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叶志江
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叶维丽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见《记忆》第47期,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譬如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好故事,但演义并非历史。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垚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皇家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旋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大陆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作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一千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卞仲耘之死的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 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一千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之责?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其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地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啊。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这样一个例子,而是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领袖为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千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刘进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和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有关。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历程”同66年的红色恐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叶维丽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摘自叶志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i8uv.html —————————————————————————————————— 【文摘】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童 话
引言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是不计其数文革冤案中的一个案例。笔者从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女士的《顾文选》一文中初知案情,后来留心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〇〇七年三月闻佳八十二岁的舅父闻林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记得采访结束时他说,这个案件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九七九年已经再审,闻佳得到了“平反”,一九八七年八月还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开始又有了由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还能怎样呢?动笔时不禁又想到了他的疑问。 受难者及其亲属已经没有诉求,为什么还要写本文?笔者认为,“平反”曾经是千千万万受难者之家的福音,但这一概念后来越来越遮蔽关注苦难的视野,越来越阻止探究罪恶的努力,文革的属性渐渐地模糊,所以呈现详尽的个案非常重要。每一桩苦难都不止属于受难者家人,而应当被记录下来成为研究文革本质的材料。
亲属对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的舅父闻林先生二〇〇七年三月在接受采访后审阅认可了笔者的笔记,因此可以将如下采访笔记看作亲属对闻佳及其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女。一九五〇年出生。籍贯四川省巴县。一九六三年从北京石油部小学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方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由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园监狱)。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其舅父闻林的住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瘦弱枯槁,形如纸人,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家人就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此时看见了她一九六九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安定医院就诊,并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一九八七年八月,闻佳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开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到二〇〇七年接受采访之时每月有四百多元。 目前,闻佳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判决书上讲的“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也不成立。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闻佳的父亲的案子也是冤案,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 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据闻林先生提示,闻佳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判决重刑之前,曾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的李荣兰押送到安定医院就诊,并且得到了“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二〇〇七年笔者在安定医院看到了83872号病历。以下是病历的初诊记录。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 年龄: 19 婚否:未 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 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 联系电话:(44)1290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敌敌畏,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 心肺(—)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势,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
杨志敏 关佩芳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签名字迹潦草难辨)
病历也记录了闻佳被从邢台监狱接出后到安定医院就诊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父(指闻林)伴 于五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英文药物处方略)
沈炎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舅父伴诊 今日来查TTT、GPT、胸透。并持西城区人民法院释放证明一份。 透视结果:右肺浸润性肺结核,部分硬结。 (英文药物处方略)
汪月
送交群众讨论的文件 笔者不曾找到文革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公审宣判过多少案件的统计,但是在一位文革文物收藏家那里看见过一份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通知》的原件藏品,包括遇罗克的二十名所谓罪犯及其“罪行”写在上边。闻佳的名字出现在另一份这样的《通知》里,这份通知的日期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列有包括闻佳的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的“罪行”,闻佳的名字排在第三十九位。 这种《通知》是当时要求“革命群众”“讨论”对“现行反革命”的“处理”的文件,每份通知的规定格式都是以红字“最高指示”当先。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和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两份《通知》都引用了毛泽东的同一段话,即所谓的最高指示: 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两份通知的卷首语不完全相同。写有闻佳“罪行”的这份通知的卷首语是: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下面是闻佳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以此“罪状”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重刑。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师大女附中有关人士的叙述 闻佳捕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初三学生,那所著名学校也是文革时期残酷迫害事件的多发地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该校学生红卫兵的斗争和殴打,惨死于校园,是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残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在相近的日期里,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又在化学实验室里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残害致死,至今人们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根据她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在文革中共有受难者十人(不包括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二〇〇四年她在《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
二〇〇七年王友琴在给闻佳的信件里写到(闻佳由于精神状况未能阅读此信): 记得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或者是一九六九年年初,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说您是“反革命”,撕碎了毛泽东语录和说了反对文革的话。另外,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一直想知道您后来在哪里。我去女附中询问,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一九七九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赵桂英说,您被捕前如果是大学生,大学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没办法了。她说学校没有能为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您后来去了哪里。
旅澳作家陶洛诵女士也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她十九岁时不畏社会气氛的恐怖,主动追随遇罗克传播《出身论》,反对盛行于中国的“血统论”,在紧要关头为遇罗克送信求援,结果被投入监狱关押了八百三十三天,其间曾戴着镣铐被押回师大女附中在化学实验室里接受批斗。一九九一年她把在狱中见到同校同学闻佳的情景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书中的另一段: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摘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鲍国芳女士是闻佳的同学,近年曾经采访闻林先生。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写下了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厅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许容女士也是闻佳的同学,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中写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闻佳冤案平反的相关文件 展示“平反”的相关文件不仅能有效研究案情,也能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实况。关于闻佳冤案的平反,笔者找到了几份文件。 文件之一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知闻佳的母亲闻光裕出狱的信,那是在闻佳被关押十一年后第一次得到的消息。全文如下: 闻光裕: 闻佳原定反革命案现已经我院再审完结,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号判决宣告闻佳无罪释放。经查闻佳现无亲属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亲属照顾,故与你协商是将闻佳送你处居住,还是做其它安置,请速来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文件之二是这封信里所附的《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再审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告闻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尽,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动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扩散,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按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 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文件之三是几经闻佳亲属的交涉,《再审判决书》的第二稿(略)。 文件之四是又经交涉达成的趋向案情真相的《再审判决书》。这份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最终送达亲属的文件终于确认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闻佳是由于自己和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二是反革命罪的定罪依据是她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全文如下:(注:日期仍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当时对结案文书日期的统一规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原系北京实验中学学生。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十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此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文革毁灭了闻佳的一生,笔者总希望有个地方收纳对此冤案的记述。二〇〇七年四月在网上看到闻佳的母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的《校史征文启事》,遂将闻佳冤案写成了一篇散文《为无告的闻佳》。闻林先生三次审读了这篇文稿,逐字认真修改后支持笔者发稿应征。记得他认为《为无告的闻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 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谁是一九六八年校园监狱的看守?谁整理、报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谁批准逮捕了这弱小的女学生?谁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中学生当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谁引领、鼓励、纵容了这荒谬至极的迫害?
笔者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将《为无告的闻佳》发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史征文投稿专用的电子信箱。八月里得知校史征文文集进入了汇编阶段,马上打电话向校庆筹备办公室询问对该文的处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收到”,只好当即补寄了一份。不久后出版了名为《九十年足迹》的文集,未收录此文。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盛大的九十年校庆,校庆出版物中没有任何关于闻佳冤案的记载。庆典大红大紫,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标志人物宋彬彬得到“知名校友”荣誉,她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赫然正面陈列。当卞仲耘校长八十六岁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为此提出抗议时,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片呼声:“他们不是都已经平反了吗?”许多人并不在乎善恶荣辱的错倒,对受难者家属发出声音反倒挑剔起来。 不过校庆之后,笔者在搜狐博克上找到了一张闻佳文革时期的照片,是她(见照片前排左一)和二十二名同学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的合影。校门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和正面的毛泽东影壁都清晰可辨。这证明,师大女附中确实有过健康的初三学生闻佳,也确实有过把学生送进监狱的“革命委员会”机构。这张照片补充了闻佳冤案的民间记忆,使这一文革个案更富有具体实感。 —————————————————————————————————— 【访谈】
朱学西老师访谈录
受访人:朱学西(原女附中教师) 采访人:刘进(原女附中高三学生) 时间:2010年5月8日下午3点至4点40分 地点:朱学西老师家,西城区云梯胡同5号院4-8
主访人给朱学西老师讲了《记忆》47期五人谈中涉及到2008年3月18日访问朱老师时的内容,还把王容芬最近写的《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交朱老师过目,并请他再讲一下文革时被提审的情况。下面是受访人朱学西老师的谈话纪录。
我名字不是“朱学希”,是“朱学西”。原来祖父给我起的名字是“学熹”,上学时为了好写,老师给改为“学西”。 文革前我就被借调到37中,是工作组撤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在秋冬之交我才回到女附中的,回来后就直接到劳改队劳动了。那时,劳改队的老师都在学校最东头图书馆的小院里,劈为冬天引火取暖的劈柴,记得有刘致平、汪玉冰、梅树民等老师。 文革初期我在37中,37中给我的鉴定不错。我回女附中时,把鉴定交给一个姓童的红卫兵,她把鉴定给撕了,直接把我送到劳改队。没有见过宋彬彬,也不认识她。 在劳改队,我什么活儿都干过,尤其是一些重活出力气的活总是挑我去干。我是从农村来的,57年又当了右派,有劳动基础。南楼大柳树的枯枝怕折断砸人,就是我爬树上去给锯下来的。很好笑,那时红卫兵说我毕竟是受过特务训练的,还会爬树。 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明摆着的右派,第一个抓我游斗,两个红卫兵把我双手反押着围着大操场游斗了一圈,我几乎晕死过去。后来几个男孩子拉着我的双腿拖着,也有女的,把我从宿舍楼东门拖进去,再从地下室拖着走,拖到西头再上到二楼,把我关起来。拖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知觉,感觉到的就是冰凉的地面。把我关到二楼的那间屋子,窗户都被钉死了,大概是怕我自杀。当天夜里,我才知道隔壁关的是胡志涛。因为夜里红卫兵来折腾胡志涛,胡也反抗,和他们对话,听到声音,我才知道是她。我得了肝炎,身上还带着中药,他们害怕被传染,除了押送我吃饭就不来我这儿。 我在宿舍楼二楼被关了五十多天后才放出来。出来后继续到劳改队劳动,陈洪涛(林莽)老师也在劳改队,我们一起劳动,而且我们俩在劳改队呆的时间差不多是最长的了。但我想不起来和他一起被提审过。一般说来,不会一起提审我们两个。 记得是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被斗的。解放军队长姓高,是高团长。他们进校后先了解情况。当时老师分成两派,一派是王瑞光的“东方红”,一派是方学邦的“解放”,两派观点不一样,解放军刚进校也没有办法表态,因为要了解情况。不光有军宣队,工宣队随后也进校了。调查后,他们好像都表态支持“东方红”了,但是不管是哪派的,都要表示积极参加运动,都争着斗牛鬼蛇神。 记得游斗我是在五一前后,是春夏之交,我内穿衬衣外穿中山装,一下子把我揪出来,说我是历史反革命。听家人说我有14顶“帽子”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游斗我后,就成立了我的专案组,三天两头地审我,审了多少次也说不清楚。来外调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调查我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情况。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很多。我有个中学同学,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外调取证的人对我施压,但我坚持说我不清楚,还说你们想了解他,可以去找和他更接近的人。 对陈洪涛老师的外调比我的多多了,因为他年纪比我大,经历也比我多。他14岁参加革命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还接触过不少共产党的干部,解放后先是定为胡风分子,后又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外调肯定比我要多。这么多外调、提审,我估计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自杀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是很晚才知道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邻居,我老伴和陈老师爱人王老师的关系不错,是我老伴从王老师那里得到陈老师自杀的消息的。陈老师想自杀,肯定他的痛苦很大,但他自杀不是你们这些学生导致的。 胡秀正老师为什么自杀?她文革前是个很进步的青年教师,不是运动的对象。文革中受审查,她受不了了。我被打成右派时,不止一次想到自杀,可是我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儿女,老伴还没有工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有了这一段经历,文革中我才挺了过来。 我不认识宋彬彬,认识她的姐姐宋勤。宋勤很崇拜徐恩庆老师,我和徐老师都住在7间房,我常看见宋勤去问徐老师问题。我在牛棚里时,对宋彬彬没有任何印象。 既然宋彬彬没有打老师,宋要武就是被利用的。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了,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很小很小,理也理不清楚。我们搞历史的都知道,历朝历代那么多事情,能够记录下来的能有多少件?所以有些事情能放下的就要放下。建议你们对一些细节当舍则舍,否则会陷在里面出不来。文革时一些青年教师参加我的专案组,不要说提审,还抄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怨他们,年轻人哪一个不要求进步?主导的不是他们,用不着有政治负担。我对那些青年教师一直不错,因为他们认真教学,对学生很好。我赞成宽容的态度,因为我相信整过人的人自己该承担多少自己会搞明白。你们没有做,宋彬彬没有做,有什么负担。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能够放下的就要放下。
主访人说明 5月8日下午访问朱学西老师,9日整理出来,发给一位老师核对朱老师叙述中的时间等问题,11日下午这位老师给我来电话说除了回忆还找到仅存的一本笔记,清理阶级队伍时,女附中办了四期阶级斗争学习班,几乎每一期都有老师自杀,朱学西老师是第一期学习班第一个挨斗的,时间为1968年的5、6月(和朱学西老师所述吻合)。于是今天我拿着两份打印件(大字、小字各一份)去拜访朱老师,老师认真看大字版(留给老师),只改了两处,交谈之后,他表示了“此文只能刊登于《记忆》,不得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意见,并在我留存的小字版上签了名字。 2010-5-12 —————————————————————————————————— 【访谈】
李松文老师访谈录 时间:2008-3-25,8∶30点至9∶20 地点:西城区西四北五条东口 采访人:刘进
关于采访情况的说明 2008年3月18日我把自己撰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交给李老师征求意见,同时把网上流传的7人名单的图片打印出来,请老师帮助回忆有关情况。之后,李老师约我3月25日谈意见。一见面他就说,稿中对7人名单的说法有误,还说字条是他写的。当时,他把有关情况用红笔改在稿中了。这个稿子我在定稿之后,交给了母校存档。2010年5月19日,我再次拜访李老师,一是请他核对当年访谈的内容,二是就是否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征求他的意见。李松文老师在细读了当年的访谈稿后,在上面做了些许修改,写上了“情况属实,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几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现将他修改后的有关文字录于下,文后的两个注释是我加的。李松文老师的修改和签名,请见扫描件。 ——采访人 刘进 2010-5-19
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太复杂了,很难搞清楚。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曾担任过西城区委书记,那时他直接找过我了解卞校长被打死的情况。我说当时我不在现场,是快往医院送时我才回学校的。后来听说高一和初二的学生开斗争会游斗校领导时出的事。 出事那天我好像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很晚了,听说卞校长出大事了躺在后院,我赶快赶到后院。看见后院围着不少学生,还有学生堵着路不让过去。于是我去找其他老师想办法。还找了刘大夫,大家一起赶到后院,那时你也在后院了,后来是我们一起把卞校长送到医院的。 到了医院,大夫不敢负责,不给救治,咱们这些去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和大夫争执了好久。大夫说要学校开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很晚,无法到学校去开,我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学生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我就写,先写出校名师大女附中,后写上我的名字。并征得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意见后,都同意。于是写几个学生的名字。 (上图:李松文老师在刘进原稿上亲笔修改的文字。) 我把写了名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的。 医院抢救时,我和丁老师在一间屋子里等候,后来赵老师也来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尧来到医院哭得很厉害,大家说得去接待。最后是我和另一个老师接待他的,没有多说什么,就领他去抢救室了。 我是抢救前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名单是怎么给了王先生。要给估计也是由医院交给他的。那天你把有名单的文章给我时,我一看都愣了。这的确是我的字体。之后我回忆出这个过程,很清楚。我记得写名单时,旁边还围着不少的学生,但我只写了你们几个。卞校长去世后不久,大约九、十点钟,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和你们去北京饭店。所以你写的稿子里,1 7人名单这一段文字不通,还得调整一下。2 (右图:李松文老师在他修改过的刘进原稿上的签字。)
注释: 此稿指的是(我)刘进自2008年1月开始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该稿准备写好后留给母校存档,内容包括1966年6月2日我在女附中贴第一张大字报到1966年8月19日退出筹委会80多天内学校运动的主要情况。为保证稿子所述内容准确,我和一些校友就女附中的文革初期走访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开过多次校友座谈会,和有关老师多次交流,得到了不少指点、更正。故题目改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该稿已于2010年4月13日交给母校存档。 2 当时请李松文老师提意见的是《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的第三稿。因为那时我只记得一起把卞校长推到医院后,和大夫发生争执,大夫要求开证明的情节,对7人名单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在那一稿中,关于7人名单我是这样写的:“2007年年初,我看到《我虽死去》片中有×××(?待核)记录的当时学校在医院人员名单的字条: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高三4) 李小琦(高二4) 马恬(高二4) 王满华(高二3) 刘进 宋彬彬共7人。但纸条中记录的7个人,只是最后还留在医院的几个师生。” 这一稿曾向五位老师、十几位校友征求意见,李老师看此稿后对此段话做了改动。李老师所说“文字不通”是指事实不准确。在他讲述了有关情况后,我按李老师说的对第三稿做了修改。 —————————————————————————————————— 【小资料】
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刘 双 整理
1986年,胡志涛(原师大女附中校长)发表《“八.五”祭》一文。此文后收入她和其夫的文章合集《生活教育论》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是时胡志涛已经病逝一年。 1986年,王友琴(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学生)发表《女性的野蛮》一文。此文后收入作者的《女博士生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出版社,1988)。 1995年,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此文的英文版从1997年后一直印在美国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革课读本里)。此后,王友琴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八月祭》。 1996年 冯敬兰(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发表文章《记忆的伤疤》。此文后收入《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下册(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 1999年,罗点点(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出版《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南海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 2000年 王友琴主持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千受难者的简介按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其中“卞仲耘”是最长的一篇(两万字)。 2001年,伏生(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发给“网上纪念园”发表。 2003年,卡玛拍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叶维丽、刘婷婷(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红卫兵)接受采访。 2004年,王友琴出版《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全书52万字。“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 2006年,裕雄发表《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炎黄春秋》,2006年8期)。 2006年,王友琴发表《八月,让我们纪念受难者》,提出“四十年了。卞仲耘之死不能被忘却。8月5日这一天应该成为文革受难者纪念日。中国人将会从这个纪念日学到历史、正义和道德。” 2006年,叶维丽发表中英文文章。中文版的题目是《卞仲耘之死》(周子平译),署名“白芳”,该文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英文版的题目是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卞仲耘之死》) 署名Weili Ye, 该文发表在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中国历史评论》)上,Volume 13,Number 2, Fall 2006。 2006年,胡杰拍摄关于卞仲耘案件的电影纪录片《我虽死去》。原师大女附中的教师林莽接受采访,讲述了他看到的卞仲耘被打死的场面。 2006年林莽(师大女附中老师)发表文章《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在国内无处发表,拿到海外。王友琴写了题为《艰难的诉说:卞仲耘被害40年后》的推介文章。 2006年,刘秀莹(师大女附中老师)发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载《教育艺术》2006年10期。 2007年,陶洛诵(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写出《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网络电子版)。 2007年宋彬彬被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评为“优秀(知名)校友”,在展板上贴出她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抗议(网络电子版)。指出她献的那个袖章“浸透了卞仲耘的鲜血”。 2008年,美国人本杰明•哈里斯采访王晶垚等人后发表长篇北京日记,题为《沉默的中国长城》。 2009年10月,维也纳大学魏格特教授和她的丈夫把胡杰电影《我虽死去》翻译成德文,在柏林书展放映和出售。 2009年11月,卞仲耘铜像安放实验中学(室内)。碑文只写1918年—1966年。“被迫害致死”这个官方结论都没有刻上。刘自立在网上发表文章《存像废史》。 2009年12月12日,维也纳大学魏格特教授到北京访问王晶垚。后发表文章。 2010年1月16日,《记忆》网刊总41期文摘专栏,刊登本杰明•哈里斯著,贝苏尼译的《中国•沉默的长城:北京2008年11月》一文。 2010年4月,《记忆》网刊总47期推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 —————————————————————————————————— 【故纸堆】
按:这份资料中,署名单位里出现了“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名字,说明“红色要武中学”这个名字曾经有人使用过。但这不能说明师大女附中就曾正式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了。因当时联署这类红卫兵文告往往并不需要经过各校群众组织集体讨论或由其总部做出决定,有时只是参与起草或出席相关会议的一两个活跃分子所为。如这传单的署名中还有个学校(而非群众组织)的名字“抗大四中(月坛中学)”,显然不可能是该校师生集体通过或该校领导决定的一样。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利: 1、 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 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 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 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 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 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 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红卫兵(北京女一中)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兵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中八一八红卫兵 北京三十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二龙路学校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O一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〇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刘双提供,飞鸿录入) —————————————————————————————————— 【简讯】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张晓良
“众生——徐唯辛作品展”今年4月底在武汉美术馆展出。其中再现文革期间各种人物形象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专题有44幅,皆2.5米×2米黑白肖像。 此专题2007 年 11 月在北京首展,有巴金、卞仲耘与王晶垚夫妇、陈寅恪、陈永贵、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少奇、毛泽东、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田家英、王洪文、王进喜、吴晗、姚文元、杨丽坤、遇罗克、张春桥、张志新、周恩来等63幅,皆依据照片创作。后陆续创作达百幅,且大部画作陆续增添画家或画像主人抄录的画像主人数百字简介,或中文,或英文,或中英文并存。 此次来汉展出44幅,有2007年在北京展出者,有后创作者,如:陈景润、邓小平、胡耀邦、何大齐、马思聪、宋彬彬、徐迟、赵丹等。周恩来为其晚年形象,面部多老人斑;毛泽东为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侧面肖像;刘长瑜为其在红灯记中饰演铁梅的形象;胡耀邦为其晚年形象,颇显愁苦。顾准简介中有“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医院病逝,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何大齐简介由其自己抄录,书法漂亮,有“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八月被抄家,父母遭红卫兵毒打,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占地近两千平米的四合院被没收,全家被‘扫地出门’。” 2009年6月徐唯辛此专题的4幅肖像作品(陈寅恪、冯友兰、翦伯赞、顾准)在北京一个展览的展前审查中被撤下,原因不详。此次武汉展出,宣传极为低调。 —————————————————————————————————— 【编读往来】
丁东来信 《记忆》47期,我觉得很有份量。收到以后,我就主动转发给资中筠、唐宝林、章诒和等人,因为他们都曾关注过卞仲耘和宋彬彬。 研究文革史,我最关注的首先是史实,其次才是对史料的分析评价。面对同样的史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正常的。但首先是要把史料呈现出来,否则连评价的对象都没有。 宋彬彬在文革初期非常出名,无疑是一位重要历史当事人。《记忆》能够独家发表宋彬彬和刘进等参与的对话录,对于深化这段历史的研究颇为有益。人们可以不同意她们的说法,或对她们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但绝不应要求媒体让她们噤声。80年代,王力接受采访,有人就质疑“江东子弟今何在?”近年朱永嘉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批评者似乎责备媒体不该让他们出声。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又沦为阶下囚的历史当事人,应当给他们提供发言的机会。官方的媒体做这件事风险很大,《今日名流》就因为发表了徐景贤的文章而停刊。《记忆》作为一个研究文革的独立学术平台,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请历史当事人说话,而不管他们的说法和人们既有的看法是否吻合。有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不愿意开口,如沈崇,其实是史学研究的莫大遗憾。
(美)陈闯创来信 早上收到新一期《记忆》后,我首先关注的就是编读往来中对47期内容的讨论。 1.我完全同意印红标先生的看法:真正有力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上。 2.果不其然,有人指责贵刊有违公正的原则,接着我很高兴地看到编者对此指责做出了有理有力的回应。虽人微言轻,我要表示对二位选择的支持,我期盼着反对者的撰文和第二辑的面世。 再多说一句,冯建军先生的批评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叶维丽如今能当上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不也是沾了太子党的光,走了后门吗?”这样的话。 3.对于5人谈中未能点出直接打人者的名字,我感到无奈且遗憾。 4.宋彬彬女士将自己在1968年的被软禁归于“四人帮”亲信(即毛远新)所为,我想这也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吧。即使是把1968年的毛远新称为江青的亲信都有点难度吧,更何况当时王洪文也才只是个与毛远新平级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另外,至1974年方为毛泽东所命名的“四人帮”到底是何时形成的?官方史书及后人总是把文革前期的各项坏事情都一股脑的推向尚未成型的“四人帮”头上,实在是恼人。 归根到底,第2.3.4点源自以下事实:“被官方三十多年来曲解的文革历史说法给洗了脑”(陈益南先生语)。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事实搞清楚”(印红标先生语)。顺便一提,清华毕业的叶志江先生对上一期内容做出个较好的评论《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这也可以对应戴为伟女士的读后感。
(美)丁凯文来信 读了贵刊第47期有关文革初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一案的研究和48期读者来函,深感贵刊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历史研究强调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尽力还原历史的过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历史的研究。然而,历史的过程又是复杂的、多元的,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单纯,更何况研究者们做研究角度会有不同,因而不能强求一致,更不能要求历史研究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谁都没有垄断就某一问题发表独家看法的权力。 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切忌只有一家之言。目前国内学者们大多只能在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下作研究,其结果可想而知,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些稍有与官方观点相左者的研究只能到海外发表或出版,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鉴于此,作为民间的文革史研究者,我们要大力提倡多元化的研究,鼓励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尤其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历史只有真实方具有生命力。因此,本人对“真相在细节中”这一观点深表赞同。此外,具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还要切忌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将对方划为“敌对势力”,那种将《记忆》的编者也牵连进去,指责编者“立场错误”的看法就更不可取了。真诚地期望那些不同意叶维丽教授等人观点的朋友们也能本着求实的精神,就事实来辩论,正如《记忆》编者所言: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讨论上升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那么对读者、对文革研究都将是大有补益的。
陈家琪来信 今天是5月16号,2010年的5月16号,距离1966年的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44年。44年前的这一天,由于要清理城市人口,我和我的妈妈坐一辆三轮小汽车离开了西安市,去一个叫华县的地方落户,两地距离大约将近一百公里的样子,记得我们是上午9点左右动的身,一直开到晚上才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县城,那就是华县。 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和妈妈坐在敞篷中,妈妈不说话,我贪婪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城市,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落户了,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新奇,自己也充满着莫名的豪迈,似乎去上前线或投身革命洪流一样。 多的话就不说了。到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我们这个国家60年来的历程?这是一个问题,也许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去把它转化为理论的思考;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大约只有把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对此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思考的材料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曾这样思考过此类问题。 1949年,作为一个事件,一个改朝换代的事件,与传统并未断裂;过去是怎么发生的,现在还是怎么发生了,尽管原因上有许多不同,但中国依旧按自身的逻辑完成了这样一轮循环;但就意识形态和人们观念上的改变而言,断裂真的发生了(也许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发生着这样的断裂),因为这次革命的口号、组织原则、理想、目标都与以前不同,它属于现代性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前面有美国,也有苏联,学哪一个是次要的,重要的只是要赶上它们或超过它们。我觉得这一点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 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这就是美国的思想家谢尔登•沃林在《政治与构想》中所谈到的社会的“组织化”。共产党或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组织了起来,特别是农民。于是传统的家国矛盾就不存在了,制约、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乡绅、氏族、宗法等等)也化解了。组织,既体现着类似于国家的权力、强权,也如传统的社会一样用亲情、友谊(可以说成是同志情、战友谊)把大家凝聚起来,所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如一个大家庭(革命大家庭)一样。敌人就是组织外的人,如“黑五类”。越有敌人,组织内部就越团结。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这是毛最精熟的一套观念与手法,它本身也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在西方,体现为大的公司、财团,其权力高度集中,但在下面又要求献计献策,高度团结。谁都希望自己能在这样一个团体中生活、工作,它寄托着人类的理想。我们的党从苏联那里学到了建党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用于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一套方式用于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并借助于组织去完成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跃进。如果说在毛的时代,还有理想、信念,知道借助于组织的力量要达到什么目的(用组织的力量去与敌人斗,在斗中把自己组织的人团结起来,让它自身具有一种生命力、活力)的话,到了邓时代,由于不提阶级斗争了,于是组织就只剩下了一个如何管理、如何经营的问题,类似于西方的公司或财团,但这样的组织又不仅仅只进行经济活动,它是权力的体现,所以权力就与金钱结合到了一起,前提是有了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大家加入组织,不再谈信仰、理想,看到的只是实际的效益,就如人们去找一家公司去上班一样。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群众组织,是最有活力、最能自生自长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离不了组织,也都意识到只有借助于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时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一旦共产党这一最大的组织被冲垮了,群众的力量与热情就获得了空前的爆发,那也是一种疯狂,就如永远在与敌人打仗一样,不怕死,能吃苦,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说明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套逻辑建立在扭曲了的理想之上,所谓扭曲,就指的是它把人只当成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组织本身就是一部机器上的部件,个人更是部件上的螺丝钉,虽说不能缺少,但也只是在你有用时才用得上你。把人当成手段、工具,这话还说过分了,因为连手段也不是,只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人口生育来不断替换零件。我们因自己是一颗螺丝钉而自豪,这也说明启蒙本身就包括把人说成是机器,说成是螺丝钉。整部机器只能有一个舵手,意志统一了才能与敌人作战,所以我们也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之中。组织已经取代了家庭,我们把家里能用来过日子的东西都上缴了,都打碎了,那种豪情无论今天想来多么荒谬,在当时却认为理所当然。于是,就发生了那么多悲惨的事。当然,有组织替我们承担,我们自己也并不负责。把精神上的个性追求全都抹去,只是一个当机器运转起来就立足于本职工作的螺丝钉,怎么把一个社会组织成这个样子,那套导致断裂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与我们的现实与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当这套组织的目标失去但组织本身依然还在,而且更多介入经济活动时,它到底会怎样,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组织”这种当时的社会结构形式是应该好好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怕的就是出现组织)。“群众”(人民)与“革命”(造反)成为最高的正当与合法,而一个“革命者”又只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组织中的成员,所谓真正的“逍遥派”就是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人,这在当时与今天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在给你的信中,谈到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断裂只发生在意识形态上(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那么,今天的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套意识形态而来的;但事实上,没有这套意识形态,就没有现代中国。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于事实上的“循环”,即传统的延续,大家只有认可了,或无可奈何。为什么最具有颠覆性的这套意识形态会在“人民”(群众)与“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成为事实上的“循环”、理论上的目的论(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是“5•16”,一早起来,就想写一篇日记,看到了这期《记忆》,就觉得干脆把回信当日记写,于是也就写了这么多,信手写来,可说明的地方还太多,但作为一篇日记,恐怕就只能先说到这里。
可父来信 贵刊连续两期就发生在1966年北师大附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事件的文章及读者来信。我惊讶贵刊的影响力;也惊讶这么多知情人关注这段历史。 说实话,卞的死在那个时期并非个案特例。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有了宋彬彬才让这件事变得是件重大事件的。如今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追究所谓凶手应该只是道德层面的意义了。既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担当起探明真相的责任,才在包括贵刊在内的刊物上撰文回忆讨论。因此,不应该出现搞乱事实的状况。 一些人把“写历史”又作为自己向社会索取的手段,是很龌龊的。那些争辩已经根本不属于学术范畴了,我以为贵刊没有必要一一登载。
范世涛来信 我很惊讶对上一期的文章有这么多批评。我觉得那一期编得非常好,读的时候很感动。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不少沉默的当事人不再沉默,就一个严肃主题发言并对话了。这种对话有助于逐步消除文革重要当事人之间的深刻隔阂、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有助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很钦佩访问主持人和发言的人的勇气和努力,他们在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 对宋彬彬的发言,不少读者表示反感。既然宋女士文革中就已经遇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这对她来说大概没什么稀奇的。我觉得宋女士和批评者如果提供更多的事实,更有利于大家更深地认识真相和达成共识。比如宋女士如果愿意解释在给主席戴袖章之后的活动,大家就更能明白她的处境和选择,而不致因为披露的情节过于简单而觉得有些戏剧化。对于认为宋亲手杀过人的人来说,需要提供坚实的证据(被害人姓名、时间、地点、旁证或其他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认为她杀了人,那和文革中盛行的“疑罪从有”做法有什么两样?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亲手杀人是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正因为怀疑者没有提供证据,我更同意宋彬彬的解释,并对缺乏证据的义愤填膺有些惊讶。至于报纸上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因为当时报刊上大量署名文章都并不真的是作者写的,只是作者无法或没有辩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宋的解释是合情入理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宋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并发表在党报上,该篇文章造成的大量负面影响也不应由作者负责,而应由党报和公检法机关承担主要责任。我不觉得一个普通人读了一篇表示可以动武的文章就会动手去打无辜的人,那把文章的影响也说得太大了些,所以最大的责任还是动手的人;其次是公检法没有制止和制裁;第三是党报有严格的审稿发稿程序,为什么把这样的文章放到宣传主旋律的报纸上;最后才是作者的责任,不管作者是谁,我觉得他的责任其实很小。 有的读者怀疑编者屁股坐在了一边,这听起来像是文革时候因为某杂志或报纸发表了某篇自己不同意的文章,就把作者和编辑部说成一丘之貉的“黑线”或“黑帮”一样。 刘进来信 谢谢转来范世涛的来信。 既然我文革初期有了那些经历,经历了就有了责任,几十年来虽未曾忘却,可一直没有机会说,也不敢不调查就说,所能做的就是把有关事实记录下来,尽当事人的责任。责任是责任,机会是机会,可能这辈子也没有机会,那只能留存记录了。 在校友、老师的推动帮助下,经过几年调查,我终于写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交给母校存档。之后,《记忆》又给了我们说话的平台,这是争取很久而未得的机会,让人珍惜感动。只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忆和有机会说话,事情才会切实推动。这是《记忆》总47期刊出后,很多校友来信来电话主动回忆文革初期学校情况时我的感受。 我知道当事人必须尊重事实,自己干的事情,不管好坏对错,该承担的就得承担。当事人也应核准质疑,该澄清的就得澄清,对关键问题不核准不澄清就不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此外,我不想多说。至于传言和情绪化的谩骂,那都是在骂文革,我相信这只是反思文革过程中的现象,不会也不应该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我特别赞同范世涛的观点,对话有助于消除深刻隔阂、重建彼此信任,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使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位70后的小伙子,其见解和眼光令人钦佩!真希望有这样见解的人能越来越多,那样我们的民族就会离文革这样的灾难越来越远。 读《记忆》总48期“编读往来”,各种评论意见都在意料和情理中,最突出的感觉反而是《记忆》太不容易了!
胡泊来信 正本清源或有必要,但过度考据亦容易歧路亡羊。中国近代以降不乏考据,然纠缠考据亦成风尚。考据诚可贵,全局价更高。信口开河者缺考据,沉迷枝节者缺全局。
钱大川来信 看了47期,感觉很好。宋彬彬们肯于对话,澄清真相,应该欢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叙述自然不同,这是个典型例子。这样下去,自然会不断接近真相。 下面是四中,很好。再下面应该是六中。陈行之先生是六中学生,看他的文章和董必武儿子(叫董良翮吧)在凤凰卫视的讲话,相差太远。如能请他们从历史角度撰写文章就全面了。 此外,北京师大附中也很重要,但缺乏资料。该校红卫兵领袖陈永康(咏康)现在是职业作家。我见过。他的回忆录《红色季风》中有用材料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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