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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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李雪峰 李海文: 1970年华北会议风波幕后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21, 2018 9:5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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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华北会议风波幕后


李雪峰 李海文


  中央批评北京军区


  庐山会议结束后不久,召开华北会议,两个会议整整相隔100天。
  毛主席回到北京后,不久传来消息说北京军区传达庐山会议传达得不好。全国八大军区,其他七个军区都是集中开会,而只有北京军区没有集中开会,是分片开会。北京军区有难处。我不管军队的事,我估计他们在庐山可能就商量好了的。
  原来北京军区政委是廖汉生,司令员是杨勇。“文革”一开始几天,廖汉生就被打倒,杨勇不出一个月就被捕了。有一段报上登谢富治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以后又没有了,又说他是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周恩来叫郑维山多管事。
  郑维山是河南新乡人,1929年加入青年团,1930年入党,同年加入红军,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参加抗美援朝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后任代司令员、司令员,1969年参加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参加庐山会议。
  北京军区副政委是陈先瑞,陈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他也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2年任北京军区副政委。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参加了庐山会议。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兼内蒙军区司令员、内蒙古革委会主任,他也是金寨人,四方面军的干部,1955年的中将。
  北京军区的部队主要是晋察冀的,外来的是24军、27军、38军。24军、27军都是三野的部队,从华东调来的。66军驻天津,65军驻张家口,24军驻唐山,38军驻保定。卫戍区有3个师,由63军的主力师扩编的。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都是二野一纵的。
  “文革”开始后主席从东北调来38军是有防备的,要它保卫北京。江青经常讲1948年主席到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城南庄遭到敌机轰炸的事。38军装备好,全部机械化,在军内数第一,编制满,人员多。38军到河北保定后,不了解历史情况,从到处随便表态变成到处插手。不仅插手保定的运动,支持642厂(生产油罐车)的一派,而且插手天津的运动。当时河北省委、省政府均在天津。38军表面上支持林铁,林铁倒了之后,他们又支持天津革委会的对立面,搞训练班,将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阎某拉过去,组织反对派冲击天津市革委会、军队大楼。38军的问题始终也解决不了。河北有10个地市、10个军分区,9个意见一致,形成9比1的局面。38军是个单干户,但是很蛮横,开口林副主席,闭口林彪。38军是抗美援朝的主力之一,号称万岁军。它拥护主席,又吹林彪。林彪是它的后台也很难说,黄永胜讲话也不行,北京军区更不放在眼里。军人,服从是天职,但38军上下都不服从。
  38军刚调到河北时,军长是李光军,这个人还不错,不知为什么将他调开了,由刘海清任军长。刘原是38军的参谋长,他是四川通江人,1933年加入红军,1936年入党。王猛是政委,王是小知识分子,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抗日战争初期是连级干部,解放战争时他在二野一纵。
  郑维山、陈先瑞、滕海清都是中央委员,他们可能在庐山己商量好分开传达,因为都怕38军。不仅怕38军,河北从抗日战争起是10个单位:平北、冀中、冀东、热河,在热河还成立过冀热辽分局,冀南、冀鲁豫(包括山东、河南)、太行山、渤海(又叫津南),山头多,很复杂。
  阎某是唐山的,“四清”时,我蹲点的村子就是他帮助找的。当时我提的条件是村子大、落后,进村有地方住。阎和刘子厚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不知为什么这时他反刘子厚,拥护林铁。后来他又反林铁。林铁大骂他狗日的,两面派!阎的老婆在北京,我一直没理她。
  陳伯达也在北京军区插手,怎么插手、我们也搞不清楚。北京群众组织分天派、地派,陈伯达两面都插手,与两派都有关系。这也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矛盾,详情都不清楚。1970年6月陈伯达让我们和他一起去保定、石家庄。在保定要解决胶片厂的问题。这年春夏,地派先派人到保定,38军很傲慢,地派就反对38军。陈去了支持地派,他召开一个会议,在会上对38军有所批评,但是都不严重。
  陈到了石家庄,支持省革命委员会,当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到一年,这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他是代表中央来视察的。
  黄永胜也去过保定,北京的好几个人都出头,但是都弄不下去。
  陈先瑞有些挠头,如果全军区在一起开会,由谁主持,如果会上出现矛盾怎么收场?就是请示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厅不答复怎么办?因而陈先瑞提议分地区传达。他找到我,让我到石家庄给63军传达。我不干,说:这是你们军队的事,我也搞不清楚。后来北京军区开会,军队是多数,我只好服从。
  我和刘子厚在石家庄向63军传达。按中央规定正式传达就是传达公报和《我的一点意见》。公报已经公开发表了。我和刘子厚严肃纪律,把《我的一点意见》完全背下来。开会的会场十分严密,下面有警卫。传达时就十分简单。先由我背了一遍,下面有人讲没有听清楚,我又背了一遍。有人提出要求看文件,我们说中央有规定,文件不下发,我们手上也没有文件。这后来又成了一条罪状,光讲纪律,不讲政策。军队不讲纪律讲什么?
  不久,从38军中传来消息,说在北京是总理和康生传达的。总理在庐山会议时曾出席过华北组的会议。他在北京讲得不多,康生是原原本本,传达得十分详细,连会上的情况、6号简报等都讲了。这个传闻是否可靠也无处查证。
  以后,中央批评北京军区传达不好,不应分区开。为什么你们要分开?这也是习惯,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一定要集中开会传达。


  中央批陈,主席批示,江青发难


  11月16日,中央发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转发了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并附上陈伯达编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指出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并说“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号召全党检举和揭发陈伯达,同时要求党的干部学习《我的一点意见》,防止上当受骗。文件发到地师级。华北会议以后,1971年中央公布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文革”期间政治局会议主席一般不出头,林彪也不出头,总理主持。
  12月18日晚7时半,总理在京西宾馆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军区党委常委、河北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中央文革小组都去了。郑维山去了,我也去了。
  总理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示。主席的批示,现在印的不是原稿。主席批评陈伯达在北京军区和北京地区的活动,他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党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那时把林拉了一下,现在就明白了。连林都不便说话了,这就厉害了,点题点到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我们将主席的批示简称为“三点为何,三个为什么”。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的时间开好军区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以“打通思想,更好团结”。
  同时会上还发了38军的报告,文字写得很好。
  38军告状,名义上是批陈的,实际是批我和郑维山的,主要是批郑的。38军攻击他,讲军内的矛盾,对我没有什么材料,写得很长,好几页。开会时刚发下来,我看得慢,还未看完。总理就让讨论,他会前早就看过。文件牵扯到那么多的矛盾,那家伙!
  我还未看完,这里就出现一个情况,江青和我坐斜对面,和郑维山挨着,她坐在口上。她对郑讲:你呀,你这个人不好好学习,是个二杆子。
  二杆子就是敢放炮,粗吧,她这话暗示我在后面指挥。
  总理讲到6号简报,讲到庐山开会的情况。总理的意思可能是让我在会上讲讲。
  我刚一开口,讲到汪东兴的名字,刚一点名,江青就从她的位子上走过来,说:“我看他是要把责任推给老汪。”说完了她就要走了。她这是和总理针锋相对,总理正在垂询情况,我还未讲,刚刚点名。她是不让我讲话。
  我就没有再讲,也不能再讲了。总理也没有再问。
  其他人发表态度都讲拥护。
  郑维山检讨了几句,江青马上表扬,重复“二杆子”的话:“我看你就是个二杆子。你就是没有好好学习,说话粗。”她态度很明确,拉一下郑,打一下我。她表态完了,总理还未宣布散会,就走了。
  会后,总理给主席、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很短,汇报会议情况,提到我,因为我表态没有完,总理正在问问题,江青又冲了一下。总理只能如实讲,李雪峰态度很僵。
  19日毛主席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的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华北会议开始叫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22日开始开会,开了三四天到27日。参加会议的人扩大到北京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的负责干部。主持当然应该是军队干部,我的政委是挂名的,但是挂名也不行,名字是不能随便挂的,一定推我,把我推到第一线。
  12月22日开会,郑维山做了自我批评。让我表态,我不懂的,因而没有做自我批评。自我批评也不行,自我批评也难呢。
  38军那么一讲,北京军区的部队统统倒了,承认搞山头主义,批判山头主义。只有一个人顶着没有讲话,63军副军长徐信。自我批评总要有的,但是他没有讲山头主义。军长、政委主张表态,他说:不。他不同意,顶着。他本来要提北京军区参谋长,后来一段时间不让他上任。
  27日吴忠放了一炮,是打我的。打我干什么?都是军队内部的事。他讲得很重。他一讲,下边就有喊声响应。吴忠原是二野一纵的,我们从大别山冲出来时,那个旅(25旅)是他指挥的,应该说是患难之交。刚开会时他还来看我。后来我回到北京,吴忠见了我一直是自我批评,说:我是罪魁祸首,第一个放炮。
  政委杨俊生态度不错,见到我,小声地说:说话要谨慎。27日吴忠放了一炮,会议内容就改了。
  有趣得很。以前在军区的会上,尤太忠讲过一番话:“打仗(他是四方面军的),我就佩服两个人,一个许世友,一个郑维山。”他什么时候讲的我也不清楚,在会上翻出来,他倒简单:我说错了,收回来!
  老郑就很难过关了,因为文章做到你那,顶上了,检讨什么也不行。
  一开始阵营有点乱,泰山压顶。


  毛主席两次批示


  这件事反映到毛主席、中央那,毛主席说:北京军区领导不力,不能自己整自己。这就是说要夺权吧。中央决议政治局领导,决定会议加以扩大,军队扩大到师的全部领导,原来只是正的,另外河北省原来只是省一级,现在加上地委一级的书记和革委会的主任,河北来的人很多。全会有200人,到总理接手时就有700人。从此会议改成华北会议并要李德生、纪登奎领导,意思是在政治局领导之下,由他们俩具体领导。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我的部下。李德生原是陈锡联那个纵队的团长。后来主席又批了一段,要黄永胜、李作鹏这两个人也参加领导。现在的文件把这两段都印到一起了,因为黄的地位是四个人中地位最高的,就把黄放在前面,其实主席是先批给李、纪。
  后来才知道,开华北会议时,中央军委办事组也在召开军委座谈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挨整,我们也挨整。


  华北会议


  华北会议一开始就出了一个波澜。
  12月30日,江青来了。她一共出席了两次,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她一来,会场的气氛就很紧张。
  1967年夏天,我们住在京西宾馆,总理说:你们很闭塞,我想请示主席把文件发给你们。说了两次,头一次讲了,就忘了,后来请示主席发给我们。我看了有若干段十分精彩,抄也来不及,把最精彩的地方划了一下,开始轻轻划,不敢大划。黄道霞也感兴趣,就要抄。我说:多了。他说:不睡觉。这样抄了大部分。文件两天之内就收回了。这件事谁都不知道,从庐山下来,通知我去北京开会,走之前我把文件锁在保险柜里。第二件事,庐山会议时我有一个日记,本来我有一个小笔记本,他们始终不晓得,我没有交。批我时起了作用。庐山会议时很忙,上下午讲了什么,又是简报,主席的讲话,有外交文件,会议不长,经历的事情很多。会议过去,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了一下,特别是开会的情况。庐山会议时,我知道形势复杂,不敢多记,就拣几句记一下,很粗。怕时间一长就忘了,叫秘书兼华北组的秘书,另外换一个本子,整理一下。上庐山时也没有带东西,秘书有一个50开的本子。我只记了一二天日记,太费时,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再记也不行,和秘书商量:你来搞,我说,由你来记。他说可以,我那有些资料,下了山再整理,你知,我知,没有关系。他整理完了,就放在保险柜里。“文革”前我就常常记主席的讲話,我来不及记,就我讲,秘书记。党史工作者来访问我,告诉我,他们看到档案中主席讲话多是我记的。人家抄出来主席讲话,他们没有可说的,我的日记定的罪名是翻案材料,这是总理定的。我的是开会日记,没有什么案,怎么叫翻案材料。一条大罪状。
  华北会议来势很猛,我对小黄讲:你早点回去,把那些材料烧了,就算了。最可惜是主席讲话的记录。因为当时纪律很严,文件是不准保留的,就是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不行。他说:不要紧。又过了两天,一看不妙,1月3日晚上去石家庄。
  可能已经有人监视。他中午走了,江青就来了,故意在会上点名。点到黄道霞的名字,有人说:没有在,回石家庄了。江青马上厉声喝道:“抓起来,要活的!”
  陈先瑞说:“我们早派人去了,他前面车子走,我们车子在后面跟上了。他临走时回家(黄的老婆正在生病),从家里还带了一麻袋材料。
  我心想怪了,应该从河北往这拿,怎么还能从北京往回拿?而且思想这么紧张,怎么可能?到这时候都想立功。
  他这么一讲,会场气氛就紧张了。
  纪登奎接上来说: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正在烧李的讲话。意思是我指挥的。
  我很生气,平时挺好,到紧要关头就跳出来,到大会上都要表演。这是干什么?!有事可以慢慢来,这是干什么!在紧要关头就暴露出来了。
  后来,我从安徽隔离回北京,纪登奎己下来,他来看我,一进门就打拱,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犯了错误,反你,说了坏话。第二句是:我也说了好话,但是没有起作用。没有起作用是什么事?毛主席决定开除我的党籍,政治局开会前,他找总理,说:是不是不要开除,因为华北会议讲的都是军队内部的事,与他无关。总理说:你说,你说,你在会上提。总理点了头,他就在会上讲了。主席说:不行,他是政治局委员。(我实际是候补)对郑就不同了,文件没有点名,另外一些人要做另外的处理,不在开除之列。林彪那伙人是另外的事。话说远了,再回来说那天会上的情况。
  轰了我一下,也弄不出什么来。
  38军发言攻的是郑维山及部下,提名字是连提李郑,实际内容是对着郑的。
  黄永胜也去了,他是敢讲话的,这次也不吭声,有些蔫。李作鹏也在。
  江青披着头发,像个泼妇,先讲了一通,她讲了郑维山:你对毛主席还有一点点红心的话,就应站出来。她一边讲,一边用小拇指比划着。是让郑揭发我。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揭发个球!郑没有讲话。
  然后,江青就对着我说:你不是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
  我将背对着她坐,给她一个屁股。心里非常生气:你算什么!江青你有什么本领,就是靠毛主席尽胡说八道。我非常生气。
  江青又搞黄永胜,她对黄说:你们要保定,反38军。打开北京大门,让坏人好冲北京。大闹北京,中央住在这,毛主席住在这,你们负责不负责?!
  样子非常凶,这不是说我们要搞政变!?
  黄低声说:当然负责。
  这实际是说晋察冀的部队要把38军排挤走,大闹北京,要搞中央。会议紧张的情况就是这样。
  炮兵司令原来是63军张军长,他是革委会副主任,坐在我的后面,我坐在第一排。一批判,大家一哄而起,争先恐后发言。他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来,他在后面说:“翟英是李雪峰派到河北的特务。”


  失去自由,做检查


  散会了,我回到住处,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主任王长白在门口站着。他原是保定的专员后做承德的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到中组部,后又调到农业部当副部长。
  我进去一看,秘书(当时有两三个秘书)没有了,警卫员也没有了,家里空了。窗户的玻璃都涂白了,把小刀等东西都没收了。我们在那边开会,人家己在这边收拾。浴室上面有个窗户没有关。我想,要自杀,这是6层楼,跳下去也自杀了。我才不自杀呢!
  叫我写检讨,我也搞不清楚,非常生气。一天吃不下饭,一天喝5瓶酸牛奶。警卫员大杨想方设法给我做点啥。允许他来看看,旁边也有人跟着。
  晚上睡觉,我在里面睡,不能关门,派66军的战士站在外面看着,晚上睡在我窗户外面。这两个人是邯郸人,提起来还是老乡。安眠药统统没收,每天给你发5颗巴比妥。吃了也睡不着,一次要两片,睡两个小时。吃5片也就是睡三四个小时。脑子里一塌糊涂,检讨也好,反驳也好,都理不出头绪。
  我对解学恭说:“你们来帮帮。我说,你写。”他在天津,还没有挨批判,还未轮上他。
  他说:“哎……你还要人。你,万言书一夜就出来了。”他不帮忙,还说风凉话。
  这时我的脑子完全乱了,想起来,好写,有条有理,一拿笔就没有话了。最后我向总理提了个要求:我写不出来,要求调黄道霞回来。总理说可以,但是定了个条件,他执笔。意思是要你出思想,完全是你自己的。
  黄道霞从石家庄连夜赶回北京后,就不让他见我了,要他在会上揭发,他在会上讲了一下午,讲得比较客观。也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检查也是好的,人家对他也不放心,6日,他来写时还派了两个人。郭志是好人,他不能写,也不给透漏消息,他是来监督小黄的。你也不能说他坏,他是奉令,后来他当了河北省人大主任。
  后来总理讲了好话,对黄就松了,他有空就到我这来。我说:你敢来吗?他说没事。他来了才把外面情况原原本本讲了。这就好多了。大体上知道中央的态度,总理讲什么,阵营怎样。总理有时也问黄一些情况,他比较客观地把6号简报产生的过程讲清楚了。总理曾在会上说:秘书说的情况跟我们原先估计的情况差不多。这个秘书,是有党性的秘书。江青也拉他。江派纪登奎找他谈过话。
  我检查写了八条,第一条,反对康老。后来落实政策时说反对对了。检查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在大会的检查是失败的。我的提纲小黄也很难改,干巴巴的几条,很短,也不行,也写不出来。时间也到了。算了,我就这样了,承认犯了大方向、总路线的错误,先戴上帽子,一共七八条,第一条反对康生。1971年1月,我到大会上检查,讲时闹个笑话。一开口,我在台上叫:同志们。如同做报告。大家都笑了,我也不由地笑了。
  大会就发展到刘子厚檢查。主席的方针,对我是一批二倒,对刘是一批二保。解学恭检查了两次,第一次讲了两个小时,琐碎的事都说了,大家不满意。他力争再做一次检查,又讲了两个半小时,等于和上次一样。天津一杆人也闹起来。
  会议快完了,又让我做第二次检查,说我检查避重就轻,要害问题不讲。我就没有要害问题。检查不算太短,交卷还可以。我首先表示对总理的结论完全同意。然后根据总理的结论说:我犯错误的历史根源追随刘邓,“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刘邓。1968年十二中全会之前毛主席批邓有一句话:邓就是后来和刘搞到一块,邓是摇羽毛扇的。我在检查中就没有写这句话。这句话,江青,王八蛋盯着呢,以后让小黄给我传话,要我补上。我说:我的检讨和你(江青)有什么关系。小黄说:先过了关再说,假的。我下了决心,照抄,都写上。
  中央有争议,江青的纲领是:定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反党集团。想从黄那里找到我跟陈伯达秘密阴谋的材料,但是没有找到。实际上批陈并不多,帽子是批陈,批陈是为了批林,但是主要是批李郑。
  总理不同意,总理还是实事求是,并说:那就没有余地了。
  江青搞的那一套没有成功。


  总理接见,在大会做总结


  总理有那么几句话,让先开小会,包括华北局、北京军区的一些人。他的结论草稿没有发,在这个会上讨论了一下。李鑫管着稿子,内容我们都没有看。
  1月24日小会完了,总理把我和郑留下见了一面,有半个小时。他先讲了三条,照主席的原话讲得比较重,就是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那三条。总理把它分解开讲,听起来很重,比如说一贯地说假话,两面三刀,但他把具体事情、例子写上,都是小事一桩。有方向错误,意思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第三条要团结,不要分裂,他说我们,一贯地闹山头主义、分裂主义,都是照会上讲的。他也分了三条,但都是具体内容。
  总理说,你们光听我的了,问我:“你现在(睡觉)还吃药吗?”
  我答:“吃一点。”
  他说:“不要吃了,主席都停了。”讲的很温和。又问:“你年纪多大了?”
  “64岁。”
  “那还叫老嘛,比我还小得多嘛。”
  最后,谈完了,拉了手,他讲了第三句话:“有事找我。”这就够朋友了。
  然后,去开大会。
  1月24日,华北会议闭幕,总理做总结讲话。参加的有:华北会议的200人,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北京军区400人,加上工作人员一共700人。总理在讲话中系统揭发了陈的罪行。他讲话对李、郑又分又合。讲到我说,历史根源是一贯追随刘、邓,“文化大革命”中紧跟刘邓,他离开稿子,口头加了一句:“跟邓小平的时间更长。”因为刘己开除党籍了,而邓有余地,这从1966年9月4日生活会上就可以看出毛主席的态度,前面己讲过,不再重复。我跟邓小平前前后后差不多有24年。总理还加了一句:“毛主席讲话数他记录得好。”这两句话文字上都没有,你看怪不怪?总理讲了3小时出头。
  我在下面问小黄:你们有没有记录。稿子上有没有这两句话?他说:我没有记。真糟糕,到紧要关头时反而不记。
  开始我们没有发现,到申诉时,孩子们看出总理讲话的帽子很大,处理很轻,“根据会场的情况和本人的检讨鉴于以上情况,再做原來的工作有困难,因此暂时调离,进行学习、检查,向党交心,待有成效时另行分配工作。”这和后来开除党籍不一样,这等于撤职,但没有用党章规定、法律上的撤职的办法。
  最后总理宣布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
  总理在大会上做的总结我有,我请示总理:我要检查,要了一份。总理批了同意。
  会完了,总理通知可以回去了,他没有讲时间。我守纪律,多了一条,让再请示一下,请他讲明时间。总理这么忙,又等不上。我一直住在京西宾馆,先住在6层,后来搬到2层,都是大房子。连过春节都误了。
  (采写者 李海文 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世纪 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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