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清查五一六运动始末

　　　　　　　　　　　　　　　　·杜钧福·

　　“清查五一六”运动全名是“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简称“批清”，是文革中的１９６７年以后开展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数年之久。对于其内幕，至今知之甚少。今天我讲的重点在其初期和北京的情况。

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所说的“五一六”，实际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五一六”是实际存在过的一个群众组织。它只在１９６７年活动了几个月就被取缔。第二个“五一六”是一个虚拟的、根本不存在的“阴谋组织”。

　　第一个实在的“五一六”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反击“二月逆流”过程中产生的。当时一些造反派怀疑“二月逆流”的后台是周恩来，就串联起来，从事反对周恩来的宣传活动。其首领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

　　张建旗是原来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世军之子，本人是预备党员。文革初期，他的父母都被打成黑帮。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２至２３日，钢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五一六通知”正式发表，张建旗等估计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遂积极活动起来，串联观点相同的人，于６月２日成立了钢院的“五一六兵团”，３日公开贴出《致总理的公开信》的大字报。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日，因中央文革对此表态，有人动摇，他们进行了“两忆三查”活动，作出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并因为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将组织名称改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此后，他们到处贴标语，攻击周恩来和政府系统的领导干部如李先念等人。他们被批判为“公开为刘少奇翻案”是指他们将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归到周恩来身上，为刘少奇开脱。

　　８月９日，他们将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并且邮寄、散发传单，使他们的活动达到高潮。

　　他们的人员很少。据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当时说，谁是五一六的成员，没固定标准，大约可分三类：头头和骨干２０人，持相同观点，参加贴大字报等活动的２４人，被串联过的，表示赞同，提供材料的２１人。其主要成员，除钢院的张建旗外，还有该校的李连菊、李芳、陈力和１０１中学的郭海燕，商学院的程镇华等。外地人还有长沙一中的唐亦安。而“后台”据说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何畏。说是后台，只是因为何畏和张建旗等谈过话。

　　这个“五一六兵团”经常和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六红卫兵”一起活动。这个“六一六”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刘令凯为首。他们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贴出过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而被开除出北京“三司”。

　　按照文革的标准，说“五一六”或“六一六”是反动的可以，但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秘密和阴谋。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其它群众组织并无不同。他们的主张是写成大标语，贴在大街上的，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东躲西藏，是因为人家正在抓他们。他们的组织松散，谁是成员不很确定。串联过的当然不算。总人数大约４０－５０人。这个当时公安部掌握的数字应是可靠的。他们自称有八个“方面军”，大约是夸大其词，虚张声势，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

　　出现张建旗这样一拨人和“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并不奇怪。按文革中这些人的逻辑，刘少奇能打倒，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打倒？在文革中屡次发生“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件，自毛泽东以下，不管什么人，都被攻击过。另一方面，怀疑、以至反对周恩来，也确实是造反派中的一股潮流。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或称为极左派的，总感觉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特别是在反击“二月逆流”中，一些人怀疑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后台。１９６７年８月在湖南，也发生“齐卫东”炮打周恩来的事件。原因是他们怀疑周恩来和处理湖南问题的“二四通知”有关。

　　一般来说，对于文革中屡次出现这些炮打中央领导的事件，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不应过高评价。基层群众根本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对这些中央领导做出的判断都是缺乏根据的。况且其中许多人有一种投机心理，希望就此一举成名。所以对于这些人的活动，很难说是一种什么思潮。思潮总得有点思想。

　　最先关注这些人活动的是北京学生造反派领袖。他们知道这事不能含糊，急于和这些亡命之徒划清界限。５月２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如果将他们的表态单纯看为作秀，也不尽然。造反派感觉到周恩来是支持他们的。他们也感觉到周恩来对他们的支持不如中央文革那样鲜明。而这一区别可以理解为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必然是务实派，以尊重现状，维持稳定为己任。当然，支持造反派也可以被看作是尊重现状的一种选择。

　　５月２９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陈伯达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７月２９日，唐亦安、郭海燕等４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扭送公安机关。８月８日，被抓的４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符合毛泽东要“说服他们”的指示。这一阶段的抓“五一六”是“皇上不急太监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却不反对共产党，算作极左派，是恰当定性。中央文革对抓“五一六”不那么积极，是因为有毛泽东那句话。

二，对“五一六”政策的转变

　　但是，在８月初，正当“五一六”活动猖獗的时候，国内相继发生“揪军内一小撮”、王力“八七讲话”等事件。毛泽东感到需要把斗争矛头转向“极左”。于是，对极左分子的政策再也不是“说服”了。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转折发生在８月８－１０日。

　　８月１０日至１１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各学生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在这里他很明确提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对中央。

　　８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８月１７日起，“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组织部长李芳等相继被抓获。８月２６日下午，全国１４００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９月１日，北京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等领导人发表了讲话。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捣乱，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

　　按说到此，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没有，它刚开个头。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此文在批判陶铸曾说过肯定“怀疑一切”的话时引出这样一段：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这里是按照阎长贵之说叙述的，王年一的书上说从上面第一段就是毛泽东加的）

　　显然，这里所说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是和“五一六”这个组织相联系的。但是，在毛泽东写这些文字的时候，“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成员已悉数被捕，也没有挖出什么操纵者。

　　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的９月５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讲到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９月９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９月２３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安徽“Ｐ派”与“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以后，根据江青这一讲话，规定凡是有“三指向”（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

　　这个时期的“批清”主要限制在北京范围内，但是北京的大多数单位和学校还是造反派掌权。他们刚刚充当了打倒真正“五一六”的先锋，谁能说他们就是“五一六”？这个弯子不能转得太快。当时的政策还是号召群众组织自己抓自己的“五一六”，所以整个运动的规模并不像以后开展得那样普遍，在面上主要是一些专案组的调查、核实工作。从具体领导来说，也认为这个“五一六”不会有多少人。谢富治９月１０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５０人，这５０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但是，在一些部委，这个运动搞得非常激烈，都和１９６７年发生的几件事有关。

　　首先是外事部门，特别是外交部。这是因为，在１９６７年夏季，在外交上连续发生一系列对外冲突事件，特别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国际影响极坏。此外，在外交部确实有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其时间也是和“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同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外交部的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五一六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反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这一动向很快被中央文革制止，联络站本身也整风，批评了王中琪。王中琪本人也写检查呈送周恩来。

　　８月底旧事重提。８月２５日，周恩来对外交部人员说，“‘联络站’有人起码同‘五一六’有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而‘五一六’和‘六一六’有关系。我有材料，现在我不点名。是间接还是直接的，我现在也不讲。”８月３１日，他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时说：“陈家康像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并宣布副部长陈家康、王炳南停职检查，说“五一六”在外交部不可能一个没有。９月４日，陈家康作为“五一六”在外交部的“头目”而被捕。这可能是第一个以“反对周恩来就是‘五一六’”罪名而遭逮捕的人。陈家康的罪名是他曾揭发陈毅在文革初的部党委学习会上，说过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乾纲独断”。他后来于１９７０年７月７日因心脏病死于五七干校。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说：“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

　　另一个副部级的牺牲者是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他是１９５０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功臣，文革前刚从西藏调京。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５日，有群众组织抢政协和统战部档案事件发生。有人揭发张经武支持他们，由中央专案组对其审查，说是“五一六”的黑后台。张经武不堪折磨，绝食而死。

　　卫生部于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０日开了一个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群众大会。次日，又有人给李先念贴了大字报。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三一○事件”，被认为是反周恩来的。文革开始时从４７军政委岗位上调到卫生部任临时党委书记、兼文教政治部副主任的孙正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倍受摧残。因这一批判涉及中央领导的保健问题，另一“御医”、著名中医叶心清也被涉嫌关押了两年。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５日，周恩来接见卫生系统人员时说，中医研究院的医生叶心清是“江湖医生、政客”，是“五一六挂帅的”。９月全国政协委员叶心清在监狱里身亡。今天，关于叶心清的介绍资料是这样说的：“１９６７年９月，叶心清被林彪、江青一伙扣上‘五一六分子’、‘国际间谍’等帽子。１９６９年９月含冤病故于狱中，时年６１岁。”

　　另一事件发生在农林口。在１９６７年初的夺权高潮中，各个系统的造反派纷纷夺了本单位和相应的管理部门的权。其中只有农林口是谭震林支持下的保守派夺权，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在此期间，农林办公室革委会成立后，宣布农林口政治部主任秦化龙及其支持者是反革命，被批斗和监督劳动。秦化龙是１９６４年从上海警备区政委任上调到农林口的。

　　但是谭震林参与“二月逆流”被批判，农林口的案又翻了过来。５月１６日进驻农林口的一些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成立了“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五一六兵团”，以反击二月逆流为旗帜，明确要求为秦化龙平反，并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他们这个行为受到谴责，很快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宣布解散。这个“五一六兵团”虽然只存在了一天，但却早于张建旗的钢院“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特别是，秦化龙和反革命集团“五一六”发生了无法摆脱的联系，成了五一六的“黑后台”。他之所以倒霉的另一原因是他属于以马明方为首的“新疆叛徒集团”。

　　张经武、孙正、秦化龙这三位牺牲者的共同特征是文革前刚调来的“外来户”。

　　另一发生剧烈变动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王力、关锋被否定以后，与他们联系的学部“红卫兵联队”迅速垮台。其领导人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等也被当作“五一六”来批判。潘梓年还被认作是“叛徒”。

　　尽管在这些单位“批清”搞得轰轰烈烈，在面上仍进展不大。１９６８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小组成员。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晃晃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他们的讲话来看，基本还是一年前的口径，认为“五一六”没几个人，还是张建旗和学部那些人，当权派不一定能算。谢富治仍坚持他的三类人分法。这个工作没什么进展。这也不奇怪，因为“五一六”这些人早抓完了。虽然在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期间，周恩来、江青等领导人还有一些关于“批清”运动的讲话，

三，运动的全面铺开

　　１９７０年初，这一“批清和清队”运动迅速发生转折，变成一个全面整肃造反派的运动。其背景是在１９６８年毛泽东宣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文教单位，学生分配或下乡，干部下放，造反派队伍解散，形成不了对抗力量。“批清”整了造反派，但整得不彻底。

　　这一转折可能与毛泽东的态度有关。１９６８年，北京外语学院教师章含之，不满意入驻的海军军宣队支持造反派，遂和另一教师一起，向毛泽东上书控告军宣队“包庇极左势力，迫害干部、教师”。毛批示了她的信，要北京市委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贯彻后，军宣队在政策上可能有一定调整，但还未使章含之满意。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以后，她再次与那名教师联名上告到毛泽东，不但告了海军宣传队，还告了北京市，说谢富治支持反周恩来的“六一六”。毛泽东再次对她的信批示，并决定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语学院。此外，毛泽东对中调部、北师大关于“批清”运动的来信也分别作了相应的批示。

　　大规模的“深挖”在１９７０年初就已经开始。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晚到２５日凌晨，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教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时，周恩来在其长篇讲话中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６７年５月１６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５１３’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

　　周恩来在这里语焉不详，也许是记录不准确的关系。他说，“五一六”文革前就有，但根据后文，应理解为文革前是“根子”。又说有“大五一六”和“小五一六”。其中的“小五一六”可能相应于真实存在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但也有所夸大。而“大五一六”是他扩大的部分，将军队的冲派算了进去。总之，周恩来所描绘的“五一六”成了在时间、空间、内涵上都严重夸大了的“大杂烩”。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点了王、关、戚、杨、余、傅、萧华、吴传启、潘梓年等人。江青点了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的名，还说王光美、李敦白是特务。

　　３月２７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通知是３月２４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周恩来找吴德谈话，说毛泽东指定他任抓“五一六”办公小组组长，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任副组长。

　　此后，在全国掀起“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然而随着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铺开，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数目急剧增加，负责清查工作的领导和专案组越来越困惑。特别是“五一六”分子的数目多得不可思议，而且他们的交代根本对不上号，显示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

　　被抓出来的“五一六”分子们也感到困惑。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不但知道自己不是“五一六”，而且确信被揪出来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是“五一六”。对自己和如此多的造反派受到审查，他们不感到奇怪，但是，毫无根据、违反常识地宣布他们是“五一六”分子，这以后如何收场呢？

四，“重罪行”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９日，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作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他还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他还说：“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他还说对“五一六”不能“三不四同”，“不能一律不戴帽子、不给处分、不装档案。没参加组织就不能定案是不对的，是把自己圈起来。”

　　周恩来的讲话，为解脱上述困境，调整运动目标指出了方向。这就是：第一，不纠缠组织。不纠缠，就是不否定以前揪出的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没说你们不是，只是和你们不计较了。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没参加“五一六”，那是还没来得及参加，其实跟参加了一样。在这之前，吴德、谢富治们还坚守着自己认定的标准，即只有参加了“五一六”才能算“五一六”，致使运动长期得不到进展。如今，他们明白了，原来“参加”也可以是将来时的。这就是说，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政策和道德约束，将你所不喜欢的人打成“五一六”。

　　第二，要“重罪行”。重什么“罪行”呢？周恩来说：“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他可能具体指的是北航“七二五黑会”，但这样的说法为“罪行”的无限扩大提供了依据，也为将“五一六”扩展到全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外地更和北京真实的“五一六”没什么联系，除去长沙一地。

　　“罪行”中，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三指向”，以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大逆不道。那时常说的一个词叫“议论”。反对中央首长固然罪大恶极，议论中央首长亦为不赦。例如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被打为“五一六”分子，就因为“议论康生”。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只可敬畏，不可议论，如对神明一样。中世纪的英王詹姆斯一世曾说：“议论上帝是亵渎；议论国王是反叛。”不许议论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特征。

　　“五一六”罪行也可根据一些事件来确定。这些事件因地区单位而异。例如，１９７０年１月９日，周恩来说：“‘五一六＇专案组把几件大事搞出来，弄清楚就行了，如８月１１日批陈大会，围困中南海，谁参加了？谁的头？当时我在中南海，我就是不走，戚本禹对我说：要走。当时刘、邓都在中南海，我要走了，冲进来就不行了。……”

　　从这些事件定罪要比“三指向”的范围还宽。例如“围困中南海”事件，当时是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斗。当时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谁想得到这样的行为也成了“五一六”罪行呢？原来，戚本禹教唆围困中南海的目的是要把周恩来赶出中南海。这又有谁想得到呢？况且，戚本禹１９８０年受审判时，也没宣布这样一条罪状啊。但是在抓“五一六”运动中，北京建工学院女学生董临平就是因为这一条罪状（不让周总理睡好觉）受审查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４日自杀身亡的。

　　１９７１年２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此后，清查“五一六”又掀起高潮。这就是吴德说的抓“五一六”“时伏时起”。

　　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被揪了出来。于是，在“五一六”的后台的名单中，增加了陈伯达的名字。１９７１年“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名单中又增加了林彪。但自此以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开始沉寂。原因之一是清查“五一六”都由进驻各单位的军代表负责，而在“九一三”后，不少地区的军代表撤出。但在一些地区，清查“五一六”仍然继续开展。

　　到此，“批清”运动战果辉煌。在外交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另有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３１人；因“五一六”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８０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１７０多人；因“五一六”问题而属一般错误的１４０８人；总数超过当时外交部的人员的一半。除陈家康副部长外，刘晓副部长、前驻苏大使潘自力，也被打为‘五一六’后台。

　　在“学部”，原来的三派，“红卫兵联队”早已整垮，又继续整“大批判联络站”。后来下干校继续整，不断有人自杀，使得“批清”成为“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人最多的一次运动。

　　“批清”运动扩展到全国，甚至西藏那样偏僻的地方也开展起来。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政策界限，各地开展激烈程度不一。被审查总人数有人说是５００万，但未经核实。

五，结语

　　这段谈一些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先说和“一打三反”运动的关系。“批清”的全面铺开和“一打三反”运动是同步进行的，都开始于１９７０年初。在有些部门和地区，二者同时进行。有些单位“一打三反”就是“批清”，没有另外的“一打三反”。在一些地区先进行“一打三反”，后进行“批清”。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开始时都有中央文件，但实际起指导作用的未必是公开的文件，而是层层传达的首长讲话。对于“批清”，周恩来的两次讲话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正式“批清”文件发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而北京市早在１月１１日布置这一运动，笔者是在１月５日或６日听到这一消息的。可见这一运动是在１９６９年底布置下来的。

　　二者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这使实际主持者很为难。在商量如何落实政策时，李震建议向上写个报告，向下发一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吴德不同意而未行，他说当初成立联合小组时，他就提出过政策问题。周恩来说，就按延安肃反的九条方针，再加上“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想搞个政策界限，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所谓延安九条是指中共中央在１９４３年８月１５日发布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它是非常一般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审干运动。所以，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提出政策界限，而领导者也清楚意识到，不可能提出任何政策界限，也可能故意不提出政策界限束缚自己手脚。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中，这也是很罕见的。

　　此外，二者都不再“一碗水端平”。这是前期“支左”的规定，就是对“左派”要一视同仁。虽然实际上是支一派打一派，但在大面上还是保持平衡。但这次明确要打击造反派，就是比较激进的那派。

　　二者不同之处是，“批清”确实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自杀的不算。“大部不抓”指没有抓到监狱里，被“群众专政”抓起来的不少。

　　两个运动的这些特点显示与以往政治运动的不同，也使人们对此产生疑问，特别是“批清”运动，想知道它来龙去脉，也想知道高层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姚文元文章上加上那段话，说存在着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为什么做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呢？这里面是否有误判呢？

　　据我看，在事情的开头，误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因为，国家领导人有他的信息渠道。他不能完全相信专设的情报机构，况且这些机构在文革中已陷瘫痪。在这种情况下，派遣了许多中央文革人员和解放军报记者到各地搜集动态，还派自己的身边人下去摸底。爱打小报告的章含之就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信息员之一。但是，为了显示自身的重要性，这些信息来源往往强调内容的严重性而误导领导者。但是这种可能的误判仅在开头起作用。“批清”延续了几年，不可能一直误判。

　　另一因素是备战。“批清”的普遍铺开是１９７０年初的事，应该决策于１９６９年底，酝酿于１９６９年１０－１１月间。那时的形势，已经不是备战而是临战了，正在从首都大规模撤退人员。大战之前清理内部是一贯做法，当然另一方面，乘备战之机清理那些早想清理的人员也是常用的手段。但这点也不是主要的，因为“批清”延续了几年，后来国际局势基本稳定了。

　　第二个疑问的是程序问题，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问题。这里说的常理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应有的规则，而是当时应当遵循的规定。中共自早期的肃反，到延安的审干，形成了一套程序和规定，如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就在什么范围内平反。已经得出结论的问题，下次运动不应再立案审查。但是，自从文革以来，那套规矩早已打破了，如“六十一人”问题，但是不如“批清”涉及人员这样多，范围这样广。而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是“重组织”，把很多人打成“五一六”。后来进行不下去，就转而“重罪行”，并不把前一阶段的问题说清楚，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并不纠正，拿另外的问题掩盖。还有，在文革早期，经常拿宪法来说事，但转眼之间，说不经过中央开会就是反革命！而且这些“罪行”基本都是在１９６８年的“清队”运动中审查过的。还有，就全国来说，至今并没有对这个文革中最大的假案平反。

　　这件事很多人不能理解，是因为我们惯于拿常人的眼光来判断领导人。而这一运动主持者的秉性和常人是不一样的。这些领导人，是从职业革命家转化成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他们更多的继承西方工人运动以及国际共运的一些传统，因为他们中多数曾留学法国或进过苏联的东方大学。俄国１９世纪革命家捏恰耶夫有一本《革命者手册》在一个时期流传甚广，并作为一些早期革命者所信奉的圭臬，无形中影响了一代人。其主要精神出自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规定职业革命家要有一种坚忍的气质，不受各种世俗的情感和通常的伦理所约束。而且，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可以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后来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说，可能就是从这一手册的精神演变来的。

　　再说决定这一运动的主体。周恩来实际上主持了这一运动，但是江青的立场看来也没什么区别。据说林彪曾说过“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而毛泽东收到的小报告和他作出的批示起多大作用我们也不很清楚。而且，毛泽东也说过另外一些话：例如在１９７０年２月讲过“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抓起来的。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判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所以每个人的态度很难判断。

　　我要指出的是，到底“谁主沉浮”？实际上，当时真正的最大权威的是整个干部集团，特别是文革后期。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要看什么话了。如果符合这个集团的利益，那就很容易贯彻，而且有所放大。如果不符合，则在表面上服从，实际运行打折扣。我们不能否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但是必须看到最根本的问题是干部集团的利益，领导人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为所欲为。所以周恩来说要“重罪行”后，吴德很快理解要乘这个机会整“五大领袖”。再者，“五一六”案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平反，但在少数地区平反了。在这样的地区，一些领导干部也被打成“五一六”。

　　我再说说这个干部集团，或者说特权阶层问题。原华北局干部郭献瑞１９６９年调北京市管财贸。当时市革委会要他抓市场供应，要做到“三个必保”：保证市民有吃的不断顿、保证首长的特供、保证友谊商店必要的商品供应。看来这个“特供”从未断过。中下层领导干部如何呢？以长春市为例，在１９６７年夺权初期，管理部门瘫痪，在一个短时期内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由于各机关不再上班，原来供应机关食堂的猪下水等肉类食品大量上市。而新的政权机关在初期不再搞“特供”，大虾仁、花生米等特供食品也出现于市场。干部们的消费竟然如此强烈影响市场供应，说明文革前干部们的生活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市民，也说明干部队伍已相当庞大。这个干部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

　　那么，为什么要整造反派呢？实际上造反派早已溃不成军了，为什么还要穷追不放？原因之一是造反派中可能产生“异端”思潮。这异端是指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偏离，可能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倾向。其中很多人其实是原教旨的，就是想把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三言两语论述系统化，与他们受过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兼容，所以也可算作一种理性的追求，而马列主义只能靠“灌输”，与“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目标相悖。何况，在造反派思潮中，后来还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样的自由主义萌芽。而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则走向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所以，“批清”运动，还有“一打三反”中的“一打”针对的就是一批有思想的年轻人，例如在湖北，“批清”运动就是整“北决扬”这样的“异端”。

　　在政治上，主要考虑是，如果任凭造反派发展，有可能形成异己的政治派别。虽然这可能的派别，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民主派”，也不同于“党内有派”、不同的山头，也不同于传统的“民主党派”。西安著名造反派领袖李世英曾主张，不应该摧毁保守派，而应该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果真能实现且持续下去，将是两党政治的雏形。这一可能当然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消灭于萌芽。

　　让我们回忆１９６７年姚文元的那篇文章。文章是从批判陶铸的“怀疑一切”引出“五一六”这段公案的。当时陶铸的这句话确实引起许多造反派的共鸣。一位当时的中学“黑五类”红卫兵说：“不管实际上是不是‘怀疑一切’，这个信条表现出对过去‘服从一切’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批判意识。他说：“文化革命到来，除了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高权威的信任还保留着以外，其他各级领导，以及各种思想上的权威都突然消失了，甚至成了反面形象。”文革之初，造反派确实是“奉旨造反”，是从体制内部生长出来的，但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可能走向反面。直到文革后期，许多造反派都仅仅保留了对毛主席的敬畏。现在，伟大领袖的年事已高，一旦不测，思想领域必然发生混乱，必须预防于未然。抓“五一六”的意义就在于此。

　　所以，为什么不能给“五一六”平反呢？因为根本没有搞错。文革结束后的“揭批查”、清理“三种人”就是“批清”运动的继续，是对造反派更加“精准”的打击和清除。此时毛、周、林、江均已不在。要不然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是个干部集团的问题呢？

　　文革后，原中央专案组的“五一六”专案组归中组部管。当时的部长宋任穷说，“五一六”专案组不存在“四人帮”插足问题。所以有人说，既然抓“五一六”没“四人帮”插足，为什么要平反？这其中在逻辑上存在什么问题我就不分析了。

《文史讲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