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2·4”批示前后


阎长贵 王广宇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湘江风雷”发出“2·4批示”，内容只有50个字：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它代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从1967年1月11日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署签发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可以下令省军区对群众组织“采取专政措施”。何谓“专政措施”？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国家机关对被专政的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湘江风雷”究竟是什么组织？其头目为什么被称为“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这个“批示”的结果如何？

　　“湘江风雷”成立和“2·4批示”出笼

　　“湘江风雷”的全称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是长沙市一中的教师叶卫东、长沙银星电影院的美工张家政。他们到北京找到正在走红的“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在其协助和支持下，于1966年10月14日在北京成立。由于这个组织造反精神强，活动能量大，长沙市及湖南省许多造反组织，纷纷云集于它的旗下，“湘江风雷”迅速扩大成为一个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包罗各种社会成分的全省性跨行业的造反组织，有上百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组织，为了统一行动，建立了“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四级组织机构。他们不仅在长沙和湖南活动，而且和北京的著名造反组织，以及河南、湖北、江西等省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建立联系，互相支持。该组织建立之初，还曾聘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做顾问。“湘江风雷”当时在长沙和湖南的文革运动中有很大影响。
　　“红旗军”，是由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群众组织，有很强的造反精神，观点与“湘江风雷”相同。按照当时中央精神，以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组织是不允许存在的。
　　当时，湖南还有一个较大的红卫兵组织“高司”，全称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主要是全省各高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其成员基本上是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
　　“湘江风雷”与“高司”都打着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旗号，但在反对湖南“走资派”问题上有分歧，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
　　湖南省军区根据毛主席的部署，在1967年1月介入文革后，一直注意和观察“湘江风雷”和“高司”两大组织的动向，经过一番观察，他们决定支持“高司”，反对“湘江风雷”。
　　1967年2月刚刚开始，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报告——据我们回忆，报告的内容大致是：长沙市“湘江风雷”、“红旗军”组织，搞打砸抢，破坏文物，火烧楼房，扰乱治安，冲击军事机关等等，作恶多端，要求全军文革小组下令采取措施。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份报告转报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依惯例，将报告摘要登在办事组主办的《要事汇报》上。在2月4日的中央文革小组会上，组长陈伯达看到这份《要事汇报》，根据刚刚颁布的《军委八条》，在上面做了批示，江青、康生等人也画了圈。这就是改变“湘江风雷”与“红旗军”命运的“2·4批示”，对长沙、湖南，以及中南，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极大影响。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其“批示”言出法随。当全军文革小组把这个“批示”传达到湖南省军区后，他们立即就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头目采取了“专政措施”。一两天内，在长沙和湖南全省各地把“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大小头目抓了上万人（有说数万人），以致长沙市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开辟临时拘留所，连省军区礼堂、长沙的一些电影院都改做看守所。同时，把“湘江风雷”以及“红旗军”打成“反动组织”，加以取缔，从2月到4月，在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活动。
　　“湘江风雷”的广大成员对省军区的镇压行动一直不满、不服，不断向中央申诉。“湘江风雷”沉寂一段以后，又开始公开活动，他们到北京和别的省份，找观点相同的组织串连，寻求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对“湘江风雷”的反复申诉，一直没有重视，置之不理。

　　毛泽东过问“湘江风雷”和“2·4批示”

　　武汉“7·20”事件前后，“湘江风雷”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湖南和全国不少造反派组织也为“湘江风雷”鸣不平，而对“湘江风雷”申诉的调查和平反的真正转机还是缘于毛泽东的干预。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到武汉，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在7月18日召集的会议上，谈到因造军区反而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问题时，王力说：“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并说：“这是中央文革小组2月的一份‘批示’决定的。”毛要王力把这个“批示”拿给他看。应该说，王力的记忆有误，所说江西应为湖南。因为1966年2月间，除湖南外，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对包括江西在内的省市下达过镇压造反派组织的批示。
　　王力的随员、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人员张根成，从武汉给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打回电话，要求把这份批示原文用电话传给他，办事组的人知道他要找的是“2·4批示”，就找出这份“批示”逐字逐句地传给他，张根成又和对方一字一句核对了一遍。无疑，张根成索要的“2·4批示”，是王力要送给毛泽东看的。
　　毛泽东对“2·4批示”很不满意，1967年8月4日，他在上海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草案时加入了批评“2·4批示”的一段话：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2·4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2·4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中央文革小组检讨“2·4批示”，建议为“湘江风雷”平反

　　王力因在“7·20”事件中被打伤，一直在养伤。“7·20”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对“湘江风雷”的申诉开始重视了。
　　7月23日，即王力从武汉回京的第二天，主管军队文革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让办事组的人去全军文革小组查阅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军区发给全军文革的电报或报告，嘱凡涉及到文化大革命和军区报告群众组织情况的内容都抄录下来。办事组的王广宇、张根成到全军文革保密室查了半天，也没查到很有重要情况的内容。关锋为什么要他们去查这种文件，大概是想了解各省军区向全军文革究竟报告了各地造反派组织的什么情况。
　　7月下旬的一天，陈伯达的秘书给办事组打电话，说要调阅已经过去快半年的“2·4批示”。该秘书说，伯达同志把这个事情可能忘了，要再看看当时是怎么批的？办事组的人找出给了他。
　　过了两天，主管办事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来办事组要看“2·4批示”，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告诉戚本禹，这个批示被陈伯达同志调去了。矫玉山立即给陈伯达的秘书打电话要“2·4批示”；该秘书说：一时找不到了，找到后再退给你们。戚本禹当场不满地说：“什么找不到了！不愿，不敢拿出来了。算了，不要了！”戚本禹是被责成负责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他要“2·4批示”，大概为处理这件事做准备。
　　1967年7月底8月初的一天，戚本禹到办事组值班室，对办事组组长王广宇说：把“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2·4批示”是根据《要事汇报》提供的情况作出的，办事组在编《要事汇报》时没有调查研究，反映片面的、不真实的情况，导致领导作出不当的批示。办事组要写检讨，并对这个事的处理提出意见。
　　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办事组做了检讨，并建议为“湘江风雷”平反。检讨是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写的，他写道：把“湘江风雷”打成反动组织，并抓了一批人，这是错误的。办事组对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没有调查研究，偏听偏信，就贸然登了《要事汇报》，提供了不真实的情况，致使领导据此作批示，责任在办事组。我们要做深刻检查，吸取教训，避免以后发生类似事件。为此，我们建议为“湘江风雷”平反，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湘江风雷”人员。
　　在这里需要说明，王广宇对做这个检讨，很不情愿，“2·4批示”明明是陈伯达批的，江青、康生同意的，为什么要做具体工作的人检讨？陈伯达他们做没做检讨，我们不知道，让办事组做检讨实在是“代人受过”。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是陈伯达或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公开检讨，那他们的面子和尊严会受到影响？领导犯错误，往往要下边的人顶缸——承担责任，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
　　这份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署名的检讨书，打印后，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由戚本禹转呈周恩来总理。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湖南省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是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决定”发布时添加上毛泽东审阅时批评“2·4批示”的一段话，这是“决定”最大的亮点，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关于批评“2·4批示”这些话，起草“决定”的人能说和敢说吗？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是谁起草的，如果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的（很可能是戚本禹起草的，因为他负责处理为“湘江风雷”平反问题），可以想到，他们是不能也不敢这样说的。
　　1967年8月4日晚，戚本禹代表中央在京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谈到“2·4批示”问题时说：“你们不要追究这个‘批示’是哪个人写的，没有必要，我也不能告诉你们。中央文革批示时有个材料，说张平化穿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上，江青同志一听就火了。”戚本禹在这里所说的材料，大概是湖南省军区报送的材料，当时他们就是宣传“湘江风雷”保张平化，将张平化藏在“湘江风雷”总部，不让人批斗。江青所以“火”，大概她对张平化很反感，因而她对“湘江风雷”也很反感，这是不是她同意陈伯达“批示”的一个原因，可以考证。


炎黄春秋 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