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罗荣桓之子解读《吊罗荣桓同志》


王信霞


　　47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罗荣桓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在悲痛之余创作了那首举世闻名的吊唁诗——《吊罗荣桓同志》，以抒发心中的复杂情感，这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的一首悼念元帅并直接标明“吊罗荣桓同志”的吊唁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首诗引起了史学家的广泛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就此采访了罗荣桓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罗东进，罗委员饱含深情地阐述了他对这首诗的独特理解。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元帅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地站起身来，很低沉地说：“就在今天下午，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默哀毕，毛泽东接着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12月19日，毛泽东参加了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仪式。罗荣桓从秋收起义就跟着毛泽东，毛和他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罗荣桓元帅去世后，毛泽东主席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一生作诗词很多，怀念战友和亲人的悼亡诗词却很少，现今真正留存于世的，除了一首怀念亡妻杨开慧和战友柳直荀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外，就是这首七律了，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器重。
　　
　　诗歌应该是毛泽东1963年底创作的
　　
　　1978年9月9日，为纪念毛泽东主席逝世2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3首诗词，其中就有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并附手迹。“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诗。”罗委员告诉笔者，“当时，我就问我母亲‘您过去知道吗？’但母亲也回答说不知道，她从来没听说过。”
　　“由于毛主席写这首诗的字迹非常潦草，不大像是他那个时候的其他作品。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怀疑这首诗是不是主席在‘林彪问题’之后写的。后来，我母亲和我说，据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之所以字迹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以后，主席的心情很悲伤。主席在和罗荣桓遗体告别后，整夜都睡不好，吃了两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好，于是就创作了这首诗，但他感觉老是不好，写着写着就扔了，写最后一遍的时候他还是扔到纸篓去了，最后还是吴旭君从纸篓里捡出来收来的。”
　　这首诗发表以后，诸如“战锦”是不是指打锦州？“斥晏鸟”、“昆鸡”是不是暗指林彪等等，曾引起了很多猜测。作为与罗荣桓元帅生活时间最长的孩子，罗东进在询问了其亲友及阅读父亲相关史料之后，谈了自己的理解。
　　
　　“草上飞”不完全像黄瑶解释的那样
　　
　　1928年罗荣桓上了井冈山之后，部队也开始多起来了。当时部队有个29团，这个团的士兵都是由湖南的农民起义军组成的，因为快过年了，形势稍微好了一点，战士们想回家过年，所以这个29团就在团长带领下下了井冈山，当时朱德和陈毅同志劝阻他们，说这样太危险，但他们不听。后来陈毅怕29团这样单独行动会吃亏，就带着28团也跟着下山了。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很着急，他怕28团也跟着吃亏，所以就带着我父亲的部队下山去接应28团。当时部队行军都是爬山越岭，有时候两座山之间有个峡谷，看着很近，但是一走起来，一上一下要半天时间。毛主席担心28团困在那儿要吃亏，要把他们早点接回来，就得赶时间，可是那座山很陡，如果战士往下跑就收不住脚，就会摔倒；如果稳住劲往下走，用的时间又太长。考虑到山势虽然比较陡，但山坡斜面比较平缓，平面还长了很多很厚的草，有半人来高，所以罗荣桓他们几个就商量是不是让战士揣着枪像坐滑梯一样滑下去，这样就快很多。就这样，部队很快下到山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据说黄巢起义失败后在洛阳做了和尚，有题像诗，“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此诗收入《全唐诗》。黄瑶认为 “草上飞”即是暗指此事。实际上，毛主席借用此句当暗喻秋收起义及井冈山割据之时，红军在游击战争中机动灵活，英勇神速，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父亲也是领着农民起义军上的井冈山，参加了革命队伍；再一层意思就是战争年代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境。“我觉得黄瑶这样的解释太过具体，因为主席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草上飞’也可以说是主席借来喻自己，意谓当年打游击、闹革命的时候就和父亲在一起，他们经常能见面。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这样跑来跑去就类似‘草上飞’一样，这样的比喻，不见得就是指哪一次。实际上，它是毛主席将对父亲的回忆一下子拉到了从秋收起义开始说起。”
　　
　　“战锦”实际上就是指攻打锦州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两句恐怕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难解的诗句，长期以来它一直引起学者的争议。有学者把“战锦”引申“战斗之后的奖励”，再进一步引申理解为“革命的胜利”，但是罗东进委员认为这主要是指攻打锦州。
　　毛主席要打锦州的想法是很坚决的，他几次打电报给东北，但林彪有些犹豫。当然他犹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并不能说林彪那个时候就反对主席，因为林彪感到此举还有很多问题：那时我们的后方主要在黑龙江，而长春、沈阳等都还在国民党手中，从黑龙江到锦州之间又有1000多公里，当中主要是靠铁路运输，铁路沿线又都是国民党把持，这样，一旦解放军后勤被切断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林彪才犹犹豫豫，老想打长春。“当毛主席知道林彪不想打锦州又要回去打长春的时候，非常着急，他睡不着，吃不下，甚至冬天的晚上还在院子里思考。连着给林彪发了几封电报，严令一定要打锦州。后来我父亲和刘亚楼商量之后，还是觉得应该按照主席的意思打锦州，即使有困难也要想办法解决，最后林彪又同意了，而且打得也很坚决。”罗东进告诉笔者：“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问题而否定林彪，那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两句诗意谓：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都经历过来了，但它们都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还是‘战锦’。经过抗日战争、国共谈判直至谈判破裂，进行解放战争，当时关键的问题是要抢占东北、消灭国民党，这些我父亲参与了。实际上，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也基本定局了，因为战役一结束，蒋介石回到北京后都吐血了，所以用‘战锦’句来形容父亲对主席的支持，因为父亲一直都是支持主席的，在关键问题上还很知心。所以作为诗人的毛泽东选了一个最典型的战例来形容父亲对他思想的彻底领悟、忠心拥护和无限支持，因而当父亲去世后，毛主席非常感慨。要是非得把这句话落实到某个实处的话，那也就不是诗了。”
　　
　　“斥晏鸟”、“昆鸡”不是暗指林彪
　　
　　“林彪问题”之后，有些学者读了毛泽东吊罗荣桓的诗，就以为“斥晏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中的“斥晏鸟”、“昆鸡”是暗指林彪，这显然是党史知识缺乏的表现。实际上，林彪并不是与罗荣桓合作时间最长的人，这显然与诗句中的“每闻”及“长笑”对不上。罗东进认为，该句可能是指父亲罗荣桓在山东工作期间曾与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不太一致。
　　山东在抗日战争时很复杂，卢沟桥事变之后，由于山东的党组织破坏得比较厉害，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黎玉同志回山东，重新组织山东的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山东举行了十几次的武装起义，之后又有了三四万人的武装力量，但这些武装力量不是正规部队，更没有作战经验。所以黎玉同志到延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就讲到了山东需要去一支正规军的武装，当主席问他需要多少兵时，黎说：“要是给我一个团的话，那是最好的，实在不行，给一个连也行。”后来，主席考虑到山东地区的重要性，派了115师去山东。但这是有个过程的，因为当时国民党给八路军的作战区域是阎锡山战区，并不包括山东，所以要进入山东需要蒋介石的批准。后来中央就先派了个东进支队去鲁西北开展工作，由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率领。“接着蒋介石要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朱德、彭德怀需要去那里开会，于是，我父亲就派115师343旅685团以护送他们去开会的名义，去了靠近苏北的湖西地区。最后，我父亲和陈光带着师部和115师343旅686团千余人从 1939年3月进入山东。我是1939年2月出生的，因正好赶上我父亲要进入山东，临走时他就给我取了‘东进’这个名字”。谈起这段往事，罗委员似乎很感慨，“进入山东之后，我父亲先在樊坝打了一仗，消灭了伪军的一个团，后来在陆坊又打了一个遭遇战，这一仗打得很惨烈，部队牺牲了二三百人，但日本伤亡更大，死了近两千人。后来蒋介石还为此发了‘殊戡嘉慰’的电报。这样115师进入山东就‘合法’了。后来第十八集团军又派了徐向前和朱瑞在1939年五六月份也进入了山东，我母亲也带着我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山东。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当然，我是没有任何记忆的。”

　　“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谁”并非特指罗荣桓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这一句朴实无华，似脱口而出，却充溢着毛泽东对罗荣桓去世后的难以言状的悲痛与伤感。但是，这里的“谁”并非就特指罗荣桓，罗东进告诉记者：
　　“平津战役后，繁重的工作一度使我父亲晕倒，以至主席还专门派卫生局的黄树则去天津给我父亲看病。这样，我父亲就没有随部队南下作战。新中国建立后，主席曾找我父亲谈话，希望他出任第一任公安部部长，但我父亲因身体原因未就任，后来主席安排他出任第一任的检察长，后来又担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长等职。到1958年，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实在难以胜任工作，他便给主席写信希望免去其政治部主任一职。1959年，尽管我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由于他身体不好，所以他没有出席‘庐山会议’。后来，主席让彭真征求我父亲关于由谁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意见，我父亲考虑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建国以后，林彪同志身体一直不好，在养病，恐怕他担任这项工作会有一定的困难（其实他知道其时林彪在主席心中的位置）’。另外，他觉得不能老用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提出能不能由贺龙来担任。但主席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这个意见。最后由于林彪身体原因，由贺龙协助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罗东进委员接着说：“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形势复杂，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毛主席又逐渐觉得有些领导同志和他的思想不太一致了，而这时和他知心的人又越来越少。所以我父亲去世后，主席才无限感慨，有感而发遂作此诗。但我父亲既不是总理，又不是中央常委，加上身体又极度不好，为何主席有‘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呢？似乎这句话和当时我的父亲的实际情况有点不着边。之所以如此，我的看法是：其时，主席觉得与其知心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连比较知心的罗荣桓同志也不在了，他很感慨，这些感触与当时的很多问题、焦虑在主席脑中交织着，从而形成了诗句。所以，它并不是特指我父亲就和主席关系亲近到非常程度，不是说主席缺了我父亲就不行，这个‘谁’实际上应该是指一批这样的人。”
　　访谈快结束时，罗东进还向笔者谈起了自己读大学期间父亲给他写信的往事。他说，1959年，我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父亲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还专门给我题词：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起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我到学校后给父亲去了两封信，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回信的内容：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头一封信不成文体，内容贫乏。第二次信稍微好些，希望你坚持写信，这是一种补充学习的方法。最后祝你正式入伍，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新战士！你要记住：这是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要努力去完成学习任务。
　　1960年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这让父亲很不理解。那时候，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学校也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当时受林彪学习毛著庸俗化、教条化主张的影响，同学们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四处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写信中也向父亲历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适当地引用了一些语录。当时，父亲对林彪的一些错误提法非常忧虑，看了我的信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说：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的。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下万应药方……
　　我在信中还向父亲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学之间，有时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放弃自己的意见，又有放弃原则的嫌疑。针对这一问题，父亲给我回信写道：
　　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们要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
　　“父亲做事一向低调，从不炫耀什么。从小，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教育就非常严格。当我从儿子的角度缅怀父亲时，光环中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更是一位儒雅宽厚的长者。”谈起父亲，罗东进肃然起敬，“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当遇到问题时，总会想起父亲，父亲的为人处世让我们终生受益。”


文史精华 201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