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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刘家驹: 云南回族的恩仇——14军血洗沙甸乡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11月 06, 2021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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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回族的恩仇——14军血洗沙甸乡

                ·刘家驹·

  《炎黄春秋》2007年7月号刊载: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一文,作者周康,是参与惨案善后处理的地方干部,不足4000字的文章只是简述了事件的经过,对惨案的骇闻,仅用几句话带过,也许作者至今还心存余悸。因制造这一惨案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当地第14军的一支部队,发布镇压命令的又是复出主持军委的邓小平。任何人、任何新闻单位要揭露“伟大长城”的丑恶,历来为天条所不容。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多有风传。我的听闻来自参与者,算得上半个知情人。出于良知,我不揣冒昧,给周康先生的文章补叙一笔,只求给这段历史再除却一层积垢。

(一)

  沙甸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75年7月29日。这年9月,昆明军区文化部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邀请《解放军文艺》光临,编辑部派我去昆明。《解放军文艺》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天独厚,被奉为专政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教育阵地。全国数十家文学期刊大都因“滑进了修正主义泥潭”(毛泽东语)停刊,专业作家成了“牛鬼蛇神”(北京作家浩然例外,钦准他可以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扶持军队的业余作者担当时代大任,便成了我军各级文化部门和我们编辑部的神圣使命。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这是毛泽东教导的。这一时期的军队青年作家,大多是从文学学习班里生产出来的。每次学习班的开办,我们都要十分认真地从部队基层挑选出思想红、作风好、能提笔的苗子,政治上还得要求没有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家庭的牵累。这些半路“出家”的年轻人,都有着满腔的豪情,为写出一篇作品使出吃奶的劲,掉下十斤肉也在所不惜,他们渴望冲上《解放军文艺》,只要发表一篇,接踵而来的殊荣就是立功受奖、入党提干,一生的命运由此改变(总政有两位副主任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从士兵升到上将的)。在突出政治的年代,从一个文学青年到革命作家,用不着多么艰辛的跋涉。有“师父”引路,有政治保障,成长之路简便快捷。我们有一套最基本的“育人”办法,用毛泽东的语录作引子,让作者在语录下套进一个自己亲闻亲见的故事。比如,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让作者找来一个专门利人的人和事写成故事。又如,“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就让作者找来十件八件好事堆到一个人身上,编织成作品。我们学习班制造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大都是短小的千字文(一个观点、一个人、一件事),政治立场鲜明(今人称之为形象地图解毛泽东思想)。那些年,我们差不多年年如法炮制。在全国独此一家的《解放军文艺》,从1966年发行15万册,到1975年上升到120万册。

  我们还带业余作者到韶山、井冈山、延安写出了《红太阳颂》《井冈山颂》《延安颂》等豪情万丈的专集发给部队,成了红彤彤年代全军广大干部战士阅读的“马太福音'。

  不是我故意扯远了话题,这些背景不言说,是无法解读沙甸惨案迄今还不能公之于世的原因。

(二)

  昆明军区文艺创作学习班的宗旨是“高举”“紧跟”,歌颂我军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涌现的好人好事。比如,云南少数民族有26个,军队支左是怎样执行民族政策的;对机关、学校、厂矿、企业是怎样一碗水端平,支左不支派的;对来自边防的作者,则要求他们着重反映戍边部队是如何打击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

  学习班第一个动作是在作者动笔之前,由组织者进行题材把关。先让学员开怀大讲自己支左的经历或见闻,他们来自第一线,收罗了一肚子的奇闻逸事,我们编辑部要求题材具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品位,故事要新鲜,最好是闻所未闻;主题思想要高,阶级斗争的弦要绷紧。一人讲完了,让大家公议,先是政审,符不符合`三突出”“三过硬”;再看故事的生动性,能否形成一篇作品;如果不足,大家应出以公心,给英雄人物设计,思想境界在哪里闪光,该说些什么像样的豪言壮语。

  当作者写出一稿二稿之后,再由大家献上自己生活中的积累,帮助添枝加叶,涂彩贴金,力求英雄人物高大完美。最后由主持人组织文笔优秀的作者深加工之后,才送到我们手上做出用或不用的决定。上品,就带回编辑部发表;次品,由军区自已出集子。

  我们如此的“创造性”,是把千百年来的人们对文学艺术的个体劳动,改变为合作化生产模式,还看成是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化的一场革命。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绝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只有形象地演绎它,才能体现“为工农兵所有”,“为工农兵所用”的最高指示精神。

  在学习班大摆题材的过程中,一个来自丽江边防部队的指导员说,我有一个尖锐的题材。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下,他讲述他们连三班在执行夜间巡逻时,是怎样在江边的竹林里,抓住刘少奇的女儿带着丈夫、老公公准备偷越国境的事。他们还从老公公的内裤里搜出一份缅甸地图。审问时,对方怎么也不肯露身份,只要求和省革委会主任周兴通话。第二天,省革委会要我们派车押送他们到昆明。好久,才从昆明传来话说,我们抓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可能是刘平平)。

  故事就这么简单,大家要他讲细些,没有了,主持人发亮的眼睛顿时失去了光泽,叹着气说,一个头号“走资派”的女儿叛国,是震动世界的新闻。可惜,可惜,没枝没叶的,要构成一千字的文艺通讯都不成,算了吧。

  接下来轮到住招远的14军的一位师炮兵营教导员发言,他唯唯诺诺地问了一句:“我讲的是一个负面题材。”他看了看大家,又看了看主持人,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一个月前,我们军出动了一个步兵团和五个炮营,在沙甸镇压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打死打伤敌人1300多人……”“你别说了。”主持人带着惊恐的声音制止,一脸严肃地说,“军区早就打过招呼,这个事件不准公布。如果被帝国主义搞到手,拿出来宣传我们要犯大错误的。往后谁也别再提了。”

  会场气氛一下僵冷下来,教导员红着脸低下了头。

  文革近十年,我走南闯北,风闻军队镇压造反的事年年有,通常只是枪杀几个人、十几人、几十人,打死上百人的仅发生在四川、安徽。这位教导员曝料一千多人,真是新闻中的骇闻。它不但震撼我的心灵,甚至还让我怀疑它的真实性。晚饭后,我约他到营区外散步,请他给我讲述他没讲出来的故事。

(三)

  沙甸是蒙自县鸡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丘陵,1500多户人家7200多人分布在8个自然村,是回民的聚居地。文革开始,公社和县的造反派把这里回族群众的信仰当“四旧”来破除,关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一些坚持礼拜真主的回族同胞遭到关押、凌辱、吊打或扫地出门,14人被整死,160人被打残。为了生存,回族同胞组织了造反兵团抗争。

  文革第二年,全省各地的造反派形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八派),另一派叫“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最初两派各自通过游行示威、喊口号、贴大字报,以文斗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革命宗旨。很快,两派间的对立,发展到拳脚相向,动刀动枪,武斗蔓延全省。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是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出面表态,认定八派是革命组织,炮派是保守组织。支左的部队倒向了八派,参与八派在全省追穷寇,围剿炮派的活动。沙甸造反派一直受八派打压,他们自然站到炮派一边来保护自己。

  屋漏又逢连阴雨,沙甸周边的几个县市参加炮派的干部,被当地的八派追打得无立锥之地,有500多人跑到沙甸躲起来,他们看好这里是避难之所。早在1969年,因为这里的造反派整死整伤了一百多人,中央就关注过沙甸,作出过批示,并要求军队和造反派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因此回民的信仰又得到保护,这500干部多数是回民,他们以为沙甸是自己活命的保护伞。

  那年月,国家法令、政策约束不了地方当权者的,红河州的县市革命委出面,有军队的支持,强制沙甸造反派交出这些干部。遭到拒绝后,14军派出一个营进村搜捕,抓走了干部,还把沙甸1000多名回族同胞五花大绑,给每人脖子上挂块“反革命”的牌子,拉到蒙自街头示众。

  1970年12月17日,谭甫仁被暗杀后,周兴当上了省革委会主任,他十分重视沙甸地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示蒙自革委会,一是要成立鸡街地区民兵指挥部,监控沙甸“回民支队”;二是要军队派出一个团包围沙甸。沙甸回民也不示弱,筑壕封路对抗,双方展开枪战。支援沙甸的炮派,在附近的县市摆开了战场。枪声惊动了中央,中央责令云南省革委率红河州、玉溪、建水、文山、蒙自等州市县革委和沙甸民兵团代表等34人到京,听候中央裁决。

  代表们是1975年2月17日到北京的,中央要省革委开会协商自我解决问题。会开了三个月,为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天天扯皮,省市县革委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站在八派一边压炮派,说炮派保皇,首先要低头认罪。炮派代表说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你们划线站队是错误的,首先是你们应认罪。中央看到省革委断不了阋墙事,再拖下去武斗会继续烽起,对中央不利,决定快刀斩乱麻,由王洪文率陈锡联、华国锋等十多位中央领导人集体到会,端平一碗水。王洪文严厉批评了双方的派性,宣布:军队撤离包围,双方都交出武器,取缔武斗组织,三个月内成立新结合领导班子。

(四)

  省市革委会代表回到云南,八派各级组织不接受中央的决定,他们认为革与保势不两立,和炮派绝不能平起平坐,无法组成领导班子。省革委会又不敢公开检讨,发出的自我批评,只是在省市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中传阅。蒙自的八派组织更加我行我素,喊出:中央决定是修正主义货色,我们才是真正的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派,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八派不取得胜利决不收兵!

  14军执行中央决定收缴武器的指示,派出一个营去收缴沙甸民兵组织的武器,遭到拒绝。沙甸民兵说,要交两派一起交,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沙甸民兵组织不信任军队,省市革委的掌权人都是拿枪的,从未对他们有过公正,八派打击炮派,军队暗中出谋划策,还提供武器,现在要他们手无寸铁,坚决不答应,沙甸的数千群众把部队一个营轰出了村。双方战火重新燃起。

  中央闻讯,紧急召唤省市革委会和两派代表再次进京,由中央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双方立即一枪一弹不留地交出全部武器,拆除工事,解放军必须进村,谁不执行,以反革命论罪。回民代表马伯华,当即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回民代表一行十多人回到蒙自,刚一下车,数以千计的八派群众把他们团团包围,用事先准备的剖开的十多个猪头,全扣在代表的头上,拉着在大街上游行。

  一个温良的民族自尊遭到如此的伤害,最柔弱的人也会以生命来反抗的。代表们放回村后,他们不是承诺动员收缴武器,而是发动大家去抢夺人武部和军用仓库的枪支弹药,几天时间得到各种枪支一千余支,实力大增,就在村边地里挖出了环形堑壕,设置盖沟、暗堡,屋顶也垒起了机枪掩体,做出一场有模有样的战场准备。

  如果当时14军冷静些,想到对方还是人民,用循循善诱的思想政治工作去打动对方,让双方坐下来,后面的那场惨剧就不可能发生,而此时此刻,几部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围着村子转,24小时喊话不断:不缴枪投降,死路一条!并宣传省市革委会缉拿反革命的通令!

  省革委会一把手周兴,正重病缠身,念念不忘这场斗争,他派出大员来到鸡街观察了两天,就匆匆向中央报告,政治解决已无可能了,请求中央批准14军消灭这股“政治土匪”。

  周兴是何许人?战争年代,他和邓发、康生、李克农等人并列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周兴一生的事业就是杀人。他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就担任江西省人民保卫局执行部长,和杀人魔王李韶九一起,干掉莫须有的“AB团”10万人。长征中,他是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罗瑞卿),对畏缩不前、开小差的,都由他就地处决。为了军队行动不泄密,对不能行动的伤病员也由他斩尽杀绝。到了陕甘宁,他是边区保安处长,整风运动中,他抓了“特嫌”5000多人。四方面军溃散后,几十名高级将领流浪到陕北保安,在毛的指令下,他把许世友、王近安等17人关押审讯。解放后,又与罗瑞卿配伍,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清除“地富反坏”竭尽全力。有人说他头上的顶子是血染红的。眼下镇压一个回民造反派的小组织对他来说,不但是小菜一碟,而且名正言顺。

  周兴把镇反报告送到中央,正赶上“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复出。在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上,决定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让位给了邓。党政军的要职都集中到邓一人手里。这是邓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政治巅峰时期。他一上台,马上抓全军、全国软懒散的整顿。

  邓接到周兴报告,无须商量,当即批准由14军派出部队攻打“土围子”。

(五)

  14军干部战士已深深地陷入当地的派性。文革以来,他们一直站在八派一边,视炮派为敌人。军队是开打战铺的,时下有中央的批准,军委的命令,周兴的坐镇指挥,这支部队自上而下掀起一股“同仇敌忾”的士气。甩开膀子干,既能扬军威,又能出恶气。

  7月29日,一个步兵团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对沙甸等8个自然村实施包围。在解放战争中,14军的军师团指挥员都是逐鹿中原的干将,他们对小小沙甸的“回民支队”根本不放在眼里,以为打几枪放上几炮,“敌人”就会乖乖地缴枪投降。没想到为捍卫自己宗教的尊严,沙甸人人视死如归。一个现代化的步兵团强攻了一天,竟遭到殊死的抵抗,付出了几十人的伤亡的代价还没进村,这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很少遇到的惨重伤亡。指挥员打红了眼,迅速调来师属炮兵团参战,火炮口径为122榴炮、76野炮和120重迫击炮,都是苏式装备,威力超过二战中美军的兵器配置。

  战场报复是8月1日凌晨开始的。48门大炮瞬时发出雷鸣电闪,千百发弹丸撕心裂肺地穿越夜空,霎时间沙甸八个村子外围的山头上滚滚浓烟卷起,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天际,大地在颤抖,树林、土块、人的肢体伴着腾起的烟柱,在空中翻舞。

  第一次急袭是15分钟,炮弹翻开的新土火星闪烁。炮火刚停,十多辆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响起,“快投降吧,不投降就等死吧!”“反戈一击,立功受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

  不多会,在褐色的土层中响起炒爆豆般的枪声,回民的几挺机枪又复活了,它告诉入侵者,安拉的子民是不会屈服的。

  第二次急袭10分钟,被犁开的山头上,密集的弹坑像是人头上的癞痢,还击的枪声哑了,但是没见到一面白旗。火炮开始转移,射向各个村边的壕沟、地堡。直射火炮瞄准村中建筑物上的掩体,一炮一个,直打到工事荡然无存。火炮停止了射击,步兵突击分队开始向村里接敌运动。

  进攻的步兵没有炮兵幸运,村子里不断响起狙击的枪声。士兵们第一次打仗,训练场上那种进攻战斗队形没有了,都拱在班长身后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前行。

  攻击受阻,团长呼叫炮火支援,炮群指挥员犹豫了,把几千发炮弹砸向居民区,七千人生命顿时会成一摊肉泥。他请示,周兴拍板:我们是在镇压,哪怕片瓦无存绝不能右倾!

  上千发炮弹直泻6个村子,瞬间房屋一片片轰然塌下,火海中人们哭喊着,叫骂着奔向村外庄稼地。攻击的步兵像是在围猎,机枪步枪的火舌扫向如蚁般逃跑的人群,一时间,尸横遍野。

  沙甸村最大,有600多户人家,中弹也最多,整个村子已夷为平地。附近的田心、车百尼、新寨、大庄、茂克等都只有一二百户,也是一片残墙断壁,满目的死尸和伤者,在曦光中构出一幅惨烈的图景。先头步兵进村,和残存的民兵展开逐户逐房的争夺,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冲锋枪声响至中午时分才停歇。幸存的受伤的回民们在瓦砾中呼喊、叫骂,战士上去就是一枪,让他们去了天国。

  狗不叫了,鸡不鸣了,村庄死了。

  后续部队涌进村子开始打扫战场,救助伤者,抬走死者。

  一个活下来的妇女,突然从坍塌的房屋跃出,用砖头把一个战士的脑袋拍得脑浆进裂……

  一个连队的卫生员,从排水沟里救出一个八九岁的被打断腿的孩子,在背他到包扎所的路上,小家伙从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插进了卫生员的脖子……

  一个老太太,浑身血污,横躺在自家的残破的门槛上,紧闭双眼,副团长上去扶她,她一把拽住副团长的衣襟,拉响了自己怀里的手榴弹……

  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每个村边的空地上,摆满了尸体。

  14军的领导来到现场,指示每具死尸用五丈白布包裹火化,不得外传受伤的送部队医院。

  部队历来善于把丧事办成喜事。参加平暴的连队,进行了个人和集体的评功授奖,大摆庆宴。此时14军领导,慈心大发,命令参战部队都放下枪,集中到沙甸大队安营扎寨,为回民同胞重建家园。

  半年后,幸存者从医院支着拐杖、坐着轮椅归来,见到列祖列宗留下的陈年老屋没有了,布满在废墟上的是数以百幢的崭新瓦房,房舍宽敞耀眼,屋前屋后牛圈鸡笼齐全。街头巷尾铺上沥青,地已秋播,全由部队包干,每家每户都发放了慰问金,救济粮。

  伤残的回民们望着眼前的一切,一张张木讷的,涂满泪水的脸上,突然间释放出一片呜咽,声震山野。

  10年后,云南炮派的大头目,我军参加第一届全国英模大会的女战斗英雄涂勋,来京找我。文革中,她遭到八派的追捕,坐了5年牢,她此次晋京是找门路向中央申诉。她向我叙述了炮派的遭遇和沙甸惨案之后,她心底像是积累多年的岩浆进发:“人民的军队为什么要屠杀自己的人民?!”


刘家驹:《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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