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上）


余焕椿


摘要
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曾经说过，人民日报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不听话要犯错误，听话也要犯错误”。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人民日报就常常处在这种尴尬境地。
　　——困惑与思考


　　《海瑞罢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

　　1965年底1966年初，作为中共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竟不知党中央在哪里。一向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的总编辑们，到了这个时候，就好比雾海行船，成了盲人瞎马，即使万般小心谨慎，最终也难逃触礁覆没的命运。
　　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捉模不定的年代。1962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中全会, 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在开幕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他在8月6日和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可以肯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一次”。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还同意了康生所谓小说《刘志丹》是李建彤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下，第745——746页)。
　　这次会议不但把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让人说话，发扬民主，重申1957年说过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完全改变过来，彻底毁了意识形态方面难得的平静，并且把1957年以来的“左”倾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对此，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们一时很难跟着转这个弯。他们虽然觉得阶级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对年年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已产生了抵触情绪，并未在宣传上紧紧跟上。
　　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正新开一个《长短录》杂文专栏，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弢等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撰稿，目的是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这个编辑方针的深刻性和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没有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而招致大祸，被江青一伙诬为“报社内部反党份子和社会上反党份子结合的产物”，编者和作者统统陷入罗网。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不久，江青抓住机会，找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急于要拿文艺界开刀。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无人响应。
　　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64年，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她找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江青不事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而是绕过吴冷西，直接找她心目中的写作对象。这一举动，说明他们一开始就不打算按共产党规则办事，而要另搞一套。
　　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一批《文学艺术资料》，其中包括《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已发到全国县一级单位。即使这样，也没有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已经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跑到了上海，借上海攻北京。
　　江青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合作，找到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终于如愿以赏。
　　1965年11月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含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
　　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 ,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段文字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中国问题到了如此严重地步了吗?大家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嘛，又不愿做违心事，登不赞成其观点的文章;不转载嘛，文章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论海瑞》，那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不仅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掌握着舆论大权，而且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是很具份量的。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虽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但并不能稳住大家的情绪，消除大家的疑虑。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在上海秘密搞了一年，九易其稿，此事当时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总理都是保密的。吴冷西更不知底细，所以人民日报一直陷于被动。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正逗留在上海和杭州，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姚文”，可以瞒着周恩来，但不能瞒着毛泽东;不经毛泽东同意，怎敢借《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委发起进攻?毛泽东是提倡海瑞精神的，人民日报许多人都十分清楚。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海瑞讲真话，刚正不阿，敢言敢谏，希望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海瑞”。《海瑞罢官》正是遵照毛泽东提倡的海瑞精神写的，不经他同意，怎能容忍江青去批判呢?如果毛泽东主张批《海瑞罢官》，中央又怎么会逆其道而行，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呢?难道吴冷西请示的中央并不能代表毛泽东的旨意?这种种问题，搅得老总们寝食不安，在政治上一向敏感的编辑和记者都感到了这里面有问题，整个编辑部迷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紧张和不安的气氛。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因事关北京市，让《北京日报》早一日转载,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并提出转载“姚文”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促使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姚文”发表了一个月，北京各报按兵不动，各地报刊也未转载，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于是决定要上海出“姚文”的小册子。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采取紧急措施，临时召开中央各报负责人会议，商定转载。至此，首都新闻界的头头们方知“姚文”最后是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才发表的，但目的何在?仍不甚了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陷于被动。
　　从上海方面来看，批《海瑞罢官》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政治问题来抓的;但北京方面并不愿将它看作政治问题，仍把它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11月29日，吴冷西主持起草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仍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的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可是，解放军报并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军报的按语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在讨论没有开展以前，将它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争鸣。12月3日，在中央一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海剧”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对问题不对人，既不是要把吴晗搞臭，也不要把学术讨论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5版 转载姚文元文章加的按语仍把这场讨论放在学术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了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
　　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196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1965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的，也有赞成吴晗的，目的在于贯彻“双百”方针，推进讨论。
　　1965年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检讨，要编辑部尽快发表一篇有份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定去中宣部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并规定，12月30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求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吴晗的检讨。
　　《人民日报》发表方求文章时写了个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人民日报一方面在进行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又在把这场讨论往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引作准备。这个后记完全是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为自已下一步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但为时晚矣。

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仍按中央既定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建设,号召全国“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谁能想到，全国上下正要为实现这个强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祸已经临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1965年12月8日——15日,由林彪策动,在上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对罗瑞卿发动突然袭击,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军事冲击政治”、“反党篡军”，给他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由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内一切职务。
　　在罗瑞卿受到毫无道理的攻击的同时,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问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1966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新闻界负责人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会上,彭真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康生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们的话,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他们自已的,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确实谈了批《海瑞罢官》问题,对戚本禹和姚文元的文章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文章之不足。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说戚本禹文章没有点名,姚文元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
　　一条是军事战线上批罗瑞卿,一条是文化战线上批《海瑞罢官》,两条战线同时夹攻,“阶级斗争”形势显得异常紧张,《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献词发出的号召,实际已成一纸空文。
　　此时,彭真也已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把批判《海瑞罢官》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保持在他认为合适的范围内。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设立,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文化部部长陆定一,成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组长的身份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着手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拟在请示毛泽东后发到全国。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二月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2月8日,吴冷西随彭真、康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就地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二月提纲》的批示。吴冷西很快回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分管学术批评的副总编辑和有关人员介绍武汉汇报的情况。吴冷西说,“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毛主席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靠做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问题的”。吴冷西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听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深深地松了口气。几个月来，对北京的中央和南方的毛泽东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疑团,开始消除。
　　这样,报纸就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大家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人民日报》已经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大家感到报纸开始好办了的时候,4月1日,吴冷西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2月间彭真、康生去武汉当面向毛主席汇报时，大家都以为毛主席是同意的。在中央批转《二月提纲》将近两个月后,又作如此表态,中央到底怎么啦?!唯中央之命是从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又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还得知以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并指定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光明日报是否买账,尚无把握,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1966年4月2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日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5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5日当天,彭真通知吴冷西和另一位分管学术批判的副总编辑到他家里开会。彭真心情沉重,情绪不安。他只说他受到了毛主席批评和他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接着就要报纸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
　　彭真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并未透露毛泽东批评他的内容,后来才不断有一些惊人消息传到了编辑部：
　　1966年2月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在杭州对江青、康生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针对中宣部曾抱怨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事前打招呼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要打招呼,从不要中宣部批准,而发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向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动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 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就同一些地方同志讲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要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长期识压在心中的话。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发展趋势,已日益显示出不满。农村的包产到户,工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医疗,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这与他的社会主义观念是不相容的。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和他怀疑他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必要的。
　　毛泽东这次杭州谈话,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定。
　　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发出的警告。4月9日到12日，由邓小平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与他的三次谈话。“会议对彭真进行的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他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进而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 (穆欣:《劫后长忆》第76页)。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中央发的《二月提纲》。“4月12日，陈伯达将写好的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审阅。14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进行修改时，加了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劫后长忆》第76页)。会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5·16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到毛泽东那里修改文件去了。
　　吴冷西这番话和他的行踪,给人一种假像,以为这一回同批《海瑞罢官》不一样,在批《二月提纲》中,《人民日报》又能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了。但大多数编辑、记者心里都明白,吴冷西同中宣部、彭真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他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
前所未有的怪事：党报社论要送军报总编审定
　　果然不出所料。4月初,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发话了。他说,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但也决非偶然,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光靠几个左派文人,没有军方支持是难以达到既定目标的。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利用军权,急速扩大自已的权力。他为了与江青结盟,满足她夺取文艺界领导权的强烈欲望,对江青倍加推崇。
　　1996年2月间,他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前,林彪对与会者说,“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等等。这样,林彪就在军中显示了他与江青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会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亦称《二月纪要》),这个纪要同彭真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建国以来,文艺界被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批发了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这个纪要,要求各级党组织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二月纪要》矛头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瑞罢官》,而是彭真、陆定一和他们心目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日报跟不上《二月纪要》的调子,仍按《二月提纲》定下的方针行事,这就不能不激怒林彪与江青一伙。人民日报已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林彪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党报同军报开始正面冲突。1966年初,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甚至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是世界革命的强大武器”。人民日报对这些提法,十分反感,进行了坚决抵制。
　　林彪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套“创造”性说法,违背了党中央历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严格界定。“七大”、“八大”都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都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人民日报》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规定办的,在中央没有决定更改以前,对林彪的“创造”持保留态度,在报上不跟着宣传,完全是认真负责的,有纪律的行为。
　　但军报为之大造舆论,其它报纸也跟着宣传开了,对人民日报事实上形成了压力。为此,只好请示中央,邓小平和刘少奇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怎样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作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后来报社趁总编辑吴冷西去上海之机,请他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凭感觉行事,在有的报道和文章中同军报唱一个调子,比如涉及中央、大区和省委的文件,凡引用林彪的话的地方,报纸照登。有的报道和文章采取灵活做法,删一句两句,比如196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送给军报总编辑审时,唐平铸在社论中加了“顶峰”、“最高最活”两句,发表时编辑部有意删去了“最高最活”一句,以示林彪的“创造”并非定论。
　　康生在人民日报送审三论突出政治社论时,下令以后社论要送军报唐平铸审改,也是事出有因的。《人民日报》被军报和它的总编辑唐平铸盯着,已非一朝一日。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突出政治社论时,唐平铸就已告状,指责社论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表二论突出政治时,又指责社论违背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扬政治要落实到业务;到发表三论时,他们终于不顾党、军关系,公开出来批评人民日报了。
　　其实,《人民日报》这五论突出政治社论并没有什么错,它是根据邓小平在全国工交系统政治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五点意见写的。同是突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讲的就不行,只有林彪讲的才算数,可见当时军报有恃无恐,霸道到了何等程度。
　　人民日报这样做,确也潜伏着很大危险。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感到自已的权威正受到挑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投其所好,极力树立毛泽东权威,不惜兴起一个造神运动,同时也为实现自已的野心找条“捷径”。
　　这一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得到了证实。1965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他并不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而是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斯诺当时并不理解这番话。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1965年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特别是北京市委和宣传部门的事,他都管不了,权力不在他手中。那时,毛泽东已决心让那些挑战者,包括刘少奇下台。这两次谈话说明，林彪为什么特别受到毛泽东器重,并成为当时国中第二号人物的原因。
　　人民日报当时只知道按中央既定的政策、规矩和纪律办事,哪里知道毛泽东已决心打碎这一切,要重新树立起他的至高无上权威。人民日报与林彪控制下的军报较劲,还能不败下阵来?
　　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更犯下大错。5月3日午夜,军报送来社论清样,意思是要《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一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便产生了抵触情绪 ,于是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以示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性。

　　第二天,唐平铸看了《人民日报》,抓住这条辫子,向新的文革小组告状。康生于5月7日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 (《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267页)。康生还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公开登报。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还是通不过。最后还得张春桥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有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和关锋为成员,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陈伯达还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人民日报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削弱,地位也愈来愈不稳固了。

　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问：吴冷西不行了，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吴冷西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是邓拓。邓拓，从1938年主持《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到1958年秋调离人民日报，整整20年，一直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从来就不是“新闻官”。他是总编辑、社长，又是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写了难以数计的新闻、通讯和评论。
　　邓拓，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建树，但他最杰出的贡献是人民的新闻事业。世人称邓拓为人民新闻家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毛泽东不喜欢邓拓，说“人民日报不听话”。这真是天大的冤枉。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他们是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袁水拍和王若水(当时王若水还不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只是一名理论编辑，是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的)，在座的还有胡乔木、周扬和陈伯达。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邓拓，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是死人办报”。当时，正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和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后，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同中央唱反调”。邓拓不得不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接着，就作自我批评，说“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还对几个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忧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感到这最后一句话的份量，觉得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其实邓拓很冤枉，他和编委会哪敢“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报社作了宣传计划，也写了宣传文章，都压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手里。这时，胡乔木只好出来证明，说确实是他把计划和文章压下来了，应当由他负责。毛泽东盛怒之下，不由分说，哪里听得进这些，仍然指着邓拓说“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
　　邓拓回报社后，向编辑部作了传达。当时大部份工作人员感到沉重，不理解，并对邓拓产生同情。两个月后，中央决定邓拓任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实际上被架空了。有一天，邓拓约副总编辑胡绩伟到潭柘寺去散步。他们两人在曲曲弯弯山路上，在深幽寂静的寺院里，拖着沉重的步子，谈论着报纸和国家的沉重话题。邓拓向胡绩伟一再表示要辞去社长职务，还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那时，胡绩“还不能完全领会邓拓的心情，深悔当时还不是邓拓的知音”(《人民日报回忆录》第280页)。
　　1959年2月，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人民日报为邓拓召开欢送会，请邓拓对人民日报同事临别赠言。邓拓感慨系之，讲完一番希望的话后，即朗诵一首诗，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这首“留别”诗，“文革”前人民日报许多同志作为珍贵纪念品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以示对邓拓的怀念。1966年5月18日，因受林彪、陈伯达、康生和“四人帮”迫害，邓拓含冤去世，年仅54岁。“一个忠贞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在10年浩劫中，他是“第一个用自已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者尊严、抗击邪恶势力摧残的人”(《人民日报》1986年5月6日、7日，袁鹰报告文学《玉碎》)。人民日报同志怀念他，文化界同志怀念他，一切正直的人都怀念他。
　　16年后，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邓拓平反，追悼会上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挽联，那是人民日报全体同志哀挽：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贞垂范八方泪洒马南邨
　　邓拓走了，吴冷西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当初，吴冷西受命于邓拓为难之时，深受毛泽东器重。他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却可以参加中央许多重要会议，甚至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常委会议，因而特受各方关注和尊敬。他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又是中宣部副部长，在新闻界有很高威望。
　　吴冷西同邓拓不一样。他不坐镇报社，而是“遥控”指挥，有时在钓鱼台，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外地，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他传达精神，布置任务，常常居高临下，给人印象他无时不在中央身边，所以说话很有份量。编辑部对他传达的“指示”，从不怠慢，都非常认真贯彻执行。
　　编辑部一般编辑、记者，很难见到吴冷西，社领导见他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和大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并不防碍大家对他的敬重，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贴近中央的总编辑，是人民日报莫大的幸运。
　　可事情在变化，有些事情变化起来真令人不敢相信。从各方面传到编辑部的消息，都说明吴冷西的地位已不稳固，他在中央失宠了。于是，问题来了：他能逃脱邓拓的命运吗?人民日报又处在转折关头，人人都不可避免要在这关头作出自已的选择，经受种种考验。
　　吴冷西下台已成定局，但他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恐怕有一点是致命的：“不听话。”1966年8月28日，唐平铸说:“毛主席接见我时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听话，邓拓跟着彭真跑，吴冷西也不听话，谁知道你听不听?搞不搞独立王国?”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时间不长。1966年5月31日，他跟随陈伯达工作组进报社，6月1日夺权，6月20日经中央决定任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17日，因与解放军报“1·13夺权”一事有牵连，被揪回军报。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说唐平铸没有问题，重回人民日报主持工作，并被指定为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8月，又调回解放军报。唐平铸没有正式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代总编也不过半年，他在人民日报听不听话，听谁的话，听什么话，只有天晓得。
　　接替唐平铸的是鲁瑛，他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中唯一留在人民日报掌权直至“四人帮”倒台的就是他。鲁瑛在人民日报的正式名义是党的核心小组、宣传小组组长，集党务、编务于一身。这与他的实际能力极不相称。鲁瑛原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名中层干部，而且“能力很弱”(张春桥语)，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能独揽大权?原因就是他“听话”，对“四人帮”的话言听计从。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鲁瑛自然也跟着下台了。
　　1977年1月11日，中央决定胡绩伟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82年4月6日，改任社长，接替胡绩伟任总编辑的是秦川。一年半后，中央决定秦川任社长，李庄接任总编辑;1985年12月6日，中央决定调中联部部长钱李仁到人民日报接替秦川任社长，3个月后谭文瑞接替李庄任总编辑。人民日报领导班子频频更迭，除了年龄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听话”。历任社长都是因为“不听话”被撤换的，1989年六四后取代钱李仁任社长的高狄说过，胡绩伟、秦川、钱李仁，“三代编委会都搞自由化”。“自由化”同“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样，也是顶吓人的帽子。胡、秦、李三位都是老共产党员，在宣传战线、新闻战线、外交战线上都是负有盛名的部长级人物，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社长，独立思考问题，判断是非，按照自已的思想、意识和感情，表达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执行中央决定的同时，保留自己的意见，也是共产党纪律所允许的。对此，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该胡乱扣帽子，动不动以“不听话”、“自由化”、“同中央不保持一致”等大帽子压人。高狄说“三代编委会都搞自由化”，他唯命是从,连基本事实都不顾,话是听了,但听的不是真话,是陷人以罪的谎话。
　　未来的总编辑一定是个“听话”的人，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事情并不简单。人民日报一位老报人曾经说过，人民日报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不听话要犯错误，听话也要犯错误”。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人民日报就常常处在这种尴尬境地。
　　谁来体谅他们!?谁来保护他们!?谁来替他们主持公道!?

余焕椿：“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中）


余焕椿


摘要
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大权旁落

　　陈伯达：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就一直在揣摸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愿望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个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行封锁，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撇开《人民日报》。因此，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 辩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烂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保吴冷西出了新招。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策划的“民主运动”，抓“右派”，有了明确目标：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花招，估计民主一运动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已，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刻，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已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垮吴冷西。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场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对人民日报来说是个灾难性日子。
　　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已把自已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兴奋异常。会后，党委书记和一位编委挤进吴冷西的汽车，想讨好吴冷西。党委书记说，“你看吧，那些写大字报的都要缩回去了”。那位编委则表示：“幸好我只发了一次言，只写了一张大字报，差一点上当了”。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有的后来成了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陈伯达率工作组、“记者团”来到人民日报，夺了吴冷西和编委会的权，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开始陷落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煽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鼓动人们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陈伯达得意洋洋地说：“我在人民日报几间房子里搞了个小小政变”。所谓几间房子，指的就是总编辑办公室、评论组办公室和秘书室(也称机要室或值班室)，这都是报社核心部门，掌握了这些局部，就等于掌握了全局。更何况他还带来了一个“记者团”，将他们分派到各部门为他当耳目。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两派分歧与对立

　　报社机关党委策划的所谓“民主运动”还没有来得及运动起来，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就来到了报社，组织队伍的工作也因此而夭折。报社内部虽不平静，但尚未出现两派严重对立的乱局。
　　10月中旬情况发生变化。由1966年《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煽动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形成了高潮。受其影响，报社对“前期运动(指1966年6月到10月)执行了什么路线”开展了一场辩论。一部分同志提出，报社前一段运动“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大字报批评陈伯达，大字报题目就是《陈伯达同志有三错》：
　　一错。陈伯达不依靠群众，而依靠像王揖那样的“黑帮分子”。大字报说，“人民日报坚定的革命分子有的是，可是伯达同志偏偏找上了王揖”，“找错了对象”。陈伯达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向王揖亮了底”，“这一步首先就走错了”。大字报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揭吴冷西黑帮的盖子，陈伯达同志所依靠的，首先不是人民日报广大的坚定的革命群众，而是像王揖那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照他这样的计划作战，打起来的势必是一场‘兵临城下’式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二错。陈伯达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提出的“四大家族”作为打击重点，是“最大框框”，“这一定，实际上限制了群众起来揭发‘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的黑帮”，“故意把其他比这四个人更甚的黑帮分子放在一边”。
　　三错。陈伯达派记者团是“错误路线的产物”，说“这个记者团不光听，光记，实际上是指挥报社运动的工作组”，说报社运动的“革命良机被记者团断送了”。
　　根据以上三错，大字报断言，人民日报贯彻的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反动路线，把人民日报运动搞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惨局’”，因此“要另起炉灶，进行全面夺权”。
　　这样，大字报就在报社挑起了一场大辩论。本来，如果仅仅是揭发批判前一段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引不起这场辩论的，但是大字报一开头就怀疑一切，提出“‘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的问题，甚至提出要“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就不仅是对报社前期运动如何估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报社运动今后按什么方向和路线向前发展的大是大非问题。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党组织已完全瘫痪，群众为表达自己的观点，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一时间，群众组织竟多达10余个。以观点分主要是两派，一派以“遵义红旗战斗团”(简称“遵义”)为代表，认为前期运动“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派，以“井冈山战斗团”(简称“井冈山”)为代表，与“遵义”观点持相反态度。认为前一段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四大家族”上是对的，报社没有一个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有反动路线的影响，应当揭发批判，但不能说报社还有“‘五大家族’、‘六大家族’等更多黑帮”，并强烈反对“另起炉灶，全面夺权”。这是个少数派，总共不过30人，但其中有王若水、李希凡、范荣康等在报社很有影响力人物。
　　辩论结果，“井冈山”一派占了上风，始终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在辩论过程中也一再修改自已的观点，最后只提“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社的严重影响”。双方的观点已经相当接近，但在夺权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一点正好被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利用。“遵义”“输”了，但主张全面夺权，得到陈伯达、王力、关锋和唐平铸的支持，后来成了报社最大的掌权派。“井冈山”“赢”了，但反对全面夺权，为陈伯达、王力、关锋、唐平铸所不容，被打成保皇派，长期受压制。
　　两派之间在夺权问题上的严重对立，完全是王力、关锋和唐平铸一手造成的。1967年1月9日，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且不说毛主席这番话是否针对人民日报有人要“另起炉灶”说的，但在夺权问题上，人民日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讲得非常明确。唐平铸当晚贴大字报，断章取义，置“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于不顾，片面强调“要夺权”，竟然贴大字报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把报纸的领导权真正地全部地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让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靠边站”。这样，继“6•1夺权”之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面夺权。
　　尽管唐平铸因军报“一一三夺权”事败，从人民日报代总编辑的位置上摔了下来，被揪回了军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夺权行动，比唐平铸更有力的人物——王力、关锋直接介入，干得更疯狂，更肆无忌惮。

　　王力关锋全面夺权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后，“文革”开始走向社会。“破四旧”、“大串连”、抄家、揪“牛鬼蛇神”、揪“黑帮”活动，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和混乱。从6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停止了工作。8月底，全国政协也停止活动。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遭到迫害。各地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高潮。半年时间，中国被搅得昏天黑地。
　　就在这半年时间内，中央文革所有成员都在这乱势之下，为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出谋划策，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上海夺权，制造所谓的“一月革命”，为全国树立一个夺权样板。康生坐镇北京，做煽动各地响应上海夺权的思想发动动工作，推广上海夺权经验。陈伯达、王力、关锋对人民日报实行第二次夺权，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全面夺权做舆论准备。他们深知，上下串通，左右呼应，有一个权威的、能够影响全国的、完全听命于他们的舆论机关出来呼风唤雨，摇旗呐喊，事情就会顺利得多。人民日报第二次夺权，在全国全面夺权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意义，就显得非常突出。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的“6•1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和能量。尽管6·1夺了权，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都能在自已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
　　渐渐，陈伯达感到人民日报“6•1夺权”不彻底，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另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陈伯达说，“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这样，彻底“革命”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王力、关锋之手。
　　1月19日，王力到报社接见极力主张夺权的“遵义”一派，大肆散布极左狂言，鼓动全面夺权。王力说，“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两个字：‘夺权’”。“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不能无动于衷。”“你们报社死气沉沉，没有革命气息，你们同北京文化大革命没什么联系，可以请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北师大井冈山、首都兵团、政法公社和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进驻报社，参加报社的工作”。“人民日报不要不让人进来，欢迎你们(指跟随王力进报社的北航等校学生)监督，这个报不单是他们的，也是你们的。你们外来的应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否把你们办的《红卫兵报》的同志调一部分人来办报呢?”“每个办报的同志，首先是文化大革命的战士，然后才有资格办报，不然就请靠边站，养老去，不配在党报工作”。“都那么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完全是错误的”，“如果是保字派，就要打一点儿官腔”。
　　王力还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一切旧机器，创立新机器”，“要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并煽动说，“人民日报真正的革命风暴开始了，暴风雨来了”。
　　20日凌晨，王力、关锋又来报社，重申支持夺权。王力说，他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研究了几点意见：人民日报的权，凡掌握在资产阶级当权派手里、执行反动路线者手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者，统统要把它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代表手里;赞成报社内一些人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赞成社会上一些人进驻报社，成立“监督小组”，监督报纸工作;在版面上不发表内部改革的“革命宣言”。
　　接着，“遵义红旗战斗团监督小组”和“首都红卫兵监督小组”正式宣布成立。会上，关锋讲话特别强调要“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要把理论部的保守势力打垮”。王力甚至说，“理论部还能不能挽救出一两个人来”。
　　王、关点理论部、评论组的名，事出有因。这两个部门在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时，态度消极，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言行持怀疑态度，对他们“指示”从不以为然。在报社内部，他们坚决反对陈伯达、王力、关锋在人民日报煽动夺权，拉社外红卫兵进报社介入报社运动，砸烂机构，打击一大片等一系列极左做法，并经常以“井冈山”名义贴大字报，表明观点。因此，“井冈山”和理论部、评论组就成了他们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遵义”积极响应王、关号召，趁机压垮“井冈山”。当夜，他们在报社涂满了“砸烂理论部”、“火烧理论部”、“砸烂评论组”、“摧垮顽固保守势力堡垒”等大字标语，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王力、关锋的讲话录音，公布“社内监督小组”、“社外监督小组”成立通告，宣布全面“夺权”。
　　2月5日，人民日报根据王力“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新华社要成立三角人民公社”的“指示”，于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同一天，成立了“人民日报公社”。但好景不长，“2月12日，毛泽东把张春桥、姚文元召到北京谈话。毛泽东说：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后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229页)。“上海人民公社”只存在20天，便改名“上海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公社”也随之消声匿迹。
　　毛泽东虽不赞成上海政权叫“上海人民公社”，但对上海“一月革命”给予了很高评价。毛泽东说，“文汇”、“解放”两报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毛泽东还通过由“中央文革”起草向上海各造反派团体发的贺电，对“一月革命”表示完全支持。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33页)。
　　《人民日报》在王、关的直接控制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将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对上海夺权的所谓经验加以总结：“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的经验，他们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给上海夺权以极高的评价。
　　1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已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真正的革命左派，看的是夺权，想的是夺权，干的还是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从1967年1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起，到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29篇祝贺各地夺权“成功”的社论，题目虽不相同，什么《东北的曙光》(黑龙江)、《西南的春雷》(云南)、《天翻地覆慨而慷》(江苏)、《不到长城非好汉》(宁夏)……内容却千篇一律，基调就是“夺权”，什么“全国夺权形势大好，就是好，就是好!”，“夺权!夺权!!夺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革命派”等等。
　　除了发社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还要登一篇致敬电，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极尽歌功颂德，宣扬个人崇拜，表示忠心之能事。什么“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了，都夺回来了!”什么“凯歌高奏，红旗漫卷，在欢庆胜利的大节日里，我们欢呼!我们跳跃!我们热血沸腾!千言万语涌心头，心潮逐浪热泪流，我们一千遍，一万遍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千年垂史，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谱写——谱写成您的光辉思想颂歌;万里山河，在您的指导下，由我们来安排，——安排成您光辉思想的新天下!我们永远永远是忠于您的新一代!”……有的贺电为表达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决心，甚至整段整段用语录编写而成。一篇社论，一篇贺电，互相配合，不仅造成夺权声势，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假大空”八股风。
　　这段夺权舆论，堪称报业史上的一大发明创造!

　 张春桥姚文元的“批邪运动”

　　人民日报“6·1夺权”后，机构和人员一直处在混乱和不稳定之中。
　　夺权前，人民日报实行编辑委员会领导制，编委会由正副总编辑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19人组成，正副总编辑为常委。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的工作组进报社，将吴冷西等19名编委，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由他们指挥一切。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为代理总编辑。三个月后，人民日报成立党委会，变编委制为党委制，唐平铸任第一书记。1967年1月17日，唐平铸被军报揪回，人民日报党委陷入瘫痪，随即自行解散。3月18日，王力出面说唐平铸无问题，并指定他牵头，组成一个18人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报社全面工作。但这个“临工委”毫无威信，根本担当不起报社的运动和业务。
　　1968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组织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400余人进驻报社，领导报社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12月，“工宣队”全部撤出。1973年12月，“军宣队”除少数人员外也全都回了部队。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垮台，张春桥、姚文元趁虚而入。当时有人反映，目前报社的状况是“上面是无主义政府，下面是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找人民日报鲁瑛、吴冷西、崔金耀(军宣队政委)等6人谈建立人民日报领导班子问题。张春桥说，“现在也不是完全无政府，军宣队，宣传组，再加上在座的几位”。“鲁瑛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这番话当然是讲给鲁瑛以外的人听的，目的是要大家支持鲁瑛的工作，所以张春桥说“你们各位要在影响所及之内，把工作推动起来”。
　　1971发生“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毛泽东重又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周恩来深知鲁瑛的水平，鲁瑛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只会给他增添麻烦，文理不通、标点不对的社论稿子也往他那里送。周总理曾无可奈何地对鲁瑛说：“你们以后不要让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1972年7月12日，周总理召集外贸部、外经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外事干部开会。会上，就法国内阁改组的新闻位置放得过低，批评了人民日报。周恩来说：“你们究竞是谁专政?校对专政，还是排字工人专政?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嘛!”“你们自已组织个班子，看大样，行不行?你们搞一个集体领导行不行?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轮流值班，看大样的人要统观全局。”鲁瑛对总理的批评无动于衷，回报社既不传达，也不执行。
　　7月14日，周总理再次召集涉外部门领导干部开会，批评当天《人民日报》处理新闻不当，问鲁瑛：“你们看大样的班子组织起来没有?”鲁瑛说：“这两天我病了，还没有组织起来。”周总理很生气，严厉批评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在周总理一再催促下，报社成立了由鲁瑛、陈浚、王揖、潘非、崔奇、王若水等人组成的临时“看大样小组”。
　　到了1975年2月，人民日报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12人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和19人组成的“宣传小组”，这两个小组虽然吸收了几名“解放”了的原正副总编辑，像吴冷西、胡绩伟、安岗等，但都是做做样子，两个小组的组长还是鲁瑛一人担任。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瑛地位的巩固，也不意味着人民日报的权完全被张、姚所掌握，因为周总理还管着人民日报。只是到了“批邪运动”之后，人民日报才完完全全地落入张、姚之手，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这场批邪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还得从头说起。
　　林彪集团的覆灭，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报社同志十分高兴。但鲁瑛等人不高兴，张、姚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再落到周恩来手里。于是，他们寻找机会，上排挤周恩来，下打击报社革命群众，稳住鲁瑛的地位，以便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人民日报。
　　1972年机会来了。先是一块版引起的轩然大波，后是王若水的一封信导致一场“批邪运动”。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宣传上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批林是批“左”还是批右。
　　先说一块版。1972年3月，国务院领导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省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另外配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也是批无政府主义的。三篇文章组成一块版，都是反“左”的，颇有声势。王若水当时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经他审定后，鲁瑛根本看不出“问题”，就这样于10月14日，在理论版上发出去了。
　　这块版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法新社当天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同时上海方面也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还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11月4日，上海《文汇情况》312期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个版的报道，说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一大堆罪名。《文汇情况》一连发了三期，最后一期说，这篇反无政府主义文章，全国有9个省市报纸转载，8个报纸虽未转载，但也跟着发了反无政府主义文章。意思是说这块版，这篇文章，已经流毒全国。
　　姚文元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给人民日报看，随后又将《文汇情况》转到人民日报，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当时理论部党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管业务的是王若水，他们都看穿了张、姚玩的把戏，无非又是“引蛇出洞”。胡绩伟对王若水说：“怎么讨论啊，同意吧，它是错的;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怎么好反驳?”
　　他们把“球”踢到看大样小组，让他们先讨论。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也没有结论。姚文元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学习中央文件。这下好，不学则已，一学反而更理直气壮了。1972年26号、31号、38号、42号文件，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而且，姚文元自已主持的《红旗》杂志1972年第11期中，也有反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张、姚为什么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而偏偏要抓《人民日报》?说穿了就是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后，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已不能同以前那样为所欲为，所以想尽法儿排斥周总理。
　　更令他们害怕的是，《人民日报》这一块版一篇文章矛头所向，实际上指的是他们。煽动无政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
　　批林到底批什么?《文汇报》说要批右，11月6日，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几天后，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是当时张春桥到上海后，透露出来的“新提法”，是冲着人民日报要批“左”来的。这一块版一篇文章的事没有完，他们还要等待时机，以图一举打垮人民日报这股反“左”势力。
　 再说一封信。为了澄清批林宣传方针，王若水上书毛主席。1972年7月20日，毛泽东在商业部的一份报告后上批示：“报纸上的文章太长，谁看?要改一下。” 周恩来看到后说，“林彪就是搞这一套，批林整风要从整顿文风开始”。林彪和“四人帮”的文风，就是“假大空”，“最最最”，“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老百姓早就讨厌这种“左腔左调”了。
　　8月1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有关人员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后来又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周恩来强调批林批极左。
　　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左”，他们主张批右。8月8日，张、姚找报社几位负责人谈话，针对周恩来批极左的意见，要人民日报注意，“批极左思潮不要过头”。人民日报那块批无政府主义的版出来之后，张、姚更大动干戈，演出“文革”初批《海瑞罢官》那套做法，利用他们控制的《文汇报》批《人民日报》。
　　批林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正是在批林方针出现混乱的情况下，王若水才下决心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他赞成周总理批“左”的方针，不同意张、姚主张的批右。王若水认为这是宣传上的大问题，应当搞搞清楚。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虽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一定会吸取教训，对他们的极左阴谋有所认识，赞成批“左”，所以都支持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挑明，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据王若水回忆，他给毛泽东的信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是不同意批极左的。王若水仍不敢相信，但他已心中有数，而且预感到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
　　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这就给周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他的主张，转向批右。这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有了机会，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力量，帮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出席这个会的有汪东兴、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人民日报有鲁瑛、吴冷西、王若水和崔金耀。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周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周恩来接着说：“我8月1日讲极左思潮要批透，那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杂志11期也提过，但我们没把林彪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无政府主义代表也不对，林彪也有他自已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批判的主要矛头。”
　　接下来是江、张、姚讲，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们虽然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这有利之机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且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江青说：“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是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份了。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瑛进行人身攻击。”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值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
　　江青接着说，“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她提出，“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姚一起响应，叫嚷“要把邪气压下去!”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竞是什么，需要研究”。然后，他又自已回答说，“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要注意”。
　　姚文元说，“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讨论?”
　　周恩来早就看出张、江、姚别有用心，努力想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节外生枝。他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
　　但张、江、姚步步紧逼，他们自有打算。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
　　这就是1972年12月19日的谈话。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左”到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的运动，其规模与声势，都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
　　张姚他们是如何策划“批邪”运动的呢?
　　先排挤周恩来。1973年4月初，姚文元让秘书打电话告诉鲁瑛：“以后送总理、东兴同志、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的信，要先给文元同志看看再印发。”4月9日，鲁瑛写信给姚文元：“送上进一步贯彻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指12·19讲话)的报告，请你先看看，是否妥当可行，请指示。如果可以这样做，再报告总理和春桥同志。”姚文元立即把这封信转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批道：“现在可以不印。要修改以后再看。王若水、胡绩伟的秩序似应以胡为主，王为次。这一点，现在似乎可以看清楚了。应由此考虑工作部署。”以后鲁瑛写信不再提姚文元“先看看”，而是干脆将周总理排挤在外。
　　对王若水问题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王、张、江、姚完全无视周总理对王若水一封信问题性质的说法，以及“在自已岗位上改，改了就好”的意见，而是另搞一套。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王若水的检查我看过，在那个检查中，还提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何如何，将来他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对我和春桥同志，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你的毛病是有点软弱，当然也有斗争，删去批极左，当然在那样的气氛中也难以顶住。一方面在报上那样搞，发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一方面要夺权。在这样情况下要斗争，路线问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要斗争，不能让步。”这番话，实际上是为1974年批“一股力量，一股邪气”定下的纲领和行动计划。
　　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问题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
　　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人民日报内部也不都是听中央的话，也有两条路线斗争。”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大整干部和群众，策划搞所谓“长短录俱乐部”。鲁瑛等人，有了“四人帮”这番狂言之后，一方面把王若水搞成敌我矛盾，下放劳动。一方面大揪所谓王若水的“一帮人”，实际上是要搞掉反对鲁瑛的人，千方百计要搞出“大大小小的分裂中央(实即反“四人帮”)的‘长短录俱乐部’”来。整了理论部办公室的，还要整其他办公室的;整了煤渣胡同宿舍的，又整豫王坟宿舍的;甚至连两人步行上班，也要整出个“马路俱乐部”。
　　其整人的手段极其卑劣，完全是恫吓、威逼、诱诈和哄骗，让张三揭李四，让王五批赵六;拉一部分人，压一部分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他们还设立了42个人的专案，搞了2000多张按人头和问题分类的卡片。例如，吴冷西的名下就分了22类问题;胡绩伟名下分了19类问题;王若水名下分了14类问题等等。卡片上的内容都是任意捏造，十分荒唐的。例如，有张卡片上写着：“×××几次去找×××，手上拿着文件，好象有急事”，这也成了问题。住在煤渣胡同宿舍的几位老同志家中，有什么人来往，都有人监视、报告，甚至上街还有人盯梢。完全是特务活动。
　　鲁瑛等人把搜罗到的材料，汇集成简报，向姚文元报告。在一份简报清样上，有这样一句话，“极少数人中流传着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的政治谣言”。姚文元在电话里对鲁瑛说：“已送给春桥、江青同志去看了。惊心动魄呀!我在考虑给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姚文元在清样上那句话后面，加上“其矛头所指，与林彪反党集团《‘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样”，令鲁瑛改后再送他审阅。
　　经过这番“批邪”运动，王、张、江、姚牢牢地控制了人民日报，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扫清了道路。所以鲁瑛等人踌躇满志地说：“人民日报现在路线是非清楚了”，“领导班子是强的”，“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指‘四人帮’)，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正确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央派迟浩田为首3人小组进驻报社，夺了鲁瑛的权，人民日报才重新获得新生。

“文革”中的人民日报（下）


余焕椿


摘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
　　——舆论的疯狂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10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来到人民日报社，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军事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已先期到达，随后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他们汇合。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有王力、关锋、穆欣、杨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和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个名额，人选当时还未定，后来才知是鲁瑛和邵以华。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的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后，他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干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慢吞吞地走进会议室，对吴冷西和他的部下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组、值班室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已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40多平米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会后，陈伯达走进为他准备的吴冷西那间，说“这么大，我不要”，转身又走了出来，进了胡绩伟那间小的，同参与“6·1社论”起草、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
　　自从《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苦撑了半年多，现在终于从迷惘、困惑和傍徨中清醒过来：批《海瑞罢官》，并非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6·1社论”是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起草的。起草过程中，“钱抵千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抵千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1-723页)。
　　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参加了修改，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大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无需作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下功夫。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认为题目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憾力和号召力，他大概早已成竹在胸，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他称之为“旗帜鲜明”的社论。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刚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陈伯达要亲自控制的舆论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他警觉起来，感到舆论机关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尽管有抵抗的声音，但太弱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毒素，像瘟疫一样很快漫延开来，噬蚀灵魂，摧残生命,造成空前大灾难。

　　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突然掀起了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到五楼礼堂，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
　　现代中国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在腥风血雨中自沉太平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在武汉被折磨致死，……谁说得清楚，“横扫”以来，有多少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死、被摧残致死、被逼自杀身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陈伯达传》下428页)。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当人们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何时算起时，自然想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不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之日算起，虽然提出“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开展“文革”号召是从《5·16通知》公布之日开始的。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世界变得混乱污浊和没有理性，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6·1社论”是个分水岭，《人民日报》从此为自己“横扫”出一条罪恶之路，制造舆论，一步步走向深渊。

　乱天下的一张大字报

　　“6·1社论”后，连续5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超过上述几篇社论。原因就在于它是毛泽东亲自倡导与支持的。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北大的传统和精神，历来深具影响力。特别是当政治运动风起云涌时，那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全国。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们疑虑重重，毛泽东能容忍北大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吗?为避免火烧到自已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3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又亲自给李雪峰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
　　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呈送了大字报底稿。6月1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并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到康生、陈伯达手中。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
　　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文章怎么欢呼怎么夸奖怎么上纲都不为过。他对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做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能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乱军行动：“揪军内一小撮”

　　进入1967年，“文革”形势更加严峻。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没有文件和手续的情况下被打倒。接着，上海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法。2月，国务院副总理和元帅们为阻止动乱蔓延，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抗争，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年中，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8月，王力煽动外交夺权，外交工作失控，外交纠纷增多，终于22日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严重事件。
　　在这一系列非同寻常事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因为它惊动了毛泽东，使毛泽东不得不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
　　196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否正确问题上发生分歧：“百万雄师”拥护军区，认为“支左”正确;“工人总部”则要揪出武汉地区的“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双方矛盾日趋激烈，经常发生武斗。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工人总部”公开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冲击军区，绑架钟汉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当日，谢富治、王力也被周恩来从重庆召至武汉。一直随同谢富治、王力出巡云南、成都、重庆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吴某也一同到达。
　　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要求做好两派组织工作，协商解决问题。
　　但是，谢富治、王力另有打算。7月18日，他们在送走周恩来后，马上驱车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王力说：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造反派”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为自己造势。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商定的方针。
　　王力的讲话，激化了矛盾，引起武汉军民和“百万雄师”的极大愤慨。20日凌晨,他们抓走王力，举行游行，武汉局势急转直下。已回北京的周恩来知道后，要求军区保证王力的安全，避免事态恶化。这便是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林彪、江青等却借此大做文章，把“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百万雄师”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予以解散。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迎接。关锋当场布置人民日报写社论，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当时的宣传口径，新闻、言论、文章都要明确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等社论，都是王力、关锋亲自出题目、修改、签发，关锋亲笔在多处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字样，并把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打成是受坏头头操纵的组织。
　　7月25日，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等出席，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7·20事件”，高呼“打倒陈再道”,对武汉军区实加巨大压力。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副题则由一系列极左口号组成：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揪军内一小撮”在“7·20事件”中喊得最响，乱军也达到了顶点。这个乱军口号是怎样提出来，并从军内喊到全国的呢?
　　1967年1月10日，王力、关锋借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机会，以研究报纸宣传的名义，找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开会，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思想“分析排队”，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首次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经过王力、关锋审改批发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说：“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1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把这一口号从全军推向了全国。
　　军中对林彪构成威胁的，都是些掌握实权而又不愿听命于他的将帅级人物。林彪将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即便是已无实权，但得人心者，也不放过。早在“文革”前夕，他就同江青一伙勾结，开始了乱军行动。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12月，在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策动对罗瑞卿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的揭发、批判，并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之后，他们又编造种种莫须有罪名陷害贺龙元帅。说他是罗瑞卿的后台，参与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等等，将这位久经沙场、身患重病的老帅搞得家破人亡。
　　在遭遇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两次惊心动魄的面对面的斗争之后，林、江集团感受到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胁，恶人先告状，将这两场斗争诬为“二月逆流”，对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元帅批斗了半个多月，对军委各大机关、国防部和各大军区不断进行冲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更是无限上纲，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恨不得将他们斩尽杀绝。
　　现在，他们抓住“7·20事件”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把“二月逆流”那几位元帅，作为“军内一小撮”，“靠红卫兵除之”(林彪语)。“7·20事件”，恰逢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之际，这对林、江集团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他们可以借纪念建军节，发社论，写文章，造“揪军内一小撮”声势，给对手以压力。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已无军职，而且远离北京，在西南“负责”三线建设。1966年底，中央文革唆使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让北京卫戍区“监护”，伺机除去这个“障碍”。1967年7月12日，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下令批斗彭德怀，北京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便轮番揪斗，报刊也一哄而上，大造舆论。
　　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作了尽情发挥，矛头直指对林彪构成威胁的将帅。文章说：从组织上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斗争的结束”。“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各报紧跟其后，都发表了一系列打“死老虎”的文章，既为打倒刘少奇制造舆论，又为批判彭德怀、罗瑞卿鸣锣开道。
　　7月31日，建军4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用1、2、3整整三个版的篇幅，刊登4篇社论：《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掌握枪杆子》和《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强的支柱》;《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些社论罗织大量“罪名”，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正式批判。社论诬蔑“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并冠以“资产阶级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罪名。
　　8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巨幅照片，第二、三版刊登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第4、5、6、7、8版，整整5个版的篇幅，重新刊登了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写的文章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9版还破天荒刊登毛泽东与林彪两幅巨大照片。这一切安排，都是刻意突出林彪，用以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伙伴是林彪而不是别人。
　　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时，有意删去决议中原有的“同志”二字，并配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同日，还转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和《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两报一刊”合力而动，齐声为批判彭德怀摇旗呐喊。
　　8月17日，《人民日报》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宣传军民欢呼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报道“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的文章，将彭德怀元帅往死里整。
　　8月27日，《人民日报》不放过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又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对彭德怀进行批判。至此，《人民日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刊登与“7·20事件”有关的“揪军内一小撮”新闻34条，评论22篇，文章11篇，为林、江一伙篡党乱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期间(8月10日)，人民日报造反派还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的造反派，联合将彭德怀揪到报社进行批斗。会上，彭德怀正气凛然，即使受尽凌辱，也拒绝回答有关中央高层斗争的一些问题。这场所谓“彻底揭开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盖子”的批斗大会，纯粹是虚张声势，是对彭德怀精神与肉体的折磨。
　　正当“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舆论还没有来得及从已经失去权力的彭德怀、罗瑞卿转到仍在掌权的将帅身上，一场危机突然发生。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为扭转乱军局面，维护军队的稳定，对《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纪念建军节，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并针对社论说：“还我长城!”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报告中删去多处“揪军内一小撮”字句，批示：“不用。退林彪。”
　　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不满，使林彪、江青一伙陷入一片混乱。他们互相埋怨，互相推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原先是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康生、江青等在迎接王力从武汉回来时，都在天安门城楼带头喊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都不认账，把责任推给陈伯达，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内哄之后，江青担心一损俱损，忙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而把责任全推到次要人物、起草社论的王力、关锋身上，将他俩作为替罪羊。从此，王、关便从中央文革小组消失了。而那位在报社声称“同王力出去走了一趟，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负责人吴某，尚未来得及用他改变了的世界观来改造人民日报，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民日报。

　　“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秦始皇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集团在十大后势力急剧膨胀，王洪文、康生当上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进了政治局。此后，王、张、江、姚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王洪文虽然已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但由于威望低，能力差，难担重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仍是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作夺权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蓄意将他打倒。
　　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谈话，使江青一伙大受鼓舞，反周恩来又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1974年1月15日，“四人帮”向鲁瑛交底。江青说：“批林批孔没人抓，总理不抓，叶帅不抓，他们不抓我们抓。”张春桥说：“你叫部队那些老家伙抓，他们也不抓，部队的问题靠他们解决不了，非得派人去不行。”这时，江青直接插手人民日报，批给鲁瑛几个材料──批中庸之道，批无标题音乐，批影片《中国》，批走后门，要《人民日报》照登。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两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派她的两个助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以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辑经过和毛泽东的指示为名，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的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周恩来。鲁瑛对此心领神会，布置报社按“1·25大会”精神写“批林批孔”社论。写评论的人感到纳闷，嗅觉并不灵敏的鲁瑛怎么突然灵敏起来了?原来是江青、张春桥向他交了底。
　　社论初稿送给了姚文元，经他几次修改，将题目定为《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于2月2日见报。社论说：“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要害问题是批不批”，“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1·25大会”和《人民日报》社论，使许多人意识到，“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不点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攻击，纷纷起来抵制。

　　姚文元嗅出了味道，2月6日给鲁瑛打电话，说：“运动有阻力，目前提出的思想问题，较多的是批林批孔要不要及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路线斗争的实际，你们可以写些短的社论，问题要抓准，多写些。以促进运动的发展。
　　评论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一篇社论，讲到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看了认为“问题没有抓准”，被否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抓准”了呢?2月14日凌晨两点，姚文元对鲁瑛说：“刚才和江青、春桥同志研究，当前的评论可写批判‘克已复礼’，内容要写‘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意思是批周恩来，不过没有明说。
　　在“四人帮”一伙看来，粉碎林彪集团以后的1972年、1973年，由周恩来具体执行的批林整风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是“复辟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克已复礼”，要批判。2月2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批“克已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经“四人帮”反复修改后刊出的。
　　社论列举的“联系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中，有什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等等，这一大堆罪名并不是指林彪的，而是姚文元2月14日修改时，强加在“有那么一些人”身上的。在社论中他还塞进了批“走后门”，说这是“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观点”，妄图搞乱阵线，打倒一切。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2月15日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姚文元为了掩饰他们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的阴谋，2月16日急忙将稿中的“有那么一些人”改为“林彪反党集团”，将“走后门”的话删除，并煞有介事地批了一句话：“此处不提‘走后门’，防止冲淡批林批孔。”这是姚文元修改稿子时经常用的政客手段，明明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在受到批评时，还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以示“一贯正确”。
　　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布置鲁瑛再写一篇《再批“克已复礼”》的社论，并说上篇社论中没有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可在社论中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社论经姚文元多次修改，于3月15日发表。社论提出了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一时间，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之风四起，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
　　《再批“克已复礼”》社论发表的当天，姚文元提出了写系列社论的计划，说“不能光批‘克已复礼’，还要批别的。这样，每个月有二三篇社论，就比较好。”张春桥说：“可先写批中庸之道。还可以考虑写一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办一切事业的社论。在写社论时，请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和领导经验。”他们点这些题目到底要干什么呢?
　　所谓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论，就是指这件事：为了发展我国电子工业，1973年有关部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彩电显像管有关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恩来等有关领导人的批准，连江青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批林批孔”中一些好事之徒却打小报告给江青，诬告考察团受礼。江青正需要攻击周恩来及国务院的材料，立刻抓住此事，作为炮弹，硬说送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爬行，大骂有关部门是“卖国主义”、“洋奴”，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写这样的社论就是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所谓写总结经验的社论，就是要宣扬江青抓的几个点，让“四人帮”另搞一套的经验扩散到全国各地。所谓写批中庸之道的社论，就是嫌全国乱得还不够，要搞垮各级组织。当张春桥看到这篇社论初稿上写了要批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的谬论，批道：“建议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揭露中庸之道的虚伪性，指出所谓中庸之道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现实的阶级斗争是指什么呢?3月25日社论的修改稿中明确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单位领导很不得力，是不是‘中庸之道’在那里作怪?”矛头仍然是指向抵制他们另搞一套的周总理和广大干部。这篇社论因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出笼。
　　毛泽东是支持“批林批孔”，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但是，他对可能引起的新的大乱的因素也极为关注，并尽量避免，因而对江青等人的做法并不完全同意。“批林批孔”才开展三个月，就弄出了严重偏差。为此，中共中央5月18日发出了《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两类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报社根据《通知》的精神起草了一篇题为《团结大多数》的社论，于5月23日送姚文元审。社论中说：“要看到林彪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还引用了“通知”上的话：“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这些话都是对“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否定。姚文元当然感到不是滋味，将社论一直压到5月31日才批了一段话：“此件有一些是文件上的，有一些提法要研究”。同时又批：“写一些正面指导运动如何深入的社论。如：如何培养理论队伍;如何使批判深入;广大基层如何搞，领导机关如何搞，避免一般化。”社论就这样被“枪毙”了。张春桥、姚文元曾布置一个月要有两三篇社论，可是，5月18日中央《通知》下达后一个月内，一篇社论也发不出。
　　到了6月，江青一伙再次发难。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大讲“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们提出一篇。”接着她又带领“梁效”写作班子的一批人到天津，宣讲“儒法斗争史”，煽动揪“现代的大儒”。会上，江青让她手下的人读一份外国电讯，借外国人之口向与会者交底：“中国当前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并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她还授意“梁效”(即“两校大批判组”)撰写《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代表人物介绍》等文章，以评武则天、吕后为名，吹捧她自已。
　　“四人帮”的许多谎谬观点、歪风邪说，先都是通过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文章散布出来的，然后用《人民日报》社论来肯定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和合法性，通过发社论来引起人们对这些文章的注意和重视。比如，他们将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成儒法斗争史，说“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就是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扬出去的。
　　不管江青一伙怎样玩弄阴谋诡计，最后都不可避免要遭到可耻的失败。“批林批孔”也好，“评法批儒”也好，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在筹备四届人大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江青一伙反对周恩来的目的，是要实现他们“组阁”的野心。毛泽东批评说，“江青有野心”，“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要邓小平协助周恩来工作。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四人帮”“组阁”失败，人心鼓舞，广大群众希望走出“批林批孔”怪圈，结束持续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把经济建设搞好，把人民生活搞上去。但是，“四人帮”对四届人大不满，在大会召开之前，姚文元向鲁瑛打招呼：“四届人大不写社论。”大会结束之后，他们也不积极宣传，却抓住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做文章，再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许多党政军负责人。他们根据自已的需要，从毛泽东的指示中找到了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武器：“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1月28日，姚文元要鲁瑛就这个问题写社论，说“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关系很密切”。姚所说的“很密切”，是指1958年人民日报在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时，许多同志对张春桥写的文章《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中，否定按劳分配提出过批评，张春桥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报复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张、姚可以通过社论，大谈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既算旧账，又算新账，冲击对四届人大各项任务的落实。
　　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按照“四人帮”的需要写的。姚文元在审稿时加了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尚有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制”。江青在稿上批：“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可以举一点例子”。姚文元立即附和：“这个问题很重要。”他们真是要批资产阶级权利吗?不。“四人帮”比资本家更贪婪、更腐朽、更反动，享有比资产阶级更多的权利。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借题煽动，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的政策，挑拨干群关系，干部之间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转移方向，实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社论一发表，大家议论纷纷，不知上头又要干什么了。姚文元听到对社论的许多不同意见后，对鲁瑛说，“你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反映”。所谓“研究”，就是反驳。事后，他们把许多正确意见视为错误意见，在报道和文章中进行了批判。
　　由于“四人帮”借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使各方面制度出现混乱，生产明显下降，需要发表一些把经济搞上去的文章。但“四人帮”不甘心，仍坚持批资产阶级权利，在3月10日发表的《抓理论学习促工业生产》社论，再次宣扬这一观点。3月5日的社论送审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些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不是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总想搞点‘物质刺激’之类的东西。”邓小平审稿时在“物质刺激”下边划了双杠，并注：“鉴于最近上海某单位发生的关于简单取消奖金的事情，我建议在这个社论里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较好。”因为那个单位取消奖金后，冲击了企业管理制度，生产出现混乱。无疑，邓小平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他们这一套做法的抵制。当时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姚文元尽管对邓小平的意见不满，也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姚耍了个花招，让鲁瑛给他写一封保留批“物质刺激”的信，信是姚文元口授的。信中说，“加了几句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度问题，要持慎重态度。这样，社论中提到‘物质刺激’的话似可保留。”姚文元又批：“再送小平、春桥同志一阅。似可同意编辑部所改。”社论就这样见报了。到了1976年1月2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在社论上的批件复制交迟群，要编入诬陷邓小平的材料中。2月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的批件作为“热衷于修正主义‘物质刺激’那一套”的“罪证”，登在人民日报的学习简报上，上报中央，混淆视听。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期间，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也闹腾了一阵子。“四人帮”反经验主义，也是反周恩来，反邓小平，以及许许多多老同志。
　　5月27日，对“四人帮”来说，又是个不好过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意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批林批孔，又提出了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了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别的事情都不那么雷厉风行，批经验主义却是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却钻出这样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中央开会批评“四人帮”，这也不是头一次，4月27日政治局就开过一次，5月27日的会可以说是上一次会的继续。他们根本听不进批评意见，毛泽东讲过三次“四人帮”不要搞了，他们照样搞。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拚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变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姚文元知道后，觉得机会又来了，可以借题发挥，指桑骂槐，逆转方向。第二天，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投其所好，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提出将毛的评论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
　　当天夜里11点，姚文元就向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领会精神，写一个宣传规划。姚文元还要报社写社论，怎么写都想好了。姚说：一、社论不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全引出来，不引这一段：“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二、社论如何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要引用他姚文元给毛泽东的信的内容。三、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9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就是按姚文元布置的精神写的。社论说，开展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50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社论制造了一种将要开展尖锐阶级斗争的气氛。“四人帮”在各种场合暗示投降派是谁。
　　江青在大寨召集一帮人开会，大放厥词，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当代有意义的大事”。“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这不是明明白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吗?周恩来当时正在病中，这对他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便成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当时，邓小平身居党、政、军关键性领导岗位——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这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再度重视与信任，“四人帮”要除掉他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对“文化大革命”说个“不”字。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创立新中国，一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也意识到“文化大革命”有某些不足，比如选错了接班人等等。但对“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极左的理论、实践和方针政策，他是始终要坚持、要维护的，他最耽心有人会秋后算账，把整个“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掉。
　　为此，毛泽东曾经想在党内作个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按七三开固定下来，以免后患。这件事，他本希望邓小平来做。也许，当时毛泽东已估计到日后敢于起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就是邓小平，所以指名要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作这个决定。岂料邓小平竟婉言拒绝了。邓小平说，他不合适，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毛泽东对邓小平本来存有戒心，“刘、邓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现在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采取不合作态度，毛泽东会怎么想呢?
　　毛泽东把他一手打倒又一手扶起的邓小平，委以重任，有当时的背景，也有他本人的考虑。第一周恩来重病在身，急需有人接替他。第二邓小平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第三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都不行了，林彪已写入党章，但他折戟沉沙，葬身国外;王洪文当时说他当过兵，做过工，种过地，又年轻，是理想人物，但实践证明他既无德又无才，是扶不起的阿斗;张春桥、江青积怨甚多，众怒难平，也非人才，那么，谁有能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呢?回过头来，还是邓小平。当然，毛泽东用邓小平也有限度——不能偏离“文化大革命”的轨道。现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不肯同毛泽东合作，表现出他的独立性格，压根儿就不愿循“文化大革命”之规，蹈“文化大革命”之矩，他正是要反“文化大革命”之道而行之，这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邓小平按照他的思路，毫无顾虑地力挽危局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各项工作确已出现转机。工业生产迅速回升，改变了持续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获得了好收成，形势明显好转;铁路运输不断上升，很快扭转长期阻塞不畅的局面;科教文卫严重混乱局面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新气象;军队建设得到加强，军工企业有了明显改进。这说明邓小平治理整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中许多错误政策和做法的纠正。
　　为减少阻力，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1974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实际上是矛盾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也不可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何尝不知，毛泽东本意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在当时环境下，邓小平不可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一种策略，也可以说是他高明之处。但他仍然逃脱不了厄运。
　　“四人帮”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看到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是不可能妥协的，一有机会，就利用这一点，大造舆论，在毛泽东面前说邓小平坏话，甚至造谣、挑拨，激怒毛泽东。“四人帮”对此是摸得很准的。
　　与邓小平抓“三项指示为纲”的同时，“四人帮”则歪曲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竭力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借口“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提出“全面专政”的谬论。
　　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也全文刊载。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四人帮”和他们的舆论工具，便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制造反对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老干部的新舆论，干扰国务院的正常工作。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毛泽东1959年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的批语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强调，“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他还说，“林彪搞经验主义”，所以“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把马克思表达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就是为划分“党内资产阶级”和“揪走资派”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同张的讲话一样，也强调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这篇社论是继姚文元3月1日文章之后，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又一动员令。我们从炮制这篇社论的过程，就不难看出他们的险恶用心。
　　2月25日，社论第一稿并没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姚文元看后提出要加上。结果就照抄了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蓄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说“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毛主席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12日，送二稿给姚文元审，姚在这句话旁边批：“应该说明。”
　　3月15日第三稿，姚文元看了仍不满意，就亲自动手修改，加了一句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
　　姚文元的三次修改，强调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暗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犯过路线错误，矛头仍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两个月内，《人民日报》发表反经验主义的评论、文章、新闻多达20多篇，“火力”既集中又猛烈。
　　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问题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已见，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意见。他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也有所察觉，不想让批经验主义扩大开来。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反经验主义宣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说：“我自已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我放过了。”并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毛泽东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一批评，对邓小平的陈述无疑是个支持。王洪文、姚文元虽然扣压了这一批评，但还是扭转了“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宣传方针，破了“四人帮”的如意算盘。
　　当然，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十个月后，即1976年2月，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按姚文元旨意给“四人帮”写了一份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报告，并炮制了一篇题为《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署名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任明(人民日报“人民”的谐音)，发表在2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开始制造新一轮反对邓小平的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目的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文章还说，“‘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起来了，越刮越凶”。文章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唯生产力论”，煽动群众不为搞好生产作“嫁衣裳”。诬蔑实现安定团结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并引出毛泽东的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的话是怎么来的呢?当邓小平在实行全面整顿时，提出要以毛泽东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毛远新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歪曲汇报情况，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说，他“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表示“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远新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正是听信了这些挑拨性汇报后讲上述那段话的。这就是毛泽东决心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民日报《评“三项指示为纲”》出台的背景。

　　1976年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影射邓小平
　　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还谈到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问题，替迟群、谢静宜说了好话。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这又把刘冰等人的信，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因为刘冰告迟、谢的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上去的。康生这时已经病入膏肓，仍改不了陷害狂的本性，在邓小平问题上火上加油，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远新谎报“军情”，康生趁机进谗言，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虑，于是便抓住刘冰给他的信的机会，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召呼会议，会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召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判了邓小平。在此前后，“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注】，把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猛然加大火力，除了发表《评“三项指示为纲”》外，还发表了《翻案复辟的自供状》(1976年4月3日)，诬蔑邓小平“崇洋媚外，露出一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相”。姚文元要《人民日报》“不要搞部门经济学”，要腾出版面来搞“批邓专版”。从2月20日至10月初，《人民日报》共编发52块版，242篇文章，反对邓小平。
　　在这个运动冲击下，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停顿下来了，已经走向正常的秩序又被打乱了，已经被纠正的错误政策和错误做法又死灰复燃，全国再次陷入混乱之中。这个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人们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取得的成绩，与“四人帮”祸国殃民政策造成灾难的比较中，认真思考和认识“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
　　1976年4月间，全国爆发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于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四人帮”倒行逆施，他们利用人民日报内参，于4月8日，编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公开报道，把人民抗暴行动，诬蔑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诬蔑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欲置邓小平于死地。
　　同批“三项指示为纲”一样，天安门事件也是由于毛泽东偏听偏信，使“四人帮”诡计得逞的。就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的当天，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邓小平再度被打倒，但他“全面整顿”的事业，却使人民看到了希望。
　　天安门事件错误定性，“四人帮”狂喜，高呼“我们胜利了”。就在他们额手相庆的时候，一场在危难中挽救国家和人民的神圣计划——逮捕王、张、江、姚，正在酝酿、形成，并于10月6日，不废一枪一弹顺利实现。
　　人民日报又面临着一场与“6·1夺权”相反的夺权斗争，把颠倒了的《人民日报》再颠倒过来。
　　[注] 所谓“三株大毒草”，即邓力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

　编造语录借“钟馗”打“鬼”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创造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风靡全国,甚至影响世界。那时，“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成了一种时尚，连周恩来总理在一些国务活动和外事场合中都要手握《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会被“红卫兵”视为对毛泽东的不忠,招致不测。
　　这种现象，毛泽东本人是默认的，后来还说这是有人要借“锺馗”打“鬼”。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虽然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作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起来了”。紧接着又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说明毛泽东对他的“小书”的“神通”还是深信不疑的。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始于“文革”，也不是林彪的独创。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就开始了。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明显是违反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四卷本829页)但是，毛泽东容忍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说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比如崇拜马、恩、列、斯，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即不加分析，盲目服从。毛泽东相信，真理在他手里，对他搞个人崇拜属前一种，不属后一种。这实际上是为个人崇拜开绿灯。 柯庆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投其所好。康生紧紧跟上，成都会议过后不久，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后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
　　林彪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经过长期察颜观色，把搞个人崇拜当作“登龙术”苦心经营。60年代初，林彪在军内搞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搞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0年9月通过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强调“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学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1966年初，林彪甚至提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泽东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在分析“大跃进”以来错误产生的原因时，并不认为是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失误，而是没有听毛泽东的话。林彪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正确的东西，是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想”。“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林彪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重视。毛泽东多次表扬林彪，说他工作有“创造”，不是没有理由的。
　　凡是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人，都受到信任和重视,步步高升。柯庆施在成都会议后两个月，进了政治局。康生在“文革”中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林彪更被毛泽东选为法定的接班人，被写进宪法和党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像彭德怀(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刘少奇(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时，不同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竟被搞个人崇拜的人,以反毛泽东名义，将他们迫害致死。这样一来，“文革”怎能不成为一场灾难?
　　那时，《人民日报》除每天要在一版报眼固定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外，还经常刊登陈伯达、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通过《人民日报》发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这些语录和指示，或用来证明他们某种行动的理论根据和正确性，或用来组织和发动群众，目的就是借“锺馗”打“鬼”。
　　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众所周知，1976年9月16日，由姚文元直接布置和修改定稿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伪造毛泽东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并在行文中给人造成毛泽东临终嘱咐的印象。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条伪造的“语录”，已成为“四人帮”的一条罪证，写进了中央印发的“‘四人帮’罪证之一”中。其实,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也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整理出来的，同“批林批孔”，批“经验主义”，“评水浒”一样，旨在打倒周恩来，批判邓小平，整那些为他们所不容的老干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部份，是受这个“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不是什么新理论，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越来越厉害的必然结果。它虽是语录组成的，但又不同于语录,它是一个体系,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一次出现在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当时是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的。后来反复宣传，逐渐发展成“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光辉理论”。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才正式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这一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按照当天见报时的字体刊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要点是这样的：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了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促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找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团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份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台，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方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棍子。
　　摘自196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两报一刊编缉部文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史问题的决议 注释本》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总概括。” “它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方式。十年内乱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366-367页)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个单位出人组成写作组负责撰写的。写作组直接受陈伯达、姚文元领导。写作前，陈、姚讲了一通话，写作组讨论时，觉得他们的话空空洞洞，不可捉摸，自己决定了一个方案，着重写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点，并仿照《莫斯科宣言》写法，归纳成若干条。
　　写作组经过讨论得出了五条。陈伯达在审稿时，把“斗私，批修”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增加为第六条。陈伯达和姚文元作了多次修改补充，最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曾说：“六条是否要那样归纳?”但陈、姚没有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作了一些调整、修改，再送审的。他们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泽东在信封上批：“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陈伯达、姚文元居然对“六条是否要那样归纳?”无动于衷，大胆作“六条”概括，非常执著和自信，是有原因的。“1967年2月，毛泽东曾对王力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归纳归纳，看有什么理论根据?’”王力告知陈伯达，并“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之际，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一文，刊登在1967年第十期《红旗》杂志上。”(《陈伯达传》607页)文章送陈伯达审阅时，陈知道文章的来头，虽感意犹未尽，却未作一字修改，全文发表。
　　此后，陈伯达就一直在揣摩毛泽东思想，找机会完善王力所作的概括，以求毛泽东满意。同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了大会。林彪代表党中央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彪“十一”讲话，引起了陈伯达的注意和重视，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理论概括工作。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到来之际，他们终于等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写一篇大文章，吸收了“斗私批修”，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为“六个要点”，并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成为毛泽东的最后理论。
　　为看清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兹按文章发表时的编排、字体，将“六个要点”照录如下，并将陈伯达、姚文元编写的详细经过一并公诸于众：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 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这“六点”中，有许多粗体字，后来都被当作“毛主席语录”广泛引用。这些粗体字，有的是加引号的，有的没有加引号。没有加引号的粗体字，都是文章作者和陈伯达、姚文元自己编写的。陈、姚在这些话下面划了红线，并注明要排粗体。这样一来，就把他们写的话，也变成了“毛主席语录”，公开流传了。重要的有以下五处：
　　一、第三条中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句话，在第四稿送审样中原来没有这句话，是姚文元审稿时写上去的。在这一稿中，他没有在这句话下划红线，没有注明要排粗体。紧接着姚文元抄了《五·一六通知》中一大段话：“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则是加了引号，划了红线，并注明要排粗体的。但到审定第五稿时，在姚文元写的那句话下面划了红线，并注明要排粗体。以后这句话就被当成“毛主席语录”，到处引用，并被他们写进了宪法中。
　　到了1976年3、4月间，姚文元在审阅梁效、任明合写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曾对梁效的李家宽说：有四条语录不是毛主席的，以后不要用了。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全面专政”这句话。
　　二、第四条中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这句话在原有的第二稿送审样上就已经有了，一直到第五稿送审样都没有排粗体。陈伯达和姚文元在审定第五稿送审样时，在这句话下面加划红线，陈伯达在旁边注明，要排“粗体”。这句话后来也被当作“毛主席语录”到处引用。
　　三、第四条下面还有一句话，在第四稿送审样上写的是：“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整倒他们，……”都没有排粗体。在审稿时，陈伯达在“必须”后面，加了“‘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且在他加的这些字下面划了红线。到第五稿送审时，陈伯达又在“必须”后面，加了“充分注意”四个字，并且把“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句话都排成“粗体”，也变成了“毛主席语录”。
　　四、第五条最后面的一句话，在第四稿送审样上写的是：“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大批判，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保证，是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都没有排粗体。陈伯达将这句话改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这些字下面都划了红线。第五稿送审样上，凡他划红线的字都排成粗体。但陈伯达在审稿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个字下面，用铅笔划了黑线，并且注明“这里可不用粗体”;而在“自下而上地”、“同时”、“实行”这几个没有排粗体字下面，都划了红线，并且注明要排粗体。但在最后公开发表时，这全段话，从“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革命的三结合”全部排成粗体字，变成“毛主席语录”。
　　五、第六条前面一段，在第五稿送审样上是这样写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在这句话中，只有加了单引号的，即“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才排成粗体。陈伯达将最后一句话改为“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并且在这几句话中，凡是没有排粗体字的下面，都划了红线，并注明要排粗体。发表时，这一段全排成了粗体，变成了“毛主席语录”。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