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我所经历的北师大“清队”


安希孟


一

　　北京师范大学，师范也者，这两个字使得师大只能培养基础教育教书匠孩子王，不培养思想家、学术家、研究员。我很不喜欢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标榜。人各有志。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那个解救全人类的抱负，酿造了灾情。其实，师大毕业后大多数人在中学，缺乏学术见识和恢弘视野，孩子王，应试应考教育，ABCD 选项，标准答案，不得越过雷池。除了教科书，不了解天下大势，没有逆向思维，没有散发思维。最高理想是争当校长。当初，我舅舅就竭力反对我读师范，反对我当老师。高中同学聚会，当教师的同学就显得学识见地不高。即使文革中造反，北师大也没有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的独立思考和勇敢决绝，其二号人物压根儿就是投机见风使舵。娃娃们一腔热血，呛几口水，可也，但如果水也没有呛一口，就荣登大殿，成革委头头，就不好。中学生们一般不喜欢报考北师大。我推荐学生读研，他们一般选择人大而不选北师大，说那里死气沉沉，不鼓励叛逆。现在网上有说北师大多美女。美女不敢说，女性柔弱思维和阴性知识结构多。师范，要立志做示范，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惟上是从，行端影正，这正人君子的理念阻碍着师大学子的反潮流。古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多么荒诞。师大成职业教育机构?然而，真正的老师要启迪思想，激发怀疑精神，砥砺思想，鼓励叛逆，提出新思路，別开生命，逆向思维，独立创新。教育不是培养某个职业的人，不是职业教育，教师不是搬运工。他培养怀疑一切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未经审查的人生没有价值。教师就是让人质疑、质询、挑战旧制度，重估一切价值。大学不培养旧制度的殉葬品，而培育掘墓人。
　　过去说北大老、清华洋、师大穷。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文化革命师大造反多是温文尔雅奉旨罚罪，有尚方宝剑掩护。虽说北师大是培养中学师资的，政治审查不如外语学院、政法学院、军事学院哈尔滨工大严格，但也必须根红苗正，政工干部也个个比党校严肃。虽说大家都不愿意上北师大，不愿意当中学老师，但北师大应该比北大清华更左更革命才好。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1952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代校歌很甜美，很温婉。但文革狂飙吹散了和谐气氛。文革响彻云霄的是红卫兵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上阵，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闯!闯!!闯!!!”
　　1，《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歌》(1908年)
　　礼陶乐淑教之基，依京国，重声施，英才天下期。党庠州序仰师资，师资肇端在于斯，学日进，德务滋，诚勇勤与爱，力行无愧为人师。
　　2，《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1923年(词：范源廉 曲：冯孝)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3，《辅仁大学校歌》(词：于斌 曲：黄友棣)
　　辅仁以友，会友以文。吾校之魂，圣、美、善、真。三知是求，明德日新。蔚起多士，文质彬彬。福音勤播，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神旨永遵。祝我辅仁，其寿千春!祝我辅仁，其寿千春!
　　这些校歌，诗词宏丽多彩，不可谓不美。比较而言，德国人创立的辅仁大学校歌最典雅。但文革时期，斯文扫地。圣、美、善、真,悉被扫荡。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然而实际上，北师大学术研究风气不浓，独立思想欠缺。教师，传声筒。我们历次运动，一家不认一家人，实际上知识分子，教师，在社会各个阶层里总是喜欢表现得左一些。北师大尤其如此。社会科学，北师大无法比肩于北大。思想平稳和学术迟滞是一体。在记述文革史的时候，我们切毋忘记师大柔性的一面。
　　1965年秋，我入学不久，一天，在东门外铲草扫地，几个远道而来的农民问:“辅仁大学在哪里?”，我们学识浅薄，但一听辅仁二字，就知道不是好东西，连城里娃也懵了，当初选报大学时，哪儿有神马辅仁大学呀，遂答曰:中华大陆查无此校。幸亏老工友知道在定阜街，从护国寺进去。后来才从北大同学得知，师大校长陈垣是国宝，和被鲁迅痛骂过的陈源同名。也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陈垣是人大常委。1971年我在后勤处劳动时认得几个旧辅仁工友，内有一人是天主教徒，就觉着怪怪的。我们曾经打倒天主。
　　被冠以十年浩劫的那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是国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总结、反思、内省，这不是羞辱，而是光彩。1965年入学教育要端正入学动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咋就老树立不起来呢!)，就是要坚定专业思想，下决心当中学教师。例如有说，收到录取通知书，人问：考上了什么?曰：大学。问：何地?曰：北京，皆大欢喜。复问：何校?曰：师范。众皆泄气。有同学说，他上大学时贫下中农把他(她)送到村口。我一听就泄气，因为我村无一个贫下中农送我出征。后来成了我太太的同学说，她村也沒哪回事，咱上大学跟人家有啥关系?她是贫农，但她们村贫下中也没欢送她。我心里石头这才落地。的确，你上大学，人家妒嫉还来不及呢!入学教育，每一个人都会编造一套活思想(注意，不是死思想)斗私批修。只有我，每次无言可发。现在想起来，就说学好英语支援亚非拉也行哇。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那么会整词儿。
　　我班两位贫下出身，入大学后就被修改了家庭成分，从贫农划为富农。爱恨就在一瞬间。我同龄的北师大一位校友这样回忆:
　　“我是我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考上大学，大队书记非常忌恨。我们在县里读书，考上了大学，他们不知道。次年我弟弟上初中，他们在弟弟的档案中写成上中农。此事我2014年才知道。1968年冬，我们将要毕业，师大照例向我大队发家庭调查函。我家下中农，姥姥家是贫农，舅舅是红军烈士，我父母是老实的农民。书记写材料说我父亲思想落后，不要给我分配工作，让我回家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我现在的同事，河南人，哈军工学生，贫农。大队把他的成分写成富农。”
　　可见此类事所在多有，地头蛇呀!我同班那位同学家庭成分忽地上升为富农，大队书记出具材料，揭发他们回村为自己家庭成分讨说法，是反革命翻案活动。

　　二

　　文革前夕，北师大中文系金宏达是个奇才。大四时，他以“时汉人”笔名在光明日报撰文批驳姚文元!我当时为自己的学校有这么一个才子暗自高兴。不过后来知道，这是人家把它当做反面教员发表，借以揪鞭子打辊子子扣帽子，造成学术争鸣的假象。
　　水至清则无鱼。但人类有时候颇傻，要为鱼清理水草。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时，张莱芬隗仁莲去青岛外调调查刘淑文的historical 问题，专案组杨金英暗中嘱咐，顺便调查一下同在专案组整别人专案的杨藻镜老师。这事得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人整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于传曾是国民党军校政治教官，将官还是校官，我忘记了。他也很紧张。还有“汉奸”孙晓康。有一次全系例行公事召开批判孙晓康大会，发言稿是我草拟，孔庆美上台宣读，代表我班发言。内容大概是日本烧杀掳掠，难道这就是你们大东亚共存共荣吗(孙晓康自供他上街刷过这样的标语)?驳得孙晓康哑口无言(他也不敢言)。这个历史污点其实早有结论了。
　　当然啦，我们系还有一个白俄和另外一个俄国人，就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免于恐惧?我那时没听说过。现而今，好像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活该你整日价惴惴不安。
　　当时我班下班的老师是：邓蓉初，王昭碧，凤泉林，林永福(Longface)，陈秋帆，陈培根，孙晓兰，蒋亨俊，柳绿春，濮阳翔，耿志国，于传曾，章景琪(章头)。这是二班。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没有人头落地的危机意识，1968年冬，晚上在宿舍还和解放军小士兵打扑克玩儿。后来我班又和四班合并，加进来的老师有蔡文莹，都祖尧，陈正方。
　　工宣队进校学习六厂二校经验，先是清队隔离审查，然后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断解放一些有问题的人。当然都是已经解除隔离，但还是要花架子召开全校大会公开宣布一下，造成气氛，这就是群众运动。每一次解放一批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要表现出激动万状的样子，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时还喜极而泣，眼泪似乎是真的眼泪。这是事先彩排过的演剧。大家情知有些儿言不由衷，但我们这些非牛鬼蛇神又何尝不曾经虚情假意呢。驾驭人的技术，马基雅维利的手法，打你一巴掌，再给个豆豆吃，你就感激涕零。当然各个击破，鼓励告密，互相检举，是最有效的。
　　北师大另外一些学者就比较顺遂：白寿彝。顾颉刚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白寿彝在北京师大亦已被定为三反分子。此人在解放前靠人周济渡日，垂二十年，解放后即若不相识。由于拍陈垣，得任师大历史系主任。由于拍尹达，得为历史所兼任研究员。以回民故，得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拍吴晗，得为历史小丛书编委。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寿彝是北师大工宣队树立的榜样，受到大会表扬。

　　三

　　文革我在北师大外语系认得了著名诗人郑敏老师。1960年，她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调到北师大。她回忆说，下放到山西农村，正是“大跃进”时期，当地领导天天带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看农民吃酒席。围着一个大圆桌，大家都大吃大喝，意在表明：“咱们农民也吃得上酒席啦!”实际上，这是大锅饭。当时农民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劳动强度极大，但吃的却越来越少，到后来，只能喝稀的了。
　　郑敏回忆，第二次正式插队到农村，跟当地农民住在一个炕上。劳动结束后，那家的主妇烧一大锅水，只下一点点面条。男劳动力可以吃上面条，但她就是一碗接着一碗地喝汤(我在困难时期也喝过大锅清水汤，但决不允许赫鲁晓夫这样说，因为那是污蔑)。郑敏老师说，她后来才知道，原来女劳动力只能喝面汤。那位主妇偷偷地给这位老师盛了一小碗面条，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要给你吃得好一点。”郑敏很感激地接过来了。可因为这面条没油没盐，一点味道都没有。她觉得难吃得很，越吃越慢。那位主妇极羡慕地看着她，还问：“你怎么吃得一点都不香呀?”一听这话，她就更心酸了。在那位妇女看来，“能吃上一碗这样的面条就好了。”可郑敏说，这是她吃过的最难受的一碗面条。我觉得郑敏就是缺乏劳动人民感情，可我也觉着，劳动人民也喜欢好吃的呀。
　　当时，因为根本不可能洗澡，插队的老师们身上全长虱子。所谓的厕所，都有两个坑，一个小便，一个大便。小便完了，就得迅速地跳向另一个坑，否则就会把自己溅脏。她说，这种最奇怪的革命生活方式，真是不堪回首。那时的中国人口才六亿人，中国的农民多么伟大，多么能够忍辱负重!如果不去农村，她永远不知道中国农村是怎么回事，还以为都跟上海一样呢。然而毛主席说劳动人民尽管脚上有牛屎，也还是干净的，所以我觉着最好三年不洗澡。
　　她说，“文革”中写诗成了罪状。在一阵阵口号喧嚣的白天过后，她独自坐在书房，借着夜幕，悄悄地将手头惟一庋藏的一部《诗集：1942—1947》付之一炬。当时她认为，此生再也不可能写诗了，中国再也不需要诗歌了。全国将只有一个人的思想和诗词。“工宣队和军宣队来问她：“你真的下决心不写诗了吗?”她认为如果牺牲自己的诗歌生命可以换得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也是可以的，所以就回答说可以不写。”(见《遮蔽与差异——答王伟明先生十二问》，《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诗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4页)。从1948年到1979年，她在党的阳光下沉默了近30年。她大哥王勉则因抗战时担任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入狱十多年。1979年恢复名誉，重回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十年代末，昔日的还活着的九位诗友在京华相聚。曹辛之提议每人各选一组四十年代的诗作，出一本合集，书名就定作《九叶集》。此书于八十年代初出版，成为中国新诗觉醒的先声。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诗坛新秀也冲破传统藩篱，推动诗歌以崭新的容姿，登上新时期的文坛。诗言志，人可以有自己的志。庆幸的是，没有亡国灭种。

　　四

　　耿志国，红小鬼，出身好，冀中平原人，较早参加革命。她家里有一个革命年代的糟糠，现在应该是离休革命老人了。他去苏联留学，娶了个洋妞，常到苏联大使馆，和一同娶了洋妞的中国姑爷们聚会Party。中苏友好，一朝翻脸成仇，苏联姑爷变“特嫌”。1968年“清队”，他们教研室下到我们班，我是班长，老师们以为我们学生个个都是吃人的小老虎，提心吊胆，见了我低头哈腰，以为我掌控生死大权。他们喊我不叫名字，而是喊我“班长”(班zang)。我出足了风头。耿志国的糟糠之妻和许多革命者进城之后喜新厌旧者的妻子的下场一样，和鲁迅的原配一样，离婚不离家。她是县委的机关干部，也做牺牲品。他那个苏联妻子中苏蜜月过后，就回到苏联，两人有书信往来。每次苏联来信(情书)，都先落在工宣队手里。工宣队让我班董丽琴、王昭碧口译。那时候公民没有个人隐私，当然没有私民，只有公民，通信不受保护(资产阶级在中国是阙如)——耿志国你当年打家劫舍，应该懂得。信很肉麻下流黄色低级资产阶级腐朽没落——因为结尾竟然是：“吻你，kiss you”!!!!只听董丽琴同学(少女)脸“刷”的一声——工宣队师傅听到响声一看，只见——脸红了。那是什么年代，你还有时间接吻?大概每过几天，董丽琴就脸红一次。工宣队那个乐呀，乐开了怀。
　　要耿志国交待苏修特嫌问题，也没嘛证据，反正穷追猛问，宁肯错案，不可放过。耿志国说他是小羊，说狼要吃小羊总能找到借口，我们就说他诬蔑革命群众是狼。成天打嘴仗，斗嘴皮子，鸡蛋里面找根骨头。连我们都烦了，也止不住乐了。细想，他耿志国即使想出卖情报，也得有库存呀。有些人里通外国也不够格——你掌握什么机要呢?如果他们对外人谈谈自己的感情遭际，那也不是神马大不了的，不会国破家亡。
　　五

　　文革初衷是一斗二批三改。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改革规章制度。“清队”本不在此例。所谓扭转群众革命方向，不待他人而自成。“清队”是文革自缩，是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质言之，是要群众组织搞“窝里斗”。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这是文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清队”持续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续最久的阶段。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说明清队是战略部署。清队中，北师大纵身一跃跳楼自尽的是祁开智教授[1]。
　　濮阳翔(后来的教授)是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孙志毅(教师文革小组)端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三青团和忠义救国军。很吓人吧?!原来他在东吴大学，临“解放”时，国民党方面拉人，国共争夺，三青团发展团员，大概最未一班岗发展团员名单上有他(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但此后隆隆炮声就打破了入团梦，连他也不知究竟，就算入了团，也没啦个甚。比如我，文革前刚被支部讨论举手通过入团，还没领证举行典礼，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应该没有历史问题。但濮阳公每天跟着我，把我看作救星。结果大家都笑我。
　　濮阳翔的第二大历史罪状是参加忠义救国军，在我，就以为这可不得了。他是胡传魁老胡的部下，一定去过春来茶馆，和阿庆嫂智斗过。但他说他不认得阿庆嫂。原来他少年时叛逆时期负气离家出走(安徽人)，听说有一支抗日小股武装忠义救国军，但投奔未成，没挂单，没投宿。清理阶级队伍，他紧张了几个月，但我们到老儿也没为难他。因为我知道，那四个人和其他四个八个人无非是让我们彼此恶斗。其实在他们看来，咱们谁都不是好鸟枝头春意闹。昨日红卫兵小将大方向始终正确，一会儿就接受再教育成阶下囚。
　　濮阳翔还有其他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文化革命前意识形态文化学术大批判，他写过些文章，批判三家巷早春二月。我使劲地从中找寻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精神污染，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真扫兴。那时候，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良心孝顺共和宪政爱情都姓资。不过，人的认知良知隐衷情欲私心，虽然那时还说不上受保护，但也没有被斗私批修，没被抖搂出来。因为副主席还区分小节大节。倒是濮阳先生曾经让郭郁生抄文章，越过男女大防，也成了清队要追究的问题。不过我们未婚，害羞，没有过问。据说他爱人和他吵架说，我要是告发你，你就坐牢。这封匿名信映射了人心惟危。我见过，但查无实据。我坚信他们夫妇有过“反动”言论。比如我们自己，私底下的谈话若抖落出来，十个有十个会进局子。
　　濮阳翔后来可能做梦也没想到，他这个被整的人后来会成为獄卒、差役jailer，衙役、兵弁，就是看押管理51.6分子董连猛。他的工作是陪睡、陪吃、陪喝，但不陪聊、陪斗。夜间看押董连猛，白天替他打饭。董君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刘文珊、都祖尧、郑守钧、黎浩智，原是落后分子，后来得到工军宣器重。我们的毕业鉴定，按照旧规，是党员负责同志负责，这次是都先生起草。阎王簿掌控。

　　六

　　凤泉林老师后来成516分子。整他最凶者，是他的同事老师们。老师中政工出身的人，都有一口秀美口才，政治辞汇随时上口，铿镪有力，斩钉截铁，有不容分辨的力量。斗争为纲岁月，人们善于在纲上线上游走。语言无风趣，无文采，但政治思路严谨符合套路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凤泉林在井冈山革委会作战部待过，肯定炮打过周恩来。时过境迁，多大罪状，全无印迹，只知他被关押时间最长。工作日由群众批斗，节假日由老师同学看管。几十年后的今天，才觉着一个青年女教师看押一个青壮年反革命分子，有多危殆。他有力必多，多年与妻分居，“寡夫”，万一他鼓起了色胆………(我赶紧学郭灯笼手捂双眼，“不可想像”)。他分解力必多的办法是转移视线:看报纸。但也看不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只有一份有火药味的人民日报，都是八股，颠来倒去就那几句官腔。凤泉林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横看竖看，倒过来折过来看，正着看反着看，从头至尾又从尾至头，报纸翻烂了，也不见新翻杨柳枝，味同嚼蜡，令人作呕。按说，这也蛮好，削弱了他的攻击欲。
　　但蒋亨俊老师怒斥:“好好思考罪行，别老看报纸”。把报纸收走了。竹筒倒豆子，挤牙膏，别得滑且滑，就是那时候学来的词儿。他几年没回长春探视妻女，妻子久不见到丈夫音讯，马航失联，便来京探视。在要不要让凤泉林见老婆这有关世界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工宣队和骨干力量争论很久。蒋亨俊老师力排众议，坚决反对他们伉俪见面。但终归人性论占了上风，工军宣队比女政工干部马列主义阿姨们开明专制:允许见面，当晚同寢，罗衾不怕五更寒。不近人情换作人性论。严厉训斥他的,还有刚才提到的濮阳公。中国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训斥更弱势的人求得自我优越感。
　　蒋亨俊老师反对凤泉林两口子团聚事出有因。文革前她是政治辅导员系团委书记。文革前，据说大学里有红黑两色大染缸，分别是党团组织和业务教师，两个大染缸争风吃醋争夺接班人(就是争夺我)。党员，政工干部，书记，无疑是进步的革命的可靠力量。但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当然我更知道，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前留校的大学老师都是经历严格筛选的可靠的革命进步力量，反帝反修都很积极。中美必有一战中苏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菲必有一战中台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这战略思维，大家彼此不相上下。马列主义老爷爷老奶奶彼此争吵，只是表明自己更左派而已。他们一张嘴，革命社论词儿就从嘴角溜达出来。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一定要牢牢控制在可靠的人手里，绝不能讲授西方教材比如莎士比亚古希腊尼采康德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实在多。唱歌不能唱洋嗓，绘画应该画虎羊，钢琴不该家里放，二胡板胡才正当。
　　蒋亨俊老师因为比较“革命”，对学生政治要求过严，满口革命词藻，文革伊始就被自己培养的进步党团员从医院病床上拉回学校批斗。我很纳闷，这么进步严肃说话滴水不漏很符合报刊的人怎么还有反动思想?她得的是肾炎，据她说同病房的病友过两天就有一个人被抬到太平间。她自己能正确对待生死了。但他似乎对别人的性命也不在乎。后来整肃凤泉林，她很积极。因为文革前思想落后非党团员的凤泉林，居然造反成作战部军官，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常常提到陈秋帆、都祖尧文革前是落后分子。

　　七

　　最近围绕杨绛的争论，成一舆论焦点。批评钱杨不过问天下苍生不关注社会，和为之辩护，虽然貌似对立，但均不否认知识分子应有社会担待、傲骨和凛然正气。他们的女儿钱媛,我们的老师，文革中和我们一样，尽力隐藏自己，保护自己。这没有过错。不过，在清除林江余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袖手旁观，不会把雷洋呼格吉勒图佘祥林案以及社会纠错当做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因为我们不是获利集团。北师大外语系钱瑗老师文革不卷入，毫无疑问是正气，“正能量”。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对于钱氏夫妇的评论和纪念，就不讲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钱瑗老师是好人，文革的1968，河南淮河发洪水，我的同学——后来我的妻子——借过钱媛的钱。她解过燃眉之急。我们感谢她。据说有一位高年级学生借过他的钱，毕业后就“失联”。传闻归传闻，但我更相信那位同学后来肯定还钱了。知识分子民胞物与，不必登高一呼，自投罗网，但也可以发声——牛“哞”地叫一声。钱老师绝不是害怕烧伤手指的人，更不是抡棍挥棒扣帽为虎作伥之人。
　　杨绛去世，反响极大。一位友人微信说杨绛:“除了她的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上的造诣外，她对人生、对社会，都有通透深刻认知，对极权社会的弊端敢于评揭。她是社会良知和正义脊梁骨。”文革史的研究，就旨在发扬傲骨。杨绛的女儿钱瑗是我们的老师。我不知道对她的回忆是否可以激起男儿之志。
　　1960年春末夏初，北师大举办教改展览。筹办展览的人都是青年教师。搞美术的59届同学中有号称“妖魔鬼怪”的四员：历史系的王德一，人们把“一”念作“yao(妖)”，这便是“妖”;物理系一位会变魔术，“魔”;生物系一位早有“小鬼”的外号，是“鬼”;外语系的钱瑗是四人中惟一女性，没有绰号，不过既然排行老四，那只好把“怪”字认下来。北师大的路旁和主楼高悬的毛泽东巨幅油画画像，据说处于王德一之手，另外一个画手隋玉梅，北京人，去大庆造过反，学大庆战斗队总负责。清查516，全校批斗，说他在大庆冒充怀孕，她大声说“造谣”。她后来分配到银川师范，教语文和美术。
　　北师大清查反革命集团“五一六”时，王德一受到诬陷，被逼自杀。王德一 ，1937 生，1970年自杀。钱瑷于1959年毕业留校。1968年初，钱瑗与王德一结婚。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记载：
　　“得一承认自己总是‘偏右’一点，可是他说，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五一六’ 时 ，几个有‘五一六’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组织者’，‘五一六’的名单就在他手里。那时候得一已回校，阿圆还在工厂劳动;两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阿圆(钱瑗的小名)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德一就自杀了。”
　　“王德一之死，历史系的广大教师心中都是非常惋惜的。在他去世之后一年多，他所‘炮打’(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的‘副统帅’即殒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现在倒成了英雄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王德一不自杀的话，历史系会多了一位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德，得，通假字。天得一以清。得一死后得昭雪。我们历次的讨伐清理运动，有哪一次不是伤及无辜越搅越浊呢?我们能不能汲取应有的教训呢??
　　章廷桦老师回忆，1960年春节前后，钱瑗邀章廷桦等同学到家作客。钱锺书先生也出来帮女儿待客。钱老得知章廷桦是江阴人，高兴地说：“哎唷，巧啦，我是无锡人，我们是同乡嘛!解放前苏南人有个说法：江阴强盗无锡贼，盗与贼是一家子嘛!”接着他谈到北师大英语教授郑儒箴先生同他一起翻译《毛选》，说郑教授工作认真，笔语极好。1997年3月4日，北师大博士生导师钱瑗教授病逝，终年59岁。她是钱锺书和杨绛的独女。
　　文革前，《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委员会由钱钟书负责英文翻译工作。钱钟书的英文造诣堪比国学功底。当英国劳伦斯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拿到第一卷译稿后，惊叹道：“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当时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金岳霖、王佐良、浦寿昌、北师大外语系的郑儒箴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

　　八

　　我们那位从未亲聆謦咳的老校长陈垣，史学家，毛泽东称其为“国宝”。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傅斯年说过，“静庵先生(指王国维)驰誉海东于前，(陈垣)先生鹰扬河朔于后。”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出版后，很快发表评论，称陈垣是现在中国历史学者中“犹为有价值之学者”。陈寅恪的学生戴家祥回忆：陈师和我在校散步时，自称平生最佩服的是王静庵(王国维)先生，其次是陈垣。1949年他在国共之间选择了后者，婉拒蒋介石和老友胡适的赴台邀请，而是留在大陆当了多年的大学校长。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三次派飞机到围城中的北平，要接陈垣和其他一些著名学者南下，陈垣拒绝了。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年近古稀的陈垣在学生的陪同下，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迎接解放。
　　文革前他每年两次来师大和大家见面：开学典礼的和毕业典礼。他在文革岁月也心惊肉跳。但文革中谁也没有想到拿批斗他来显山露水。倒是他的下属历史系一位老师施建中受到牵连。有一张陈垣几代学人五世同堂的照片被公开，算是捎带涉及陈垣。但我后来知道，陈垣的亲炙弟子并未留校，其弟子散布在全国各地。好像北师大历史系不是某个姓氏的天下——现如今大学留校的是亲属和弟子，以建立学派。但陈垣没有自己的家丁民团。施建中，1940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1959考入北师大历史系，1962年北师大校庆60周年时被推选与陈垣校长、白寿彝主任、杨钊先生、杨子坤先生合影(即，五世同堂照片)。文革正盛的1971年6月25日陈垣寿终，终年91岁。他珍藏的4万余册图书全部交公。剩下的不值钱的书册遗留在北师大图书馆一楼大厅。1971年夏，我翻检淘金，有语文课本，内有古文，我爱读。有一位国民党旧军官解甲归田，写了一册幻想乌托邦的小书，我拿了。
　　陈垣于194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说：
　　“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陈垣写了对新生活的感受，指出以往同胡适的论学方法只是“实证主义”“有基本错误”。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公开信往往是挑战书，私教用不着。决斗书要用公开信。强势一方觉着理直气壮。彭德怀后来也许胡陈黄泉路上终于相见，黯然神伤。陈垣还找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思想为之一变。
　　“文革”中，陈垣家人写过两封信，一封给周恩来，一封给康生，说他整天提心吊胆、闷闷不乐，对形势的发展陌生、担忧，又不理解，只能保持沉默。
　　陈垣给胡适的信，和他给上头的信，可以做对观阅读。对观福音(Synoptic Gospels)、符类福音，又称共观福音、同观福音，这里就是对观祸音、符类祸音、共观祸音、同观祸音。
　　胡适不相信那封公开信是陈垣写的。给朋友写信，照道理应该邮寄给本人。私交呀，挚友呀，密友呀，心照不宣，心心相印，莫逆之交，股肱之交，才是朋友。这位饱学之士的多少盲目乐观与难堪尴尬，无人知晓。
　　刘乃和(1918—1998)，女，多年担任陈垣秘书。文革岁月一次批斗会上，见过她。

　　九

　　清查整肃造反派，左派整风，秋后算账，是战略部署，群众是被利用而已。在造反派，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自以为得逞，其实是过河拆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精心设计。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分别轻重，酌情处理。没提“当权派”， 从此， 百姓、普通人，矛头就要对准他们。左派整风，无须三年以后，不待三载。
　　北师大在整肃名义下走投无路的还大有人在。整肃，斗争哲学，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井冈山革委会在遭遇清剿之前就把同伙造反兵团打成小爬虫。我的朋友郑艳峰芬，同班同学讨伐的大字报题目是“拉开序幕看好戏蛛丝马迹追顽敌”。井冈山革委会整人不遗余力，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上耻辱的十字架。清查516，这是师大历时最长，也最催逼人的运动，最惨烈，最无情，但也最不可思议：基层教师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大积极撰文回忆这一段历史。
　　纵观文革各个时期的反革命敌特分子、联动、516、十二月黑风、右倾翻案风，进而回溯历次斗争揪出来的和遭遇批判的人，地富反坏右、三家村四家店、胡风集团、章罗联盟，以及清污、人道主义异化理论、全盘西化论，所有的检举控诉揭发批判材料，无须去伪存真，无需筛选过滤，把当时罗织罪名构陷材料罪状原样拿来一看，就豁然开朗，就知道，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罪行。甚至叛徒特务汉奸恶霸黄世仁收租院、刘文彩，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人。冤假错案冤狱平反，而且宣告不再用运动整人，的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福音。文化革命更是人整人。人对人是豺狼(霍布斯)。整人者又被整。被整者反过来整人。你方唱罢我登台。我们有一种亡命在即的危机意识。“狼来了”之声不绝于耳。被清查出来的，即使按照那个特定年代的标准，也的确不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倒是杞人忧天多一些。
　　工宣队进驻北师大以后的文化活动：1971年中共50周年，各系出版贺喜的诗词歌赋，叫板报，中文系出足风头。书法家启功为之挥毫，立功赎罪，竭尽对文革对林江献媚之能事。我有一首诗，歌颂乒乓外交，偷来两句，其中有“银弧条条，银球点点”字词，好像很雅，其实虚假。无病呻吟这个成语出典就在这里。陈锌老师(已故)见面就拿这两句开涮。迎接九大歌咏表演，曹宝剑袁剑青大出风头。文革时公映的电影译制片，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的。《看不见的战线》《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伏击战》，享誉中华。流行的顺口溜：“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蛐蛐叫，中国电影新闻简报，罗马尼亚搂搂抱抱”。1970年至1973年，故事片还有：《南征北战》和抗美援朝故事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等。
　　顺便说一说闹剧中的平静。1967年10月14日，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北师大是“文革”时期造反派活跃的中心之一，复课闹革命任务更加艰巨。11月3日起该校提出教改方案。要求废除现行考试制度，新的考试方法，必须突出政治，着重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校要面向工农兵开门办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又红又专的青少年进入高等学校。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就这么来的。我和雷天生刘来牛等奉命去通县一个村子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和农民朋友住一个炕上，好像什么收获也没有。1967年冬复课闹革命，刘宝英老师给我们讲授英语的两报一刊社论以及英语老三篇，就在北师大中北楼302女生宿舍。教材是钱瑗、严伯森老师编写，他们添加生词注释和短语解释。朗读者为大郭。复课闹革命还知道了，王居恒老师虽然是北外毕业，但他的英语发言实在不敢恭维。他朗读课文的录音，音调怪怪的。北师大的老师，外国归来的，汉语说得不流畅。比如严伯森，不知道“浩浩荡荡”神马意思，说，“我们三个从天安门浩浩荡荡走回来”，大家哄笑。
　　2016年5月23日

　　[1] 文革前北师大六位一级教授：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二级教授：汪堃仁、周廷儒、郭一岑、邱椿、谭丕模、穆木天、刘盼遂、胡明(外语系，自杀)、白寿彝、张禾瑞、蒋硕民、祁开智(自杀)、郑华炽、张宗燧、鲁宝重、陈光旭。三级教授石磐、马特自杀身死。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