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片断


孟昭庚

　　一
　　
　　1959年4月初，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期间，毛泽东观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有个“南包公”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吩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说：“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4月3日晚上，毛泽东彻夜细读《明史·海瑞传》。第二天上午，他在全会上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毛泽东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家家皆净’，也被送进大牢里。后来，听说嘉靖死了，便大哭，把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可见，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宣传海瑞。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号召他们学习海瑞。并说，要请几个历史学家研究海瑞写些文章，宣传海瑞敢讲真话、刚直不阿的精神。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
　　不久，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和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之约，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可是，到了这一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开展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在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虽仍在提倡海瑞精神，但却把海瑞分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两类。他说：“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9月，吴晗听到八中全会的传达，立即根据毛泽东新的讲话精神又补写了《论海瑞》这篇文章，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此文的结尾特别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以表示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吴晗关于论述海瑞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曾演出过以海瑞为主角的《大红袍》。他读了吴晗介绍海瑞的文章后，很感兴趣，并想另排一出海瑞的新剧目。1960年初，应马连良及北京京剧团一些负责人的恳求，吴晗开始写关于海瑞的剧本。经七易其稿，到1960年底终于完成，定名为《海瑞》。在彩排过程中，不少同志都感到剧本写的只是海瑞出任江南巡抚期间的几件事，并非写他的一生，剧名为《海瑞》，题目太大，不如改为《海瑞罢官》更为切合实际。吴晗的老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去看吴晗，看了《海瑞》剧本，也提出剧名应加“罢官”二字，方为贴切。吴晗接受了，便在最后一次彩排时将剧名正式定为《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剧本于1961年1月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同时由北京京剧团正式排演。该团主要演员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等都在剧中担任了主要角色，阵容相当整齐，可谓珠联璧合。全剧共9场，以农妇洪阿兰一家的不幸遭遇来表现明代中期以后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剧中对海瑞关心人民疾苦、敢于为民请命的行为，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整个剧本对海瑞的颂扬着重在他的“抑恶扶良”方面。
　　毛泽东看过《海瑞罢官》演出之后十分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马连良，还一同用餐，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随后，毛泽东又说：“《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当天夜里，马连良怀着满心的喜悦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并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二
　　
　　毛泽东与吴晗颇有交情。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各民主党派立即响应，著名的民主人士纷纷奔赴解放区。吴晗早已向往解放区。但是，他又认为在白色恐怖时期留在北平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在此之前，吴晗帮助大批进步青年和党的地下工作者离开了北平，投奔解放区。这年秋天，国民党北平当局疯狂地逮捕爱国学生和民主人士。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城工部负责人崔月犁、张文松获悉吴晗已上了敌特的黑名单，便紧急安排吴晗立即离开清华园。吴晗携夫人袁震绕道进入石家庄解放区。11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会见了他。同他交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前途。吴晗当面将自己撰写的《朱元璋传》一书的修改稿呈送毛泽东看。正在指挥大决战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很快便看完了书稿，并就书稿意见，专致吴晗（辰伯）一信：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对吴晗如此敬重的毛泽东，为何在《海瑞罢官》上演不久，其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呢？
　　根源在于毛泽东提倡并力行的越来越“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政治路线，而江青、康生等人的煽风点火以从中取利，也有很大关系。
　　1962年，江青就想借《海瑞罢官》为题打开缺口。她找到了中宣部、文化部的领导，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但她并不死心，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但并没有为毛泽东所接受。随着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越来越严重，康生也相机进言，说《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有关。经江青、康生如此一番的煽风点火，毛泽东最终决定支持批判《海瑞罢官》。
　　1964年下半年，江青在北京亲自找评论家李希凡，布置他写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结果并未如意。江青知道自己的阴谋在北京难已得逞，于是专程赴沪，与张春桥秘密勾结，策划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
　　1965年11月10日，由江青出面组织，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由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以整版的篇幅抛出来了。据有关资料，姚文元这篇文章，毛泽东看了3遍，认为基本上可以了，才让江青拿回上海发表。
　　1970年12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华时，毛泽东跟他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经过：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来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江青后来自己也说，她为此“担了很大的风险”，“保密了七八个月”。
　　江青等人搞批判《海瑞罢官》的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和支持。文章发表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通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能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这篇文章的。”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违反了中央关于点名批判文章要经中央批准的规定。这篇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很快便导致了中央领导层的严重分歧。
　　
　　三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在1965年9月，吴晗就听到风声，说有人要批判他，正在积极准备着，他很紧张，便去找彭真。
　　“奇怪，我怎么不知道？”彭真听了吴晗的话后很严肃地说：“吴晗同志，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信那些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嘛。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杞人忧天嘛。”
　　“可是，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吴晗显得不好意思，嗫嚅地讲出了这句话。
　　“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党中央的主席也要讲真理！”彭真有些激动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了两步，说，“现在我们党内有少数人就喜欢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想靠批名家出名，捞资本。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几句话，使吴晗脸上的忧云为之一扫，便激动地告辞。
　　送走吴晗，彭真又坐下来重新批阅文件，不知怎的，吴晗那张焦虑、苍老的面孔总是在他跟前转悠。虽然安慰了吴晗，但他觉得，吴晗作为一个对历史颇有研究的素有涵养的专家，总不会听到一两句流言蜚语就焦躁不安吧？莫非他果真听到了什么风声？想到这里，他后悔自己刚才匆匆将吴晗打发走了，没有详细地问个来龙去脉。想到这里，他便约市委书记处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邓拓晚上到他家来一下。
　　邓拓一见彭真就问：“吴晗同志找你了吗？”
　　“我找你正是要谈这件事。吴晗今天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重要心事，你清楚吗？”
　　邓拓神情严峻地告诉彭真：“据吴晗同志讲，有十分可靠的人私下告诉他，说有人正在组织文章批判他5年前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彭真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问： “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压低声音，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彭真两手重重地拍了下沙发扶手：“又是她！”
　　“她在北京找了两三个同志要写文章，有些人没有答应她，听说她到上海活动去了。”
　　彭真没有说话，起身在客厅里转着圈子沉思着，好大一会儿才说：“《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吴晗又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一个脚踏实地、忠诚刻苦的学者和同志。再说，海瑞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斗争勇气么，这又错在哪里？我说的不知对不对，邓拓同志。”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邓拓的情绪受到感染，也站起来说：“吴晗这个人我很了解，他在政治上很可靠，人也老实，批判他天理难容！”
　　彭真仰起头，盯着天花板思考片刻，缓缓坐在沙发里，低沉地说：“我要抽时间和毛主席好好谈谈，最近几年那个女人管事太宽了。我这个市长如果连手下的干部的正当权利都不能保护，还能搞好什么工作？那我这个第一把手就当得太窝囊了！”
　　彭真不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是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
　　登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汇报》一到北京，彭真震怒了：“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么？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刘少奇在中南海福禄居家中办公室里，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姚文元的文章，还专门叫秘书找了1961年1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海瑞罢官》的剧本翻阅，不时地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画着杠。
　　彭真跟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姚文元文章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太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作出了明确的反应：“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彭真于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指示北京报刊马上转载。《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向《文汇报》了解背景，也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在半个月里，地方上的报纸只有中共中央华东局所领导的《解放日报》、《浙江日报》等7家报纸因为得到指示而予以转载，其他报纸皆没有转载。
　　江青满以为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立即会在全国掀起波澜，可是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用江青的话讲“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
　　于是江青便到毛泽东那儿告状：“……从各地报上来的材料看，充分证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得到了彭真的指令，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指示上海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
　　毛泽东认为彭真在抵制这场批判，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些话给《海瑞罢官》的批判定了性。
　　
　　四
　　
　　姚文元名曰在“评”，实质是在批判《海瑞罢官》，他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剧本中的一些历史故事，如“退田”、“平冤狱”等情节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无中生有地诬陷吴晗为国内的反动派“翻案”，鼓吹“退田单干”风。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激起了广大读者和文化学术界极为不满。北京的翁独健、翦伯赞、胡愈之、周培源，上海的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著名专家、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姚文元有意陷人于罪，吴晗绝不会反党。
　　1965年11月28日下午3点，彭真根据毛泽东关于首都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集中央和北京各报刊领导人与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商讨转载的问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彭真的脸上冷若冰霜，他已经获悉，毛泽东已经为北京没及时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大动肝火了。看来批判吴晗已经成了当前牵动全局的大事，现在硬压是不可能的了。他为自己没能保护住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感到难过，甚至有一种失职的内疚。
　　“同志们！”彭真慢慢地说道，“现在我们讨论一下明天各报刊转载姚文元评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的问题。这场学术讨论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我们党有责任把这场讨论引向正确的轨道。”
　　讨论立刻激烈地开始了。有人的言词比较尖锐，有几个人公开站起来痛骂姚文元。
　　周恩来一直冷静地注视着会场的气氛。他缓慢地扬了扬了手，会场立即安静了。周恩来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嘛。”
　　邓拓气愤地说：“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这种辱骂和恐吓的典型。”
　　“是嘛？”周恩来侧着身子，那双炯炯目光转向邓拓，“那么，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而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们，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了他的失败命运吗？”
　　“对，发表他的文章，然后加上编者按，使读者增强免疫力。”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忧心忡忡地说：“《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在按语中讲，《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吴晗已经受不了了。如果北京各报都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吴晗同志的压力那就更大了。”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问。
　　邓拓说：“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又是来头，来头！”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子上一放，很不冷静地说，“为什么不讲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不禁皱起眉头对彭真说：“彭真同志，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望了周恩来一眼，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没有追问，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周恩来大声宣布：“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会议结束后，彭真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领导人叫到自己身边，郑重地说：“明天你们的报刊上都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了，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说到这里，他缓慢地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思索，然后突然转过身，坚定地说，“你们一定要在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是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要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
　　1965年11月29日和30日，《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终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人民日报》只是将其登在第五版“学术讨论”栏内。为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也发表了经彭真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修改、审定的“编者按”。“编者按”中说，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进行讨论”，且其中多次强调党对科学和艺术工作一贯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图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避免导致一场政治批判。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听取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会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5个人分别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在这次会议上，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会议一致通过了将这次讨论情况写成一个向中央汇报的提纲的决定。彭真指定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执笔起草。几天后，他们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五人小组包括康生都圈阅同意。
　　2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福禄居家中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常委们经过讨论，同意提纲的意见。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等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没有表示反对，只是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毛泽东又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
　　后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党，以指导全国学术讨论运动。
　　吴晗的命运并非如毛泽东所言的那样。
　　1966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市委安排吴晗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目的是为了把吴晗保护起来，让他暂避一下风头。
　　几个月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吴晗也就在劫难逃了。他被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学术权威而实行了专政，从心灵到肉体上都遭到摧残，几乎每天被揪斗、毒打，其情景令人惨不忍睹。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狱中，吴晗遭受到毒打和严刑逼供。
　　1969年10月11日，吴晗含恨离开了人间。


文史精华 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