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岁月


苏维民


　　1968年秋，黑龙江省委为安置大批被批斗、离开了工作岗位的干部，以落实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为名，率先办起了一座柳河五七干校。同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阅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上批示：“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按语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上述批语。中央办公厅不仅马上效仿，并且独树一帜，称之为“五七学校”，而不是“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从1969年1月正式开办到1979年1月宣布撤销，历时整整10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所五七干校。
　　中办五七学校的一个“创举”，就是不分干部、工人，不分中办干部还是非中办干部，只要和中办有些牵连的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均被“一锅端”，一律被送到五七学校劳动改造。因为我曾任杨尚昆秘书，“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杨家死党”，自然也逃不过这个命运。
　　
　　中办学习班的继续和扩展
　　
　　1968年12月30日，中办学习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批斗所谓“杨家死党”，由已撤销的中办“后楼”即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和原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等单位的人员拼凑起来的一个临时单位）突然宣布：元旦后全体人员去江西省进贤县中办五七学校。出发前夕，学习班内的批斗对象“杨家死党”们承蒙有关部门宽大，破例放了一天假，回家告别。
　　1969年1月2日晨，学习班全体人员列队从宏庙胡同出发。途经灵境胡同东口时，“革命同志”去中南海西门“向毛主席告别、表忠心”。“杨家死党”们原地等候，随后与“革命同志”汇合，徒步去北京站乘开往福州的45次列车。经鹰潭转车，学习班成员4日晨到达江西省进贤县。在车上，无论“革命同志”还是批斗对象，也不分年老体弱还是青壮年，一律坐硬座，只有几个重病号享受了硬卧待遇。路上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是，我们在列车上看见了刚刚建成的、我国自行设计的长江上第二座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有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并未停顿下来。
　　进贤县位于南昌市东南，距南昌64公里，县委、县革委机关设在民和镇。当时民和镇的市容十分破旧，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中办五七学校利用民和镇北门外青岚湖边一片浅滩围湖造田，总面积2000余亩，主要种植水稻；还把民和镇西十余里处的一块丘陵地（当地人称为“山上”）开辟成果园，主要种柑橘。
　　学习班全体人员到达进贤后，中办其他单位的下放人员也陆续到达，中办原主任、副主任中，除已由中央专案组负责管理的杨尚昆、已含冤逝世的田家英未去进贤外，几位副主任如曾三、邓典桃、龚子荣以及“文化大革命”前后新任命的副主任李质忠、童小鹏等，无一例外全部被送到进贤，中办五七学校总人数近2000人，学校校长由原中办学习班负责人担任。
　　学校把全体学员按军队连、排、班建制编为12个连，各连都设一个直属班，专门负责对“杨家死党”们的批、斗工作。“杨家死党”们在这里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他们被迫参加重体力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有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曾三时年63岁，视力几近失明；龚子荣时年55岁，患有多种疾病，同样要参加重体力劳动；时年68岁、1923年入党的老地下交通员、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原局长王凯无端被加上“叛徒”、“走资派”的罪名，也被送到进贤接受改造，一年后被折磨致死；1970年“双抢”期间，由于气温高、劳动强度大，原“后楼”工业组副组长刘明义中暑后，他那个排的排长不仅不让他休息，反而责备他怕苦怕累、偷懒，导致他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死亡。
　　其他学员的待遇当然要比“杨家死党”们好得多。“后楼”的一位同志在劳动时突然中风，被送到南昌就医，并派两位同志护理，后来学校把他送回北京休养。不过他的户口、工资关系始终留在进贤，每月工资由北京汇到进贤再由进贤转回北京，不仅耽误使用，汇费还要从他的工资中扣除。
　　我们到进贤9个月后，恰逢新中国成立20周年。首都举行了大规模庆祝活动，中办五七学校白天照常劳动，仅在晚上开了一个庆祝会，会后由一些同志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杨家死党”们自然是无缘参加。
　　
　　“机械化代替不了革命化”的口号
　　
　　到进贤后，原学习班三、四、五支部合并编为一个连（按序列称三连），暂住省财贸干校旧址。我们到达进贤的当天，分配了房子，接着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晚上就在铺满稻草的房子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到车站取回行李后就下到地头参加造田劳动，即把新围垦的土地平整成稻田。1月份正是当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新围垦的土地湖水尚未完全排干，水面结着一层薄冰，冰下积水浅处二三寸，深处则一尺有余。大家挽起裤腿跳下水去，就干了起来。连队中最辛苦的是王瑞林和“后楼”的姚力文、李思温三人，他们被分配去挑粪，为秧田准备底肥：挑着一担近百斤重的粪桶，臭气冲天，天上还下着冻雨，道路泥泞难走，收工以后，身上穿的棉衣冻得如铠甲般坚硬，要有人帮助才能把衣服脱下来，用炭火烘干后再穿上。后来天气虽然逐渐转暖，但是因为赶工期，还要加夜班，晚上学校后勤用机帆船送来馒头、稀饭当做夜宵。郝盛琦（原“后楼”农村组研究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负责人）在卸船把馒头抬到工棚时，在窄窄的田埂上一不小心摔折了腿，落下终生残疾。
　　学习班成员除了劳动外，还要进行“拉练”:半夜三更一声哨响，紧急集合，不分男女老少，都得赶紧起床打好背包，背上行李出发。漆黑的夜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绕行一圈返回原地。天亮以后，谁也不知道昨天夜里到过什么地方。
　　1971年5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同时也因汛期即将到来，全校突击修大堤，决心让五七大堤在5月7日这一天实现合龙。那一天，天气特别热，大堤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陡，我参加重体力劳动时间不久，挑土上堤开始还可以，挑了二十几担后体力实在不支，摇摇晃晃怎么也上不去。正在这时恰好被连里的军代表看见了，他毫不犹豫地接过担子挑上去了，让我原地休息（以前我错误地认为军代表“支左”就是支持那些“造反派”批斗“黑帮”，通过这件事意识到我观察问题仍缺乏辩证思维，远未摆脱“形而上学”）。那一天，为了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庆祝五七大堤合龙，晚饭吃肉片炒莴笋，这是到进贤后除春节外第一次吃到有肉的好菜，可是大家累得谁也吃不下，不约而同地都睡下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忽然听到有人喊“吃饭了”！原来因为大家都吃不下饭，食堂破例又做了一锅面条。这时大家都已休息好了，饥肠辘辘，虽是缺油少盐的素面，但是把原来打回未吃的肉片炒莴笋拌进面里，立刻变成一餐美食。
　　到进贤后的第一年，下达给我们三连的任务是在120亩的旱地里种棉花，请了当地两位农民当老师，用江西当时普遍采用的良种“鄂光”。秋收后，我们连的劳动成果是亩产皮棉97市斤。
　　开始的一两年，中办五七学校除农业活动外主要是搞基建。原中办机关的技术人员和技工有不少下放到五七学校，有足够的设计和施工力量。一般同志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参加打石头、制水泥瓦和脱坯以及搬运建筑材料等非技术性劳动。进贤多红石，这种石头质地松软，很容易加工，以石代砖，可大大降低成本。关于搬运建材，当时在五七学校有一个奇特景观：木材、水泥、沙子、石灰等建材装上卡车、拖拉机后，就用人前拉后推吆喝着缓慢前进，有机械不让用，叫“机械化代替不了革命化”。我参加最多的工作是装卸、和灰浆等。由于天气热，又不懂劳动保护，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卸石灰、水泥时被灰浆烧伤，皮肤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
　中办五七学校根本没有劳动保护观念。一位女同志，因为被任命为排长，就事事带头，她怀孕已七个多月仍坚持照常下田插秧，在全连的大会上还作为先进事例加以表扬。
　　除了劳动强度大外，生活也是十分艰苦。中办五七学校人员到达进贤县民和镇后，一下子给小镇增加了几千人，副食和其他日用品一时供应不上，一日三餐大都是米饭咸菜。我们三连住地（省财贸干校）地势较高，用水十分困难，除厨房炊事用水和饮用水由一口机井提水可以得到保证外，洗浴用水混浊如泥浆。当时进贤县每人每季度凭证供应肥皂一条，但是供应的肥皂质量低劣，呈灰黑色，根本不去污。男同志还好，干活时赤膊上阵，收工后跳到青岚河里洗洗就完了，女同志可就困难了。3月8日妇女节这一天，我们到进贤两个多月后第一次洗澡。那是厨房用大锅烧了热水，每人分给一脸盆，分男女两批，挤在食堂里洗，好在人多雾气大，虽赤身裸体但谁也看不清周围是谁。
　　
　　“粮油肉菜四自给”
　　
　　中办五七学校号称“粮油肉菜四自给”（家属不在“四自给”范围之内），实际上粮、油当年秋收后就可以自给，肉、菜大约到1971年才做到基本自给。
　　由于中办五七学校是重体力劳动，到进贤后，粮、油定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定为粮45斤、油半斤，伙食标准每人每月12元。开始由于劳动强度大，副食又跟不上，定量虽高还是不够吃。1970年以后，生活条件、劳动条件以及政治环境都有所改善。除大忙季节或抢农时外，星期日和节假日一般能够按时休息，天气恶劣不适宜下田干活时就安排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大批判”开“活学活用讲用会”外，大多是“自学”（学与不学完全自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步在解决。1971年各连永久性住地已全部完工，屋顶一律使用水泥瓦，室内用石灰加煤渣砸成类似水泥的地面；又在空地用红石垒起一个圈子就是澡堂，夏、秋两季提上井水，经自然升温或日晒后就可以洗澡了。理发是同志们互助，从未有人到理发店去理发。学校还开设了小卖部，小卖部经营日常生活用品和点心，一开始点心只供应少数体弱多病的人，后来才逐步放开，人人都可以自由购买。
　　从1971年下半年起，我们三连每个星期宰一头猪，每头猪可出净肉100斤左右，做到平均每人每月能吃到两三斤肉。双抢大忙季节是伙食最好的时候，这时一般每餐两个菜，一荤一素，外加四五个小菜。生活得到改善后，粮食定量降到每人每月43斤，油半斤不变，定量降低了反而月月有节余。
　　对体弱多病的少数人，也有所照顾，让他们做些轻活。几位体弱多病的女同志成立了一个缝纫组，专门给同志们缝缝补补。我请她们翻改了一件棉袄，整旧如新，水平不低于专业裁缝。还有些老年男同志，就让他们去看牛棚，白天没有什么事，只是夜间要照顾牛，也很辛苦。原杨尚昆的警卫员张晓希被分配去放鸭子。
　　
　　“区别对待”
　　
　　从1966年成立中办学习班算起到1969年底，批斗“杨家死党”已三年有余，进入1970年后确实再也找不出批斗题目了。为处理这些“杨家死党”，中办学习班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区别对待”。就是说对一些“表现较好”的给予一定的自由，参加“革命同志”的活动。1970年，“后楼”工业组组长贾步彬率先被“区别对待”。1971年春，我也被“区别对待”了。在宣布对几个同志“区别对待”的会上，我没有表态，没有赞美“文化大革命”，照例说“是‘文化大革命’挽救了自己”等违心的话。这就引起一位“左”得可爱的“革命同志”不满，质问，别人都表了态，为什么苏维民不表态？我没有理睬他，与会同志也没有人坚持要我补充发言，会议主持人郝锡良就宣布散会。这说明“革命同志”的大多数并不是十分可爱的“左”派。后来给我的正式处分是党内严重警告，撤销行政职务。宣布“区别对待”后，补发了被扣留的1400余元工资。
　　被“区别对待”不久，我被调到饲养班当了一名“猪倌儿”。喂猪这个工作虽然又脏又累，但是相对地独立活动的机会多些，不需受“革命同志”时时监视。在这以前我还不具备当饲养员的资格。
　　我当“猪倌儿”的时候，童小鹏也在校部喂猪，不久他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
　　当时，我每天凌晨3时就起床，到县委所在地民和镇豆腐坊拉豆腐渣（因为那时物资紧缺，去晚了豆腐渣就会被别人买走）。到达豆腐坊时正是他们开始磨豆子的时候，我就边帮他们干活边等出渣。我拉豆腐渣回到连队时，刚好是大家起床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很辛苦的，体重由原来最高时的130斤下降到97斤。有一次我去校部仓库拉饲料，遇到副校长李树槐，他看我瘦得不成样子，叮嘱我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我感谢他的关怀，几天后去了县医院，医生给我开了一张验血单，次日空腹去验血，谁知，第二天医院因故停止门诊。血没有验成，身体也没有出现什么症状。后来到了炊事班，体重逐步恢复正常。
　　总的说，我的体质尚可，在五七学校9年，仅患过一次疟疾和一次荨麻疹，只向连里的“赤脚医生”要了一点药，没有去医院，也没有休息。
　　1973年秋，我又被调到炊事班任班长兼连队会计。炊事班的任务是按每人每月12元的标准开大锅饭。连队会计有两部分不同性质的工作，一是伙食账目的管理，这是主要的；二是连队办公经费的管理，按人头计算的办公费一个月仅有二三百元的额度，工作量不大，所以就由炊事班兼管。此外，就是负责发放全连100多人的工资，工资也有几种，“五七战士”工资、参加劳动的干部家属工资（月工资18元至22元不等）、参加工作的干部子女即所谓“小五七战士”的工资（月工资20元至26元）和“轮训”同志每月由北京转来的生活费（大多数人每月只转来20元，扣除伙食费12元实发本人8元），以上各项加在一起每月共经手约2万元左右，也是比较复杂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坚信乌云终将过去，阳光一定重新洒满大地，所以无论在中办学习班还是五七学校都没有消沉，而把它看做是接受考验和锻炼的极好机会。我从手无缚鸡之力到能拉六七百斤重的架子车，能挑百斤重的担子，难道不是最大的收获吗？
　　
　　大批“散伙风”和
　　电影《熔炉》的出台
　　
　　“散伙风”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75年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犯。接着，又决定对被关押审查的干部全部解除监禁。杨尚昆也被释放，由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人来京接他去临汾定居，从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这一时期，人们高高兴兴地迎接本已迟到的政治上的春天，各地各部门纷纷停办自己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何去何从？中办主要负责人说，“只要我不死，中办五七学校就要办下去”。他逆潮流而动，在中办五七学校大批所谓“散伙风”。本来，1969年中办五七学校初创时期，就宣布大家要坚定一辈子走“五七道路”的决心，在进贤扎下根去，准备在“青岚湖畔埋忠骨”。这时，更加强调中办五七学校要长期办下去，要成为全党、全国坚定不移走“五七道路”的一面旗帜。为了树立这面旗帜，还请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一部名为《熔炉》的大型彩色纪录片。
　　1975年的中办五七学校与几年前初创时已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是政治气氛不同了，初创时因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和身体上的折磨，几十位同志致死致残；现在“批斗对象”基本上不存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其次生产、生活环境已大为改观。开始，体力劳动十分沉重，后来，逐步发展到全国各种农业机械新产品都首先拿到这里来试用。因此，中办五七学校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产量也比较高。但是，中办五七学校并未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示范作用，当地农民说中办五七学校财大气粗不计成本，他们学不了。
　　电影《熔炉》以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五七战士”擂鼓庆丰收的画面开始，气势磅礴，先声夺人。接着就是劳动场面和学习理论、大批判的场面。摄制劳动场面比较容易。2000余亩稻田整齐而又平整，绿油油的禾苗一望无际，一批年轻力壮的“五七战士”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紧张而有序地劳动，画面十分理想。接下来，可就处处弄虚作假了。比如，那时我们一连（当时三连已与原二、四连合并改称一连）的猪圈刚刚经过改造比较整洁，所以拍摄养猪、肉食自给的场面时，选定了在我们一连。但是，为了要“突出政治”，让“政治上最优秀的同志出镜”，而我们连的喂猪同志因达不到“政治上最优秀”的标准，只好靠边站。另外，一个连饲养猪最多不过几十头，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拍摄电影的要求，因此又从别的连调来一批肥猪，把猪圈塞得满满的，因为人、猪、圈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人、猪对新环境都不熟悉，猪也不听从陌生人的指挥，折腾半天，结果戏拍得很不理想。拍蔬菜自给更是无限夸张，画面上蔬菜堆积如山，实际上只是表面一层，谁知下面垫的是什么东西！当时许多同志对此提出意见，校领导回答说这是“必要的艺术加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电影原有一组“批邓”镜头，拍这场戏的时候，导演总觉得气氛不够，叫大家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喊叫“打倒”，反复重拍多次才勉强过关。但这部纪录片拿到进贤给大家看的时候，片中“批邓”的镜头没有变，但是解说词变成了批判“四人帮”！
　　据说，《熔炉》这部电影曾得到江青的充分肯定。电影公映后，中办五七学校成为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一面红旗，名扬全国，很快引来不少单位组织人来“参观学习”。那一时期山道上人员络绎不绝，但形势发展很快，一切带有“文化大革命”烙印的事物越来越不得人心，中办五七学校头上的光环很快黯然失色。
　　
　　欢庆第二次解放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同华国锋一起，断然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结束了十年动乱。10月10日，进贤的大街上贴满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报，我们感到突然，忙打电话询问校部，校部答复是没有得到北京的通知。次日证实了此事，全校马上沸腾起来了，喜悦之情不亚于27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们自发地敲锣打鼓庆祝粉碎祸国殃民的反革命集团、人民第二次解放的伟大胜利。一时间，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是，批判“四人帮”完全是自发搞起来的，校方始终放弃领导。
　　本来，人们天真地以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天空就会晴朗了，而现实是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很快消失了。在中办五七学校批判“四人帮”冷冷清清走了过场，而“批邓”却是轰轰烈烈热火朝天。
　　
　　新世纪再访五七学校旧址
　　
　　党的十一大以后，迫于形势，中办五七学校开始成批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北京市宣武区物资回收管理处，1977年12月5日告别进贤，结束9年“五七战士”生活。
　　1978年末，正当中办五七学校大张旗鼓准备隆重庆祝建校10周年之际，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12月23日，中央任命姚依林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全面拨乱反正。1979年1月3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第一份文件，就是停办中办五七学校的通知。这一天距中办学习班全体人员去江西正好是10年零一天。
　　2007年春，机关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去江西参观游览，我建议去江西一定要去进贤看看中办五七学校旧址，这个建议被采纳。4月24日到达进贤，进贤县委、县政府所在地民和镇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原来荒芜的青岚河河滩，变成了秀美的滨河公园，许多老人在那里休闲、晨练。原来只有一条比较像样但是很短的街道，现在街道纵横，高楼林立。我们下榻于胜利中路的军山湖大酒店，是一座14层的高大建筑，据称是四星级宾馆。至于中办五七学校旧址，县委的同志说1979年中办五七学校撤销后那里即改为国营五里农场，有职工约500人，目前因要负担近300人的退休职工养老金，面临极大困难，如何摆脱困境县委正在研究解决中。25日，我们去中办五七学校校部旧址即国营五里农场场部。见到房屋依旧，居住在那里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听说中办的老“五七战士”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十分热情。随后离开城区到我们原来连队的旧址，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长势喜人；原一连食堂旧址，挂着一块养兔场的牌子，进去一看，却是阴森森，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原有的几排宿舍也任其荒芜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
　　五七干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必然同“文化大革命”一起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中办五七学校具有典型意义，其史料可供后人研究、评说。


百年潮 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