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后


徐庆全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职。后被清军俘获。
　　被清军处死前，李秀成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在1963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前，对于这一历史人物，一直是当作英雄人物来看待的，因而多有文章来歌颂他。
　　1962年4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吕集义《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披露《李秀成自述》经过曾国藩删掉5000多字的事实。作者说，1942年他在湘乡“曾富厚堂”获得原稿真迹，将删改部分校正补抄，并将主要部分摄成照片，先后经罗尔纲笺正，梁牯庐先生整理印行。这个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和世人见面。文中对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的目的作了分析，肯定了忠王是一个英雄。
　　不料，到了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认贼作父”。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关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的过程，当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的史学家丁守和先生回忆说：
　　戚本禹的文章寄来很早，大约是在那年元旦前。稿子前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从信封上看作者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黎澍同意我的意见，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2003年6月22日电话采访丁守和先生记录)
　　丁先生所提到的“中宣部”一位领导是周扬。
　　在戚本禹的文章已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同时，一部《李秀成》的话剧也在排演之中。1963年7月，《李秀成》公演之前，特意请周扬观看并提出意见。周扬看后与演员进行了座谈。他充分肯定了这出戏：
　　这个戏表现对帝国主义、对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等敌人的斗争是坚定的，同时也表现了李秀成的忠勇，反对投降，反对妥协，能激起人民的情绪，激起人民对敌斗争的情感(周扬：《看了<李秀成>后与演员们的谈话》，《周扬文集》第四卷，第292页)。
　　现在，突然冒出了戚本禹指控李秀成为叛徒的文章，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在这一点上，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与周扬的看法是一致的。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翦伯赞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就谈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
　　对于戚本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翦伯赞尤为反感。他说：
　　文化学术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要搞好这一伟大事业，要有党的政策，还要有人。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每一位非党专家的作用。罗尔纲在旧社会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群雄立传，做了共产党人应当做而尚未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张传玺：《翦伯赞传》，第458页)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周扬在一次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个研究所负责人汇报会议上，专门要求与会者事先读一下戚文，以后找个时间开会议一议。
　　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
　　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奋斗、革命一生。后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应当送中宣部审查。《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回答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家英审查过。大家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事。
　　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
　　历史方面有许多人物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估计，但不要鼓励一概翻案。该翻就翻，有的一百年也翻不了。不是封建时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考据也可以登一点，但不能成为风气。现在真正的叛徒是赫鲁晓夫，不是李秀成。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近代、现代，要少出问题，但也不要怕出问题(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刘大年笔记)。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做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会议先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的意见。翦伯赞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认为：1、戚本禹的批评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只找《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话，不管不利于曾国藩、揭露曾国藩的话”。2、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李秀成逃跑，是为了要活下来，要活下来，总是要吃饭的。他还想召集军队，继续打仗，军队也要吃饭，打仗也要钱，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李秀成罪状太过分了”。3、对李秀成的评价要慎重——“戚文通篇是推论。他不是先肯定李秀成的革命功劳，然后再指出其污点”，“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毛主席说，不苛求于孙中山的缺点，我们也不应苛求于李秀成。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了”。
　　发言最后，翦伯赞指出：
　　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要什么事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通过批判李秀成“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秀成。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历史为炮弹攻击我们，如利用成吉思汗攻击我们，我们应当还击，但是不应用牺牲历史上的革命英雄的办法还击。有人批“议会迷”，便把宋教仁当作“议会迷”来批判，用中国的“议会迷”来反对的“议会迷”，用中国的“投降主义”来反对外国的投降主义，这样做很不妥当。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但不应苛求。忠王把外国侵略军打得一塌糊涂，这决不是糊涂将军所能领导的。他最后为外国侵略军打败，甚至被俘后，仍念念不忘反对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事实(《翦伯赞传》，第461—462页)。
　　这次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又反复推敲、改定，大致肯定了李秀成的功绩，也指出其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在中宣部审查这个报道稿之际，戚本禹却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准备写检讨。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
　　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却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
　　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毛泽东的支持，为戚本禹在文革前期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石。同时，他恶劣的文风，也开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大批判文章”的先河。



来源：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