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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祝志伟: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9月 01, 2017 10: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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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祝志伟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20世纪70年代是影响深远的一句战略名言,出自毛泽东之口。1973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访华团时,曾明确地告诉客人:
  毛主席提出了一個口号,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里就有个粮食问题。“广积粮”有两个作用,一是备荒,一是备战。“深挖洞”就是备战。“不称霸”,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我们也不称霸。
  但是,毛泽东最早是什么时候说出这句名言的,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说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和《毛泽东年谱》等都只是在注释里或采用引述的办法提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语出自毛泽东1972年12月10日对《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但未明确说明是否为第一次提出。曾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李根清曾撰写回忆文章,说毛泽东是在1969年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发出“要准备打仗”号召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的,一些研究文章也指出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的时间是1969年,但缺乏权威的文献依据。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的具体时间,目前只能说有待考证。研究者比较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是在读到元末儒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后,因面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中美关系剧变的种种波折,有感而发。
  朱升给朱元璋的建议,短短九个字却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与斗争经验。比如“高筑墙”,若仅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就是城墙修得越高越好,而实际上朱升提出“高筑墙”主张,是建议朱元璋发展壮大武装力量。
  同样道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号召,也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做肤浅解释,必须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完整梳理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对今天的现实工作仍有指导意义的宝贵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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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积粮”有两个作用:备战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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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体会颇深。他说过,毛主席提出的“广积粮”有两个作用,一是备荒,一是备战。
  毛泽东的备战备荒思想,发轫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在华北、华中地区,日伪军也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遭遇了极严重的困难。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遭遇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严重短缺的状况,陕甘宁边区甚至出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峻态势。
  这对于本来就缺衣少食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早在1939年2月2日,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人们纷纷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人养鸡、养鸭、养兔,由于规模小以及经营分散等原因,收效非常有限。
  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发现这时的延安城与三年前相比,人多了,机关多了,东西却少了。昔日红火热闹的延安市场虽然还天天有集,但冷清了许多。卖瓜果、蔬菜、肉蛋、蒸馍的少了,倒多了一些卖破旧家什、农具、牲畜的人。赶集人的脸色在黧黑之中带着些许忧郁。
  为了扭转边区经济衰落的颓势,朱德、董必武和徐特立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利用边区盐多和羊多的两大优势发展贸易搞活经济的建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粮食,在国民党全面封锁边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盐和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下决心动用部队开荒屯垦。
  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为部队勘察屯垦地点的朱德与警卫员在一片荒芜之地发现了炊烟,朱德说:“有人家!走,访访去!”
  好不容易赶到一间破茅屋前,屋前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朱德问他:“老哥,你好呵?这地方是啥位置?”老汉木讷地说:“南泥湾。”
  朱德又问:“老乡哥,请问这里能打粮吗?”老汉说:“怎么不能?!这里我很熟悉,地肥得很哟!只是这里没一户人家……”
  随后,朱德请这位姓唐的老汉当向导,一起勘察南泥湾的山林野谷、沟壑腐潭。大概是因为土地太肥沃,野蒿居然长到一人多高。还发现一片较开阔的谷地,土很松软,拔野蒿带起一大坨泥土,黑油油的。朱德抓了一把土,凑到鼻前闻了闻,又攥在手里捏了捏,立刻兴奋地说:“好土!好土!开荒种粮完全可以!”
  这里面讲的就是南泥湾开荒和大生产运动的起源。据说朱德告别了唐老汉,回延安找到毛泽东,把自己考察南泥湾的情况和调部队到那里屯垦的打算做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了连声称赞:“这件事你朱老总抓得好,抓得好哇!”
  不过,农民出身的毛泽东还是有些疑虑,既然土肥得很,为什么没一户人家在那里定居开荒呢?
  就在这时,和朱德一样为部队寻找屯垦地点的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乐天宇也送来报告,建议在南泥湾开荒种地。毛泽东找来乐天宇,关切地问:“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些年没人开发啊?”乐天宇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他:“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的考察。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要多问一些老年人。”
  乐天宇去了,通过走访和座谈,从群众那里了解到一句关于南泥湾的顺口溜:“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就是说,那里是干旱地带,十年有九年不下雨,长不了庄稼,但是如果下雨,一年的收成就非常可观。
  毛泽东为难了,大规模地在南泥湾屯垦开荒,需要调拨众多的种子,还要组织大批部队并筹集大量农具,在边区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若是颗粒无收,那简直就是劳民伤财。
  1941年的春节到了,毛泽东带着几个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去枣园乡给群众拜年。有人记述了这件事:
  毛泽东到了乡亲们那里,和几位年长的老者攀談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夸共产党好,人民军队好。
  毛泽东摆着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又开始畅谈军民鱼水情,毛泽东又说:“不不,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错误。”
  老人们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了。
  看到大家顾虑的样子,毛泽东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会失去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开始畅所欲言,谈到了公粮征收太多、群众负担重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发展农业生产。怎么发展农业?老乡们提出要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提高单位产量。这些,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都懂,可是陕北地处干旱区,雨水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问大家:“这些我们都能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
  老乡们说不行,他们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根本打不出水。接着大家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有干旱现象,因为陕北地区“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龙年干旱,今年蛇年,雨量一定充足。
  一次普通的拜年,也是一次深入的调研。毛泽东从农民朋友那里找到了解决难题的办法,为一项艰难的战略抉择给出了答案。不久,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王震率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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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深挖洞”,苏联崔可夫元帅说:我想到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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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解读毛泽东的讲话时还说过,“深挖洞”就是备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做好,做深入,做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做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因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中国领导层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做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5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三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回忆:当时,苏联国防部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另外,军工科研人员还及时解出了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有人记载了下面的故事:
  中苏在珍宝岛发生的战斗,举世震惊。开始时,我军的多种口径反坦克炮都无法对苏军先进的T62坦克构成威胁。后来,在几位元帅的干预下,研制新型穿甲弹、破甲弹的任务就落在了某军事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
  幸运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得到了解决这个课题的一个方程式。可是,这道方程式谁也不会解。叶剑英元帅知悉后,说:山东某大学有一位名叫刘光志的火炮专家,可向他讨教。
  刘光志和弟弟刘来志在三十年代初期到济南柴油机厂当工人,受到梁姓厂主的青睐,厂主将女儿嫁给了他并送他和弟弟一起去德国深造。刘光志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并进入克虏伯兵工厂从事火炮设计工作,不久即成为副总工程师并参与了虎式、豹式坦克的研发工作。二战结束后,刘光志作为战俘被押送到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千方百计与斯大林联系,终于将刘光志从苏联接回。回国后,刘光志先跟着后勤部队转战南北。全国解放,他表示不愿意再参与兵器制造工作,被安排到济南一所院校搞教学。
  发生珍宝岛事件时,刘光志正因“历史问题”被管制劳动,当了花木园工。有两位军人找到了他,向他出示了那个方程式。
  “这道方程式是做什么用的?”老人问。
  “搞教学用的。”军人们回答。
  “教学根本用不上这种东西,你们拿走吧。”老人的回答让军人有些不高兴。军人说:“你这是什么态度?”
  “既然不信任我,还找我干什么?”老人也生气了。
  几天后,两位军人又来了,他们诚恳地说:“首长批评了我们,我们……”他们的话被老人打断:“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真怕你们不回来,那就耽误国家大事了,瞧,我已经算出来了,这就是你们要的数据。”
  解开了方程式,算出了数据,新式的破甲弹、穿甲弹很快被研制出来。试验时,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都打穿了!
  这个成功震撼了苏军将领及技术专家。在苏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苏联“宇宙”号卫星拍摄的一叠照片,摊放在会议桌上。元帅、将军们依次看过照片后,都脸色阴沉,默然不语。崔可夫元帅捏着一张照片,仔细看了许久,叹息说:“我想到一个人,他叫刘光志。以前,我以为他死了,可现在,我敢说,他肯定还活着……”
  这则故事,仅仅是一个传说,却反映了中苏两国之间多重较量的复杂性。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
  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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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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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解读毛泽东的“不称霸”时,这样明确地说过:“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我们也不称霸。”邓小平的解读,既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内涵,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哲学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在国际交往中处理国与国关系,称霸与不称霸的主要区别,在于交往各方彼此是否真诚平等相待。冷战时期,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和自己的盟友关系非常僵,美法、美日关系都曾发生龌龊之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大肆推行沙文主义,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结果为日后华约的解散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与美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中国倡导和平外交,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这一点,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开展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对此给予坚定支持。毛泽东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他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不仅要帮助非洲国家赢得独立,还要帮助你们建设国家。在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和非洲人民、中国领导人和非洲各国领导人之间,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有史家以加纳总统恩克鲁瑪为例,记述了中非之间的关系:
  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著名倡导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他于1961年9月访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赴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当时,恩克鲁玛邀请周恩来访问加纳,周总理欣然允诺,计划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但是,就在周恩来访加前九天,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未遂事件。得知上述消息后,周恩来与陈毅、黄镇、乔冠华一起商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他指派副外长黄镇先去加纳,向恩克鲁玛转达他的慰问,并告之他将如期访加以及中方的具体想法:考虑到总统的安全,礼宾安排方面可以从简,在周恩来抵离加纳时请总统不必赴机场迎送,也不必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国宴、会谈都可以安排在总统的住处进行。恩克鲁玛听了中方的意见后,甚为感动,连连道谢。中国总理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国家间广泛传开。加纳报纸称赞说,中国是加纳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最可靠的朋友。
  中国人民的真诚相待,换来了非洲人民的真正友谊。在后来的第26届联大上,热情的非洲朋友硬是极力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做法。随后,美国、日本等国提出了保留台湾联合国席位的“双重代表权案”。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了美国国务院这一荒唐主张。
  有人记录了联合国表决时非洲朋友真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场景: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辩论结束,会议进入表决阶段。大会先对美、日等国的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当大厅电子计票器显示出这一结果时,灯火通明的会议大厅顿时沸腾了起来,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卢旺达、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等17个非洲国家常驻代表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舞来,出现了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
  接着,大会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在表决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要求发言。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对着全体成员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要求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中删掉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他话声一落,从非洲等许多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一片又一片反对声,“No!”“No!”声响彻大厅。经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立克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接纳。随即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最后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予以通过。联合国历史上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
  大会主席高声宣布:由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获得通过,美国、日本等19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一项废案,被大会自动否决。这一庄重的宣布刚一结束,会议大厅再次出现长时间热烈欢呼和鼓掌的场面。吴丹秘书长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当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以特大重要新闻插播方式,播发了这一消息,称“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不称霸”的主张得到世界人民认可。
  单纯从字面上简单理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挖防空洞,多打粮食,不追求霸权地位。但是,如果结合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脉络对这句话做全面综合的学习与研究,就會发现,这看似简单平常的一句话,蕴藏着极深邃的思想内涵。
  “广积粮”是如何实现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深挖洞”作为一项备战措施,绝非深挖防空洞那样简单,一个“深”字代表的是把备战措施真正做到位的备战深度。备战到位,首先要知彼,知道对方的优势与劣势,还要知己,了解自己的短板,还要知晓利用自己手中的人才与战略资源,可以采取哪些办法补短板。“不称霸”,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项国际斗争策略。古往今来,大国多凭借实力建立霸权,再通过推行霸权谋求利益。中国则坚决不称霸,在国际交往中以诚待人,结果在赢得真诚友谊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权益。
  极简单的一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经济、外交等多领域复杂问题的科学认知。这一认知体系的形成是长期斗争与建设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党史博览 201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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