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方志里的文革：虚无主义与非正义


刘大桥


　 中国当代的地方志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的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地方志虽然也是官修，但是它有两点值得肯定。一是，它修志的时间，恰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实事求是;二是，由于它面对的大都是县一级，因此它比其他官修的志书，材料更鲜活和生动一些，至少它比地市以上的志提供了许多细节。本文从10部县志1部市志里所提供的材料和线索，还原文革的一些现场，让我们当下看到文革的某一种场景：历史的虚无主义和历史的非正义。

　　A：对人的迫害

　　《高县志》载，1966年12月县内造反派开始组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戴高帽子，挂牌子示众。《珙县志》载，1966年12月外地红卫兵来县串联点火，1967年1月县内给一些人戴高帽子，大小会批斗。1969年4月武斗，死14人，伤残300余人。《宜宾县志》载，全县揭批“三家村”和“黑线人物”的大字报达187927张，重点批斗了1367人;至1976年文革结束，全县共发生武斗93起，先后关押干部、群众4900多人，打死71人，致残78人，伤者无数。《宜宾县志》载，在“一打三反”中，10000多人被审查，8355被立案。《长宁县志》载，1967年9月组织500多截止装人员去泸州地区参加武斗(刘案，据考，1967年到1968年间的三次“武装支泸”打死2000多人、打伤16000多人其中8000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3亿多元、粮食6840万余斤，损失汽车1000多辆和大批物资)，1968年5月再次组织190多人“武装支泸”，5月副县长老八路李世兴被揪斗致死。造反派抢县武装部枪支事件多达5次。《宜宾市志》载，1967年1月地委第一书记被群众组织关押，1968年整个地区私设监狱1000多所，关押30000多人。“五七干校”在各县开办，集中对走资派等进行劳动改造。《高县志》载，1968年原县委政府各部委局及公检法机关干部272名下放五七干校的煤矿劳动。《长宁县志》载共有290多人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宜宾市志》载，把人分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等不同类型和级别，分别关押、审问、拷打。《屏山县志》载，1968年成立“屏山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抓捕、关押、毒打干部群众113人，致死1人，伤残46人。1969年6月发生武斗，死21 ，伤残多人。这些死亡人数的记载，显然低于在文革中真实死亡的人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和自杀而亡的人不在少数，但县志里不可能有方面的记载(在笔者阅读的这11部方志里，有名有姓的只有两例。一例为《长宁县志》记副县长李世兴被造反派批斗现场死亡，一例为《宜宾市志》记地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当相于地委书记)王茂聚自杀身亡)，因为这些人没有如刘少奇、彭德怀、老舍、傅雷、张志新等人那样出名和重要。对人的人格视若虫豸、对人的生命视若草芥，便是皇权与暴民的天性。由此可见，在人的发展史上，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几乎看不到它还有正确的一面、它还有顺应历史发展的一面。它的本质或表现出来的事实，即是反人类的疯狂。

　　B：社会混乱

《高县志》载，“造反派组织夺权，县委、人委(即县政府，笔者注)机关陷入瘫痪”。《珙县志》载，县区乡三级党政机关和一些企事业单位陷于瘫痪半瘫状态，党组织停止了活动，学校停课。所读县志，是年均有类似记载。《屏山县志》载，1968年2月，抢去武装部步枪、机枪、冲锋枪795支，八二炮六0炮3门，电台1部，子弹50000多发，4月县中队步枪3支、手榴弹10多个，机枪3挺。6月去马边县抢走大批弹药。《宜宾市志》载，1967年1月到2月，部分群众接管地委、专署，接管地委机关报《宜宾日报》，冲击宜宾军分区，冲击宜宾驻军抢夺枪支弹药，打伤军人数人，地委、专署机关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军分区及长宁、兴文三地，先后被抢夺迫击炮、轻机枪、重机枪、步枪、手枪数千支(门)，子弹数万发。《兴文县志》载，1967年1月召开万人大会，宣布各级干部一律“靠边站”。《宜宾县志》载，1966年11月，全县城乡成立名目繁多的革命造反组织，生活日用品如肥皂、洗衣粉、火柴、煤油等实行定量供应。1967年1月开始夺权，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县上两大派5月发生大规模武斗，互有伤亡。宜宾地区18县市的武斗(包括各县两派的武斗和三次武装支泸)在全国仅次于重庆。被称为四川夺权的“突破口”(散发传单曾动用过军用飞机)。一个由革命党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新政，却在执政期间，由上发动由下而上地将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平台搞乱，这在历史和世界范围里都极为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文革术语“史无前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以领袖发动暴民实施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虚无主义和非正义性，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疯狂和反文明的性质。

　　C：文化灭顶之灾的“破四旧”

何谓“破四旧”?即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那么方志里是怎样记录的呢?《南溪县志》，1966年8月，各中学开始破四旧，“一些名胜、古迹、旧书刊被视为所谓封、资、修黑货被捣毁、收缴”;《筠连县志》，1966年10月，“学生冲向社会”，大破四旧，“指导川剧团的古装、文化馆的古书视为封、资、修东西，予以收缴销毁”;《珙县志》，1966年8月，全县开展破四旧，“不沙文物古迹被毁坏”;《宜宾县志》，1966年11月，“革命造反派大破四旧，文物古籍遭破坏”;《江安县志》，1966年10月，全县开展破四旧，“文物古籍遭破坏”;《高县志》，1967年初，造反派“在柳湖公园烧毁传统剧本和川剧古装服饰数箱”;《兴文县志》，1966年8月，城乡开展破四旧，“文物、古籍因此而遭受严重破坏”，且“文物、古籍均被当作封、资、修黑货进行查抄、收缴、捣毁”;《长宁县志》，1966年10月“县城红卫兵开展破四旧”，“随后文物、典籍、古建筑遭到破坏”，“古旧书籍、古建筑物上的雕龙画凤，被除数视为旧文化，一律收缴或毁坏”，“县川居团的道具丝质袍靠，主伙是宣扬帝王将相的黑货，全部烧毁”，“民间文物、工艺制品”也“受到严重破坏”;……在这些方志里，是然有对对文革初的“破四旧”的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的记录。究竟烧了多少书，特别是烧了多少古书、烧了多少美轮美奂的戏服、毁了多少古迹古建筑等等，只有定性的描述，而没有定量的记载。事实上，我们也无从知道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的中国大陆，究竟烧了多少书籍、毁了多少古迹——这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不过还好的是，在这些方志的其它部分的记载中，仍然读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1、关于古迹和古建筑。《珙县志》在“社会风谷”之第二节“庙祭与庙会”里记录了该县清中期修建的文庙和武庙均在文革中坍塌的事件。这个县在文革以前，全县的庙宇状况。文庙(祭孔)、武庙(祭关羽)、城隍庙(祭城镇主管神)、东皇庙(祭地狱主管神)、龙王(君)庙(祭主管水神)、观音庙于全县城乡都有，而且在这个县还的一个叫“柳公庙”的庙。据说宋太祖初，一个柳光熙的朝庭官员让太祖出放任西南巡检史，由于柳大人于此兢兢业业、惠泽百姓，后让当地百姓立庙为祠永远祭祀。全县1950年“柳公庙”共有277座，后大都改作区、乡、村公所和学校后，仅存的也在文革期间不是被毁，就是改作成了民房。明清以降所建和所修葺的277座“柳公庙”便荡然无存。县志里记载的较大型的20座观音庙、7座龙王(君)庙也在文革中消失。《长宁志》二十四编第八章“古迹”载，县城(明清两季在双河)文庙始建于宋，以清康、雍、干、嘉、道、咸六代“相继培修，占地2400平方米，……大成殿高出地面3米多，宽广为243平方米，以楠木作殿柱，大者合抱，上盖黄绿硫璃瓦，基础石佛坚致精润”，“文革初，棂星门、大成殿屋脊飞檐被毁，石刻被除拆除”。长宁志二十四编“文物保护”记，“著名的佛来山铜铸佛、钟”五十年代后期“被毁”，文革中，“古建筑被拆除”。笔者是长宁生人，1991年第一次上佛来山时，空旷的山项平台的庙基地上，除几个巨大的残破的古石磴外，仅一棵硕大无朋的孤零零的古银杏树仰天长叹。其它有关于庙群的记忆，只有想象而已了。

　　2、关于古籍。《筠连志》载，在二十三篇第三章第二节“图书借阅”里，有这样地记载。该县图书馆始建于民国十七年(1928)，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该县图书馆“约有图书1万册”。1956年，共有图书11000册，到了1985年，县图书馆作重新登记造册，“登记图书1万余册”，“其中古籍类约2000册”。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公元1947年的旧社会里的图书馆已“约有图书1万册”，想来绝大部份是“古籍类”的书，也就是经过了从1950年到1985年整整35年间后，图书馆的书不是多了，而是持平。更让人揪心的是，“古籍类”图书仅存2000册!民国三十六年的图书馆里的8000册书到哪能儿去了?散落民间还是在文革之中烧掉了?现今的人们已经不得而知。《南溪志》记，南溪县的图书馆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正式成立。在此这前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知县俞昌言特批县库银300两，专门“派员从成都购回经、史、时务书籍进数百十种”创设“官书局”，民国十六年(1927)县教育局购回《四部丛刊》新编一套。至1951年对此馆藏图书造册登记，共有“古籍善本1.5万多册”。到了1985年，县图书馆“馆藏图书共有12991册”。就算从1951年到1985年34年间县图书馆一册书都没有买(这基本上说是不可能的)，15000多册书与12991册书相比还少了3000册!倘若这3000册书都是“古籍善本”，那么这依然是一笔让人扼腕叹息的数字。在《南溪志》的“档案”一节里，还有一些记载也可说明一些事情。譬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编篡的《南溪县乡土志》原图书馆里有光绪三十二年的抄本，到了1961年尚有一册抄本，但到了1985年就仅存四川省图书馆的复印本了。再譬如，在文革中“档案材料被提走、涂抹239页”。这些蛛丝马迹的式的线索，足可以让我们今天的人——只要细心地读着已经编印出版的方志——看到文革这场浩劫带给中国大陆的灾难。现在让我们作一个大胆地推论。不依筠连的8000册，也不依南溪的3000册，取一中间数4500册为基数，中国大陆2000多个县，也就是说，在文革“破四旧”中，中国至少烧了或毁了900多万册古书!遥想当年“暴政”的秦始皇的“焚书”，恐怕远没有这么多吧。仅此一端，足见文化大革命的虚无主义、非正义和逆历史!也足见文化大革命的反文化反文明的本质。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括从民间收缴出来烧掉和毁掉的。

　　至于说到民间被毁被烧的书，那更是永远的谜。但有一例触目惊心。明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宜宾长宁人氏周洪谟(1420—1491)第16代嫡亲周肇科(1907—1980)曾给后人留下这样一个记载：“一九六六年丙午底，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各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宣布，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扫除害人虫，搬走绊脚石。红卫兵小将怀着对革命的极大热情，我们家里也进行○(刘案，原文漏字，下同)激烈斗争。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把家里祖传下来的古旧图书、字画等清理。凡属封资修的东西一律销毁，计有：清嘉庆甲子活木本干树周氏宗谱十八册，明永隆手抄鳌汇集二十卷，字义切略十卷，文安公便宜录杂九卷、南皋集二十卷，南皋杂言三卷、箐斋集四十六卷，群经辨疑三卷，箐斋读书录三卷，周正辨稿九卷，大学讲稿、礼部文存总六十六册，叙州府志十九册，明英宗真像一帧，宪宗真像一帧，周本源肖照一帧，周永隆肖照一帧，文安公洪谟肖照一帧，商素庵疏稿六册，商○○文集四卷，明丘浚大学衍补一套，明丘文琼坛稿三十卷，北征录三卷(丘浚撰)，于谦少保疏议三卷，刘定之存稿十二卷，姚夔奏议三十卷，淳化本前、后汉书各一部，宋版十三经一部，宋版庄子一部，朱子全集一部，方舆纪要一部，东莱博义一部，明甲子四川乡试五经义试卷一、礼部乐论试卷一、诏诰表签试卷一，正统乙丑科廷试策问卷一，诰封三代诰命四轴，天顺、成化谕祭四轴，紫缎绵袍二件，佛表缎褂二件，品帽三顶，供漆(刘案，“供漆”疑为 “珙漆”，因为珙县之漆是全四川最出名的漆生产地，所产之漆是最好的漆)桌九张，漆椅十二张，神案一座，翰林匾额一张，金板联字八幅”。 周肇科在1966年年底记录这一事件时沉痛地写道“红卫兵小将说，除了桌子椅子的外，全部都是封资修。桌子椅子的漆必须刮掉，其余全部烧毁。于是，眼前火海一片。当时脑子空白、空白。口里不断地说，封资修活该、活该。等小将们走了的时候，我的泪水不断地冒出来。拼命地往火里乱抓。愧对祖宗，愧对。”今天看来，此单里的任一物件都是宝贝，尤其如“宋版十三经一部”、“宋版庄子一部”更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这些宝物，它们躲过了明末张献忠的屠川、躲过清初吴三桂入川的烧杀，但它们却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它们在50年前的1966年的某一天上午或下午，一火化为灰烬!

　　3、造神到了疯狂地步。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具体实施的破四旧不久，便开展疯狂的造神运动。1968年始，各县广泛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 忠于毛泽东思想 、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 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群众性活动。《兴文县志》载，开会、办事、吃饭，社员出工等都要先背语录，有了“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忠字歌的浪潮。《江安县志》载，仅1969年一年江安县一地，此年制竹簧毛主席像章25万个，印毛主席语录4万册。《宜宾县志》载，1968年12月6日，10000多人列队在长达5公里的公路通宵等候，恭迎毛泽东向贫下中农赠送的芒果(刘案，其实芒果是毛赠送给工人的，而非贫下中农，再者，各县所恭迎的芒果不是真的，而是复制品)。神本位曾造就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自十五世纪后期到十六世纪，由费罗伦萨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一个去掉神本位确立人本位的运动。正是这一运动开启了世界近现代。由此，欧洲走在了世界的前例。而中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造神运动，显然是一逆历史潮流的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把由中共建政始给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彻底否定与颠覆。

参考文献：
　　《宜宾市志》(新华出版社 1992年)县级市
　　《宜宾县志》(巴蜀出版社 1991年)
　　《南溪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
　　《江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
　　《长宁县志》(巴蜀出版社 1994年)
　　《高县志》(方志出版社 1998年)
　　《珙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筠连县志》(四川科技出版社1998 年)
　　《兴文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年)
　　《屏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年)
　　《宜宾市志》(中华书局，2011年)地级市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