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你们劝阻了两次，却没有使她们停止游斗活动。难道因为她们以革命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才让你们的劝说苍白无力吗？
刘进：当时斗黑帮是革命行动，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在对立面上制止她们游斗校领导，何况自己又是犯了错误的人，只能说些不要打人、注意政策的话，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说话完全没用。
从近年的调查中得知，8月5日下午，不少老师和高年级同学都对打人者进行过劝阻。在游斗中，胡校长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高个子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围观的一个中五年级（五年制实验班）同学立即上前阻止，说“斗黑帮也不能这么斗啊！”有个同学劝阻不要体罚打人，立即被回击说，好久没有斗黑帮了，今天斗黑帮有什么不对？工作组在校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工作组撤了，黑帮都可神气了，我们斗斗黑帮有什么不可以？高三4班反过工作组的王亚力、李乐群等同学也劝阻过两次，一次在厕所附近，一次在校园里，看到围观的低年级同学都散了，她们就走了。她们也没想到，老师们会被换个地方接着遭受折磨。有的老师劝学生，说他们（校领导）年龄都大了，身体不好，不能干这么重的活了。这么热的天，他们肯定受不了，会出事儿的。有的学生也这么劝。这些劝说立即遭到激烈反驳，说你是保工作组的吧？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我班有同学看到，梅树民老师挨了一棍子，血立即从衬衫里面流了下来。梅老师自己也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学生用带钉子的桌子腿打在他背上，钉子扎进肉里，拔出后都是血，染红了衬衫。8月6日那天，王南芬（文革前女附中学生会主席，反工作组成员之一）到校比较晚，8月5日她没来，听说卞校长被打死了，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天就开始着手调查事情的经过。2006年我曾问过她，她说调查后基本落实到一些人身上，以高一和初二的学生为主。很多人是在表现自己，谁打得凶，谁的阶级感情就深，觉悟就高。她还说，我调查了，你们这些学生领袖那天下午在东二楼呆着，没有人参与这件事情。
在调查中我还了解到，有两个高二的同学8月6日一早去看胡校长，胡校长当时躺在床上，伤势很重，见到她们非常高兴。同年，她们和四中的几个同学一起调查了西城区36所中学的打人情况，还写了调查报告。调查时，胡校长给了很大的帮助。
关于王先生出示的那个名单，我是从胡杰电影里第一次看到的。名单是竖着写的，右上是师大女附中，靠下并排写着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后来，2008年在一个博客里再次看到，指控说凶手就在里面。有同学看见那个名单后，告诉我说是李松文老师写的字，他教过她们班几何，很熟悉他的字体。于是我去找李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把那个复印的名单拿给他，请他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过了几天，李老师打电话约我见面，详细讲了名单产生的前因后果。他说，8月5日出事那天他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经快6点了，听说出了事他就跑到后院，有几个学生堵着不让他过去，当时他找赵桂英老师又找校医刘大夫等等，心里很急。到了医院，医生不管救治，在场师生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执，大夫说要有学校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经很晚了，到哪里去开证明、盖公章？李老师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医生说，不能让学生写条子，学生一毕业就没法找人了，要写也是老师写。于是，李松文老师在一张纸上竖着写了校名师大女附中，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当时在场的还有其他老师和很多学生。签名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就问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行不行？我们都说行，他就把几个认得的学生名字写上了。他当时正在教高二，所以有三个高二学生，李小琦、马恬、王满华，我、宋彬彬和徐岩春是高三的。
李松文老师说，这是抢救以前我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怎么到了王先生手里，大概是医院交给他的吧。还说：“那天你把名单给我看的时候，一看是我的字体，我都愣了。回家后仔细回忆，记得是这个过程。卞去世以后，大约9、10点钟，大多数人都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去北京饭店。”
主持人：那天打人的学生，许多目击者还能叫出她们的名字。我班有同学看到，刘致平副校长因为谢顶，头上被贴了一张墨汁涂黑的纸，高一某学生命令他跪着，做举手投降状，给他拍了照片。梅主任三十几岁，算是年轻力壮的人，让他挑土围小操场走一圈，再把土倒回原处。胡校长打扫操场附近的厕所，不少同学记得，她的白衬衫被墨汁染成黑色，黑裙子被撕到胯部，露出了粉色的内裤。没有任何工具，她只好用指甲抠厕所盖子上的污物。卞校长被押到宿舍楼打扫卫生，我班同学看见卞校长时，她已经晃晃悠悠站立不稳了，被一个初二学生使劲按下头，逼她喝池子里的脏水。那个女生皮肤黝黑、身材高大，1967年有一次让校领导围着操场游街，她对胡校长又推又搡，使劲按她的脑袋，胡校长就是不低头，我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和胡校长当时愤怒的表情。她们殴打和羞辱校领导的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叶维丽：可是，卞校长死后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承认打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这两个人做的一件事让我记住了她们。文革开始后有一次工作组组织学生去教工宿舍参观，看老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过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家，她不在，保姆正抱着她的小孩在外面，当时我们班走在高一那个班的后面，我看见那两个人竟然啐那个小孩儿。我当时特别反感，心想即使小孩的妈妈十恶不赦，小孩又有什么罪？卞校长死后，有人告诉我打人的学生中就有那两个人，我一下子觉得特别可能。今天回过头想，正是众人的沉默助长了她们后来的恶行。
刘进：8月5日的暴力行为使卞校长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身心也受到严重伤害，我没有预想到会发生那样惨重的后果。出事后我真是后悔死了，没有果断地拼全力去制止暴力行为，我感到非常对不起卞校长、胡校长等老师。几十年过去了，这种悔恨和负疚感丝毫没有减弱。这也是我和宋彬彬为什么要在60岁以后克服许多困难、坚持调查学校文革事件的动因。
我曾在文革40周年时，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王先生。我也几次登门看望过梅老师。有一次他问我：“我们挨斗时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救我？”当时这话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郑重地给梅老师写了一封道歉信。经多次沟通，他终于敞开心扉和我谈起了8月5日的遭遇。他说：“为什么你们不能一直呆在那儿，为什么要走开？如果是你们的父亲，你们能走吗？”我说自己追悔莫及，是我的父亲我肯定不会走。他说你们都是学生党员，是我们最信任的学生，在最关键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我觉得梅老师对我提出的质问，也是大多数老师的质问。我非常感谢梅老师对我的批评，感谢他能告诉我当天的情况和他的感受。
叶维丽：你、我、宋彬彬和于羚咱们四个人一起去看过一次梅老师。我们进门时，我感到梅老师似乎不那么欢迎我们，老师一般看到学生来都很高兴，而他不是。当时我走在后面，宋彬彬说了一句话，“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声音不高，我听见了。还有一句印象深的话是梅老师说的，他问你（刘进）和宋彬彬，“你们当时在哪儿？”他反复地问，老围着这句话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你们曾是他精心培养的学生，在那天没有“搭救”他和其他领导让他心里受到很深的伤害。我很高兴刘进这些年能和梅老师多次沟通，反复交换意见，倾听梅老师的心声。
宋彬彬：那天去看梅老师，一进门看见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心里充满愧疚，就说了对不起老师的话，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直想说的话。虽然8月5日事发当天，我们也去劝说、阻止过，但是并没有预想到事态的极端后果。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
叶维丽：在该怎么看刘进、宋彬彬她们这些师生代表会主要骨干在“八五”当天表现的问题上，我反复想过。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中去看，不应该不顾历史的制约去苛求，同时也不能大而化之，而应该很仔细地去考察。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更何况在8月初极端混乱的状态下。
我觉得刘进、宋彬彬她们那天参与将卞校长送进医院，坚持要医院抢救，并和李松文老师等一道留下姓名做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不容易的，值得充分肯定。她们在卞仲耘去世后连夜向上级汇报，也是负责任的态度。在问题方面，我觉得可以总结为八个字：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劝阻无力”是指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她们曾几次出面干预，但在客观效果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她们是不可能质疑斗争校领导的“革命行动”的，只能说说“斗争是可以的，不要打人”之类的话。吴德在他的口述回忆中说，有一位市委大学部的干部遭到学生围攻殴打，去解围的人对学生说，要打死他先打死我，这样才把人救下来。这种用抗命的方式来阻止打人的做法，在绝大多数斗争会上是没有出现的，没在女附中发生毫不奇怪。遇到当天那种场面，不要说是中学生，就是成年人，没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和担当精神，也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
我说的“反应迟缓”，指的是对卞仲耘的抢救行动迟缓。当然，根据卞倒下时的情形，就算及时送医院也很可能是回天无力了，但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估计是，卞大约在4点多钟倒下，大约7点左右把她送到近在咫尺的邮电医院，这中间有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的耽搁。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的耽搁？我在署名“白芳”的文章中也问了这个问题。工作组倒台后，师生代表会是个“妾身不明”的机构，在阻止打人的问题上，特别是在当时疯狂革命的氛围中，她们说话“理不直，气不壮”，劝阻无力完全可以理解。但一旦事发，在救人的问题上，恐怕只有她们能出面了，你不管没人管了。耽搁了两个小时左右才送医院，不能不说是“反应迟缓”。
我倾向相信刘进说的，你们在听到人（卞）躺在垃圾车里奄奄一息的消息时，马上就行动了。但卞校长在后院躺了两个小时之久，为什么你们那么迟才接到消息？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长时间的耽搁至少反映了人们的恐惧、退缩和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看见了卞仲耘的惨状。八五事件是女附中的奇耻大辱，不仅因为校长被少数人折磨致死——我相信参与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也因为大多数人的表现也会受到今人的指摘和谴责。就算你没打人，你围观了，就是做了看客。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是这代人的一员，说这些话绝不仅仅是站在外面或高处去指责别人，它还包含着深深的自责。看胡杰的电影时我感到无地自容。第一次见到王晶垚先生时，我给他写了一句话：“做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
5、红卫兵的成立和8•18
主持人：王友琴在书里写过：“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工作组离开学校，红卫兵掌管学校。”前面已说过，7月31日成立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是工作组在校期间的“红旗”。工作组撤走后，主义兵成为学校的革命左派，但她们与“八五”事件毫无关系。“主义兵”作为一个组织，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在1967年6月15日的日记里还有主义兵的记述，那时学校里有三大派，一是四四派“东方红公社”，二是四三派“红色造反团”，三是主义兵，人数不多，还是那些同学，成为“老兵”的代表。
“红卫兵”什么时候出现，又什么时候消散，与我没有关系因而没有任何印象，也不记得校园里有过大批戴着红袖章的人出没。在我印象里，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女的别名。刘进，你和宋彬彬发起成立过红卫兵这个组织吗？如果发起，是在什么时候？
刘进：我和宋彬彬没有发起、成立过叫“红卫兵”的组织。我俩7月5日亲耳听到邓小平关于制止红卫兵等非法学生组织成立的谈话，工作组撤走后，我们一直为自己的错误而苦闷、迷茫，不可能摇身一变，就去带头组织“红卫兵”。
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一些老师的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2006年，张静芬老师（卞校长遇难后秘密给王先生写信的人）曾对我说，当时她看到围着校领导打人的是不足一个班的学生，在大操场和后院大约都是二三十人，没有戴红袖章，那时还没有成立红卫兵。
主持人：我在前面说过，我班8月5日上午开班会辩论对联，我装病没来，8月6日下午给我“补课”。当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坐在讲台前面排列成长方形的课桌上，其他同学坐在椅子上，她们居高临下的气势非常压人。我记得其中最激进的同学以及父亲在军界具有高职位的同学，并没有人戴袖章、穿军装，最显眼的装束是把裤腿挽到膝盖上，根本不穿鞋，当时校园里行为最张扬的学生几乎都这样。如果当时有了红卫兵这个组织，有些学生会特别炫耀，因而给人留下印象。
刘进：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时间，根据调查我可以这样判断，是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到8月18日之前的几天里，一哄而起的。在对联制造的氛围下谁可以当谁不可以当，每个人心里很清楚。当时中央正在开会，毛主席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消息透露出来以后，大家才觉得红卫兵不是非法组织了，毛主席都支持了，我们思想上才会接受红卫兵。
宋彬彬：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
叶维丽：红卫兵的出现，在海淀、东城、西城是有时间差的。海淀区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红卫兵起来后是否有军方的背景，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在西城区譬如四中和女附中，干部子弟多为中央机关、国务院的背景，和刘、邓的关系近。如果毛不表态支持红卫兵，他们一般不会像清华附中、北大附中那样自己起来组织。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8月1日写的，传到清华附中是8月2、3日，卜大华他们有回忆。当时的情况，每天的信息传播是很快的，毛支持红卫兵的消息，我觉得如果8月5日还没有传开，8月7日、8日应该已经传开了。红卫兵在清华附中成立的时候是有边际的，因为它是一个地下的、青少年自发的组织，有成立的时间和人员组成。后来红卫兵得到了毛的支持，我在自己的书里（《动荡的青春》）说过，红卫兵在城区实际上是一哄而起，特点是没有准确的时间和组织边际。女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时间，至今没人能具体说清，当然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没有什么宣言。
主持人：再说一说8•18那天的情况吧。是筹委会接到开会通知的吗？
刘进：是，我记得筹委会是8月16日接到的通知，说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我们决定以班为单位组织参加，没有提具体条件。因对联的出现使血统论的思想盛行，各班掌握情况很不一样。
当天即开始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制作袖章和标语牌。那时很少有人戴袖章，为了集会，大家以各种方式赶制。8月17日，筹委会组织了各年级的一批积极分子集中在学校大礼堂，把红色横幅、红绸布撕开，再裁成窄条。两位初中同学找来了毛体的“红卫兵”三个字，其中“卫”是繁体字，高二一个同学用三合板刻了模子，刷上墨汁印制，但洇得很厉害，出了不少废品，所以那天印到很晚才做成40多条。大多数红布条来不及印字，就分发给各班了。
宋彬彬：因为时间紧，我们做的红卫兵袖章很粗糙，我给毛主席戴的袖章是毛边、黑字，并不是社会上后来流行的那种黄字袖章。做木版模子的那个高二同学，她父亲当时已经被停职了。做了一夜袖章后，第二天她问小艾（初二学生）：“我能不能算红卫兵？”小艾说：“你当然可以算了。”于是她觉得自己也是红卫兵。
刘进：我们班的袖章是一个写字特别好的同学在红布上直接写的，她还画了一个葵花向阳的展板，表示“心向共产党，心向毛主席”，准备8•18那天举着去天安门广场，结果因为出身问题，班里不让她去，对她的打击很大。
宋彬彬：这是2006年班里同学聚会时我们才知道的，听说这件事我很不好受。那个同学为大家忙了半天，自己却不能去，受了很深的伤害。
刘进：8•18那天凌晨3点多，由筹委会组织集合，从学校出发去天安门广场。大部分同学（包括出身不好的）都去了，也不分什么派别。队伍到天安门广场大概是5点多钟，大约7点多，听到广播通知，让各校按名额去天安门前集合，女附中的名额是40个。作为学校的领队，我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过去吧。”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其他还有什么标准记不清了。调查中有人讲是要穿军装的、戴袖章的、出身好的，有人讲是要个子高的。各班怎么挑选人，怎么上的天安门，宋彬彬怎么给毛戴的红袖章，让她自己说吧。
宋彬彬：先说是怎么选人的。高三4班王亚力说，是我告诉她由她在班里挑人，选的都是个头儿比较高的。因为高中的学生都比较高嘛，最后上去的主要是高中生。应该选40个人，临出发时点名，多出来一个，第 41个就没让上去，当时她就哭了。
对为什么让学生上天安门的说法很多，2006年《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谈到过一种说法，说是警卫局领导看到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领导的脸色都很阴沉，气氛不大好，才临时决定让一帮中学生到城楼上去。从当时的照片上，能看出有的领导脸色阴沉。但学生什么也不知道，高兴得蹦啊跳的，气氛非常热烈。胆子大的学生就开始给那些领导人戴红袖章。我本来戴的是没有字的红箍儿，临上天安门时，有个同学说她的袖章有字，比我的好看，就把她的给了我。看到别人都上去献了袖章，我身后一个男生（空军大院子弟、师院附中初三学生）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当时，我旁边站着公安部长谢富治，他原来跟我父亲在一起工作过。我问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小艾也说她要去献红领巾，谢问她是谁，我说了她父亲的名字，他就让我俩过去了。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也觉得很荣幸。毛主席并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当时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就是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平常我也听说过，毛主席爱开玩笑，很会拿名字开玩笑，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含义。
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
刘进：我再讲一下事后的情况。“八一八”当天下午回到学校，梁二同就找我和宋彬彬谈话，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毛主席戴袖章呢？这是对主席最大的侮辱！梁二同一边说一边哭起来。当时我俩觉得又做错了，很惭愧，我说要不然把你们的袖章给我，去换一下。后来我把她们的袖章送到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那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我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错误一犯再犯，越想越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1966年8月19日那天，我写了大字报，列举了自己的错误，宣布退出“筹委会”，宋彬彬也签字退出。至此，我俩就退出了学校初期的文革运动。
从6月2日写第一张大字报到宣布退出运动，前后80天的时间，影响了一辈子。1985年整党时，我对贴大字报和最初参加文革运动写了这样的认识：“自己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灾难，是因为在思想上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文革前，对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很熟悉，并常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当时反修防修的教育中，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主席。在长期的正统教育中，自己的思想带着片面僵化的痕迹，带有明显的个人迷信的色彩，另外对女附中当时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看法，所以运动一来，则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去了。” 我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那么近也从不回去。每晚就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合衣倒头就睡，第二天爬起来又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天天这么过着。直到8月19日退出，自己也没搞清什么是革命、怎么才是革命。
我还想说的是，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宋彬彬。她信任我，视我为最好的朋友，从贴第一张大字报到退出运动，彬彬一直支持我，和我在一起。如果8•18 是我带队上天安门而不是让她去，也许不会发生戴袖章的事，也不会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完全被妖魔化。现在我作为主要当事人把这些事实讲出来，对母校和老师，对宋彬彬和同学们，包括我自己都是一个交待。
6、关于宋彬彬
主持人：上网查找“宋彬彬”，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指向基本一致，就是欠了七八条人命。千家驹《自撰年谱》称：“宋彬彬和人比赛，哪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我相信，当年在校的老三届1600多名学生，不论对她有什么看法，绝大多数人看了这一条都会发笑。所以，在这个访谈的最后，要请宋彬彬讲讲关于她自己的事。请先说说“宋要武”的来历。
宋彬彬： 我班同学记得，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一位男记者到学校来采访我，他问毛接见我的情况，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再多也没有了。他让我写下来，我不写，说就这么两句话有什么好写的。后来我还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不写。
可是没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当时我看到那篇文章非常生气，对班里同学说，别说宋要武，现在连宋彬彬这个名字我也不想要了。毛主席和我的简单对话，我班同学没有人认为那是毛要我改名，40多年来同学们没有一个人喊过我宋要武。
后来我一直想找到那个记者，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先后找过相关的人，都说那个时候不实行实名制，不知道谁写的。
主持人：我看过有人写的文章，说师大女附中也改名“红色要武中学”了，很可笑。当时我看见红纸黑字“红色要武中学”贴在校牌上，16岁的我心里一直在冷笑。当年在校的老师学生谁能接受这个名字？它比师大女附中好听吗？没过几天红纸就被扯干净了。
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立刻就在全国传开了，我是百口难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后来经常有外边的人来学校看我，看到我都很失望：“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样子。”
8月19日我和刘进宣布退出“筹委会”以后，基本上就退出了学校的运动，成了逍遥派。我们班保工作组的人都成了逍遥派，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叫“中流击水”，有人说我们是“中午击水”，因为每天中午我们都到八一湖去游泳。当时名字的问题给我很大烦恼，我说，我不叫宋要武，也不能叫宋彬彬了，我们小组的同学说这么办吧，咱们翻字典，翻到哪儿算哪儿。一个同学拿来一本字典，随便翻了一页，手指“岩”字，我觉得可以，就在那个时候改名叫宋岩，以后插队、工作都是叫宋岩。
于羚：当时我们学校来的信都在门房（传达室）里，有个大纸盒子，学生都去那儿找信。我是住校生，父母都调外地工作了，我的家信比较多，总跑去看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八一八”过后，传达室大纸盒子里的信骤增，铺天盖地的都是“宋要武收”。 当时我就认为这个名字是强加给宋彬彬的，我不认为宋彬彬愿意改这个名字，那时我并不认识她。现在看来，所谓改名的始作俑者，就是《光明日报》记者，他的那篇文章将“宋要武”凝固成一个符号，但“宋要武”从来就不是宋彬彬。
主持人：高三1班刘沂伦也说拆看过不少信，多得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有一封信是从武汉一个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希望她悬崖勒马。由此刘沂伦知道宋彬彬到武汉去了一趟，在武汉做了“保皇派”。
宋彬彬，除了8•18上天安门戴袖章的事，很多人对你的武汉之行有深刻记忆，网上也有各种传说，下面请你谈谈为什么去武汉，在那里做了什么？
叶维丽：我插一句，因为湖北这事有一个署名传单，白纸黑字，在我们低年级学生印象中，觉得你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至少在我印象里是这样。第一次刘进介绍我跟你面谈时，我一上来就对你说：“你在卡玛的电影里说，从来没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把话说满了。”理由就是我当年的那个印象。当时你很不愿意谈去湖北的事，也就没有谈。这个事情我觉得到了应该澄清的时候了。
宋彬彬：2007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我参加班里十几个同学的一个聚会，有同学提到了这件事，并回忆起我当年说过的话，大家鼓励我写出当年的经过。关于去武汉这件事，我一直不想说，担心伤害到别人。我班一个同学曾在湖北黄石工作，她说当地很多人因为我支持了保守派，都特别恨我。我想我已经被骂了，骂多骂少都一样，反正我就是不愿意讲武汉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文革初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找我和刘进去钓鱼台，动员我们两个到武汉去，时间是“八一八”之后。因为家长之间的关系，王任重认得我们俩。他还找了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等比较有名、有影响的学生，想动员我们到湖北去保省委。
刘进：王任重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现在有人反对省委，这件事可能是有什么背景的。他当时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问咱们怎么办？你马上说，那不行啊，不能让他们反对省委。王任重说：“那你们能不能去一趟武汉？”我说不是让自己解放自己吗？怎么还让我们去呀？我当时是脱口而出，没有多想什么，就觉得和“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不一样，干嘛让我们去呀，湖北还有湖北人呢！然后王任重就问你：“彬彬，那你呢？”你说你可以去。
宋彬彬：我答应去武汉，是基于对王任重的信任。抗战时期他是我父亲的老部下，在大灾荒中他俩还同拉一个犁杖耕过地，父亲曾经说过王任重是冀南军区四大才子之一。实际上去武汉的许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是在近年调查中，渐渐串起来的记忆碎片。
我是1966年9月初去的武汉。到武汉后，我们被安排住在湖北省委第二招待所（在我们之后来的清华附中骆小海、卜大华也住这儿）。随后就有好多保守派大学生来找我，让我们支持他们。我说我们得先到大学去看一下，看完以后再做结论。我们去了好几所大学和武钢，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跑了几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湖北省委基本是好的，应该三七开。我们就写了个草稿让他们先看看。一天早上，我们看到了《长江日报》夹带着署名宋要武等5人的公开信，非常惊讶。公开信不是我们的原稿，做了很大的改动，不但措辞激烈，还夹带着当时流行的骂人粗话。当时我一看到“宋要武”三个字，就非常气愤，立即去湖北省委找到负责同志询问。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声泪俱下地说：“我们跟着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抗战八年吃了多少苦，牺牲了多少同志，现在要打倒我们，我们怎么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人呢？”说老实话，我非常同情他们，不相信他们会是反党反毛主席的走资派。我说，我们可以声明支持省委，但你们也要实事求是，那个公开信不是我写的，你们不能以我的名义发表，而且我也不叫“宋要武”。他们同意我写一份声明，然后交给省委印发。当晚我就写好了声明，我觉得湖北省委是好的，不同意打倒湖北省委，也不愿意看到两派群众的对立。可是他们突然通知我，说我父亲病重，火车票已经给我们5人买好了，我心里着急就把写好的声明交给了他们，请他们给予发表。回家一见到我妈，就问我爸得了什么病，我妈说你爸没病啊。我这才明白，实际上是湖北省委想支走我。我跟妈妈讲了经过，她劝我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妈妈说他们那样做的确不对，但他们是在危难关头，已经被斗、被打、被逼无奈了，处于那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就是想利用“宋要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却那么较真儿，还要写什么声明，人家是拿你没办法了才想的招儿。听了妈妈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件事，自那以后我从没提过武汉之行，直到现在。
主持人：我这里有那份夹在《长江日报》中的传单，题目是《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全文不到3000字，公开信发表时间是1966年9月6日，署名宋要武 华小康 刘静梓 朱培 潘小红，后4人是高一2班学生。
刘进：刘静子（传单写成刘静梓）写过文章，说到当年的事。她们到武汉后，借了几辆自行车，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等多所高校和武钢看大字报，开座谈会，讨论湖北省委到底该不该打倒，取得了共识，认为是革命的就打不倒。但对省委的功过多少开，意见是分歧的。宋彬彬被省委叫去谈话，回来后心情激动，把原来的三七开变成了二八开。宋彬彬和张小康——传单上是华小康，一人执笔一人口述，开始打草稿，内容多为分析和说理，写得像温吞水。她们没想到草稿变成铅字公开发表时，文章不但被改得面目全非，而且还有很多骂人的话，是杀气腾腾的“右派宣言”。当她们拿到传单时“全体都傻了，尤其忘不了宋彬彬的表情”，大家一致认为得写个声明，说清文章不是她们写的，不能代表她们的观点。后来，湖北省委给她们买好了火车票，把她们打发走了。
主持人：我看这事一说就清楚了，湖北省委扛不住了，想利用北京来的学生，特别是“宋要武”这三个字，震慑一下造反的本地学生。从8月19日声明退出“筹委会”以后到文革结束，除了武汉事件以外，还有与你有关的事吗？
宋彬彬：没有。关于我在文革初期参与的活动，基本上就是这些。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来没有参加或组织过任何打人、抄家、斗同学等暴力或过激行动；除了武汉这件事以外，我也没有参与过外地红卫兵、保守派或造反派的任何活动。
叶维丽：去年《南方周末》有一篇纪念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文章， 题目叫《不要让地震成为一个传说》，我读后就想，我们也不能让文革成为一个传说。关于宋彬彬的事情，今天确实成了传说。
主持人：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师大女附中老师林莽（又名陈洪涛）讲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绸衬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审他和一位历史老师。他遭到了那个大个男生和几个女红卫兵的毒打。那天夜里他决定和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但没死成。林莽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张冠李戴。那位历史老师证实，林莽讲的事情发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当时66届学生基本离校，部分就业，大部下乡插队。学校恢复招生，就近入学，才有了男生。事实上，该历史老师也并没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审过，林先生更不可能见过宋彬彬——那时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帮”的亲信软禁在沈阳。可见，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写的宋彬彬也是关于她的传说之一。
宋彬彬：我接着把自己的事大概讲一下。1967年初，邓小平被打倒后，江青把我父亲打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她在一次会上大骂我父亲保刘邓，反毛主席，还说宋任穷的鬼女儿跑到武汉去保湖北省委如何如何。1968年4月初，我和母亲被“四人帮”的亲信押送到沈阳，妈妈被关押在东北局替爸爸挨批斗，不许回家，后来又被押到干校劳改。而我被软禁起来，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1969年初冬的一个夜里，我在弟弟妹妹的帮助下，女扮男装从家里偷跑出来，到内蒙牧区投奔同学。我人还没到谣言就先到了，说宋要武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许多老乡都很害怕，不敢要我。因为我是逃到那儿的，落不了户口，就没有安置费，没有口粮，干活也没有工分。青年点的北京知青把他们的衣物、口粮匀给我，后来我也得到牧民们的帮助和保护，终于落下了户口。
1972年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时我父母被关押在辽宁盘锦的军队农场，因为父亲的问题和关于我的谣言，我这个女附中的高三毕业生，根本不敢奢望能上大学。出乎意料的是，我这样境遇的人，在知青、牧民老乡们和招生老师的帮助下，竟然成为“工农兵学员”！盟招生办的蒙古族金老师的话使我终生难忘：“在这种境况下你还能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与真心相助，你绝不该放弃理想与希望，要坚信：谣言只能是谣言，永远成不了事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敢对我讲出这样的话来，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感动难以言表。从入学到毕业，长春地质学院的领导与师生们，用真诚的友爱支持着我，他们顶住了“四人帮”在东北的亲信（毛远新）不断施加的高压，保护了我这个东北最大走资派的女儿，他们的善良、正直和敢于担当，让我铭记终生，感恩终生。
文革中的经历让我只想远离喧嚣，认认真真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我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我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对身边的人，我一律坦诚相待。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我走到哪儿，谣言和谩骂都永远相伴。一方面我很迷茫、很苦恼，很无望，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了周围人的理解与支持，是他们给了我温暖和生活的信心，使我能走过这四十多年的沟沟坎坎。
我到美国读书后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刚一下飞机，华人办的《世界日报》等，就掀起了许多谣言。还有国内的访问学者向中国大使馆告我，说我到美国上学拿的是CIA的钱，大使馆曾上报中央，有关部门也对我进行过调查。那时为了挣学费，我除了在学校做助教（一周工作20个小时），还在犹太人家中做了四年多的帮佣，做饭打扫遛狗带孩子，什么都干过。中国大使馆曾去我就读的美国学校BC（Boston College，波士顿学院）调查，学校作证，说我做助教是校方出的奖学金。当时我的系主任非常生气，说向大使馆告我属于特务行为，他一定要我讲出是谁告的我，学校要开除这种人。我坚持不说，不想给别人找麻烦。我去MIT（麻省理工学院）上学后，跟周围访问学者的关系都很好。当地华人期刊或报纸刊登关于我的谣言时，他们都非常愤怒，有人还要写文章替我澄清。我不想再搅得沸沸扬扬，成为焦点，只想安静地做自己的事。
在美国多年中，BBC等许多新闻机构的记者都曾想采访我，被我拒绝了。网上怎么骂我、侮辱我、评论我，我也都不理睬。2002年，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告诉我，在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看到了一本美国出版的关于性学的研讨文集，这本书是西方许多大学的参考书。书中有一篇美国学者Emily Honing的文章，内容以女附中8月5日事件为例研究女性暴力。Honing从没到北京和师大女附中做过调查，她的主要依据是一篇女附中原高一3班学生写的文章。美国朋友们认为她对我的指控很能吸引西方人的眼球，以致西方学者读此文后都确信宋彬彬就是八五暴力事件的组织者。因此，不单是Honing，连为此书作序的一位世界著名的性学权威，也在序言中专门挑出Honing的文章，以我和我父亲为例来讨论问题。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学者都很气愤，说以前你可以不说话，因为那些都是小道消息或是谣言，现在野史变成了正史，而且是在西方正式出版，西方大学都用它来当参考书，你要再不出来说话就不行了。原来我是拒绝接受一切采访的，但这次我觉得应该为自己做辩护。
朋友们都认为Honing的文章和此书的序言是严重失实的，影响广泛而恶劣。许多人建议我以失职、诬告及名誉诽谤罪起诉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有人帮我联系好了律师。后经一位美国朋友居中沟通，使我了解到，Honing是错在没有去北京和女附中实地调查，偏信了别人的文章；而出版社和序作者又都相信了Honing和前面那篇文章，他们都承认犯了学者不该犯的错误。由于美国朋友的调停，我最终没有走法律程序，同意了由作者、序作者和出版社在一家著名学术刊物《亚洲研究通讯》（Asian Studies Newsletter）上向我公开道歉（译文和原文附后）。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朋友对你在卡玛电影里的表现不理解，既然你在多年里一直被妖魔化，为什么不利用那次机会为自己辩诬？
宋彬彬：卡玛拍《八九点钟的太阳》之初曾想采访我，我拒绝了。后来，卡玛的片子已基本制作完成，又临时加进对我的采访，带到柏林电影节去剪辑的。在卡玛片子里，我没有露面，只大致做了一些声明以澄清谣言，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有所顾虑：当时我儿子在美国上学，我在州环保部工作。“911”之后我所工作的小单位任务非常繁重，我们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就连周末、节假日或是大暴风雪都要轮流工作，常常累得不行。卡玛的电影要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我若一露面，我们单位将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工作还怎么干？我不想在美国再次成为公众人物，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和媒体的注视中，不想伤害我的家人和孩子，也绝不想因我而扰乱单位及同事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不能在卡玛片子里露面，这就是当时的考虑，没想到却引发了更大一轮的误解和攻击。
叶维丽：冯敬兰在访谈开场时讲到关于卞仲耘之死两个版本。我也想在这里简单讲讲为什么在王友琴已经写出了文章后，我仍然想做这个题目。我做这件事，实际上是我梳理自己和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的一个延伸。卞的死让我受到太深刺激，深到很多年后还做噩梦。既然是梳理成长史，就绕不过这个重大事件。我是学历史的，很想把这个事件放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看。虽然王友琴已经写了文章，但我想，关于文革的研究，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一些人来研究同一件事，可以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在做调查的过程中，我直接感受到了文革在当今社会的被漠视和被遗忘。我曾到女附中校史室找卞校长的照片，校史办工作人员听说过卞校长是文革中被打致死的，但她又说：“是大学生来打的吧？”这位工作人员的父亲是当年的校医，姨母是8月5号被打的校领导之一，她的工作是管理校史，尚且无知到这种地步。这种情况令人震惊，也更加促使我一定要做这个题目。我想在反抗遗忘这一点上，我和王友琴应该有不少共同的想法。
最近，有人提出来追查卞案中“凶手”的问题。我想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这些年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一所优秀女校的学生会成为施暴者？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我们中的一些人做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我的小书《动荡的青春》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也是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我们都在追问。我觉得追问这些问题更有意义。
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冯敬兰帮我联系了我们班十来位同学，听她们讲述当年目击的情形。于羚也介绍我采访了一些高中的同学。 2002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刘进。我“八五”那天不在校，没看见卞校长躺在垃圾车上惨不忍睹的形状，给我刺激最深的是刘进第二天在广播里讲的一句话，“死了就死了。”那天见到刘进，我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辞。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此后刘进对我的调查一直非常支持，包括帮我联系访问宋彬彬。
我也感谢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对我调查工作的帮助。作为卞校长的遗属，他在难以想象的危难条件下，为他的亲人、也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留下了血证。看着他在胡杰的影片中一件一件拿出卞校长当天的衣物时，我既感动，又敬佩。就凭这一条，老爷子做出了历史贡献。我愿意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大家都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
主持人：八五事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文革暴力的典型，也在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心理、性别等诸多方面的研究上提供了特殊的样本。不仅仅是卞校长的不幸让我们深思，那些加害于她的学生，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典型的意义。我想起一个参与殴打老师的同学，不少人记住了她的名字。她长得很漂亮，像电影《苦菜花》里的女英雄赵星梅。她后来是全校最出名的“反动学生”，我在1968年3月28日的日记里记着她的主要“反动言论”：二十年后看高低；中央文革正确与否几十年后才能证明；由种种理论推断，中国必然要出修正主义。我在4月2日的日记里再次写到她当天在阶梯教室被斗争的情形，她的胳膊被同学架起成“喷气式”，她愤怒地仰起挣得通红的脸大声分辩：“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对不对，就是二十年后才能看！”后来我们陆续上山下乡了。几年后，听说她疯了。因文革而精神错乱的同学，还有前面提到的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李黎黎，后来她又患上红斑狼疮，在下乡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因服药过量辞世，年仅22岁。初三4班同学闻佳，因“反革命罪”险遭枪决，文革结束虽然平反释放，但精神错乱而致终生不幸。今天想到她们，我仍会心痛。卞校长遇难的第三年——1968年我下乡北大荒后，陆续听到了母校在“清队”中不断有老师被迫自杀的消息，记得是四位，其中语文特级教师周学敏（女）创立过“周学敏教学法”，最年轻的胡秀正（女）老师才三十出头。这就是万劫不复的文革。
今天，我们五个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经历的校友走到一起，共同完成了一个久蓄于胸的宿愿——把真实的记忆留下来。我们深知，道德激情不等于历史真相，群体义愤不能代替理性思考。没有哪个人可以垄断历史的解释权，也没有哪个人可以完全、永久地真理在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谨怀殷切诚挚之心，期待着校友、知情者和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附一：《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中译：
（原载《亚洲研究通讯》2003年春季刊（总第48卷第2期）第38页）
作为2002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一书的投稿人和编辑，我们向宋彬彬女士及其家人公开致歉。该书第一版述及宋彬彬女士应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暴行负责，实为严重的判断性错误。而且，长弓集团出品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通过采访表明，真实情况与宋女士参与了暴行的说法是矛盾的。本书的编辑为对宋女士及其家人造成冒犯和侵害深感遗憾。加州大学出版社同样表示歉意，并以夹页形式置于该书第一版剩余图书中。该书再版时，将对第Ｉ页和第259页的相关文字作删改。以下署名的编辑和作者希望通过本声明对他们给宋女士及其家人带来的任何冒犯和侵害表示歉意，并希望看到本道歉文字的读者亦请对该书上述错误内容不予采信。
苏珊•布鲁奈尔、艾米莉•汉宁、托马斯•拉奎尔、杰弗里 •瓦瑟斯道姆
附二：《亚洲研究通讯》致宋彬彬的道歉函英文原文：
《An Apology to Song Binbin》
--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Spring Issue, 2003. Volume 48, Number 2, P38
www.aasianst.org“The contributors and editors of Chinese Femininities/Chinese Masculi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listed below would like to publicly apologize to Song Binbin and her family for including in the first printing of the book statements that presented Ms. Song as responsible for violent acts that occurred near the start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cluding these statements in the book was a serious error in judgment. Furthermore, new information has come to light,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Long Bow Group for their documentary film “Morning Sun,” that directed contradicts the notion that Ms. Song was involved in acts of violence. The editors are very sorry for the offense given and distress caused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oins in apologizing for this situation. An errata sheet is being included in the remaining copies of the fist printing of the book, and when it goes into a second printing, the offending passages on pages I and 259 will be stricken or changed.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issued by the editors listed below both to express their regret to Ms. Song and her family for any distress cause and also to ask anyone who purchased the book to please disregard the statements in question.”
Susan Brownell, Emily Honing，Thomas Laqueur,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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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
刘沂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师大女附中高三1班的学生。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文革初期两年的回忆，其中包括“校长之死”，是2000年我退休后开始写的，后来又不断回忆修改，纠正记忆上的误差。现在我把当年的亲眼所见重新整理写下这篇证言，个别细节可能还是会有误差，但是我所说的主要内容都是真实的。我不是基督徒，否则可以在上帝面前发誓，现在我只能以我的人格保证我说的是真话。
（一）关于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下旬我和大多数同学被安排到邢台某部队参加军训，7月31日部队开了一个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大会最后宣布接上级指示军训提前结束。本来是8月1日开庆祝会，因为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就提前一天召开了。部队首长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我记得其中提到：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句话和之前我在学校里听到的工作组领导在各种场合说的话精神一致，按说不应该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但是，第二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从永定门车站走回学校，进了校门就发现学校里的气氛大不一样。听说工作组撤走了，也没有人向我们宣布休息几天然后如何如何，或者某天到校开个什么会之类的话，大家就地解散就没人管了，总之是既没有领导也没有组织。所以，关于“在党的领导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话让我记住了。
学校宿舍楼前墙壁上挂着很大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旁边还有一张大字报，题目用红墨水写着：“自来红们站起来！”文章好像是从别的学校抄过来的，大意是，我们是革命后代，从一出生就是红色的，是天然的革命者，云云。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不过反工作组的同学并不等于就是“主义兵”，我的好朋友王丽莎在7月份是反工作组的，但是她好像就没有参加“主义兵”，起码不常和她们一起活动，倒是经常和我在一起到处看大字报，聊天传递各种消息。我那时对“主义兵”心存羡慕，觉得她们站对了路线，是革命左派。我没有反工作组，自然就不能参加主义兵，能参加的同学很少。
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我自认为是红卫兵，好像还是在“8.18”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后，以后我才开始热衷于做袖章，到处乱跑，以红卫兵自居去参加关于“对联”的辩论，看其他学校的大字报，看大学里的批斗会。师大女附中除“主义兵”之外的大多数红卫兵应该和我差不多，自认为是红卫兵，但是也没有什么组织程序，也没有谁是领袖，只要自己出身是所谓“红五类”就可以自认为红卫兵。如果有一天被人揭发说你父亲有问题，被打倒了，那你就不能自称“红卫兵”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正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都会贴出一张大字报，给自己的组织起个名称，就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旗战斗队”，还有后来大学里的什么“井冈山”，“公社”之类的，不会没有任何名称的。但是师大女附中在那个夏秋季除了“主义兵”，我不记得还有全校性的组织。“8.18”之后“红卫兵”们热衷于辩论对联，抄家斗黑五类，也有人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但是做这些事不需要“有领导有组织”，那时候的时髦话语是“自己闹革命”，几个出身好的同学就可以结伴去“闹革命”，根本不需要谁来批准。8月底9月初因为外地学生强烈要求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毛就说让他们来，也可以让北京的孩子出去，这样就开始大串联，能出去的都跑出去了，学校里经常是冷冷清清没什么事情。
梁二同她们基本不在学校活动，我记得有一次在宿舍看见她们，也是准备开什么会，有什么事要内部商量，我呆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所以，“8.5”事件和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没什么干系，说“8月5日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自己的校长”，这话至少不够严谨。
（二）关于卞校长之死
1966年8月5日发生打死校长的事，那天下午我在学校，是个在场者。当时发生的事情有几个场景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中午我到学校，和同班同学王丽莎，高三2班的朱忠丹，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也是高三2班的，我们几个人在学校大操场南面宿舍楼的北门廊檐下聊天，那地方阴凉还有点风。那天天气很好，也很热，阳光灿烂。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高三1班的我会和高三2班的几个同学（当然都是干部子弟）经常在一起。我是上高二时转到师大女附中的，高一在杭州一中读书，到了上高三时，我在杭州读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林平芬（林乎加的女儿）也随父亲调动转到北京，就在高三2班，这样我经常在下课时到隔壁2班去找她聊天，说几句杭州话，就认识了她们班的几个同学。另外，工作组撤后，实际上同学之间的年级班级界线无形中也消失了，几乎是看见谁就在一起说说话或者凑一块去哪里看看热闹，我和宋彬彬也是这样经常碰到一起说话聊天的。
正聊着天，我们就听见东边礼堂里有嚷嚷的声音传来，嚷嚷什么虽然听不清，但是那个时代不用听清也知道是在开批斗会，肯定是批斗校长老师了。因为无领导无组织，我们事先也不知道今天有这个批斗会，就互相问：谁组织的？有同学说好像都是高一的小孩，不认识。知道某位同学是高一的但是不认识，这在学校里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一队人从礼堂里出来，都是校长老师，旁边是继续吆喝的同学。我们就知道这是要“游街”了。
走在最前面的是卞仲耘，然后是胡志涛，这两位（副）校长全校同学都认识，后面的顺序我记忆不准，但是我记住的老师是基本准确的，有汪玉冰，因为头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劳动她和我们班同住一室，她很有趣；梅树民，他主管高中学生，特别是毕业班的事；还有教过我们的语文老师（姓李）和物理老师张继恒（大家习惯称她张先生），还有副校长刘致平，因为常年戴着帽子我记住了他。
在旁边驱赶吆喝的学生我一个都不认识，显然都不是高三或者中五（试验）年级的，有些孩子很小，看上去就是初一初二的孩子。
游街的校长老师手里拿着脸盆，搪瓷盆之类的，都是从食堂搞来的，还拿着木棍或汤勺，有的老师拿着簸箕笤帚，学生们命令他们一边敲着脸盆簸箕一边喊着“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旁边的女孩子们则嚷嚷着：“大声喊！”“快走！”
队伍从礼堂西门出来，顺着操场跑道向西走，走到靠近校门该拐弯时，有点走不动了，天气晴朗，在阳光下站着都感觉热。卞校长在最前面，我当时不知道她和胡校长头天已经被批斗并且挨打了，但是我早就听说卞校长身体不好，有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病，总之她首先就走不动了，步履迟缓，再说所有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心情肯定都是备受压抑，也不可能走很快，而且也不肯大声喊自己是黑帮等侮辱性的口号，这样，那些女孩子就不耐烦，开始动手打人了。
第一个动手的是谁我肯定说不出，因为第一不认识那些女生，第二我们只看到队伍的一边，但是我还有印象，一个比较小的女孩子夺过一个老师手里的棍子照着老师头上打去，很快，很多女孩子都开始夺过棍子笤帚打校长老师或者拳打脚踢，队伍开始乱起来。这时我们中有人说：“哎哟，打人了。”“坏了，打人了。”我们就跑过去。
跑在最前面的是朱忠丹和王丽莎，朱忠丹上前劝阻，但是无效；我站在王丽莎旁边，王丽莎拉住一个女孩子的手说：“别，别打人。”那个女孩子回头瞪了我们俩一眼，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什么出身？”她的意思，如果你们是“红五类”就不应该同情“黑帮”，她这么一说，我们也没再说话，我们出身好，应该站稳阶级立场，同情“黑帮”，那岂不是不革命的表现？
我在学校里是个很不出色的学生，任何事都不会走在前面，所以我必须承认的是，当时我虽然没有伸一拳加一脚，甚至都没有说什么话，但是，我也没有任何劝阻的行为，我做了一个旁观者。
当时我看见宋彬彬在我们旁边，也拉住一个女孩子的胳膊说不要打人。我那个时候对宋彬彬印象很深，因为文革前她是学生会干部，工作组时期她也是学生干部，另外，宋彬彬是个很好接触的同学，你和她在一起没有高下之分的感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她说话聊天，我们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是也很容易就认识了。
我想把当时的情况再描述细致一些，以证明我为什么对宋彬彬印象很深，甚至记忆里觉得她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那些女孩子开始打人时，游街队伍刚走到操场的西端快拐弯的地方，基本上还是由东向西的队形，我们是在南面宿舍楼看见的，所以跑过去时站在队伍的南边，北边也有打人的也有劝说的，我看见宋彬彬时，她在我和王丽莎、朱忠丹、李××我们旁边，具体说位置就是靠东边一点，当时虽然开始乱了，但是基本状态，我们几个人的所处的基本位置就是这样。
后来那些女孩子怎么把老师分散拉开到各处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我记住了几个场景。我是一个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的后代，我父亲虽然批评那条对联是“瞎说八道”，但是十几年我所受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仇恨和阶级斗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青年。既便如此，有几个场景还是跌出了我本不算高的底线，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刘致平（男，副校长）
印象里刘致平不常和学生打交道，他因为谢顶，常年带着一顶帽子。当队伍还没有完全散开时，有女孩子用棍子把他的帽子（解放帽）挑开，露出没头发的脑袋，女孩子们哈哈大笑骂道：“秃驴，秃驴！”有人就用棍子打他的头。
胡志涛（女，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学校操场的北面是一排平房，我记得有几间屋子放着体育器材，篮球排球等，平房的东面是自行车存车棚，再往东就是一个厕所，紧挨着学校的北墙。胡校长就被一群女孩子拉到那个厕所去，那时的厕所很简陋，一排蹲坑，每个坑上面有一个带着长棍把手的木盖，防蝇隔味。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大乱，很多老师校工还是按照习惯每天上班，所以厕所还是打扫得比较干净的。胡校长就被命令擦洗蹲坑的木盖子。她被许多女孩子推来搡去，她上身是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衫，配一条很漂亮的黑色长裙，颜色很正，但是我看见时那黑色的长裙已被撕裂到腰部，露出了里面浅粉色的内裤。现场既没有抹布也没有水，不知道女孩子们要她如何“清洗打扫”，胡校长只好咬紧牙关用手指甲去抠那盖上黑色的污垢。就这样，女孩子们还是不依不饶围着她不停地连打带骂，几乎要把她推进茅坑了。
汪玉冰（女，教导处主任）
学校的南教学楼很宽敞，水门汀地面，我到那里时看见汪校长被逼迫搬着一个大花盆从二楼下来，那花盆直径40厘米左右，种着木本花，相当的重，本来是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我估计是那些女孩子命令汪校长搬到南楼楼上，又命令她再搬下楼。汪校长比较胖，我想也是很疲劳体力不支了，下楼时步履蹒跚一步一挪，后面女孩子们也是连打带骂催促着“快点”！结果她还差几个台阶时一个趔趄就摔倒在地，她整个人摔倒在地上，那不幸的花盆也“砰”地一声摔裂开来，女孩子们带着狂风暴雨般的叫骂声扑向汪主任，拳打脚踢。
卞仲耘（女，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
太阳快落山时，有人告诉我们卞仲耘晕死在后花园那儿。
我们到后花园去，在后门（朝北的一个门）附近看见卞仲耘瘫在一个平板车上，其状况只可用四个字形容：惨不忍睹。此时她躺在平板车上昏迷不醒，口吐白沫，白沫中还夹杂着粉红色的血丝，已经是有出气没进气了。她身上铺满了大字报，黑字红叉一片浑浊，灰色的糨糊汤，和她自己昏迷失禁排出的黄色的秽物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显然，在她已经昏迷倒地后，女孩子们依然不觉尽兴，往她的身上铺大字报（无非是写些打倒黑帮之类的标语），甚至把墨汁和糨糊汤泼在她身上。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同学和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从北门进来，男医生比较年轻，我印象里还带着眼镜（这一点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女护士看上去有三十来岁，比医生年长一些，背着一个药箱，就是那时很常见的皮药箱，一个白色圆形里画着红十字；同学中我记住的有宋彬彬和朱忠丹，朱忠丹是跟着宋彬彬等人一起去医院的。她们从学校后门进来后，宋彬彬等人和大夫说话，朱忠丹在一边悄声告诉我：在医院里找急救医生时，大夫一听说是抢救被批斗的走资派“黑帮”，还不愿意来，宋彬彬和他们争论说解放军抓了俘虏还给治病，这才来了两个人。
那个年轻的男大夫一看昏死者的样子，鼻子眉毛立刻全挤到一堆去了，口中念念道：“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还有救吗？”宋彬彬说：“那你也得想法抢救，不能看着她死呀。”（这两句对话我记得很清楚） 那个女护士立即蹲下打开药箱，取出酒精棉给卞仲耘擦拭胳膊打强心针，用了很多酒精棉才从那肮脏的胳膊上开辟出一小块清洁地。我印象里打了两针强心剂都没有见效，卞校长还是昏迷不醒，医生说不行了，送医院去吧。同学找来工友，让他打水清洗一下，然后拉到医院去了。
把卞校长送到医院时，朱忠丹，李××和王丽莎有没有跟去医院我记不得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又呆了一会儿，听说医院传来消息，卞校长死了。
我听说卞校长“不行了”时，正在操场大门附近，现在回想也许我正打算回家吧，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一大帮疯狂的低年级女孩子几乎全作了鸟兽散。校长老师们都瘫坐在路边喘着粗气，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在哭，梅树民老师在低头忍着，惟有胡校长不流泪，她即使在喘气也是抬着头。当我注意到胡校长时，她也恰巧瞥了我一眼，仿佛在对我说：你在看我们受难。
那一瞥令我终生难忘，令我感到虽然仅仅做了看客也是有罪过的。
（三）关于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大会和“宋要武”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据吴法宪回忆，大会的全称为“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据原解放军报的卢弘回忆，8月8日中央“16条”公布后，立刻有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老师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去表决心，中央办公厅就在那里临时设了一个接待站，那天毛泽东路过时突然就下车去接见革命群众，说了几句话才离开。据说那句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记者根据当时毛的话加工整理出来的。有过这一次突然性的接见，才有十天后更大范围的群众大会和接见。
我个人认为大会的组织者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组织大会的，以往这样的群众大会很多，虽然是群众大会，也还是有组织的，按照惯例就是群众都在广场上，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下面东西观礼台也是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进入，从来没有群众或青年学生可以跑到天安门城楼上面去参加大会的。如果说那天有预先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去的恐怕就是一个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她是北大附“红旗战斗小组”的学生领袖，口才很好，被安排在大会上代表红卫兵小将发言。至于后来上去那么多学生，红卫兵，那都是临时决定的。
参加那个大会是谁通知的我也不记得，模模糊糊记得学校里还是有老师在召集，可能也是出身很好的老师吧。刘进、宋彬彬她们成立的“筹委会”我没印象，因为我也不是学生骨干。
“8.18”那天去广场很早，我们学校所在的位置离天安门很近，就在金水桥前面，我记得当时我们前面没有什么人，很空旷，看城楼上面很清楚，上面有几个工作人员在走动，因此我们也是兴奋得不得了，觉得今天肯定能看见毛主席了。后来广播通知几个学校各出40名学生到城墙下时，谁也没想到是上天安门。宋彬彬就看着本校的学生点名，我们班我和王丽莎、张小青被点到，我看看被点名的大部分是高中生，个子比较高，家庭出身就不用说了，实际上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大会的都是出身好的学生。有人问：“哎，去干什么？”我记得是宋彬彬回答：“不知道啊，大概是当标兵吧。”那个时候，开群众大会或者沿长安街夹道欢迎来访的国宾，都要选派一些个子高、身体好的学生站在前面当标兵，隔几米占一个，提示后面的人不能超出这个界线，我到北京后参加过好几次夹道欢迎国宾的事，几乎每次都被挑去当标兵。所以那天挑人的时候，宋彬彬很自然地按照这个条件来点名，初中的孩子尤其是初一的孩子被点名的很少，我记得有张小艾，她个子非常高。
到了城楼下面集中后，一个穿军装的人笑呵呵地就带着我们进了城门，然后我们向右拐上坡道，这下我们就知道要到天安门城楼上去了，那个兴奋劲就不用说了。我自己高兴地东张西望，看见右边有个摄影师在拍片子也兴奋地告诉旁边同学“拍电影呢”，指指点点地也被拍进了镜头。
上了城楼我们被安排在东边空地上，还有一部分学生在西边，我站在墙边往下看，看见下面东西观礼台上也站满了学生，很多都是穿军装的，他们看见了城楼上的学生，就一起高喊“我们要上天安门！”“我们要见毛主席！”有的学生激动得要哭，我心里自是幸福骄傲得不得了。大会开始后，林彪讲话，彭小蒙发言我们都没好好听，就是不断地喊叫“我们要见毛主席”，其间也有一些领导过来看看我们，但是我们就是最想看见毛主席。这样就有人想方设法钻过警卫的设防跑到观礼台中间去，我和王丽莎听说宋彬彬、张小艾（还有一些同学）已经冲到中间去了，但是这时警卫战士也开始严防死守，不然我们也想溜过去看看。周恩来到两边安抚大家，告诉说毛主席一会儿会来看大家的。又过一会儿，毛主席果然来了，身边一个小护士和一个高大的警卫员，我们全都挤进过去握手，蜂拥一团。
我后来听说，红卫兵能上城楼，缘于毛泽东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当时一高兴，说了一句：“让娃娃们上来嘛。”不过这只是听说。另外，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宋彬彬她们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戴袖章，戴红领巾，也不是事先安排好的。如果有事先的计划，根本不可能随便让各校现场挑几个学生就上去了（上城楼的有一千多学生），无论如何中办、警卫局也要事先通知各校备选的条件、注意事项等等，这是常识。毛泽东本人也许心里早有计划或设想，但是他就是喜欢搞突然袭击。7月底，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他突然从后台走出来，8月8日在中南海西门一高兴就下车去接见师生，包括“8.18”那天穿正式军装，他都是突然决定。当时城楼上有点乱，警卫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才会被一些学生钻了空子跑到中间去，不然，肯定不能谁想过去就过去的。
从城楼下来后，很多同学都羡慕死了，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就搂着张小青的肩膀直哭。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学校里出现一张大字报，说张小青的父亲张明远是高岗集团的“五虎干将”之一，她有什么资格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云云。我们看了大字报也无话可说，张小青自己也只好低着头回家了。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没什么严格的组织程序，谁要是被揭发说父母有问题，自然就不能说自己是红卫兵，连讨论都无需讨论。张小青早上还被宋彬彬挑选到天安门城楼前集合，下午就被人说成是黑帮子弟，这只能说那个时候变化万端，令人应接不暇，无所适从。
最后，坦率地说，“8.18”这样一个群众大会，确实是后来红卫兵们从开会批斗“走资派”“黑五类”发展为肉体摧残的一个催化剂；能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毛主席，也是我后来积极参与“辩论对联”，抄家，斗地主，甚至还用皮带打了“地主婆”一下（还好因为胆小没打出效果）的巨大动力。所以如果说“8.18”之后，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暴力的、人性丧失的阶段，那么最高的、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是不言而喻的。
“8.18”之后，我，我所认识的同学，并没有认为宋彬彬从此就改名“宋要武”了。就是报纸上登出了那篇文章，就连我这么愚钝的人也觉得那是为了文化革命的宣传需要。我没觉得宋彬彬已经改名了，我也没觉得毛主席就是要给她改名。
我是8月底就开始跑到外地去“串联”的，中间回来休息几天，找到几个好朋友又结伴出去。这样，一直到1967年军训前，我没有再看见宋彬彬。1966年的国庆节我是在兰州度过的，10月初我回北京，临时结伴的同学散了，有几天我也找不到熟悉的同学好朋友，很无聊。那时候学校已经很冷清了，有一天到学校没看见熟人，就在传达室窗口外面注意到一个纸箱里全是寄给“宋要武”的信，还有几封刚到的放在窗台上，有些信已经被拆开过，也有些没拆。传达室的王大妈，胖胖的，嗓门很大，是个很负责的校工，我和她闲聊几句，知道这么多信都没人接，宋彬彬不承认自己是“宋要武”，所以就不接信，因此这些信就堆在窗口随便哪个同学来了都可以拆看。那天上午我就在门口拆信看，拆了不少，但是也没有封封都看，说实话根本看不完，也没多大意思。
信的内容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向“宋要武”表示致敬，学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云云，一类是向“宋要武”汇报他们那里文化大革命如何遇到挫折了，走资派或保皇派如何压制造反派了，希望“宋要武”能去支持他们。但是有一封信被我记住了，那是从武汉一个什么学校寄来的，信中说，“宋要武”在武汉发表言论支持保皇派，保湖北省委，“我们革命造反派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怒”，还有其他很多话，有一句大意是“希望你悬崖勒马”，这是那个时候很时髦的词语。这封信给我留下两个印象，第一，宋彬彬去了一趟武汉，第二，她在武汉做了“保皇派”而不是造反派。
这些信不是我首先乱拆乱翻的，在我注意到之前，已经有很多被其他同学拆开看过了。这说明，在学校里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并不认为宋彬彬就是“宋要武”，不然，至少从同学间的友谊出发，我们不能、也不会私拆别人的信件。
毛泽东确实一贯号召我们要武不要文质彬彬，在文革爆发之前，我们经常背诵的一首诗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暴力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于文革中红卫兵所作所为最具影响力的，其实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几次学生，更不是一句“要武嘛”，而是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的这篇文章在文革前几乎是每个中学从初中到高中都要学习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教育的必读教材。那里面的很多话语，后来成为红卫兵施暴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文章中专门有一节谈“所谓‘过分’的问题”，毛在文章中明确地说：“矫枉必须过正”。还有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的语录，当时几乎人人都会背，人人都要背。在被关押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每天都要背诵的语录中，这也是必背的一条。其目的是教育他们正确看待群众运动。我甚至记得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里，也引用过这篇文章的一些内容。一次广场上的大会，一次接见所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种诱发因素，而十几年的暴力斗争教育，对“敌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为的思想基础。看不到或者回避这个思想基础，只是在“要武嘛”三个字上做文章来探讨追究文革中暴行的根源，那真是舍本逐末。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1966年8月5日下午在校园里被殴打、被侮辱、被残害致死的校长老师表示我个人的道歉。虽然我没有加入到打骂老师的行为中，但他们是教育过我的老师校长，在他们受难时，我在一边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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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卞案”三题
胡 泊
一
提到卞仲耘之死，人们可能都会问：真凶是谁？
毛？这样的回答等于什么都没说。
宋？可以预期，随着真相的一点点还原，历史会订正那些流传多年的传闻。
其实我们知道，是宋的学妹，一群如花似玉，年未二八，以往在卞校长面前温柔如绵羊，娇弱似小姐的女附中学生。
公布那些人的名字吗？那些好生在世，却隐若游魂般的人？多少年来，人家从不提及此事，今天就会承认吗？
当时还是孩子，当时“你一下，我一下”……她们当年能那么做，我们今天不能这么做。
非要知道姓甚名谁？好的，套用去年一部颇受欢迎电视剧的名字——我的姐妹叫“要武”。
这两个字，是毛在1966年7月31日以来种种部署的概括，更是他在8月18日当天发出的号召。
《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没有面貌，但是有姓名和声音。而“她们”，没有姓名，没有面貌，没有声音，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要武。
二
为了说明问题，需要借用一下（请见谅！）一则古代寓言：
某士兵中箭，找医生。对方剪刀一合，箭杆落地。兵愕然。医：我是外科，就管到这，里边归内科。
就卞案而言，这些年相关的书、文章、电影，林林总总。多是就事论事，即谈“八五”、谈命案、谈凶手。斗胆问一句，这些算不算“箭杆”？算不算“外科”？血肉之中的“箭头”怎么办？“内科大夫”何在？
有种说法过去很流行：本来生活那么美好，突然来了一个什么“文化大革命”，一切于是颠倒！翻翻史册，明明是最高层暗中较劲，拧紧发条，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一场空前绝后的厮杀呼之欲出。这才是1966年夏季的形势。诚然，不能要求当时的中学生，特别是女生察觉这一切，毕竟“Ｘ小组”是为数太少的异类。然而，今天回头再看，总会有些感受吧？
比如，冯敬兰老师的博客写到1966年6月1日的女附中，题为《最后一课》。多么好的角度！据说，同名的法国那一课，与史实不符，属情绪化的反德宣传之作。世界名篇尚且如此，何况博文。中国的这一课，写得委实短了一些、浅了一些。能不能设想，让大家都来说说这“最后一课”呢？
比如，刘沂伦老师告诉在下：应该注意女附中被打老师对打人学生的态度。十几年的仇恨教育，老师是具体实施者。所以，文革结束后，“三种人”清查时，老师选择了宽容和隐忍。的确，先是加害者，后是被害者，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不过，仇恨教育一说似嫌简单。别忘了当时可是相当强调“爱”的——爱集体、爱祖国、爱党。最终，归结为爱领袖，×××挥手我前进。这是与恨并行的，而且更重要的教育。
就算仇恨教育，也还值得分析。大家都在女附中，为什么“要武”们冲锋在前，而“彬彬”们止足不前？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基本相同，除开个人特性之外，家庭教育是否起了作用？比如，叶维丽老师写道：“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
想了解真相，必须回到心理原点，也即文革之前的心态，看看女附中学生的心灵放进了什么东西？为此，建议编一篇女附中心理日志。
三
在我以前住家楼下和现在公司楼下，各有一所中学。住家楼下的，先前阔过，后沦为区重点；公司楼下的，从来都是普通校。这两家的学生，特别是女生，有学生样的甚少。区重点的在附近小区打情骂俏，被视为公害，不得不装门禁以御之。是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要武”们，按说再纯洁不过，尚且闹出卞案，谁还能要求“生在六四后，长在江时代”的“90后”呢？
卞案是一起弑师案。据哈里斯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案件。怎样的历史意义？我对教育史无研究，凭印象认为，往前推，民国多有学潮，发生过弑师案吗？更不用说帝王时代。这样看来，或许卞案属于“新中国”创造的若干个第一之列。果然，往后看，这些年来，弑师案在不包括港澳台的中国境内仍然时有所闻。往外看，法国“红五月”如火如荼，有过弑师案吗？或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年代发生的卞案具有世界意义，也未可知。
从仅次于天地君亲的“师道尊严”，到人人得而批之的“反动权威”，变化从何时开始？据目前材料，“五四”学生运动是一个转折点。而其从来受到官方名义上的肯定，且冠以科学、民主之称。被虐至死的卞校长，恰属被“五四”精神哺育长大的那一代。
女附中校友对往事的反思，绝非“发思古之幽情”和“白头话玄宗”。还是那句话：那时与现在，距离并不遥远，改变并不充分，问题并未解决。寻求昨天的真相，就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达成明天的预期。在一个人们义愤于虐待猫狗者的年代，一起从未被澄清的弑师案的确太沉重。其实，应该倒过来看：正因为一桩桩冤案从未得到真正昭雪，一片片禁区总是不许触碰，一个个心灵远未经历痛苦救赎，国人残存的正义感只好施与猫狗，乃至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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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伍之琏来信谈“正常”与“非正常”死亡：
读贵刊上期，有一个发现，即“正常死亡”曾经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待遇。在白磊整理的那份西安交大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名单里，有好几个人都是自杀身亡后在落实政策时被结论为“按正常死亡对待”，在姚小平谈那个国务院名册的文章里也说到，在文革初期被批斗打死的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竟也在那名册上被列入“病故”的名单中，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即不将其算作自杀（因中共党内当时是把自杀视为“叛党”行为的）。还有方子奋那篇回忆故友的文章里也说到，被打成“反革命”的石炳富在监狱里极不正常地死去后，1979年被复查宣判无罪，其死亡则被定为“正常死亡”，两年后又改为“非正常死亡”……
这种在“死亡”上做文章，把明明是非正常死亡的自杀、被打死等等都算作“正常死亡”。把“正常死亡”当成一种政治待遇的情况，颇值得研究。按照这种逻辑，文革中自杀的邓拓、田家英、老舍、李立三等岂不都应该算是“正常死亡”了？今后的辞典里是不是应该增加对这方面相关辞条的解释？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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