,1968年3月28日夜,聂元梓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各战斗团头目在临湖轩会议,会议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
于是,聂元梓亲自拍板,1968年3月29凌晨1时,在北大发起武斗,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夜袭攻占31斋化学系男生宿舍,妄图以武力击垮反对她的井冈山兵团广大师生,武力解决反对派,武力统一北大。但是干这种事不占理,不但“武统”梦灭,还要担责任——开衅不义,开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之先河,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的被告席上。以后的北大局面,就是聂元梓收拾不了的,她就剩下乖乖等着别人收拾她这一条路了。
新北大公社成员田建行在1968年3•29凌晨新北大公社武装偷袭31斋,驱逐对立派学生时,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恐中翻窗跳楼外逃,在学六食堂和浴室间的过道被新北大武装人员拦住,头被铁棍打破流血,身上也挨了几扎枪,被发现是“自己人”后,被送往43楼“野战医院”治疗。他在这里看到了樊立勤。
田建行说樊立勤被新北大公社囚禁在43斋,应该不会记错。樊立勤自己说是关在44斋,那是公社总部所在地。而樊立勤被绑架,黑布套头,又早被毒打得不知东南西北,差点儿断了气。所以,樊立勤的囚禁地,应该是新北大公社清醒的田建行同学指称的43斋靠谱。据田建行回忆:

处置完伤,我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又怎能睡得着呢?此时天已微亮,北大校园乱成一团。两派的大喇叭死命嚎叫。于是我出了病房在43斋内到处看看。我走到一间屋前,只见屋门敞开,窗户上蒙着黑布,里面亮着个蓝灯泡,地上躺着个被打得昏迷不醒的人。这时过来个人,告诉我这是樊立勤。一句话就够了。怪不得井冈山前几天嚷道樊立勤被公社绑架了,果然如此,不知为什么我这时竟想到父母惨遭毒打时的情景……正在此时只听得楼下一阵人声和棍棒声。“打死樊立勤!”有人狂吼。我见事不好,随手抓起楼道里放着预备武斗用的一根粗约4cm、长约两米的铁管,往小黑屋门前一堵。一群人冲了上来,被我手持铁管挡住。有人说:公社的×××被井冈山抓住打得快死了。打死樊立勤为×××报仇!(自己的人还没死就要打死对方的人“报仇”,什么逻辑!)我说:“樊立勤就真是反革命,该枪毙,也要由法院判。不能随便打死人。”他们想硬冲又有所顾忌:一则与这几位相比,我可算身高体壮、棍粗力大,二则能进到这里肯定是公社的“自己人”。再加上包了一头纱布,肯定刚从“战场”下来的,像个亡命徒。他们也不敢乱来。谁知道我是被公社武斗队打伤的“逃兵”!双方僵持了几分钟。这时来了一个头头说:“不能打死樊立勤,要和井冈山交换俘虏。”(只有战争才会产生俘虏,两派争斗是战争?)那伙人这才罢休。我看没事了,也就扔掉铁棍走开。这件事我“保密”30年。当时樊立勤反江青、聂元梓,“罪大恶极”,救了他也该罪大恶极,我当然不敢声张。后来又去和谁说!要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樊立勤是北京人,又比我低一级,称之为师弟亦不为过。一个并无背景的普通学生敢和“大人物”唱对台戏,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也让我佩服。我不能让我父母遭到的惨祸在我眼前重演。这也是他的缘分,如果我不想出跳楼逃跑的馊主意,如果我不让公社武斗队抓到打伤,如果我不在43楼内到处看看,如果不是恰好有那么一根铁管凑手,如果我的动作稍有迟缓放过哪怕一个人到身后,他必死于乱棍之下。我干了一件一辈子不后悔的事。30年来想到当年闹派性之事我时时感到内疚,但有此经历我的心理也得到一些平衡。5月2日晚我和邱守鹏提到此事说:田某当年对井冈山的朋友们多有得罪,但有这件事也可将功折罪了。我已年过半百,但如此使粗动武就这么一次。“该出手时就出手”!后来双方交换“俘虏”之后井冈山的大喇叭讲樊立勤如何英勇不屈,造反精神如何强,听了后我偷着乐:你们可不知道公社中有人暗中相救呢!3•29之夜我的奇特经历使我认识了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武斗蓄谋已久、残暴已极!

关于聂元梓之辈的真实面目,田建行点睛之笔,切中肯綮!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田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樊立勤说,其实他自己是北大3•29唯一“捡便宜”的人,不然他死定了。
新北大公社把樊立勤打到行将毕命,不想担这个人命干系,在3•29这天,把他从43斋的黑牢里弄出来,扔到女澡堂门口。
当樊立勤经抢救,从昏迷中醒来时,医生告诉他:“我们以为你没救了,因为抢救时,已经量不到血压,摸不到脉搏,瞳孔已经散光,竟还活过来了;真悬呐,是奇迹。”
教师颜品忠说:

1968年3月29日下午5时许,在28斋4层一房间内,韩琴英(何青)和冯美云听到“新北大公社”大喇叭广播说:“反革命分子樊立勤逃跑了”,消息震动全北大。韩琴英、冯美云,还有谢佐平、黄世强,4人一起出来寻找樊立勤,寻到女澡堂门口,见躺着一个人,正是樊立勤,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口吐白沫。谢佐平立刻把樊背起,韩、冯、黄3人扶着,直奔28斋,在过道上急忙找一些稻草铺好一席之地,让樊躺下,樊仍口吐白沫不止。这时一位老工人过来,蹲下观看樊的瞳孔已放大,脉搏全无。他说:只出气,无进气,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韩琴英等人把樊送到北医三院,医生先给樊拍片,看后说樊的“生命现象太弱”。查手指,见每一手指肚儿都有一针头大小的小孔在出脓,医生说:“不知是什么刑具造成的。”医生又说:“还有从指甲到第一关节,不是从指甲下,而是从指甲上方钉入竹签,这如果不是当年国民党特务机构‘渣滓洞’里专业施刑打手所为,一般人就没有这种本事,更没有这样的残忍之心。”见其手指、脚趾均呈紫黑色,膝盖骨已碎,胸部、腹部被烟头烫得密密麻麻,像蜂窝煤一样。

2016年5月初,定居美国的北大地球物理系63级关汝贤、王棉棉回北京探亲,与笔者见了面。聊了不多时,关汝贤谈起他夫妻共同的老朋友樊立勤。笔者告诉关汝贤,1968年的3•29在北医三院,笔者亲眼看见遭受非刑折磨的樊立勤,孤零零仰卧在北医三院门诊楼门外(柱廊里)直接贴着水泥地的帆布担架上,颜面土灰、脉息全无,全身刷白、形同死人。看到樊立勤手指被钳子夹断并用竹签钉伤,淤血结痂,左膝盖被大铁钉钉碎、肿胀,赤身裸体(只穿个棉织、带花点的三角裤衩),骨瘦如柴,肚腹及大腿根儿被烟蒂烧伤六七十个黑疤,惨不忍睹。
关汝贤说自己肯定受不了这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关汝贤问笔者,如果是你,你受得了吗?
笔者默然良久,摇了摇头……

樊立勤这个“反革命集团”,是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伙同樊立勤所在班级的学生干部一手制造出来的。校文革成立了专案组,主要由生物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系、哲学系、数力系、西语系的人员组成。专案组的组长为陈乃斌(数力系)、副组长为赵恩普(生物系),成员有宴懋洵(地球系)等人。赵恩普、李棉生、高占民三人与樊立勤同班,是最早的组织者。其中打人最凶的是陈乃斌、赵恩普、宴懋洵。
樊立勤同班同学赵恩普既是这个专案组的主要负责人,又是物理大楼监狱的主要监管人,他与宴懋洵是直接动手抓人、打人的。
樊立勤第一次被抓、被拷打致残,就是赵恩普带人干的,关押和拷打的黑牢地点就是被称为“白公馆”的43斋。
军宣队进校,这个专案组又递送材料,由军训队决定,第二次把樊立勤抓起来,关在物理大楼。所以1968年的国庆节,樊立勤是在物理大楼黑牢的地板上度过的,这次又是赵恩普带人把樊立勤抓走的,后来许多同学向军宣队抗议,军宣队才不得不再次释放樊立勤。
文化大革命中,樊立勤是北大学生中“头号要犯”,他自认命当如此;孤独一人,无依无靠,既无后台,也无背景,又与当局大逆其道。
赵恩普这些整人的人,搞“阶级斗争”、整人,就是他们的专长、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时时处处寻机整人。同是赵恩普这一批人,对樊立勤下手,一进黑牢、二进黑牢,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得逞,问题的根本在于体制。

2014年82岁的北大教授谢冕《把日子过成诗》中,有与研究生的一段对话: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我替你可惜。”谢冕对我说。我惊讶地笑出来:“为什么?几乎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咒骂它吧。”他回答:“人的一生中应该拥有不同的体验。”我无法接受:“一个从事精神研究的人当然最好有丰富的经历,但从生活层面来说,普通个体追求的还是幸福吧?”
谢冕露出“也是,也不是”的表情,一笑。因为太震惊,之后我多次向别人转述他的这个观点,经历或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认同:“怎么这么想?我完全就不想经历‘文革’!”
“我害怕经历那个年代。”我对谢冕说,“我很难保证自己能在运动中保持清醒和操守,如果害了人,下半辈子都要活在自责的痛苦中。”
谢冕笑一下,“不一定,现在有多少人在忏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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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七期(增刊)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8月 28, 2017 8: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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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新北大》三打朱老总

樊能廷

1967年1月全国各地“大夺权”风暴中,北大爆出反朱德的炸雷,雷声滚滚,成为北大文革史上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在北大之前,首先是人民大学的红卫兵贴了炮轰朱德的大字报。
1967年1月23日,聂元梓校文革机关报《新北大》第三版刊登通栏标题文章《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约2300字。这是一篇转载的文章。文章分列四个标题:一、一贯反对毛主席,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二、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肆攻击三面红旗。三、争名夺利,妄图实现其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四、鼓吹和苏修等国合作,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文章注明,根据“中南海总攻击战斗队”、“中南海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的材料整理,表明《新北大》并没有掠人之美。
作家刘白羽写过一部纪实文学《朱德将军传》尚未出版,社会上已有传闻。1938年春,刘白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太行山,受组织委派着手撰写《朱德将军传》。到了1966年末,这部“美化大军阀朱德,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成为红卫兵们最难得的“大批判”反面教材。北京各大专院校各派红卫兵跃跃欲试,争抢批判朱德的“头功”。
1967年1月末,一些人民大学学生来到作家协会,要求作家协会把刘白羽《朱德将军传》交出来。“作协造反团”头头胡德培和尹一之接待他们。当时《朱德将军传》手稿并不在造反团手里。胡、尹手中无货,也没答应交给人民大学学生。
人大学生走后,作家协会一统天下的“作协造反团”头头胡德培、尹一之、肖德生去作协党组负责人刘白羽家,描述了情况。刘白羽从骨头缝里怕那些学生红卫兵,不由自主,把自己尚未完稿的《朱德将军传》抄本交给了“作协造反团”。抄本据说有三份:朱老总自持一份,史沫特莱一份,原作者刘白羽一份。“作协造反团”经常往来于北大的“联络员”吴××出了个主意:把《朱德将军传》交给北大,由“作协造反团”与“新北大”共同来批判。这样,抢到反朱德“首功”,又傍上了一个大靠山——北大聂元梓,她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大红大紫的“革命造反派领袖”。
“作协造反团”核心组认为这样好,于是,吴××连夜赶往北大,通过研究生同学找到聂元梓的校文革办公室主任李清昆。
1967年2月3日,聂元梓接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两家碰头后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组织联合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进而批判朱老总。
关于《朱德将军传》书稿的情事,则另有故实。杨匡满的网络文字《迷惘与忏悔》回忆:“作协造反团”为了抢旗帜,已经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昔“作协造反团”成员林绍纲回忆,是康怡泰找到林绍纲,要他写的“打倒朱德”大标语。据林绍纲回忆,那时胡德培和林绍纲都住在(王府井大街)黄图岗胡同,一天夜里两三点钟,一群学生包围了作协宿舍院,还有人上了房顶,晃着手电。住房靠街的女同志曹琳吓得敲林绍纲的门,躲到林家,直说:不知道什么人,吓死我了。林绍纲起来一看,房上都是人,不知道要抓谁。不一会,胡德培也敲林绍纲门,躲到林绍纲家。胡德培说:他们是“人大三红”的,来抓我的,他们要抢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此时,有的学生已经从房上跳进了院子,大院门也开了,一时乱哄哄的。胡德培说,我出去吧。于是趁乱在夜色中从院门出去,到对面的文联大楼躲了好几个钟头。
作协吴××、北大李清昆牵线,作协造反团与聂元梓一拍即合,“作协造反团”派出拔群的快手笔杆子崔××住到北大朗润园招待所,主笔撰写批判《朱德将军传》的“大块文章”。“新北大”和作协两家审定,以“新北大公社”和“作协造反团”名义,在《新北大》报上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一万四千字长文。
事隔四十年,杨匡满为此感到愧疚。他说:“我是核心组的一员,肯定难辞其咎。倘若我与会,也肯定是赞成吴××的主意的。而且,我还在一天夜里跟核心组几个人一起去北大朗润园慰问在那里日夜奋战的崔××。”
作协造反团的刊物《文学战报》,每出一期,都勒令一些“黑帮分子”卖报。《新北大》反朱德小报出版之后,加印50万份,“作协造反团”让单位的一些“黑帮分子”上街卖报。不久,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黄秋耘,在王府井南口卖报,恰巧碰到了地下工作时期的老上级乔冠华,乔冠华奉外交部造反派之命在那里卖“外交部造反团”的小报。黄秋耘感慨说:你在这儿卖报就不合适了,很多外宾认识你。你那些报纸,我替你卖吧——这是二十年后黄秋耘讲述的一段花絮。
从此,《新北大》一发不可收,加强火力,连篇累牍,重炮猛轰朱老总。此际,《新北大》赫然独树一帜,批朱德,在全国各类小报中拔了尖。
1967年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文章,其通栏标题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约14000字。文章分为七个标题:一、狼子野心的大暴露;二、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三、所谓“红军的父亲”;四、井冈山上的流寇将军;五、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六、拜倒在蒋贼脚下的“抗日领袖”;七、打倒反对毛主席的大野心家朱德。
同日《新北大》第四版还刊登署名“红兵”的《朱德为老娘树碑立传》的险文,约800字,辱及朱德先人,说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明明是个军阀的老娘,朱德却把她打扮成为革命的母亲,真是卑鄙无耻狂妄恶毒到极点了”。
这一期的《新北大》可谓“批判朱德专号”,气焰万丈,加印50万份向全国分发、发售。
此为“一打”。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中文系“迎风浪战斗队”通栏标题文章《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约3100字。文章援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敌人拿刀,我们也拿刀;三、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彻底揭穿美帝扶蒋反共的阴谋和外强中干的本质。批判“朱德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一、散布对和平的幻想;二、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准备把人民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三、认敌为友,奴颜婢膝地吹捧美帝。
此为“二打”。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通栏标题文章《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约7500字。文章分为五个标题:一、小包包里的大野心;二、抗战时期的一项“政治任务”;三、寄往海外的黑货;四、老野心家的新进攻;五、一座伪造的纪念碑。
此为“三打”。
北京大学校刊《新北大》批朱老总的这些文章,适时地配合了“一月夺权风暴”和“反击二月逆流”,在全国造成独特的恶劣影响。
炮轰中共“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得不出面讲话:“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于是批判朱德的风暴立时销声匿迹。追本溯源说起来,还是因为此前毛泽东讲了朱德很欠公道的话,透露到社会上。
回过头来,说说刘白羽《朱德将军传》书稿的公案。刘白羽交出充满赞美褒扬文字的《朱德将军传》,书稿存放在北大,“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打印一些副本供批判。
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学生祁念曾,后来在《大海的回忆》中记述:1967年冬天,一天,系里一个负责人把他叫到办公室,交给他一本厚厚的打印材料,说,“这是黑作家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是为大军阀朱德树碑立传的。现在由你来写一篇批判稿。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批判搞始终没有写,北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3•29’武斗,我在忙乱中,挟着这本打印稿逃出燕园,赶回家当了‘逍遥派’。”
祁念曾毕业分配到陕西宝鸡师范学院教书。1979年,祁念曾阅报得知刘白羽痛惜这部文稿的丢失。那时,杨匡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突然接到祁念曾的信,信上说,《朱德将军传》在祁那里,完好无损,祁寻找刘白羽的地址,以便书稿完璧归赵。杨匡满把刘白羽地址告知祁念曾,祁手中的《朱德将军传》打印稿很快寄回给刘白羽。文稿失而复得,不难想见刘白羽对于祁念曾这位素昧平生的北大学生的感激莫名。
从本文披露《新北大》刊登的几篇批判朱德文章看,刊发日期是1967年1月份至3月份,春天。以后,《新北大》再没刊登过批判朱德的文章,那么祁念曾说的“1967年冬天”,恐怕不对。是不是“1966年冬天”的笔误?还有,祁念曾述及的“系里一个负责人”,他是不是具名攻击朱老总的“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成员?至今仍然云遮雾罩。
本文附上当年校刊《新北大》1967年2月16日、3月4日、3月16日三次恶毒攻击朱德的四篇“大批判文章”全文,以资参考。读者也可从中见识一下,在当年北京大学这座全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学生们到底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革命教育”,也可了解当年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到底有些什么货色。


附录1

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
(刊登于1967年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

原编者按:为了更进一步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朱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本刊在这一期发表了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和“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写的《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一文,揭发了二十多年前朱德授意炮制的大毒草《朱德将军传》。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军,甚至不惜歪曲党史军史。
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党中央,我们必须把反党大野心家朱德揪出来,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朱德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野心家。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各个关键时刻,朱德都是站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他一贯在党内搞分裂活动,坚持执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照妖镜,把朱德这个长期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对于朱德反党的累累罪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朱德一贯仇视和反对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图谋不轨,无耻地歪曲和伪造党史军史,极力贬低和攻击毛主席,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竟然贪天之功,把自己吹捧成“红军的创始人”,吹捧成“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经他一手策划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前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炮制的《朱德将军传》(以下简称《朱德传》),最露骨地暴露了朱德阴谋篡党篡军的狼子野心。
一九三九年,正当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艰苦斗争时,朱德却授意当时的北方局负责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为自己树碑立传。四月,在太行,由当时北方局宣传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大章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伯钊(杨尚昆的老婆)出面,把为朱德写传当作“党的一项政治任务”交给刘白羽等人。李伯钊当时说:总司令对于写传很热心,自己带着个小包包,收集了材料,希望找人写。
毛主席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和爱戴的伟大领袖,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全党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绝对领导地位,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我党我军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朱德竟如此热心于为自己写传,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是朱德阴谋纂党篡军的一个滔天罪行。朱德企图通过为自己树碑立传,篡改、捏造历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抹煞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树立他自己的“伟大形象”,为实现篡党篡军的反革命阴谋做好舆论准备。
刘白羽住在太行北方局宣传部搞这项工作,经常到不远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去见朱德,朱德同他长谈了十几次。根据朱德口述,刘白羽完全按照他的意图整理了一份歪曲历史、贬低毛主席的自传体的东西,朱德看了,并亲自用墨笔作了修改。在这个基础上,李伯钊请示李大章,由北方局介绍刘白羽访问了一些熟悉朱德的人,广泛地收集材料。一九四〇年,北方局决定刘白羽去延安完成炮制《朱德传》的工作。刘向当时中宣部负责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汇报,胡将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机要文件给刘看,帮助刘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完成了这部十五万字的大毒草(只是《朱德传》第一分册,北方局原定先写到抗战开始,以后的再继续写)。
《朱德传》写成后,朱德表示很满意。一九四六年朱德把这部稿子的一本复写本给刘白羽时,对刘说:写得是那么回事情,合乎我们的情况,也有文采。
《朱德传》是朱德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铁证,是朱德阴谋篡党篡军的自供状,是大野心家朱德丑恶灵魂的大暴露。二十多年来,朱德一直在伺机抛出这株大毒草,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把反党大野心家朱德的这个阴谋揭穿了。《朱德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一照朱德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丑恶灵魂。

混进党内的大军阀

《朱德传》一开始就把朱德的家庭和他自己的少年生活大大吹捧和捏造了一番。说什么朱德出身于“劳苦的人们”,自幼过着“艰辛”的日子,“受到半殖民地奴役与革命的洗礼”,因而“早已是一个铁的意志与铁的行为的人”。说什么“凝结在革命前期的朱德同志脑筋里的观点是‘只有推翻皇帝,来建立一个好的民主国家。’”把朱德打扮成为一个“从多重压迫的佃户中间走出来的”“革命的先行者”,而且“后来也是走到最前面去的一个”。
这完全是一派鬼话!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住也歪曲不了的。事实是:朱德刚只六岁的时候,就跟地主家的少爷一样,取得了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他在地主少爷群里,的确是“走到最前面去的一个”,十九岁就考中了乡试前二十名。从那时起,他就信奉“人不做事业就没什么用”这种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可是他又感到自己志大才疏,“状元是点不成的”,“这样的文章,不知得哪一年点得上”,于是,“拟定自己去做一个军人是比较有办法的”。为了寻找“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道路”,他“想去看看世界”。朱德正是怀着这样的个人野心,钻上了政治舞台。
朱德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便是投考云南军阀为了培植党羽而创办的“讲武堂”。辛亥革命前一年,朱德参加了同盟会,从而在大军阀蔡锷发动的“昆明起义”当中捞取了政治资本。为了突出朱德,《朱德传》竟然篡改历史,把“昆明起义”说成是“第一次的,震撼全国、全世界而突破几世纪封建重压的首次革命运动”,把朱德捞取政治资本说成是“以自己的手奠定着几年前他所希求着的新世界”。这所谓的“新世界”,实质上就是朱德投靠蔡锷,为自己打开追名逐利之门的“新世界”。从此,朱德凭着他的反动“才能”,果然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五年中间,由司务长而连长、营长、团长,最后爬上了旅长的地位。
朱德在大军阀手下,能够爬得那么快,决不是偶然的。朱德当营长的时候,在云南边境发生了所谓“蛮人的滋扰”。在他看来,“对这野蛮而强悍的落后民族征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终于把“边境从动乱恢复到平静了”。就这样,双手沾满少数民族人民鲜血的朱德,受到主子进一步的赏识,成为蔡锷的“四大金刚”之一,当上了团长。不久,他又在军阀混战中为蔡锷立下了“战功”,最后爬上了滇军混成旅旅长的地位。蔡锷死后,朱德掌握了兵权,在四川云南各省横行霸道,抽大烟,讨小老婆,当警察厅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军阀。可是,《朱德传》却把这样一个革命的死对头说成是什么“我们从历史上来认识: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与黑雾里,却始终是为了革命在作战。”这简直是睁着眼晴说瞎话,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
一九二二年,朱德在军阀混战中遭到挫败,大军阀唐继尧把他从云南赶了出来。朱德带着一连残兵,辗转逃到四川。四川的军阀刘湘、杨森虽然接待了他,但对于这样一个失去了兵权实力的逃亡者,自然不会给以真正的礼遇。朱德这个丧家之犬,也不甘寄人篱下。就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决定出洋镀金。对于这一段历史,《朱德传》编造得更为荒诞、恶劣了,传里说“从这中间来看朱德同志,他是一个顶顽强的革命者,他曾经不屈不挠的斗争,虽然在整个革命逐渐沉没,他还未能清楚的摆脱封建关系。而现下,正如他自己所讲:‘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了”,“很迅速的,他由一个国家的民主革命的前进里,走向更开阔的全世界被压迫人类的广大斗争中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破落军阀朱德带着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到德国去镀金。在柏林,他混进了共产党。《朱德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样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未作片言只语的描述,却对朱德混入党内这段历史,不遗余力地大肆渲染,说他刚入党不久,就能够对马列主义“豁然贯通”了:他“花了百分之百的力气,去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一旦豁然贯通焉’,……从自己身上看到红色的光辉。”“三年中,朱德同志已是一个精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战士了”,对“每一块土地,每一个国家都分析清楚了”,他正“研究世界进步的革命方向”云云。
令人万万不能容忍的是,《朱德传》竟然以巴比塞在《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里形容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的话来比喻朱德,甚至拿朱德在柏林游山玩水的行径来跟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相提并论:
“在这里,又使我想到列宁的故事。靠着一幅郊外的地图和一本俄-波字典——仅仅一个半月,他那样熟悉了那里的农民生活、习惯、意识状态。……但多么恰巧,多么可喜,似乎有意叫我再写世界上第二遍的事情。而从这些事情上,又具着多么伟大的行径,深厚的人格啊!——我说:朱德同志是依靠着柏林的地图行走。”
北伐战争时期,朱德回国,立刻“出现在那些军阀官僚的上层社会里。人们介绍他用这样的句子:‘从前的滇军的旅长——警察厅长……’”朱德也正是和这些老搭挡——军阀官僚们勾勾搭搭,打得火热,这种“旧交情”一直维持到后来。可是《朱德传》里却肉麻地称朱德是在“做着超人的烦难的工作”,“带给他们(按:指军阀)以新的世界上之无限的情形,他讲解着三民主义,他指给他们到进步的国民党里去的路”,“伸手点燃了一颗爆炸在跟前的火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这些美妙的词句,也无法掩饰朱德混入革命队伍后,利用新的政治资本,同大小军阀进行个人投机的丑态。

所谓“红军的父亲”

我国工农红军是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朱德这个野心家却无耻地鼓吹他自己是“红军的父亲”、“红军缔造者”,为他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朱德传》写着:“这一支中国不但强壮而且正确的唯一的力量(指工农红军),是和他的最光荣的代表朱德同志分离不开的。他——一个布尔什维克,把目己投身到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中来。……整理着他的传记材料,我发现是和斯大林同志的生活历史和苏联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一点一滴分不开是同样的。……”“也正是他支撑、率领这一切事业中间任何一只动的机轮的。……只有这种关系,才使朱德同志在中国,成为革命浪潮中屼然不动的把舵的人。从红军最初的胚胎,到成长起来,似乎贯穿着一种声音,在音乐中应该是极崇高的情感的声音,那便是他的声音。”《朱德传》还进一步描写:“朱德同志出现了。记着!……这个领导者,从此站在红旗一起,永远辉耀着中国红色军队的荣誉和光芒。他在两个世界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生命,而这生命立刻导向一个新的乐园——在一个环节上砍断了中国军阀封建的统治。”甚至还说:“朱德同志母亲般抚养他(指工农红军),父亲般领他去建立未来。”《朱德传》就是用这么多肉麻的话,把朱德吹得天花乱坠。
朱德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红军的父亲”,就胡吹什么南昌起义是他点起来的“一颗火星”。事实上,南昌起义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周恩来、叶挺等同志。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就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周旋于反动军阀之间,苟且偷生。他把当时的国内形势看得一团漆黑,灰溜溜的承认像“一种阴森森的风箍制人的嘴,中国苍白的颤抖起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一个革命者。发动南昌起义,首先要消灭军阀朱培德的部队,朱德正是一向与这些军阀勾勾搭搭,难舍难分。《朱德传》透露:“他们共同有快乐的性格:喜欢饮酒,喜欢谈笑,……大家都有豪情的。”
南昌起义举起“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旗帜,这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起义部队没有深入农村,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导致失败。这是一个教训。朱德把他手下那支南昌起义后剩下的队伍,大加吹捧,称之为“后来百万红军的基点”,说什么“要没有二七年三河坝的一部分部队保存下来,就不会有庞大红军的根苗”。这真是无稽之谈!
朱德在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由于不依靠农民的力量,终于失败,以致“到大庾仅千余人”。这时,他就奔到军阀范石僧门下,卖身投靠,当了团长,甚至化名王楷,“以半公开面目出现”。朱德对这样的投降主义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朱德传》说什么这是“领导艺术”呀,这是“朱德同志和范石僧结成统一战线”呀,还吹捧反动军阀范石僧有“私人友情或对艰难者的同情”等等,这是认贼作父,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才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真正的缔造者,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才真正开辟了中国红军的道路,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红军才得到发展壮大。毛主席亲手写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的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才真正第一次最正确最全面最彻底地解决了我党我军建设的方向和路线问题,开辟了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新局面,实际上是我们建党建军的纲领。毛主席在这篇著作中,痛加批驳过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主要就是针对以朱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毛主席的这篇光辉著作是与朱德之流斗争胜利的产物。朱德对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我军发展史上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对毛主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光辉著作只字不提,反而成篇累牍地吹嘘自己,这充分说明朱德始终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与毛主席相对抗。毛主席早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手订了红军纪律,以后在井冈山根据地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极大地促进了工农红军的革命化。朱德却恬不知耻地鼓吹他自己“颁布了至今铸在每一红军人员心版上的三大纪律:‘甲,不准乱拿工商人一点东西,乙,打土豪要归公,丙,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朱德本来是个盲动主义者。“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天才创造。《朱德传》却吹嘘“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贪天之功以为己功,朱德甚至说“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缅边界时跟匪徒作战的经验得来的。”朱德站在封建军阀的立场上,诬蔑少数民族为“匪徒”。他无耻地伪造历史,把封建军阀镇压少数民族的所谓“经验”,拿出来加以宣扬,甚至与人民战争相提并论,这是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极大污蔑,我们绝不能容忍!
毛主席早在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就提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光辉思想,这是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朱德传》对此不但绝口不提,反而把朱德自己打扮成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朱德传》上说:“从前我们不懂什么辩证法,总司令就到处讲——开个会呀,请他来讲,是的,——只有他,真正是劳苦生活中间的一个,才说得劳苦者的疼痛与道理”,“当时井冈山上,一册马列主义书籍都没有,想一想吧!从最基本的地方出发,朱德同志到处讲马列主义ABC,但这正建立了一直到目前庞大的红军中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第一步。”《朱德传》突出强调朱德是“只有一个”、“唯一的”理论家,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吗?这充分暴露了朱德对毛泽东思想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暴露了他这个所谓“红军的父亲”的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本质。


井冈山上的流寇将军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根据地,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创建的。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是一种新的进攻,一个新的胜利。可是,《朱德传》完全颠倒、歪曲了这一段举世周知的光辉史实。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传里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刚刚由汝城、桂东一线退下,他和朱德同志在那戎马倥偬中间,第一次握了手。一齐回到井冈山上,建立了最初的根据地。”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污蔑!《朱德传》就是通过这样卑鄙的手段,来达到吹捧朱德的罪恶目的的。
试看:“陡然从毛泽东同志那边——宁冈军队送来这样消息:‘敌人五团兵力袭击永新,我们驻守之一团退出,敌人主要的目标就是宁冈。’”于是,朱德“马上站起来”,“伸出他那宽大手掌”,一击,“击溃了敌人”。“朱德同志如同扑灭火的手,纵横奔走,带着那支主力队伍,在战斗急迫的时候,在一个危险关头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从那平凡的中间跳起来了;他领导着去冲锋,他去把那危险的火扑熄。”“如此,稳定了井冈山根据地。”。
再看:“朱德同志的脚从没停止过一个至今仍在创始者的奔波。围绕井冈山四周,群众发动起来了,武装起来了……加强了罗霄山脉苏维埃边区政权。”
总之,按照《朱德传》的说法,创建、稳定并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竟然不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倒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朱德了!这真是偷天换日,胆大妄为,无耻到了极点!事实上,当时朱德是因为在湘南站不住脚,被迫转上井冈山的。他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为着投革命之机而来的。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朱德就开始了反对毛主席的罪恶活动。他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工农武装根据地的英明教导,满脑子“红旗子到底可以打多久”的念头,听信他的好友军阀范石僧的话:“多走大路,不要走小路”,大搞流寇主义,根本不想去做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工作。打过一仗,他只是看到:“这富足的地方”,“使红军队伍里的褴褛劳动者减少了些”;“收获了几十担花边(指银元)”。在流寇主义思想指使下,朱德带领的队伍,招降纳叛,成份不纯,忽而盲动,忽而右倾。在他脱离了毛主席的指挥,遭到惨败的时候,是毛主席接应了他,补救了他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朱德这个投机家上井冈山,不是来革命,而是来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的,他在井冈山对人民是犯下了罪的!
我们知道,在井冈山时期,正是由于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红军胜利地击溃了敌人三次“围剿”。毛主席亲自指挥了一系列著名的战斗。可是,在《朱德传》里,只字不提毛主席的领导,却把这些战斗的胜利全说成是朱德一个人的“功劳”,甚至在具体描写上,公然贬低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借以抬高朱德这个小丑的身价。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著名的大柏地战斗,大败尾追红军的国民党部队,俘敌八百余,缴获大批武器。大柏地之战使得革命形势日益发展,红色区域日益巩固,奠定了在瑞金建立红都的基础。《朱德传》却说:“到大柏地,人们再也拖不动了,走到朱德同志面前说:‘军长,走不得了!……’朱德同志要拯救这危机,要解除这困苦,他下了作战的决心……所有的生命都简单的决定于朱德同志的指挥的一手上……他准备当追击敌人进入大柏地时消灭它……他在这迫促的时间,闪着坚强的火焰,他下命令。”“他离开了指挥所,从幅面(转录者按:“幅面”二字原小报如此,疑为排印有误)的这端走到那一端,他去鼓励。”“敲溃了敌人。”“在地上是几百支枪和子弹,等着人去拿。”“从指挥所来了命令——不是进攻或追击而是背枪。毛泽东同志背起一支来,朱德同志宽厚的结实的两面肩膀上是好几支枪,磕碰着响。”在这里,朱德被吹捧为救世主,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却遭到了恶意的攻击——在这场战斗里不过是胜利后遵令背了一支枪而已。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毛主席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挥师出征,旗开得胜,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抬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这次龙岩上杭之战,在《朱德传》里却成了这个样子:“七月底,先袭击了龙岩……朱德同志带了两个团在左面指挥进攻,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一个新的兵团在正面(他是这样实际训练他的队伍)。……两个钟头即解决了,敌人一个旅完全被消灭,占领了龙岩。”“朱德同志从北向南绕了一个小小的圆圈,敌人围剿失败了。”“继着,在八月十五日(阴历)去打上杭,那是很坚固险要的城市,都说是:‘铁打的上杭’……敌人因为准备凭固死守,事先把城门都封锁了——现在从城头一压压到城下,一个也没逃脱……这样进据永定的广东军队蔡廷锴部也退向大埔去了。”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是毛主席抵制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英明决策了吉安之战,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朱德传》里的吉安之战,朱德却成了唯一的决定性的角色。传里写:“朱德同志最善掌握他的队伍……他深深感觉到再向前去打武汉九江是不可能的——这对立三路线等于一个说明,说明它非破产不可……朱德同志是主张回头攻吉安。”于是,吉安“落到了红军与苏维埃手里了”。“这一个红军主力回师的胜利,像砥柱中流支撑了盲动路线之间的一个新生的起点。”
像这样恶毒贬低、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耻吹嘘、捏造朱德的所谓“功德”“战绩”的地方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朱德传》不仅把井冈山时期一系列著名战斗胜利的功绩,全部从毛主席那里偷窃了来挂在朱德的名下,而且把“中央苏维埃区”的“创造”“苏维埃的光芒”,也一股脑算在朱德的账上,说什么“当时他肩负的是最重要的武装斗争的部分,没有这是不能空谈苏维埃的巩固与壮大的。他正是这屹立着的保卫苏维埃每块领土的巨臂。”说什么“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虽然早已提出,真正正确执行,还开始在一九二七年,当朱德同志从三河坝退却,推进新的湖南暴动的时候。”说什么“在那丰富生活里,是应该让最美色彩来绘画的。我却认为这新的创造,是朱德同志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突出朱德,《朱德传》竟然把毛主席的《长冈乡调查》也当作了朱德在苏维埃建设中立下了所谓“功勋”的例证。这还不够,《朱德传》竟使用了最高级的字眼,来拼命地为朱德吹嘘,公然写道:“如果说在大革命风暴后,中国人民是被掷在苦风孽海中,朱德同志曾在上空,太阳一样悬着人民唯一的希望。”朱德对于《朱德传》里对他所作的这样一些涂脂抹粉的吹捧,竟厚颜无耻地说:“是那么回事儿!”这是什么一回事儿?这是狂犬吠日,小丑跳梁,痴心妄想,白日作梦!

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世界闻名的长征,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主席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大家知道: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直到遵义会议才得到基本克服。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得以贯彻,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军获得新的生命,生龙活虎,屡建奇功,保证了长征的胜利。但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前近三个月时间,由于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被动挨打,遭到很大损失:近十万人从中央苏区撤出,丧失大半,只剩下了三万多人。朱德当时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军事上则是逃跑主义者,对长征初期的失败,他是罪责难逃的。
然而,在《朱德传》中,却大大歪曲历史,大写朱德个人的“丰功伟绩”,把他写成一贯正确的人物,胡说什么:
“为了这史诗壮美行动(指长征——引者),我在记述朱德同志的历史,我应把这时期看做他历史中一个奇迹阶段,因为他是这行动的指挥者。”
又说:“这以前……即已集中一切力量,开始了准备工作——扩大红军,补充缺额,筹备粮食,遣了无数远征游击队,突进到敌人背后去吸引着敌人,好给主力红军以休息与充分准备。”
“十月十日晚,红军突然开始离开瑞金了。……一星期之后——这急如星火的闪击,已将追逐的敌军一下抛掷在湘赣边境,很顺利地通过粤汉路的路基根,打破了第三道防线……疾风似的,到十一月二十九日……红军已抛弃而且扯碎敌人数年经营的四条束缚线,而面向着中国广大自由的原野了。”
这里,朱德完全是在美化“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错误。他甚至不择手段地在《朱德传》中引用英文的《华南晚报》的材料,用资产阶级之口来宣扬自己:
“红军退出江西,其实并无损失,可是中央军反而接连遭受了沉重的袭击。尤其是在贵阳,虽有数师精兵,全为朱德所消灭。吾等不能不承认:朱德、毛泽东特别赋有战略的天才。”
大阴谋家朱德就这样“一箭双雕”:既掩饰自已指挥的失败,又将毛主席英明指挥取得的胜利,算在自己的账上,甚至妄图凌驾在毛主席之上。朱德公然反毛主席的罪恶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朱德传》中竟然敷衍了草,一笔带过:“在遵义得到十二天休息,党中央在这里开了有名的遵义会议”。接着引用了毛主席《〈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的两句话。全书这两处有关遵义会议的记述,只占原稿的八行,而吹嘘朱德本人的“战功”和“奇迹”的则有三十六页之多。朱德对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极伟大的历史性事件,闭口不谈,对于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因而从根本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的问题,只字不提。这是公然对毛主席的抗拒。这就充分暴露了在长征中执行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朱德的原形,表明了他对遵义会议的不满和敌视。
由此,不难理解:逃跑主义者朱德,后来留在红四方面军中,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的罪行,是不可能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有力的斗争的。张国焘使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蒙受巨大损失,朱德也是难逃罪责的。只因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才挽救了红四方面军。然而,《朱德传》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又是避而不谈,照例又将朱德大大吹捧一番:说他如同“苦海里的救生船”,将他比作巴比塞所称道的斯大林的“铁腕”:“他——以一个人担当重任,伸出铁腕,以耿耿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赤心,苦苦地将红四方面军带回中央面前来……。”如此等等,一派胡言。在这里又勾画出了一副大野心家的丑恶嘴脸。

拜倒在蒋贼脚下的“抗日领袖”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制订了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抗战,领导了这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历史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但是,令人气愤的是:在《朱德传》里,根本不提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一系列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反而肉麻地把朱德吹捧为抗日战争的“领袖”与“英雄”,说什么民族精神的“一生一死都系于他了”。历史的真相是:大野心家朱德在这时又成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推行者,疯狂地与毛主席唱反调,大搞阶级投降主义,把抗日战争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卑躬屈膝,拜倒在人民公敌蒋该死的脚下。
朱德是怎样看待当时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呢?
《朱德传》记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朱德参观黄帝陵墓的情景:
“在这一天,朱德同志立在陵前,瞩目远山四处,为围剿红军而建筑的碉堡,像耻辱的记号一样立着。他慨叹了。在那一天的日记上他写着:
“‘祖宗有灵,一定要大骂这些从事内战的人们。’
“……对着黄帝陵墓,这似乎是一种前途的象征,他正从事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辟与创造……他为着保卫这高原,祖宗陵墓,而进入新的战斗序列去。”
这里,朱德把党所领导的亿万工农群众向旧世界开战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仅仅看作“因为黄帝子孙而起的内战纷争”,把伟大的抗日战争看作是保卫“祖宗陵墓”,这那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点的影子呢?反党分子朱德这种混淆阶级界限,认贼作父、认敌为友的投降主义立场是由来已久的。且看一九三七年朱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的国防会议时的一段绝妙的招供:
“八月十四日(一九三七年)——在这天,是两大对垒的领袖朱德同志和蒋介石将军会晤了。蒋介石将军形容因为劳憔而枯琐,但精神还好,……在这—次会晤里,十年的血流过去了。今天是兄弟的合作,全国的团结;在这一会晤里是那么亲密地确定着了……”。
这里充分暴露了朱德的丑恶灵魂。他心目中根本没有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地位,他恬不知耻地把自己封为“领袖”;同时,他把蒋贼吹捧为民族英雄,好像抗日战争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两位“领袖”。然而,这恰好集中暴露了朱德的阶级投降主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革命人民:“……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朱德完全与毛主席的教导相对抗,把统一战线说成是什么“兄弟合作”,甚至公然颂扬人民公敌蒋该死屠杀人民的“劳憔”,庆幸蒋贼“精神还好”,无耻地捏造什么统一战线是朱德这个“领袖”和蒋贼这个“领袖”在一块“亲密地确定”的。真是奴颜婢膝,无耻之尤!
自称为抗日“领袖”的朱德,在接到蒋贼封他为八路军总司令、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等官职时,笑在脸上,乐在心头。他曾多次地向蒋贼信誓旦旦地表示忠诚,说什么:“钧座领导全国坚持抗战,以我积弱之势,抗拒虎狼之师,而能再接再厉,愈战愈强,举世同钦,万众拥戴。我等率领全军将士,坚持拥护中央,拥护钧座坚持抗战,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而奋斗到底,艰难险阻在所不避,一息尚存此志不移。”(一九四〇年九月,朱德、彭德怀致林森、蒋介石电)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皖南事变业已发生,国民党大搞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朱德竟然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作报告时,通篇不提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却大肆吹捧蒋贼,狂吠:“我在此谨对这个伟大抗日战争的统帅、强大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蒋委员长致满腔的敬意,同时,我们誓在他的领导之下,为驱逐日本强盗出全中国而奋斗到底”(一九四一年十一月)。
反党野心家朱德大言不惭地在这本传记里,还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军队的“主脑”,“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军队的父亲”,“全才”,“理想人物”。为了把他吹嘘成“英雄”与“英雄的领导”,竟然歪曲历史,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毛主席提出的“中国革命战争是持久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等英明论断,窃据为自己的“发明创造”。
“会议(——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蒋介石的国防会议)上……他根据中国具体环境,指出抗战是持久的,……并且远见地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积极战略作用。”
但是,大野心家朱德是真正懂得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意义并且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军事路线办事吗?不!情况恰好相反,他正好是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一种人,他们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一九四〇年他和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就是一个例子。它违背了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指示,打了一场消耗战,给我党我军带来极大的损失,然而朱德竟然大肆吹嘘,要“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新中华报》)说它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公然与毛主席相对抗。
惯于伪造历史,美化自己的朱德,为了给自己戴上“英雄”的桂冠,硬把林彪同志指挥的平型关大捷算在自己的账上,在传记中大写特写,吹嘘为朱德“使用他的部从,取得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胜利”;而对真正取得胜利的指挥者林彪同志却只字不提。
总之,在抗日战争初期,大野心家朱德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所执行的是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朱德传》里却公然写着:“中国共产党,忠于统一战线,正是忠于党的政治路线。朱德同志是这方向上最诚实坚强的保护者……”。这不是狂人说梦又是什么呢?朱德对党对人民犯下的这笔罪行,是到了认真清算的时候了!

打倒反对毛主席的大野心家朱德

朱德是个什么东西?剥开画皮,揭开丑史,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一个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几十年来,他一直野心勃勃,把手伸得很长,反对毛主席,企图篡党篡军。他的总司令是假的,他一天也未做过中国革命的总司令。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每一个重要时期,都不是朱德指挥的。
但是,朱德却在经他口授而写成的《朱德传》里,为自己凭空捏造了一整套显赫的功勋、光荣的历史、伟大的称号:
“我们要想找的理想人物”,“全才”,“领袖”,“天才的领导者”、“真正新的与属于劳动者的英雄”,“给中国的‘英雄’的意义,加进新的闪耀的内容”,“有优秀道德的人”,“从中国历史里带来一切好的品质”,“维系着全民族大多数人向上升的优秀的灵魂”,“人类最高尚道德的光辉”“表现了人类性格里最崇高的、忘我的、为革命而做出人所不能为的事情的精神”,“善于培植人的花朵的,更善于培植土壤”,“一个巨大的智慧的人,广阔而无所不涵纳的人的主脑”,“正义的力流的代表”,“苦海中的救生船”,“动荡中之中国一个持重的把舵者”,“革命浪潮中屼然不动的把舵的人”;
“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军队的父亲”,“中国红军的真正创造者与领导者”“党和中国红军最真实、最光荣的代表”,“需要战争时的最好的军事指挥者,也是将来需要建设时最好的工程师”,“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宣传家……建立了一直到目前庞大的红军中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第一步”,“不但在创立着红军,也在创立着畀予新生的党”,“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者”;
“在今日中国,寻求一个像今日的朱德将军这样一个人,恐怕是和向天空寻找第二颗太阳一样了”,“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太阳”;
“他的行为不能局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范围,而是直照着在世界上”。
朱德还多次把自己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并列,甚至恶毒地贬低、攻击毛主席,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之上。真是厚颜无耻,狂妄已极!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是历史的结论。这是人民的意志。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真理。这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万古不变永葆青春的真理。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注:所引《朱德传》文句,全按原文,特此说明。)


附录2

朱德为老娘树碑立传

红兵
(刊登于1967年2月16日,《新北大》第四版)

大野心家朱德,时时处处都极力突出自己,贬低和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不但热衷于给自己树碑立传,为篡党篡军制造舆论,而且还热衷于给他的老娘树碑立传。
一九四四年,朱德的老娘死了。他当即派人把刘白羽等人找了去。朱德臂缠黑纱,满脸悲伤,像一个封建社会里的大孝子泣血哭丧一样,向刘白羽等人说:“我的母亲死了……”接着,编造了一通他老娘的历史,说他老娘在世时如何如何的“好”、“勤劳贤德”等等。最后,朱德道出了他的黑心恶意,说他老娘“劳动一生,是值得纪念的”,授意刘白羽等人写一篇吹捧他老娘的文章。结果,由朱德口述,刘白羽等人执笔,炮制了一篇大毒草《我的母亲》。
后来,刘白羽等人的文章未能合乎朱德的心意。朱德又叫人另外写了一篇《回忆我的母亲》。这篇大毒草竟然在《解放日报》第一版上抛了出来,此后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这是一篇第一人称的纪念文章,朱德犹嫌不足,还授意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了另一篇更为露骨地吹捧他老娘的大毒草《朱母钟太夫人传略》。这是更加直截了当地为他老娘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话自然可以说得更加露骨些。试看,这是些什么话:
“我们永远纪念她的功绩——他给我们民族教养出伟大的革命领导者朱总司令!”
“总司令的伟大,从根本上说,是长期与广大劳动人民一起进行斗争,但是钟太夫人的影响,毕竟是不可磨灭的!”
“人们接近她就像接近温暖的太阳光一样。”
“太夫人和总司令一样……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看到总司令鞠躬尽瘁……将不能忘记辛勤养育总司令的钟太夫人。愿太夫人的名字永垂不朽!”
明明是个军阀的老娘,朱德却把她打扮成为革命的母亲,真是卑鄙无耻狂妄恶毒到极点了。

附录3

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中文系“迎风浪”战斗队
(刊登于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以后,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可是大野心家、大军阀朱德,为了卑鄙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仅不宣传、不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而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他自己所提出的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动政治路线,企图麻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阻挡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到来。为了彻底揭露朱德的反动嘴脸,彻底批判他的反动政治路线,下面我们列举出朱德在抗战胜利后的反动言论,并用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来消毒: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1945.8.1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四卷,1125页)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同上,四卷,1134页)
“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1945.10.17.《关于重庆谈判》,1155—1156页)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同上,四卷,1155页)
“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1946.4.《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四卷1181-1182页)

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敌人拿刀,我们也拿刀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1945.8.1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四卷,1123页)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同上,四卷,1126页)
“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同上,四卷,1127页)
“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945.10.17.《关于重庆谈判》,四卷,1159页)

三、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彻底揭穿美帝扶蒋反共的阴谋和外强中干的本质

“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1945.8.1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四卷,1132页)
“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同上,四卷,1133页)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1946.9.29.《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四卷,1199页)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1946.10.1.《三个月总结》,四卷,1207页)

朱德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
一、散布对和平的幻想

“我们中国人民求和平、求民主,已经有很长远的历史了,直到这一次,一月十日才由蒋主席和毛主席下令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实行起来还会有更多波折,但是从大局方面来看,国内和平局面是已经确定了,全国民主化的方向也是已经确定了,我们的国家从此已走上和平民主与建投的新阶段。这个事实,已经不能抵抗了,已经不容怀疑了。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个非常伟大的胜利……”(1946.2.4.演讲)
“现在国内和平已经实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化的决议也已通过,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使民主政治一步步实现,使国内和平一天天巩固,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上)
“现在抗战结束了,国内和平也实现了,边区目前首要的问题,就是彻底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就是加紧完成复员,就是致力于和平建设。”(1946.4.3.演讲)
“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建设新中国!
“国共合作万岁!各党派合作万岁!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万岁!万万岁!”
(1946年2月4日演说结束时的口号)

二、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准备把人民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就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的直接原因来说,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与全国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团结合作,互助互让的结果。”(1946.2.4)
“蒋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时候向全中国、全世界作了郑重的诺言,宣布他一定坚决的忠实的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坚决的忠实的实行和平建设纲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和国民党、各党派与无党派民主分子,和国内外一切拥护和平民主的人们,亲密团结,长期合作,来实行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不让任何人加以破坏……”(同上)
“……现在国家民主化已开始实现,我们的目的已开始达到,这些军队(指八路军、新四军)即将成为统一的民主国家的最忠实的服从者与支持者,中国共产党将一如中国国民党一样,即将停止在军队中党的组织活动。”(同上)
“中国共产党是抱有全部热忱,愿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建设。”(1946.3.5)

三、认敌为友,奴颜婢膝地吹捧美帝

“马歇尔将军从去年十二月来到中国,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合作,不到三个月功夫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停战,又帮助中国制定整军方案,这些成就是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致拥护一致感谢的。”(1946.3.5.)
“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伟大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国的互不可少的合作。”(1945.11.29.朱德答美国和法国记者问)
“我们提醒一点,即中国人民仅仅要求美国恢复故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或执行杜鲁门总统的诺言;不参加中国内战,以免加深中国的分裂与中美间的误解,而采取政治步骤,促进中国的团结与民主,以恢复中国的统一与加强中美亲善。”
(同上)
“这(按:即指所谓‘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又是美苏英三国政府与人民一致努力,特别是马歇尔将军直接参加国共谈判,他们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促成中国和平民主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向国民政府蒋主席致敬,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致敬,向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先生,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民主同盟的各位领袖,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致敬,向杜鲁门总统,斯大林元帅,阿特里首相致敬,向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将军致敬。(1946.2.4)

附录4

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
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
(刊登于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

我们在《纂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发表于本刊第39期)一文中,初步揭穿了朱德授意炮制大毒草《朱德将军传》(以下简称《朱德传》)的大阴谋。这里新发表的材料,就是对《朱德传》大阴谋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
我们必须乘胜追击,把朱德这个大野心家的丑恶嘴脸,全部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小包包里的大野心

朱德混入革命队伍以后,非常热心于搜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甚至在……长征途中也没有间断过”。看起来似乎是他对收藏历史文献很感兴趣,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准备材料。他所收藏的“历史文献”中,最重要的是他个人的生平事迹和有关资料。这些东西都装在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包包里。这些所谓的个人生平事迹和有关资料,就是朱德反对毛主席、阴谋篡党篡军的自供状。
多少年来,朱德一直在伺机抛出他小包包里的货色。他的罪恶用心,就是妄想与毛主席分庭抗礼,偷天换日,捏造历史,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以便实现其反对毛主席,篡党篡军的反革命目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华北,准备挑起新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来到了抗战圣地延安。她是为着了解和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壮烈的前锋——中国的战士”而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她。在这次接见的前一刻,史沫特莱先见到了朱德。朱德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向史沫特莱打开了他个人的小包包:
“朱德问我要写些什么东西。我起初也不知道应该写些什么好。可是经过了那天晚上和此后几个星期的谈话之后,我终于决定写他的传记。”
要知道,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抗日救亡之时,为朱德立传是错误的。在决定中国和世界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全党确定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绝对领导地位。史沫特莱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朱德本人却是完全清楚的。并且,在全国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中,急需报道的是党和红军坚决抗日的战斗生活,史沫特莱提出应该写些什么好的问题的时候,朱德理应把这一任务提示给她。可是,朱德所做的,与这些完全相反。恰恰是由于朱德的启发诱导,史沫特莱才决定来写他的传记的。显然,朱德这是有意识地想利用一个满腔热情要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战斗争的外国记者实现他策划已久的大阴谋。
于是,“一九三七年三月,我们开始了工作。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的谈话。”“将军是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看到他从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史沫特莱以其记者的特长,“像猫一样不时扑住话头要求仔细说过”,而朱德也“的确是有问必答”,以致史沫特莱都感到:“他是个公务非常繁重的人,有时似乎觉得浪费时间。”朱德本人却不以为然。“当朱德告诉我他的生平事迹时,他一面还把红军的历次战役和战斗画出极略的图形给我看。”看,在全国一片抗日救亡声中,朱德对于给自己树碑立传却是这样的兴致勃勃,这样的热心专注啊!
可是,朱德的好梦并不长。四个月之后,“中日战争爆发了。朱德当即出发到前方去。”史沫特莱“带着又一本未完成的书稿留在那里。”当时,要完成这本传记是有条件的。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在前线正浴血抗战。史沫特莱毕竟是个有一定政治头脑、明大义识大体的作家,在这关键时刻,她请示了毛主席。
“我问毛泽东哪一样事更重要,更值得我做——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好呢?还是到前线去报导战争?
“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史沫特莱的这一重要指示,同时也就是对朱德写传这件事的一个深刻批判。史沫特莱领会了毛主席的指示,“把笔记本藏起来”,到前方去了。
这样,朱德想利用一个外国记者为自己树碑立传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第一次抛出去的小包包落了空。

抗战时期的一项“政治任务”

一九三九年春,抗日的烽火燃烧着中国的大地。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屈不挠,坚苦奋战。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朱德居然把为自己树碑立传,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继续进行其阴谋活动。这时候,史沫特莱到抗日前线去了。朱德觉得通过这条线来施展野心,希望渺茫。于是决定另找人手。朱德通过当时的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指令他的宣传部长李大章出面张罗。李大章把刘白羽、陈荒煤、李伯钊之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纠集在一起,面授机宜,要他们完成写《朱德传》的“政治任务”。李大章明目张胆地对刘白羽说:给朱老总写传,如果出版的话,你刘白羽也跟着就出名了。朱德也以名利为诱饵,表示要留刘白羽当他秘书。这使刘白羽“采取完全积极的态度”,并且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把这本传写完。
《朱德传》是以朱德的自述为基础和主要根据的。那时候,朱德一有空,就找刘白羽单独谈话,不让旁人参加。朱德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一直从自己的童年吹到抗战。刘自羽就“完全按照他的语气”记录下来。整理成文后,朱德又细加校阅,还用毛笔作了修改。这个自述体的稿子是《朱德传》的雏形。当刘白羽以自述体稿子为蓝本,着手为朱德写文学传记时,朱德对刘白羽又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本传要用《联共党史》那样的笔法和文风来写。如果能做到那样就很好了。于是,刘白羽死心塌地为朱德的篡党野心效劳,妄图像巴比塞写斯大林传记那样,要“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他甚至歪曲运用《联共党史》中的词句,为朱德涂脂抹粉。那时,《联共党史》还刚刚出版,正是我们党进行伟大的整风运动的前夕,朱德在这时候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传写成《联共党史》那样,还无耻地把自己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相提并论,其纂党篡军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么!
刘白羽为这本传四处奔走,广为搜罗材料。当时,有人着重指出,“要完成总司令传记,一定得到延安,最知道朱德的还是毛主席。”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最先找的却是与朱德一丘之貉的康克清。康克清把朱德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了“伟大的个人”。后来,刘白羽到了延安,又找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胡乔木身为在中央工作的干部,竟然与刘白羽狼狈为奸,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封锁消息,还私自把党内的文件给刘白羽看,促成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炮制成《朱德传》这株大毒草。
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党同志认清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一步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绝对的最高的领导地位。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心目中唯一的红太阳。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德仍然处心积虑想把这本传抛出去。一九四六年夏天,朱德把刘白羽找去谈话。他对《朱德传》吹捧他为“在今日中国,寻求一个像今日的朱德同志这样一个人,恐怕是和向天空寻找第二个太阳一样了。”也是泰然受之,没有一句非议,反而得意洋洋地对刘白羽说:“写得是那么回事,合乎我们的情况,也有文采。”这真是狂妄到极点了,明目张胆地抗拒七大的决议,反对毛主席。朱德的野心有他后来所写的黑诗为证:“扫尽法西归马日,寰球同仰大名垂”。这完全是沽名钓誉的野心家的自白。
《朱德传》未能出版。朱德把它复写了三份,只交给刘白羽一份复写稿,“留作纪念”。原来,朱德这个大野心家这时另有了安排,他已经打算把他小包包里的私货寄往海外,实现其更大的阴谋了。

寄往海外的黑货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领导中国人民战日本强盗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朱德所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巴不得在日本投降以后,自己的“大名”能够博得“寰球同仰”。为了实现这一个大野心,他又接上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打断的那条线——再次启发诱导史沫特莱。
原来,史沫特莱于一九四一年已因病回到美国去了。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朱德就趁美国军事考察团到延安的机会,捎信致意史沫特莱,希望她能再到中国来。此中深意,不言自喻。
果然,对中国人民和革命斗争满怀热情的史沫特莱,又错把这种热情倾注在朱德的身上。她于一九四五年十月托人带信给朱德,表明她希望继续写朱德的传记。这自然正中朱德下怀。安排了一番,也就是把刘白羽的《朱德传》复写了三份,并找刘白羽谈过之后,朱德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也就是党的二十五周年记念日!——这一天给史沫特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虽然说了一番什么:“我怀疑这(指写《朱德传》)是否会无偿地消耗你的时间。”但是,真正的意图的所在却是:“我十分感激你打算花费精力写我的传记。”急切求成之情,溢于言表,跃然纸上!朱德为此还作了“奥妙”的安排。他继续写道:“由于你一直坚持写它,并已开始了,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满足你的一切的要求。随信附上刘白羽所写的《朱德将军传》底稿(这作品至今未印发)两套长征故事集和一些我在抗日战争到现在所写的一些东西。若你还有什么其他要求,我很高兴尽力满足它。”
这难道不是分明在敦促史沫特莱一定要去“花费精力写我的传记”吗?因为,第一、中国已经有个作家完成了一部《朱德传》了,其所以“至今未印发”,就是为了“成全”你史沫特莱呀!第二、搜罗这些材料给你史沫特莱,可并不是让你仅仅“留作纪念”的呀!第三、只要你史沫特莱的确肯“花费精力写我的传记”,“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满足你的一切的要求”。朱德的意思十分清楚,说得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
朱德为什么主动打断刘白羽这条线,而专门找史沫特莱为自己树碑立传呢?除了考虑到国内公开出版会有困难,广大工农兵群众是不会容许他干这罪恶勾当的!此外,还有重要的原因。这一点,“辛苦了”三年而只得到一份自己创作复写稿的刘白羽,是早已心领神会的了。一九四六年夏天,朱德找刘白羽谈话,说:你辛苦了。稿子我复写了三份。一份我留着,一份给你留作纪念,再一份,史沫特莱要我的材料,我想把这份送给她,你看怎么样?这大概颇出乎刘白羽的意料,但他仍是马上明白了,不禁脱口而出,一语破的,表达了自己顺水推舟之情,也道出了朱德耍这一手腕的实质:“由一个外国作家来写,影响更大。”这正是朱德专门找史沫特莱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主要原因。当时,刘白羽在中国还算不上个出名的作家,怎比得了在世界上已享有一定声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呢?通过史沫特莱的身份为自己树碑立传,更能造成国际影响,这才能使朱德的“大名”“寰球同仰”啊!此外,朱德这样安排,还另有一番心计,这恐怕是刘白羽也未能意料得到的:朱德是想让史沫特莱以刘白羽这本通篇狂热吹捧朱德的稿子作蓝本,来为她的著作定下基调啊!朱德安排之“奥妙”,就在这里,可谓用心良苦,居心叵测!
朱德随信寄去的诗、文章等等,也是大有妙用的。史沫特莱写《朱德传》时,果然大量引用了它们。可以说,当《朱德传》出版之时,也等于同时出版了某种版本的《朱德诗选》和《朱德文选》了。
史沫特莱出于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的确花费了不少精力,来写《朱德传》。她于—九四九年十月写信告拆朱德:
“我已经写完了您三十年的生活,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取得胜利。我打算再往下写第二卷,并希望能在中国写它。我的出版家也希望我写第二卷。”但是,不久,一九五〇年五月,史沫特莱因病逝世了。热情的史沫特莱,临死之前还想着要写《朱德传》的第二卷,可是一直到死,她也想象不到:大野心家朱德通过了她的手,已经为自己立下了一座伪造的纪念碑。

老野心家的新进攻

朱德在我党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党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屡次挽救过他。但是,他表面上作假检讨,骨子里本性不改。一九六二年,正当我国遇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内刮起一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妖风之时,朱德这个老野心家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又发动了新的进攻。他又想趁此机会抛出自己的传记等黑货。
一九六二年春,朱德到四川找了他过去的秘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泱,假借中央的名义,要孙泱给他整理过去的文章和传记,并且放出谣言:“中央确定要整理我过去的材料,这都很宝贵,有些东西找不到了,不整理很可惜。”接着,他还假惺惺地说:“刘白羽整理的材料,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孙泱到了北京,就从朱德家里找出了刘白羽写的那份《朱德传》的原稿。朱德知道后马上说:“那就好!”刘白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又在作家协会放风,说他要重新把反对毛主席的黑货《朱德传》抛出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朱德一看形势对他不利,阴谋活动就变得更加隐蔽,把写传记的事也就推延下来。即使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还猖狂地叫嚣:“(朱德的)传记材料要搞,现在不用,将来死了再用。”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再进行反扑。
朱德不但要写传,还叫孙泱整理他的文章。孙泱把他的四百多篇文章,细加阅读,每篇都作了提要,写上处理意见。朱德竟然编出《朱德选集》,与光辉的《毛泽东选集》相抗衡。朱德平时也以推荐什么“三十本”经典著作为幌子,用以抵制毛主席著作的传播。他出《朱德选集》的阴谋没有得逞,又在一九六三年,策划出版《朱德诗选》。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株大毒草终于出笼了。在这本诗选中,朱德用封建皇帝汉高祖唱《大风歌》的口气,说什么“猛士如云唱大风”;还自吹是“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把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功劳都记在自己的头上。朱德为自己纂党篡军作舆论准备,为自己树碑立传,竟到了如此猖狂的地步!

一座伪造的纪念碑

如前所述,朱德在国外,给他自己树立了一座伪造的纪念碑,那就是一九五六年在美国出版的史沫特莱写的长达四百四十四页的《朱德传》((英文版原名《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活与时代》),此书在国外先后还出版过德、法、日文的译本,一九五八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译本。
大野心家朱德利用了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利用了她要歌颂中国人民辉煌的英雄史诗的热望,用“我的历史就是军史”之类的谬论来诱导她。
在朱德的欺骗之下,全书的基调和重大事实的叙述,正好暴露了朱德本人对我党我军历史的可耻歪曲和为他自己涂脂抹粉的罪恶目的。请看,《朱德传》写道:
“朱德并不是一个个体、一个人,而是一个象征、一个与红军融合着的名字。”
“人们通常称他为‘红军之父’,他是它的坚韧斗争和耐心教育发展的活生生的体现。”
试问:在红军的创造中,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地位被置于何处呢?这是朱德明目张胆地抬高自己、贬低毛主席。再看:
“朱德把军事战术简化为几个中心概念: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明明是毛主席总结的“十六字诀”,朱德竟然不择手段地贪天之功为己功,把它窃据为自己的发明创造,真是可鄙之至。
又如:《朱德传》吹嘘朱德“在湖南建立了第一个工农苏维埃”、“第二个苏维埃”,说朱德在“湖南这个小世界,建立了土地革命的示范工作”。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理论,和他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朱德硬要抹煞历史,明明自己是大流寇主义,却打扮成什么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和土地革命的模范。
又如,全书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前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朱德如何如何指挥而取得胜利的,矢口否认毛主席在指挥作战时的决定作用,矢口否认保证取得胜利的是英明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更为奇怪和发人深思的是,朱德奉行王明“左”倾路线而招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在该书中只字未提,竟然使得朱德在这本长篇传记中有三年(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九月))没有“传”了。这就恰恰暴露了朱德心中有鬼,乔装无术,只好采取“回避”政策了。无独有偶的是:在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一段时间,他跟着张国焘搞逃跑主义、分裂主义,在书中也不作交待。史沫特莱明确地说:朱德“没有告诉我他在西康渡过的这一年的事情……”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不正好说明朱德文过饰非、欺骗世人、沽名钓誉的用心吗?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这本基本上是由朱德口述、史沫特莱整理的书中,我党史军史上的重大历史性会议,或者被歪曲了(如古田会议),或者根本不提(如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等)。清算朱德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古田会议,被写成仅仅是“朱德作了年度军事报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的会议。在长征途中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领导地位,克服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从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遵义会议,朱德竟然完全不提。书中只有一句有关遵义的话:“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红军攻入了贵州,粉碎了敌人的工事,渡过乌江,夺得了属于贵州省会贵阳到北面的重庆之间的城市遵义。”朱德向史沫特莱提供了不少他在遵义的笔记手稿,记述他如何关心人民生活等等,却没有一篇与遵义会议有关,这不是表明了朱德对这个历史性的事件的抵制的态度吗?不是暴露了朱德的反对毛主席的内心秘密吗?至于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这些奠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战略策略思想的会议、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会议,全书也只字未提,然而却连篇累牍大书特书朱德、彭德怀所搞的“百团大战”的丰功伟绩。百团大战是违背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的。朱德在这里不是公然地和毛主席唱反调吗?
总之,在这本书中,朱德被推到了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大肆渲染“朱毛”的提法,把朱德凌驾在毛主席之上,甚至说什么毛主席是朱德的“第二个自我”。我们知道:列宁在自己著作的引文中曾提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第二个自我”。可见:这个词汇后面所潜伏的朱德狼子野心是何等不能令人容忍!全书的结尾所引用的颂词,也是全书对朱德尽情吹捧的高峰:
“你把中国人民从敌人的铁蹄下救了出来,你领导着人民从几千年的奴役下翻了身,你使人民丰衣足食,你保卫着人民的园田,不许任何力量来侵犯。你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你真是中国人民的再生父母。……”
朱德的野心在这里真是和盘托出、暴露无遗了。
值得提到的是:出版《朱德传》的美国出版商所付的稿费,连同史沫特莱的其他遗物,按照她的遗嘱,均交由朱德处理。但朱德却把这笔折合人民币数万元的稿费据为己有,虽有人劝他将这笔款项交公,朱德却执意不肯交出。可见朱德心里很清楚:他自己是这座伪造的纪念碑的真正建造者,而史沫特莱不过是“无偿地消耗了时间”罢了。也许,在他看来,这笔稿费他是收之无愧的。须知:名利双收本来就是伪造纪念碑的本意啊!

× × ×

从揭露的材料可以看出:为自己树碑立传,乃是朱德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是贯串于他全部阴谋活动中的一条黑线。
朱德为自己苦心营造的“纪念碑”,今天,在毛泽东思想光芒的照射下,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录”,恰好说明了他是一个历史的伪造者,一个反党的野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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