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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六十年代末期四中文革琐忆
白 羽
我于1968年初（13岁）进入北京四中学习，当时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红卫兵组织存在，但很少见他们在校内有什么大的政治活动。只记得看过他们的大型合唱团演出，演唱《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那个短暂时期内的政治空气似乎不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开展“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通过一些辅导员，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许多高年级学生。他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高尔基小时候接触平民知识分子的感觉一样。他们的魅力在于一是读书多，知识广；二是爱讨论，有一些“自由”思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一些内容，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历史、文革内幕、世界形势以及西方文学名著等。我当时交往比较多的有潘廷宏、刘志民、郭世杰、王小平、金铮、柏铮、廖致杰、唐华、祝文、娄宾、王文光以及高一（4）班的许多人；后来还多次向马凯（现任国务委员）讨教过；还有一位经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人穿着打扮像农民，思维谈吐像大师，个子不高，圆头圆脸，不幸被我忘记了名字。
这种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变成了“阶级敌人”。我记忆中留下了以下一些画面：学生们冲进“老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态度平和地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勾起了我内心对五十年代的温暖回忆；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子剪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情景恐怖；不久前还登台演唱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电影演员曹会渠之兄）穿着破旧的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时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让旁边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大教室）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等大小事情，都得唯唯诺诺地服从我们管理……
后来，一些学生也受到了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少奇之子刘源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来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的一位处长）通过关系将他隐藏在白洋淀，才得到保护；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时，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坐喷气式”。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曾受到过冲击。一位是现已十分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其父是北影老导演陈怀恺），1966年几个四中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彭德怀的部下，八一厂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听说了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私下告诉一位要好的同学，后被揭发，打成了“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和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领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地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是我的好朋友。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先是1968年时，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里贴出了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他说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可对赵京兴的选择和陈说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首先我主张年轻时多读书，因为当时的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于“知识越多越反动”；其次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到了1970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密友、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恰巧我又参加了看管；同时我作为红卫兵小将代表还参加了学校的专案组，负责“陪同”批判，也就是不管在北京市哪个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去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就与赵京兴“朝夕相处”了，也开始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而且自己着手撰写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1966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而我确乎受益匪浅，有如精神享受。每次批斗回来，赵京兴都要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了！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让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四十多岁的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赵答：“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一辆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绝尘而去。之后，赵京兴经常被警察押解到各地接受批斗，我则一如既往地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后来从未看过我一眼，更别说没再讲过一句话了。这以后的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每次批判会前后都有一批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或拳打或脚踢或扇耳光；赵京兴则毫无表情地忍受着。最后，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令观者无不动容的美女，名叫闻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
文革结束后，赵京兴被释放。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傍晚，我碰见他与三、两朋友在故宫筒子河畔散步，谈笑风生。我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八十年代初，听说赵京兴读完经济学硕士在社科院工作，再后来可能出国了。我再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了。
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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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水流云在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初的北京四中，貌似平静的校园里回荡着几分风雨将至的味道。
14岁的陈凯歌这样回忆当时的四中：“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饰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此时，在初来乍到的陈凯歌眼中，四中有如雅典学院一般拥有着自由的氛围，理性与睿智的因子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四中的血统之争却几乎撕裂了整个学校，“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区分使一间间原本安静的教室一夜之间划出了一道道鲜明的沟壑。昨天的后进生，今天便可能变成苗正根红的革命小将，擎起革命的大旗向他们眼中的“反动分子”奋力挥舞；昨天的好孩子，今天便可能沦为地主家的狗崽子，如钟楼怪人一般四处逃避同学的唾骂与鄙视。一个叫文革的幽灵持起“出身”这把锐器，不费吹灰之力将四中切割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
17岁的赵振开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四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当时的四中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是供家远的同学住校用的。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平民出身的赵振开就住在六斋。他明显地感受到了1966年初的四中在平静之下的暗涛汹涌：“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不久之后，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便自以为高人一等。”（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 2006年）后来，赵振开当了一名建筑工，70年代末与芒克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发表大量新诗，掀起了一代人对于文革的重新思考。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笔名——“北岛”。
而20岁的马凯此时已经从四中毕业，入了党并成为了四中初中的大队辅导员。放学之后，他总是站在银杏树下为初中的同学们解答问题，成为四中的一段佳话。四中68届初中毕业生汤伯衡在四十年后满怀深情地回忆到：“下午放学时，他又在银杏树下等我。他严肃地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实是，少先队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你出废品时，还不知道毛主席的那段语录，耳边又怎能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只用毛主席语录武装自己的嘴，放弃思想改造，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让我把稿子重写一遍，反复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到报纸电台的‘心得体会’，小到小学生作文，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遇到困难，想起了雷锋、王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觉悟，战胜了困难。’因为文章中有毛主席的话，哪个敢说‘不’字。快四十年了，每逢想起此事，我都不得不佩服马凯老师正直的品格和超凡的胆识。”（汤伯衡《难忘的一九七一》）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品格和胆识，马凯才在四中熬过了五年的文革岁月，最终走到今天，成为新一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四中的高干子弟，当时或是各班的学生干部，或是学校里的学习尖子。对于他们来说，父辈的荣耀就像一杯葡萄美酒，在他们的心中酿出了新甜，他们更希望成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在鲜艳的红旗上填上一抹自己的赤色，在革命的盛宴中领到一张自己的入场券。他们似乎天生就将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二．红色变奏曲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离四中不远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在北京四中初中就读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之子傅洋和他同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彭真。但第二天，傅洋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彭真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一批人物。”（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在革命的大潮中，四中的“红色贵族”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朵异样的浪花。可恰是这朵不大起眼的浪花却在数月之后演变成了一场席卷他们父辈的风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从这一天开始，四中的学生正式停课，高三年级6个班团支部组成联合支部在四中全面夺权。
在一个叫“敬亭山居”的博客中，我找到了一段当年四中学生的日记：
6月3日 星期五 晴风
今天学校的形势来了个突变，从“和风细雨”变成了势如破竹的“暴风雨”。这形势的转变，就是因为大家看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看了北大的七同学写的大字报，识破了“不让写大字报”、“集中火力”是一个大阴谋。同学们要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的课都没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写了很多大字报，贴满了礼堂，贴满了教师小院。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写了几张。不过自己还不是非常积极的。自己还没有亲自拟搞，大部分都是签的名。大字报不仅声讨“三家村”，而且给领导我们四清的工作队、校领导、老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触了许多令人气愤的事实。今天贴出的大字报把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气氛冲破了。毛主席说得就是好，大字报的成功就是大。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在大字报的面前发抖。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今天贴的这些大字报中，也有一些意见提得不恰当，甚至有些混淆了敌我矛盾。这些应该纠正。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前车之鉴。自己看了大字报，对许多意见不清楚应该肯定还是反驳。另外自己应该如何参加，如何批判，也不十分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点一定要坚持下去。
6月4日 星期六 晴阴
今天形势又有新的发展。许多老师都揭发了杨滨的错误。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杨滨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受骗的小问题，而是与反党黑帮有联系的大问题。她维护邓拓黑帮，压制同学们大张旗鼓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以前受了骗，真是太令人气愤了。这个“高水平”的校长要把我们往什么路上拉？！假如现在不把她以及其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的学校肯定会成为地地道道的三家村黑店。这真是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学校又有一件喜事。市委工作队派了三人的工作队到我们学校来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学们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
6月1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整理材料。
下午开了斗争杨滨的大会，我们听喇叭。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党分子，一点儿不老实，根本不承认反党罪行。净往别处扯。根本没交代什么，还说大家提的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是太猖狂了。同学们气愤填膺，高呼口号。虽然今天杨滨没交代什么问题，但她的气焰被煞下不少。通过今天的斗争会可以看到今后的斗争还是会很复杂。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6月21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晚上开了斗争刘铁岭的斗争大会。开始由他作检查。开始他给自己扣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后所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字报上所揭出来的。同学们、老师对他的检讨非常气愤，大家打断了他的讲话，对他提出了许多质问，大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工作队长讲了话，目标是坚决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对刘铁岭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一天时间老实交代，否则就按照党的政策严办他。工作队长的讲话为同学们撑了腰，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会后刘铁岭狼狈逃跑，骑上被拔了气门芯儿的自行车拼命跑，唯恐同学们追上揍他。
今天听他的检讨开始是受了骗的。首先自己对他抱有幻想，听起来就有些放松警惕。自己对主席的“敌人不打是不倒的”这个教导体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次又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今天的受骗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阶级观点是不够鲜明的，对敌人的花招儿没有灵敏的嗅觉。……
6月30日 星期四 阴、晴
今天上午开了斗争杨滨的会，她开始做了“检讨”，但只是放了两个多小时的屁，丝毫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同学们非常愤怒，纷纷发言，揭发和驳斥了杨滨。以后杨滨就要经常在学校了，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与她与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
杨滨校长，一位从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党的教育家，在6月的狂潮中，被“革命牌”的笔杆勾画成了“牛鬼蛇神”。
在四中入团、入党，亲历了北平解放，在四中呆了整整17年的刘铁岭老师也被红色的扫把扫进了牛鬼蛇神集中营。
翻开这位四中学生的日记本，看到一句又一句如此革命的口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时的四中确实开始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疯狂。这种疯狂无分成绩高低，无分年级大小，像一个无底洞一般吸收一切。昔日对校长尊敬有加，今日却能够在这“牛鬼蛇神”背后狠踹一脚与她斗争到底；昔日还在用理性的尺子衡量着真理的长短，今日却掏出了革命的圆规去画出阶级的半径。是什么让四中走向了这种群体性的疯狂？或许就是那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崇拜。这一代的四中人毫无疑问都把自己的理想根植在了这种崇拜之上，当他们坚信自己是为理想而战、为革命事业而战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迷局。
三．一场“伟大”的考试改革
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高干子弟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起来砸烂了他们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是怎样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又听说女一中（现161中学）写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政治敏感使他们不甘落后。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贵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刘源当时名字是刘源源——编注），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就此而废。
而11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四．东风肆虐
文革初起之时，四中的老红卫兵们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跟“三反五反”和“反右”一样。而他们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
然而，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父辈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发现叔叔们的脸色开始变得异常。他们发现，在这场革命中，今天还在台下向反革命、黑帮分子们猛烈开火，明天就很可能变成走资派和叛徒的孝子贤孙。这场由他们自己点起的革命之火正在向他们父母乃至他们自己身上蔓延。
如果说6月初，他们还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那么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为这场革命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而“黑五类”与“四旧”便不幸成为了他们中意的对象。而此刻的中央文革也不急于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颇为乐呵地看着老红卫兵们搅得整个北京天摇地动，因为乱局恰恰正是他们孵化党内风暴最好的温室。
1966年8月到9月，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里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震惊。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卫兵掀起一阵红色风暴。
在这种血色弥漫的环境中，四中无法出淤泥而不染。
8月4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一场“保卫首都”的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所有的报刊对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道。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1966年8月23日率先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
8月24日，四中文革会立即做出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
五．怪胎“西纠”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八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而西城区纠察队的领袖，正是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
至今为止，对于“西纠”的争论仍未停止。有观点认为“西纠”在文革之中通过著名的“西纠1-10号通令”起到了规范红卫兵行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于“西纠1-10通令”的内容进行一些摘录：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切切此布。
第三号通令——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五号通令——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第六号通令——
一、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侮辱人、逼供信、等等，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二、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三、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四、关于逼供信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口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人利用，这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人将“西纠”视为血统论的忠实拥护者、一群疯狂的红色贵族，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保护其个人的阶级特权，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们更是对“西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感。
事实上，“西纠”本身也是一个失控的组织，“西纠”的上层机构对于下层的组织很难加以控制，“西纠”上层的命令也根本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所以我们无法把“西纠”的过错仅仅归咎为其领导的责任，也无法仅通过其部分组织的行为来定义“西纠”的性质。当时，有的组织打着“西纠”的旗号为所欲为，采取的行动甚至比红卫兵刚刚兴起的那段时期有过之而不及，而正是这些可能并非“西纠”直接授意的行为激起了对于“西纠”的全民性愤怒，为“西纠”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六中的地下监狱。可以说，“西纠”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个理性与疯狂所共同孵育的产儿。
四中不仅是红色贵族的集中地，四中同样有着数量不少的平民子弟，他们也不甘心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言不发，于是他们站出来成立了“新四中公社”，与“联动”公然叫板，他们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联动”的条条罪状：
某高干子弟曾经这样露骨地质问领导：“你为什么不保送我去军工？你不信任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于是这位显贵人物被送进了军工。这正勾画出了联动分子宣称的阶级路线的内容，就是唯高干出身，他们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入党入团，执掌一切大权，使这些利欲熏心的人物，可以扶摇直上了。他们所谓的阶级路线，只不过是为了这个集团利益而服务的特权罢了！
……
××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就是龙子龙孙！”然而一小撮联动分子，偏要把这样的家庭影响美化成“革命前辈”的关怀。他们根本不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把父母的话奉若神明，长期以来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围之中，没有丝毫抵抗。最后成了刘邓路线顽固的执行者，可悲的牺牲品。 事实胜于雄辩，撰写天方夜谈的“解放全人类”的编辑老爷们，让你们的“西纠”，“联动”小将抱着自己的“特权”见鬼去吧！
不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真实，从其中折射出的仇视之情就已经令人畏惧。昔日的同学此时已势同冰火。
六．因为我坚信……
1966年，四中经历了它百年沧桑中最跌宕的一段岁月，这一年也绝不仅仅是校史中“文革爆发”四个字所能一笔带过的。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这又是一段必须回首的历史。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都暗暗心痛，我不相信那些如此荒谬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校园。毫无疑问，少有四中人是心怀邪念地参与这场革命的，但是在社会强大的磁场里，没有哪颗磁针可以自己转动，于是他们便集体迷失了方向。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又暗暗庆幸，庆幸四中人即使在那个群体性疯狂的时代里，在那个热血冲破理性的时代里，也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那么一份四中人特有的精神。
从文革一开始就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杨滨校长，曾多次回忆起她被押去中山公园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的情形。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围成一圈把她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而四中的同学却为她挡了多少棍棒，挨了多少打。
孔丹曾在四中的“八四武斗”中走上讲台，首先领大家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
而孔丹、秦晓恰恰正是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西纠”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是“革命领袖”。红卫兵的负责人却站出来保护所谓的“牛鬼蛇神”，声称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这或许就是文革之中久违的良知。
同样还是在四中，这个血统论的捍卫军——“西纠”的大本营。1966年底，深深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是因为他们的帮助，遇罗克的《出身论》才得以在年轻人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第一股浪花。
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公开质疑当时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是披着马列外衣的独裁政策。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作为重刑犯关押。据说当时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洛诵，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的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京兴的刑事处罚，后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求，这岂不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壮烈与悲情？
闪耀在混沌之中的理性与挺立在风雨之中的真情，使得四中即使在文革之中也有了几分卓尔不群的气质。
四中的1966年是一个迷惘的年份。满怀激情的四中人们被“为革命建功立业”的诱饵引进了文革的迷宫。于是，他们怀着梦想打倒梦想；他们怀着理性打倒理性；他们批斗老师时慷慨激昂却又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在抄砸书店时如狼似虎却又在夜深人静时掏出课本悄悄看上几眼。
在文革的烟瘴里，他们只是一群迷了路的孩子。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如今也都已走向了人生的制高点。而无论他们今天的成就如何，1966年终将是他们记忆里一个绕不过的节点。
在历史沉重的雕像前，我所要做的便是用我的拙笔去把它描摹下来。
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谎言；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忘却。
作者为北京四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水流云在”是其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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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1966-1968：北京四中的暴力迫害
北京四中“口述历史”研究小组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母校北京四中，
献给在那个狂暴的时代中罹难的人们。
——作者题记
中华民族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然而，当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风狂雨暴地冲击过来时，一切的传统都有可能黯然失色。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华夏大地。学校，这种最有思想、最具学术氛围的以传承文化为宗旨的机构，自然不能幸免于难。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提到：“我的调查始于十多年前。我已经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过话。他们之中大部分当时是学生，还有一部分是教师，也有一些是受难者的家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5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在所有115所学校中，在1966年夏天，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其中有四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一共有27名教育工作者被杀害了。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学校外的人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北京作为这场大革命的中心，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有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被虐杀。据不完全统计，仅就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而言，短期内被殴打致死和不堪忍受侮辱而自杀的教育工作者至少有百人以上。教师队伍中第一位文革殉难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
北京四中是一所百年名校。同师大女附中一样，这里也一度是高干子弟云集的所在。作为当代的四中学子，我们的兴趣在于，1966-1968年的“红色恐怖”时期，特别是北京教育系统内出现大规模暴力迫害的时期，我们的母校到底发生过什么。为此，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采访了当时的四中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L老师和当时的四中高中学生P老师，以便寻求当事人对这段历史的第一手回忆资料。文章中所引用的“L老师说”、“P老师说”的内容均引自相关被采访者的谈话录音。
四中的四清运动
在谈到四中文革运动的背景时，L老师说：“1964年12月，四中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当时四中内部的许多高干子弟认为四中的领导干部阶层已‘腐烂’掉了，四中已被资产阶级所把持。他们便写信给中宣部的陆定一，将他们认为四中内部所出现的问题向其汇报。之后便搞起了四清。……当时形成一种气候，到处搞四清，学校也搞四清。……这时候北京市特别是一些重点学校，高级干部子弟比较多，因为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优越感，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他们觉得中国未来的前途应该是他们的，自认为根红苗正，对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对革命的责任感最强，所以这些人就按照当时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纲啊，他们就睁大了眼睛去观察学校的阶级斗争动向。这样子呢，在四中里就有一部分当时的高干子弟，至少都是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他们就认为四中甚至是四中的领导干部都烂了。四中被资产阶级把持了……这样就写信给中宣部，写给了陆定一，这封信后来转给了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那儿。四中在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学校，如果要按这些人的观点，四中烂也是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失误。当时不光是这儿，还有像师大附中、一〇一中学、清华附中实验中学，这些学校反正都兴起了。”
L老师的上述回忆得到了相关史料的证实。“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6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重问题。21日陆定一将此信交给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第114期刊登此信。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1964年12月28号进驻四中。”（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1965年1月，教育部编发的《北京市中小学要求进行革命教育》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逐步深入，思想文化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广泛开展，学校中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加强，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最近以来，北京市部分中学的学生开始揭露出学校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要求贴大字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进行革命教育。据了解，福建、上海、南京等地区有类似情况。”（李晨《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
但是，四清的结果如何呢？L老师说：“……领导班子都是好同志，比较好的同志。这样就把当时那个校长，叫谢三林的调走了。把当时工作队的杨滨留在学校做了党支部书记和校长。我当时是副书记、副校长。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管教学的副校长叫于如林，还有一个教导主任叫屈大同，就这几个是当时的负责人。”
这样的结果当然会引起一些“革命左派”的不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动乱埋下了伏笔。四清运动的展开，使得学校内部出现了矛盾。虽说当时在学校中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集体批斗老师的现象，但当时的许多学生已有那种倾向了。可以说火种在那时已经埋下，而文革的爆发就像吹来了一阵强风，使火借风势得以不断蔓延。虽然即使没有四清运动，文革照样会在四中爆发，但是这件事仍不失为诱发文革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革风起
六十年代在学校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或者达到一定职位的教职员工，多数曾经在旧社会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在“革命左派”看来，这些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落后性”甚至“反动性”是历史的“原罪”。
L老师说：“从6月1日以后，大字报就攻上来了。第二天，咱们现在老校长室，在校长室外边是一个会议室，那边是我住的卧室。我回去以后，整屋子连我床上都贴满了大字报。这个大字报它的矛头指向谁呢？一个是杨滨，后来接替了谢三林担任学校校长和支部书记，原来在咱们北京市女一中，她是一级校长，是个非常突出的老革命同志，很有头脑的，但是她是所谓旧市委留下来的，所以这样矛头一下就指向杨滨。其次就是我，因为我从四六年在这儿上学，五〇年留在这儿工作，那么要清算文化大革命前这十七年，我得沾边十六年。我在这学校里，先做团里工作，做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有一段还兼过人事干部，兼过保卫干部，还兼过什么工会的工作，所以清算这个事我就是第二位。第三个就是于如林，于如林是原来我们学校的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第四个就是屈大同，屈大同是当时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所以所谓要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首当其冲就是杨滨，然后就有了杨、刘、于、屈。北京上边儿有个三家村，杨、刘、于、屈就是四中的四家店。工作队就把我们隔离起来审查，那会儿我们就集中在一块儿了，这时候红卫兵一起来造反，那个时候不讲究分寸了，当时像我们这几个，都给剃成了阴阳头，一半秃的，一半留头发的，然后都让你挂一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走资派’一类的罪名。这时候学校里就整个课全停了。”
当时是四中高中学生的P老师回忆说：“6月8日，四中的初中学生将老师们揪出，强迫老师在校园中游行，之后将老师们捆到大操场进行批斗、殴打。当夜，杨滨校长被关进学校，其他老师被释放。”
L老师说：“8月4号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事情，我们当时都在劳改队关着呢，这个学生一点名，四中的一批红人，当时恐怕得涉及到二三十人，全校的学生聚集在操场，围着跑道两边，杨滨、然后我，然后于主任，杨刘于屈，后边一群所谓的支部的红人，围着操场，一边走着，学生就一边打，那时候我才33岁，我那会还年轻，杨滨呢，当时已经快60了，走着走着就跌倒在水坑里头。整个打了一圈……”
1966年8月19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批黑帮大会。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了三根肋骨，其他学校的“黑帮”校长、书记们也饱受摧残，而杨滨校长只是在头上挨过一皮带，没有受到太大的身体伤害。据她的儿子回忆：“母亲多次回忆起那次在中山公园，她被押去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晓彤（音）等学生党员和骨干把我母亲围成一圈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了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凤凰卫视《老三届（3）：战栗的良知》）这次大会后不久，孔丹等人就发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简称“西纠”。在北京已经基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面对愈演愈烈的打砸抢冲杀烧现象，他们先后发出13号通令，主要内容是：“不准任意抄家，不准任意揪斗，不准武斗，打死人偿命，不准冲击国家机关，不准迫害老干部。”（凤凰卫视《老三届（3）：战栗的良知》）
这些最早起来向市委反映问题，最早要求革命的“根红苗正”的“老红卫兵”们为什么反而会保护他们的革命对象？这里面的逻辑难道不荒谬吗？一个微妙的变化或许可以解释这一切。那就是，这些“红孩子”本来以为自己仍然可以像父辈当年一样，追随毛主席干革命，但突然发现革命的矛头竟然指向了自己的父辈，自己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就从“红孩儿”变成“狗崽子”，他们迷惘，并以一种基于本能的冲动进行反抗。他们希望用这种反抗表明一种态度，就是要有秩序地进行革命。“西纠”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1966年12月16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中学生万人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江青叫嚷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说“西纠”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扑灭革命造反烈火的消防队，并当众点名批判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等是“西纠”的黑后台……（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http://www。eduzhai。net/wenxue/zj/wg/swql/046。htm）这五位被点名批判者中，孔原、许明分别是孔丹的父母亲。许明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总理做信访工作。因不堪忍受这样的压力，许明在当天晚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孔丹也随即被捕入狱。
教师罹难
文化大革命的威力几乎可以令所有被卷入其中的人惊慌失措。L老师回忆说：“当时老师就人人自危，那些扎根在咱们四中工作的，学校当时一些好的老师，业务上，张子谔、刘景昆，张老、刘老，那是终身在咱们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学们非常尊重。一下就变成了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我们党支部依靠的积极分子，像我们的支委，像各教研组的组长，党的小组长，和这些支部最接近的，原来咱们办学最依靠的，就成了学校的红人，这些人后来就是互相揭发，揭发当权派，后来互相贴大字报。后来工作队撤了，撤了以后这些人还给圈起来成立了一个劳改队，都由红卫兵来管了，都不让回家。星期六还可以回去，在劳改队里头学习反省，学毛著，然后呢，那会儿就编了一种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该死’，编这么一个歌，让那些人天天唱嚎歌，那会儿对毛泽东的崇拜成了全国一个大的潮流，得早请示，晚汇报，吃饭之前还得向毛主席鞠躬。”
有人说这叫“斯文扫地”，有人说这叫“斯文不如扫地”。知识分子的原罪感使他们成为文革洪流中最脆弱、最无奈也是最悲惨的群体。而身为受害人的同时，他们也具有加害者的身份。而加害他人往往是使自己少受伤害的必由之途。
知识分子中，有些是真正有气节的，有些是真正没希望的，这样的人死了很多。四中没有被学生直接打死的老师，但是还是有四位老师自杀。他们是地理教师汪含英、数学教师苏庭伍、语文教师刘承秀、总务处的干部田中岳。
L老师回忆说：“大概最开始就是苏庭伍和汪含英，这两个人是夫妇俩。苏庭伍他的历史上有一些问题，汪含英曾经是天津参议会的一个议员，但是这两个老先生解放以后都是听从政府的规定要求，在学校认真负责，但也把他们轰回去了，老家在东北，东北又找不着家，那边也不容，又把他们又轰回来，轰回来在这里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无处安身了，这两位老先生后来跑到香山，在那儿服毒自杀了，死在香山了。”
苏老师有什么历史问题呢？谁也说不清楚。汪老师曾经担任天津市议员，这大概算是直接参与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吧。可是我们应该知道，在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所谓的参议员也不过是橡皮图章、举手机器，有这么个身份哪里算得什么政治污点呢？可是，正是为了这个“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和这个“橡皮图章”般的身份，老夫妇失去了北京户口和全部生活资源，最终不得不走上绝路。
L老师继续说：“还有一位就是刘承秀，刘承秀是个语文老师，其实当时还没有批她斗她，这个人就是五七年在反右的时候，有一些人说她是右派，当时也没有把她划成是右派，但是她心里很嘀咕，那个时候她就自杀过，当时我们支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考虑到这个人根本不是个右派，她就是有些右倾，还要保护，所以她在反右的时候自杀从来没有跟外面人说，只是支部很少的领导人知道这个事，但是到了文革中间呢，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弄得她也是心神不安，可能家里还有些言语，让她过不去。后来也是出于对文革的惧怕，就在咱们现在这个食堂，后边有一个夹道儿，在这儿自杀了。”
著名诗人北岛那时正在四中读高中，他回忆道：“最让我震惊的还是语文教师刘承秀的自杀事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因受审查而导致儿子从部队转业。那天凌晨五点，在食堂后面的小夹道，她用剪刀割断并揪出自己的喉咙，据说惨不忍睹。一个中年女人用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到底为什么？当这消息传遍宿舍小院，我正在六斋生火，浓烟呛得我睁不开眼。”（北岛《北京四中》）
L老师最后回忆道：“当时还有一个田中玉。田中玉是总务处的干部，他家里是地主，出身有问题，那会儿就是把他轰回老家去了，轰回老家去了以后反正在那儿也觉得想不开，于是卧轨自杀了。”
以上四位老师，没有任何一位犯有任何确凿的罪行或者错误，不是历史原因就是出身问题，即便在思想上被认为有右倾色彩，难道就是可以导致死亡的罪名吗？我们这些当代的中学生想破了脑袋也琢磨不出这是为什么，只能继续无奈地说，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
结论和反思
北京四中发生的暴力迫害只是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社会大动乱的一个缩影。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这场遍及整个北京教育界的暴力迫害运动有如下特征：
一、这场暴力迫害兴起非常迅速而几乎未遇阻挡。1966年7月28日决定从学校撤离“工作组”，8月5日就有老师被打死。到8月下旬，发展到在北京每天有几百人被打死。9月后，每天被打死的人数渐降。这种急剧增长、达到高峰后又稍降低的发展曲线，其实际效果之一是人们就此被迫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以及普遍打人所意味的暴力迫害原则。可以设想，如果暴力行为缓慢兴起，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会不接受，也会有机会说出不同的声音——北京毕竟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城市。但是在1966年8月迅速蔓延的大恐怖中，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者从理论上反对这种迫害。如果有人站出来反对，一定会也被打。随后暴力迫害稍减，人们庆幸生存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习惯了。
二、在暴力迫害中发生了超越某些施暴者的意图的情况。即当暴力迫害蔓延并扩大打击对象时，其意图也早已超越暴力迫害的本身，导致施暴手段的残忍和多样。
三、在文革的前三年中，占据学校主导地位的势力几经变更，但是暴力迫害却一以贯之。这几派势力虽曾互相对立，但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思想及行为方式，其中暴力迫害是最重要的一项。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故意把一批又一批的人从社会生活中撕裂出去，“批判”他们，“斗争”他们，“审查”他们，关押他们，摧毁他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方式在文革中不断运用。在一个封闭的大环境中，很多人似乎已经把这种持续的迫害当作生活的自然的一部分。
我们不禁想到德国历史学家吉多•克诺普说的一段话：“党卫军完全是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绝大多数是‘很普通的人’，他们是在特殊的条件下成了罪犯，因为有一个犯罪的国家在鼓励他们这么做。假如这个国家声明，杀人本身虽然残酷和不人道，但最后是为了一个更高尚的‘善良’目的，那么人类道德的纽带显然就不能强大得阻止数百万人做出犯罪的行为。那些犯罪者很大程度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凶手。假如一个犯罪的国家打破了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界限，每个人都会受到威胁。人类的天性是脆弱的。我们大家的体内都有一位希姆莱和一位孟格勒，有一位艾希曼和一位海德里希。……人性是不稳定和脆弱的，只信赖它是草率的。只有在一个人道的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有着明确标准和法律的自由国家，才能在历史上有效地阻止正义变成非正义。”（吉多•克诺普《党卫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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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文物】
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小报
胡庄子
红卫兵运动中，北京四中颇有影响。1966年6月，四中的学生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废除高考升学制度；四中的刘辉宣创作的《红卫兵战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闻名全国；专供“牛鬼蛇神”唱的《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歌词也出自四中红卫兵之手；四中还是名声赫赫的“西纠”的发起者之一，四中的孔丹担任“西纠”负责人，李三友是“西纠”13道“通令”的起草者；四中的秦晓、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都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名人……
这里重点说说四中红卫兵创办的几份在文革中颇有影响的小报。
《中学文革报》
1967年1月18日，红卫兵运动中最著名的反“血统论”小报《中学文革报》创刊。《中学文革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其实主办者是北京四中高三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和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等。《中学文革报》报头题字是从毛泽东手书中拼凑的，其中“文”字取《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
创刊号刊登了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长文《出身论》，三万份报纸很快销售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2月，又以特刊形式印六万份刊登修改后的《出身论》。
在新中国，“家庭出身”是直接影响一个青年考学、招工、参军、求偶、提干等涉及个人利益乃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出身好，青山绿水，一路风光；出身不好，步步坎坷，命运多舛。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深受其害却不敢言语。遇罗克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出身论》以人“生而平等”为出发点，从“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重在表现问题”、“受害问题”等方面系统批驳血统论。《出身论》认为，人的社会影响是主要的，家庭影响是次要的，提出“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它抨击了血统论和种姓制度。《出身论》说“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惊心动魄之音。这篇文章像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异端思潮一样，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使用流行的文革词汇，用正统的革命思想包装自己，却藏其利器，发出自己尖锐的声音。
《中学文革报》以后几期的内容都是批判血统论的。先后刊登了遇罗克的《谈纯》（2月2日）、《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2月10日）、《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2月21日）、《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3月6日）、《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4月1日）等文章，成为批判血统论的主要阵地。
当时红卫兵报刊多达万种，不少具有官方背景。《中学文革报》则是一份纯民间小报。它的出现，起初并没有引起高层注意。1967年2月6日，康生在与师大一附中师生座谈时，有的同学提出：“现在报上刊登的这篇《出身论》，有的认为好得很，有的认为不好，可能将掀起一场大辩论。”康说：“有辩论就好嘛，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思辩能力。”后来，戚本禹批判《出身论》，并说“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潮。”
当时，北京众多的红卫兵小报卷入了对《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辩论。《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和《只把春来报》等小报，为《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辩护。《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北京评论》等报则严厉批判《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两派小报相互攻击，甚是热闹。
《中学文革报》出版多少期后被取缔？历来有不同的说法。1967年底出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年12月—1967年10月》（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说，这份报纸出了4期。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著）说该报“一共出版四至五期”。
其实，《中学文革报》编号出版第1期到第6期，另外出版了1期特刊。笔者收藏有全套七期小报。
陶洛诵回忆说：“《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到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就此被迫停刊。”（陶洛诵《我和遇罗克一家》）
需要说明的是，《中学文革报》是文革后最受知识界赞扬的一张小报。
《只把春来报》
《只把春来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其实，它的编辑者是四中的几位红卫兵。当时，许多红卫兵小报都是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句话作为报刊的名字。《只把春来报》也是取自毛的诗句，妙的是一个“报”字，一字双关。
《只把春来报》创刊号有两种，以日期不同区分（刊登内容相同）：一张标明1967年2月23日，一张标明2月26日。这张小报共出五期。
《只把春来报》刊登的主要文章有：第一期：《于无声处听惊雷》、《为什么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第二期（3月12日）：《论出身——批判出身问题探讨中若干错误思想》，第五研究小组。第三期（4月9日）：《从一封血书谈起——将对血统论的批判进行到底》，第五研究小组。第四期（5月28日）：《“逆流”观察家》，3—4版是两版漫画。
这张小报和《中学文革报》是一条战线的，是批判血统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关于《只把春来报》，不须笔者绕舌，有几篇回忆《只把春来报》的文章，生动活泼，都是第一手材料，剪辑如下：
何大明的《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中说：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账。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
陶洛诵在《我和遇罗克一家》中回忆：北京四中的“吴景瑞（大家叫他“毛子”）、张育海等人办了个《只把春来报》，张育海写了篇《论出身》，被红卫兵和联动分子说成是对我们小骂大帮忙。他们受到《红旗》杂志私下的警告，报纸也就停刊了。”“毛子注定要当冒险家，文革爆发后，他是四中第一个去兰州串联的人。西单商场武斗时他在场，平白无故地挨了粒汽枪子弹，子弹打在右眼眶骨头里取不出来，引起瞳孔永远放大。他要只身去东北，当天找我道别，邀请我到北海公园去划船。游人很少，我们俩泛舟湖面，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浆声与我们的谈话声。‘我这次走，就不打算再回来了。我要把学生证放在死人兜里，让人们认为我死了。’我惊异地喊起来，无论我怎样追问，他也不说他到底想干什么。……毛子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他的伙伴张育海跑到缅甸参加缅共，在一次战斗中，身中六弹牺牲了。”
唐晓峰的《难忘的一九七一》说：《只把春来报》由（四中）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
《新四中》
《新四中》，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1967年5月17日创刊。
先看创刊号头版头条刊登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钟山风云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
我们伟大统帅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师百万”，在他老人家决战决胜的战略部署下，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正以“横扫千军如卷席”威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直捣刘邓老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灭亡的时刻来到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这决战的日子里，回顾起中学十多个月阶级斗争的熔炼，回顾起毛主席带领下走过的光辉历程。革命造反派充满了无限壮志豪情。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听！这就是革命造反派斗争的灵魂。
曾几何时，庞然大物刘少奇，狐假虎威的工作组，耀武扬威的西纠，不可一世的联动，社会上的残渣余孽……一切牛鬼蛇神都被杀得片甲不存，抱头鼠窜，统统抛进了垃圾堆，看着这一切。怎不能不为革命造反派大声叫好，怎不能不为革命造反派高唱赞歌？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势如泰山压顶，形如怒涛澎湃，奔腾而来在疾风骤雨里，在狂飙雷电中。革命造反派雄赳赳气昂昂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吼声震撼了大地，铁拳砸碎了锁链，要革命，要批判，要造反！
革命造反派拿起笔作刀枪，千百张大字报暴露了魍魉鬼魅的原形，揪出党内一小撮吠日的狂犬。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被踩在脚下了，精神贵族的阶石被粉碎了，什么年复一年的“高考”，什么“梦寐以求”的大学都见鬼去吧！修正主义的混蛋逻辑我们偏要颠倒过来……。刘氏喽罗的几盆污水，泼不灭革命的烈焰，反动分子的几抔黄土挡不住历史的怒涛。刘家门楼摇摇欲坠了……横扫千军威尚在，刺破青天锷未残！革命造反派不愧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不愧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敌人不甘心灭亡，刘少奇拿出了镇压革命的全部伎俩，一时间，阴风四起，乌云遮日，黑手企图扼杀还在摇篮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屈服了吗？胆怯了吗？没有！没有！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在那反动对联猖獗的时候，革命造反派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什么皮鞭，棍棒，什么谩骂围攻，什么“反革命”的帽子，什么剥夺政治权利的变相监禁，都挡不住革命造反派一反到底的决心。“严刑利诱奈我何，颔首流泪非丈夫。”你们只能夺走我们的自由，摧残我们的躯体，却永远动摇不了我们始终如一的信仰。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革命是扑不灭的，造反派是吓不倒的！赤潮汹涌，万里奔腾急。看！革命造反派杀向社会，杀向全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英勇批判反动的对联，捍卫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张牙舞爪手持凶刀的牛鬼蛇神闻风丧胆，挥舞皮鞭面貌狰狞的刘邓打手束手无策。革命造反派挣断身上的绳索，冲决层层罗网杀出来了，冲出来了！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那漫漫的征途上，革命造反派是怎样向往啊！向往着胜利的一天。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革命造反派怀念你啊！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有了您革命有了方向，有了您啊人民有了救星！
在黑手伸向革命的紧要关头，在敌人猖獗的危机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朝夕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有如红日东升，把重重的迷雾驱散。十恶不赦的反动路线死期到了！革命造反派以崭新的姿态投入新的搏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批判！批判！批判！千万枝笔，千万枝枪刺向强敌的心脏，广大革命群众起来了。发动起来了。“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避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开了新前景。
英勇的斗争，换来胜利的硕果。革命造反派严正地宣判了风靡一时的反动对联死刑，作威作福的刘氏门徒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血统高贵的绅士们一个接一个滚进了泥沟。幕后黑鬼画皮撕破了，……革命的火种，已成燎原之势。
在十二月黑风中面对“联动”等阶级敌人疯狂挑衅，革命造反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中央文革，击退了反革命联动的进攻。区区几个小丑，怎能倒转历史车轮，“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中，革命造反派小试锋芒，夺了校内外大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望而生畏。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军政训练里，革命造反派向“私”字英勇宣战，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形成了浩浩荡荡地革命大军。
在阶级敌人自上而下掀起的逆流中，革命造反派没有丝毫地怯懦，浴血奋战，英勇反击，粉碎了“联动”反中央文革、反解放军的逆流。和解放军结下了血肉情谊。
在发动总攻击的红四月里，革命造反派又以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到这场彻底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决战。刘少奇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革命造反派正在前进！
革命造反派正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革命造反派豪迈的步伐永不会停止，直到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
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页页光辉的斗争史，回顾那漫漫征途，怎能不为革命造反派而狂歌，而欢呼。每一个激动人心的战斗，都谱写着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颂歌。每一次惊心动魄的搏杀，都记载下“造反有理”的光辉诗篇，千言万语说不尽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唱不完革命造反派立下的不朽功勋。
革命造反派破了最大的四旧，立了最大的四新。革命造反派揪出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革命造反派破的是臭不可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的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革命造反派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一代新人，是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是文化革命当然的掌权者。
在前进的道路上，革命造反派绝不会掩盖自己的缺点，只有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破私立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大多数同志没有面临过生死威胁，没有受过反革命的迫害围攻，靠着毛主席，靠着解放军较为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权”的重要性，不会夺权，不会掌权，不会巩固权。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得权容易，丢权也容易，舒舒服服地干革命是会滑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我们造反派的天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也牢记住林彪同志的教导“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教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造反派无愧是历史的前驱，永远紧跟最最敬爱毛主席的造反派无愧是革命的先锋。
道路虽然曲折，前途无限光明，全世界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胜利属于革命造反派！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
这篇文章，有些“发刊词”的意思。尽管有些长，但还算“好读”，尤其是它透露出了大量信息，对我们了解“新四中公社”及《新四中》报大有帮助。
1967年春夏，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一样，分为两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中革命造反兵团属于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区别从《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可以看得出来：“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则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得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得很。
《新四中》报上刊登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本派观点。像第一期上的《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第二期头版的〈关于目前中学运动的六点声明〉、〈中学运动的关键是为谁掌权〉，第四期的〈新四中公社总部严正声明〉等，都鲜明地反映了四三派的立场和观点。
2、批判联动思潮。如：《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见第一期）、《联动反动理论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见第二期）、《评联动反动的唯心史观——联动思潮批判之三》（见第三期）等。
3、批判宣扬“血统论”的小报。如：第二期的《不许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学习5•16通知兼驳〈解放全人类〉报〈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第三期的《迎头痛击在干部问题上反动路线顽固执行者的挑战——驳〈解放全人类〉的一篇评论》，第四期的《〈湘江评论〉第三期头版文章批判提纲》。
4、发表了《红卫兵组歌》（见第四期）。这个“组歌”，由新四中公社创作，新四中公社和三十九中延安公社联合排演，1967年7月1日正式演出，北京台进行了实况转播，反响很大，成为“四三派”文艺的代表作。
《新四中》1967年9月28日出罢6期后,再也没有见到踪影。因为它的“名气”比《中学文革报》小、编辑者也没有《只把春来报》几位编辑的传奇经历，文革后没有见到对《新四中》报的回忆，所以对于这份小报背后的故事，我们知之甚少。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说：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或许，《英雄的革命造反派万岁》等在《新四中》报上发表的“雄文”就是张祥平的作品……
《原则》、《三七战报》
《原则》这份小报我手头没有。问了几个收藏红卫兵小报的朋友，都没有见到。不能妄谈。
北岛在《北京四中》中谈到这份小报，史料难得，抄录如下：1968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了一个署名为“红卫兵6514部队”的秘密组织，神出鬼没，到处张贴大标语，诸如“揪出镇压北京中学文革的小爬虫李钟奇！”“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公社的原则永存！”同时张贴的还有油印小报《原则》。其实这是我们班五六个同学干的。那番号有虚张声势之嫌，要破译并不难：四中高一五班六斋，反之“6514部队”。……《原则》总共办了三期，无疾而终，几乎没在世上留下什么痕迹，除了在我们心中……。
另外，北京四中红卫兵参与了《三七战报》的编印。《三七战报》，中学红代会西城区委员会《三七战报》编辑部主办。1967年7月8日创刊，10月17日出版第五期后停刊。该报的联系地址在北京四中。这是“四四派”的小报。至于四中的“四四派”红卫兵在这份小报中所起的作用，因为缺乏史料，还不大清楚，希望知情人站出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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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北京四中文革初是否有学生被打死
印红标
不久前，一位文革研究者转发来北岛先生的一篇回忆，希望核实其回忆中提到的发生在北京四中的一件事：1966年8月4日，“一个冒充红卫兵的‘反动学生’在王府井被发现，被带回学校，在操场上被活活打死。”后来，一位四中在校学生写文章引用此说，而另有校友予以否定。
文革之初的两年，笔者虽然在四中也未曾听说有学生被打死，但仍有孤陋寡闻之虞。为澄清史实，笔者询问了1966年在四中的高中和初中不同班级的二十余名校友，他们无一例外地说没有学生被打死。当时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刘东以及其他几位校友回忆说：1966年8月4日发生了学生自发批斗和殴打一名学生的事情，并且随后发展到强迫被批判的校领导和教师在操场上游街，伴以拳打脚踢。这名被批斗的学生是高二（6）班的R。笔者询问了两名原高二（6）班的校友，他们都记得这件事，但是一致认定R并没有被打死，其中一位校友证实R后来和同学们一起去山西农村插队落户，但近年来没有与同学们联系，不知近况如何。校友们还证实：在1966年8月，也没有其他四中学生死于本校的群体暴力。
R被批斗殴打的原因，尚待核实。有校友回忆说：一些同学发现他在校外戴红卫兵的袖章，冒充红卫兵。还有校友回忆说R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曾被批评或批斗过。
据上述查证可以认定：1966年8月没有四中学生死于本校的暴力活动。
应当指出的是：稍后，在1966年8-9月红卫兵暴力盛行时期，有一些校外的市民被押到四中，遭受校内外红卫兵的殴打，有人因此死亡。关于被殴打折磨致死的人数说法不一。据刘东回忆说，他亲眼目睹有好几人死在关押之处。其他一些校友听说被打死一人或者三人。文革暴力是四中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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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只是当时已惘然
口述/礼平 采访/王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触及红卫兵运动的长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一问世就名重一时，引发了文坛内外广泛、深度的争论，构成新时期奇异、难忘的文学景观之一。时隔三十多年，该书作者礼平讲述了作品创作的过程和他所知的一些红卫兵运动的荣衰往事，读后让我们有一种“返身”历史现场的感觉。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礼平
北京市四中毕业，1969年参军，1980年转业，先后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等工作。
生活中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
许多年来不少读者朋友一直关注《晚霞消失的时候》这部小说后面所触及的一些隐秘的东西和真实背景。我没什么刻意要回避的。我承认我有过一些不太寻常的经历，见过、认识和接触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不少事情让我刻骨铭心。这都是那部小说的故事来源。我那篇小说的原型与我作品中的人物差距都不太大。至少我觉得我将他们的风貌写出来了。我为此深感满意。
我的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满篇都是“我”如何如何，读者当然也就会认为这是本自传体小说。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一开头的故事是真实的。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经历，而是我一个朋友的。那是一个挺出色的家伙，学习不错，大度豪爽，一身的侠气，和作品中的“我”一样。文化大革命一起，他带着一帮同学将他一个邻居的家抄了。他父亲是我军一位战功赫赫的中将，军史上很有名气，我就不提名字了。但这个朋友的名字我可以告诉你，他叫唐双津。我的小说写的就是他。我的朋友们全都知道这件事。唐双津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这个胡同现在还在。
那位邻居家是一个旧将领世家，祖上从前清到北洋一直到国民党的杂牌军，三四代都是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我想他们两个中将之家，虽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之慨吧。
谁知文革一来，唐双津和谁都没打招呼，就将人家的家抄了。他冷不丁来了这么一手，校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他们都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领袖，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我就去了。
红卫兵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当时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可唐双津就公然去抄家了。等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那些情景我都写进了小说中。我写得相当真实。我有一个朋友叫国少庄，他那天也去了。当时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后来国少庄看到我的小说，不知道是我写的，还拍着那本书跟我说，这个小说的作者那天一定也在场，他肯定参加了那次抄家。你就知道我写得有多真实了。
当时的情景充满了戏剧性。他们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十几个中学生将那个老军人绑起来，还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一板一眼地审问。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就将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子里听。那个老将军说的往事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一个逝去的时代，让我们听得入迷，出神，大家挤了满满的一屋子来听他讲故事。那真的是一个不眠之夜。那个老头儿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冲了杯茶端给他，好让人家接着给我们讲故事。这就是少年人做的事。可恨起来真可恨，可爱起来也蛮可爱的。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南珊那一类的人物，具体讲就是那些旧世家的落难小姐，她们有着深厚的家世背景却掉进卑微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这样的女性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少。那个院落不大，东边的厢房据说住着他家的两个孙女。人没有见到，不知被他们赶到什么地方去了。但那间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闺房还能看出原先的整齐与素洁，这就足以说明女主人的修养了。这两个未曾谋面的女孩子应该说就是我所写的那个南珊的原型。但是人我没有见到，我描写的南珊来自别的想象。
江青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现在的人讲起红卫兵运动来，以为就是一大群不懂事的孩子在瞎胡闹。这么说也对，但却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概念。红卫兵运动有它的复杂性，红卫兵怀疑过，震惊过，思考过，也反抗过。这都是历史。在他们当中，至少是有好些学生领袖从一开始就在怀疑、震惊、思考和反抗着了。我将这些人称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或者冷静派。红卫兵中的另一些人是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他们还没来得及冲突和碰撞，就土崩瓦解了。
当时我们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在文革中写过文章，办过报，组织过团体，很有才华的一个人，文革前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学生，像马凯、薄希永、秦晓、李三友，等等，都是当时的高材生。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就知道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了。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时的理智派。在我的印象中，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是无奈和不屑。我们学校还有个徐小岩，是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是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就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都不参加，看都不看，问都不问。后来徐帅卷进二月逆流，杨成武被难，他们也是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态也不表。这就是彻底的理智派。孔丹他们那一帮人热情洋溢，想要在文革中做些正面的事，结果差点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后来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1967年他们的判决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的前面。
当时十八九岁的高中生，比现在要有头脑得多，主要是有政治头脑，理念也更成熟。不要以为红卫兵都那么狂热，有的是冷静的人。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一个多月了，我们学校就一直顶着，全校一致地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8•18”前夕，突然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四中才匆匆成立了红卫兵。这就是较着劲呢。
文革初起时，也就是在1966年春夏之际的那3、4个月中，形势变化非常快，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搞起来的。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来打倒刘少奇。乱天下者是红卫兵。所以那一阵儿，江青对红卫兵的那个亲热劲儿，真够让人肉麻的。那时中央文革的那几块料，像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整天围着海淀那几个学校转，江青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动员和暗示这些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但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没听懂吗？心里明镜儿似的，门儿清，就是装傻：爷昨天造反，今天不干啦！这就是觉悟。江青别看是主席夫人，文革前神神秘秘的，文革中一出来就让人腻歪透了。
海淀区的红卫兵是最先起来的。等我们城区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也起来时，他们已经与江青暗顶起来了。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这时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已经很矛盾了。一方面，毛主席号召造反，父母也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很躁动不安。
文革初起时的那个气氛，在很多方面都是很合人们心思的。但中央文革做的事，特别是江青那个德行，也实在让人看不过眼。而一些乱象的势头也让一些有头脑的人感到了担忧。所以城区的红卫兵起来以后，做事的风格就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当时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有“创始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策源地”之称。我们只能算是第二批。但第二批对第一批却很有些看不上眼。
首先就是对“红卫兵”三个字瞧不上眼，觉得这个名儿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么，显摆什么呢？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的，盛装游行似的，觉得太张扬，这都不大合我们的心思。所以我们学校就是不成立红卫兵，我们还是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这时团中央已经没有了。我们学校的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运动一起来，自己就主动瘫痪的。工作组一来就交了权。工作组也不是被学生打倒的，是被上面撤回去的。这时学校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做事的风格也很不同。
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都是群龙无首，他们中有一些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彭小蒙一度是江青的直接联系人，江青抱着哭的人就是她。但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则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一个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但最初都不肯叫红卫兵，而是各有名堂。红卫兵运动起来以后做了很多过激的事，像抄家、破四旧、批斗等等，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高层，却有过一个非常理智的核心。当时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做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有大量可供攻击的材料。所以很多地方的档案在文革中大量散失。而我们学校是马凯接管的档案，那一阵守着那批档案，管得很紧，四中的档案因而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在有些学校是很难得的。后来李敖从台湾回访母校，四中能将他的成绩单拿给他看，让他知道当年他是不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中的，马凯应该说是功不可没。那一阵他们真是干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在那么一个疯狂的时代，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奇迹。
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
当我们学校作为城区红卫兵的核心力量出现在文革舞台上的时候，我们与海淀红卫兵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如果说毛主席的光辉强烈地照射着海淀红卫兵，那么在城区红卫兵，像四中、六中、八中这几个重点学校，则一直有一个人的身影在浮动，这个人就是周总理。记得当我们终于明白刘少奇已经肯定保不住了的时候，有一次我问李三友，或者是戴小明，我记不太清楚了，我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李三友抑或是戴小明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无奈的语气中透着坚定，说：“还能怎么办？紧跟总理呗！”
这时海淀的那批“首创红卫兵”已经让江青和陈伯达给搞得蔫头搭脑，中央文革整天催着他们去打倒刘少奇，但他们磨磨蹭蹭，避着，躲着，死活也不上那个套。而城区红卫兵起来之后，却是一番气冲霄汉的景象。当时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纠察队”，专门纠察红卫兵。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居然声动海内，各地的批斗浪潮一时敛息了很多。而这一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
也就是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纠察队建立了联系，批拨了一个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966年的8、9月间，北京最混乱的时候，周总理通过这个纠察队做了一些别的力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打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事情发生得很仓促，令总理措手不及。打手主要来自煤炭学院的大学生。不久冶金部部长吕东又被群众围住，准备带到冶金学院去批斗。当时被批斗的人，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这时纠察队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就赶到了纠察队。董良翮已经集合了一批队员等在那里。我们学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他们后来给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简直是惊心动魄。他们只有十几个人，面对数千群众，居然就挡住了这股洪流。“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更何况来的还是红卫兵的“纠察队”。这样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则很离奇，那是宗教学院的学生造反，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说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也是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但纠察队正好没人，值班的赵胜利只好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了身份，那里的群众与和尚居然也就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是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就用书包这么卷了回来，交给了西城公安局。
在这一段时间里，纠察队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在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周总理的影响。纠察队的这些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着，揣摩着，分析着，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只要总理有一点意思就直接出手，处心积虑想要帮助总理去做一些什么，我们今天想起来，仍然可以感到这群忠心耿耿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而当时手边有这样一支可以直接影响文革运动的力量，对于四面楚歌的总理又是多么宝贵！
但是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里面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
伤痕文学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文革前，毛主席和刘主席的二元中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革命象征，文革中一朝倾覆，令我们痛心不已。毛刘周的三位一体则是我们的信念，也在文革中四分五裂，同样使我们备受煎熬。在那些所谓的峥嵘岁月中，周总理曾像父亲一样与我们朝夕相处，他神话般的完美人格就近在咫尺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是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观。很多人直到今天想起他来还会一掬热泪，后来我常想，在那些伤痕文学中，谢天谢地，我直到现在还不认为我的小说也属于此类，人们总是将文革中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整人的，一种是被整的，所以文革的历史就是魔鬼与良善的搏斗。但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浩大事件中，有没有更复杂一些的人呢？当然有，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的。
由于红卫兵死活不肯打倒刘少奇，毛主席终于决定将这些“小将”一脚踢开。这都是一些吃香喝辣惯了的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又是这样的炙手可热。现在一下子落到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地步，立刻就疯狂了。就我知道的情况而言，红卫兵在溃散以前可以说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到处惹事，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现他们的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这些孩子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风气就这样败坏了。这不但令群众反感，连我们自己也觉得颜面扫地。
红卫兵和纠察队中的很多人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参加者都是一些极具叛逆性的成员。这时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1966年12月26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成立。我去了，那其实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们学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纠察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联合发言，主张不管运动怎么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他们这时避免激化矛盾，其实是对的。但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我一个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这时却是“联动”的首领。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他们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最勇敢的言论。这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了号，但有几千个“联动分子”前去冲击了公安部，被干警打了个屁滚尿流。联动又反复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后来我们听说正是这件事让老人家彻底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人物一网打尽。
所以红卫兵运动真的是很复杂的。但我们不管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一篇文章写出过这种复杂性。我们还说要认识历史，从这样的文章中认识不了历史，什么也认识不了。伤痕文学之所以没有历史价值，就是因为它将这些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
文革前的作品就是这样简单化的，将历史归结为善与恶的冲突。文革后，我们的认识还是这样。这就真的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在经历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后什么也没有学到。”
摘自2010/01/22 00:00 北青网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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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牛津（香港）将出版北京四中老三届回忆录
曹一凡
由北京四中68届赵振开（北岛）、66届黄其煦（维一）、68届曹一凡等校友发起的四中老三届回忆录，自2010年5月开始征稿，将于2010年10月截稿。此书的宗旨是：为母校输诚，为历史写心，为人生留痕，为后学立则。
对于四中来说，老三届的命运最波诡云谲。对于老三届来说，母校的岁月最惊心动魄。六十年代后期，四中与彼时的师生共同见证了四清和文革，共同经历了废除高考、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西纠、串联、军训、复课闹革命、群众组织派性斗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等等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当这一代人历尽坎坷，渐入老境之际，反思历史，追忆前尘；记述心路，描摹往昔，无可避免地提到了人生日程之中。这本回忆录应时而起，为老三届校友们提供了既可告慰母校，又可尽责人生的机会。
此书拟由三联出版社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前者以简体问世，后者以繁体付梓。书名暂定为：《雕刻风雨——六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四中》。
迄至今日，已有刘辉宣（礼平）、刘东、赵京兴、王祖锷、唐晓峰、李宝臣、牟志京、李惠敏、陈凯歌、崔承、印红标、吴迪（启之）、白羽、管宁、赵振开（北岛）、黄其煦（维一）等校友和王行国老师提供稿件或承诺撰稿。
谨望老三届校友不拘国内国外，不计43，44，捐弃前嫌，共襄此举。
稿件字数不限，长短不拘，唯一的要求是说真话，记真事，叙真情。稿件后面请附上个人简历，并注明当初所在班级。
所投稿件将由上述出版社编辑，如谢绝编辑擅动，请在稿中注明。凡采用之稿件，出版后即付薄酬。
联系人：曹一凡 电话：13301382712、18611154536
邮箱：caoyifanb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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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响应女一中同学的革命倡议
向毛主席表示赞成废除旧的升学制度
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
新华社十七日讯 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全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看了女一中同学给您的信，我们非常赞成她们的观点。经过讨论，我们又补充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得到了全体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并一致决定，将它做为向全市师生的倡议。
我们给您抄送一份，我们热切盼望您给我们指示。
祝您
万寿无疆
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同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
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们最热烈地欢呼女一中建议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倡议书。我们完全拥护这一伟大的革命创举。我们认为这个倡议提得及时，提得好，它长了革命青年的志气，灭了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的威风，给了资产阶级“学阀”们狠狠一棒。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越暴露无遗了。它的流毒极广，影响甚大。多少年来它一直是剥削阶级愚昧人民，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它又成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进行修正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
它，严重地违反了党的阶级路线。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分数挂帅，不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它，突出业务、贬低政治，鼓励走“个人奋斗”、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严重地阻碍了青年的革命化。
它，是新的科举制度，束缚了革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不能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罪恶制度再毒害新中国的青年一天，我们要坚决打倒它。我们建议：
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
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
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
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
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资本主义之旧，立社会主义之新。我们打碎的决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我们打碎的是几千年来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文化桎梏，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精神贵族和高薪阶层的温床，我们打碎的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石。我们这一革命行动是给资产阶级的致命打击。困兽犹斗，资产阶级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负隅顽抗，死斗到底。他们骂我们这是“造反”，这是要“翻天”。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要造资产阶级旧制度的反，就是要翻资本主义复辟之天，他们要骂就随他们骂去吧！真理是骂出来的，胜利是斗出来的。没有今天的大破，就没有无产阶级光辉灿烂的明天。同学们，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的道路上将会遇到无数的急流险滩，狂飚雷电。同学们，同志们！革命的前辈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为党能舍己，热血换新天。今天难道我们还能为个人的前途忧虑？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抛弃吗？我们的一切属于党，属于人民，除了党的前途，人民的前途，我们没有任何另外的个人前途。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就是我们最高的理想。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去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反对。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同学们，同志们！我们一致决定：
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我们誓作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决不当资产阶级的大学生！
我们这一代，是革命的一代。我们只有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旗接过来、传下去的义务，决没有其他的任何权利。我们向党宣誓：我们永远跟着党走，跟着毛主席走，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革命道路，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重任！
革命的同志们，起来吧！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作无产阶级革命的闯将。
同志们，中国的前途，世界的前途，属于我们，属于永远革命的青年！
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
原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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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通令
一、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以前，一切钻进北京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二、各派出所把所有地、富、反、坏分子名单用大字报公布，走一个销一个，便于群众监督、检查。
三、如有违令，过期不走者，一经查出，立即封门闭户，由派出所负责押回当地改造。特此规定9月11日为全市行动日，进行全面大检查。
四、我们严厉告诫地、富、反、坏分子的家属，要革命的立即行动起来，造你们老子、老母的反，把他们轰回老家去，如果你们自己不行动的话，等到我们行动的那天，可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要采取一切我们认为必要的行动。
五、我们希望新市委和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有力量的措施予以配合。
全市的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志们，为把我们的首都变得更纯洁、更鲜红，为干干净净地迎接伟大的十七周年国庆节，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四中革命师生
东方红人民公社印刷厂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注：此件为铅印传单（影印件）。收录于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辑的《红卫兵资料》，1979年，第19卷，第6069页。（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Red Guard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1979, Vol. 19, P. 6096.）（印红标提供并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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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 纪英楠来信
文革是一场浩劫，学校是重灾区之一，当时听说北京一些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残忍地殴打、折磨至死，心里就非常震惊，因为在我的思想里，中学老师对自己的成长是很重要的，除了家人，老师应该是最尊敬和亲近的人，而作为上中学的女孩子，虐待和摧残一个小动物都应该下不去手，何况是人，更何况是自己的老师！
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宋彬彬等人的责任、是非我无法评说，我想说的是，这种惨剧并非个别，1927年入党、在解放区就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江隆基，1952年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我们最喜欢听他的报告，因为他既不是只会讲干巴巴的教条，又不是板起面孔训人，而是结合具体问题娓娓道来，好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在和你谈家常。1959年后任兰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大力纠正“大跃进”在高校造成的歪风，树立以教学为中心、育人为本的基本方针，使兰大的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好像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教八条”，在全国推广。
可是，就是这样成绩卓著的老革命、教育家，竟在受了种种体罚和凌辱后被活活打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在一次批斗后“坠楼自杀”，死后且被焚尸扬灰，尸骨无存。但据华东师大的知情人讲，常在死前不久还曾鼓励一位因挨批斗而精神沮丧的中层干部，要想得开、挺得住，是非总会搞清楚的；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常会自杀。卞仲耘之死固然有些事应该说清，但它并非个别事件，值得深思的是这个事件和遍及全国的类似事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对民族的影响。
我当时所在的长春市，虽然幸而没有北京那样众多的位高权重家庭的凤子龙孙，没有“西纠”，因此在运动初期还没有那样有恃无恐的草菅人命的事件，中学教师、校长挨打受辱虽难免，死于非命的还未听说（也许我不知道）。但除了肉体摧残，对人格的凌辱也是难以忍受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和上一代的人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于是随着人格侮辱的升级和迅速推广（长春的红 卫兵和造反派每隔几天就要到北京“取经”，每次都有收获，学来了唱嚎歌、剃鬼头、关牛棚、抄家等先进经验，花样不断翻新），除了被殴打致死的，自杀的也逐渐增多。
我的同班同学，在解放时都只有十七八岁，没有反动历史；解放后也只是读书做事，不少人抗美援朝时争着参军，平时一腔热情要求入团入党，最“不进步”的也就是埋头读书作研究；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群体，竟有四人自杀、一人被杀！地点分别在北京、南京、哈尔滨和四川，说明其普遍性。有几个我目睹的场景是终生难忘的——
其一：我们学院唯一的学部委员俞建章先生当时已年过六旬，白发盈头，学生把桌子转90度，桌面垂直地立在地上，老人被几个人把持着跪在桌子的楞边上（因为桌面厚度只有三公分左右，人跪在上面无法平衡），头上扣着纸篓糊的高帽，在口号声中涕泪交流，浑身颤抖，我没能看下去，不知他被折磨了多久。
其二：一次从北京取经回来后，开始了“剃鬼头”的“革命行动”，第一批被点名的是党委书记和几位知名度较高的教授，特别是留过学的，还有几个被“挖出来的”黑五类，“勒令”他们到指定地方站队，并要求全校人员到场观看（我当时虽未被定为“牛鬼蛇神”，但是重点批判对象，有我的大字报专栏，实际是在监管下学习，不敢不去）。到了指定地点，只见“牛鬼蛇神”们战兢兢地站成一排，后面有一群手持剪刀或推子的造反派，有人大喝一声：“跪下！”这些人纷纷跪倒，动作慢些的不免挨几下拳脚，接着刀剪齐下，有的被剃成“阴阳头”，即留一半、剃光一半，特别是女士，样子极其古怪难看，有的女士被剃成光头，有的则随意剃去几块，剩下零乱分布的几撮头发。
造反派们为他们的创造喜笑颜开，我却感到好像从高处突然失足下坠心被悬起来的感觉，非常难受，但又不能走开；忽然，化学教研室一个实验员大吼一声：我们教研室的某某人（我的邻居，一位很开朗的女老师）也应抓来剃鬼头！立刻有几个学生跟着他呼啸而去，很快将这位老师抓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在被喝令跪下后，她没有反应过来，一个学生立刻从后面照膝弯给了一脚，她一个前扑跪倒，迅速被剃了光头。有人告诉我，这种踢人下跪的招数是一个会一点武术的体育教师教的。剃鬼头是一种对人格的侮辱，而且凡是被剃鬼头的人走在街上，都要被孩子们辱骂追打、用石子土块抛掷，有人带个帽子或用头巾遮掩一下，到校门口再摘掉，居然有人去举报，于是又会挨一场专题批斗。我不知这些被剃鬼头的人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不知道如果我被剃了鬼头能否挺得过来。
其三：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我们学院的少数派被赶出了学校，在所谓“文攻武卫”的鼓动下，武斗不断升级，终至以枪炮交火，各有死伤。还是在徒手搏斗的时期。有一天我们在学习休息时看到四五个多数派的学生在围殴一个少数派的学生，打倒在地后又用硬底皮鞋（地质人员的登山鞋）把他踢得满地乱滚。正当我们几个被看管学习的人对此感到心痛和不解时，我们教研室几位年已三四十岁的造反派却在鼓掌叫好，有人还拿起拖把欢笑挥舞，笑得我们心里发凉，不知是什么滋味；后来我们几个人悄悄地说，如果我们以后还和这几位同室工作，真要小心一些。这几个场景应不是最残酷的，但使我难忘，并且每次想起来心里都很难受。
罗伯特•史蒂文森写过一本《化身博士》，细节已不记得。大意是一个人发明一种药水，服用后白天还是一位学识渊博、道貌岸然的学者，夜间则成为穷凶极恶的恶魔；一般认为这是揭示人性中有隐蔽的恶的一面，如果在一定条件下释放出来，就会作恶和犯罪。按照这个说法，文革就是诱导和纵容一些人尽情地释放和发泄他们的本性和性格中的恶以达到打倒以至消灭一批人的目的吧？但其代价实在太大了。经济损失的重大自不待言，民族的道德也被毁弃殆尽，造谣撒谎被当作聪明，诬陷和罗织是革命觉悟，打砸抢甚至杀人成为英雄行为……
十年动乱之后，这些是非的混淆和道德的破坏没有得到充分的清算和认真的反思、没有道德的重建，而接着迎来了权再度称霸、同时钱也能通神的时期，有权可以捞钱，有钱可以买权。于是，尽管“反腐倡廉”声声在耳，“八荣八耻”处处张贴，挖空心思的跑官钻营和不择手段的捞钱却成为时尚，连名校也不时发生剽窃抄袭的丑闻，我不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还是“中国特色”（有一种说法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都是血腥的、丑恶的，我们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我只觉得中国要对外立足于世界、对内让老百姓生活得有安全感，需要一个认真的道德重建，但我又看不出这种重建会不会有。
你们的工作使我很感动，我觉得会有助于唤起人的良心和良知，所以不觉发了一通议论，都是书生之见，只是个读后感吧。
2、余汝信关于上期尹曙生文章的意见（本刊代转尹先生）
一、尹文没有将王昭美化为完人，指出了王在文革前特别是四清中的“偏‘左’”（其实就是“左”），又指出王蒙难过程中周恩来应负的责任而非简单指责为“林彪、江青迫害”，尤难能可贵。唯对青海文革中的事件、人物评价，学界至今仍歧见纷呈，本文自可权当一家之言。
二、文中所述的部分史实，可能存在一些偏差。
1、杨植霖调青海，即任省委第一书记，并非“代理青海省委第一书记”。
2、王昭建国前最高职务为64军政委，任19兵团政治部主任已是1953年，任公安部副部长是1954年11月。
3、王到青前，省委并没有设副书记，故而不存在“原来的五位副书记”。1962年省委改组后方增设副书记一职（为高克亭、薛宏福二人），1964年至1965年增加冀春光、韩洪宾二人。王仲方与王昭同年到青时任省委秘书长，任省委常委是在1964年7月。
4、青海两大派，“捍卫队”应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应为“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5、“二•二三事件”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为“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6、《决定》发布时间应为1967年3月24日，不是28日。《决定》并没有把“二•二三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而是定为“流血事件”，也没有把王昭、赵永夫、张晓川定为这一事件“幕后策划者”类似的语句。
7、赵永夫当时的职务是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刘贤权，当时“靠边站”,失去人身自由，按《决定》的说法是被赵永夫“篡夺了军权”）。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军级单位，代号后字205部队）副主任（主任陆敬轩，政委王郁文）。只不过赵、张当时都在“三支两军”第一线，都是支保的西宁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的主要成员。
8、王昭与“二•二三事件”的关系，按《决定》的说法是“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这句话按1967年3月24日周恩来宣读《决定》时的解释是“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反革命，与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而据王昭在当天接见时声辩，“二•二三事件”是“3月6日我才知道”的。
9、据王昭3月24日接见时称：他摔伤后住在西宁陆军第四医院（似无“造反派不让住院治疗”），1967年1月12日离开西宁到洛阳（王解释是至洛阳不用开刀），后经西安，2月7日即到北京（并非《决定》公布后才“要到北京找中央、找毛泽东、找周恩来说明情况”），3月19日，与中央取得联系（王称他此前打过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中办允其休养两个月），此前，公安部、青海的造反派应未拘禁、揪斗过王。
10、3月24日，王昭参加了中央首长对青海造反派代表的接见。因尹文称周恩来同意造反派把王昭接到青海批斗，“要烧而不焦”，并称“周恩来的指示反而成了青海造反派拘禁、批斗王昭的理由”，故而，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说的这些话？十分重要。尹文应有所交代。
11、1955年至1960年7月，青海军区司令员是高朗亭，孙光时为副司令员。1958年平乱，孙仅任玉树平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并不负责全省平叛工作。平叛如有错误，军区要负责的首先是高朗亭而非孙光（高事后降任为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研室副主任）。按尹说法，王昭到任后对孙穷追不舍，这样做，似为不妥。1960年，军委、兰州军区对青海军区（同年改称青海省军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1960年7月，孙光方任省军区司令员。1962年2月，降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尹文称孙“被降职调到陕西省军区当后勤部副部长，由少将正军级干部降到副师级”，应不确。文革中，孙仍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曾代表省军区任西安地区驻军支左指挥部成员，同年9月去世。《青海省志•军事志》称其“被……迫害致死。1987年平反昭雪，并追认为烈士”。
（编者按：读者红雨斋也来信对赵永夫和孙光的任职提出指正。谨一并致谢。）
3， 尹曙生答余汝信（本刊代转）
余汝信先生的意见很好，他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值得我很好学习。我的文章不确切的地方可能不止这些。有些是我习惯写法，比如“省委副书记”，在50年代都叫“书记处书记”，实际就是副书记。对有的当事人我把他当过那个职务写上，也没有表明具体时间，如王仲方。现就余先生的意见一一回答。
第一、二条我的原文和余先生一致（本刊注：尹曙生原稿为长篇纪实《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本刊发表稿是尹的朋友从长篇中节选出来推荐给本刊的）。
第三条余先生是对的，我是按习惯写，不准确。
第四条余先生也是对的，我没有把全称写出来。
第五条，我的说法是准确无误的，当场打死179人，因为在二•二三事件平反后公检法实行军管，而我是军管会秘书，死亡名单一个一个核对过的。
第六条余先生是对的，我的原文也是三•二四。中央决定说二•二三事件“同王昭直接有关”，定二•二三事件是“流血事件”。但是，在刘贤权、张江霖回来传达时，引用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一些人发言，都说是“反革命事件”，王昭是“幕后策划者”。青海在三月二十八日在西宁体场召开十万人大会，都是这样说的，周恩来给刘、江单独交代时也说过是反革命事件，我亲耳听刘、江到军管会（主任是副司令曾征）传达的。
第九、十条，我综合说一下。王昭失踪后，从洛阳到北京是秘密的，青海造反派和公安部造反派秘密联系，在他家周围（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不远处）监视，首先是公安部造反派发现他，控制他，出席总理的会议也是通过公安部联系到的。青海造反派要把他带走，公安部请示总理，总理要他们转告青海造反派，“烧而不焦”确实是总理所说。最后王昭被逮捕，逮捕令也是总理签的（包括王仲方）。王昭摔断胳膊，开始给治，以后升温，被关在省委汽车房，是他的警卫员苏太福偷着用车送到洛阳，不敢从大路走，从大通、海北、翻祁连山到甘肃武威，坐火车到洛阳。
第十一条，孙光的职务开始是副司令，1962年兰州民族工作座谈会，王昭向罗瑞卿反映孙光在平叛中的左的做法，损害了民族感情，降为后勤部副部长，以后又当副司令。玉树平叛中，成年藏族男子几乎被抓光，所以王昭下去，藏民向他要“人种”。我有这方面详细数据。
4、 （美）徐军来信
感谢将我的文章转给冯敬兰、宋彬彬，我很愿意与她们交流。上次读了关于宋彬彬的座谈后，我本想给你们写一则读者来信，但后来见来信众多，就不凑这个热闹了，给你们当编辑的省点事儿。《记忆》真的办得很不错，特此祝贺!
我跟你们一样认为，宋彬彬开口说话是件大好事，略觉遗憾的是，她仍对8.5当日的行踪三缄其口，任由他人代述。陶洛诵的证言说宋当时也在围观人群中，还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对陶的这一说法，我很希望宋也能出面说话。我猜测宋是在回避对任何有损她形象的议论表态，但根据当时的局面，如果她完全不同意批斗校长老师才真是不可思议。其实，回避负面证词对她自己并无好处，比较聪明的做法是对文革（包括她自己的参与）作较为深刻的反思，这样反而能赢得更多同情与谅解。
5、 瑞典汉学家沈迈克教授致尹曙生先生信（本刊代转）
读了您写的《青海省长王昭》一文很受感动，学了不少东西。
您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青海省说成深深地震撼了王昭的“人间地狱”，也许，对于《记忆》的部分年轻读者来说，这不过是带有一点文学色彩的“比喻”而已。可我不这么看。我曾经用瑞典文发表过一篇讲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文章，其中提到当时青海的情况时，我用了您当时所在系统的一份材料。它是这样说的——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 （主要是头三年），青海省共逮捕了六万二千多人，以集训、拘留、劳教等方式变相逮捕的四万六千多人，共十万零八千多人，占全省现有人口二百一十万的 5.1％；加上平叛中击毙的一万六千多人和管制、斗争、监督生产的二万七千人， 全省四年中共打击了十五万一千多人，占人口的7.2％，公社和大队集训、劳教的还不在内。被捕的人中，在州、县看守所内死亡了三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4％ （另外省直属劳改队死亡了四万九千人）。最严重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捕人占人口总数的12％，死亡占捕人数的45％。曲麻莱县原有四千多人，捕了一千五百多人， 捕起来后死了60％。像这样犯罪性质的错误，在我们公安工作的历史上还没有过”。（引自公安部工作组《关于青海省逮捕、拘留和看守所死人情况的调查报告》,1962年4月18日.载于公安部编《公安工作简报》总第241期，1962年4月29 日，pp。8－13）
从以上的这些可怕的数字来看，“人间地狱”的说法恐怕一点也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很“实事求是”。我是外人，是从远方看中国国史的，但我越来越觉得也许对千万普通“草根”百姓来说，人民共和国最悲惨的一段历史未必是文革十年，而很可能是大跃进之后的三年。
6、 张晓风来信
读到《记忆》第50期上《堂堂溪水出前村》一文，感慨良多。对尹慧珉老人一生追求真理的敬佩之情，我就不在此多说了。文中提到尹老自述在1955年时差点被定为“胡风分子”。我不知道她对这件事有没有更详细的回忆。据我了解的情况，她的被审查从某一方面来说，还是“事出有因”的。
她的姑夫石民，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上海北新书局的职员，我的父亲胡风青年时期在上海认识了他，并成为朋友。1930年，石民患肺病，当时曾得到过鲁迅先生的资助。1942年12月，石民因病去世，此时，胡风正在桂林，是尹慧珉女士（文中说她生于1924年，那么此时她只有18岁，也在桂林，用尹仪南的名字）给他去信报告此事，不久，受她姑姑尹蕴纬之托，还去见了胡风，并将石民的遗稿（哈代小说《忧郁的裘德》译稿）交给胡风。后来，又几次写信给胡风。胡风校阅了朋友的遗稿，并为之联系出版。
所有这些情况，在胡风那一时期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到了1955年那场劫难时，凡是胡风日记上提到过的与他有通信去见过他的人，都要受到审查。所以，尹慧珉女士因为这么一段小小的联系，也就在劫难逃了。好在最后她还是“说清楚”了，领导上给了一句“你不是胡风分子”的说法。我不知道这件事对她还造成了什么伤害，我想，起码是从此不得重用了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似乎来看望过我母亲，不过我没在家，没能结识这位可敬的老人，很遗憾！便中请向胡甫臣老人转达我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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