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评判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
（关于文革的结论性的看法）

周泉缨
2011.05.08


目 录

引 言 （韩爱晶是我的难友和414派友）
一、《清华蒯大富》的历史价值
二、《清华蒯大富》的历史定位
三、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
四、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
五、关于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
六、关于清华文革武斗的责任
七、关于评判蒯大富
八、关于文革民主的历史误区
九、关于文革的历史结论
结束语 （韩爱晶的世界观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引 言

（韩爱晶是我的难友和414派友）

四月下旬，我在母校清华大学参加我们汽车专业1966届同学毕业45周年结集。四月二十九日我在北京碰到了蒯大富，他送我一本韩爱晶撰写的文革写记实著作《清华蒯大富》，四月三十日，我乘火车从北京回广州，在火车上我认真地读完了韩爱晶的这本酝酿了45年之久的文革记实著作。出于历史的责任感，今天我通过“清华校友网”公开发表我对韩爱晶撰写的《清华蒯大富》的评判。
我第一次认识韩爱晶，不是在韩爱晶当红卫兵领袖的时候，而是韩爱晶作为一名政治犯被共和国的监狱拘留审查的时候。
在打倒“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夏天，我因为在京公开贴大字报通过批判“人民日报”的有关文章，捍卫毛泽东在文革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理论，因而被当局打成干扰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关押在北京市半步桥监狱。这一押，就是三十个月。由于当局实在查不出我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四人帮”有什么亲缘关系，所以只能认定当时我仍然坚持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当时中央不能容忍的政治问题，最终予以平反。
我在北京市半步桥监狱关押的近三年当中的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半步桥监狱的“米”字楼的在押犯，被分批转移到半步桥监狱的“K”字楼去，因此相互之间有缘的不同号的政治犯才得以见面。当时，我因为个人生活某种可能的变迁，家里给我送来的衣服特别多，因此我在换号转移时的衣服包裹特别大，而正当我在“米”字楼的走廊上为自己的大包裹发愁时，突然一个个头比我高的犯人自动帮我抗起了大包裹，并拉着我的手说：“周泉缨，我是韩爱晶呀！”。我转过头一看旁边瘦长的自称韩爱晶的犯人，似信非信地意识到，面前的韩爱晶的个子比我高一些，而且长相也很质朴。改革开放以后，我在深圳通过蒯大富又碰上了韩爱晶，到那时我才得以验证，当年半步桥监狱里向我自报是“韩爱晶”的犯人，是真实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而不是假冒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
正因为我与韩爱晶在半步桥监狱里有上述这么一段特殊的因缘，所以我后来在送书给韩爱晶签字时，称韩爱晶为“难友”。不过，韩爱晶对于我称他为“难友”不以为然，他在一次手机短信里纠正我对他的“难友”之称呼，认为我只是他的一个“狱友”而不是“难友”。为此，我的清华414派朋友，将我自称是韩爱晶为“难友”之举，与我当年主动给蒯大富六十大寿祝词一样，是“用自己的热脸孔，贴人家的冷屁股”。
不过，我这个人阿Q精神超强。当年在文革中江青因为我公开反对陈伯达而骂我是“小丑”，开始时我心里也很不高兴，但当我知道“小丑”是舞台演员临场的指导权威时，我就情不自禁地认定江青骂我“小丑”是一种“天命”之使然。至于，“用热脸孔，贴冷屁股”，我早就不认为这是什么不雅之举，因为只有当长辈的，才有福份用自己的热脸孔去贴可爱的孩子的冷屁股。
所以，我认为佛教讲“万法随缘”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是不可抗拒的，当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缘分时，都应该随遇而安、善待缘分。而我称韩爱晶为“难友”，在政治上是非常确切的，因为我与韩爱晶实质上都是为了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文革理论坐的牢，至于我与韩爱晶坐牢的最终结果不同，那只是我、韩爱晶与邓小平、江青之间的因缘不同的缘故。由此可见，我与韩爱晶根本无需要按照我们与邓小平、江青的不同的因缘关系，去对待我们与毛泽东之间的因缘关系以及我们自己之间的因缘关系。
按照上述这个道理，今天我愿意通过互联网、面对所有的网友、明确地讲：韩爱晶不仅是我周泉缨文革中千真万确的难友，而且也是我周泉缨文革中的不折不扣的414派友。换言之，韩爱晶的文革思想和文革实践，说明韩爱晶原则上不是清华大学文革中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式的造反派，而是清华大学文革414派式的造反派。或者，按照我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的说法，韩爱晶在文革中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因为韩爱晶的思想体系属于周恩来体系，而不属于毛泽东体系，虽然从情感上讲，文革中的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好朋友，而我这个414派头头则是蒯大富的死敌。实际上，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本身已经证明，如果文革中的韩爱晶不是类似我们414派式的造反派，那么文革中的北京航空学院，就不可能顺利实现大联合和成立革命委员会，韩爱晶这个在反对刘少奇斗争中没有特殊贡献的红卫兵头头，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特别关注的红卫兵领袖之一。关于这一切，如果网友们不信，可以自己去阅读和品味韩爱晶酝酿了45年之久、终于撰写成功的文革记实著作《清华蒯大富》。


一、《清华蒯大富》的历史价值

我认为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是到今天为止，在所有的有关清华文革的记实著作中，最值得一读的一本。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发表得晚，因此它可以参考其它先于是它发表的文革记实著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韩爱晶作为文革红卫兵领袖中的周恩来派或414派，在文革中拥有其独特的因缘关系，因此他有条件撰写更有价值的文革记实著作。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有关文革的记实著作或文献多如牛毛。这对于后人正确认识文革，可能是一件好事，也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说其是好事情，因为文革的记实著作或文献多如牛毛，必然意味着有关文革历史的资料保留得相对而言会更加全面一些；说其是不好的事情，是因为文革的记实著作或文献多如牛毛，必然让后人无所适从，从而很难把握和吃透文革的真谛。更何况“历史是任人雕刻的历史”，其中不仅包括任何人只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认识和编辑自己认定是真实不虚的历史资料，也包括所谓的“文革历史资料”本身也可以或多或少是人为地参照“文革元素”进行伪造的文革历史假资料。正因为如此，我在撰写文革有关的文章时，从来不敢自称自己的文章是“忠于文革事实”的“实事求是”或“真实不虚”的文革文章，我从来只讲我的文革文章里面所讲的文革历史只是“我心中的文革”，因为我深知，只有神才有资格和能力说，他讲的文革历史，是“忠于文革事实”、“实事求是”或“真实不虚”的文革历史。
所以，我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有一个拥有时代权威的“文革历史大纲”，去引领后人阅读和研究多如牛毛的文革记实著作或文献。而韩爱晶的文革的记实著作《清华蒯大富》，实际上已经将编排“文革历史大纲”的要素，基本上集中在一起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正是韩爱晶撰写的《清华蒯大富》重要的历史价值所在，虽然韩爱晶本人并不一定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下面，我主要按照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将有关“文革历史大纲”的基本要素整理出来：
（一）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的基本时段
从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王光美在清华镇压蒯大富的运动刹车，到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领袖，实际上结束红卫兵运动的两年时间，是作为群众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时段。
（二）文革关键性的两个文献和四个理论问题
毛泽东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红卫兵领袖的讲话》，是认识和研究文革历史的两个关键性的文献，因为它们集中展示了文革的四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第一，文革关于“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论和宗旨；
第二，文革中的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
第三，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
第四，文革大民主的历史误区。
（三）清华大学是文革典型的实验场地
由于清华大学蒯大富为代表的团派红卫兵，是真正依靠反对刘少奇路线起家的造反派，因此清华蒯大富的团派红卫兵的文革命运，是检验“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的文革理论和宗旨的试金石。这就是毛泽东选择清华大学为文革实验场，而不选择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为文革实验场的根本原因。
（四）文革主要的大事件
【1】毛泽东通过《炮打司令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2】周恩来解放被王光美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
【3】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取得对刘少奇斗争的初步胜利；毛泽东为了稳定文革全局的战略需要，选择代表军队的林彪为自己新的法定接班人；
【4】北京保守派向文革进行包括直接攻击中央文革和策划组织清华大学“8.24暴力事件”在内的全面反扑；
【5】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彻底搞臭刘少奇，蒯大富不负使命；
【6】毛泽东最后告别刘少奇；
【7】全国造反派大夺权，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新政权；
【8】在中央号召全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不久，清华大学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蒯大富领导的团派与反对蒯大富的414派；
【9】通过武汉“7.20事件”，毛泽东向军队内部保守派妥协，文革群众运动停止向军队渗透
【10】清华大学造反派两派展开震惊中外的百日武斗；
【11】毛泽东通过紧急召见首都红卫兵领袖，制止清华文革团派与“制止清华两派武斗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之间的流血冲突，从而通过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革口号，结束文革的红卫兵运动；
【12】全国大抓“5.16分子”——毛泽东的中央文革派出于全国维稳的需要向周恩来派妥协；
【13】毛泽东打退林彪对中央文革的进攻，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法定接班折戟沉沙外蒙古；
【14】毛泽东出于全国维稳的需要，重新启用邓小平；
【15】毛泽东发动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促成晚年周恩来在政治危急中离世；毛泽东动用首都工人力量，用暴力镇压悼念周恩来的“4.5运动”；
【16】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用“你办事我放心”的苯办法，临终托孤华国锋；毛泽东尸骨未寒，华国锋在叶剑英和汪东兴的帮助下，只用了35分钟时间，将毛泽东的文革亲信“四人帮”拘留审查，并迅速将他们送上了全国的政治审判台。
（五）文革具有典型意义的主要人物
毛泽东是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周恩来是文革中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当权派；刘少奇是文革的专政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代表文革中的保守的军队势力；蒯大富和江青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在群众和中央的代表人物。

二、《清华蒯大富》的历史定位

不过，也应该明确指出，由于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展示的现实的韩爱晶世界观，仍然是一个徘徊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之间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而不是已经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否定之否定顿悟的觉悟的知识阶级分子，因此他撰写的《清华蒯大富》是不可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必须和必错的历史试错本质的，进而也不可能是能够正确引导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三个代表”的合格的文革历史记实著作，而只能是在左派无原则地肯定和夸大文革的历史合理性的有关著作、与民主派无原则地否定和夸大文革的劣根性的有关著作之间徘徊的折衷主义的文革历史记实著作，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没有揭示清楚；
【2】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没有揭示清楚；
【3】关于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没有揭示清楚；
【4】将清华武斗的责任归结为清华群众是错误的；
【5】对蒯大富的评判原则上不够正确也不够公正；
【6】关于文革的历史意义的评判（文革指明人类的方向即人民民主方向），是错误的。
当然，我如此地对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进行历史定位，其理论依据就是我自己创生的“统一论哲学思想”体现的现代知识阶级的正确历史观。现代知识阶级的正确的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关于“历史是任人雕刻的历史”的观点。具体地讲是：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作者主观的世界观对客观的历史资料进行筛选、编辑和加工的结果，因此任何历史著作永远只能是主客观统一的历史著作，而不可能是纯客观的真实不虚的著作。关于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将科学的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的普遍化的必然结果。
其二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关于“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的观点。具体地说：人类社会评判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评判历史而评判历史，而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外在的环境，从而更好地迎接自己的未来。由于历史存在前面讲的“任人雕刻”的问题，所以评判历史必然存在真理标准问题。而评判历史的真理标准，只能是当时代历史必然的胜利者——能够主导人类社会更好地适应社会外在的环境、从而更好地迎接自己的未来的“三个代表”的阶级的世界观。所以，正确的历史著作只能是按照当时代“三个代表”的阶级的世界观对客观的历史资料进行筛选、编辑和加工的结果。具体到正在全面告别两极冷战向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现代人类社会，由于知识阶级已经成为是现代高科技生产力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的胜利者或“三个代表”的阶级，所以只有按照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统一论哲学思想”）撰写的文革著作，才是正确的文革历史著作，才能够正确有效地指导和推动现代社会发展。

三、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对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没有揭示清楚。具体表现为对清华文革两派的政治争论，即关于团派的“大翻个论”与414派的“红线主导论”的争论，没有做出正确的评判。因为，清华文革两派的政治争论实质，就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和宗旨的两种不同的理解。
让我们看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第二十章“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的第一节“党政军高层陪同毛泽东召见”的内容。 1968年7月28日为了制止清华蒯大富领导的团派继续与制止清华两派武斗的工人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毛泽东临机决定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在这次对于文革而言空前绝后的召见中，毛泽东公开明确地批判我撰写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的要害是：“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就是414？”显然，毛泽东对于《414思潮必胜》的批判，明确地涉及了他的发动文革的理论和宗旨。
对于毛泽东对《414思潮必胜》的批判，我自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进行研究，一直要到1997年我通过顿悟创生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统一论哲学思想”，才算完全彻底地搞清楚了毛泽东的上述批判的真实内涵。
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就是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继续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就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文革的具体任务就是不断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打倒走资派。由此可见，文革的理论和宗旨合二为一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无产阶级能够依靠枪杆子打江山，就必然也能够依托无产阶级专政坐江山”，简言之，就是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红卫兵领袖时批判《414思潮必胜》时的那一句话:“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
于是，让我们首先回过头来用更清楚的方式表述清华文革414派的“414思潮”或“红线主导论”的政治内涵。清华文革414派的“红线主导论”实质上是讲：共产党的执政标准有两条，一条是“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另一条是“不断地打倒走资派，从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且共产党的执政的根本宗旨归根到底是“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因此，建国十七年来中国社会是“红线”主导的社会，因为共产党十七年来，虽然内部存在路线斗争，但是整体上始终是坚持“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的根本宗旨的。清华文革414派的“414思潮”或“红线主导论”的潜台词是：414派在文革前十七年是“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的左派，文革中也是与团派并肩作战批判刘少奇的左派，所以414派是中国社会一贯的左派，414派理所当然的是建国后和文革中一直主导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
接着，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清华文革团派的“大翻个论”的真实内涵。众所周知，团派的“大翻个论”直观地讲就是：团派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派别，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少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是受压派，因此文革中团派必然是坚决对抗刘少奇路线的左派，同时在文革和文革后的继续革命的历史时期内，团派也必然是主导中国社会继续革命的领导力量。经过研究，我发现清华文革团派的“大翻个论”的理论实质上认为：马克思主义讲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不是超阶级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马克思主义不存在414派讲的脱离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对其它阶级实行无产阶级的改造的所谓的超阶级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所以建国十七年来，在经济上团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虽然为中国人民打下了江山，但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团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实际上仍然处于受压的地位，所以从文革开始，团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必须是完全彻底地主导中国社会继续革命的领导力量。
很显然，在认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文革中，团派的“大翻个论”是必然被毛泽东肯定和赞赏的理论。而414派的“红线主导论” 实际上是在古往今来知识阶级自发的超阶级的“天下为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间搞折衷的修正主义思想。
然而，为什么文革中的清华团派、张春桥和毛泽东，都没有或者都不可能像我今天那样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地批判414派的“红线主导论”中的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的思想是超阶级的“天下为公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大前题下的“解放全人类思想”?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诸阶级永远是天生地养、相互制衡、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因此包括马克思、毛泽东在内的无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都被资产阶级的首席政治思想卢梭家发明的“人民主权”的理论所创造的关于“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误区所套牢，所以他们在思想上无法直接批判414派的“红线主导论”中体现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全人类”的思想。而我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刚好不自觉的利用了他们的这个思想弱点。而实际上我当时作为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自己也搞不清楚古往今来知识阶级自发的超阶级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到底来自何处、以及为什么是合理的。关于“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误区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在文革所在的历史时代，由于作为旨在克服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没有被人类社会的实践所证伪，因此毛泽东文革的思想和宗旨——“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无疑是当时代的任何人无法有效反驳的，因此它也是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四、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

由于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没有讲清楚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因此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问题，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也不可能讲清楚。
实际上，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问题，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过程中，韩爱晶自己已经亲口向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来了，只不过历史决定了毛泽东和韩爱晶当时都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和明确的回答罢了。让我们看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第二十章“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的第二节“蒯大富迟到三个多小时见到毛主席”的内容。
由于蒯大富三个多小时后才到毛泽东的召见现场，所以在这三个多小时中，韩爱晶实际上代替蒯大富成了中央文革首长批评红卫兵搞无政府主义的靶子。然而，韩爱晶除了承认和蒯大富一起企图颠覆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之举是完全错误的之外，什么自我批评也不作，甚至在毛泽东行将结束召见时，以攻为守直接向毛泽东提出了当时只有上帝才能回答的问题。韩爱晶向毛泽东发问的原话是这样的：“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结果扎扎实实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尴尬和难堪。实际上，韩爱晶当时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就是红卫兵在文革中搞无政府主义和“打倒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方法，也是文革红卫兵运动必然失控和失败的直观现象。
现在大量的文革著作，包括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在内，将文革上述失控和失败，或是归结为红卫兵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膨胀，或是归结为大民主的劣根性膨胀，甚至归结为毛泽东搞个人独裁的野心，等等。实际上，上述这些看法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本质，因此原则上都是主观唯心和错误的。
历史证明，文革出现上述失控和失败的的根源，在于文革的理论和宗旨本身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具体地讲，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独占世界的“极端自私自利”的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天生地养的一对，它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渗透、相互制衡、共同发展，因此它们将来只存在同归于尽的问题，而不可能存在一个消灭一个或者“一个长生不老、一个死有余辜”的问题。所以，当中国共产党完全彻底地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治国时，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时，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内，必然会出现“阶级斗争无限升级的绞肉机绞肉式的自相残杀现象”。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无产阶级试图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知识阶级、独占天下。然而，而正因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必然是“相互渗透”的，因此也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试图消灭资产阶级和改造知识阶级的同时，也等于是在消灭和耗损自己。具体表现为：口号一个比一个左，手段一个比一个狠，最后的发展趋势必然让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无穷无尽的自相残杀中彻底磨灭。文革实际上就在中国的低层和上层同时演义了这种可怕过程。
文革的低层的典型是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团派作为忠诚于毛泽东文革理论和宗旨的红卫兵组织，开始是将在对待刘少奇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唐伟打成“托派”，接着将414派的干部打成反革命，再接着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414派的主要头头陈楚三扭送进公安局，再接着干脆将几十名414的头头和干部统统都打成反革命，最后发展到企图用武斗消灭414派，而最终结果，是蒯大富的团派则与414派一起被“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铁的手腕“捏得粉碎”。
文革的上层的典型是中共中央。众所周知，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压倒一切地主导中共中央，于是开始是打倒刘少奇派，接着打倒与刘少奇关系比较亲近的老干部，再接着是一批又一批地打倒中央文革内部的异己分子，再接着是打倒林彪集团，再接着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打倒行将离世的周恩来，最后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用“你办事我放心”的苯办法，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交给无德无才的华国锋，从而在毛泽东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演出了毛泽东的文革亲信“四人帮”被送上政治审判台的历史大剧。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文革当中，在中国不少的局部的地方，并没有出现像清华大学和中共中央内部那种“阶级斗争无限升级的绞肉机绞肉式的自相残杀现象”，例如在上海市、在韩爱晶所
在的北京航空学院、在王大宾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等等地方都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下面“关于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一节中将会深入地论述。简单地讲，就是因为在中国的上述地方，主导文革的派别，不是完全依靠反对刘少奇路线和执行毛泽东文革理论起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类似清华大学的414派那样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
所以，如果我们将文革上述规律性的“阶级斗争无限升级的绞肉机绞肉式的自相残杀现象”，与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历史联系起来，再与世界各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那么完全可以逻辑地推定，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无疑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包括文革的理论和宗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违背社会发展规律，除此之外其它任何的原因都是派生性的非本质的原因。

五、关于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

关于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在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中更不可能揭示清楚。
其实，最集中地显示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的文革历史事实，就是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展示的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清华大学文革背景。
根据我在文革中的实际了解和感觉，我认为毛泽东原来是派周恩来直接过问清华大学文革的，所以给蒯大富平反的过程，是经周恩来之手完成的。后来，可能因为两件事请让周恩来不再直接过问清华大学的文革：一件事情，是蒯大富受张春桥的直接指使，骗斗王光美，因此让周恩来很不高兴，周恩来可能从此认定蒯大富品行不正派；另一件事情，是清华文革414派在中央号召全国造反派实行大联合的形势下，居然敢开顶风船，公开与团派在组织上决裂，由于周恩来的思想与414思潮在本质上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周恩来为了避嫌，不再公开踏进清华。不过，面对清华两派长期无法实现大联合的局面，周恩来曾经建议对清华大学进行军管，可是周恩来的这个建议迟迟没有被毛泽东采纳。一直到了清华文革两派震惊首都的百日武斗不分胜负时，毛泽东才被迫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正因为如此，正如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揭示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的过程，不是正常地通过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展开的，而是毛泽东直接操控的。结果，一方面由于直接接受毛泽东有关指令的干部，处理清华文革事务的水平欠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对蒯大富这个文革群众英雄坚持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原则的彻底性估计不足，结果酿成了清华文革团派向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的重大流血事件。至此，清华文革发展到了常人很难收拾的地步，因此毛泽东不得不直接动用自己的最高权威，破例通过直接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来收拾清华红卫兵运动之残局。所以，我认为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政治背景是很不简单的，甚至我认为，在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毛泽东破例反复对我这个23岁的大学生撰写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进行批判，主要不是在批判我和我们414派，主要是在强词夺理地批判周恩来的文革思想，从而掩盖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文革思想在清华大学进行的文革实验惨败的客观现实。
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我与韩爱晶撰写的《清华蒯大富》一样，只是对于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政治背景疑问多多，因此一直在逻辑上理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头绪来。后来，经过长期的研究，我终于通过顿悟真正搞清楚了文革派别斗争的阶级实质，因此自然而然也就在逻辑上理顺了毛泽东召见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的政治背景和内涵，有关的内容大致如下：
【1】人类社会适应和改造外在自然环境的能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社会生产力”。按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划分，人类社会的成员必然存在三个阶级：一个是依靠“劳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这就是包括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阶级在内的劳动阶级；二是依靠“积累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这就是包括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财产阶级；三是依靠“处理信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阶级社会都存在的知识阶级，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就属于这一个阶级，现实的公务员、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教师、医生等等、凡是依靠知识服务社会的人们，都属于知识阶级。
【2】可以说，在原子能和计算机发明之前，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决定了，知识阶级还不是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那种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知识阶级只能在帮助财产阶级主导人类社会的过程中起助手作用。而在原子能和计算机发明之后的现代，知识阶级终于成为能够主导人类社会的阶级。例如，现代社会的发展，本质上已经主要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而是主要依靠知识和创新。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世时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成员，不过历史决定了邓小平在提法上，仍然只能将知识分子归结为所谓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邓小平的阶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按照是否拥有生产资料划分阶级的阶级概念，而不是我讲的按照社会成员自在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划分阶级的阶级概念。
【3】所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原则上并不只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方式、联合知识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文革的政治派别原则上分为三个派别，而不是两个派别：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文革的主导派别；
接着，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是文革的辅助派别；
最后，资产阶级保守派是文革的对象派别。
具体地讲，在文革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周恩来派是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文革的清华大学：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414派是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刘涛为代表的派别是资产阶级保守派。
按照文革中的中共中央和清华大学的分派原则，全国各地实际上都应该分为上述三个政治派别。关于这一点我在文革中已经不自觉地意识到了，所以我在自己的文革大字报《414思潮必胜》中，已经认定文革中的政治派别存在规律性，而且文革的政治派别不是只有两个派别，而是存在三个派别。只不过当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还没有意识到414派是不自觉的代表独立的知识阶级的必然的政治派别，所以当时我对毛泽东批判《414思潮必胜》的发问（无产阶级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只有414？），一时间还回答不上来。一直到了1997年我通过顿悟创生知识阶级的世界观核心“统一论哲学思想”以后，我才能够正确和明确地回答毛泽东了：
“毛主席在天之灵您好！我作为您领导的清华文革中的红卫兵，现在已经能够回答你当年批判《414思潮必胜》时对我的发问了。你老人家当年说得很准确，无产阶级打江山就是不能坐江山，坐江山的确实只有不自觉或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或当权派，即414派或周恩来派！”
【4】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的本质差别是什么呢？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的本质差别，就是我在前面已经讲了的，清华文革团派的“大翻个论”与414派的“红线主导论”的分歧体现的本质差别。为了加深读者的记忆，我再讲一下清华文革团派的“大翻个论”与414派的“红线主导论”的分歧实质。
简单地讲，团派的“大翻个论”不承认脱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存在；而414派的“红线主导论”实质上情不自禁或不自觉地认为“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是应该超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具体到治理社会上，团派与414派的上述分歧就起作用了。团派将“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在内部派别斗争中坚持到底，因此团派不可避免地会无止境地分裂和裂变，所以我将“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治国的方略，称之为“社会删除法”，用此方略治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只能最终彻底地被自我绞杀的绞肉机绞死。而414派情不自禁或不自觉地超越阶级斗争地坚持“为人民服务”或“解放前人类” 治国的方略，实质上就是情不自禁或不自觉地坚持知识阶级祖先的“阶级制衡或阶级合作”治国的方略，我将知识阶级祖先的“阶级制衡或阶级合作”治国的方略称之为“社会综合法”，其核心意思就是孔子和柏拉图讲的让天生地养的社会诸阶级，各安天命、各得其所、相互制衡、和谐相处。用这个方法治国，社会原则上必然越治越壮大、越治越发达。
【5】所以，在文革当中，凡是与团派类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导的单位，一般地说，很难真正实现大联合。例如，文革中的中共中央和清华大学就是两个最典型的单位。在文革当中，凡是与414派类似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主导的单位，一般地说，都比较容易实现大联合。例如，上海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就属于414派主导的典型单位。讲到这里，有一点应该注意，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而言，他们在本单位可以是类似414派这样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但是他们到了上层，因为外在环境和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则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或当权派。例如，韩爱晶和张春桥就是这么一种历史人物，在本单位他们是一把手，表现为类似414派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的阶级属性，一旦离开本单位成为毛泽东直接指挥下的红卫兵领袖或中央文革成员，就表现为类似团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属性。

六、关于清华文革武斗的责任

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将清华文革武斗的责任归结为清华两派群众组织的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事实上清华大学文革武斗，是毛泽东企图论证“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的文革理论和宗旨的最典型的文革试错实验的必然的部分。正因为如此，清华大学文革武斗不仅理论上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必然，而且实际上完全是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诱导和掌控之中。所以，清华武斗最后以周恩来早已经建议和提出的“军管”而收场，本身已经集中展示了毛泽东领导的文革试错必败之大势，虽然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红卫兵领袖时，面对着周恩来，对文革必败之大势，仍然借批判《414思潮必胜》为由，强词夺理、死不承认。
关于清华文革武斗的历史责任完全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证据是非常充分的，我总结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文革的理论和宗旨，注定了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权动用包括武斗在内的任何手段，夺取政权和保卫自己的政权。
【2】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实际上具体地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取政权和确保自己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如何在政治上合理合法地使用武斗这个暴力手段。换言之，江青的“文攻武卫”的口号，明确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采取武装斗的方法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行为。
【3】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讲的毛泽东1967年2月1日关于不提倡武斗的指示，本身证明了毛泽东不是超阶级地反对武斗，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在此实际上将“帝王的王道和霸道有机结合”，预先界定好了武斗原则上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挑起的，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有必要挑起武斗时，预设好政治退路。
【4】毛泽东在1968年召见红卫兵领袖时，明确地告诉包括414派的右派，如果右派依靠武斗战胜了左派，毛泽东将亲将自指挥人民解放军包围和解决他们。
【5】蒯大富自己也承认，中央文革处理北京大学等单位通过武斗消灭对立面派的示范事件，是他领导的团派下决心在清华挑起武斗解决414派的起因。
【6】在毛泽东1968年召见红卫兵领袖的讲话中，江青明确地讲，414派是反对毛泽东和反对中央文革的，所以蒯大富企图通过武斗打掉414派，从而在事实上旗帜鲜明地支持蒯大富企图通过武斗消灭414派的行动。
【7】根据414派的战士的反映，毛泽东的女儿曾经亲临1968年5月30日清华大学文革中空前绝后的大武斗现场观战，说明在当时毛泽东并不想制止清华武斗。
【8】毛泽东根本不在乎414派有多少战士在武斗中被团派打死，而只在乎414派通过搞抬尸游行和砸电线等活动扩大自己在武斗中被动挨打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而这一点正好证明了当年414派头头沈如槐、汲鹏在北京市区领导414派搞抬尸游行等活动，实际上有效地促进了毛泽东最终制止清华武斗。因此应该说，沈如槐和汲鹏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地为人民立了大功。
【9】关于清华文革两派大联合问题，周恩来早就建议过通过“军管”的办法，但是毛泽东非要搞到清华两派百日武斗难分胜负之后，才下决心对清华文革实行“军管”，显然是有意放蒯大富一马，期望蒯大富通过武斗自己解决对立面414派，从而论证他的“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的文革理论和宗旨。
【10】毛泽东1968年召见红卫兵领袖，完全是为了弥补他自己因为低估了蒯大富“造反有理”的彻底性，而造成清华文革1968年7月27日流血事件所犯的错误。因此毛泽东不但没有因为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挑起武斗造成清华内部人员伤亡和国家财产损失而处分蒯大富，而且连蒯大富打死打伤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人员也不予计较，足见毛泽东对于清华文革武斗的态度本质上根本不是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中讲的那样。
所以，我认为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到现在还在论证清华团派或414派应该对清华百日武斗负历史责任，纯粹是在玩儿童游戏。实际上，首先，清华文革武斗的责任问题根本不存在争论的余地；同时，更重要的是，清华文革武斗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根本不在于其责任的归属，而是在于它与后来华国锋、汪东兴为了迎合邓小平派和周恩来派的政治需要、轻而易举粉碎“四人帮”的事件联系起来，雄辩地证明了在现代中国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派根本不可能战胜知识阶级革命派，因为知识阶级是现代人类社会必然的主导阶级，虽然现代知识阶级从不自觉的状态成长为自觉或觉悟的状态必然存在一个历史过程。

七、关于对蒯大富的评判

韩爱晶在他的《清华蒯大富》中，对于蒯大富不能团结人的政治劣根性的批判不够正确和不够公正。因为蒯大富不能团结人的政治劣根性，归根到底不是蒯大富的个人英雄主义必然的产物，而是蒯大富坚定不移信仰的“造反有理”和“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必然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因为不能团结414派最终掌不了权，只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不能团结刘少奇、不能团结老干部、不能团结林彪、最终不能团结周恩来，从而成为孤家寡人、撒手尘寰的雏形。
当然，在团结人的问题上，毛泽东和蒯大富，在无产阶级的战略上水平和政治艺术水平方面，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过，这也只是是因为毛泽东和蒯大富两个人，一个作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另一个作为无产阶级的红卫兵，各自的人生因缘和阅历很不相同的缘故，而不是在不能团结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蒯大富两个人在阶级根源和世界观上，有什么质的差别。
关于对蒯大富1968年7月28日开枪打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表现，我过去是从蒯大富在毛泽东面前哭诉的“黑手操纵论”出发的。这一次看了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我发现自己过去对文革中蒯大富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这件事情的历史本质的理解还不到位，因为蒯大富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的直接动机，并不是什么用“黑手操纵论”可以解释的动机，而是蒯大富误认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要像文革中上海市解决“上柴联司”那样解决蒯大富领导的清华团派。由此可见，在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中，蒯大富坚持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思想的彻底性，比我过去用“黑手操纵论”理解蒯大富的开枪行为时还要彻底。所以，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让我更加坚定不移地认定文革中的蒯大富，的的确确是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思想的群众英雄。同时，文革中蒯大富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这件事情，向未来任何的当权派明确地显示一个无法颠覆的真理：当权派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需要，对老百姓进行剥夺或镇压，是酿成天下大乱之大祸的终极根源。
至于讲到个人主义，我认为，严格地说，个人主义人皆有之，因为个人主义（个体谋求自身的发展）和集体主义（个体适应外在环境）是人性内在必然存在的两个方面；而且从本质上讲，人的个人主义是从属于人的集体主义的，因为人不适应环境就谈不上个体自身的发展，而且最终必然灭亡；因此人的个人主义是人的集体主义不可回避和无可选择的载体或工具。正因为如此，对于人类历史上任何阶级或民族的英雄，后人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将他们雕刻为个人主义的英雄。所以，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将蒯大富不能团结人的政治劣根性，归结为蒯大富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仅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而且只能证明韩爱晶在评判历史人物问题上，还没有摆脱西方片面的人性论和有关的错误的历史观的束缚。

八、关于文革民主的历史误区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明确地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即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向”。我人认为韩爱晶关于文革的意义这个结论性的看法是错误的。
经过研究，我发现“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是
是资产阶级首席思想家卢梭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误区。可以说这个历史误区，后来套牢了包括马克思和毛泽东在内的全人类，也套牢了文革。就是到了今天，可以说也只有少数人彻底或者不彻底地挣脱了卢梭的关于“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误区。自然，我这里讲的“少数人”还不包括韩爱晶。
我认定“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是历史误区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如果我们将“当家作主”的概念理解人民为对家庭、国家或社会起“主导作用”的话，那么“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不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永远不可能出现。换言之，所谓的“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纯粹是欺骗大众或者自欺欺人的乌托邦。
首先，在氏族社会，虽然因为还没有私有财产，社会全体成员应该说都是劳动者，但是氏族社会决不是“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是代表氏族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生产孩子们的生产力）的母亲们当家作主的社会。
接着，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社会，于是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依次、分别作为他们所在时代和社会的“三个代表”的阶级，当仁不让地主导他们应该主导的社会。
现在，人类社会开始全面结束两极冷战时代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现代知识阶级作为现代的“三个代表”的阶级，实际上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主导现代人类社会。
将来，由于人类社会历史永远是用新的先进和高级的不平等替落后和低级的不平等的有序发展的历史，因此人民（全体社会成员）同时主导人类社会无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性质和品种是在不断更新和升级的，但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主导与非主导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矛盾，否则人类社会就会停止发展而自取灭亡。
【2】西方信仰和宣扬“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政治观念，完全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实现金钱挂帅的必由之路。因为人人都自发地为发财致富而奋斗终身，社会也就自在地成为金钱挂帅的社会。而历史证明，正如如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样，“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的的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金钱挂帅的社会，最终必然自在地发展为极度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即发展成为不断地发生恶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战争危机的社会。
【3】西方所谓的“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程序上是按照“民主的多数原则”治理社会的。由于“民主的多数原则”天然地排斥少数人的顿悟（率先觉悟）和创新，而人类社会归根结底是依托少数人基于全人类实践的积累实现的顿悟（率先觉悟）和创新的有序发展社会，所以西方的“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复倒退或维持原状的政治制度，它不可能适应现代依托创新高速发展的高科技生产力以及其福利社会经济制度，从而最终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4】“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本质上是私有制的产物，因为如果社会财产不是私有的或者根本没有私有的必要，人们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当家作主”的概念和需求。所以，如果将来人类社会能够像瑞典社会那样，依托福利社会经济制度将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从摇篮到坟墓”高质量地包起来，这样久而久之坚持下去，人们也就逐渐逐渐对于“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政治概念淡化、甚至最后完全遗忘。到那时，管理和治理社会，也就必然成为像医生治病一样的专业化的工作，人们也就不可能再像现在那样用“阶级斗争”、“贫富悬殊”等等的眼光去热衷所谓的“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了。
【5】关于“人民民主”或者“人民当家作主”的误区，在政治理论上的要害，是脱离“权威”和“法制”讲“民主”，因为它给人们一个错觉，好像“民主”是可以像天马行空那样独往独来的。实际上，“民主”与“权威”和“法制”在一样，是组成政治制度的三个必然的要素之一。换言之，“民主”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要素，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的另外两个要素“权威”和“法制”独往独来。所以，人类社会的民主是按照适应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分类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将来的合格的福利社会有将来合格的福利社会的民主。让我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的“大民主”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文革的“大民主”不是脱离“权威”和“法制”的天马行空的独往独来的民主。文革的“大民主”与任何人类社会的“民主”一样，是与“权威”和“法制”相互制衡的民主。文革的“权威”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权威，文革的“法制”虽然比较宽松，但是它比一般的法制，更具有暴力的强制性，例如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已经明示的《十六条》、《公安六条》等等。
第二，应该特别注意：文革的“大民主”与文革的政治“权威”和文革的“法制”三位一体实际上形成文革的政治；文革的政治由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统帅；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归根结底适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这就是文革中的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位一体的总格局。
第三，文革政治典型的民主形态或格局，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控制的中共中央的民主形态或格局。在文革中，毛泽东一直企图在他的文革实验场清华大学，如法炮制中共中央的民主形态或格局。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红卫兵领袖时讲，文革中清华团派与414派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比例应该是二比一，即团派出九个代表、414派出四个代表。这大致上就是在中共中央内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周恩来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的比例。然而，清华文革历史发展的进程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在中共中央周恩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可以助手的形态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但是在清华文革，414派无法接受类似中共中央的民主格局，甚至后来在百日武斗中，414派学习蒯大富的做法，将蒯大富打成“蒯匪”，根本就不承认蒯大富是清华文革中的权威地位。所以，清华文革的历史价值非凡，它以百日武斗的流血的形态，强硬地证明，即便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已经不可能屈从于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之下、而甘心情愿地充当文革的随从了。此外，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文革中，上海市、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等单位顺利通过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历史事实，更从反面论证了，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国家政权只有通过不自觉的知识阶级革命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才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稳定有序地发展和存在。
第四，由于人们惯于脱离“权威”和“法制”讲“民主”，因此人们往往错误地将民主和无政府主义捆绑在一起。在文革的无政府主义问题上，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也存在这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政治作为“权威”、“法制”和“民主”三位一体的系统，其治理社会功能的有效性，原则上决定于统帅政治的指导思想的真理性。如果统帅政治的指导思想，是当时代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必然体现，那么其真理性必然是无可反驳的。在这种条件下，政治系统内在的“权威”、“法制”和“民主”三位一体关系必然是稳定有序和有效的，其中的“民主”要素也就不可能与统帅政治的指导思想离心离德，出现无政府主义倾向。相反，如果统帅政治的指导思想不是当时代最先进的经济制度的必然体现，其真理性必然是可以反驳的，那么其中的“民主”要素也就必然出现与统帅政治的指导思想离心离德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清华文革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红卫兵领袖时批判的我的大字报《414思潮必胜》实际上就是文革中最典型的无政府之作，因为历史已经证明“414思潮必胜”实质上是对“毛泽东文革思想必胜”的挑战。还有，在毛泽东在召见红卫兵领袖时，韩爱晶公开向毛泽东提出，在百年后如果两派都通过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行派斗和分裂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也是不自觉地公开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进行挑战的无政府主义。而正因为《414思潮必胜》和韩爱晶公开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本人无法运用自己的文革思想进行有效的反驳，所以文革中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无政府主义倾向也就不可避免了。所以，文革中红卫兵运动无政府主义的根源，不是什么“民主”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而是统帅文革政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不能正确有效地统帅和控制“权威”、“法制”和“民主”三位一体的文革政治系统。
总而言之，在《清华蒯大富》中，韩爱晶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即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向”是不正确的，“人民民主的方向”是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一种似是而非的乌托邦式的历史的误区，它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九、关于文革的历史结论

文革实质上是人类社会告别两极冷战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最后的试错环节。这就是文革的历史实质。关于文革的历史实质问题，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根本没有自觉地揭示和论述。我认为这是《清华蒯大富》作为文革历史的记实著作，最不到位之处。
关于文革是历史的试错之实质，我在很多著作和文章里面都有过反复的论述，在此我将有关的要点再重复一下：
【1】文革是人类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历史事件
正如前面所讲的，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宗旨合二为一，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无产阶级能够依靠枪杆子打江山，无产阶级必然也能够依托无产阶级专政坐江山”。
首先，文革前对于中国而言，“无产阶级能够依靠枪杆子打江山”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从理论上讲，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必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抗，从而必然导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具体到我们中国，主要体现为两条：第一条，蒋介石政权一方面拒绝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另一方面又顽固地用暴力镇压积极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共产党；第二条，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国际市场大规模地入侵中国。而正是因为这两条，才导致共产党在1949年成功建立新中国。
接着，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前坚持认定“无产阶级必然也能够依托无产阶级专政坐江山”？从理论上讲，西方民主思想作为当时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想，无法有效地反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使得毛泽东不可能从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极左的失误中吸取教训；从实践上讲，毛泽东作为原则上依托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成功打江山的胜利者，必然会顽强地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将无产阶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进行到底，从而试图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寻找最终的出路。
综合上述两方面，无疑可以下结论：文革作为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和试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劣根性的最后的试错实践环节，是历史的必然！
【2】文革是人类历史上必然失败的历史事件
关于文革必然失败的原因，总的讲就是“包括文革的理论和宗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违背社会发展规律”。有关的具体内容，我在前面“关于文革的劣根性和失败的原因”一节中已经讲清楚，在此不再重复。
【3】文革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必须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之所以讲“文革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必须发生的历史事件”，是因为文革在客观上有两个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一个巨大的历史作用，是前面已经讲的，以文革这样的集中又激烈的方式相当充分地揭示了“包括文革的理论和宗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本身违背社会发展规律”，从而加速了人类社会在思想上淘汰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第二个巨大的历史作用，是文革事实上大大地锻炼和强化了中国知识阶级革命派：一方面直接增强了知识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实力；另一方面在理论上猛烈地促进了知识阶级革命派加速完成对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顿悟和创新。清华大学的学子，通过文革，涌现大批的国家高级干部和创生“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文革第二个巨大的历史作用的铁证。
所以，应该明确地肯定，文革客观上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向构建福利社会与和谐世界过渡的速度。
【4】文革是历史的伟大的试错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我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必然、必错和必须”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试错。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再论“文革是历史的试错”》一文中作过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中有三个要点在此再重复一下：
第一，正因为文革史无前例的试错，文革的理论和宗旨，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创新思想，是支持文革的人们和阶级必然认定是正确的思想，同时也是反对文革的人们和阶级无法有效反驳的思想。这也就是刘少奇至死也不承认自己反对毛泽东和反对文革的原因；也是周恩来在文革发动时全力以赴紧跟毛泽东的原因；最后，还是毛泽东能够用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迅速点燃文革的熊熊烈火的根本原因。
第二，正因为文革史无前例的试错，所以对于文革试错实践的过程、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事前根本无法预测。实际上，关于文革，就是毛泽东自己也经常被其搅得不知所措。历史已经证明，诸如，1966年8月以后，保守派势力以暴力的方式对文革所进行的全面反扑；1967年“7.20事件”的爆发；1968年7月27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下令向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开枪；最后，文革以华国锋在35分钟内逮捕“四人帮”而告终；等等重大事件的出现，都是毛泽东本人始料不及的。所以，任何人只要他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在文革面前顶多只能当一个可能比较正确也可能不正确的“事后诸葛亮”。
第三，正因为文革史无前例的试错，文革原则上不可能全面正确地把握试错实践对象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对立统一的全过程，因此文革实践必然是人类社会的片面、错误和失败的实践。其中最根本的错误是不能正确对待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之所以讲，文革采取打倒的方法对待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错误的，是因为走资派代表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是必然和必须的阶级。
总而言之，我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必然是通过不断的试错有序发展的历史，因为没有失败的试错，就没有成功的创新，同时也就没有人类今天拥有的一切和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换言之，人类的试错实践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根本。所以，任何头脑清醒的共产党人对待文革，都必须如同成人对待幼童学步跌跤一样，不敌视，不刻求，并坚定不移地站在“三个代表”的大公立场上，为了人类的未来，去正确总结和记取文革有关的经验教训。甚至更加明确地讲，正确对待文革，实际上也是检验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仍然坚持立党为公的基本原则一个历史性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四十多年来，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定和宣传：文革虽然失败了，但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显示的伟大的试错和创新精神，是永垂不朽的，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结束语
（韩爱晶的世界观给我们的启示）

由于文革历史与任何历史一样，永远的人们运用自己的世界观雕刻有关的历史资料的产品，所以不管韩爱晶自己如何表白自己撰写的《清华蒯大富》如何地“忠于事实”，人类的认识规律决定了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不可避免是韩爱晶的世界观主导的文革著作。因此，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之所以是到今天为止是最值得阅读的一本有关清华文革的记实著作，除了《清华蒯大富》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文革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定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华蒯大富》展示的现实韩爱晶的世界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现实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现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现实中国的政治动向，韩爱晶在他的《清华蒯大富》中，一方面从文革大民主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恶果出发，感性地认定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另一方面，韩爱晶从理性出发，又不遗余力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明确地指明了人类的方向即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向”。 然而，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主导世界的历史大前题下，在中国坚持韩爱晶讲的所谓的人民民主方向，其必然和唯一的结果，只能在中国复辟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历史必将会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决不可能是韩爱晶跟着西方普世价值观一起鼓吹的所谓的“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的方向；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必然是构建“知识阶级主导下的，通过诸阶级的和谐制衡、高水平地适应人类社会外在自然大环境的福利社会”。由此可见，韩爱晶在他撰写的《清华蒯大富》当中，一边感性地拒绝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边又理性地鼓吹西方的“人民民主”或“人民当家作主”，说明在韩爱晶的世界观当中存在致命的政治悖论。
因此，我认定现实韩爱晶的世界观，原则上还是在卢梭发明的关于人民“主权不可分割“是历史误区当中徘徊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的混合体。换言之，按照我1997年创生的现代知识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统一论哲学思想”，现实韩爱晶应该说还没有建立现代正确的知识阶级的世界观，所以我称现实的韩爱晶为中国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
同时，更重要的是，依据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和体会，我认为，中国现实的最严重的问题，很可能不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和政治上的自由度小，而是必然主导现代中国历史的中国广大的老、中、青知识阶级分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是自觉地用现代先进的知识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觉悟或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而是大体上类似现实韩爱晶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民主思想之间搞折衷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这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现状，对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改革开放方向和中华民族正确有效地崛起，甚至对于人类社会告别两极冷战时代向构建福利社会的和谐世界过渡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没有能够有效地福利社会化的历史大前题下，中国的不自觉的知识阶级分子自在的和平演变方向，只能是充当西方民主思想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解体中华民族的俘虏或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中国彻底摆脱西方民主思想（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比较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束缚要困难得多。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在理论上确确实实地拨乱反正，从而彻底告别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普世价值观，并自觉地在对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知识阶级的正确世界观。非如此，中国的知识阶级分子不可能顺利完成知识阶级必然主导现代人类社会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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