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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何 蜀: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5月 23, 2020 9: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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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角游戏”与“最后胜利者”的讨论
             ——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何 蜀·

  〔内容提要: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样一个论断。本文认为,“三角关系”并不存在,毛泽东与所谓“官僚集团”实为一体,造反派并不构成第三方。而且造反派是在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被毛打下去的。毛的文革遭受到诸多失败,但得到了一项根本的胜利,即《五一六通知》提出的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让后来的领导人不敢在毛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关键词:官僚集团、造反派、三角游戏、最后胜利者、赫鲁晓夫式人物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的“导论”中提出了一个论断:“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这个论断有新意,有深意,自提出以后,颇有影响,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其表述不清晰,不准确,可商榷之处甚多。

  首先,“三角游戏”之说不能成立,因为这一论断所说到的这三者之间并非对等或对立的关系。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时,他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独裁者,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论“官僚集团”还是造反派都一致拥戴、尊崇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可以主宰其他二者的命运;而造反派更不能构成“三角”中的一角,因造反派在文革舞台上仅仅活跃了两年左右就被毛泽东抛弃,群众组织被撤销,小报、广播被封禁,最后只剩下极少数的“代表”作为“三结合”的点缀,而且除了上海以外,这些“代表”也基本上长期处于反复受审查、写交代、关“学习班”的状况,哪里有资格参与“游戏”?即使在造反派活跃于文革舞台的那两年间,也无不坚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无不坚称“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小兵”与“司令”是对立的两方吗?当然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小兵”只能是“司令”手中的棋子。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三角”。而以“游戏”一词来指称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也很难作为严肃的历史叙事中的概念。如果要说“游戏”,也只能说是毛泽东一人的,如陈子明所说的“一场由东方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1〕。

  其次,说文革的“最终结局”,“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一论断中的这三句话均有可商榷之处,分别讨论于后。

1,毛泽东与“官僚集团”

  “官僚集团”(与之相似的提法还有“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是近年才开始使用的不甚清晰的概念。说它不甚清晰,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界定:怎样才算是官僚(或权贵)?正像文革初期,人们知道“斗争的大方向”是矛头要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中只有“党内”的含义一目了然,但对怎样才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怎样才算是“当权派”,中央都没有明文作出过概念上的说明与界定,因此人们都弄不清楚。文革初期笔者曾看到过一张传单,有人走访中央文革接待站,询问哪级干部才算是“当权派”,得到的答复是“科长以上”。这传单现在不好找了,但有另一个找得到的资料可以证实当年确有这样的说法,即《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在京革命同志时的谈话》(1966年12月7日),其中,当有人问“如何划分当权派、干部、群众”的时候,周恩来回答:“当权派在科学院首先是院、所党委,部里行政上是部长、副部长,处里处长、副处长是当权派,科长对于他所负责的科也是当权派,也可以批判。”〔2〕1967年姚文元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就谴责陶铸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面目出现,鼓吹:“我是主张普遍轰!”〔3〕其实,陶铸当时所传达的正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发动(或曰煽动)群众阶段”的主张。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后,各级官员(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或曰“勤务员”(所以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以“勤务员”为正式职称),决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式官老爷。现在这样的说法当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了。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党国”领导干部,毕竟不同于君主专制时代的那些“朝廷”官僚,因为在君主专制时代,天下是皇帝一家一姓私有的,各级官僚只是为皇帝家族服务的。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天下是共产党的,所以被称为“党天下”,各级领导干部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党服务,一切为着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事业”、维护“党的领导”而且要确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里实际上已经有一种在历史演变中出现的“异化”:以“为人民”为宗旨而建立的一个党,执政后变成了人民要“听党的话”和“把一切献给党”了。

  那么,毛泽东与“党天下”的“官僚”们是什么关系?这就很清楚了:是一体的关系。回顾一下毛泽东执政以后所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特别是反胡风、反“右派”这样的运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巩固这个“官僚集团”的统治,不允许任何来自民间、来自异己的力量对这个“官僚集团”有所触动或威胁。

  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斗“官僚集团”,其实是一种极大的错觉。文革初期,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下,群众纷纷起来“炮轰”、“火烧”各级当权派,甚至向他们“夺权”。但是一旦夺权成为现实,上海正式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却改变主意了,他认为如果到处都叫“公社”,那么整个国体就要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摆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4〕。

  毛泽东怎么会担心建立了“公社”就会失去“党”的领导地位呢?他在这里所说的“公社”,当然不是全国农村都已经建立、成为他所高举的“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因为那种公社里是有党委的,是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毛泽东所担心的,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中所提倡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即普选所产生的那种“公社”,而那种普选产生的“公社”是很可能把共产党从执政地位选下去的——所以自1967年“一月夺权”之后,中央就不再提倡“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了。李逊对此评价说:“‘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5〕

  有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即黑龙江省造反派的夺权与奉命让权。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应该记得,早在上海市完成对市级党政领导的“夺权”并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之前,就已经有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四个省完成了省级“夺权”并得到了中央的承认,《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作了充分的宣传介绍。其中,黑龙江省于1967年1月31日(比“上海人民公社”早五天)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第一条新闻,全面报道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的消息,并且全文播发了大会发布的《一号通告》、抓革命促生产《呼吁书》、《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宋任穷、潘复生、汪家道、游好扬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到会祝贺的讲话,《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的夺权给予了高度评价。

  黑龙江省夺权后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班子,班长是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副班长是刘雪峰(职工造反派代表)、游兴懋(哈尔滨军工学院红色造反团代表),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为成员。

  在最先完成“夺权”并得到中央承认和祝贺的四个省中,其他三个省都是由原来的“当权派”主政(山西是刘格平、张日清,山东是王效禹,贵州是李再含),只有黑龙江是由造反派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主政。这是黑龙江夺权一个最大的特点。

  戏剧性的变化就发生了。几天后,周恩来打电话通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组成汇报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新班子的“红色造反者”们兴高采烈地推选出26人的代表团,踌躇满志地做了充分准备,安排好了谁负责汇报什么内容。

  潘复生、汪家道于3月9日坐飞机先去了北京,当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肖华、王力、关锋等中央领导就接见了他们,宋任穷和陈锡联在座陪同。潘复生作了全面汇报。

  代表团其他成员(主要是群众代表)于3月11日到达北京。他们却被晾在一边,一等就等了五六天!直到3月16日晚饭之后,才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要代表团中的全体群众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受中央文革领导接见。当晚11时,出面接见的中央文革领导只有一位戚本禹。戚本禹并不听他们汇报,却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要他们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

  这是中央文革传达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红色造反者”谁能不坚决照办?随后,潘复生、汪家道把范正美接到他们在京西宾馆的房间去,要他写一个给中央的信,“提议”让潘、汪任省革命委员会正、副主任。最后,3月19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肖华、王力、关锋、穆欣等才出面接见了黑龙江省汇报团全体成员。周恩来讲话中说:“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还没有见过。一个是领导问题,一个是要扩大的问题。我们提议,你们来信也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意以潘复生为主任,汪家道为副主任的革命委员会。”

  多年后,范正美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感慨道:“后来我才意识到,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很迟钝的,是个地道的书呆子,幼稚的可笑。我在这时,一点也没有思考过,这是毛泽东、周恩来要调整黑龙江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信号。我的参谋不少,他们常常有什么事给我提个醒,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一个人向我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我和许多人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以为革委会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其负责人是在暴风骤雨的群众斗争中,经过群众组织推选出来的,两个通告也写得明明白白,以后要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新的权力机构予以取代。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个时期中央要调整领导班子,要重新恢复任命制,重新启用原来的老干部。也就是说,我对于文革以后的政治体制转换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6〕

  如果要说文革是“游戏”,这就是毛泽东愚弄群众的“游戏”,他把那些狂热而虔诚的造反派完全戏弄、欺骗了。

  今天那些还在呼唤“再来一次文革”,还在梦想着再来一次造反夺权的人们,不是也同样“处于天真幼稚的朦胧憧憬之中”吗?

  毛泽东自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便不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再承认各地自发完成的造反派夺权,而从此改为由中央主持各方面“协商”后经中央批准再成立革命委员会。接着,毛泽东又宣布: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7〕,这里所说的“干部”当然不是指身份编制上与工人相区别的一般干部,而是指各级领导干部即当权派,也就是说要“相信和依靠当权派的大多数”,并且针对曾经被奉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中规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来了一个朝令夕改的新说法:“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8〕把文革初期要坚决打倒的“走资派”这一主要的“革命对象”,轻描淡写地偷换成了可以是好人犯的“错误”。

  不久就在中共“九大”前后陆续恢复重建了各级中共组织,并且在中共“十大”上由王洪文代表中央宣读的(当然不是由他而是由张春桥之流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

  显然,在毛泽东那里,“党天下”的体制是不容改变的,要确保“党天下”的万世长存“永不变色”,当然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或曰“官僚集团”。把毛泽东与“官僚集团”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似乎毛泽东跟造反派一样是“官僚集团”之外的另一种政治力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确实也整过一些“官僚”,这并不是文革时才有的,从他执政之初的“三反”运动杀刘青山、张子善,到打击“高饶联盟”、“潘汉年、扬帆集团”,再到以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击一部分“官僚”,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与“官僚集团”处于对立状态,他打击的只是他认为不听话的、对“党天下”有危害或者只是被他怀疑为有危害的“一小撮”。而一旦这种怀疑消失,比如在林彪事件之后,被他“大树特树”起来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发现竟是他身边最危险的敌人,而那些曾经被他怀疑为有二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比如在西南民愤极大的“土皇帝”李井泉之流,不要说“取得群众的谅解”了,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群众会怎么想,不用向群众作任何说明、交代,毛泽东就可以下令“解放”出来官复原职或易地做官。他哪里是“官僚集团”的对立面?而包括造反派在内的“群众”,则早已习惯于争相表现“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了。哪来的什么“三角游戏”?

2,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的胜利者”

  “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这个说法的问题同样是:不清晰,不准确。

  因为“文化大革命最终结局的胜利者”这个说法不清晰,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就像“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一样,指的是积极参加并为之英勇奋斗而取得胜利的人们。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除了“江青集团”的几个人外,“官僚集团”的大多数显然不属于积极参加并为之英勇奋斗的人,他们在刚开始时误把文革当成又一场“反右”运动时,普遍是很积极的,但是很快就发现跟不上毛泽东变幻莫测的“部署”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就普遍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这是在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的党中央决定“十六条”上明文载入的,后来他们则大多处于挨批斗、被关押、写检查、等“解放”的状态,即使好不容易得到“解放”、“结合”了,也不断受到“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等等的敲打。因此,即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也不是他们的胜利,更何况没有取得胜利。

  “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取得胜利者”——“官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遇罗克、王佩英、刘文辉、张志新、史云峰们那样的坚决反对吗?没有,或者说极为罕见。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决定正式发动的,刘少奇也是在中央全会上“一致通过”正式决定打倒的——只有唯一的一个陈少敏以头痛为由趴在桌上没有举手。文革中处于当权地位的“官僚”没有谁真正表示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即使是现在被改称为“二月抗争”的所谓“二月逆流”,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反对的也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的具体做法,反感的只是中央文革小组那几个没有军功且级别不高的文人的颐指气使。老帅与副总理们并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其他执政的“官僚”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杀人权下放,各地枪杀的那些真正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民间志士,都是被当时执政的“官僚”(基本上是军队干部和原来的地方干部)们批准杀害的,罪名中都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一条。再看一看1976年4月和10月的《人民日报》就很清楚,全国各地执政的“官僚”们,不管是在中央镇压天安门群众民主运动、再次罢免邓小平之后的积极拥护,还是在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积极拥护,都是同一些人在那里争相表态,唯恐落后,都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胜利者”——只有这样说,才适用于“官僚集团”。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彻底破产并遭到否定之后,所谓“官僚集团”才得到了空前的胜利。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他们比文革前更加得势了,特权更多更大了,打压民众更加心狠手辣了,贪赃枉法更加肆无忌惮了。如果说这些都是他们的“胜利”的话,那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并遭到否定的若干年以后才逐步成为现实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局”,而是“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最终结局”。

  但是,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得到胜利的决不只是“官僚集团”,而是更多的、更广大的民众。

  不要忘了1976年清明节前以“四五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各地民众抗议运动,那是饱经十年劫难的民众心声的一次真实反映。民众要求结束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却遭到了镇压。文革最终被否定了,民众得到了胜利,因而有了“十月的狂欢”,“今日啊畅饮胜利酒……”那首韩伟作词、施光南作曲的欢快的《祝酒歌》,不正是唱出了民众的胜利心声吗?

  此外,还有一类人也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得到了“胜利”,这就是在“毛泽东时代”长期遭到打压、被作为“阶级斗争”活靶子的“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这“黑五类”及其子女家属。他们是毛泽东专政制度下的“犹太人”。正是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物极必反,他们才得以摆脱在“毛泽东时代”根本不可能摆脱的政治贱民的地位和终身(再加上后代子孙)永远成为“专政对象”的噩梦,终于成为有了合法地位的公民,能够挺起腰杆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了。

  还不应忘了更大数目的一类人的胜利,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社员”,即农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曾经被吹嘘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农村人民公社,毛泽东树立的“三面红旗”中的最后一面,也终于遭到抛弃,几亿农民得到了解放,不会再因为争生存、争温饱的努力而被斥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甚至遭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无情打击了,他们更不会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因所谓的“自然灾害”而不能自救、不准逃荒、只能坐以待毙甚至整户、整村地饿死了。难道这对他们不是可歌可泣的历史性的胜利?

  还有那些在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之后的“平反冤假错案”历史大潮中洗清了污名、得到平反昭雪的形形色色、不同时期(包括中共执政之前在中共队伍中遭到整肃甚至冤杀)的蒙冤者及其家属、后代、亲朋好友,难道他们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

  当然,所谓“官僚集团”的胜利与民众的胜利,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后者意味着历史的进步。这正反映了历史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3,毛泽东的多项失败与一项胜利

  “文化大革命……失败者是毛泽东”,这个说法,看上去似乎没问题:毛泽东自己十分看重的他一生所做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他生命垂危之时就引起广泛的公开抗议和暗中抵制,死后很快就被他自己的党“彻底否定”了,还不算失败吗?

  毛泽东确实得到了多方面的失败。

  理论上的失败。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并无理论,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只是王力、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御用文人将毛泽东的一些片言只语拼凑起来,加工整理并加以阐述,为之编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理论。其实毛泽东的根本理论就是他执政以来长期信奉的“阶级斗争”理论。这个理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历史,使其荒谬性、反动性暴露到极致,终于被后来的执政者抛弃。

  挑选“接班人”的失败。挑选“接班人”是毛泽东最看重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然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原有的“接班人”刘少奇之后重新选定的“接班人”,不是又被打倒就是被他改换,最后一个他自认为“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竟然还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主持抓捕了坚持文革路线、最为毛泽东宠信的几个亲信(包括他名义上的妻子江青在内),断送了他的文革大业。

  用人路线上的失败。毛泽东在文革中起用和倚重的那些“左派”,如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关、戚和组长陈伯达,军队中的刘志坚、萧华、“杨余傅”、“黄吴李邱”……一个个都被他拉下马,甚至关进大牢;第一批得到他认可“夺权”成功的省份的“左派”领导干部,如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潘复生,以及被他选作“突破口”为之平反、提拔的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全都在中共“九大”前后陆续被他抛弃,成为因执行他的路线而导致各地动乱不止的替罪羊。首都红卫兵曾经是他忠实的“马前卒”和“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五大领袖”,最后也都灰溜溜地被他赶下文革舞台,成为审查、批斗对象,强迫劳动改造,毛泽东最后发出的那批“最高指示”中,还在讲到“老中青三结合”时专门有一句“青要好的,不要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明确将他们弃若敝屣。

  诸多决策、“战略部署”的失败。“自下而上的夺权”,很快就被他自己否定了,变成了仍然是自上而下的任命组建“三结合”;军队“支持左派”激化了各地矛盾,他不得不改变为促进(实为强迫)两派大联合;“武装左派”导致各地愈演愈烈的“全面内战”,不得不又命令上交武器;为了收拾烂摊子,重新起用被打倒的“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夸他是“人才难得”,结果又发现这个“人才”与他的文革路线格格不入,只好又批“翻案不得人心”、“走资派还在走”,将其再次打倒……

  文革十年,毛泽东把全国人民折腾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把自己也折腾成了中南海红墙深宫里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他的失败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还应该看到——毛泽东有一项根本性的胜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清除刘少奇这样的“政敌”吗?且不说刘少奇是不是他真正的“政敌”,即使是,他也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只需要像对待彭德怀或者“彭罗陆杨”那样,开一次中央全会或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甚至不需要他亲自出席主持,就可以解决了。何况,刘少奇已经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认错检查,不久又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辞职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在1967年春开始的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已将刘少奇“批倒、批臭”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在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通过决议将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

  是为了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真要“清洗官僚集团”,再搞一次“三反”、“反右倾”或“四清”之类的运动,不就够了?何况,在“官僚集团”已经遭到大规模清洗,被批斗,被夺权,“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为什么还不收兵?

  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才需要如此兴师动众、劳神费力、旷日持久地先让几亿人都成为“批判家”,然后又让几亿人都在“斗私批修”中“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不停地“清理阶级队伍”,反“回潮”,反“复辟”,反“翻案”,批判“投降派”……还要强调:“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9〕……

  “天意从来高难问”。其实,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不必问,也不必猜,只要看他那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就行了。

  《通知》的核心要点,是毛泽东亲笔写上的内容:要求全党提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清洗这些人”,特别是“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一概念太抽象、太空泛了,毛唯恐别人不好理解,特地加了另一个代名词:“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这真是《五一六通知》这一“划时代的文献”的画龙点睛之笔,这就是《通知》的关键词中的最关键词。

  而“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到底防的、怕的是什么?

  仅仅过了一天,林彪就在那个有名的“五一八讲话”中,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点明了,说穿了: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就是毛泽东的心病所在:担心有人像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那样,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

  其他高级干部,应该也会有人对毛泽东防止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有类似的认识理解,只是不会或不敢像林彪那样直白地说出来。所以毛泽东对林彪这个讲话十分欣赏——尽管在林彪事件之后公布的那个据说是毛泽东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就写给江青的信中说他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感到不安,但那毕竟只是写给个人的信,而且是在事过多年后才公布的,没有原件只有“抄件”,到底当时是否这样写的,谁也说不清。但在1966年9月22日(即那封据说写了“感到不安”的信两个多月后),却分明有毛泽东批准以中央名义号召全党学习林彪这个讲话的文件,并在中央批语中高度评价: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林彪同志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10〕

  这哪有什么“不安”啊!

  从毛泽东以批判《海瑞罢官》点燃文革导火线,也能看出这一点,为什么要批《海瑞罢官》?不是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吗?当年他提倡之后,我们小学生看的《中国少年报》上都连篇累牍地歌颂海瑞。只因为后来发生了彭德怀上书为自己申诉的事,毛泽东不能容许被他定罪的彭德怀翻案,因为彭德怀翻案就意味着他要认错。在他生前就不能容许有这样的事发生,他更要防止在他身后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秘密报告”,他就要发动一场独出心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场全民“洗脑”。因为他深知,仅靠开会,仅靠表决通过中央文件,并不能确保事后又被翻案——彭德怀不是已经在做了吗?因此,他必须让所有的领导干部受到一次警告性的冲击,让所有民众受到一次所谓“反修防修大演习”即“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实弹演习”的锻炼,形成一种强大的、遍及城乡的、深入到家家户户的、“触及人们灵魂”的社会氛围和思维定势,使任何想作赫鲁晓夫式报告的人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整个文革中,他随时都在提防有人“翻案”,从发动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为被罢官的海瑞翻案,到1967年批“二月逆流”时反对为延安整风翻案,1968年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这一点,再到后来的反“黑线回潮”,再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正是因为再三向他保证“永不翻案”才得以复出,也是被他发现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被他再次打倒的……他始终怕有人翻案,
怕被人在身后对他进行清算。这是他最大的心病。

  从上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防止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防止有人在他身后对他进行政治清算来看,毛泽东的这个目的不是已经达到了吗?毛泽东在文革中主持召开过“九大”、“十大”两次党代会,而在他身后已经召开了九次党代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换了若干届,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文革已经结束四十余年了,在许多地方还弥漫着浓重的崇毛情绪,甚至在2017年初还出现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文革口号……《五一六通知》所要求达到的根本目的,不是达到了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毛泽东还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者,受益者,赢家。

  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的这一“胜利”也只可能是一时的。

4,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胜利”时被毛泽东打下去的

  “文化大革命……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一说法,同样是不清晰、不准确的,容易产生歧义,似乎造反派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才成了“承受失败后果”的替罪羊。

  如果仅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揭批查”,到八十年代前期“整党”时的“清理三种人”来看,造反派都是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承担者来清理和惩处的,从这一角度,说造反派承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后果”,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够分量,应该说是“承担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

  不过,这样说也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结论,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责推给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显然,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罪责承担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官僚集团”中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因此,应该说是“官僚集团”中的一部分和造反派一起承担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而且“官僚集团”中的两个集团承担了主要的罪责。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的是,造反派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才遭到打击的。

  造反派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打下去、被谁打下去的?

  早在文化大革命还在高歌猛进、“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中共“九大”之前,即刘少奇被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式宣布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打倒之时,造反派就已经被毛泽东抛弃。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失败”,毛泽东不是让造反派“承受失败后果”,而是让造反派充当文化大革命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我们看看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把大学、工矿企业、中学的红卫兵、造反派分别打下去的。

▲ 1968年“七二七”,大学红卫兵的末路——

  一个最重要的、“划时代”的标志,就是1968年的“七二七”,毛泽东亲自决策并精心部署,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以高度保密、突然袭击的方式进驻清华大学,随后是工宣队这个变相的工作组全面进驻所有大中学校及文化单位,造反派红卫兵被明确赶下文革舞台,成了只能“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臭老九”。

▲ 1968年“八一五”,工矿企业造反派的末路——

  紧接着“七二七”的是“八一五”——这是在文革研究中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从1968年8月15日(即“七二七”之后不到二十天)开始,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各地重点工矿企业的造反派及相关领导干部、军代表的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因会议涉及的工业系统部门多,会议名称复杂〔11〕,因此以会议开始的日期统称为“八一五会议”。这次会议长达近半年,到1969年1月才结束(有的如山西代表团还被推迟离开),这可能是中共执政以来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强行终结工矿企业群众造反运动的大型学习班,要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把“工人阶级”这个文化大革命“主力军”中的造反运动也强行结束。在“八一五会议”期间,各地各单位代表团严厉追查文革中造反派的停产、武斗等罪责,揪“坏头头”,追“黑后台”,强行揭发、交代、请罪,“八一五会议”成了许多亲历者谈之色变的恐怖“集中营”。在会议开始一月后的9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人接见国防企业“八一五会议”代表,作了一个定调子的著名的“九一六”讲话,讲话中的蛮横无理、以势压人、不准申辩、无限上纲等等做法,比起文革初期“五十天”中的所谓“刘邓路线”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杀一儆百”,会议期间还由中央批准抓人。在这个“会议”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后来在“清队”和“清查五一六”中采用的那些残暴的逼供手段,有人在会议期间被打死、打伤、逼得自杀……〔12〕

  从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到1968年“八一五会议”,才一年零八个月时间,工人造反派就被以种种罪名打下了文革舞台。

▲ 1968年“一二·二二”,中学红卫兵的末路——

  到1968年底,毛泽东又通过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出一段“最新指示”把所有中学生赶下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变相劳改,有的甚至陷入比劳改犯人不如的悲惨境地。整个红卫兵运动从此釜底抽薪,黯然熄火。

  请注意这三个日期:从1968年7月底到年底。这一系列环环紧扣的旨在取缔造反派的重大举措,都发生在正式宣布打倒刘少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10月13~31日)前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这时不可能有别人)在抛弃并且打压造反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造反派就从整体上被赶下了文革舞台——这也就是后来一些人认为文革只有三年这个说法的来历,因为他们认为没有造反派群众。织的文革就不再是他们认为的文革了。

  当群众组织全被解散,造反派不再成群结“派”之后,全国更进一步展开了逐步升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这是毛泽东领导下明确以造反派为打击目标的整人运动,其打击面之宽,整人数量之大,手段之恶劣,整死整病整残者之众,都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整人运动。此后各地都抓捕、批斗甚至处决了一些造反派头头或骨干,其他头头或骨干也基本上无一幸免地被关进了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营接受反复清查、批判、逼供,在革命委员会中有职务的已经所剩无几,完全成为陪衬的“花瓶”。因为“革命群众组织”(即造反派)已经不复存在,本来以军队干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主要是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这种文革身份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也被毛泽东偷梁换柱地改成了以年龄来划分的“老、中、青三结合”。

  总之,造反派从整体上说,早在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就已经被“胜利者”毛泽东卸磨杀驴了,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原造反派人士的进一步追究、惩处,不过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和维护毛泽东形象、转嫁文革罪责的政治需要而已,其中当然也掺杂着一些“官僚”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报复,不过他们的报复也是欺软怕硬地把矛头指向替罪羊——他们不敢报复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毛泽东。

注释:

1,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载《昨天》第28 期,2014年1月30日。
2,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0年版。
3,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4,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04页。
5,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第811页。
6,范正美著《秋梦追思》,网传电子版。
7,《红旗》杂志1967年第六期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617页。
9,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引用。
10,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1966年9月22日,中发[66]502号文件。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1,1968年9月16日中央首长“九一六”讲话是接见“国防工业部分工厂和一机部化工部协作厂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此外还有同时召开的冶金系统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丁龙嘉、听雨著《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一书中即将“八一五会议”称为“国防、冶金等企业抓革命促生产会议”。
12,有关“八一五会议”的研究可参见拙文《“八一五会议”:毛泽东收拾工人造反派的重要部署》,载《昨天》第108期,2018年3月30日。

□ 原载《记忆·REMEMBRANCE》2019年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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