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


赵元三


　　1966年11月底，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是在怎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事实与真相如何?
　　笔者是事件亲历者，事后又做了核实、研究，现忆述于下。
　　
　　1.上海红卫兵：要批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
　　
　　(1)《红卫战报》：“《解放日报》是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
　　在上海市各界革命造反派和北京来沪各路红卫兵声讨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上海的红卫兵也被鼓动起来了，他们也要揭露、批判市委的资反路线。在上海各路红卫兵组织中，最大的一个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该组织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几乎囊括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等上海各著名高校的红卫兵造反派。主要负责人有复旦大学的学生马立新，还有劳元一等。其他红卫兵造反组织还有同济大学的“东方红”(负责人陈敢峰等)，交通大学的“反到底”(负责人严步东等)，以及中学系统的“中学红代会”、“中串会”等。
　　“红革会”和上海红卫兵总司令部合办了一张报纸叫《红卫战报》，对开一大张。办报人都是各高校大学生中的笔杆子。其中有一个人叫吴鸿业，复旦大学新闻系高年级学生，曾来解放日报社实习过。《红卫战报》1966年11月下旬一期即第九期刊登了一篇揭露、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长篇文章。另外，《红卫战报》认为，《解放日报》作为市委机关报，已变成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2)“红革会”：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
　　照中央精神，各地的红卫兵报纸，由各地方的新闻、出版、教育部门负责免费印刷。《红卫战报》是由解放日报社代印的。发行，原来由“红革会”自己负责。
　　“红革会”于11月27日，向上海市邮政局报刊发行处提出，11月28日出版的《红卫战报》第九期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理由：A、因为这一期《红卫战报》刊登了批判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重要文章；B、市委应该端正态度，自我消毒，改正错误；C、《解放日报》已成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的工具，也应该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D、造反报由《解放日报》附送，已有先例——此前，“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以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理由，要求把他们出版的《革命造反报》，夹在《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市委欣然同意，并于11月25日照办不误。
　　就在这时，《红卫战报》第九期60余万份已经印好，“红革会”提出照先例将这期报纸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不料，却遭到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邮局的断然拒绝。拒绝的理由是：《革命造反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市委没有认真听取邮电局职工和《解放日报》广大读者的意见，贸然同意”，“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市委主要领导人当场做了检讨”，“邮电部门还就这件事做了检查”；所以，不能再同意《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了。
　　“红革会”要求遭拒绝，愤愤不平。他们再找市委领导联系，已联系不上了。找解放日报社党委，党委书记马达已“失踪”，只有一个前不久刚提拔为副总编辑的党委委员王树人在主持日常工作。王树人为人温和，言语不多，说是书记联系不上，他自己没肩胛答应附送。他既不敢说市委不同意，也不敢说报社党委不同意，只是同红卫兵打打太极拳而已。“红革会”眼看着已印好的60多万份第九期《红卫战报》无法发行，逐渐情绪焦躁不安起来了。
　　(3)市委坚拒附送，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
　　1966年11月29日黄昏，我刚在报社食堂吃过晚饭，有同仁告诉我，报社来了一小批红卫兵，与党委继续交涉附送《红卫战报》的事宜。只见三楼会议室里有十几个红卫兵，大礼堂、总编室门口走动的也有七八个，总共不过二十几个红卫兵。仔细看他们的袖章，大多为“红革会”的，部分为“红总司”的，少数为北京来的。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报社一方有王树人，以及“文革筹”的负责人，几位支部书记。有两个红卫兵不断走到别的办公室，用电话将谈判情况向“红革会”：总部汇报。
　　我挤入谈判现场旁听，红卫兵反复强调：今天，他们是奉“红革会”总部之命，来落实《红卫战报》随当天《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事。否则，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革命措施。谈判一直持续到半夜子时，仍然没有进展和结果。
　　零点敲过，二十余位红卫兵谈判代表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嗓门也大起来。他们说：你们报社党委必须尽快答应红卫兵的合理要求；否则，我们的忍耐已经到限了；我们将要采取革命行动与措施，使你们30日的《解放日报》也不能发行。
　　解放日报社党委代表们听了红卫兵最后一句话，感到压力了。因为《解放日报》的印报车间主体就在底层，若30日印好的《解放日报》当天发送不出去，就要出大事情了。上海《解放日报》自1949年5月创刊以来，没有一天停止出版或发行过。如果有一天人为地中止出版或发行，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这样的事件一旦发生，责任由谁来负呢?
　　报社党委谈判代表一面继续与红卫兵谈判代表周旋，一边派人溜到有直线和红机(保密机)的房间，与马达秘密联系。马达感到事态严重了，在秘密地点又向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做了汇报。陈丕显与曹荻秋商议后，叫秘书避开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做了请示。一个月后就被毛泽东、周恩来赶下台去的陶铸指示：“群众组织的报纸与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解放日报》就是停刊一个月，也不能同《红卫战报》一起发行”。陈、曹坚决地执行了陶铸指示。
　　30日凌晨一时，陶铸的指示，陈、曹的意旨，通过马达传达到报社党委谈判代表耳中。党委坚决地回绝了红卫兵的要求，谈判到此宣告结束。报社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莫测、将要发生大地震的味道。
　　30日凌晨一时半，一队红卫兵，约五十余人，排着整齐行列，由汉口路274号报社大门进入。进入报社后，把印报车间大门，沿马路的发报间门洞、供卡车进出的弄堂的大门封锁起来。这样，即将开机印刷的11月30日的《解放日报》就不能装上邮车，也不能运送到市内、市外去了。
　　30日清晨四时许，我感到今夜不能睡觉了。我到食堂去买了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碟酱菜。囫囵吞下后，即跑到274号大门外去。见大门东首发报间有一辆绿色邮车，在等待后知道无法装成捆报纸了，即无奈地开走了。五分钟之后，又开来另一辆邮车，同样被红卫兵告知：今天有特殊情况，不能发报，又无奈地开走了。
　　30日清晨六时报社周围出现一些察看情况的稀疏的人群。有些像公安文保便装人员，也有一些别着“工人赤卫队”、“工人造反队”袖章的人。这些人都在四外逡巡，察看动静。
　　30日清晨八时，进入报社的一批红卫兵，约有20余人，他们用过早餐后，接替了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夜里封锁发报间的红卫兵分批用过早点后，陆续到报社编辑部、工管部大楼走廊去看大字报，有些人还把其中一些抄下来。
　　(4)“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和“我们要保卫党报”
　　30日上午九时，报社日班职工600多人上班到齐，纷纷相告昨夜今晨报社内发生的事变。有的惊讶，有的默然，有的气愤，有的深思，有更多的人拿起电话，把消息传给社外的亲朋好友，或有关方面。还有社内的红卫兵也不断同总部、外界联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事变很快就传遍了全上海的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各群众组织。报社周围马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和群众组织都把触角伸到汉口路274号的围墙内外来了。
　　最令人注目的是号称有80万队员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在解放日报社周围出现了。“上海工人赤卫队”，我们上面介绍过，是市委一、二把手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下成立的一个工人群众组织。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保卫上海市委。当时被称为“保皇派”。在不久后发生的“康平路事件”中就有最突出的亮相。
　　从11月30日起至12月2日，报社四周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的人也越来越多。工人赤卫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报社周围建筑物上装了十几个高音喇叭，日夜轮番广播宣传他们的观点，或高呼口号，或向报社内的“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进行喊话、策反、劝降。大喊大叫“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解放日报》!”、“我们要保卫党报!”的口号。寓意是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否则我们要攻进去把你们赶出来!后来就干脆直喊：“你们必须从解放日报社内撤出来，不要影响党报编报、印刷、发行!”有的还喊：“你们必须尽快从里面撤出来，否则后果自负!”
　　报社内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骨干人物，多次乘社内红卫兵不备，向社外的工人赤卫队打手势示意，甚至喊话，要他们攻进报社来。12月1日下午一时，汉口路286号报社侧门曾一度被冲破，涌进数十名赤卫队员。
　　
　　2.红卫兵争取内外援军
　　
　　陆续进驻解放日报社内部的“红革会”红卫兵，总共只有一二百名，“工总司”进来的工人造反队员只有一二十名。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与危险：外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赤卫队员包围，他们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内有跟解放日报社党委跑的一批骨干人员，他们坚决反对红卫兵进入报社，不断给红卫兵出难题，设障碍，甚至利用报社内工人对付红卫兵，特别是想开门迎接赤卫队员入内把红卫兵强行逐出报社。一场攻守之战、流血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红卫兵亟须内外两重力量支援，才能坚守下来，以实现他们的目的。
　　(1)解放日报社造反派宣布“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试图同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联系，以争取他们的支持。30日上午，“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领导机构“中心组”召集会议，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研究了局势，做出了支持红卫兵的决议。我是“中心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议：红卫兵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要求将《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情合理的；工人赤卫队包围报社、围攻红卫兵是错误的，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以上决议以《四点声明》的形式，在报社内部用大字报公布，又排成铅字、手工印成小传单数百份，向报社内外群众中散发，立即受到红卫兵的热烈欢迎。
　　(2)解放日报社冒出“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
　　解放日报社党委背后有陈、曹的支持，陈、曹之背后还有陶铸的支持。他们支使一些紧跟党委的骨干分子，以编辑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红色造反兵团”；以工厂部为主体，成立了“解放日报工人赤卫队”。二者分别与“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和“解放日报工人革命造反大队”相对抗。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将红卫兵从报社内部驱逐出去。
　　报社的“红色造反兵团”和“工人赤卫队”以“报社革命职工”名义发出一个“最最紧急呼吁”，要求红卫兵三条：“一、非解放日报社职工立即撤出报社；二、《红卫战报》发行办法再继续协商；三、在没有达成一致协议前，《解放日报》可以迟几天发行。”红卫兵对此不予理睬。
　　(3)“工总司”和红卫兵增援“红革会”
　　从11月30日早晨八时起，不断有小股“红革会”红卫兵和“工总司”属下的工人造反队员进入报社。但数量不多。当获悉赤卫队总部准备发起内外结合的总攻时，“工总司”和“红革会”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增援行动。
　　12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工总司”调来大批工人造反队员，还有“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京沪红卫兵造反组织，约有五六百人，冲破赤卫队的薄弱的封锁线，进入报社。报社内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总数激增至1000余人，超过了解放日报社全体职工的数量。这就使报社食堂的伙食供应增加了一倍多的任务。再加大楼被封锁进出，蔬菜运不进，所以，除保证每人每天三顿米、面主食外，八天九夜的蔬菜很少，只好以咸鱼唱主角了。
　　增援部队进来后，和报社内先进来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一起，成立守卫报社的指挥机构，叫“火线指挥部”。“火线指挥部”指示，不仅对报社外面围攻的工人赤卫队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而且对报社内部企图阻止、破坏防卫的行为，派人严密监视，一经发现，严肃处理。早在前两天，已有三个紧跟党委的人物被他们盯上了。一个是夜班编辑部的支部书记丁××，红卫兵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几个小时。文艺部编辑王××，对报社外面围攻的人群说：“同志们，我是解放日报社的，我欢迎你们上来!”红卫兵指出他挑动外面群众进来“群众斗群众”，同他辩论了半天加一个晚上。还有一个编辑史×，拿了手提喇叭到党委办公室窗口向围攻的人群喊话，红卫兵说他煽动群众冲击大楼，在夜里开会对他批判。
　　(4)激烈的攻守之战
　　“《解放日报》事件”历时八天九夜。从外到里、从里至外，从形式到内容，可归结为四个字：攻守之战。
　　外面的赤卫队和一部分群众，要攻进汉口路274号和286号两座连体大楼，把占据大楼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赶出去，恢复《解放日报》的发行。而大楼里的“火线指挥部”则是指挥红卫兵和工人造反队员守住大楼队，阻止《解放日报》发行，直至市委答应要求为止。
　　外面想从哪些途径攻进来呢?一是门，二是窗，三是顶。里面则针锋相对，守门、守窗、守顶。门有五个：274号门，286号门，发报间的门，发报间门与274号门之间有一个供大卡车进出的弄堂门，还有286号的后门。这些门，在11月30日红卫兵进驻当日就都防守起来了。但防守不严。12月1日中午一点钟左右，286号门一度被冲开，人群直往里涌，朝楼梯上冲。好不容易才重新封堵起来，并把冲进来的人劝说或推了出去。2日，又发生赤卫队用卡车上的又厚又重的跳板冲击274号门的激烈的攻防之战。工人造反队用竹竿从二楼窗口反击进攻者，迫使他们中止了攻门行动。“火线指挥部”总结了两天的教训，加固门防的工事，把防汛用的器材翻出来，加固门防。有很厚的木板、顶梁柱，还有沙袋。另外，还预防万一人群冲进来，开启消防龙头去冲进入者。窗的攻守战，主要在二层和三层窗口展开。工人赤卫队多次用长梯架到报社汉口路朝南房间的窗口，试图破窗而入。有两次，红卫兵把长梯推翻，使长梯带人倒向马路南侧去了。工人赤卫队用的武器是多种多样的，铁棍、木棒、铁锹、杠棒等等。而楼内红卫兵的武器则是工人撬滚筒纸(新闻纸)用的带小弯的铁棒，还有一些钢筋、铁条，再就是各办公室都有的扫帚了。新来的工人造反队员中有几个是复员军人，他们经过军事训练，有些战斗知识。他们提出要控制制高点——楼顶。286号楼顶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平台，他们说这里必须日夜设观察哨，观察大楼四周、马路动静，特别是要注意从其他民房向报社大楼发起的偷袭或进攻。因为报社大楼西、北两面都是同民房相连的。
　　攻守之战，每天都有发生，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十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喊叫，使人心烦意乱。“红革会”和工人造反队几次在半夜里冲出大楼，偷拆、强拆高音喇叭。如交电公司的喇叭被拆走了十多个。
　　八天九夜的攻守之战有没有伤亡?亡，绝对没有。伤，有的。但没有见过现场统计。解放日报社保守组织“红色造反兵团”的传单中有这样的话：“许多群众被他们击破头，打伤了鼻子、眼睛，有的被打得昏迷过去。前来拉救受伤者的救护车日有数起。”
　　大楼里增员到1000余人后，办公室已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大楼四外的马路上围观群众已达日均三四万人。
　　上海市民的舆论已达到沸点了。上海的第一号报纸——市委机关报，居然四、五天见不着面了，这是17年来闻所未闻的特大新闻!党报怎么样了?上海市党委怎么样了?
　　
　　3.韩哲一、李干城到报社劝和
　　
　　(1)“火线指挥部”坚持要市委出面谈判
　　从11月29日夜开始，三天三夜过去了，红卫兵不仅没见到任何市委负责人，甚至连报社党委负责人马达的面也没有见到。“火线指挥部”认为，报社党委已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了，必须由《解放日报》的主管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派来代表到报社谈判。
　　直等到12月2日晚，中共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市副市长李干城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文焕来到报社。他们的车子在离解放日报社不远的马路上停下，由保卫人员护卫下，穿过人山人海，走到汉口路286号后门。后门也是封死的，但在门的中部挖了一个洞，足可供一个人进出。韩哲一等一行人就是从这个门洞中进入解放日报社的。
　　(2)韩、李以劝为守，不答应红卫兵要求
　　韩哲一等一行到报社来，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劝说。“谈判”者，双方都准备好、带来条件。火线指挥部一方的主要条件是明摆着的——就是要《解放日报》附送第九期《红卫战报》。但韩哲一等一行恰恰没有带来同意这个条件的市委意旨。韩等三人对“火线指挥部”的条件既不敢否定，也不敢答应，只是劝说你们先撤离《解放日报》再继续谈。韩哲一谈了一天一夜，说身体不适，先行退去。李干城与蒋文焕又续谈了一天，也无果而离去。总的来说，还是和平谈判，文明谈判。当时的谈判都做了录音。
　　
　　4.中央文革的指示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到北京中南海，立即引起中央的关注。这些渠道中，非官方的北京来沪红卫兵，《解放军报》来沪记者等，起了重要作用。这些渠道上报的情况，同市委上报中央的情况，立场、观点大相径庭。他们认为：《红卫战报》批评市委的资反路线、批评解放日报社执行了市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卫兵要求《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要求；而市委拒绝红卫兵要求，怂恿赤卫队围攻红卫兵，是推行资反路线，势必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六天对事态的观察，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得出结论：上海“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通过《红卫战报》批判上海市委、解放日报社党委的“资反路线”，大方向是革命的、正确的；红卫兵要求《解放日报》附送《红卫战报》是合理的；“《解放日报》事件”是因市委拒绝红卫兵合理要求而引起的；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上海市委发出指示：申明以上意见，并责成上海市委，端正态度，不要同红卫兵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对立，要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动员包围报社的群众组织撤离，进驻报社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自然也会撤离。
　　当晚，上海市委研究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认为应当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停止执行陶铸以前的指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即派出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宋季文，赶到解放日报社，同“火线指挥部”进行谈判。这是一次真正的谈判。“红革会”以《三项决议》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的要求。“工总司”则以《四项要求》的形式表示了自己的条件。王一平、宋季文分别、联名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并写上“同意”。这就算答应了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的“革命要求”，“《解放日报》事件”终于走上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项决议”包括：“《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包括零售户)；‘允许我们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的社论底稿和其他材料、指示等等”’。“四项要求”第二项：“市委必须责成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革命行动。如果干涉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第三项“‘《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事后，上海市委必须向我们革命造反派做公开检查。”
　　
　　5.外兵撤离
　　
　　1966年12月7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八天的《解放日报》陆续送到读者手中。《红卫战报》第九期也随报附送到读者手中。
　　9日清晨，进驻解放日报社内的各个革命造反组织，包括“红革会”、“工总司”，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同济东方红”等撤离解放日报社。



炎黄春秋 2011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