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余汝信先生编撰的《康生年谱（1898—1975）——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以下简写为《年谱》）即将付梓，这是他继所著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一书深化并推进“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专题研究之后的又一贡献，确切地说，这部《年谱》是近些年来记述和探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史重要人物生平的一个成果。

一

由于探讨文革问题，我阅读过一些已出版的中共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年谱。这些年谱绝大多数是由中共党史界“正统”部门的有关班子以及官方机构的相关人员编撰而成。总体上，这些“谱主”都是中共所视为其历史上“高、大、上”的“正面”人物，绝没有出版过被视为文革历史上“负面”重要人物特别是文革历史上或生前、或死后被打入“另类”的所谓反面人物的年谱。因此，余汝信先生所编撰的这部《年谱》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开创。显然，在这里，“突破”是指逾越了过去文革历史人物年谱编撰领域那种不容“另类”、只唯己类的狭窄“畛域”，“开创”则意味着编撰者作为一位民间学者以一己之力拓展了记述“另类”文革历史人物生平经历的特定“天地”。

众做周知，由于历史学科的性质和分类，年谱是按照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即用编年体记载个人生活经历的著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历史著作（如历史教科书、通史、传记、历史观或历史理论等著作）的著述，编撰历史人物的年谱则要求编撰者具备相当严格的学术素质和比较严谨的书写能力。显而易见，一部年谱本身就直接而又具体地展示出编撰者（或编撰集体）整理史料的水平、融汇史识（史观）的程度、运用史才的方法和映现史德的操守。余汝信先生把这四个方面（史料、史识、史才、史德）有机地统一和生动地表现在这部《年谱》之中。

一部出色的年谱著作，不会只是罗列谱主生活琐事的“流水账”，也不是堆积谱主日常经验的“记事簿”。这种给读者印象深刻并饶有意味的年谱几近于谱主的真正传记，其实就可当作传记来阅读。在我看来，余汝信先生编撰的《年谱》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景象”详实、细致。

此处“景象”是指关于谱主的历史实在形象及其演变的客观过程。根据要求，年谱编撰的首要原则必须基于谱主生平历史的客观性及相关活动的实在性。因此，年谱编撰首先完成的“景象”是保留或“提取”在历史记忆中即主要保留在分散的诸多文本里的谱主“形象”。所以，年谱“景象”也就是谱主“形象”。这种“景象”的可信性、可靠性与否直接源于谱主的历史生活本身。

《年谱》基于康生本人1898年至1975年七十七年的人生，最主要的是基于康生从1925年加入中共到1975年去世的五十年的历程，尽其所能地把涉及到的关于康生的生平资料及相关材料加以收集、梳理，综述了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和出版业最为详细的关于康生的主要事迹，呈现出一个超越了过去所有论及康生著述而比较丰满的康生“景象”。这一“景象”不仅相对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而且对此可视可审、可问可思。

《年谱》的一个可贵之处是它对于康生一生历史的记述，既不以中共正统的党史界“政治定论”为标尺，也不以特殊历史形势下的中共关于康生的“审查报告”为圭臬，它以中性、朴实的语言来“述说”康生的历史，以客观、微观的视角来“素描”历史的康生。《年谱》扎实而有力地做到了以真实年谱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为根本，冲破了对于中共历史人物的年谱写法以简陋甚至粗暴的要么全盘肯定、要么一味否定的习俗，超越了对于中共历史特殊或敏感人物的生平记述仅仅围绕“翻案”与否的惯例，祛除了把追述中共历史“另类”人物加以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的常态。读者从阅读《年谱》中大有可能感知到历史上真实的康生形象。

其次，“意象”突出、直切。

此处“意象”是指根据谱主的历史形象记述而赋予其某种意义。这种源于谱主历史形象实在性的“意象”绝不是纯粹客观的，对于已保持在记忆以及保持在具体文本的谱主形象，它是通过反映、通过抽象的剥离和取舍等所形成的有一定理性程度或有特定旨趣的谱主“意象”。这种看似离开形象的“意象”，既是主观关联客观的必然，又是编撰者贯通谱主的必须。这种本身把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结合起来的“意象”显现出关于谱主形象的某一层面或某一维度的映像或联想。

《年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着重展示出康生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意象”，这种“意象”主要而又集中体现在康生先是1940年代初在延安实现了他在中共党内从思想到人事、从情报工作“总管”到政治保卫“大员”持续整合的角色，后是文革时期他参与了实施从党内延伸到党外的专政迫害的职能。《年谱》颇为“出彩”之处是用一大半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三多）记述康生1937年底至1947年初在延安、1966年至1970年在北京的诸多经历，就是证明。

《年谱》关于康生的“意象”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象，它把后人们对于康生及其诸多问题的个别的、分散的主观认识，有选择、有秩序地或梳理或取舍或分析或综合，形成了不是也不可能为后人所直观的或感性经验到的康生形象，而是通过追溯来完成的寓于意义的、深刻直切的康生形象。这种“意象”已经具有了可继续联想、可延伸建构的主观能动性。

再则，“具象”凸显、深切。

此处“具象”是指由抽象生成的“意象”而来的关于谱主的具体形象，即“具象”是谱主本身的诸多属性的统一或诸多特性的整合，它不局限于谱主的感性形象已在时间上过去或消失，不滞留于谱主的个别存在或单一方面，进而把谱主的历史活动过程经过历史学者的理性努力加以建构而表现为某种有机的、多层次的、可认知的具体形象。这一点往往表现在年谱对于谱主历史具体形象的简要概述或本质规定。

余汝信先生在这部《年谱》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来作为副标题，这一点睛之笔实质上把康生本人的“具象”界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康生死后大约五年被开除出中共党籍并被收回对其的悼词、安放的骨灰被撤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等等，但是，无论怎样，康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而不是其他党的“人”。无论康生生前的命运还是死后的结局如何，他的一生无疑都是中共历史曾经有过的组成部分，都是中共文化已过去了的从属因素。所以，若是不从中共的历史来正视康生一生的方方面面，不从中共的演变来剖析康生形象的点点滴滴，那么一切有关康生问题的探讨都无从谈起。

《年谱》把康生的“具象”置于“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蕴涵，意味深长。即使去世后被中共中央“除名”，康生的“具象”依然存在。这里的“名”与“象”实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因为康生本人的历史活动尤其是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一个不断对象化和不断实践化的过程。这种由康生具有的角色冲突性与职能矛盾性所构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不断走向消解和自我消解的过程。康生一生诸多角色相互之间的冲突注定他表里不一，自我分裂；而他一生诸多职能彼此之间的抵牾致使他人性蜕化，从伪从恶。康生“具象”内含的分裂性、解构性和深重性在中共第一代重要历史人物中是非常少有的。仅此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生是中共文化最具有歧义的人物之一。

另外，“镜像”清晰、厚重。

此处“镜像”是指历史学者关于其对象的某种文本或文件存储形式，是对于这种对象及种种问题的思想“映照”。它既不是对象的经验表现，也不是对象的抽象凝固，而是在历史学的主观世界里创立起来的关于对象及其问题的思想“再现”。因而，比起上述的景象、意象、具象来，“镜像”更为深远、复杂和重要，因为从近代以来，对于相当成熟的历史学者和较高层次的历史活动者而言，他们往往是先掌握了关于历史对象的思想和方法，尔后在历史认识中作用于这种对象本身，这多少类似于物理学与物理事实、化学与化学问题、生物学与生物现象等等之间的关系。简言之，“镜像”就是一面映照并把握特定对象的思想之“镜”或方法之“镜”。

通读《年谱》，这种“镜像”所形成的关于康生的整体“形象”不应由那种单向度的“知性思维”所观照，而应由批判性的“辩证思维”所审视。这种“镜像”所呈现出的康生一生的立体而又多棱的“画面”，已不是只具有为康生一人独享的“色彩”或专属的“色调”，其政治的“底色”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其文化的“背景”是历史的和世界的。颇有浓墨重彩的是，这种“镜像”具有的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相互转化，带来的是时间是空间的伸缩，空间是时间的继续，具体地说，就是伴随着这种“镜像”的对象及其问题具有以往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映照”相互延伸、相互衍生，必有可能造成历史是现实的重复，现实是历史的循环。而所有这些都可从《年谱》所展示出的康生从延安到北京的征途、从“整风及抢救运动”到文革的轨迹中加以追寻和探索。

虽然《年谱》并没有直接谈及下述方面，但是从贯通全书的底蕴和格局来看，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种“镜像”具有对于对象及其问题的“自我反观”的属性和特点，因为这种“镜像”本身的厚重就是聚焦康生问题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和文化因素，这种聚焦的凸显还会带来这类问题何以成立、何以运作、何以持续如此之久的质疑。在如此的“自我反观”之下，就是对于康生个人具体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诸如对于他个人的素质、能力、人格、品位的评说，特别是对于他个人的政治旨归和政治宿命的阐释，甚至对于他个人曾有的权谋、权术、权位和权势之类东西的解析，都不应囿于一人、一党、一时、一域，而是应进一步揭示出康生作为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与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走向之间互动的特有“系数”。

最后，《年谱》的一个“不足”之处。

这主要是对康生1971年伊始至1975年12月16日去世之际的记述，非常稀少，这一事关康生生命最后五年时间的记述仅占《年谱》五十分之一的篇幅。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更由于那难以诉说的政治利益和政策需要，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由中共中央文献部门拥有的众多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或“解密”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在坊间的一种传说中体现出来，即康生在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由于陈伯达、林彪二案而对中共中央高层斗争心灰意冷，再加上体弱多病，致使康生外出露面的公开活动以及对他的有关报道屈指可数。这些方面也切实带来了《年谱》对康生一生前七十二年与后五年的记述篇幅比例如此“不协调”。这一不是由编撰者造成的“不足”与其说是《年谱》的缺憾，不如说是编撰者和读者们共有的无奈。

尽管如此，《年谱》还是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康生人生最后五年经历一条多少有些“亮点”的线索：康生1975年2月先是抱病乘救护车亲自去医院向周恩来揭发、后是8月约见王海容、唐闻生，请她们向毛泽东转告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还在2月和9月两次派秘书、4月派妻子去医院向周恩来讲述相关情况。时至今日，人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周恩来的反应和毛泽东的态度，给人们的印象是在毛泽东去世前，此事基本上被压下去了。这里有间接证明，即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后曾向毛远新询问过张春桥可否接任总理，由此可见张春桥此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康生为何在临终之际检举江青、张春桥，毛泽东为何不看重此事等一系列疑问，有待于中共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追忆的公布。无论怎样，这一堪称康生人生垂暮之际的“壮举”反映出了康生政治生涯固有的本色。

对于《年谱》，我有一个要与余汝信先生商榷的地处。在“代序——康生的另一面”里，余汝信先生为了不是单纯局限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康生在文革迫害广大干部的“政治结论”，而是“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列举了康生在谭启龙信件、彭真专案和吴德峰专案上的三个批示，说明“康生的另一面”，即康生也可能有变相保护或低调处理中共老干部问题的一面。余汝信先生在这里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说明，只是间接地作出一个简单的对比（上述《审查报告》所举的被康生迫害的干部839人等等与这里提及的三人）。

康生的“一面”与“另一面”好像一枚政治硬币的两面，对于文革中的康生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不成为真正的康生。用学理的话来讲，针对不同于“辩证思维”的“知性思维”，黑格尔曾批评道：任何个别经验的事例都可用相反的事例来加以否定和反对。另外，还值得借鉴、参考的一点：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曾有一个说法：一个政党是不断通过清洗自己内部而得以巩固的。拉萨尔殊不知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某类政党内部某些人物从事的清洗所带来的损失和牺牲远远超过了党外敌人的作用。用直白的话来讲，康生文革时期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里，直接整人、害人或者说“得罪人”最多、最广，可谓无出其右，直至积重难返。

总之，虽然《年谱》还不是关于康生的传记著作，也不是关于康生问题的理论专著，但是它的编撰价值和出版意义还在于打开了通向“康生现象”研究的一条途径。

二

一部上佳的历史著作会给读者带来思索的拓展，重要的是，还会带来阐释转换的契机、思路发挥的机遇和再度创见的切入点。进而，更有可能给读者提出的问题或潜在问题多于或大于它所涉及的或所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种启示、推进的作用凝聚了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特有的思想意义。就此来看，这部《年谱》的一个长处是高于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的一般水平。

通读《年谱》，近于呼之欲出的“康生现象”很有可能在读者脑海中“油然而生”。尽管《年谱》由于其著述的性质并没有直接论及“康生现象”，也不可能阐释这种现象的诸多方面，但是它难能可贵地为人们反思和解说这种现象，开拓了探讨的史料线索，明确了建构的取向所指。可以断言，《年谱》不仅成为今后人们审视康生问题所无法回避的路径，而且还是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何谓“康生现象”？广义上是指关于康生生平事迹及其特定问题的总体表现，即康生在中国20世纪近半个世纪（1930年代后期至1975年年底）历史的角色、在中共差不多同一时期历史的职能以及康生本人与上述这两个密不可分的历史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整体性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康生现象”不仅仅限于康生一人，而是一个具有多种趋向的、跨时空的和交互性的现象，至少，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现代史的某种走势，展现出中共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特殊取向，特别是凝聚着中共1940年代“延安文化”的因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66年至1976年文革运动的脉络。

探索和把握“康生现象”不能停留于中国的时空界域，还应从“大历史观”来进行。

一方面，在世界政治史及政党史上，尤其是在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共产党历史中，以某种特殊人物所命名的、所代表的特定形象层出不穷，由这类人物所表现的独到角色和所实施的独特职能屡见不鲜。这种“人物现象”构成了他们各自所置身于其中历史的诸多方面，甚至成为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不可或缺的象征、符号、典型或“化身”。例如，在苏联历史上，就有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到“斯大林现象”、“托洛茨基现象”、“布哈林现象”、“赫鲁晓夫现象”、“勃列日涅夫现象”等，中有“莫洛托夫现象”、“基洛夫现象”、“高尔基现象”、“法捷耶夫现象”、“李森科现象”等，小至“肖洛霍夫现象”、“德波林现象”、“米丁现象”、“斯达汉诺夫现象”、“帕夫利克现象”等。显然，由于中共与苏联的渊源关系，人们也会自然想象出或界定出可与苏联上述现象一一对应并为中国所特有的诸多人物现象。那么，“康生现象”是否等于“捷尔任斯基现象”+“亚戈达现象”+“叶若夫现象”+“贝利亚现象”+“日丹诺夫现象”+“苏斯洛夫现象”+“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二人先后主管过苏联共产党国际联络事务）综合现象”……呢？或是等于苏联这些人物现象及其因素简单相加的总和呢？由此可见，结合苏联历史以及苏联共产党的演变来反思和研究“康生现象”，至关重要。因而，“康生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只有在中国现代政治土壤和政党文化氛围中才能滋生出来、蔓延开来的。毋庸置疑，“康生现象”包含了20世纪中期世界性的某种政党文化的“基因”。

另一方面，无论人们对于“康生现象”持有什么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态度和评价，这一现象都是中共历史上所必然发生的，也是中共文化中所持续存在的。用中共政治划分“左”与“右”的话语来说，“康生现象”是中共历史上极“左”文化的一块不可多得的“活标本”。虽然康生一生的经历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早期共产党人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时期、延安时期、文革时期，但是“康生现象”真正形成并“大显身手”的时期就是延安时期和文革时期。

“康生现象”具体出现于延安时期的“整风及抢救运动”。为了争取在国共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主要的也是更重要的为了最终确立毛泽东在中共的最高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共的主导地位，实现并完成全党的思想、意志和步伐的统一，中共就必须进行全党的政治整治、组织整治、思想整治和作风整治。“整风运动”由此而来，“抢救运动”随之而生。康生在中共高层政治上的崛起以及“康生现象”的由来恰恰就在这个历史的节点。

康生在中共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政治“秉性”在于：尽管他多年在莫斯科经受过苏联文化及共产国际政治的熏陶，但是在归国之后，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革命实践之中。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康生本人绝不同于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造访过苏联的中共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沉湎于“苏联模式”的、在中共党内曾被称之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康生很快就信奉了曾被讥讽为“山沟里的、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关键一点，康生不可能像王明那样曾挑战毛泽东的权威和地位，他口服心服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正是康生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表现，他被毛泽东委以特殊的重任，即分派他主管中共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以及情报工作。毛泽东对康生的态度还体现在1944年1月回复季米特洛夫的来电，毛泽东否定了这位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对康生的指责，称“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在此之前“知人善任”地委派康生具体领导“抢救运动”。

此时康生政治上还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曾浸淫于苏联政治，对于亲历过的“肃反运动”经验和做法，耳熟能详。这就有可能使他把这些经验和做法运用于中共党内斗争，并且有可能还沿袭或选取中共党内以往斗争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不遗余力地从事“整风运动”特别是“抢救运动”。关于这两场运动（实质上为时间上有先后的同一种性质的运动）的众多方面，有关的著述、相关的文献以及亲历者的回忆，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歧义纷杂，争议深远。这里，我只强调两点：一是在实践意义上，这两场运动为毛泽东和中共从1942年的延安走向1949年的北京，即夺取全国胜利，在中共党内铺平了政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如何看待这两场运动对于中共党的生活而言的某种“代价”，这更多地是随着历史的延展和中共的演变而愈益明确。二是康生在这两场运动的独到角色和独特职能可以说超出了其他任何一位中共领导人。这就不难理解一些亲历者和评述者后来为何把“抢救运动”的种种不幸简单地归罪于康生本人，甚至把“抢救运动”的所有恶果几乎等同于康生的所作所为。也正是经由“抢救运动”，以康生名字命名的“康生现象”最初是指延安时期中共自身的一种整肃文化。这种整肃文化旨在对中共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党员以及众多的同情者或“同路人”（如青年学生）进行政治严酷审查、思想高度整合甚至作风强求一律的斗争。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的主要特点：一是斗争范围的“扩大化”，实施“逼、供、信”，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立案；二是采取“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实施“令人发指”的手段；三是实行“群众路线”（开大会，造声势）、“群众办案”（疲劳战术，日夜攻心）、“群众运动”（假招供，走过场，大批判）的方式；四是斗争的重点对象是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文人、学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是造成干部、党员和群众相互间普遍的告密、检举、揭发和攻讦，以此带来人际关系的普遍失和、失信；六是“领导重视，首长挂帅”，群策群力，突击办案；七是以文章和观点来治罪，甚至以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学历等来治罪；八是无视事实，罔顾证据，臆想通向惩治，猜测带来断案；等等。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造成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共党内斗争出现了组织化的、周期性的自我整治模式及其手段；二是中共党内斗争产生了“契卡主义”即“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的倾向、“定力”和“惯性”；三是中共党内斗争蔓延出自相虐待、自相残害的局面和结果。所有这些都给中共党的整个肌体注入了不可小觑的因素。

延安时期“康生现象”遗留下来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当时在延安负责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蒋南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的，他在1945年3月写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两万余字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对于康生主管的“抢救运动”作出了“判定”：“这种已在屡次实际斗争中证明是有害的斗争方式，我们实已到了应该给它作出否定的结论的时候了”。 我对这一“意见书”作了进一步的解读：蒋南翔颇有前瞻意识，他当时似乎敏锐地意识到：在延安一地，在抗战一时，为了反对和抗拒国民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树立和推行共产党的“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尤其是进行“抢救运动”，这是暂时可行的，并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共夺取政权，打得天下，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把“整风运动”的经验和“抢救运动”的模式推向全国全民全社会呢？由于这一“意见书”，蒋南翔受到了刘少奇等人的严厉批评和党内“处分”。1988年5月去世之前，蒋南翔要求公开发表这一“意见书”。其实，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在1949年之后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埋下了“伏笔”。这里，暂不提及蒋南翔文革时饱受的凌辱，就说当年否定过蒋南翔这一“意见书”的刘少奇，那时绝不会意料到他本人后来有比“抢救运动”受害者更加悲惨的遭遇和结局！

如何评价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话题。这里，仅仅借用这部《年谱》中的一个有关记述：通过来自在延安和重庆的苏联人员的渠道，1943年11月，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电文中提到“不要相信康生，因为康生所实行的清除党内敌对分子的办法正在帮助敌人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为国民党效劳。”尽管此时共产国际解散不久，但是季米特洛夫以及在他身后的某些苏联人士给予康生主管的“抢救运动”如此的“定论”，真乃空谷足音！

“康生现象”泛滥于文革时期。仅有延安时期的“康生现象”，还不是历史上全盘的“康生现象”。在延安时期的和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之间，后者不只是前者的一般延续，更是使前者无以复加地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实际上，在文革之前，“康生现象”就有卷土重来的种种迹象。例如，1962年9月康生担任“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个专案班子是为了审查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出版过程以及所波及到的众多相关人士而设立的。这一针对“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的专案，“折腾了17年，株连约6万人，致死上千人。一本小说造成的冤狱，可称是中国之最，世界少见。”

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不仅延续和扩大了前面所述的延安时期“康生现象”的那些特点、结果和问题，并且促使所有这些方面登峰造极，恶性泛化，而且它还集中地表现在文革时期的“专案文化”与“专政文化”。

人们对于文革时期的“专案文化”以及康生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专案文化”在实施于对中共各级干部的迫害上聚集了“康生现象”的传统本性和转换特色。康生本人类似于这一文化的“领班”或“领军”人物，因为文革时期还没有哪一位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的人物像他这样直接主管或间接负责那么多的“大案”、“要案”甚至“个案”。这种“专案文化”源于文革的性质、特点和目标，因为文革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整当权派”，即整治中共党和国家各级干部，也如同林彪1966年12月6日所说的：文革是一场“批判干部的运动”，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文革对于中共整个干部队伍的冲击和整治无以复加地超过了中共历史上包括延安“整风及抢救运动”在内的其他任何一场运动。文革初期，在中共全党，除了最高领袖一人之外，党的第二号领导人以下的所有干部都有或被打倒、或被“炮打”、或被“火烧”、或被迫害致死的可能。据统计，文革时期，中共约有75%的省、部级干部、90%多的地（市）县、局（厅）处级干部受到打击和迫害。对于干部们实施“专案文化”的理由，因势而异，因时不同：从党内分歧、矛盾和斗争到个人交往、私人恩怨、利害冲突，从以往山头势力、过去人脉关系到派别现状、个人升迁沉浮，从被敌人逮捕、坐牢和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可疑”经历到个人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和记录，等等，都有可能转变为敌我生死的较量。我清楚地记得，少年时旁听长辈们的一次谈话，一位老干部感慨道：文革就是干部人际关系的彼此“报复”。从“报复”到“专案”，近在咫尺。的确，文革称得上是一场迫害干部的运动。

据我了解，康生对于“专案文化”的直接作用还表现在对中共中央高层专案工作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推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历者（已去世）很多年前告知我：大约1968年下半年至1970年初期间，康生等经常召集当时的中共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的众多工作人员讲话，介绍经验，传授方法，给予帮助。这些活动大都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时间大多安排在深夜至清晨。那些康生重视和促动中共中央高层专案工作的相关资料，至今难见天日。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指出：“据现有确凿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诬蔑和迫害的干部竟达839人（包括曹轶欧点名诬陷的122人）；在康生亲自审定的报告上点名诬陷的有247人。被点名的839人中，有中央副部长、地方副省长、部队大军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360多人，其余的大部分也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82人。致残致病的，则无法统计。”在一部迫害中共干部的历史上，康生算是创下了记录。

文革的“专案文化”走向极端就是文革的“专政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实际中是形影相随或者互为表里的，这里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暂时作出区分。在文革的历史过程中，“专政文化”的涵盖面、冲击力和持续度都明显超过了“专案文化”。当然，无论是文革的“专案文化”还是“专政文化”，虽然康生本人以及“康生现象”不是唯一的、根本的决定因素，但是从1960年代初康生再次政治崛起，到文革爆发之际“康生现象”类似余灰复燃，再到1970年11月康生全权主管中共中央党务、宣传、组织、对外联络、党校事务及工青妇群众团体等工作，康生的权力和地位都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端，他与这两种文化的兴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革时期的“专政文化”主要表现出大致上不同于历史上以往专政的十个特点：一是把中共党内外的一切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归于阶级斗争的生死存亡的对立和冲突；二是在中共建国之后的执政时期依然应用或实施以革命的方式、战争年代的经验和准军事化的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直至党本身；三是斗争绝对扩大化到了社会所有成员个人或相应参与、或被迫置身其中的整肃和整治；四是高度注重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以及文学艺术界、教育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管治；五是对于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进行总体“清洗”与局部“复位”的转换；六是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由群众专政到专政群众的鼓动和实施；七是致使公、检、法部门或机构的职能的全面蜕化甚至时有瘫痪；八是对于从社会活动各个领域到私人个体生存领域的全盘控制；九是伴随党、国家和社会的名为“继续革命”而实为革命的自我革命的震荡；十是具有从内心恐惧到日常生活恐怖的“全面专政”的效应。简言之，这种“专政文化”的特定“映衬”来自文革时期的“康生现象”。

无论文革时期“专案文化”的普及以及专案组实例的泛滥无度，还是“专政文化”的盛行以及“全面专政”的无法无天，它们不仅给那时的各行各业各界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祸和牺牲，而且最终也致使整个文革走入了自残、自噬的不归之路。在此意义上，“康生现象”完全是一种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

何谓“康生现象”？狭义上就是延安时期中共自身整肃文化与文革时期迫害文化的综合性的现象。

三

这部近55万字的《年谱》，填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人物年谱的一个空白，尤其如前所述填补了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物记述和研究的一个空白。因为，除了前面提及的不同于中共正统的党史界所编撰的中共历史人物年谱而具有的独到之处，这部《年谱》的编撰价值和学术意义还在于它与已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邓小平年谱》、《陈云年谱》、《彭真年谱》、《杨尚昆年谱》等等的具体比较。由于非常容易理解的原因，还由于那些铭刻官方印记的年谱的编撰者们的艰难或苦楚，这些动用人力之众、耗费物力之大的年谱难免存在种种刻意的缺漏或种种必然的回避。余汝信先生无法企及中共党史界那比较丰厚而公开甚微的史料资源，他只拥有相对有限的文献资料，最主要的是以孜孜不懈的志向，筚路蓝缕，集腋成裘，为康生这位中共历史上难以回避的、无法忽略的、具有“恶行”而有很大争议的人物的记述和研究作出了不同于上述那些年谱的贡献。

通过比较，这部《年谱》在记述和编纂的严谨、细致、厚实和广度，并不亚于上述所提及的年谱所达到的水平或程度。这里有必要重申，中共正统的党史界不可能编撰和出版像《康生年谱》这样的史书。因而，我们期待现今和未来有志之士暨学术同仁受到余汝信先生的鼓舞和启示，编撰出中共党史界其他“另类”历史人物的年谱，诸如“林彪年谱”、“江青年谱”、“陈伯达年谱”、“张春桥年谱”、“姚文元年谱”、“谢富治年谱”等等，以便扩展和深化中共历史尤其是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颇有意思的是，这部《年谱》的谱主与上述那些已出版的年谱的谱主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历史的“绝缘”和人际关系的“隔膜”。仅仅从记述的角度和编撰的意义上来看，所有这些年谱都是“互补”的或“互映”的。通读这部《年谱》在内的所有这些年谱并把它们加以“沟通”和“耦合”，人们对于中共历史的“通识”有可能越来越丰富多样，对于中共诸多历史人物的“感悟”有可能越来越具体鲜明。

例如，在延安时期对于中共政治文化的真正成熟或基本“定型”，特别是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康生作出的政治整肃之“成效”并不亚于刘少奇、彭真等人作出的组织建设和宣传鼓动。康生在1950年代“反右”运动的言行与那时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言行如出一辙。对于始于1950年代后半期并持续十多年之久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知识分子政策”等，康生与一些中共领导人都是重要“推手”。特别是1960年代初，由邓小平挂帅，康生出任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论战的写作组组长，二人经常一起活跃在抨击苏联的“第一线”。众所周知，正是在这场历经数年的中苏“大论战”中，文革的思想理论先于文革的实践而昭然出炉。很有意味的是，《年谱》引用了闫长贵先生的转述：邓小平1973年2月下旬复出回京后去康生家看望时说道：“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这一轶事在《邓小平年谱》中没有记载。相比较《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周恩来那时是亲自赴邓小平住处看望。又如，这部《年谱》颇具匠心地在最后附录了一个“康生身后大事年表”，表明了康生无论生前的“英名”还是死后的“恶谥”都首先维系于中共高层政治的现实利益和特别诉求。因而，有必要再次强调：注重《年谱》所标示的副标题，凸显康生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必然和成立，主要在于他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现时共存与历时共进。

当然，康生有生之年，具体地说，“康生现象”出现和运行之际，在政治上并不是一路充满了玫瑰色，有起伏，也有曲折，甚至还有人格形象上的裂变。大的事例仅举康生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由过去“七大”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这可能是多少受到延安“抢救运动”后果以及养病休假的作用和影响。小的事例仅举文革文革时期，康生曾受到了一些群众造反派的怀疑和抨击。

例如，我最初涉及清华大学文革初期史料时，接触到1967年1月初成立还不到半个月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中的一部分人参与反康生事件的资料。当时这些人跑到中共中央党校，伙同该校反康生的一派群众组织，力图打倒康生。此事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斥责，该兵团头头蒯大富接到陈伯达的批评电话后，尽管把此事压了下去，但很有可能造成该兵团与康生结下“梁子”，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康生对于清华文革初期事务的表态和干预远不及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其实，后来演变成“团派”的一些人之所以反康生，完全是出于政治投机。因为，先是1966年12月25日反刘少奇的“大游行”，蒯大富以及同伙事先由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特指文革初期中共中央主导文革运动的班子）成员张春桥的授意而“抢了头功”，几乎一夜之间蜚声京城内外，一发不可收拾；后是于1966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在“反陶铸”一事上的“落后”，他们当时信息不灵和政治嗅觉不敏感，最主要的是没有上述“司令部”的点播，他们相比于其他单位那些反陶铸的群众组织显得“被动”，因而，想在始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反康生活动中投机取巧，大捞一把，不料闹巧成拙。这也表明文革初期的一些群众造反派不把康生“放在眼里”。

无独有偶。上述兵团1967年4月分裂并于11月最终演变为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两派组织。其中的一派——四一四派，有人为了给自己一派苦苦寻求合法性或权威性的依据就萌发“畅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们”对于清华大学文革两派——“井冈山派”（“老团”）和“四一四派”（“老四”）——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提出并在清华园流行着一种说法：“一、三、五和二、四、六论”，即一、三、五号领导人支持老四，二、四、六号领导人支持老团。换言之，分别作为一、三、五号人物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是同情或倾向老四的立场和观点，而分别作为二、四、六号人物的林彪、陈伯达和江青是庇护或站在老团一边的。其实，这无论从当时还是从历史来看，都是四一四派少数有代表性的人物的一厢情愿，至少他们为了力图从“无产阶级司令部”那里寻求政治支持、思想依据甚至情感保障，把康生看成上述“司令部”第五号人物，直至当成“自己人”！因此，这也就在文革初期清华园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老团是反康生的，老四是保康生的。实则谬也。然而，老四对康生的“好感”所带有的派性臆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点后来在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次召见的数次插话中，康生批评蒯大富从事武斗，指责韩爱晶参与由广西等地造反派发起的、在北京航空学院举行的所谓“全国造反派形势讨论会”。

今天，在康生去世四十多年之后，追溯和反思“康生现象”有什么意义呢？这是通读了《年谱》的读者们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就我而言，读毕《年谱》，掩卷长思，不禁发问：“康生现象”还会不会在中国重新出现或变相运作呢？


此文为《康生年谱》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