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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余汝信: 文革前夕中法间一次重要对话 ——1965年8月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9月 02, 2018 9: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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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夕中法间一次重要对话
——1965年8月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余汝信

一、马尔罗访华——中法建交后最重要事件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一共只有两句话的公报,对当时的世界产生了强烈震撼。中法建交被西方舆论喻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 。(1)

中法建交看似事出突然,实际上却有着深厚的背景。一方面,戴高乐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尤其对华关系政策表现出日趋强烈的独立自主倾向;另一方面,毛泽东适逢其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维 (2),中国外交战略重点由集中力量反美逐步转向反美反苏(即所谓“反帝必反修”),把对西欧的政策提高到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发展第二中间地带、争取间接同盟军”的战略高度,日益重视发展与西欧国家关系。在此情势下,中法两国两厢情愿,一拍即合,毫不奇怪。

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对促进中法间的高层接触持积极态度。在两国元首或政府首脑互访一时未能成事的情形下,戴高乐急于派其亲密助手,在法国政府地位仅次于总理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部长马尔罗访华。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二十世纪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青年时代曾到远东游历,与当时越南、中国、苏联的革命者有过频繁接触。1928年发表小说《征服者》,以1925年省港大罢工为背景,着力刻画了革命者加林的形象。加林是瑞士人,其投身革命是为了探求个人存在的价值。1933年发表同样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小说《人类的命运》,荣获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奠定了其在法国文坛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反法西斯武装抵抗运动。在西方人心目中,马尔罗熟悉东方,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甚至参与者,而他又是戴高乐政治上的紧密追随者,显然,他是当时中法两国高层间沟通的不二人选。

故此,中法建交三个多月后,法国外交部就向中国驻法使馆正式提出马尔罗拟访华事宜。中方因担心马尔罗访华可能对“援越抗美”产生负面影响,迟迟未作答复。1965年4月,马尔罗亲自向中国驻法国首任大使黄镇表示,访华是他梦寐以求的事。6月23日,法国驻华大使佩耶又奉命向中国外交部提出:马尔罗部长偕夫人和一名助手,已于6月22日离法赴远东一些国家作私人访问,戴高乐总统希望马尔罗亦能访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马尔罗拟于7月间访华,希望中方能尽快答复。中方于6月底表示,同意接待马尔罗来访。 (3)

二、马尔罗如愿以偿见到了毛泽东

马尔罗1965年中国之行的详情,在其于1967年出版的《反回忆录》一书中有着生动描述。该书第五部第1部分小标题的顺序是“香港→广州→第二天→北京→北京→延安→北京,1965年8月”,这也似乎就是马尔罗中国之行的路线顺序。书中写道:马尔罗自香港进入广州,第二天,从广州飞往北京,在此间拜会了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并与之长谈。因“周恩来不在北京,人们建议我们在周恩来回来之前,去参观龙门,我们顺道可以去看看洛阳和西安”。回到北京,马尔罗见到了“态度友好”、“十分优雅”的周恩来。随后,趁等待刘少奇甚至可能是毛泽东接见的空隙,“我曾表示过想去延安。他们给我安排了一架飞机”。再次回到北京后,马尔罗如愿以偿,见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 (4)

根据中方资料,马尔罗此行第一次见到陈毅是在7月22日(5) ,8月2日,新华社称,“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接见了法国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同日,新华社又称,“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今晚设宴招待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生。”“马尔罗先生是中法建交以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法国政府的重要成员。陈毅副总理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新华社报道了马尔罗在宴会上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曾经反对过强大的侵略者——他们拿起武器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去打仗。他说,对法国和法兰西人民来说,你们是一个传奇,你们所进行的长征把我们联接起来,这个战斗也是全人类的榜样。他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对他的友好的接待。” (6)

马尔罗的讲话,一定会使参加宴会的中方要员听得很舒服。第二天,8月3日,新华社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今天下午接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生,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座。在座的还有法国驻中国大使吕西恩·佩耶。” (7)

惟根据中方资料,毛、刘接见马尔罗是在周恩来接见他的次日。这与马尔罗本人在回忆录中所说周恩来接见后他去了延安,回京后才得到毛、刘接见并不吻合。马尔罗的记忆有误,这可以在中方的会谈记录中得以证实。当毛泽东问马尔罗来了多久时,他的回答是:“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总理,到了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8)因此事实应该是:陈毅7月22日见过马尔罗后,马即去了洛阳、西安、延安等地,回京后8月2日见了周,8月3日见了毛、刘。

可见,回忆往往不大可靠,中外名士,莫不如是。惟就本文而言,马尔罗中国之行的这一具体细节无关宏旨,无论如何,马尔罗8月3日与毛的谈话,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

1965年,七十二岁的毛泽东精力过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光是会见马尔罗的当月,毛就曾九次会见外国客人:8月3日,会见马尔罗;8月5日,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8月8日,会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8月22日,会见赞比亚政府代表团;8月25日,会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8月26日,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8月27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8月28日,会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和尼泊尔友好代表团;8月29日,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军总司令。
上述九次会见,刘少奇六次在座。刘为人严肃、呆板,不苟言笑,在有毛在的外事场合,往往不发一言。惟其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际似乎尚未受到真正的挑战。

应该注意到的是,上述九次会见,七次为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 人士,一次为日本非官方人士,唯有马尔罗为“第二中间地带”、西方主要大国的官方人士。换言之,与马尔罗的会见谈话,是毛泽东在文革前夕与西方现职政要的一次重要谈话。此前,或可与其比肩者,唯有1960年代初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两次访华时毛与其的三次谈话。而且,蒙哥马利早于1950年代已退出现役,他的访华是以私人名义,马尔罗是代表官方的正式访问。更何况他一贯对华友好,并曾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个传奇”、“全人类的榜样”。对于这样一个自己送上门来的重量级国际义务宣传员,毛岂可放过!

三、中法两个版本的比较

在中国,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的官方中文记录文本,文化大革命期间未知通过何种途径,由外事系统外泄,由红卫兵等群众组织自行翻印,广为流传。笔者手头上就有两种不同的毛泽东讲话集,收入了该谈话记录。群众组织类似出版物,往往没有注明出版人及出版时间,除出版人已不可考外,笔者推测其印行时间应在1968-69年间。

在法国,马尔罗在中国之行结束两年后,即出版了记载有此次奉有重要外交使命行程的《反回忆录》。这本非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直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才出现了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中文译本,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及的由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马尔罗文风独特,思索与叙述、时间与空间往往在文字中呈现不停的跳跃、切换。由于《反回忆录》目前只有唯一一个中译本,对于不懂法文的读者,难以比较、判断其传达的信息的准确度。惟中译本中的部分译名,却无意中反映了译者对现当代史某些部分的生疏。如该书第389页谈及黄埔军校照片中的“嘉岚,他后来成了布吕歇尔的元帅”,习惯译法应为“加伦,他后来成了布柳赫尔元帅(原文‘的’为衍字)”。“加伦”为布柳赫尔的化名,1920年代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南中国颇负盛名。同理,第407-408页的“加兰”为同一人,亦应译为“加伦”。第423页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爱迪”,中文习惯译法应为“艾地”,他在1960年代中期的中国广为人知。再有第424页的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路西安·帕”,中国官方媒体的固定译法应为“吕西恩·佩耶”。

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群众组织所翻印的中国官方文本,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它应该不会去编造、添加了什么,惟其极可能对谈话内容有选择地进行了删减、节缩。而《反回忆录》可能会对谈话加以引申,而且,作者往往没有注明哪一些话是毛的,哪一些话是马尔罗本人的。惟《反回忆录》的长处是补充了中国官方记录可能有意删去的某些对话片断。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两个文本放在一起对照着看,这对我们全面了解这次对话,甚有补益。

根据中国官方文本(很可能只是谈话记录的简要版)计算,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记录共3,700字。惟钱培鑫在《反回忆录》的“译本序”中称,“马尔罗与毛泽东主席谈话的描述,曾经被个别传记作家贬为‘恬不知耻的胡编’,理由是两人的谈话仅持续了三十分钟,而且双方只是泛泛交换了一些外交辞令。”(9) 后来又有人为文重复了“个别传记作家”的上述论调:“1965年夏天,马尔罗的确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并在访问中接受了毛泽东的会见。这次会见约半个小时,并有刘少奇在场,当时只是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话题还没有深入就匆匆结束。然而在回忆录中,马尔罗却用了85页的篇幅夹叙夹议,论今道古,写成了像本世纪两位革命巨人兼哲学家海阔天空的畅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推崇与景仰。” (10)

上述苛评,对当事人来说并不公平。3,700个汉字的对话,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中共历史及国内现实问题,其广度与深度绝非为“泛泛交换了几句外交辞令”那么简单,此其一。在时间上,即使将3,700个汉字以普通速度读一遍,加上翻译成对方语言所需的成倍时间,谈话怎么也要持续一个小时左右,中国官方出版物以“毛泽东同他(指马尔罗——引者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11) 形容之,颇为公道,此其二。经查证,法文版原著中有关此次谈话“夹叙夹议”的篇幅仅为38页(中译本为26页),远非萧平所说的85页之多,可见评论者之言过其实,此其三。从上述三者推断,评论者极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谈话的任何一种文字文本。

四、毛泽东与马尔罗纵论天下

笔者尝试着将中方文本与《反回忆录》有关章节逐段对照阅读,发觉两者详略虽各有侧重,且述及问题的顺序亦有所不同,但内容基本上是可以相互对应的。说马尔罗“恬不知耻的胡编”,实在是冤枉至极。

1. 开场白,马尔罗感到很激动

让我们从开头一段关于马尔罗访问延安的对话读起。中方文本如下:

毛: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毛:喔,你到了延安。
马: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旁边,感到很激动。
毛:你说得太好了。
马: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的艰苦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了蒋介石住宅的相片,对比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的比。
毛:我听说了,你打过游击。
马:我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军队。
毛: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12)

《反回忆录》的文本如下:

“您刚从延安回来是吗?您的印象如何?”
“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无形的博物馆……”
女翻译——就是周恩来使用的那位——熟练地译了过去,但她显然在等我的解释。
“走进延安博物馆,人们期待看到照片,长征、高山、沼泽……然而,长征却退居二线,首先看到的是红缨枪,用树干、电线制成的土炮,这是革命的贫穷博物馆。我离开博物馆去参观您和您同事们居住的窑洞时,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当我们想到您的对手们过着的奢侈生活,这种感受就更深了。我联想到罗伯斯比尔在都布莱木匠家住的房间。然而一座高山比一个木匠作坊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您在如今博物馆上方的住所,让人想到埃及人的墓室……”
“办公室没有给人这种感觉。”
“是的。首先,办公室有窗户。但办公室给人一种修道院式的、故意的简朴。就是这种简朴暗示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像我们的隐修院。”
……
“当穷人决心起来造反时,”他说道,“他们最终总能战胜富人,你们的大革命就是这样。” (13)

以上开场白,两个文本大意相同。不过,中方文本中“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的旁边,感到很激动”这一句超乎常规的客套话,在《反回忆录》中遍寻未见。一位西方政要对毛如此推崇备至(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客套),使文革期间读过中方文本的中国读者兴奋莫名。马尔罗在那个场合大概是讲过这样的话的,但作者肯定不愿让他的法国读者知道。同理,马尔罗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住所“让人想到埃及人的墓室”,实在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毛已当场表达了不满),这样不太吉利的话,同样不会出现在中方文本之中。

2. 毛泽东:中国需要时间和朋友

接下来双方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获得革命胜利的经验。毛泽东又谈到“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马尔罗语),需要时间和朋友,谈到中法之间的共同点:

马: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为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的中国也有了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成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毛:需要时间。
马: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实的时间。
毛: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毛:有一些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待美帝国主义,对付英国的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马: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毛:英美俩要交换。
马: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年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毛:当然罗,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反回忆录》中译本在谈及此问题前有五六页有关中共军队早期成长经验的对话,是中方文本所没有的。笔者相信这些对话其实是存在的,只是中方文本将其省略了。《反回忆录》与中方文本相对应为关于中国需要时间和朋友的对话如下:

“你们的农业……人工拉犁,古老的耕种方式很普遍,您希望你们的农业赶上机械吗?”
“这需要时间……”
“几十年的时间……”
“还需要有朋友。首先要有接触。朋友有多种。你们是一种朋友,印度尼西亚是另一种朋友。爱迪(14) 在这里,我还没有见他。我们与他有共同点,你们和我们之间也有共同点。您先前说得……”
(翻译在想对应的法语)
“……中肯,您告诉外交部长,你们不希望世界置于美苏两国的霸权之下,它们最终会结成我两年前说过的神圣同盟。你们对美国表现出了你们的独立。”
“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美国的盟国。”
从会见一开始,他除了吸烟,把香烟放回烟灰缸以外,没有动过。他的静态不像是病人,而像青铜塑的皇帝。突然,他抬起双手,然后放下。
“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我们的盟国!”
听口音意思为:他们真不错!
“美国是帝国主义,英国在玩双重游戏……”
元帅第一次插话说:
“英国支持美帝国主义。”
我同时回答说:“不要忘了马来西亚……”毛泽东说:“互相帮忙。”他的声音很轻,似乎在自言自语。
“我们做了该做的,但谁知道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呢?”

3. 毛泽东:中国也有两个前途

毛泽东和马尔罗随后就苏联及法国社会党、共产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毛泽东断言“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而“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五十一年后重做检讨,毛泽东的话算是说对了。

马: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的。我认为现在的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毛:他还进一步说要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方法。
毛: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是的。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那里走,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人真信马克思主义?
马:法国社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一些党员是南方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少数,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象最懒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毅: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毛: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在《反回忆录》中,马尔罗所引述的谈话先讨论的是法国,然后才是苏联,顺序是与中方文本倒过来的。经笔者对照,幸好,两个文本的主体内容基本一致。为节省篇幅起见,以下仅引述马尔罗的法国问题的最后两段话:

毛泽东在思考。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列宁主义者。他们脱离了群众,最终他们举起武器反对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结局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枪决……”

“对共产党来说,现在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条是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已不啃树皮了,但我们只是每天有碗饭吃而已。接受修正主义,则意味着这碗饭都保不住。我与您说过,我们是和农民一起闹革命的;然后,我们领导农民向国民党统治的城市进攻。然而,国民党的后任不是中国共产党——不管后者有多么强大——而是新民主主义党。革命的历史以及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弱点,迫使共产党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为此,我们的革命最终将不同于俄国革命,就像俄国革命不同于你们的大革命那样……我们一大批社会阶层今天的处境决定其行为必然倾向于修正主义,他们希望的东西只能从剥夺大众中获取。” (15)

五、毛泽东:中国修正主义阶层相当广泛

最后,我们需要重点审视的,是中方文本中的以下对话:

马: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为什么有作家?
毛: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
佩耶:我有一个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地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过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毛: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毛:一定有矛盾。
马: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毛: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马尔罗的文本与中方文本大同小异:

“反对派还强大吗?”
“始终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他们都有了子女……”
“为什么是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后,我们接受了他们,即使他们以前与国民党有关系,我们接受了他们,因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少了。知识分子的影响远远没有清除。尤其在青年中……”
……我们的大使说:
“在旅途中,我看到青年对您是很崇敬的,主席先生。”
……
“问题可以这么看……”
……他神情关注地问大使:
“您到北京有多久了?”
“有十四个月了。但我坐火车去了广东。我去了中南地区,参观了湖南,您的出生地,对此我很激动。主席先生,我还去过东北和四川,我们一起刚看了洛阳、西安和延安。无论在哪儿,我都与人民保持着接触,肤浅的接触;但我在北京与教师和大学生们间保持的是真正的接触,相当持久的接触。大学生们正沿着您为他们指出的未来前进,主席先生。”
“您看到了一个方面……
“您也许没注意到另一方面……
“然而,这一面确实存在……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在最近一次杭州菊展上,菊花称作什么您知道吗?醉舞女,夕阳古寺,为美人扑粉的情郎……
“两种倾向完全可以共存……但冲突却在酝酿之中……”

在上述谈话中,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与“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相提并论,均视为“相当广泛”的“中国修正主义阶层”,并且认为,“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这与毛泽东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一贯敌视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有论者称:“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至300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自从1942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至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6)

笔者甚为认同上述评论。

在毛泽东与马尔罗谈话三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翌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敲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同年5月,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加了一段话:“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点打击方向。

六、简短的结语

马尔罗《反回忆录》中有关与毛泽东谈话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并非是“恬不知耻的胡编”,在这一问题上批评马尔罗并不公平。真正应该批评马尔罗的地方,是他作为西方大国的使者,本应坚守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而他却似乎因为囿于“客人”的身份,在毛泽东诋毁、攻击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时竟然无动于衷,对毛的言论应该提出而没有提出异议。马尔罗本人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没有为与他同一身份的阶层辩护。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让位于大国利益的算计,这才是真正令人沮丧的!

注释:
(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9月版,页361。
(2) 1964年8月17日,毛在会见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穆罕默德•亚拉时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但已经看到一些征兆。
(3)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页373。
(4) 安德烈•马尔罗:《反回忆录》,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页388-414。
(5)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页1108。
(6) 新华社8月2日讯,《人民日报》1965年8月3日。
(7) 新华社8月3日讯,《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
(8)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页139。
(9) 《反回忆录》译本序,页5。
(10) 萧平:《马尔罗:以心灵和想象触摸历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载《文学报》2009年5月28日。
(11)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页1392。
(12)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965年8月3日。载佚名编《毛泽东思想万岁(1960-1967)》,下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3) 马尔罗:《反回忆录》,钱培鑫、沈国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下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4) 习惯译法应为艾地。
(15) 马尔罗:《反回忆录》中译本,页428-429。对照中方文本,最后一段话词不达意,如果不是叙述的问题,就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16) 王来棣:《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原载《昨天》第115期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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