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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一代文人有厄
——上海出版界文革劫难小记
钱伯城
按：本文作者是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文革前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主要著作有《辛弃疾传》、《唐宋古文运动》、《韩愈》、《袁宏道集笺校》、《观景楼杂著》等。本文作于1981年，选自《观景楼杂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一书中第三辑的第一篇，原题为“十年噩梦今似醒”，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小 引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中国人今日算是醒悟过来了。但是也还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种人是真正醒了，痛感不能再让这类噩梦重现，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下决心，用大力，根绝其产生的原因；具有这种认识的人，是民主和法治的坚决拥护者和实践者，中国若想真正实现“四化”，主要靠这种人。另有一种人是似醒未醒，开头曾经醒过一阵子，觉得照过去老样子下去不行，他们从亲身遭难经历，知道那样岂仅自身难保，连老婆、儿女也将不免；但是后来官复原职，一般且多加官晋爵，比前更为安富尊荣，又觉得还是原来一套办法行之得心应手，于是又迷糊了；当然，迷糊还不等于入梦，等到有所行不通时，可能再次清醒过来。还有一种人则是根本未醒，凡三十年的不倒翁和十年中的既得利益者，或“四人帮”垮台后的失去利益者都属此类，他们等待时机，以图有朝一日风云突变，重温“好梦”。这三种人遍布各界，情况大同小异。这篇文章专谈上海出版界，大致也有这样三种人，情况并无例外。题目不用“今始醒”，而用“今似醒”，似者，或然之辞，读者当能领略其意。
说起出版，上海一向是全国文化、出版和印刷事业的中心。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上海市出版局领导下的各专业出版社，计有：上海人民、上海文艺、上海文化、上海人民美术、上海少年儿童、上海科技卫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朵云轩、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等十家。这几个出版社，规模大小不等，但几乎网罗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的所有人员，其中许多且是知名之士，加上后来新参加的，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自“反胡风斗争”后，历次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上海各出版社被称为“藏龙卧虎”之地，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运动一来，自然首当其冲。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上海各出版社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就有近三百人之多，比例之高，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超过其他各界。这批“右派”（即相当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敌”的称号），从此打人“另册”，受尽凌辱折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出版界因过去向来是各次“运动”的重点，自然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祸之烈，冤假错案之多而酷，真可谓血泪斑斑，几天几夜诉说不尽，足可写一本厚书而有余。古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剪辑上海出版界十年噩梦中的几个镜头，不假虚饰，概从实录，如鲁迅所说“立此存照”，非求垂鉴于后世，庶几有望于来哲云尔。
一代文人有厄
《儒林外史》是一部专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洋相”的小说，但是在它那板着面孔说笑话的讽刺外衣下，却隐藏着一个严肃的主题，这是为向来的读者和研究者所忽略了的。这个主题概括在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回的“楔子”这段描写内：
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忽然起一阵怪风，刮的树木都飕飕的响，水面上的禽鸟，格格惊起了许多。王冕同秦老惊的将衣袖蒙了脸。少顷，风声略定，睁眼看时，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原来《儒林外史》这部小说的作者吴敬梓，虽然把知识分子的众生相描写形容得淋漓尽致，而且尽情地嘲笑、揶揄他们一通，但是他充分体会到这些处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其命运是多么可笑可悲可怜，这些他全称之为“厄”。王冕看到天象“贯索犯文昌”，贯索是牢狱星，文昌是文星，文人碰着牢头禁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他发出了“一代文人有厄”的叹息。这才是《儒林外史》的真正的主题。
说老实话，我看许多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很可能了解这部小说的这个主题的，只有经过三十年的实际体会，结合他们自己的遭遇，又看到周围同类人的一系列遭遇，方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这个认识。特别是每当一个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终了时，他们方有可能会想起《儒林外史》的这段描写，会感到不寒而栗；会钦佩吴敬梓真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他不仅看到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可笑和悲惨的命运，而且他的预言还一直应验到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不是完全适用于称之为“四人帮”的垮台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吗？
自然，吴敬梓对未来是寄予希望的，这就是王冕说的，“天可怜见，降下这一颗星君去维持文运”，可惜就是“我们是不及见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恐怕也有同感吧：经过三十年的折磨、凌辱以至摧残，岁月、精力消磨殆尽，这一代人是完了；但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出来“维持文运”，不要再重复上一代人的苦难，虽然“我们是不及见了”。
以上所谈，看似闲文，其实不然。这说明世上许多事物，必须亲身经历，方能领会它的真实意义。隔岸观火，虽然看到河那边起了火，但是火烧掉多少房屋器物，伤害多少人，必须亲自去现场看一看，方才知道。同时他的感受，又肯定没有身罹其灾者的沉痛深刻。本篇前两节所谈虽都是上海出版界十年劫难，但只及于党员领导干部，即所谓“走资派”，人数还是不多的；这一节要谈普通群众了，他们才是人数众多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即所谓“臭老九”，所有大小知识分子全在其内。如果说“一代文人”，所指应是这部分人；如果说“一代文人有厄”，所指即是这部分知识分子所受的深重苦难。引《儒林外史》这段描写作为本节的开场白，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吧。
但是还需要再弹一支前奏曲，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忌与整（这有个专门用语叫“批倒批臭”，换句直截了当的话就是“廉耻扫地，身败名裂”），文化大革命时期固然到达登峰造极，但也并非凭空而来，不妨说其渐久矣。较远的如《武训传》批判、思想改造、《红楼梦研究》批判等且不说，到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波及面就越来越大了（官方的数字是一万多人）；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就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官方公布的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数字是四十五万人，实际当超过一倍以上。家属亲友受株连的，更不计其数，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被戴上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帽子的人，都属于所谓“敌我矛盾”性质。就是说，这么多的上百万人一下子都变成了像苏联大清洗的恐怖时期那样被官方宣布的“人民公敌”。
上海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在这两个运动中都曾遭受严重的清洗、冲击。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一个重点。在分三批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新文艺出版社被点名的就有八人之多。有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辑和编辑等。这些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开头都被关押起来，有的监禁长达十年之久，等到放出来，妻子也死了，家也没有了，真是家破人亡。有的虽然审查半年一年放了出来，也都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永远带上一顶“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来当反革命分子批斗一番。有的人虽同胡风的关系不深，只是因为公布的材料“批语”中点了名，就被加重处分。还有吃冤枉官司的。新文艺出版社有个青年考取了厦门大学读书，这本是好事，他却请后来定为“胡风分子”的为他写两封介绍信。胡风案件发生后，他们写的介绍信就成了他的罪证，也被当做胡风分子关押，审查了半年方才释放，从此在他的档案袋里就装上了“胡风集团影响分子”的结论，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在上海出版界称得上规模宏大，战果辉煌，“挖出”了近三百个右派分子。除少数善于保身者外，稍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几一网打尽。这里且以上海文化出版社为例。这是一个以出通俗文学、艺术、音乐等为专业的出版社，是由几个私营出版社合并组成的。原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都在这个出版社工作，都被打成右派。因编《现代作家书简》、鲁迅为之作序而出名的K君（某名作家亲戚），曾任某私营书店总编辑，也并进这个出版社，他素有“大炮”之称，原已被出版社的反右领导小组划成右派，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则碍于名作家的情面，不予批准。但是这个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W，出于私怨，非把K君打成右派不可，连续呈报三次。最后一次石西民发火了：“是你做部长，还是我做部长!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W方不敢做声，K得以免此一难。就是这个反右功臣W，一九五九年却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别人的批斗，自己也尝到了挨整的滋味，从锦江饭店九层楼跳下来，一命呜呼。
有一出版社有两个党员副总编辑和三个党员编辑，全被打成右派。一位“胡风分子”的夫人，自丈夫被捕后在这个出版社做个小职员，养活两个孩子，只因随便讲了两句话，也划入右派，受不住当时环境的残忍压力，投河自杀，丢下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还有由于“爱人”即妻子“大义灭亲”，揭发丈夫许多枕边“私房话”，而成为右派。这种事例在几十年来纯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时代，并非少见。仅以一九五七年说，公开登在报上的，就有“大右派”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儿子揭发父亲的新闻。至于妻子揭发丈夫的，报上登载更多了，当时都是极为时髦的革命行动。
今天大家已经清醒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点也不“完全必要”，但是从它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展看，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按照这种斗争哲学“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规律走下来，其必然的结果，一定要来一次总其成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一定是以其彻底失败而告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向声称，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事实证明它同以前多次运动一样，纯然是一场自上而下生搬硬凑制造出来的。这只要看它所安排的步骤和节目就明白了：工作组，批判资反路线，清队，工、军宣队进驻，批《水浒》，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各界各单位，无一例外都依此安排进行，人们可以觉察到，这个表面混乱的十年里，每一步都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有条不紊地调拨——很得意，但是每一步都在走向自身的毁灭。玩火者必自焚，不可一世的江青之流即是。
上海出版界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高潮，从开始到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多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处，它完全不是由原有的各级党组织来领导，而是由造反派——一般都是由狂热的青年党员和群众组成——来领导。各行各业都有一个或两个造反派司令部。上海出版界的造反派组织叫“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版司”。后来又出来一个“版联”与它抗衡，但势力及不上它。各个出版社的造反派，大体就归这两个司令部管。对所谓走资派和大批知识分子总称为牛鬼蛇神的专政、定罪等等，就是由这伙自称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的造反派，再加上工、军宣队干的。
对知识分子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集中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个阶段，那是根据一九六七年底江青的一次谈话后开始的。在那以前，知识分子已经倒霉了，但程度还没有这么厉害。从清队开始，对知识分子的凌辱、管制、虐待、酷刑、诬陷，变本加厉，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那一阵以上海来说，两个大报天天发表社论，督促对各种“分子”加紧清查，不许心慈手软。尤以其中某一大报最为猖狂，煽风点火，凶相毕露。此大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受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控制，等于是“中央文革”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意图、部署常常由此报先行透露，地位甚至超过《人民日报》，而作恶尤甚。徐景贤任上海市委书记，专管文教，是张、姚一手提拔的一条忠实走狗，嗅觉灵敏，专会噬人，上海文化界受他之害最深。如一个在煤气公司工作的青年桑伟川，只是写了一篇对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有不同评价的文章，逆了徐景贤的意，就被他作为反革命，不仅在报上批，还押到各单位“游斗”，最后把他逼疯。在张春桥的示意下，此一大报把早已撤职调离的此一大报创办人兼总主笔的徐铸成，又从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揪回来批斗，说他翻案，并在报上用头版头条新闻刊载“批斗老右派徐铸成”的新闻报道。以后只要是新闻界和出版界开什么批斗大会，徐铸成就要被拉上去陪斗，还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原《国讯》（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创办的刊物）主编S君，也是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的，与徐铸成一同贬在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做个编辑，也被公开给以点名，称之“右派翻天”。此大报不点名，像S君也逃不了，但经它一点名，罪名就更见加重，苦头吃得更多。
“牛棚”这个名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创造，应该编入百科全书的条目，备后人查阅。曾被鲁迅称为“赵老爷”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有一次被单独反锁在一个房间内，这个房间就是牛棚。一个造反派不知里面关的谁，敲门问：“里面是哪个？”
“牛!”老实的赵教授瓮声瓮气回答。
“到底是谁？”造反派有点生气了。
“真的是牛!”赵教授不敢谎报身份。
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牛棚，关的是被称为“牛”的一些人。“牛”，就是牛鬼蛇神的简称。此外还有所谓“羊棚”，比牛棚稍高一级，圈在里面的一般算是问题不很严重的人，待遇比牛棚为优，不实行专政，不参加劳役，可以同革命群众一道开会等。牛棚中人对某些人能身处羊棚是很歆羡的。
牛棚大小不一，上海几个出版社，大概每一个牛棚关二、三十人左右。牛棚的日常课程：每天一早，提前上班，打扫办公室、走廊、楼梯和厕所；向毛主席像请示，朗读《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三呼“毛主席万岁”；接着由造反派主持开会，互相批斗；“牛”与“牛”之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原应相濡以沫才是，但在造反派监视下，只能相互残杀，抓住对方一点，咬住不放。如不开批斗会，就是无穷尽地学习《毛选》，每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眼睛盯住《毛选》，做出专心一志的样子。经常造反派来叫某个人的名字，就是这个人被单独提审；审些什么，吃了些什么苦头，回来一声不敢响，别人也不敢问。好容易挨到晚间，要等造反派来宣布可以走了，再排队站在毛主席像前，这叫“晚汇报”，同样要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表示已到“山穷水尽”地步，然后三呼“毛主席万岁”，一个个像囚犯出狱那样，急匆匆地赶回家去，家里妻子儿女正提心吊胆地等着他呢!日复一日，古人说“度日如年”，该如何解释，牛棚中人算是实地领会到了。
有一位写过一本流行小说的作者Q君，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以德国法西斯特务的罪名（四十年代，他曾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任职）关在牛棚里。他每天面对《毛选》，实在厌了，竞异想天开，向老友L君借了一部《西游记》，放在《毛选》下面，等造反派不注意，就翻过来偷偷地看。他旁边一条“牛”发现了，为了邀功，向造反派告密。这一下子Q君罪上加罪，批斗不必说，《西游记》没收，还要他交代这部“大毒草”的书是哪里来的。他胆小害怕，只得老实说出老友的名字。等到批斗结束，回到家里，心里万分不安，怕造反派去找老友麻烦，对不起他。妻子也怪他不该实说，连累他人，于是夫妻叫儿女连夜去关照老友，告知此事，叫他有所防备。老友却是古道热肠，随女孩子一同来Q君家，不仅不怪他，反安慰不要担心，造反派若来查问，他会自己承担责任。Q君感激涕零，想不到今日世上还有如此厚道的朋友，悲从中来，抱住老友大哭一场。
这当然还算不上卖友求荣，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卖友求荣的事例，到处可闻。名画家丰子恺，担了一个上海画院院长的虚衔，因为画过几幅讽刺社会相的漫画，便成了上海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被牵来牵去加以批斗。造反派写的大字报、大标语（“打倒反动分子丰子恺”、“打倒黑画家丰子恺”之类），贴满他住家的大门口。造反派还勒令他自己抄写这些大字报，自己张贴。过路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蓄着三绺长须的白发老头儿和一个小脚老太，拎着一桶浆糊，搬着一条长凳，吃力地往墙上张贴大字报。这就是丰子恺夫妇。有一次，丰老正站在长凳上，双手举着一张打倒自己的大字报，准备往墙上贴去，一个重心不稳，连凳翻倒在地，折断了一条腿骨，只好卧床不起。这倒是因祸得福，可以不拉出去批斗了。但是好景不常，他的一个学生（也是书画名家），交代出了丰子恺写给他的“反动诗”，于是丰子恺又被作为“黑线回潮”、“翻案妖风”的代表，重又揪出来批斗，一直到死。丰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弟子，虔信佛教，中年以后即茹素，戒杀生。佛以慈悲为怀，他临死前当已宽恕他的那个使他增加灾难的学生。当时告密之风盛行，人与人不敢交往，更不敢倾吐心里话，连至亲好友也互不相信。也确有需要戒备的人，有一个老干部，为“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马天水、徐景贤所看中，选他做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党委书记。他不免受宠若惊，竭力想要报答知遇之恩，便密告自己的儿女亲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有“反动言行”，使这个亲家一直以反革命的罪行关押受审。此人密报有功，接连升官，做到上海市革委会“文教办”（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掌握上海文教界生杀大权。一声霹雳，北京抓起了“四人帮”，上海人民群情激昂，奋起追查“四人帮”余党。最初并没有查到他身上，在揭批“四人帮”大会上，还让他坐主席台。但他自己心里有鬼，坐立不安，心惊胆战，回到家，写了绝命书，说“无脸见人”，跳楼死了。当然没有人可怜他。
据粗略统计，上海出版界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的（不包括像做爪牙的这种人），达到五六十人之多。这些都是冤死的。
原任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俞鸿模，反胡风斗争时被作为胡风分子关禁过，因为他原是海燕书店老板，海燕书店曾经在解放前出版过一些胡风的书，因此俞鸿模也成了胡风分子。俞鸿模是一个梗直的老实人，气不过，在监禁中吞大头针自杀，幸而发现早，救活转来。这次文化大革命，又算他老账，把他关押起来，隔离审查。他又气不过，愤极，再次用自杀表示抗议。他这次用的是上吊，果真死了。一死，造反派立即刷出大标语，声讨他“畏罪自杀，罪该万死!”
有一个青年编辑，平时喜欢收辑鲁迅的佚文遗稿。文化大革命中流传出来很多毛泽东未发表过的讲话、文章、诗词，他就像收集鲁迅遗稿那样，大事收集毛的作品，而且用多种文本加以校订、增补。越做兴趣越大，简直成了“毛著迷”。照说这是忠于伟大领袖的表现，谁知使他几乎丧生。毛写的文章，根据各个时期的政治需要，前后常有大幅度修改，最忌人们看出他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工宣队认定他收集毛未发表过的著作，居心不良，是“整毛主席的黑材料”，这就是滔天大罪了。这个青年编辑被逼得连续自杀四次，其中一次求死心切，竟跳进了五七干校的大粪坑，幸未灭顶，被人捞了上来。他虽然四次自杀没有成功，但也死去活来，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办公室主任，是党员，解放前参加上海学生运动，但这时却也成了罪名，说他有叛徒嫌疑，拘押审查。每次提审，凌辱不堪。他愤不欲生，在一次提审之后，从设在楼上的囚室窗口跃下，立时殒命。有一阵各出版社跳楼成了风尚，有一个出版社竟先后发生四人跳楼自杀事件。
自杀是人生至不易的事。人非到绝境，走投无路，是不会轻易采取这一下策的。但是也有人从一开始就预见到这个运动来势不善，宁求义不受辱，或过去受过辱，这次义不再辱，尽早采取自杀这个极端办法，一死了之。如名翻译家傅雷，是有名的硬骨头，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不承认；一九六二年要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他也不接受。他的儿子傅聪，是有名的钢琴家，在波兰留学，出于无奈，逃往英国避难，成为叛国分子，傅雷也不在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傅雷就决定不能再受侮辱了，夫妻二人双双服毒而死。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平心，受上海某大报的骗，名为约稿，实是“钓鱼”，也叫“引蛇出洞”，平心还真以为是学术讨论，写了关于清官问题的文章，被文痞姚文元化名劲松，在此大报上指为“自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平心是个性格刚烈的书呆子，一生除了读书写作，研究学问，连生活也不知自理，其实是不懂什么政治的。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有汗马之功，但全国解放后也只是让他在大学教教书，并未受到多大重视。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他受不住那种任意诬陷的批评帮助（现在有个名词叫“无限上纲”），气得用根木棒打头，把自己击昏，虽未死去，从此得了头痛毛病。思想改造运动时，上海文化界有副对联：“刘大杰跳黄浦，李平心捶脑袋”，指的就是此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他幸免于难，但是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大关过不去了。某大报上公开点了他的名字；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全市万人大会上把他列为全市六大“反动学术权威”之一，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即“三反分子”；他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贴满了揭发他的大字报，声言要揪他去公开批斗。平心一笑，对保姆（女佣）说：“我不会让他们称心的!”保姆不解他什么意思。当夜，平心一人独处的时候，开煤气自杀了。第二天发觉，送医院抢救。上海市委指示，这是“黑帮分子”，一定要救活，否则批斗就少了一个活靶子。但是中毒已深，无法救活，果然没有能使这些革命左派们“称心”。保姆方才懂得了平心说那句话的意思。
处在专制淫威下的知识分子，手无寸铁，他们所能对抗暴政的惟一武器，就是摧毁自己的生命。写《燕山夜话》的邓拓，在论到明末的东林党人时，有两句诗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东林，何代不然!邓拓本人就是一个证明。从东林到傅雷、平心、邓拓……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着同样的命运，可悲也夫!
文化大革命中对知名的知识分子公然开杀戒，也是上海开的先例。这就是上海乐团的名指挥陆洪恩。陆洪恩在遭受批斗、侮辱至忍无可忍时，喊了一句“打倒”的口号，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并在全市公审大会上宣判死刑，押赴刑场枪毙。还有一个上海著名西医梁俊青，他是以同济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名留德的，对中国文学也很有修养。一九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随同几十个高级右派一起，被发遣下乡改造。独他最受农民爱戴，因他免费尽心为农民看病，几十里外的农民都闻讯赶来求他医病。农民都赞他是“好人”。就是这样一个农民称为“好人”的人，忽然被造反派发现写有“反诗”，于是也像陆洪恩那样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并且已经内定枪毙。但是这些杀人犯，虽然嗜血成性，却想把杀人的责任推给老百姓，发明了一种叫“群众定案”的方法，就是把陆洪恩、梁俊青这种政治犯性质的案件，混在一些抢劫犯、强奸犯等一起，四五十人一批，写成“反革命案例”，印发给全市各行各业，组织群众讨论，根据案例情节，提出判刑轻重。群众根本不知内情底细，讨论时一窝蜂地“胡调”，管你什么轻的重的，一概“枪毙，枪毙!”这就叫做“群众定案”。梁俊青连囚衣也已换好，将要绑赴法场了，就像京戏里忽然降下一道“刀下留人”的圣旨一样，忽然有道命令下来不枪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这全靠“千古相业唯一人”（赵朴初诗）的周恩来总理的干预，是他获悉了陆洪恩枪毙的事，感到这个杀戒开不得，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多少还能派点用场吧，杀光了不像韭菜那样还能再长出来，因此赶紧下令制止。梁俊青因此得逃一命。
最近三四年来，许多追悼会的悼词、报刊发表的怀念文章、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新闻报道等，凡是提到某人“含冤而死”，那就是指这个人是自杀或受迫而死的了。
上海出版界的轰动一时的惨案，是J君活活被打死的事件。J君是某一出版社的女编辑，关于她有一件花木兰式的传奇故事。她是云南人，在全国解放前夕，女扮男装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在湖南的游击队。她嗓子粗，走路跨大步，又抽烟，又喝酒，很像个男子，所以无人识破。她后来不愿干了，要求离队，临走时要求队长发支勃朗宁手枪，作为参加游击队的纪念。队长没有给。她到上海参加文化工作，派到出版社做文学编辑，始终还是男装，以男子自居，别人也不怀疑。她同一个老编辑合住一间宿舍，有两三年之久，那个老头子对她的性别竞懵然无知，说明她的伪装是很成功的。
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社开展反胡风运动，她因同“胡风分子”交好，怕受连累，向党组织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性别，也谈了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代她保密，不在群众中宣布，所以她继续还是男装。直到有一次，她被汽车撞伤，抬到医院去，接受检查，这次无法保密了，只得泄露了女扮男装的真相。所有认识她的人，无不感到惊奇，但也感到有趣，称她为现代的花木兰。这以后她恢复了女装，但是扮演男的时间久了，所以形态、走路还带着扮男子时的痕迹。关于那支手枪的事，党组织暗中派了人事科一个干事去湖南调查，找到那个游击队长，证明她所说是实：她要过手枪，但并未给她。人事干事回来写了报告，归入档案，此事已了。
可是就是这个人事干事，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互相贴大字报揭发的阶段，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花木兰私藏手枪未交。群众不知底细，以为管人事讲的话总是可信的。J君根据事实反驳。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叫“批资反路线”，资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一些当权派制造混乱，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自己脱身。这个人事干事也是受批判者之一。J君在批资反路线大会上站起来责问这个人事干事为什么抛材料，整群众？人事干事低头不语，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到了清队的阶段，J君因为曾女扮男装，又有手枪的事，这个故事离奇曲折，因此是清查对象。这个人事干事怀恨J君当众责问过他，使他难以下台，便向造反派头目密报，说她确私藏手枪。他是人事干事，掌握档案材料，人们不能不信。于是对J君严加拷问。J君有只箱子寄藏在一个中学女校长家中，二人是好友。这事又只有人事干事知道，他便又向造反派提供线索，说手枪可能就藏在这只寄存的箱子里面。这里应对私藏枪支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说明。私藏枪支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算什么，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属于反革命的罪行。因此由一个简单的推论得出的结论，便是：只有反革命分子才会私藏枪支，所以凡私藏枪支的便是反革命分子。历次政治运动都附带有一个号召，交出私藏枪支，鼓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赏。J君既有人事干事作证，但她又矢口否认，便成了非追查不可的大案。出版社造反派的三个头目，会同那所中学的红卫兵，把J君押解到那所中学女校长家，一面抄家，一面讯问，两样都无结果，便把J君和女校长酷刑拷打，自夜间到清晨，活活把两个无辜的女人打死了。可想而知，打法是极为惨毒的。同时还有三个中学党员教员，平时因和J君有来往，也被拷打重伤，成为残废。在那段疯狂恐怖的日子，造反派、红卫兵打死人是无罪的。江青讲过：“坏人打好人，反革命；好人打坏人，活该!”她这话广为宣传，奉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使得一批以“好人”自命的狂热分子有恃无恐，而受打者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J君等人虽然死的死，伤的伤，自然不在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心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且动手拷打的人那么多，大家都有份，怕什么？打完了，兽性得到了满足，这伙造反派、红卫兵一哄而散，扬长而去。这样大的死亡案件，发生后数年之久竟无人过问。凶手逍遥法外，有的心安理得地恋爱，结婚，还生了大胖儿子，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直到这批凶手的靠山“四人帮”覆灭后，J君的惨死案方才得到审理，凶手方才得到了惩罚，但是也还经过一段周折。起先凶手们出于“义气”，互不认罪，也不供认作案的经过。法院仅判三个参与其事的造反派头目很轻的徒刑，并且一律缓刑，就是说只在名义上给他们一点刑罚，至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自由受不到什么影响。还有那个抛材料的幕后肇事者人事干事，被他们这帮“小兄弟”保护起来，根本没有触及。群众当然不满，议论纷纷。法院第二次审理了这个案件。三个造反派头目迫于形势，交代了案情经过，把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诬陷犯人事干事也咬出来了。法院经过查证，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分别判处这三个造反派头目以二十年、十年和三年的徒刑，不再缓刑。那个人事干事以诬陷罪判处两年徒刑，但是缓刑两年。在查问案件的经过时，那个人事干事方才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今天才知道，想不到我一句话造成了这个案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何其如此之多，大家从这个挟嫌诬告、陷人致死的凶犯如此轻飘、无耻的话语里，或许可以知其原因的大概了。
上海出版界另一件大冤案，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逼供”逼出来的，堪称得上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所以案件制造成功以后，别的单位的造反派都来“取经”；本单位的造反派也派人出去作报告，传授“深挖反革命”的经验；还写成文章，登在造反报上。造反派一片欢呼，然而，知识分子惨矣!当时有句名言，说是“革命群众开心之日，乃反革命分子难过之时”，造反派的开心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是这样制造出来的：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有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诬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化大革命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骗人的诱饵）。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除此之外，这个出版社的造反派更有新的创造，在出版社内安置了高音喇叭，对准牛棚，每隔几分钟喊话一次，或是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对这些嫌疑犯进行心理战、神经战，使他们时刻处在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的紧张境地。最后，就在某一天夜间，不许这些人回家，把他们集合在一起，面对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每人一张课桌，纸笔俱全，命令他们交代罪行。整整一夜，许多人受不住这种使人心胆俱裂的恐怖气氛，只得从实写下所谓“罪状”：自己对某人讲过，或是某人同自己讲过，诸如江青原名蓝苹、拍过电影、在杭州六和塔同唐纳结婚等一些话。有一个人交代，他曾将江青拍电影的照片，给某人看过。就是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普通之极的“言论”，造反派如获至宝，公安局也据此定为“现行反革命罪行”，一共定了六个人的罪，将其中二人判刑逮捕（一个十年，一个七年）；一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是名学者，出版社的社外编辑，是清末某军机大臣的幼子，少年时即有才名，曾任华北政府时的国史馆馆长。他被判十年徒刑，被捕时已年过七十，后因病保外就医，未满刑期就死了。还有一个在判刑前神经已陷崩溃，跳楼自杀，脚骨折断，也未能幸免，照样把他抬到宣判大会上，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来稍能起立，就勒令到五七干校养猪。一个被判七年刑期，坐满了七年牢狱，原应释放回家，但因他的家是在大马路上，时有外宾车队经过，按照公安控制条例，沿街不能有刑满分子居住，于是把他放逐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在那里又关押了三年。造反派和公安局都认为反正是反革命分子，多判几年是无所谓的。当时的办案原则是：没有错抓，没有错判，也没有错关。
一代文人有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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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抢房风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房管系统带来各种严重灾害，其中尤以抢房风为最甚。
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续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所以老百姓习惯叫它抢房。
第一拨抢房风，始于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来沪煽风点火。接着上海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同时冲向社会，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凡所见到的建筑物上西洋雕塑、古代雕刻、吉祥图案、里弄名称、外文标志，一律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加以摧毁扫荡。稍后深入到“地、富、反、坏、右、资、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家里查抄“四旧”，搜集“罪证”，翻箱倒柜，挖地拆墙，无所不为。搜出的刺绣、寿材、佛像、旧书、古董、字画，有的堆放在较大较好的房间内，门上贴封条，有的运走，有的烧掉。也有把大房间占为红卫兵司令部办公处所，将主人一家赶到小房间去住。
红卫兵，本来是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的造反组织。后来不少非学生的成人也挂上红卫兵的袖章，“破四旧”、抢房子。不久出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什么“战斗队”、“造反队”等，在本单位揪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后，往往伴之以抄家和抢房。在早期，抢到的好房子大都用于造反组织设立“司令部”、“联络站”、“材料组”等办公之用，也有改装为关押“审查对象”的“隔离室”的。造反派大小头头吃住在里头，深夜呼啸，四邻不宁。如地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许多佩带红袖章、身跨摩托车的造反派，成群结队，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频繁出入。里人屏息而立，侧目而视。有时各造反派之间，争夺批斗对象，一户可以被查抄几次（永安公司私方郭琳爽家被抄7次之多）。各派互贴封条，大打出手。
受第一拨抢房风的引动，社会上一些人起而效尤，互相串连发动，出现了“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在全市刮起了第二拨抢房风。房管部门掌握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都被抢占。有些胆小的“聪明人”，怕有朝一日被追究，就发明了“连环抢”的办法。他自己抢了房子，又叫熟人抢住自己的房子，以此类推，造成无法退房的局面。在此气氛压力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保不住，就唆使亲友抢住进来，以堵住外人来抢。也有一些危险房屋的业主，抢得好房子后，主动上交坏房取巧表示“革命”。这次抢房事后核查有19578户，使用面积361737平方米。
抢房风造成社会秩序大乱，引起了造反派控制的市领导机关的不安，就示意并批准市房地局予以整顿。对于“冲击”归公的私房要补办自愿上交的手续，经批准归公后原业主自住部分按公房标准交租。被滥用的空房退交房管部门，被抢占的空房经审查核定后建户收租，包括大小头头如王洪文、陈阿大原住简屋几经搬迁，最后住进高级住宅，办了配房手续，变非法抢占为合法分配。这项整顿工作到1970年2月告一段落，计处理（包括收回和建户）16218户，28.86万平方米。尚有3360户，7.3万平方米无法处理。
第三拨抢房风是有组织的抢。1967年7月25日“工总司”（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全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头头是王洪文）房管系统联络站串连全市各大造反组织到处贴联名布告，勒令所有的“地、富、反、坏、右、资”等人把他们的房地产一律交公，限在8月15日前向当地房管部门交出房产证和紧缩的住房，不得提出任何借口拒绝执行。交出的空房即由造反派分配。这次全市性的有组织行动，在当时形势下比政府法令还有力。房管系统造反派响应号召表现得极为狂热。1968年6月打出“进一步收房”的口号。他们布置造反队员到里弄看大字报，摘录其中被查抄的对象，派战斗组上门看房子，如认为尚有挤占余地的，即勒令其继续退房。这次是造反派以房管所革委会名义出面办事了。如有些房管所在本地区发贴“通令”，令“地、富、反、坏、右、资”携带户口簿、房票簿（公房）、有关产权证件（私房）于限期内向房管所报到。报到时在造反队员监视下，先在门口向毛泽东主席像“请罪”，朗读墙上贴的标语或语录，然后视其高兴打两个耳光，以“端正态度”，排队，按次叫去谈话，按照“战斗小组”已摸到的口径填表申请退房。造反队手执皮带来回巡视，造成恐怖气氛，吓得房主和住户不得不填表。
总计前后三拨抢房风，市区被抢（冲击没收包括被迫“自愿”上缴）的各类私房共17650户，141.75万平方米；郊区8454户，45.46万平方米。合计26104户，187.21万平方米。市区公房被抢（压缩、挤占）79万平方米（均为使用面积）。
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原住房全部交出，安排到又差又小、没有煤卫设备的房子里去，用造反派的话说“叫你吃吃苦头”。这里仅举几例：
朱道南（已故），市房地局副局长、中共房地局委员会副书记，原住湖南路一套2室40平方米公寓，被扫地出门，搬到高安路某大楼，一家4口住2间储藏室、加起来不足10平方米，无煤卫、无厨房、又暗又闷。
刘靖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工商联主任委员，原住自产江宁路1019号花园住宅，建筑面积691平方米，被扫地出门。老夫妇二人手拎小提箱一只，彷徨在马路上，无处可去，被统战部工作人员发现，找到一个亭子间安顿下来，后因国庆上主席台，可能有外宾访问，才又迁到北京西路某公寓住半组，约20平方米。
陈新典，泌尿科专家、曾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安徽省医学院院长，原租住泰兴大楼一大组公寓，扫地出门，一家分散2处，均为小间。
戚雅仙、毕春芳，著名越剧演员，原居住陕西北路公寓式里弄，各一层三间。扫地出门后，戚雅仙住大沽路旧式里弄底层后客堂16平方米，昏暗潮湿。毕春芳也差不多。
随着“批斗”扩大和深入，扫地出门的事，持续发生数年，直至1971年才逐渐终止。很多人虽未扫地出门，但被逼交出较好较大房间，自己搬到最差最小的储藏室、灶间、阁楼、亭子间等部位，但仍须负担原来的全幢租金。私房归公后，自己留住部分必须按公房标准付租。这些对象多数停发工资，只给一二十元生活费。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房很少（10年只造150万平方米），而人民居住困难严重。当时踞市领导地位的马天水、陈阿大等手中有大量抢来的空房，决定拿来收买民心。由工交组拿出5条解困标准，实行他们吹嘘的“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解困”，由房管部门统一接受困难要房户申请，独家承租分房解困任务。但实权仍归工交组的房调小组（当时陈阿大被称为“房司令”）掌握，为造反派头头亲戚朋友批了不在少数的条子，房地局只得照办。事实上到1976年开始落实政策时，个别尚未被清除出去的造反派还在利用职权批配好房。于是一切要房的矛盾集中到房地局。为了平衡各区房源，把普陀、闸北等空房少的“穷区”的困难户分配到徐汇、静安、卢湾等空房较多的“富区”，结果许多花园住宅、公寓、新式里弄等好房，被生活习惯不能适应的住户搞得破破烂烂。例如迁到新闸路沁园村的困难户，不仅房租付不起，连煤气也用不起，竟在打蜡地板上支起了行灶，用拾来木柴生火做饭。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的困难（还房应先修复）。如著名中医妇科专家陈小宝家，在巨鹿路有花园住宅1000余平方米，共有各种彩色卫生设备27套。被没收后拨给部队做招待所。因军人习惯蹲坑，全部敲掉改为蹲式坑槽。落实政策归还时限于经费只修复了6套。也有的业主申诉地上铺的方砖是明代古物、梁上木雕是明清精品，祖宗遗留，要求赔偿，因无法办到，只得耐心说服。1967～1968年解困用去空房45万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为抢房风“擦屁股”而落实私房政策，从1976年10月起到1991年底基本结束，花了十几年时间，拨用了10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新建住宅，支付收购费用920万元才得完成。（参见上海地方志第五篇第三章第一节）抢房造成的公房困难户数量很大，只能纳入全市解困工作计划，逐步调整解决。这些因素使文化大革命后的住房困难成为爆炸性的社会问题。
除了上述一般的抢房风之外，还有两起有特定目标的大规模的集中抢房活动，一起破坏上海市与中央各部、各兄弟省市关系，一起破坏宗教政策。
第一起：1967年12月，由造反派控制的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性组织）查封了外地驻沪机构的办公居住用房1106处，建筑面积36.69万平方米。经市工交组正式分配使用124处；作为出借处理247处；1971年移交市房地局继续处理704处。其中多数已被占用，真正空房只有159处。
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查封时还对各驻沪人员加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予以迫害。1979年9月，国务院发文指出：“同意为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驻沪办事处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一伙查封各驻沪办事处是反革命行动。他们强加于各驻沪办事处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对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和家属，在政治上要予以彻底平反。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工作需要，在征得上海市的同意后，可以恢复驻沪办事处。所需办公用房由派出单位与上海市革委会协商解决，原房及用具不再归还”。1988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房管局的请示，经调查被查封的1106处的建筑面积为28.7万平方米。其中，中央各部13万平方米；各省、市、自治区12.9万平方米；郊县2.8万平方米（较当年统计数少8万平方米）。另据统计：按房产性质分，租用公房16.5万平方米；租用私房1.7万平方米；自产房屋7.2万平方米（全民与集体）；产权归属暂不明确4.8万平方米（较当年统计少6.5万平方米）。对其中集体所有制的房产原则上应予退还，具体有的经济补偿，有的用其他房产交换。有的另造新房归还，有的腾退原房。
第二起：1968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又查封各宗教团体用房及寺庙教堂共53处（据市革会组织小组当时统计为100余处，办公用房6处），建筑面积6.66万平方米（其中缺佘山天主堂面积）。市政交通组做出如下处理：面积较大的16处2.66万平方米由市计委分配给工厂、仓库使用；一般性29处1.97万平方米交所在区调配；保留8处2.03万平方米，其中佘山天主堂缺面积，其余为天主教徐家汇天主堂住持院和修女院；基督教圣三一堂和青年会；佛教玉佛寺、静安寺、沉香阁。
1980年7月，国务院批转宗教事务局、国家建委等单位《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问题的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占用的教堂、寺庙、道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外对内工作需要继续开放者，应退还各教使用。如宗教团体不需要收回自用者，由占用单位或个人自占用之日起付给租金，房屋被改建或拆建者，应折价付款。
寺庙教堂破坏非常严重，如龙华寺在1966年8月24日一天内，就由17个单位的红卫兵千余人将山门推倒，将700尊佛像全部砸毁，将庙内宗教藏品集中焚烧3天。又有红卫兵开来拖拉机要推倒龙华塔，附近群众起来保护，才幸免于难。圣三一堂、徐家汇天主堂除砸毁宗教设备外，宏大的高塔建筑被拆毁。南市区的文庙被视为“封建主义的遗毒”，除拆毁棂星门、大成门外，又将进门三座石桥和泮池破坏，魁星阁倾斜，大成殿脊断檐坍，险象环生。房管部门仅为修复龙华寺，1979～1981年投入9万余人工，资金70万元，才将6040平方米房屋修复。
摘自《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房地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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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我的检查（摘录）
曹荻秋
1967年3月12日
按：1966年文革开始时，曹荻秋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由于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罹患鼻咽肿瘤，于同年3月起住院治疗，曹主持市委、市人委的日常工作，并在第一线处理上海文革事务。这份“检查”反映了上海市委对此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态度和处理经过，市委内部的一些意见分歧及曹荻秋在当时形势下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对于了解上海文革初期的历史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情绪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曹在何处做的这一检查，尚待考证。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这份“检查”的部分内容。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6月1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6月1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29所大学，派出了6个工作组，489所中学，派出了168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查，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查，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张，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8月31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冲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8月31日事实真相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一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8月31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9月3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9月5日，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全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33号的办公大楼。同时，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10月25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9月4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9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外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略）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经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对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一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去年11月15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同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干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和常委一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12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11月25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和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下略）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7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一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了一次严重错误。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11月下旬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去年11月25日上午有38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一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12月23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12月6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20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12月28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员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29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12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护常溪萍。早在去年6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旧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查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查，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查，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7月25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8月16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7月20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一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地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查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讨，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出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的。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企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12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11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12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抠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50辆广播车，3000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12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1962年精简的1958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12月30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1月1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1958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这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1月2日（后改为4日）在人民广场举行10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1月4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12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25元调整到42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1月12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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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范世涛来信：
对《红卫兵抓走彭真》一文，我想再补充两则史料。一则史料与1966年11月28日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有关。唐平铸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坐在主席台上。“他回来后说，那天其实毛也去了，是他上厕所时发现的。他走到后台，先看见了当时老跟在毛身边的那个小护士，随后看见了毛坐在那里。毛是不是还准备了适当时候到前台露面而后来放弃了呢？这就不得而知了。”（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下册，香港：明报出版社，第564-565页）这清楚地表明了毛对“砸三旧”的态度。
另一则史料与红卫兵抓走彭真直接相关。我今天在潘家园买到一册1968-1969年的传单手抄本，其中载有一篇“XX同志传达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几点补充意见”（载第50-58页），主要内容是补充传达全会上揭批“二月逆流”的情况，第六段则专门谈到了叶向真：
“叶剑英的女儿把王树声骂得一塌糊涂，在几个元帅的支持下，绑架了谭玉明，中央查了一个多月，才在南京查出来的。在叶、戚指示下他们又绑架了彭真和罗瑞卿。当时彭真住院，仅七分钟就搞走了。由于他们的影响，全国到处绑架，中央怕他们在天安门公审，群众激愤下打死，灭口不好办。总理问戚本禹，他说可能在美术学院，结果从该院找到了，可见他们和戚本禹勾结起来。”
可见，早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叶向真等红卫兵七分钟抓走彭真一事已经被称为“绑架”，并与戚本禹挂起钩来。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去检讨叶向真等人抓走彭真一事的过失，而是为了揭批“二月逆流”，矛头所指其实是叶向真的父亲叶剑英。
上引段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比如“中央怕他们在天安门公审，群众激愤下打死，灭口不好办”，不像真的，但也证实了周恩来两年前对红卫兵抓走彭真事件的处理曾经请示过毛泽东。因为当时“中央”二字的含义很清楚，具体指的就是党中央、毛主席。
本期何蜀老师《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点意见》和第57期王锐《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均引用了《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的一句话，即“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这句话不可靠。九届二中全会会议公报要求“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如果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北京是不会也不敢把“一打三反”运动只进行到1970年底的。据北京市档案信息网（http://www.bjma.gov.cn/dafw/wscd/qzjscs/qzjxzescs.ycs?GUID=10318）上的信息，崇文区“一打三反”档案形成时间为1970年至1973年。如果崇文区的“一打三反”档案在北京市有代表性，北京市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应持续到了1973年。另外，我收集的一册文革日记记有1972年北京市财贸系统“掀起‘一打三反’运动新高潮”的情况。
本期阎长贵老师《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内战”》一文只使用少量常见史料，结合自己少量的见闻，就对一个全局性重大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这种素养真是让我钦佩。
2、陈闯创来信：
看了第61期的《记忆》，感觉很好。
范世涛利用文革日记对“红卫兵抓彭真”所作的简单回顾其实很有内容。就我所见，王锐今年所撰关于遇罗克遇难及“一打三反”的三篇文章也是近来利用民间收藏品探讨文革的力作。
何蜀先生对《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所提的三大点意见，我完全赞同，只是有一小疵：林昭女士遇难于1968年4月29日，何先生在列举“一打三反”的思想犯时提起她似乎不妥。至于“鸡毛蒜皮”中所列八点都很有道理，但我查看英文版发现至少有三点其实应归于翻译不准确。类似情况，在笔谈系列之前几篇文章中也有出现，待笔谈系列出齐后我想做个综合反映。
记得阎长贵先生曾就毛泽东提出“全面内战”一说写有文章，本期重提此事，我认为阎先生对王力的批评是正确的，毛确讲过“全面内战”。谨提供旁证如下：
以“全面内战”为关键词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搜索，看到最早提起“全面内战”的是戚本禹1967年1月9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的讲话，他说：“多方面和我们展开全面斗争，所以发展到现在全面内战，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过他没有讲这是毛泽东说的。
接下来两条搜索结果是两个月后肖华和杨成武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月17日肖华说：“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早就对我们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找到了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他们。……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同样要用全面的‘内战’来回击他们”。3月19日杨成武说：“毛主席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杨接着引用林彪的话说：“林副主席说，这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
想必戚接见群众时顾及影响而未提毛的发明权，而肖、杨对高级军官们讲话就无需忌讳也不敢隐瞒毛的首创了。
总结起来，戚、肖、杨三人的话很明确地反映了毛当时的想法：所谓资产阶级率先发动了全面内战，我（指毛）领导无产阶级起而以“文化大革命”应战。
至于all-around civil war,毛泽东1970年对斯诺说，“天下大乱暴露了敌人，就是‘五•一六’。”两年后的1972年6月毛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又说了all-around civil war。这次他说总后台就是林彪，“坐飞机去苏联，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最后，还望将徐贲先生文章的注解发来一饱眼福。
编者更正：经陈闯创先生指出，上期何蜀文中列举“一打三反”中被杀害政治犯情况时，有一句“上海监狱中已关押多年的著名思想者林昭 ”应删去，因林昭是在1968年被杀害的。特向陈闯创先生致谢。
3、陈昭来信：
贵刊具有鲜明的特色，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它公平、公正，无论什么人，只要言之有物，都可以占一席之地。从诸多文章里都明显地看到《决议》对人们的禁锢之重，有的非官方的文革研究专家也深受其影响。“全面内战”本来就是毛说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等，本来是周恩来唱了主角，却长期被隐瞒和篡改，许多所谓“正史”中就不提或语焉不详。
第61期对于“1976年9月9日”的回忆文字，颇有可读性。蒋健和黄晓龙都是当时的底层百姓，他们一个在军营，一个在农村，却有许多共同的感受，是发人深省的。“1976年9月9日”，对中华民族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大的节日，因为它使中国历史从此走向了一个转折点。他们的回忆生动、具体、感人，因为它真实，所以不用修饰即是上好文章。
漂木文《沈邱“锻炼”琐记》，“邱”应为“丘”。希望贵刊注意校对，包括文字和标点符号。如黄晓龙文中的标点符号，许多“：”被用成了“；”，“，”被用成了“、”。任重道远，祝贵刊越办越好。
4、邱心伟谈胡泊的纠错：
《记忆》第60期的“编读往来”登载了胡泊的来信，胡先生在信中纠正了两处史实性错误。他纠正的第二条是：“《记忆》第59期王大定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提到的工作组成员‘张茜薇’，应为‘张西蕾’。”
对此，我要做一说明，虽然“张西蕾”是她的真名，但是在清华工作组时期，她一直用的以及被称呼的则是“张茜薇”。因此，我在《清华文革亲历——大事日志》中也用了这个名字。为的是怕当事人不知道。估计王大定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使用“张茜薇”这个名字的。如果我们在著述中加个注释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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