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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刘家驹: 文革鼙鼓动江淮——12军安徽军管纪实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06, 2021 5:4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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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鼙鼓动江淮——12军安徽军管纪实

                ·刘家驹·

  文革进入第二年,造反派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实施全面夺权,上海首先掀起“一月风暴"响应。《人民日报》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新飞跃,进入了新阶段,“将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是转折点。好些省的造反派紧随其后,声势越闹越大,变文斗为武斗,纷纷采取武装夺取政权。四川、贵州、湖北、广西,枪声骤起,安徽对立的两派,也在淮南、蚌埠、芜湖、安庆摆开了战场。黑云压城,生产停顿,交通中断。

  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几千家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12军入皖全面军管。并任命12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接管安徽省的军管会。军委又升任李为南京军区副司令,令在安徽的各军兵种驻军,都听命李德生统领。李像当年朝鲜战争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用属下的第31师,在进入安徽的津浦铁路线上,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

  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由第35师把守航道,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第34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每个矿放一个营,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抓革命促生产,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不得须臾停产,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是我军的“小三线”,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城市交通、治安、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制。仅几天时间,8万人民解放军遍布安徽城乡,一个士兵管控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班长行政一家千人工厂,佛子岭水库、皖西林场、九华山庙宇、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军人无处不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展现在江淮大地上。生产恢复了,交通也通畅了,而社会秩序却无法安然,两大派依旧是枪炮相向。毛泽东有自己的高瞻远瞩,把武斗看成是未来战争的排练场。

(一)

  安徽的武斗,是从1967年元月造反派夺了省委大权开始的。一派认为夺权“好得很“'人称“好派”;一派坚决反对,认为夺权不搞大联合是好个“屁”,人称“屁派”。为了雅俗共赏,各自名为G派和P派。

  省军区反对夺省委的权,造反派指责他们是保护省委书记李葆华的“一小撮保皇派”。复员军人组成的红卫军冲击省军区,军区抓捕了红卫军头头千得水,刑讯至死,毛泽东震怒,1月21日致信主持军委的林彪,批评“军队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指令他派兵“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把军委以前下达不介入的“五条禁令取消作废"。林彪立即重新制定了8条,命令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支农、支工、支左、军管、军训”。四月,中央文革在解决安徽问题上又发出了文件,强调军队支左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得乱抓人……

  8月4日,12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位,李德生率军部住进合肥的园林式宾馆稻香楼。李找来两派头领、革命干部、新闻记者、群众代表座谈,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表明12军支左的态度。李说,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主席讲,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认为,G派、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存在革与保,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令,双方放下武器,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三结合”的新政权。我们保证对G、P两派一碗水端平……。李说的意气风发,以为像对自己部属一样令行禁止。他不懂得,两派的厮打已红了眼,都自认为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况且,两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几千人流血,不报仇雪恨,死者不瞑目,生者也无地自容。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8月8日,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

(二)

  傍晚时分,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枪声就是命令,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有二十多人跳上车,车行一路,高音喇叭喊话一路:"我们是6408部队(12军的代号),是毛主席派来的,坚决反对武斗。”

  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看到六安路路南一家机关大院楼层的窗口,和路北的市立第六中学的屋顶上,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射孔内的火舌正在喷吐,相互对射的机枪、自动枪在入暮的天色下,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

  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我们跳下了车,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院落很大,已挤满了人,我发现坐在地上的,是些被反绑的学生,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都放声哭喊开了:“解放军啊,快救我们,他们要杀人啊!”
  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他们是哪一派的?”看守回答:“P派的。”
  “你们抓了多少人?”
  “一百多吧。”
  “怎么处理?”
  “带回总部。”“总部在哪里?”
  “合工大。”(合肥工业大学,G派的大本营)
  这时,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马上撤走,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

  在头头的指挥下,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退下了弹仓的子弹,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俘虏排着队,在吆喝声中被押出院的南门。

  楼上G派的战斗成员,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用手指做了个V字。小青年告诉我:“有人被打死了。”

  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这里有个石灰坑,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尸体浑身是石灰浆,白糊糊的,在夜色中,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小青年说:“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

  围观的人告诉我: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外号叫小福子。

  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我顾不上处理尸体,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穿过马路,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屋顶上的枪声停了,有人向下喊话:“解放军同志哟,快救我们!”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我近前一看,烧的都是课桌、椅子,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自己放的火。

  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掏,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忙活了一阵,终千掏开了一个通道,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二楼没人,又上到三楼,也未见到人影。我仰头向屋顶高喊:“解放军来了,你们都下来!”

  稍停,顶层的天窗洞开,探出个脑袋来,说:“我们下不来,还有负伤的。”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我爬上天窗,到了屋顶的平台,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地搂住我,感激之情变成了一片呜咽。

  我安抚了他们一阵,清点了人数,一共15人,手中都有枪,其中躺下的三人腿和胳膊负了伤。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
  头头说:"一百多。”
  “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
  “他们刚撤走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刚才枪响,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

  我马上站到屋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这里有伤员。”

  回过头,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送下天窗,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我和小青年聊起,他是六中高二学生。他告诉我,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分好,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

  我问:“为什么都挑成分好的?”
  小青年答:"亲不亲,阶级分,成分好的有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
  我又问:"誓言有些什么内容?”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头颅,洒热血,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
  “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为什么不打到底,杀身成仁?”
  小青年有些发窘,说:“让你们来解救,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

  我在想,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

  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我看了看表,已过9时。返回时,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见不到车辆和行人,街灯清冷,已是一片萧疏。

(三)

  第二天,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李说,派战打开了,天天都在死人,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先礼后兵。

  晚上,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总指挥叫程明远,民政局局长,他早在1931年就是合肥县党的书记,红军干部。

  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在他引导下,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两侧房间是审讯室,从一扇虚掩的门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

  我问引导:“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
  引导说:“昨天俘来的。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程司令要亲自审问。”
  “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
  “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他们抓住我们的人,整的还惨,阶级斗争嘛,不能心慈手软。”

  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见我们来了,才缓缓地坐起来。他就是程明远,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红军战士,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我们刚到他跟前,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对我们虎视眈眈。程没让人给我们设座,老练地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

  老刘蹲下身躯对程说:“程司令,李主任问候您,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
  程司令很敏感,说:“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是吧?“刘说:“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
  程马上说:“这是李主任的意思,还是中央的指示?”
  刘说:“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中说过了。我来之前,李主任请示了中央,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释放俘虏。”
  程说:“康老表态了吗?”
  今年初,程明远首先起来造省委的反被捕,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保护了他,程对康有感恩之心。刘说:“李主任请示过康老,康老同意的。”
  程说:“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我们坚决照办。”程又反问:“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
  刘说:“我们刚介入支左,确实不清楚,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
  程说:“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可能办不到,我们还要开会研究。”
  刘说:“李主任说,只给两派20天的期限。”
  “同志哥,”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我们P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那不是件容易的事,下面有数百万人,百万条枪,又分散在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通知,要说服,得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作啊。”

  程司令当年在鄂豫皖苏区,手下兵力是一支30多人的小游击队,如今已雄师百万,武器又精良,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放下枪杆子,靠吐唾沫夺权,是竹篮子打水。

  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我们有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行动,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刘站起身来又说:“就这样定了,我们告辞,请司令保重。”

  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叫他刘铁嘴,在返回的车上,我说:“老刘,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刘嘿嘿一笑,对这伙人,就是要靠吹靠唬。

  地头蛇到底斗不过强龙,一个月后,程明远还在拖着,我们以叛徒罪(他在1932年被捕过)把他逮捕下狱。

  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我们又去到G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一位分管军事的头头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工事地面有,屋顶上有,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头头告诉我,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设置的,每个工事设计费给50至30元不等。

  我吃惊地问:“为什么这样干?G派人数最多,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
  头头说:“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以学生为主,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使用解放干部也是如此,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
  “那为什么?”
  “将来大联合、‘三结合’会处在有利地位。P派的人大都是政治上不干净的,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生地富或和国民党沾亲带故的。”

  这位唯成分论的头头还告诉我:“G派在全省五千万人中占多数,新生政权应以我们为主。我们不排斥P派,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三结合’。”

  强烈的权力欲促使这位头头不识时务,“三结合”后,造反派的头头大都被逐出领导班子。

  1980年代末,有人来京告诉我,这位G派头头在深圳买下不少原始股,已是千万富翁,他敢向身边的人说,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

(四)

  就在合肥“八·八”事件的同时,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在八公山下列阵,决定打一场小淮海。当年谢安和符坚的淝水之战,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我到淮南时,武斗已停下来,葱郁的八公山看不到草木皆兵,浩荡的淮河上,也不见血流漂忤,这里绿水青山依旧,到处却是一片死寂。

  34师师部驻老市委的权力中心洞山镇,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

  淮南煤矿有10个矿区,分布在150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积平原上。文革开始,50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34师到达淮南之前,大小战斗己打了十余次,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两派正集中自己的全部兵力,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师长张季伦集合全师一万人,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组成一道人墙,一边手摇语录本,一边高喊口号:停止武斗,和平谈判!这场面十分壮观,很具有威摄作用,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撤离了战场。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

  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建制都是按班排连营团师兵团编成,战斗成员是工人,骨干是复员军人,号令统一,步调一致,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样式。

  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他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文革开始,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公安局抓了他,放出来又上北京冲中南海,他用红卫军的旗帜在淮南已聚集了数十万人马,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依托农村为根据地,随时准备打进淮南。

  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他说:“张家祥匪气十足,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无恶不作,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我们就得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水家湖),这里是南去合肥,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P派的部指挥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他人很瘦小,脸上有枪伤,约50开外的年纪,话语练达,不卑不亢,还保持军人的仪态。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几乎和我们师作战指挥所一个模样,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图上标识清晰,用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几个守机的女孩子在记录通话。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微缩的地物地貌十分精致。

  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参谋长自报家门,姓李,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和我们12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那是1947年,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六纵攻击了三天,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羊腰,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代价更惨重。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连队给打掉了一半。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

  地上死人的脑袋,像地里长的西瓜,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1954年,他从副营长的职务上转业来到淮南。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党文化”的传承,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张司令到!”出于礼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

  放眼一望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都着一身军装,肩持自动枪,头上戴着俨如钢盔的矿工帽,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张司令出现了,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尾随他身后的是一个女兵班,人人腰上别有59式手枪,身着灰色军装,红色娘子军模样。张司令来到我面前,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这位是6408部队的首长,从合肥来,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我很快恢复常态,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落座后,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忙给张司令做了补白:“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我无须辩说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

  我马上说:“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司令的称谓并列,给对方一种满足感。
  张家祥微微起身说:“岂敢岂敢,祝李司令身体健康。”

  我开始介绍合肥的武斗,用劝导的口吻,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听从中央部署,搞好大联合。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说P派已伤亡好几百人,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还向我表示,他有决心把G派赶出淮南,赶过淮河,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

  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P派头头,只是逢场作戏的说说。

  我问:“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
  张说:“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主张文攻武卫,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现在阶级不分,阵线也不明,怎么能联合?”
  我说:“你们这么打下去,谁也消灭不了谁,后果是什么?”
  张提高了嗓门说:“我们不是打了22年的战争吗?外打小日本,内打老蒋,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我请您转告李主任,淮南炮轰派(G派)举手投降,我就交出武器。”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
  我又问:“你要打进淮南,你准备出动多少人?”“四个兵团,一百万人!”

  张家祥利令智昏,他在向我吹嘘他握持的军事实力,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告辞时,我调侃地说:“安徽风阳出了个朱皇帝,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中国就归你了。”
  “哪能这么说。”他不懂我的挪榆,还谦让地说,“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我是他的马前卒。”

  有评论家说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大都出身游民阶层,张家祥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一类型。三年解放战争的生生死死,他成了我军的侦察排长,造反半年,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如果他脑袋稍微有些清醒,收敛却步,大联合时,也许有他淮南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高位,可惜,人心不足蛇吞象,最后走上了断头台。

  我在淮南待了两天,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他们的旗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一切听从部队的安排。”以此得到了34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发电厂井下巷道的运输,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军人在跟班,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

  第三天,刘参谋突然来淮南,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李德生得到淮南武斗的新动向,张家祥已秣马厉兵,即将攻打淮南。去年张率军攻进淮南,洗劫了市委大楼,损失尚小,这次要是打进去,死人多且不说,各个矿出不了煤,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

  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同时要求34师防患于未然。张师长十分警觉,马上调动两个团,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击P派进攻的防线。

  我关注战前的未雨绸缪,跟随刘参谋去了水家湖。

(五)

  这里已呈现出一片出征前繁忙的景象,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大约有两万来人。车皮里的斗士们,一见军人到来,马上举枪对空鸣放,枪支如一片森林,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

  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他跳下车,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我是6408部队的刘参谋,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不要进入淮南!”
  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指着刘参谋:“你是什么人?敢来堵我的车?”张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缓了缓口气说:“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保证不打第一枪。”
  刘说:“你们回去可以,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再回去也不迟。”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
  “不答应也要执行,这是中央的命令!”
  “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是刘少奇的。”张态度转为强硬,他转身一挥手:“车开过来,向淮南前进!”

  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突突叫了两声,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车轮启动了,缓缓地从铁轨上辗过来,顶住了我们的小车。刘参谋气急了,喊道:“张家祥,你有本事从我身上辗过去!”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

  这下把张司令给镇住了,他没想到世间上有比他更不要命的人,猛然间,他恶向胆边生,高喊:“开!压过去!我的命抵你的命!”

  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闭着眼,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正在这时,李参谋长出现了,见我也在现场,知道刘参谋有来头,知趣地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张愤然地走开了。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请起,请起,我们让火车停下来,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你是军人,躺下影响不好。”

  刘坐起身来说:“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列车开到附线,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谈。”刘很有心计,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

  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两万多战斗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张司令再没出现。

  刘告诉李参谋长说:“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谁先动武,我们就还击谁。”

  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一群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撼动正规军的。李参谋长表示立即罢兵。

  刘参谋原是我04团的作战参谋,朝鲜战争历练了他一身是胆,这场淮南的大规模武斗给他单枪匹马制止了。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交枪的同时,清理两派的坏头头。

  当时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查出的坏人数以万计,淮南的张家祥首先被清理出来。第二年,军管决定枪毙他时,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为他“送行”。

  张被关在田家庵我100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金让看守(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从小屋里放出来,没有给他带刑具,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

  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我问他:“你还记得我吗?”
  张点了点头。
  “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
  “知道,定了我死罪,已上报中央了,等待吃枪子。”张面对自己的结局很坦然。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没有犯罪,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罪行是他们强加的。”
  “我看到了你的罪行,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十多公斤铂金,枪杀了六条人命。”
  “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已如数交还了。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谁杀的,不清楚,都算在我的头上了。”
  “你的手下还奸污了上百名妇女,是事实吧?”
  “吹牛不犯死罪,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替天行道’,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张家祥是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夭害理的事情。”
  “你是总指挥,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
  “你们怎么说都占理,就是为了要我的命。我告诉你,枪毙我那天,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

  他已视死如归,毛的革命路线把他举向浪尖,现在又跌到谷底。明天,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

  第二天,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被34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他仍然昂着头,没有下跪,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解放战争中,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文革的这场搏斗,他也是在浴血,他得到的不是光荣牺牲,而是对罪犯的处决——排长扣动了扳机,枪声响处,脑浆进出,张家祥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

  淮南平静了,大联合的权力却集中在军人手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工厂他们得到的报酬就是努力干活,高产出煤。

  历史不会对张家祥作出真实的结论。40年后,刘参谋对我说,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不考虑法律程序,杀他是为了儆猴。

(六)

  与此同时,芜湖的两派正打得火热。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去了,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实力强大的“三筹处”,把“联总"赶出了芜湖,一万多人去了上海、南京流浪,两千人上北京告状。李德生求助中央,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50人召到北京谈判,周恩来到会讲了话,强制两派签署协议,保证“不打架”“不抓人”,被打出芜湖的“联总”由12军保护回城搞大联合。

  “联总”要报仇雪恨,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琅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葱葱,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欣赏山清水秀。明朱元璋选择它是做夺取政权的根据地,他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造反派向往历史重演,他们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在峰回路转的山涧安营扎寨,为杀回芜湖展开了大练兵。

  35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为说服“联总”回芜湖,他们派出了20多人的工作组到琅琊山。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真有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的阵势,沿山沟溪边几百座小茅屋,住的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军事管理,三餐野炊,24小时作息的号起号落,射击训练,土工作业,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卧薪尝胆”“杀回老家去”“练兵场就是战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等巨幅标语,用石灰刷在石壁上。

  为迎接工作组到来,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那天,演示场地设置在一条山沟里。第一组出场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战士”,她们用立跪卧三种姿势快速射击山缝或树丛间的人像靶,命中率达90%。第二组为了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展示的是在山野战斗的技能,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只见他们一手抓住葛藤,贴身绝壁,一手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枪响靶落,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

  最后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射击、投弹、拼刺动作规范,不亚千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战技水平。

  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

  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是我军名副其实的后备兵员,也推心置腹的劝导他们放下武器,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搞好两派大联合。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联总”终千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确保“联总”人人生命安全。回芜湖后,住地由军队派兵24小时保护。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

  这天晚上,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有歌有舞,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女孩子联唱的《心中想念毛泽东》,如泣如诉的歌声,工作组为之动容。一个小青年唱起《红灯记》“狱警传”片段,有板有眼,声音高昂,感情深厚。宣传科长最为感动,招来小青年询问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出身……小青年十分敏感,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参军报国!”

  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如果要动员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就是战前最生动思想政治工作。

  这支武斗组织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又在部队的保卫下在大街上示威游行了一圈, 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

  庆幸的是,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否则这千把人肯定会抛尸芜湖街头。

  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们,说毛泽东接见了他,毛对李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感动,并教导说:“明其为贼,贼乃可服。”

  这是《汉书》上的话,意思是制止了武斗,别忘了阶级斗争,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

  这正是毛的高明之处。

(七)

  八月下旬,安庆G派集结市下属八个县的十万民兵把这座江城团团围住,声言不投降就破城。P派一边倾城坚守,一边向省军管会告急。李德生迅即组成工作组前往解围。成员有12军副政委宋佩璋,副军长李长林,司令部政治部各出一名处长再配上参谋、干事、助理共七人,干事就是我。

  李德生召集我们开会告之,安庆武斗大乱难止,两派背后都是军队的人在组织指挥。城郊有十多家大工厂是海军、空军的军工企业,工人都追随G派,手中武器全由军队工厂和人武部供给。G派庞大的兵力是民兵,班排连营的骨干几乎全是复员军人,总指挥是转业到地方的一个师参谋长,他是经历过抗日战场的老兵。P派也不弱,它的核心力量是由南京军区第二工程团、军分区独立营,和市民、学生混编成的20个战斗营,他们在安庆城内筑起街垒,高楼墙垛都设有工事。这场攻防战要是拉开架式打开来,安庆将是人亡城毁。李德生看到了它的巨大危害,亲自出马,控制住这场正在燃起的战火,从源头给以扑灭。

  李德生带领我们赶赴安庆。他在安庆已布下了12军的03团,他知道,仅靠两千人的武力是镇不住造反派的,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所以派出一个高级别的工作组,意图是用组织和行政首先束缚住军队这只看得见的手。

  我们工作组一行进入安庆外围的月山,就看到公路上岗哨密布,山头上到处是堑壕和掩体,这里已是G派的前线。到了安庆城下,我们进入了P派的防区,到处是明碉暗堡,掩体全是用沙袋垒成,战斗员们脸上都布满硝烟,蹲在工事里转动着两只眼睛盯住我们。十多间房屋余烟未烬,像是刚刚战斗过。城门口有几个P派的联络员,他们过来查看了我们的车辆,确认了是12军的工作组,才热情的引领我们入城。满街是放置的路障和街垒,我们的车从他们跟前走过时,P派的战斗员都跳出工事,举枪高喊:向6408部队(12军代号)致敬!向6408部队学习!

  03团已为我们安排好住地,地点是人去楼空的专区行署。我们还没解开被包,李德生就告诉03团团长,说他马上要见当地友邻驻军领导和两派武斗的总指挥。团长熟悉两派和各家驻军,半个小时就在电话里安排就绪。会见地点设在临江的一座大楼上,那里是两派交火的前沿,团长已派出了警戒,保证来人的安全进出。

  我们随李德生来到这座四层楼房。站在楼顶,滚滚长江一览无余,楼下是一条沿江的长街,没有行人,街角街口都是砦障,各个住家的楼房窗户里还伸出黑森森的枪口。我陡然间想起60年前(1907),徐锡麟在这里起义,枪杀巡抚恩铭,当时战斗的仅是几百人,如今已是数万武装对峙。我是战争的过来人,知道一场蓄势待发的惨烈战火即将点起,战前的沉寂气氛让人不寒而栗。

  找来谈话的头面人物都是单独进行,由团长引领。第一个上来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宗书阁。他是李德生的老部下,一见到李忙举手致礼,李像对其他对老部下一样,没有任何客套,开门见山:“我要你来,是要你约束你们在安庆的几家工厂三万多工人,让他们必须执行军队的统一号令,不得和地方造反派搅和在一起,发放的武器立即收回,也不要再支援地方造反派任何物资,这是我代表军委和南京军区给你下达的命令。”

  宗副参谋长身材短而圆,他一边擦拭头上的汗珠,一边嗫嗫嚅嚅的承诺:“我做工作,我做工作,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他深知,李的话如斩钉截铁,不容有回旋的余地,在解放战争攻打大杨湖的恶战中,他的团打得只剩下几十个人,还突不破口子,李德生命令他带上炊事班和能走动的伤员也要突进去。用宗副参谋长的话说战争就要靠死磕才会有胜利。

  李德生又告诉他,“在安庆我派出了领导小组,你都熟悉他们,03团又是你带过的,你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向他们提出。”
  宗副参谋长表示:我会全力以赴。

  临走,宗副参谋长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拍着团长的肩说:“我们都是老庚(同龄人之间的亲切称呼),有事就关起门来说。”

  送走了宗,团长带来东海舰队的后勤部副部长。尽管南京军区管不了他们,一见面,李也是像对宗副参谋长一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已瘫痪,许司令给造反派赶进了大别山,军委任命我为军区的领导又接管安徽省党政军的全权,安庆不能乱,如长江航运中断,华东地区老百姓的吃穿用就要受到严重影响,军委要我明确向你们表示,军工企业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派的武斗,只能在自己院内闹革命。收缴你们发放的武器,你们必须立即执行。”

  这位副部长一边听李的说话,脸上的愁云越聚越密。他也是抗日老兵,虽不是李的老部下,深知在军事首长面前是没有价钱可讲的,最后表示,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他是下基层巡视工厂的,不想介入派性,蜻蜓点水就开溜,团长约他来,是想给他脖子上套根绳索。他是老后勤出身的部门首长,政治能力远不如宗副参谋长,造反的工人派性一发作,连老爹老娘也不买账。团长说他怎么也有几十年部队斗争的经历,又有来自军委的巨大压力,责任感会驱动他去找出路应对各种困难。

  接着G派的作战总指挥来了,此人中等个头,40多岁,粗眉大眼,一股虎气,步态有军人气息。他原是我20军60师的师参谋长,1960年代初转业到安庆来当粮食局长的。他身着汗衫,短裤,头戴钢盔,身后还跟一个班的贴身警卫,都携有长短家伙,他一见李德生,不卑不亢的致举手礼。李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总指挥很健谈,告诉李,他是1940年在苏北入伍的兵,参加过苏中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眼下安庆市和属下八个县G的派民兵都归他指挥,八个县的P派都被他统帅的G派武装包围,只要他一声令下,指日就可进入安庆城。

  李德生平静的借着他的大话问:“你们得了安庆,安徽其他区还有P派的几百万人,又有湖北`三新'、`三钢'的支持,他们都来对付你,你怎么应对?”

  这位总指挥没有品出李德生说话的滋味,仍然高声大气地说:“了不起就三分天下。毛主席就高兴天下大乱,他老人家的斗争哲学是用大乱来达到大治的,我们坚决的紧跟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到底。”

  李德生说:“你们有人提出农村包围城市。农民的造反派不得进城是中央的明确规定,谁要不执行,一意孤行,我们就坚决制止。我来这里就是要求你们交出武器,和P派一起解决你们的夺权问题,我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没问题。”总指挥表态干脆,“我们的武器已清点好了,说交就交,不会留下一枪一弹的,绝不违抗中央的命令。”看得出他比一般人富有社会阅历。他知道,派战不会持久,收了枪炮他还有个自身的出路问题,李对他单独召见,认为是时运已至。多年来,党内不少人已练出人身依附,就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总指挥最后说:“只要李司令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是坚决拥护中央的。”

  当他离开时,由我送下楼。他向我表白,人多势众的好派在安庆地区就是放下武器,政治上依然是绝对优势。

  楼下街道两旁都是他的警卫分队,显然是担心李德生摆下鸿门宴。见总指挥平安下楼上了指挥车,百多名警卫才放心地爬上了四辆卡车尾随,向东郊飞奔而去。

  已到中午时分,安庆军分区宣传科的杜科长来了,他是P派的总司令,轻装简从,只带了个警卫。他一见李德生就掀开衣襟撩起裤腿,露出浑身累累的伤痕,含着泪控诉军分区对他惨无人道的刑讯。李安抚他一阵说有血债的,我们都要算账的。李问他P派的现状,“你们武斗的力量有多少?”
  杜科长答:“有20个战斗组织,13000多人,南京军区的工兵二团3000人和军分区独立营500人是P派最有力的后盾。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P派几乎没有战斗力,比起G派,P派人数上差了一百倍。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武装斗争的。”

  李又问:“听说你们的武器还是新式的,谁提供给你们的?”
  杜科长毫不讳言:“我们的武器确实精良,都是武汉`钢二司'造反派车载船运支援来的,全是汉阳兵工厂制造,有的还没有装备给部队,如57式冲锋枪,1962年出厂的火箭筒,都是最新式的。”
  李说:“他们给了你们多少?”
  杜说:“我没有计数,都发给了个人,仓库还存放了一批。各县的P派组织只要提出要枪要炮,我们都给予支持。”杜科长的表述是坦率的。
  李告诫他:“军分区抓你是错误的,中央已为你们做了组织纠正,你现在仍是个军人,应听命军委。大联合是中央的大方向,你要让P派放下武器,要是再打下去,想从战场上得到胜利,两派付出的代价更为惨重,还首先要问罪于你这样穿军装的人,你要三思。”
  杜科长似乎已悟出李谈话中对自己有利的成分,说:“大家坐下来平等的谈判,这是我们P派的共同愿望,有你李主任的支持,我坚决拥护,坚决听从你的命令。”

  最后来的是军区工程兵二团政委,李德生直截了当的命令他,马上把工程团撤出安庆市区,支左干部也撤离。政委两眼发直,半晌才说:“我们和P派一直战斗在一起,已亲密无间,再说G派正在攻城,让我们离开,干部战士不会同意,造反派更不会答应。”
  李说:“恐怕是你们舍不得,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给你们7天时间,撤不走部队,就撤你们团长政委的职”。
  政委汕汕地说:“我回去先开个会传达你的指示,再……"
  李不由他分说提高了嗓门:“我是军区副司令,我是代表军区向你下达命令。”他缓了缓激动的情绪说:“毛主席在处理芜湖问题时教导我,要我公示坏头头的罪行,我不希望看到军队有坏人,你们的派性已陷得很深,再不拔出来,你政委就要承担起违抗中央指示的全部责任。”李又说:“P派的安全由我们03团全力负责,G派已向我作出保证,不再攻城。”
  政委无话可说,在威严的顶头上司跟前,他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他向李表示:“我三天内撤走,不会留下一兵一卒。”

  李德生像是在战场上雷厉风行的指挥,抓住了安庆的主要矛盾,制服了两派运筹帷幄穿军装的人。当天晚上,他又风风火火回了合肥,由我们7人小组留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八)

  当晚,宋佩璋给我们作出分工,由政治部徐处长带上李助理进驻G派,司令部韩处长带上我到P派,任务是监控武斗组织,为收缴武器宣传群众做好舆论准备。

  P派武斗指挥部在百货大楼的顶层,我和韩处长带上自已被卷,住进了他们的隔壁,老韩几乎24小时和杜科长形影不离,我就着手处理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一、验尸。市人民医院存有几具武斗死亡的尸体,法医要我去处理。存放在医院地下室的尸体,大热天,没有冷冻设备,满地浇井水降温。房间虽大,一股腐尸味袭来,让我干呕了一阵。我掀开盖布,死者是个年轻人,腐味让人窒息。我向医院工作人员要了一瓶酒,洒在毛巾上把鼻嘴捂住。尸体有两处是子弹洞穿,一处在头部,一处在胸口,我用手指去触动尸体的腹部,轻轻一碰就是一个窟隆。尸检了半个多小时,医生拿来死者登记表,无名无姓,只知他的身份是一名勘探队员。我当即签署火化,骨灰保留。他们已为文化大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往后会有谁来奠祀他们的英雄壮举?

  二、遣返战俘。P派把俘获G派的人关在一所小学里,宋佩璋要我找来两派的头头,双方谈妥无条件交换被俘人员。我的任务是把P派的俘虏带出城去,换回G派的俘虏。我来到已停课做战俘营的一家小学,看到被俘的男男女女关在十几间教室里,有的坐地靠墙,有的躺在书桌上,有伤口疼痛的在不住呻吟。我找到学生模样的战俘营营长,他给了一摞纸的名单,我点了点数,243人。我把俘虏查看了一遍,有20多人腿脚受了枪伤,严重的是骨折裂,有的大腿骨露出,腿肌血肉模糊。我要营长派人把重伤员马上送院,营长怎么也不干,我只好叫来03团的一个排自制担架,把20多名重伤员抬到市人民医院。余下的两百多人,由我领着,打上一面红十字旗,出城走了三公里,来到一家砖瓦厂,这里是G派设置的交换地,他们把战俘关在十几座砖窑里。我清点了人数,95名,凡伤重的,由没负伤的抬着、背着、搀扶着原路回城。刚进入市区,霎时锣鼓、鞭炮齐鸣,欢迎人群的口号声响彻街头巷尾。P派的几个头头站在台阶上向被俘者发表的慰问词,满口是“血债血还”“战斗到底"的檄文,俘虏们感动得清然泪下,高呼口号回应。

  我没想到头头们在挑起派性,又把仇恨火焰燃起,我马上跳上台阶,高声对大家劝说:“请造反派战友们一定要冷静,把你们要回来,不是再让你们枪对枪地打下去,是为了和平,不要再计较前嫌了,齐心协力地搞好大联合和‘三结合'……谁胆敢动你们身上一根毫毛,我们人民解放军就和你们战斗在一起……"

  大街上的众多亲属战友都围过来安抚俘虏,我也为自已完成一项光荣任务感到欣慰。

  三、释放夏司令。安庆军分区夏司令是个老红军,50多岁,已是一头白发,造反派叫他夏白毛,他支持G派,整过杜科长。我们来之前,P派一支小分队夜袭军分区,把夏司令绑架了,关到一处库房的楼上。宋佩璋己关照过P派放人,要我去接回夏司令。程卫东是安庆一中学生,P派的一号勤务员,由他带领我来到藏人的仓库,路上,我问程卫东:“你今年多大了?”
  程答:“18岁了。”
  “这么年轻就当了P派的一把手,除了打仗,你还得管全市的经济、行政、治安,是吧?”
  “我可没这么大的本事,都是杜科长在操持。开会我只表个态,讲话稿都由他们拟定。”
  “那你不成了傀儡了?”
  “不能那么说,杜科长在培养我掌权。”

  我又问:“夏司令是老红军,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关他?”
  程说:“他反对造反,还镇压杜科长。”
  小程思想单纯,只会冲冲杀杀,如若权力再分配,肯定不会有人再把他高高举起。

  来到仓库的楼上,一间小屋由两个造反派把守。我随程卫东进了门,夏司令一见我就下跪,我赶紧把他扶起。老头白发龙钟,衣冠不整,说话语无伦次,他边哭边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罪该万死……”我看他已经糊涂了,劝说了一阵扶他下楼,交给了军分区来接他的一个干部,并关照说:“夏司令回去以后,别上班了,在家休息。”

  小程像是升起一股怜悯之心,说:“先送116医院(驻军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那里多住些天。”

  夏司令员送走了,程卫东像有准备地对我说:“你看不看我们的战备物资?”
  我说,“你们还有什么物资是战备的?”
  他把脚下的一块木地板掀开来:“你看看吧。”
  我俯身一看,吃惊不小:几百平米的地下室堆满米面!我问:“有多少?”
  小程说:“有15万斤!”
  “你们从哪弄来的?”
  “粮食局仓库。”
  “谁的主意?”
  “杜科长,当年他大别山打游击,就这么储集战备粮的。”

  我住的百货大楼顶层,有个宽敞的阳台,约四十平米,每天晚上,一群来自北京的学生喜欢在这里谈天说地。正是酷暑天,我弄来十几张凉席给他们过夜,一是预防他们挑动武斗,更想听听他们传播外界的小道消息。

  他们中有北大“东方红”的,清华"井冈山”的,还有“红旗公社”的。这帮人都自称是江青派来的,P派聘他们当了政治顾问,长住不走。我向他们打听全国的武斗情况,一个北大的学生去过重庆,他说,那里已进入了立体战争,除飞机没出动外,兵舰、大炮、坦克都用上了。“815”派追击“反到底”派到丰都,打死打伤几百人。刚从广西来的学生说广西造反派把俘虏罚跪在南宁街头,掰开他们的嘴当痰盂,让过路人往俘虏嘴里吐痰。

  一个北京部队“新三军”的成员认为,全国的武斗发端于军队。这位学生讲述了今年5月13日北京的军队造反派“新三军”“老三军”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大打出手的故事,对我说:“你们有个错误的判断,以为全国武斗是我们北京学生到处煽风点火引起的,其实是军队带的头。毛主席要军队支左,就是支持我们造反派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这个年轻人所言不虚,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就是要用枪杆子改造世界。

(九)

  10月2日,天未明,安庆长江航运站一个年轻人跑来向我报告,说武汉造反派钢二司送来一船武器,正准备靠岸。听口气年轻人属G派观点的。

  我和年轻人来到江岸的大堤上,果然有艘大型登陆舰停在长江的主航道上,舰身有海军军用舰艇D字头编号,尾舱顶上有人正打出旗语。小青年懂行,翻译给我,说对方带的武器量大,是箱装,接船提货要用起吊机。我马上让小青年找来一名会旗语的水手,用缓兵之计告诉对方,说我们正准备接船,要他们停一个小时再靠岸。回过头我立马去见宋佩璋。宋说,让03团去处理,要他们坚决阻止船靠岸。我又赶到03团团长住处通报,团长要派出一个步兵连,我说,最好把炮兵营也拉出去威慑一下对方。团长问我:“这是宋副政委的意见?”

  我撒谎说:“我跟他说过,他要你决定。”

  “好吧。”团长找来参谋部署。半小时后,12门火炮的炮口高扬在长江的大堤上。我让旗语手警告对方,登陆船如靠近岸边300米,驻军就炮击。

  对方接到我们的信息,甲板上出现了一阵混乱,十分钟后,放下了一条小舢板,载上有十多个人向岸边驶来,靠到长江客运的延船边,我迎过去喊:“你们是哪里来的?”
  对方一个中年人答:“武汉`钢二司'派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支援安庆P派,他们正面临G派攻城。”

  我把他一行14人带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们,“安庆的情势平稳,G派要攻城,有我们保护。谁先挑起武斗,谁就要承担责任!我是驻军代表,绝不允许你们的船靠岸。”

  一个带队的中年人说:“我们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别说是解放军,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我们。”

  说罢,中年人把他腰上的手枪拔出,叭的一声扔到我的桌前,几个造反派跟着亮出了匕首,直直地插在桌面上。中年人傲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决心。”

  这种吓唬人的方式来自电影,纯属土匪的招式,他们以为我被震慑住了。我拿起中年人丢过来的手枪,是57式的,和我佩带的一样,我用拇指压下卡子,枪管给弹簧弹出的一瞬间,我迅速抓住护壳,手一松动,枪给分解了,我把卸下的部件丢到桌上,全过程仅三秒,14个人看我玩枪玩的那么谙熟,个个目瞪口呆,我说,“我打美国人还没用过这么好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拿来打自己的同胞?”

  他们中一个年轻人喊开了:“这个解放军是老保,是反毛主席的。”我说:“革也好,保也好,就不支持杀人。”

  中年人见我不好对付,改口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军代表。”
  “我们要见你们最高领导。”
  我说“我就代表驻军的最高领导。”
  “不对,”站在我身后的P派小头头说,“他们的最高领导是12军的副政委宋佩璋。”我想,他们见不到我们的领导人是不会罢休的,我说“可以让你们去见见。”我带领一行人来到03团团部。路上,我悄声问一个年轻人:“你们送来多少武器?”
  “一千多条枪,三百万发弹药,还有十几门火炮。”小青年毫不避讳。
  “谁要你们来支援的?”
  “安庆P派已到生死关头,要我们来救急。”
  “你们还动用了海军的登陆舰?”
  “毛主席让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军代表特许的。”

  看来,各地的战火纷飞,陆海空三军大都成了造反派的后盾。

  来到03团团部,我先安顿他们坐到会议室。我当然不会去找宋副政委,只能让03团领导出面处理。我来到政治处找到政治处主任徐贵,徐给我发火:“我们只管安庆,外来势力你们领导小组不管谁敢管!”我也发火:“这是宋副政委交办的,你不管就去给宋副政委说清楚。”

  徐收敛了威风,只得跟随我来到会议室。我介绍:“这是安庆驻军的徐主任,你们有话就对他说。”

  跟随来的有几个安庆P派小头头,都见过徐主任,一个头头发话:“他是个团政治处主任,官不大,不管用。”

  我马上解释,徐主任是代表宋副政委接见大家的。十几个“钢二司”的造反派起了哄,骂开了解放军在安庆支右不支左。

  我陡然想起一个救星来。他是康生的联络员,是康把他派到安徽来收集社会动态的,他原是上海警备区的文化干部,我们同行,又有交情,他调北京新华社后成了康生的耳目,我来安庆前,他告诉过我,有磨不开的事就找他。

  我转身出了会议室,到隔壁的办公室向合肥通话,找到了这位联络员,他叫杨××。我向他通报了眼下紧迫的情况,他让我把“钢二司”的头头叫来接电话,我马上到会议室,告诉那位中年人说:“康老的联络员在电话里找你。”
  他们不信,我说:“他人在合肥,要和你说话。”

  他疑惑地来到办公室拿起话筒,对方声音很大,口气也大,说他请示了康老,要“钢二司”来安庆的人和船全部返回,不得留下一枪一弹。

  这位头头从来未遇到这么个代表中央的人打电话提要求。他从对方那种首长口吻判断,不会是假的。他在电话里说,“我们马上开会,把你的意见传达给大家,听中央文革的。”

  头头慑服了,放下话筒,转回会议室喊开了:“大家静一静。”等大家平静下来,他说:“刚才康老指示我们马上回去,如果安庆问题不解决,G派还在攻城,我会马上回来。”后面的话是他为自己下台阶添加的。

  十几个造反派的气焰受到抑制,叫骂的声音放低了,一个年轻人说:“那我们先不走,就在船上等着。”
  我马上说“请大家相信,我们在处理两派问题上会一碗水端平的。”

  他们几个碰了碰头,决定撤离。我又送他们回到江岸。
  P派知道了武汉来船被强令返回,把所有的武斗组织都荷枪实弹地集结到大堤上示威。当“钢二司”一伙人上了舢板离岸时,造反派的几千条枪高高举起,对空鸣放送行致意。堤内外响起一片枪声,

  大江在震荡,我长出了一口气。

(十)

  宋佩璋看到李德生在解决安庆问题时的擒王效应,一触即发的战争已缓行,他提出马上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为收缴两派武器大造舆论。

  我们充分考虑到两派的严重对立,一颗火星子就可能把战火重新燃起,会议组织必须慎密。宋佩璋提出:由03团政委牵头,我和李助理、余参谋等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小班子。我们研究决定:

  一、03团全体出动担负警戒,维持秩序;
  二、对与会的两派群众作出纪律规定,违纪者由头头承担责任,切实管好自己的群众组织;
  三、凡是入场的都由支左干部带队;
  四、大会由李副军长讲话。

  我们找来两派头头宣布我们的决定,强调会议要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规定双方不得携带武器入场;不得辱骂、呼喊口号攻击对方;不得散发传单挑动派性……还要求两派头头上台表态,讲话内容将印发全省,上报中央。头头们是敬畏中央文革的,都表示坚决执行我们的一切规定。

  李助理勘察了会场场地,精心部署一个营在场外维持秩序,一个营在场内四围警戒,一个营组成丁字形人墙,隔出两派群众听会的位置。

  他告诉我说:“但愿安庆从此无枪声。”

  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最不愿看到两派的流血厮杀。有一年他回家探亲,陪老妈去了一趟教堂做礼拜,回来后受到组织的警告处分,党员是不允许顶礼膜拜耶稣的。这次,他是本着博爱精神来安庆的。

  仅两天,安排就绪。

  开会的时间是上午,在高音喇叭播送《东方红》的乐曲中,9时整,G、P两派群众组织,各自从东西两个入口处进场到指定位置。李助理特别尽力,手提只半导体喇叭,把G派进场的人指挥得秩序井然。最爱找事的P派,也老老实实地听从军代表的号令,没有出现任何骚乱,两派都在显示政治热情和彰显自己的实力,十万人把偌大的广场挤得满满的。

  大会9时开始,03团政委主持,他用五分钟讲了开会的宗旨和程序。接着由两派头头上台讲话,他们都是照稿子念,遣词用句十分斟酌,高调地讲团结。各派还推荐了一名革命干部上台讲话,也是照本宣科,用语都是摘自报纸上现成的。轮到李副军长上台了,两派拼命鼓掌,像是在比拼他们对军队支持的热度。足足鼓了三分钟。

  李一走上台就敞开心怀,没有一般人讲话的开场白:“我今天来是告诉你们造反派,别再打了,有什么鸡巴好打的。”

  我一听心发紧了,安徽人都不懂“鸡巴”是什么意思。场内出现一阵嗡嗡声。

  “为什么不把子弹留着去打蒋介石?你们你死我活的打了半年,今天你杀我一坨,明天我杀一你堆,杀来杀去都死光了,你们老子娘靠谁养去……“李副军长满口四川话,安徽人对他的方言似懂非懂。

  李助理生怕大会砸锅,跑过来问我,你们怎么不给李副军长准备个讲话稿?余参谋也过来说:“是我忘了。”他转身对主持会议的政委说:“你想法先让副军长的讲话停下来,我们马上想办法。”其实我没有忘,我的注意力在台下,只要10万群众和平共处两三小时就是胜利。台上的表态都是些形式。

  政委很机敏,他站到李副军长身边对公众插话说:“我们李副军长是老红军,当年他就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毛主席接见过他,说他了不起……,他是四川人,说话不好懂……"

  政委一边打圆场,刘参谋紧急的从他皮包里掏出一摞白纸,就动手起草李的讲话稿,他快速地写了两页开场白,我就快步送到李副军长手里,趁政委还在对群众说话之机,我嘱咐副军长说:“我们正在给你起草话稿,你就照着慢些念。”要是平时,李会不顾盛大场面大光其火的,这回他已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劲,不得不按我们抱佛脚的方式应对自己造成的“危机”。

  我和余参谋你一言我一句凑句子,几句话就写出一页纸,我就不停地往李副军长那里送。他的嗓门大,念的一字一顿,很有气势。我们心中有个大纲,先让他讲中央精神,强调毛泽东对安徽问题的关切,第二层意思,就说我们6408部队(12军)保证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端平一碗水,要求安庆的两大派放下武器,通过谈判促进新生政权的建立。

  尽管李副军长念稿不成章法,群众知道副军长是老红军、工农干部,也都能平心静气的倾听。他一气念了我们写的五十多页讲话稿,念完还赢得阵阵热烈的掌声。

  大会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结束,从此,我对余参谋的智慧很是赞赏,改称他余高参。

  把打得分外眼红的两大派集合在一起,平平和和地相处了两个小时,成效迅速显现,群众对军队增强了信任,坚持打下去的两派头头,受到舆论的抑制。我们得出一条经验:要争取主动,就得学会掌握群众,运动群众。

  会后,武斗降温,却没有平静,两派依然在对峙,枪声天天有。

(十一)

  安庆下属太湖县的P派,从造反开始就势单力薄,他们想在大联合中得到对等的席位,利用夜间突袭进城,包围了支持G派的人武部,抢走了全部枪支。人武部告急,驻G派的军代表徐处长,马上从03团抽出一个连,由他带去太湖。P派见军队压境,仓皇逃离,徐带着连队一直追到湖北的宿松,打死打伤二十多人。

  徐回到安庆就向宋汇报,我们也去听会,随同徐处长征讨的李助理放声大哭,他阻止自己连队开枪,徐处长骂他,说他同情反革命。我们的韩处长当着宋佩璋的面也指责徐,说他不该动用军队力量去武力干预,杀伤了这么多人,破坏了大好形势。徐说,两派已有口头协议,必须执行令行禁止,谁乱来我就镇压谁。我们争执了半夜,用徐的名义向李德生发报,说这次镇压行动是天经地义的,李当即回电说,这简直是乱弹琴。我和韩回到住地,韩说看来又要大打了,我们管不住了,让老徐一个人去擦屁股。

  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迅速赶到现场。这里是城外,激战双方之间有一道高高的土埂,都利用埂里埂外楼房的窗户为依托对射。这时,我见到一个身着军装的人,正站在土埂上高喊:“你们打吧,朝我开枪!”

  他的军装已撩开,袒露出了胸膛。我从声音听出他是李助理,我放声喊他:“老李,你不要命啦,快下来!”

  他不理会我,继续高声呼喊:“你们谁有种,就朝我这里打!”两边的射手们像是被他的行动镇住了,枪声稀落下来,我不顾一切地爬上了土埂,拽住他往下拉,他怎么也不干,我连推带操才把他弄下来。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哭开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打死这么多人谁知道?”我劝了一阵,他听不进,大骂中央出了坏人。我怕他骂娘的话给造反派听见,叫来两个战士,把他送到行署领导小组的住地,让他把心里话给宋佩璋说去。

  我分别找两派的前线指挥调查,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打的第一枪,我发出警告说:“我还要查,查出谁,谁得承担责任。”

  晚上,我去领导小组驻地看望李助理,他躺在宋副政委的床上,见了我,两眼愣愣的,我在他眼里仿佛成了陌生人。我连叫他几声都没回应,眼珠子一动不动,身体是僵直的。我出得外间来,宋佩璋正在和合肥通话,他在向军管委汇报今天的武斗情况,等他放下电话, 我才问:“李助理怎么啦?”宋沉静了好一阵才说:“他不能留在安庆,马上回合肥住院去。”在一旁的余参谋在我身边悄声说:“他精神失常了。不吃不喝,还尿在裤档里。”

  我心里一沉,说:“他经历过朝鲜战争,眼前死几个人就承受不起了?”
  余参谋说:“他从不杀生,见到死人几天几夜都不安宁。”

  十分钟后,一辆救护车来了,车上有一组医护人员,七脚八手把李助理料理上车。他躺在车里的担架上,我给他拉了拉手,算是告别。

  后来,我回到合肥去看望他,他人都瘦了一圈,语言正常了。他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让他转业,他选择去贵州山区,他的小舅在那里种植药材,他的后半生可以用药济世。

  宋副政委很有耐心,穿梭似的找两派头头谈话,可相互的兵戎摩擦还是没有停止。我突发奇想,组织第三势力。我找来了以五纺兵团为首的13个和G、P两派不同观点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他们属下有七八万人,知识分子多,要他们甩开两派先联合。这当然不现实。我在会上谴责两派的讲话,很快传给了G、P两派的头头,他们都来找宋副政委,指责我在釜底抽薪,破坏文化大革命,要我向两派公开检讨,否则他们联合宣布我为“不受欢迎的人"。宋批评我事先不请示,让领导小组处在被动地位。我说,我惹了祸,做了错事,我马上撤离。宋当即同意。

  第2天,我离开了安庆,回到合肥。

(十二)

  10月下旬,李德生部署缴枪行动,两派武斗组织,在统一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当地驻军交出全部武器。我们在全省21个市,57个县收缴了20多万条枪、数十门炮,弹药以亿万发计。热兵器的武斗得到平息。

  一场动乱后需要持久的社会稳定,省军管会根据中央精神,发布“清理阶级队伍"的命令。指出,武斗期间,社会沉渣泛起,它将危害新生政权,必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各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和造反组织,都要从自己内部揪出坏人,凡是打砸抢的,杀人放火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有反动思想言行又出身不好的,都得认真清理。仅半月之内,全省揪出各类“反动分子“十多万人,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专案组甄别。该管制的、该发配的、该判刑的、该绑赴刑场枪决的,都要及时处置。

  12月的一天,我到合肥市省的体育场去看公审大会,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押到后台,一个青年犯人被推下囚车就高喊:“冤枉,我没有罪!”几个战士跳下车把他按在地下,一个公安上来扳开犯人的嘴,另一个公安从口袋里掏出把钳子,伸到犯人嘴里夹住舌头,拉了出来,又从口袋里掏出根像筷子粗的竹签子,从舌头中间猛插下去,钳子松了,舌头给别在嘴唇外,鲜血不住地滴。犯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得,只能从喉管里发出呜呜的吼声,接着三个战士他拽起来连推带拉拥到主席台前和50多个犯人跪在一起。

  公检法的军代表通过高音喇叭宣布了13个犯人的罪行,会场上响起震天般的口号声,接着有两个群众代表讲话,都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公审会开了一个半小时,13个犯人用13辆卡车拉着游街示众。然后又拉到东郊的刑场领刑。枪毙人是公开的,一人头上打进一颗子弹,暴尸三日。“反属”来领尸,还要交付一毛五的子弹费。

  后来我打听到,给锁喉的犯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罪行是攻击林副主席,说他秃头斜眉,像个奸臣。

  到了1968年春,“现行反革命”杀得差不多了,又从劳改农场、工厂矿山的劳改队和监狱清出一批关了十多年的“老反革命”。中央强调,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国各省每月都要杀一批,保持镇压势头是最有效的稳定社会。

  一次,我因正在筹建“万岁馆”有事要请示李德生,他正在公检法大楼开会。我跑去那里碰见了好朋友李练恒,他是公检法办公室主任,他把我带到会议室,在座的12个军人都是公检部门的头头,我都熟识。李德生坐在首席,面前放列一擦卷宗,手里拿本小册子,正在发话。李练恒告诉我,李主任今天来这里,要由他来决定明天该杀些什么人。他面前的档案,是我们清出来的,有30多份,都是准备二月份要杀的。李主任是来做最后的审定,只要他同意,我们就执行了。

  此时,我看到他翻着手中的小册子,口中念念有词,——×××当过保长,思想反动,又调戏过妇女,可以杀。李又翻开一页,×××是书记长,罪恶不大嘛,是不是留一留,放到下个月再议。李用手指放在嘴唇上沾了一下唾沫,又翻开了一页,×××当过乡长,破坏统购统销,还贪污公款,这人也可以杀;×××地主,反攻倒算,搞过敲诈,可以杀……

  李练恒悄声告诉我,他们在全省管的犯人有20多万人,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白湖的劳改农场,就关了七万犯人,他去挑选过三百多可杀的供每月上报做备用。

  我问李练恒:“你们每月上报多少?”
  “三十多。”
  “你们杀人的程序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让法院来审理呢?”
  “我们公检法是三家一块牌子,一统天下,过去监督、审理、判决有分工,现在全由我们军队决定,李主任来只是复核,省人省事。”李德生给上刑场的人验明正身,是他每月例行的公事,差不多用了个把小时就圈点完了,这才掉过头问坐在他身边的公检法革委主任张铭法(张是34师的政治部主任,去年介入公检法军管的),李说:“一共多少了?”
  张主任记着数,回答:“有23名了。”
  李又问:“浙江这个月杀多少?”
  “27个。”
  “江苏多少?”
  “25个。”
  “够了,我们不要去超过人家,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执行死刑的23人的名字都公布在《安徽日报》的头版下角,罪名是统一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清仓式的月月杀“反革命”,是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体现专政的威慑力,要让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李德生仅是提朱砂笔画勾的。


刘家驹:《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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