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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李海文: 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7月 06, 2017 7:2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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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青的两件事


李海文


  阎长贵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尊重的学长,我们认识七八年,多次交谈,坦诚相见。他借给我维特克的《红都女皇——江青同志》(范思译,2005年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一书,我们在一起讨论。但是我看了他的专著《沙滩起步集——半个世纪的足迹》中的《质疑江青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论》、《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红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以下简称《足迹》)两文后,对他的文章中的“质疑”产生质疑,不得不写此文与阎长贵学长商榷。

  江青是否说过
  “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揮西北战场”

  阎长贵学长在《质疑》一文的第一部分引用了全程陪同江青会见维特克的张颖的文章之后说:“就是在张颖书中所谈的江青所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的情况。应该指出,张颖等这种说法传播和流布很广,几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都信以为真,传来传去,简直成为不刊之论了。”(见《足迹》312页)随后他在文章第二部分引用了维特克的一书的若干段话后,做出结论:“不难看出,维特克和张颖等的说法截然不同,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无疑,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足迹》第315页)非常奇怪的是阎长贵又说:“江青似乎确实没有向维特克说‘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 《足迹》第314页)“似乎”与“确实”是两个相反意义的词,在描述一个事物时,不可两个同用。
  正如阎长贵学长所说“这是需要辨证清楚的一个重要而又十分尖锐的问题”,所以我也要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
  阎长贵引用了张颖的文章之后,引用了一个名叫苦多的人所著的《江青评传》。他认为苦多是抄张颖的文章,“并加上他自己的演绎和编造”(《足迹》第313页)。苦多不是当事人,阎长贵做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很奇怪阎长贵却没有引用当时在场的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阎长贵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后被捕入狱,由杨银禄接任江青的秘书。阎长贵只担任江青秘书一年的时间,而杨银禄任职五年。所以他参加了1972年8月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
  当代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杨银禄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一书,在第188-189页写道:江青说:“那时毛主席在指挥西北战场,我也在那里,在毛主席身边,协助毛主席指挥。”江青还说:“我时时为毛主席作参谋,我们共同指挥,一直到胡宗南的被消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杨银禄的回忆与张颖的回忆是一致的。张颖在书中写道:江青说“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江青:‘…….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指维特克),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足迹》第312页)
  一般来讲,研究历史不采用孤证。可以采用两个人的回忆,以互相印证。但是阎长贵对当事人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提出了质疑。他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维特克在1977年由星克尔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的话,然后说:“这就是维特克《江青同志》中所记载的江青在会见维特克时所谈西北战场的情况。”我从阎长贵处借到《江青同志》一书看后发现阎长贵的引用并不全面,他只引用了有利于他观点的,而没有引用不利于他观点的话。因为这本书看到的人很少。所以我必须也要引用维特克的文章以让读者看到书的全貌。
  因为周恩来、毛泽东的反对,维特克没有得到中方的记录。维特克懂中文,当时也做了笔记。她写的《江青同志》是根据自己的笔记写的。到底江青讲没有讲过她与毛泽东“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呢?
  维特克在书中这样写道:“她(江青)参考了中央委员会逐日的从延安到北京征途中的大事记,并装在文件夹里,整天带在身边。作为补充资料的还有手绘的地图和详列战役,军队数量和各战场概况的表格……她对此反复考虑多年,但还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持续不断地发表看法的机会。外国人必须明白,只有我们(领导同志)才清楚这段历史,只有我们才能全面地描述在全国发生的一切。”(194页)“房间里有两张大桌子,上面放着6张地图”。(195页)这些地图不仅有西北战场的,还有全国战局的。“江青说到第三次革命战争期间,我注意到她不再使用个人的‘我’,转而使用集体的‘我们’……对江青来说集体的‘我们’主要限于对解放战争的叙述。”(198页)“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们再看阎长贵引用维特克的话。“她(指江青)和主席一起,成为坚持留在延安到最后的唯一女同志。”“‘我是一个战士。’我们在北京会见时,江青明确宣布,似乎要消除一种相反的假定。”“江青说:‘在陕北战斗中,我一直在部队中做政治工作,但有人说我是做军鞋……’她说将集中叙述亲眼目睹的西北战场。”“他们(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一开会,江青不得不离开窑洞,待到一个驴棚里。”(第206页)江青的话前后矛盾。阎长贵只注意并强调这句话,因而推论江青不可能讲她和毛主席指挥了西北战场。
  但是,在这几段话的前后还有几句话他却没有引用。如:
  “在王家湾,他们(即江青所说的‘我们’)组织指挥了陕西的几场战役。”(第207页)
  “我说这些,不只是写书的需要,你的到来以及出现在我面前已经激发我把这段军事史告诉全世界。”维特克记录的这段话将江青回忆西北战场的目的昭然若揭。一个基层的协理员怎么有资格全面介绍西北战场?!
  “她无意中听到一些同志说主席留在这个被围攻的根据地太危险了。她向主席传达了他们的焦虑,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通过以上三个人的描写,江青确实向维特克讲了“我和毛主席共同指挥西北战场”。即便在维特克的笔下,江青没有敢用“我与毛主席”,但是她用的是“我们”。这就将自己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列为中央领导人,所以江青的讲话才引起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张颖极大的反感。参加接待工作的同志认为江青谈话内容不实,如“老说和毛主席共同指挥战争”。江青说:“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 (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245页、第217页、第23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江青和维特克在广州的谈话,由参加接待的张颖等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到北京后,由江青定稿,一本一本印成铅字。整理工作还在进行,江青迫不及待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看。她心中有鬼,不敢给毛泽东主席看,是想得到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张、姚不敢得罪她,画了圈,没有表态。周恩来认真地看了,在与事实不符之处做了些补充,做了批示,并且亲自听取张颖的汇报,了解当时谈话的情况和内容。然后,周恩来才做出记录稿不能给维特克的决定,并打电话劝阻江青。1972年岁未,周总理召集参加接待的同志开会,宣布:已经请示毛泽东,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张颖:《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19页)
  如果周恩来认为江青讲的都符合事实,是不会阻拦将记录给维特克的。周恩来是阻止江青不成才向毛泽东报告的。周恩来这样做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江青心地狠毒、惯于进谗、不择手段地拨弄是非、混淆黑白。当时,江青是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会议上,一方面,江青为了表示与众不同,开会时坐在周恩来旁边。另一方面,她时常为难周恩来。有时周恩来宣布了会议的议题,江青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要求讨论。江青以毛泽东代表自居,代表毛主席的话时常挂在嘴边。大家都知道,直到1974年夏,毛泽东才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江青“她只代表她,她不代表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4页)另外,周恩来知道江青报复心是十分强的。果然不出所料,一年后,在“帮助”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的调门最高,上纲上线最凶。但是周恩来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他见自己阻止不成,就向毛泽东报告。因为,只有毛泽东能管得住江青。毛泽东是一个不受别人摆布的人,要是江青没有讲出格的话,他绝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毛泽东是解放战争的指挥者,是转战陕北的亲历者,他俩的决定证实了张颖、杨银禄的回忆是正确的。可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十年,却会有人出来翻这个案。

  关于江青和毛泽东结婚
  有否“约法三章”

  再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根本没有什么“约法三章”》。“根本”两字,绝对了。因为在党内对此一直是两种说法。师哲对笔者讲过有约法三章。当时共产国际派师哲回延安参加七大后回莫斯科汇报。师哲这样讲的:
  1940年我(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延安不久,就听到同志们对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议论。因为回国之初决定我还要回共产国际汇报,康生、江青有意识地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以澄清事实,希望我到国际给他们讲讲好话。
  中央党校的党员知道江青经常到主席那,集体写信给党中央,坚决反对主席和江青结婚。中央党校的党员集体写了两次信,要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主席。我记得王世英参加签名。从白区来的同志知道江青的底细,她的几次婚变登在报纸上。大家坚决反对她和主席结婚。后来,文革中,王世英受到迫害与此有关。当时上海市委也来过信反对。张闻天在西方生活过,不愿管私人事情。党校学员派代表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一定要他转达。张闻天不得已将口气和缓的一封信转给主席。主席很生气,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事情闹僵了,朱总司令出来圆场。他找了一个办法,说:不要反对结婚,但是我们可以约法三章。第一,不准江青干政;第二,不准江青搞党的工作;第三,不准江青在公开场合和主席平起平坐。主席接受了。对于“约法三章”,江青也不否认,也同我谈过。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中央党校的干部才平息下来。这样由主席摆了几桌,宴请大家,连张鼎丞都请去了,但是主席不请张闻天。对张闻天转信有看法。(李海文《师哲谈他所了解的江青》《湘潮》2014年第7期)
  毛泽东、江青是遵守了约法三章的。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离开了中央党校特别班,并没有进入党的机关工作,而是在一个文化单位工作。这个单位只有两个工作人员,除江青还有杨松的夫人杜晴。笔者1978年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与杜晴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听杜晴多次谈到江青的情况。这个单位事情不多,江青主要照顾毛泽东与孩子的生活。那时,江青全心全意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风时,毛泽东将江青送到中央党校,交给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彭真安排她在普通班内学习,审查她的党籍。江青老老实实,不敢胡来。七大后被审查的干部都做了结论,她也做了结论,恢复了组织生活。
  在延安,江青一直不敢以毛泽东的夫人自居。在延安,邓颖超和周恩来、康克清和朱德、刘英和张闻天、蔡畅与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夫妇都是成双成对地一起看戏,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而只有江青不敢、不能做到这点。她看戏只能坐在后面,形单影只。这是江青仇恨老一輩革命者,“文革”中残酷地迫害他们,像疯狗一样地到处咬人的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江青两次到重庆去。第二次去重庆,不知道她买了些什么东西,竟花了几百万法币,要在中央特会科报销。特会科科长赖祖烈来找师哲审批这笔款项。师哲坚持不批,说:款项不小,等问题搞清楚了再说吧。
  师哲回忆:
  江青知道后,抱着几百万边币来找我,表示由她个人承担这笔费用。我不要她的钱,而要她讲清楚到底买了些什么,为什么要从党的特别经费中报销。我问她:“特别经费是作什么用的,你知道吗?”江青没有回话。当时,毛主席就坐在隔壁窑洞里。江青大吵大闹。我火气更高,也大声地同她吵。这时,主席在我们窑洞前走来走去。我明白了,一气之下将桌子掀翻,拂袖而去,堆在桌子上的边币撒了一地。因为弼时支持我,她也奈何我不得。毛岸英过来收拾了屋子。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中央转战陕北时,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留在陕北。周恩来的夫人邓大姐、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都到了河东后委,只有江青这位夫人留在陕北。她的职务是协理员,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还给机关添了不少麻烦。(第170页)
  撤离延安的3月18日早晨,江青因害怕,想尽早离开延安,和毛泽东发生争吵,甚至摔杯子。当时,卫士在门外听到屋内的争吵,赶快叫醒了还在睡觉的周恩来。江青看见周恩来进来了,才悻悻离开。《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周恩来卫士王还寿的回忆》,见李海文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记》上编,第280-281页)

  江青在陕北主要是照顾毛泽东。转战陕北后,她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1948年5月毛泽东到西柏坡后,她在路上截参谋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看。其实她也不敢多看,怕耽误时间,被毛泽东发现后挨批。但是,就是要摆出她有这样的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青在文化部任电影事业指导委员。后来才到中宣部任文艺处长。当时中央机关机构精干,处长就是局长。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时她定为九级。当时局长一般是八、九、十级。她作为1933年第一次入党,1937年10月重新入党的人来说并不过分。那时,她生病很少工作,用她的话说是“偶尔露峥嵘”。一直到1963年她插手京剧改革才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开始干政。“文革”期间她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林彪为了感谢江青的帮助与支持,特地将江青的级别由九级提为五级。九大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文革”十年,她无法无天,罪恶滔天。多行不义必自毙,1981年她被判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1980年在特别法庭上,江青对着台上审判她的人大叫:“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阎长贵:《江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漫议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领导者》2013年第3期)“文革”中不少干部挨斗,他们常常生气地对台下斗争的人说:“我们革命时,你们在哪?!”台下的红卫兵、群众无言以答。此时,江青套用此话,因为这是她最自豪的一段历史,终于补上像邓颖超、蔡畅、康克清、刘英等中央领导人夫人长征的一课。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的话竟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坐在台上和台下旁听的人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娃娃,而是将军、部长和参加过战争或地下工作的同志。毛主席在陕北指挥作战时,大家在哪?!都在前线指挥、组织打仗、支前,在敌人的心脏里拼命。战争是打赢的,是靠全国战场的军民流血犧牲奋斗取得的;不是当个协理员,爬山时还要两个警卫员架着,跟着毛主席走走,就能胜利的。大家笑,笑江青太无知;大家笑,笑江青太狂妄。这笑声是对江青的蔑视。江青的自作聪明,得到的是自取其辱、自讨无趣。
  阎长贵在书中说:“再加上戚本禹的极力推荐,汪东兴的档案审查,江青终于选我做了她的秘书——揭开了我生平的‘新’的一页,给我平凡、平淡的人生增添一些不同寻常的色彩。”(第283页)他这种质朴的感情我们可以理解。江青参加转战陕北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研究历史不能仅从感情出发,要以事实为根据,一是一,二是二,否则是站不住脚的。


世纪 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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