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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朱子南: 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4月 01, 2015 8: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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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校清查“五一六”的惨剧


朱子南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滞后于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但一经发动,其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据李海文《彭冲在“文革”中》一文所说,“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有13万余人。”(2013年第3期《世纪》)。
  我所在单位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苏州大学校史》记载:自1971年2月开始的“深挖‘五一六’ ”运动,首先认定“江苏师院是‘五一六’大本营”。《校史》写道: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受迫害的人之多,后果之严重,是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据《校史》记载,定性为“五一六”的有396人,而其时,全校教职员仅688人。列为“五一六”的,占教职员总数的57.5%。为加强清查“五一六”,又进驻了第二批军宣队。
  1971年,在春节过后的2月10日,江苏师院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工大会(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只留下少数几个造反派以借用的名义留校作为运动的骨干),宣布开始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了,江苏师院的“五一六”是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不“深挖”是无法把他们揪出来的;也宣布实行“三集中”,即集中住宿、集中学习、集中揭发交代问题。于是,不管年老与家中有小孩需要照顾的,一律搬起行李住进了校内。如中文系教师翁寿元已去农场劳动,同在中文系的其妻子孙琪被“集中”在校,三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才8岁,只能由大的孩子当家了。学生离校后,有的是双人床,以中文系来说,搬到文科楼便是。全校编成了五个连队,中文系、外语系为一个连队,在农场劳动的为一个连队,校办、后勤人员与历史、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各系分编为三个连队,2月12日,但见教职员纷纷把行李搬到了各自集中的地点,除了运动的骨干可以自由返家照料孩子外,其余的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每天早、中、晚开会,包括周日、法定假日无休息天的封闭式生活。中文系教师潘某在其出版的“自订年谱”中,称之为“关门打狗”,一语道出了这“三集中”的要害所在。
  其中一个连队在校办的尹山湖农场。这农场原为劳改农场,被劳改的人其时已西迁,这就空出来了,由苏州市划拨给了江苏师院作为五七干校之用。1971年春节过后,由校内各系抽调人员来此。连队下设3个排,每排下设3个班,每班分别住在原劳改人员住的草顶砖墙的屋子里,由校内拉来了双人床。不久,深挖“五一六”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隔离,他们中的老弱人员大都已年过六旬,其中有在东吴大学教过蒋纬国的历史系教授张梦白,以及金轮海、王本慈、钱兆隆等人。被审查的人中有袁沧洲(后任苏州大学副校长)、王丕清(后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徐鳌泉(后任苏州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陈学基(后任常熟师专党委副书记)、胡振民(后任苏州大学后勤处副处级干部)等,从上述名单中也可见到,被审查者大都是学校中的有为之士,是反抗与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他们在江苏师院的帮凶的。他们直到1972年春、夏之时,才陆续被放出来,其中就有被挨打的经历。如作为“动力”的中文系教师李某就曾扬言:“别以为我不会打人,我就打过!”
  在农场,同在校本部一样无休息天,有近三个月时间无法理发,直到一天外地来了个剃头担子,才理上了发。
  在农场劳动,抢收抢种(双抢)双季稻,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了才能回来冲洗一下。挑泥担,并非是农民用的如半个蚌壳状的竹编篮子,而是大粪桶,这一桶有近一百多斤吧,却要在水田里挑着走,挪动一步都困难,但也得坚持——参加劳动的,大都是另类啊!

  摧残身心,捏造“材料”

  数学系教师周瑛的遭遇非常惨。粉碎“四人帮”后,周瑛对我谈起他是如何被折磨的。他被认定为学校“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关押在窗户糊上纸的房间,因之不见天日有两年之久。提审、暴打,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是“组织部长”,交代了一份163人名单。这已经是他认识的校内人员的极限了,但还是遭暴打,审讯人员恶声说:才这么一点,倒过来还差不多!于是,周瑛在记忆中搜搜刮刮,把不认识其人而知道名字的都开列了上去,这才凑成了163人倒过来的361人。专案组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凡参加“五一六”的都有“登记表”,于是向周瑛追查这“登记表”的下落。几经殴打,周瑛说了,“埋在校园东边的小山坡上了”。午夜,专案人员打着手电押着周瑛去挖掘。没有登记表又何能挖掘出来?押回隔离室打手们又对他乱打乱踢。他在没办法中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交代这“登记表”的存放地点,但要直接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说。打手们都是学校里的人员,见他这么神神秘秘地说这一番话,就汇报上去了。
  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校内主事者的陪同下来了。周瑛要求单独跟军宣队负责人谈。这负责人一挥手让校内的人退出了房间。周瑛这才说:是学校“五一六”负责人邵某(“文革”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说的:这登记表是放在红色保险箱里。问:什么红色保险箱?答:放在学校革委会徐副主任(“文革”前为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风暴一起就造反)那里了,这谁也不会怀疑,所以叫红色保险箱。问:过去为什么不交代?答:来提审我的人中就有隐藏很深的“五一六”,我怕他们杀人灭口。
  周瑛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就因肝损伤而去世。
  时在校保卫处工作、“文革”结束后任保卫处副处长的朱永生和他的妻子汪福珍,在深挖“五一六”中被分别隔离了。汪福珍已怀孕。她拒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看管她的人说,只要你交代了,可以每餐给你买大块肉或大排骨或大肉圆,不交代,只能喝青菜汤。于是,尽管在孕期需要营养,却只能是每餐2分钱的菜汤,直到分娩。在医院分娩后,继续带了婴儿被隔离,历时一年之久。待到朱永生、汪福珍被放出隔离室,朱永生才见到已一岁的孩子,这也才听到孩子第一声叫爸爸。朱永生对我说,这孩子就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起同妈妈坐牢了!
历史系的梅国祥(粉碎“四人帮”后任学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也是始终不作交代的,被认为是“顽固分子”。他说,这隔离,没有放风,冬天也只是一条薄棉被,得了气管炎,现在还常常发作。一天一瓶热水,连喝带洗。吃的是1分钱的萝卜干或是2分钱的菜汤。挨打,罚跪是常事。有一男性审查人员是特别凶的,而沈某、曹某稍好一些。这种日子过了有近两年。梅国祥有信念,不能死。冷了,就在室内跑步,可以取暖。他相信这种局面肯定会转变的。
  施压之外,是骗、诱。有一教师对我说过,审查人员要他交代“五一六”,子虚乌有的事,他无从交代。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又提审了。在隔离室内,隔着对面的两排课桌,审讯人说:你还不交代?说着,用手挥着材料道:“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说完把这材料往课桌的桌肚里一放:“你好好考虑吧,我待会儿再来。”那个教师开始还坐着,可过了许久也未见审讯人回来。胆子大了一些,悄悄过去把桌肚里的材料拿出来看了。果然是别人的揭发材料。他把这材料看了几遍,记熟了。待到第二天审讯时,那个教师就说了:“我交代。”他把材料中的东西复述了一遍后,审讯人说:“你终于从‘泥坑’中走出来了。”这“泥坑”是当时深挖“五一六”的专用术语。在1972年春节过后,那个教师被下放到校办的尹山农场劳动了近一年,直到这年年底。
  
  荒唐闹剧,大肆上演

  为显示深挖“五一六”的战果,校运动领导小组在大礼堂开了一个“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上台交代的有中文系教师王锡良(“文革”后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等。王锡良和我同一个系,他的交代当然为我所关注,但听他说了,是谁介绍他参加的,最后说“我跌入了‘五一六’反革命泥坑”。听来听去也没有听出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是虚的。原来他是把参加中文系的一派群众组织“红五月”作为“五一六”交代了。如此儿戏,居然也被运动领导小组作为“战果”大肆宣扬。
  时过两个月,在大饭厅召开了又一次深挖“五一六”大会,最引人注目的,说是挖出了一个“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主犯为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外语系总支书记王春元(1944年参加革命,“文革”后任江苏师院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大学副校长)。有人上台分别揭发、控诉邵玉彬、王春元的罪行。但我当时听了之后就不相信,几个揭发者的发言,对他们的“罪行”连细节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分明出于同一个模子。
  在当时,这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完全是一场闹剧,但主持其事的军宣队、由造反派掌控的院革委会还上报苏州市公检法要求判处邵玉彬、王春元死刑。这在《苏州大学校史》中也有记载:“在这场运动中,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杀人灭口’假案,把十余名干部、教师打成‘杀人犯’,其中两位老干部被诬指为‘杀人灭口集团’的主犯,竟然上报公、检、法,要判处他们‘死刑’。”
  2014年2月2日(农历年初三)上午,我去王春元家。谈到1971年“反革命杀人灭口”一案,他记忆犹新,说专案组咬定校内的归行素、谭家琛、何祚永作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是他们谋害的。归行素是1968年跳井自杀的,当时苏州市公检法来验过尸,结论明确,确系跳井自杀。归行素于抗战中期入党,长期坚持在常熟从事地下工作。此时,作为“叛徒”被批斗了。谭家琛为图书馆职员,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批斗,上吊自杀。何祚永于解放前在东吴大学参加地下党,被揭发与顾佩兰(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江村(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为反革命小集团,何祚永于1968年跳运河自杀。现在均作为邵玉彬、王春元杀人灭口的罪行了。这一“集团”被残酷批斗的,还有“骨干”徐纪忠(后为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王耀良(后为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堪回首的噩梦经历。
  专案人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1972年初,唐某、陆某找到隔离中的王春元,要他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说:“你们的黑后台垮台了,你还不交代!”而以往,是说他们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的。
  直到1972年12月,王春元才被放回家。他去洗澡,无法冲洗了,身体太虚;有一段时间也无法直面阳光,长期在密闭的室内,眼睛已无法面对阳光的刺激。
  邵玉彬已去世,无法再请他口述当年的遭遇了。
  对受残酷迫害的人来说,打几下耳光是极轻的惩罚。据中文系教师王永健对我说,他亲眼见到这一幕:中文系革委会一负责人责令中文系教师王迈写交代。结果只见一张白纸。他劈头就问:“写交代了没有?”王迈答:“没有。”于是,两记耳光。

  不堪忍辱,
  多人自杀

  令人发指的,还有人利用审讯之机侮辱女性教师。据看管一位女教师的朱孔怀说,一天,这位女教师突然在室内赤身裸体大喊:“你们来看吧!”这是她发现有审讯人在室外偷窥。这位女教师被关在小屋中一年半,历经了两个夏天。无法洗澡,只能在室内用水擦洗,这就给道德败坏者有了可乘之机。
  专案人员孙某还曾利用单独提审之机强奸了一位女教师。当时这位女教师就说要控告孙某,孙某则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又说:上面相信谁的,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在“四人帮”爪牙控制下的江苏师院,确实也有冤无处申。受此侮辱,这位女教师痛不欲生,曾自杀三次,一次吞食了晾衣夹子上拆下来的铁丝弹簧,一次吞食了破热水瓶胆的碎片,都被抢救过来了;一次跳楼,又未成。
  1977年初,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已派工作组进驻江苏师院,这位女教师找到她的大学同班同学王海兴,请他代笔,写了控告信,并由王海兴陪同,把这封控告信交给了工作组副组长俞明(后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找孙某谈,孙某拒不认罪,认为没有证据,是无法处理他的。这位女教师提出了孙某私密处有一特殊标记作证词,这就可以认定。工作组即把材料移送法院,有了确证,法院判处孙某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这明显是轻判了,但当时清查“文革”中三种人的工作尚未启动,帮派势力仍在。一帮小兄弟还怂恿孙某上诉,结果江苏省高院认为孙某不认罪,非但强奸,且造成被害人3次自杀(未遂)的后果,改判徒刑5年。这位女教师无法在原单位工作,不久要求调离了江苏师院这处伤心之地。
 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江苏师院有代表在出席1971年春夏之间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作了《批判孔子“有教无类”》的发言,说“旧江苏师范学院,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五一六’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占全校教职员工的77%”。这也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广了。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文革’期间全院被迫害致死的师生员工有20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被迫害致死的有5人(其中4人为中共党员)。
  中文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郁永琴(中共党员),性格开朗,待人友善,在深挖“五一六”中,于1971年9月上旬在文科楼三楼隔离室内自杀。据知情人说,当天专案组人员曾找她谈话。这谈话的内容,对郁永琴造成了什么压力,却是永远的谜了。隔离在二楼的李家钧(“文革”后任苏州大学政教系党总支书记)经常听到楼上郁永琴的哭声,不久,就传来了她的死讯。郁永琴于1968年结婚,被隔离时,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还让她带着孩子哺乳,后隔离升级,审查人员就让她婆婆把孩子接走了。哪知,这竟是永诀。
  据化学系教师马经德对我说:他在隔离中,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踩在粪桶上上吊自杀,很难受,这一难受,又使他清醒,不该这么死去,好在上吊前无法踢倒这粪桶,又踩着粪桶下来了。马经德曾在“文革”前作为江苏师院代表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已经毕业分配,又被揪回的数学系毕业生裔英,被逼自杀。中文系毕业生刘沛,被揪回后,受长期折磨,被逼疯,神智失常,直到8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正常。不堪折磨而自杀的还有历史系教师王畅、物理系教师吴晓明、外语系教师李福林。

  “四害”垮台,余毒难肃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由新来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凡一在大礼堂宣布,校内没有一个“五一六”!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活动时,苏州市紧跟“四人帮”、与王洪文勾结甚深的苏州市革委会头目华某、苏州武斗总指挥刘某等等都被逮捕了,判刑16年(均死于狱中)。
  江苏师院也改组了院革委会。还未撤离的军宣队、工宣队与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见形势变化,互相推诿。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说主要是由军宣队、工宣队搞的,而军宣队、工宣队的负责人则说:材料不都是你们提供的!虽说材料基本上是由江苏师院的造反派提供的,但无所不用其极的审讯,军宣队能推卸责任?军宣队负责人张某对审讯对象谈话逼供,几次都说到:你不是“五一六”,我摘下帽徽、领章!原院革委会负责人徐某在未传达“四人帮”被捕前,已从时为苏州市民兵指挥部头目的刘某处得知这一消息。也由此可见,苏州市的帮派势力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据有人揭发,徐某在回校路上就惊慌失措;回校后在老招待所内对人说,实在不行,就拉起队伍上山去打游击,足见这些人之惶恐与不甘心覆灭。苏州市的帮派势力让造反起家的江苏师院1967届毕业生某人任东山公社党委书记,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准备武力对抗。粉碎“四人帮”后,其人被判处徒刑5年。徐某畏罪自杀。
  但是,批判“文革”中极左的错误以及清查深挖“五一六”中的种种非人的迫害行径,却因当时领导人的指示而停止了,并未得到认真的清理。一些帮派头目与打手也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但是,一些当年施害于人的,终因自己的为非作歹而自知无法再在江苏师院继续生存下去,而纷纷要求调离。
  1984年11月,我在参加江苏省写作学会成立大会时,时在连云港职业大学任教的江苏师院1966届毕业生李怀志,听说我也与会,因在1966年9月9日在大礼堂批斗我,并与同班同学徐某来我宿舍抄家一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深深一鞠躬,表示了歉意。我当即原谅了他,并推荐他为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我为学会副会长)。
  虽说已由凡一在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宣布江苏师院没有一个“五一六”,但这算平反了么?当时就有汪福珍站起来发言指出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没有下文。凡一在“文革”前是苏州市委副书记,“文革”中也被打倒,来江苏师院任职时“解放”不到两年,清查“五一六”也不是他的责任。但当时的牵制、阻力,也是明显存在的。
  有文章提到,“铭记并向后代讲述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责任”。1971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当年的打手有的已不在人世,被迫害者有的也已逝去,尚存者,不少人已年过八旬,1964年、1965年毕业留校的教师也已年过古稀了。这一段历史,不该被湮没吧。
  (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世纪 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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