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第３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四十三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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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专辑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华新民 文革中的钱学森

史林一叶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在文革期间的体制变动

乱世民情
费 明 12栋里的“高研”们

昨日心迹
杨国宇 七机部文革军管日记（节选）

小资料
渔歌子辑录 文革科技界风云人物张本（部分资料）

编读往来
一、孙丹年来信•编者答复 二、沙漠老人有感
三、刘双质询《倒下的英才》的作者
四、马小星谈《记忆》 五、燕凌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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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文革中的钱学森

华新民

　　钱学森先生以98岁高龄与世长辞，在中国乃至世界华人中有很大的反响，引起了许多评论。正面的评论多涉及他在美国面对不公正对待，坚持回归祖国以及回国后对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负面的评论则多涉及他五十年代大跃进期间在报刊上就粮食产量发表的言论和八、九十年代对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倡导。在这些热闹的评论中，少有涉及钱学森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行止。究其原因，大体上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两弹一星”会战最关键的时期，钱学森以全部心力领导导弹和卫星的研制计划，保密的需要，使他同社会几乎处于隔离状态。可以推想，这也是钱学森工作压力最大、任务最为繁忙的时期，少有余暇参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
　　现在这位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重要人物已经走进历史，在对他的热烈颂扬和其他“热议”行将冷却之际，他在六、七十年代的所行所思，应当成为史家分析探讨的课题。尤其是，这段时间大致上同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高潮和终结相重合，钱学森在这个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他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动？他同中国当局有什么样的互动？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等等，都是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站在历史的高度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帮助人们了解这位科学家以外，也有助于人们认识那个时代，以及有助于弄清类似以下这样的大问题：在文革大动乱时期，“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却能够取得“两弹一星”计划的成功？
　　笔者在1962年秋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班里的同学几乎都是投奔系主任钱学森这个偶像而来的。当时那种向往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的心情，大概同今天的赵本山“粉丝”考入“本山艺术学院”时的心情相似。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五届学生，钱先生的关注重点放在最初两届的学生身上，没有给我们亲自授课，不过大家平时对他的一切都深感好奇和关心，比如同学间在宿舍里有时会争论这样的问题：“钱先生在美国生活二十年，他晚上做梦用的是中文还是英文？”因此，我们的耳闻目睹大概比其他人群多一点。笔者不揣浅陋，将本人关于钱学森的个人见闻和所搜集到的资料呈现于读者，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知情者和方家，共同为他留下一份经得起后人审视的信史。

隔离
　　关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的经历，他的秘书涂元季先生在钱学森逝世后播放的凤凰卫视访谈节目中只是笼统地提到，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至于说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而他不倒，这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说军队不准搞四大，后来军队也乱了，甚至连聂老帅这二月逆流都牵扯进去了，也不能工作了，国防科委也乱了。……所以他没有倒，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这是一段很有深意的谈话，值得从中体会他的“微言大义”。首先，他用了两个相连的“非常”来描述钱学森的谨慎处事方式。然后感叹道，他几十年来不仅没有倒，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言外之意，科学家历经文革而不倒，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确实，钱学森是科学家中的异数——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十之八九不仅“倒了”，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怎么过来的呢？他列了两个原因：“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跟中央保持一致”。这大致上是准确的概括。至于他内心如何想的，“我们不要去问”——因为实事求是地回答，难免会有损钱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为了奉行“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季羡林原则”，最好是“不要去问”。然而，要成为留传后人的信史，就必须经得起追问，所以“不要去问”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者用从前人们常说的话：不是“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态度”或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态度”。
当然，追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钱学森这样受到保护性隔离的人的内心世界，对于家庭以外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据涂元季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一文中说，早在1958年，钱学森向党交心所写的检讨和其它材料“都定为‘绝密’级，不准向外扩散”。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党的高层领导就启动了一项秘密计划，那就是要把这位在美帝国主义那里受过迫害的“苦大仇深”的科学家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又红又专”的样板，向国人和世界昭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马列主义改造自然、改造人的威力。这项计划的一半已经由美国完成了：它给中国送来了一个现成的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中国要做的是实现计划的另一半，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控制有关钱学森的一切信息，只让人们知道他红色的一面。另一个措施，就是减少他同普通民众的接触。涂元季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力学所组织全所人员到北京郊区农村去吆麻雀（注：指驱赶麻雀。当时麻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各地都组织人以各种方式驱赶麻雀，让其不能落地停歇直至累死）。钱学森觉得这是接触农民群众，改造自己的好机会，便一起参加了。这件事很快被中央领导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评力学所党的负责人，说不能这么简单化地理解知识分子要接触工农群众的口号，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党有更重要的事请他办，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让他参加了。”
可见，同工农群众接触，这是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特殊培养对象是不需要的。这种全方位的封锁给我们了解钱学森的思想带来了额外的困难。本文希望对他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外界偶然看到的一些表现作一些初步研究和分析，期望和读者一起从中了解这位科学家的内心深处的思虑。

重任
考察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经历，1960年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起始点。这一年8月，钱学森送别了突然撤走的苏联专家。
这对钱学森来说应当是一件大事。我们从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来看，他虽然对于回国前最后几年中美国政府的迫害深恶痛绝，但是他对于自己求学的母校以及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始终是充满感情和骄傲的，因而，他对于苏联的科技和教育体系以及苏联专家的做法，大概不会太欣赏。不过，当时“反苏”是一条严重的罪名，同苏联专家有异议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的一条重要罪状，钱学森不能不看到“政治正确”的立场在那里。何况，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于美国上天，苏联的航天技术比他引以为傲的美国确是领先一步。因此苏联专家的撤走，对他来说，一方面是得到了“解放”，不必事事以苏联专家马首是瞻了。另一方面，从此中国的卫星和导弹计划就全部要靠中国人自己了，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把这副重担放到了钱学森的肩上。
　　苏联专家走后三个月，1960年11月5日，中国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枚自制的仿苏Ｒ－２型短程导弹，后来又叫东风－1号。然而，1962年3月，真正中国自己研制的东风－２号中程导弹的第一次试射没有成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究和改进，在1964年6月方才将它送上了天空，其射程有一千多公里，刚好能打到日本。1965年11月，中国发射了第一枚惯性导航的导弹东风－２Ａ，并在第二年10月27日载上轻型的核装置从甘肃的双城子基地打到900公里以外新疆的试验基地，完成了所谓“两弹结合”试验。为此，钱学森被第二天的美国《纽约时报》列在头版的“新闻人物”栏里。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想象钱学森在1962年春到1964年夏天这两年多时间里，承受着东风－2号试验失败带来的何等巨大的压力。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插曲或许可以折射出钱学森当时的心情：1962年秋天，作为新生，我和同学们都迫切希望能够得到钱学森的接见，毕竟，他是我们的系主任，而其他系的主任如华罗庚等已经同新生们开过座谈会了，我们却一直没有这样亲聆教诲的机会。钱学森当时每周两次到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给化学物理系的高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力学”，我们力学系全体新生相约在某一天趁他课程结束坐进汽车离去前给他递交了请求接见的“陈请书”，结果还是没有得到回音。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正受命调查东风－2号导弹发射失败的原因并主持设计的改进。多年后他说，他在美国做过一些导弹和卫星方面的工作，但是没有参与过发射方面的工作，自己是否能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这项任务，心里没有底。这个时期他的精力专注于导弹试验上面，他甚至用“杀出一条血路”来鼓励自己和部下，哪里有心情顾得上同新生会见一类的琐碎事情？更何况，党中央关于钱学森接触群众的范围和方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1964年东风－２号的发射成功终于让他和同事们松了一口气，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指望没有落空。让毛泽东高兴的还有，1964年10月一个月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以及他在国际共运内的死敌赫鲁晓夫被同僚们赶下了台。于是，在那一年12月26日，毛泽东难得地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毛泽东把钱学森、陈永贵安排在自己的一桌，钱学森被“御赐”坐在紧挨毛泽东的位置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能在另一桌“忝陪末座”。不久，《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张毛泽东、钱学森和陈永贵三人合影的照片，当时正在宣传毛泽东1963年提出的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毛泽东生日宴会的背景，不过都一致认为照片上的三个人就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阶级斗争；陈永贵——生产斗争；钱学森——科学实验。钱学森成了中国科学实验革命运动的代表，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虽然这时钱学森已经不再在校园里露面，对年级较低的学生来说，他的系主任纯粹是挂名而已。
　　不仅是科大的校园，这时连中关村也不大容易见着钱学森了。钱家1955年回国时住在中关村为高级科学家建造的住房里，大概就在党中央批评力学所领导让钱学森下乡之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阜成路的军队大院里去了。钱学森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保密当然是搬家的一个理由，但显然还有保密以外的原因。其他在两弹一星研制中同样起重要作用的科学家，如地位相近的钱三强、王淦昌和郭永怀等人都从事同样需要保密的工作，却并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2008年笔者去北京时看望了原来在科大的英语老师、郭永怀夫人李佩教授，她仍然住在五十年代回到中国时分配给他们的房子里，她告诉我，钱三强的遗孀何泽慧院士也一样住在附近老房子里。同四周有气派的“海归楼”比起来，如今这些老房子显得灰暗甚至破旧，当年却是中关村最好的房子。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钱学森住在中关村的时候，每逢节假日，常同以前在美国时的老朋友聚会。接触的人太多，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控制的事情。例如1957年，清华大学的物理教授徐璋本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捕入狱。钱学森同徐璋本是老朋友，交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年代都是校友，回国刚两年的钱学森还没有改掉美国的作派，竟然每月接济他的家属，这种立场不稳的事难免流传到社会上，对于把钱学森造就为“红色专家”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钱家搬进军队大院以后，去拜访他要填写会客单，昔日的朋友除非工作上有往来，就不容易见到他了。这就将他同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隔离开了。

自保
党中央和钱学森本人大概都没有料到，远离科学院和科技大学，住进与世隔绝的军队大院还有一大好处——在文革来临的时候保护了他。1966年8、9月间，军队大院的高墙替他挡住了红卫兵破“四旧”抄家风潮的第一道冲击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跟学生打成一片的华罗庚等著名学者都少不了有人贴大字报，只有近代力学系没有人贴过钱学森的大字报——他已经有几年不管系里的事了。科大和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到中关村的高级科学家家里去抄家，据说收获甚丰，抄出了他们保留的有着胡适、朱家骅、傅斯年这些反动派名字的书信和文件。钱学森得以幸免，因为他已经搬离了中关村多年。
不幸的是，他的老父亲住在高墙之外，当时在中央文史馆任职，是钱学森回国后由国务院任命的，文革一开始就被停发了工资，直到1969年逝世， 这三年中一直没有收入。这在经济上对钱学森当然不是问题——他的工资是科研人员中的“特一级”。不过在政治上无疑让钱学森感到了相当的寒意。他父亲当年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儿子的地位，现在等于是被赶出了政府机关，是否也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帚也会扫进他的家里？涂元季先生的那句欲言又止的半截话“他内心有多少，我们不要去问。”说穿了，没说出来的那半截就是“忧虑和惶恐”这几个字。
这样的心情表现在行动上，有一个或许已经被人忘却的例子：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革命，记不得是科学院还是科技大学的什么人找到钱学森，让他发表对教育革命的意见，刊登在学校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上。钱的讲话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主张大学都不要办了，学生应该参加到科研课题组中，在完成科研任务的过程中接受教育，跟着老的科学家和工人师傅边干边学，按照需要才上一些课。
他的这种意见同他一贯的强调学好基础课程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1963年是我们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学生毕业，我们听说因为这届学生1958年招生时有部分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抽调上学的工农干部），毕业时学习成绩不能让他满意，所以其他系的学生都毕业了，唯独力学系的学生全部被留在学校里多上了半年课，专门补习基础课和外语。如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难说是出自他的真心，只能理解是钱先生的一种自保的姿态——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说教师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和成绩来为难学生，把他们引上“白专”道路，有些工农出身的学生，将此上纲到迫害工农子弟的高度。58级学生延迟毕业是钱学森一手决定的事，他必须主动自我否定来表示忏悔，以减轻群众运动的冲击。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最为著名的是郭沫若院长发表在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番讲话，当时，他预感到文化革命这场风暴的猛烈，因此抢先向当局和群众表明：“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然，郭沫若的书没有按他自己的意见烧掉，大学也没有按钱学森的意见解散。1968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半个月后，毛泽东接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时又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些“最高指示”是针对钱学森先前的讲话而说的。可见，毛泽东对于钱学森的话，也并不全都相信和赞同，他在大跃进失败后说是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的报道，多半是给自己和别人找的下台阶的遁词。

夺权
文革最初几个月的动乱总算过去了，这期间钱学森没有受到过什么大的冲击——除了他父亲被停发工资以外。社会上没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原来的国防部五院这时成了七机部，钱学森是七机部的副部长，作为当权派，据说机关内部最初也有一些针对他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大字报说他在二战末期去德国后回中国替纳粹做宣传，一看就知道是耸人听闻的胡说八道，没有人相信。但是严重的事情还在后头，七机部的群众在1966年9月分成了对立的“九一五”和“九一六”两派，而且很快把斗争扩散到社会上去，由于七机部雄厚的物力和财力，到1966年底，两派都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影响力的群众组织。他们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出动成百上千的汽车把自己一派的标语和大字报盖满整个京城的大街小巷。
1967年1月，钱学森遇到了文革开始后头一个重大事件——七机部夺权。
发起夺权的“九一六”组织的头头就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光。美国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为了撰写钱学森传记《蚕丝》，在1993年到中国采访了叶正光，据叶正光说，受到毛泽东对于上海“一月风暴”的赞扬的鼓舞，北京的中央各部都纷纷效仿，他们也决定夺取七机部“走资派”的权。他说，他们事先还请示过周恩来、聂荣臻和李富春，在得到准许后，于1967年1月23日晚上10点多钟把部长王秉璋、钱学森和其他四个副部长召集到部长办公室，通知他们七机部夺权了。“钱学森听了一下子变得面无血色，差点昏了过去。”叶正光赶紧过去扶住他，让他坐下，并告诉他不要担心，他是受到保护的，不会撤他副部长的职位——看来周恩来对此已经有所关照。然后，他让各位部长们表态，钱学森和另外两位副部长都立即表示支持夺权，王秉璋和另外两位副部长则表示反对，而且王秉璋拒绝交出印章。“九一六”的人于是用焊枪割开保险柜取出了印章，王秉璋被罢了官，叶正光成了七机部的一把手——“总勤务员”。
在第二天召开的有数百人出席的会议上，钱学森恢复了平静，他在发言中赞扬了叶正光和造反派，而且说，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事后看来，这次“九一六夺权事件”对钱学森只是虚惊一场，他除了从此要到普通职工食堂排队打饭以外，仍然是七机部的主要领导。而且，周恩来在几个月后宣布夺权无效，权力和印章又回到了王秉璋的手里。

死讯
真正让钱学森感到震惊的是1968年以后接连不断的死讯，其中最主要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
1968年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703所所长、冶金和航空材料专家姚桐斌被“九一五”组织的人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骂声中用钢管打死。
赵九章是气象学和空间物理学家，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的所长。他于1968年10月份在中关村的家中服安眠药自杀。
他们的死，不仅让钱学森失去了在导弹和卫星计划方面的两位得力的同事和友人，更给他传递了一个令他不寒而栗的信号：他们两人有着同钱学森类似的背景——都属于今天被人们称为“海归”的一类人：姚桐斌留学英国，1957年归国，在国外工作期间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赵九章留学德国，四十年代就回国了。论起爱国情怀和政治觉悟来，他们都不比钱学森低，然而在文革中却难逃厄运。尤其是赵九章，是科学院的代号为“651”的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人造卫星事业最早的倡导人之一。他资历和地位都和钱学森差不多，他领导的机构属科学院，不属于军队系列，少了一层保护。而且他还有一个要命的社会关系——他的姨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长戴季陶。戴的名言“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引用，从而使得戴季陶成为中国大陆人人皆知的“国民党右派”。这使得赵九章早在文革初期就靠边站了。在忍受了挂牌、游街、批斗和体罚等种种侮辱之后，终于选择了自杀。
钱学森明白，自己也同赵九章和科学院的许多高级科学家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他的岳父蒋百里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级上将，幸亏已经去世多年，而且毛选里也没有他的名字。不过那时红卫兵有本事到旧时代的报刊中去挖掘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当年自首出狱的“悔过书”，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去挖掘出点他岳父“担任反动军阀和蒋介石的黑高参”这样一类的罪证来？何况，他妻子蒋英的工作单位是中央音乐学院，那里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队伍是很有战斗力的，有着把校长马思聪逼得逃亡海外的业绩。
幸运的是，姚桐斌和赵九章的死，使得周恩来感到保护科学家的紧迫性，他开列了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要求保证名单上的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不过，“周恩来名单”或许能够保住钱学森本人的平安，却不能保护他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如果他们不是从事国防科研的骨干的话。
钱学森最亲密的战友郭永怀，在1968年12月因公殉职，被授予烈士称号。但是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在中国科技大学教英语，1970年随科大迁到安徽，“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因为留美的经历，照样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列为“美国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致使她在绝望中服安眠药自杀，经抢救才活了下来。
钱学森在美国时的学生罗时均先于钱学森归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他和妻子在文革中被说成是美国间谍，妻子在她的单位里被逼自杀，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将近一年，审查期间受到日夜连续审讯，他一睡觉就被审查人员打醒，致使他一度产生幻觉。他们的孩子也长期无人照顾。
“海归”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是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普遍现象。当时的形势可以用这样一幅对联来概括：“留学归国是特务，被捕出狱皆叛徒——基本如此”。绝大多数的留过学的高级科研人员都有一番不堪回首的遭遇。
钱学森在听到赵九章的噩耗时一定也听到了：近代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物理系的饶毓泰教授就在同一个月里在家中自缢身亡。也是在这个月里，也是从美国归来的力学家、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学校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12月，火箭燃料的研究基地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化学家萧光琰不堪刑讯逼供，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三天后，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用同样的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钱学森有一个朋友罗沛霖，他们的友谊从交通大学读书的年代就开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时候，罗沛霖又在那里当研究生，他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钱家度过的。钱学森回国以后住在中关村的日子，罗沛霖又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可是1968年中，他也受到了隔离审查，原因是他的妻子杨敏如是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时因“英国间谍”案被捕入狱。杨敏如1994年对《杨宪益传》作者雷音回忆说：“他们一被捕，我们两人立刻就都是‘特嫌’了。他（罗沛霖）就回不来了。我很快地也隔离了。家都完了。我母亲立刻就扫街了。作为特嫌写交代。你知道我多难写吗？就是他们进监狱以前的十天，每天有什么来往都得写。一段一段地写。今天什么时候见到乃迭的？你们都说了什么话？你为什么送她一个被子？他们难道没有棉被吗？你送的棉被里有什么东西？把棉被都撕了，查里头有什么东西。那简直就像特务来了一样！”
　　罗沛霖只是因为妻子的嫂子是英国人，就全家“被特嫌”了，钱学森妻子的母亲是日本人，两人的亲属中有许多生活在海外，包括蒋英的姐妹和他自己的堂兄弟。他能不受追究和牵连，完全是由于“中央很保护他”。他心里当然明白，中央哪天不保护他了，或者一时顾不过来，忘了保护他了——当时周恩来忙于应付全国各地的武斗和混乱，被中央文革和它的追随者弄得焦头烂额，完全有可能顾不上他——他就会落到他认识的那些“海归”们一样的命运。而如果真的落到那样的地步，死神也就离他不远了。钱学森后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话不单是反映了钱学森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在笔者看来，也反映了他对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悲哀：一个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他的生命安全不是由国家的法制来保护，却需要某个领导人来保护，普通中国人的安全就更不用说了。笔者还认为，这话也反映了年近60岁的钱学森的自知之明，他对于自己在逆境中的承受能力有清醒认识——假如让他自己处在赵九章、董铁宝和萧光琰这些人的地位，他一定会追随他们而去的，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思想准备。
　　这样的猜想，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回想1950年9月7日，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了拘留处，他后来回忆说：“我被关了十五天，不准同任何人说话。到了晚上，看守每隔十五分钟开一次灯不让我安睡。这使我瘦了三十磅。”保释回家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不稳定。可见，从加州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沦为“非法入境”的囚犯，这样突然的境遇逆转对于钱学森的身心打击是何等沉重。应当说，移民局对他还有所“优待”，没有把他同其他因偷越国境被捕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关在一起，而是把他单独安排在一间有书桌和盥洗间的房间里。虽然不能同家人说话，但是每天都可以隔着窗户同家人见面和招手致意，互报平安。而且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和同事们正在设法营救他。比较起来，在文革中，假如他钱学森失去了中央的保护，从七机部副部长的地位沦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加“特嫌”，像赵九章、罗时钧、罗沛霖等人一样受到“隔离审查”，同家人完全断绝联系，所有的人都同他“划清界限”，而且不知道哪一天是尽头，这样的一落千丈的境遇，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能够忍受得了吗？更不用说揪斗、游街等人身侮辱和专案组普遍使用的体罚与刑讯逼供了。而这种可能性在1968、1969年那段“清理阶级队伍”的时间里，时刻都会变成现实。所以他说“没有周总理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是夸大之词。

难关
幸亏有了中央的保护，钱学森不仅没有受到审查，反而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看来中央要把他培养成“红色专家”样板的计划没有因为文革而中断。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
没有想到的是，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组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这种意见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学生查里克（Joseph 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当时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防科委提交了在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1970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过错一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师冯•卡门去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
2010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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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中国科学院在文革期间的体制变动

杜钧福

一
从群众运动角度而言，中国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和别的单位没有什么不同，但激烈程度要差一些，造成的破坏相对也小。1967年1月夺权后，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业务领导实际陷于瘫痪。但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除去1966～1967年文革运动高潮中停止业务活动外，在1967年以后基本恢复了业务工作。造反、夺权、派性斗争都给正常业务工作造成很大冲击，但时间较短。后期的五七干校是分批轮换去的，一批最长一年多，对业务工作影响较小。相对来说，一些部委的研究院往往是连锅端下干校，走得一人不剩。
来自政治运动的最大冲击可能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特别是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之后。一些京外的所，如长春精密光学机械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所、上海植物生理所，在军代表主持下，整出了涉及全院并波及整个知识界的冤假错案，科学家和一般知识分子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从业务工作本身来看，最具破坏力的可能是所谓革命大批判，批判所谓理论脱离实际，很多基础性研究工作被取消，图书资料样品标本散失，理论研究室都被解散。除此以外，体制的变化也给科研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

二
在文革前的十年里，我国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主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科研领导体制。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以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等为研究与开发机构五路大军；以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科协为联系政府和科学家的桥梁。
中国科学院是模仿苏联科学院，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其它一些研究机构基础上建立的研究机构，在文革前夕由一百多研究所组成，按学科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四个学部。在一些重要城市还建立了地方分院。
中国科学院原来还辖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简称“学部”）。1966年7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的科委、中国科学院大会上就有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参加。在文革初期，有很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来中关村造反。8月份，周恩来主管中国科学院的运动后，叫他们别管这边的事情。从此，学部与中国科学院分道扬镳，直至文革结束后单独成立社会科学院。这次文理分家是意味深长的。历史上，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共对科学研究这件事颇为陌生，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话语系统中定位。文革前，从党的领导关系来看，中国科学院归宣传口管，被认为是搞意识形态的，直到文革后邓小平宣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变迁实始于此。
在文革以前，还将科研部门当作安置犯错误干部的场所，例如院党委的裴丽生（副院长、前山西省长）、李德仲（前吉林省委副书记）、杜润生（前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以及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前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都属于此类。而在高饶事件后下来的前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五虎上将”之一的张明远则任中国科学院北郊办公室主任，足见当时将科学研究事业看成是可有可无的。
实际上，在文革前，中国科学院不但承担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任务，也承担了大量的国防科研任务，包括原子弹的研制。在文革前成立的新技术局主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个局的业务工作由国防工办领导，管辖大部分技术科学方面的所，部分基础研究的所。文革前开始的人造卫星研制任务中，卫星本体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因为和科学院的管理体制有关，这里介绍一下国防科研体制在文革前后的变化。

三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的领导体制在文革前就多次改变。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军委决定贺龙兼管国防工业，并成立由他领导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国防工委）。1961年，又成立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工办），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主任，原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此后，国防工委实际上不再起作用。
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间存在一些矛盾。例如在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已经研制出核燃料的气体离心法提纯。二机部想在原子能研究所建立一个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国防工办就是不批准建设，使这项先进技术未及时发展、应用（孟戈非：《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这两个管理部门矛盾的实质和他们的业务范围有关：国防工办侧重常规武器，国防科委侧重尖端技术；国防工办侧重生产，国防科委侧重研究。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65)中发112号文件通知：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决定将国防部六、七、九、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六、二、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责成国防工办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做好各项工作，保证科研、设计、生产任务的正常进行。这就是所谓部院合并。
这一方案经周恩来、毛泽东批准，但肯定引起主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的不满。这可能是聂荣臻参与倒罗的主要原因之一。
1965年底，罗瑞卿被打倒，于是，部院合并就成了罗反对发展尖端武器的“大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批判。例如，周恩来1967年3月17日接见国防科委人员时说：“他们将研究所合并到工厂，厂所合一（以厂代所）是为了使我们的科研技术不能向尖端发展。中央发现后就制止了。”
在这个背景下，聂荣臻于1967年初提出了一个“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这是一个以原来国防科委为中心的大国防科研方案。它将所有国防工业研究院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新技术局统纳入国防科委。3月20日，毛泽东、林彪批准了各国防工业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进行军事接管并调整改组。10月25日，毛泽东又批准了聂荣臻的改组方案。这一方案决定成立若干新研究院。1968年2月8日，中央军委授予了18个研究院的番号。其中11，12院是文革开始后才成立的，13-18院是授予番号后才组建的。
后来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时说：“研究体制，他弄个×委，18个院，160多个研究所，300多万人，还要把过去合并的研究院、所拿回来。”
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统归国防科委管理的大跃进计划，在文革中没有完全实现。这样的研究院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组建成功，特别在文革时期人材匮乏的情况下。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聂荣臻的“华北山头”和“多中心论”受到批判。这个计划随之瓦解。一些研究院在文革期间撤消。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这段历史。他说，组建科研机构要“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有鉴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1967年10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科研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十八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研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这个建议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
1968年以后，军委办事组权力膨胀，国防科研和生产的权力重新分配。1969年6月，林彪批准了一个“常规归军种”计划。实际上不仅是常规，也包含尖端，都收归他的嫡系管理。具体的是三机部（飞机制造）归空军，四机部（电子）、五机部（常规武器）归总后勤部，六机部（造船）归海军。林彪败亡后，相应体制又基本恢复原状。
不能说“部院合并”全无道理，也不能说聂荣臻的计划没一点好的效果。我的一位同学读研究生，恰在1968年毕业分配，纳入一个新成立的院中。后来这个院虽然没建成，但他转到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所，仍能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
但是，这样的体制改革完全与政治斗争同步。谁赢了，就胜者通吃，势力迅速膨胀。谁输了，他的部门也连带垮台，树倒胡狲散。而其造成的恶果，远较群众造反为甚。孟戈非总结了核潜艇动力研究所属关系在文革前后的变迁。这项重要研究在文革前已四易其主，当时属二机部二院。在文革中的1967年初，迁到国防科委，1969年，迁到海军，1971年，又迁回二机部一院。如此折腾，这项工作能搞好吗？

四
这一体制改革方案的另一主要受害者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军管后，根据改组方案，从1968年1月，新技术局所属的46个所、厂分别归入8个对口的国防科委研究院。只有少数被国防科委军管的研究所，因专业不符回到中国科学院。
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驻后，中国科学院机构进一步削弱。1970年1月，在驻院工宣队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综考会）、心理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撤消。综考会撤消，是因为认为其业务与其它所重复。心理所撤消，是因为工宣队说心理学是“伪科学”。植物园撤消，是因为都是些“花花草草”，是“资产阶级一套”，撤消后，由中央警卫部队接收，改为向首长供应副食品的基地和农场，直接为特权服务。
1970年6月1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提出关于体制改革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在中国科学院剩下的单位中，有48个下放地方，30个实行以地方为主与科学院双重领导，5个交给产业部门。科学院所有大区分院全部撤消，人员物资下放地方。此后，中国科学院只剩下北京地区的18个研究所。
1971年1月5日到3月17日，中国科学院举行计划座谈会。3月17日，周恩来、李先念、纪登奎等接见与会人员。周恩来讲话，称：“凡是国防需要的给国防部门，凡是生产需要的给生产部门，凡是地方的下放给地方，都走‘五七’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与教育相结合，实行生产、科研、教学三结合。”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科学院的一百多个研究所，交出的交出，下放的下放，中国科学院实际上被肢解了。”（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
1972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又将7个研究所和工厂划归北京市，实行以北京市为主的双重领导。大气研究所则划归总参气象局。至此，中国科学院只剩下北京的10个单位。
在这一时期其它部门所属的研究所也遭遇同样或更坏的命运。前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1971年去天津调研，发现科委所属复印研究所被下放到天津市轻工业局文具纸张公司领导，地质部的华北地质研究所被下放到它所在的区领导。
至于国家科委机关本身，在1969年全体干部下放到湖南衡东一所柑桔研究所，9月30日，这一单位宣布解散。翌年7月1日前夕，中央宣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全国科协、科技干部局合并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设立第一业务组，掌管原国家科委的工作。
1971年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国务院决定设立科教组，负责原国家科委和教育部的工作。1972年7、8月，科教组与科学院商定，全国性的科学技术管理工作由国务院科教组归口，并将科学院第一业务组的综合计划、科学实验动态组的业务人员，划归科教组成立科技组。
1973年8月，国务院科教组的科技组人员撤回中国科学院，以科学技术办公室的名义继续负责民用方面的全国科技工作的管理。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国家科委重建时。
文革后期，随着工宣队、军宣队的撤走，正常业务工作逐渐恢复，一些划出的研究单位先后回归。另外又新组建了一些研究所，如高能物理研究所、感光化学研究所。到文革结束时，除去航天部分以外，中国科学院基本恢复了原先的规模。有少数研究所人员和器材一分为二，一部分归科学院，一部分归国防科委。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稳定的环境。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党委书记张劲夫提出“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是很有见地的，成果人才二者不可分。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优秀人才的培养需要代际的薪火传递，长期形成的学术氛围。而文革期间以取消主义为指导的体制变动，给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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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民情】

12栋里的“高研”们

费 明

我出生在沈阳市一个科研大院中，几乎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院内一座被叫做12栋的“高级住宅”内度过的。这是1955年时，研究所按照苏联式样建成的一栋三层高级家属宿舍。楼房坐北朝南，东西两个门洞，各有6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3间房、两个阳台的格局。浴室由研究所的锅炉房昼夜不停地提供热水。这样的条件，在那个时代，是打灯笼难找的特殊待遇。楼的前后，是四个大花园。前面的两个花园，每个出口对应楼房的一个门洞。花园的“墙”是由一米高的灌木组成的，里面种有2人高的松树、桃树和杏树，四角上还有丁香树。每到鲜花盛开的时节，扑鼻的花香，让每一位从门楼中出来的人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这栋楼内居住的12户人家，户主们基本上是从英，美学成归国，为新中国效力的年轻科学家，他们是这个研究所的建所元老、奠基人。除了所长外，其他的人分别掌管各个研究室，是相关专业的科研领头人。入住12栋后的30年中，这12户人家，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互相间的“恩怨情仇”，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这里写的只是留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心中的一些印象。
1955年，12栋的第一批住户迁进了刚刚完工的新宅。东边门洞内的6户分别是：1楼东边方家，西边斯家。2楼东边曹家，西边所长李家。3楼东边是我们家，西边谭家。西边门洞内的6户为：1楼东边葛家，西边郭家。2楼东边又是所长李家（作为所长，也是所内所有“海归”的领头人，研究所的创始人，这位李所长他享有拥有2个单元的权利。这两个单元中间开了一道门，把两个单元连成一体），西边是张家。3楼东边陆家，西边师家。
李所长，湖南人，英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矮胖身材，圆圆的脑袋，黑框眼镜后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他喜欢抽烟，有事没事嘴里总叼着一个大烟斗。他的夫人，是湖南的乡下丫头，显得土气，普通话讲得很差，相处这么多年，我基本上还是听不懂她的话。李所长有4个女儿，母亲也和他一起住。
方先生是英国归来的博士，身材矮小，精瘦，语言风趣，表情丰富。他的夫人是奥地利籍的德国护士，在英国嫁给他之后，1952年随他一起来到中国。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习惯于叫她方妈妈。她的中文很好，日常交流完全没有问题。方先生有两个儿子，还收养了妻子和前夫生的一个女儿。
斯先生是一个硕士，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结实。他说话，总让人觉得有些东西没有表达清楚。他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斯先生的母亲、岳父、岳母和他们同住。他的岳父以前是张作霖手下的军官。
曹先生是国民政府培养出来的专家，在12栋的这些“高老大”（所内人士对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戏称）之中，他年纪较大，不但专业精通，而且对历史和国学都有相当的研究，是个很有思想的人。我对中国文化最初的了解，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曹先生身材魁梧，步伐稳健，不喜言谈，一副瓶子底厚的近视眼镜还是没法让他看清这个世界。他晚年时几乎处于失明状态。他的夫人是我们所医务室的医生，热情，开朗，乐于助人。我们这些楼内的邻居，几乎都接受过她的义务治疗。曹先生有一儿一女，刚搬进12栋时，他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
谭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们住在他对门多年，也没听到他说过几句话。他们夫妇有两个男孩儿，年龄相差不大，看上去好像双胞胎一样，非常淘气。我对他们夫妇的记忆，远远比不上对他儿子的印象深刻。
葛先生夫妇非常有名望，是1949年11月从美国回来为新中国效力的一对博士夫妇。如果从家庭背景上看，这对夫妇比姓李的所长还要有名气。他的夫人姓何，是民国初年名门大户的小姐，和钱三强是亲戚。她年轻时留学美国，专业水准和她先生相当，和李所长一样，他们都是新中国的一级研究员。她是12栋夫人们中级别最高的一位。葛先生个子很高，走路时挺胸抬头，不太喜欢和别人打招呼。作为邻居，我和他从没说过一句话。他夫人何女士则相反，不但为人随和，而且很喜欢和邻居聊天。何女士个子不高，面容和善，笑口常开，和他人讲话时，总会听到她那开朗的笑声。他们夫妇有一子一女，儿子是我们所幼儿园第一批入托儿童。
郭先生心宽体胖，讲话声音很大，挺个啤酒肚子，走起路来有些外八字。他有个异于其他“高老大”的观念，那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的夫人很瘦弱，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文革前后神志有些问题。大家都把她当精神病看。她是这些夫人们中唯一的“另类”。他们夫妇有一个女儿，娇滴滴的，到最后也没能把书读出来，其中的原因，不知是不是郭先生对女人的“低”要求所致。
张先生一家，在12栋住的时间最短，没几年就调到北京去了。虽然后来和他见过面，但对他们一家人的情况，我不是很了解。
我对陆先生一家的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他有几个儿子。陆先生文革初期上吊自杀，之后，他的孩子们各奔东西，和其他邻居们没有什么来往。
师先生是个开朗的人，身材高大魁梧，他也是这些“高老大”之中最长寿的一位，至今仍健在。他的夫人很时髦，用那个年代的话说，是很摩登。这二位有一个儿子，样貌，体型很像父亲，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留在了那里。
我的家庭，也是个三代同堂的人家。父亲1952年从英国回来后，跟随李所长来沈阳筹建研究所，他和方先生一样，是建这个所最早的参与者。其他高研，来的都比他们晚。我的父母1953年结婚，搬进12栋开始，外公，外婆就一直和他们同住。在这栋楼里，年老的人们经常走动，是很熟的邻居。
在开始筹建研究所的时候，没有谁对选址加以限制，全国各地哪里都可以，只要这些专家们认为合适就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任何决定都是以大局为重，没有谁为了个人的利益做出有损科学事业的事，不像现在的有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样样都来。当时大家认为，东北的工业基础比其他地方好，按照建所构想，沈阳市最适合这类专业研究，所以，确定把研究所建在沈阳市城边一片菜地上。从1952年筹建，到1954年全部落成，一共用了1年多的时间。说到这里，不能不插上几句“闲话”。沈阳是重工业城市，长期以来生活水准都比不上其他地方，文革时又是重灾区，大家的生活非常艰难，即便是改革开放之后，和其他同类大城市相比，也属于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不仅是生活水准落后，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80年代，所里有好几位高研离所，另谋高就。对这样的状态，父亲曾有感而发：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把研究所建到北京去。尽管是句气话，也能看得出来，经过30年的坎坷，人们的意识状态和建国时比起来，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研究所初具规模之后，另外一个研究所也插了进来。这是个研究林业，土壤的研究所，他们姓朱的所长，凭在我们这个所做党委书记的高女士的关照，和我们所签订协议，共用大院的土地资源。这样两个所成了邻居。有趣的是，他们也建了一栋“高级住宅”，位置就在我们12栋的后面，样式，格局和12栋完全一致，编号13栋。这两栋楼，多少年间，都是我们这个大院的“风景线”。多年之后，大家意识到，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我们所吃了不少哑巴亏，文革时期，还曾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邻居所大打出手，我们的一位“谈判官”，多才多艺又能说会道的，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冯某，被邻所的人打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真是不可思议。应了那句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说到这里，需要提一提我们这位高姓的女党委书记。此人是知识分子，也是“老”革命。解放战争年间曾在战火纷飞的前线生过一个儿子。也就是这个儿子，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与她这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划清界限。大约是1966年的夏天，在一场全所批斗会上，这位老党委书记被人在脖子上挂上了一双破鞋，工作区内也随处可见揭发她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中午批斗会结束回家后，她又遭到了儿子的再次无情批判。这残酷的一切让她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当日下午在家中厨房打开煤气自杀。
土壤所进来之后，院内东北角很大一片地，被他们当作试验田，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在里面种了很多果树，苹果，梨，樱桃……还有两个造型怪异的大玻璃暖房，里面养了很多奇花异草。我们的12栋，刚好在试验田的西侧，离铁丝网20米左右，从我们的东窗子，能够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春暖花开时节，试验田被各种花卉打扮得很漂亮；秋收时分，果实累累。建所初期，整个大院没有几个孩子，这个实验田里的果树很安全，没有偷果子的人。文革开始之后，打倒一切的风潮也影响了这片土地。玻璃房玻璃不在了，里面的花自然也不会再有。各类果树被摧残得很厉害，仅剩的几颗小树，完全找不到成熟的果实。孩子们一拨拨地钻进铁丝网，揪光了能够够得着的所有小苹果，珍珠大的果实又酸又涩，很难吃，但孩子们兴趣盎然，不把它们吃光决不罢休。本人也有幸多次参与这样的活动，还曾被铁丝网的尖，把屁股划了个口子。记得有一次，一个五六十岁的工作人员看到了我们这些偷果子的孩子，她对我们说：为什么不能等些日子，让它长成大苹果多好？是啊，为什么不能等等？在孩子们的心里，长成大苹果那是遥远的事，眼前的青涩小果不也很可爱吗？
50年代后期饥荒蔓延，研究所的家属们开始在住宅周围的空地上种菜。我外婆也在试验田铁丝网外的一片空地上种了不少瓜和绿叶菜，据说收成不错。既满足了兴趣爱好，又能改善生活。
50年代的研究所，呈现出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研工作成绩辉煌，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科学院下辖的研究所中，本所很有名气，所庆大典上，还能请到院长郭沫若，实在是很有面子的事。国务院颁发全国优秀青年科学家奖，我的父亲也是受奖人之一。那个时代，大家的工作热情，可以说是“一天等于20年”。工作之余，还有不少娱乐活动，在食堂内举办的周末舞会，就是其中一项深受大家欢迎的活动。西服革履，旗袍长裙，霓虹灯下，闪亮着年轻人一对对充满深情的眼睛。舞会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每支舞曲当中的熄灯时分，几秒钟的时间，是人们发泄热情的好机会。多年之后，每当提起周末舞会的这些情景，我的父母还是忍不住笑。美好的青春时光！
50年代初，我们的研究所还经常接待一些来体验生活的演员，后来在影片《甲午风云》中扮演邓世昌的李默然就是其中之一。大概是1955年，电影《青春的脚步》就在我们这栋住宅的前后楼取外景，当时，一些家属作为群众演员还参与了演出。我想，美丽的环境应该是摄制组选择来这里拍戏的主要原因。所里那时的景致，文革后无法再现，即便是今天，也无法再重复那些美丽的花园洋房景观。那是永远都找不回来的美好过去。
那个时候，12栋内的各户人家也经常走动，夫人们之间的来往似乎比先生们更加频繁。那时女士们都非常年轻，家里也没有孩子的累赘，遇到先生出差离家，晚饭后便聚到有老人的邻居家中，听上年纪的人说书讲古，一来打发时间，二来有人壮胆，免得一个人在家冷清，害怕。张先生的母亲很喜欢讲一些鬼神的故事，而且描述得非常生动，让年轻的夫人们听得直上瘾，回家睡觉时，又很害怕，但第二天晚上还想去听。我的母亲经常提起那些年中的这类往事，很平常，但难以忘怀。
李所长的夫人，是个地道的乡下妇女，当年所长从国外回来之后，对夫人很看不上眼，曾有过离了再娶的心。但这位夫人从湖南追来沈阳，非要和他一起生活，有点胡适夫人的味道。12栋内其他的夫人，对这位所长太太都很同情，大家齐心帮助这个女人，帮她参谋买时髦的衣服，帮她化妆打扮……在大家的努力下，最终他们夫妻白头到老。
我的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他是在这位李先生的带领下归国参加国家建设的。这位所长一直把父亲看成小老弟，工作之余，两家常走动。我的母亲和李夫人的关系也很好，这本来是相处得很亲密的两个家庭，如果没有文革，应该是一世的朋友。谁也没想到，文革的派性运动，会把这样两个家庭变成仇敌（详情后文再叙）。
我们家的楼下，是曹先生的家，他的母亲和我外公外婆的关系不错，相互间经常串门。我小的时候，很喜欢跑来跑去，午休时间总是吵得这位曹老太太无法休息，害得她经常向我的外婆投诉。
一楼方先生一家，在我们这栋楼内是一个风景，因为有一位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在那个年代，看到一位外国人很不容易，能和一位会讲中文的老外做邻居更是稀有的事。这位方妈妈，为人开朗热情，和邻居们相处得很好，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和她说上几句。她的3个孩子，除了长相之外，其他方面和中国孩子没有不同，连说粗话，都是地道的东北口音。文革初期，当方先生受到冲击时，他的夫人跑到奥地利的领事馆，寻求对家人的保护，也许这样的做法有效果，方先生的遭遇，比其他“高老大”要好一些，尽管他不但是海外回来的人，还曾是“三青团”分子，照理说应该吃更大的苦头才是。文革期间，12栋的楼道卫生，由这些住户轮流承担，不再有专人负责。这样，那些没有工作的家属们，便成了清洁工。我的外公外婆也不例外，那时他们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做这项工作很吃力。这位方妈妈便经常替我的外公外婆打扫卫生，她清洁的方法很特别，和我们习惯的方式不一样。当时，我们清洁楼梯，都是先掸水，然后用扫把扫去垃圾和尘土。而她则是用含满水的大抹布，抹干净从三楼到一楼的石灰地面。这样的做法比扫地累多了，耗时又耗力，但很干净。潮湿的地面上，一点死角都没有，而且在清洁的过程中，没有尘土飞起，很卫生。大概当年她在自己的国家时，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是侨民的关系，文革后期物质缺乏时，他们经常可以得到额外的食品，黄油，罐头，等等，不知道是从什么渠道搞到的，让大家非常羡慕。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状况都非常糟糕，沈阳市也不例外。大家都没饭吃的时代，这些高研得到了来自政府的特殊待遇。那段日子里，每个高研每个月都有一张（或是两张，记不清了）优待券，可以凭票带着家人去指定的宾馆餐厅就餐，当然，饭费是要自己出的，以那时的生活水准来说，不但不便宜，而且很贵。那时，一般百姓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能去的地方只有小饭馆，根本没资格在宾馆餐厅就餐。宾馆餐厅在那个时代是为特殊阶层服务的地方。我们研究所的周围，只有正门的马路对面，文革风潮过后，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饭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是个“门脸”饭铺的规模，两张桌子，几张小凳子，同时有十来个人买饭，就转不开身了，却要为方圆若干公里的路人和居民服务。每天供应的，早餐油条，豆浆，都是限量供应，来晚点就没了，每天来这里买油条的人流，经常排到马路上去。午餐是一到两种带肉的大锅菜和米饭。到后来，“四人帮”倒台前，这样的炒菜，里面的肉，全都是连皮的肥肉，一点瘦肉都看不见了。困难时期我们家在宾馆餐厅吃饭时，总会带上几个饭盒，不但吃剩的菜全部带回家，就连盘底的一点油，也要用馒头擦干净，就差没用舌头舔了。这样的情形，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每次听到我父母述说如何用馒头擦盘底时，我都会忍不住乐，整个一个叫花子像。
困难时期，这些高研不仅有宾馆餐厅优待券，还有所里的“特供”，那就是提供给各家的活鸡等市面上根本见不到的食品。每次都是由专人在午夜时分偷偷地送货，这样做是为了避人耳目，以免他人嫉妒。那个时候，不少高研都在自己家里养家禽，我们家里不但养鸡，还养兔子。当然时间很短，规模不大，和70年代的家家养鸡不能相提并论。
文革开始以后，对12栋的特殊供应被取消，最明显的标志是热水没了。接下来，就要各户赶走保姆，带我的那个老大妈就是那个时候被辞退的。不知是红卫兵还是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在了我的睡房门上，说我是个资产阶级的小姐，那时我才3岁。之后，就是往各家硬塞进一户人同住。我们的12栋，说是高级住宅，只因为每单元有3个房间，比同时代的每单元一个房间或者两个房间的多出了一间。由于里面的每个房间都很小，也没有门厅，两家人同住一个单元，实在很不方便。这也是后来几乎同住的每两家人都闹矛盾，甚至大打出手的原因。被塞进来的，基本上都是根红苗正，三代贫农的主儿，和这些知识分子，在生活习惯上不可能相同或相近，闹矛盾是注定的结果。问题闹得最大的，是一楼方先生他们。容稍后再叙。其他人的单元如此，李所长也不能再享受两个单元的特殊待遇了，他保留了我们这个门洞的单元，成了我们名副其实的“近邻”。另一个单元，被分配给了所革委会副主任，一个当过兵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李所长升任科学院副院长上调北京时，也没有再归还给他。
文革初期，尽管各位“高老大”对局势都有不同的态度，但总体上还是认真参与的。随后，暴力事件发生，让大家都有了自保的想法。记得一楼的方先生，武斗开始后到我家来，和我父亲商量如何在大门上钉木板。当时，我们每家的大门，都是有一半透明玻璃的门，太不安全，后来，在方先生的建议下，我们买了个面板（北方的面板，是能做饺子等面食的板，很大一块，和切菜板不是一回事）把好好的一块玻璃给封上了。直到1981年我们搬离，也没有拆下来。
前面说过，我父亲和李所长的关系很好，文革初期，所里分成两派，当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派系选择的时候，李所长特意来我家串门，他真诚地，严肃地，认真地劝告我父亲，不要站到保宋任穷的“辽联”一边。父亲问他为何如此，他说，“辽联”一派没有军队支持一定失败。要站就要站到受军队支持的“辽革站”一边，这样才不会在运动中吃亏。当时，所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都对宋任穷比较温和的，对搞建设有益的主张表示赞同，这些留洋的学生，对中国历史研究不透，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研究，根本不懂得军队在动乱中的作用和价值，除了这位聪明的所长之外，所有人都选择了“辽联”，为此，在复杂的运动中，丧失了保护伞，吃了大亏。从这次谈话开始，我父亲和李所长成了对立派系的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临，由于李所长站在了“正确”的一边，尽管他是这群“高老大”中排名第一位的人物，但在“辽革站”的保护下，对他的隔离审查，成了实质上的隔离保护，他没有受苦。为此，我父亲的心理特别不平衡，直到1979年科技大会召开前夕，他们之间为了工作不得不沟通之外，整个文革期间，两人见面都不讲话。不仅如此，我们两家也如仇人一般，同住一个门洞，打头碰脸时，不但不打招呼，反而相互跺脚，吐口水，以示对立、斗争——不可思议的一切！
前面说过，文革前，我们这栋楼的住户，相互间的关系都很好。邻里间走动频繁，串门子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革爆发后，大家见面能点个头就算不错了。即使不像我们和李所长搞得那样糟糕，相互间再也没有往日的和谐气氛，各自关门过日子，老死不相往来。倒是那个“洋人”方妈妈，依然保持着与人为善的一贯作风，对人还是一如既往的笑脸相迎，接人待物总是一片热诚。看来老外就是老外，即便“入乡”，也未必“随俗”。
当所里的人们分别站到敌对的两个派系之后，互相间的对立表现不仅仅反映在邻里相处时的恶劣态度上，工作单位里也是“剑拔弩张”。我母亲的研究室，两派人不但把正常的工作放在一边，还用科研设备制造武斗“凶器”。一度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两派的人共用一组砂轮来“磨刀”，而且是面对面相互对视着磨。那个气氛，没有一丁点儿“人情”可言。大家都是共事十几年的同事，一夜之间成了仇敌，你死我活的样子。不可思议！像我母亲这样的“大家闺秀”，受多年“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也自做了一把匕首，还带回家。我外公见到后，说：难道你也要去杀人？被他一说，我母亲也觉得荒谬，便扔掉了匕首。那个时候，所里的高音喇叭天天响，常常响，不但成为早晨6点半的“起床号”，也成为各派召集群众参加“战斗”的最佳通知工具。这个喇叭的声音，伴随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12栋的这几位“高老大”，在学术上是各个学科的科研领头人，行政上，不是所长就是研究室主任。那个时候，他们年轻气盛，说话做事难免有些盛气凌人，因此得罪了一些同事，文革时为此额外吃了不少苦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有的人公报私仇，把那些平日里比较高傲的高研整得很惨，葛先生，师先生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师先生被隔离审查后，被打得很厉害。专案组要他交待问题，写的不满意就打。关押期间，曾有一个星期，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专案组每天下午都在固定的时间（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00，把他带到设在木工房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去检查他的交代文字。其实就是打人，和写得好不好无关。每次都是脱了裤子用军用皮带抽。到后来，打烂的皮肉和内裤粘在一起，脱不下来还要硬扯，实在是受够了罪。这些打手中，有一个家伙是姓田的木工，膀大腰圆，一脸横肉，外号田胖子。文革初期，在我们对门的谭先生单元，插进去住了一阵，算是我们的邻居。他在文革时期没少打人，为此出了名。凡是文革时期在所里呆过的，无人不知田胖子这个大名。就像纳粹时期集中营的看守一样，臭名远扬。师先生被打之后，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二十年后，每至阴天，仍会疼痛不已。
葛先生被隔离后，也被整得很惨。他的性格比较刚烈，属于很傲的那种，以至于一只眼睛几乎被气瞎了。倒是他的夫人何女士很潇洒、豁达，和她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礼堂召开的全所批斗会上，何女士和其他臭老九一样，被挂牌子批斗，每次散会时，她都不会待他人把牌子摘下来，而是自己动手把牌子甩在一边，然后像没事人一样，大步离去。每天中午，楼内的邻居们都能看见她在楼前花园内她自己的菜地里锄草的身影，无论谁走过，她都会带着笑容打招呼，和她得意时候的待人接物没有任何区别。在那个时代，我们楼内，没有一个被冲击的人能够有她这份儿潇洒，值得佩服。大家伙都把她看成异类，说她的心实在太宽。何女士2008年以90多岁的高龄去世。据说，所里的一个做记者的子弟，正在撰写她的大传。如能出版，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一位女科学家一生的风采。
文革时，住在一楼的斯先生也是出尽了洋相。斯先生是研究焊接的专家，我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在他的研究室里做技术工作。文革初期，审查者为了羞辱他，让他独立操作轧焊条的机器，对于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操作机器，干技工的活，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此一来，他就被说成是徒有虚名，名不副实，这件事被大家当成笑料，广为流传。他还曾被五花大绑，挂上大牌子，当着家属的面，在整个大院游街示众，在工作区的大门前罚站。他是12栋高研中唯一一个被如此当众羞辱的人。
在所内十几个研究室当中，并不是每个研究室都是如此般疯狂。郭先生的研究室就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区域。我说比较平静，是因为这个研究室在严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没有人被整死，或是因此坐牢。这一切的原因，大约是因为整个研究室的人员组成中，绝大部分都是“辽联”这一派的人。既然都是“自己人”，即便是奉命不得不整，也会多少手下留情，决不会往死里整。这让郭先生的处境与其他同类人比起来，要幸运得多。
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之后，1969年的夏天，所里的职工几乎全部下乡劳动，一走就是几个月。整个12栋处在家家没有“大人”的状态。好在我的外公，外婆和我们住在一起，父母可以放心地下乡。其他有孩子的人家很多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曹家当时两个孩子都只有十多岁，曹老太太早已去世，好在老大是个女孩儿，14岁左右，可以照顾弟弟。和他们共住一个单元的一家人也是双职工，两个孩子和曹家的年龄相仿。这个单元四个大人全部离去，剩下四个孩子当家。这是多么荒谬的事。多年以后，大家坐在一起，聊起当年的荒唐时光，后怕得不得了。整个研究所，这类孩子当家的家庭很多，好在那个时代的少年人没有多少“歪心”，要是换成现在，一定会出很多离奇的事件。
下乡劳动回来后不久，所内相当一部分的被整人士就被逼着到农村插队去了，当时被称为“走五七道路”。12栋内的谭先生一家，曹先生一家都下去了。我们很幸运，做好一切准备之后，发现“发配”的名单里并没有我们的名字。当时，家里的空气很紧张，父母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我们。记得一次吃晚饭的时候，外婆对妈妈说：不行的话，我们（外公外婆二人）回老家（铁岭农村）去，只是不知道孩子该怎么办。那时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成为“包袱”的压力，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外婆的话到今天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把我当成负担，难道不能和爸妈一起下乡吗？
当年这些“走五七道路”的家庭中，有不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结果到了乡下后，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对1965年从美国回来的夫妇，先生姓吴，五十几岁，没有孩子。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就赶上文革，被整得死去活来。清理阶级队伍时，吴先生当着全研究室职工的面，跪在地上，被人打耳光，痛哭流涕，还自己批判自己，那模样十分凄惨。发配到乡下后，他们夫妇很不习惯用灶来生火做饭，为了清除洗锅后剩下的一点水，夫妻二人竟然把一口大锅从灶上抬下来，抬到室外去倒水，让周围的邻居看到，成了笑柄，多年后，大家仍记得这个故事。这样的笑声中，隐藏着多少悲哀！
一部分住户“走五七道路”离开之后，空出来的单元，就被“无产阶级”占领了。“高研”们的孩子很少，而且年龄差异很大，所以文革前的12栋，看不到成群的孩子在楼前玩耍的场面。“无产阶级”住户进来之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但孩子多，而且孩子们的年龄相仿。一时间，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小孩子追逐、奔跑的场面。安静的环境变得热闹起来。我的儿时记忆，大多是这些混乱不堪的片断。这些“无产阶级”子弟，不但大肆破坏楼内，楼外的公物，还利用政治环境来欺负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孩子。
文革前楼门、走廊的玻璃窗，都是完整无损的，楼前，楼后的花园也很整齐，很有规则。晚饭后，大家经常楼前楼后地散步，那真是鸟语花香的景色。自从文革开始，周围的一切一天不如一天，到后来，可以说是“换了人间”。楼门没了，走廊的窗子没有一扇是有玻璃的。楼后的花坛消失，成了住户们的玉米地。前后四个花园中的各种树木都成了残枝败叶的模样，花也没了。让我觉得最可惜的是那几棵繁茂的丁香树，能长成一人多高很不容易，转眼间就剩下一些矮矮的树干。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前院的桃树还健在，夏日里，一个人躲在树上乘凉，嚼着青涩的果子，耳听风吹树叶沙沙作响，这是我童年中最惬意的时光。
后花坛变成青纱帐之后不久，前后楼的花园也成了庄稼地。12栋的住户们几乎每家一块地，种的都是玉米。没种庄稼的地方，便搭起了一人高的鸡棚，一阵风吹来，满院子鸡屎味儿。和花园相比，庄稼地，鸡窝似乎更适合孩子们玩耍。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藏猫猫”，我有一次藏在鸡窝里，回家后满身的屎味儿，惹得外婆大叫大骂。在孩子们当中，“出身好”的占多数，像我们这样的一直是被他们欺负的对象。我是独生女，家里有很多玩具，拿出去玩时，经常被他们抢走，事发后，还不敢和家长说，怕惹来更多的麻烦，每次发生这种事，都让我苦恼不已，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记得那几个经常抢我玩具的家伙。
不仅孩子被欺负，邻里之间相处，我们这类家庭也是被欺负的对象。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们家的玉米地被对门的邻居强占了一大块，父亲很气愤，但也没有办法。那时的我一心想报这个“仇”，便找了一天没人的时候，把他们的玉米苗全拔光了。站在阳台上，看着邻居秃秃的玉米地，我的心情别提有多痛快了。
两类人的住户，随着时间的推移，邻里矛盾越来越多。文革后期，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最严重的莫过于方先生一家的情况。那个时候，方先生的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大儿子生得膀大腰圆，一副农民的体魄。由于他们哥俩儿是混血儿，上级批准他们中学毕业后不用插队，但这个做哥哥的还是自愿下乡，在农村干了一阵子。在他们那个单元插住的另一家，户主身材瘦弱，两个孩子还小，没有能“撑起门户”的男人，相比之下，在力量上不如方先生家有实力。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清楚这最初的矛盾是什么，等我们注意到两家的问题时，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先是方家的大儿子对另一户的男人大打出手，接着，那个男人又磨刀霍霍（是真的在厨房里磨菜刀），扬言要砍姓方的。让我们这些作邻居的着实紧张了一番。最后，他们两家各走各的门，方先生他们把露台（一楼的“露台”，是一个小花坛，文革后他们自己围了起来）的门当成正门，另一家则使用单元的大门，从此再不来往。
这类问题，直到“四人帮”倒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插入12栋的那些“无产阶级”住户搬走为止，才得以告一段落。那个时候，这栋“高级住宅”，在经历了文革的风雨之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到任何特殊之处了。
12栋的原有住户，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几乎全部搬离。有的搬到院内其他新建的住宅，有的离开研究所，另谋高就。李所长在1979年第一届科技大会后上调北京，任科学院副院长。我的父亲1981年调往北京劳动人事部，组建压力容器检测中心，后任劳动部科技委副主任，劳动科学院院长。师先生于80年代中期上调北京，任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葛先生夫妇80年代初带领所内一部分人迁往合肥，组建新的研究所。方先生1976年把3个孩子送往奥地利读书，80年代初携夫人赴奥地利定居。定居国外最初的几年，他任职“奥钢”顾问，帮助“奥钢”和中国做生意，经常来往于欧洲和中国之间。
岁月沧桑，在12栋迎来建楼50周年之际，这一片土地被重新开发。这栋“高级住宅”被推平之后，在上面建成了一幢三十几层的现代化住宅。当年那第一批“高研”住户们，如今只剩下师先生还健在。人走了，楼倒了。鲜活的一切变成黑白色的记忆，走入历史。
2009年7月—8月初稿

【昨日心迹】

按：杨国宇（1914～2000），四川仪陇人。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加入中共。1958年参与组建海军训练基地（后改称第23训练基地），任基地副司令员。1967年3月奉命到北京参加军管工作，任七机部三院军管会主任，同年10月调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1970年6月至1974年9月任中共七机部核心小组副组长。1974年10月经中央批准回部队工作，历任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有《刘邓麾下十三年》、《梦萦魂系》等著作。
七机部，即第七机械工业部，于1964年11月2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

七机部文革军管日记（节选）

杨国宇

1967.4.26
　　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参加各国防工业部、研究院的军管人员，周总理指出：各国防工业部、研究院为不夺权单位。你们军管人员进去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动员群众，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迅速恢复正常的革命、工作、生产秩序；解放干部，干部能工作的继续工作，争议较大而难于工作的，迅速查清问题，做好群众工作，解放出来。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对军管工作才有了点底。回招待所，我再次动员，领会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急，军管快进点了。

1967.5.12
　　再次讨论进点如何办。支左从来没有人干过，加之七机部是搞科研尖端的，915、916（注：915、916是七机部的两派群众组织，915政工干部较多，916技术干部较多，916政治上较激进，与首都三司等站在一起，视915为保守派。1967年“一月风暴”中916单独在七机部夺权，两派此后长期内战）又是全国闻名的两大派，最不好搞。根据中央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周总理的指示以及听到的支左经验教训的介绍，经军管人员反复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几条。进驻后总的原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好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稳定局势。具体做法是：1.两大派关心的核心是支持谁，确定进点后尽快调查研究，提出对两派性质的意见，上报上级研究。在上级未做决定之前，对两派一视同仁，都视为革命派对待。2.迅速恢复革命、工作、生产正常秩序，各院、各研究所、工厂的原来机构照常工作，人员坚守岗位，除运动由军管会直接领导外，其他科研生产、行政、后勤工作依靠原来干部做，军管会派人协调。3.对有争议的干部，组织力量调查，搞清问题，能解放的尽快解放出来。

1967.5.15
粟裕同志在京西宾馆给军管的同志们作动员，他说军管光荣，支左是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正讲话中，突然有位军人站起来，追问：“粟裕！你在军科……”把我们从外地到京支左的同志吓了一跳！天哪！粟裕这样大的干部竟被人发问，而粟裕同志一声也不吭，全场无声，散会。

1967.5.17
我带着全体军管人员50多名，09∶20进驻三院。住、食、饮一切自己办。两派照办，无一欢迎（注：为避免因两派各开欢迎会引起矛盾，军管会事先规定两派都不欢迎，开欢迎会军管会也不参加）。很好，安静。

1967.5.19
　　见面会由军管会主持召开，干部和915、916两派群众共10000多人参加。在一个广场中间用石灰划出1米宽的界沟，东边915，西边916，两派人员互不过线，军管人员在界沟内监督。会由我主持，我讲话，首先宣读上面命令，我是三院军管会主任。接着讲话时，有一派的几个人上台，将我话筒夺走，接着又一群人将两旁高音喇叭拉走，中间挂的毛主席大像，也被拆走了，他们那派的队伍也带出了会场，他们的派头头也找不着了。但另一派不退场，整整齐齐坐着在唱歌。此时我们一面派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无人接。一面军管会开会研究，会开还是不开，经大家研究认为：会必须继续开，理由是，1.我们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大机关派来的，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的，必须把中央的精神传给广大群众，要相信广大群众。2.还有一派留在会场，另一派队伍虽然离开了会场，但他们解散后仍然在广场里和广场周围的路上和树林里，说明作为独立的群众他们还是愿听中央精神的。3.如果不开，就上了少数派头头的当，即利用军管进点激发两派矛盾，达到扰乱局势，挑起群众与军管会对立，使军管会站不住脚的目的。因此，我们下定决心继续开，又重新架起大喇叭，扩音器，另找来毛主席的一张小像挂起来。会场较乱，坐着的站着的都有，不管他们听不听我照样高声朗读。我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是来军管的，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做群众工作和稳定局势的，既然敢来，就不会轻易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搞了一通宵，顺利结束了会议。

1967.5.20
　　上午军管会又派人分别找两派头头谈话。对闹事的那派头头提出批评，指出这样做只会损伤你们自己的名声，对军管会损失不了一根毫毛。经耐心谈，他们承认不对，但不承认是他们指使干的，是下面少数人干的，答应今后好好地同军管会合作。对未闹事那派头头肯定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他们借昨晚的事贴大字报攻击对方，激化矛盾，他们同意了。这天局势还算平静，初战告捷。

1967.5.21
　　军管见面会后，总的局势是稳定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也是平静的。但一些派头头老是围攻我们，要我们表态，他们是革命的，军管会应支持他们；另一派是反动派，应取缔。我们也厉害，我们是军人，是来军管的，首先自己内部不乱，团结一致对他们。我们从上到下理直气壮地始终咬定两派群众都是革命派，大家都要学习，团结互助，自觉遵守纪律，搞好科研生产。我们态度是坚定的，始终如一的，他们也没办法。

1967.7.15
　　经过一个多月的传达学习周总理指示，广大干部群众开始思考问题，有一部分群众开始疏远派性组织，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派头头的号召力下降。围绕着两派头头的整风，问题就多了。这哪是两派头头整风，是整我们的，整得我们受不了。这些天也顾不上记了。可谓日日夜夜脑都炸了，饭也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上，不断闹革命，革自己的命，革死了，也解决不了两派的问题。唉！还是坐下来总结点经验教训吧！

1967.8.4
　　召集915、916头头开会，研究他们提出的再开一次真正的拥军文艺晚会。他们都说，这次是真拥军，我们特别请来文工团演唱，并说忠不忠，看我们今晚的行动。我问：你们请来的是什么文工团？我们虽不懂文艺，但那尖声尖气超八度的声音震动整个云岗，这奇怪的声音，在屋里关窗也堵不住，大家很生气。你们别以为我们是穷小子，不会生气，把我惹火了，我们也会不客气！他们反而劝我们不生气，参加参加，位置留着的。我说：对不起今天有事，不参加。

1967.8.14
　　军管人员有四怕：①怕增加对立情绪；②怕引起群众斗群众；③怕引错了大方向；④怕当罪魁祸首。这一时期，对军管会围攻，够我们受了。军管人员不知所措。还得集合讲讲，稳住自己内部。

1967.8.17
粟裕讲两大派问题，研究制止武斗。31所青年徒工，刺伤了工人陈××，陈是知识分子，陈腹、背、大肠都被刺出血，后凶手被公安机关抓走。武斗苗头已有了，外地小卧车一串串开来云岗三院。

1967.8.21
　　京内不少政治部被查封，天亮我们去一看，三院上上下下的政治部被封了门，贴的标语，呼的口号是一致的，叫“彻底砸烂旧政治部”、“政治部是公检法”。政治部的全体人员，对抗得厉害，进不了门，就在门外走廊摆上办公桌，在食堂搬来板凳，摆起架子办公。三院有自己的派出所，属政治部管辖，他们好气派，在大街上搭个布棚，摆上桌椅，办起公来。对生了孩子，报户口的，承认封政治部是错误，说几句好话就登记盖印。他们斗争经验比我们行，组织部宣传部档案室，保密柜里的东西，他们早就拿走藏起来了，封了等于没封，一天也不耽误办公。当时只有三院的731医院还未封，我派一位军管去做工作，叫他们做模范顶到底。我并对去的同志说，机械工业部门设政治部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谁也不能砸，医院顶住了是好事。但我们内部就有一位同志不去，还说什么：“砸烂总政阎王殿”你顶得住吗？我再耐心也说服不了他，于是就请我们老红军黄中青去鼓励医院，坚持到底。造反派犯错误，我们自己不能犯。

1967.8.22
　　查封政治部的行动如不立即制止，将激发两派矛盾，搞不好就有一场武斗发生，上报请示也不会答复，还得自己救自己。我们研究了三条：第一、查封政治部是错误行动，军管会坚决反对。第二、必须立即启封，恢复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第三、如认为政治部有错误，可贴大字报批判，但不能揪干部批斗。
　　按上述三条：首先传达到全体军管人员，规定内部口径必须统一。错了一起错，不能七嘴八舌，整顿内部纪律，关键时刻，看谁坚定。

1967.8.23
分别找两派头头谈话。对查封政治部的916头头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行动，宣布了军管会的三条，并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提高认识，让其自愿去启封。对反对查封的915头头指出，不允许他们利用此事攻击对方，激化矛盾，一切由军管会来解决。
由于军管会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口径一致，事态没有扩大。

1967.8.28
二院915、916双方打起来了。

1967.8.30
　　我主持拥军爱民集训，首先讲明七机部二院武斗，不能影响我们三院。我们无人指示，自行决定，把住铁路道叉，汽车不让出去（由汽车队负责，因为司机都是当过解放军的，听我们的话）。我们三院虽然受了点外面影响，但还未打起来，两派还能坐下来文斗。

1967.9.10
周总理接见军管人员和群众代表。第二次批评两派的头头，要他们联合起来，掌握大方向，停止武斗。

1967.9.14
两派小整风，达成协议，停止武斗。因为915同新北大公社开会，发生了小武斗。

1967.9.15
七机部部直（注：部直，指部直属机关）发生小武斗。军管会主任阎揆要、副主任田地到三院。动员我去部里工作。三院今夜有小的武斗。我想，我在三院未搞好，还要动员我去部里，那个大场面，我得考虑考虑。

1967.9.21
6∶00 101导弹发动机试车台站报告，全站实现大联合，打锣敲鼓，报喜队伍举着大旗大标语牌，上天安门游行，喜报上写着：“不做916派，不做915派，要做毛泽东思想革命派”。喜得我们军管一夜未眠。接着三院一天实现了大联合。军管会门前红色喜报贴满了。

1967.9.26
粟裕同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对解放军犯错误的干部特别重视。在我们七机部，有人说形势大好，有人说不是大好，是走资派傲气，保守派神气，造反派憋气，中间派泄气。有人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有的说七机部是三无世界，无走资派，无造反派，无保守派。不管怎么说，我们三院的两派头头还能凑合联合。

1967.10.27
　　今天两件事值得记下：①军委82次常委会议决定体制变动，我们归科委，说这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的，叫“10•25"批示，要我们执行。国防科委作出六个“最大”（最大关怀、支持、信任、鼓舞、鞭策、期望等）。我们七机部包括干部、两派群众、高科技专家权威，一部分人拥护，一部分人反对。军管会在中间受夹。不管如何，我们不表态。②就在今天20∶00，我由三院调七机部任七机部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到大机关当个工作人员可以，当部的军管会第一副主任，干不了！但命令已下，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20∶00才到部里报到。
　　到新的单位，先了解情况，摸索着干。好在三院军管时，已认识916的头头，915的头头我只见过一次面，但两派观点上下一致的，无须多费力，还有个好的基础。部直从10月10日到10月23日办第一期训练班，915、916各抽30名头头斗私批修，大反派性。群众说：群众主动搬山头，头头带头搬山头，搬倒山头有劲头。多好的群众语言，到了部里，也有这样说的。所以两派头头，还能合作。

1967.10.28
　　刚到第一天就碰着难题，915的头头王德奎要求召开“10•25"批示庆祝大会。我找916的头头叶正光商量，他同意两派一起开，但国防科委不主张开。结果915一派单独开了。我们军管没到场，因为我们军管会历来不参加一派的群众大会。

1967.10.29
钱学森同志谈，按“10•25”批示，七机部要调出70%的人员，90%的设备，70%的房子面积（26.4万平方米），只余下8个厂。军管会难表态，只好说：“照文件办”。因我们军管会未看见文件。他们以权威专家来压七机部，部里不少人反对。论证几日，达成协议又否定，撤销了又恢复，恢复后又撤销。你说你正确，我说我正确，都说对方不正确，只有天正确。我们军管会作为公证人讲了一句实话：这不是要周总理亲自领导七机部的大权交出来吗？七机部那么多干部，大都经过革命战争，是精心选调来的，专家权威不少是从国外培训回来的，经多年的辛勤，才搞出这么大一个较完整的高尖端武器系统工程研究、生产机构。我是搞导弹试验的，明白系统工程的完整性、系统性。如果七机部一下划给科委70%、90%，那还有什么系统性、完整性可谈，那还要我们七机部干什么？七机部不通，我们也不通。

1967.10.31
上午×××战士被打，嘴上缝了三针。解放军为七机部站岗还挨打，不像话。派军管查问情况，防止扩大化。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同志对我们很好，他来处理，说清了事。

1967.11.6
　　沈阳三厂军宣队汇报厂里情况，说他们3月宣传队入厂，6月份造反派抢枪，7月恢复正常，8月8日又停产，开始武斗，9月5日中央下命令停止武斗，9月9日中央文革到，9月18日全部撤到楼下，工事拆除，武器交出，但现在白天还抢汽车，上午搞一会儿生产，下午停产。职工不愿到三线，有“恐三线”症。真是一团糟。

1967.11.9
　　08∶40从部直跑到一院。一院军管会贺主任汇报大联合情况，915还有二十多人打得不敢回来，916的一些爱打的青年在奶牛场集训，还收点效。但六厂一处天天都有打人的人，也有被人打伤的。经常有小武斗。看来三院比一院离京城远一点，好得多。七机部知识分子多，真打也不见得能打出个结果。

1967.11.18
我同阎主任与916、915谈群众组织总部问题。下午部直宣讲，从目前形势讲到七机部情况，下步打算，讲稿再不像过去随便讲，这次是经过军管会讨论、修改、通过的讲稿，由我讲。下面条子不少（要我答复）。我只能说研究研究，因我们是集体领导。阎主任老资格，为我壮胆说：你们细心听，回去想想再提，坐下来，开好这个会。
近传七机部三多（缺席多，迟到早退多，闲扯的多）；又说四多（打扑克、下棋、装收音机、回家的多），还说什么七机部特别怪，骑车没有走路快，按时下班吃咸菜（注：即谓食堂的好菜都被上班早退的人抢先买完了）。

1967.11.27
19∶30与阎主任一道同叶正光谈话。阎主任很耐心，进行教育，因他属烈士子弟（注：其父叶挺，抗日战争前期著名的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当局长期关押。1946年3月获释。4月8日在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被追认为烈士），周总理曾对我俩有指示，对叶正光要进行教育，不要让他走错了路，〔要他〕退出916（注：原书中此处为“516”，显系误植）。

1967.12.1
……会后阎主任同我研究，叶还〔不〕退出916，我们怎么向周总理汇报？我深深地感到，在这段时间体会，七机部没有叶正光、王德奎两个头头，你我是收拾不住的，别人上来会更乱。总理不催，我们不报。

1967.12.9
今天一天不平凡，为915出版的“飞鸣镝”泄密事搞了我们一整天。19∶30还未解决。阎主任一直陪着，耐心解决。我确实不知什么事，可难以熬下去了，不让吃饭，水也未喝一口，群众问一大串，阎主任不慌不忙，像个妈妈，耐心解决。看样子，阎可能知道一点内情。我只好干陪着不说一句话。

1967.12.13
抓坏人，不能乱抓，要有充分证据才行。粟裕同志对915出版的“飞鸣镝”报纸泄密问题作了指示，停止“飞鸣镝”报纸出版，通知当天收回报纸，一院六厂一队32个同志来部，我未接见。结果把我围住，对915泄密提出六条，限三天答复。要求捕人，上报。我去抓谁？这几天为这事已大闹天宫，我也头痛腰酸，走也不让走，干也干不成，只好硬顶着。

1967.12.22
　　一院又来了许多人，搞到下午15∶10，形成高潮，到16∶40选出30人加上一个小头头，将我揪上巴斯车（这时我也无力了），开到国防工办门口。国防工办也怪，不接见。他们要把我搞到接待站，我坚决不去，坐在国防工办门口，扶我起来，我也不动。不管如何不少群众知道还算我在七机部蹲的时间长，对我还不敢手抓脚踢，还叫我上车他们送我回部。我明知是假，不动，他们等不住，开车走了。国防工办也无人派车送我回部，天快黑了，我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回到部里。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同住一个楼，都是军人，谁都不沾边。

1968.1.15
钱学森同志谈科研、试制、生产渠道不通，要我负责抓。我当面说了一句：你专家都抓不动，我能抓动？

1968.1.17
　　体育馆，总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国防科委部分同志讲话。总理讲形势大好，讲了七个问题。
　　春节大联欢。晚上部军管讨论大联合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确定了五条：
　　（1）大办学习班。
　　（2）大联合必须明确几个问题：①都（注：此处“都”疑为“部”之误）不成立大联合机构，部分两派头头可以吸收到机关来。②余下的头头、工作人员一律回原单位闹革命。③派性报刊停出，印刷机构交原单位。④加强部直联革会。⑤军管会不参加一派单独开的会。
　　（3）解放干部。
　　（4）军管支左，不支派，上下一致反逆流。
　　（5）抓好科研、生产、三线建设。放周总理讲话录音。坚决按总理指示办。

1968.1.21
……20∶00粟裕同志开会传达总理指示。总理很关心春节前搞不好对不起毛主席。上海用革委会。我们国务院的部到底用部长？用革委会呢？大家讨论一下。
粟裕同志讲：周总理讲几次，点名几次，915、916与各机部都有牵联，都以两大派为靠山。周总理开大会别人想听都听不着，他们不去听，别人上了车，还把别人拉下来。这个人已走到危险的边缘去了。周总理说：这个人经常打电话，他是高干子弟，我只好把电话号码改了。头头派性太重，周总理的话都不听，你们的更不听了。这次要借东风，绕过头头，到群众中去做工作。把总理的录音，直接同群众见面。他没办法，军管不灵，周总理讲话就灵了。
　　周总理说：铁路定有坏人，客车、军车让通过，钢铁、煤炭、石油不让通过，你们说是什么问题？

1968.1.23
　　闹工资，烦死人。一伙青年围着我，我用力冲，谁动我一下，我就用脚踢，我穿东北大头鞋，是我的工具，谁看见也怕，踢一脚够他受。

1968.1.24
　　国防工办军管小组负责人陈××批评我们七机部，说七机部抓516，核心人物你一个未动，不理解。好像我与516有什么关系。他讲话我光听，不吭声。我有我的老经验，毛主席说过错杀人，20年后还要昭雪。我未弄清谁是516，我是不会乱抓人的。近日又谣传什么七机部不抓516，七机部是516的窝子，516的核心在七机部。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中国人民党，什么东北人民党，什么××组织十二个常委有六个在七机部，二个人民党都有三个头头在七机部等等。乱七八糟。上面除周总理外没有人说一句好话。难办，难办。近日武斗又多起来，谣传不管它，自己军管人员不能不提高警惕。最后粟裕同志说：总理讲的话语重心长，我们再不搞好，就要犯罪。陈××说：粟裕同志叫我到七机部来点点火。削平山头，撤消组织，915撤消总部，大方向是正确的，915快，但不要甩掉916。916说过一礼拜撤，我们说过两个月也行。915不放心，916不死心。打架，两个人打架两个人都不对，不管你主动被动，别人不准参加，参加了，我找有关负责人是问。

1968.3.21
　　我在部直联革会上讲了以下几条：①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95%以上的干部，95%以上的群众。对大字报不符合此精神的，要通通盖起来。②坚信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周总理已讲过几次。你们不是说响当当吗！响当当就应立新功，应鼓足干劲继续革命。什么“反戈一击”，什么“投降”。反什么？击谁？无非是打内战，都想压倒对方，这些都是错误的。③站队问题，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过去是“非”现在就“是”了，是了就了啦。不要在站队问题上没完没了，无限上纲。在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广大群众来说是认识问题，对个别人属立场问题。造反派有缺点要改正，要给他们以改正的机会。允许他们有一个认识过程。④不要另立山头。916中有部分人的观点，提法是对的，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路线、毛泽东思想的。915和916都应该支持他们，不能另眼看待，不能压他们，压是压不服的。但是他们中有少数人，想另立山头，我们军管会是不同意的。群众组织中有些人对自己的头头有气，想整一整，可以理解，难免的事。但首先要有诚意，整顿纯洁自己的队伍。只能整好，不能整垮，凡是想整垮别人的人，结果总是整垮了自己。群众组织的头头要让人讲话，应欢迎别人提意见，改造自己。⑤不要提出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口号，不要随便点名，如×××反革命集团，抓×××的狐群狗党等。对我们军管有意见可以提，有缺点错误我们改正。⑥不准搞逼、供、信，不准搞喷气式、变相体罚。⑦不要随便指定坏人，不要把平时好吵嘴打架的人都当坏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帮助团结犯有缺点错误的同志。

1968.3.27
　　下午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揪出杨、余、傅，打倒杨、余、傅。在我们七机部谣传很多，什么：一院顶住了，二院瘫痪了，三院垮台了。围绕着国防科工委召开学代会争论不休，甚至有武斗。国防科委通知七机部参加他们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条件中，有一条限制了有一派群众组织不能参加（注：指“要拥护以聂副主席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这一条就限制了曾经提出炮轰聂荣臻的916派不能推选代表。周恩来在4月20日夜接见国防科委代表时的讲话中对此进行了批评）。这样，不但不利于大联合，反而会激发两派矛盾，不堪设想的后果。为此，我们部军管会提出不参加国防科委积代会，而参加国防工办5月份召开的学代会为好，国防科委不同意。再后军管会决定，我们都不参加，代表他们自己组织选，不但不参加，部军管会为此也不发任何文件，并退回了他们的一大堆“红旗漫卷西风”（注：这是当时“国防科委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主编的杂志）。

1968.4.4
　　新军管会的同志陆续到齐，老军管撤出。不知为什么，换主任不换我，我走不了，老军管还要同新军管共同工作几天。今天组织五个小组到各省市抓工厂，计40人。
　　国防工办军管负责人陈华堂传达周总理指示说：西单商场3月30日18∶40发生爆炸事件，死5人，重伤40人，轻伤45人……，这是北京去年8月2日发生大武斗的第二次，事前曾有匿名信报告此事。他们要血流三个部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北京市革委会。总理讲：要立即破案，要加强保卫几个机关。

1968.4.29-30
　　新来的军管规定：早上到食堂吃饭，要先念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的“老三篇”，所以我早上再也不到食堂吃饭。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几个军管。因我们到七机部后，从阎主任起从不在食堂吃饭前念语录，背“老三篇”。新主任（注：薛长勇）在一个小会上批评我说：“怪不得你们未把七机部搞好，连‘老三篇’都背不下来。”我心里明白，你恐怕还不如我，我还能背下几句。主要是那么多人在吃饭，你背书呼口号后才吃饭，有何用。所以只要他到食堂吃饭我就不去。

1968.5.4
国防科委开学代会开不下去，闹到总理那，总理说：916开会915冲，915集合916冲，双方都有责任，反正一个巴掌打不响。你们要闹就闹，不要在工厂区闹。

1968.5.16
　　薜长勇同志谈，引导站组建问题。今日三院武斗，蒋昌应同志（我的秘书）去制止被打，要拖走他，他死抱住电杆不走，高声叫来人。军管到后解围，身体受伤。249厂，不干活，闹事快到头了。蒋昌应经检查后，送回基地医院治疗。军管挨打还不能吭声。

1968.5.21
……近一个时期来武斗增多，从4月6日、4月19日、5月11日、5月16日、5月18日、5月20日，连续发生武斗。

1968.5.25
在南苑开制止武斗大会。5月不平凡，老有事出现。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9
粟裕传达周总理指示：由军管会解决制止武斗，姚的尸体要解剖。

1968.6.10
　　为解决武斗事好难哪！一夜未眠。为解决姚解剖问题，我先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因七机部复杂，他们不大愿意来。经再三请求，他们提出三个条件：①保证法医安全。②两派不准参加。③家属不准参加，否则公安局不派法医。我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这才同意来。

1968.6.12
　　16∶40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张翼翔主任参加。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6•8武斗和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经耐心做工作，两派共同商定了六条：①疏散人员；②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③食堂开饭；④211医院拿出整改措施；⑤发工资；⑥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①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②721、731医院都要按10条执行；③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探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④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⑤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关于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由北京市公安局派来法医庄明漆、赵金龙解剖，但必须答应他们10日提的三个条件，否则不来。我同意不变，两派也不阻止。
　　解剖姚的尸体，他妻子不同意，耐心做了一夜的工作，还是不同意，逼得我发火了。我说：“老子不管了，如不解剖，权威部门不做出结论，将来别人说姚桐斌同志是自杀，看你咋办？”这时姚的妻子才同意。解剖了，姚妻出门后，又进来三个年龄稍大的，向我威胁说：姚桐斌是周总理从德国要回来的材料专家，你们无故打死，你管不了，我们抬走，到天安门游行，向世界公布。我答：你们来得正好，抬走吧！他要我向总理报告，我打不通。又提出向外交部报告，我答：抬走吧！不要啰嗦了，我要休息！三人自动退出门了。又出了问题。到何处去解剖？国防工办联系去301医院，不行。到空军总医院，不行。我只好去海军总医院联系，同他们做工作也不愿意。我说，同意不同意也拉到海军医院来，他们只好同意，但也提出三个条件，他们不参加人。唉！谁都怕七机部的两大派。解剖地点定了，但拉尸体的车哪里出？我请海军帮忙出车，不行。请空军帮忙出车不行。最后国防工办说由一院出车。因人是一院的，我给一院打电话等于白打。没办法，决定向运输公司租车。他们听说是拉尸体的，有车也不租。还说什么：七机部游行出动车最多，还租我们的干什么？最后逼上梁山，叫七机部部直汽车队队长亲自开车。并规定他不准问干什么，不准看干什么，听我指挥，叫开哪就开哪。这个队长真不错，都听我指挥。天难！地难！一个难题接一个难题，搞了我半天，真是晕头转向啊！最后总算把尸体拉到海军总医院解剖了。可是正在解剖中，姚妻又提出问题，只好耐心做工作。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1968.6.13
　　06∶30我被群众组织的一些人弄到部直南楼，围攻我，大骂我，要我立即抓出凶手。我说凶手一定要抓，但我一个人能抓出来吗？围攻从06∶30-11∶30，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呀!无怪七机部在最困难时无任何领导或参谋干事来帮助一下总理。我曾亲自听总理鼓励粟裕说：粟裕你七战七捷，怎么今天成了个大姑娘。以后曾听群众传说：粟裕坐了直升飞机到南苑上空转了几圈。我无根。（原文如此）

1968.6.23
我累得够呛了，几天未喝上水，吃上饭，尽吃点心，蛋糕，吞不下去。到老战友林家休息一下。

1968.6.24
26所副所长宋健又出问题。

1968.6.25
上午12∶00钱学森、谷广善和我到科委汇报体制问题、科研生产、基本建设到底怎么搞，现在谁也不定，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1968.7.3
自6月8日武斗后，全南苑仅200—300人上班。

1968.7.11
设备失修，一些工人、知识分子在奋力抢修，我们鼓励他们，大胆干吧！他们说，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再苦再累也不怕，就怕有人干扰。真是干活的人受讽刺、挖苦，不干活的人倒还有理。

1968.7.12
生产抓不动，我找916、915头头来商量，他们都说周总理关心我们，一定贯彻粟裕同志的6•20讲话，要积极主动搞生产，不揪人，不抄家，把打内战的精力用于学习和生产。我说：“讲的好。你们双方比我讲的还好。但希望你们不要在会上讲的好，回去后仍势不两立，攻击对方，都说对方在破坏生产。希望你们言行一致。”

1968.8.5
于科委23基地，冰野讲09。机关反映，生产搞不起来，李井一（女）讲，难。
沈阳三个厂90%窝工。
南京307厂80%产量不高。
成都一派在家生产。
西安停产了，工联在家，工总司赶出去了。
哈尔滨349厂还好。
部办公厅，12个打字员，两派都走了，一个派性不强的在工作。
三线建设，一、二、三、四院的基建，计划交国防科委管，国防科委不管，国防工办又不接，我们两头受气。现在听其自然。

1968.8.6
　　我们到国防工办军管小组汇报，粟裕等同志在场。最后粟裕、陈华堂、张培元等，研究的一致精神：
　　①不要急，急无用，要做工作。②916表示各部委问题，国防科委问题是三军问题，我们不引导，又不限制（上级不了解情况，你能限制吗？）③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搞，这是战略布置，不能打乱。
　
1968.8.29
10∶10首都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七机部。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七机部，受到广大群众、干部、家属热烈欢迎。鞭炮齐鸣，锣鼓口号声震天，队伍整齐，从甘家口、海军总医院到七机部大院的广场道路两旁，群众夹道欢迎。我致欢迎词。中午食宿吃饭都已搞好。
下午即开始工作。

1968.9.2
　　两派群众报喜！七机部两派真正大联合，削平山头、交印、断电话。915 13∶30集合七机部900多人，25辆卡车，在北京城游行一周，到天安门集合，分别到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国防工办报喜。上午我们到915总部的善后工作组去看看。
　　38军军宣队刘崇礼讲：
　　3日下午开庆祝大联合会，在会上由群众组织头头交旗，交印……等。军人不说话，工人老大哥敢说敢干。最近几天，战士普遍反映：疲劳，吃不消，饮食不下、裂嘴、起泡、睡不好、吃不下、适应不了。请问军管这些老同志，怎么应付的了，我们一下适应不了。
　　晚上我看他们，介绍一下我的经验。凡是换一伙人，就特别紧张，又是天天闹革命，又是下操，背老三篇，我也不适应。……

1968.9.24
过节前能否写个总结？形势好，忙的受不了。好的反映多，坏的（有造谣的，跳楼自杀的，偷盗的，强奸的，不满工宣队的……）也不少。干部问题更多。三院严文祥五个问题，斗得他够苦的。

1968.10.16
郭树芳同志答复我们向国务院请示的几件事，：（1）生产保密仍由军管、业务部门管；（2）技术人员下放，有多少能下放，多少不能下放，主要是下放车间；（3）到基地去的人有多少，由国务院统一解决。
部直人员下放共1487人，其中干部1067人，工人职员320人，处以上干部170人。军人、工宣队、工人带队下放去。

1968.10.21
近日下放的大字报不少，仅三院大字报即达2479张。一、二、七、八院都有大字报。你说不该下放，我说不该下放，最好都不下放，大字报也就没有了。
下放轮换干部分配去的单位、人数：
二院去南空后勤部农场200人。
三院去武空后勤部农场400人。
一院去武空后勤部农场500人。
七院去北空军粮城农场100人。
关于整党、革委、精简的情况。
58个单位整党全面铺开，在整党中要达到组织上三化：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思想革命化。
五个一批：（1）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2）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3）清除一批废料；（4）劝退一批；（5）……

1969.1.6
上午，我们除在国防工办学习元旦社论外，部军管会统统在军训部集训，总结去年工作，研究一季度工作。李玉治同志作报告，形势大好，从去年9月开始改变现状。清理阶级队伍清除了885人，占部人数的1.77%。

1969.2.22
09∶00国防工办今日凌晨1∶30许，林办张秘书电话，要为九大准备一个报告，需要关于无产阶级文革以来，工业方面出现的新形象，也需要国防工业有关材料，要综合典型的，你们二、七机部都要有一点。什么时候要？陈华堂同志说越快越好。
下午四院汇报23种发动机的研制问题。唉！四院五次搬家，花了4000多万！变，变，变。因此说，二院是体制、体制、再体制，四院是搬迁、搬迁、再搬迁。

1969.5.1
　　周总理听汇报。工宣队汇报，我们部工宣队21个单位3000人，军宣队18个单位2000人，共5000人。周总理对工军宣队负责人说：“我和他们打了三年交道了，他们表面上听话，实际上不听话。在学校把他们带坏了。有些头头表现很坏，派性作怪。”周总理说：“你们对两派不要表态，坏头头由他们自己来揪。”有人说：×××站警卫连陷进派性（915给他们作形势报告），高锐说：“要换，”（我看算表态了）周总理说：“不能！”“要调警卫连会出问题的，坏人就乘机挑动。”……当告七机部有些地方工人不能去，（保密）周总理说：“清华不是什么地方都去了吗？难道工人还不如知识分子保密。”
　　当汇报说七机部总的形势大好，周总理说：“七机部不能说形势大好，说大好的话是暴露了问题，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条件。”汇报说：“两派闹派性，想把两队（注：指军宣队、工宣队）一起搞垮。”周总理说：两队……是不能搞垮的……看来今天是不能解决问题。提几个题目回去研究一下，明后天报来。

1969.5.7
　　10∶40周总理到。工、军宣队汇报两队到七机部八个月的工作。工宣队王学武汇报说：“一院一个工人失踪了。”周总理说：“2000多人为何一个人失踪了呢？”。王：工宣队挨了打了……二院地下有死尸，38军破了案。周总理说：“进去不要急嘛，摸清情况……。”因工、军宣队内部有矛盾，周总理这次接见，我们听出来了，不是一般的，大范围还是第一次。是做两队一会（注：指军宣队、工宣队、军管会）的工作。开会前，我们军管会也做了研究，当周总理问工、军宣队和七机部情况时，我们军管如何回答呢？真难！总之大家少说，让事实作见证人。如周总理问到：（1）接管（我们也难）；（2）办学习班；（3）撤出（怎么说呢？我们军管撤出）。我们把握住一条，只讲两队的成绩，我们自已不做自我批评，只讲我们工作未做好。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军管做到：掌握原则，不包、不推、不抵抗（反驳）、不刺激两队、不发脾气。目前形势是：（1）军宣队闭门不外出；（2）工宣队极想交权；（3）整个七机部瘫痪（三线派不出人，13所不开火，249厂断炊，×××站不试车……等）；（4）革委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915、916双方扣的人都不放。

1969.5.10
　　18∶40国务院开会，915头头王德魁（注：原书中有时作王德奎）、916头头叶正光各带一人，在我主持下，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交出所有武斗工具和扣留的人。周总理11日02∶25到会，同意这个协议，总理当场把交出武器的时间改为11日12∶30，11日15∶00交人，并将我们写错的“欧打”的“殴”改过来，纠正小报的错误、错字。并嘱咐即发公布。周总理说：“由卫戍区监督实施。”周总理叫粟裕讲话，粟说：“今晚达成协议很好，坚决执行。”周总理又叫吴忠讲话，吴忠说：“周总理讲了916有个人已经死了，这个人要交出来，要交卫戍区法医检查。916不要搞报复，要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粟裕最后又讲：“周总理接见十七次了，每次我都参加，至少五至七个小时，周总理管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我们工作未做好，内心不安，七机部担负着党和国家的光荣任务……两派要团结，要三结合……”周总理请叶正光讲，叶：“坚决按周总理指示回去做工作。”叫王，王讲：“坚决执行，回去做工作。”唉！双方争论一夜。在艰苦朴素的国务院，吴庆彤陪我们一夜，好累呀！中间一个人说散会，谁也不听。

1969.5.20
三家布置的工作落实不了。两派头头都踢开了，原来还有抓的，现在业务部门都垮了。抓不起来。收房租还得三家盖章，两队也不下去了，一切都难办。
　　
1969.5.22
　　今日16∶20接到周总理批示：“即送粟裕、陈华堂两位及七机部军管会，两队领导同志一阅，审定。及早火化尸体，给家属抚恤和做916工作，无论如何不要开追悼会。只应将仇恨集中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分子一伙人身上。处理望告。”（周总理的上述指示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七机部工人×××被打死验尸结果报告上的批示）。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结论是：“综上述尸体检验的结果，我们认为×××因全身……导致外伤性出血性休克而死亡。”
　　
1970.1.10
　　向国防科委汇报：
　　（1）下放军垦——应走10160人（实走9710人，未走450人）。
　　（2）下放五七干校——应走2630人（实走1538，未走1092人）。
　　（3）党员11688人，受训5827人。
　　（4）革委会应成立45个，已成立42个，革委办事机构，应成立45个，已成立6个，革命领导小组应成立321个，已成立140个。
（5）清队总人数511793人，清出1018人，中特（注：“其中特务”的简写）215人，叛（注：叛徒）49人，走（注：走资派）21人，五类（注：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40人，现行反（注：即现行反革命）274人，自杀24人，已死13人。
……

1970.4.3
东方红卫星要加个过载开关。（我讲不要，他们不听）高空点火有信心吗？东方红卫星加个过载开关增加了不唱东方红曲子的因素。最后推到周总理处，周总理未听，夹着皮包就走了。在会议中间周总理说，政治挂帅，不是把语录标在卫星上，掉在别处也不好。这个房子（福建厅）原有语录，毛主席来开会说：“你们看这些标语是给我拆台”。

1970.4.9
近来事故多，仅一、三院等10个单位，从4月1日至4月3日共发生229起，损失80000元，伤害人员78人。

1971.4.23
13∶05五厂48车间水泵房西边女浴池（男女合用）汽油筒爆炸。11个压力，推力10吨，三个女冷冻工受伤。一个重伤的，约40～50%烧伤面积。一院于龙淮同志讲现在问题多，管理难，你叫我抓××1号。弹体初样15个工人，没人干了。15个人中有5个唱戏的（注：应指被抽调出来学唱样板戏），10个工作的，10全工作的人是有7个徒工，还有挂病号的，一打三反办公室的，哪还有工作的？

1971.6.15
搜集意见不满意者不寡。运动！运动！一年两个，一个防空洞，一个清队运动，没个完。

节录自作者家属2001年自印书《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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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文革科技界风云人物张本
（部分资料）

渔歌子 辑录

张本，女。文革爆发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1966年7月30日首都科技界万人大会上被安排发言。
1966年10月被安排参加中央工作会议。10月12日在会上作了《科委机关少数派同志联合揭发韩光同志的错误》的发言，揭发国家科委副主任韩光。周恩来听完第一部分后插话说：
“八月十三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过去他总是推到聂荣臻身上，实际上韩光对聂荣臻同志也是阳奉阴违的。六、七月份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同志都批评他，他总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八月十三日，我与聂荣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来管，韩光对我也是阳奉阴违。除了张本同志刚才讲的那事之外，还有几件事证明韩光是有组织搞的。我本想把群众引导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明是非，结果倒发现韩光方面有组织地搞示威，当我的面闹事，对付张本同志。”
1967年1月17日下午周恩来接见在国家科委夺权的张本等人时说：“就这个造反司令部夺权，编制不要太大。各局领导小组可以小一些。每个勤务组要有一个班长，不是党员也可以，希望你们去创造。现在取得了一个经验，关键时刻，革命左派要自己奋斗。”并要张本在当晚召开的各单位造反派会议上把经验给介绍一下。
1月18日国家科委建立以张本为首的九人革命造反司令部（临时权力机构）。发布公告，称“本司令部于本月十七日晚业经由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批准、承认”。当晚，周恩来在北京市造反派有关夺权的座谈会上说：“现在比较完整的，有典型经验的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那里……本来要找张本同志在会上作个报告，因时间关系，准备将来在科技界的大会作个完整的报告。”
1月20日周恩来、李富春接见二机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国家科委张本是真正的夺权，夺得彻底，我只是帮了一手，让他们自己烧，现在烧得很透。”
（左图： 1967年5月24日邓颖超出席国家科委系统大会时与张本亲切交谈。）
1月21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中说：“国家科委的韩光经过半年多来完全暴露了，张本和他对立，领导层就有两派斗争，现在绝大部分90%的群众都争取过来了，这个权就掌握在以张本为首的革命造反派手中，权就夺过来了，这是最理想的。”
1月25日，首都科技战线造反派召开夺权誓师大会，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谢富治等出席。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也受到韩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迫害、陷害、诬蔑，因此张本同志又给中央李富春同志、江青同志写了信，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了。当时，在毛主席回来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就在这个会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就是有名的‘七•三十’大会（鼓掌）……当时在场的有张本同志讲话，有王锡鹏同志的讲话，这些就把问题揭开了。”“在十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就是八月十三日我接受中央的委托，对国家科委和科学院这两个案进行亲自过问。当时有两个设想，一个设想就是满足当时一部分群众的要求，把韩光停职反省，指定当时在国家科委机构工作的张本同志代理……这种办法，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偷懒的办法，因为我可以一天的工夫就交了差，大家也可能满足了，但是未解决问题，我要是这样做，就是对于我所认识的，从实践中认识的毛泽东思想的不忠，我不能那样做，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最费事又最耽误时间的办法，拖长了六个月，但是最后呢？是发动群众的办法，因为这可以把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从国家科委说，从极少数批评韩光发动到最大多数。认清了韩光和那一小撮，包括那些帮手，如武衡、张又莹、赵继昌、赵志坚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群众大会已经揭发了韩光，我支持那些揭发。……不经过四、五个月的暴露，不可能有这么一个局面。等一下张本同志可以把他们的夺权斗争做一个详细的比较，介绍，比较扼要的，而要有实质性的介绍。……所以到了这个月。我跟张本同志他们几位战友见面时，他们说，他们现在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了（鼓掌）……”
2月1日，周恩来在对国务院工交系统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中说：“我们要利用夺权把干部都考验一下，这样有好处。我作了分析，真正烂掉了的，非夺不可，完全接管的，像国家科委韩光一伙。科委是由下而上，按张本的说法，是通过两派斗争，孤立烂掉的然后把权夺过来……”
2月13日聂荣臻接见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司令部全体勤务员时说：“现在张本同志挂帅，我支持。”
2月26日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代表谈到中央各部不能夺权时说：“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国家科委不同，张本同志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是自上而下地扩大队伍。”
新华社3月1日报道中保科技合作协定书签字，张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中国组主席、国家科委代表身份出席签字仪式并代表中方签字。
3月，国家科委革命造反司令部改称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张本任主任。
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本的署名文章《彻底肃清〈修养〉的流毒》。
新华社4月13日报道首都科技界10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修养》，张本以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身份首先致词。
1967年“五一”节，张本的名字出现在新华社关于首都庆祝活动上天安门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名单中。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向毛泽东、林彪引见了张本。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本的署名文章《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5月24日，国家科委系统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布一周年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大会，聂荣臻、邓颖超应邀出席，聂荣臻在讲话中说：“五月一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张本同志，对国家科委和科学技术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以很大关怀，很大鼓舞。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你们夺了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有很大的起色，科委的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出现了新气象。我相信以张本同志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我坚决支持你们！”
（右图：聂荣臻在国家科委系统5月24日大会上发表支持张本的讲话。）
张本在会上作了题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国家科委文化大革命一年斗争总结报告，会后演出了反映国家科委文革斗争史的八场歌舞剧《科技战歌》（后被作为张本自我吹嘘的罪状之一）。
6月1日，张本在国防科委斗争罗瑞卿大会上发言时说：“首先，我讲一讲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五一’接见我的情况。并传达一下毛主席对我们的最新最高指示。‘五一’那天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来到了天安门，顿时，城楼上，广场上一片欢腾，群众的情绪沸腾起来了。大家看到了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开始我坐在城楼的东面，后来，我就向西面走去，刚走了几步，看见毛主席迎面来了，我就迎上去，毛主席伸出手来跟我握手。随后毛主席就向东面走了，还跟一些外宾握手。外宾看到了毛主席同我们一样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不久，毛主席又走到西面去了。在这以前，谢副总理还对大家说，要维持秩序，毛主席来的时候，不要忙着把手伸出来，大家站好准备照相。可是，毛主席一来，多少只手都同时伸出来了，毛主席和大家一一握了手。我已经和主席握过手了，我又第二次伸出手来，毛主席又一次和我握手后，就走向天安门城楼的中间，我跟着毛主席的后面走，想再看一看毛主席。毛主席走进城楼的大厅，这时候有许多外宾走进去，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握了手。这些外宾见了毛主席情绪也很激动，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外宾们走出大厅之后，这时候，大厅里只坐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我站在大厅门口往里看，当时我想能多看一会儿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时江青同志一眼看见了我，她和主席说了几句话，毛主席点了点头。江青同志走出来对我说，毛主席要接见你。她把我带到毛主席的身边，站在离毛主席只有二尺远的地方，看见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有千言万语要跟毛主席说，可是那时候，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毛主席站起来和我握手。我把千言万语变成一句话，我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毛主席的健康就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我听了主席这几句话，感动得要掉泪。我们伟大领袖这样尊重人民，这样关心人民，联系人民，支持革命群众，跟人民群众心连心。正当我感动得说不出话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向主席介绍说：‘她是国家科委张本同志，他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毛主席慈祥地对我点头微笑，并亲切慈祥地对我说：‘女同志也一样革命，一样造反嘛！’这几句话不仅是对女同志最大的鼓励，同样是对男同志最大的鼓励。这句话，就是毛主席鼓励我们造反有理，不论男女同志都可以起来造反。接着，毛主席又说：‘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高的评价。毛主席又亲切地问我，他说：‘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我回答说：‘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毛主席又问：‘是科委革命委员会主任吧？’这时，周总理说：‘也就是了吧。’这时，毛主席把我介绍给林副主席。我是第一次看见林副主席，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眼神非常有力，身体很健康。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主席说：‘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了。’周总理也说：‘他们那里的运动搞得不错。’我想找几句话说明我们还有缺点，运动还没有搞得很好。可是，当时激动的心情呀！使我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了。我说：‘这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周总理、江青同志对我们关心和支持。’话刚说完，毛主席点了点头微笑着再一次和我握手。这是第四次。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都和我握了手，这时我退出了大厅。”
6月2日《科技战报》（国家科委系统革命造反派主办）15期发表了5月24日大会报道、发言及邓颖超与张本亲切交谈的照片。
新华社8月3日报道《在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展开大批判大斗争的战鼓声中 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在今天的大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祝贺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代表吴德和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代表张本。”
8月4日，张本以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身份代表中国方面与越南科技代表团签订中越科学技术合作执行机构第七次会议议定书，聂荣臻接见了越南科技代表团并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后张本设宴招待越南科技代表团。
9月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张本是坏人。张随即遭到批判。
1968年3月19日，张本被北京卫戍区逮捕。
《科研批判》1968年4、5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从时间上看，张本的倒台与王力、关锋、戚本禹几乎同时，但此后却未见有什么宣传。她是因江青的一句话而被打倒的吗？江青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的什么话？当时对张本是怎样处理、定性的？周恩来分管国家科委，逮捕张本是周恩来批准的吗？文革结束后是否对张本重新做过结论？望知情者提供后续资料。

综合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的资料及《科技战报》第15期、《科研批判》1968年4、5期合刊等小报资料和新华社有关报道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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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孙丹年来信•编者答复：
文革中重庆北碚黄葛镇外面也有一个“烈士墓”，那时我住在缙云山下的金刚碑，经常上山拣柴，后来当知青干农活，从嘉陵江西岸的山坡上看过去，亲眼看着东岸的这个墓地从一开始只有两三座墓，墓碑还挺高，一天天发展起来，后来十几座、二十几座墓，或者更多，不知道准确数字。只见一大片墓碑高高低低的。当时墓都是新的。每天下午缙云山已经被阴影笼罩，东岸还依然阳光灿烂，那些墓碑在夕阳下都洁白发光，很漂亮。其中一座墓碑很高，鹤立鸡群似的，真是会让人油然而生崇高庄严感。我离开农村时它还在，后来不知怎样了。
关于沙坪公园的烈士墓，我读贵刊第42期何蜀的文章时有一疑问：何文说，沙坪公园墓群中最小的“烈士”14岁，后面郑志胜文中又说他第一个输甲醛的女生梁自巧只有13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编者回复：郑文中说的“13岁”应为“15岁”，梁是初二学生，是原文从手写稿转录时将“15”错录成了“13”，后来编校时也未发现。谨此致歉。

二、沙漠老人有感
《记忆》这期丰富、触目惊心、格外沉重。我近期读此类材料过多，常读到夜里一两点，时时失眠。总想看点轻松的，但又放不下发来的好文章，这期我也是一口气读了的（没有细读）。看了这些非正常死亡名单，真的很疼。那“尸长”的叙述，真难为他那么勇敢地回顾这不堪回首的痛史。真的感谢《记忆》，不忘文革！你们功莫大焉。致敬致谢。

三、刘双质询《倒下的英才》中为什么没有记录被杀害的工宣队员
贵刊登出的唐金鹤的书《倒下的英才》中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死亡人员名单，居然没有列写一名1968年工宣队进清华时被枪杀的工人的名字,是因为那些被射杀的工人不属于“倒下的英才”，所以才忽略吗？我感到遗憾。清华大学团派和四一四的成员书写的有关清华文革的文字累积估算已经超过百万字。这些文字更多地沉醉于派性的往事，在提及清华大学百日武斗时无一不表现了对死难工宣队员的漠视。1968年工宣队进清华时到底死了多少人？怎么死的？他们的抚恤情况如何？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存在了很多年。当时来自北京各个工厂的工宣队是赤手空拳进入清华的。他们被蒯大富下令射杀，和红八月没有追究红卫兵杀人的罪行一样，毛泽东没有追究团派杀人的法律责任。文革后也没有被追究。光天化日之下用枪械和手榴弹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是合理的么？那些被射杀的工人死前的痛苦，死后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以及他们的名字不应该被记录下来吗？工宣队的进驻在客观上结束了清华大学百日武斗，使得团派和四一四的英才们不会再因武斗而死于非命。但是至今未见一个团派或四一四的人对被射杀的工人和家属说一声道歉的话。我希望有良心的清华文革中人能够在展现自己的“英才”的同时，也守护自己做人的道德底线。

四、马小星谈《记忆》
值此农历虎年将临之际，谨向民间优秀刊物《记忆》的编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并表达由衷的祝愿。愿你们健康顺利，愿这份刊物能如常青树般生存发展，凝聚更多人气。我这里又多了两个上了年岁的读者，都是一看了《记忆》就放不下手了。《随笔》杂志今年第1期上有篇《回首“文革”说腐败》，值得一读。作者的忧心是我们共同感受到的：“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以致各种误解和谬论越来越多。

五、燕凌致函
感谢你们提供的这些“沉重”的历史记录。这样的“沉重”正说明其历史意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