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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王芳谈有关江青的”18号案“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8月 30, 2018 9:0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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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谈有关江青的“18号案”


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他说:江青野心极大器量很小

当时我被关在杭州西大街狮虎桥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秘密工作点。1968年2月28日晚上,杭州刚下过大雪,把我用车押到苋桥机场,上了飞机。不知道飞了多长时间,降落后,又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到了一个院子。以后知道是北京德胜门外交通部交通干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交通干校不办学了,被用来关押省部级领导干部的“临时监狱”。

我为什么会被押送北京呢?以后才知道,是江青通过吴法宪,由空军派专机将我押解到北京囚禁的。事实上从我关进北京监狱的那天起,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我遭此狱灾?

在北京,由中央专案组对我审查,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像浙江造反派那样,要我交代在公安战线长期执行所谓刘少奇所谓反动路线的罪行,而是集中力量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王芳到底搜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专家组的人员态度一会硬,一会软,反复要我交代搜集江青黑材料的问题。被扣上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将意味着什么?江青是当时《公安六条》保护的特殊人物,反对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我早意识到我已逃脱不了这个罪名。

我过去犯了一个不该犯,但又避免不了的大错误。

这就是所谓“18号案”。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杭州,江青也同时来了。这次主席在杭州住了70多天,主席走后江青继续住在杭州。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先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说了一个上午,主要是讲自己的历史。

第二天, 江青找到我,也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据此,江青怀疑了许多知情人,比如扬帆等。此案经毛主席同意,开始了秘密调查,但一直难以破案。

直到1961年,在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才查明了写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夫人朱明。林伯渠1960年5月29日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我记得那年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主席回北京之后,林伯渠和夫人朱明来杭州住了五六天,是我负责接待的。我几次去住地看他俩,对他俩很尊重、很热情。

当时江青身边缺少一个人陪她,是我让朱明的女儿去陪她的。当时江青对我这样的安排并无不满。但是事后江青这样多心的人,不会不怀疑。因为朱明给江青的匿名信很可能是那次住在杭州时写成的,到了上海后发出的。

看来江青对这些往事都上了心了。不仅如此,江青可能以为我对朱明写匿名信的事早就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怕暴露她的历史问题,遂将查破匿名信案件的过程,诬为“反革命黑调查”。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从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王鉴办公室保险柜中翻出已封存的有关侦破“18号案”的部分材料,立即报告张春桥。

2月23日,张春桥派秘书将“18号案”材料取走,并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说:“我觉得一些不利于他们的材料恐怕早已销毁了。”

4月21日,江青、叶群派人到上海,将“18号案”全部档案拿到北京。

江青批示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已自杀身亡,材料没有保存的必要了。”

于是,中央专案二办又奉命按江青意旨写了一份请示销毁此案的报告,林彪在报告上批:“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负责集体销毁。”

9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谢富治、汪东兴亲自动手销毁了这批查破“18号案”的档案材料。

“18号案”成为我的主要“罪状”。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陈丕显回忆录》对此也有记载:

  1952年3月,我从苏南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上海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由于上海了解江青底细的人很多,所以有关她的浪漫生活传闻又听说不少。因此,我对她这个人是敬而远之,心有想法,但表面还是客客气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毕竟她身份特殊。好在江青一到上海就找柯庆施、张春桥。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引者注:即陈丕显夫人)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随便聊了起来。江青问我:“阿丕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13岁参加革命,在此之前只是断断续续读过七年书,便回答她:“我只上过小学。”

  “我也是小学文化程度。”江青转脸又问张春桥,“春桥,你呢?”

  “我是中学毕业。”

  “小谢呢?”

  “我读的是中专,也算中学吧。”

  “我和丕显都是小学程度。”接着江青又若有所思地说,“有时书读多了并不见得就有用。”江青显出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和对自己文化低的自慰。

  也是酒后话多,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过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有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1964年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曾向我汇报过,江青曾问过他:她1935(应为1934)年在上海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公安局有没有她被扣留的指纹档案(指她具结自首的手续)。这实际是要黄查找后送给她。就在那次谈话之后,江青在杭州休息时也和当时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说过,她在上海时没有被捕过。与此同时,她又要上海市警卫处处长王济普到市局档案处查她被捕的档案材料。此后不久,江青又找王芳解释说,她要王济普查敌伪档案是查浙江的一个坏人,所以才要这份档案。江青所做这一切都是企图销毁罪证。然而,1968年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她却反咬一口,捏造说上海公检法的同志搞了她的“黑材料”,并通过空军的吴法宪将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警卫处长王济普等20多人分批押送北京,投入监狱;被牵连的还有浙江省公安厅的王芳、吕剑光等人。华家也因了解江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文革”中备受迫害。大哥华渭臣、二哥华斌、姐姐华萼、三哥华祝以及他们的家属先后被批、被斗、被关,受尽凌辱和折磨。华萼被迫害致死。

  想不到过去的这些事情,成了今天专案组审查我的主要问题。我清楚,所谓我“搜集江青黑材料”的罪名,在那种形势下,再坐多少年监牢,也清洗不了了。但是,在专案组面前,我对过去看了江青匿名信的内容,参加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有关情况,始终闭口不谈。否则,我不是又在扩散“黑材料”了?

  江青是一个野心极大、器量很小的女人。“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树为“旗手”,权力大到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在极度膨胀的政治野心支配下,做起了女皇梦。她一方面极力吹嘘和标榜自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革命家,另一方面又忘不了那块心病。她竭力掩盖自己的丑恶历史,不能容忍有人知道她过去的丑事,谁知道她过去的丑事,对她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绝不轻易放过。就连在上海时给江青的二房东当过保姆的秦桂贞,由于知道她20世纪30年代的丑事,也被打成“特务”,长期监禁。为了彻底抹去她30年代的劣迹,“文化大革命”中她指令张春桥、王洪文,抄了上海文艺界有关人士的家,把当年与她有关的电影片、报纸、杂志、图片等各种资料,包括当年公安部组织侦破匿名信案件的材料统统烧毁。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她是不择手段的。

  1987年11月,我去秦城监狱视察,从闭路电视上看在押案犯的情况,也看到江青。听管教干部说,江青知道我当公安部长后,对监管干部说,我和王芳很熟,他当了部长也不来看我。想当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很熟”的人整得我失去了7年人身自由和工作权利,现在居然还好意思指责别人的寡情。对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能说什么呢?

不久,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升级了。参加专案组的人是空军部队的,这几个干部的思想表现得很左,调子唱得很高,反复声明自己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坚决打倒谁。他们厉声道:王芳你搜集江青黑材料,铁证如山,抵赖不了。你不仅看到了反革命匿名信,还亲自参加破案。你比朱明还明。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到底搜集了江青同志多少黑材料?还向什么人扩散了这些内容?

虽然对专案组人员的盛气凌人和武断作风,心中十分反感和气愤,但我没有和他们争辩,因为那是无益的,只会遭到一顿毒打。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表示实在无可奉告。专案组显然对我很不满意。“你王芳是罗瑞卿线上的人,是罗瑞卿死党,是罗瑞卿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你必须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对抗到底,死路一条。”

对于死,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绝对不会自杀。死对我们这些从战场上尸堆中滚爬出来的人算不了什么。在战争年代,几乎每天都要做好死的准备,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至于今天,如果死在监狱里,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我问心无愧。比起在战斗年代中牺牲的无数战友,我已多活了二三十年,还算是幸运的。

 在专案组的高压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了。我做好了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每天照常吃饭睡觉。饭后就在监房里踱步,每天在10来平方米的监房里踱几千步,放风时我大口地呼吸室外空气,享受宝贵的阳光,利用仅有的条件锻炼肌体,不让身体垮下去。我确信,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新的希望。

 专案组看我这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恼怒地骂我:“你王芳是准备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到底了。你这个死硬分子,你是准备带着花岗岩石脑袋去见马克思了。”

  我依旧沉默,无言以答。

  我早就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罗瑞卿同志被迫跳楼自杀的确切消息。我为他感到无比痛惜。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为了保卫新中国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不说功劳,也有苦劳。今天却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由于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属上下级关系,我对他的工作和为人十分了解。他思维敏锐、团结同志、严谨务实、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他个性直率、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高尚人格力量,赢得了周围同志的敬佩。就是这样一位在公安战线、军内、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干部,却被林彪和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遭到了诬陷和监禁,身心受到了无情的摧残。他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条就是包庇“潘扬反革命集团”。谁能想象,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在自己被迫走上绝路之时,内心痛苦到了何等程度!

那时,我脑子里常常闪过这样一句话——“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做到极端,也就是到了尽头,它就要走向反面了。

我被关押期间,伙食分两个标准。正部级的一天吃三餐,副部级的一天吃两餐。我是副省长,按副部级待遇,一天吃两餐。一餐两个窝窝头,每个只有鸡蛋大小。每餐我把窝窝头掰成两半,一半分两口吃,一餐就是八口,一天就是十六口。早上有一碗米汤,很难见到米粒。晚上有一碗大白菜是不洗的。这种菜只给我们吃,连看管我们的战士也不吃。我的牙齿就是那个时候嗑坏的。这样的伙食,连半饥半饱也达不到,每天饿得要命。每年只有到国庆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次肉,一顿饱餐。

 还有一些监规,例如每半个月洗一次澡。每天上午半小时放风,就是轮流出来,在天井里走动。规定关在这里的人,谁也不能面对面见到谁。就是上厕所也一样,先敲门报告看管的战士,战士再报告班长,允许了,亮起红灯,才可以去,看管的战士就在厕所门口守着。便后解除警报,方可返回房间。

 除那本红皮书《毛主席语录》外,连报纸都没得看。白天要么坐在凳子上,要么坐在木床上,面向墙壁,不准躺下。床头上有一个大灯泡,白天黑夜都亮着,门口看管的战士通过窗户时刻监视着里边的一举一动。如果违反监规,轻则训斥,重则拷打。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打,从门外走廊里传来嗷嗷叫的声音。

 关在我对面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一位部级干部,年纪有些大了。大概是他冬天怕晚上起来小便,一次晚餐没有把菜汤喝完,倒在痰盂里了。就为这事,看管的战士打他。我不晓得打得多厉害,但从双方发出激愤的声音来判断,打得肯定不轻。

 关在我隔壁的是一位公安部队的领导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大小便失禁。我每天看到他把被子晒在外边。后来又似乎神经失常了,怕他自杀,又增派了3个战士日夜双岗看管他。

 我最早听到被打的,是浙江公安厅技侦处的一位女同志,叫李梅,她是我被抓到北京不久,与处长陈明等几个人一起被弄到北京关起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次被打得很凶。这位女同志大声地争辩着、呼喊着。几个看管人员显然很恼火,扯着嗓子边骂边打,从走廊的一头拖向另一头。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不知被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里边我还算运气,没有挨过打。只是一次倒开水时不小心把热水壶炸了,看管人员两天不让我喝开水。我只好乘上厕所的时候喝自来水解渴。后来是我自己掏钱买的热水壶。

 这种法西斯式的折磨人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主席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反映情况的信作了批示,这才有所好转。

 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是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遭“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2月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残酷迫害。他要夫人刘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刘淑清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让她把信交给能经常接触到毛主席的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唐去询问。她们便趁着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悲惨状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震怒了,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很快予以具体落实,于1972年12月18日向时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的李震、杨杰、吴庆彤等人,作了有关的进一步指示:“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此后,我在狱中的生活待遇有所改变,允许吃三餐饭,一菜一汤,总算能吃饱了。允许家属探望。但在政治上的迫害,丝毫也没有放松。我们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仍然被当作犯人一样,没有任何自由。



原载《作家文摘》2006年12月5日第11版 《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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