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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 1974.04.29
帖子发表于 : 周五 7月 03, 2009 9:4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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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汇编
北京军区党委机密文件




军区党委按:华北会议后,军区机关和全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中,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彪反党集团大将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但是,对李、郑的罪行揭发批判的还不够,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进一步联系军区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现将华北会议以来,对李雪峰、郑维山反革命罪行的揭发材料,分批印发,供继续揭发批判参考。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郑维山积极参与林彪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一)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反革命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在林彪的支持下,窜游华北,到处乱跑乱说,拉拢人,联络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作舆论和组织准备。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会上,林彪第一个跳出来发表反党讲话,这个讲话是林彪一伙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郑维山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向党进攻。当时在山下的黄永胜,也准备好了反党的讲话,山上山下互相呼应,向党进攻。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窜到华北组,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向党发动进攻,阴谋篡党夺权。陈伯达在华北组向党发动进攻后,李雪峰、郑维山紧密配合,郑跳出来表态支持陈伯达的反党讲话,极其恶毒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李、郑又密谋策划,立即炮制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无中生有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反革命分子”,“比刘少奇还刘少奇”,“要揪出来斗倒斗臭”,要“千刀万剐”,等等。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这期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从华北组扩散到全会各组,林彪及其死党立即在各组一起上阵,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郑维山怕败露他们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在审查华北组的另一期简报时,看到简报草稿上写有“陈伯达所以选在华北组煽风点火,说明华北组有他的土壤和气候”,以及有关陈伯达两次窜游华北的情况后,大发脾气,责令改为“剥画皮”、“划界线”等空洞词句,以掩盖其一伙的罪行。

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在庐山就密谋策划了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只分片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的“三不方针”,顽固地站在林彪、陈伯达一边。郑维山九月六日从庐山返回北京后,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九月八日,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郑维山大讲保密,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保密的风气”。还杀气腾腾地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大吹林彪的反党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有意掩盖陈伯达在华北组突然袭击,向党进攻的真相,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这次所谓传达会议只开了两个多小时就散了。会议一结束,他就急急忙忙跑到内蒙前指去捂盖子,极力阻止揭发陈伯达的问题。郑维山走后,军区领导同志又开了一次会,讨论和揭发了陈伯达的一些问题,写了一个不象样子的报告。郑维山从内蒙回到北京,看到报告上提到了保定问题,就追问这是谁提的。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郑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但他在这次会上,不仅自己对陈伯达的罪行根本不揭发,不批判,甚至还阻止别人揭发问题,说什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等等。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黑话,继续死保陈伯达及其一伙。

一九七○年十月,郑维山经林彪、黄永胜批准,伙同李雪峰以举办师以上干部学习班为名,在林彪窜游北线一周年的日子和地方,举行开学典礼,大搞纪念庆祝活动。重新印发了林彪窜游北线时的黑指示和《林×××军事论文集》十二万册以及平型关战例。还到平型关战役指挥所和展览馆现地进行参观,并讨论修改贯彻林彪黑指示一周年的专题报告。郑维山在这次学习班上,大肆吹捧林彪,说:林彪的北线“视察”是对战备“最大最好的政治动员,是“我区战备工作的根本转折点”,“平型关战役是歼灭战最光辉的典范”等等。为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扩大反革命影响。这次学习班从十月十日开始,历时二十五天,出动车辆一百七十多台,途经华北三省一市,到处兴师动众,组织群众沿途欢迎,大肆挥霍浪费,其规模、声势之大,在我区历史上是空前的。李雪峰、郑维山自始至终坐阵指挥。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抗拒批陈整风而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向党中央的一次反革命示威。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后,郑维山仍下令分片传达。他自己以到连队搞所谓四好总评为名,躲了起来。当时他在包头,连包头前指的传达都不去参加,顽固地坚持他的反革命立场。华北会议前,郑维山与李雪峰来往频繁。会前,郑维山曾两次到李雪峰家长时间密谈,会议期间,郑还三次给李雪峰写亲启信,大搞阴谋诡计,秘密商量对策,妄图蒙混过关。



郑维山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二)



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的反革命旨意,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二月上旬,解决磁县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问题时,郑维山、李雪峰秉承林彪“采取断然措施”的口述命令,疯狂镇压革命群众,郑维山下令开枪,并杀气腾腾地叫嚷“要拖住他们”,命令部队“首先进行包围,如遇到抵抗,鸣枪威吓,对顽抗的据点可以用炸药炸,可以还击,每个点可以打死两三个人”,造成了伤亡军民一百多人的严重的反革命流血事件。事后,他又编造假报告欺骗中央,妄图掩盖镇压人民群众的严重罪行。同年二月,在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时,郑维山采取突然袭击的恶劣手法,跳出来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妄图对晋东南地区群众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赤裸裸地暴露了其法西斯军阀的凶恶面目。后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他的罪恶阴谋才未得逞。

林彪公开包庇郑维山,竭力阻止揭发郑的问题。一九六八年四月,军区召开十二次全委扩大会,揭发批判杨、余、傅及郑维山的问题。四月九日,中央领导同志对郑维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事后,林彪特意对黄永胜、李雪峰说:“对郑维山,可以批评,但不要把他的积极性批掉了”,明目张胆地包庇郑维山。不久,林彪又指使黄、吴、李、邱把陈先瑞、滕海清同志找去施加压力说:“会要开得适可而止,不要无限上纲,郑维山的情况,林×××是知道的,现在是该你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陈、滕表示:“这话我们不好说,最好你们去说。”随后,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亲自出马,到会讲话,保郑过关。这样,就使会议停止了对郑维山的揭发批判。

郑维山支持林彪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坦克训练,为林彪反党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做准备。一九六九年八、九月间,黄志勇向军区装甲兵某领导同志传达吴法宪的黑指示:“要在你们这里挑选两名政治、技术好的,能讲课的坦克驾驶员。”尔后,军区装甲兵领导同志向郑维山作了报告,郑说:“那你们就给他选两个嘛!”从而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周宇驰引进了军区坦克某团,还给架设了电话专线,使这伙死党在该团先后十次秘密学习驾驶坦克,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活动。

林彪一伙与郑维山以“视察”北线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九日,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以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郑维山,突然窜到北线,进行阴谋活动。去之前,吴法宪曾多次单独找郑维山进行了密谈。郑背着军区领导同志,为林彪窜游北线作了一系列准备。十月七日,秘密组织了试航。十月九日,叶群、林立果、林立衡乘第一架专机,从北京起飞,直抵张家口。林彪、吴法宪、阎仲川、郑维山等乘第二架专机,从北京起飞,经五台山、平型关、大同等地上空进行了所谓空中“视察”,林彪一伙到张家口后,到处接见干部,笼络人心。到处题词照像,大讲黑话,极力宣扬“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军事本身就是政治”,“打仗就是最大的政治”。郑维山与林彪、叶群互相吹捧。郑说“副统帅二十七岁就当了军团长了”,林说“你不是二十岁就当了师政委嘛”。郑维山多次高喊“向叶群学习!”“向叶群致敬!”叶群也喊“向郑维山学习、致敬!”并让小崽子林立果给郑维山等敬酒。叶群、吴法宪还窜到张家口市百货公司,公开介绍身份,互相吹捧,捞取政治资本,扩大反革命影响。林彪及其死党在这次窜游北线中,行动十分诡秘。当林彪题词写为十月十日时,叶群说,十月十日是国民党的“国庆节”,怕暴露其反革命面目,特地让林彪改为十月九日,吴法宪、郑维山连连称赞叶群想得周到。郑维山让立即拍照加洗,印了二十多张。林彪、叶群回京后,做贼心虚,叶群专门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林的题词不要公开,并指定给军区的题词由郑维山保存,郑才未敢下发。郑维山为了讨好林彪,还从张家口要了一百多斤上等口蘑和二百筒麦精片给林、叶送去。随后,叶群也给郑维山送了一个竹笔筒,作为回礼。

郑维山在内蒙军管期间,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向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年内蒙军管不久,郑维山就亲自给叶群写报告,向叶群汇报内蒙情况。一九七○年五月,郑又向林、叶写报告,吹嘘他的成绩。同时,林彪也背着中央偷偷给郑维山黑指示。一九七○年六月的一天深夜,叶群直接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林×××看了你们的报告很高兴,让我打电话告诉你,希望你保重身体”,以此来加紧他们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曾下令,大量印发林彪“语录”,并叫嚷“要特别抓一下对林×××的感情态度”。一九六八年,郑维山在石家庄发现驻军“八一”礼堂只有毛主席语录,没有林彪“语录”,他大发脾气,当即下令,“要挂林×××的语录”。一九六九年十月,郑维山伙同林彪去北线“视察”时,郑又指责说,“怎么光是毛主席语录,没有林×××的语录”,并追问是哪个单位印的。回京后,立即让有关部门赶印了十五万张林彪“语录”,下发部队张贴。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郑维山到处大讲:“对林×××的感情态度要特别抓一下,我讲了多少次了,我们不如海、空军叫得响”。在包头他还指责某部队不宣传林彪,说什么“你们就没有这个观念”。

林彪、叶群指名“接见”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一九七○年六月四日,“林办”通知,林彪要接见郑维山等人及其家属,因郑在内蒙赶不回来,把郑的老婆孙景波和孩子接到林家,同林彪、叶群一起照了像,叶群还陪同看了电影。为了这件事,郑维山组织他的全家,先后四次向林、叶写信,表示坚决效忠林家。郑在内蒙得知林家接见他家属后,连夜亲自给林彪写信,说:“接见”是对他全家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励”,“一定要以接见为动力做好工作”。郑的老婆孙景波也单独给林、叶写信表示效忠。八月份,郑维山从内蒙回到北京后,让他的六个孩子联名给林家写了效忠书。郑特意又让参加林、叶接见的小儿子给林家写了决心书。事后,叶群亲自给郑家回电话,说:“收到了你们的宝贵的来信,耽误了你们宝贵的时间,谢谢。”华北会议后,郑维山的老婆还给他的儿子写信说:“你千万不要忘记林×××接见咱们全家,这是对咱家最大的关怀和鼓舞”。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林彪叛党、叛国一个多月之后,郑维山的老婆还把林彪接见他们的照片保存着。

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指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郑维山在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等授意和支持下,在山西平型关、北京通县、河北蓟县等地,大兴土木,修建纪念馆,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乘飞机窜游北线时,特意在平型关上空飞行,并通过他的死党吴法宪,问在平型关有没有一点建筑。不久,郑维山就亲自到平型关进行“勘察”,确定要在平型关修建一个展览馆,限期在一九七○年平型关战役三十三周年时完成。展览馆于一九七○年九月基本建成,开支经费数十万元。一九七○年七月份,阎仲川说,平津战役林彪的两个指挥所问题,“已报告黄永胜了,把林住过的地方维护好,不要搞垮了,还可以修点房子”,并说,“这是个好事,你们办吧,不要请示,上边不好表态”。郑维山便积极主张把林彪住过的房子重新进行修整,并决定在通县宋庄、蓟县孟家楼两地各修一个五百至六百平方米的纪念馆。宋庄纪念馆中途停建,开支经费九万四千多元。孟家楼纪念馆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建成,开支经费二十九万多元。纪念馆所有展品都是由阎仲川等策划设计的,八个部分都是为林彪歌功颂德的。他们把毛主席亲自指挥取得的平津战役的胜利,歪曲篡改为林彪的功劳。

郑维山大肆吹捧林彪,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年八月,军区召开双代会,本来军区其他领导同志已代表常委作了总结发言,郑维山很不满意,又在会上讲话,借机吹捧林彪,大肆宣扬林彪的所谓战备“指示”,贩卖他的所谓“一个观点,三个一切”的黑货。会后,还把这个讲话印发给全区部队,不遗余力地扩大林彪的反革命影响。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郑维山心里有鬼,从庐山打电话回来,让把刊登他讲话的所有报纸全部收回。林彪在一九六○年提出了一个所谓“北顶南放”的方针。过去华北地区一线设防的错误,完全是林彪这一反动方针造成的。但是,郑维山在一九七○年全区师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上,却以所谓讲用为名,歪曲事实,吹捧林彪一伙。他胡说什么,改变华北一线设防,是林×××的功劳,是黄永胜、阎仲川和他去视察的结果。还说什么华北设防有五次变化,前两次是路线斗争,后三次是认识问题,前后性质不同。这完全是为林彪一伙开脱罪责。

郑维山为林彪选妃子、招驸马,建“行宫”。一九七○年十月,郑维山让把原内蒙某学院的一个学生的档案送军区来。档案送到后,郑转给了“林办”。郑维山的老婆孙景波也积极为林家选妃子、招驸马。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郑维山亲笔开介绍信,让林彪死党郭连凯窜到某部队为林彪选卫生员,然后,又将林彪的一个卫生员介绍去该部队工作。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叶群在原军委办事组召集的驻京各大单位负责同志的会议上说,“林彪要到五台山去休息"。同年六月四日,林彪说“想到五台山休息一段时间”,问“那里有没有招待所”。实际上是要在那里搞一个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郑维山得知后,心领神会,即于一九七○年六月派人到五台山专门进行了勘察,并决定立即在五郎庙为林彪修建一所“行宫”。郑维山还专门向叶群汇报了建宫方案。叶说:“如果保证明年能用,我们先谢谢你了。”在修建五台山“行宫”的过程中,郑极为卖力,下令限期完成,多次督促检查,从设计到布置都亲自过问,还利用职权,从各地调去和购买了大批地毯、家具等物资。“行宫”基本建成后,“林办”要郑维山先去住一住,郑欣然答应去试住。修建五台山“行宫”,先后动用了九个营的兵力,挥霍浪费了大量国家资材,工程设计标准高得出奇,室内摆设极为豪华奢侈。初步计算已开支经费五百多万元,使用钢材四百一十多吨,铜二十多吨,水泥五千三百多吨,木材两千多立方米,要完成原设计标准,尚需几百万元。

郑维山与老反共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三)



中共中央[1971]77号文件指出:“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扰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还指出:“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是有国际背景的”。

陈伯达和李雪峰、郑维山勾结在一起,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军队分裂,镇压革命群众,破坏华北地区特别是保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两次窜游华北,多次窜进军区大院,到处进行反革命游说。庐山会议前夕,他借口搞华北经济协作,窜到北京军区一些部队和内蒙前线,到处联络人,拉拢人,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进攻进行舆论和组织准备。他伙同李雪峰、郑维山在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搞的种种罪恶勾当,是林彪反党集团整个反党篡权阴谋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两次窜游华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六八年一月,陈伯达与郑维山到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到处表态,支一派,压一派,支一军,压一军,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分裂活动。他们先是在保定假惺惺地大讲特讲要搞大联合,接着在石家庄、邯郸却突然宣布保定两个群众组织是“反动流派”,是“不三不四”的组织,说“一定会灭亡”,还疯狂挑动要给以“毁灭性打击”。在他们的操纵下,一天一夜时间,保定就搞掉了几十个群众组织,发展成为大型武斗。同时,陈伯达还以他和郑维山的名义开介绍信,派人到唐山、张家口等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搞部队的黑材料,破坏革命大联合。一九七○年六、七月间,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陈伯达先溜到天津、唐山、石家庄,后又窜到太原、大同、包头等地,到处接见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郑维山是陈伯达这次反革命活动的直接组织者。陈伯达去内蒙之前半个月,郑维山就让包头积极做准备。陈伯达在天津、石家庄、太原时,曾三次给郑维山打电话,急切地要郑同游。在天津,陈伯达给郑维山打电话说:“我很想你,你对华北情况熟,能共同走一趟是个幸福,定能锦上添花。”这完全是反革命同伙的黑话。七月九日中午,郑维山提前到达大同,等候迎接他的“太上皇”。十日,郑维山秉承陈伯达的旨意,派飞机把李雪峰接到大同。十日晚,陈伯达耍阴谋诡计,诡称不去内蒙了,说“去了,对你郑维山不利,人家会说你犯错误,去了,会形成一个会议。”企图掩人耳目。郑维山心领神会,接着说:“不仅要去,去了还要听我的,去了还要和群众见面”,“你应该相信,我郑维山在内蒙这几个月是没有白吃干饭的”。十一日上午,由郑维山等人陪同前往内蒙,到了磴口、包头、百灵庙、白云鄂博以及大包子阵地等。在六天时间里,陈伯达在比较大的公开场合放毒八次。郑维山在包头专门召集军队排以上干部和地方干部大会让陈伯达放毒,还三次组织数万群众夹道欢迎陈伯达。在群众较少的地区,就组织部队欢迎。陈伯达还看了某某边防要点和一个连的防御演习。他所到之处,郑维山都再三说,“伯达××来看望大家,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伯达××对我们华北地区是很关心的”。而陈伯达也接着叫喊,“我到这里来是郑维山司令官带我们来的”,“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致敬!”。陈伯达在内蒙的许多黑指示,经郑维山批准,印发部队,流毒甚广。在这一期间,陈伯达与郑维山、李雪峰的行动十分诡秘,晚上经常密谈两、三小时。有一次在会议室密谈到凌晨三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这些反革命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是有国际背景的。

郑维山与陈伯达合谋写假报告,欺骗中央。庐山会议前,陈向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说什么他到华北各地,只找地方干部谈了工农业生产问题,等等。陈把这个“报告”的铅印大样送给了郑看,还写上了“请郑维山××阅后退我”的批语。这个假报告是与郑维山统一口径的,妄图以此掩盖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一九七○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给郑维山打电话,要他写一个陈伯达在内蒙活动情况的报告。报告写好后,有人建议把陈伯达在内蒙讲的黑话材料一起上送,郑很恼火,说是“帮倒忙”。这充分说明郑维山心里有鬼,做贼心虚。

郑维山勾引陈伯达多次窜进军区大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郑维山把陈伯达接来军区礼堂,给军区“积代会”放毒。陈胡说什么“郑维山××已经说我是华北人”,“我加入华北籍就是了”,还大骂天津、石家庄的一派群众组织“不是好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军区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上讲了一通黑话,说什么“北京军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大军区,是首都军区”,“我要拜访北京军区各军、各省军区”。并恶毒影射、攻击三十八军,扬言“要扫掉绊脚石”,以实现其分裂军队的罪恶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来军区,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上,大讲什么“河北是我最大的故乡,三分之二的故乡”,“燕赵北国多慷慨悲壮之士”。他恶毒地造谣说保定要搞“武汉事件”,说“我和郑维山、李雪峰都是不怕死的”,诬蔑陷害三十八军。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华北地区战备会议期间,郑维山把陈伯达搬到会上,陈东拉西扯,肆意歪曲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胡说“敌人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充分暴露了他叛徒、特务的反革命嘴脸。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中央决定对内蒙实行军管。陈伯达突然跑来军区,对郑维山说,“你们是带着上方宝剑去的,征服者不一定是胜利者”。郑维山去内蒙之前,陈伯达又把他叫到人大会堂,进行密谋策划,对郑维山说,“要镇定,不要忙,到那里先睡一觉”,公开对抗中央的指示,妄图破坏内蒙军管。一九七○年八月四日,陈伯达突然溜进军区大院,说什么“北京军区是我的家,有了困难找朋友,肚子饿了要饭吃”,借“找饭吃”为名,搞阴谋活动。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搞反党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在一起包庇天津的坏人。一九六七年二月,郑维山按照陈伯达的旨意,亲自跑到天津,硬把反革命分子江枫从群众组织中抢出来,后来又把江枫拉进天津市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一九六七年六月,郑维山把陈伯达包庇的反革命分子王亢之、方纪、李树夫接到军区招待所窝藏起来。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他办公室与郑维山、王亢之、方纪、李树夫密谈四个多小时。陈伯达说:“郑维山是保护我们的。那天在颐和园,听说派了两连人…”,“郑维山××可以做我们的解铃人。‘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指郑)不是系铃人,但可以做解铃人。”又说:“你们(指王、方、李)避嫌,我也避嫌。你们来了这些天,我也不好招呼你们,你们不要说和陈伯达的关系……今天约郑维山××一起见面,证明我们之间没有勾搭”。郑维山也就心领神会地说:“今天伯达××的谈话可是语重心长了”。在陈伯达和郑维山的包庇下,使这些坏人在当时逃避了群众对他们的批斗。



郑维山与黄、吴、李、邱的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四)



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指出:“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郑维山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大将。

郑维山与黄永胜勾结得很紧。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郑维山听说黄永胜生病,亲自从张家口买来大批麦精片送给黄永胜。一九七○年初,郑维山在内蒙军管期间,曾多次说什么中央分工黄永胜管内蒙的事。黄也经常问内蒙的情况。开始规定每天向所谓“黄办”汇报军管进展情况,以后,改为口头、书面汇报。同年三月份以后,都是郑维山单独向黄永胜、李作鹏汇报。一九七○年上半年,黄永胜听说郑维山有病,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告诉郑:“不要着急回内蒙,要住院检查,没有我的电话,不要离开北京。”真是关怀备至。当时,郑维山听说黄永胜的哥哥有病,就把他安排到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并几次亲自看望。医疗费及死后的埋葬费,都要军区报销。郑与黄还经常互送水果等,进行反革命勾结。

郑维山在庐山伙同黄永胜掩护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华北组面对面地斗争国民党老反共分子陈伯达,黄永胜也参加了会。他的发言,写上了简报草稿。第二天早晨,黄永胜唯恐阴谋败露,急忙给郑维山打电话,要他扣住简报。郑当即告诉简报组的人,简报不要送印,后来黄把他的发言勾掉了。二中全会后,黄永胜在九月七日晚上,给郑维山打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郑维山心领神会,向军区党委传达时,完全是照这个黑旨意办的。从此,黄、郑以及他们的老婆之间,来往更加频繁。一九七○年十月初,郑维山住院,黄永胜的老婆三次到郑的家,多打次电话询问病情。郑维山的孩子也经常到黄永胜家里去。

在华北会议上,黄永胜竭力为郑维山撑腰打气,开脱罪责。会议一开始,黄永胜、李作鹏就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同志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他们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黄还在军区司令部小组会上别有用心地说:“你们早开这个会,很好传达讨论一下,就不必开这么大的会了嘛!”以后他又跑到内蒙小组会上说:“陈伯达在你们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跑了那么多地方,传达时又没有与军区的实际联系起来,就是很不适当,所以结果就是大家开这个会”。当中央领导同志到会第二次讲话后,会议进一步深入揭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时,黄永胜急急忙忙给郑维山打电话,叫他“镇静些”,明目张胆地给郑维山撑腰打气。会议期间,黄还指责二十八军批陈上纲太高,写的简报起了不好影响,以此压制批陈揭郑。郑维山在到会同志揭露了他伙同陈伯达干了大量反革命勾当的情况下,不得不作检讨时,黄永胜还打电话给郑维山说:“你检讨时,不要太激动,好好讲就行了。”黄永胜做贼心虚,又对郑维山说,“你把什么问题都承担下来,这样我们就好说话了。”与此同时,他的老婆项辉芳也给郑维山老婆孙景波打电话,叫孙到她那里去。他们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要郑维山稳住阵脚,处心积虑地掩盖他们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郑维山和李作鹏的黑关系。一九七○年三月中旬,郑维山从内蒙回来,向黄永胜汇报时,李作鹏也参加了。华北会议期间,李作鹏与黄永胜一个腔调,竭力阻止批陈揭郑。会议一开始,李就鬼鬼祟祟跑到军区政治部小组会上说:“请示报告不够嘛,陈伯达的这些活动报告了不是没有这个事了,过去军区就吃这个亏。过去马虎了,早这样办不就主动了”。还胡说什么:“二十八军批陈上纲太高了”。李还到军区后勤部小组会上说:“你们后勤了解情况少,可以学习嘛”!李作鹏极力捂盖子,压制批陈揭郑。

郑维山按照黄永胜、邱会作的旨意,肆意将军区后勤部已商定的出席“九大”的代表,更换为××,并在“九大”期间,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郑维山包庇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文化大革命中,邱路光在北京工业学院犯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言行,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郑维山秉承邱会作的黑旨意,积极为邱路光翻案,打击陷害北京工业学院的革命群众,并把驻北京工业学院的军宣队调回机关举办学习班,威逼检查。

郑维山还按照黄、吴、李、邱的黑旨意,包庇了坏人王文浩、刘河清、冯正午、章亦敏等。



郑维山打击陷害三十八军排挤外来部队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五)



郑维山充当林彪、陈伯达反党乱军的急先锋,支一军、压一军,拉山头、搞宗派,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破坏保定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们先取缔保定地区“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来又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郑维山在林彪支持下,阴谋改组三十八军的领导。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林彪听取郑维山汇报时,曾问过李光军同志的情况,郑维山就造谣诬蔑陷害李光军同志。在这之后不久,就把李光军同志调离了三十八军。

郑维山卑鄙地封锁、扣压三十八军给中央的许多报告,制造诬蔑三十八军的谣言。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八军报军区转报中央的电报二百三十四份,文字报告四十七份,几乎都被郑维山扣压,未报中央。郑维山、陈伯达串通一气,向毛主席、党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郑维山诬蔑说:“三十八军支持的农大造反团保林铁”。一九六七年,郑听说三十八军有个战士对军的支左工作有意见,就把他从医院弄到军区,让他提供压三十八军的炮弹。

郑维山妄图在全区孤立、打击三十八军。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他连续向部队发出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电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郑维山把陈伯达在军区“积代会”上恶毒攻击和诬蔑三十八军所谓“对抗中央”、“激化两军矛盾”等黑话,以特急电报发给全区团以上党委。军区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后,郑维山把他诬蔑、攻击三十八军“灌输派性”、“自毁长城”、“实用主义”、“两面派”的所谓发言,电发团以上党委。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郑维山从邯郸向全区部队发电,以“向派性猛烈开火”为名,把矛头指向三十八军。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郑向一个单位发出打击陷害三十八军的电报说,“希望你们要牢牢记住,不要急躁,要沉着,不要随便表态,千万不要上当”,他觉得这样说太露骨,就把“千万不要上当”改为“不要再犯错误”。

一九六八年四月,军区党委十二次全会批判了郑维山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后,郑继续顽固推行陈伯达的反动路线,他们仍然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摧垮、撵走”的反动方针。郑维山处心积虑地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挑拨离间,分裂军队,破坏团结,以达到其孤立、打击三十八军的罪恶目的。

郑维山伙同陈伯达、李雪峰,对三十八军造谣中伤,栽赃陷害,挑动群众斗群众,大反三十八军。一九六七年底、六八年初,郑维山伙同其太上皇陈伯达,一方面用突然“点名”“栽赃”的恶劣手法,妄图把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彻底摧垮,另一方面却又欺骗中央,胡说什么“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从而使当时的保定地区出现了一股反三十八军的逆流。破坏了保定地区的革命大联合。事实证明,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是地地道道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两派武斗的罪魁祸首。

郑维山从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出发,改造拆散、排挤打击外区调来的部队。二十四军一九五五年由朝鲜回国来军区后,郑维山把七十四师从二十四军调出,改为乙种师,分散执行营建和生产任务八年。为了所谓的“改造”二十四军,原七○师到军区不久,便把该师师长、政委、副师长等领导干部全部换走,把品质败坏的白正刚调去当师长。郑维山还妄图趁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的机会,把七十二师调归××军建制,完全拆散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一九五八年回国,没得到休整,郑维山就把他们调到西北去平叛。以后一个师留在西北。六十三师在榆次建营房,只拨给五百万元,该师营房是全区最差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八工区由南京军区调来北京军区担负国防施工任务,仅一年半时间,就把这个工区原有的三个团搞得七零八散,调成都一个团,兰州一个团,二炮一个团,只剩工区一个空架子。一九七○年又从军区调三个团给八工区带走去执行三线任务,增加了指挥困难,影响了部队团结。



郑维山在林彪授意和支持下篡夺北京军区领导权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六)



郑维山秉承林彪的旨意,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背着军区党委的多数同志,擅自揪斗杨勇、廖汉生同志,窃取了军区领导大权,这完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夺权。郑维山早就有了想当军区司令员的野心。一九五八年,中央调杨勇同志到军区当司令员后,郑维山就心怀不满,牢骚满腹,消极怠工,小病大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林彪的授意和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夺权。一九六六年十月,郑维山说,杨勇有问题,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烧烧看。十一月,郑就在军区少数领导同志中散布说,廖汉生、杨勇有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郑维山一面串通谢镗忠等人在军区大院抛出了揪廖汉生同志的大字报;一面以在北京卫戍区开会为名,当场就把廖汉生同志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赵志珍向反革命分子艾星说:林彪讲,要烧杨勇。她并向艾布置:“给杨勇写个传单,让群众反他”。艾当即按赵志珍口述的内容,炮制了所谓《揪出三反分子杨勇》的传单,署名“总政红色造反团漫天雪战斗队”。她的女儿杨毅对这个传单作了文字加工,还增加了一条所谓罪状,并刻成蜡版。赵志珍交给她的侄子赵文俊油印,尔后交给艾星散发。二十一日上午,当军区机关的群众组织看到“漫天雪”的《揪出三反分子杨勇》传单后,到郑维山办公室,问郑传单上说的是真还是假?郑看了以后说:“传单上的这几条都是事实”。还说:“你们把传单给我,我要去开会,等我有时间找你们。”当晚十一时左右,郑回到军区,就布置抓杨勇同志,说:“杨勇是彭德怀分子”,“这次杨勇为肖华的问题跳出来,要把他烧焦、打倒”。十二时,郑让秘书打电话找了几个人到他的办公室布置说:“杨勇是漏网的彭德怀分子,要砸烂,要烧焦。怎么搞法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几个人了,你们一定要保密。”在郑维山的策划下,二十二日就把杨勇同志从京西宾馆揪回军区进行批斗。从此,郑维山就篡夺了军区的领导权,实现了他阴谋夺权的野心。

郑维山在林彪一伙支持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夺取军区领导权以后,成立杨勇、廖汉生同志专案,继续打击迫害杨勇、廖汉生同志。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期间,毛主席问到杨勇同志是怎么抓起来的,并对杨勇同志的问题作过多次指示。郑维山对毛主席的指示不传达、不贯彻,拒不撤销杨勇同志的专案。并狂妄地说:杨勇、廖汉生是搞反革命政变的,听了毛主席讲杨勇、廖汉生的问题后,不要影响专案斗争。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郑维山在北京军区的夺权阴谋得逞后,深受其主子林彪的赏识。从此,林彪一伙对郑倍加信任重用。林彪就公开说:过去我对北京军区不放心,现在放心了。郑维山对林彪也就更加“竭诚效忠”,更加卖力地为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山头主义窝子,充当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成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大将。



郑维山大搞反动的多中心积极经营山头主义窝子

(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七)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捣烂了林彪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多年来,郑维山追随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北京军区大搞资产阶级反动的多中心,拉山头,搞宗派,积极经营山头主义的窝子,为他们篡党夺权作组织准备。

郑维山自封“为首”,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早在一九六七年秋天,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的时候就指出:“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就在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以我为核心”的提法以后,郑维山等人却在军区提出了“以郑维山为首”的反动口号,公然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军区党委第十一次全会上大肆宣扬,并写进这次全会的纪要,发到全区部队,树他个人的所谓权威。一九六七年二月,他急急忙忙要在军区召开四届党代表大会,搞出了一个十分反动的“二月提纲”,用歪曲历史的手法,吹捧扬成武、郑维山是华北军区、北京军区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极力为自己树碑立传。在此同时,郑维山等人在军区机关干部学习班,以及批判彭德怀的大会上,大讲“郑维山是北京军区的好人,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受了坏人的整”,狂妄叫嚷“北京军区以郑维山为首”,“谁反对郑维山,就是反对杨成武,谁反对杨成武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大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同年四月,军区召开十二次全委会,还贴出了“坚决拥护以郑维山为首的军区党委的正确领导”的大标语。直到一九七○年七月,陈伯达在内蒙前线当众叫喊:“向以郑维山为首的内蒙前线指挥所学习”,郑还欣然接受,并将陈的黑话印发全区部队,流毒甚广。

郑维山任人唯亲,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六六年,郑维山在成立北京卫戍区的时候,妄图把卫戍区搞成他们的独立王国。郑维山按照林彪一伙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在北京军区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他个人的“一统天下”。郑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搞三人“小常委”来排斥军区党委的领导。一九六八年一月,郑维山拉着几个人,居然背着党委,私下商定配备一个所谓拥护杨成武的,以郑维山等几个人为核心的军区领导班子,郑并把这个班子的“干部配备报告”送给了林彪,进行了极其严重的非组织活动。在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过程中,他大搞以郑划线排队,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重用拥护自己的人。他还授意“搞得干净一点”,妄图搞成拥护郑维山的“清一色”。

郑维山极力包庇坏人,重用有严重问题的人。原军区战友文工团团员王文浩、公务员刘河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指出他们是坏人。但郑维山在黄、吴、叶、李、邱的指使下,拒不处理,还把王文浩拉进了军区“积代会”主席团,让他上了天安门。后在中央领导同志再三追问和群众压力下,才被迫拘留了王文浩和刘河清。军区文化部原副部长章亦敏,在芭蕾舞剧团支持“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革命样板戏。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章亦敏是坏人。郑维山不但不作处理,反而让章继续工作,长期逍遥法外。后芭蕾舞剧团将章揪回批斗,并依法逮捕。北京卫戍区原秘书冯正午,在一九六八年三月跟随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反革命事件中,用皮包打中央领导同志。郑维山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不追查,不处理,竟分配他到某军当了副指导员。

郑维山秉承叶群的旨意,把叶群的弟弟叶镇安插到一九六师当了团副政委,后又调到北空高炮七师当副政委。郑违背组织原则,抛开总部机关,从二炮派人去“调查”赵志珍的家庭成份,硬把其富农成份改为中农。赵志珍的弟弟赵晶溪、康新茹夫妇,地主、富农出身,一九五○年在空军后勤因吸食鸦片汀、偷盗、冒领公物,受到撤职、降级处分。郑维山把他们调到军区二六二医院,并逼着医院给他们越级晋衔、晋级。郑维山还把富农分子、流氓赵成帮(赵志珍的哥哥),长期安置在军区养鱼池养老;赵成帮的小舅子崔世芳犯罪判刑释放后,郑也把他安置在军区当了管理员。郑还把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国民党少校军官王钢安插在管理局当副局长;把反革命分子艾星安插在机关门诊部当保健医生;提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刘钦为唐山军分区副司令员。凡是拥护郑维山的,即使是坏人,也被他看作是好人,加以重用。

郑维山排斥异己,打击陷害革命同志。在军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过程中,郑维山极力推行“以郑划线”的反动路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反对自己的,把好人当成坏人,实行无情的打击。他想方设法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军区领导和军区机关领导同志,擅自让他们靠边站或把他们排挤出军区。对一些在“四大”中给郑贴过大字报或郑认为反对他的机关干部,如军训部原部长齐志诚、组织部原部长董奋等同志,他借办学习班、清队、整党、批极“左”思潮之名,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反复进行打击和迫害。有的被加上“阴谋家”、“野心家”、“黑手”、“现行反革命“等罪行,小会批,大会斗,整了好几年;有的不准备分配工作;有的调离机关时,被限定地区和职务;有的甚至已经分配工作了,郑还责令重新安排,手段毒辣,无所不用其极。

郑维山历史上的问题。郑维山跟随张国焘在西路军任八十八师政委时,在甘肃和敌人接触没有怎么打,就临阵脱逃,成了一个可耻的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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