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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世涛：逝者戚本禹——卷入运动的人


范世涛


　　2016年4月20日晨7时58分，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成员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享年85岁。
　　对公众来说，戚本禹的名字已被定格于 “文革”这段历史。但对戚本禹来说，他的人生还另有来龙去脉。

　　一

　　戚本禹1931年生于山东威海，青少年时代在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48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戚本禹被选派到中央团校学习。次年5月，选调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称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以下简称“政秘室”)，从此开始了长达18年的中枢机关生涯。
　　政秘室其实是毛泽东的秘书机构。戚本禹在那里从见习秘书做起，先后为毛泽东读报摘报、管理图书、处理来信来访。在协助田家英等人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承担校对工作。据戚本禹回忆，在他校对《毛泽东选集》时，每一篇文章都要通读通校五六十遍。这对他的文字能力是重要的训练，对他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最重要的学习。
　　1962年，戚本禹主办并编辑中央办公厅内部刊物《群众反映》，选登了很多可能引起争议的民间来信。这种直率风格使这份内刊受到中央高层的重视，毛泽东多次在《群众反映》上做出批示。

　　二

　　中南海是政治中枢重地，而政秘室更是中枢中的中枢。这里有时风平浪静，有时风起云涌。戚本禹处身其间，难免会卷入政治的漩涡。
　　戚本禹第一次卷入政治运动，是1957-1958年。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等八位年轻科级干部响应号召，向政秘室领导提出批评意见。但随着运动的展开，这又被看作“向党进攻”，一度在机关受到批判。195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进行“整风补课”，中直机关党委向政秘室派出了工作组，戚本禹等八位年轻人岌岌可危，支持他们的田家英、彭达彰也面临巨大压力，“反党小集团”呼之欲出。但箭在弦上将发未发之际，毛泽东召见英文秘书林克，林得以将政秘室运动情况报告毛泽东。随后，毛亲自阅看政秘室大字报抄件，并于1958年5月主持会议专门处理此事，认为 “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挨板子，那么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戚本禹等人因此涉险过关。
　　戚本禹再次卷入政治运动，是从写文章开始的。他写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刊登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这是一篇邮寄投稿文章，杂志编辑丁守和看后认为文字清楚，讲了道理，可以发表讨论，主编黎澍也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立论核心，是认为李秀成自述其实是变节投降书。文章发表之后学界多有议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让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会议“澄清”。但毛泽东读到戚文后批语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所谓“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是李秀成没有“保持晚节”的意思。这样一来， 中宣部要求“澄清”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毛泽东批示之后，戚本禹调入《红旗》杂志社，担任新成立的历史组组长。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戚本禹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这篇文章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 “造反有理”四个字醒目地标举出来：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这篇文章公开问世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微妙时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刚刚发表，但除了华东，各地都在等待观望，响应寥寥。戚本禹并不了解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内情，他的这篇文章事实上却成为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高度赞扬。在1965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次年夏天，毛泽东再次谈起此事，说戚本禹的这篇文章 “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对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造反派造反有理”均“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造反有理”成为指导前期“文革”运动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所有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耳熟能详。
　　毛泽东的赞赏将戚本禹迅速带入“文革”政治漩涡的中心。他1966年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接替田家英负责政治秘书室工作，见证毛泽东讲解“五七”指示， 5月列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式成员，8月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月陪同刘少奇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他还创办了反映“文革”动态的简报制度，定期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以“中央首长”身份频繁接见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并发表讲话，1967年4月署名发表中央政治局三次讨论修改、毛主席最后审定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7-9月在毛泽东南行视察期间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10月完成整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在这些繁忙的公务活动中，戚本禹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任，也在红卫兵和造反派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在此过程中也深深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伤害已经无法弥补。

　三
　　然而，随着毛泽东的“文革”战略从“天下大乱”向“天下大治”方向移动，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同事王力和关锋先是在1967年8月底被隔离审查，四个月后戚本禹也在1968年1月被隔离审查。从此，戚本禹在秦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的家人、朋友、甚至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被株连，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悲惨的命运。
　　改革开放时期，“两案”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公审是重新整理新中国历史的重要步骤。戚本禹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也受到公开审判。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8年，与他在中枢机关任职的时间正好相等。

　　四

　　1986年，戚本禹出狱。之后的30年，他主要精力放在著述方面。
　　他的新工作是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担任图书管理员， 1991年退休。由于薪资微薄，负担甚重，为了贴补家用，同时也为了延续年青时代的历史研究兴趣，戚本禹重拾旧业，发表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大人物的变态心理》、《孙子兵法大辞典》、《墨子十讲》、《孙子兵法十讲》、《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十家论孔》、《十家论易》，等等。这些作品多用笔名“戚文”发表，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当年旧友关锋、周英，有的作品还得到过全国性奖励。
　　这些古代历史作品有时很畅销，但海内外最关切的还是戚本禹的个人“文革”经历。作为深知“文革”内情者，他不止一次收到海外出版社重金邀请。但他担心作品会遭篡改，一概婉词谢绝。他也不轻易接受访问，多半是与知交旧友在一起时才谈论“文革”。这一度给外界留下戚本禹潜心古代、不问世事的印象。
　　2011年，戚本禹八十岁。他或许感到来日无多，或许得到老朋友的支持和鼓励，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他开始致力于回忆录的写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此倾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并出版了《戚本禹回忆录》一书。此书据说六、七十万字的规模，分上、下两卷，是一部以中南海见闻为基础畅论平生的著作。我尚未见到这部新书，想来大有可观吧。

　　五

　　余生也晚，未曾亲历“文革”，听说“戚本禹”的名字还只是五年前的事。
　　2011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孟祥才教授来京，谈起《我所知道的戚本禹》一文，说文章发表前曾经征求戚本禹的意见。戚只做了一处事实方面的修改，并告诉孟祥才教授：“我们都是搞历史的。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孟教授转述的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网络上读了几篇有关戚本禹的文章，知道他持坚定的“文革左派”或“毛泽东左派”立场。不过行文之间多谈史事，与言辞激烈、重在议论的一些“毛左”朋友有所不同。
　　去年出差深圳，有前辈朋友说戚本禹正好也在深圳，于是我很高兴一同前去拜访，从而有了一面之缘。
　　那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先去深圳最古老的大鹏所城散步。他看上去神清气爽，步履略见蹒跚，但尚无大碍，对街市上的玉器店铺看得颇为认真。这才知道他从小就在家中接触古代遗珍，对历史的兴趣该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吧。
　　看过大鹏所城，我们找到一家农家乐便餐处吃家常菜。因为已过午饭时间，露天餐厅空空荡荡，服务员闲闲散散，这倒是方便谈天说话。
　　戚先生在桌边谈兴甚浓，话题涉及学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所说多平实，并没有激烈议论。朋友说 “十年没有涨工资”，仅这一条“文革”就无法得到群众拥护。戚听了点头称是，并不生气。我自报师门时，心里担心他认为“道不同”会有批评，他听了却浑不介意，似乎有重旧谊的意思。这与他文章里动辄谈“阶级分析”有所不同。对于热闹的街市，他兴致勃勃，东张张西望望，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印象。他在“文革”时期的讲话常有杀伐之气，但这次见面说起翦伯赞、罗尔纲、康克清等人来，颇表歉意，认为学术问题应该只作为学术来讨论，不应当作政治问题，还说到康克清生前对他的道歉态度表示过满意。所以，虽只是一面之缘，总觉得他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和讲话文章里的“立场”是有些矛盾的。
　　春节期间，我向老师们问候请安，忽然听说戚本禹体检时查出癌症，而且是腺癌晚期，非常惊讶。再后来，听说他看诊断书时非常冷静，回上海后加快将《戚本禹回忆录》修改定稿并交付出版社。今天听说书已经出版，而戚在得知回忆录出版消息后不久就在早晨去世了。
　　戚本禹去世的消息让我感到突然和惆怅，又想起他跟孟祥才教授讲过的话：“我们都是搞历史的。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

　　六

　　戚本禹少年时代投身学生运动，想必是对国民党政府贪腐独裁深为不满。在中枢机关任职的十八年中，他见证了历史，也卷入了历史，在人生的盛年就达到权力的高峰，而这种太大、太缺乏约束的权力曾经带给很多人伤害。他很快又在盛年从权力的高处跌落，在秦城度过十八年的寂寞时光。刑满释放后的三十年，他勤勉律己，努力著述，在生命的最后还奋力留下一生的回忆。这最后的三十年，该算艰辛而有收获吧!
　　戚本禹去世了。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会安息吗?从他公开发表的文章看，似乎不会。但从短短的交往印象看，他可能累了，需要休息了。
　　愿他安息!
　　也愿的家人平安如意!
　　2016年4月20日


来源：食货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