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忆 2010年6月6日第9期
REMEMBRANCE 总第五十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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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史林一页
杜钧福 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聂树人 红卫兵不是一类人
丁龙嘉 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
杨大庆 省无联众生相——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三
争鸣
鲍国芳 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对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的一点质疑
石新勇 是谁向卞仲耘施暴:红五类?黑五类?
一瓣心香
何 蜀 堂堂溪水出前村——怀念《记忆》作者中最年长的尹慧珉老人
忆旧思亲
卢 弘 我的一件亏心事
蓦然回首
愚 人 军大衣风波
编读往来
1、更正 2、庞清、冯敬兰、任国庆、孙传钊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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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杜钧福
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向他们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干部子弟“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当时听传达,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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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红卫兵不是一类人
聂树人
“红卫兵”的旗帜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飘扬了两年多,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
在中国,不要说文革后出生的人,就是当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在“控诉文革”中当了若干年“第三工作队”的人,许多人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弄清楚“红卫兵”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哪些人。
对于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区就是,以为红卫兵的产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同“造反派”与“保守派”的称谓一样,流行读物中“红卫兵”的概念同样混乱不堪。这些读物在论及“红卫兵”的时候,往往指的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把造反派红卫兵出现以前,以“老红卫兵”为代表的中学生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遣返“黑五类”、乱批乱斗、乱打乱闹(这些暴行基本上都发生在1966年8月、9月,这时,造反派还在严重受压,刚刚开始组织起来或正在组织),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切罪过,不分青红皂白,都强加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
因此,对红卫兵进行分类显然很有必要。
具体说来,对红卫兵问题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这样两个: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与整肃、批斗文化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行为,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
实际上,文革初期的这些作为,仅仅只是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的中学生和大学里的“保皇派”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中央,“造”省、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学生并不相干。
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
北京的“老红卫兵”,其组织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是:红卫兵→三纠(西纠、东纠、海淀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
“老红卫兵”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造反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他们最终也都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老红卫兵”在1966年9月底,便因“保爹保妈”,充当了文革期间的首批保皇派,而被造反派红卫兵击败。随着造反派的清算,于1966年底基本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为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所钦定),由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红卫兵,其中坚基本是“老红卫兵”,而同时,他们又是文革初期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和一些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以及被我称为“第三工作队”的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许多媒体,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
其实,造反派学生在自己的组织内部成立“红卫兵组织”,那完全是被迫的。你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你不戴上红袖标,在当时的情况下,你就会“低人一等”,你就不能平等地与“老红卫兵”、与“保皇派”对抗。如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8月8日成立战斗大队,8月17日成立公社),是在“一进地质部”(8月23日)时,才意会到这个问题的,因而随即成立了完全由“红五类”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随着“老红卫兵”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北京的地质东方红、首都三司、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湖北的“钢二司”和“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四川大学的“8.26”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批判“资反路线”中迅速崛起,成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主流。
红卫兵的类别:
不少人对红卫兵进行过分类。我的分类与他们有所不同。
可以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将红卫兵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依据成立早晚,有人从红卫兵中分出了“老红卫兵”。既然分出了“老红卫兵”,那么,与之相对,就应该有“新红卫兵”。只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这样称呼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老”与“新”的时间界线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随着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大学里才于8月下旬出现了红卫兵。据我所知,保守的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就成立于8月下旬;而造反的“地质东方红”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立时间也在8月下旬。
根据文革初期对工作队的态度,可以把红卫兵划分为保工作队的红卫兵和反工作队的红卫兵,简称“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
根据学校类别,可以划分出小学生红卫兵(后来叫“红小兵”)、中学生红卫兵和大学生红卫兵。
根据职业,可以划分出学生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农民红卫兵、机关干部红卫兵,军人红卫兵……但是,除学生红卫兵外,其他职业人群的“红卫兵”多未直接采用红卫兵之名,而只是戴上一个写有各种造反名称的“红袖标”。
作者简介:聂树人,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革中先后任“首都三司”宣传部长兼《首都红卫兵》报主编、核心组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主要筹建者,常委,首任宣传组长;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
本文节录自作者《“老红卫兵”的兴起与覆灭》,全文约9万字。作者另著有长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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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山东省夺权的“三结合”及其潜伏下的危机
丁龙嘉
文革进行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济南的造反组织开始聚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山大主义兵)为首的山东省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山红联)、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山工联)、红卫兵文艺界革命造反野战兵团;一派是以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简称山师串联兵)为首的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简称红山指)、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工指)、山东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两大派相比较,前者,因为山东大学是1901年建立的直属国家教育部、享誉国内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强,不仅影响遍及全省,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其扶持的山工联,是由大中型工矿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以产业工人大军自居。后者,因为山东师范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省属大学,所以影响力较弱,影响主要在济南市,其扶持的山工指,是由中小工矿企业甚至街道办企业的造反组织构成的。
1967年初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时,山东两大派造反组织尚未形成对立,但随着夺权的进展,矛盾日益尖锐起来。省直部门最早起来夺权的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社。1967年1月10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络部在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示范下,夺了报社的权,当时得到了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支持。夺权后的报社造反派,为了寻求靠山,立即去青岛与毛泽东支持的造反干部王效禹取得联系。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祝贺上海32个造反组织发出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13日,山大主义兵联合162个造反组织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总攻击大会”,并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两天后的15日,山师串联兵联合近12万人的造反派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亦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两个大会,表明两大派造反组织都要以自己为核心,对上争取毛泽东和中央的支持,对下纠集更大的势力。造反派分裂为两股势力的对立开始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中央的推动下,24日上午,两大派造反组织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夺权问题,结果没有达成协议。当天,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等17个造反组织决定:以自己一派为主夺权,并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大众日报》造反派同这一派结合在一起,发表社论表示支持。当天下午,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和山工联、山大主义兵两派分别行动起来,到山东省委、省人委和济南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机关单位进行夺权。一时间出现了抢权的局面,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突。济南市支持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9个造反派组织宣告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组成了“济南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委员会”。当天晚上,山工指出动了1万人袭击了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办公机关,绑架了主要负责人等。接着,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纠集部分造反组织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委筹委会),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戴着红领巾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学生,没有受到民主理念的薰陶,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妥协原则,懂得的是“有了权就有一切”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实行联合。工人则尤甚。
为了保证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公安六条》。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其中传达了毛泽东的“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的指示。驻济南解放军部队于28日举行了全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中表示:“对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生死大搏斗,绝不能中立,绝不能折中,绝不能调和,绝不能和稀泥,绝不能不介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要介入!介入!!介入!!!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我们硬是要支持!支持!!支持!!!”致敬电鲜明地表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紧跟毛泽东指示,要全力以赴地介入地方夺权斗争。这是第三股势力,一支强大的力量。
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在中央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青岛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后,又遵照中央的指示组成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准备到济南。1月29日,大联委筹委会在得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要赴省夺权,立即致电表示欢迎,要求他们“带着夺权斗争的丰富经验前来参加夺权的筹备工作,共同并肩作战”,把联合之手伸向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造反派。30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发出《最紧急呼吁》,号召“全山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把以谭启龙为首的省委、省人委的权夺过来”!表现出一付十足的救世主的姿态。这是第四股势力,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当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代表团于1月31日到达济南时,济南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这一天,山工联、山大主义兵在集会庆祝青岛市夺权胜利之后,来到省公安厅,要求释放被山工指绑架、拘押的负责人,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形成了对峙。在对峙中,部分人员连续两次冲进公安厅办公大楼,砸烂了部分扩音器,割断了部分电话线,并与前去包围现场的解放军指战员发生冲突。傍晚,与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同属一派的山工指、山师串联兵的大批人员赶到公安厅进行声援,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晚,解放军济南卫戍区负责人宣布:“这次袭击公安厅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立即取缔”,并当场逮捕了200多人。紧接着,山工指、红山指、山师串联兵等与解放军一起砸毁了山工联济南各分会、红卫兵山东造反联络总站。2月1日,济南卫戍区向全省城乡发布《通告》,宣布“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次事件是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斗争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的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三一”事件,使山师串连兵、山工指这一派造反组织与解放军站在了一条战线上,共同反对山大主义兵、山工联等另一派造反组织。力量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得到了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他所率领的赴济代表团中,约有1/3的人是山大主义兵的成员。他原来打算依靠山大主义兵一派夺权,并准备驻在山东大学或《大众日报》社。是周恩来安排他们一行住济南军区的招待所。王效禹面对着济南两大派造反组织的斗争和部队的倾向性态度,权衡利弊,决定与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结成同盟。在2月1日山师串联兵、山工指召开的声讨山工联总部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上,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赴济代表团的代表声明“坚决支持济南驻军镇压反革命”。至此,局势迅速演变为:山师串联兵、山工指一派造反组织,济南驻军,王效禹奉中央指示率领的青岛赴济代表团三股势力合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准备夺权;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造反组织在骤然而至的打压之下,开始分崩离析。
然而,理念各异、利益不同的三股势力,果真能够实现真正的联合吗?
“一•三一”事件的第二天——2月1日,王效禹即同山工指的负责人韩金海,既是山师串联兵又是红山指的负责人王竹泉,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的负责人花光隆紧急策划夺权。王效禹向他们三人传授了青岛夺权的经验之一——闪电战术,要求抓住山大主义兵、山工联一派成为惊弓之鸟、一时无法聚集力量之机,仿效青岛夺权,一举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的权力。
2月2日,山工指等25个造反组织的2000多名代表举行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省大联委)成立誓师大会,声称夺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为了打压山大主义兵、山工总一派,《大众日报》发表社论,指责他们是“老子天下第一”、“实行霸权主义”、“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2月3日,省大联委召开了有近十万人的大会,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大权,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省委、省人委黑司令部彻底垮台。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发表讲话,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的反扑,这显然指的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王效禹也发表讲话,指出“夺权斗争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最新特点和中心内容”,表示要“彻底粉碎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这显然指的也是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一派。军队代表童国贵、造反派代表王效禹同时向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发出了警告。
大会阐明了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权力的三条理由:第一,1960年前后,大搞“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第二,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第三,在文革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培植和操纵御用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今天看来,第一条,是使农民在灾荒中少挨饿少死人的正确之举;第二条,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而为;第三条,是青岛市委而不是山东省委制造了大规模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但是,欲夺其权,何患无辞。
果然不出童国贵、王效禹所料,一度被打懵了的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很快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他们集会、游行,反对“二三”夺权,还假造了《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用上压下反的方法聚集力量,进行“反夺权”。
但是,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只是一派造反组织,还有新生的政权和支持这个政权的军队。“二三”夺权的第二天——2月4日,王效禹按照青岛夺权的手法,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发去了加紧电报,称“可能出现一场反夺权的大反扑”。2月6日,王效禹又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交由王竹泉送往北京。王效禹同时发表声明,谴责山大主义兵、山工联,号召“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此时,军队响应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的号召,坚决支持“二三”夺权。2月4日,济南部队领导机关暨全体指战员发表声明,支持“二三”夺权,谴责山工联,赞扬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挥师来济、夺权有功。2月5日,解放军指战员和10万造反派在济南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表示“打垮阶级敌人新反扑,誓死捍卫红色新政权”。
2月上旬,省大联委和军队展开了全方位的声势浩大的反“反夺权”行动。山工指发表公开信,指出“必须摧垮反革命组织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山师串联兵发表文章,声称“拉紧包围圈,展开更大攻势”。山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和山东公安检察法院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发表文章,赞扬“以闪电般攻击”的夺权,辩解“这个权岂有不夺之理?夺权岂有不争朝夕之理”?鼓吹“镇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同时,济南驻军举行武装示威游行;驻山东空军表示“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新政权”;北海舰队表示“决心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发表文章,称“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夺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新反扑”。此时,成为省大联委喉舍的《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战斗无敌于天下》、《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致敬》,鼓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运动”。在排山倒海的声浪中,济南卫戍区于2月19日发布了《第二号通告》,声称要严厉惩处山工联。就在《通告》发布的前后,军队和公安机关拘捕了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部分负责人。此前的16日,省大联委以反动组织的罪名通令取缔了8个造反组织。
省大联委和军队的上述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王效禹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保住“二三”夺权,电话指使捉捕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负责人。(王效禹1967年8月17日讲话)他在又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山东夺权前后正在紧张的时候,毛主席有指示,表示了态度,给我们很大的支持。”(王效禹1967年10月26日讲话)
在镇压与围剿中,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的“反夺权”(又被称为“二月黑风”)很快被平息下去了。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
自开始夺权后,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毛泽东,知道只有造反派和军队是不可能有效执政的,就关注干部问题,并提出了“三结合”的政权模式。但是,自文革开始后的8个月中,广大领导干部在打倒走资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浪潮中,几乎无一漏网。在夺权中如何对待干部?成为自上到下都关心的重大问题。1967年1月16日发表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首次提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夺权。1月17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二期社论要求领导干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1月2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起当家作主,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新秩序”。1月2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号召:“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1月3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鲜明地提出,“经验证明,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2月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黑龙江省夺权成功而发表的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黑龙江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中央第一次使用“三结合”的概念。2月23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集中阐述了干部政策,提出了对干部队伍的基本估计和革命领导干部进入“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造反派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各级干部在文革的洪炉中彻底改造世界观。
中央关于干部政策的阐述和对干部的要求,使素来“执行正确路线坚决,执行错误路线也坚决”(《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4页)的山东党员干部,特别是省、市机关的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在“二三”夺权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仅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就有近300人站出来支持夺权。他们发表声明,“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闹革命”,“热烈欢呼革命左派夺权的伟大胜利”,“誓死捍卫我们的红色新政权”。这其中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穆林,山东省人委副省长陈雷、杨介人,山东省委副秘书长王历波,1959年之前曾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后被打成右派又获平反的王路宾,济南市长杨毅。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示山东省大联委要重视干部问题。在1月3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发表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就电告王效禹:领导班子的组成,要按社论的精神办;社论的重要一点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心中有数的省大联委,开始有选择地吸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进入“二三”政权。
夺取省委、省人委权力的省大联委,急切地盼望得到中央的承认。中央早一天承认,他们就早一天获得合法地位。2月18日至22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了山东省大联委代表团的汇报。这是第二次赴京汇报。第一次赴京汇报,因准备不足,被中央要求回山东再准备。
1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听取了夺权情况的汇报。20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接见了红山指代表,要求他们“主要关心学校的问题,又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问题”;指示他们“山东大学不是出了问题嘛,你们要考虑怎样去团结、教育、帮助大多数同学”。22日1时,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代表团,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代表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讲话。他首先说: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请大家考虑,可否建立一个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我们看,王效禹同志是可以依赖的。全省集中在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的核心的领导下,进一步巩固夺权的成果,让文革更顺利地进行。接着作了五点指示:(一)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二)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三)建议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四)要慎重处理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基层组织问题,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五)请发一套新闻报道资料来,经中央审查批准后发布。周恩来最后讲话,他要求: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人员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一倍;做产业工人的工作,把大厂子的工人争取过来;农忙季节到了,一定要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省军区、军分区、县武装部要配合一起开;不能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也不能搞超单位的组织。他的结束语是:现在宣布各省夺权斗争胜利的消息,都由毛主席审定,今天不可能多谈。(参阅《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517页)看来,以王效禹为首的省大联委还得焦急地等待数日。
2月23日,山东省大联委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有委员60多人,其中常委19人。
由于陈伯达要求山东省大联委送去一套关于夺权的新闻报道资料,而山东送去的又不符合要求,结果返工重写了数次,最后形成了三件:《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第一号通告》、胜利夺权消息报道。关于夺权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的主要内容,山东反复多次也没写成功,最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撰稿、陈伯达定稿。上述4个文件,于2月27日9时40分送达毛泽东处,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同一天,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了周恩来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会。周恩来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131至132页)
2月25日至3月1日,山东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联合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干部、造反派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各占35%、27%、38%。杨得志到会讲话宣布,“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指示以王效禹同志为首组成领导核心”;“周恩来总理指示,当前的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的领导拿总,吸收省里的干部参加,……也要吸收农林部门的同志参加。已经夺了权,造反派能够讲话的地方,也要派人参加省、地、县会议,联合起来搞”;“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参加领导”。会议批判了山东夺权中的“反夺权”观点,意在打压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王效禹作了会议总结。
就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东胜利夺权的消息。第二天——3月2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并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二三”政权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这篇社论说:“山东的经验充分说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地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所谓革命的“三结合”,即“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是夺权斗争的基础”,“革命领导干部,对于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强大的靠山”。从此,“三结合”成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一条基本经验。社论有一点十分引人注意,即给谭启龙、白如冰和山大主义兵、山工联捏造了一项罪名:“他们进行秘密交易,搞什么‘君子协定’、‘和平让权’,以达到幕后操纵,保护自己,继续把持权力的目的”,“演出了假夺权的丑剧”。(《人民日报》1967年3月2日社论)之所以说是捏造,是因为当时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也没有发现有关的切实证据。省委书记谭启龙,1966年底和1967年初被王效禹等造反派扣留在青岛,直到青岛“一•二二”夺权之后,才被放回济南,关在省委第一宿舍的一座空房里。2月20日,杨得志遵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指示,将谭启龙送到北京保护起来。省长白如冰,1966年12月17日接受红山指的批判,25日接受山东工学院造反派的批判,1967年1月9日至23日被山大主义兵扣留在山东大学进行检讨。而山大主义兵在1月24日之前尚未夺权。况且当时并未揭露出“君子协定”与“和平让权”的人证物证。到文革晚期,谭、白二人均担任过省委第一书记。如果他们在夺权中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还会信任他们吗?还会任命他们担任握有实权的重要职务吗?社论捏造了假夺权的罪名之后,就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给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戴上了“被无产阶级的敌人所利用”、“充当了敌人的工具”的反动帽子,图谋置之于死地。专制制度之下的权力争夺是不择手段、无理可讲的。
3月4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决定成立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由杨国夫、童国贵、穆林、陈雷等9人组成,杨国夫任组长,后三人任副组长。四位领导人中,前两位是军人,后两位是领导干部,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山东虽然夺了权,但全省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军队和领导干部手中。3月5日,省革委常委会又决定成立文革小组,由王效禹、何志远、赵修德等9人组成,王效禹任组长,后两位任副组长。三位领导人中,后两位都是军人,也没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这表明,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尚未染指文革的主要领导权。
山东的“二三”夺权,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两级军区强力介入、全力支持夺权,在全国是较突出的。王效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在整个夺权斗争中,解放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夺权斗争中,没有解放军,我们很难得到山东这样一个夺权的胜利”,“就是把权夺过来,恐怕也巩固不住”。他具体说,我们认为“解放军宣布‘工人联合会总部’是反革命组织,镇压了反革命,对打击反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好得很。如果没有这一着,那个反扑不会被打下去得那么快,功劳也应该是归于解放军”。此时,王效禹与军队的关系还处于蜜月期,他说的是实话。
(二)以王效禹为代表的一派造反组织同军队携手镇压了另一派造反组织、进行夺权,在全国开创了先河。镇压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都是济南卫戍区发布的公告。军队与山工指、山师串联兵共同摧毁了山工联和山大主义兵。
(三)镇压与被镇压、夺权与“反夺权”的双方,都以污蔑不实之词欲置对方于死地。镇压、夺权一方,诬称对方与谭启龙、白如冰签定“君子协定”,进行假夺权;山工联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山大主义兵的“反夺权”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镇压的、“反夺权”一方,假造《北京来电》和“政治谋杀案”,图谋“反夺权”。
(四)众多的山东省领导干部快速地挺身而出、支持夺权,对夺权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以一个省辖市的副市长、从体制内造反出来的王效禹担任山东这个大省的一把手,在文革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这五个显著的特点,对“二三”政权的稳定潜伏下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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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省无联众生相
——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三
杨大庆
与湘派的分崩离析、自然消亡相比,省无联是被中央作为“反革命大杂烩”一锅端掉的。何谓“大杂烩”,没有标准;为何定其为“大杂烩”,也缺乏根据——当省无联凯歌行进之时,自信满满的周国辉曾骄傲地扬言,工联什么罪名都给省无联加过,但就是不敢说它是大杂烩,因为省无联是清一色地地道道的老造反派——但若从日后被视为省无联者来看,除“造反坚决”这一点外,确实是些价值选择和利益分野相差甚大的群体,一个“杂”字实足以名之。如作细分,可析为;一,以追逐权力为主的现实主义者;二,意识形态至上的理想主义者;三,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阶层;四,与权威及秩序为敌的反社会分子。
以追逐权力为主的现实主义者
作为省无联主力军的,是湘派中远离权力中心的失意者和游离分子,前者主要是指东方红总部和红旗军、红工会,后者的代表则是北区工联、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长沙虎山行等。
东方红总部成立于1966年9月6日,是全国最早的跨行业、跨系统群众组织,湘江风雷成立以前,长沙的造反工人多归其旗下。在与高司、省军区的斗争中,东方红总部与湘江风雷并驾齐驱、共执牛耳。但自从内部分化出熊正吾一派投向高司后,地位有所下降。“2.4批示”后 东方红总部是湖南军区、高司“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重点对象,虽然其反抗十分顽强,但重压之下基层组织大量流失(多参加了工联),战斗力锐减。虽凭往日余威,东方红总部参加了赴京谈判代表团,但光靠个光杆总部,影响力已大不如前。若依工联搞倒旗联合,刘定安只能回他那个市曲艺团。就算能当上这个科级单位的一把手,对湖南政局又有多少发言权?
对红旗军而言,“1.20来电”虽莫名其妙地消失,但中央对因此而遭镇压的红旗军总部的恢复却始终不松口(深层次的原因自然因其为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织)。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其基层组织的恢复也不甚顺利,充其量是个半合法组织。回基层搞联合能争个席位就不错了,“以我为核心”是万万办不到的。其司令毕健的地位更是微妙,从省无联工总的发起单位没有他所在的人汽(公交)公司的红旗军支队来看,毕健在本单位即使不是孤家寡人,也是兵微将寡,回去干什么?当“政协委员”?正因为如此,毕健是省无联中最坚定的一员
至于省无联的大会小会均不落下,所有文件一律签名的红工会(司令为铁路局李万翠),既无东方红总部的显赫战功,光辉历史,又无红旗军般令人同情的不幸遭遇(不少人包括笔者是从赴京代表团名单中方知有红工会这个山头的),人马多少?分支几何?均无人知晓。若回单位去搞联合,凭什么去联?因此,对东方红总部刘定安,红旗军毕健,红工会李万翠而言,只有先在省一级的大联合机构中占住位子,才有可能在权力竞争中避免出局。
而北区工联、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长沙虎山行,均是小单位的小组织(据叶卫东说虎山行只有7个人;而卷尺厂那个名称古怪的“对外作战部”据说是“个体户”),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十分遗憾地未留踪迹,只好抓紧时机大出风头。这些组织未必会有到省、市革命委员会去分一杯羹的非分之想,不过是运动惯了停不下脚步、想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而已。
以上两类组织,在工、湘两派的斗争中利益纠结在一起,是形成省无联工总的基本力量。
意识形态至上的理想主义者
与专注于权力再分配的主力军不同,决定省无联思想方向的是红中会、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长沙勘探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小组(属省直联)等意识形态至上、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大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对这些组织,权力并非唯一目标,甚至不是主要目标。比如红中会,以其影响力、战斗力、组织规模而论,只要它安安心心参加中学红卫兵的大联合,决不是坐后排的可有可无的小角色。相反,在中学红代筹内倍受挤兑、处处怄气的倒是紧跟工联的8.19造反有理军:红中会、湖南井冈山、红造会从不掩饰对其的敌意,自不待言,就算与其观点完全一致的“10.24”派也自恃其老造反的身份,与其拉开距离,从不配合行动。1967年底,不堪忍受的8.19造反有理军终于将一贯高喊的“大联合”置诸脑后,退出中学红代筹。在其声明中列举的退出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红代筹的成员一中红造会中有5.16分子(齐卫东、夺军权);二是自己长期受压,“有12个军分部无法回校”。“8.19”此说决非煽情的宣传,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严重。以笔者所在的湘江中学为例,全为高中生,战斗力颇强的“8.19”就被先由红中会、后由湖南井冈山(10.24派)为首,有红造会、教工造反派和几乎所有独立战斗队参加的准权力机构“革联”死死摁住,直到毕业离校也未抬头。
那么,红中会、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等为什么放着大联合三结合的阳光大道不走,偏要来过省无联这条独木桥呢?
不甚明确的理想主义是他们的精神支撑。省革筹成立后,红中会曾被吸收参加其下属机构的日常工作,但没过几天便主动退出了。多年后汤建平回忆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思想状况时说,就是不甘心文化大革命就此收场,一定要进行到底。但底在何处?不知道。
如此模糊的目标,可以欺骗自己,但很难说服别人。笔者就在筹备长沙市革筹的会议上听到过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对东方红总部类似言论的诘问:不管谁上台你们都说是既得利益集团,都要造反,那革命三结合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与这种近乎盲目的理想主义伴行并互为动力的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越左越革命”的极端思维定式。这既是文革前长期左倾政治教育带来的后果,也是文革一年多来他们激进造反、屡战屡胜造成的自信心恶性膨胀。他们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相信“凡是不与我们同声高唱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只要不认同省无联便是老右、老机、工贼,哪怕昨天还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中有的人对“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好,周国辉、杨曦光对极左稀奇古怪的解释自不待言,其他诸君也各有莫测高深的心得。9中重上井冈山的李竹双及3中马里佩等红中会“新思潮”派就曾四出宣扬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教条主义者认为左比右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他们是“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平心而论,就毛泽东把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延安整风时的小资产阶级“提拔”为无产阶级,而且是“对党忠心耿耿”的无产阶级而言,李竹双们有高兴的理由;但以此来为极左张目,却令人如坠五里云中:是无产阶级天生就左,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有益革命?如此以左为荣、为左而左、一味求左,岂能不深陷极左的泥潭不可自拔,以至失去正常判断的能力?为什么他们看不到“7.20事件”后毛泽东大幅度的转向?为什么他们对林彪“10.24指示”中的警告充耳不闻还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他们把群众在一场目的不明的政治马拉松中显露的疲惫和厌倦看成批左的恶果?其源盖出于此。
另外,年轻人的幼稚与轻信,也是其左倾狂热的重要原因。文革前的课堂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以论证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为目的,一方面神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胜利者;一方面割裂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原理与具体历史环境的有机联系,将其抽象成干瘪空洞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文革大潮袭来、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某些原本明亮耀眼的肥皂泡迅速破灭,但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方式、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歪曲呈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遗毒犹存,并在很大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左右着年轻人的思想和行动。虽然长时间内几乎与思想反动为同义语的独立思考此时在少数敏感者中已经开始,然而在“大革文化命”的形势下,他们所能接触的思想资源毕竟有限。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的了解仍多限于《九评》、“反修25条”、公开发表时不少篇章已做过增删修改因而与其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作用和影响不尽一致的“雄文四卷”、《选读》(甲种本、乙种本)以及“小红书”中或支离破碎、或前言不搭后语十分便于各取所需的“最高指示”。然而,怀抱“夺取政权没赶上,巩固政权不能落后”的纯洁信念仓促上阵的热血青年除了对个别明目张胆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恶劣行径进行勇敢的批判外(如遇罗克、杨曦光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本义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可在现实中却变成了“查三代、看出身”以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已无暇(也许说无力更准确)分辨真理的颗粒与谬误的沙石了。他们不假思索地召唤亡灵、援引成例,为的是证明自己攀援的是前辈曾经成功登上的高度。但在不自觉中却将自己至于被历史讽刺的尴尬境地。
如杨曦光把省无联与省革筹视为与1917年俄国革命中苏维埃与临时政府 一样的 “两个政权并存”,然而他不可能知道,他看到的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面哈哈镜呈现的俄国革命;他更不可能知道,至少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导致布尔什维克获得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权前的半年多时间内,苏维埃与临时政府并非水火不容、生死相搏的对立两极; .
再如杨曦光断言: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而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省无联领衔的湖南;但他忘了,这是对李立三、王明等列宁主义最拙劣模仿者最拙劣的模仿(康生在1.24接见时称杨曦光吸取了王明的一些东西,大概源出于此)。
面对诸如此类“深刻”的糊涂,今人完全有理由付之轻蔑的一笑;但过来人却忘不了其革命激情从文革前琐碎细小的学雷锋和自我折磨的“思想革命化”的樊笼中挣脱出来,独立面对马克思主义、独立面对风云激荡的社会现实时那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年轻人开始其人生旅程时注定要与错误相伴,对此上帝都能原谅。但严酷的现实却没有上帝这份仁慈。理想主义者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和权力追逐者刘定安、毕健、李万翠们共同驾驶着省无联这辆非法拼装车,加足马力前进,等待他们的是断崖深渊。
反迫害求生存的草根阶层
当然,若以动机高尚与否对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厚此薄彼,有失公允。因为不论高尚的前者还是世俗的后者,其身后的社会动力源都是一个——十七年来的政治运动、社会不公、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以及在任何社会动乱中都会沉滓泛起的反社会势力,而正是他们,最突出体现了省无联这锅大杂烩之“杂”。
此话头甚长,须从头说起。
1966年9月30日《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和10月5日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即“10.5通知”)的下达,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掀起高潮,各级党委均落入“炮打司令部”的炮火之中,昔日见不得天日的“反党罪行”成了堂而皇之的“革命行动”。而林彪在工交座谈会上说刘邓的问题不仅是五十天而且是十年、二十年的一席话,将批“资反路线”延伸倒了文革前的十七年,造成多年积累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不论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都开始以“长期受压”自我标榜,并将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归于“刘邓路线”。于是,一个与“批资反路线”齐头并进的“反迫害”运动勃然兴起,其最先掀起的潮头是合同工、临时工为要求享受与正式工同等待遇(其实就是要求转为正式工)而造反,以及因“三年困难时期”而被清退的职工要求返回企业为主体的维权行动。
就大方向而言,这股潮流与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一致的(据说长沙就有右派分子到三司驻长联络站请求主持公道),但却未得到同是因受压而反迫害的造反派的同情,也未得到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前后一贯的认同。于是江青先是声泪俱下地对合同工、临时工的遭遇表示同情,并支持其造反组织“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共同发出通告,满足了其相当大一部分要求;继则收回通告,取缔全红总,逮捕其头目,上演了一出翻脸不认人的闹剧。而被清退职工的维权行动则被上海工总司极不光彩地扣上了一顶“经济主义”的大帽子,并由其与上海市委先后共同发出《告上海人民书》《紧急通告》(文革被彻底否定的1970年代末,原上海市委的几位头头脑脑还曾与工总司争过《告人民书》《紧急通告》的首创权或著作权)加以打击,由此拉开了一月革命的序幕。而在随之而来的“二月镇反”中“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板子则打到了包括湖南湘江风雷在内的不少造反派的屁股上。
天下大乱的7、8、9三个月摧毁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也一度形成权力真空,于是,在2月被镇压的造反派扬眉吐气的同时,“经济主义”再度抬头;而更引人注目的,则是某些异端政治诉求公开的声音和规模可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运动移师城市。在长沙,与8月解放路武斗几乎同时,大街小巷出现了要求为1957年鸣放时因反对赫鲁晓夫搞非斯大林化而被打成右派的一师学生杨美南平反的传单;9月,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串联与其一同罹难的报社“右派集团”成员开始为翻案而奔走呼号。随之,一些另类的造反组织开始涌现:如在“8.30声明”上列名的湘江风暴下放职工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农会(长沙地区知青组织);如有知名人士谢介眉(地下党员、省政协副秘书长,谢若冰之父)、方用(省教育厅长)、邓均洪(曾任《新湖南报》副总编、省文教办副主任、《新湖南报》“右派集团”成员,邓晓芒、残雪之父)、沈立人(曾任地下党长沙市工委书记,长沙市副市长)、张伯伦(脱党地下党员、省参事室参事)、羊春秋(湖南师院讲师、文革初期被省委揪出的牛鬼蛇神)等领衔或参加的“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湘江战团”(简称湘江战团)、“地下党、地下武装调查团”、“高校革造总”等。从这些组织的名称,人们不难判断其价值取向,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转向重建权威、恢复秩序与稳定,而工联对之步步紧跟之时,他们由于自身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自然只有在主张“继续革命”“造反到底”的省无联身后才能获得活动的空间。何况因为工联对他们从来就看不顺眼,并曾对其施以程度不一的打击,他们从不掩饰对省无联的好感。因此,1.24之后这些“黑三线”印记十分明显的组织便被省革筹顺理成章地和省无联一锅端了。
如果说,上述组织因省无联态度暧昧和个别成员或某些基层组织与其有牵扯而使两者关系似有似无,剪不断理还乱的话;省无联对知识青年造反派的支持却是旗帜鲜明的:从宋绍文到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无不将下乡知识青年视为最可依靠的坚定革命力量(湖南的下乡知识青年也颇争气,除了已任县团委书记的瞿泰安等个别人外,全数是造反派);杨曦光更是不顾中央禁令,偕同山东师院附中批判小组刘锦长召集数省下乡知青在一中集会,并据此形成《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康生在1.24接见时的高度警惕。也正是托庇于省无联,下乡知识青年才未被工联和部分湘派组织赶尽杀绝,绝大多数滞留长沙,并在中央下达要求回城知青返乡“抓革命、促生产”文件后,仍旧气焰嚣张地仿照毛泽东的口气于街头刷出“已阅,不同意”的大标语,并且掀起了强行回城的“造户口反”的高潮。而知青造反派的文艺团体“红一线”的演出则完全占据了长沙夜生活的舞台,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每晚演毕卸妆后男演员斜挂大氅、女演员长发披肩和着手风琴踏歌而行的场景吸引了多少玫瑰梦尚未完全褪尽的少男少女,为冬日中阴冷的城市抹上了几笔淡淡的暖色。然而,随着1.24的到来,这一切都如轻烟般在寒冬中散尽,知青们默默地返回农村,迎接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劳作和一场又一场批斗。
如此说来,省无联与众草根同是天涯沦落人,都被称为大杂烩,不算冤枉。而其被与另一些社会群体扯上关系,则自身难辞其咎。
与权威及秩序为敌的反社会分子
在任何一场社会动乱中,都会有沉渣泛起,文革自不例外。7、8、9三个月,一批秩序与权威的天敌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垒起了大大小小的山头。他们大多数只是为逞一时之欲,自生自灭、去留随时;“9.5命令”收枪后便销声匿迹,只有东风近卫军、长沙青年影响较大,坚持的时间稍长。
东风近卫军的司令何家顺为长沙电业局工人,其主力则是晶湘玻璃厂的一个流氓无产者团伙。他们作战勇敢、造反坚决,但有多大能耐就敢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罪行。使其名震长沙的是电力俱乐部事件。即他们滥捕对立面(高司派)群众,在该俱乐部内对其非法关押、私刑拷打,特别对其中的妇女更是施行惨无人道的性侵害,其细节令人发指。东风近卫军参加过省无联初期的数次活动,也提出过参加省无联的申请,甚至谋得过职位;但随着电力俱乐部事件事发,其活动范围急剧缩小,至省无联垮台时已不知所终。但其给省无联造成的恶劣影响已难消除,
长沙青年的发起者和基本队伍是中央7.27表态导致高司失势及其盟友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瓦解后脱离看管的长桥农场劳教人员,后有一批知识青年和社会闲散人员加入,成分复杂。其负责人中有两名1960年代中期的高中毕业生:李良(十一中)、石惠泽(师院附中)。二人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子弟,因“出身不好”未考上大学后心生不满,欲北上越境投奔苏联,被抓回后投入劳教。李、石二人均有头脑、善辞说,参加过湘派初期的几次会议,发言分析形势头头是道,据说很得周国辉的欣赏,但井冈山却耻于与之为伍。
如果说,李、石的遭遇尚令人扼腕,长沙青年的司令夏菊初的人生旅程却实难使人同情。夏以一个街头小混混练成扒窃高手,并以此被送往长桥劳教。夏司令在短短的造反生涯中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带头残害农场的一名未能及时逃脱的管教干部使其致死;二是率队参加解放路武斗时用高射机枪发射照明弹引起湘绣大楼起火造成救火人员死伤。对此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之辈,广大群众全无好感,因此当47军于10月末以武力取缔长沙青年,随之将夏菊初处以极刑时,未引起任何社会震动(长沙青年的残余分子有过劫法场的议论,不过是说说而已)。
以上两组织支持省无联原不为怪,但其与革命实难沾边;省无联对其未能表明态度、及时切割,实为失策。大杂烩之说一出,只能有口难辩。
省无联在何处失足
省无联最大的本钱是造反早、功劳大,如今被扣上顶其丑无比的大帽子自然委屈。可细心读者从前文中当可体会到,省无联落到如此境地完全是咎由自取。下面我们再总其大要,看看省无联是在何处失足。
省无联的核心组织均崛起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时,紧跟毛泽东“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直到“武装左派”、文攻武卫、文革变“武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可经过7、8、9三个月的急风暴雨,特别是武汉“7.20事件”,毛泽东发现自己已经打开了一只潘多拉魔盒:造反派如脱缰野马不受驾驭,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军队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极为抵触。作为现实政治家的毛泽东意识到了“大好形势”掩盖下的潜在危险,决定软着陆。特别是在“揪刘火线”将刘少奇事实上打倒后,毛泽东“从大乱走向大治”的急切心情已溢于言表。他发出“现在论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警告,指出“没有必要一定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整肃王、关、戚,等等,都是明白无误的信号。而“八•十”决定只将“左派”桂冠授予“工联”,尤说明控制局面的实力比造反精神更为高层所看重。
当然,毛泽东此举可能事出无奈,被动选择多于主动抉择,从此期间他吟诵的晚唐罗隐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中便可窥见其心迹。然而,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一旦出台,各路人马便只有紧跟的义务、落实的责任。可省无联一帮人却或受政治权力的诱惑、或受极左思潮的驱使,偏要对其随意解释另搞一套,如前文所述杨曦光认为毛泽东在中央与对手的妥协并不影响造反派在基层的单兵突进;周国辉则结合省无联的遭遇援引贵州411、黑龙江炮轰派、天工8.25的例子论证当时有类似“二月逆流”的“十月逆流”,因此要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坚决斗争;张玉纲认为湖南的形势是反攻在即且“反攻是一个长过程”,省无联自然还大有可为。虽说都自认为言之成理,但实际上都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但是,省无联的作为若仅限于此,充其量也不过是“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其结局不会比同期的辽大8.31或稍后的天津大联筹更差——前者被中央拿下桀骜不驯的张祥久、换上相对听话的张治国后照样进革命委员会;后者被揪出一大批“一小撮坏头头”后被灰溜溜挤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后排——何至于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而截至1967年底,中央学习班也确实没有放弃对不听话的省无联的争取,希望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2月下旬,已在北京参加学习班的红斗向周恩来建议省无联应派人来京进学习班,周表示“只要省无联不在湖南搞分裂,可以来京学习”;主持学习班的47军副政委李振军即向红斗、李仲昆索要拟来京人员名单,但李却虚与委蛇并指示何建国:到北京就回不去了,千万不要来;
省无联合法化前景的闪现,使形势似乎有了好转的可能;但随着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一批文章文件及周国辉的多次演讲录音被华国锋、郑波(47军副军长)送往北京,局势陡变;
1968年1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由中央举办的武装干部学习班的学员,听取了郑波关于省无联情况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当即做出批判省无联的指示;是夜,胡勇将有关情况电告长沙,引起了省无联内部的混乱;
1月12日,省无联常委在红旗军总部开会,决定拒赴北京学习班,次日又拟组织赴京汇报团;但此前红中会的申学崧、汤建平等人已被47军用飞机送往北京,加上第一批(10月上旬)赴京的李昆明,红中会的领导核心和总部骨干已基本离开长沙;随之,禁不住诱惑的东方红总部刘定安也有意赴京;
1月16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组织赴京代表团,妄图接回张家政、李仲昆,但此举纯属痴心妄想;
1月19日,在红旗军总部再次召开省无联常委扩大会,红旗军等对东方红总部决定赴京参加学习班表示不满,毕健持此态度的理由不难理解:北京学习班虽然对省无联敞开了大门,但其总部不为中央承认的红旗军仍被拒绝入内;
1月20日,与周国辉私交甚笃的谢若冰自北京打来电话,密告将有大难临头。
面对省革筹参加北京学习班的邀请,东方红总部撑不住了,决心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1月20日晚,东方红总部谢国凡带人去一中抓杨曦光(因杨已去农村搞社会调查,未果),路遇对形势已有清醒估计的周国辉,周对其行动颇不以为然并预言“现在是镇压造反派的开始”。
当此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之际,战意与斗志均大为下降的东方红总部于1月21日召开支队长会议,商议退出省无联。但被闻讯赶来的李万翠、陈焕勤(虎山行)、傅芦生搅局,未形成最后决议。
1月22日,参加北京学习班的省无联常委单位碰头商讨对策,眼见大势已去的红中会总勤务站成员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宣布红中会退出省无联;但在长沙主持日常工作的吴春林等却异想天开地串联其他组织对省无联实行“接管”,以实现与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的切割,全身免祸。
同日,周国辉在燎原电影院为一位在武斗中阵亡的知青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声称“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实现财产权力再分配”,随后便销声匿迹,直到半个月后在岳阳被捕;而省无联也开始了其最后旅程。
1月24日,省无联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主持会议的是那位即令打出白旗也无人受降的红旗军司令毕健。
毕健开宗明义:今天就省无联如何搞下去,搞不搞?(大家)提意见。
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的傅芦生倒是嘴硬:我们现在是需要斗争,不能解散,解散就是否定自己的过去,日子就不好过,现在就是要顶过来……
退出省无联未果的东方红总部唐志明则遮遮掩掩:我们的错误,不能向工联,向黑三线人物作检讨,只能对内作检查,打省无联实际上是进行资产阶级复辟的打算,省无联应重新发出自己的声明,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张……
出席会议的红中会代表则透露了北京学习班内的紧张:昨天在北京的三个同学来电认为要在中央将接见前退出省无联。在家的同志昨晚开会一致(表示)不退出,要把省无联干到底,如果中央政治局作出了解散无联的决定再确定退……
省直联则对坐而论道十分不耐烦:下午会议不能再继续,应该按昨天的决定继续开展工作,外面现在没有一点东西(大字报、标语),赴京代表团要抓起来。
毕健、唐志明都提出要组织材料,准备28号去北京向中央汇报。
但是,没有时间了,既没有“斗争”的时间,也没有“检讨”的时间了:就在当天晚上,自毛泽东、林彪以下的中央大员悉数到场,共同宣布了省无联的死刑。
康生痛批省无联理论家
1967年1月24日,由康生唱主角的中央解决省无联问题的压轴戏开场,重点点名批判周国辉、张玉纲、杨曦光。
三人中抛头露面最多的是周国辉,他四出作报告,舌上生风、快活异常。但周老兄是一线指挥员,面对的多为普罗大众,故上讲台时不能与张、杨切磋时那样捧着本《资本论》,只能说些“警惕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一类的大白话或危言耸听地提醒听众当心“十月逆流”得逞而“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以便引起台下“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联想,故分贝虽高,但皆是“造反八股”,新意不足;康生也懒得与其“摆事实、讲道理”,只是操其惯用的无中生有之伎俩搞“阶级分析”,在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上做文章,说他“孤儿不孤”,背后有个“陈老师”。于是乎省革筹揪出了湖大讲师陈光烈。
张玉纲获罪主要是写了一篇《我们的纲领》,以尺幅之文作宏大叙事,从马克思的“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到列宁的“改组工农检察院”,再到苏共二十大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的“现实严重挑战”,再到特权阶级出现和生产关系部分变质,再到“第三里程碑”,再到林副主席10.24讲话,再到敬爱的江青同志11.12指示,再到“谢氏轰章”;先历史后现实、先国际后国内、先中央后地方;简明扼要、条理分明,甲乙丙丁、一二三四,十分便利康老逐条批判。今日视之,这篇工科大学生写就的《纲领》难称杰构,但不乏思想闪光却是事实。如其注意到列宁的《改组工农检察院》这一在其晚年思想中有重要地位且事关日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建设的文章与文革的关系,就确属卓见。倒是康生的批判既无水平亦无风度,与其理论家的身份极不相符,以至杨曦光称其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不讲道理,仗势欺人,残酷无情”。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康生对国际共运面临“现实严重挑战”说法的特别反感——因为当时和日后的历史提供的这方面证明多而又多,不然毛泽东发动文革干什么?然而,在当年的中国,这类事关党变修、国变色,民族前途、人类命运的大事,只能在政治局里讨论;只有康生一流的理论权威才有发言权,小民焉得妄议?张玉纲既然不愿老老实实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而要乱说乱动,就只好派他去当反革命。
也许是三人中只有张玉纲背后没能揪出黑手导致“阶级分析”失灵令康生不爽,他便捎带抛出了与省无联无任何牵连瓜葛、但在张的中南矿冶学院任党委书记的林纳,称这位与自己在第三国际共过事的老资格女共产党员是“苏修特务”,林随即自杀。可后来矿院为了给林做结论而多次赴京希望能找对林知根知底的党中央副主席取证时,康办却不置一词且拒不接见——当然,这是后话。
然而,相对于周、张二位,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激起了康生更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
《中国向何处去》本是一篇征求意见稿,印数不多,16开油印,半幅正文半幅留白,以供读者批注,其发出时间为1968年1月12日。此时中央对省无联已有定性,但《中国向何处去》却为其墓碑填上了最后也是最大的一筐土。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确是一篇刺眼的奇文:首先,他较早猜测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乌托邦之梦、建立人间天国,“五七指示”即其蓝本(这为“斗批改”中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和毛泽东1975年“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所证实);其次,他比其他人更关注当时的某些社会(非政治)现象,合同工、下乡知青这些从不入主流造反派法眼的问题均被他视为制度缺陷的表现。康生就对杨曦光在知青中的影响十分警惕,因其所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实在有煽动草根阶级反抗现存制度的嫌疑;更重要的是杨结合“九评”中对当时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将毛泽东六十年代的某些论断和提法及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发现《国家与革命》的教条失灵而采取的权宜之举推向极端来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如杨认为文革前中国同苏联一样存在一个特权阶层控制的国家机器(即毛泽东所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因而要“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夺权 斗争。为此,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但不经意间杨曦光越过了毛泽东容忍的底线,如周恩来预见的那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是文革得以发动的基本前提,任何“砸碎”、“重建”之举都只能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举动。也许杨曦光只向前多走了一步,但他没有意识这一步有可能导致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将共产党几十年奋斗的成果化为乌有。
没有理由怀疑当年的杨曦光及其同道对毛主席近乎狂热的忠诚,从他们在重压之下仍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响当当的毛林派”中甚至可以读出屈原式的耿耿孤忠。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客观效果远比主观动机更具说服力;杨曦光心中的“省无联”是靖难勤王的义师,康生、陈伯达眼里的“省无联”却是吴王刘濞“东帝自为”式的反贼。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剑高高举起,没有怀沙自沉机会的杨曦光们只能去坐牢。
劫后余波
覆巢之下无完卵。时穷节乃见。1.24接见的重压使省无联倾刻瓦解,追逐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与以笔为旗的理想主义者各依其本色对灾难作出了反应。
1月24日晚,几乎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同步,一个来路不明的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省无联,宣布开除并拘留省直联的孙君森、高校风雷的周国辉,矿冶井冈山的张玉纲,《我们的纲领》作废;并宣称省无联大方向是正确的。随之,省无联工总、红工会、红旗军、红中会、红导弹、虎山行等组织又发表口径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声明,说《湘江评论》不是省无联机关报,而是由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和红中会三家所办;《我们的纲领》是矿冶井冈山公社张玉纲一人所写,《中国何处去》是杨曦光的个人创作,均不代表省无联,惟对大方向正确与否,已不再提。然而,此等表白和辩解徒增话柄:所欲“拘留”之人,均系长期以来省无联要保护之革命小将,今日却要捉去见官,如何忍心下手?且在孙、周、张(包括杨曦光)早已在逃后方宣布拘留,这到底是在演华容道还是在演捉放曹?《纲领》既然系个人行为,又何需省无联来宣布作废?缚苍龙战团《为‘我们的纲领’叫好》的大字报日前才上街,如今墨迹未干,这“废”又如何作得了?办《湘江评论》乃1967年10月19日省无联常委会的决定,不称“机关报”而称“湘江评论编辑部主办”是此次常委会的欲盖弥彰之举;此事不提也罢,若非要在这大难临头之际出头撇清,岂非“此地无银”,越描越黑?至于说《中国向何处去》系杨曦光一人所为,倒是事实。刘定安、毕健、李万翠几位断无兴趣与能力去与杨曦光一道搬厚如砖块的马列大部头,搞“新思潮”理论建设。然而,杨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思想,已经周国辉在其报告中多次公开宣示,你等为何不但不表反对反而时不时鹦鹉学舌?此时再想划清界限,是不是迟了点?
几纸示弱求饶的声明飘落于初春街头的泥泞之后,省无联即作星散。与此同时,几支势不能穿鲁缟之响箭亦从暗处射出:
1月27日,《湘江评论》第五期(油印版)在六中出版,随即贴上街头。顽固对抗中央“1.24”指示,发表《告革命读者书》、《评黎、华、章牌“群众专政”》、《芙蓉国里尽朝晖——省无联战旗不倒》、《把省无联的战旗扛到底(代关于时局的声明)》等四篇文章,矿冶井冈山公社在绝望中仍发出“省无联的革命原则是决不能背弃的,她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的叫嚣——真如工联的批判文章所言:“反革命野心至死不变”;
2月1日,杨曦光在一封信中咒骂“康生是不折不扣的大党阀”,“我们的敌人不只周恩来,还有一帮大大小小的官僚”;
2月4日,高校风雷又抛出了《讨2.4批示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何老是匆匆忙忙跳出来》两份传单,坚持既有立场,对抗1.24指示,继续炮打周恩来;
2月5日,杨曦光、刘小兵等六名夺军权成员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继续鼓吹“新思潮”,坚持“把省无联大旗打下去”,要“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
凡此持凌厉之气强项横行者,无非是把“1.24接见”比作“2.4批示”,将省无联比作湘江风雷,妄想又来一个“7、8、9三个月”,倒转乾坤、收拾山河。然而,无物不变、一切皆流,人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河水,连伟大领袖都感到“运去英雄不自由”,尔等想靠几套花拳绣腿挡住轰然碾过的政治车轮,岂非痴心妄想?
眼见残灰余烬,点点星火已无燃成燎原烈焰之可能,出逃在外的杨曦光迅速放弃了“五更寒夜过去,便是阳光灿烂的春天”(高校风雷《讨2.4批示檄》)的幻想,开始考虑斗争的长期性:“我们的斗争是长期的,目前还处在极低级阶段,应该肯定这场革命要二十年以上”,而之所以如此,一是“毛主席目前在中央仍旧是少数”,“现在中国真正掌握了毛泽东主义的人很少,在列宁逝世以后,思想界几乎僵化……毛泽东主义是一九六二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二是新思潮还不成熟,而“命运迫使新思潮过早投入战斗”,因此“新思潮的出现致使敌人空前的疯狂,就是从反面雄辩地证明了新思潮打中了新生资产阶级的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敌人的大规模镇压能够得逞还因为新思潮没有变成新生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工人阶级自己的战斗的学说”,故当今之急务,已不是恢复省无联,而是要坐下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认真分析解放十八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政权机构,上层建筑的演变情况,”“要分析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哪些新东西产生了,哪些东西灭亡了,这就要不割断历史,不要以为中国社会从来就是如此,比如高薪制度以前就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内在解放前就没有一个被人称为‘大脑壳’的阶层”,“没有具体分析在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和历史使命,没有具体分析新生资产阶级怎样把厂矿企业变成新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新的资产阶级怎样产生,工人阶级头上的吸血鬼怎样从工人身上吸走利润等等。”因为“现在新思潮能否发展和巩固的要害就在于从工人阶级切身利益出发,从分析工厂的现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权和人与人的关系)出发,把新思潮从知识分子的空想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自己的学说”,“新思潮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发展自己的阵地,没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会半途而废,单纯地炮轰XXX根本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新思潮能够掌握群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杨曦光自信满满,他高傲地宣称(模仿方志敏烈士):
官僚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崇高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毛泽东主义,
乃是世界革命的真理!
显然,在杨曦光眼中,“新思潮”即是“毛泽东主义”。
杨曦光直到进监狱仍以为自己是毛泽东的旷世知音,如果他知道这位知音也骂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1968年7月27日接见五大领袖),斥省无联为“极左”(1969年6月28日接见黎原、华国锋),其心中会是如何况味?
1980年代初,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等省无联案犯先后对案情不服而提出申诉。此时的中国政局正值又一次变动之中,最早给杨曦光等扣上反革命帽子的华国锋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杨曦光的父亲杨第甫这位人脉甚广的老干部获平反后担任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很快,曾志、帅梦奇等湘籍老人开始注意“湖南那几个学生”的问题。总书记胡耀邦将杨曦光等人的申诉材料批交法院重新审理。1981年,根据最高法院的指示,湖南高院复审省无联案,除毕健等个别人犯有其他罪行维持原判外,其余人全部宣告无罪。湖南省委也宣布将省无联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是错误的,予以收回。如此落实政策的路数,看似与此前为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司平反并无不同,可实际效果却有微妙差别:省无联的几位获平反思想型造反派身后总拖着一条似有似无的尾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在于1.24接见。盖红色政权保卫军、高司之遭难,一因《红旗》社论点名,一因《8.10决定》有关条文,故只要将其收回,组织与其负责人(唐德元、刘爱华,占先礼、王占宗)的平反便是二而一的事。但1.24接见在给省无联扣上“反革命大杂烩”的帽子之外,还对杨曦光、周国辉、张玉纲逐一点名、严加批判;如今虽是平反,却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对点名批判一事刻意回避、不做是非判断,其给被批判者留下阴影,便不难理解了。好在如此略显暧昧的平反已不妨碍当事人恢复正常生活。
直到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即杨曦光)去世,坊间传出有礼部行文(或云电话通知),要求主流媒体对此不发消息,对杨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均不予置评;其他报章杂志可介绍其经济学研究成果,但不准涉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问题(如土地私有化)的看法、亦不得提及其文革中的言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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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尊重历史真实是最起码的
——对童话《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的一点质疑
鲍国芳
闻佳是我上中学——师大女附中时的同班同学,她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至今是我初三四班同学们心中的痛。2003年我曾经为了搞清闻佳的冤情,采访过她的舅舅,并整理了一个文字材料,后来发在博客上;在我校一次校庆聚会时,我班同学为了闻佳的事开会讨论过如何帮助她为她捐款,还考虑能否为她申请国家赔偿,当时只是因为她在京亲人的婉言谢绝而暂时作罢。近日,读了电子杂志《记忆》49期,其中有一篇署名童话的文章《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我们应该感谢这位朋友对闻佳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文章前面对事件的叙述是清楚可信的,但是其中有一段文字,让人很惊诧,让我这个很久都不码字的人又不得不拿起笔。
童话在该文章中说到: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在二〇〇四年《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这一段文字是如此言之凿凿,时间、地点皆备,还提到了闻佳的眼镜被打碎的细节。好像王友琴就在现场,或者直接采访了当时的目击知情者。作为同班同学,我们当时大部分时间朝夕相处。从1966年文革发动,到1968年分配,中间除了大串联、军训,我们各自参与一些学生组织……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不算少。在我和许多同学的记忆里,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班并没有发生过同学批斗老师,或者批斗同学的事件,而且也没有同学被称作什么狗崽子,当然也包括闻佳。这一点我想我们初三四班所有还健在的同学都可以作证。不过在极左思潮“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影响下,同学难免会自己对号入座,出身不好的自然有心理压力。
前不久我们班同学集体过六十岁生日,我们可敬的班主任金元老师也参加了。她在与我交谈时说,她看到一篇写闻佳的文章(即上述童话文)。她当时十分激动地对我说,这篇文章说得不符合事实,咱们班哪里批斗过闻佳,更没有打过她啊,这不是胡说吗?我们不禁要问王友琴,她所说的闻佳被同班红卫兵同学批斗挨打的说法从何而来?
王友琴是我们的校友,她写了许多文字记述了文革中的受难者,我很敬佩她的执着,她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心。但是她对闻佳一事的那段叙述让我很疑惑,她在说闻佳的同班同学如何批斗打了她时,至少应该问一下闻佳的同班同学,问一下我们这些当事人吧?大概在2006年,我母亲生病在床时,我曾接到过她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与我交谈了许久,主要说卞校长的死,其中也问到闻佳的事情。我说对闻佳的事我采访了她的舅舅,我会把写的材料发给她。当时她并没有问过闻佳在班里是不是被同学们批斗或者挨打的事情。如果她这段文字写在与我通电话之前,她完全可以再向我核实一下情况,如果是在与我通电话之后,那她又是听谁说的,为什么不再落实一下?
为了解惑,我又查找出王友琴《顾文选》的原文,看她在原文中是如何叙述闻佳冤案的。其中她说闻佳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三的学生,后来被判18(20)年徒刑,这个没错。但又说:“在闻佳被捕前,在1968年底的寒冷的冬天,因为她的父母的‘问题’,她无家可归,只好在一个废弃的厕所里安身,并且准备在那里绝食而死……”接着就说:“在1966年夏天,闻佳16岁的时候,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在‘斗争会’上,她站在教室前面,有人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之后是:“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以上所述大都不附合事实。第一,说她因为父母问题无家可归,这个并不存在,因为闻佳原本从上中学就住在她的舅舅家,她的母亲一直在重庆老家。第二,正如文前所述,1966年夏天并没发生过她被同班的红卫兵当作“狗崽子”“斗争”的事情。第三,因为闻佳的母亲一直在老家重庆,也就根本不存在“她和她的母亲被驱逐出门,他们的东西都被砸坏或者没收”的事情。第四,当时我班戴眼睛的同学屈指可数,闻佳并不在其中。如此,不戴眼镜的她拿什么让人“打落在地”?这不能不让人佩服笔者的想象力和编造水平。
关于闻佳的蒙难入狱,她舅舅后来从西城区法院苗清仲厅长(苗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原来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这个批判应该是在我班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后发生的,也就是1968年,而不是1966年夏)。她舅舅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舅舅舅妈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她舅舅还说:她的遭遇和她父亲的悲惨身世有关。解放初,闻佳父亲在当时只是一个家庭出身地主的学生,开始在机场当过文书,后来在粮店工作,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在乡下上学时同学里有矛盾,在肃反时有人陷害他,把他从工作单位抓回去,在枪毙肃反对象时把他拉去陪绑,结果把他也打死了。既然死了就把他就当成恶霸地主了。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给他平反。但是这之前家里一直背着这个黑锅。闻佳的母亲实在太苦了,当时丈夫冤死,自己又成了反革命家属,她独自带着一儿一女,生活非常困难。找不到工作,后来向有关方面反映,才到一所中学工作。为了帮助她,闻佳的舅舅就把闻佳和她的哥哥一起接到北京上学,就住在闻佳舅舅家。闻佳的母亲后来改嫁,不久又离婚。
在后来西城法院宣判她无罪释放的文件里说:“本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也就是在闻佳不理解上山下乡自杀及写出反标时她的精神已经失常。话说回来,即使精神正常情况下,在文革中所谓的反动言行,在文革被彻底否定后也就不能成立,更何况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现在看当时对闻佳判决的错误是双重的。
无论是不是专家,对文革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调查与追忆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切结论应该是以事实为依据,一切历史的记录都应该以真实为原则,如果连这一点最起码的都作不到,那所作分析又如何让人置信。
童话可以说,这不是我说的,是王友琴说的。但是从童话的文字看,她已经确认闻佳的同班同学是迫害闻佳的罪魁之一了。她说,她在《为无告的闻佳》一文中提到的:“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文字之一。大有将闻佳同班的红卫兵同学推上审判席的架势。而童话此文所附的一张照片,却与她的说法相矛盾——这是一张我们班与几位开赴黑龙江兵团的同学在学校门口的留影,时间是1967年月12月。闻佳就在其中。如果说闻佳被打成狗崽子挨批斗,又怎么可能和同学们亲密地一起拍照呢?那天我们还到民族文化宫门前拍了照,这些照片除了证明闻佳和同班同学关系融洽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我估计,童话的照片也是来自我们班的博客。
彻底否定文革,否定红卫兵运动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天下不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因为红卫兵当时施暴搞打砸抢,制造了红色恐怖,所以文革中的全部灾难都来自红卫兵。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说法的荒谬。
有关闻佳的文字,请见我班博客:
http://a66chu43.blog.sohu.com/64861100.html http://a66chu43.blog.sohu.com/70936852.html20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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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是谁向卞仲耘施暴:红五类?黑五类?
石新勇
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校长之死”一向是网络上的热点话题,近日电子杂志《记忆》首次邀请女附中五位1966届初/高中生做访谈,包括被认为是文革符号的宋彬彬,再次引发激烈争论。关于施暴者身份的界定,成为焦点。虽然争论看上去并不能真正聚焦,但大致仍可归纳为三种:
一、1966年7月30日工作组撤离师大女附中到8•5事件发生时,刘进、宋彬彬称,她们没有牵头成立红卫兵组织;发起、组织游斗校领导并暴力致使卞校长死亡的高一部分学生,当时也不具红卫兵身份。因而,校长之死是在校园处于无政府状态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二、《记忆》49期头条《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文中,作者朗钧抄录了邓榕回忆录中记述7月29日“代表红卫兵”参加人大会堂大会的内容等三条,及高二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中,提到8月1日随军训学生从邢台回校,学校已有了红卫兵的相关内容。作者认为,8月1日以前该校已经成立了红卫兵,8•5那天是红卫兵打死了校长。
三、曾发表过著名评论文章《丑陋的老三届》一文的刘双先生,在《是圣殿,还是废墟?》一文中针对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校长之死,提出了最直接的凶手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当然就不会是红卫兵)的观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芸女士被本学校的学生活活打死。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北京中学校园的第一起命案。“卞仲芸之死”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人员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热点专题。但是,在有关文章中,似乎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惨案发生在红八月。但是致死人命最直接的凶手并不是“红五类”子弟。卞仲芸女士的孩子告诉我们,据他们事后了解,当时打她母亲最狠,下手最毒的是“黑五类”子弟。卞仲芸夫妇都是四十年代入党的中共党员。她的丈夫曾一度认为:这是一起借文化大革命之机,进行阶级报复的典型案例。(网上见于2007-8-4 13:02,详见“黑蓝论坛”:
http://www.heilan.com/forum/viewthread. ... ews&page=1 )
这三种说法,哪个更接近真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