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

舒 云

1973年10月21日深夜，李震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自杀身亡，年仅59岁。

李震（1914-1973），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12军副政治委员；1954年5月任第三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8月，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为第二主任；1965年5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1966年9月，任公安部副部长；1970年6月，任公安部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原公安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图为李震军衔照）

李震的自杀，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说：“李震是个好同志，他不可能自杀，一定是他杀。”

于桑、刘复之侦查后得出李震自杀的结论，却因此被关押。众多法医专家签名的尸检报告仍是自杀，但还是迟迟下不了结论。李震性格内向，身处高位更趋寡言，他自杀的原因始终成谜。1977年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不仅不能盖棺论定，反而以妄加的“畏罪”之罪，导致谜上加谜。

2023年1月30日，在李震自杀半个世纪后，周根龙（正军职离休干部、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笔者有幸看到周根龙的回忆录《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上下册（自印本）。原来李震自杀前一个月，曾奉命赴山东枣庄调查一攻击中央领导人的匿名信案。调查回来后，李震对周根龙说：“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为反革命……”

笔者认为，调查枣庄冤案，就是从精神上压垮李震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震等一批军队干部到公安部任职

1966年8月，公安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布，狄飞（公安部12局局长）为反革命分子，徐子荣（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为右派分子，刘复之（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公安部副部长）、尹肇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等人是徐子荣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和“罗瑞卿地下公安部的主要成员”，会后停职检查，与公安部一批局级干部相继被批斗。公安部许多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长被关进监狱。

周恩来向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提出，选调一些优秀干部到北京任职。

1966年9月，李震被任命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有说是谢富治把李震要到公安部的，也不是不可能。抗战时期李震和谢富治同在太行地区，与刘湘屏 也相当熟悉，死前几天李震还到过刘湘屏家。

李震铁面无私，到公安部任职连秘书都没有带，是光杆司令一个。他还规定部队干部到公安部任职不升迁。 李震掌管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同时兼管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安部是一个烂摊子，李震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受到周恩来的赞赏，但似乎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毛泽东一向重视公安部，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是他点的名。1959年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上将军衔的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1969年4月，公安部领导小组７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是候补委员，此后他们很少过问公安部，公安部的日常工作由李震主持。1970年6月，谢富治因癌症住院。据说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李震接任，毛泽东则提议曾山（内务部部长）。李震简历中有清华大学肄业生的记载，说明他是当时高级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并不感兴趣，以下事实可以佐证。

中央专案组居然把李震排除在外

1970年9月12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康生前一天的报告。报告提到政治局会议除专题报告外，议了下列几个问题。一、陈伯达案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三人负责，具体工作由王良恩、杨德中、李鑫三人处理。……

1971年9月21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拟同意汪东兴关于成立林彪、陈伯达专门小组的报告，批示“同意”。报告说在中央政治局下设一林、陈专案工作小组，掌握和整理全部案件材料，分类摘要呈送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审阅。这个工作小组以纪登奎为主、汪东兴为副，领导进行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文件[71]62号《中共中央通知》下发。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病逝。 4月16日曾山病逝。李震出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参与了中央专案组审理林彪案的工作，甚至亲自审理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却没有进入中央专案组，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说李震的少将资历不够，李德生、汪东兴、吴忠不也同为少将吗？更何况李德生是军级干部，而李震是大军区一级干部……

1973年8月，李震当选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但没有进入第十届中央政治局，而他的前任谢富治是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说：“李震死在党的十大后，四届人大前，你们要想的深一点、远一点。”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对李震的态度。江青要把李震打成反革命，显然不是随口一说，背后还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震自杀与公安部“算旧账”无关

1969年初，公安部以机构改革为名，由1200人减至100人左右，除留下40个造反派成员外，包括副部长于桑、刘复之连同家属在内，都被下放到黑龙江笔架山农场和湖北沙洋农场（五七战校）劳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于桑、刘复之等下放干部陆续返回公安部。

公安部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于桑（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主要是“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为此，李震有检讨，和公安部“批林整风”情况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说：“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公安部“算旧账”（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反“算旧账”（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的矛盾焦点。李震在核心小组传达过纪登奎对他的批评。一部分人认为于桑、刘复之带头“算旧账”，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周恩来指示，统一思想后报告国务院。

因为文化大革命不允许有任何否定，这个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有人说，李震自杀是因为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刘复之否认。他说：李震比于桑和我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年11月，与李震自杀相隔将近一年，因此它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但是，刘复之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他讲了两件事。

叶剑英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派人盯梢，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叶帅办公室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李震很紧张，让刘复之查问，原来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当时有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中规矩都被破坏了。李震、刘复之亲自上叶帅家道歉。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叶帅没有在意，而且是下面人阴差阳错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回来的路上，他对刘复之说：“唉呀，要掉脑袋。”刘复之说：“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服务人员感到很奇怪，问怎么回事。刘复之打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1973年9月，李震奉命到山东枣庄调查匿名信案。这时距离李震自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之后就发生了周根龙所说李震和他的深谈。

李震突然失踪，公安部大院大搜查

10月20日晚，李震召集核心小组开会。因意见不一，于桑同曾威（公安部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原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1955年少将）拍桌子吵起来，会开不下去了，决定下星期一接着开。

10月21日是星期日，施义之（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原21军政治委员）回忆：我因发低烧牙疼躺在家中，白天李震来看我。他心情很沉重，说：“你看昨晚又吵起来了。”我劝道：“意见不一吵几句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吵就行了。”坐了一会李震就走了。

这时，李震自杀已经进入倒计时。

10月22日，公安部核心小组继续开会，李震缺席，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李震家人说：昨晚李震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说去开会就走了。李震半夜被叫到国务院开会是常有的事，可是并没有查出谁打的电话，门岗反映李震没有走出公安部大院。

施义之回忆：“10月22日，我去北京医院看牙，11多钟我从医院回来，径直到五号楼（核心小组开会地点），看见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刘湘屏（住公安部院内）、张其瑞等人都聚在五号楼门前，气氛很紧张。在人群里还有李震秘书郑爱萍和其他干部。他们告诉我已到处找过，五号楼地下管道内也找了，没有。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呆站在那里，似乎有不祥的预感。”“组织人再去找，包括全院子的地下管道内都要找。结果两位工人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工人出来时，刘湘屏回家正路过，刘马上叫人通知我们。得到通知以后，我和于桑、曾威、刘复之、黄庆熙一同赶到那里。刘湘屏要于桑、曾威下去看看，关照不要动，不要破坏现场。他二人上来后告诉我们，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

李震口袋里还有安眠药。法医解剖发现，李震服了30多片安眠药，然后用绳子勒脖子，可见必死的决心。

周恩来立即告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并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 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周总理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 周恩来秘书当晚曾给李震打过电话，李震还谈笑风生，所以周恩来不相信李震自杀。于桑、吴忠、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刘传新等人组成破案组。

施义之也认为李震不会自杀，也不应该自杀。不过，施义之说：李震在他的位置上负责的事情多，了解的事情深，自身的工作压力和思想矛盾又极少透露，我对他的内心了解甚少。他死前，我看到他按中央要求处理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歧意见及争执进行不下去的困难处境，是很同情的。他死后我从感情出发最初无法接受“自杀”一说。

周恩来委托华国锋负责李震案

1973年10月23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李震案情，并听取有关侦破情况的汇报。周恩来对李震印象不错，李震之死给他的压力很大，他专门请来熟悉李震的陈锡联。沈阳军区的干部说：中央要人，我们将最好的干部送去，怎么到了中央落了这样的下场？江青在会上大叫李震之死是阶级敌人谋杀，要追查凶手。会议研究决定，华国锋负责破案，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局内部进行整顿。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

破案组人员几经变化。10月22日，周恩来决定由于桑、吴忠、杨俊生、杨德中、刘传新成立破案组。10月23日下午，周恩来指定破案组增加张其瑞、郭玉峰、田维新（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说，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工作，主要是在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于桑组织技术人员，经过三天调查，结论是李震自杀。刘湘屏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李震是“他人谋杀”，说于桑是老公安，却明知故犯，破坏了现场，他和刘复之就是后台。

10月24日18点，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政治局成员开会。21点，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研究李震案情。周恩来说：“李部长是被害。我把陈锡联同志请来了，他很了解李震。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李震被害的教训是他政治上软，受到批评就知难而退，想回部队。”

接着，周恩来要施义之汇报公安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分歧的情况。施义之汇报时，纪登奎说：“李震就是软，一软就转，一转就死。”汪东兴说：“他们（指于桑、刘复之）是反文化大革命、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施义之汇报到“我感到公安部有一股落后势力”时，江青插话说：“什么落后势力，是一股反动势力。”施义之汇报核心小组内吵架后说：“我没敢想于、刘会是谋害李震的后台。”江青说：“你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吵架阶段，于、刘不是后台，跳到前台来了。”“于、刘是转移方向，向党进攻。”

10月25日，周恩来决定破案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核心小组负责人施义之、张其瑞（造反派、核心小组成员），刘湘屏、刘传新及北京卫戍区副政委邹平光参加，限期破案。

10月26日下午，于桑接到开会通知，刚走进人民大会堂，就被架走了。接着刘复之也被架走，美其名曰“被保护审查”。 围绕李震死亡原因，公安部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133人被审查，其中局级干部29人，处级干部31人。

10月27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周恩来提到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后，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报告经毛泽东圈阅，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当晚7点，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研究李震案情。
10月29日，王洪文到中央读书班说：“公安部长李震死了，99%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王洪文专门去公安部，发现李震上吊的绳子上打了一个结，就老讲打结如何如何。李震上吊的绳子是从办公室窗帘上剪下来的，他抓住大做文章。华国锋后来谈到王洪文，用了“实在幼稚”四个字。

华国锋仍然给出李震自杀的结论

华国锋亲自到李震自杀现场察看。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里面很狭小，进去就是台阶，李震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里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脚印，他杀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指示请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尸检，并指示从北京、广州等地公安局调法医专家来。10月30日至31日，在吴阶平主持下，调来一批著名专科医生和法医。11月8日夜，周恩来和刘湘屏、吴阶平等人谈话。11月9日凌晨3点，吴阶平、林钧才等签署给中央的书面报告，排除李震死于他杀。在尸检报告上签名的有：刘汉臣（北京市公安局）、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李延吉（上海市公安局法医）、陈仲芝（广东省公安局法医）、吴声屯（天津市公安局法医）、韩木林（北京市公安局法医）、赵海波（公安部法医）、李伯龄（公安部法医）、朱燕（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张孝骞（首都医院内科医生）、陈敏章（首都医院内科医生）、王直中（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韩宗琦（北京医院口腔科医生）、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林钧才（北京医院）、吴蔚然（北京医院）、董炳琨（北京医院）。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的省、市公安局派出技术人员，检验现场痕迹。1974年2月2日，上报中央《关于李震死亡案件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也排除他杀。

11月11日，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第十届中央委员、与王洪文造反起家）、杨贵（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他们与施义之等人都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甚至一口咬定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王洪文也坚持说李震被阶级敌人谋害，要追查凶手，他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
王洪文的态度，是江青、毛泽东的态度吗？

施义之回忆：“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３月３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关于李震案情，毛泽东没有表态。但他听取周恩来汇报后，让周恩来转交给华国锋一本蔡东藩（1877-1945）的《明史通俗演义》，特意叫华国锋看其中的三大疑案。

毛泽东让华国锋看明代三大疑案是何用意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的破案小组会议。会上华国锋传达毛泽东的话：“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在众多法医专家拿出排除他杀的结论后，毛泽东仍坚持他杀。华国锋在会上说：毛主席要我们读《明史通俗演义》第80到82回，讲的是明末宫廷关于接班人争斗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43（1615）年5月30日，疯汉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宫，乱打皇太子朱常洛，最终被捕获处死，史称梃击案。朝廷争论不一，有说张差疯癫，有说是陷害太子的阴谋。案情牵涉试图让儿子登基的郑贵妃，万历皇帝极力调解，迫使皇太子改变“必有主使”，“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不许波及无辜人”，糊涂了结。

万历48（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帝病亡，挺过梃击案的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泰昌。8月初一泰昌帝登基大典，“冲粹无病容”。然而登基才10天，皇帝突然一病不起。御医要给他服用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的“红丸”仙丹。大臣们多数不同意，而皇帝执意服用一丸。“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又再进一丸，次日（9月初一）凌晨驾崩。短短一个月，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众人议论郑贵妃有意加害。但红丸案仍像梃击案一样草草收场，没有追究。

移宫案发生在泰昌皇帝病逝当天。乾清宫抢夺太子，皇帝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宫。朱由校即位，称天启元年。此案成为派系斗争代名词。
其实只要深究，三大疑案都不是疑案。

李震自杀的结论板上钉钉，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华国锋看明末三大疑案呢？这三大疑案都是接班人之争，文化大革命也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刘少奇是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林彪是不是要谋害毛主席，叛逃苏联，而在于毛要废黜他们。把李震案定为疑案最好。显然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1977年李震自杀结论的剖析

1974年1月，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自杀的结论，建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华国锋真是老实人，他怎么没有理解毛泽东让他看明末三大疑案的目的呢？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吴忠和破案组成员谈话。华国锋建议既然李震死与于桑无关，应解除审查。祝家耀、徐海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反对，他们一唱一和：“就说李震不是他们杀的，但他们也有‘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 经周恩来同意，于桑还是被“解放”了。刘复之则被关押15个月，1975年1月才获得“解放”，但仍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公安部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传达，先讲李震案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杨贵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李震是自杀。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３月３日晚，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这时距案发已过去5个月，刘湘屏和公安部一些人仍不同意自杀的说法。虽然她拿不出“他杀”的证据，但仍坚持李震被逼而死，因此李震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被搁置。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递交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结论的报告。“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林彪党羽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 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

这个结论给出李震自杀的三大原因都是谬论。1.刘丰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反党“串联”“篡改”都系欲加之罪。2.“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明明是由陈伯达、吴法宪负责查证，李震只是具体办案，怎么竟成了“冤案制造者”呢？3.李震不可能扣押陈伯达的交代材料，何来“畏罪”？
李震查破的山东案件内容不详。既然它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相似”，那让我们看一看该案是一个怎样的冤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目前笔者仅查到吴法宪、张云生的回忆，有些细小差别，互为补充。

吴法宪说：1967年10月8日晚，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发现油印传单，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 张云生说是匿名信，传单和匿名信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发现时间上也不一样，吴法宪说10月，张云生说1967年初夏，这个时间差有半年左右。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

张云生回忆：正当文化大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时候，传来了一种与正式文件、报刊的论调完全不同的声音。不过，这不是公开的呐喊，不是自发的辩论，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当时它被认定反革命匿名信，由公安机关下大力侦缉，据说终于破获了。

张云生在林办看过这封公开信，一共三份，来自不同的渠道，都是有关单位为了发动群众破案而复制的。信的内容如此深刻而尖锐，以至十几年后他仍记忆犹新。公开信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它肯定了党在50年代以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制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自八大以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它着重指出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它的革命词藻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它所造成的恶果越加严重。所以造成当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兴风作浪的结果。匿名信点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个野心家。一天不把这些坏蛋清除掉，党和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为什么这伙自封的“左派”如此猖狂？这是因为有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鼓气。他点了林彪，也点了毛泽东。说林彪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立过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帮“左派”小丑的不光彩的领袖。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不会糟到今天这样可悲的地步。又说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也不能辞其咎。毛泽东同志以他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当中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不堪效仿的一面，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一个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不能自制，不可能不给他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公开信唯一赞扬的是周恩来，说现在的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以挽回的希望，只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没有他，就更不堪设想了。它向全党呼吁，要为挽救党的正确路线、挽救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斗争。它接着提出一些纲领性的主张，要求全党支持。最后，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是不乏自己的真正的领袖的。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乱局的领袖人物，必定是与这场浩劫并无牵连的人，是党和人民的大多数所真正信赖的人。

张云生给林彪讲后，林彪不为所动，一言不发。不久，叶群把这封公开信要去，说她和林彪都要“再看看”，林彪少有的“再看看”，说明匿名信对他也打中要害了。 以后林彪与江青斗争与这封匿名信不无关系。

10月9日，周恩来拿到这份传单后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阅，一时无人发言。江青也没有说话。陈伯达说：“这很像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这和张云生的看法一样，张云生也认为匿名信老练而掌握分寸的语言，不像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它的文字流畅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说明它很可能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笔。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实，有的是只有高层人物才了解的内情，因此它有可能是受到某高级干部暗中指点的作品。会议没有对传单定性，商定交毛泽东决定。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传单的情况，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毛泽东决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落实毛泽东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此案，同时指定谢富治、吴法宪参加。

10月11日晚，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他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说：“我是义不容辞。”公安部分析，认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边几个地方。一个月过去，没有进展。周恩来急了，传单在外交部街被发现，又只说了他一个人的好话，赞扬他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回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很多人后，对周恩来一人的赞扬非常显眼。公安部某人说这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朱德、陈毅等人。周恩来批评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报告，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鉴定，找到作案者了。陈伯达立即要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来人汇报。作案者是一个工人，从书写、油印、到将80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他一人所为。陈伯达不相信，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吗？一定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主任）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他又对解学恭说：“陈伯达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当然要实事求是。”过一段时间，陈伯达召开第三次破案会议，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吴法宪和谢富治认为再这样查下去意思不大，周恩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以后再未追查。

张云生说：数月之后，公安部向毛、林、中央文革报告，说案子破获了，作案人是天津某中学教员，证据是从他家抄出作案用的油印机，字体鉴定无误，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此案了结了，这是真的吗？张云生始终怀疑。 吴法宪回忆作案人是工人，而张云生回忆作案人是教员。
有关此案，后来由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写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中有《“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一则：

1967年10月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事后查清，作案者是天津市一个煤球厂的工人。他在凌晨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几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谢富治却硬说一个煤球工人无此本领，必有后台，而且授意专案人员要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用逼供信手段，制造了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等时，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也附和着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12月6日，陈伯达指使专案人员“追后台”时又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层两层，也不是两三层。”当年8月24日，赵登程（空军某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就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诱供，要她交待“反党集团”的后台。周慈敖在被逼无奈下，写了二十几个所谓“黑后台”的名单。办案人员仍说交待得不彻底，没有写出“宝塔尖”。在他们的诱导威逼下，周慈敖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伙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认为宝塔尖找到了。于是又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到底怎么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时，审讯她的人有意当场议论：“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揣摸着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9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16人；1967年6月曾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苏联、蒙古等国首脑曾发来贺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班子”，叫“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造谣说，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反革命活动的情节虽然编造出来，但过分离奇。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始终未敢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报送。

1969年4月，被暗中诬陷的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分别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由于形势所迫，公安部只得将这假案搁置。他们的诬陷阴谋没有得逞。

1973年9月，又一个咒骂江青案在山东枣庄出现。李震被派调查此案。未见对此案的具体记载。不过，有一位与李震交往颇深的老友周根龙，在晚年的回忆中明确提出，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

周根龙说李震死于江青施压

山东枣庄发现匿名信，内容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类似，即是匿名信中有反对文化大革命，咒骂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李震奉命去山东枣庄调查的一个月后自杀。

李震自杀前，周根龙（时任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曾到他住所深谈。周根龙（右图）因坚持实事求是，几次遭遇政治危险，幸有同样注重实事求是的李震相救。因此二人有着肝胆相照的情谊。在周根龙印象中，李震平时跟他在一起都谈笑风生、非常潇洒，而最后这次谈话却面带憔悴，一改往日风貌，似有难言之苦。周根龙在题为《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回忆录中，记下了李震与他的最后一次面谈：

他出事前，在他的住所，我们有一次相会，在交谈到深处，流露了自己的苦衷，他说：“公安工作面窄，但很复杂……某某（江青）好狠呀！要打我为反革命……”这几句话留存在我的心里几十年了，除了我的妻子一直没有对人说过。李震是个谈笑风生，非常潇洒的人，这次谈话一改往日风貌，明显地看他面带憔悴，感到他有难言之苦，但决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李震自杀后，周根龙就一直认定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周根龙有一本自印诗集，他给很多熟人题过诗，却没有单独为李震写过一首。不过他在一首诗中提到“山东枣庄”案。2012年5月6日，周根龙写《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诗中提到黄森、李震，他们同在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两年有余，周根龙却不知道黄森是一位画家。他诗中有两句：“枣庄事发走太急，一切尽在不言中。”此诗注解：“山东枣阳（庄）陷害老帅等一案事发，李震同志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周根龙将《黄森画展观后感怀》一诗收入《周根龙诗词集》中，对诗和注释都有改动。他将“枣庄事发走太急”改为“枣庄冤屈人共愤”。在该诗注释中，周根龙写道：“枣庄冤屈是指江青诬告叶剑英等老帅的一大假案，公安部长李震奉命到现场调查，提出反证，受诬陷被迫害致死。” 李震在与周根龙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江青竟然要把他打成反革命。这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所重托。周根龙本着“我的记忆我无权带走”的精神，如实写出李震最后的遗言，就是用纸和笔在为李震鸣冤。

苏振华（海军政委）向海军常委传达李震之死前，没头没脑地说：“周根龙呀！你可要提高警惕哟！不然的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从警卫连抽出一个排归保卫部管，由你直接指挥……”

周根龙意识到出了事，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出在李震头上。过了两天正式宣布，还传达了周恩来关于“李震怎么会自杀”的话。周恩来对李震在公安部的工作是满意的，他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他杀，而不是自杀，所以才有苏振华对周根龙的那一番话。

但是周根龙认为，如果李震自杀，一定是被江青的诬陷害死的。周根龙用“枣庄冤屈人共愤”的诗句，表达他为李震伸冤的决心和态度。

李震与周根龙的历史渊源

周根龙老家山西临汾，13岁参加革命。他一入伍就在政治保卫队，参加第一次战斗就遇上让他难以忘怀的一个疑案。战斗打响前，特务连作为团后卫，接收了团政治处送来的七名“敌探”，由周根龙所在班看守。担任前卫的5连与敌人接火后，团里紧急决定，为防止“敌探”乘机逃跑，全部枪决。周根龙望着倒在路边的七具尸体，心想他们都是汉奸吗？我们作为后卫，难道非得采取紧急措施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若这七个人都是敌探，是应得的下场，如果其中有冤者，（我的回忆录）也算是对冤者的一种告慰吧。”

周根龙16岁担任译电员，他并不满足天天同十个数字打交道。三年后他出任机要科副科长，自行设计一本词典性质的密码本“统密”，这在太岳军区机要工作史上还是首创。抗战胜利后，周根龙调任太岳军区保卫部一科干事。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破坏军工厂案。嫌犯开始不承认，突击审讯后认罪。周根龙在报告上形容嫌犯的面部表情“惊恐状”。齐科长看出了问题，他亲自复审，嫌犯推翻了所有口供。周根龙才知道自己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他32年的保卫工作经历，这第一个案子印象极为深刻。

太原战役结束后，周根龙被任命为60军政治部保卫科长，他悟出了“说实话，创实迹，底为根”的人生真谛。

四川绵阳解放后，周根龙出任绵阳市军管会第一任公安局长。

1950年1月，周根龙调任军保卫科长。1月5日，他为副军事代表，宋佩璋（179师政治委员）为军事代表，负责整编国民党新编12军。其1师副师长李泽儒煽动叛乱，2师4团少数反动军官杀害军事代表平仲山、连军事代表朱某某，拉走了队伍。叛乱很快被平息，李泽儒等七大匪首被枪决，军长彭杰等几个头面人物审查一段后也被枪决。刑场验尸，周根龙发现朱光诲（机要科长、彭杰亲信）的袜底有一封遗书，上写：“……你们这些操生杀之权的人，看看国家颁发的《共同纲领》多少条……军长彭杰等人未参加叛乱，被判死刑是冤枉的。”周根龙反思朱光诲的“死诉”，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叛乱前，朱光诲的笔记本上有一首诗，从内容看有些可疑，但还构不成一首反动诗。当时地下党员反映有的军官散布反动言论，对武器入库不满……但并不能说明与叛乱有什么联系。周根龙认为叛乱只是局部性质，没有证据表明是新编12军全军性的叛乱，也看不出彭杰等主要领导人在幕后有什么阴谋活动。周根龙说：“让历史回归本来的面目，是后人的责任。不管过去多少年，错了就要纠正，应该勇敢地担当这个责任。”

那一段时间，周根龙夜以继日地破案，连续破获17个大案，忙得甚至连到火车站接老婆孩子都忘了。三反五反，周根龙由紧张的侦破工作转入“打老虎”。军区政治部挖出三个科一级的“老虎”，一个偷自行车，一个嫖娼，一个吸大烟。周根龙将收缴的短枪、毒品都及时移交了，但没有索要收据。枪和毒品都在，没什么纠缠。罪犯赵良忠被枪毙后，其金银悉数退还其妻邓外桃。而此时邓外桃在香港，得不到证明。有人借机想挖周根龙的“金老虎”。周根龙想起被遣返原籍河北的郭秀存，她当时与邓外桃同居一室，是知情者。郭秀存很快回信证明，邓外桃赴香港时把金银放在高跟鞋底，同时转告了邓在香港的地址。邓外桃说的与郭秀存说的完全一致。这样，周根龙不但没有被打成“金老虎”，反而成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这也是李震信任他、重用他的缘由。

1957年反右时，周根龙任三兵团兼旅大警备区保卫部副部长、兵团“反右”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反右”办公室的具体工作。保卫部干事李关伟因一些言论受到批判，周根龙没有表态。兵团政治部党委会上要定李关伟右派，列席党委会的周根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李关伟只是认识问题，不应打成右派。反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个接一个发言，都同意周根龙的意见。会后一位资深党委成员向周根龙表示，他是违心的，还有好几个部长也流露出这种心态。于是，周根龙好心找领导反映，第二次说了实话。

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是周根龙完全没有想到的。领导上纲上线，指责他背后煽动反党委、反领导。随后政治部张主任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突然袭击，展开对周根龙的批判。周根龙如实阐述，据理力争。到会的多数人持公正态度，认为领导讲的与事实不符。会议不了了之，领导下不了台。张主任把周根龙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动员他承认有“温情主义”色彩。周根龙明白这是要拿他当铺垫，他们好下台。年轻气盛的周根龙没有给领导这个面子。

沈阳军区如何批？关系到周根龙的政治命运。如果批李关伟右派，周根龙的问题性质就变了，变成包庇右派分子李关伟了。如果不批，有事也没事了。周根龙交代承办人刘镜在报告中列上两条：一是按照兵团党委成员的意见办，定李关伟右派，二是把李关伟的“错误言论”原始件附上。
李震时为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和尚景䘵（沈阳军区保卫部部长）非常重视，李震亲自出面做周根龙的工作，嘱咐他不要把关系搞僵。同时李震征求了三兵团党委的意见，并叫路文浩（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到沈阳来当面交底。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后，李震否定了三兵团政治部党委的意见，李关伟只是一般说错话，不定右派。经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审批，李关伟没有被定成右派。如果不是李震亲自把关，李关伟的右派跑不掉，而“包庇右派”的周根龙不仅会被扣上反领导的罪名，还很有可能也被打成右派。当然周根龙也不是皆大欢喜，反领导的余音尚存。
1960年补调军衔，周根龙符合晋升上校军衔的条件，却没有调整。这时总政治部法院院长钟汉华和青年部长高天辉找周根龙谈话，拟将他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任保密处副处长。周根龙到职后，改任保卫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党委秘书。他第一次参加保卫部党委会，部长蔡顺礼宣布第一项议程，讨论周根龙由中校军衔晋升上校军衔，结果一致通过。很快军委就公布了命令。周根龙不仅补调了上校军衔，还有力批判了挟嫌报复的恶劣行为。这一切都源于李震的出手相救，周根龙认为李震是他的贵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震和周根龙都是说实话，办实事的人。很多年后，两位整过周根龙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挨了整，他们重聚时谈起往事，领导说：“老周，反右我错了，你是正确的。”周根龙说：“不是什么正确，只是说了实话，我们还是朋友。”

1965年罗瑞卿、1966年梁必业（总政治部副主任）相继被揪出来后，史进前（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成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总政治部二级部部长。保卫部联名抛出大字报，题名《史进前的反党黑货》，天天有人签名。保卫部只有三个人没有签名。郝苏（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说：“我反对被冠以史进前黑司令部副司令，所以没签名。” 丛昌裕（总政治部保卫部处长）说：“我跟着‘副司令’走，他不签，我也不签。”周根龙（总政治部保卫部二处处长）说：“我认为这张大字报列举的史进前反党言行与事实不符。”周根龙没有就事论事，而否定了大字报的内容，于是他成了保卫部的重点批判对象。

祸不单行，不久周根龙又被扣上反林彪的帽子，立案审查。孙木（空军政治部创作员）到周根龙家串门，说“贺老总山头被削平了”。孙木因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牵连到周根龙。在持续一年多的审查中，周根龙始终坚守没听到这一句话的防线，没有作证交待。这样造反派就给他扣不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最后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保卫部领导、专案组三方找周根龙谈话，发配他到山西总政五七劳动学校，继续接受审查。

1969年7月，周根龙和妻子即将动身时，福从天降，调周根龙到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支左。周根龙到负责支左的北京卫戍区报到时，得知是李震点的名。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是谢富治的联系点，李震非常重视，从公安部、北京市委、北京军区等单位抽调83名干部，周根龙是半路插进去的。总政治部军管小组不放，说周根龙有政治错误，正式立了案，还没有了结，他还要继续接受审查。李震回话的口气很硬：“周根龙有错误也要。”看来李震一直在关注周根龙。周根龙被审查时他救不了，周根龙即将发配，这是救他逃出事非之地的最佳时机。李震在军宣队有两个职务，党委书记和军宣队政治委员，他把军宣队政治委员的职务让出来，由周根龙担任。朝夕相处两年多，李震始终没有向周根龙表露是自己救的他。 周根龙称李震帮助他过了人生道路上一大险关，是他人生路上遇到的一位心底无私一心为公的真正大贵人，贵人相助的典范，一点也不过分。

在军宣队，李震是党委书记，李学毅（军宣队队长）和周根龙为副书记。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周根龙几乎每星期都要向李震口头汇报一次。李震指示非常具体，解决问题非常认真，他这个党委书记是实打实的，不是挂名的。

1971年10月，军宣队从北京市人民机器厂撤离，李震找周根龙单独谈话。他完全出于对周根龙政治上的爱护，千嘱咐、万叮咛：“公安部不留你了，总政治部也不要回，北京卫戍区那些显眼的地方也不要去，你是沈阳军区来的，还是回沈阳吧。”李震以“你死我活”四个字揭露派性的严重危害性，他自己也多次提出要回沈阳军区，只是不能如愿。李震亲自给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副主任田维新写信，介绍周根龙支左的情况，建议他回沈阳军区安排工作。 此时总政治部已经被军管，原总政治部的老人基本不用，但也没有放周根龙回沈阳。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根龙处于待业状态，无人理睬。

1973年，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长易人，杜义德（海军政治委员）提名，周根龙被任命为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1975年4月，周根龙调回总政治部，担任保卫部副部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根据邓小平“掺沙子不行，要改组”的指示，总政治部干部部改组领导班子，周根龙调任干部部副部长……

周根龙离休后，以司马迁为榜样，奋笔疾书10年。其间他三次犯病，一次比一次重，是“无权带走的回忆”支撑他最终完成了上下两册回忆录，回忆了他一生，以及他一生中接触的人和事，尤其是留下了李震的临终之言，为研究李震之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应还李震以本来面目

1971年10月，李震结束军宣队的工作，担任林彪专案的主要负责人，开始审讯“九一三”案犯以及知情者，他多次审问过黄吴李邱，至于江腾蛟、李伟信、李文普等重要知情人，他即使没有亲自审过，也看过他们的供词，以及大量背景证言。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批“同意”，甚至连个圈也没有画。看来老人家是不满意这份报告啊，作为林彪案负责人，李震心中能不打鼓吗？

10月，涉及林彪案的有关工作人员团河学习班的一年期限到了，负责林彪案并管理团河学习班的李震却自杀了。团河学习班成了无人关照的孤岛。张云生认为李震可亲可敬，但又可怜可悲。他的死与他负责林彪专案脱不了干系。林彪案事关重大，疑点颇多。李震办事过于认真，他的实事求是触犯了“最高”，与上层产生了不和谐音，他可能发现走进了政治死胡同。绝望之下，李震只能以死解脱了自己。在那段文革史中，他扮演了一个没有前途的角色。他的出现和消失，本身就危机四伏，充满着疑惑。

周根龙（右图为遗像）认为：李震自杀时正是江青等人叫嚷批林批孔很凶的时候，实则批“周公”，其罪恶用心，难掩耳目。李震作为公安部长，自然是很敏感的。他的一切工作和行动证明，他是维护周恩来、邓小平的。有人想把他往林彪那里拉，说他是林彪“党羽”。他自杀要是能成立，只能说在这种压力下被迫走上绝路的。“四人帮”被粉碎后，还有人说李震是“四人帮”那个圈子的人。周根龙认为这都是诬蔑诽谤之言，应该坚决彻底地推倒，还他以本来面目。

原载《昨天》第228期 2023年7月39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