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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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九十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03, 2017 11: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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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九十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7年5月30日第91期


本期目录

热点研究
唐少杰 南橘北枳味何堪——简论文革与巴黎公社经验之关系
李 逊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何 蜀 文革中的“巴黎公社式选举”
杨 教 “一月革命”与“历史虚无主义”

史林一叶
樊能廷 文革中北大的一副“名联”

附录1 郝斌 三院的门对儿
附录2 舒声 “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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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南橘北枳味何堪
——简论文革与巴黎公社经验之关系

唐少杰

法国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二是巴黎公社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第二种影响比起第一种影响更加具体、独特、切近和痛彻,因为这第二种影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达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回溯、反思的程度。
人们认识和评价巴黎公社的历史及其影响,常用“巴黎公社的精神”、“巴黎公社的原则”等等,我个人认为,这里的“精神”和“原则”更多的是后人的追溯和阐释,并且更多的是基于巴黎公社与某种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我提出“巴黎公社的经验”可能比上述的“精神”和“原则”更宽泛一些,也更贴近巴黎公社的实际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理解或接受巴黎公社的经验,主要是通过马克思所著的《法兰西内战》,这就有可能通过马克思的“视角”或马克思主义的“棱镜”来“看待”和“解释”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看成是实施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革命,虽然他在这一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巴黎公社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与二十多年后恩格斯所明确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大力肯定了巴黎公社如下的举措:一、工人阶级必须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二、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权选出所有公社委员,三、所有官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四、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成熟工人工资的报酬,五、受公社控制,免除警察的政治职能,六、国家和教会分离,七、所有法官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八、当地市民拥有自由,九、公社不是议会机构,而是实干的行政机构兼立法机构,十、废除常备军和“国家机构”等等。 综上所述,这也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的概括。
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还没有失败、还没有结束、还没有消失之际就开始撰写《法兰西内战》,显然,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既充满了过度的赞誉,又体现出了想象的预见,更具有他个人意愿的寄托。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的重视,毋庸置疑,凝聚了他本人对于未来的所谓无产阶级国家蓝图的勾勒和谋划,这些勾勒和谋划在当时即在19世纪70年代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合理性和依据性,而在20世纪共产党主导的革命实践中则每每不是变成了画饼充饥或掘井止渴的憧憬,就是演化成了虎头蛇尾或非驴非马的幻象。换言之,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们不仅大都夸大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而且往往把这种经验寄予了空中楼阁式的想象,更主要的是把这种经验赋予了乌托邦的实践取向。
文革之前,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就对巴黎公社的经验做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解读。例如,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曾把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 又如,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根据恩格斯在一封信的说法,“不仅我们的农业合作社,可以叫作‘人民公社’,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叫作‘中华人民公社’。这不仅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根据郑谦的说法,文革中,对巴黎公社的宣传,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文革发动到1966年底,“这是对巴黎公社精神宣传最为集中和狂热的一个时期,宣传的重点主要是在巴黎公社的直接(全面)选举制和首创精神,意在为当时的‘大民主’‘四大’寻找理论、历史根据,为脱离党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提供合法性依据。‘文革’一开始就采取了非常规的、绕开党的各级组织的群众造反方式,用一种无序参与的、类似直接民主的‘大民主’方法直接依靠和诉诸群众,从体制外冲击原有体制。” “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这种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 二是1967年初的文革全面夺权阶段。为了给全面夺权行为“制造舆论和提供理论根据,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不能用现成的国家机器’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一面。” 三是1968年至1976年。“在这些年里,报刊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已不如前两年,其侧重点一是根据运动发动的需要不断对公社经验附加一些新的内容,一是重复‘文化大革命’以前学习、宣传的一些内容。” 巴黎公社的经验在文革时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活动中都有所反映。
毫无疑问,文革在其经历和演变的过程,自始至终地折射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影响或轨迹。例如,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那张标志着文革正式公开爆发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 其实,这张大字报开创了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先河,标志着文革纲领性文件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文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林彪在1966年11月指出,文革“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 王力在文革结束后也强调了林彪的这一说法,“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要用新的形式,新的组织,新的纪律,旧的都要搞掉,这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由林彪讲的。这一号召的后果是相当大的。” 甚至“在1967年至1968年间出现的极左派及其‘新思潮’,尽管地点、时间和代表人物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直接用巴黎公社原则作为衡量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标准。……甚至要‘武装夺权’,以重建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又如,在文革行将就木的1976年10月,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准备发动暴动,提出“打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总之,按照陈伯达的说法,“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
(下图:文革中出版的宣传巴黎公社的图文书《巴黎公社——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按照当时出版物的规矩,均要在扉页引用“毛主席语录”,此书也引用了四条有关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毛主席语录”,但却无一条谈及巴黎公社。)
显然,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概括,文革期间与文革之前有所不同,这种经验具体而又主要地表现为四点:一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二是由民众“选举”官员,三是官员的“低薪制”,四是废除常备军。实际上,文革时期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宣扬和运用主要限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而上述的四条经验,除了第一条被加以畸形地利用和歪曲地解释之外,其他三条经验实质上都无声无息地消解了或无疾而终地消失了。
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文革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毛泽东把上述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位教职工所写的反对北京大学党委及其领导人的那张大字报,先是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来称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这实际上凸显的并且转换的是把巴黎公社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演变成文革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因为,文革的目的不在于“打碎”国家机器,文革的实质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种“旧的国家机器”在文革时期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机器本身!文革伊始的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所冲击的不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那样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领导的中共党和国家。原来,毛泽东借用的巴黎公社的这一经验,只不过是他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来冲击他本人已非常不满意的昔日中共党和国家的干部体制和干部队伍,他以及文革运用巴黎公社的经验根本就不是“打碎”国家机器,而是“敲打”国家机器。“敲打”国家机器绝不是“打碎”国家机器,不只是修修补补原有的国家机器,而是以文革特有的方式继续和深化原有的国家机器的功能和特性,使已有的国家机器更加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旨意来加以运转,使原有的中共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和体制更有力地为文革的实施和深入而效劳。
巴黎公社的第二条经验即民众选举官员,不可能在文革时期全面推广和落实,而只是极为可怜地、凤毛麟角般地在文革最初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少数以单位为基准的群众造反派组织中实施,甚至是走马灯似地表现过。文革时期所建立起来和运作开来的文革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体制和模式,根本就不是由群众来选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领导人,并且作为“三结合”(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之一的“革命群众代表”也完全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裁决。“毛泽东规定军队是‘三结合’不可或缺的一方,实际用国家机器为文革新政权背书”。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革命群众代表”不仅在政治上“红颜”薄命,而且在经历上命运多舛。
巴黎公社的第三条经验即官员的低薪制在文革中的表现更是具有反讽意味,对于官员进行所谓“低薪制”,在整个文革几乎无从谈起。因为,一方面,那些文革初期崛起的造反派代表人物和群众代表人物本身就处在低薪阶层,根本就没有高薪待遇,谈不上加以低薪限制的问题;另一方面,大多数在文革之前任职、文革中一度被打倒、一时被减薪而后来又得以如数补偿的中、高层干部,实际上与低薪制问题也没有关联。巴黎公社的低薪制在文革那里简直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毋庸置疑,低薪制的问题,根本不是文革议程中应有之义的问题。
巴黎公社的第四条经验即废除常备军,在文革时期更是天方夜谭,因为,显而易见,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把军权看得大于、重于、高于党权、政权,甚至不是不惜使文革初期的党权瘫痪、政权无序,就是把“党权、政权加以军权化”。文革中1967年至1970年所贯穿的那种连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讲话中都注意到的“军事官僚体制”或“军事官僚专政”的问题 ,以及那种全国性的“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境况,就是有力的证明。
简言之,文革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理解和运用是非常功利、工具化的,而且必然异常狭隘、片面地把巴黎公社的第一条经验用于为文革的推广、普及和深入来鸣锣开道。这种理解和运用首先是敲打中共的国家机器,试图变革中共的政治机制和官僚体制,不是也不可能是动摇、否定或终止毛泽东个人专制的权威,不是也不可能是建立以工人阶级和其他领域的劳动群众为主导的新型的专政,不是也不可能是推翻或结束中共的官僚政治体系,不是也不可能把中国带入一个没有常备军而由人民选举或罢免各级官员的新社会。
必须指出的是,文革时期,巴黎公社的经验在上海得到了独特的、持久的、曲折的直至异化的体现, 这不仅因为上海是独领政治风骚的文革重镇,而且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工人众多的地区,仿佛具有实践巴黎公社经验的“天然”土壤。上海的文革既是人类历史上运用这种经验的最大“标本”,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沿用这种经验的最大“样板”。
上面所述的文革与巴黎公社四条经验的关系,在上海文革历史中得到了切实的证明:
其一,上海文革伊始,取代原有上海政权机构的“上海人民公社”,“它的领导人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的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 这更多是流于口头形式。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小组几位成员谈话时,批评夺权后成立的政权组织叫什么“人民公社”,建议不要称什么“上海人民公社”,因为这样一来“国号”就得改为“中华人民公社”。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道:“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 看来,毛泽东有些不相信巴黎公社经验的可用性了。2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文,决定把“关于上海市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由此可见,上海文革应用的巴黎公社经验真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毛此时已经意识到,巴黎公社的实质是市民自治,由市民推选自己的代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连控制这个国家的政党一起打碎?……即使张春桥也没有想到新政权和共产党的关系”。 李逊指出,“‘党的领导’是毛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 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文革伊始,毛泽东要把这种“党的领导”完全、彻底地改换成他个人的领导,他所倡导的文革“整党、建党”致使之前的中共本身约有两年多的时间全国性地停止了组织生活,正是他本人对于这种“党的领导”的冲击或“敲打”完全超出了来自文革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冲击或“敲打”,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际,这种“党的领导”才开始恢复元气。
其二,“上海人民公社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绝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谁要脱离群众,包办代替,甚至压制群众,专断独行,就必须随时撤换清洗。” 这一点连走过场都谈不上。因为,这种选举很快演变为上级所导演的“协商”,“‘协商’之后仍然‘选举’;但实际上,这是对文革初期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权利的否定;是文革前上面制定候选人,下面举手通过式的‘选举’的恢复。所谓的‘协商’,就是领导层的几个成员,真主意假商量,象征性地‘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上面的标准和要求决定候选人名单,而且是等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人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更不要说推举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其三,“整个文革十年,对干部的工资标准没有触动。这是巴黎公社原则在强大的干部阶层前的却步”,“尤其是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 一些造反起家的文革工人和基层干部,一旦掌权得势,或是力图变相地改变自己的“低薪”,或是想方设法来巧取占有种种财富。巴黎公社的“低薪制”经验只能化为泡影。
其四,上海文革时期所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工人武装”是文革时期所谓“第二武装”的一大典型个案。这种“工人武装”根本不是巴黎公社意义上的以公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它是毛泽东试图制约解放军亦即“再造一个制约反文革势力的左派武装”。 这种“工人武装”既无法代替或无法超越解放军,也无法抗衡或无法战胜解放军。1976年10月上海的那场未遂武装反抗,“最终结束了文革的巴黎公社幻象”。
总之,恰如严搏非所言:“上海文革,提供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实践样本,它在精确的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最终逻辑,而这个样本和逻辑,同时也就是这场乌托邦运动在20世纪的终极实验及其结果”。
在我看来,文革与巴黎公社经验的关系从狭义上讲可以明确地归结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一条,尽管文革本身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但是文革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转换成了十分值得关注的、文革独特的三个方面:一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二是“砸烂公、检、法”,三是“群众专政”。
首先,文革能够得以发动和实施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削弱或一时解除文革前十七年运行的那种中共“党的领导”的机制和模式。只有“踢开党委闹革命”,即停止或消除中共中央以下的省市区(部、委)到每一基层单位的权力机构的职权,文革才有可能成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大革命”,从红卫兵造反到造反派夺权所形成的文革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逾越中共“党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对于文革初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赘述。
其次,“砸烂公、检、法”是文革得势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往探讨文革与巴黎公社经验的关系,很少有人涉及或论及文革初期“砸烂公、检、法”的问题。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及并称赞“砸烂公、检、法”, 他力图把“公(安)、检(察院)、法(院)”的职责和功能转化到文革群众运动和文革群众组织之中,他本人不仅促使文革的众多群众组织和群众单位具有公、检、法的设施和行使公、检、法的职权,而且直接促使文革历史既没有法制更没有法治。文革从“天下大乱”到“无法无天”真可谓形影相随。
再则,“群众专政”是文革全面趋于高潮的一个必然。1967年7月至8月,鉴于估算解放军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干部支持右派以及群众“夺枪问题”,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就是“群众专政”和“武装左派”。 “群众专政”致使当时的文革群众运动及群众组织,不仅拥有了行刑的工具和施虐的途径(如“专案组”),而且拥有了从事武装斗争的力量和保障(即“武斗队伍”)。正如文革群众运动无不是运动群众,“群众专政”的单位化、日常生活化、泛道德化和暴力化,最终只能是专政群众。
巴黎公社的经验演变或蜕化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和“群众专政”,文革与这种经验的关系就很容易造成无论是文革时期的人们还是文革之后的人们认识和评价文革的诸多幻觉。对于巴黎公社经验在文革的映现,李逊的概括掷地有声:“文革中的公社热,则是底层民众企图借毛泽东的乌托邦参与权力的自下而上的‘公权风’。”
非常有意思的是,文革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理解和运用的过程,只限于文革的某些地区以及实如文革孤岛的单位及群众组织。文革从来就没有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普及,从来就没有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自始至终的、一以贯之的宣传。例如,上述的理解和运用主要局限于城市及工厂,远远没有置入农村及农民之中。无疑,巴黎公社的经验在文革的走向、趋势、命运、气数,注定是片面的、破碎的、落败的和衰竭的,必然是曲解的、裂变的、消亡的和异化的。这种理解和运用,既是实用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也是机会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有一点值得注意,文革对于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和反权威主义取向的“垂青”和“钟爱”,恰恰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反权威主义诉求在文革初期大行其道。我个人认为,巴黎公社的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主义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及其演变占有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正如巴黎公社是短命的,巴黎公社的经验在文革的直接影响和具体意义也是相当有限的,更多的是,这种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是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时,我们所必须审视的文革初期具有的长长的而又凝重的无政府主义、反权威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影子。
正如文革本身就在理论与实践、总体与局部、过程与阶段、领袖与群众之间有着无限的张力,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文革之间的关系是四分五裂的、千疮百孔的、无法真正弥补和无法真正契合的,最终,不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文革的实施中被遗弃,就是文革在巴黎公社的经验“回光返照”下趋于殆尽。
因而,这里提出的问题是:文革是否真正地理解巴黎公社的经验?文革若是把巴黎公社的经验一旦运用和发展到底,意味着致使中共党和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是否真正地懂得巴黎公社的经验?他若是一旦真正地落实和贯彻这种经验,会置于他本人以及文革于政治危亡之地。
巴黎公社七十二天的经验 是否普遍适用?否!这种经验不仅不适合后来的一切革命,特别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或林林总总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中根本不可能“再现”或“重演”,而且就是在当时也不适用于巴黎之外的或者法国之外的社会生活。
巴黎公社七十二天的经验是否在文革中真正可行?否!原上海市红代会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夏宁强调:没有坚持巴黎公社原则是文革失败又一重大原因。 这对文革、对毛泽东来说,几乎一厢情愿,因为文革本身根本不可能坚持巴黎公社原则,否则,文革就不成其为文革,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巴黎公社”了。朱永嘉指出:“从理念上讲,文化革命的精神是从巴黎公社演化而来的”。“当然,这次文化革命和‘一月革命’,如巴黎公社一样,也失败了,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毛泽东“他的目标应该是毛在‘文革’初期反复讲的过去历次运动没有解决的党政机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问题。所以夺权斗争是否成功,不仅要看通过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是否完成,还要看新建立的权力机构在执政过程并在实践上能否与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建立长期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判断这场斗争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实际上让他在改组全国各省市政权机构的过程中已困难重重,迟迟无法结束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了。”
质言之,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文革既有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差异”,又有文化过程的和社会形态的“隔断”。的确,在巴黎公社那里,没有一个党的领导,没有一位革命领袖的独裁,没有一种“正统”意识形态的主宰,更没有什么群众运动的“自我革命”、“自我夺权”直至“自我专政”……其实,这种经验在1871年7月之后就成为某种历史的“绝唱”。回溯巴黎公社之后的历史,不难发现,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巴黎公社经验的垂青,到毛泽东等文革领导人或负责人对于这种经验的关爱,从《国家与革命》等列宁主义著作对这种经验的过度阐释, 到文革“十六条”等文献对于这种经验的膨胀发挥,在20世纪的一切以共产党为主导的革命和以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巴黎公社的经验都不可能真正地加以实践,更不可能真正地加以实现。今天,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巴黎公社的经验都是与文革历史南辕北辙的,正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于人类已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乌托邦,巴黎公社的经验对于文革在内的任何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社会实践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幽灵。
巴黎公社以其七十二天的历史,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尤其是给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带来了广泛的阐释取向和深远的运用意义,同时也必然带来了某种乌托邦的情怀或某种“理想国”的情结。实质上,巴黎公社的实践是工人阶级起义、市民自治革命和民族斗争的三重结合,它把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占据主导思想的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推向顶点之际,也就是致使这两种主义终结之时。 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才真正开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崛起,并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学说流派中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巴黎公社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初试锋芒的“磨刀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步入革命的“垫脚石”。
“文革的‘巴黎公社’是公社幻象的最后返照,从此中国不再有‘公社’的回声”。 文革既埋葬了自己,也以它独有的方式葬送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文革不仅自我异化,也使巴黎公社的经验至少在现、当代的视角下趋于湮灭。文革理解和运用巴黎公社经验的过程不仅把巴黎公社本身无度地加以浪漫化,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旨和革命蓝图无限地加以漫画化。因而,文革把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革命实践乃至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价值和取向统统异化了,它作为“革命的革命”,真正终止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以及巴黎公社意义上的所有革命!正如严搏非指出的,文革,“事实上,这也确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神圣家族’(借用马恩的标题)最后一次仿若启示录式的演出”。“仔细看中共历史,在马克思主义的家族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阵营中,中国革命在任何意义上都要超越苏俄革命,无论在其残酷性、道德上的决绝、以及它废黜国家的决心和摧毁官僚制的实践,它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延长线上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失败的样本真正终结了20世纪的所有革命”。作为文革这场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将革命的燃料全部燃尽了。自此之后,革命被终结”。 这一观点也在文革故乡的域外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中得到了某种折射性的历史映证:“我们用生命梦想乌托邦,我们用死亡实现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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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李 逊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6年6月号。

公社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宗教。 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年轻时对公社理念的不倦探索甚至实践,执政后更曾掀起两次大的公社热潮:第一次从中国文化溯源,第二次向西方巴黎公社借鉴。两次热潮事先都未经中央决策层讨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尤其第二次公社热的失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如果从巴黎公社正式成立算起应该只有六十二天),留下更多的是彼岸的理想,而不是现实的操作样本;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叶公好龙和实用主义。当理想危及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便马上毫不犹豫地离弃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巴黎公社原则。 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这个蜕变过程。

一 巴黎公社——毛泽东的乌托邦

第一次公社热在1958至1959年。一些农村合并合作社办“大社”,以调动更多生产资源。毛泽东非常支持,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型。之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和视察中都提及公社设想,赞扬说“人民公社好!”全国于是掀起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热潮。毛甚至在城市也推行“公社”,到1960年7月,全国所有城市都基本建立了城市人民公社。这是毛的第一次乌托邦实践,并将它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相比较,试图从中国文化的“大同”梦寻找公社的源头。虽然毛在此期间也曾将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 但纵观公社热的1958和1959年,在一片“共产风”中,毛关心的主要还是经济结构方面的所有制问题:公社的“公”,公到哪一步?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1958年以“共产风”为核心的公社热,很快遭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国民经济持续三年严重衰退,全国性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不得不退回以生产队为基础,而生产队就是原来以村为建制的农业合作社。不过,1958年的公社热还是在中国农村留下深刻印记:原来的乡政被合一,从政体上改变了农村的结构。
1958年公社梦的挫折没有浇灭毛泽东对乌托邦的追求,八年后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提出了又一个乌托邦模式——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的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共同体,也即“五七指示”。纵观1958年的公社热以及以后整个文革的过程,这封信中才是毛泽东心中的真正追求。但这个公社路径很快从东方切换至西方。半个多月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毛将此评价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聂元梓大字报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公开的下层对上层的批判,毛视之为底层的发动。接着,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要求从省市到基层单位,都建立领导文革运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十六条”中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人员的产生,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这条是陈伯达加的,毛泽东同意。和毛一样,陈也有着浓厚的公社情结,不过更多的是巴黎公社情结。陈后来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任何领导人都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
此时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化还没最后完成。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既有原来党组织的“依靠对象”,也有后来的造反派,1966年的8月至9月,他们都可算是文革积极分子,以对文革的不同理解积极投入文革。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骨干的王秀珍,被选为她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主任;而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的王洪文,则未能进入厂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时间不长,到当年10月,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巴黎公社式选举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很快名存实亡。但是,以巴黎公社为资源的最初的文革社会动员,就这样唤醒了底层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以及对当政者选择权利意识的苏醒。
毛泽东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组织屡败屡战,但不到两个月就兵败如山倒。在上海,随着更多的底层民众倒向造反派,保守派工人变相罢工,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率科层干部反叛,到1966年底及1967年初,上海的社会生产秩序愈来愈混乱失控。全国的形势同样如此。
在这样的时刻,是恢复原有的权威权力和秩序,还是摧毁一切秩序,以一个新的权威权力控制局面?毛泽东选择了后者。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要《红旗》杂志刊登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着重提出马克思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派去上海,要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观察上海运动。

二 毛泽东要上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领导的“上海公社”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抵达上海的前后,上海发生一系列事件:1967年1月3日,《文汇报》被本报社造反派接管;1月5日,《文汇报》刊登以王洪文“工总司”为首的十一个造反组织的传单《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呼吁工人回生产岗位;1月9日,《文汇报》又刊登“工总司”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传单《紧急通告》,要求刹住正在蔓延的经济主义风。
在此期间,张春桥也以他对文革的理解指导上海运动:1月6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十几万人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颁发通令要求中央对上海市委彻底改组。1月7日,造反派又以“工总司”为主,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被张春桥称作“经济苏维埃”,说可以代替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称“市人民委员会”)。
张春桥自以为沿着毛泽东的思路开展上海文革,但毛对张关注的这个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不表态,对“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没有回应。1月8日,毛泽东却对《文汇报》的被接管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1月10日,毛又对传单《紧急通告》做出更强烈反应: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造反派组织掀起接管高潮,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也争先恐后地接管市委和市人委各部门。而此时,周恩来、陈伯达和张春桥等都不赞成这样的以造反派组织替代原来科层的接管。周恩来主张“督管”,陈伯达和张春桥主张“干部工作,造反派监督”。但毛不同意他们的思路,毛泽东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 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关于夺权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和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 上海和全国——从市委、市人委到基层党政,立即掀起夺权高潮。
夺权后成立怎样的政权形式?毛泽东的意见,要上海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毛要成立北京公社,拟名单后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打的,张春桥接电话后,即向造反派建议,将上海即将建立的文革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上海造反派成立了由外地和上海共四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席的新政权筹备机构,并于2月2日决定成立文革新政权“上海人民公社”。徐景贤负责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根据参加起草的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等众人的意见,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1871年3月法国巴黎公社原则写进宣言:“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
徐景贤和造反派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究竟知道多少?他们是临时查书本,还是原来就了然于胸?但不管造反派对巴黎公社是否真正了解,有一点众人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社官员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民众的选举。这也是“十六条”中着重强调的。可以说,“十六条”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深入人心,被民众视作推选自己代表的理所当然的方式。这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文革承诺,也是将久违了的直接选举权暂时还给民众。
马克思所总结的另一巴黎公社经验“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也被反复强调。这一时期上海所有的报刊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都是一片“彻底打碎”、“彻底改善”之声,以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为愈演愈烈的夺权寻求合理合法资源。

三 从“彻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迟迟不表态。《人民日报》一直不刊登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只有上海的报纸天天自唱赞歌,因为毛的思路又有变化。1967年2月6日下午,毛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说及上海的夺权并批评说: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啦? 而事实上,将夺权机构命名“公社”是执行毛的指示,上海并非自行其事。只是毛的思路变化太快,这次他又改变主张。王力回忆:“主席虽然叫上海筹备成立公社,但究竟什么时候成立,怎样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没有改?他的思想过程经常反复,也许他正在考虑,上海就那么做了”。 陈伯达没有及时将毛的变化转告上海,造成上海一时未能跟上。
2月12日,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叫去北京谈话,谈话中心就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问题。毛最关心的是:“党放在哪里?”据2月24日张对毛讲话的传达:“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是“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也是文革前各类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或原则的众多文章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要打碎的,是被他认为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以及他深恶痛绝的科层官僚体制。毛显然希望通过文革弱化科层官僚职能,但对于党牢牢掌控国家各级政权的政权形式,他绝不会放弃。毛此时已经意识到,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市民自治,由市民推选自己的代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连控制这个国家机器的政党一起打碎?上海所有的群众组织,最关心最起劲的就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代替市委,根本没有想到再给市委一席之地。这一时期上海报纸上所有关于“公社”的文章,都是欢呼对上海市委的“彻底砸烂”。事实上,从市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此时确实都已瘫痪,失去了控制能力。张春桥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布打碎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即使是张春桥也没有想到新政权和共产党的关系。
但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政权形式,实际摒弃了中共市委。那么今后共产党放在哪里?在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之上,还必须有个党,必须由党领导新的政权机构。“党的领导”是毛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
党是中国1949年后建立的国家机器中最坚硬最不可动摇的核心,政府只是被党指挥和使用的具体操作工具。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建构的一切,包括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一切都在党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绝对不会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权力。1月30日,毛泽东要《红旗》杂志刊登的社论中,还提出要彻底打碎国家机器,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但不过十天,毛的口径就变了。张春桥2月24日讲话中,有一段话显然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够是部分的改善”。
从“彻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念性改变。如果以巴黎公社式的所谓“彻底打碎”为准则,应该就是连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也一起打碎,另塑市民自治的国家形式。这显然是对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政权形式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不能接受;而保留了党的领导,“彻底打碎”便无从谈起。而对“彻底打碎国家机器”的否定,是从巴黎公社原则的退缩,而且是关键性的退缩。
此外,马克思所说的“打碎”究竟是什么含义?造反派的理解,就是摒弃原来的政权机构和人员。所以,刚夺权时的文革政权,机构名称全部改变,不称“部”而称“组”或“室”。原来的科层人员,只要带“长”字的都一律不启用;新的负责人不称“长”而称“召集人”或“勤务员”。废除官僚科层制也是造反派对原有国家机器改革的尝试。上海人民公社最初的办公室设置非常精简,而且大都与革命相关: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以及欲加入公社的群众组织的登记审查工作;政治宣传组——负责对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的指导;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及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络及协调;调查组——负责情况调查、政策研究以及文件起草等;保卫组——负责大型群众集会的保卫工作;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联人员问题;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内部日常事务;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解决工业和交通行业的生产问题;以及后勤组。
但是,这个扁平化的八组一室设置,看似精简,然除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与上海生产及生活有关,其它组、室的设立,都只是为了适应文革的政治运动,解决群众组织在文革政治运动中的需求,而不是为管理一个大城市的生活和生产设置。而且,即使是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因工作人员大都是红卫兵而没有管理经验、更没有管理网络。虽然曾经解决不少应急事情,但大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全局和系统的管理调度,充其量只是个临时性的应急机构。于是,这个八组一室办公建制,只运行了近一个多月,3月底便改组,当时称之为“调整”。调整后的各个组的职能,其实就是文革前市人委的各部的职能,只是“部”被改称为“组”。
就这样,市革委会各职能组、室的设置,实际回到了文革前市委和市人委的建制。不同的只是党政一元化。理想中的巴黎公社式简约办公机构,基本没能实现。

四 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民主协商”

对于巴黎公社的原则,民众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十六条”中许诺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但是,张春桥在修改徐景贤起草的公社宣言时,将这个内容删去,只说公社领导成员,“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还在上海的造反派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关于选举的思想已经改变;更可能毛本来就没有想要真正实行直选。1967年1月15日,“二兵团”、“上三司”等几个上海的工人和红卫兵造反组织接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并提出要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人。毛知道后,让王力打电话给上海,要张春桥转告“二兵团”等群众组织,赞成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全面和直接选举,而毛泽东在上海的民众还没有选举之前,就自己直接钦定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2月初,毛泽东又根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提出让军人进入新政权的“三结合”思想,即革委会成员必须由三方面组成:原来的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取消常备军本是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而毛泽东规定军队是“三结合”不可缺或的一方,实际用国家机器为文革新政权背书。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人民公社和全国所有省市革委会,都已经不是巴黎公社意义上由市民自由联合建立的政权了。
而且,上海人民公社只是由那么几个、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推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公社组成。这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既非民众推举,在民众中也只是极少数。大批公民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被剥夺对“公社”的选择权。各级革委会的建立也同样如此。1967年“一月夺权”后,最初“三结合”的各级革委会,军方是委派的,老干部是几个造反派组织协商并经上级批准同意后再交由大家选举的。民众从来没有资格对全体“三结合”成员进行投票,更不要说直接选举。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委会,至少1970年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1970年上海报给中央的市革委会名单,全部都是任命而非选举产生。
不过,虽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被如此大大打了折扣,但在基层,“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一方的选举还是经群众讨论产生的。虽然群众代表的名单也是事先由上面商量好的,但至少还让群众参加讨论。不但造反派有投票权,就是保守派和不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也有投票权。于是,1967年各地革委会普遍建立时,许多地方的选举结果很不利于造反派。尤其1967年3月23日,天津成立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举出的“老保”(即保守派)占多数,“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 一些知名造反派落选。
天津选举的结果对文革派是震撼的。文革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为最初的社会动员,而最先接受检验的却是文革派自身。为此,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4月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时,由周恩来表态:“不能用选举的办法”,“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康生则明确提出:“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毛泽东更在之后不久的一个讲话中,表示了对选举的不屑:“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这些声音,表达了来自文革决策层的对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的直接否定。
1967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在第二年或后年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毛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10月21日,姚给毛的调查报告由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报告第一段便谈九大代表如何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同志认为不一定”,“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这个报告中悄悄变异。
第二年,《红旗》杂志展开对“迷信选举”的批判。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中提出:迷信选举,是形式主义,也是一种保守思想,必须彻底批判;“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新的党章。其中,将八大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的有关条款全部取消,改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民主协商、选举产生”,看起来似乎只是事先多一道“民主协商”程序,“协商”之后仍然“选举”;但实际上,这是对文革初期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权利的否定,是文革前上面指定候选人,下面举手通过式的“选举”的恢复。所谓的“协商”,就是领导层的几个成员,真主意假商量,象征性地“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上面的标准和要求决定候选人名单,而且是等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人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更不要说推举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1966年8月以来群众直接选举干部的权利,就这样只行使了两年就被悄悄置换。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又一次后退。这次后退,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文革对直接选举权的承诺。

五 从“公社委员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到新干部“补助”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的初稿中,被张春桥删去的还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 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又一原则。
1949年后,干部工资普遍高于普通工人工资。工人中工资最高的八级技术工人,文革前的工资只相当于15至17级干部收入;市级领导的工资更是数倍于普通工人。虽然在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批判期间工资被“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整个文革十年,对干部的工资标准基本没有触动。这是巴黎公社原则在强大的干部阶层前的却步。
相比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尤其是老干部工资的原封不动,文革中进入各级科层的新干部工资和职务并不挂钩。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工资仍由原工作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甚至王洪文,当他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的工资仍是他原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
新干部当了领导,体制身份还是工人编制,从原来工作的工厂领着原来的工资,一般每月只有五六十元,而担任同样职务的老干部工资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以上。老干部高工资的依旧,对担任了同样级别职务的新干部肯定会带來心理冲击,也是新干部的现实榜样。那些新干部,过去身在底层时,并不了解干部特权到何程度。而当他们也跻身上层,才窥到一豹之斑。文革高举批判的旗帜,但文革的批判没有触动政治等级身份制,包括干部等级和干部特权待遇,尤其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这些“待遇”是那样理直气壮,为新干部作出巨大榜样。许多新干部在最初掌权时,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不受限制的权力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当权力找到理由,便会很容易击垮道德的防线。
为了新干部的职级与工资不匹配的问题,1975年1月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曾特地向张春桥汇报关于上海调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生活补贴问题,请示说他们生活有困难,是否继续发给补助,或者由中央直接管。张春桥表示,这些事情本来都应由中央组织部分管,但组织部的工作现在还未开展,以后再说。对于文革中被提拔的新干部的工资标准,据说1973或1974年左右有关方面曾经请示过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可以比他们原有的工资高一点,但比现在所担任职务的工资低一点。 如果周恩来确实有过这样的指示,那他的意思显然是: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不要加到同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此外,经张春桥同意, 1971年开始,新干部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由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担任了市革委会工业组负责人的工人造反派陈阿大,自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每年两次补助,每次80至100元。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补助大都是一次性的,主要是大病诊疗费一类的应急性临时补助。至于王洪文,自1968年以后,则由市革委会办公室每季度给他发放“生活补助”200至300元。这样,加上上棉十七厂发的工资,每月共130至160多元,相当于上海12至14级干部的工资。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据说周恩来曾经就工资标准请示过毛泽东,毛说:“和你一样。”周便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王洪文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第一个月的这笔工资他就没有拿,以后也还是在厂里领取原来每月64元的工资。 后來上海方面则又将给王洪文的“生活补助”每季度增加到500元。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6年8月的五年八个月,共补助1.1万多元;其中1974年到1976年8月的两年八个月,共补助7000多元。对其他调去中央的上海新干部也是这样提供补助。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说:“他们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没有人管。”马天水指示,给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干部尤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如金祖敏等发补助。于是每人每年一般补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
所谓官员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只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新干部而言,老干部的工资始终没有降低。而且根据已经实行的对新干部发给补助的政策来看,很可能对新干部工资水平的限制也只是暂时的。如果这样的补助政策持续并扩大实行,这些新干部的实际收入也将超过普通工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对于广大普通工人而言,与他们生活休戚相关的工资标准,始终没有向官员工资水平接近的迹象。不但如此,甚至下降。文革前上海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起点工资,一般在42元左右,文革中被降到36元。因此,就老干部不被触及的高工资以及新干部的“补助”而言,巴黎公社的这个原则在真正意义上也是并未被执行。

六 从“工人武装”到“民兵指挥部”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又一原则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这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虽然没有提及,但毛泽东文革中确实有武装造反派的念头。
毛泽东对文革初期军队不支持造反派始终不满。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因被保守派包围住处,毛仓皇逃离武汉,坐飞机往上海。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他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却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所提口号,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8月4日,上海以王洪文的“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集结几万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另一造反派组织“联司”,毛泽东观看了现场录像的全过程。当天,毛便给江青写信说:现在有75%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这封信当即在中央部分人中传阅,王力感觉到:“毛主席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大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 而张春桥则在三天后的8月7日打电话给王洪文,支持建立上海的工人武装“文攻武卫”组织。8月26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上海的文革工人武装就此建立。
毛泽东武装造反派的想法是否从巴黎公社而来?目前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至少,毛对军队普遍抵制文革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一个制约反文革势力的左派武装。据说,毛曾对张春桥说过: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有枪,中国的工人就不能有枪? 1967年全国武斗频繁,群众组织从军队方面抢枪事件层出不穷。但毛认为抢枪情况不严重,而且说对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 自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只有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保留了下来。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称为民兵,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于1972年改名为民兵指挥部。
上海文革中的民兵建设始终为王洪文所关心。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可以说,王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非常熟悉。他始终将“改造民兵”作为自己的工作强项。为了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改造民兵思想的理论资源和政策依据,王洪文在市委写作组的辅导下,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者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者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此外,王洪文还特地学习列宁的《军队和革命》,这是一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显然,王洪文是要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他建立和扩张工人武装的依据。1975年10月13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改造民兵的有关指示时,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 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武装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而从1967年11月25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份要求改名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王洪文们对这个武装力量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 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不同,后者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更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如何建立这样的工人武装?1967年7月30日张春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及,毛曾经多次提出要改造民兵。 虽然尚未查到毛对改造民兵的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但从之后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实际措施可以看出,王“改造民兵”的核心就是尽量剥离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的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各区、县武装部。文革中的上海民兵建立了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这实际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上海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
上海民兵的形态引起军队警惕,不少军内干部提出,王洪文是在改造民兵的借口下建立“第二武装”;上海警备区对王洪文改造上海民兵的做法也软硬抵制。王洪文一直想把军队在上海各区、县的派出机构——武装部,剥离出警备区,因为军队对民兵的领导是通过区、县武装部施行的。武装部若划归地方党委领导,军队对民兵的领导也必然削弱许多。但王洪文的这个设想遭到上海警备区的抵制,最终没有实现。

七 巴黎公社原则与现实的冲突

巴黎公社的核心是自由联合与直接民主,但恰恰这两个核心追求,是集权主义国家最不容许的。文革虽然对民主网开一面,实行“大民主”,然也只是毛泽东暂时的恩准,而非公民权利的兑现。“十六条”大力鼓吹的直接选举,只实行了很短时间便名存实亡。这是当政者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也是对还政于民承诺的赖账。中共执政前召开的七大和执政后召开的八大的党章中,都有专门章节提及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选举产生。虽然在实际运作中,真正的选举从来不存在,大都是上面决定后才让下面举手。但至少,这样的潜规则不会被理直气壮地作为明规则写进章程,“民主选举”始终是漂亮的表面承诺。但到了九大,这个权利被明火执仗地剥夺——被选举人名为“协商”,实为指定,党员只有举手赞同的份,这是对八大党章甚至七大党章的严重倒退。党员的权利如此,普通百姓的选举权更不消说。
倒是张春桥,对选举的内涵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多次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强调: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最重要的是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但即使是“可以随时撤换”,真轮到张春桥自己头上,也是不准实行。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都是质疑其权威和权力,背后就是撤除其职务的意愿,但张春桥并没有因此被撤换。对张春桥权力质疑者,以后都被整肃甚至关押。
如果说直接选举和“官员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的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没有被真正贯彻,是当政者对承诺的失言,因为触及自身利益或执政危机,所以找尽理由不予实行;那么,巴黎公社的另外两条原则“彻底打碎国家机器”和“取消常备军”,则是因为与现代社会和国家管理相悖,无法实行。
文革中的造反派试图按巴黎公社原则“彻底打碎国家机器”,另建全新的简约革命机构。但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专业分工和分层是现代社会的必须和必然,简单的政治和革命机构,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产和生活管理。事实上,革命者的理想社会与当政者的政府政权之间,经常横亘着巨大的现实鸿沟,只有时间才能在彼岸与现实之间建起实践的桥梁。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法国国防政府逃至凡尔赛与普鲁士谈判,普法双方都无暇顾及巴黎;而组织了巴黎公社选举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只是匆忙成立的应急机构,并不具有自觉意义上的对国家机器的重组意识。而且宣布起义的巴黎市民组织(十天后选举成立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与前往镇压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在这样权力真空中匆忙起义成立的市民自治,存在时间又如此短暂,所有的措施和理念来不及让时间检验,因此无法具有普遍实践意义。事实上,巴黎公社就是一场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实验。
至于“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也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虽然文革中并没有强调这一原则,但上海民兵的建立却是有着对巴黎公社工人武装的模仿意味。而马克思提出废除常备军,因为他认为常备军是国家的暴力工具,专制政府的支柱。这也是巴黎民众对法国中世纪市民自治的怀念。但纵观当代社会,除了一些小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禁止拥有常备军的战争发动国家,常备军几乎是每个现代国家的标准配备。只要国家不消亡,军队就不可能不存在,因为军队是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最坚实屏障。而在现实中,防止军队成为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主要不在于废除常备军,而是防止军队成为某一个党或某一个派别的专制工具。所以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不介入党派斗争。而文革一方面鼓吹巴黎公社的这个原则,另一方面军队比以往都更大程度介入党派斗争,而且掌握着更多国家和地方权力,这和毛泽东的“总得有个党”是一致的。当党凌驾于国家和一切之上,军队国家化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容许民间武装对抗国家军队。王洪文以巴黎公社为理论资源,大力扩张民兵,希图建立一支能抗衡反文革势力的地方工人武装。但他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完全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辅助和延伸,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动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而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是巴黎公社的产物,而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文化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高于一切。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而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遭到军队的抵制。

八 结语

文革最初以巴黎公社原则为社会动员资源,到后来宣布“彻底改善”国家政权是反动口号,到批判“迷信选举”,巴黎公社之梦就这样被悄悄搁置。直到1971年3月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之际,报刊上才又大张旗鼓地宣传巴黎公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但社论强调的重点,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修正主义。自此以后,决策层以报刊社论宣传强调巴黎公社之声势不再。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上海的市委写作组和总工会才又想起了巴黎公社,试图发动巴黎公社式的起义。这场未遂反抗,最终结束了文革的巴黎公社幻象。
从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到1966年5月的“五七指示”、6月的“北京公社”、1967年的“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公社热,虽然两类公社的源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热,是官员自上而下对生产资源的“共产风”,那么文革中的公社热,则是底层民众企图借毛泽东的乌托邦参与权力的自下而上的“共权风”。而毛泽东政治性格中的看似两极却如此紧密契合的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两场公社热尤其是文革的公社实践中表现到极致,然都遭到失败:前一次是经济规律的惩罚,后一次则是革命的终结。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文革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延长线上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失败的样本真正终结了20世纪的所有革命”。
是的,文革的巴黎公社是公社幻象的最后返照,从此中国不再有“公社”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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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文革中的“巴黎公社式选举”

何 蜀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宋永毅主编《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2016年10月明镜出版社出版),此次发表时又略有修订。

“巴黎公社式选举”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中,最先是由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巴黎公社式选举”这个概念的,在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里写道:“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把“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既认定为“权力机构”,又认定为“群众组织”,实在是不伦不类。同时,对这种既是权力机构又是群众组织的怪胎中的代表如何产生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明,只有两个模糊的大概念,一为“全面选举”,二为“随时可以撤换”。
因为“纲领性文件”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在下边就闹出笑话。我曾在一篇文章里 提到过一个真实的笑话:“十六条”刚公布过后,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主要是政工、保卫干部及一些老工人)派人下到各单位、各工地“宣讲十六条”,到筑路处成都中队的那位宣讲者,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自作聪明地讲解说:你们晓得巴黎公社在哪里吗?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民主选举搞得最好,所以中央把它作为样板……听得成都中队那些略有点文化知识的“非依靠对象”们都忍俊不禁但又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历史上的巴黎公社选举

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巴黎公社,到底是怎样选举的呢?
在有关巴黎公社最权威的马克思著作《法兰西内战》 一书中是这样介绍的: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来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这种“由各区普选”是怎样进行的?候选人如何产生?哪些人有选举权?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多次以十分尖刻的语言咒骂的那些“波拿巴主义者及其御用反对派”、“凡尔赛分子”、“老朽的国家寄生虫”、“懒汉”、“荡妇”、“花花公子”、“骗子手”以及神职人员(僧侣),财产被没收的工厂主、作坊老板、当铺老板等或他们未及逃走的亲属,因被明令“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交”而欲哭无泪的房东,还有那些在任何社会动荡之中都不会关心政治而只忙碌于自我生存的下层“贱民”等等,是否都有选举权或是否都愿意参加选举?选票怎样统计?选举过程如何监督?……对这些具体问题,《法兰西内战》都没有记叙。在巴黎公社时期创办了《行动报》和《人民论坛报》的记者利沙加勒所著专门记叙巴黎公社历史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 一书中,对这些情况也都只字未提,但该书提到了因为有好些区处于“中央委员会的敌人”影响之下,选举受到反对和阻挠,主持选举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把选举日期两次推迟 ,书中还记叙了有上千名“反动分子”、“暴乱分子”(包括作者所称的“纨绔子弟、地主贵族、新闻记者和帝国的遗老”)举行的示威游行,因为“暴徒们”向国民自卫军挑衅(先开枪打死二人)而遭到镇压(石头路面上摆下了十几具尸体)的血腥一幕 。
巴黎在当时那种被围城的战争状态下,是否能有依法保障的“全民投票”的“全面选举”?这样的选举到底有多高的“民主”含量,选出来的代表是否真正能代表“选民”的意愿?
在《法兰西内战》中谈到公社产生之前的临时权力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产生,或许能使我们对在其主持下进行的公社的选举略有一些了解:

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的军事组织之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

曾在巴黎公社时期担任《人民呼声报》主编、并曾被他所在的区选为公社委员的儒勒•瓦莱斯,在自传体小说《起义者》中,生动描写了他第一次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采访时的所见:

中央委员会在哪里呀?
委员会!……它就设在这间房间里。这个人在写字,那个人在睡觉;这个人半边屁股坐在桌子上说话,那个人在讲一个故事惹得四周的人发笑,他一面讲一面在修理一把裂了口子的手枪。
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有人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这些姓名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他们是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的代表,只在他们每个人的本区里才有名声。在常常是乱哄哄的大会上,他们的发言和他们的行动都获得成功。公社就是从这样的大会产生出来的。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感到这幅情景毫不陌生,是不是很像文革中那些群众组织的“司令部”、“总部”、“联络站”里常见的场面?这些所谓代表,连一个成天到处采访的新闻记者都不认识他们(连他们的姓名都从没有听见过),怎么能相信他们能为“广大群众”所熟悉、了解并反映真正的民意?虽然这里写的只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但请注意作者的这句话:“公社就是从这样的大会产生出来的。”而这样的大会“常常是乱哄哄的大会”。在《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书中谈到当选的公社委员时也这样写道:“许多人是从群众大会中产生的,其中有的是第一流空谈家……”
马克思大概也了解到或估计到了这样产生出来的代表的问题,不得不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委婉地写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是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顺便说一下,重新研读《法兰西内战》及有关巴黎公社的亲历者著述,会发现巴黎公社并不是以往所宣扬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伟大尝试”,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小资产阶级、工人、小商人、店员、会计、机械师、雕刻师、建筑师”等等,“他们唯一的思想根据,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无愧于巴黎人的思想:保证巴黎的自治。” 主持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莫罗,曾是一个小代理商 ,而巴黎公社委员会的“当选者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所谓自由职业者,如会计、新闻记者、医生和律师”,主持公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贝累,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资本家” 。
显然,把这种领导成员大多为“小资产阶级”并主要体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市民自治机构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马克思等人浪漫幻想的借题发挥。

文革中的“巴黎公社式选举”实例

时至今日,也还能见到或听到有人说文革中他们那里实行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但是对选举情况都很少有具体的说明。后人将更弄不清楚当年的那种“巴黎公社式选举”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
现以三个具体单位的文革权力机构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为例,来看看当时的那种选举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民主”。
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在1966年8月12日进行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这是在“十六条”公布后的第四天,应该是全国最早的一次“巴黎公社式选举”。选举当天还做了一个关于这次选举的总结,上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8月13日下午,王任重约当选清华附中文革委员会委员的王铭、宋柏林到钓鱼台谈话,修改关于选举的总结报告。修改后的报告经王任重加按语上报中央 。宋柏林在选举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上午9点,选举正式开始,除了全校公认的右派以外,全校一起无记名投票选举……” ,这里明确提到了有“全校公认的右派”被剥夺了选举权,其中就有被红卫兵们认定为“右派学生”并呼为“郑狗”的郑义(当时叫郑光召)。
当时拥有师生员工上万人的北京大学,是文革中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的地方。这张大字报曾被毛泽东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 。在“十六条”公布半个月之后,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公布了一个关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方案》 ,其中第五条规定:

各级文化革命的组织,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除地、富、反、坏、右派分子一律没有选举权外,运动期间,凡是被多数群众认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这次一律不参加选举。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首先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选举权,而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是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判断标准的,只须由“多数群众认定”。
就这样,1966年9月9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9月14日,北京大学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在这场选举前后,还有被批斗并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9月2日自杀)、哲学系教授沈廼璋(10月6日自杀)相继自杀身亡。
北京大学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单位。那么,在一个人数较少的小单位里,是不是可以更容易实行“巴黎公社式选举”呢?
我们再看看当时只有二十几个属于正式编制人员的重庆市文联机关。以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为首的造反派,在1966年10月下旬进行了对文联党组变相夺权的“文联文革筹备小组”的选举。他们按照“十六条”规定的“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事先在文联“革命群众”即追随他们的职工中进行了酝酿,布置打印了选票,在文联机关当时的二十多个在编人员中,提出候选人11人(接近文联机关人员的半数),准许参加选举的16人,被剥夺选举权的8人(约占文联机关在编人员的三分之一),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人是:
“黑帮分子”2人——
邓均吾:文联党组成员,文联副主席,《奔腾》文学双周刊主编
王觉:文联党组成员,文联秘书长
“黑帮爪牙”4人——
向晓:文联办公室主任,《奔腾》副主编
马戎:文联编辑部主任,《奔腾》副主编
张继楼:文联党支部书记,编辑部副主任,《奔腾》副主编
杨世元:文联业务组组长
“摘帽右派”2人——
李南力:文联代管作家
温田丰:文联业务组工作人员
10月25日,重庆市文联机关在一些驻文联的造反派红卫兵监督下进行了选举,最后当选的五人是:郭清(炊事员)、尤淑芬(厨房临时帮工,非文联在编人员)和小说《红岩》三人创作集体的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刘因在1958年以“严重右倾”罪名受了处分而在小说出版时由市委决定不署名)。
他们组成了号称由“工人领导”的重庆市文联文革筹备小组(简称文联文革小组),组长郭清,实际由罗广斌、杨益言领导。
就这样,罗广斌、杨益言就在重庆市文联机关以所谓“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完成了造反派夺权。这在重庆市的基层单位夺权中算是较早的(仅次于10月19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在重庆大学校内的夺权)。

“随时可以撤换”真相

文革中的1966年底,在鼓动群众造反运动时期,官方传媒反复强调:“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的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 。“文化革命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代表的产生,“不能由上面指定,不能背后操纵,而必须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经过群众充分酝酿,反复讨论,认真选举,并且可以随时改选和撤换。” 。
当选代表“随时可以撤换(或改选、罢免)”,成为官方媒体反复宣传的“巴黎公社式选举”的一条重要原则。。
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在执政不到两个月并且处于战争状态的危急情况下,所谓当选的代表“随时可以撤换”,只能是一种空谈,一种被后人炒作的虚幻概念。而且,对于如何撤换,如果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也永远只能是停留于纸上的空谈与概念。比如,撤换代表资格的要求应该怎样提出?由多少人提出要求及符合哪些条件才能予以研究?由谁来作最后的仲裁?如果巴黎某两个区的选民提出要撤换某个代表,而产生这个代表的该区的选民会不会起来捍卫自己所选代表的资格从而发生内讧或“派性冲突”?……
这个问题,在文革中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代表问题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以罗广斌为首的重庆市文联文革小组,从1966年10月25日选出,到1967年2月5日罗广斌因深陷造反派的派性冲突被另一派抓走(2月10日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杨益言、刘德彬逃亡北京向中央文革告状),另一派的工农兵文艺兵团进驻文联再夺权。被称作“罗氏文革”的文联文革小组实际执政时间仅有一百零几天,被当时的对立派称为“罗氏三家村百日专政”(比巴黎公社的时间稍长一点)。这么短的时间,自然说不上什么当选代表“随时可以撤换”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看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权力机构,当选的委员们是不是“随时可以撤换”呢?
历史给出的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聂元梓是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衔作者,所以,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就自然成为毛泽东树立的标杆,谁要敢对聂元梓有反对意见,就会被攻击为“反对新生红色政权”、“反对毛主席”。
聂元梓执政不久,对她的反对意见就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
1966年10月6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政不到一个月),北大校内就贴出被称为“倒聂第一张大字报”的路远、周闯署名的《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指责聂元梓上台以来“没有干几件好事”,劝其自动退位,当一个普通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不无好处。大字报中还明确指出:

自吹自擂选举校文革是什么巴黎公社全面选举。真的如此吗?学生占多数吗?改换候选人还没充分介绍、有的候选人本班都不知道,如此等等能算充分酝酿吗?人走了三千余,还说是全面选举,岂不给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制抹黑吗?……在每一个关头,必然有两派意见,聂元梓却总是压制一派反对的意见,起了捂盖子的作用。有聂元梓在上面压,北大的矛盾就露不出来。还有一部分人,谁给聂元梓贴大字报,就有人打着保护左派,爱护左派的旗帜压人,竟有故意贴住人家给聂元梓贴的大字报。

10月8日,由杨克明(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的作者之一,校文革委员)任主编的《新北大》刊发了社论《欢呼这场大辩论》,同时刊登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支持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一种则批评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新北大》还刊登了杨勋(经济系教师,原北大文革筹委会委员)批评聂元梓8月5日广播讲话的文章。
此后,反对聂元梓的意见都受到校文革的严厉批判、打压,《新北大》编辑部被改组,杨克明被撤换,反对聂元梓的校文革副主任孔繁、聂孟明及原《新北大》主编杨克明等被从校文革中“清除”(这大概算是“随时可以撤换”的一种体现吧,但只限于对反聂派的人员)。杨勋和她的弟弟杨炳章还被打成“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关押……在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下,许多要求撤换聂元梓的师生员工均遭批判打压,从而逼出了一个与新北大公社对立,不承认校文革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从此北大校内派战不休,武斗不止,直到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大之前,新北大公社总部还在狂呼“砸烂北大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
这就是文革中所谓“巴黎公社式选举”的真实事例。

至于从1967年1月开始的所谓“一月革命”夺权,就更不存在什么“巴黎公社式选举”了,既然叫“夺权”,那就是对权力的争夺、抢夺,哪里还要什么选举!没有一个地方夺权后建立的权力机构是以“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实际上从这时起,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再提什么“巴黎公社式选举”了。
2017年5月8日校订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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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九十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6月 03, 2017 11:3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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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革命”与“历史虚无主义”

杨 教

1967年1月发端于上海的“夺权”行动席卷全国,被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赞之曰“一月革命”风暴。这种“夺权”,摧毁了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后所建立的政权,把党、政、财、文等全部大权掌握在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主体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手里,实现了“全国一片红”。这就是说,共产党从国民党那里夺取政权后,仅仅时隔十七八年,又被号称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及其“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从共产党手里夺走了,而这种“革命派”的夺权行动,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并得到他的“恩准”才实现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而这位领袖却依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并得到由他指挥的武装力量支持,把自己的党所建立的政权推翻了,完整地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这一过程。这种令后人匪夷所思的荒唐怪事,千真万确地发生在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夺权高潮之中,为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
我手头就有一份这种可供研究的史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或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发给毛泽东的致敬电。现按时间先后和原有名称排列如下:
1.上海和外地在沪各革命造反团体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月12日)[附:上海召开热烈欢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向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2月5日)]
2.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月31日)
3.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2月3日)
4.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2月14日)
5.庆祝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3月18日)
6.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4月20日)
7.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8月12日)
8.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1月1日)
9.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7年12月6日)
10.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5日)
11.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24日)
12.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1月27日)
13.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3日)
14.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5日)
15.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2月21日)
16.吉林省暨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3月6日)
17.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3月23日)
18.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3月24日)
19.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4月8日)
20.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4月10日)
21.安徽省和合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4月18日)
22. 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5月1日)
23. 辽宁省和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5月10日)
24.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5月31日)
25. 云南省及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8月13日)
26. 福建省和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8月19日)
27.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8月26日)
28. 西藏自治区及拉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9月5日)
2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年9月5日)
这些文字,肯定是各地精心挑选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顶级秀才们费尽心思才写出来的,目的是写给他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看,好让他看了高兴;时至今日,秀才们也许还忘不了这些他们倍感荣幸的大作,只可惜他们的心思白费了。在我看来,毛泽东当时正忙于“国家大事”,哪有兴趣读这些他再熟悉不过的陈词滥调?有人说,这是为了政治需要写给老百姓看的,可惜老百姓也不看。当这些向毛泽东“致敬”的电文(信)一篇篇在北京报纸上以显著版面发表时,正在北京受难的我就从来不看,因为我的两耳塞满这些拌着“万岁”牌蜜糖的文字,不用舌尖便知道它是什么味。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值得珍惜的书籍被我忍痛“处理”给废品收购站了(如线装书两分钱一公斤,精装书要扯掉硬壳封面才收;我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被“老九”们“处理”的书籍堆积成山,以至废品收购站要用汽车才能拉走,等等),但我却把这29份向毛泽东致敬的电文完整地保存下来,不论我劳改于城乡、浪迹于南北,我都舍不得把它们扔掉,因为我坚信这是一份记录那段荒诞岁月的珍贵史料,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特定时代的精神状态和社会面貌,是一面可资子孙吸取教训的镜子。
近年来,主流意识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成了一种时尚,其中不乏引经据典、佶屈聱牙的大块文章,其主要意思是谓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但此处之“否定”和“历史”何谓也?究竟是谁在进行这种否定?显然意有所指,却又语焉不详,令人疑窦丛生。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翻箱倒柜把近50年前这29份向毛泽东致敬的电文找了出来,从头认认真真反复读了多通,深感妙不可言,实乃天下奇文,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懂得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而且足可传诸后世,遗训千古。
从上述29份致敬电文的排列可以看出,夺权从1967年1月上海开始,到1968年9月新疆结束,历时长达21个月之久。虽说“一月革命”席卷全国,但“席卷”并不那么顺利,这是与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全国普遍出现的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状况相关的。可以这样说,“一月革命”既是达到“文化大革命”政治目的的专政行动,又是应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状况采取的强制手段。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现实的政治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这已经是铁定的不争事实,所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说教,如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和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是为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与其说是“文化大革命”,还不如说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制造的“夺权大革命”。毛泽东完全懂得夺取政权与制造舆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经在着手制造舆论了。1957年毛泽东曾用“密谋于暗室,点火于基层”给所谓的“右派分子”栽赃,但用之于他自己则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这种“密谋”与“点火”的结果,就是由江青亲手策划,由姚文元撰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为“文化大革命”点燃了第一把火。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需要的是放火,当这种火渐渐烧起来之后,刘少奇为了稳定政治局势只好派遣工作组灭火,这就与毛泽东的放火意图相悖,于是有了他在1966年8月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派遣工作组是共产党一贯使用的正常工作方法,它带有某种“尚方宝剑”的权威性,意味着它所执行的是上级指示性政策。这种工作组在执行上级指示性政策时,当然也会出现某种失误,产生一些偏差,特别是面对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但事实显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给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虚构了这样一种事实,又给自己虚构的事实扣了一个虚构的罪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共产党的词典里,这是一个带有血腥气味的恐怖罪名,足可令很多人为之断头。于是,试图手捧宪法以自保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遭遇了“无法无天”的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当初倡导“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哪能料到自己会成为以“叛徒、工贼、内奸”这种子虚乌有的罪名血祭“毛泽东思想”神坛的牺牲品?刘少奇的悲剧,是“党大于法”的政治体制造成的,无须什么高深的学问便可一目了然。但主流意识为了众所周知的政治目的辩解说,“党大于法”是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这种苍白无力的辩解,改变不了血淋淋的事实,历史与现实告诉人们,它至今仍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具有的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威,他的笔头和舌头关系千千万万人的生死,所以由他定性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被打退了,工作组一撤走,“文化大革命”便按毛泽东的意愿发展起来,他放火成功了。“一月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它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但从上述29份致敬电文的排列看,唯独排在首位的上海只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没有提到成立“革命委员会”;其他省市电文内容都宣布夺权成功,也只有上海的电文没有提到“夺权”二字。这对以夺政为特征的“一月革命”发祥地上海来说,是令人费解的。
作为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老人,我想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相关史料作点解读。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起来之后,我正在北京,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经历到的普遍情况是:一、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相互对立的派别,甚至连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二、各个派别无不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自居,宣布效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立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和战斗团体,戴上标榜革命团体名称的红袖章招摇过市;三、凡被称作“牛鬼蛇神”的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都靠边站或被揪进“牛棚”,出现了打人、抄家及至武斗之风;四、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成了被批斗的“走资派”,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或遭到造反派的“劫持”,听命于他们的指挥,按他们的意图办事;五、各种规章制度受到严重破坏,正常管理和生产秩序处于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任何造反组织或战斗团体的成员,都可假“文化大革命”之名为所欲为,不受任何规章制度乃至法律的约束。总之,整个社会都面临失控的无政府状态。
通常认为,《文汇报》发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是“一月革命”爆发的主要标志。它指责上海市委造成的“严重局面”表现为:很多人以“革命串连”的名义离开工作岗位纷赴外地,影响了上海生产任务的完成;他们手里持有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和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失去监督,造成国家经济损失;有的部门还进行了工资调整、补发,改善职工福利待遇,给下工厂的学生发放较高的工资;还有人抢占公房和被没收的资本家房产;有人打人行凶、抢劫和偷盗他人财物;有人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及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等等。“紧急通告”把这当作被打倒的上海市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玩弄的新阴谋,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认为其目的是:“一、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施加压力,以达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二、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同时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推行和平演变,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为此宣布了十条规定,凡有违犯上述各条者,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稍加思索就不难明白,上海出现的“严重局面”,并不是已被打倒的上海市委造成的;类似情况不仅上海存在,全国也普遍存在,它与“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产生的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状态密切相关,实际上是很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造成的。但《紧急通告》却把这些归罪已被打倒的上海市委“一小撮”顽固走资派推行的“经济主义”,是为了对抗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实在是一种很不光彩的“栽赃”嫁祸于人的手法,其目的是在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和“经济主义”,达到扭转失控的混乱局面的目的。《紧急通告》于1967年1月9日发布后,立即受到中央的重视,紧接着于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以联名方式发出《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高度赞扬他们揭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革命行动,其目的也在借这个靶子扭转全国“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整个社会面临失控的混乱局面。
可以看出,《紧急通告》虽然把已打倒的上海市委当作攻击的靶子,但通篇没有向它流露“夺权”的意思。它所宣布的十条紧急措施,最后一条是“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这种“责令”虽有点不伦不类,也证明上海市委仍可按造反派的意图行使职能,没被夺权。党中央的贺电中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说法,似乎多少与“夺权”沾边,但在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为配合《紧急通告》与中央贺电发表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把类似说法(如“正在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斗批改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和工作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当作一种已经成为事实的状态,而不是布置将要达成的任务,故通篇的重点仍在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也没有一字提到“夺权”。所以上海在收到贺电后举行的誓师大会向毛泽东发出的致敬电中,仍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为主题,因为没有涉及“夺权”,自然也不会出现“革命委员会”字样了。
但这并不改变“一月革命”发端于上海这一基本事实。
《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967年1月6日发表的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篇文章并不怎么引人注意,值得注意的是《红旗》在转载这篇文章所写的按语:“《文汇报》从今年一月四日以来,面貌焕然一新,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它连续发表了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本刊转载的《革命造反有理万岁》就是其中的一篇。”这里有两个耐人思索的问题:《文汇报》1967年1月4日前后发生了什么事?它发表许多“好文章”和“好社论”,为什么《红旗》只看中了《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这一篇?这位编者在写按语时忘记了一件大事:如果认为1967年1月4日以后《文汇报》才“成了一张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报纸”,一年两个月前即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又是哪个阶级的报纸呢?《红旗》编者写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混话,只不过想突出一个事实,即1967年1月4日以后《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了。《文汇报》夺权后不久,才分别于1月5日发表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造反组织的《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紧急通告》。时隔不久,即1967年1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才正式宣告了这个事实:《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革命派,“从资产阶级右派手里夺回了报纸的领导权,把人民喉舌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说,曾经奉旨完成特殊使命发表姚文元文章为“文化大革命”打响前哨战的《文汇报》,和“明媒正娶”、毫不掺假的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原来都是“资产阶级右派”领导的“散布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工具”。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造反派进行夺权事件,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热情赞扬,并从政治上作了如下评价:“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1月19日)他还对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解释:“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史料证明,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进行以反对“经济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抗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斗争时,并不具有这种“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权意识,事实上也没有进行这种夺权。自从有了毛泽东对《文汇报》夺权的评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才对它进行“嫁接”处理,把原来反对“经济主义”和抗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扭转到以上海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上来,并对此作了大量鼓动“夺权斗争”的宣传,《文汇报》夺权的事反而被撂到一边受到冷落。《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用狂热的语言高呼:“夺权!夺权!!夺权!!!一切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窃取的党、政、财等各种大权,统统要夺回来!”并且毫不掩盖地说:“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这就是说,只要为了夺权,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廉耻,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充分表现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的政客嘴脸与卑劣心理!
“一月革命”风暴就是这样掀起来的,所以它绝不是什么“革命群众”自觉斗争,而是毛泽东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亲自编排和导演的一场祸国殃民的政治闹剧。他关心的是夺权,并不是什么“经济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所以“一月革命”的“专利”不属于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它的一切“终端产品”都应归功于毛泽东超人的政治智慧与熟练的统治权术!
毛泽东认为,“一月革命”开展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是完全说不通的。这里且不说“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即便按原教旨主义的传统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是个全称概念,所指的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后建立的全部政权,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里,它指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所达到的目的或完成的结果。因此,“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便已成为“过去进行式”不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同样是个全称概念,所指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前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如果这种革命斗争仍在进行,那就表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建立。所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个存在明显悖论的伪命题,是完全自相矛盾的。虽然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仍然存在所谓敌对残余势力进行反抗活动的可能性,但并不会因此形成全局性“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夺政斗争。即使是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所说:“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提到“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其办法也不过是“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并不需要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
然而根据毛泽东关于“一月革命”夺权的“最高指示”,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近乎疯狂地开展了夺权斗争,从而把中华民族推进了生灵涂炭的灾难深渊,为中国共产党史和新中国史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为便于了解全国“一月革命”的全貌,现根据前述29个省、市、自治区夺权或成立“革命委员会”向毛泽东所发“致敬电”(信)的时间先后,将其中列举的夺权、打击对象及相关说法辑录如下:
1.上海:“上海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虽然他们玩弄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阴谋已经被揭穿,虽然他们已经在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开始全线崩溃,但他们仍然在进行疯狂挣扎……”;
2.黑龙江:“我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展开了最坚决的夺权斗争。……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把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来”;
3.山东:“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鼓吹阶级调和,大搞物资刺激,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他们盘踞的党、政、财、文等大权夺了回来”;
4.贵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贵州省的党、政、财、文大权”;
5.山西:“我们向原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6.北京:“旧北京市委、市人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北京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十几年来,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
7.青海:“我们青海省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把青海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清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顽固堡垒”;
8.内蒙古:“我们……终于把内蒙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统统夺回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内蒙古的代理人,要把历史的车轮倒转,要把各族人民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 “我们……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内蒙古的代理人”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罪恶阴谋”;
9.天津:“中国赫鲁晓夫还培植了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做为他在天津的代理人。他们疯狂地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妄图把天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据点”;
10.江西:“我们……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西的代理人方志纯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全面的总攻击,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摧毁了前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顽固堡垒”;
11.甘肃:“是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吹响了我们向汪锋一小撮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是您,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鼓舞着我们砸烂了汪家黑店”,“我们要把中国赫鲁晓夫在甘肃省的代理人汪锋一小撮斗倒、斗臭”;
12.河南:“我们…..摧毁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设置在河南的反动堡垒,打倒了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13.河北:“中国赫鲁晓夫和河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上下勾结,狼狈为奸,妄想在河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刮起一些黑风妖雾,把什么‘发家致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黑货都拿到这里一些地方来扩散”,“我们…….揪出了长期盘踞在我省的一小撮走资派”;
14.湖北:“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进行了疯狂反扑”,我们要“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北的代理人王任重等散布的一切流毒”;
15.广东:“我们乘着‘一月革命’的春风,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粉碎了陶铸、赵紫阳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迷梦”,要“把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6.吉林:“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省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
17.江苏:“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陶铸式的个人野心家,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疯狂反扑”;
18.浙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们美化资本主义,把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和资本主义荒淫无耻的生活叫做‘天堂’”;我们“向浙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起猛烈攻击”,“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19.湖南:“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在湖南安插亲信,培植爪牙,大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把湖南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据点”,我们“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之流,打得落花流水,全线崩溃”;
20.宁夏:我们“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21.安徽:我们“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黄岩之流发动了总攻击”;
22.陕西:“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真、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刘澜涛之流在西北复辟资本主义阴谋被粉碎了!一小撮走资派篡夺的权力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来了!”“十几年来,中国赫鲁晓夫把他的黑手伸进了西北和陕西,他们网罗特务、叛徒、走资派,拼凑了一套又一套班子,疯狂反对您的思想,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您亲手开创的革命根据地改变颜色。”“我们…….杀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北、陕西的代理人的刘澜涛、赵守一、李启明之流,把他们打得原形毕露,全线崩溃”;
23.辽宁:“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他们为了挽救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施展了种种反革命两面派的伎俩”,“我们终于把中国赫鲁晓夫在东北和辽宁的代理人马明方、顾卓新、喻屏、周桓等大叛徒、大特务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了出来,粉碎了他们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24.四川:“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这一伙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反革命黑帮,长期以来,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妄想把四川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替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翻天”;
25.云南:“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代理人阎红彦、赵健民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迎合国际上帝、修、反的需要,长期勾结社会上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疯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26.福建:我们“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福建的代理人叶飞、范式人、侯振亚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27.广西:“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窃踞的那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
28.西藏:“中国赫鲁晓夫和西藏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利益,猖狂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同达赖、班禅叛国集团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勾结在一起…….妄图复辟封建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29.新疆:我们“把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武光、吕剑人、张仲翰、伊敏诺夫、包尔汉等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揪出示众,彻底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分裂祖国统一的罪恶阴谋”。
抄录和阅读这样的文字,我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但不如此则不能揭露事实的真相。当“一月革命”席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在长达21个月里先后夺权并分别向毛泽东发出“致敬电”(信)时,人们也许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写“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的提法信以为真,可当我把它们集中罗列在一起,即便用了少得不能再少的文字,也在我们面前显现出一幅黑暗可怕的图景:长期以来(包括建国以前直到1966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了从中央到地方全部政权,“有些单位”之说已经完全不适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非“一小撮”而是一大群、一大帮(如所谓“黑帮”),除西藏的达赖早在1959年已经逃亡国外,这里被点名的走资派全部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而且没有点名的又何止千千万万!根据我看到、听到和亲身经历到的事实,不论“条条”或“块块”,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全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都难逃以“走资派”罪名被揪被斗的命运,很多人为此而丧生。“文化大革命”中,对革命专政对象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类,故最后加上的“臭知识分子”称为“老九”。但从上述29份“致敬电”也可看出,事实上远不只这九类,它们统称为“牛鬼蛇神”。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一月革命”,囚禁被揪、被斗的人的地方称为“牛棚”(也有人尊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种“牛棚”遍及全国,使中国成为世上创纪录的最大牢狱。
为配合“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红旗》杂志在1967年第3期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强调:“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此言铿锵有力,明白无误,整个“一月革命”风暴正是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的。经过“一月革命”,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党、政、财、文大权,都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走了。按照《红旗》杂志的说法,这是因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必须彻底砸烂,事实上也确实被砸烂了:全国党的各级党委领导机构不再存在,“中共中央”成了被架空为既无兵又无将的“司令部”;全国各级政府领导机构也不存在了,“国务院”成了一具徒有其名、没有任何下属政府职能部门的空壳,它与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夺取了全部党、政、财、文等大权的“革命委员会”,是个非党、非政的以“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凑和而成,既不合乎宪法也无内部章程的组织,但它却可以控管全部党、政、财、文等大权,除了听命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外,谁的话它都可以不听,“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后,“革命委员会”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总之,我们很难用正常的理性原则,去认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及“一月革命”,它的所作所为,都超越了正常人的理智,不可理喻。正如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后来所承认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发疯!
只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这一切,那就是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的“无产阶级专政”。我曾收到一篇自称是“毛主义者”编纂,由署名“文革反右”的作者所写的文章,他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换汤不换药,也不是换神不换庙,而是汤也换,药也换,神也换,不仅拆庙,连庙基都得挖掉。”这话与《红旗》引用巴黎公社的先例,证明“一月革命”必须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如出一辙。这位“文革反右”先生哀叹:“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又说“正如巴黎公社失败了,而原则永存”,认为“文化大革命”也将“原则永存”。什么“原则”呢?他没有说,但从上述他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论点看,他所坚持的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用列宁的话说,其原则的基本精神就是:
专政是一个重大的、残酷的、血腥的字眼;
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律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
专政就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的政权;
专政是由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四者的关系来实现其统治的政权。
等等。
整个“文化大革命”及“一月革命”,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了最为生动、鲜明和准确的注释;你要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就看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一月革命”吧!在这里,一切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华美言词,都掩盖不了血淋淋的事实。所以当我看到这位作者以“文革反右”署名撰文高呼“文化大革命”虽已失败但“原则永存”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大家知道,即便从1957年的“反右”到1966年的文革,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国家该发生过多少让千千万万的人受苦受难、流泪流血的悲惨事件!可这位作者却以署名方式表达他对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的深情。这只能说明两点:要么是他健忘无知,要么是他良知泯灭,二者必居其一。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的话,以此推论,这位作者在“反右”和文革时,大概是“曾经阔气”过的“左派”吧,他的大作得以为“毛主义者”所编纂是不足为怪的。
最后说几句点题的话。我把本文定名为《“一月革命”与“历史虚无主义”》,但我只粗略地说到“一月革命”本身,对“历史虚无主义”几乎不着一字。何也?因为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及其“一月革命”本身就是最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了,“历史虚无主义”就光着屁股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这里有一面镜子:凡是高谈阔论“历史虚无主义”的,都极端回避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并把进行这种探索、总结的人诬之为“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几乎全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近年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有一种越来明显的“复古”倾向,就是一些人想着方儿、拐着弯儿,把一些曾经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早被人们唾弃的“理论”、“原则”,又悄悄从历史垃圾堆一件件拣回来,有的甚至达到了极其露骨的程度,当有人对此提出质疑时,反被他们斥之为是“文革思维”。所谓“文革思维”,就是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的思维:除了毛泽东及其思想,一切都在打倒之列。例如,有人把“历史虚无主义”归结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认为其要害是企图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说来耐人寻味,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一月革命”风暴中,这不仅仅是什么“企图”而是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事实,那些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曾经用“夺权”方式彻底摧毁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执政的各级政府组织,用非党、非政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他们眼里,新中国的历史就是长期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了从中央到地方全部政权的“黑暗历史”,所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建立时被美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明白无误“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新中国历史”铁的事实,这些振振有词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先生们为何一字不提,反而对提出这种置疑者斥之为是“文革思维”呢?
“文革思维”由来久矣,它并非始于文革,而且至今仍不难察觉其存在迹象。有识之士多年前就对“文化大革命”发出如下叹息:长期以来我们否定这个、否定那个,最后连自己也被否定了。这种叹息发人深思。如果硬要批判什么“历史虚无主义”,这种“主义”可以说从1949年建立共和国起就事实上已经出现,并且伴随历史发展越来越严重,直到在“文化大革命”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批判“封”、“资”、“修”可谓家喻户晓,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口头禅。
但对所谓“封建主义”的批判,其实是借之否定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优秀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文化大革命”中被以“破四旧”为名彻底摧毁的珍贵文物不计其数,是自秦始皇以来中华民族遭到的最惨重的文化浩劫,但同时他们却把最黑暗、最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变本加厉地完整继承下来。
对所谓“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是借之否定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僧侣势力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优秀文化遗产,拒不承认它们已成为人类共同创造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文明组成部分,但他们却天天坦然享受着资本主义创造的惠及整个人类的物质文明。
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实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解释,拒绝承认其创始人晚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所进行的至今仍惠及人类的社会实践;对“苏修”进行批判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高举被苏联人民抛弃的“斯大林刀子”,维护给苏联、东欧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苏联模式”。
对“封”、“资”、“修”的批判有如脱缰的野马,最终导致在“文化大革命”和“一月革命”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自身的否定。对“封”、“资”、“修”的批判直到对自身的否定,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一种可称之为“精神的贫乏”或“贫乏的精神”可悲现象,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理论”或“原则”,至今也离不开“姓资姓社”、“东方西方”这种被深深打上“文化大革命”烙印的套路,完全讲不出根据时代发展具有创新说服力的道理。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化大革命”大厦,是用虚无的神话和谎言堆砌起来的。因此,凡怀着某种政治目的,施展“瞒与骗”的伎俩,妄图篡改、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或不敢面对、不愿批判“文化大革命”甚至为其辩护的人,都没有资格谈论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2015.4.30于武汉东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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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中北大的一副“名联”

樊能廷

郝斌先生在《流水何曾洗是非》(《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中,写了个《三院的门对儿》故事(详见附录1)。
文革运动初期,有人在北大三院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不知怎的,传到“伟大领袖”那里。领袖就是领袖,颖慧高妙,以他独有的见地,更动了一个字,把“浅”改为“深”——“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一来,点石成金,此语有“深”意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北大,“王八”就被当作正经的政治词语使用、传播开了。“御制”的诟詈,风行一时,不仅口头说说,还堂而皇之地登上报纸。通过大字报、小报、传单、广播,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城乡,泛滥于“口诛笔伐”,谬种流传、在全国引起的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昔日北大三院

现在说起北京大学三院,在互联网“百度”一下,首先搜索出来的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我们这些曾经在文革前“熏陶”于燕园的年逾古稀之人,首先想到的,却往往是北大历史系——燕园三院。时过境迁,燕园三院现在可不是历史系,而是跟老外合办的“国际交流中心”,。
在北大燕园里走过无数次,究竟燕园校区有多大,还真是心中无数。笔者在北大步行、步测,燕园校区从西校门到东北门,大概是1.2公里;从南校门到朗润园北墙,大概是2公里——不包括西门颐和园路之西的蔚秀园、畅春园、畅春新园、承泽园,也不包括中关村北大街之东的燕东园、中关园、中关新园。
“燕园三院”还在,校内老一点儿的人,知道这个地名。图书馆的正西,南北方向长的长方形草地,叫做“静园”,它的正南是第二体育馆,北边过马路,有李大钊面朝西的塑像。夹着静园,西厢由北往南,依次排列一院、二院、三院,院门都朝东;静园东厢,对称地由南往北依次排列四院、五院、六院,院门都朝西。把静园看作一个时钟面板,这六个幽静的古色古香院落编号,逆时针顺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历史系“三院”发生的故事就多了。

昔日校刊骂“王八”

笔者检视北大校图书馆目前仍在开架的文革时期校刊《新北大》看到:
1967年5月16日,《新北大》第二版,《叛徒哭叛徒;自我大暴露》: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如此肉麻的吹捧大叛徒瞿秋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乌龟爱王八,王八爱乌龟,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当然勃、柯要为自己的难兄难弟哭丧招魂了。
1967年1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评〈新北大报〉的资产阶级方向》:不管是牛鬼蛇神,乌龟王八,只要“反聂”就是他们的同志,就立刻请上山,结成“神圣同盟。”...第四版,《×××造反声明》:毛主席指示说:北大池深王八多。江青同志讲: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一版,《我校大力开展形势教育》: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揪出了形形色色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乌龟王八,痛击了老保翻天,同伸向北大的黑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7年11月29日,《新北大》第三版,《控诉陆平黑帮迫害工人的罪行》:旧北大这个池深王八多的鬼地方,哪里有工农子弟立足的地方?
1967年12月2日,《新北大》第三版,《一个极其重要的措施》:使用革命干部要大胆。诚然,我们应看到北大是“池深王八多”……
1967年10月12日《新北大》第四版《彻底粉碎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说:“旧北大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池深王八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这群大小王八以致命的打击。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1967年11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社论《砸烂旧北大,创建新北大》:“旧北大是一个‘池深王八多’的地方,也是一个各种‘王八思想’十分顽固、帝资封修百货齐全的黑店。”
1967年12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江青同志说:“红旗飘里准有坏人。”现在,隐藏在井冈山中的各色王八,正在一个个的被揪出来,证明江青同志的指示十分正确,证明井冈山兵团是一个走资派、反共老手、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庇护所,一个大方向完全错了的杂牌军。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一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可以看见牛辉林之流到底是什么货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保皇派,关帝庙里的癞和尚,林家铺子的店小二,丧家的陆平黑帮的乏走狗。只要稍微瞥一眼他们追随关、王、林反党集团爬行过的轨迹,就不难看出:他们没有关帝庙祭品的饲养和旧北大深池中大小王八鼻液的浇灌,他们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不管牛辉林之流怎样望穿了秋水,跪破了膝盖,他们的关帝圣君、王八菩萨,再也不能显灵了。
1967年12月16日,《新北大》第四版,《玩火者必自焚》:关帝庙捣毁了,王八菩萨垮台了,林家铺子倒闭了,山上群众纷纷造反了,而牛辉林的把兄弟,也已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1967年12月20日,《新北大》第二版,《历史系复课方向对头》:他们彻底揭发和批判了被反共老手翦伯赞等一伙王八把持的旧北大历史系十七年来为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滔天罪行,提出必须彻底捣毁旧北大历史系,夺回这块史学阵地。
1968年1月11日,《新北大》第四版,《十七年黑线卫道士的新伎俩》:他们不但是批判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坏者,而且是十七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卫道士,是北大这个深池中,从司徒雷登到陆平王朝七十年来大大小小各色各样乌龟王八的庇护人。在扼杀新北大红色政权的共同目标前,在死保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致利益上,五十天的资产阶级保皇派,与北大这个深池中十七年和三十年代的乌龟王八同流合污了;孔杨牛侯们与戈华、周一良、侯仁之、季羡林、文重、体育教研室的国民党支部和美国大兵等一大群王八在“二次革命”的反革命道路上携手共进了。曾几何时,他们在关王林反党集团的策动下,把北大搞得乌烟瘴气,何等嚣张,何等不可一世啊!但是逆流毕竟是逆流,终究代替不了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胜利把北大五十天老保与十七年王八的神圣同盟暴露在众目睽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
1968年1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陆平黑帮是怎样把大小王八拉入党内的?》:旧北大“池深王八多”,陆平黑帮党委忠实地推行了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秉承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把一批大小王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为捍卫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而战。一定把一切乌龟王八从我们党的队伍里通通清除出去!为纯洁党的组织而努力!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二版,《警惕坏人利用派性保护自己》: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行动,迎头痛击了老保翻天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揪出了隐藏在我校这个深池中的形形色色的乌龟王八,除掉了埋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隐患,这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在我校的新胜利。...尽管红旗飘中的坏人,北大的乌龟王八现在暂时还能蒙蔽一些群众,煽动派性,制造武斗,然而他们的蒙蔽是不会长久的,他们终究是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我们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前一阶段揪出一大批乌龟王八的实践,完全证明,只有用无产阶级党性武装头脑,才能揪出一切特务、叛徒、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牛鬼蛇神。
1968年1月22日,《新北大》第三版,《再揭反革命两面派季羡林的三反罪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揪出了在东语系隐藏了十几年的大王八季羡林。真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正是对季羡林最绝妙的写照。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保卫毛主席 死了也甘心》:在北大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们二总支的阶级队伍是怎样分化的?那些乌龟、王八、贪污犯、日本翻译汉奸的小子都上了山,“井冈山兵团”中有些人不用说是国民党,有的本身就是特务。...毛主席说:“北大是池深王八多”。“井冈山”的28楼就是一个王八窝。
1968年4月15日,《新北大》第二版,《毛主席的话说到咱心里》:我们学校那个“井冈山”,走资派、叛徒、特务、乌龟王八,都往山上跑,操纵井冈山的反动小集团对我们的革命左派、革命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恨之入骨。
1968年4月18日,《新北大》第二版,《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刘邓黑司令部的庇护之下,国民党的军阀战犯、御用文人、汉奸、特务却被做为神物供养起来,成为刘邓黑司令部统治的社会基础!“北大是池深王八多”,这是对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最本质的概括、最生动的写照!...尽管帝、资、封、修国民党的代表陆平保皇党有着很大的势力,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洪流。
1968年5月4日,《新北大》第一版,《×××造反声明》:最后,深切的希望井冈山兵团大多数的革命和要革命的同志认清形势,丢掉幻想,甩开包袱,坚决造井冈山中反动小集团的反,造乌龟王八的反,彻底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8年5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山寨起火 众叛亲离》:长期以来,井冈山兵团的少数决策人,追随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为适应王关戚杨余傅反党集团的需要,网罗了一批国民党、叛徒、特务等等大大小小的乌龟王八,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纲领,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1968年5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文革就是好》:派文革论者,企图抹煞政权的阶级性,为北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为一切大大小小的乌龟王八、牛鬼蛇神、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鸣冤叫屈,为在北大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1968年6月7日,《新北大》第一版,《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粉碎翻案妖风,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项决定和江青同志重要指示的严正声明》: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妄图通过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项决定》和江青同志的重要指示,全盘否定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同志给他们定的铁案,从而进一步为他们“二次革命”的反动政治纲领翻案,为他们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翻案,为北大深池中的大小乌龟王八翻案,好为他们的黑组织杨余傅及其黑后台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五回合的伟大胜利。
1968年6月7日,《新北大》第四版,《翻案兵团的由来》:新北大革命派根据毛主席的“北大是池深王八多”的指示,揪出了一大串王八,它说是什么打击“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谢副总理传达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四点指示,它说是“先下结论后调查”、“政治陷害”...真是狗胆包天!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东语法律等系斗争如火如荼》:东语系的前身是培养特务的伪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伪北大乌龟王八控制的东语系。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一版,《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站好岗》:我们监改小组负责管理一百几十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大小王八,每天都在同这些阶级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虽然被揪出来了,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在进行翻案复辟活动。
1968年6月14日,《新北大》第三版,《毒蛇并没有冻僵》:阶级敌人贼心不死,拒不认罪,一言以蔽之:就是企图翻案。乌龟王八想翻天,翻案兵团寄希望。操纵北大翻案兵团的井冈山反动小集团,是北大国民党势力的代表。乌龟王八把翻天的梦想寄托在翻案兵团上。...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刻骨的仇恨,连睡梦里都咬牙切齿,磨刀霍霍,想要杀人。法律系肖永清被监改组公开点名批判后,在睡梦中,把牙咬的格嘣嘣的响,大泄其反革命仇恨,狂吠道“杀!我要杀了你!”、“他妈的,什么洋奴,你他妈的才洋奴!”
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一版,聂元梓、孙蓬一审阅的本报编辑部《北京大学的革命火焰》:当戈华、张侠等乌龟王八伙同井冈山兵团现行反革命集团向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时,江青同志果断地指出:“北大是老保翻天。”当王关戚反党集团疯狂围攻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时候,江青同志支持我们说:“新北大公社是一个很好的革命组织。”
1968年7月30日,《新北大》第三版,《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千山万水连着天安门,毛主席是咱社里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北大最了解、最关心!从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伟大战略,到为我们亲手题词“新北大”,号召我们向北大深池中的大小乌龟王八展开猛烈的进攻,新北大文化大革命的每个胜利,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
1968年8月18日,《新北大》第四版,《砸烂古典文献专业这口活棺材》:1959年配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于1958年教育革命的猖狂反攻倒算,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齐燕铭、反党杂家武汉、邓拓和陆平、反动权威翦伯赞、魏建功、冯友兰、金燦然等乌龟王八密谋策划下,黑店终于开张了。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聂元梓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想把“王八”这个詈词扣在谁头上,就扣在谁头上。

旧时民间山神庙或土地庙的对联“庙小神通大,天高日月长”,在北大被伟人点化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风行海内,骂人的“王八”一词成为史无前例的政治“帽子”,可以尽情地扣在政治对手和“阶级敌人”头上。文革结束,低俗粗鄙的这副对联,流传、使用将近十年的“文革名联”,终究归于寂灭。

附录1
三院的门对儿

郝 斌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注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有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校园贴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即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注2:其他八人是:许师谦、周一良、徐华民、汪籛、徐天新、吴代封、范达仁、俞伟超。)的名字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也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六月十八日,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了厕所的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七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二十个人。(注3:这二十人是: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陈芳芝、商鸿逵、阎文儒、宿白、荣天琳、陈仲夫、田余庆、高望之、杨济安、张注洪、李开物、夏应元、孙机、郝斌以及北京大学党委派到太平庄协助工作的党委办公室干部张胜宏。张胜宏后来在经济系任教。)两年之后,一九六八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五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三十四人。这一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注4:参见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未刊),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众多,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靠什么人呢?学生!学校里有的是学生,运动初起,重要的在于发动。青年学生一鼓即起,正是按照毛主席的亲自部署,充当了文革初期的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道,自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二百一十二点四万人次;(注5: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有十三点八万人,(注6: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89~1997)(下册),第六五〇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二版。)几乎赶上过年、过节时候的北京火车站了。我们每人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招引过来。这时候的我们,活像动物园里的展物;而观众给予展物的,是责问,是斥骂,甚至是揪头发再加上一顿拳脚。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一九六六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浆糊未干,后一张就贴了上去,其中以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二十四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进院子,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个团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年过半百的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那时候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一点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此后的十年,我们只是日日苟活,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为算得上是轰烈一场。那天与夏先生共同回首之际,我们都觉自安自宽!
话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他们感到不满足!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二楼有个大阳台,坐西朝东,当时早被腿脚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之中真的分出一条道来,我们被推上二楼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已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八月下旬,正是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检阅小将的大幅照片,在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内,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像是他们在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四十年之后,为写这篇回忆,我携一卷钢尺,到三院特地丈量了一回。那个栏杆的高度八十公分;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七十公分的排水槽,下凹的水槽,宽五十公分。当时,我们只好听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约有十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延续了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在栏杆外,烈日之下,我们个个头晕脑胀。我自思忖,栏杆外的排水槽,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到楼下地面,虽不一定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
那一年我三十二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六十六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那天,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跪得工夫大了,他们竟一时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是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时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之中更求熟练,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在我们跪倒在三院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是一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振荡的时候,齐唰唰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只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挺过了这一关!
日后,向先生还有第二跪,那就是他一个人的独跪了。周一良和我等人,后来也有二跪和三跪。到了二跪的时候,我才悟到第一跪原来还有热身功能。三院那天,齐唰唰一排,我们跪满了阳台上的排水槽;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为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强越小,两者适成反比。它用在我们身上,就显出独跪与众跪的差别!若问,独跪愧,与众跪愧,孰愧?当时我们人人都是羞愧难当,甚至愧得寻死觅活!如今呢?如今,我要向有问的朋友高声呐喊,喊出一声:该愧的应有人在!该愧的不是我们!
此刻的历史系三院正是密匝匝、闹嚷嚷、乱纷纷!忽而之间,竟然得到伟大领袖的亲切一瞥,此事又有几人知晓?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进门的时候,看见褪色的红漆大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等四功五法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薄薄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不说,贴也没贴牢稳,一副的上角耷拉下来,半个字还遮在里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直白的人身侮辱,歪曲了严肃的政治斗争,相信有识有见的领导者一定会站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您别见笑,那时候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那个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依旧,下联却改动了一个字,成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这新的一副,字体大了许多,换了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是严严整整。
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前一副对子时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注7:《聂元梓回忆录》,第一六三页,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二〇〇五年。)
彼时彼刻,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指示”、“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号称“不能过夜”,已经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悄没声地闷了下来,这是何缘故呢?后来看到的材料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个时候的打算,是把文革这把火直烧到高层,烧到全国去,可这是他葫芦里的药,又有谁能够知道呢!
原来这是一盘棋,不过刚刚开局而已。到得后来,只杀得天昏地暗,血流飘杵,方才见罢。此时此刻三院大门上的对联,不过是他布下的一个小小的棋子而已。北大北大!北大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政治棋盘上的金角银边!三院三院!三院沾光不小!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太突然。当时我家住在市中心的东单,距北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不想,女儿给她带来一点消息。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那天,她回家就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更不知道什么叫“黑帮”;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不知道观众里有女儿的老师;终日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我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正是:
开局布子 金角北大劳借重,
池浅池深 银边三院有楹联!


附录2
“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略考

舒 声

“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句话在文革中用得很多,一些造反派把它作为对联贴在单位大门两边,以表示该单位“牛鬼蛇神”很多,借以辱骂和讽刺斗争对象。后来,这副对联又被改了一个字,变成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但这副对联的出处是哪里,最早是在哪里使用的?后来是怎样演变的?很多人并不清楚,笔者做了一点简略的考证,发现这副对联最早的来源是古代土地庙的楹联。
土地庙,又称福德庙、伯公庙,为民间供奉土地神的庙宇,多于民间自发建立的小型建筑,属于分布最广的祭祀建筑,各地乡村均有分布,以至凡有汉族民众居住的地方就有供奉土地神的地方——土地庙。
土地神源于远古人们对土地权属的崇拜。土地能生五谷,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因而人们祭祀土地。土地庙作为人们集中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自然随之兴盛起来。按古代的习俗,每个人出生都有“庙王土地”——即所属的土地庙,类似于每个人的籍贯;人去世之后行超度仪式即做道场时都会选取其所属土地庙。
但因为一个村和一个农户的财力有限,土地庙一般规模很小,有的最后甚至简化成了佛龛,在屋子里供奉。有庙必有楹联,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土地庙虽然规模很小,但楹联也是不可缺少的。
以下是几副土地庙的楹联:

社对青山千古秀
庙朝绿水万年长

庙小神通大
天高日月长

保四方清吉
佑一寨平安

土能生万物
地可发千祥

莫嫌我庙小神小,不来烧香试试
休仗你权大势大,如要作恶瞧瞧

可见上联“庙小神灵大”是出于土地庙的一副楹联“庙小神通大”。至于下联,则是文革中北大历史系学生的再创作,把“山高日月长”改成了“池浅王八多”,贴在了历史系所在地——北大三院门口。
据文革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的郝斌先生回忆:
“一天(笔者注:应为1966年夏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进门的时候,看见褪色的红漆大门上,多了一副对联,写的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常用的那种薄薄的粉连纸,字写的歪歪扭扭不说,一幅的上角耷拉下来,半个字还遮在里面……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那个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依旧,下联却改动了一个字,成为: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新的一副,字体大了许多,换了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是严严整整。”(注1: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年,32页。)
那么这副对联是最早谁贴到北大三院门口的呢?一直没有人能够考证出来,最近,在2015年出版的《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三集中(注2:孙兰芝等主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第三集,九州岛出版社,2015年,230页),北大历史系1963级校友黄申章写到:
“文革初期,我和另一位同学在三院(当时的历史系办公楼)张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一位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在形容当地阶级斗争复杂时用了这句话,我不恰当地把它借用过来)。后来毛泽东主席知道之后,改动一个字,把‘浅’改为‘深’,就变成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不曾想,我的冲动,我的偏激,我的无知,竟深深地伤害了许多教我育我的师长,深深地玷污了北大历史系这块圣地。至今想来,我还懊悔不已,自责不已。”
这就清楚了,第一个把对联贴出来的是黄申章和另一位同学,而他也并非对联的真正创作者,而是听四清工作队长说的,而工作队长则应该是根据民间流传的对联改编出来的。
那么又是谁把这副对联中的“浅”字改成“深”字呢?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1966至1968年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163页写道:
“北大那时候出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这是讲北大的牛鬼蛇神多。过去总是说北京大学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教授,现在把褒贬都颠倒过来了。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去了,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池浅也好,池深也好,这都是对着教授们讲的。”
把北京大学这座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定性为“池深王八多”,是说北大“水深”,情况复杂,“牛鬼蛇神”众多,所谓“王八”当然指的是那些走资派和学术权威,也就是各级干部和教授。这不但是打击一大片,是对广大干部和教师的人身侮辱,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这座社会主义大学的错误定性。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在文革中,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工宣队、军宣队,都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广大干部和教师。
以历史系为例,文革开始不久,就有隋唐史专家汪籛(jiǎn)服毒身亡,考古专业青年教师俞伟超被迫在清华园车站附近卧轨自杀,幸而被火车头带的清道机扔了几米远,保住性命,但落了终身残疾。之后又有中国史教师李原被逼服毒自杀,历史系文革主任吴维能在圆明园自杀身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保护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也在中央专案组成员的逼供下,同夫人一起服安眠药自杀。在他遗体的裤兜里留下两个纸条:一是“问的问题无法回答”,另一个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校文革在干部、教师队伍中大抓“黑帮分子”、“牛鬼蛇神”,把几百名干部教师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每天请罪,经常被挂牌批斗,不许回家,有些还被赶到远离学校几十公里以外的昌平太平庄去劳动改造。
1969年10月,迟群等人又把上千名干部、教师和家属驱赶到血吸虫病的灾区江西鲤鱼洲劳动,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注3: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北京大学的广大干部、教师才得到彻底解放,扣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帽子”才被彻底摘掉。“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这副荒唐的对联,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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