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增刊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六十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争鸣
朗 钧 浅析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
周泉缨 对朗钧文章的几点看法
杜钧福 对清华大学文革两派分歧的看法

小资料
唐少杰辑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历届领导成员名单

人海寻踪
樵 余 寻找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林岗
黄葛云 寻找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的“董司令”

他山之石
董国强 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
——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访谈
唐少杰采访、整理 惠宪钧访谈录

编读往来
1、庄学勤谈陆小宝和沈昆文 2、阎长贵谈王大定文的史实问题
3、陈益南谈本刊专辑的设置 4、蔡仪称赞陆小宝对文革的反思
5、罗雪莱谈引李敖文的翻译 6、欧阳秋称赞沈昆对文革的反思
7、夏汉碧介绍钧特•葛拉斯 8、胡泊赐函纠正两处史实性错误
——————————————————————————————————
【争鸣】

浅析清华大学“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及其它

朗 钧

最近，阅读与清华大学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和书籍时发现，与当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立组织的时机选择有关的叙述与笔者记忆中的情况不符，似乎故意回避了一个重要的史实。于是请求在美国的朋友在文革文库中帮助查找有关资料。朋友寄来求其查找的资料。这些材料和笔者记忆的情况是吻合的。于是动笔成文。如若记忆有误或观点错误，请读者直言指正。

提出质疑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分裂为“井冈山兵团”和“四一四”两大派。确切地说，四一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造反派组织“诞生”于清华园，经历过两次“分娩”。第一次是1967年4月14日，组织名称叫“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第二次是1967年的5月29日，组织名称叫“清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两次命名都有前缀“清华井冈山”，是为了表示自身组织的造反派属性与蒯大富的造反派组组织是属同类。
“井冈山兵团”这个名字很好理解。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多以“东方红”、“红旗”、“井冈山”命名，那是一种时髦，这里不多讲。
“四一四串联会”和“四一四总部”中的“四一四”这三个字就有点费解，尤其是对于后人。为什么不是“四一三”或“四一五”呢？团派人当年曾嬉笑说“四一四”就是“死要死”即“非要死”的意思，如四一四战歌所唱“完蛋就完蛋”。这种玩笑话当然不能够成立。也许当年的四一四人会说：我们的组织成立于1967年4月14日，所以叫“四一四”，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对。这种回答因果同置，也不能成立。
1967年5月29日成立“四一四总部”的缘由，是为了破坏已经达成协议的清华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当年四一四核心成员的回忆文字中讲得很详细。第一次使用“四一四”这个名称，成立“四一四串联会”时的大背景很清楚，而直接导因却被回避了。
一般而言，文革中，大凡用月日计数作为派性组织名称的，都是因为这一天或前一两天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某一派性组织具有某种重要性。例如北京中学生在1967年4月初分裂为两大派性组织——“四三派”和“四四派”。就是缘于4月3日，周恩来、江青等人讲了些指责北京中学军训团的话，后觉不妥，让戚本禹在4月4日又讲了些要拥军爱民的话，挽回影响。但是，北京中学生分裂成所谓“反军”的四三派和“拥军”的四四派却已成定局。
“四一四”派为什么选择在1967年4月14日这一天聚众成伙？到目前为止，我见到过的四一四人撰写的回忆文字中，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些文字包括：
周泉缨的《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书）；
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书）；
唐金鹤的《倒下的英才》（书）；
沈如槐、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文）；
陆小宝的《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文）；
汲鹏的《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文）
唐伟的《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
等等。
这里应该说明，唐金鹤不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且她的书是专门记录清华武斗事件的；陆小宝、汲鹏和唐伟的文章也不是综述性文章，没有涉及“四一四串联会”成立的时机选择这个话题，均属正常。
其余著书著文者，都是当年“四一四”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口径如此一致反倒是给出了一种提示：清华四一四成立的时机选择是个核心问题。

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分析
1967年4月14日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反蒯势力在蒯大富4月10日批斗完王光美的大会后仅4天，就可以在清华园另立山头，与风头正劲的蒯大富分庭抗礼了呢？
沈如槐的书是这样写的：
“清华园关于《罪责难逃》所进行的辩论为我们做好了舆论准备，（4月）13日晚上，我们邀请纵队20多个战斗组在二院召开形势讨论会，会上一致同意发起成立《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串联会》，因为串联会将在4月14日成立，所以简称“414串联会”。（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02页）
不知是忘记了还是因为什么其它原因，周泉缨的书中没有提及4月13日晚间的形势讨论会。他是这样写的：
“见到《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清华井冈山兵团内部与蒯大富一直尖锐对立的从‘八八串联会’演化过来的各种自发的组织，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革命干部将在文革‘三结合’的新政权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对于自己文革后的前途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鉴于他们对蒯大富政治品性的一致认识，所以他们都自觉地联合起来，决意在干部问题上与蒯大富周旋到底。于是，在1967年4月14日‘四一四干部问题串联会’（简称‘四一四串联会’ ）也就在短时间迅速成立起来”。（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61页）
虽然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新成立的组织的简称是“四一四串联会”，但对全称的记述却很不同。周泉缨的文字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当年四一四与蒯派分道扬镳，极力拥护“三结合”的实用主义企图。沈如槐和周泉缨的文字都间接或直接地承认四一四的出现与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蒯大富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兵团下属的《井冈哨兵》、《金戈铁马》战斗组贴出《红旗杂志调查员文章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简称《罪责难逃》）的批判性大字报。该大字报认为《红旗》杂志的文章没有歌颂群众运动，为刘邓路线翻案埋下伏笔。虽然蒯大富当天下午就以兵团总部名义表态，认为大字报《罪责难逃》是根本错误的。但是，中央文革的林杰和关锋还是打电话指责了蒯大富，认定蒯大富犯了政治错误。
自1966年7月下旬被平反，以中国学生造反第一人的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之后，这是蒯大富所领导的造反派组织第二次犯“政治错误”。第一次犯“政治错误”是在1967年1月：阴差阳错，蒯大富下属的战斗队居然和反中央文革的“联动”一道参与了史称“十二月黑风”的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政治风潮。在清华园贴出炮轰康生和周恩来的大字报。
事隔仅两个多月，蒯大富再犯“政治错误”， 他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人看在眼里，乐在心中。两次重大“政治错误”足以说明老蒯政治智商之低下。取而代之虽不可行，分庭抗礼还是可行的。只是机会还没有到来。
这里需要对《红旗》杂志发表关于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和调查报告的背景做一点分析。这个背景，在清华大学四一四领袖人物的回忆文字中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家里摆生日宴。中央文革成员悉数到场。毛泽东举杯，说：“为全国全面的内战干杯！”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传达毛泽东的旨意，社论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提法就是源于毛泽东的“全国全面的内战”的说法。
1967年是大乱之年。这是毛泽东的意愿。历史也是这样行进的。
1967年1月13日夜间，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见面后，毛泽东很客气，问候了刘少奇的孩子们的近况。刘少奇则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第二，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当刘少奇说完这些话时，毛泽东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将话题岔开了。毛泽东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对刘少奇提的要求，毛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毛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叮嘱他要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正是刘少奇的这两点要求，尤其是第一个要求，使毛泽东下了决心，要彻底打倒刘少奇。
文革初期，毛泽东想通过批发聂元梓的大字报，诱发群众起来造反，在全国打倒一批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造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最终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而刘少奇此时再也不敢就“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否合理与毛泽东有丝毫的争执。刘少奇为了自保，不惜牺牲这些干部。这就注定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统统下台，无一幸免。
然而，刘少奇现在却想用自身引退换得广大干部的解放。这个提议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接受的。如果这样一来，刘少奇将成为所有被解放干部的救星。毛反而成了不义之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让广大干部一起跟着倒霉。刘少奇的言外之意是在说毛泽东在干部问题上犯了“打击一大片”的错误。如果毛刘享有同等的话语权，刘少奇将以此说问罪毛泽东。刘少奇以退为攻的建议提示了毛泽东，使他恍然而悟。《我的一张大字报》存在着一个巨大漏洞。只强调“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定刘少奇在1966年夏季的50多天内，在学生和群众问题上搞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不够的。必须把文革以来，工作组也罢，造反派也罢，冲击干部队伍，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的责任统统算到刘少奇的头上。于是，为补1966年第13期《红旗》杂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之缺口，“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新提法醒目地出现在第五期《红旗》杂志上。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既能够栽打击迫害广大干部之赃于刘少奇，又可以消解“二月逆流”中来自党内军内元老派关于干部问题对中央文革及毛泽东的质疑。
有人分析，毛刘谈话时，毛泽东抽烟沉默的那一刻，刘少奇的人生悲剧被最终锁定，再没有回转的余地。是有道理的。
受到刘少奇的提示，毛泽东也开始调整他的干部政策表述方式。从单方面强调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变为同时也强调“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并在党内进行全面清洗的总方针没有丝毫改变。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经过精心策划，两个多月之后，毛泽东三枪拍案。
第一枪：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材料》（简称《自首材料》）。在这个文件中，薄一波等六十一人被定为“叛徒集团”。文件强调指出，这件事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不言而喻，刘少奇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招降纳叛的罪名可以落到实处。
第二枪：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中对刘少奇说：“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第三枪：就是发表在第五期《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自首材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及调查员文章的面世是在3月底。但是这些材料和文章的策划和写作需要时间。尤其是调查员的文章，需要采访、搜集材料，它的成文更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可以成立的推断是：策划这几篇文章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毛刘最后一次谈话之后不久。
这三枪齐发是具体实施以打倒刘少奇为目的“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法叫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蒯大富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这个大布局中的一颗重要棋子。但是，以蒯大富的年轻幼稚和政治上的愚钝，根本理解不了毛泽东批判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所在。清华井冈山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倒是蒯大富的对立面、后来的四一四“高举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 （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01页）, 客观上紧跟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派性斗争中赢得一局。实际上团派和四一四就是文革领导人手中的两张阴阳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根据牌局的需要。
“《红旗》杂志调查员评论员文章本身就是四一四的诞生的导火线”。（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01页）正是有了四一四人的拥护，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园才找到了群众基础，而这个“群众基础”的角色本应该由老蒯的团派来担当。
对于第五期《红旗》杂志文章的表态，成为四一四人在文革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这个亮相很重要，虽然不可以像蒯大富一样受到同等的宠爱，甚至有些像后娘养的孩子还受到了一些歧视和打压，但是拥护第五期《红旗》杂志文章的立场就确保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文革领导者的承认。今天的四一四人总是强调他们当年和团派的争吵是“平民和痞子”之争。这种说法不具对称性，仍在延续40年前的派性之争，只有单向的批判，只说出了一部分事实。贴切的说法应该是“市侩和痞子”之争。这样讲，对文革派性斗争的双方就一视同仁了，也揭示了清华派性斗争的实质。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四一四人到今天还在炫耀当年拥护《红旗》杂志文章的“正确立场”，说明他们当年和现今都没有参透毛泽东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实用意。
周泉缨说：“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问题基本解决后的战略部署，明确地刊登在1967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三篇文章中……而且在毛看来通过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由大乱走向大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60-61页）
认为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以后而实施的“战略部署”显然是不对的。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施放的一记重拳。也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总规划的一部分。认为《红旗》杂志发表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是由乱到治的信号，只不过是周泉缨幻听中的天方夜谭。
原四一四成员陆小宝的说法更奇特：
“按照大多数人的常规想法，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为自己争夺权力。从这种想法出发，当时的《红旗》杂志的秀才们和四一四的学生娃娃‘理论家’们，自作聪明地给毛泽东设计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收官’招数：批判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的资反路线，然后顺势解放干部，恢复秩序，从此‘河归旧道’”。（陆小宝《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作宫门抄的御用文人和娃娃“理论家”为毛泽东设计“收官”招数？太荒唐了吧？
陆小宝还说：
“清华文革后来分化为团派和四一四两派：团派借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为动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主导思想；四一四则以《红旗》的调查报告为依据，将解放干部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陆小宝《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
《红旗》的调查报告原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前者与后者之间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战略与策略的关系。其中根本没有对立的内容。“学生和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两条大棒。前者，毛和中央文革交给了蒯大富。后者，也想交给蒯大富，蒯大富没有接手。四一四人检了起来。
引用以上几段四一四人的文字是想说明，几十年过去，四一四中仍然没有参透当年毛泽东指挥中央文革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诡秘用意的，还小有人在。

四一四成立的时机选择
人们不禁会问：四一四为什么不乘4月初蒯大富批判《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再次犯下“政治错误”的时机扯起自己的大旗呢？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吗？
那是一个机遇，但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一则是犯错误的毕竟只是蒯大富下属的一个战斗小组，不是蒯大富本人；二则是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批评并不很强烈。四一四人在等待蒯大富再一次犯错误，以便确定组织上发难的最后时机。
周恩来3月26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说：“清华井冈山有八千人，内部亦有左中右，可以辩论，有辩论，有对立好嘛”。（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59页）
周恩来4月6日接见经委、计委、建委各派代表时对蒯大富说：“假如造反派处于领导地位，要允许少数派存在，你们怕少数派干什么”。（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59页）
周恩来的上述两次讲话后，后来的四一四人没有立即行动。是因为周恩来讲话中虽然指明了造反派内部可以有不同派别的出现。但是，有两个不利于四一四的观点明显存在于周恩来的讲话中。首先是左中右之分；其次是对造反派领导地位的确认。四一四不愿意做“左中右”中的右派是很显然的，四一四不愿意承认蒯大富的领导地位也是很显然的。故此，分裂的时机没有因周恩来的讲话而到来。
4月14日在广州，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广州的群众代表时又说：“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说：‘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部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内部展开斗争。旧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出现了’……”（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60页）很明确，这个讲话和上两次讲话的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且传到北京的时间应该是在4月14日以后，而那时四一四已经在清华园树起了自己的大旗。
任何来自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指责和批评对于四一四人来说都是最大的利好消息。利好时机终于出现在1967年4月13日的晚上。
4月13日晚上，戚本禹、张春桥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部分大学生代表参加接见。蒯大富也在接见现场。（《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接见北京中学代表时的讲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为什么会有这一次接见？还要从上文已经提到的北京中学生分裂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以及前一天发生在北京27中学的所谓“四一二”事件说起。
由于文革领导人在4月3日讲话中批评了北京卫戍区领导的北京中学军训团及其领导人李钟奇，又在4月4日讲话强调要拥军爱民，北京几十万中学生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
4月12日，为了扩大影响，既反对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又反对北京市军训团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几万人在北京27中集会。北京27中地处故宫东华门外。当时整条东华门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炮轰李钟奇”（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是集会的主要口号。集会的高潮出现在中午。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宣传车出现在27中校门口。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广播“清华井冈山支持北京四三派”的声明。由于“四一二”行动的突然性，使北京中学红代会和四四派感到措手不及，他们把四三派的这次行动称为“四一二事件”。
“四一二事件”使北京中学生的派性争斗趋于恶化。2、3月份刚刚开始的“复课搞革命”的局面也被破坏。各个中学的军训团也被混乱的局面搞得无所事事。已经成立的中学红代会面临被“拆台”的局面。北京军训团和中学红代会都对蒯大富及其清华井冈山支持中学四三派“反军”、“拆台”的行动表示不满。这些不满意见被反映到中央文革。于是，有了这次接见。

4月13日晚间，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主持接见。
接见一开始，蒯大富就成为被嘲笑的中心——
戚本禹：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清华附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北京25中学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委员，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大笑）
戚本禹：原来大家对你的意见很好。现在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意见？
谈到关于如何对待解放军时，戚本禹说：
“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
“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
“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群众：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群众：他怎么老错呀？！）”
戚本禹又重谈对待《红旗》五期干部问题的文章的态度问题：
“在斗、批、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
张春桥也讲了话，他强调：“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谢富治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
整个四一三接见过程中，贯穿着对蒯大富的批评，虽然不是很严厉，但是还是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蒯大富在如何对待解放军和支持中学生的派性斗争的问题上又一次站错了队。第二、中央文革对蒯大富的下属批判第五期《红旗》杂志关于干部问题的文章之事仍然耿耿于怀。但是，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整个接见过程中，弥漫在会场上对蒯大富的轻视和嘲弄的气氛。
4月13日深夜，接见结束。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旋即被张贴在大学、中学校园和大街上。传达中央指示不过夜是当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传统做法。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戚张谢讲话如同一付催产剂，催生了派性组织四一四，正式拉开了清华大学派性斗争的大幕。当年四一四人看到戚张谢讲话后是何等的兴奋与激动！他们闻风而动，就在4月13日戚张谢讲话的第二天下午，即4月14日下午3点挂牌营业，“清华井冈山四一四串联会”正式成立。兴奋得心情延续到晚间，又选班子，又选核心，那一夜八成难以入睡了。
但是，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四一三讲话在清华园引起的反响，蒯大富感到的沮丧，四一四人感到的鼓舞和刺激，还有决定利用戚本禹讲话作为向蒯大富发难的最佳时机，成立与蒯大富分庭抗礼的派性组织这些清华文革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却不能在四一四人的回忆文字中找到丝毫记录。
统计沈如槐著作中记载与清华大学文革有牵涉的“中央首长讲话”，从1966年8月4日周恩来第一次到清华算起，截止到1967年8月5日沈如槐代表清华四一四登上天安门，竟达34次之多。其中不但有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大人物的讲话，甚至还包括小人物林杰的讲话。更为细致的是，连阎长贵这类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一个电话记录都没有遗漏。可是，前网不漏鱼，后网不漏鱼，唯独将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张春桥谢富治的讲话漏掉了。此遗漏之动机很可疑也很显然。
文革过后，戚本禹张春桥这些文革红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确实一塌糊涂了。撇清四一四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哪怕这种关系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才能为四一四的历史地位作证明。但是，43年以前，戚本禹是何等滚烫的人物啊！与之呼应就是与中央文革情同此心，与之响应就是与中央文革心同此理啊！正是有了这种心理之通才可以登上天安门啊！

关于四一四是否有“后台”的讨论
沈如槐承认：“从三纵队到414，《红旗》杂志一直为我们反对蒯大富的错误提供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我们414的许多政治观点都能从《红旗》杂志中找到根据。……每当《红旗》杂志发表一篇社论，414照例都要去《红旗》杂志社庆祝、报喜，表示我们对《红旗》杂志的支持。因此，我们和《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234页）。这说明414和中央文革控制的《红旗》杂志散布的文革理论有着思想上的共鸣。
去年见到唐伟的文章《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其中谈到四一四组织是否有后台时，有一段文字更加耐人寻味，他说：
“干部子弟活跃时期有王光美为顾问的工作组掌控清华，他们的后台显而易见。我和沈如槐都有一个《光明日报》的记者朋友，他们都是中央联络员。到一九六七年初，我还有周总理秘书孙岳的电话，紧急事情可以与孙岳通话。多年后我曾问过陈楚三：‘四一四肯定没有后台，如果真有，就是你陈楚三有。到底有没有？’可惜陈楚三没有回答我问题。”
上面指派专人直接插手清华大学文革，除了唐伟上文所说的来自《光明日报》的中央联络员、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在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一书中多次提到过一个被称为是四一四的“良师益友”的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记者张广友。
沈如槐回忆，张广友1967年2月就开始介入清华大学的运动。他当年曾对沈如槐说：“你们上午交给我的材料，我保证晚上送到中央文革，摆在江青的桌子上”。 沈如槐描述了张广友说这些话时不无得意的表情。张广友还劝告沈如槐不要与《解放军报》记者接触，因为军报记者是“支持那一派的”。（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36页）从沈如槐的文章中看到，张广友不是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观察清华派性斗争，而是深深地参与其中，他不但参加四一四领导层的会议，还为其出谋划策。在5月29日四一四人撕毁“四项协议”，重新组队，成立“清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致使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胎死腹中。张广友也参与了四一四的“拆台”行动。他甚至对四一四新组织的名称“清华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不以为然，说“我看甩掉井冈山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156页）
张广友，何许人也？
张广友，1930年生，辽宁省铁岭县人。1950年初参加工作，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进入新华社当记者、高级记者等。1982年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华社从国内各部门和解放军总分社陆续抽调一批记者，专门从事内参报道，张广友就是其中一员。……张广友先是在国内内参部领导下，搞动向专题报道。后来由于红卫兵进驻新华社内参编辑部，国内内参被迫停刊，1967年初合并到中央记者站办的内部刊物 《快报》。《快报》停刊之后，新华社又创办了一个只送中央政治局领导参阅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张广友成了这个重要机密刊物的一名骨干力量”。（马国川《张广友：新华社里三十年》）
张广友生前著有《风云万里》、《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大饥荒见闻录》。张广友对大饥荒的记录是他以记者为业一生对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
但是，他对于自己当年以中央文革和清华学生之间的媒介身份亲身参与指导的清华派性之争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却三箴其口，只字不提。读者只能从沈如槐的回忆文字中去查看张广友当年可疑而模糊的行迹。
张广友已经辞世。清华文革派性之争又少了一个见证人。
关于陈楚三有必要多说几句。陈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儿子。烈士子弟的身份可以保证他不会像刘涛、贺鹏飞那样，因为父亲的垮台，即刻之间由“好汉”变成“混蛋”。领导核心的纯度由红色血统予以确保。
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到底是谁？
周泉缨一向被认为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四一四人并不承认周泉纓能够代表四一四，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四一四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缨,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414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缨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缨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四一四人所认可。
那么，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是不是沈如槐？他可是四一四组织的“第一把手”啊。从回忆文字，包括沈如槐本人的回忆文字来看，沈如槐之所以被选为“第一把手”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周泉缨和沈如槐都承认，选沈如槐为“第一把手”是因为他是低年级学生。为了在高年级学生离校后“可以保证四一四串联会”的连续性。
笔者认为，陈楚三才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文革中盛传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对此沈如槐的书中有所披露并为之辟谣。但沈如槐提到陈楚三曾说过康生就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63页）
周泉缨也说过：“据传陈（楚三）也是康生的养子。江青在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面对蒯大富等曾经明确表态：‘清华那个陈楚三是个好孩子，要保护他’”。（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63页）
陈楚三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通过撕毁“四项协议”一事，可见一斑：
在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主持下，沈如槐和孙怒涛代表四一四与团派签署“四项协议”，清华大学因此将实现“大联合”。是陈楚三领导的“东方红战团”首先表态反对“四项协议”。谢富治，团派和四一四的“第一把手”都不放在眼里，硬是将即将出世的“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搞流产了。足见陈楚三的能量和在四一四组织中的地位。
蒯大富在文革中曾“炮打”过康生。之后不久，就在蒯大富的对面出现了一个唱对台戏的造反派组织四一四。这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有待考证。
总之，面对唐伟的提问，陈楚三为什么无言与沉默？值得深思。

“无愧无悔”与反思
从史学的角度发问，四一四派别组织的成立有必要吗？
有没有四一四的出现，造反派也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清华四一四派性组织在清华园的出现和他们主张的“文革收官”论是不能自洽的。让蒯大富一统天下又当如何？韩爱晶、王大宾不都在各自的学院一统天下了么？难道他们坐稳了他们的江山？蒯大富没有资格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莫非周泉缨可以，还是沈如槐可以？既然认识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为什么还要折腾呢？回家做逍遥派实在是等而上的选择啊！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参加“揪刘火线”等行为说明四一四的文革理论和他们的文革实践实在是自相矛盾。周恩来说，蒯大富的“对方四一四也不见得高明”。（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320页，周恩来1968年2月5日接见浙江代表时的讲话）是很到位的一句话。
清华团、四派性之争的最直接恶果就是在一年以后发生了毁坏公物，死伤性命的武斗事件。如果说北大是中国孕育民主思想的摇篮，那么清华就是孕育中国科学事业的摇篮。一座美丽宁静的清华园在军阀混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战争时期都没有遭到战乱的毁坏。但是，在文革中却在劫难逃。
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施仁，民不信道，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孟子之言可用作对中国文革年代之描述。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不曾想到，更无道的年代，纵有百死也难避其辱的年代，尚未到来。更为可耻的文化之辱，道德之辱，国家之辱，民族之辱，将会在他身后四十年降临清华园。
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在有关文章中指出：“7月27日结束的大武斗，史称 ‘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给清华方面造成了1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30余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人民币逾1000万元，全校10000多名师生员工纷纷离校逃难，昔日美丽的清华园成为武斗的血与火的战场”。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死伤人数还应该包括被7月27日那天被清华团派射杀的5名工人师傅和700多名受伤的工人和解放军。
还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文革时期，清华大学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59人，其中被逼自杀的有36人。
但是，面对最终导致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的派性之争，四一四的某些领袖人物几十年后却给出了如下的表态：
“蒯大富能够而且敢于下令向工宣队开枪，无疑显示了蒯大富在误认为中央发生了反毛的政变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武装反抗，所以蒯大富无愧为无产阶级左派的英雄”。（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273页）
“我们——文革时期的年青一代——包括团派和四派，既非神仙圣贤，亦非妖魔鬼怪。我们思考过，我们奋斗过，我们无怨无悔”。（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是啊！正当我们青春年华，我们真诚地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苦难，让人生绽放，也造就了众多校友的传奇人生。我们都感同身受，无怨无悔”。（唐伟《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倒下的英才〉读后》）
无论是个体的无怨无悔，还是群体的无怨无悔，都是在表达一种留恋与怀念的情感。无怨无悔的文革情结最早出现在90年代一些“老三届”关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回忆文字中，典型的表述叫作“青春无悔”。进入21世纪后，老三届人渐渐懂得文学抒情不宜与道德分辨、政治是非的判断搅和在一起，无悔的情结也随之被抛弃。有趣的是，这种无悔的情结现在又出现在自认为比“老三届”政治上更成熟，思想上更深刻，且年近七旬的当年大学生的回忆文字中。
并不是所有的四一四人，在每个时刻都持有无怨无悔的情结。
唐伟去年撰文《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文章中颇多警句。例如：“刘邦当年说过：‘非刘氏而王者，诛。’所以革命接班人的标准中就没有说过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人”。（唐伟《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又例如，文章结尾处唐伟坦言：“我们在认识社会的丑恶、政治斗争的污秽时，也应当勇于承认自己的顽劣，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培养善待人生的悲悯情怀，在拷问历史的同时拷问自己的灵魂。”
陆小宝说：“在文革中，还有一些更加恶劣的现象。血腥的暴力，是人性的丧失，是知识分子的耻辱。”“在文革中，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国家造成灾难，我们自己也蒙受不少不公正的待遇和损害。今天，我们应该把自己感受最深痛的、文化革命中最内在的历史教训挖掘出来，告诉我们的后代”。（陆小宝《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
汲鹏说：“我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想起文革中所做的事，有时真是羞愧难当……写回忆录，一定要说实话，真正触及触及灵魂，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要糟贱自己；不要媚上，也不要媚俗”。（汲鹏《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
讲出这些话，需要深入的思考和诚挚的反省，而更多的是需要勇气。
阅读清华文革中人的回忆文章，发现有一边倒的倾向。出来讲话的多是四一四人。团派人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话，我只读过陶德坚陶世龙夫妇的文章。关于蒯大富的文字报道也偶有出现。唐伟的文章中披露的老蒯的那句话“我是想当奴隶而不可得呀！”倒是很深刻的。
但是老蒯本人至今始终没有动笔。如若动笔，老蒯会写“无怨无悔”这四个字吗？文革中的老蒯恰是青春年华之时啊！谁能说他不曾信仰过，付出过，热爱过，追寻过，感受过，思考过，奋斗过？

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4月13日讲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判《出身论》。
戚本禹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
1966年8、9月间，遇罗克写作、印刷和张贴《出身论》。由于其鲜明的反血统论立场，犀利的文风和严谨的逻辑论证，使得所有与之辨论的反驳文章都相形见绌。1966年10月，陈伯达步遇罗克之后尘，在共产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批判血统论。《出身论》也随之传遍全国，遇罗克也名扬海内外。
戚本禹为什么会在《出身论》问世8个月后问罪遇罗克呢？文革初期戚本禹虽然显赫，但是党内资历浅薄且官阶低微，不足以使他敢于批判反血统论的《出身论》。正确的推测，一定是有更重量级的人物对《出身论》的观点表示了非议和不满。而这个非议通过戚本禹这个传声筒传了出来。
还有一件事应该和戚本禹的这次讲话有些关联。8天以后，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鼓吹血统论、反对中央文革的全部在押联动成员。
从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到1968年1月遇罗克被捕入狱，再到1970年3月5日杀害遇罗克，是什么人在导演这场杀人丑剧？真相大白于天下，只有等待文革档案完全开放的那一天。

《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烈士被害四十周年。网络上的悼念文章很多。
是戚本禹的“四一三讲话”当年催生了清华“四一四”组织。这个讲话也是实施谋杀遇罗克烈士阴谋的起点。
我一直认为，文革文字中有两篇文章最值得研究。《出身论》和《四一四思潮必胜》。因为这两篇文章传遍中国，都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不仅如此，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清晰地反映出了文革时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水准和差异。
《出身论》勇敢地指出了17年体制中最不合理的东西——血统论；而《四一四思潮必胜》则认为17年中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应改变的。
由于遇罗克和四一四人看社会的视角不同，所以写文章的论点、依据和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
遇罗克因“出身不好”没有能够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到农场和工厂劳动。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是在社会这所无形的大学中完成的。文革初期他就撰文批驳过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遇罗克遇难时27岁，而写作《出身论》时年仅23岁，和清华文革中的在校高年级同学基本同龄。
17年反传统、反科学、反民主的教育体制扼杀了学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将英才变成蠢才和奴才，即使在清华园也没有例外。没有独立之精神，何谈自由之思想。四一四人以至绝大多数文革时期在校大中学生的文革文章中的观点都没有逃出毛的文革思想的范畴。
2007年底，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缨在遇罗克被害37年前夕，著书立说谈论自己的文革观。在谈到《出身论》时，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诡话：
“如果当年我选择了类似‘出身论’的信念，那么我的人生将可能是犯罪和反动的人生”，“因为‘出身论’代表社会弱势群体乌托邦式的‘恐怖主义’倾向”。（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44页）
周泉缨的上述观点和43年前戚本禹“四一三”讲话中对《出身论》的评价如出一辙，为谋杀遇罗克找到了比戚本禹“四一三”讲话更为充分的理由：“恐怖主义”倾向。周泉缨反对血统论，却赞成“重在表现”的政策。而“重在表现”则是血统论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而已。可见“理论家”思路之混乱。
2006年，红卫兵“诞生”40年的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有过一个聚会。当年“三论造反”的骆小海是这样谈论遇罗克和《出身论》的：
“遇罗克 的《出身论》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是当时却没有得到老红卫兵中反对阶级路线的清醒人士的赞同。这是因为，他的批判是带着派性的，用挖苦攻击一派人的口吻来说事，谁会买账呢？如果他善意地说理，我相信，有很多红卫兵会被说服的，并且会给他应有的尊重。他最后被判死刑，虽然非常不对，但是却没有在已经反思的一批有思想的老兵中引起应有的同情，以及他身后应得的景仰。可见，一个思想者，最好不要介入派别斗争，这样实际上是贬低了自己。”
当年遇罗克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已经被记入史册。姑且不论观点的对错，仅看文中混乱的逻辑，清华附中红卫兵根本不是遇罗克对手。骆小海想以派性之说贬损遇罗克只能自现其丑。
如果赢得了红卫兵的尊重和同情，那才是对遇罗克最大的侮辱。遇罗克之所以会被后人景仰和怀念，是因其前驱的人权意识，更因其在那嗜血的年代敢以一人之身一人之理念对峙北京城数十万红卫兵的胆魄！
有人说，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联动思潮的变异，只不过周氏“思潮”的表述比较温和理性，不像联动思潮那样粗俗下流。纵观文革的进程和文革至今40年的历史，证明此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束语
“四一四”派性组织的出现和谋害遇罗克计划的实施是同一时刻发生的两件事情。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四一四”思潮的出现和《出身论》的被封杀这两件事却像一把尺子的两端，度量了中国文革“大民主”的适用范围。
遇罗克的人权观是那样的超前，直至今日也没有过时。而所谓“四一四思潮”并不比团派思潮高明多少，都不过是文革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清华园的变形折射。当然，更加认真详细阐述这两者之不同可以另外成文，但那不是本文的任务。
2010年4月14日于北京双榆树
——————————————————————————————————
【争鸣】

对朗钧文章的几点看法

周泉缨

【1】关于朗钧这位文革历史的同路人，我初步判断，他与我一样属于出身不好之列，而且和我一样是一个参加文革的政治目的性极强的人，不过他（或她）是一个团派，并且至少在当时，是团派中对我最恨的出身不好的人。
【2】朗钧认为文革中毛泽东发表指示或意见是代表文革的，而414作为群众理解毛泽东发表指示或意见的看法或者思想不代表文革，这种看法是英雄史观，是片面和不正确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毛泽东发表指示或意见与两派群众按照自己理解毛泽东发表指示或意见指导的文革实践，一起共同创造文革历史。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于全国的文革，甚至对于清华大学的文革，是不可能任意控制的。同样，朗钧今天对于文革历史的雕刻，也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特殊立场和意志，而不代表文革的全局。
【3】朗钧认为，“陈楚三才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文革中盛传陈楚三是康生养子，对此沈如槐的书中有所披露并为之辟谣。但沈如槐提到陈楚三曾说过康生就是中国的捷尔任斯基（沈如槐书《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第63页）。”朗钧的这个看法在很大程度是符合史实的。我在一篇重要的文章里说过，414实际上是“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在此“枪”是指414的东方红战团，而“党”是指414总部。后来我的这个说法产生过误会，因此我曾经为这个说法询问过三七战团的414总部常委汲鹏，汲鹏的回答很干脆：“这是事实”；同时，我又为此说法去询问东方红战团414总部常委张雪梅，张雪梅也认为这是事实，不过张雪梅告诉我，有人误会了我的这个说法，这是因为我是东方红战团自发形成的负责人。其实414总部半数以上的常委包括陈楚三、沈如槐在内都是东方红战团的成员，因此这种误会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太过敏了。近期，我去武汉讲解我刚刚发表和出版的《国家兴亡之道》一书，在武汉我见到了陈楚三的一位亲戚，她告诉我，“楚三说过，414有‘三剑客’——陈楚三、沈如槐和你周泉缨”。我认为陈楚三的这个说法是符合文革实际的，因此这个说法可以说也是我关于414是“枪指挥党”的说法的又一个佐证。
【4】朗钧说，周泉缨一向被认为是四一四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写了《四一四思潮必胜》。但是，很多当年的四一四人并不承认周泉缨能够代表四一四，且《四一四思潮必胜》也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最近当年的一位四一四核心组成员这样讲：“关于周泉缨，请奉劝外边的人士不要把他看成为414的代表。这不过是他自封的。……他的那些理论，用今天的话来讲，不过是自我炒作，当然还有老蒯谢富治帮他炒，以致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了。文革后他仍在炒，只是已经没了观众。……好多人同我聊起来提到，如果414思潮就是周泉缨观点，他们就要退出。”看来周泉缨当年和现在并不为所有的四一四人所认可。
我认为，朗钧这个说法不但符合史实，而且非常正确。因为我称呼自己的思想是“414思潮”，从来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从来就是为了“炒到最高领导那里去”。这是我文革中使用的一贯的手段，而且今天仍然在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在推销自己的新的更加重大的思想创造。我说朗钧这个说法非常正确，是因为我的“414思潮”至少在当时在414中是少数，而且我的文革思想包括“414思潮必胜”和“炮打陈伯达”都不代表414，包括不代表414的东方红战团和三七战团，正因为如此，我在炮打陈伯达后早已经被开除出414。至于毛泽东主席要称呼我是“414的理论家”，是有他老人家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而且我也深信，老人家的治国能力和手段，在《414思潮必胜》发表一年之后，对《414思潮必胜》发表的过程早就了如指掌，因此他老人家不可能不知道《414思潮必胜》不代表414群众的绝大多数。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朗钧的上述说法说明他的世界观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范畴，因为在他看来正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思想，是要靠多数的民主来检验的，而实际上正确的思想一开始，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是处于少数地位。
2010年6月6日于广州

这是周泉缨给两位清华校友张鸿庆、邱心伟谈读朗钧文章感想的信的摘录，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
【争鸣】

对清华大学文革两派分歧的看法

杜钧福


唐少杰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书《一叶知秋——清华大学1968年百日大武斗》，我因在大陆，无缘读到，但曾看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知道了唐先生关于清华文革的一些观点。
我是文革的一名普通参加者，不是专门研究者。我从此文和一些评论中知道了唐少杰书中一些内容，知道书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所谓“团派”和“四派”的分歧，特别是关于“四派”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争论。我想从常识的角度发表一些看法。
主要问题是，我们必须搞清“四派”和“团派”两派的基本观点，以及他们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双方基本观点，我们以发表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上的“四派”周泉缨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和井冈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的文章《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7年8月26日）为代表。因为一般读者并不很容易找到这两篇文章，我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基本观点。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首先分析文化大革命前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它说，资产阶级将通过新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毛主席首先指出的，通过党内‘走资派’，夺取政权实行和平演变。”但是，中国和苏联不一样，“走资派”未占统治地位，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关系尽管有变化，但也绝不可能来个‘大翻个儿’，也绝不可能划分什么‘老保阶级’，‘造反阶级’。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
定了基调之后，文章就分析四一四派和团派的分歧。他这里说的四派和团派是广义的，四派指全国类似于四一四的造反派，如河南造总、成都红成、重庆八一五。团派也指类似组织。文章说，四派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而团派受怀疑一切思想的影响，执行极左路线。在组织上，四派的队伍比较整齐，而团派“经常混杂着走资派，特别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以及代表他们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混进团派的队伍，或者在团派中寻找代理人，以图排斥受蒙蔽的群众和干部，打击工农兵群众，复辟资本主义。文章还批判了团派在军区问题上的极左观点和做法，认为团派充其量也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不能团结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甚至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有以四派这样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才能取得胜利。
作为团派的正式回答，井冈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冈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未否认“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一说，但是认为这不能说明阶级阵线没发生很大变化。文章说，“也正是由于党内出现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使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文章从四个方面阐述阶级关系的变化。
首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些党内走资派控制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被他们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而，“在这些地方，干部队伍的左、中、右，几乎完全被颠倒了。”
在大部分地区，刘邓路线也有一定影响。领导往往是根据群众对工作的勤恳，对基层领导的忠诚来划分先进与落后，甚至机械地根据政治面貌划分左、中、右，因而扼杀了造反精神，培植了奴隶主义。
走资派在劳动人民队伍中也收买、培养了一部分工贼为他们服务。
因此，反右以后，无论干部、群众、知识分子中，党团员中，左、中、右，先进和落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不是什么“大翻个儿”。
文章还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新的特权阶层，但走资派和苏联的特权阶层的性质是一样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形成了特权阶层，而在于要防止国家变色，最重要的是彻底摧毁暗藏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走资派往往用“右派翻天”的指责来掩护自己，镇压人民的反抗。现在414派也重蹈这一覆辙，用血统论来攻击造反派。文章认为，《四一四思潮必胜》文章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先看四派观点的大前提“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团派也认可。但这是四派提出的，看来四派主张更强烈一些，而且四派认为团派不赞成这一点，因为团派主张“大翻个儿”。
众所周知，在文革结束不久，“地富反坏右”就不是“地富反坏右”了，而变为人民了（听说有几百个右派还不算划错，但他们也摘帽子了）。这即使不算“大翻个儿”，也算是阶级关系很大的变动了，而且比当年团派走得更远。在干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见到周泉缨、沈如槐等四派大将们的抗议。
四派说团派主张而且实行“大翻个儿”；团派否认。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华大学文革前的校长蒋南翔在文革里变成黑帮、专政对象。这确实是“大翻个儿”。但这样的“大翻个儿”，四派似乎并不反对。四派也是造反派，在这点上和团派并无分歧。争论焦点并不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清华的保守派其实也不反对将蒋南翔打成黑帮。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走后，是刘涛、贺鹏飞这些保守派主张斗黑帮，而造反派主张清算工作组。
团派的文章说得很清楚：他们主张阶级关系的变动并不是“大翻个儿”，而是在人民内部的左中右，或者说先进和落后，要重新洗牌。可以说是“小翻个儿”。
“大翻个儿”一说，从未见过哪个造反派组织明确提出。它的意义，即如何“翻个儿”也从无人予以诠释。文革中，少数“右派分子”确实曾提出翻案，因遭到中央的严厉禁止而未获得大多数造反派的支持。但即使是个别“右派”提出翻案时，也没说要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全部来个“大翻个儿”。所以把“大翻个儿”的主张加在贫农出身的学生蒯大富们身上，是没有根据的。把“大翻个儿”的主张加在任何造反派身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什么团派主张和实行的“小翻个儿”，会被四派认为是“大翻个儿”呢？
原因在于，在团派和四派的语言里，“人民”这个范畴大小不同。特别是，团派的队伍，团派当然认为是属于人民的，而四派认为，他们当中有些属于混进团派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或其代理人。
这样的团派认为是好人，予以保护，而四派认为是阶级敌人，予以打击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其标本就是以陶德坚为首的教师工人组织“红教工”。四派拉出队伍以后，首先干的事就是批斗陶德坚。那么，陶德坚是什么人呢？她是建筑系教师、共产党员。五柳村网站有她的回忆录，可以看关于她的详细情况。
按照文革前的标准，陶德坚及其红教工的成员应属于人民范围。虽然陶本人在反右运动里受过处分，但作为共产党员，仍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不沾边。团派将其收编，谈不上是什么“大翻个儿”。
唐少杰书中说：“‘四一四思潮’独树一帜，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和正统秩序来批评、怀疑并进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众思潮”。大致可信。但是，按照文革前的正统观念，像陶德坚这样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范围，怎么在四派眼里，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了呢？也许，在他们看来，文革不搞最好。但如果非要搞的话，就应该批斗陶德坚这样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未必是文革的反对派。
说两派的矛盾焦点是干部问题。这不错。团派对待清华的干部太左，不团结他们似为失策。但两派的另一斗争焦点是群众问题，特别是对待占教师人数更多的大部分普通教师。他们或者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或者被视为落后，反动学术权威。在这个问题上，四派比团派左。而且，团派之所以受大多数教师的拥护，可能和他们对四派支持的文革前精英的排斥态度有关。或者说，他们对文革前精英的排斥态度是受了大多数教师职工的立场所驱动。
在讨论清华文革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团派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因为按照文革标准，他们也没有把握说陶德坚们一定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当中央文革也说陶德坚们是坏人以后，他们就拱手送了出去。因此，一般的人们及文革研究者往往将团派认作激进派，四派认作稳健派。
唐少杰认为，清华两派，以及全国造反派保守派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文革前十七年的评价。“最根本的是对十七年国家政权性质的估计不同，对文化大革命任务的认识不同。’”
实际上，清华两派之争并不涉及文革前的政权性质，至少没明确涉及。就上述两派的代表作的内容看，清华团派并未提倡“大翻个儿”。他们也没有理由赞成并实行“大翻个儿”。他们主张的和实行的是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的重新排队。对于十七年，他们要否定的是什么呢？
拿团派领袖蒯大富来说，他出身贫农，是新四军的后代。他没有理由要地富反坏右上台。中央党校的研究者金春明先生也说：“他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一直是忠心耿耿，指哪打哪。这样的人能说是‘对共产党不满’吗？”（《“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见《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那么，老蒯对什么不满呢？他对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满。他在上大学前，曾给中共中央上书，揭露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这一事件是他被打成反革命时的所谓“钢鞭”材料。相当多的造反派代表人物都有类似的思想背景。
所以，四派虽然不是保守派，但有保守派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代表文革前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的既得利益者。而团派则代表这些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中的受害者和受歧视者，特别是他们身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对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的评价不同。这一点，在《记忆》59期上关于清华文革的争论中也可看出。
——————————————————————————————————
【小资料】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历届领导成员名单

唐少杰 辑录

1、1966年6月6日之前（原党政领导执政时期）
校长：蒋南翔【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
副校长：刘仙洲、陈士骅、张维、李寿慈、张子高、赵访熊
校党委书记：蒋南翔【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刘冰、胡健、李寿慈、何东昌、艾知生

2、1966年6月9日—7月29日（即工作组执政的所谓“五十天”里）
北京新市委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
组长： 叶林【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副组长： 杨天放【林业部副部长】、周赤萍【冶金部副部长】
（清华“工作组”成员共计528人，接管清华全部干部职位，行使清华党委领导职权。“工作组”中有一位6月19日到任的特殊成员，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担任工作组“顾问”。）

3、1966年7月——1968年8月16日（群众组织控制学校时期）
“清华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临时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7月29日），组成人员有：贺鹏飞、刘涛、李黎风、花纯荣、王新民、雷蓉、王晓平、乔宗淮、马恩德、张钦志、王天明、晁学贤、张兰茂、袁塞风、王听度、程炎南、杜文达、李振民、贾春旺、杨仁明、雷世东、王培信、夏纪辰、张文。
“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成立于1966年8月19日），具体组成人员不详，其主要领导人员为贺鹏飞、刘涛、李黎风、王晓平、乔宗淮、刘菊芬等。
“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临时主席团”（成立于1966年9月16日），组成人员有：贺鹏飞、张泰山、佟德云、刘涛、张精忠、李黎风、韩占和、阎胜义、李有道、何秀风、马跃、董建国、孙宾昌、洪三里、聂绍眠、张兰茂、袁塞风、刘开敏、朱光升、居继忠、李振民、陈士发、孙淑兰、王永山、李振涛、刘菊芬、唐伟。
（上述“三临”即“临筹”、“临总”、“临主”于19966年9月底被迫解散）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1966年12月19日—1968年8月16日）总部委员：蒯大富、陈育延、唐伟、刘泉、鲍长康、宁喜奎、夏纪辰、韩富强、刘才堂、朱德明、李宝余、王良生、许胜利（许征强）、张云辉、孙怒涛、郭西安、崔兆喜、魏戍源、邵凯胜、潘剑宏。
〔“井冈山兵团”成立于1966年12月19日，其总部成立于12月21日，三天后，唐伟、朱德明、许胜利（许征强）宣布退出总部。〕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1967年4月14日—1968年8月16日）委员：沈如槐、孙怒涛、汲鹏、陈楚三、刘万璋、蒋南峰、周泉缨、张雪梅、李秀芙、宿长忠、任彦申、傅正泰、谭浩强等54人。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联合总部（成立于1967年11月8日）委员：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宿长忠、刘才堂、汲鹏、刘万章、龙连坤、韩银山、陈继芳、任传仲、马小庄、陈楚三、张雪梅、李振民、谭浩强、吴国梁、高季章、傅正泰、王永县、尹尊生、吴栋、陈育延、王良生、韩启明、汤亚美、曹维涤、王其林、崔兆喜、刘泉、张学琛、何光永

4、1968年7月27日——1972年1月（工宣队进驻学校之后）
1968年7月27日，进驻清华大学“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
总指挥：张荣温【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1969年1月25日，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主任：张荣温
副主任：阮世民、刘承能、韩银山、白喜善
1970年1月10日，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副书记：张荣温、迟群、刘承能、阮世民、刘冰

5、1972年1月—1976年10月（重建党政领导机构之后）
1972年1月，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主任：迟群
副主任：刘冰、艾知生、吕方正、吕应中、张维、胡报清、惠宪钧
1976年3月，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主任：迟群
副主任：张凤瑞、胡健、吕应中、刘夫山、陈栋豪、李士存、周家悫、裴全
1972年1月，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迟群
副书记：谢静宜、刘冰、何东昌、胡健
1973年11月，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迟群
副书记：谢静宜、刘冰、胡健、惠宪钧、柳一安、张凤瑞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党委——
书记：迟群
副书记：谢静宜、胡健、张凤瑞、荣泳霖、夏镇英

【注释】
清华文革中期、后期的领导人员构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来自解放军部队的：张荣温、杨德中、迟群、谢静宜、刘承能、惠宪钧、吕方正，其中前四位来自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曾是清华的主要领导干部；
二是来自狭义上的“工宣队”人员，即有关工矿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的：阮世民、白喜善、柳一安、胡报清、刘夫山、李士存、张凤瑞、夏镇英；
三是清华原有的、即被“结合”的干部：刘冰、韩银山、吕应中、何东昌、艾知生、胡健、荣泳霖、陈栋豪、周家悫、裴全。
——————————————————————————————————
【人海寻踪】

按：有些曾在文革中风云一时的人物，后来却不知所终。然而，回顾和研究相关的文革史时又不能不涉及到他们。因此，我们特设这一栏目，希望知情者或当事人提供有关他们的情况，包括他们的来历，文革中的经历及其以后的下落等。以助于深入研究与其相关的文革史。

寻找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林岗

樵 余

文革造反浪潮掀起后，北京许多高校学生到外地串联，并在当地建立了联络站，在不少地方起到了煽风点火（当时称为“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学生林岗到了浙江杭州。他在杭州的活动，如今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历史记载——
《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1972年6月28日；省委［1972］9号文件）中称：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由上述文件可知，林岗这个“红卫兵小将”此时已经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其大名甚至登上了一个省委的正式文件，并且与南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二十军政委）、陈励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浙江省委第一副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空军第五军政委）、熊应堂（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二十军军长）等大人物相提并论。而这几位大人物都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打成了“林彪死党”或被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的人。
在南萍于“批林整风”中的1972年6月25日所写的检查交待里，专门有涉及到林岗的内容：
　　我同“5•16”分子林岗的关系：林岗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大串连时来到杭州，建立了“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六七年二月，我到杭州协助当时的中央代表××、××同志处理省军区问题时认识了他们，接触是比较多的。六七年三月他们撤离杭州时，我曾指使并参加××师为他们设宴欢送，赠送礼物，合影留念。四月中旬，林岗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记者名义再次来杭，散布了林贼一伙“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动谬论，竭力煽动派性，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矛头指向省军区。八月中旬，林岗第三次来杭，进行了一连串的反革命活动，他们积极插手公安机关和××处，窃取核心机密，竭力攻击总理、汪东兴同志，大整黑材料，大肆散布武汉“7•20”事件，散布“现在军队的问题未解决”，并且利用“两个改组”，插手×师的移防工作和省军区党委揭盖子会议，疯狂炮打许世友同志，挑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党乱军”的高潮。林岗的反革命活动，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后也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如问及中央办公厅××局长来杭问题，同××处个别人员和已调出人员的串连问题，我们才向中央报告了他的罪恶活动。九月十六日，主席视察三大区时来到杭州，汪东兴同志当面指示要把林岗抓起来。由于过去一段同林岗的关系比较深，我的态度不明朗，在汪东兴同志的严肃指出下，九月十八日才把他抓起来押送北京。林岗四月、八月两次来杭，我都接见过他们，六、七月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时，在北京也接见过他们。由于六七年在支左中熟悉，臭味相投，关系密切，直到“九大”结束时，还接见过原驻杭联络站中在北京工作的一些人，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林岗等人在杭的罪恶活动，有的是在我的纵恿和支持下进行的，如炮打龙潜同志。有的是我默许下进行的，如插手×师的移防工作。有的则是利用同我的关系，在我的掩护下进行的。他们对浙江文化大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我都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原也是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当时他在《浙江日报》帮助工作。六七年三月离杭回北京后，他到《人民日报》帮助工作。六八年建立省革委会时，他参与写《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那篇社论，经常到京西宾馆同我们联系。这段时间，我们接触较多。他在毕业分配时，要求到浙江来工作，为此我曾派人与北京市联系过，后了解他的家庭历史复杂，未接收。以后，他每年到上海休假，总要到杭州来，提出要见见我。我认为他对浙江有感情，所以，我总是接见他，问问他工作学习情况。七○年上半年来时，他向我谈了他所在厂的电子工业情况，并以此吹捧陈伯达对电子工业发展很重视，还给了我一个材料，此件我还错误地批给生产指挥组阅办。他还谈了厂内以及北京挖“5•16”的情况。我还把他寄来的×××同志在北京关于挖“5•16”问题的讲话记录稿，在省革委会六次扩大会上传达了，这是很不严肃的。去年八月，由其他同志擅自把他带进×××并提出要看看我，我在餐厅里见了他。我问了他厂里和他的工作情况，他涉及有人去了解找萧山的问题，并向我声明他与“5•16”无联系等等。
　　由于我同“5•16”分子林岗等人关系密切，深怕挖“5•16”牵连到自己，所以我对清查“5•16”运动极力阻扰和破坏。……（《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三十五分册：地方党政系统清理林彪集团人员的若干文献(一)，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出版。）

从南萍这个检查中可知，林岗当年是由汪东兴亲自下令抓起来的。
林岗最后到底受到了怎样的处理？除了“五一六”这个虚假的大罪名外，具体还定了些什么罪名？是由什么机关或哪一级组织经谁批准对他作的处理？以后在何地坐牢，何地服刑？文革结束之后下落如何？如今是否健在？此外，他在清华大学读哪个系，在哪一年级？他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谁能提供一些线索？

【人海寻踪】

寻找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
——重庆中学生红卫兵的“董司令”

黄葛云

文革初期的1966年9月1日，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这个红卫兵组织本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在重庆“蹲点”亲自督促搞起来的，刘文珍和重庆市委想通过“加强领导”，把重庆的学生运动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在筹建期间就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安排他们在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办公，统一制作了旗帜、袖章，甚至还发了一批军装。
但是，在毛泽东的号召和部署下，文革运动已经完全脱离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常轨，向领导干部造反已逐渐成为时代“主旋律”。党政领导的权威远不如北京南下串连学生的影响，一个叫董九三的清华大学学生，这时成了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实际上的“辅导员”，中学生们甚至把他视为自己的“董司令”。这些中学生红卫兵已经不再顺从上级党委的控制，其总部成员和许多基层组织都倾向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市委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赶紧下令《重庆日报》撤销了已经排好版的有关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成立的报道。随即，市委做出了将中学生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由市委掌握的另一官办红卫兵组织）合并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决定，试图以合并的方式取消中学生红卫兵，刹住中学生中的造反苗头。董九三对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走上造反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被重庆市委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将其逼走，派人调查其父母情况，散布其是“黑帮子弟”的流言，组织一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其进行围攻、批判。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在1967年3月1日向造反派所做的《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中就承认：
两个总部合并（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学生红卫兵）是刘文珍、廖苏华在办。步骤，从批判董九三（清华同学，协助中学生红卫兵）做起。（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1967年3月13日。）

从这个解决中学生红卫兵问题的“步骤，从批判董九三做起”，可见当时重庆市委对董九三问题的重视。也可见董九三当时在重庆的影响。
以后，董九三被迫离开了重庆，无人知道其下落。
回顾那段历史，人们都希望能了解：董九三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干部子弟还是平民子弟？真像当时流言所说的是“黑帮子弟”吗？他怎么会来到重庆串联？他是怎样被驱逐出重庆的？他后来是否继续参加了文革造反活动？在清华大学属于哪一派（或是“逍遥派”）？……
——————————————————————————————————
【他山之石】

新中国阶级关系的解构与重建
——读安舟《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

董国强

约翰斯•霍普京斯大学社会学系年轻教授安舟（Joel Andreas）是当下十分活跃的美国“新左派”学人之一。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推出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级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一书，是他集十数年之功的研究成果。
概要说来，《红色工程师的崛起》一书试图通过对1949年以来清华大学校史的微观实证研究，探讨共和国时期中国社会“新阶级”和“技术官僚治国”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回应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
为了阐释所谓“新阶级”和“阶级权力”的广泛社会基础，作者借鉴了Bourdieu提出的理论分析框架，大量运用了“社会资本”（基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特定党派成员身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文化资本”（基于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和“经济资本”（基于生产资料占有而形成的社会影响力）等概念，以及与这三大“资本”有着直接对应关系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等概念。不过由于1950年代前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使得以“经济资本”为权力基础的“经济精英”不复存在，安舟在本书中集中讨论的是“社会资本”/“社会精英”与“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的复杂互动关系。其次，鉴于1949年以后中共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有效控制，以及“党员”身份认同对个人事业发展的特殊意义，安舟径直将Bourdieu的“社会资本”概念简化为“政治资本”，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精英”也特指那些出生于工农阶层、在解放后掌握各级政权的中共党员干部。同时，为了区别于旧时代的“政治精英”，安舟还经常采用“新精英”的概念来界定这个社会群体。
该书340多页的内容既包含较为详实的实证研究（主要见于十一章正文），又包含思辨色彩极强的理论申论（主要在“序言”、“介绍”和“结论”部分），就实证研究部分而言，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为了更好地支撑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作者特意选择了中国的清华大学作为实证考察对象。众所周知，因其特有的历史、地缘等诸多因素，清华大学确实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意义。无论是19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鸣放～反右”运动，还是1960年代的“社教运动”、文革运动，还是1970年代前中期的“教育革命”运动，还是“后文革”时代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发生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故事都同时兼具普遍的共性特征和特殊的典型意义。其普遍的共性特征，主要源于它作为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的一个“单位”而存在的事实。其特殊的典型意义，则主要源于这个“单位”内部的成员构成主体是“知识分子”——其中既包括一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文化精英”，也包括一批又一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红色工程师”。因而，通过这个个案来考察“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这两个社会群体和“政治制度”、“教育制度”这两个制度因素的四维互动，不但在论述策略上是十分明智的，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别开生面，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第二，作者对1949至1957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1952年前后的高校院系调整和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有了更清晰、更直观的认识。作者通过以蒋南翔为代表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和以钱伟长为代表的清华教授群体之间的争斗故事，辅之以一系列数据和图表资讯，系统分析了建国初期“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在社会构成、教育背景、生活情调、价值观念、教育理念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代人身上，只可能存在竞争、对立，而不可能实现融合。由此，一个长期以来人所共知的经验判断，被安舟转化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阐释。
第三，作者对1957至1966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使我们对毛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面转型、高校内部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和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红色工程师”的精神素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阅读该书有关章节，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清华校园中的许多实践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悖论。例如在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共“政治精英”出于对旧“文化精英”的不信任，积极致力于培养自己的新“文化精英”——“红色工程师”。为了确保未来的“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忠诚，当局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通过高校招生政策的倾斜，有意识地增加工农子弟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比重。这种努力被安舟赞誉为反对精英主义、实现教育权利平等的一个有益尝试。然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状况是，清华学生群体社会构成的显著变化，并没有消除“清华人”们对精英主义观念的认同。再例如，共产主义革命所标榜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彻底消除官僚权威、人身依附和社会等级现象，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一些“革命化”的制度安排——如在高校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招生问题上强调工农子弟优先，在奖惩机制中引入“又红又专”概念等——不但没有消除上述不良现象，反而使这些现象在清华校园中得到逆向的强化。作者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在所谓“又红又专”的评价体系中，“红”是压倒“专”的决定性因素。而所谓“红”的核心内容，则是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条件认同和对各级党员干部的绝对忠诚。这种政治导向被贯彻到具体的奖惩制度中，一方面造就了“红色工程师”们的政治依附意识，另一方面造就了蒋南翔们在清华的绝对权威。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蒋南翔们在清华校园中的绝对权威，不过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的一个缩影。这种绝对权威的存在注定了“政治精英”在“文化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社会现实，实际上部分地解释了文革群众运动的深层次社会动因。
第四，作者对1966～1968年间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初始动力和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概述与分析，是本书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在叙述中所流露出的一些模糊的乃至错误的看法，表明他对毛泽东个人、毛时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及其对社会公众政治行为的影响等因素缺乏深入了解。不过作者在具体描述清华文革运动的史实时，通过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和口述史料，揭示了中学生群体（清华附中）与大学生群体（清华大学）在造反动机和派性认同等问题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作者注意到，在清华大学名噪一时的“团派”与“四派”的两派对垒中，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等因素与人们的派性认同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必然的联系。这个发现无疑促使我们对西方学界至今盛行的“社会冲突理论”做出反思。我们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是：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社会关系、个人追求大体相似的清华学生群体为什么会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政治派别？到底是他们对“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不同态度决定他们的派性认同，还是他们的派性认同决定了他们对上述两者的不同态度？为什么这些本性善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们不能通过文明、理智的方式消除不同政见，而要最终诉诸武力手段，使得象征精神文明的大学校园变成为野蛮血腥的人肉屠场？不管人们对这些问题给出怎样不同的答案，但其探求答案的过程无疑将大大丰富我们对文革期间群众派性斗争问题、乃至于整个文革问题的现有认知。
第五，作者对1968～1976年间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工宣队”和“工农兵学员”的角色定位与实际作用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文革运动后期群众运动的认知。作者在大力赞赏“工宣队”主导下的“三结合”权力模式在制约“官僚主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工宣队”领导人本身不受群众监督的悖论。他还指出，这种悖论的存在，使得清华文革后期的群众运动严重缺乏生机与活力，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实不过是一种所谓的sycophantic rebellion——即当时主流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造反精神”和“反潮流”举动并不是民众真实意愿的自由表达，而是一般群众在政治高压的威慑下，为了取悦一些人而奉旨打倒另一些人。与此同时，在讨论“工农兵学员”作为一个新的“革命化”因素引入清华教育改革实践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忽略“工农兵学员”推荐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和腐败问题。
第六，作者对“后文革”时期清华校史的概述与分析，特别是关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和精英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描述，关于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精英”/“经济资本”的重新崛起的描述，关于在中国现有社会政治体制下可能出现的三大精英/三大资本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前景描述，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的。其最显著的例证是：伴随着老一代共产党“政治精英”（他们通常只占有“政治资本”）的相继凋谢，以“清华帮”为代表的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红色工程师”（他们同时占有“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中国政坛唱起了主角；其次，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理工科高校创办科技产业的热潮，中国出现了一批科技精英出身的亿万富豪（他们同时占有“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清华同方”的老总们和业务主管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第三，伴随着“红色工程师”们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他们的子女们不但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开始在中国政界、商界和其他领域崭露头角（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占有了“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该书借清华个案的微观实证研究，考察当代中国“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两个群体和“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两个制度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所涉及议题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所汇集的各种材料和相关信息也很丰富和扎实。
然而该书理论申论部分的粗略与浅陋，同样令笔者印象十分深刻。安舟在“序言”中曾经提到，他的论述可能受到两个因素的限制：其一是他对中共高层政治的情况不太了解；其二是他对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太了解。在笔者看来，上述第一个因素确实造成了他认识上的重大偏差。此外，安舟作为一个生长于战后美国的青年学者，其特有的成长环境和个人阅历，使他对“铁幕”另一边的政治状况和日常社会生活缺乏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因而，他的某些“新左派”特有的论述，常常给人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观感。
举要说来，从该书的标题和目录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是该书论述的一个重点。然而作者关于文革的起因和文革期间的群众派性认同问题的探讨，却是该书最薄弱、最经不起推敲的部分。
例如按照安舟的解释，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运动的动机，和他1957年发动“鸣放”运动的动机一样，都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同时隐含着在中国消灭阶级差别的目标。这种看法的形成，显然是因为安舟完全采信了毛泽东自己在事前与事后的一些说辞。笔者认为，要判断毛泽东这样一位韬晦极深的政治家的行为动机，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不但要参考他自己的说法，而且要参考其对立面和旁观者的说法。正是基于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1963～1965年“社教”运动前后中共高层内部关系的连贯考察，不少学者已经对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真实意图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详见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3 volum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1997和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版等论著）。
笔者想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按照毛泽东最初的战略构想，所谓文革不过是1942年延安整风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个翻版。只是当毛的意图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挫败以后，文革的基本性质才由一场党内斗争演变为一场群众运动。然而中央（其实背后是毛泽东）对各地“造反”、“夺权”活动和“大联合”进程的强有力干预，以及“大联合”后各级革委会中的权力格局，无疑都显示了毛泽东个人思想深处对精英主义政治的认同（详见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Walder: Nanjing’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China Quarterly , Autumn Issue, 2010）。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的前提和精义之一是多党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社会公意的形成是多方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超凡魅力领袖的圣裁。然而文革期间伴随“大联合”而来的，是对文革初期自发的群众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政党”特征）的彻底取缔。这无疑是毛泽东有意扼杀“大民主”的一个关键性步骤。因此，安舟在书中将文革期间的政策反复与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加以简单类比，把毛泽东说成“放”的积极倡导者和“收”的被动接受者，是令那些熟悉中共高层政治的读者们无法接受的。即使在1957年的故事中，也是因为毛泽东在5月间秘密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信，才使得带有政治民主化尝试性质的“鸣放”运动瞬间转化为卑鄙阴险的“引蛇出洞”策略。由此可见，安舟的整个解释体系之所以看起来能够在逻辑上自洽，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故意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其次，安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文革后期（1970～1976）的群众运动其实是一种sycophantic rebellion。在笔者看来，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主流传媒的大肆鼓噪而一度甚嚣尘上的“造反有理”、“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口号，似乎表明了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决心。但是“公安六条”和“夺权”前后主流媒体社论对“组织性”、“纪律性”的再三强调，实际上又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造反者”的思想和言行。由此可见，在整个文革运动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听谁的话”、“造谁的反”的问题。只有合乎圣意的“造反”才是“有理”的。否则就不但“无理”，而且“有罪”！无论是文革初期对“经济主义歪风”的打压，还是文革后期对“造反派”头头的大规模清洗，都是非常有力的论据。其次，笔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尽管由于文革群众运动参与者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很难用某一种解释来涵盖所有人的参与动机，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很多情况下，那些“体制中人”（不含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下乡知青、下放工人、下放城镇居民、城乡流氓无产者等“非体制中人”类群）看似“积极参与”的表象背后，不是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真心认同，而是人们对极权政治体制的极度恐惧（详见Dong Guoqiang：The First Upris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Nanjing University: Dynamics, Nature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Autumn Issue，2010）。在这种极权政治体制下，表面看来人们似乎有着选择“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但实际上不选择“参与”就意味着“反动”，就意味着沦为“政治贱民”。因此，安舟和其他一些“新左派”同仁对文革初期的民众政治参与作出很高的评价，至多是看到了一枚硬币的一面。此外，安舟在书中提到的清华“团派”和“四派”成员在社会构成上的交叉性和重合性，也说明文革本质上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场上下互动的宗派主义战争。所谓“革命”不过是毛泽东及其御用理论家们构建出的一个神话。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安舟要想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取得突破，并不需要别出心裁地在理论体系构建和实际论证过程中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也不应该无视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正如安舟在“绪论”中所言，各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背弃，并非发生于1990年代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而是肇始于各国共产党“新精英”们掌握权力之时。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尽管所谓“新精英”绝大部分来自“工农阶级”，但一旦掌握国家政权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工农阶级”中的一员，而成为一个“新阶级”。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并不因为他们是否与“旧精英”（无论是“文化精英”还是“经济精英”）发生关系而改变。因此，安舟在理论申论部分大可不必纠缠于新、旧“精英”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对立的”还是“融合的”，而是应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希望通过极权主义的手段达成民主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第二，用一种新的不平等取代原有的不平等，是否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
事实上，安舟的实证研究部分已经十分清楚地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
【访谈】

惠宪钧访谈录

唐少杰采访、整理

受访者：惠宪钧，男，1932年生，原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总务长。已退休。
采访者：唐少杰，男，1959年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采访者按：2005年8-10月是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政治部主任吕方正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清华问题30周年。我本想采访刘冰等四位当事人。不过，柳一安已经病逝。经清华校友总会的承宪康老师联系刘冰，因刘冰年迈体衰，婉辞了我的采访要求。吕方正也因体弱多病，在电话中辞掉了我的采访要求。只有惠宪钧答应了我的采访。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由于惠宪钧在担任清华不同的领导职务中平易近人，大家都称他“老惠”。因他曾是我刚进入清华工作时的校级领导干部，所以我称他“惠老师”。
2005年10月11日上午8点25分至48分，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传达室，我与惠宪钧见面。简要地谈了我的采访目的后，我首先问起他们四人当年给毛泽东联名写信的具体分工，惠宪钧强调，他们先后两次联名写信都是以刘冰同志为主的。我又问起，是不是由于现如今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是刘冰个人的原因，在刘冰写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一书中，对于他们写信的一些细节有所删节？惠宪钧作了肯定回答。我问起他们四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迟群问题的背景，惠宪钧回答说，1974年之后，迟群因为个人仕途受挫，开始不断折腾。由于清华的地位，我们为了避免不利的影响，也为了保护迟群，想让毛主席、党中央把迟群调离清华，或另作处理。否则，任迟群一意孤行地坏下去，对清华、对北京市委、对党中央和对毛主席都不好，因为迟群、谢静宜当时是毛主席的两个“兵”嘛，而北大、清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的“点”嘛。
短暂交谈后，我正式向惠宪钧约定了采访的具体时间。
采访完惠宪钧后，我写成了这个“访谈录”，并投送给《炎黄春秋》杂志。该杂志2008年第六期以“我们写信告迟群”为题，发表了被删节近万字的这个“谈话录”。这里刊出的是“访谈录”的全文。】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19日上午8点57分至11点6分。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王庄赤诚旅馆103室

唐：惠老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在1975年11月初至次年9月，这短短的十一个月所经历的变化，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当时有没有失望过？
惠：其实，我们作为个人无所谓，我们的国家才是重要的。我先大致把自己的情况给你说一说，完了以后看你有什么提问的。
我是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是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参军以后，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因为我过去在家乡读过私塾，在私塾学过的东西我还是都背下来了，《三字经》啊，《百家姓》啊，《论语》、《大学》、《孟子》什么的，基本上都学了。我读私塾差不多从六岁开始，因为六岁我失去母亲，就住在学校，一直到十几岁，读书有五、六年或六、七年吧，所以在部队我算是有文化的。解放天津后，我们算留守了，就留在天津公安局了。1951年我调到了中央警卫师，为什么调到这儿来呢？一个是我1948年入党，另一个是我算有文化，做过警卫工作，我一直在四野八纵队独立团做警卫员工作，调到天津公安局，又从那儿调回部队，调到中央警卫师。一开始就是中央警卫师有一个团负责中南海，其余的团负责别的地方，其实8341是在文革前从中央警卫师分出来的。中央警卫师曾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警卫工作。文革之前，8341成立，就把中央警卫师编为北京卫戍区第一师，我曾在该师四团当过作战股股长。我们团负责从王府井到西城区的警卫工作。我在部队期间，表现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我过去在战争年代立过两次功，到清华之前做警卫工作也立过四次功，一共立过六次功。部队为了培养我，又送我去了步兵学校，所以我在部队，感觉总的还是比较顺的。我来清华工作时才36岁。那时我们师有三个重点培养对象，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选择培养对象的条件为，一是参加过战斗，二是年轻进过军校的，三是有培养前途的，所以我到清华来本身就是锻炼。
来清华的时候，我们的师长、政治部主任和我都来了，我是作战科科长。来了以后，那天不是（1968年）“7•27”嘛，进入清华。那天来了以后，我还想要回部队。当天，我参加了组织指挥呀，因为我们有部队在这儿，我们一师出的人并不多。那天部队一共有三百多人，有海军的，有8341的，一师的是我负责，我们来了一百多人。在清华平静了以后，我们师长和政治部主任不同意我回去，他们说，你要留下，因为咱们有部队在这里，我就留下来了。
我在部队这阶段，总的来说，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我，因为我是整个一师基层干部的标兵，所以我一直在基层，不管在连队里，还是在机关里，差不多整个工作上还是比较先进的。那个时候，我总感觉我个人是比较一帆风顺的，感觉自己从参军到成长，都是毛主席思想培养起来的。
在部队，特别是一到文革期间，自己思想上就有些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文革期间，虽然我是主席培养起来的，对于主席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但我总感到国家搞得这么乱，那么多老同志都挨斗、下台，非常不理解。对我影响特别深的、感到思想上波动比较大的有几个事件：一个是在首都体育馆斗走资派，以彭真为首的，一一揪出来。斗的时候，我作为警卫部队领导人，得组织警卫。到了首都体育馆，（造反派）把彭真、安子文等圈到厕所里去了，我说为什么这样啊，他们说你不要管，我说我该管的就得管，我说不许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彭真同志渴了，我说给弄点开水去，（造反派）他们说不行，渴了喝凉水去，把厕所的凉水管打开喝就行了。我当时感到特别难受，我说把这些领导人闹成这样，在万人大会挨斗，还关到厕所里喝凉水，很不理解。但是，我对主席呢，对主席的评价还是从积极的方面去考虑的，不过对“四人帮”有议论，认为这些人这么搞，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
还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贺龙那时被关押在西山别墅，那里也归我们团管，我担任作战股股长，有一次晚上去看警卫战士，我们有一个警卫班在那儿。我问执勤战士，首长现在有些什么要求，战士反应首长想要吃点辣椒，（专案组）他们不让给。我说，想吃点辣椒有什么不让给的，怎么这样呢？战士说，咱们没办法，有人管着，就这样。那时候，贺龙元帅身体也不太好，所以想吃点辣椒也吃不上，一、两礼拜，不是老吃窝窝头，就是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贺龙这样堂堂的军队的缔造者、国家领导人，落到这种地步，多么心酸呀。
还有一件比较突出的事，就是罗瑞卿跳楼。罗瑞卿的住地也是我们团管的。那时候罗瑞卿天天挨斗。一次挨斗完后，一个警卫战士当天晚上就向我反映，首长昨天晚上回来情绪不好，我说什么表现啊，战士说主要就是他每天要吃安眠药，睡不着觉，公务员给他送安眠药，他一把就把安眠药的瓶子夺过去了，所以公务员马上就又夺回来了，怕他吃多了，所以首长心情不太正常。我嘱咐说，你们注意点，注意首长情绪，各个方面要注意安全，安眠药绝对不能让他再吃了，跟公务员一起，注意一点，要保证绝对安全。所以，第二天我就去检查。我刚到，我到时大致十一点多，十二点罗瑞卿跳楼了，我正在现场。唉！罗瑞卿是中午正十二点跳下来的，他住的是一个楼，有三层，在二层上面有一个门脸，门脸有个平台，首长有时候上去坐一坐，平时不该让他上去，也不知道。咱们曾一再告诉那些战士，注意首长安全，这是一个，再一个注意首长情绪，但是没注意到，那个时候，他睡不着觉，可能斗争了很多次，他就是在十二点，从一楼（他住在一楼），上了二楼，又上了三楼那个平台，他把衣服脱到二楼，往下跳的时候就穿了一个衬衣跳下去。警卫战士一听到说首长上楼了，马上往上跑，跑上去以后，首长就跳下来了，他是直着跳下来的，就是站着跳下来的，腿一下子就完了。最后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就往屋里抬，把罗瑞卿抬进屋里去，然后一层一层报告，向军委报告，向中央报告，你得治呀，还得请示批准，上哪个医院，一直拖了四个小时没人管。跳下去四个小时没人管啊！这几件事，我现在想起来，真难受啊。我就想到，咱们的国家怎么这样呢，罗瑞卿这样一个元勋怎么受到这样的待遇，遭受这样的结果呢。
所以说，我写信的思想初衷，就有这个问题。因为迟群、谢静宜这些人是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毛远新呀，还有教育部的一个家伙，也是军队的，他们联系一起的。我就感觉这几件事对我挺有影响。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写信，这首先就有一个原来的思想基础。再一个，我们写信的事，这件事不是刘冰提出来的，是我们三人提出来的。从提出写信来讲，有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迟群、谢静宜紧跟“四人帮”，因为那时候“六厂二校”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要坐镇清华，基本上是“四人帮”的一些小喽罗，他们活动的一个基地，就是咱们清华工字厅西面的那些房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要求刘冰和我们这些人，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直到通宵。夜间干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这些人来，谈些乱七八糟的，再一个是开会。来的这些人，就很复杂了，有的是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有的是投靠“四人帮”的人，有的是军队的，有的是地方的。从这些人那里，我们听到的一些东西，都是谈论那些老帅们的，谈论总理、副总理以及军队老干部的，不是说这个“老右”，就是说那个“老机”。我们听后，我们感到这叫什么呀，我们特别反感。就是说为什么对迟群、谢静宜有这种看法，就是迟、谢接触的这些人呢，大都是“四人帮”那条线上的。那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切地知道，但知道江青、姚文元呢，他们这些人来清华，不管是深夜还是清晨，迟、谢都积极接待。可是，朱德总司令到清华参观，迟群不接待，他对我说，你去接待去吧。我说，哎呀，朱总司令来清华，让我负责接待，这合适吗？你这个清华党委书记，你不去接待，让我去接待。迟群说，叫你去就去呀，他是“老右”。朱总司令一天下午来到清华参观，那时候他老人家身体还好，看看校园，又看看教室，那时候我看他岁数比较大了，我带了把椅子，到哪儿都请他坐下。朱总司令来了以后，迟群不见，我想在朱总司令走时你总可以见一见面吧，也不见。迟群说，走就走了呗，“老右”有什么可见的。我就想，连朱德这样的开国元勋，他们这样的小人物都不愿见，更不愿接待。我送朱总司令走后，我心想，迟群他们不仅不见面，而且连句好话都没有。迟群那个时候说，他和谢静宜是主席的两个“兵”，开始时还和主席有联络，后来越变越不是这个状况了。后来是什么状况呢，他们主要同包括毛远新在内的一些人经常来电话，还经常给我们这些人发什么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一大堆。
第二个呢，就是迟群这个人野心勃勃，没有当选上中央委员，狠狠闹了一通。平时，迟群和谢静宜关系比较好，谢静宜当选上了中央委员，他没选上，好嘛，这个闹，一闹差不多就是胡作非为了，前前后后，连哭带闹，大概有半个月，就在那儿折腾。他不是一般的闹，有的时候就是喝酒乱闹，有的时候就是和谢静宜吵骂。我有一次，简直看不下去了，也是夜间，迟群为了找谢静宜闹事，竟在谢的门口撒尿。这像什么话呀！我说，你怎么这样啊。因为谢静宜当上中央委员了，他没有当上。最后，刘冰跟我们说这个怎么弄？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对教职工的影响，我们找人把迟群干脆看住，不许他出这个门，只能在东院，让他在那里睡觉，他有的时候闹完了就睡，睡起来再闹。他当时认为，谢静宜没有在主席面前给他说好话，所以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他闹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多材料里都有揭发。一次抽烟，把被子烧掉了，还有一次撞门把头撞坏了。他闹的时候，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召集人，他还想着要开大会，我们说不能给你召集，你有事我们可以给你去做。这些都暴露了他的野心，他当时是国务院科教组组长，他原想当教育部部长的，下一步呢，他是想当副总理的。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副总理也当不上了，教育部部长也没份了。迟群的野心比较大。再一个就是对教职工，比如有一次在二教楼会议室的会议上，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位咱们清华教职工的名，把他们都打上了反革命，点了建筑工程学系的何家辉，说这个人是想一口气吃掉社会主义；点了邢家鲤，说他是“养猫反党论”，等等。他一点到谁，被点名的人就由所在的系里的人带出去。
还有对待柳一安同志的问题。那个时候，柳一安带着一个组进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柳一安回来后，迟群不给安排工作。你知道这事吗？
唐：刘冰的《风雨岁月》一书写到了这事。
惠：写了，就大概那么着了。正好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商量说迟群现在这种状况怎么办，那时候吕方正在，刘冰在，我也在，怎么办？我们决定，把柳一安叫回来。回来以后，吕方正、柳一安和我，三人商讨，没有让刘冰参加。我们说，迟群现在大吵大闹，对工作不管不问，另外他这么闹下去，我们怎么工作？对学校的影响怎么挽回，这样下去是个什么结局。听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后，柳一安说，我们要想办法了。这事得解决，我们对解决的办法作了考虑。一个办法是让迟群离开清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笨办法是想让迟群调离开。怎么调呢，当时说调回8341。于是我们给8341领导杨德中写信，我们跟他熟悉。迟群连杨德中也瞧不起。我们给杨德中写信，他也不能把迟群调回去，迟群连杨德中也骂。这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干脆给毛主席写信，我们通过党组织来反映。后来，我俩跟吕方正说，不行，咱们先跟迟群谈一次话。所以，有一次，吕方正、柳一安和我就到国务院科教组迟群住的地方，跟他正式谈了一次。我们说，你跟谢静宜这么闹，而且酗酒、吃安眠药这么折腾，对学校影响很大，这样就造成我们在工作上非常被动，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你必须注意这事。当时跟他谈，他还听得进去，他也说，我就出不了这口气，我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委员？最后，迟群还在他那儿请我们吃了顿饭。我们说，你不能再闹下去了。其实，他以后还照样，他心里对我们已经有看法了。有一次，我们决定干脆找刘冰，我们四个人干脆把迟群和谢静宜召在一起，咱们正式谈一谈，谈谈心。我们还真去了，因为到一定时候有碰头会呀，去了以后，迟群他也闹得出来，我们跟他说，咱们的碰头会，要注意些什么东西，教职工对我们有反映，就是说你们两个关系不好，这对全校可是全局问题；再一个，我们这些人在行动上若是不注意，一个是我们讲错话，一个是我们做错事，教职工就会有反映；另外就是说，你迟群对谢静宜有意见，你们可以交换意见嘛。谢静宜当时说，我做得不对，但是我不是要干预你当什么人，这不是我的事，你这么闹，这不是我愿意的，也不是我告你的状，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你还不知道。最后，他们两人又火了，当面又吵起来了，最后我们没办法，干脆，迟群好打扑克，我们就说算了、算了，勉强陪他打一次扑克，岔开了他们的争吵，我们让他自己注意。迟群没有悔改的表现，他也不想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不认为他这样做是错的。其实，这个事我们为什么考虑谢静宜，谢静宜本人应该对迟群的行为向主席或者是向杨德中反映，因为你们都是8341的，你可以反映，你却不反映，而且把这个矛盾都暴露在清华园，暴露在教职工面前，让我们领导班子跟着倒霉。所以，这个正式集体谈话也没有奏效。没有奏效怎么办呢？最后，干脆吧，咱们向毛主席反映吧。这在当时是柳一安建议向毛主席反映的，他说咱们直接向主席反映，我们讨论后认为可以，作为一个党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是正常现象，我当时也同意了。你不反映，首先是迟群与江青、姚文元这些人联系密切，而且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地在清华这么折腾，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毕竟还是共产党员嘛，我说我同意，吕方正也同意。但是，我个人认为，向主席反映，咱们三个人可能在威力、影响面上还差点，因为我们不知名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找刘冰同志吧。刘冰同志在对迟、谢的看法上跟我们是相通的。另外，就是刘冰同志这个人呢，他整个的聪明才智呀，老实呀，心胸呀，道德呀都比较好，而且他当时对“四人帮”、对迟、谢是敢怒不敢言。对我们来说，从我们对迟、谢的看法，应当是让刘冰同志参加的。再就是说，为什么写信一事不是刘冰同志提出来的，而是我们提出来的呢？因为刘冰他本身被打成过走资派了，他是有“前科”的，“带罪之身”的，他怎么能提出来呢？就是他本人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胆量提出来。我们提出来，我们没有“前科”，起码不是走资派，我们该怎么提就怎么提，我们没有这个压力。
唐：但是你们一提出来，想没想到，刘冰会不会拒绝呢？
惠：我们有把握。他会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先征求他的意见。有一次，我们去政协礼堂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拉到一边长谈。我们把迟、谢的那些行为，以及当前清华教职工的一些反映，作了概括。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任其这么发展下去，对学校、对教职工，还有对上、对外、对我们自己，都不利。作为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想把这些事向主席反映，请你刘冰同志参加，他欣然说“我同意”。
唐：我在一个材料上看到，迟群说，1973年，周恩来总理要调他到国防科委去当副主任，他不去。有过这事吗？迟群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清华待着。迟群还说，能当省长、部长的人不一定能当了清华校长。
惠：他说过这话一点也不假。他说副总理有什么了不起的，连走资派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这些话，他在我们跟前经常说起。他说的话，那简直是毫不隐瞒。当时的情况，还有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张铁生，张铁生到清华做报告，又到农场去参观，也去做报告，那时哪有什么大学啊。你看那时的架势，一个迟群，还有一个黄帅，还有一个清华自动化系的教师，还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嘛，那个学员倒是不错，但是他实在是文化程度太低。初小文化也上大学，可能吗？根本不行，也要斗人家老师，这教育战线行吗？我们当时就考虑，根本不行。所以刘冰同志也有这个想法，他天天都在目睹这些，客观的情况使他不敢提出来写信，也不现实，我们提出来，他自然参加，这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他提出来写信得考虑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要不同意那就麻烦了。我们当时考虑提出来写信，如果他不同意，那无所谓的，他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照样还是反映。
唐：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时你们写给毛主席的第一封信，为什么只提到迟群而没有涉及到谢静宜呢？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好多人的看法；为什么在第二封信上，你们把迟、谢连在一起呢？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毛主席对迟群可能还不像对谢静宜那么熟悉，说毛主席收到你们的第二封信，一看到提及了谢静宜，因为毛主席比较了解谢静宜，所以他对你们的这封信大为不满。你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惠：为什么我们第一封信要告迟群，因为闹的是迟群，但是他有好多对学校的做法以及在政治和经历上，跟谢静宜都有关系，不过那时候闹的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是迟群。我们那时候，在没有写第一封信之前，我们还想，我们写这封信能不能征求一下谢静宜的意见，让她和我们一起向杨德中反映情况。我们当时还有这种想法，怎么会在第一封信里涉及谢静宜呢？还有一个想法。我们把迟群搞掉，谢静宜也就无关大局了，因为她不是政治决策者，而是顺从者，就是迟群说什么，她就同意什么，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唐：谢静宜是不是能力比较差？
惠：能力比较差，她是个机要员，没有什么。凡是出头露面的，政策决策的，出点子搞坏事，都是迟群提出来的，谢静宜她是举手者。所以，在第一封信中，我们主要是反映迟群问题。另外，我们考虑现在也不能把两个人都弄上，谢静宜毕竟是主席的联络员。
我们写那封信，我们是从一般的意见谈起，好让主席派人来清华调查，我们再谈深层次的。我们准备由浅入深，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等着派人来找我们面对面地谈，因为我们要是把信写到深层次、写得广了以后，这个东西可能就说不清楚了，主席就可能产生很大的误解，所以我们在第一封信没有涉及谢静宜，主要是反映迟群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第二封信又写了谢静宜问题呢？就是我们的第一封信上去以后一个月，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以后，在北京，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主席收到信了，还没有表态。这第一封信还引起了李先念、纪登奎等副总理以及吴德等在有关会议上的议论，说清华有几个副书记写信告迟群。我们还感到，这些人挺支持我们的。但是，可能这封信到了主席那里以后，谢静宜知道了，知道以后，她就对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派人监视我们，在领导班子有关会议上指使人反对我们，派人跟踪我们。我们到哪儿都有人跟着，派了8341的一些人，都是谢静宜搞的。我们就不能工作了。那时候谢静宜出面要为迟群“打抱不平”了，包括化学系的人等，现在不能说他名字了，还好几个人，谢静宜把他们组织起来，对付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写信了，就把我们基本上控制起来了。我们上哪儿办事去，天天都得跟她汇报，我们在哪儿要开会，她都派人，到处她都安插了好多人，最后我们实在是没法工作了，因为在会议上，她还骂我们。这事儿，我们本来是在这第一封信给她留着面子呢，其实很多决策是你和迟群两个决策的，好多做法你们是同心同德的，我们没有告你，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主次问题，所以这次我们写第二封信就考虑，不把这两个人连在一起不行，要反映就同时向主席反映。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我估计主席是不可能派人来的。所以，我们基于这个原因，才反映谢静宜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对我们采取措施了。实际上，这些都是迟群暗中布置的。
唐：那时，迟群也知道了？
惠：迟群也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了，所以就采取了措施。很显然，我们就没有多大自由了，在哪儿有点什么活动，就马上追问，你们干什么去了？这让我们怎么工作？所以，我们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我们就把谢静宜她的一些事都写上去了，具体的都在信中。写那信，我们也没有敢写深了，我们也是大致都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谈起，每一句话都不要写得太重。我们反正想了，如果主席知道了，要是能客观一点儿，能派人过来了解，我们会把详细情况，向主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做个汇报。至于主席怎么断，我们都心服口服了。与第二封信不同，不是说第一封信不想反映谢静宜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先把一个主要矛盾反映出来，也跟谢静宜有关系，所以不提她，但第二次写她，主要是因为她对我们采取了措施，就说明她跟迟群是一样的，而且我们感觉到“四人帮”也在这个事情上插手了。
我们告迟群的信，摆在主席的床头上很长时间，主席看了一次又一次。这个信，现在事后看来，主席把它与邓小平同志搞的整顿联系起来了。联系起来后，主席心想，你们告迟群是个人问题，到最后成了要翻文革的案的问题，又是搞资本主义道路啊。第二封信上去后，主席看了就重视了。但是毛远新等一些人经常同迟群、谢静宜联系，几乎是天天电话联系。毛远新的干预作用很大。
唐：在我看到的有关材料中说，1975年11月3日下午，吴德来清华口头传达毛主席让清华就你们的两封信进行辩论的指示精神，当时你们没有想到吧？
惠：没有想到。
唐：当时还设了个圈套。在这次会上，先让大家辩论，先让你们表态，迟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次会议故意没有公布毛主席对你们的信的具体批评。
惠：第一次辩论会，传达了主席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总共那么有三、四十人（实为53人，——唐少杰注）。他们挑好了地点，事先做好准备。我们一看这个事就知道了。我们认为，这既是好消息，又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指主席看到我们的信以后，有说法了；坏消息呢，那我们可能要倒霉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到，一看吴德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通知我们，下午开会。吴德他倒没有讲什么，他传达完了以后，说主席让大家辩论，宣布这次会议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主持。辩论开始后，我们发言。我们首先就说，迟群、谢静宜，我们说的这些事，实事求是地讲，是不是真事儿？我们发言时，一帮人在那儿有组织地起哄，喊“撒谎”，但是你们说撒谎，你们知道谁撒谎？再一个，对吴德，我们也跟他说，吴德同志，你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写信有什么不对？我们写信，我们作为清华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我们有权向北京市委、向主席写信，这封信也给你这位市委书记了。我们写信同时两份一起送的，我们就问，吴德同志，这封信我们也给你送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一声不出。我们说，我们要是不对，你为什么不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看那个劲头，又哭又闹，好家伙，说你们四人反对毛主席，我们看错人了。原来一些人还是对迟、谢有看法的，但是一经鼓动，什么上当了啦，走资派啦，投降派啦，全来了。他们说，刘冰是走资派，你们三个是投降派。清华政治部一位姓吴的还写出了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仍然有”。
唐：还有就是公布并指责你们写信一事，从那时起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之际，斗你们啊，批你们啊，这个人际关系啊，清华文革方方面面的问题啊，你当时都有什么看法？
惠：挨斗，我是最多的，因为拿我做典型，我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为什么呢，我当时考虑，第一个你现在撤我的职，撤我的职没关系啊，这对我是无所谓的事儿。
唐：军籍还有吗？
惠：有。你要是开除我军籍，你得报中央军委，我不怕。你撤我职，我无所谓；你开除我，就开除我。我当时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死嘛，有什么。我是思想有准备的，就是这样。批我反对毛主席，我就没有什么可顾及的了。我没有什么可以愧对毛主席的。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是你们的事，对我后人自有评论。所以，那时候斗我们，我的态度最强硬。他们把我弄到清华农场斗我，我在那儿站着。他们说，你给我坐下，我就不坐下，把我摁下。一会，他们又说你给我站起来，几个人抬我，我也不起来，就不站。我说为什么斗我，他们说你说瞎话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胡说八道。没关系，反正我不服，这有什么呢，我们给毛主席写信有什么，我们犯什么错误了？我不服，在清华农场斗我，那几个人按着我们，折腾到最后，坚决不行，拉回去斗，又弄到清华后勤系统来斗。他们让我背诵毛主席语录，我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不反对，但大家要一起背，你指着我背，我也有权利指着你背，你们背，我也背。闹到最后，他们弄我站到桌子上挨斗。
唐：当时，你挨打了吗？
惠：没有。那时候他们不敢打我。还有，那时在胡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唐少杰注）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问我，斗你，你有什么收获？我说，我收获大了。什么收获呢？我说，你斗我一次一小时，你得准备一个星期，而我就听一个小时，我占便宜，我说这就是收获啊。他们说，不行，决定连夜斗我。我说，你们连夜斗我，你们还得准备夜餐。我是不怕死的，我根本就不怕死，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你们说我是反对毛主席的，哪一次斗都是这样。我反对毛主席吗？不反对。我反对迟群吗？反对。难道反对迟群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谢静宜就是反对毛主席，或者说，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迟群，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谢静宜？我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每次我都这样，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我，搞不倒我，没办法。别的呢，我也不怕，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没有“前科”，我到清华这儿也没有犯错误。至于我给主席写信，那是党员的正当权利。
唐：1975年11月18日，在清华、北大万人参加的有关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对你们写信所作的批评。你听到毛泽东的这段批评以后，你当时有什么想法？
惠：当时，我不相信。很长时间，我一直不相信。我因为对主席一直怀着感恩之情，即使主席感觉到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有人批评他，我都是从客观上积极地评价主席。我想，即使一时出现主席的误判，主席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是对的。我还认为那不是毛主席批的，有可能是“四人帮”捏造的。
唐：很有可能，这个批评是由毛主席口述的，毛远新或别的什么人记录下来的。毛主席对你们的信有一句批评在当时是很厉害的，即你们写信告迟群，“矛头是对着我的”，你怎么看？
惠：有可能，我们写的这两封信还没个结局，总得有个结局呀。主席考虑来，考虑去，“四人帮”这些人吹吹风，主席可能说几句，他们就记下来。但是，我完全可以说，我从不反对毛主席。是主席把我们从战争年代带到建设时期，我们对主席的感情有什么可怀疑的？
唐：你现在对毛主席的感情也是依然如初吗？
惠：是的。但是，我现在看文革那时候的事，是主席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文革是主席晚年的错误（所在）。你再肯定主席，文革这个事儿都在。不管怎样把主席一生功过各分为“七开”和“三开”，那“三开”都是存在的。我现在都认为，文革是把国家搞乱了。
唐：对评价历史上杰出人物而言，功和过是不能相抵的。
惠：对，不能相抵。不能说，我有功我就可以杀人。文革这个事儿，你对主席再崇敬，他也是有错误的。你看看，跟着你出生入死、共同战斗的一些老帅，你都把他们打倒了，你不知道吗？把这个国家搞到这个地步，头脑还清醒吗？我还参加过毛主席1966年八次检阅红卫兵的警卫任务，那时候主席头脑还是清醒的。整个这八次检阅，我都参加了有关指挥部的工作。
另外，我还参加过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警卫工作。我在那次会议的工作证都保留至今。那时，我是内部警卫，武装警卫在外围，由我们师的参谋长负责。便衣警卫在内围，由我带着，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招待的，等等。那个时候多富有朝气，开大会多么朴实。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来参加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苏联是米高扬，日本共产党是德田球一，波兰是哥穆尔卡，胡志明来了，金日成来了，等等，我都见过。毛主席来的时候，我还在会议室负责警卫。主席、小平那时身体都很好，跟我们接触了以后，要接见我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等等，那么亲切。所以，在我一生当中，我是跟着他们的。唉！现在开个大会，你看看闹的，过去开会怎么感觉真的没有那么张扬。“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这个政协礼堂当时是新建的。我见到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共产党领袖。那时，胡志明好开玩笑，什么都说。
唐：“四人帮”倒了以后，给你们平反等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候把你们怎么处理的？把你们放在哪儿了？
惠：那就让回家休息了。
唐：不上班了？
惠：对。但很快又让我第二次回清华农场劳动。这时，因为“四人帮”倒台，迟群、谢静宜被逮捕，我再次回农场，很有意思，你到哪个班，哪个班都不要。原来的时候，你在我们班，人们说这个说那个，现在人家说什么呢，“四人帮”倒台了，你又什么了；我说我也不是什么，害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要怕我说你们什么。我到农场劳动，就是来老老实实劳动的，什么活都干。最后让我看护水渠，我整天都在堤上。
唐：当时你们看到了希望吗？平反大约是什么时间？是在邓小平复出后吧？
惠：反正我们知道“四人帮”倒台了，迟、谢倒台了，平反不平反，我们心里踏实。你就是再说我们反对毛主席，我们没有反对啊。那时候迟、谢刚倒台，清华还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他不敢斗我们了，说你们等着吧。我们与他大吵，就指着他，我们的案子你能说了算吗？谁让你说了算的？吓得他赶紧跑了。
唐：当时扣发你们的工资了吗？
惠：没有。我的工资都在部队领。
唐：当时你所在的部队给你们写信提供过帮助，部队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受到打击了？
惠：受到打击了。因为，我们的第二封信是在我所在的部队里写的，我们的师长、参谋长都是我的老乡。我们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了，他们给我们提供方便，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派人招待我们。
唐：就在你们给主席写信的前夕，在社会上流传着对“四人帮”言行的不满，什么毛主席点名批评了江青啊，什么毛主席指责了“四人帮”啊，当时你们能知道这方面的消息吗？因为当时有些材料说，你们听到了关于所谓中央首长的“谣言”，就说你们也参与了所谓攻击中央首长的坏话，你们当时知道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不满吗？而且这些和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正好是非常吻合的。
惠：当时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你说知道太多深层次的东西，我们从未有过。我们只能从现象上看。迟群、谢静宜经常不断地在清华一些会上议论中央上层的事情，不仅议论“四人帮”的一些事情，就连毛主席的以及教育部的等等事情，都大加议论。再加上江青还不断给他们来电话，内讧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似乎都见怪不怪了。他们议论这些事儿，有时回来还有些动作，我们都感到没什么好事儿。所以，我们对此一个是敬而远之，一个是一言不发，你说什么算什么。那个时候，因为咱们也不知道结局大概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只能如此。
唐：当时清华一些人，尤其是工宣队的一些人，对你们四人的批判和迫害非常卖力，到最后甚至令人觉得他们比迟群、谢静宜还还积极，挺可悲的。你是怎么看的？
惠：这批人呢，我认为还包括清华后勤个别人员，因为我是主管后勤的。从客观上讲，这些人感到大局对他不利，他要保护自己，除了像清华政治部吴××是想出人头地之外，其余的人都是为保护自己。所以，在我们写了第二封信以后，迟、谢给他们的人打了招呼，我们也打招呼，因为有些人，迟、谢一给他打招呼，我们就知道了。迟、谢给他打完招呼，我们接着给他打招呼，迟、谢说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说他们不是好人。一些人是不负责任的，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总结过，一开始斗我们的时候，他们就给我坐过“喷气式”，即两个人按着我的脖子，让我竭力低头弯腰，还让我把双手高高向后伸。在清华西主楼阶梯教室里斗我，他们是高凳子上再加高凳子，让我站在上面，“高高在上”。还有“坐飞机”，就是四个人把我抬起来往地下扔。还有“站电线杆子”，等等。我想得开，你怎么斗我吧，反正你让我站着的时候，我就让你搀着。你怎么折腾我，你折腾到最后的时候，许多群众也看不下去。我特别难过的就是1976年7月底大地震之后，一些人斗我，让我在防震棚外“喂蚊子”。别人在外面搭的防震棚都挂有蚊帐，却不让我挂蚊帐，让我只穿衬衣。那蚊子咬得可真厉害。“喂蚊子”，坐“喷气式”，“高高在上”，“坐飞机”，什么花样都有。还一个就是吃苦，“吃苦思甜”，让我吃饭的时候不能吃好的，不能给打好饭好菜，只能吃窝头咸菜之类的，就得吃这个。
唐：这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自己不能去买，是看守人员给你打的？
惠：他们给打的。人家告诉我不许吃好的。平时，喝水也没有开水，没开水，我可以上厕所，拿水壶打凉水，我也能喝，也没出事。
唐：就是来大地震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减轻对你的批斗？
惠：没有，斗得更多了。他们没事儿，好家伙，在防震棚外面斗。他斗一次，我画一道，一共斗我214次，这就是结果。
唐：你还真不错，挨完了这么多次的批斗以后还能在清华继续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惠：文革结束后，原来我是想回部队的。清华新的一把手是刘达同志。我跟刘达的关系比较好，他说，你愿意不愿意留在清华。我说，我还是想回部队，清华太复杂了。他说，不行呀，你留下来是党的需要，因为你们四人写信给毛主席这件事就发生在清华，所以你们总得有一个人留在清华这儿。柳一安同志回原来的单位去了，吕方正同志也回去了，刘冰同志调走了，所以你写的回部队申请，我不能批准。刘达说，调走的同志，他们都有党性，你也有党性，要服从需要。我原来所在的部队本来打算我回去就给我安排新的工作。
唐：你所在的部队，那时候还这么重视你？
惠：是很重视啦。那个时候，我岁数还不算太大，我还可回部队工作。最后，刘达同志决定把我留下来，工作需要嘛。我说，不管怎么样，给我平反了，我感谢党。你看，这些材料都是当时报纸报道的平反消息。
唐：对你们的平反是不是一步到位？留没留什么尾巴？
惠：没有。一次完成。
唐：现在想想，令人感慨，你们的经历真可以写一部很好的小说或者电影。
惠：太复杂了。在战争年代、在建设时期，我因为一直走得比较顺利，到现在受到这个挫折，使得我长了好多知识，吸取了好多教训。
唐：给你恢复职务的时候，让你兼没兼任总务长？
惠：兼任总务长。原来我是清华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兼校务部部长。恢复我的职务时，何东昌想让我到国家教委，当教委办公厅主任。还有一次，我们在西苑饭店开会，选举出席北京市党代会的代表，汪家镠说，你干脆上去北京轻工业学院当副院长得了。我动摇了，因为她跟那里的党委书记说过，那里的党委书记说让他来吧。何东昌知道后，说不行，你不能上那儿去，你是属于教委这儿的，那学院不是部属的，你要来，必须要到教委办公厅，不来你就在清华。我想太复杂，我说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我说办公厅人家好多副主任都是过去的老红军，都是首长，我去了我能领导起来吗？另外，你们那个烂摊子，我怎么能搞起来。他说，谁不行，调走谁。我说那就更不行了。他说，那你就不能离开清华。我说，可以。所以，我就不离开清华。
唐：在迟群、谢静宜被逮捕之后，你见过他们吗？
惠：与谢静宜没有见过面。迟群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
唐：审判迟群的时候，让没让你作证？
惠：作了。我发言了，那时迟群在场。
唐：那就是审判会的证人发言了。我问一句，迟群个人的工作能力如何？
惠：迟群这小子有能力，有点才能，在8431担任过宣传科副科长。那时部队，科是团一级的，处是营一级的。他的岁数比我还小呢。我们那时候都是团职的，我在我们师里任作战科科长。
迟群是毛主席派到清华来的，在那种环境下，他太狂，太骄傲，把握不住自己。他写字模仿主席的字体，还模仿得特像。他大会讲话，好多时候不用稿子。这个人还是有点才。谢静宜没有什么能力，她也没什么特殊经历，而且她原来也不是部队的，就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给主席送信的机要员。她没有迟群那样的能力，客观上，我们写第一封信时不考虑她。
唐：但是，谢静宜的机会太好了，那时任过许多职务，如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团委书记，还有清华党委副书记，等等。
惠：人家就是看主席的面子嘛。没有主席，她什么都不是，她懂什么呢，你让她出点子？出不了。你给她出点子，她半天还不理解呢。迟群就聪明。反正她没有。后来没有给她判刑。她手头上经常拿个小本子，记下主席的、汪东兴的、这个副总理的、那个副总理的什么话。斗她吧，让她说，她说什么事是谁说的，什么事又是谁说的，你怎么给她判？这就违反客观性。
唐：谢静宜的岁数和迟群差不多吧？
惠：差不多，稍微小一岁吧。
唐：听说谢静宜的丈夫去世了？
惠：是的，她丈夫原先是空军司令部的。
唐：听说，她丈夫参加过与林彪事件有关的斗争。
惠：他也够惨的。谢静宜也有点可怜。一个小人物处在那么大的一个位置上，最后又是这么一个结果。
唐：据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十点半左右，迟群、谢静宜被抓。谢静宜当时还在医院住院呢，迟群是打电话被叫去抓的。在北京与“四人帮”有特别关联的庄则栋啊、于会泳啊，等等，不到一个半小时，一锅端。
惠：哎，一锅端！在清华这边，开始还找不到迟群，到最后，找到了。抓迟群是我们师抓的，这个师的参谋长是我的老乡，他负责抓的。
唐：你的家人或亲属在当时受到什么牵连吗？
惠：我的家乡在辽宁。毛远新当时不是在辽宁吗，这回我出名了。毛远新说，辽宁出了一个投降派，所以他的亲属，你们都要把他们监视起来。我的一个妹夫就被抓了。在辽宁呢，我的事，辽宁各区、县都知道，辽宁出了这么一个人物，毛远新亲自下指示要监视他的亲属。
唐：你们写信这个事，从开始酝酿、写出、送上去到挨斗、劳动改造，再到平反、恢复工作，前前后后，有三年还是两年？
惠：差不多三年。
唐：1975年11月3日开了第一次关于你们写信的辩论会后，你们四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当时，刘冰处在你们当中的第一位，迫于巨大压力，他很快就承认“错误”了，这对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影响？
惠：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不太了解。我们知道他会说的，但是他受什么的影响呢？主要是因为让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大加指责、批判刘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批评刘冰同志。还有列席的几位所谓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很快承认了错误。当时，他也没办法。
唐：当时让刘冰列席政治局的有关会议，告诉过你们吗？
惠：没有。
唐：刘冰回来也没有跟你们说？
惠：没有，也不可能。那时我们不能见面了，我们四个人，每个人被分在一个地方，每个人都由好几个人看管。
唐：你们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的原件，你知道现在存放在哪里吗？应该在中央档案馆吧？
惠：信的原件在哪儿？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这两封信是历史文物。
唐：我很长时间找不到你们两份信的全文。我在清华档案馆看过一回，那是当时清华党委副书记周家悫在1975年11月有关会议上对你们的信一边念一边批的记录稿，我不知道哪些是你们写的，哪些是他批的。不但清华档案馆、图书馆、校史馆等都没有收藏你们的两封信的原文，而且清华当时绝大多数人也从未看过你们两封信的原文。这真有些遗憾。我后来从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余习广编集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找到了你们两封信的全文，并复印给清华档案馆收藏。
惠：那个信，总的来说，我们是从侧面写起，浅写深谈，我们采取这个策略。我们希望主席派人来，我们要全面汇报深层次的东西。
唐：就是说，你们当时有把握准备同毛主席派来的人谈。
惠：哎，我们想主席会派人来谈的，所以，我们考虑，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写深了以后会造成主席不接受，这样局势不好收拾了，我们可费劲了。如果把我们知道的事都捅出去，这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们是浅写深谈。第一封信是吕方正起草的，我们讨论、修改；第二封信是刘冰起草的。第一封是我送去的，第二封信是刘冰托教育部的一位叫李琪的同志，通过邓小平办公室转送的。
唐：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968年清华“ 7•27事件”以后，你们工宣队的干部们，包括清华工宣队第一任领导人杨德中、第二任领导人张荣温，当时感觉与迟群的工作配合如何？
惠：那时候配合的还可以。张荣温这个人很不错。
唐：张荣温的能力怎样？
惠：他的能力当然没有迟群强，岁数也大了一些，张荣温是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副团长。
唐：这种副团长相当于副师长吧？
惠：相当于副师长。张荣温的表达能力不如迟群，迟群欺负他。但是，那时候，我们整个的配合还可以。那时候“四人帮”的问题还不是很突出，迟群与他们的联系也不是那么频繁。杨德中出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党委书记，挂名的。杨德中是中央警卫团（8341）团长，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很有能力，他跟主席经常见面。
唐：在1975年之前，你们清华工宣队内部的合作关系如何？
惠：基本上还可以。刚开始时，包括“清理阶段队伍”、整党建党，还有开门办学等，还可以。到了1973年最后的三个月，清华掀起了一场“三个月运动”（即批判何东昌等人所谓“右倾回潮”的运动，——唐少杰注），我们工宣队内，实际上也是清华领导，开始出现分歧。 在那之前，除了对何东昌这个事在客观上我们有些看法以外，其余的都是迟、谢拿主意。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分歧，那时候都听迟群的。你又回不去原来的部队，在这儿，在他手下，只能各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整党运动完了以后，我就负责清华后勤工作，任校务部部长。
唐：1973年夏季开了中共“十大”、1975年初开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迟群没有爬上去，对于你们的关系来讲是个关键点。
惠：对！关键点。他的本质暴露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说他当不上中央委员、当不上教育部部长，别的台阶他又上不去，他的要害就在这里。迟群跟谢静宜的关系是又和又反。和的时候，他想利用谢静宜跟主席说他的好话；反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没当上中央委员，跟谢静宜有关系，要不怎么是你当上了中央委员，我怎么就当不上呢？就是说，你谢静宜当上了以后把我挤掉了。他怀疑谢静宜在主席面前没有给他说好话。就是这个事儿。
唐：谢静宜当时和毛主席经常见面吗？
惠：不是经常见面，反正就是谢静宜有事就找主席。谢静宜那里有通主席处的专用电话。有的时候，她说这个是毛主席说的；有的时候，她说那个是什么中央首长说的。谁知可信不可信呢？反正，她把这当作了挡箭牌。
唐：她经常这样说吗？
惠：当时不会。但也就是在审判的时候，她来了这么一手。这个就太可怕了，你不清楚，哪是毛主席说的，哪是周总理说的。这个呢，平时她倒不敢。迟群问题的要害就是他要往上爬，不是中央委员怎么爬，即使当了中央委员，他还要往上爬呢，他的目标是副总理，尽管他说过，当了副总理也不一定能领导清华。
唐：这也太狂妄了。
惠：迟群说，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大。谁能领导清华大学呢？他大会上说，下来也经常跟我们说，这是他的名言，出口就来，“我的能力是超强的”。“我能领导清华大学，我就可以当一个副总理”。信口开河。张风瑞过去是工宣队里的一般工人，把我们打倒了，他当了清华副书记。
唐：他还不是和你们一块当副书记的吗？
惠：不是。1976年夏天大地震后，迟群就对张风瑞说，你去唐山当市长、当市委书记。不是地震了吗，你去收拾摊子。将来，咱们都是书记。这就是封官许愿。
唐：看来，迟群的水平还是不行。
惠：他的野心支配他好多的言论。有的言论呢，是他表达能力强。还有些呢，是他嘴上把不住门。他要是心血来潮以后，他什么都可以说。你说他水平高，那他跟谢静宜闹矛盾后，在谢住室的门口小便，那算什么？就因为这个事，我们还专门找过他，批评他。
唐：你们对他还算客气一些，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上没有提及这个事。
惠：我们在给主席的信上，对迟群的很多事都没有反映。
唐：当时你们四人挨整后，对你们各自的家庭有什么影响？你们的家属情况怎样？
惠：家里呢，倒没受什么大的影响。反正就是我的老伴在她的工厂经常被借故挨斗啊，挨斗时，趴在楼梯上拖来拖去。还有我在家乡的妹夫，被关了起来。
唐：你夫人在哪一个工厂？
惠：北京国棉二厂。其余的，倒没什么。因为他们顾不上了，他们也没招了。
唐：还有你的孩子呢，那时候你的孩子很小吧？孩子也会受到很大打击吧？
惠：他们都上小学呢。
唐：他们记得这事吗？
惠：记得。我的小姑娘，就是她经常来看我。
唐：哭吗？
惠：哭！就是她知道我被关在哪儿，从哪个门可以进，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我，她几乎每个礼拜都来两次看我。每次来，都带来家里送来的东西。
唐：惠老师，你有几个孩子？
惠：三个。一个男孩是老大，两个女儿。
唐：经常来看你的是哪个女儿？
惠：是小女儿，她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当军医呢。就是她，带着我的大女儿，敢问敢闯，知道我被关在哪儿。因为看守我的人，跟我家通气。我被换了好几个地方关押，先是在咱们清华老供应科后院，后在强斋等地。
唐：当时住的条件还行吗？
惠：住，就是四个人看着我。一个房间，都挤在那儿，四个人轮流看着我。
唐：四个人看着？就是行动没有自由？这大概持续了多少时间？
惠：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从开始挨斗以后，半年多吧。
唐：我的采访差不多了。非常感谢你，惠老师。
——————————————————————————————————
【编读往来】

1、庄学勤谈陆小宝和沈昆文：
59期的《记忆》，两篇争鸣文章最吸引我，尽管都在反思，但层次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就不一样。我对清华的派性问题不感兴趣，也无意在此评价谁是谁非（即不会评价作者谁更正确，也不会妄议两派的是非），我只是根据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谈谈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观感。
我很赞同陆小宝的剥洋葱方法，反思文革一定要分层次地总结、归纳，一步步走向深入，最后从文化层面来深究问题的根源，这样才能使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多层次因素得以暴露。只有全民族的人都能看清问题的深层本质，才有可能真正避免这样悲剧的重演。
陆小宝说得很对，文化层面的反思是最重要的，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如果不是文化传统，国民性这样的因素存在，即便是体制上存在产生悲剧的条件，也未必会带来如此大的浩劫；即便发生，其结果也不会如此惨痛。这一切的背后因素，就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思考，是我们反思文革的一个盲点。我们的国民素来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正是文化传统所致。对文化传统的反思问题，100年前的民国精英就已经看到了，梁启超是他们的代表，看看他们那些人100年前的文字，他们看到的问题，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每当想到这些，我都会长叹一口气：我们的民族的确是一个不太会反思的民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今天大家还在为文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争来争去；如果还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拯救中国的官僚体制，这样的研究越多，思维越乱，视线越模糊，离反思悲剧，避免悲剧的目标只会越来越远。
我们总是强调世界潮流，总是喜欢跟潮流。难道就没人用自己的脑袋想想：我们为什么要跟潮流？这100年来，我们整个民族跟潮流吃的苦头还少吗？看看人家美国，为何强大？因为他们永远不跟潮流，不会跟共产潮流，也不会跟纳粹潮流，当潮流袭来，人家用自己的脑袋一想，就站在一边看热闹了。这是他们的民族习性。我们反思这100年来的苦难，应该从这里着手。

2、阎长贵谈王大定文的史实问题：
《记忆》59期王大定《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史实：
1、4页，“1966年6月2日那天，电台广播了”聂元梓大字报。时间不对。电台广播是6月1日，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
2、9页,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大会上，刘少奇作检查时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实际上，当时刘没说这句话（有这个意思）；邓、周在讲话时都说了这句话，但都指出是别人说的。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在第二天，即7月30日，陶铸在中国科学院讲话指出，这句话是一个女中学生说的。
3、9页，“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几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让刘少奇主持工作。”文化大革命何时开始？毛泽东说过从姚文元文章开始，一般说从《五一六通知》通过开始，而毛泽东是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仿佛这里没交代清楚。

3、陈益南谈本刊专辑的设置：
《记忆》的专辑方式，非常好！这样一下子就能将它的文革深度研究的优点显现出来，而区别于其它只有如海洋般信息堆集的文革研究刊物、网站。只是，专辑的选择很重要。要让这些专辑一步步地、有代表性地涵盖文革的方方面面。这样日积月累，《记忆》的专辑也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文革史。

4、蔡仪称赞陆小宝对文革的反思：
我是退休教师，从第47期女附中文革专辑才开始注意到《记忆》。我不了解清华大学的文革，对清华两派的谁是谁非更没有兴趣。但是，陆小宝文章的后半部分却让我来了兴趣。我认为，在所有反思文革的著述中，这一部分是最有分量的。我并不认为，陆小宝提出的从事实、体制和文化三个层次来反思文革的观点多么有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是他提出的从文化层面上反思文革的三个理由：
 “首先，在体制上研究文革虽然前景诱人，但目前陷入僵局。我从网上看到，从体制层次上反思文革的知识精英，己经截然形成对立的两大派，除了各自发表观点和对骂之外，简直水火不容，无法互相沟通。”
 “其次，政治体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1922年，梁启超积五十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教训后，沉痛认识到‘原以为学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后来发现大非如此。’梁启超提出‘新民学’、鲁迅提出‘立人’的思想，真正关心的人很少，人们热衷于体制上的革命。至今，又有八、九十年过去了，政治体制变了几变，中国的现代化依然问题丛生。”
 “再次，从文化层次上反思文革，有助于深入透视和解决文革后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文革责任推给‘四人帮’，对自身的公民责任和道德准则等，缺乏反省。这些问题遗留下来，在新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造成对社会的侵害，有些甚至比文革时更为严重。”
第一个理由，其实说的是可行性。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两派的对骂，而是其中一派的成果无法公之于众，无法在课堂上告诉学生。第二个理由说的是研究成果。新时期以来，讲鲁迅的不少，讲文化反思的也不少，重要的是没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而这个问题与第一个理由相联系——可能有这种成果，只是大陆人看不到。第三个理由一针见血。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完事大吉，是近三十年来主流文化的最大弊病。主流文化虽然也在宣传公民责任，提高民族道德（五讲四美三热爱、表彰好人好事，宣讲时代英雄等），但因为还是灌输说教，让人逆反，效果不好。
陆小宝从现在的文化现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有人认为，中国的道德问题都是文革弄坏的。对此，我不甚同意，因为它无法解释：在彻底否定了文革、‘拨乱反正’以后，为什么中国的道德水平会再一次急剧下降了呢？甚至，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的道德危机部分原因，是不加‘剥离’地、全面地否定文革而造成的。大批官员的腐败，是全盘否定了群众对当权干部进行揭发和监督的权力以后，才开始的。社会风气的恶化，如色情、唯利是图和挥霍，等等，也是把原来教育中正面肯定的许多基本道德，通通当成落伍思想，或文革余毒加以抛弃以后，才开始的。”
请注意划线的部分。我认为，这是陆小宝对当前文革研究的一大贡献。也是文革文化研究的一个起点。尽管我想建议他，把他所说的“彻底否定文革”和“拨乱反正”加一个注释。
另外，得知《记忆》要出精选，为你们高兴，希望出书后告我何处可以购书。但是，请注意陆小宝文章中有几个错字，不要在印书时再错——
1、純粹——纯粹，
2、陆文中至少有四处，将“自己”写成了“自已”。

5、罗雪莱谈引李敖文的翻译：
陆小宝一文的结尾，引用了李敖一段话：“四十年来，胡适被穷酸文人的浮议骂惯了，他才不在乎这些。有的甚至写下洋洒千言的专书骂他，他只觉得好玩。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别人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我不知道其中的英文是李敖翻译的还是胡适翻译的，不管是谁译的，都没有味道。这句话完全可以译得很雅，如“以无害有，岂可得乎”。

6、欧阳秋称赞沈昆对文革的反思：
上期清华专辑中陆小宝与沈昆的两篇争鸣文章，各有所长。只是沈文的第一部分着重谈了派性之争，会使一般读者“先入为主”地误认为其主要是派性争论，而忽视其后对文革的深入反思。我认为，沈文前面对一些史实的争论，不应完全视为派性争论（有的是为澄清史实而必要的说明），但更重要的是其后对文革的反思，比如这些议论：
 毛所设计的“无产阶级民主”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民主”，因此这一“民主”在一开始就无法避免思想专制的结局，也必然落入政治专制的陷阱。另一方面，文革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必然把官民矛盾夸大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也就只能寄希望于“七、八年来一次”的不断折腾了。
 文革以前，经过诸如1957年的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经过学生中的思想革命化，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思想樊笼，人们普遍习惯于以当局的说教代替自己的思考。文革打破了这种局面。无论是认为文革的领导者“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也好，还是认为毛泽东鼓励思考（当然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思考）也罢，总之是把自由思考的孢子从密闭的魔瓶中释放出来了，尽管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下思想专制的重压，尽管还有服从正确思想指导的紧箍咒，这些自由思考的孢子总是会扩散．总要发育，潮流一旦形成就无法阻挡。文革才是国人思想开放的起点。
 清华文革两派的思潮正体现了当年的清华人突破思想樊笼走向独立思考与自由思想的最初步伐。如果考虑到当年那按照《修养》的原则营造的精神枷锁之沉重，以及经过“十七年”来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而造成的思想资源的贫乏单调，加之时刻需要担心触及当局所设红线的战战兢兢，清华人当年所作的思考，称得上弥足珍贵。很显然，如果以今日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去加以衡量，当年清华人的那些思考显然是幼稚可笑甚至不乏荒唐之处（诸如期盼中央表态解决清华两派的争论，诸如以为清华武斗不出三天中央就会表态，等等）。然而，这种以今日的状态标准居高临下地审视四十几年前的人与事，指责他们是“放弃了独立思想的清华知识分子，是失去灵魂的知识分子”，岂非与三十年前的世纪大审判的闹剧殊途同归？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沈文后面的第三部分“文革前‘十七年’是文革之‘恶’的根源”，第四部分“发生文革武斗的广义原因”，第五部分“中国公民社会的缺失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虚妄”，其中许多分析议论都是有见解有深度的。在其他一些文革大学生的回忆文字中还很少看到这样深刻的反思。

7、夏汉碧介绍钧特•葛拉斯：
陆小宝一文中提到的“钧特•葛拉斯”在大陆的译法是君特•格拉斯。他的代表作是《铁皮鼓》和《猫与鼠》。前者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给洋葱剥皮》四年前才介绍到中国来，广大读者不熟悉。

8、胡泊纠正两处史实性错误：
（1）《记忆》第57期，王锐文章《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一文中提到，“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这里的“总政治部”，应为“总参谋部”。
（2）《记忆》第59期，王大定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提到的工作组成员“张茜薇”，应为“张西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