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５日第１４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五十五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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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史 云 多年积淀，扎实客观——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高 原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文革文学研究
启 之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

小资料
《记忆》书目索引编纂小组 “思痛文学”主要中文书目初览

蓦然回首
童 话 “坏人”之死

忆旧思亲
周孜仁 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

编读往来
1、孙传钊来信 2、蒋健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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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多年积淀，扎实客观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史 云

迈克曾经说起他在文革旧货地摊上砍价时，用的一个顽固理由：“现在世界上研究文革的人没那么多了，你这些东西卖不出什么高价的。”这话虽然只让摊主半信半疑，却使我们这些对研究文革热情不改的人很失望。但这确是事实。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中国为什么能取得GDP年均两位数字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政治转型？……这类课题开始占据国外中国研究的制高点——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是不把历史当作一个专门学科的（汉学家除外），他们更关注离现实较接近的热点——包括前不久出版的赵回忆录和最近传闻要出未出的李日记。世界上的中国问题专家迅速调整了研究方向，一些原来的文革研究专家，如日本的加加美光行教授转而关注中国对外关系，美国的沈大伟教授成为研究中国政府行为的专家……就连献身于文革研究多年的迈克本人，也在写完这本书后，开始了对当代中国另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而文革，就像我们连续看了十几天的世界杯足球赛，感到有些视觉疲劳了。尽管有些人依然热衷于“翻案”，或者力图把文革说成是反腐败的试验，或者用大量史实证明周恩来和“四人帮”是互相勾结的一伙。用当年一句惯用语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然而，研究历史毕竟不是翻烙饼，随着时间的推移，严肃的史学家开始试图为文革做出一个比较客观、趋向一致的结论，划上一个句号。
我想，《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大概就负有这样的使命。由于预知了此书是针对外国读者写的一本教材性质通史，我拿到书后，虽然也在三天内一口气读完，但并没有期待它有什么惊人的史实揭秘，或者是推陈出新观点，而是当作一部多年积淀的浓缩精品，来细细品味，就像含着一颗橄榄果那样。果实当然不像花朵那样绚丽，它的作用是传承后代。
我的感想有三点：

一、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书名《最后的革命》（注意：作者没给“革命”加引号），似乎会让不少中国人不爽——明明是灾难和浩劫嘛！就连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也由胡乔木下了定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但我想，如果从学术上考虑文革动机而不是只看结果的话，这个词也许是最合适的，让我们能够继续探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他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刻，把政权和社会结构搞一个推倒重来式的冒险实验？中国的亿万人民又为什么能够追随着他疯狂投身3年甚至9年（如果把天安门事件作为普遍觉醒的标志的话）？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以革命的名义（本书作者大概没有50岁以上的中国人当年激动地回味着电影里列宁的警句的经历）。
从霍梅尼的黑色宗教革命，到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再到吉尔吉斯现在还看不清楚颜色的乱七八糟革命，革命是一种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在其中起到的巨大破坏作用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尽管文革大规模地打击群众和干部，我们仍然不把它视同斯大林依靠克格勃大清洗那样的残酷镇压或者权力斗争——迈克在书中把文革精练地称为“毛主义风格的群众政治”（中文版第3页），然后罗德里克和他正式提出了本书最根本的讨论命题——“为什么中国的最高领袖要决心摧毁自己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呢？”（第22页）
说实话，这个提法，两边不讨好。大陆的主流观念，从来不认为毛摧毁了党和社会主义。受害者和境外的许多学者，也认为毛把专制发挥到了顶点，而不是摧毁它，摧毁的只是对手和群众。但是，在实际叙述中，双方又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观点——毛是向自己的过去挑战。
大陆主流观点用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背离了自己提出并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与《最后的革命》的命题是一致的，只是力求把毛背叛自己的程度减小。比如毛泽东说自己一生中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蒋，另一件就是文革。大陆权威者把第二件事解释为建设新中国，强调毛在文革中仍然坚持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性质。
境外许多学者承认文革是向过去的一些制度造反，但力图把群众造反和毛剥离开来，而强调有一个反抗暴政的人民文革。但是，即使可以称之为反抗，这个反抗是谁给了条件、谁来号召的呢？是毛泽东。如果没有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号召反走资派、号召夺权，那么文革要么是历史上自发的人民反对统治者起义，要么是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矛头向下的肃反、反右派运动。前者在文革中并不存在，后者并不是文革的大方向和特点，至少在大家公认的最具文革特点的前三年不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最后的革命》把文革定义为革命，是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特点——毛泽东个人代表党，号召群众普遍反对党内当权者。这个号召，在当时与人民群众的心态结合起来了（各种心态不一样，有的是盲从反修，有的是趁机反对过去的政治运动领导者，有的纯粹是为了给自己个人或阶层谋利益），使亿万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文革，可以称之为社会变革的革命。诚然，在文革的各个时期，全社会都受到打击。批斗黑帮是打击知识分子，破四旧是打击传统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炮打司令部、夺权是打击各个阶层干部，清理阶级队伍是打击普通群众，清查五一六是打击造反派和群众，批林批孔和批邓是打击包括军队干部在内的老干部。同时，在革命的光环下，也存在着无所不包的卑鄙的权力斗争。但是，从文革开始的反走资派，到文革结束时毛仍然坚持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矛头对准党内，无疑是毛的文革中心思想。这是和文革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层权力斗争，完全不同的斗争方向。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史实，“即使文革之前，刘少奇都没有足以跟毛分庭抗礼的实力”（第14页），而毛却要发动这场革命；直到文革最终，毛并没有把接班人的最高权力交给江青或者代表江青的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而是交给了中间派华国锋，这也使他带有革命的神圣，而不是家族斗争的庸俗。
承认毛泽东有革命的动机，并不是要减轻毛泽东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而是要从制度上、全民心态上进行反思。难道只依靠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十几个人，在公检法都被砸烂、军区都被冲击的情况下，能做到对全民全社会进行打击吗？我不反对追究老红卫兵打死人的问题，作为被害者有这个道义上的权利。但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学术研究，应当看得深远，因为他们更要揭示的是，避免一种集体以革命的名义从事破坏的浩大群众活动再演。在这一点上，《最后的革命》的起点是很高的，摆脱了至今还广泛用来解释的权力斗争说。使我们能够探讨从制度上消灭这场革命，而不仅仅是年复一年的控诉。
《最后的革命》按照这样的段落来对文革的起源进行论证：
1、“毛的思想演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让毛感到有破坏对他个人崇拜的危险；赫提出的新意识形态是中苏论战的主要所在。
2、“毛为修正主义困惑”——中苏论战尖锐化。
3、“国内的困局”——“大跃进”失败，毛与刘在社教运动上发生分歧。
4、“赫鲁晓夫的下台”——毛担心越来越疏远的战友们联手对付他。
5、“九评之九”——毛担心干部搞特权，意识形态上变修。
6、“乌云压城”——毛与刘、邓冲突，提出清除“走资派”目标。
觉得有点遗憾的是，也许是为了照顾外国读者的习惯，本书在分析文革起源原因时没有按照国际、国内两大方面来分别论述，而是采取了按历史顺序讲述事件。这使得各个原因之间的联系在逻辑性上不是很清楚（比如2这一节很短，实际是上节的延续，似乎可以合并），为什么毛认为必须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哪些东西必须摧毁？
个人认为，本书讲述和苏联的论战等国际原因比较全面，但讲述国内原因不够清楚。而在对待苏联的问题上，党内高层并没有出现严重分歧，更多的是同仇敌忾。有两个国内原因应该强调一下。
第一个是“大跃进”和文革的关系。毛发动“大跃进”，无论后果如何，起初是想把中国尽快变成一个经济强国。但是这种违背常理的做法导致巨大灾难以后，毛不得已暂时下野到二线，让路于新政策，而不是像本书中所说“大跃进”失败后，“只有毛才能推动新政策的实施”（第27页）。他出于自己内心的认识，也出于维护个人权威，不久就对部分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刘、邓表示了强烈不满。这是发动文革的一个实际原因。张素华的《变局》一书中有充分的内幕事实，说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刘的冲突已经开始。
第二个是毛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变化。毛在包括反右派斗争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传统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但从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提出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他当时反对党内反对派的需要，也是他对苏联出现干部特权阶层、“复辟资本主义”的担忧。这是发动文革的一个理论原因，直到他死前，都没有改变。
其实，本书作者也在强调文革使人民对当权派的认识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一点——从群众中划分各种阶级互相斗，到现在主要是群众和干部两大对立阶层的矛盾——只不过放到了最后。书中说：“在文革后，民众的解放才最终开始蓬勃兴盛起来。党的各级干部受到的凌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权威性砰然倒地，人们接受了毛主义的教导，变得敢想、敢说、敢干。今天，各地的中国人都在对他们所认定的腐败官员的不正常行径表示抗议。文革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分水岭。”（第460页）
还是那句老话，一万个人看文革，能有一万种感受。有的是从自己或者家人被伤害的角度看，有的是从自己接触到的材料看，有的是从自己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看。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看特点。如果我们把文革与历史上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政治运动作个比较，就能看出，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号召群众斗走资派。虽然最后的结局，是群众普遍受到伤害，但是干部们也前所未有地受到了严重打击。文革结束后将近13年的春天，天安门广场上发生那场动乱之初，当权者立刻想到，学生们与当年的红卫兵如何相似，并在4月26日社论中加以比喻。
可以这样说，文革以无政府主义大民主的极大代价，走向反民主的极端，也反掉了文革前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阶级社会结构。这是我很赞同本书的一个观点。对此，外国人恐怕难以理解，中国人恐怕难以接受。本书正好打开了一个窗口，引导我们从传统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冷战思维中走出来。
二、用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文革。
本书既然说的是毛的革命，那么主观上，就主要是反映精英之间的斗争，标题中充满了毛、刘、周、林、四人帮、老帅等等。事实上，中国历史也多是精英主导的，奴隶创造历史只是个广告。在写作上，如何在20万字的内容中反映群众也是很难的，不会让多数中国以外的读者感兴趣。尽管如此，与罗德里克的前几本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相比，我还是注意到本书用社会学来观察文革的努力。比如，讲到了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衡莹珠、杨某某的个人遭遇（第268、269页）；讲到了毛主席语录如何作为老百姓之间的切口，你说上句，我答下句，并将各种句式列出表来（第275页）；还用专门一节“基层民众的生活”，讲述文革时期的乞丐、拐卖妇女、阻止上访、市民半抢半偷天安门的盆花（第377—381页）。特别有意思的，是用一个民间档案，生动地描绘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在性欲被严重压制时，是怎样自慰和反抗的。这些凡人俗事，在中国人写的文革史中，是不值得一提的，然而也许这更反映文革时期的社会现象。我在写作文革史的时候，常常冥思苦想，如何反映群众，反映老百姓。但是类似这种小人物档案，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用的，总觉得和整体不协调。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本书的穿插，效果很好，也许，这是西方人的民权思想造成的自然视角，我们中国人的帝王历史观是很难刻意为之的。
三、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客观的叙述。
罗德里克的理论浪漫，大家久已从他《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心领。但是，迈克的史实扎实，是多数人想不到的。他曾经自豪地对我说，文革的十年，任凭你说出哪一天，我都能马上指出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我不用考他，就完全相信他能做到这个程度。多年的交往，我确认他是我认识的非华裔学者中，对文革史实掌握最翔实的。这一点，绝大多数中国的文革研究者都做不到。也许有人心中有点鄙视这种应付高考的小儿科本事。然而，迈克更高明的一点，是他大脑中储存了这些浩如烟海的大小事件后，能够像计算机那样进行比较运算，从中判别真伪，提取信息背后透露出的更多密码。
掌握信息后，需要的是选取。可以说，历史之复杂，会给你任何需要的材料。当年顾颉刚老先生，曾经成功地论证了大禹不过是一条虫。那么，我们大多数人习惯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挑选史料。作为亲历文革者，我们的优势是，能够感受到文革的脉搏。我们的劣势也在于，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塑造我们需要的文革。罗德里克和迈克，大概没有这种功利动机，所以，他们的个别史实，可能会有时间、地点、人物上的错误，但他们没有刻意为之的偏见，比我们真实。
举一个例子，关于文革的农村经济，书中写到，“1968年的农村生活并不一定比前些年更差。1966年的粮食产量最终恢复到了2.14亿吨，超过了1957年大跃进前夕的水平。1968年和69年虽然降幅巨大，但并不是灾难性的，此后粮食产量在文革期间一路上升，1976年达到了2.86亿吨。”这种例子，往往被大陆的学者视而不见，代之以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也往往被境外的自由主义研究者不愿使用。而本书这样用，并不是一种标新立异，早在罗德里克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革那卷就没有用“经济崩溃”，而是用“经济破坏”来评述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书中还把文革期间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做了对比，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代价高昂的灾难”，而文革虽然在其高峰时期（1967－1969）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实质上“只是一次严重的暂时干扰”，大多数国家都曾在某个时期经历过这种干扰。书中专门介绍了文革期间农村的小型工业发展，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出版）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罗德里克和迈克是美化文革，只能说，即使否定，他们也力求否定一个真实的文革。
还需要评价一下本书的翻译。我虽然不懂英文，但是从翻译过来的引文看，译者从事的不仅仅是翻译工作，而是一种建立在自己有深厚研究基础上的还原，难度和水平大大高于直接的翻译。我看到的小小疵点，只有带有喜剧色彩的一处。该书讲到中国发射了三颗卫星，翻译成“三颗明星在高空闪耀”（第388页）。其实，当时说的是“三星高照”，是用中国传统的福、禄、寿三星吉祥语言来比喻。
最后，我还要对中文版的注释排版格式，表示一些遗憾。多达120页的所有注释，都汇集在各章最后，而不是列在本页的下面（至少也可以列在每章的后面），又没有章的书眉。这使我查阅本书那些价值不低于正文的注释时，非常麻烦，甚至产生了把注释撕下来，以方便对照看的念头。
让人喜欢看一本书，到了想撕坏它的程度，这也是一种成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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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

高 原

麦克法夸尔与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按丁学良的说法，“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英文、中文的少数通史和大量的‘切片分析’，可以从它的英文版近200页的注释和文献索引（占全书篇幅的几乎四分之一）中看出。”此书“首先是一部编年史，力求把十年文革的最重要事件整理出头绪；它同时也是一部诠释史，力求对文革这部政治剧中最重要的演员（agents）——不论他们是得胜者还是失败者——行动的动机，给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解释。”（丁学良《四十年研磨出这部著作》，载《毛泽东最后的革命》）

承蒙该书中文译本简体字版出版人魏承思先生厚爱，赠书一册。研读之后，获益匪浅。同时，又觉得书中某些提法尚值得仔细推敲。现将敝人对该书第一章“第一轮排炮”、第二章“围攻北京市委”中的一些不同意见或某些瑕疵处罗列如下，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1939年她（江青）在延安与毛结婚的时候，就蒙上了破坏毛婚姻的恶名。毛原来的妻子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英雄，陪伴毛走过了漫漫长征路。毛的高级同事们坚持要求江青只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不让她过问政事达25年至30年之久。到1960年代中期，这个禁令已经快到期了。”（页15）

江青与毛泽东结合是在1938年而非1939年。不让江青过问政事若干年的所谓“约法三章”，只是一种传闻而非事实。否定此种传闻的详细考证，可见阎长贵的《所谓毛泽东和江青“约法三章”的问题》（《问史求信集》页265-274）。事实上，江青在建国前转战陕北期间即担任过中央直属大队的政治协理员，建国之初，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当时中宣部的处高于现今的司局级），后又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称中办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这是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职务。

江青自己说过：“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江青《为人民立新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二、“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两人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她们通常来自文工团。其中有的人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页15-16）

第一句话的判断并不正确，政治与性事有此反比的关系吗？相反，江青政治地位的上升，恰恰与毛的扶持休戚相关。而从“京剧革命”到批《海瑞罢官》，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一六通知”，江青都是为毛作前驱。

后几句话，出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轻信这本书，将其部分章节作为正史来引用，是危险的。譬如，如有读者问，谁“成为了他的家庭成员”？作者该如何作答呢？

总之，整段话使人有将一场政治斗争矮化为“后妃争宠”的感觉。

三、“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不信任他。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页18-19）

作者在这里主要使用的是《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类似回忆录，多经一个秘书班子修订，官方同意后出版，是所有史料中最不可靠的一种。陈丕显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责任全部加诸于柯庆施头上，恐有违事实。

作者已经知道，江青是1965年2月底才为《海瑞罢官》一事到上海的。而“据柯六六回忆，柯于1964年3月即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经医生确诊为肺癌。4月，在华东医院动手术。7月，离上海赴北戴河疗养。9-10月间，在北京休息。1965年初，到广州疗养。原计划疗养一段后即回上海工作，惟周恩来电示柯须安心养病，不必急于返沪。3月，转往成都继续疗养。4月9日，因胰腺炎突发病逝于成都。

“陈丕显与柯六六两人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柯庆施早于1964年初已因重病而脱离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年中即到外地疗养，自此未能回沪。而‘1965年春节刚过’再次到沪的江青，并无可能与柯在上海见面（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江青到上海前曾在外地见过柯）。江青后来多次称柯对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很支持，今天看来，类似如此这般说法，目的不过也就是打着柯庆施的旗号，以争取华东方面的更大支持。

“上海老一辈学者邓伟志先生对柯与批《海瑞罢官》的关系作过一番调查。据邓称，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夏征农后来说：‘姚文与柯老没有关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杨永直也说，姚文‘与柯庆施毫无关系’。另‘据协助姚查史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1965年5月开始动笔的。姚在写了好几稿以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定稿的，最后于1965年11月发表。’”（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指的就是陈丕显等。

此外，作者两处提到了陈的“上级”。谁是陈的上级？难道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上级？

四、“《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页19）

“今天天气哈哈哈”使这段话带有些演义的成份。“该总编辑”的“她”，指的应该是范瑾，她是《北京日报》的社长而非总编辑。事情的真相也应该是“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彭真在12月份批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议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页20）

彭真要请张春桥吃烤鸭，是陈丕显的说法，作者在这里又轻信了陈。实际上此时彭真已得知毛的真实意图。1965年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前一天，毛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2月26-27日，“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六、“在接下来的8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130英亩。”（页20）

这八个月里，毛主要住地是杭州、上海、武汉、长沙、韶山，后三者均不位于长江下游。

毛建国后在杭州的住地有两处。一是刘庄（原为晚清广东举人刘学询别墅），为1950年代住地。另一是汪庄（原为民初安徽茶商汪自新别业），1958年汪庄修葺为浙江省委第二招待所后，1960年代则成为毛的住地。此时，刘庄相当于杭州的钓鱼台，汪庄才是杭州的中南海。毛1965年到杭住的应该是汪庄（现称浙江西子宾馆）而不是刘庄（现称西湖国宾馆）。随卫毛的张耀祠亦称：“1965年10月，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页28。不过张所述时间有误，应为1965年11月）

七、“毛在打倒一个重要人物前先要除掉其副手，比如彭真案中的吴晗。林也仿效这一策略，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肖向荣。”（页23）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的确确是毛的突破口，但吴晗远远称不上是彭真的副手。彭真在北京市的副手是刘仁、郑天翔、万里。萧向荣也难以称得上是罗瑞卿的副手，罗的副手是杨成武、萧华。而杨、萧两人恰恰又是批罗的得力干将。

八、“罗在返回中越边境前，中途在上海、苏州稍作停留，11月27日，他告诉林，肖向荣一案已经做得过火，林彪不置可否，文革中毛在和他打算清洗的对象谈话时采用的也是这个策略。11月30日，林派妻子叶群去杭州，争取毛支持打倒那位总参谋长。”（页24）

作者在这里主要是依据黄瑶的说法。而黄瑶的说法就那么可靠吗？如关于罗去苏州见林的时间，据《罗瑞卿传》：“11月27日，罗瑞卿在送走朗诺之后乘飞机赴苏州。”而据新华社讯，当天晚上罗在上海举行宴会，欢送朗诺率领的柬军事代表团，当日朗诺尚未离沪。“换言之，如果有罗到苏州见林彪这回事，那一天也只能是第二天，即11月28日。”（余汝信《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的再研讨》，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三二期，2008年3月3日）

叶群去杭州见毛，到底是毛本人主动还是林主动？十分关键。这一问题，近年有与黄瑶的说法很不相同的意见。从当时情势分析，似应为毛主动的成份多一些。毛不主动，林应不会派自己的妻子去冒这个险。

九、“作为其丈夫办公室主任，叶群积极收集罗的黑材料。叶群本人是解放军的一名上校，1950年代后期肖向荣拒绝提拔她，导致她对肖向荣和罗瑞卿都很不满意。她的世界史私人老师说她注意力不集中（‘她很难集中精力’），她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大都不喜欢她（一位秘书说：‘大家都认为叶群很坏’）。她在政治上野心勃勃，那些在她没有嫁给林彪以前就在延安认识她的人认为她很轻浮。”（页24）

所谓红颜祸水，作者似乎也难以离得开这一俗套。况且，叶群政治上是否有这么巨大的能量，萧向荣和罗瑞卿的倒霉，以作者的思路推断下去，起因竟然都是这位女士的“很不满意”？！

今天，要恢复叶群的本来面目，很不容易。如延安时代，据林豆豆讲，叶与林的结合，其实是毛、朱撮合的，叶群当时并不很愿意。（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页151）

十、“林在信中解释道，这些‘重要情况’是‘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页24）

上海会议印发的十一份材料里，林彪致毛泽东的信中并没有括号中“有关情况是叶剑英元帅刚刚告诉我的”这一句话。作者注明是出自王年一手稿，而王的出处又何在？有些疑问。对叶剑英，林彪一般不会这样称呼，尤其是当时已取消了军衔。

十一、“叶群单独和毛进行了7个小时的谈话”（页24）

这是从《罗瑞卿传》“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引申出来的。据张耀祠称，他告诉叶群毛还没有睡觉，“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经多次催促，叶与毛最后还是谈了“差五分钟五个小时”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页30）

这样不太靠谱的谈了多少时间的具体细节，严肃的史学著作还是不要坐实了为好。

十二、“对罗的控诉主要是叶群进行的，她讲了3次，时间长达10小时。林彪本人、李作鹏和吴法宪中将发言支持，后两者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在林的庇护下，李和吴稳步晋升，他们都盲目地忠于林彪。1971年林身败名裂后，海军政委李作鹏承认：“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空军司令吴法宪这样交待他和林彪的关系：“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会上传阅了叶群呈给毛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说服政治局的高级成员们。”（页26-27）

林彪并没有出席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李作鹏在会议上未有发言（也轮不到他发言）。而1971年后所谓李作鹏的“承认”和吴法宪的“交待”，更带有浓烈的演义色彩，他们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1、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2、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3、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4、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5、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6、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7、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8、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9、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10、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11、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上海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成员对会议材料是否内心存疑，有没有被说服，外人如何能以揣测得知？而毛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谅他们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不同意见。

十三、“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没有达成如何处理罗的结论。这样的迟疑反映了普遍的不安情绪，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带四颗将星的参加了长征的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的脆弱的证词，而且这位上校还是一个女流之辈——而中共是搞家长制的——她不是中央委员，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页27）

据王任重日记，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400）

这些意见，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阶段性的结论。

顺便说一句，本书多处提及了军人们在1965年中已经撤销了的军衔，应无必要。这些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已不起任何作用。

十四、“1966年1月，叶剑英元帅取代罗任军委秘书长。”（页28）

事实上是，1966年1月8日，叶剑英与陈毅、刘伯承、徐向前一道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兼任军委秘书长是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

十五、“从3月4日到4月8日，在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的共同主持下，来自军队不同部门的42名高级干部开会批判罗。”（页27）

邓、彭只是开了个头，以后的会议实际上由叶剑英主持。第一阶段参加的军队和公安部负责人共42人，第二阶段增加了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队方面负责人53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

十六、“关是写作反对苏联的‘九评’文章班子的成员，……戚本禹比关年轻13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个科长。1963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了有关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的正统观点，得到了毛的首肯，……1966年初，关和戚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理论刊物《红旗》，关任副总编辑，戚任历史组组长。”（页30）

关锋并不是“九评”写作班子的成员。戚本禹当年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毛泽东的秘书班子）科长，1963年发表《评李秀成自述》，指李秀成自述是“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忠王不忠”，“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1964年夏，在陈伯达要求下到《红旗》负责历史组工作。关锋则早于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即任编委，任《红旗》副总编辑是在1966年5月。同月，戚本禹调回中央办公厅工作，是年夏天挂名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

十七、“严慰冰在其丈夫的机关中多年担任一个部门的副局长。……叶群在1966年初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这些恶意中伤的信件的作者，决定就此大做文章。”（页36）

严慰冰是其丈夫陆定一的秘书。

严慰冰案侦破的时间，不是1966年初，亦与叶群无关。据刘少奇称：“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哪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

刘少奇的说法应比较可信。

十八、“在会议听取陆的检讨的那天，每一位与会者都在自己的椅子上发现林彪一份手写便条复印件。这是政治局会议收到的最离奇的声明之一，它说明领导层此时的‘政治斗争’恶化到了何等低级的层次，其全文如下：

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页36）

这个离奇的故事，有数个版本。

最早的版本，应是黑雁男（即原空政文艺创作室主任丁一三）发表于1985年的“长篇报告小说”《十年动乱》（载《人世间》创刊号），除个别标点符号及没有（延安处决的一位作家）这一注解外，与上文相同。请注意，黑雁男是位剧作家，《十年动乱》是文学作品。

金春明发表于1990年代的《大冤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载《红岩春秋》1993年第1期）及《“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引用了与黑雁男大同小异的“林彪证明”【第（二）点与黑文的小异是：“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金以严谨著称，但在上述著述中，金并未注明“林彪证明”的出处。

刘志坚的版本是：5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陆定一，“20日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写的复印件：‘叶群是处女。林彪’。散会时由工作人员收走。”（刘志坚《动乱之初的经历和遭遇》，载《风雨征程》，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41-242）

王年一的《大动乱年代》，引用了与刘志坚相同的说法，并注明：“此处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刘志坚的回忆”。（《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18）王年一接下来在注解中同时又列入了黑雁男的说法，似乎是表明他相信刘志坚的“回忆”而没有采信黑雁男的。但刘志坚在回忆中其实已说明他仅在5月11日至18日列席了会议，换言之，5月20日的会议他并未参加。

李雪峰的版本是5月11日，“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属造谣。”“很快文件就回收了”。（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本来，所谓林彪手写便条复印件（当时中央办公厅是否有复印的技术条件？就很有疑问），演义成份就居多，又有这么多个不同版本，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严肃的史学著作应以慎重的态度对待之，以不载入为好。如果要客观阐述这一段历史，不如直接引用、分析一下中共的正式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的说明》更保险一些。

十九、“中共中央办公厅前主任杨尚昆被召回北京，最终得到了他被撤职的理由：在毛主席的住所安装窃听器，泄露党的机密，与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并犯有‘其他的严重错误’。这种指控没有提供什么证据。”（页37）

据《杨尚昆回忆录》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杨尚昆5月5日由上海回广州。5月22日，陶铸、赵紫阳在广州向杨传达中央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的决定。5月30日，离开广州去山西改任临汾地委副书记。换言之，杨5月5日至30日一直在广州，并未被召回北京。

杨在1965年10月29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约见谈话时己知道其被免职的原因。杨的日记记载，10月30日，“下午同曾三同志（注：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谈了档案馆的问题。失密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虽然抓了这件事，但终于出了大问题。曾对此缺乏重视。”（《杨尚昆日记》，页682）当时，还没有提及“窃听器”问题。

二十、“政治局在会议期间发布了6份中央文件，阐述了清洗彭、罗、陆、杨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页40）

实际上涉及彭、陆、罗、杨和发动文革的是四份中央文件：

1、中发（66）267号《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含六个附件，5月19日发出；
2、中发（66）268号《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含六个附件，5月25日发出；
3、中发（66）277号《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5月27日发出；
4、中发（66）278号，中央关于“望即依照下达”《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通知。5月27日发出。

二十一、“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编定的大事记”（页41）

《大事记》应该是康生主持编定的。据王力称，“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了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王力反思录》下，页600）

二十二、“《五一六通知》和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报告一样那时在中共内属于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在5月17日政治局仍在开会的时候研读这份文件。”（页42）

《通知》落款日期虽然是5月16日，但它5月19日才由中办机要室发出。

二十三、“6月，彭真手下的所有10名副市长（包括吴晗在内）都丢掉了工作。”（页44）

文革前夕，北京市只有八名副市长，按排名先后是：万里、吴晗、王昆仑、赵凡、范瑾、王纯、崔月犁、乐松生。

二十四、“毛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在大跃进饥荒期间提倡部分取消集体化，从而失去了主席的信任，5月23日，他被扣上了‘伪造’主席讲话、阻止批判吴晗的罪名，也自杀身亡。……7月23日，《二月提纲》的两名主要执笔人之一，在被康生的秘书斥责为彭真专门派来监视康生的‘特务’后，上吊自杀。”（页45）
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杭州谈话时有意删去了《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一段，他的罪名是“篡改”而不是“伪造”毛的讲话。

后者指姚臻，他被诬为“中宣部派来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于是1966年5月9日晚自杀身亡。

二十五、“李雪峰同陶铸一道得到提升，取代彭真成为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李没有完成控制首都北京、让毛完全满意的艰巨任务，年底就去了显然要逊色一筹的港口城市天津，担任那里的市委领导职务。”（页46）

1967年1月，天津改为直辖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是解学恭。李雪峰并没有在天津任职，据吴德的说法，是“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吴德《十年风雨纪事》页21）

二十六、“陶、李、叶得到提升后，又对自己的亲信加以提拔或进行他们孜孜以求的调动。陶铸的情况完美地阐释了中国一句自汉朝就有的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名官员升了上去，其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跟着爬了上去。……把中南局秘书长任命为李雪峰的北京新市委书记处文教书记。”（页46）
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了以后，就要往里补充人。当时除李雪峰外，从东北调了吴德；国务院调了高扬文、郭影秋、丁国钰；华东调了刘和赓、王一平（刘、王未到职）；华北调了池必卿（未到职）、马力，中南调了刘建勋、雍文涛。人都是中央调的，与李雪峰、陶铸恐怕没有多大关系。另雍文涛曾经担任过中南局秘书长，但1965年2月己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二十七、“‘首都工作组’由中央军委新任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担任领导。叶的副手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将军。该工作组成员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位副主任，北京军区的两位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主任，中共华北局的书记。”（页50）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5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5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载《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

国务院秘书长指周荣鑫，而国务院秘书厅主任是杨放之。

二十八、“1966年6月，‘首都工作组’把公安部队在北京的两个武装警卫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工作组接下来大力充实了北京卫戍区，从1个师、1个团扩充到了3个师、1个团，很快又发展到了4个师，每个师下辖6个团，再加上1个独立团，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两个新增的解放军主力师即70师和189师，都是从河北省调来的，与杨成武都有历史联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3个师。他直接向军委负责，也就是说首先向毛和林彪负责，而不是向所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负责。”（页51）

以上说法大都根据《傅崇碧回忆录》，实际上不大准确。据有关组织沿革史，1962年军委办公会议曾考虑撤销北京卫戍区，故而，1966年2月前，除一直属警通连外，北京卫戍区并没有成建制的部队。1966年2月，组建卫戍区独立团（该团成立之初有向大学借房子作临时营房的设想，文革中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诬指为“二月兵变”）。1966年5月27日，军委命令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将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和第63军第189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6月15日，军委命令将第24军第70师调归卫戍区建制领导。至此，卫戍区有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并没有“再加上许多其它部队”。其中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分别改称警卫一师、二师，各辖五个团，189师辖五个团，70师辖六个团，并非“每个师下辖6个团”。所谓“遇有紧急情况有权调动邻近地区的3个师”，是指1971年“九一三”时的情况（吴德说是六个师，这一说法，未经组织沿革史证实），并不是1966年的情况。关于卫戍区的指挥权，6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重申，必须集中于首都工作组，卫戍部队和民兵武装的任务部署和指挥使用，都必须经首都工作组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决定，由北京卫戍区具体组织实施，并不是“直接向军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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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学研究】


“思痛者”与“思痛文学”
——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

启 之

一、思痛者：受难、受害与加害
1998年，韦君宜出了一本书——《思痛录》。其“缘起”说：“‘四人帮’垮台之后，许多人痛定思痛，忍不住提起笔来，写自己遭冤的历史，也有写痛史的，也有写可笑的荒唐史的，也有以严肃姿态写历史的，也有从1957年开始的，也有从胡风案开始的，想压也压不住。”
这段话，把“思痛文学”的宗旨、内容、体裁样式、作者状况以及其蓬勃发展之势都说到了。
纳粹的大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其幸存者对这一灾难的记述成为“幸存者文学”。“思痛者”也是人道灾难的承受者，但是，“思痛者”与“幸存者”不同，中国特色的人道灾难赋予他们更多、更复杂的属性。北影文学部的离休干部，当年的右派陈瑞晴说得好：“我国的特征：大量的不是采取逮捕和人身消灭，而是精神的整肃——人人习惯了检讨、揭发、批判、认罪、告密、斗争会、彻底服罪……”（《只有云雀知道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页）
众所周知，1949年以来的政治运动，总是与大规模的人身迫害形影相随，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清洗队伍和改造思想，其主要方式是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人人过关、检查认罪。其结果是将被清洗者分不同等级予以处理。除了目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之外，“思痛者”与“幸存者”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思痛者”常常集受害与加害于一身，作为“左毒”的信奉者，他们大多也曾施害于人。

二、思痛文学：非虚构与另类记忆
“思痛文学”不是虚构性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而是以回忆录和史传散文为主体的纪实文学。这是“思痛文学”在美学上的基本属性。
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倾诉的愿望，蒙冤受屈者更需要通过倾诉以缓解压力。然而，对于“思痛者”来说，这种讲述是极其痛苦的。刘衡有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要写出自己20多年来不是人过的日子，对于灾难的记忆，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对于痛苦的反刍，是一场更大的痛苦。回忆一次等于撕心裂肺脱层皮，我的经历对我刻骨铭心，是一串串长在我心上的肉，摘下来一块就要流下一滩血。”（《直立行走的水》，自印书，第230页）这是所有“思痛者”在写作时的共同感受。
如果倾诉得到的不是心情的改善，而是痛苦的折磨，那么，自我保护的本能就会使大多数人保持沉默。可是，我们眼前的事实是：在无名无利，连国内出版都没有指望的情况下，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思痛者”的队伍。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他们，使之宁愿去重温那撕心裂肺之痛呢？
是留下真实的愿望。
如果说“幸存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真实地保存了人道灾难的记忆，那么，“思痛文学”则在保存这一记忆之外，还为思想史、文化史、文艺史、新闻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而文学家们呕心沥血构思的故事细节和人物心理在这类文字面前往往相形见绌。
童话给我们讲述了一位北京退休女医生的死——
当红卫兵涌进她的宅院时，她拦住他们问：“凭的是哪条哪款法律？”红卫兵一下子怒火万丈，挥着皮带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脚。她挺着脖子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红卫兵一阵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还大喊：“你们无法无天！”她是医生，平日既会保养又懂得锻炼，虽然六十多岁但身体相当健康，红卫兵边斗边打折腾了小半夜，其实并没有致命地伤着她。天明时，她从住宅里溜了出来，渗血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她想去大华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点心，但是刚跨进食品店就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追来的红卫兵也赶到了，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红卫兵一边打她一面向过路行人宣传她是怎样的坏人，于是过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死于米市大街路边。（《“坏人”之死——1966年纪事》，载《童话自选文集》自印书，2009年）

红卫兵来这里抄家打人，是因为这位医生的丈夫是前国民党官员。而她遭至毒打，是因为在美国受到的法治教育。她的道德意识不允许她向暴徒屈膝，盛怒之下，她踢了不争气的丈夫一脚。这一脚使一个刚烈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她居然还不愿暂时放弃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早餐喝牛奶吃点心，一大清早就穿着渗血的衣服去食品店。这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女性，就这样惨死于红卫兵和路人的拳脚之下。
沈蓉谈到这样一件事：1961年6月1日康生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倡演旧戏，尤其是《花田错》、《十八扯》一类的“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的戏）。康生的讲话被整理成文，作为学习的文件存在了电影局。到了1963年，毛的批示下来，康生马上变脸，1964年京剧汇演，康生在会上又大批旧戏、“三小戏”。作者的点晴之笔在下面——
司徒慧敏到电影局来，他说，1961年电影创作会议的档案材料千万不能拿出来！看不得！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那里面有康生提倡演旧戏、三小戏的讲话。奇怪的是我们大家，包括司徒在内，虽然都清清楚楚看到康生两面派的嘴脸，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敢于把他过去的那些话拿出来问他一问。（《红色记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康生的投机在很多书里都写过，沈蓉的贡献在于党内的反应——司徒慧敏，这位老党员、老专家、老干部（时任电影局副局长），非但不向组织反映康生恶劣的政治道德，反而阻止人们去问、去想。而当时竟也没有一个党员、干部对这一作法提出质疑。这个细节说明很多问题。
司徒慧敏的表现让我想起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真等人在毛泽东主持清洗罗瑞卿时的类似表现。《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作者对此有这样一段评说：“这个案子针对的是一位佩带四个将星的长征老战士，依据的只是一位上校（引者注：指叶群）的脆弱的证词，……她的军衔也许只归因是元帅的妻子。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成这样的诬陷。……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此后他们自己将被分而治之，在文革中受到公开抨击。”（台湾左岸版，2009，第44-45页）
史学家通过虚拟的假设来褒贬人物，“思痛者”通过真实的细节来反映时代。一虚一实都启人心智。
心理描写是虚构性文学的重要内容，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否可信，是否生动，端赖于此。然而，真实感人的心理活动，往往不在于作家苦思冥想，而在于“思痛者”的亲历。
毛泽东死了之后，右派家属会怎么想，会做什么？戴为伟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母亲的所思所为——
快到国庆节了，妈本打算让我碰到商店卖排骨时买两斤回来，想了想又犹豫了：“别做什么肉了，那味一散，还不得有人说右派家属想翻天呐，毛主席去世了，你们还吃好的？！”妈自己去熟肉店称回半斤猪头肉，娘仨悄悄打了回牙祭。（《当年的追悼会》，载《记忆》2010年第10期）

女记者刘衡，在被打成右派的几十年间，她始终不接受这顶帽子。在干校的时候，好心人劝刘衡向邓小平看齐：“你看他多大的官，他都承认了是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答应了永不翻案。你干吗死不承认？”请看刘衡的内心活动——
我当然清楚，邓小平他们是聪明人，先保住脑袋再说。要是邓小平抗拒文革，拒不写永不翻案的检讨，他也许会像刘少奇一样。可我学不来，我和大家看电视，十分注意邓小平，观看他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有一次，我看见他低头在毛主席身边走过，忍不住一笑。使我感到，他是笑他把毛主席哄了。看见他的笑，我立刻想起三十多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一个学生的笑。那是在抢救运动中，有个学生坚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眼看就要挨打、挨吊了，他偏过头去偷偷一笑，转过脸来立刻承认自己是特务。邓小平的笑和那个学生的笑是那样相像，历史不会重演，却是那样相似。（刘衡《直立行走的水》，自印书，第192页）

谁能想象得到，一个顽固不化的女右派，会从电视中得到与官方意图完全相反的教育。不管邓小平那低头一笑是否真如作者理解的那样——为哄骗了毛泽东而沾沾自喜，上述文字都是对人心的一个真实记录。
还原历史是“思痛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和写作指南，而留下真实的愿望是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产物。它可能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在“宜粗不宜细”成为国策之后，新时期之前的历史要么成了禁忌，要么成了鬼画符。它可能来自于对过去的怨恨——如果不是反右我怎么会是这样，如果不是文革我何至于此。也可能来自于良知的回归——由于我的揭发，我的同学沦为贱民。由于我的激进，带人抄我的家，我姥姥被红卫兵赶回原藉，死在路上……
由多种原因造就的”思痛文学”具有了多种价值——它是对真相的披露，是对人生的总结，是对历史的另类诠释，是对自己误入歧途的辩白或反省。不管是什么，它都是对鼓励遗忘的拒绝，对“合理存在”的反抗。
三十年前，我翻译过一本英文小说《The Eight Moon》。作者是美国华裔作家，美国前驻华大使赫德的夫人包柏漪。此书是包的第一部作品。全书都是以第一人称——包的小妹三三的口吻讲述。我很奇怪，为什么这本情节简单，语言单调，平铺直叙的纪实文学会轰动美国，使包柏漪一举成名？为什么一个十六岁女孩身边的琐事会如此吸引人？以至所有读过中译本的朋友都说“应该拍成电视剧”。
这个疑问直到今天才找到答案——与幸存者文学一样，大部分“思痛文学”艺术水平差，缺乏技巧，语言不讲究。但是，它们拥有的读者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胜于虚构性的小说。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它以真为心，以实为体。它是文学之一种，但是它留给世界的不是文学之美，而是历史之真。它揭示给世人的，不是艺术，而是文化——它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化的另类记忆：受害与加害、羞辱与认罪、觉悟与启蒙。

三、受害与加害：从害人到害已
“思痛者”讲述最多的是如何遭受迫害——个人蒙难，家庭破碎，亲友株连等等。但是，让他们最痛苦的则是自己对别人的加害。韦君宜说：“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这是我尤其追悔莫及的。”（《思痛录》第5页）这是“思痛文学”中最沉重的话题，这一话题铸就了它超乎文学的地位。
当代国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害人害己的例子：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在当年的晋绥土改中，也有过害人的大手笔（见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台湾秀威信息科技，2008，第二、八、九章）文革中，邓小平全家蒙难，其子邓朴方被害致残。而作为反右的决策者之一，邓小平在酿造旷世悲剧上也出过大力。1970年，陈伯达被投入监狱，三年后，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陈伯达著，陈晓庄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但是，十八年的牢狱生活，也没唤起他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负疚之情。这其中包括王广宇的无妄之灾（王广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载《记忆》2009年第2期），包括天津小站的三个“反革命集团”（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177--179页）。文革伊始，周扬就饱遭凌辱。之后，蒙冤秦城多年。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善恶有报——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反右、反右倾到夏陈集团，他制造了太多的冤案和苦难。反右中，在周扬、夏衍的谋划之下，田汉设圈套令吴祖光入局，将吴打成右派（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不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的新凤霞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成为台上的名角，台下倒痰盂、扫厕所的贱役（吴祖光《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14页）。而田汉也未得好死——作为中央专案组秘密关押的“叛徒、特务”，这位孝子即使在临死之前，也没能见上老母一面（董健《田汉传》）。文革初，贬到重庆任副市长的前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被揪回北京批斗后锒铛入狱（严平《燃烧的是灵魂》，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他没想到，十年前他是怎样挖空心思，从钟惦棐的私人信件中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将其打成极右（陈荒煤《钟惦棐堕落的道路》，载《捍卫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中国电影出版社，1957，第219页）。人们为巴金、曹禺、老舍、郭小川文革中的遭遇愤愤不平，却不知道，这些名家在反右时为了洗清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台湾秀威信息资料，2010，第十一章，第一、二节）。
文革后，陆定一对于光远说过：“我们那些年的中宣部，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于光远《周扬和我》，香港时代国际，2005，第186页）陆定一说的整人，就是害人。他能够有这等不俗的认识，也是因为他曾为秦城冤客。被害的经历使他有了自己害过人的觉悟。周扬关于人的异化的思想，同样来源于他的冤狱之灾。
人们常提到的夏衍的《整人歌》：“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最后这两句是诗眼，也是对“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章立凡《书信中的整人史——〈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财经》杂志2009年第22期）这一中国特色的精彩注解。阿伦特说得好：“极权制度之下，没有一个道德完善之人。”如果说反右是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互害、自残的运动，那么，文革则是将无数加害者变成受害者的革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
很多“思痛者”提到了因果报应。这是一个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因为最大的加害者仍在颂歌中受人瞻仰，因为很多作恶多端者，比如说，运动中热衷于整人的“依靠对象”仍在颐养天年，毫无报应的迹象；因为无数没有加害任何人的无辜者，从四九年至今得到的唯有不义和不公。
据我看，根子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它以制造仇恨为能事，大洋国每天进行的“两分钟仇恨教育”（奥威尔：《一九八四》），在中国变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仇恨灌输。它使革命成了绞肉机，只有不断地吞噬“阶级敌人”，绞肉机才能运转，革命才能前进。于是，革命成了一种制造敌人的比赛（参见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北京之春》1996年第6期）。加害与受害的怪圈由此形成。

四、羞辱与认罪：从受虐到自虐
按照马格利特的定义，羞辱是“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它使一个人有恰当的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进言之，“羞辱人就是不把人充分当作人或者根本不当人对待。”“不把人当人的方式有多种，一是把人当物品，二是把人当机器，三是把人当动物，四是把人当次等人（包括把成人当作儿童）”（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与公民认同》，新星出版有限公司，2009，第281-282页）据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思痛文学”都是被羞辱的文学。
但是，是否受到羞辱与个人的认识和感觉有关。如果“思痛者”认为，成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是荣誉而不是被物化，改造自己是应尽之责而非羞辱的话，那么，上述四种方式中，至少有两种对他们来说就不能算是羞辱。
“思痛者”所认为的羞辱，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系统，给组织写检查、检讨、交代、思想总结、悔改计划、自我批判、认罪书等书面材料是静态系统。归入异类，受审查，唱嚎歌、关牛棚、挂牌子挨斗，打扫厕所、五七干校、劳教劳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等是动态系统。在这两个系统里面，静态系统最常见，最普及，也最源远流长。从延安抢救运动中大批“特务”的低头认罪，到周恩来的检查，朱德的检讨，邓小平的“永不翻案”；从地主、资本家承认自己剥削有罪，到农村的“四不清”干部的交代；从民盟领导章伯钧、罗隆基的登报自诬，到电影演员赵丹的思想交待；这种羞辱已经成为一种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现象。
检讨/交代与刑侦上的招供，天主教的忏悔有何不同？我请教了欧美的老外朋友和华裔学者，在所有的回答中贝苏尼最为详尽。她告诉我，刑侦中的confess（招供、坦白）提供的是材料和证据，并不是思想检查。天主教的confess（忏悔、告解）是匿名的，神父并不知道忏悔者是谁。中国的“检讨/检查”的目的在于迫使作者以自辱形式表达忠诚，与悔过和招供无关。
迫使人们向组织、向领袖悔过、认罪并非中国的独创，它是国际共运中的通则。斯大林的爱好之一，就是聆听列宁的战友们在党代会上“强忍屈辱，像神魂颠倒的教徒一样鞭笞自己。”（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但是，斯大林在羞辱人方面，永远赶不上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他更喜欢处决和劳改营，而毛则热爱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是羞辱人的最好方式，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低头弯腰才能更有效地摧残自尊。只有没完没了的悔过认罪，才能更彻底地摧毁自我意识。毛泽东的好学生江青深谙其中奥秘。她曾经这样吩咐新影厂的造反派：“陈荒煤、夏衍、肖望东……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要他们写材料交待罪行，每天交一份。”（《1967年2月1日江青、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载《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自印书，第226页）。可以说，新中国继承了雍正羞辱“名教罪人”钱名世，谋反叛逆曾静的专制传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国际共运的这一法宝。
无论是写检讨，还是批判会，都是要通过内外两方面的丑化、恶化、动物化，妖魔化（牛鬼蛇神）来践踏你的自尊，摧毁你的自信，最后迫使你认同组织的结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羞辱是一个改变人性的系统工程，检讨/批斗是工程的基础，驯服是最终目的。认罪则是关键，是能否变化成奴才的转折点。
沙叶新有一篇专讲“检讨文化”的文章（《随笔》2001年第6期）。他所说的检讨的实质就是认罪。“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 这个顺口溜说明，强迫人们做检讨，其实就是强迫认罪。因为只有成为罪人，你才能放弃自我，放弃思想，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
“思痛文学”告诉我们，“思痛者”大都是被羞辱者，因此也是认罪者和驯服者。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了半辈子的罪。赵丹从《武训传》批判之后，就开始写检讨，到了略感宽松的1962年，他请求周恩来发给他一个免斗牌。然而，关爱艺术家的周恩来，也不能让赵丹免于受辱——十年文革，他认了八年的罪。（李辉编的《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第88页）肃反时，杜高是23岁的青年，1955年5月，“组织”胁迫他承认自己是“小家族集团”骨干。反右时，他对肃反提出批评，又被打成极右分子，押送劳改。1960年，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劳改工厂，他因为没有及时给伙房送回两个别人的窝窝头，受到了没完没了的批判，写了无数的检查。“我批判自己‘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再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就这样还过不了关。”1969年，长期患病，身体极度虚弱，且精神已濒于崩溃的他，还不得不挣扎着为毛的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撰写心得，而这个心得其实就是另一种名目的认罪书：“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一个右派分子来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加倍地感到只要加速改造重新做人，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宽大，得到新生的机会。我认清了当前的形势，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伟大正确，我不愿意再做人民的敌人，我要立即从反革命的阵营中跳出来，向人民低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清算过去所犯的罪错，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用自己改造的实际表现向人民证明自己真心悔改，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第383页）。
从延安到文革，中国制造出来的这类罪人大约以亿万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检讨大国”（沙叶新语），不如说是“认罪大国”。
认罪之所以蔚为大国，源于“组织”的几个特异功能，首先，组织能使任何一个无辜者，包括对革命有功的人，把自己视为革命的罪人。其次，组织能使这些人上纲上线地作践自己，以至于把辱骂自己当作革命的表现。第三，组织能将认罪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办法是动员有罪无罪的人都来检举、揭发。对于无罪者，这是一个向组织表忠心的机会，对于有罪者，这是一个认罪、驯服的证明。
“思痛文学”给我们贡献了这方面的经典作品：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冯亦代的《悔余日录》，李辉编的《赵丹自述》，郭小川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杜高的《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
羞辱—认罪—驯服，这三部曲贯穿着受虐与自虐。显而易见，认罪是自诬。为什么自诬？一言以蔽之——恐惧。自诬是自虐之一种。自诬是痛苦的，费孝通在其选集的自序中说：“士不可以夺志，而我的志被夺走了。从四面八方来的，年复一年对我过去所写的文章的批判，使我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起初不得不‘向人民伏罪’，随后也觉得‘毒草害人，罪该万死’，甚至也学会了用别人批判我的词汇和逻辑去批判别人。哀莫大于心死。”这是从自诬到自虐，从希望重新做人到麻木沉沦，以至认同组织的最好表白。
1966年5月17日晚，邓拓在遗书中写道：“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袁鹰《玉碎》，《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卷3，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1975年3月，廖沫沙告诉专案组：“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个人事小，全局事大，牺牲这区区个人，而有利全局，有利于革命……我又何乐而不为？”（1975年3月《给专案组的信》，载《瓮中杂俎》）
这是自虐的极至。
当羞辱成为文化的时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思痛文学”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共同的答案：
羞辱人的社会是不正派的社会，羞辱文化践踏了普世价值和“习俗道德”（见徐贲《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第十二章），是非、好坏、美丑、真假、善恶这些常识性的观念在“佞诌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的现实中被颠倒。虽然人们心中还保持着对常识的尊敬，但是，社会性的道德沦丧已经不可避免。
普遍的虚伪、跟风、随大流、投机主义、两面派、“双重思想”（奥威尔《一九八四》）弥漫于整个社会。而在羞辱活动中得逞的栽赃诬陷、卧底告密、打击报复成了常态。田汉对吴祖光的诬陷（董健《田汉传》），冯亦代的卧底、告密（冯亦代《悔余日录》）赵寻、蓝光夫妇对杜高的打击报复（杜高《一纸苍凉》）这类的例子在“思痛文学”中俯拾即是，一抓一大把。
不破不立，立在其中。羞辱文化建立起了新的道德风尚：向组织输诚交心成为义务，以组织的名义拆看私人信件，为了治罪，对信件、文章断章取义（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始作俑者）。鼓励配偶与右派离婚，鼓励子女与打入另册者脱离关系，歧视有问题的人的子女和亲友等等。
有人问聂绀弩，国民党在现代史上有什么贡献？聂回答：国民党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共产党。如果有人问我，文革在当代史上有什么贡献。我的回答是，它将那些被羞辱者、认罪者和驯服者变成了觉悟者。

四、觉悟与启蒙：从反省到反思
阅读“思痛者”的作品，你会惊奇地发现，所有的内容都会与“上当受骗”有关。右派们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了组织；红卫兵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反修防修；走资派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说服自己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造反派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造反有理；知识分子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自己带有原罪；知青会告诉你，他们当初是如何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上当受骗，用文革的语言就是“受蒙蔽”，“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是文革时流行的口号。“思痛者”就是“受蒙蔽”者，因此”思痛文学”既是“受蒙蔽”者上当受骗的文学，也是“受蒙蔽”者反省和反思的文学。“思痛者”反思的是蒙蔽他们的歪理邪说，是让这些歪理邪说纵横天下的制度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思痛者”就是觉悟者，”思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
丁东在沈蓉的《红色记忆》的序中说：“沈老回忆生平经历的这些往事，其主旨不是作为光荣来炫耀，而是作为历史来反思。她所展示的，是青年时代忘我地投身革命，中年无可奈何地经历政治运动，晚年开始反思的心路历程。”
丁东所说的“青年——中年——老年”的三部曲，是所有的老年“思痛者”的共同经历。反思既是老一辈“思痛者”的思想升华，也是新生代“思痛者”的叙述主题。对自己盲从狂热的反省，对历史的重新评价审视是“思痛文学”最有思想史价值的部分。
卢弘在《我的一件亏心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陈英，一位四十年代初就参加了抗日的杰出女性，因向领导如实地交待自己被国民党俘虏的经过，而被定为自首变节。开除党籍，反右期间她就此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从此沦为贱民。文革一来，她又被打成叛徒，赶到山西，七斗八斗。组织要求其夫与她离婚，赶她出门。在百般无奈之际，她到北京向自身难保的卢弘求援。卢弘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这位曾经亲如手足的难友从同情到厌恶，从亲近到逃避的变化过程。然而，他无法逃避良知的叩问。30多年后，作者写道——
我国有句谚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却不能坦然地这么说。因为我做过亏心事，并且关乎一条人命！
她是我的一个女战友，一个也曾年轻又才貌双全的好大姐，与我亲密得如同一对非血缘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帮助和救援时，却切断了与她的一切联系，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当时情况，这几乎是必然的）是活（若还在世她已过80高龄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记忆琴弦一旦触碰到她，就会如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冲击着我，使我永难安宁……（《记忆》2010年第9期）

《炎黄春秋》有一个专栏，叫“忏悔录”。那里的文字都是反省的结果。文革初，偷看同学宋尔仁的日记，并把它交给组织的马波（老鬼），坦诚“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载《炎黄春秋》2009第9期）1967年8月5日在北京粮食学校的武斗中打死了同学的王冀豫在四十四年后这样告诉自己：“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那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背负杀人的罪责》，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当年的人大学生，现在的高校教授赵遐秋为自己当年跟风整人，使同学邢志恒自杀而懊悔（《跟风整人的懊悔》，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在反右时服从组织，撰文批判黄秋耘则使韦君宜悔恨终生。（《思痛录》第42页）
反省内心需要道德勇气，反思外因需要才学识胆。叶维丽在《也谈卞仲耘之死》中有这样几段话，催人长思——
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是这代人的一员，说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站在外面或高处去指责别人，它还包含着深深的自责。看胡杰的电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时，我给他写了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记忆》2010年第7期，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在这种文字面前，无论是非虚构性的“幸存者”文学，还是虚构性的“伤痕”文学都黯然失色。正是对内的反省与对外的反思赋予了”思痛文学”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它在主流之外，挺起脊梁向世人宣布：在当代史云遮雾障之际，还有一种文学以真实为平台，以“史鉴”为号召。绍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在默默无闻之中开辟了朱厚泽所说的“新启蒙”。

六、结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类纪实文学的兴盛，先后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五六十年代，《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革命母亲夏娘娘》、《不死的王孝和》等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十一章：散文，第五节：回忆录与史传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组织编写）、《星火燎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写）、《志愿军一日》等革命回忆录，感动、教育了无数人。这其中包括革命者的后代，也包括非革命者的后代。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上海生死劫》（1988）、《牛鬼蛇神录》（1994）、《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1998），《思痛录》（1998）、《往事并不如烟》（2004）感动、教育了更多的人，这其中包括革命者后代的后代，也包括革命者本人。
第一次纪实文学的创作，由国家机器组织作家生产，共青团中央等部门推荐、号召阅读，直到文革前夕才消歇。（见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编第十一章第三节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二次纪实文学的创作，发自民间，由受难者和受害者自己撰写，大量作品只能通过海外、自印、互联网等渠道艰难问世。这一思痛文学之潮，从新时期至今三十多年，仍旧蓬勃，不见尽头。
然而，第一次纪实文学荣列文学史。高玉宝、吴运铎、黄钢、柯蓝在一片赞扬声中青史留名。第二次纪实文学被学界长久冷落。郑念、杨曦光、戴煌、韦君宜、章怡和从来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同。
这两次纪实文学都是为历史、为后代留下真实。不同的是，前者的真实是革命需要的流血和牺牲，后者的真实是革命造成的恐惧、苦难与毒害。

【小资料】
“思痛文学”主要中文书目初览
《记忆》书目索引编纂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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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所选中文图书为回忆录和史传文学（包括书信、日记、检查、口述、访谈、自传体小说、纪实文学、以回忆文章为主的纪念文集及个别史料）。不包括虚构性的诗歌、小说、戏剧等作品及史论、史述、政论等学术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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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录图书未能一一经眼，出版信息把握欠全欠准更欠及时，本书目中的遗漏失察必定存在，翘盼读者诸君补苴罅漏，赐函指教，俾书目补遗早日问世。

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 （340种）
1．1957：刻骨铭心的爱 林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2．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徐友渔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北京 1998 回忆录
3．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 鲁丹（陈昌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6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2】纪实文学
4．1975：文坛风暴纪实 夏杏珍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95 纪实文学
5．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 叶永烈 作家出版社 北京 1993 传记
6．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 姜平、姜伟 江西教育出版社 南昌 1999 传记
7．八载秦城梦 袁浩等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1993 纪实文学
8．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9 回忆录
9．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希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1999 纪实文学
10．百年记忆 林希 中国社会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
11．拜谒人生 林希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8 回忆录
12．半生为人 徐晓 同心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
13．伴囚记 梅志 工人出版社 北京 1988 【第2版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14．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 穆欣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94 回忆录
15．报人浦熙修 朱正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005 传记
16．北大荒的呼唤 陈瑞晴 新华出版社 北京 1983 纪实文学
17．北大荒日记：1958-1959 曾庆延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5 日记
18．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19．不肯沉睡的记忆：57学子的往事 俞安国、雷一宁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2000 回忆录
20．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 武光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2000 回忆录
21．沧桑——彭德怀和他的“狱友”们 郭云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3 回忆录
22．沧桑十年 马识途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1999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 2005；沧桑十年：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2006】 回忆录
23．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 高建国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0 传记
24．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4 传记
25．长相依 王火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26．沉船 邵燕祥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6 回忆录
27．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 陈虹、陈晶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4 回忆录
28．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 2005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回忆录
29．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 陆键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5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台北 1997】传记
30．赤潮年代（全2册） 章文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2 纪实文学
31．赤子吟 陈炳南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 2004 回忆录
32．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谢泳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1999 传记
33．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 戴晴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1989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 1989】 传记
34．春天的雨秋天晴 柳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35．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 第二卷（汗洒北大 感愤文革） 季羡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 2006 回忆录
36．从丙午到“流亡” 杨绛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0 回忆录
37．从炼狱中升华：我的父亲童书业 童教英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1 回忆录
38．大学生与盲流 章文岳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39．大雅宝旧事 张郎郎 文汇出版社 上海 2004 【未来书城出版社 台北 2003】回忆录
40．“大跃进”亲历记 王梦初编 人民出版社 北京 2008 回忆录
41．大跃进亲历记 李锐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6 【南方出版社 广州 1999】 回忆录
42．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2005 口述史【文集】
43．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二辑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2008 口述史【文集】
44．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 李辉、高立林主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1989 纪实文学
45．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1999 回忆录
46．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006 纪实文学
47．丁玲在北大荒 郑笑枫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1989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2008】 纪实文学
48．丁玲自叙 丁玲著 王增如、李燕平编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49．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花城出版社 广州 2007 纪实文学
50．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马笑冬口述 叶维丽撰稿 新华出版社 北京 2008 回忆录
51．断翅飞翔 陆政英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2002 自传
52．断桅揚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 群众出版社 北京 2001 自传
53．对人世的告别 陈白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7 回忆录
54．二流堂纪事 唐瑜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 1997 【图文增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005】回忆录
55．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百年名人自述 方建文、张鸣编 线装书局 北京 2000 自传
56．二十一年：纪实文集 多人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文集】
57．二十一年：纪实文集（续集） 多人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9 回忆录【文集】
58．氛围：一个过了分寸的故事 俞天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 1984 纪实文学
59．风起青萍末 金凤 华文出版社 北京 1989 回忆录
60．风起雨落几鸿儒 丁力编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61．风雪夹边沟：千古奇冤 旷世英魂 赵旭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2 纪实小说
62．风雪人生 陈星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63．风雨半支莲 钟鸿 华龄出版社 北京 2006 回忆录
64．风雨伴鸡鸣：我的父亲韩德培传记 韩铁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 2000 传记
65．风雨伴君行：我与何干之的二十年 刘炼 广西教育出版社 南宁 1998 回忆录
66．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 潘大逵 成都出版社 成都 1992 回忆录
67．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 萧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9 自传
68．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 刘冰 1998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回忆录
69．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 周克口述 顾训中整理 文汇出版社 上海 2006 回忆录
70．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鹰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 2006 回忆录
71．浮沉杂忆 陈学昭 花城出版社 广州 1981 回忆录
72．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 马嘶 群言出版社 北京 1999 回忆录
73．改造 胡大成 群言出版社 北京 2010 回忆录
74．干校六记 杨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81 【广角镜出版社 香港 1981 校定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2 时报文化 台北 2006 】回忆录
75．告别夹边沟 杨显惠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3 纪实文学
76．葛佩琦回忆录 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4 回忆录
77．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 严佑民 群众出版社 北京 2005 史料
78．功臣与罪人（潘汉年的悲剧） 王朝柱 海天出版社 深圳 1993 传记
79．共和国第一冤案：狂人自白 张重天 华艺出版社 北京 1989 【狂人自白：扬帆冤案始末 学林出版社 上海 1999 】 纪实文学
80．共和国洗冤录 曹英、余敏辉编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81．孤独的寒星：上官云珠 刘澍 团结出版社 北京 2007 传记
82．顾准的最后25年 罗银胜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2005 传记
83．顾准日记 顾准 经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7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2】日记
84．顾准寻思录 陈敏之、丁东编 作家出版社 北京 1998 纪念文集
85．顾准自述 顾准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86．关露传 丁言昭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 2009 传记
87．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冯锡刚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4 传记
88．郭小川1957年日记 郭小川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2000 日记
89．国家大事：战略科学家蒋新松生死警示录 李鸣生 作家出版社 1999 传记
90．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金敬迈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91．浩然口述自传 浩然口述，郑实采写 华艺出版社 北京 2000 【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2008】自传
92．贺绿汀传 史中兴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 2000 传记
93．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 宋云彬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 2002 日记
94．红色家庭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 罗点点 南海出版社 海口 1999 回忆录
95．红色季风 咏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 2000 回忆录
96．红色牛棚：中国“五七”干校纪实 赵丰编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 1999 纪实文学
97．红色少女日记 1966~1971 一个红卫兵的心灵轨迹 张新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3 日记
98．红卫兵长征日记 方广胜著、方新阳修订 中国新闻出版社 北京 2004 日记
99．黄昏雨 知侠、真骅 青岛出版社 青岛 1994 回忆录
100．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 秦德君、刘淮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 1999 自传
101．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李辉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89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003】纪实文学
102．胡风自传 胡风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 1996 自传
103．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 胡兰畦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回忆录
104．沪上法治梦 何济翔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1 回忆录
105．黄翔鹏纪念文集 周沉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 2001 回忆录
106．黄源回忆录 黄源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 2001 回忆录
107．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兰州 2004 纪实文学
108．回声集：关于《赤子吟》的通信和书评汇编 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 2005 附回忆录
109．回首残阳已含山 殷毅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3 回忆录
110．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111．悔余日录 冯亦代著 李辉整理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2000 回忆录
112．魂牵净土：《刘志丹》平反始末 刘尚淳 1999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纪实文学
113．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 2004 回忆录
114．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郭晓惠、丁东、严硕编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1 史料
115．劫灰残编 卢叔宁 2000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日记
116．解冻时节 贾植芳、任敏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0 书信集
117．经历：我的1957年 和凤鸣 敦煌文艺出版社 兰州 2001 【修订版 2006】回忆录
118．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119．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 丁东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北京 2004 自传
120．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 1998 【学林出版社 上海 2000】回忆录
121．锯齿啮痕录 流沙河 三联书店 北京 1988 纪实文学
122．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 茆家升 远方出版社 呼和浩特 2004 回忆录
123．坎坷道路上的足迹 许杰口述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1997 自传
124．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林洙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 1997 回忆录
125．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关愚谦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台北 2003】自传
126．老爸青春无歌 孔祥骅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 2006 书信体回忆录
127．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花城出版社 广州 2010 回忆录
128．篱槿堂自叙：我的回忆录 赵俪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9 传记
129．李德伦传 罗筠筠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1 传记
130．李方舟传：凄风苦雨中的追思 朱东润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6 【第2版 2004】传记
131．里面的故事 朱正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005 纪实文学
132．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 顾潮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1997 回忆录
133．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回忆录【文集】
134．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三卷） 周明主编 华夏出版社 北京 1986 【北岳文艺出版社 六卷 太原 1989】纪实文学
135．罹难记 曹德元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2008 【稿本 2007】 回忆录
136．炼狱人生 张强华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 回忆录
137．林昭，不再被遗忘 许觉民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0 纪念文集
138．伶人往事 章诒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 2006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2006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7】传记
139．刘节日记：1939-1977 全2册 刘节 2009 大象出版社 郑州 日记
140．刘少奇冤案始末 黄峥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1998 传记
141．刘英自述 刘英 人民出版社 北京 2005 自传
142．流放大西北 李晓伟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2 纪实文学
143．流放与直言 黎焕颐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 2001 回忆录
144．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145．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 蓝翎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2004 回忆录
146．漏网 牧惠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7 回忆录
147．卢作孚追思录 周永林、凌耀伦主编 重庆出版社 重庆 2001 回忆录【文集】
148．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谢泳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1999 传记
149．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 金玉良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2009 回忆录
150．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暲 钟兆云、王盛泽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6 传记
151．卯时 赵章武 2006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 回忆录
152．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羡林主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1 回忆录
153．蒙冤三十年 吴晔、安哲、梁永琳编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西安 1989 纪实文学
154．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 蒋丽萍、林伟平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1998【增订插图本 新世界出版社 北京 2004】传记
155．民间书信：1966-1977：中国民间思想实录 徐晓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 2000 书信集
156．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全3册） 胡平、晓山编 群众出版社 北京 1998 纪实文学
157．母亲杨沫 老鬼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5 回忆录
158．蓦然回首 徐友渔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9 回忆录
159．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下册） 者永平主编 远方出版社 1998 回忆录【文集】
160．南苑随记 杜闻贞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2005 回忆录
161．难得清醒 李庄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9 回忆录
162．难言“太学生”：工农兵学员酸甜苦辣实录 老久、锋子主编 红旗出版社 北京 1994 纪实文学
163．聂绀弩还活着 政协京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1990 纪念文集
164．聂绀弩传 刘保昌 崇文书局 武汉 2008 传记
165．聂绀弩自叙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8 自传
166．凝望夕阳 邢小群 青岛出版社 青岛 1998 访谈录
167．牛棚日记：一九六六-一九七二 陈白尘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5 日记
168．牛棚杂忆 季羡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北京 1998 【第2版 2005 华艺出版社 北京 2008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9】回忆录
169．牛田洋风潮 黄建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 2009 纪实文学
170．牛田洋灾难亲历记 陈树仁 2009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回忆录
171．潘序伦传：中国会计之父潘序伦的坎坷人生 罗银胜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7 传记
172．蒲梢沧桑：九十忆往 傅振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1997 回忆录
173．浦熙修：此生苍茫无限 袁冬林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2 传记
174．启功口述历史 启功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175．启功杂忆 启功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176．亲历历史 张贤亮、杨宪益等 中信出版社 北京 2008 回忆录 【文集】
177．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汉 2003 回忆录
178．亲历者记忆（全2册） 朱地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 2005 回忆录
179．青春•北大 胡伯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2006 回忆录
180．情系天山 李才义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8 【稿本 2007】 纪实文学
181．囚徒手记 雁翼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 1993 回忆录
182．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邵燕祥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7 自传
183．人生沉浮录（全2册） 柳萌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1996 纪实文学
184．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 陈徒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0 纪实文学
185．人在文坛：耿庸纪传 路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 1999 传记
186．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 李辉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 1998 传记
187．如梦岁月 白桦 学林出版社 上海 2002 回忆录
188．三十万言30年：1955-1985“胡风案”侧记 路莘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 2007 史料
189．沙孟海兄弟风雨录 黄仁柯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5 传记
190．沙文汉与陈修良 泰栋、亚平 宁波出版社 宁波 1999 传记
191．上海生死劫 郑念著，程乃珊、潘佐君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 1988 【生死在上海 郑念著，方耀光等译 百家出版社 上海 1989】 自传体小说
192．生机无限 文洁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3 自传
193．生命的赞歌 梅台加 珠海出版社 广州 2000 回忆录
194．生正逢时：屠岸自述 屠岸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010 回忆录
195．沈善炯自述 沈善炯口述，熊卫民整理 湖南教育出版社 长沙 2009 自传
196．十年风暴中的爱国民主人士 汪东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197．石鲁传 张毅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西安 2001 传记
198．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上、下） 纪希晨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笔记
199．逝者如斯 王觉非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2001 回忆录
200．受难者的妻子们：胡风冤案中的女性 路莘 花城出版社 广州 1990 纪实文学
201．舒芜口述自传 舒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自传
202．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刘海军编著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5 传记
203．书生累：深酌浅饮“三家村” 李辉编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 1998
204．树与林同在 刘心武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 1999 纪实文学
205．谁敢问问自己 张抗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 2007 回忆录
206．水底的火焰：知识分子萧乾 1949-1999 丁亚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0 传记
207．思痛录 韦君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98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2003】 回忆录
208．“四清”运动亲历记 郭德宏、林小波编 人民出版社 2008 回忆录
209．虽九死其犹未悔 叶笃义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99 回忆录
210．岁月•命运•人：李广田传 李岫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6 传记
211．他们的岁月 彭小莲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0 传记
212．天地一书生：周一良自传 周一良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0 自传
213．谭其骧日记 葛剑雄编 文汇出版社 上海 1998 日记
214．王蒙自传（一）：半生多事 王蒙 花城出版社 广州 2006 自传
215．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叶永烈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北京 1999 传记
216．往事并不苍老：一个50年代大学生的日记 1956.8～1961.8 赵熙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1997 日记
217．往事并不如烟 章诒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4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2005】 回忆录
218．往事重温——叶君健和苑茵的人生曲 苑茵著、叶念伦整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8 回忆录
219．往事钩沉：重大冤案实录 杨万福主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 1996 纪实文学
220．往事如烟：记胡风 梅志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87 【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989 胡风沉冤录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9 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7】回忆录
221．往事随想 艾芜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2000 回忆录
222．往事杂忆 朱伯康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0 回忆录
223．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北京 1991 【第2版 1998】回忆录
224．文革中的我 于光远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5 回忆录
225．“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 李永主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226．“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狱 李永主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227．“文革”洗冤录 韩尚于编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228．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张泽石 时事出版社 北京 2010 自传
229．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 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 团结出版社 北京 2007 回忆录
230．我的父亲陈企霞 陈恭怀编著 接力出版社 南宁 1994 传记
231．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毛毛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0 传记
232．我的复旦四年：1955-1958 徐成淼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5 日记
233．我的青春回忆录：陈凯歌自传 陈凯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9 自传
234．我的人生苦旅 柳溪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0 回忆录
235．我的“文革”岁月 陈小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9 回忆录
236．我的一个世纪 董竹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7 回忆录
237．我的一九七六：口述历史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都市报联合主编 南方日报出版社 广州 2008 口述
238．我的祖父——诗人公木的风雨年轮 张菱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北京 2004 传记
239．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9】
240．我和爹爹赵丹 赵青 昆仑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241．我家 遇罗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0 回忆录
242．我叫新凤霞 新凤霞 北京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243．我们的六十年代 旷晨、潘良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社 北京 无前例2005 回忆录
244．我们的五十年代 旷晨、潘良编著 中国友谊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
245．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羡林主编 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0 回忆录
246．我陪胡风坐牢 梅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247．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李锐等 中央编译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248．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牛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2008 自传
249．我是刘绍棠：刘绍棠自白 刘绍棠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6 自传
250．我心深处•一位话剧演员的今生今世 沙漠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 2010？ 回忆录
251．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2 【开放杂志社 香港 2003】 回忆录
252．我与“五七干校” 郭德宏、宋淑玉、张艺编 2009 人民出版社 北京 回忆录
253．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 晓风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银川 1993 回忆录
254．我与顾准 陈敏之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2003 回忆录
255．我这样走过来 陈白尘著，陈虹、陈晶编 江苏美术出版社 南京 2008 自传
256．乌“昼”啼∶1958 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 段跃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1998 史料
257．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 贺黎、杨健采写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258．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谈、整理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259．吴阶平传 邓立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 1999 传记
260．吴祖光日记：1954-1957 吴祖光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5 日记
261．吴祖光自述 吴祖光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7 自传
262．咸宁干校一千天 杨静远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0 回忆录
263．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 李城外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1997 2001 访谈录
264．向阳情结 ：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 李城外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1997 2001 回忆录 【文集】
265．向阳日记 张光年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7 【第2版 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 2004】日记
266．萧乾回忆录 萧乾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 2005 回忆录
267．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朱正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1999 传记
268．心灵实录 冯骥才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郑州 2005 口述史
269．心路：良知的命运 杨勋 新华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270．心曲 卢群、李牧编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1980 回忆录
271．心香泪酒祭吴宓 张紫葛 广州出版社 广州 1997 【捷幼出版社 台北 1998 修订增补本 漓江出版社 桂林 2007】传记
272．新生备忘录 李应宗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 2000 史料
273．徐尔灏纪念文集 杨遵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京 2000 纪念文集
274．徐铸成回忆录 徐铸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 1999 【修订版 2010】回忆录
275．雪纷纷：震动全国骇人听闻的王亚卓事件内情 邢卓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91 纪实小说
276．血泪真诚：一个红卫兵头头的手记 周长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 1993 纪实小说
277．血色黄昏 老鬼 工人出版社 北京 1987 【重印 1989 199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7 2005（修订版）】自传体小说
278．血色流年 冀汸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4 回忆录
279．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 艾晓明 1994 花城出版社 广州 纪实文学
280．血与火的教训：“文革”著名武斗惨案纪实 地久,、致武 1993 新疆大学出版社 乌鲁木齐 纪实文学
281．血与铁 老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8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 2002】自传体小说
282．寻找家园 高尔泰 花城出版社 广州 2004 回忆录
283．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 万同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济南 1998 传记
284．燕园师友记 马嘶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285．杨成武见证文革 权延赤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京 纪实文学
286．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 李辉 大象出版社 郑州 2001 传记
287．杨宪益自传 杨宪益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2010 自传
288．遥望学生时代：三个50年代大学生的通信 赵熙德、陈修诚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 2000 书信
289．野火春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李英儒 李小龙 昆仑出版社 北京 1999 传记
290．叶启芳传：从教堂孤儿到知名教授 易新农、夏和顺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2007 传记
291．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 叶圣陶、叶至善 人民出版社 北京 2007 书信
292．一百个人的十年：1966～1976 冯骥才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 1991 【1995，足本 1997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 2001 2004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8 香江出版公司 香港 1987】纪实文学
293．一辈子：吴祖光回忆录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294．一个不可遗漏的角落：金城脚下“文革”底层见闻 恩冬 2006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回忆录
295．一个法官坎坷的路 尹木 德宏民族出版社 芒市 1998 传记
296．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 常振威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2007 【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 稿本 2002 2005】回忆录
297．一个探索者的人生 李扬鉴 南方日报出版社 广州 2009 回忆录
298．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 杜闻贞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1999 回忆录
299．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北京 1994 传记
300．一个真正牧马人的自述 曲啸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1985 回忆录
301．一粒珍珠的故事 刘德伟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6 自传
302．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 杨伟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2004 史料
303．一纸苍凉：《杜高档案》 杜高著 李辉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4 史料
304．依稀碧庐：亦奇亦悲“二流堂” 李辉编著 海天出版社 深圳 1998 史传散文
305．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 丁群 199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 传记
306．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 邹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01 传记
307．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 葛剑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传记
308．又见梅娘 陈晓帆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309．又见昨天 杜高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回忆录
310．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 吴永良 中国戏剧出版社 北京 2002 【修改稿本 2005 增订本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9】回忆录
311．狱里狱外 贾植芳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 1996 自传
312．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等编 1999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回忆录【文集】
313．冤案与名人：中国知识界名人冤案实录（全3册） 胡平、晓山编 群众出版社 北京 2001 纪实文学
314．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 王春才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 1991 传记
315．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牛汉、邓九平主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8 回忆录
316．在高墙内 梅志 工人出版社 北京 1989 回忆录
317．在历史的漩涡中：中国百名大右派 姚杉尔 朝华出版社 北京 1993 纪实文学
318．在特殊监狱里 于艾平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 1999 自传体小说
319．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2007 回忆录【文集】
320．张申府访谈录 （美） 舒衡哲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 2001 访谈录
321．章乃器 林涤非 花山文艺出版社 石家庄 1999 传记
322．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9-1976 广西师大出版社 桂林 2004 史料
323．赵树理传 戴光中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87 1993 传记
324．赵树理传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北京 2006 传记
325．真相 刘秀臣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326．只言片语：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 张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2 回忆录
327．只有云雀知道你 陈瑞晴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 2007 【自印本 北京 2006】 纪实小说
328．中国的眸子 胡平 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1989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 1990；作家出版社 北京 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2005】 纪实文学
329．中国现代冤狱纪实 湘霖、宏宇编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 1989 【第2版 1996】纪实文学
330．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阎纲、谢永旺、萧德生编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7 回忆录【文集】
331．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 贺明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1998 史料
332．追寻 李蕴晖（邹世敏） 甘肃人民出版社 兰州 2002 回忆录
333．追寻储安平 谢泳、程巢父主编 广州出版社 广州 1998 传记
334．追寻黄万里 赵诚 书海出版社 太原 2004 传记
335．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 武汉出版社编 武汉出版社 武汉 2005 史料
336．走进炼狱 何金铭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州 1997 回忆录
337．走向混沌第一部： 反右回忆录 劳改队纪事 从维熙 作家出版社 北京 1989【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台北 198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8 北京出版社 北京 2001 花城出版社 广州 2007 】回忆录
338．昨宵风雨 陈昌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5 纪实文学
339．昨夜风 刘益旺 华龄出版社 北京 2004 回忆录
340．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光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 2001 回忆录

中国大陆非出版社出版（62种）
1．1957：新湖南报人 朱正主编 自印本 长沙 2002 回忆录【文集】
2．俺这一辈子 李理 自印本 2004 回忆录
3．悲欣交集话文革 曹承义著 钟逸整理 自印本 武汉 2008 回忆录
4．不容湮灭的记忆 朱宇 自印本 贵阳 2010 回忆录
5．陈克礼传 阿比德•马纪堂 自印本 1990 传记
6．从历史的漩涡中过来 林定恕 自印本 2007 回忆录
7．纯粹孟氧 孟小灯 自印本 2004 传记
8．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 杨立编著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广州 1997
9．一个小人物的苦涩记忆 李执民编著 自印本 2005 回忆录
10．苍天有情 张林冬口述，晓叶整理 自印本 2006 回忆录
11．松仔岭事件真相 牧惠主编 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恩平 2002 史料
12．芳华永远：封佩玲纪念文集 周宗贤主编 自印本 2004？ 纪念文集
13．慰英灵：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 徐充、刘顺发编 自印本 南京 2002 史料
14．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共和国早期的故事 郭维敬、梁惠全编著 自印本 2004 纪实文学
15．重新站起来 宋家模 自印本 2004 回忆录
16．基层文革：一个普通人青少年时期的心路历程 刘国凯 自印本 2005 回忆录
17．犯难生自述：张宣回忆录（第一、二集） 张宣 自印本 2005 回忆录
18．风萧萧路曼曼 李才义 自印本 【原书标明“海珠出版社”出版，但该社社名、书号等均为假造，应系某书商自印】 2001 纪实文学
19．更能消几番风雨：张翅翔纪念文集 自印本 2005 纪念文集
20．回首忆当年 高昭一 自印本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1．鉴往知来：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1958.4-1961.1] 刘皓宇 自印本 长沙 2008 日记
22．劫海恶波 吴容甫 自印本 长沙 2000 回忆录
23．金桥路漫：“通渭问题”访谈报告 张大发 定西市作家协会 2005 访谈录
24．景中村的呼唤 魏光邺 自印本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5．静夜思 应山红 自印本 2004 回忆录
26．老兵沉浮记：乐与泣的自白 石路 自印本 2006 自传
27．烙印 钱煇焴 自印本 北京 2008 回忆录
28．炼狱祭 李运禹 自印本 2007 回忆录
29．烈日之下 刘光华 自印本 2006 回忆录
30．流年回眸 丁弘 南通文史编辑部 南通 1999 回忆录
31．彭文应先生百年诞辰（1904-2004）纪念册 彭文应亲友编 自印本 上海 2004 纪念文集
32．品味人生：反右蒙难五十年 王玉林 自印本 北京 2006 回忆录
33．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 杨国宇 自印本 2001
34．秋梦追思（上下册） 范正美 自印本【原书标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但该社称其书号、责编等均为假造，应系某书商自印】 2007 回忆录
35．人•鬼•人：苦难的历程 刘皓宇 自印本 长沙 2002 回忆录
36．“沙坪”四川右派的集体坟场 自印本 时间不详 回忆录
37．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事 自印本 衡阳 1998 【增订本 2008】回忆录
38．逝水年华回忆录 喻民 自印本 昆明 2006 回忆录
39．王锺翰手写甲丁日记：1954-1957 王锺翰 自印本 北京 2005 日记
40．往事（增订本） 龙实 自印本 2008 回忆录
41．往事难忘忆沧桑 林向北 2010 自印本 成都 自传
42．文革沉思录（全三册） 王军胜 2005 自印本 上海 日记
43．文革日记（1966年6月1日—1968年5月19日） 王林 自印本 2008 日记
44．我的悲喜人生 张永经 自印本 北京 2002？ 回忆录
45．我的《金色年华》及其他 杨天胤 自印本 昆明 2008 回忆录
46．我的七十年 刘智田 自印本 2006 回忆录
47．我所经历的新中国 铁流（黄泽荣） 自印本 2010 自传
48．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 王建军主编 自印本 2005 史料
49．幸存者手记 曾伯炎 自印本 2006 回忆录
50．血泪交响曲：我的右派生涯 王铁生 自印本 杭州 时间不详 回忆录
51．杨宪益传 雷音 自印本 2004 传记
52．一个红卫兵的日记 王端阳 2007 自印本 北京 日记
53．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 许岳林 自印本 2006 回忆录
54．悠悠岁月情 唐宝义 自印本 昌黎 2003 回忆录
55．在劫难逃 靳昌原 自印本 2007 回忆录
56．狰狞岁月愁：1957—1979 高兆忠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校史资料室 太原 1999 回忆录
57．整风反右的回忆：一九五七年 修订版 周演 自印本 1998 回忆录
58．直立行走的水：“顽固右派”记者的苦苦抗争 刘衡 自印本 北京 时间不详 回忆录
59．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 王成林 自印本 重庆 2003 回忆录
60．追忆与思考：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 小鹰 自印本 2007 纪念文集
61．自掌嘴：我当右派的心路 李仕兴 自印本 郑州 2003 回忆录
62．走出豆豆溪 王地山 自印本 郑州 2004 回忆录

中国台港澳出版（132种）
1．789集中营：中国高干子女中一个特殊群体的故事 米雅、晓涵 明镜出版社 1998 访谈录
2．暗潮 楚歌（赵明义） 中华文化出版社 香港 2006 回忆录
3．百年寻梦 李承弘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香港 2010 回忆录
4． 暴风雨中一羽毛 巫一毛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7 传记
5．北大一九五七 张元勋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4 回忆录
6．边缘人生：我的文革岁月 筱白 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 香港 2006 回忆录
7．踩在刀刃上的岁月 吴国强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8 回忆录
8．曹禺访谈录 田本相、刘一军访谈整理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香港 2000 访谈
9．尘劫：传奇女子张宁自传 张宁 明报出版社 1997 传记
10．沉思集 倪艮山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5 回忆录
11．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伯达口述，陈晓农整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05 回忆录
12．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 陈伯达著，陈晓农编注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 1998 回忆录及文集
13．陈情表 陈廷祚 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香港 2009 回忆录
14．从牛棚到干校 司徒丙鹤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92 回忆录
15．从人到猿：在返祖年代 黎焕颐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3 回忆录
16．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 崔蓉芝策划，张伟国编辑 新世纪出版社 香港 2009 纪念文集
17．倒下的英才 唐金鹤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回忆录
18．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 香港 2005 回忆录
19．多面人生 朱汉生 香港文艺出版社 香港 2009 传记体纪实小说
20．二劳改和女人们：一个右派分子的见闻 吴越 大风出版社 香港 2009 回忆录
21．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刘文忠 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澳门 2008 回忆录
22．焚心煮骨的日子：文革回忆录 王西彦 昆仑制作公司 香港 1991 回忆录
23．风雨人生路：一个残疾苦囚新生记 刘文忠 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澳门 回忆录
24．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杨道远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香港 2010 回忆录
25．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 徐庆全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8 纪实文学
26．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 俞虎 高文出版社 台北 2003 传记
27．共用的墓碑 李世华 明镜出版社 香港 2008 家史
28．孤琴 巫宁坤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2009 回忆录
29．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 管惟炎 国立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竹 回忆录
30．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 万耀球 香港五七出版社 香港 2009 【自印本】回忆录
31．好人一生不平安 吴象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7 【自印本 2005】 回忆录【文集】
32．红狗 齐家贞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10 自传
33．红色纪念碑 郑义 华视文化 台北 1993 访谈录
34．红卫兵日记 陈焕仁 2006 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日记
35．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 2006 德赛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日记
36．红卫兵这一代 米鹤都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香港 1993 回忆录
37．回顾与反思 汪国训 美域出版社 香港 2007 回忆录
38．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的年代里 杨泽泉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回忆录
39．极权下的名人 晓冲主编 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 香港 1998 纪实文学
40．祭：寻找母亲自杀地点的二十四小时 王焰 中国民族出版社 香港 2003 回忆录
41．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 赵锐 秀威资讯出版公司 台北 2009 传记文学
42．检讨：旧档案里的中国海洋学术权威 薛原 秀威资讯出版公司 台北 2009 史料
43．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 穆欣 新天地出版社 香港 1997 回忆录
44．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 卢弘 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4 【自印本 北京 2004】回忆录
45．君子之交 章立凡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5 【君子之交如水 作家出版社 北京 2007】传记
46．坎坷 李永爵 现代革命史文献丛刊 香港 2007 回忆录
47．哭泣的北大荒 姜昉 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台北 1996 回忆录
48．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 杨宽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1993 自传
49．历史伤口：二十年寻访右派实录 李泥（李静之） 明镜出版社 香港 2008 【自印本 北京 2004】访谈录
50．炼人学校：五七干校生活一千日 苑青（杨静远） 海风出版社 台北 1993 回忆录
51．林希翎自选集 林希翎 顺景书局 香港 1985 文集
52．林昭之死：四十年祭 傅国涌 开放杂志社 香港 2008 传记
53．另类人生二十年 吴开斌编 中国文化出版社 香港 2007 回忆录
54．刘宾雁纪念集 黄河清 明镱出版社 香港 2006 纪念文集
55．流放北大荒：我的右派生涯 吴国洋 文汇出版社 香港 2005 回忆录
56．六十余年家国：我的右派心路历程 张成觉 科华出版社 香港 2006 回忆录
57．路漫漫：第一部 火，第二部 泪 白祖诚 天马出版公司 香港 2008 【三部曲之三正在写作中】回忆录
58．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 2009 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回忆录
59．麦苗青菜花黃：大饥荒川西纪事 东夫 田园书屋 香港 2008 【自印本 2007】 纪实文学
60．蒙恩历程 李景沆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3 回忆录
61．梦幻春秋（上下集） 彭宜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回忆录
62．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王嘉莉编 香港海洋国际出版社 香港 2008 纪念文集
63．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 宋诒瑞编 明报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2 回忆录
64．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高树华、程铁军 2007 明镜出版社 香港 回忆录
65．聂绀弩刑事档案 寓真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9 史料
66．聂绀弩百岁诞辰纪念集 毛大风 天马图书公司 香港 2003 纪念文集
67．牛棚里的笑声 金石 香港语丝出版社 香港 1999 回忆录
68．牛棚杂忆 张文达 大川出版社 台北 1999 回忆录
69．农场春秋 汪作民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6 回忆录/访谈录
70．飘泊在红海洋：我的大串联 金宇澄主编 1996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台北 回忆录
71．平淡人生：回忆录 胡梦华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4 回忆录
72．七十年的经历 千家驹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香港 1988 传记
73．泣血年华 李梧龄 博思出版集团 香港 2002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8 】回忆录
74．秦城春秋：中国第一政治监狱实录 方舟 观海出版社 台北 1997 回忆录
75．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陈益南 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6 回忆录
76．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沈如槐 时代艺术出版社 香港 2004 自传
77．清华文革亲历：孙维藩日记 孙维藩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香港 2008 回忆录
78．擎起共和国圣火：右派囚徒与国策死刑犯之路 余习广 田园书屋 香港 2008 回忆录
79．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谭蝉雪 天马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10 回忆录
80．沙坪茶场：宋家山劳动教养纪事 汪孝直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回忆录
81．伤害 赵文滔 夏菲尔出版社 香港 2008 【增订本 2008】回忆录
82．深深的伤痕：从右派分子到中港货柜车司机 林北超 新力文化 香港 2005 回忆录
83．生逢其时——“文革”第一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 陈冀德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回忆录
84．生死沉浮：一件曾轰动上海的大案 叶思九 华夏文化 香港 2005 回忆录
85．生之舞：一群争取思想自由的先行者 陶洛诵 星辉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 2005 回忆录
86．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 徐景贤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回忆录
87．十世班禅喇嘛传记 降边嘉措 开放杂志社 香港 1999 【再版 2008】传记
88．顺长江水流残月 章诒和 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7 传记
89．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香港 2009 回忆录
90．天府悲歌 李才义 国际港澳出版社 澳门 2002 纪实文学
91．天津市长胡昭衡 权延赤 汉典文化出版公司 香港 1999 传记
92．听梯楼日记 1974-1979 陈白尘 语丝出版社 香港 2001 日记
93．王申酉文集 王申酉 高文出版社 台北 2002 文集
94．文革第一文字狱：“三家村”案始末 张湛彬 太平洋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1998 纪实文学
95．“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全两册） 张云生、张业堃. 中华儿女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3 回忆录
96．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 王友琴 开放杂志社 香港 2004 传记
97．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 聂元梓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5 回忆录
98．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 范达人 明报出版社 香港 1999 回忆录
99．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 杜高 明报出版 香港 2004 史料
100．我的反动自述 康正果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4 【出中国记：我的反动自述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 2005 】自传
101．我的文化大革命 黄庆云 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6 自传
102．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 李敦白（Rittenberg)等著 林瑞唐译 智库文化公司 台北 1994 回忆录
103．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 吴法宪 北星出版社 香港 2006 回忆录
104．五七右派列传：第1-4 卷 申渊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8 传记
105．五十年无祭而祭 章怡和等 星克尔出版社 香港 2007 文集
106．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 赵芳举 马克思主义研促会 香港 2005 回忆录
107．献身大西南的年轻人 汪作民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6 回忆录
108．信阳事件 乔培华 开放杂志社 香港 2009 历史事件
109．行行重行行：“反右運動”祭 周绍昌 明镜出版社 香港 2008 回忆录
110．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 水中天编 中国艺苑出版社 香港 2006 传记
111．血与火的历炼：施义之纪念文集 陈枫主编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香港 2005 纪念文集
112．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牛棚监狱五七干校生活纪实 刘济昆 昆仑制作公司 香港 1990 自传体小说
113．寻找梅娘 张泉 明镜出版社 香港 1998 传记
114．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鲁礼安 中文大学 香港 2005 回忆录
115．一半烟遮，一半云埋 章怡和 星克尔出版公司 香港 2007 回忆录
116．一滴泪 ：从肃反到文革的回忆 巫宁坤 远景出版社 台北 2002 【允晨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2007】回忆录
117．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 遇罗锦 晨钟书局 香港 2009 自传
118．一个苦难的灵魂：我的母亲方坚志 孔令平 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传记
119．一生都在波涛中：红岩儿女 第三部 1949年以后（上、下册） 燕凌等编 中国文化出版社 香港 2008 回忆录
120．英租界名流在文革的故事 濯非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5 纪实文学
121．右派情踪：七十二贤人婚姻故事 周素子 田园书屋 香港 2008 纪实文学
122．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回忆录 张成觉 上海书局 香港 1999 回忆录
123．在如來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 戴晴 中文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9 传记
124．在阳谋的祭壇上 朱维民 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5 回忆录
125．这样事和谁细讲 章诒和 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9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 2009】回忆录
126．周恩来三救张钦礼 赵伟浩 银河出版社 香港 2003 传记
127．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 林牧 新世纪出版社 香港 2008 回忆录
128．自由神的眼泪：父女两代囚徒的真实故事 齐家贞 明报出版社 香港 2000 回忆录
129．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 铁流 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 香港 2009 回忆录
130．走近林昭 许觉民 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 2006 纪念文集
131．最后的贵族 章诒和 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 2004 传记
132．左右春秋 绿石（原名陆清福）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6 回忆录

美国出版（41种）
1．北斗七星：沈祖棻的文学生涯 章子仲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4 传记
2．赤海漂零记 曾石荣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6 回忆录
3．沧桑岁月 陈文立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2 回忆录
4．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张轶东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回忆录
5．风雨人生 萧牧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3 回忆录
6．甘苦浮生：一个凡人七十年的真实历史记忆 许诒光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10 回忆录
7．格拉古轶事 张先痴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6 回忆录
8．红尘白浪 叶少华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4 传记
9．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周孜仁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6 回忆录
10．花旗梦别神州泪 唐彼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回忆录
11．活过爱过奋斗过 任众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6 回忆录
12．夹边沟惨案访谈录 赵旭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8 访谈录
13．苦难的历程 文彻赫恩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3 传记
14．老兵沉浮记 黄绍甫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9 传记
15．李锐日记（1-3） 李锐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8 日记
16．陆兰秀狱中遗文 丁群编注 成家出版社 新泽西 2000 史料
17．骆驼之歌：音乐家李鹰航传 曾芸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7 传记
18．梦断未名湖 陈奉孝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5 回忆录
19．迷失与求索 李乾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7 回忆录
20．南京慧园里六号母子冤案 方子奋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8 回忆录
21．凄风苦雨四十年 成中和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2 传记
22．亲历文革：14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 董国强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9 访谈录
23．人生 金世玲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10 回忆录
24．三个红色殉道者：潘汉年、扬帆、关露的悲剧人生 周宗奇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5 传记
25．史迹 田建模 成家出版社 新泽西 2003 自传体长篇小说
26．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 晓风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4 回忆录
27．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陈为人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5 【明镜出版社 2007】传记
28．我和我的三个半奴隶 闵和顺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5 回忆录
29．我以我血荐轩辕 徐文立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1 回忆录
30．伍文煦回忆录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7 回忆录
31．燕园风雨铸人生 王书瑶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回忆录
32．阳谋下的人生 胡显中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8 回忆录
33．夜阑，涛声依旧：江之浒回忆录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07 回忆录
34．忆林昭 甘粹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9 回忆录
35．永远的北大荒 黄湛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4 传记
36．俞润泉书信集 俞润泉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9 书信
37．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家信集 李锐 溪流出版社 德克萨斯 2007 书信
38．中国巴士底 李贵仁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回忆录
39．最后的地主 廖亦武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8 访谈录
40．昨夜风骤雨狂：一个人的两个故事（上） 吴弘达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3 传记
41．昨夜星辰昨夜风 朱锡侯口述 朱新地整理 柯捷出版社 纽约 2010 回忆录

未刊稿本及其他（29种）
1．丁酉之劫 袁伯诚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二十五年炼狱 周大觉 时间不详 回忆录
3．父亲的“戏剧”人生 若葵 时间不详 传记
4．故乡，伤他最深 邱永芬 时间不详 传记？
5．寒冷的夏天 史若平 时间不详 自传
6．荒唐人生 管正和 时间不详 自传【存疑：与《“右派”风云录》（关中禾（管正和）是否为同一稿本？】
7．回顾与反思 姚文元 时间不详 回忆录
8．李作鹏回忆录 李作鹏 时间不详 回忆录
9．女右派沈巧珍 楚一杵 时间不详 传记
10．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 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 重庆 2006 回忆录
11．邱会作回忆录 邱会作 时间不详 回忆录
12．闪回：1957触电记【或名, 不设防的心灵】 孟犁野 2007 回忆录
13．十年文革：李雪峰回忆录（下） 李雪峰 时间不详 回忆录
14．逝者如斯 戴维堤 北京 时间不详 自传
15．铁窗•高墙•尤京博士 蒋仁德 重庆 2007 回忆录
16．团河农场七度春秋 梦波 时间不详 回忆录
17．往事 陈昌源 时间不详 回忆录
18．为了美好的明天（共分四个部分，第3部分：难忘的“文革”恶梦） 范征夫 时间不详 回忆录【存疑：是否已有自印本？】
19．我当右派22年 王开泰 成都 2009 回忆录
20．我亲属中的七个右派分子 彭小明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1．我与北大同行 姚仁杰 北京 2004 回忆录
22．吴祖光 1957 陈明远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3．血纪（全3册） 孔令平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4．血泪纵横夹边沟 钟政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5．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杨德嘉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6．忧忧岁月 何鸿钧 重庆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7．右派生涯 曾国一 自贡 时间不详 回忆录
28．与林希翎对谈录 林希翎、涂光群 时间不详 访谈录
29．在阳谋的祭壇上：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 朱峰 稿本 北京 1998 回忆录 【存疑：与《在阳谋的祭壇上》（朱维民 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 2005）是否为同一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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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坏人”之死
童 话

1966年“红八月”风潮快平息时，我从姐姐那里得知了黄伯母的死讯，她的死在我意料中。我姐姐所在的中学接受了去黄伯母家抄家的任务，由于是熟人，姐姐就找理由悄悄回避了。
姐姐当时是神气的红卫兵，猛一看她酷似大名鼎鼎的宋彬彬。清瘦高挑，戴着朴素的白框眼镜，穿着发白的军装，宽宽的皮带束腰，乌黑的长辨子变成两把短刷子在耳后颤颤的。她在文革前就由于黄伯母而与我的妈妈“决裂”了。“红八月”时她和妈妈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
黄伯母是协和医院退休的理疗科主任，她丈夫曾是国民党官员，他们都留美归国，算是我妈妈的朋友。我父母分手时母亲一时找不到理想的住所，经黄伯母邀请，就带着我们做了她的房客。黄伯母的住宅在东单，庭院深深，是座优雅的四合院。她腾出外院四间南房让我们暂住。我父亲1965年初从杭州调回北京，得知离婚妻带孩子在那里住，顿时勃然大怒。他找到我妈妈，破口大骂，“你这糊涂虫！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气！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那个龌龊的地方！”父亲又找我们谈话，痛心疾首说明黄伯母夫妇是怎样的坏人。
我们完全相信父亲的话，那个幽深的庭院尽管春天海棠盛开，椿芽满树；秋天红枣挂枝，月桂飘香，可在我的眼里确实是龌龊的地方，黄伯母夫妇也确实不是好人。他们生活得过于讲究，黄伯母的丈夫因“共产党给的工资太低”而在解放后一直不工作。我看见过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前来收购他家的古画，他们出了天价而不能成交。我也看见过作为统战对象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一家来访，同住一个胡同只隔几个门，就那么几步路却还驱车而来。他们家的男宾西服革履，女宾珠光宝气。那些人谈天时，说着说着就变成洋文，你一句我一句得意洋洋。他们不是廊下听雨，就是庭前赏花，一副吃饱了撑着的模样。他们管劳动人民的工作叫“车夫”、“厨子”、“佣人”。我和姐姐有自己的名字，黄伯母却叫我们“Amy”和“Deer”。他们挂耶稣像，过圣诞节，吃饭用刀叉，家里还有一件歧视黑人的家具。那是一个托着银盘子的木制小黑人，喝咖啡时，他们就把小黑人立在跟前，在盘子上放咖啡具。
他们家坏人的迹象实在太多了。
我和姐姐自视为革命后代，在黄伯母面前行为很检点，管住自己不对各种洋玩意儿显出好奇。她唯一的儿子在清华上四年级时死于实验事故，所以她常常把慈爱转移，但是我们矜持地与她保持距离。
1965年初姐姐终于没有声明就不再登妈妈家的门了，她当时不到十五岁。她的中学离黄伯母住宅太近，她再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下走进臭名昭著的院落。母亲对姐姐的做法非常伤心，只好通过我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小心翼翼地让我给姐姐送东西。为了看一眼我姐姐，母亲常常在米市大街、东长安街一带的路边等待姐姐所在的鼓号队经过。当姐姐敲着缀黄穗子的小鼓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里时，从来不曾想到妈妈的目光正落在她的身上。
父亲继续做我的工作，弃暗投明对我有相当的诱惑。但是我可怜多病的妈妈，担心采取决裂的行动她难以承受，我只是不断恳求她快搬家。母亲终于在1965年底草率地找到前门外一处条件不好的房子，而她离开黄宅的抉择恰恰使她在“红八月”免于一死。
“红八月”里黄伯母那样的人几乎必死无疑。当红卫兵涌进她的宅院时，她拦住他们问“凭的哪条哪款法律”，红卫兵一下子怒火万丈，挥着皮带命令她在廊前下跪。她丈夫乖乖跪下，被她盛怒下踢了一脚，她挺着脖子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红卫兵一阵暴打把她摁倒在地，她还大喊“你们无法无天”。她是医生，平日既会保养又懂得锻炼，虽然60多岁但身体相当健康，红卫兵边斗边打折腾了小半夜，其实并没有致命地伤着她。天明时她从住宅里溜了出来，渗血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她想去大华影院旁的德昌厚食品店照常喝牛奶吃点心，但是刚跨进食品店就被巡逻的红卫兵发现，追来的红卫兵也赶到了，他们把她拖了出去。红卫兵们一面打她一面向过路行人宣传她是怎样的坏人，于是过路行人也有上手打的。她就这样死于米市大街路边。
姐姐向我叙述完坏人之死，我们俩长时间沉默。后来，她忽然说：“红八月以来我没有打过人，你相信吗？”望着她的装束，我难以正面回答。我只说：“我求你不要打人，我真害怕。”
坏人死了。
过了没有半个月，我的与“坏人”势不两立的父亲脖子上也挂了牌子挨上了斗，再后来他居然身陷囹圄长达7年。他是金洲湾贫苦渔民的儿子，曾经是日本鬼子悬赏捉拿的通缉犯，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阶下囚；他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做地下工作，曾经在开国时为破获李安东、山口隆一的间谍案立功……他是那样重视他的革命气节，连妻子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都不能迁就；他是那样注意教育子女，让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时刻明白自己身体里流动着红色的血液，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注：黄伯母的实名是黄厚普，当年住宅地址：东单新开路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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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二哥：折腾与被折腾的荒诞人生
周孜仁

一
我的二哥。按照族谱字辈，父亲给他取名周继仁，但后来的所有登记表上他从来都是写“周照明”。“照明”是他自己取的还是怎么来的？现在谁也不清楚了。我总以为该是他自己取的：他一贯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以至于非常叛逆。他在这纷纷乱世活了几十年，虽说不上有声有色，却肯定是不缺乏故事的。凡和他共同生活过的，说起他总是喋喋不休又总是摇头。我和他年龄差距太大，一辈子没见过几次，压根儿就没有共同生活过。对于我，他几乎就是一个远远观察过的局外人。记忆最深的，就是妈妈每说起他就会连叹败家子、败家子。对于妈妈的说法爸爸从不表态，因为：妈妈（我的生母）是二哥的后妈。父亲显然不愿因对前妻儿子的评价而与现任妻子发生不快。还有，二哥给家里带来的麻烦确实太多，父亲无话可说。
二哥的生母、也就是我的前妈，姓钟。钟妈非常争气，过门后一口气就连生两个儿子。只是天不假年，任务一旦完成她便匆匆忙忙走了。

二
前面说了，二哥叫周继仁，又名周照明。可我长到五六岁了也没见过他。父亲是从来不向我说他的，只有母亲会对我小声地私下数落。我小，肯定不会传话，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其实，对于人际关系，我懂什么呢？虽然在母亲的介绍中，二哥为我提供的几乎全是反面教材。
我最先看见他是在照片上。家藏照片很少，就薄薄一沓，全放在高高的立柜里。立柜永远被一只大铜锁锁住。里面一定藏有许多秘密：我猜。因此大人打开柜子取东西，我总要顽皮地爬上去翻看，这就发现二哥了。就一张，6吋大小。小伙子戎装笔挺，军官帽，长统马靴，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蹦蹦枪”，真的个英武非常。面对照片上的军人，我肯定是没有兄弟亲人感觉的，和在书报上看见陌生人的感觉没任何两样。家里还有一件关于二哥存在的物证：挂在墙壁上的一柄七弦琴，永远蒙满灰尘。我在街口装裱铺的古代诗意画里看过：“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觉得，一定要年纪足够大，甚至长着长长胡须的人才有资格摆弄这玩艺儿。
可我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二哥，与照片上英姿勃勃的军人、与古画上弹琴的散淡老者简直就两码事！
是一个冬天。天已经黑尽了，他远远地、幽灵一样从暗夜里向我们家走来：蓬头垢面。拄着拐，短裤破烂，全身瑟缩……他是从国共内战的前线逃跑回来的。已到国军溃败退出大陆前夕，他参加的不知是哪一部分国军，去川南泸州送给养，被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周照明逃得快，仅受了点轻伤。现在算来，时间应是1949年，当时我已经五岁。那天晚上，我四哥和妈妈正站在门口，娃娃眼疾，一下就被颠簸歪斜近逼而来的人吓坏了，惊咋咋躲进妈妈的怀抱，小声叫起来，说：有讨口子来啦！后来，我也就看见他了。
几十年后，他向自家兄弟这样说起这次兵败：那已经不是在打仗啦！只要一听说共产党来了，大伙儿撒腿就往后跑。一路上没吃没喝，就去老百姓地里强抠萝卜硬偷青菜。败兵横竖都是亡命之徒，谁敢惹啊？几十年后我在云南农村也听过类似故事，国民党败军跑进烟地，只见得绿油油一片，满以为是大白菜，砍了就煮吃，结果，所有汉子又拉又吐，昏天黑地。二哥当时是否吃过煮烟叶不得而知，但仓皇逃命，饥不择食，肯定什么毛病都会闹出来。爸爸马上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又让他洗脸洗澡，换衣换裤。在家调养数日，病一好转，他马上又离开了。
说他“又”离开，因为他从来喜欢天马行空地满世界游荡。大家的印象中，他只有在外闯了祸，要父亲出面摆平，他才会想起回家。闯祸的颠峰记录莫过于一次跑警报。日本飞机炸成都，父亲带着全家人往郊外跑。回得家来，房子整个儿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片瓦砾。更糟糕的是，二哥也没有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跑前父亲收拾好的一箱子现金，正是交给他提着的。
几个月后，他也是像讨口子一样歪歪倒倒回来的。忍饥挨饿，从陕西勉县一直步行走回成都——原来，他带着巨款趁乱出走，不知去哪儿买来一辆“道奇”卡车，又去新疆装一车货，梦想回川倒卖，一朝发达。他是不会开车的，只能雇人驾驶。公子哥儿夜半昏睡，开车人已经连车带货人间蒸发。身无分文的周照明只能讨口要饭，千里迢迢回家来让老爸痛揙一顿。
善良的姑妈真替我的父亲，也为她幸存的二侄儿忧心忡忡，暗中牵着年幼的三哥去关帝庙、岳王庙求神问卦，为拴住二哥桀骜不驯的心寻方找路。关云长的坐骑赤兔马乃一代名马，大家都知道的；岳飞岳武穆乃金翅大鹏鸟转世，他的白龙马更是十分了得，跑起来神速异常。在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姑妈把周继仁的生辰八字写在纸上，庄严而认真地用红线线栓在泥塑的赤兔马和白龙马腿上：据说只要如此一来，周照明跑得再快，也逃不出关帝爷和岳王爷的追寻半径了。
凡回成都，二哥总是住舅舅家。这儿说的舅舅就是钟家外婆的俩儿子，也就是我叫大舅舅和小舅舅的。大舅舅是杀猪匠。后来在初中语文课本上读《范进中举》，我老喜欢把他和打女婿一巴掌就直叫手痛的胡屠户连在一起。其实大舅舅很忠厚很和蔼，是娃娃我唯一敢爬去身上胡作非为的长辈。小舅舅就不行了。脸上从来没有笑容，手上永远庄严地拿一只畸长的烟杆儿，和阶级教育展览上收租逼债的师爷没什么两样，我很怕他。小舅舅在东大街和三圣街的转角处有一间很小的店铺，如果用几何语言描述，就是一个90度的扇形。二哥无业可干，小舅舅就在卖香烟的袖珍扇形里切出一个20至30度的面积，让他卖挂面自谋生路。二哥手巧，自己动手用矩形玻璃板制作广告牌：先用油漆写出非常漂亮的美术字，再钻两个眼儿，悬在扇形店铺门前。就因为这几个油漆美术字，我非常崇拜他。另外，晚上他又在扇形外面的人行道摆摊，业务是卖面条和代客冒饭。“冒”是成都的一种食品加工方式，即用“开水烫”。“冒饭”就是帮顾客将自带的冷饭用热汤烫过，撒上葱花、碎芽菜，滴上几滴酱油。一次性收费一分钱。在中共执政初期整个国家开始经济复苏的困难环境，这种消费方式是很实用的。也是老板维持基本生计的最佳服务方式。

三
我就读的火神庙小学就在三圣街，离二哥的扇形小店最近，因此常有机会去欣赏他的油漆美术字，并领略他相关经营活动的乐趣。只是后来，不知怎的我就再也没看见他的挂面和冒饭了。他何时从人间蒸发？我一无所知。只记得等我们搬离东升街旧宅，过了很久，他突然又回家来了。依旧像作客，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去，连饭也没吃一顿。这一回，他穿了一身蓝颜色的干部服，按那年月最时髦的标准配置，还戴一顶同样深蓝色的帽子。另外，他还挎一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进门后将包放在堂屋，就去里屋和爸爸说话了。他是不会和妈妈说话的。他一进家，妈妈总是避得远远的。
他和爸爸的谈话好像很长，我便有了机会大胆翻看那只鼓鼓囊囊的挎包。使我大为惊喜的是，他的包里公然有一盒尚未开封的上海产“马利牌”水彩。封面是一白一黑两个马头的商标，盒里则整齐排列着十二管小牙膏般的水彩颜料。我像是阿里巴巴闯进了四十大盗的财宝大厅，高兴得差点叫起来。因为我从来只能在商店隔着柜台玻璃端详这种宝贝，而现在，你瞧，它们真真实实落进了我小小的手板心！那年岁，我对画画正迷得发狂。
里屋的二哥肯定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远远便说了：
“孜仁，你想要，你就拿去吧！”
我怎么也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回事，犹豫片刻，竟又惴惴地，把宝贝规规矩矩给他放了回去，而且像闯了祸的淘气鬼，非常狼狈地溜了。
后来知道，这一回，二哥是来向爸爸告别的。挂面生意歇业，他不知怎么就考取了重庆的“革大”（“革命大学”的简称，其实就是培训班）、“军大”（“军政大学”的简称，其实也是一种培训班）什么的，毕业了，被分配去藏区工作。对于这一段历史，哥哥姐姐们还有另一个版本，说他先是去修公路，因为有文化且表现不错，遂送重庆培训，然后就分去藏区了——这就是历史啊！哪怕一个与政治利益集团毫无关系的草民，他的故事一旦成为过去，哪怕仅仅几十年，哪怕是在亲人的记忆里，他的个人历史也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遑论与执政当局利益攸关的社会历史呢！
总之，二哥去了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当起了革命干部，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在遥远的边城小地混得很不错，这一点也毫无疑义。证明如下：后来他曾亲口对我说，大跃进那会儿，县城所有墙壁上的宣传标语和壁画，通通被他一人包了圆。他的艺术字和美术水平，绝对声震边地。
接下来有一件事就让人纳闷了：既然牛气冲天，红透雪域高原，为何他偏偏找不到老婆？这件事也千真万确。那时候，哥哥姐姐的远方来信，爸爸一律用票夹夹好，一摞地挂在墙上。妈妈是文盲，每当爸爸出了门，妈妈总要抓紧时间让我取下来一封封读给她听。二哥来信也不例外。因此，读哥哥姐姐的来信成了我的必修功课，也成了我了解天南地北亲人情况的主管道。我上初二时二哥某一来信的主题，就是要父亲给他在成都相一门亲。
父亲已年过花甲，而且从不精于此道，光荣任务自然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母亲肩上。母亲来自农村，辈份高，有充分条件在乡下亲戚村姑中进行海选。当时我不过初中生，对此类事自然毫无感觉。印象中只有如下两件：一是某日，确有亲戚带村姑来我家，吃罢午饭便由父亲或者母亲带到北新街口那家留真照相馆拍了写真，然后寄去二哥候审（是不是还有别的姑娘参与候选我不得而知）。第二件事，是二哥将诸村姑的玉照收讫，最后很歉意地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该信我肯定也是读过的），对父母苦心挑选的对象表示了非常客气而又委婉的否决。其意盖云：以后，此事不必让父母继续操心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就在当地觅一藏族女孩可也。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清楚，皆因父亲对此曾非常愤怒，说了一句：
“找少数民族？断断不行！”
我父亲当时对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认识实在尚需提高。
父亲的回信肯定立场坚定，而二哥怎么回答，我想不起了。只是事过不久，他公然就结了婚，而女方也属汉族，名曰“刘镇华”。“刘镇华”这个名字我记得也绝对清楚，因为，她是我的档案上只出现过一次并很快消失了的嫂子——二哥和她的婚史短暂有如闪电，大约不到一年就宣告结束。这在那年代也是非常罕见的。他们为什么离？谁先打第一枪？离婚动因、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属于谁？所有这些，注定又成为了草民周照明个人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四
该一秘密继续发酵，产生了二哥又一惊世骇俗之举：1962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霍县政府堂堂的国家公务员周照明突然宣布退职了！他决心回到成都老家重新开始生活。他为什么要回来，据我听到的，是因为刘嫂突然旧情复发，缠着周照明闹复婚，而且闹得要死要活。照明兄实在受不了，不得不采用古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惹不起，总躲得起啊，这就回来了。此说法是否确实？待考。有一点又可确认，这是三姐（其实就是姐姐里的排行老大，我生母的第一个孩子。她年龄和二哥最近）后来告诉我的。她说她写信问二哥回成都有何打算？二哥的回答是当农民。农民政治地位仅次于老大哥工人阶级，自然很光荣——可是——三姐又问了，你快40岁的人了，从头开始去乡下学农活，整日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受得了吗？二哥又回答，他确实已青春不再，所以一心想学古贤陶渊明，在田园野趣中，悠哉游哉地了却后半生。姐姐又去信说他太不切实际，他又回信说还准备当拖拉机手，云云。
六十年代初的成都，四野茫茫，何处能见到拖拉机？灾荒横行，饿者遍地。三哥推着自行车，陪他把行李送到四十里外的西河千弓偃，在算是同辈的表哥张子谦家插上队了。我大三那年暑假，曾去子谦表兄家小住多日，画过不少风景画。千弓偃一带的景色确实没得说。东山灌溉渠静静的河水像一支徐缓的旋律在温暖的天空下流动。岸上的丛丛绿竹头顶永远徘徊着白云。田野里是即将成熟的、满眼金黄的谷浪。漫长的地平线和远方淡淡的山影总是像梦一样向你召唤……风景美则美矣，可是要维持生计，每天必须干完的农活绝对不会轻松，“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脚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果然，干不了三两天功夫，他就拉稀了。田园梦彻底破产，只好打道回城，重新住进了望平正街、府河岸边舅舅家黑漆漆的屋檐底下。
著名的大饥荒刚刚结束，我国社会生活迎来了短暂的宽松时期。成都市贯通东西的通衢大道东风路刚刚修好。横跨府河的东风大桥正好紧邻钟舅舅的家。二哥腰包里不是鼓鼓囊囊装满退休时政府发给的银子吗？于是钟家全体总动员，就在大桥边上摆摊设点，热火朝天地做起饮食生意来。正好放暑假，我专门踏着桥边遗得满地都是的建筑垃圾去看望久违的二哥。他们的食摊搭在高高低低、乱七八糟的碎砖瓦砾上。空旷的废墟上还毗连而搭有各色摊点棚户，吃穿用打，样样俱全，煞是热闹。成都老乡本以好吃著称于世，饥饿三年，食欲深受压抑，焉能不以百倍疯狂夺回肠胃的损失？二哥选食摊为商业突破口，实在是顺应潮流的最佳选择，生意自然非常红火。据我目测，二哥摊位的生意在茫茫废墟之上绝对火压群芳。他和舅舅、舅妈们只管给顾客递筷子递碗揭盖子端粉蒸肉，虽然头顶烈日高照，身上汗流浃背，他们却忙得很快活很有成就感。但闻食摊上肉香四溢，咄咄逼人，以至于痴男怨女也将其锁定为谈情说爱最佳场所，几毛钱买一份粉蒸肉，两人轻挑小切，细嚼慢咽，吃得其乐融融。我突然想起，二哥曾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绍，说在泸霍小县，除了画画和写字，他还有一绝，就是烹调水平享誉遐迩。东风大桥边的实践证明此言不虚。可惜他的生意太好，太多顾客对老板大呼小喊，我不敢久留，只能匆匆弃之而去。
还等不及让我亲自品尝粉蒸肉美味，二哥已经骤然转身，换了行当。半年后我寒假回乡，他已经开了一间袖珍小店租赁小人书赚娃娃钱。地点还是在望平正街。他是不得不转行的，当时，整个国家都开始月紧一月、日紧一日地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个人饮食摊档咋能私开乱卖？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吗？开个小人书店似乎还能被网开一面。二哥无家无室无工资，他得挣钱过日子啊！这就整日价老老实实蹲在门口，眼巴巴等待放学娃娃来照顾生意了。想起这样一个闯荡过大江大洋的人，孤独地蹲在空荡荡的小店门口望眼欲穿，那情景，总让我联想起《普希金童话诗》的插图：被亲人和财富遗弃的渔夫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草屋屋檐下，曾经有过的黄金、宫殿、辉煌……通通远离而去，她只能和一个破旧的木盆长相厮守。
二哥所定价格是这样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的）或看两本（薄的）。那年月全民生活水平低下，娃娃的腰包就更别提了。放学娃娃多是一窝蜂涌进来，把小人书架子挤得密密麻麻。最后成交却极少，而且往往几个人挤在一起合看一本。小学生把书架挤得密不透风那当儿，二哥绝对很激动也很忐忑：因为那一刻，他既怀揣着发财的梦，又担心书被窃走。事实上，架上的小人书确实越看越少，从而实现再生产的资本越来越少，破产就是唯一的结果了。首先，大手大脚的二哥压根儿就不把这些破书看在眼里，其次，他对于在娃娃身上发财，实在不敢痴心妄想；最后，你要他规规矩矩蹲在那儿赚分分钱，而且除了娃娃放学短暂的快乐时光，大部分时间他只能独守空房，他受得了吗？要让他继续保持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实在缺乏足够的理由和刺激性。
死后清理遗物，哥哥在二哥的笔记本里发现了那段时间他写的一首《忆秦娥》：
群山寂
又是窗悬关外月
关外月
十载相依
倍觉亲切
田野一片金黄色
轻歌曼舞长袖斜
长袖斜
喜获丰收
共庆佳节
如果用四川话读，这首词的音韵和平仄都很棒的，下阕用一个“斜”字描写藏舞里常有的长袖飘动，真是十分生动。遥远藏区的十年生活，在他的诗中和心中，再次变得美好，让人留恋。我们可以设想，两年前坐着长途班车颠簸着从远方归来，他一定在心里叨念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可惜，故乡没有给他生存的一席之地，他只能再度亡命边塞了。上面这首《忆秦娥》，成了他自己的《归去来辞》。

五
县政府肯定没有他的位置了。重返藏区，他只能找了个下苦力的活儿为生：修路。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最不稀缺，但在遥远高寒山区，又是高海拔又是野山地，想去的人却实在有限，谋个出憨劳力的岗位不困难，何况他好歹在那边厢混过整整十年，算不得地头蛇也和地头蛇盘根错节，人脉关系肯定不错的。找个苦力谋生自是不成问题。
二哥肯定是个梦想家。回乡当拖拉机手的梦破灭了。现在他还要梦些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他死后，据很多认识他或转弯抹角认识他的人对我家亲戚说，在泸霍那小不点儿，无论县政府还是筑路工地，崇拜他的人都不少的。人说没有故事的人生常常是苍白的。当你白发苍苍，年已迟暮，如果有人请你讲讲你的故事，而你沉思良久，只能摇摇头，说：啊，对不起，我什么都想不起啦……那该多尴尬！不管过五关斩了六将，或者是败走过麦城，不管是辉煌，还是失意，只要你能有可供吹嘘的，人家都会认为你很棒。二哥没有这种尴尬，他大起大落，却生活依旧洒脱，怎能不让穷山沟的草民刮目相向？是的，仅仅为了这些尊敬的目光，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在圣洁的雪山和草地之间快乐地活下去。
还有一条非常要命的原因证明他重返藏区的英明：就在他回到甘孜藏区修路三年后，文化大革命便像瘟疫一样从北京向内地所有华街闹市蔓延而来。二哥那些个人历史，不需要任何想象力，随便联想一下并略加编造，一个暗藏得很深的敌特故事马上就能顺利完成。接下来顺理成章，就是把该故事主角揪出来，让革命群众大批判之，当然包括口诛笔伐也包括拳打脚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创造精神是无穷的：如果再发明几种新的酷刑加身，二哥被弄个半死或全死也未可知。遥远的草原多好啊！寂寞的群山多好啊！有无梦想有何关系？人，有时就是和牲口没区别，总是首先需要活命。至于活得是否尊严？是否快乐？是否有追求？往往并不重要了。
可惜，命运没有让他一帆风顺。他暂时躲过了政治上的灾难，身体上的灾难却没有放过他。文革发生那年或者次年，他大腿处、紧靠腹部的位置长出了一个浓包大疮。开始还小，他以为一小小疙瘩罢了，不去理会他，该上工地照上，该挖土该挑担，照挖照挑，靠苦力吃饭的人，没功夫那么娇滴滴！
孰料得，那疮才不管你娇滴滴还是硬梆梆呢，它依旧长，不停地长，越长越大，大到他走路都困难了，实在没办法下力气挣钱了，当地医生便乱了方寸，只好求求他了，说：你老家不在省城吗？那儿名医多啊，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省城最牛的医院当然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多年前就享誉全国的华西医院，美国佬办的。人家果然不同凡响，二哥回成都找他们一查，完啦！终审判决：癌症。更加危险的是，聚集于大腿的癌细胞们正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向腹部转移！已经没有功夫犹豫。名医和二哥都别无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高位截肢。锯腿吧！
周照明倔犟了一辈子，洒脱了一辈子，这回只能听天由命了：医生们，拜托你们马上动手，锯吧！
于是马上“活检”、“血常规”、“尿常规”、心率、神志、呼吸……全检查过来；防休克的、防失血的……该准备的准备，该注射的注射。这就上手术台。消毒，麻醉。周照明同志，你就慢慢睡去吧。少一条腿不要紧的。当时学习毛著的先进分子不是多有名言吗：瞎子，照样读毛主席的书；聋子，照样听毛主席的话；瘸腿子，照样可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飞奔呢！其实，二哥已经睡着了。他已经把命运整个儿交给医生了……
一觉醒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大腿……那不是喊一句口号就能解决问题啊！挖方炸石，挑土修路，那条腿可是供他吃饭的家伙啊！这家伙不在了到底是啥感觉？他得摸摸啊！哈！用手一摸，二哥简直不知道是惊讶大于高兴，还是高兴大于惊讶？腿怎么还在啊？而且保留得完完整整，真的还在，绝不是幻觉！
他的腿确实没锯掉。原来，他已上了手术台，要动手了，突然有护士跑来宣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救死扶伤”，要“发扬革命人道精神”，要这样那样什么的……医生们一听主席教导，全都毕恭毕敬，傻了眼。须知，那年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医院，绝对就该护士说了算。那位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的护士继续发话，说手术台上这位睡得昏昏沉沉的工人老大哥，人家没家没室，靠挑泥巴炸石头过日子，你们把腿锯了，人家以后咋生活？你们想过没有？知识分子呀！你们就不懂得为人民着想！你们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嗯！
办法当然是有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石家庄就有一精神病院——据经验材料介绍——每天让精神错乱的疯子诵读毛泽东语录若干遍，症状便一律大愈，效果好极了。其他还有何疑难杂症不能攻克？区区癌症何足惧哉？华西医院的苯蛋们没有办法，难道别人就没有办法吗？真是笑话！
果然，有人来报告二哥了，说灌县，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来了一个什么解放军巡回医疗队，发明了一种什么“强刺激疗法”，那是包治百病的。癌症尤其不在话下。是从藏区赶来成都看望二哥的工友们告诉的。真是“亲不亲，阶级分”，工友们的观点和和护士完全吻合：人家没家没室的，靠下力过日子，你们把腿给锯了，以后谁管他的生活？工友们的情报很具可操作性。解放军番号几许？医疗队位置何在？灌县离成都多远？在哪儿坐车？车费多少？医疗费、药费预算几何？等等，全都清楚具体。
事不宜迟，说去就去。二哥行动已经不能自理，于是由三哥陪同前往。到西门车站坐长途班车，两个小时到灌县，找个鸡毛客栈住下，就去投医问药，找亲人金珠玛米，而且很快找到了。
如果不是行文需要，我实在不愿意记录如下荒唐年代这场荒唐而且残忍的治疗过程了。全程陪同治疗的三哥对治疗现场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只听得一片撕心裂肺的惨叫，把人吓呆了。那年月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我是亲自目睹过所谓群众大会的，总少不了又打又吊，老虎凳、压杠子、吊屋梁什么的，凡是传说中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刑罚应有尽有。我听三哥说起治疗室的嘶叫声，我总会想起接受清理时那些所谓“阶级敌人”的惨叫。两位哥哥并没找错地方。门诊医生虽一身白大褂，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依旧看得清清楚楚。巡回医疗队租用一所停课闲置的校舍，一楼一底，下面门诊，上面手术治疗。再说，军医们那么和蔼蔼，笑嘻嘻，你能不放心吗？
这就先看看病历吧，再自述病史，再看片子，看化验单、检验报告……华西医院神医们的全部文档全部呈交过去。解放军医生没得说，一律认账，癌症就癌症。开处方吧。今天立即动手，疗程一个星期。好咧。一星期就一星期吧。反正旅馆费不贵，就几毛钱一天。吃饭也比成都便宜得多。小县城虽有赫赫大名的世界遗产都江堰，但那年月全中国都不懂什么叫“旅游产业”。小县城实在安静极了。
手续办好，开始手术治疗了。治疗室在二楼。二哥个子比较结实魁伟，一旦沉疴难起，就像土豆麻袋被结结实实浸透了水，变得沉重无比。三哥背他不动，就让二哥用手臂扶着楼梯，弟弟架着他的另一只肩头，将身子一步一步地往上拖。每上一级木梯都如同攀登万丈高崖。虽然屋外已冬寒逼人，二人上得二楼，总是大汗淋淋。辛苦当然是不需要责怪什么的，只巴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金珠玛米能妙手回春。
可惜，等二人上得楼来，一旦感觉到清理阶级队伍群众大会的境况，仍不免毛发倒竖，喘喘万端。手术还没开始，早已吓出了一身冷汗！
什么叫“强刺激疗法”？三哥告诉我说，就是不打麻醉直接手术。无论什么病，一律用刀子在病人脚后跟切一条血淋淋的大口子，掰开，然后用钢针在肉里寻找神经，哪条敏感挑哪条，反正不停地制造强刺激效果。行文至此，我不能不再次想起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当年那些志士为理想宁愿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可是如今这些求医问药者，一个个只有世俗的、可怜巴巴的求生欲望。除了惨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减轻医生实施人体摧残时的剧痛。三哥说，每天手术结束，激出的冷汗早将二哥的厚棉袄湿透。
谢天谢地，一个疗程终于结束！实在受不了啦，于是问医生：这样受罪，我的癌症能医好吗？医生对二哥的询问大惑不解，奇怪地反问：“你怎么这样问呢？”接着居高临下地教训：“强刺激疗法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嘛！我们大家只有责任来支持它嘛！没有半点理由对它指手划脚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呢？”早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二哥实在没有力气和他争辩，他认命了。三哥说，一周前第一疗程开始，二哥沉甸甸的身体只能非常吃力地拖上拖下；一个疗程结束，二哥轻飘飘的，已像一只风干的口袋，背在背上，三哥上下自如。
只能再去华西请求锯腿。重新检查：不行了。癌细胞早已转移腹部。腹部是没办法切除的。病员周照明同志，你回家歇着去吧——这句话翻译出来，就是：回家等死去吧！

六
二哥回家卧病不久，已在云南边疆生活的我便接到电报，说母亲去世了。我匆匆忙忙请假奔丧。那时从边疆赶回成都很远，差不多一周功夫。好在四川天寒地冻，冷，灵柩可以一直停放屋里，直等到我回了，这才开棺，让我最后看一眼妈妈早已缩得很小很瘦的遗体。真奇怪啊，我就是在这个怀抱里长大的，而且那儿曾是世界上让我最感温暖的地方。我突然难过地大哭起来。姐姐要我抹抹妈妈已经僵硬的脸和好像尚未合下去的眼睑，我照吩咐一一做过，接下来，就把棺木永久地合上了。
起灵时天还没亮，整个成都在黑暗中安睡。二哥单独住在一间黑漆漆的小屋里。卧病太久，原来特别宽的脸早变得窄瘦苍白。满面丛生着杂草一般的胡须。起灵时他也架着拐杖出了门。无语地望着母亲的灵柩在夜色里悄然远去。妈妈的棺木是她娘家里刚刚长成的乡下孩子簇拥抬走的。我们都匆匆跟后面走，而二哥，只能站在家门口无言目送。漠漠昏黑中，我发现他眼神非常悲戚，好像还噙着泪光。我在猜想：他悲哀，是为了后母的离去？还是为自己完全无法对抗的命运？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不管是童话故事还是现实世界，后母和前妻孩子的矛盾都是一个纠缠不休的永恒主题，在二哥远望母亲远去这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和解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就调昆明了。我是因文革期间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发配来边疆的。对于云南的风物人情，事前我毫无概念。只记得离开重庆前去看望一位见多识广的亲戚，他告诉我了，说云南两件宝，你千万想办法弄点带回来：一是“三七”，一是“白药”。到边疆后，我已经知道“三七”出自文山壮族自治州，离我远得很呢；而“白药”则出在昆明，与我也了无关系。没承想，我一调来昆明，便被迫和它搭上关系了。
事情就和二哥有关。
（右图：去世前三年已病入膏肓的二哥。）
《参考消息》不知怎么登出了一则消息，说是日本鬼子已经研究过了，“云南白药”治愈癌症大有奇效。这则特大喜讯当然击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亲人，他们比我更直接地为二哥的不治之症忧心忡忡。于是我收到来信。大家要我抓紧采购白药寄回成都救急。初到昆明，药品领域对于我实在太陌生。我不敢怠慢，很快打听到了：该药虽不与粮食、猪肉一般属定量供应的生活必需品，但同属稀缺紧俏物资，必须凭医生证明方能购买；一张证明限购三瓶；每瓶价格3毛9分。三瓶总价1块1毛7。那时我月工资42块5角。每月扣除因母亲丧事所借款项10元，扣除我必须给父亲汇去的生活费15元，自己只剩18元5。此外，我还得筹备结婚基金。1块多的药品（如果二哥生命力顽强，很可能会是我的一笔长期开支）就构成了对我支付能力的巨大考验。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第二，初来乍到，我对昆明两眼一抹黑，无法找到铁哥们医生为我走后门开购药证明；第三个问题也很要命：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参考消息》上那些不负责任的小道消息。因为我发现了，日本鬼子和中国人差不多，都喜欢故弄玄虚，专搞偏方怪招来忽悠大众。我刚到昆明就被蒙过一次，昆明军区政委的秘书不知哪儿弄来个日本鬼子的“饮水疗法”，说根据“绒毛造血”原理，每天一次性空腹喝水1000CC，保险延年益寿，百病可消，弄得办公室个个喝得偏偏倒倒，头重脚轻。大家于是质疑了：猛喝寡水，如何验证疗效？没法验证啊！宁肯少活二十年，也决不再受那个东洋怪罪。
思前想后，我终于冒着被姐姐哥哥批判的危险，断然回信说明想法，表示：干脆我寄钱给他买点鸡蛋补补身体吧，或者，他想吃什么好吃的就满足他的愿望好了。我的潜台词非常明白：他反正活不了多久啦！让他走得愉快点吧——我不敢明说。
事实上，绝症确实在日胜一日地摧毁二哥已经十分孱弱的生命。我从家里的来信知道，他的腹水已越积越多，全身浮肿，疼得太厉害了，他就一个人用叫喊、用捶打床板来减少痛苦……后来，连叫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小声地直哼哼；连捶打的精神也没有了，就颓然僵卧，木木地、绝望地看着每天轮流前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与其说他还继续活着，不如说上帝在召回他之前，无情地要他把痛苦受足受够。
晚上，照顾他的亲人该回家的都回去了。他只能无助地躺在空荡荡的黑屋里。隔着一道窄窄的天井，身体已极度衰弱的父亲、以及一直和父亲同住的四哥夫妇与他相邻而居。终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夏夜，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天三哥也正好在。两位哥哥这样说明当时的情况：大家刚刚在风声雨声中睡去，突然听到屋外一声大叫，接着似有重物坠落砸地，但闻一声訇然巨响。大家全惊呆了，吓得几乎不敢喘气。父亲很警觉，小声嘱咐哥哥们说：你们起来，去二哥那边看看吧！两个男子汉小心翼翼撑开伞，冒雨穿过小天井，小心翼翼推门，打开手电筒，在小小的、圆形的昏暗光影里，二哥像未被摔碎的粗糙泥俑倒在地板上，仰八叉四脚朝天，已经不再动弹。当事人这样描述现场，说二哥的嘴微微张着，牙齿咬住伸出的舌头——显然，他死前太痛苦了。而眼睛，他们说好像还微微睁着，似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留恋，或者怨恨。
俩哥哥回到父亲屋子报告。父亲显然已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他明白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还能问什么呢。哥哥对父亲说了三个字：
“没事了。”
父亲面对黑黢黢的天花板叹一口气，什么也没再说。

尾声
许多年后，曾在云南档案馆工作过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年轻时他常被派去档案仓库值班，一值就一个月。仓库位于远郊一片冷僻的崇山密林，闲得无聊，他就找些所谓“敌伪档案”翻看解闷儿。有一次不知怎么就翻到了民国时期昆明市府的人事档案，他早年离世的父亲荦然有名，位列“社会部”公职人员一栏。职务是“二等科员”。工作职责是赈灾扶贫一类。那时公职人员远比现在少得多，分工也远不如现今细致，因此，相当于现在国安部门一类职责也由社会部分管。这样，一到文革，政府就锁定了：“社会部”属国民党特务机构。所有人员，均属于历史反革命。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很奇怪，父亲刚解放不久就去世了，为什么到了十多年后“清理阶级队伍”，有人还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言之凿凿地宣布特务罪名？其源盖出于这些宝贝档案啊！朋友性格友善豁达，乃父想必也该如此。他说，幸好父亲走得早，免了一劫。
我马上又想起了二哥。在中国茫茫人海中，多么普通的一个人，除了给亲人带来麻烦或者快乐，对于强大无比的专政机器，他的存在和消失注定是丝毫无关紧要的。可惜，即使如此，仍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依不饶地要惦记着他，永远不想放过：那就是不知道藏在哪个山洞里的“敌伪档案”了。因此直到他已经从这世界上消逝，还来了一次颇具喜剧意味的迟到的折腾。
二哥去世第二天，有几个手提公文包的“外调人员”即“清理阶级队伍”的专职干部来到了我们家。他们找到父亲，居高临下地自报家门之后便宣布：单位已经查清，周照明属“历史反革命”。他们要父亲老老实实地提供旁证。
沉浸于丧子巨痛中的父亲没有心情论争，淡淡回答了：
“我不知道……”
对方显然已经把父亲当成了同谋，口气开始强硬：
“他参加过蒋经国的青年军。”
悲痛中的老人依旧说不知道。从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间，给他带来的麻烦够多了。既然周照明已黯然远去，老人不想再提起啊！
来人继续宣布外调结论，如法官没完没了地宣读起诉书：
“他当过排长。”
父亲还是不想回答。
继续宣布：“按照我党政策，‘历史反革命’的界限是军、警、宪、特。所谓军，指连长以上军官，含连长。周照明参加的青年军，系国民党嫡系。按照政策，排长即等同于连长。因此属于历史反革命，必须加以清理。”
父亲完全不想说。来人已经不耐烦了。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顽固老头，说得再多也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愤怒起来，说你不知道，你骗人！周照明在哪儿？你把他交出来。我们会亲自讯问的。
父亲也终于忍无可忍，说了：
“我骗你们干吗？他人都死了。我骗你们干吗！”
对方傻眼了。好半天，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放软了口气，试探地问：
“周照明——他现在在哪儿？”
父亲这一次回答得更加认真：
“东郊殡仪馆。”
对方终于彻底没趣，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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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孙传钊来信
贵刊让我有幸读到这一期所刊出的徐贲的文章，谢谢！这里说点读后感。中国人中要数徐贲关注的各种课题，与我最为暗合。虽然他的处境与我天壤之别，从他这篇文章中和其他网络上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他父亲生前对自己遭遇、难以追回、失去的岁月念念不忘——这一点对徐贲现在关心的课题有深刻影响。对真与美的追求不能两全时，即使稍微有点不能两全时，徐贲就义无反顾选择“真”。事实上，生活中，真与美不能保持统一。徐贲之所以会这样，与中国现在的绝大多数各种各样的写作都是背离了真，社会生活中完全失去了真（随便举一个例子，有毒奶粉的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解决,估计今后也不会解决）也有关系，这也是导致他对虚构读物厌倦的一个要素。我在今年5月《文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我对中国现时不可能进行任何大学改革的观点），也反映了我的对真与美选择时的阅读倾向，是与徐贲一致的。我是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有个青年曾让我口述自己的身世，我拒绝了。我与徐贲父亲一样，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故事给家属之外的人听或读，最近逐渐把这样的故事告诉已经成年的儿子，让儿子记录下来。
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叙述卡夫卡与里尔克的区别，也说到即使文学大师作品过分追求美时，真也要受到严重损害。还谈到卡夫卡和里尔克追求孤独写作之不同，都并非在生活中真正追求孤独的。这些话题，与徐贲的文章观点都很接近。很遗憾，这文章中国纸媒都不接受。

2、蒋健来信
“四中66届一同学来信”中提到的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傅崇碧。这个李钟奇就是在67年9月北京卫戍区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谭政大会开始前，打彭德怀两个耳光的将军。
看过往的《记忆》，感觉个人记忆方面的内容偏重于“诉苦”的多，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或其父辈属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有这样的感受很正常。但文革跨越十年，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所以对文革的记忆应当是形形色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