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蓦然回首】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愚 人
一、支左众生相
我也曾是军人。1947年我13岁的时候，就以杂技演员的身份入伍。最初是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剧社的社长就是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的傅铎。不久，我转到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正英）宣传队，做小提琴演奏员。1950年卫生部宣传队解散，我被分到了绥远军区的36军文工团，还是拉小提琴。1951年去朝鲜演出。1952年回国。36军文工团撤销后，我到了后来改为建筑工程部队的106师。1955年，我们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山西大同。山西省为了留住我们，特意成立了山西省歌舞二团。因为一个省养两个歌舞团不合适，1956年省里把二团与一团合并成了山西省歌舞剧院。
歌舞剧院位于太原市并州路，全院最多编制时是170多人，分舞蹈队、歌剧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和团部直属的艺术室（作曲家，剧作家，乐队指挥，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舞蹈编导张继刚，民歌手刘改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我到剧院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剧院领导对我挺重视，除了让我干老本行，当小提琴演奏员之外，还委任我当乐队副队长。
那时，歌舞剧院的支部书记是杨路，院长是张建。剧院很多人都对张建有看法，认为他拉帮结派，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62年调工资，张建对一些老同志说：我们受党多年教育，有相当的觉悟了，在荣誉与金钱面前，当然我们选择党性。就我们的级别、工资而论，比年轻同志高了许多，他们只有40多块钱，如果我们一个老同志不提这一级，就能给三个年轻同志提级，我们单位提级的百分比就会大大地突破，而工资额不长。经他这么一说，许多老同志放弃了提级，让给了年轻人。这样一来，年轻人被他拉了过去，而张建和他一伙的几个高级别者却都提了工资，一跃成了厅局级干部。许多老同志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企图把一些老同打成“反党集团”（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是党员）。只是因为文化厅的干预，张建没能得逞。
文革发动时，张建带着歌剧队在晋南搞四清,杨路领导运动。因为上述原因，张建成了众矢之的。给他贴的大字报像狂风暴雨，呼啸而来。杨路一来为形势所迫，二来遵循“放手发动群众”的上级指示。在文化厅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那年我31岁，一个心眼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被选进了领导班子。而就在这时，另一种观点的暗流已经在剧院涌动。此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基本观点就是保张建，另一派“11.28”则以保杨路为职志。尽管两派对此都不承认，但其根本分歧端在乎此。
作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我自然被划归杨路一派。而几个月后，毛泽东说,前一段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人们就起来造反，因为我和杨路一起执行了“资反路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东方红”的打击对象。以侯桂林、张占明为首的“11.28”，成员年纪较大，党员的人数也多，对我执行的“资反路线”，给予了理解和原谅。当时我如果反戈一击，批判杨路，那么“东方红”就会放我一马。可是我死不认错,在“东方红”眼里，我就成了死保杨路的顽固分子，成了必须打倒的人物。
在两派极为对立之时，“东方红”和“11.28” 各自和社会的一派串连起来。“11.28”靠向了以杨承孝为头头的“山西省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后来杨承孝被枪毙），“东方红”靠向以郝廷云为头头的“山西省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后来郝廷云被判无期徒刑）。这两派工人组织，对待旧省委的态度是一致的，都参加了1967年1月的夺权。他们对山西文艺界的问题根本不了解，在观点上又有很大分歧，但是对文艺界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约而同地跑到文艺界拉帮结派，以便扩大势力，使之帐下有一个演出团体，为其派性服务。而“11.28”和“东方红”恰恰也正需要一个工人组织做后盾，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有了社会上的两大派做靠山，“东方红”和“11.28”成了山西文艺界最著名的两派，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一心想把对方吃掉。“回原单位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等指示、命令、要求，对山西歌舞剧院根本不起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省革委会决定向歌舞剧院派驻军宣队。
歌舞剧院共进驻过三批军宣队。第一批在1969年夏末进驻，共三个人，一名指导员带着两名战士。他们的任务是促成两派头头坐到一起，实现大联合。这三名军代表，虽然职务不高，但人家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是在高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进驻剧院的。所以两派都不敢慢待，都使出全身解数，争取军宣队的支持。怎么才能获得人家的支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灌输自己一派的观点。无非是自己这一派如何受到打击，如何造反等等。两名战士则深入两派群众中了解情况。三位军代表成了全团最忙碌的人，有时吃饭也是边听边吃。
两派的群众和头头清楚，哪一派得到军宣队的支持，就会被列入左派的行列，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就能把自己所保护的干部结合到新的领导班子里。可是，军代表在两派中间不偏不倚，于是引起“东方红”的不满，说军宣队“支左”态度不明朗，对立情绪再次出现，革命的大联合泡了汤。
1969年搞“备战”，全院一起拉练到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在那里搞阶级教育。过了几个月，第一批军宣队撤了，听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970年5月左右，第二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同时和军宣来的还有工宣队，他们的任务仍然是促进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这批军宣队来自北京军区政治部和69军，其中还有战友文工团我认识的人，可在那个时候，认识也装作不认识，他不敢和我说话，我也不能和他接触。
这批军代表，职务都比较高，最低也是营级干部。可能是接受了第一批军宣队教训的缘故，从进歌舞剧院的那天起，对谁都是横眉冷对，在他们眼里，“洪洞县没好人”，好像到处是阶级敌人。表面看，他们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对两派的态度都一样，实际上是戴着框框来的。
这批军宣队进驻以后，“11.28”头头们多次找军代表谈剧院情况，可每次都遭到拒绝。而军代表对“东方红”的头头们却有说有笑。有时军代表在会上讲话，也能听出他们对老党员，老同志们的反感，几乎和张建的论调如出一辙。这也难怪，“11.28”的支持者们，老同志居多，而在老同志中，“历史有问题”的人也比较多。清理阶级队伍一来，这些同志就成了牺牲品。歌舞剧院揪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敌人，支持“11.28”观点的居多。这对于“11.28”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在这批军宣队的治理下，歌舞剧院几乎成了监狱，“11.28”一派的个个成了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业务不让搞，客人不让见，美其名曰防止串联。整天就是开会，不是批斗会，就是消除派性会，揭发检举会，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会，小会大会，没完没了。每次通知开大会，我的心里总是发颤，惟恐在哪个会上把我揪出来。
自批判“资反路线”以后，，我一直在外逃亡。当时“11.28”一派同情我，但不敢要我，也不敢为我辩护。“东方红”一派随时要抓我，正在我孤独无援之际，我的一位“右派”朋友张步法，帮我逃到了太原市供电局变电所。这里是“非本所人员不得入内”、更不能冲击的单位。我在这里躲避了几个月。
由于军宣队进驻，形势逼人,我不能不回，也不敢不回。回来之后，每天都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看到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揪头发，扭胳膊，弯腰低头，我就感到一阵紧张。
这天又开批斗会，每人一个小马扎，按班组的位置，整齐排队进入排练室，坐到应坐的地方，空气像凝固了似的鸦雀无声，就连咳嗽声都会把人吓一跳。墙壁上贴着各样标语：“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群众专政就是好”，“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等等。工宣队和军宣队，分站在标语的下方，盯着头也不敢抬的我们，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现敌情似的。
军代表一宣布开会，群众专政的头头就大喝一声：“把右派分子张步法押上来！”我心一颤。张步法跟我私交甚笃。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他表现得很积极，有人说他跳得高，企图不良，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就这样把他揪出来了。正想着，只见几个人，按脑袋、扭胳膊，连推带搡地把张步法弄到大家面前，低头弯腰。我一看，张步法把头发剃得溜光，专政人员没法揪他的头发，只好抓着他的衣领。后来他对我说：“每次批斗，老子的头发都让他们揪掉好多，军宣队一来，我就把头发剃光，叫你们龟孙子还揪！”
批斗大会结束，无论老弱病残，所有挨批的，都得跪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长跪请罪。直到广大群众退场后，吃完中午饭，他们才能起来。这时候，有的人已经直不起腰了。
搞这些变相体罚，肉体和精神折磨，表面看是工宣队的人在干，可实际上，军宣队是在幕后摇羽毛扇者。他们整天在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批斗场合，他们看见装没看见，这可能也是“阶级本能”吧。
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刚要休息，一阵尖锐的哨声，把人们惊起。大伙赶紧到排练室紧急集合。一名军代表声色俱厉地宣布：“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解放军支左！”人群里马上响起了口号声：“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军代表继续说，“我在吃饭前把暖瓶提进茶炉房，灌满水，等吃完饭提暖瓶时，瓶盖却滚在地上了，沾上许多灰渣。这不是阶级敌人破坏是什么？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家要提高警惕，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
我听了暗笑：瓶盖被开水蒸汽冲掉是常事，连这么点常识也没有！
这件事在军工宣队内部可能引起分歧，以后再没提了。而这第二批军宣队不久也就离开了。
1971年春，第三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这批军宣队只有两个人，一名姓何，是个副团级干部；一名姓吴，是个营级干部。这时我们剧院两派，在上一届军宣队的强制下，已初步联合，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但两派对革命领导干部的看法仍有分歧，于是军代表就替代了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成了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是两派选出来的头头。表面看，他们可以坐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骨子里派性仍很严重。军宣队认为：由于派性的保护，真正的坏头头还没有抓出来，如果我和侯桂林（党员）这样的坏头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他们支左的目的就没能达到。几个月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习惯上称“太谷学习班”），我和侯桂林先后被揪了出来，这是后话。
第三批军宣队的两名军代表在对待剧院的策略、方法上大不相同，何代表对两派群众搞怀柔战术，最大限度地孤立所谓的坏头头，时不时地在群众面前宣称把一碗水端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的小九九是，以后脱军装留在本院。吴代表则态度强硬，对谁都是一副冷面孔。对他来说，到这儿支左只是当一回过客，脱了军装就回家。
值得一说的是，何代表对美女们更加亲近，经常在女士（特别是美女）面前有说有笑，目光四射，似乎有普遍培育，重点开花的意思。我们知道他已有妻室，就故意问他：“何化同志，怎么不把老婆接来住住？”一听这话，他就支支吾吾，搪塞过去。
某天晚上10点多，邻屋的小郭夫妻把我叫到他们屋，对我悄悄说，你听听何代表和某某女在干什么。这房间下面就是何代表的房间，白天如果敞开窗户，说话声音大些就能听到。小郭指指床，要我贴近床腿、通过床腿的传导，听下面的声音。我照办了，果然听到了非常清晰的男女对话:
女：别大声说话，外面人能听见。
男：不怕。大家都睡觉了。这是牛肉。吃吧。
女：你再喝点酒。
然后是一阵笑声……
我不再听了。说实在话，我对男女的苟且不感兴趣。可是在那个年代，津津乐道的是用男女关系把人搞臭。当下是一位支左的军人，他有三点红，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样的行为不就是亵渎了二位领袖吗？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两派的群众对文革的一切，似有了点上当受骗的意识，不愿意不明不白地去被人利用，对军宣队态度，也由热情转变为冷淡。何、吴二人也留不住了，他们要撤，有人提议要搞欢送会，有人反对，最后决定和军代表合影留念。当通知到我时，我冷冷地说，谁想和他们照就去照，我不去——跟他们合影是我的耻辱，我不想留这种纪念！
有关解放军支左时的丑闻很多，太原大众机械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厂就发生了这样的丑事：解放军进厂时，每人一个背包，一个语录牌，一本《毛主席语录》。等他们出厂时却是用大卡车往外拉东西。大衣柜，小衣柜，写字台、木材等等。不料出厂门时，被门卫老工人拦住，要他们出示物资出厂手续，这时的军宣队领导非常尴尬，既拿不出物资出厂单，又讲不出道理，由于这样纠缠，厂门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支持老工人的做法。这位老工人对军宣队说，规章制度是你们定的，我现在就是按你们要求办。有围观者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可好，整车的往外拉东西！这时工厂保卫干部来解围，折衷地对老工人说，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们，先让他们走。老工人说，我认条不认人，这是他们教育我的。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起哄的，有说怪话的，你一言我一语，弄得军代表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只有革委会主任出面说，东西先留下，解放军先撤。此时围观的人才一轰而散。
由于解放军的“支左”。他们的高大形象已荡然无存。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军队这么拉一派打一派，政策水平这么低，作风这么不正，打起仗来，我反正不会去抢救伤员。
二、太谷学习班
军宣队从1969年派驻山西省文艺界，到了1970年秋，一年多了，还是没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两派之间貌合神离，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与社会组织没有彻底脱离联系。军宣队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坏头头没有抓出来造成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严厉的措施：把文艺界的几个演出团体，调出太原市，实行封闭式的清查。这就是以后我们惯称的“太谷学习班”。
1970年秋，山西省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剧院两派，山西省京剧院两派，山西省晋剧院两派，在几天之内离开了太原市，到了太谷县的省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集中办学习班。这个学院距离太原市大约60公里，是国内著名的农业专业院校之一。我们到来时，这里的教职员工、学生都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只有几个看守人员。教室、实验室都上了锁，满院荒芜，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校园。
我们三个演出单位，在文化局军宣队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单位军代表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座空荡荡的大院，占用了整整一座三层的学生宿舍。军宣队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出操，晚点名。并且定下了“七不准”：一、不准出大门，二、不经批准不得打电话，三、不准会客，四、不准串连，五、不准三人同行，六、不准通信，七、不准请假、探亲。每天的行动范围就是宿舍、操场、食堂、会场这四个地方。就连食堂也严格地划分区域，各单位不能混坐，以防互相交谈。我们从此与外界隔绝，成了变相囚犯，而这所学院则成了一座大监狱。
歌舞剧院和京剧院同住在一层楼，为了防止串连，在中间区域设置了可靠人值班，不让越界，双方人员，在楼道里见了面，只能点点头，连问安问好也不允许。
每间宿舍住六个人，两派各三人，分睡上下铺，以达到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的目的。我的上铺是“东方红”的张耀中，按说我和他有着不同观点，而且从文革初期就出现了严重对立，三、四年来，就没说过话，可是在这种环境下，对几年的运动，似乎都有了心照不宣的逆反心理，对没完没了的内斗有了厌烦情绪。
他有一台全院惟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熄灯后，他就把收音机拧开，听广播，当然我们也跟着沾光。但不知何故，有一天早晨出操回来，军代表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揭发张耀中偷听敌台的事。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是现行反革命的严重问题，如真的查有此事，起码要判几年徒刑。我俩是两派，军代表为什么找我揭发他的问题？是利用派性矛盾，把问题揭出来？还是想陷我于诬陷罪？我想了想对军代表说，我们住同一个房间，没发现他偷听敌台（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耳机设置），如果他听敌台，我们都会听到，你们最好再问问别人。
此事以后再没有纠缠。
“11.28|”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侯桂林被隔离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警告，因为运动初期我俩就鳔在一起和前院长干。再往前推，1963年张建就想把我和侯桂林等四人打成反党小集团，由于文化局的干预，张建才没得逞。现在侯桂林被揪出来，我预感到灾难离我也不远了。
果然，几天后一个早晨，我出了宿舍，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都是贴给我的。这些大字报，不是批判我执行资反路线，也不是批我和侯桂林的关系，而是说我“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光宇的罪行必须清算”，说我“毁我长城罪该万死”，说我“反对林副主席”，并发誓叫我“狗头落地”。当时我就懵了，我没想到，我和张光宇的关系，会被人家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
张光宇是空军文工团歌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高高的身材，出身于工人家庭，可以说是苗红根正的好军人。他的妻子谢静珊是我院舞蹈演员，二人青梅竹马，因谢的出身不好离开了空军文工团，可是二人感情在全院也是独一无二。每次张光宇从北京到太原探亲，只要是逢我院演出，张光宇总是和我们一起装台卸台，搬箱倒柜。因我和张光宇都是军人出身，自认识后，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文革中，张光宇成了空军文工团一派的头头，当时军内两个司令部并不明显，张光宇这一派给吴法宪贴了不少大字报。空军文工团的另一派则是死保吴法宪。不知在军委谁的支持下，把张光宇这一派打成反动组织，于是到处抓张光宇。张光宇无处躲藏，我在北京正好有一处空房，我就把他藏在那里。后来，吴法宪得了势，张光宇就成了军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军通缉，后来终于从我在北京的家里把他抓走，判了死刑。念其出身好，一贯表现积极，改判无期。不管死刑还是无期，我都是窝藏和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人。张光宇的妻子谢静珊，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张光宇离婚。
如果只是泛泛地检举我包庇张光宇，我并不担心。因为事实不是大字报写的那样，我最担心的是和谢静珊的一次谈话，一旦谢静珊把这次谈话举报出来，两个问题并在一起，问题就严重了。
那还是1970年，第二批军宣队进驻不久，听说张光宇抓起来判了徒刑，又听说谢静珊在重重压力下准备和张光宇离婚。一天我约谢静珊见面，时间定在某日的深夜，在二、三楼的楼梯口。她如时到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悄悄问她，你怎么想和张光宇离婚？她说，我的压力太大了，祖父是国民党右派，父亲是反革命被镇压了，张光宇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说着说着，她就抽泣起来：“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是体会不到的。”我问她：“你想用行动表现争取入党？还是想当官？”。她说，你别拿我开心了，像我这样怎么能入党当官？后来我劝她沉住气，慎重考虑，最好不要离婚，否则张光宇的压力比你更大。
这次极秘密的谈话，只有我俩知道，我当时对她说，今天的事，你知我知。说完就各回宿舍了。
和谢静珊的这次谈话，一旦和窝藏张光宇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严重了。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包庇反革命，劝阻别人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都是反革命罪行。
在这次追查我的问题时，尚没有牵涉到我和谢静珊谈话的内容，虽然这样，我必须要有两手准备，预防谢静珊顶不住压力时揭发我，我只有一口咬死“没有的事”，反正就我和谢俩人，没有别人知道。
追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举报我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反革命组织。其实这是1967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在太原供电局躲避批斗，一天，供电局负责我生活的小戴听说五一广场要召开“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络站”成立大会，问我想不想去听听，并说陪我去。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憋了一两个月了，想出去转转，这样，两名工人陪着我到了五一广场，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转了转，看了看，觉得没意思，就回了供电局，这就演变为我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现在把这些捕风捉影的问题都揭出来，许多不了解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既窝藏反革分子，又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我就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有些人虽和我的观点一样，这时也和我疏远起来，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下。想找个人聊聊也遭冷眼，不过比起侯桂林来，我算是好的，起码没有被隔离审查。可我也深深感到，现在的人怎么都没了思想呢？只要领导说什么，大家就一窝蜂地跟上，不管对错，一事当前，先保自己。
我憋得太难受了，一天晚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硬着头皮叫住了王宝灿，问他能不能跟我一起走走，他也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想跟他谈谈有关张光宇的事，哪知他根本不想听，只说些开导我的话，讲些一般道里。后来我说，他们一定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豁出去了，党籍、资历全不要了，我就彻底堕落。我说的堕落，就是和他们干到底，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他又是一番劝导。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宿舍楼一看，一批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道，大部份是针对我这一小时的活动，有人质问我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有人写道，想找同情人，是痴心妄想，有人警告我，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是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想到，原来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他们订的约法七章中不准三人同行，现在我们二人走走也成了“搞阴谋诡计”。
对我揭发批判进行到第二阶段，即大小会相结合，个别谈话与群众见面相结合，软硬兼施的阶段。后来我得知，自到太谷学习班后，我一直是军宣队领导者们眼中的重点对象，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触动我，按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先动谁，再动谁，内查外调怎么进行，现在可能是动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以致跟踪监视也有专人负责。
在和群众见面的会上，没有让我坐“喷气式”，只是安排了不同的人对我检举、揭发、批判，让我交代和张光宇的关系及参加“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等问题。我一一作了说明，于是说我态度不好，人格侮辱，破口大骂一齐都来了，弄得我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会后，军代表找我谈话，很温和地劝导我，会上不好说的可以会下说，只要把问题说明白就行了。我对军代表说，我确实是让张光宇住到我家，他也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可那时我不知道张就是反革命，更不知道吴法宪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我说，我跟本不会参加什么这方面的活动。军代表不相信我说的，让我老实地考虑交代问题，不要和群众对立。
对我的批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大约是9月底，突然通知我参加党员大会，听保密报告。礼堂的四周戒备森严，各单位所有的人保干部，都集中在礼堂的入口处，确认是不是自己单位的党员，部分军代表，在礼堂外围巡逻，似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排在队伍里，顺序进入礼堂就坐，主席台上就坐的全是军代表，看着他们个个一脸的严肃，大家也跟着紧张起来，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大会宣布开始后，军代表似乎还有点担心，怕走漏了风声，他看了看四周的门窗，觉得万无一失才说话。正式念文件前，他强调说，这是一份党中央的绝密文件，只传达到我们这一级党员同志，大家要严格保密，无论谁泄露出去要受到党纪处分（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没恢复党籍）。
军代表逐字逐句地宣读中央文件，大概内容是林彪企图抢班夺权，投敌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在场的人都弄懵了，个个都屏住呼吸静听文件，惟恐丢掉一个字。我和所有听报告人的心情一样，不同的是，我感到庆幸，庆幸正在整我的反军问题的时候，林彪摔死了。后来我想，我因林彪而挨整，我也因林彪而得福。实际上，我既没反林，也没反军。
大会最后宣布：清理阶级队伍，按原计划进行，不能急刹车，所有场合的标语，挂像一律不动，保持原样。批判会，发言稿一律不改动。
对我的批判会照样进行，批判我的人们仍然是那么激昂愤慨，满怀无产阶级豪情，批判我反对林副统帅的罪行，可我的心里却暗笑：我们都是傻帽。
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太谷学习班”也匆匆结束，我的问题也不了了之。一年多了，我妻子音信全无，不久我回北京探亲，妻子对我说，这一年多时间，来过三批外调人员调查我的问题，而且都是山西省公检法的人员。
不久我又见到了张光宇，他告诉我，自军事法院判了无期以后，他就被流放到东北，可喜的是，监管他的连长，曾看过张光宇的戏，认识他，对他有些特殊关照，但他仍觉得前途渺茫，一天他想卧轨自杀，多亏被那位连长及时发现，使他捡回了一条命。他说：“当时我真的死了，咱俩就见不到面了。”这天我俩喝了一瓶二锅头，整整喝了七个小时。
——————————————————————————————————
【昨日心迹】
按：这是文革时的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胡春浦（四川人）1971年7月在“牛棚”中写的一则笔记，追记了支左军人王排长对他们这些专案审查人员的恶劣态度。像他们这样自治区领导干部一级的人都受到如此的对待，更下层的“牛鬼蛇神”的处境可想而知。
王排长的“德政”纪要
胡春浦
在我被关起审查历史以后，王排长对我折磨的“勋绩 ”，至少是引起我左半侧麻木瘫痪的原因之一。因此，对他的德政不可忘记。
还是68年关在二所通讯（注：原文如此，应为通讯连）时期，同他根本没有关系，他的黑手就伸进二所。背着当直接管理的姜连长，直接向三个负责具体管黑帮的战士下烂药（注：川语俗话，说坏话，出坏主意）。（我亲自碰到的那是十月的一天下午，我去还电炉，碰到我，正在向三个战士窃窃细语）。过了半个多小时，小王，去□□□家拿东西）我和平常一样要他过我门口顺便带点东西，他就拒绝了（平时，是他自己到房里来问带不带东西）。接着艾当贤（三个战士中负责的老兵）就来宣布，电炉每人每天只能用一次，每次十五分钟，最多不得超过半小时，小王就来催收拿去了。一次那个叫小龙的副班长还警告我：“就是不许你多用电炉。”于是我就不用了。电炉马□□拿去烧开水，杨□□拿去烤烟叶。都是一用几个钟头，一放几天，他们根本不问，不收。我的电炉就是不准我用。更伟大的□□□，不但公然把电炉长期放在屋里用，而且索性把我的锅子也拿去霸占着不还，最后还把我的挂面一把也拿去享受了。（到哲学研究所才还的）。
既不去我家里拿东西，（马□□连酒都带了两瓶来喝），又不许家里送东西，连香烟也不给我在楼下小卖部买。有一次向姜连长说了买烟的事，他叫我不要给战士说，找班长，我才向班长说了；那个叫小龙的副班长才去给我买一条一毛钱一包的烟。
牙粉完了，我向艾当贤说能不能帮我去取一下牙粉，受到艾领导一顿训斥。过了几天又向班长说了，才去给我取的牙粉。从十月王排长下烂药的时候起，直到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从二所搬到哲学研究所止，是我身体受到折磨，健康受到损害的第一个阶段。除了上面说的生活问题以外，平时艾领导无中生有，想训就训的事很多，就难以记忆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从二所搬到哲学研究所，负责人是黄干事（广东人），他说这叫“统管组”，是革委会党委直接领导的。允许家里送东西，送东西来的时候，可以见面谈话。过了二三天，王排长来了。（十三日从二所搬来的时候，通讯连的小王，也一起来了，完全改变了他在二所时的态度。也处处按政策办事了。）这一段时间，主要是黄干事负责，所以处处是按政策办事的。劳动的时间，也是先分配好谁拉车，谁作助手。根据体力而定的。我总是分配作助手。从车上卸煤，黄干事也先嘱咐一句：“你搬不动大的，搬小的。”三月一次大雪之后，王排长领导在旧人委院内拉煤，就指令我拉一满车块煤往回运。车上没有绳子，也没有分配帮手。这是我第一次。路上的雪才开始融化，车重、路滑，几次都几乎跌倒。真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拖回，放下车，人就要倒了。
一天在人委大院收煤饼子，七八个人劳动，王班长叫马玉槐（注：时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称：宁夏“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马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月27日夺了他们的权。”）拉车，把煤运到后面去。又叫去两个人卸煤。常乃光去了，没有别人的答应，我也去了。卸煤完后，王又叫我和常乃光跟着出来装煤。外面是马信、徐崇望等四个人装煤。装好以后，王又叫我和常乃光推车。于是推车、装煤、卸煤我和常乃光都做了，根本没有休息时间。而外面四个装煤的人，装完就无事了。我干了三趟以后，就筋疲力尽了，连走路都无力了。第四趟我装好车后就站着没有去推车了。王大喝：“胡春浦为什么不去推车，你自己愿意去卸煤的嘛。走！”我只好跟着走，但连走路也无力了。就慢慢走。王又大喝：“你空手还走那么慢，快点，跟上车！”实在快不起了，还是慢慢走。卸完车，我就在里面的走廊站着，没有跟着车再出去装煤了。等着王排长再来训斥。那里是“深挖办公室”负责人都在的地方，准备他再来折磨的时候，我要和他讲道理。这已经比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滑得远得多了。而是居心把我往死地折磨了。王看见我站在那里，没说什么，我说：“我起不来了。”他叫我到外面去。这时我才看见外面有一个“深挖办”的负责人（五月间同黄干事一起到我房屋来过的，南方人）在那里。大概因为这样，王排长才停止了对我这一次的折磨。
又有天，还是去人委院里劳动，王叫另外一些人和煤饼子，叫我和杨一木卸煤，说是下午筛完□堆煤就行了。筛了一半，我就呕吐，一连吐了两次。到快筛完的时候，我就在医务室外面的防空壕大吐了，中午吃的大米饭全吐出来，雪白一大滩。吐完后我就到和煤饼子的旁边一棵大树下的石头上坐下来休息一下；屁股还没有坐稳，王走来了，我向他说（并指着白色一大滩的米饭），我刚吐了，坐下休息一下，这个根本没有听，立刻恶狠狠地：“把车子拖来装煤（装我们筛出来的大块煤）拉回去。”我就去拖上车去装煤。这时马信他们的煤饼子和完了，马信叫我把车给他，我说：“是王排长指定我拖的。”马信说：“不要整死毬了，”彭原（在上煤）说：“那才舒服咧，”马信从我手中把车夺过去了。
一次在哲学研究所扫地。我扫战士食堂和挨着厨房外面的两片地，杨一木扫厨房门口的一片。别的人扫西面的一片。马信出来得晚，王叫马信扫大坝，马信说：“干净的还要扫什么？”实际也是干净的。后来，王说东南角上放煤炭那一块不干净，叫马信“扫一下”，马信把那一片扫完就回去了。别的人都扫完回去了。我的动作慢，扫完我那一片后，有个受王影响的战士（因为有一次和煤饼子时，王骂我“枉自活他妈（“他妈”两字声音低一些）五十多岁，什么事都不会做”的时候，那个战士也在那里听到的。后来一次包饺子,他就学着王的口气，说我“瞎活五十多岁”。又叫我扫大坝子东边的墙根，正在扫的时候，王又来了，叫我把大坝子都扫了。扫到马信刚才扫过了的东南角那一块我就没有扫，王又叫我再扫一遍。我说“刚才马信才扫过了的”。王说：“叫你扫你就扫。”又一次扫大坝，我顺着扫过去，又退着扫回来，王大叫：“你的眼睛长在屁股上了。”
有一天早上打饭，战士炊事班都一早就出发了。王在厨房打饭。是吃素馅包子（菜包子）；也是冷的，王只给我两个，（最多两个只有三两）我说再给我一个反正要烤了吃。王恶狠狠地：“去，去，还要烤起吃。”对要饭乞丐一样。我们那时每月按四十五斤粮食的定量交伙食费，每天吃一顿粗粮，经常吐。吃三个菜包子也不够定量。然而……
姓王的看见我桌上的群英（注：香烟名），就说：“你现在居于这个地位，还要抽高级烟。”我没有想到群英也是高级烟，我说：“哪里有高级烟？”王拿着群英说：“这不是高级烟是什么？”因此，我就写条叫家以后买两毛以下的烟来。以后就送来黄金叶。一次，王来借了两盒黄金叶，过两天把钱给我；一数，大概是一毛三分钱。一盒这种烟真是物美价廉。过了几天，王又来借两盒，又是给我钱。又过了几天，王又问我还有没有黄金叶，我一看，还有五盒，王就一起拿走了，当然还给我钱的。大概是那一段时间外面的黄金叶不容易买到吧。或者是王没有上街去的时间，从我这里买方便些。一条烟他就买去了九包。
一次四川一个调查材料的谈完走了，王叫着我大训一顿，说我抽烟向人家的脸上吐烟了。以后，我根本就不抽烟，后来黄干事来了，叫我拿上烟，水缸子去，我又才抽烟的。
一次我专案组的孙正钧来叫我写全面检查，并说明不要写三次被捕的事。王在那里大叫大嚷，要写三次被捕的事。孙又再三说不写，王还坚持非写不可。最后孙说，我交代的材料上说，第一次被捕审讯时宣传抗日的，但从敌人档案中查出的我的口供记录上没有宣传抗日这一部分，是否我写的材料上有夸大。叫我把第一次被捕的情况，如有觉得需要修正的地方，在检查中修正一下。以后王又因为我说了“真的说不假，假的说不真”这一句话，大嚷大训是“嚣张”。时间约一二十分钟之久。
住房子，王也无所不用其极的给予折磨。原来住在东面的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好的房子。（那房顶没有破洞，地上的砖较完整，四方墙壁也没有剥落）。七月，马信出去接受批判。王叫（由小王来说的）我搬到马玉槐原住的房子。把马信的东西放在我原住的房子。马玉槐原住那间房子当西晒。而七月间，正是太阳肆虐的季节。而且那房子，原来哲学所有两个大书橱占了半边，书橱长期没有人管理。由于地下潮湿原因，橱内常常散发出一股叫人呕吐的霉味，王曾经几次说马玉槐房里有一股味道，马几次说明是书橱里的霉味，天气热了就散发出来的。还再（注：原文如此）加上隔壁是烧开水的炉子房。房顶的纸篷已经全部撕掉了，热气也就从顶上通过来了。当然也就更热了。这一次如此调整房子，有必要吗？根本没有必要，无非是王折磨我的办法之一。即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用来折磨我的机会。十月，书橱搬走了。天气也不太热了，我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从上到下连窗户都收拾得整整洁洁了。十一月初，要准备烧炉子过冬，并房子，王叫杨一木搬来，这一次是应该调整的。一月，杜林出去了，王又叫我搬到杜林原住的房里，同徐崇望一起。这一次搬房也没有必要，只是因为杜林住的房子太脏而已。当时因为□□□同我闹矛盾，搬开精神上痛快些。所以，这一次搬房子，不管王的想法是什么，我也愿意搬开。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徐崇望、杨一木等出去后，王又调整房。叫杨静仁（注：时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被中共中央宣布为宁夏的头号“走资派”）搬到杨一木的房，叫我搬到杨静仁的房，这次搬房显然是脱裤子放屁，完全出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折磨我的机会。杨静仁住的房，一则脏得无法形容，二则靠南边的地上一大滩积水。三则炉也已经戳坏了。四则门关不严，一刮风就自动开了。更坏的是，正当两面的风口上。而三、四、五月又正是宁夏的大风季节。
加上外面走廊里的顶篷也在东南角上的四分之一给风刮掉了。因此，一刮三、四级大风，房里的顶篷就上下扇动起几尺高，房顶的积尘就像风沙走石一样向下面倾泻。加上门关不严，于是刮风时，房顶上的风和从门里来的风汇成一股。王又不准晚上用东西把门顶住。因此，有时一夜门被刮开四、五次。这一次的折磨有效，达到王的部分目的了。就是从二月二十八日搬进这房子，到四月二十六日清早起床，左半侧就全部麻木了。（这时王已离开了。）这次调整房子，按正规办法，杨静仁不必动，我搬回原来我住的后来杨一木住的那间就是了。后来搬房十来天，王组织黑帮学习的时候说了几句人话，说杨静仁原住那间房子，弄得很脏，胡春浦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杨一木住那间房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你住了十来天，房里又那么脏，好像很久没有人住的样子。
1970年4月初，王叫薛排长来叫我和马玉槐二人收拾房间的炉子（包括黑帮住房和部队住房全部），并打扫部队的全部房间和走廊。快完的时候，薛排长有事要出去，向哨兵说，我们把（黑帮）这边的炉子收拾完了就休息，房间叫杨静仁、白玉光打扫。后来王向哨兵说还是要我和马玉槐打扫，不准休息。
看病。痔疮鼓出核桃那么大，明明是用尽全身之力拖一车煤挣出来的。（我从43年春犯过一次严重痔疮治愈后，这么多年没有发过）王训了一顿，不该写在“政治笔记本”上，就走了。第二天上午，又叫挖院坝的地下水管，因为我痔疮痛，不能用脚踩铁铲刨土，小王（当时统管组的一个战士）知道后，才叫我回去休息。下午，小王叫来大夫看了给了药。王排长根本不理的。
十一月九日，我病得那么严重。中午晚上都没有去打饭。王根本没有问过。过了两天，下午我在自来水管处洗东西，王突然问我“看不看病”（可能是问了杨一木），“要看就走。”我以为是王这次要给我看病了。就收拾了洗的东西跟着走。走出门的时间，才知道是常乃光要看病。到了医务室，向大夫说病情，才是他早上起来眼皮有点肿。晚上梦多。我的病，明明是连日劳动过度，引起的高血压和心脏疲劳的结果。但那个雷大夫却给我两瓶哮喘丸，什么话都没说。我要问一下大夫，我不是哮喘病。王恶狠狠地：“走！”不许问。而他却向大夫说，他的嘴角上有个什么疮，要点药。大夫根本没理他。原先我以为是给我看病。后来又以为是给常乃光看病，顺便叫我去；这时才知道是他嘴角有疮，要去看病，顺便叫我去的。
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姓王的要这样的折磨我，千方百计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把我往死处折磨呢？
王在1970年四月初，离开统管组，最后一次组织四个黑帮集体学习时，自己说得很明白。他在前面说了：“有人还哭啊，伤了心啊！”（注：这大概是从徐崇望那里收集了反映。因为我三次向徐说起王对我的侮辱折磨时，都哭了的；并说过“伤了心”这一句话）“对阶级敌人，就是不能手软。”这一句话，就是姓王对我百般侮辱折磨的正大堂皇的理由。比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来，残酷多了，恶劣多了。
然而，神气十足的、振振有词的、张牙舞爪的王某，绝非主角，至多不过是一个腿子，甚至仅仅是腿子上的一个爪子而已。
或曰，姓王的，是宁夏中宁人，是毛主席号召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军支左人员。同你胡某人无仇无怨为什么他要如此折磨你呢？而且还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答曰：有蛛丝马迹可寻。
从三个方面：一、一九六七年某权威说过：“总之不是好东西。”也是一九六七年另一个次等权威说过：“我一家三十几口要跟你斗到底。”也还是一九六七年上述两个权威的亲信说过：“现在我们的监狱不是国民党的监狱，你再有钱也不行。”从这几句话里就看出埋伏的杀机了。姓王的1970年最后的那次讲话中还说了一句：“你等着吧，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也跟专案组姓刘的说的“时间里面有政治”完全是一样的意思，也就说出了“斗到底”、“监狱”、“总之不是好东西”的全盘计划。而说“监狱”的人，正是属于同王、刘两爪子。
本文由作者后人按原笔记录入提供。
——————————————————————————————————
【年终感言】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本刊编辑部
年初，一位读者赠言本刊：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在完成今年这三十期的编辑之后，我们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历史，只有历史，才能寄托国人的心志。
为什么？
因为历史中才有事实，历史中才有真理，历史中才有公正，历史中才见民意与良知。值此礼崩乐坏之时，恭逢精神迷茫之际，历史承担了宗教的这一功能。它不但为人们提供信心，而且提供信念——别看你这今天跳得欢，当心明天拉清单。明天，就是历史！
岁末严冬，气温骤降。悲凉之雾，遍布华夏。然而，君不见，阵阵寒流之中，黄丝带仍在飘动，在树枝，在人心，更在记忆之中。
2009-12-30
——————————————————————————————————
【编读往来】
一、 丁东的意见：
我认为只要你们精力允许，不必改变目前的出刊节奏。各人有自己的阅读习惯，有人喜欢周刊，有人喜欢旬刊，有人喜欢半月刊，还有人喜欢月刊甚至双月刊。作为电子刊物，五万字左右的篇幅正好，太长了不适宜在电脑上一次看完。关键是保持和提高刊物的质量，不断开辟文革研究的新领域、新角度，争取让刊物的信息量更大些。
二、 庄菁瑞的看法：
对于顾先生提到的“文章过于冗长……来不及细读”，我感觉这应该是读者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成熟的读者，应该懂得如何选择，取舍所读的文字。没有一张报纸，一本杂志是要求每个读者一字不漏地读完的。对《记忆》也是如此。有的长篇文章，作者是为了完整地叙述事件，不得不长。作为读者则可以自由地“处理”故事，有时间看多点，没时间看节选，或者放在一边，等有空再看。这不应该成为编者必须“照顾”的方向。只要每期当中，长，短搭配即可。
不可否认的是，《记忆》越来越受欢迎，读者也越来越多。所以，才有了更多的意见。读者群中各种口味的人都有，众口难调，您二位要把握住方向，不要被众多的意见搞昏了头。因为无论你们做如何的改动，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所有读者的需要，所以，要拿定主意，按照自己的宗旨来做。
三、马文蔚的建言：
对于文革，抢救记忆，提高认识，是最重要的。能发出来见天日，就是立案、存储、积累，就有利于提高认识和交流。如果希望原创的文章多些，就难以固定作者。评论也不宜多，精妙为好，点到则止。评论来源可以更广泛些。
因多年不能公开交流，认识上的差距可能不小。表现在刊物上，也无法讨论，只能各说各话，理解在读者个人。这也许就出现了各期水准上的差异。
我的那篇太长，可能给读者造成麻烦，由衷致歉。顾先生所说，尽量短些，间隔适当拉长些，我同意。
四、蔺杨的希望：
我一直很想知道，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包括一些自己也进行文革研究的人们， 在文革的认识和了解上，对年轻一代有什么样的期望？我的感觉是，这一段历史好像就封存在那一辈人的生活中了。除了少数有兴趣想要了解的年轻人，其他出生在文革后的人们没有机会了解，作为亲历者也好像无意识地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了解这样的过去。是这样吗？对于年轻一代的文革研究者，上一辈人又有怎样的期待建议和忠告呢？我很希望《记忆》的作者们能够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我觉得，让年轻人了解文革，恐怕不是“如何写文革史”的问题, 而是如何写“史”的问题。如果年轻人对历史的了解大多都来自历史课本,那么我估计不管怎么写文革都难以让他们理解,更别说产生严肃的学术兴趣了。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我身边和我同龄的人虽然对文革有所了解, 但是已经刻意的不感兴趣了。我觉得很多经历过文革的家庭大概也是有意地不去和下一代谈论这个问题,那么单靠年轻人从社会上、书本上得到的关于文革的点点滴滴, 他们是不会理解，也不会感兴趣的。
——————————————————————————————————
【全年总目录】
《记忆》2009年分类总目录
（总第11—总第40期）
国史笔谈
丁凯文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09/1）
徐友渔 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09/2）
赵 诚 不合时宜的革命——《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09/2）
史 云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答指正拙著之诸友（09/3）
陈益南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09/3）
余汝信、曾鸣 “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读卜伟华《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09/4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上）（09/6）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下）（09/7）
顾训中 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09/8）
晓 明 一部很好的文革史教科书——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有感（09/9）
阎长贵 史观与史料——《“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09/11）
韩江雪 几点感想——读中文大学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09/12）
欧阳龙门 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09/19）
书评与序跋
卜伟华 一本文革研究的参考书——介绍《证照中国：1966—1976》（09/11）
陆小宝 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09/12）
阎长贵 评叶永烈《“四人帮”兴亡》（09/12）
周良宵 顾菊英 《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总序与分序（09/13）
胡 化 《问史求信集》的特色和意义（09/13）
《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志》编者的话（09/14）
马雨农 亲历者的责任——读《清华文革亲历——史料直录 大事日志》有感（09/14）
陈育延 我的感言（09/14）
唐 伟 人生原来可以这样度过（09/14）
汲 鹏 文革使中国这个巨人改变了方向（09/14）
陆小宝 直面我们自己的历史（09/14）
邵燕祥 用记忆留下时代的证词（09/14）
何 蜀 一代青年精英的文革思想史——读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09/15）
余汝信 关于林彪1967年6月16日的信及其他——致阎长贵先生（09/16）
钱家駺 难得之信史——致阎长贵并王广宇先生（09/16）
王海光 着墨青史费端详————读阎长贵、王广宇先生的《问史求信集》（09/22）
王广宇 《“四人帮”兴亡》读后——兼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09/26）
李 德 《林彪日记》后记（09/27）
丁凯文 司马清扬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09/27）
陆小宝 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09/29）
唐金鹤 《倒下的英才》作者序（09/29）
周恩来研究
小 夏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09/2）
林彪研究
丁凯文 实事求是还是曲学阿世？——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述评》（09/19）
江青研究
杨银禄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09/1）
风云人物
王广宇 桀骜不驯的蒯大富（09/1）
萧 木 忆老友徐景贤（09/2）
王广宇 肖力在中央文革（09/3）
陈益南 湖南省革委会中的几位造反派代表09/4
李晓航 戚本禹在文革中做的一件好事（09/8）
王广宇 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09/9）
王广宇 有关聂元梓的几件事（09/11）
王广宇 关锋与郭冲（09/12）
杜钧福 陈伯达倒台之前指示搞“炼钢自动化” （09/17）
纪坡民 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09/18）
阎长贵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09/25）
附录：余汝信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09/25）
余汝信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09/25）
史林一叶
王广宇 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内幕09/4
李 逊 《朝霞》事件09/4
王广宇 “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09/6）
王年一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09/7）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上）（09/7）
余汝信 1970年宪法修改草案解读（下）（09/8）
陈 虹 五七干校——并不遥远的历史（09/9）
余汝信 《军报“一•一三事件”亲历记》订正（09/9）
李晓航 质疑“大闹京西宾馆”流传甚广的一个细节——叶剑英拍桌导致右手骨折吗？（09/11）
一位知情者 读李晓航文（09/11）
王 锐 文革小报发展繁荣的几个历史片断（09/12）
忻鼎亮 中国科大的“雄师”和“井冈山” （09/12）
余汝信 汪东兴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发言解读（09/13）
杜钧福 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09/13）
阎长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对刘少奇的大批判（09/14）
杜钧福 外文局“政治谋杀案” （09/14）
陈益南 1969年毛泽东何时到湖南视察？（09/15）
路 阳 “二月逆流”问题中有待研究的一次会议（09/16）
王 锐 文革小报拾异（09/16）
杜钧福 批判相对论轶事（09/16）
王 锐 “炮打司令部”提法的最早出处（09/22）
余汝信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解读（09/24）
晓 明 1968年广西平乐县大屠杀（09/24）
丁凯文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09/25）
杜钧福 “红八月”中的抗暴者（09/25）
路 阳 对“北京人民公社”名称由来的考察（09/26）
于鹏飞 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09/27）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 （09/27）
陈益南 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09/27）
马大观 保卫灵隐寺（09/27）
舒 云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只身到空34师” （09/29）
陈益南 关于毛泽东1965年春到西郊机场的时间（09/29）
蓦然回首
赵文滔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09/1）
阎长贵 我是怎样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的？（09/1）
王广宇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牛马走（09/2）
王 薇 妈妈的“坦白交代” （09/2）
石天河 面对机枪的那杆叶子烟（09/3）
杨 政 文革时期的朱多锦（09/3）
央 皿 不要参加“走资派” （09/3）
赵文滔 1976清明：我曾奉命当“打手”（09/4）
杨耀健 一个小学生的“保皇”与“造反”（09/4）
周孜仁 1969年：一段旧闻背后的新闻（09/7）
黄昌国 1970年春节的记忆（09/12）
胡显中 鞋底风波（09/15）
陈仁德 独特的挂牌（09/15）
费 明 我童年的文革记忆（09/17）
钱大川 毛主席头像事件（09/18）
钱大川 发向天堂的E-mail——清明追思文革中殉难的毛乾民同学（09/19）
方子奋 老戴的“幸灾乐祸罪” （09/21）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一）：风暴骤起（09/24）
不 平 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09/24）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二）：牢房日月（09/25）
沙 漠 孩子，你还记得吗？（09/25）
陈 虹 寻人启事（09/29）
忆旧思亲
刘自立 羡君应召天上去——父亲刘克林罹难四十周年祭（修订版）（09/21）
晓 明 悼念我的母亲（节录）（09/22）
徐伟杰 追忆父亲徐韬（09/25）
马大观 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09/25）
可 父 死于武斗期间的几个同学（09/25）
赵越胜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09/26）
邓伍文 重燃心香——初祭姑妈、再祭爸爸（09/27）
乱世民情
黄昌国 在动乱年月“走向生活” （09/21）
谢声显 给造反派办小报（09/22）
杜钧福 我参加的李洪山辩论会（09/22）
陈仁德 “桥洞诗人”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09/26）
口述历史
董国强 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文革历史（09/6）
耿昌贤访谈录（一）（09/6）
耿昌贤访谈录（二）（09/7）
耿昌贤访谈录（三）（09/8）
萧信生教授访谈（09/9）
文革是一场整人大混战——经盛鸿教授访谈（节录）（09/11）
文革与个人恩怨——茅家琦教授访谈（节录）（09/12）
我们怎样走进文革——崔之清教授访谈（节录）（09/13）
文革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董健教授访谈（节录）（09/14）
我怎样成了逍遥派——虞友谦研究员访谈（节录）（09/15）
从“现行反革命”到“英雄战士”——康育义教授访谈（节录）（09/16）
我与“南京事件”——李西宁教授访谈（节录）（09/17）
“三二九运动”暗含对毛泽东的谴责——李良玉教授访谈（节录）（09/18）
文革与民族的劣根性有关——王继志教授访谈（节录）（09/21）
李 逊 马骥、李剑钰回忆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赤卫队（09/21）
向泽沛口述、文靖执笔 马思聪、父亲和我（09/22）
文革使最肮脏的东西沉渣泛起——石征录先生访谈（节录）（09/22）
汤 铭口述 文 靖执笔 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09/25）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上（09/3））
Joel Andreas(安舟) 体制化的造反——中国文化大革命晚期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下）09/4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上）（09/6）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下）（09/7）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上）（09/8）
Joel Andreas（安舟） 关于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斗争——《坚持特权》第五章（下）（09/9）
比较研究
王 怡（德国） 试论德国第三帝国时期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09/15）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一）（09/7）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二）——质疑“战争危险” （09/13）
顾 土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三——爱国主义与文革（09/19）
顾 土 自我否定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09/24）
文革起源研究
朱 磊 从“自我检讨”到“大批判”——文人理想和信念的彻底破灭（09/17）
闲读偶记
顾 土 记住记忆的历史（09/1）
朗 钧 红卫兵诗人郭路生被“自由主义”绑架（09/2）
渔歌子 值得注意的文革文物造假（09/15）
阎长贵 关于两种文革资料集的比较和建议（09/22）
胡庄子 两位主席夫人与一个椰子的故事（09/24）
胡 泊 从《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一文谈起（09/27）
胡庄子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09/29）
昨日心迹
王林、王端阳 父子文革日记（1966.8.1—9.30）（09/23）
故纸堆
国务院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09/2）
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 （09/3）
有关“鸡血疗法”的传单（摘要）（09/3）
新华社 卡翁达总统到京受到数十万群众欢迎09/4
工农兵学员学什么——1971年清华大学三个专业课程设置及学时比例分配表（09/4）
新华社通讯员 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散记（09/6）
把毒草歌曲拿出来示众（09/8）
汪东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09/13）
文革教材节选•语文（09/17）
文革教材节选•数学（09/18）
顾训中 一组批判刘少奇的文艺节目（09/22）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09/24））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篇检讨（09/26）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09/29）
小资料
保定地区革命委员会名单（附保定市革命委员会名单）（09/1）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3）
何 蜀 四川省与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中的重庆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名单（09/4）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1970年9月6日) （09/8）
李 逊 上海人民公社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与办公机构设置（09/9）
山西省夺权初期领导人名单（09/11）
钟 逸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情况（09/12）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3）
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4）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5）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09/16）
山西省各地级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名单（09/17）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18）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领导班子变迁表（09/19）
平 遥 文革期间《红旗》杂志文章作者部分笔名（09/19）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6）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09/27）
文摘
徐 贲 消遣娱乐和商业化的文革怀旧记忆（09/2）
丁 东 《朝霞》事件的思考——陈冀德《生逢其时》读后（09/3）
鲁 丁 樊立勤谈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09/4）
丁学良 官僚制与文革（09/11）
徐友渔 关于文革中的大民主（09/11）
陈益南 也谈王白旦的故事（09/12）
李 辉 1963年：母爱教育的批判——红卫兵行为的历史根源初探（09/13）
陈冀德 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09/15）
史 学 探寻“三国四方”会议真相（09/16）
武丽丽、赵鼎新 “克里斯玛权威”的困境：宁夏文革的兴起和发展（09/18）
司马清扬 周恩来与中央专案组（09/19）
余汝信 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09/26）
林 达 我为什么也不震惊（09/26）
博客文选
胡发云 在武汉大学讲文革（09/22）
朱永嘉 周恩来曾想选调徐景贤和我管文教（09/26）
朱永嘉 谈写作组、余秋雨、姚文元及其他（09/26）
钱大川 从收攒到收藏（09/26）
吴 越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09/29）
简讯
樵 余 重庆文革亲历者积极撰写回忆录（09/1）
德尔苏 关于文革档案的开放情况（09/2）
周东澎 成都部分当年风云人物座谈文革史（09/4）
樵 余 介绍两位重庆老干部回忆文革经历的自印书（09/8）
宇 锋 一部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回忆与研究专著正式出版（09/12）
丁 东 老学者夫妇完成篇幅浩瀚的文革资料汇编——周良宵、顾菊英编撰的《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出版（09/13）
樵 余 黄永胜被列入“共和国开国元勋”名单（09/14）
余汝信 成都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编》（09/17）
舟 人 陈丕显之子陈小津文革回忆录出版（09/22）
舟 人 苏联外交官回忆录披露“九一三”事件新细节（09/24）
丁 东 于会泳传新版值得关注（09/25）
樵 余 从“四清”走向文革的一个典型——推荐《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09/26）
司马清扬 介绍一套资料汇编（09/26）
舟人 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续编）出版（09/27）
司马清扬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09/29）
友情链接
《见证北大文革》征文启事（09/2）
王 锐 《中国文革小报研究》目录（09/11）
李 乾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09/29）
新年回顾
本刊编辑部 2008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09/1）
周年寄语
本刊编辑部 为《记忆》一周年作（09/23）
年终感言
本刊编辑部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09/30）
本刊特稿
沈迈克（瑞典） 评《记忆》（09/23）
编读往来
纠错/献疑
张杰来信纠错（09/1）
丁凯文纠本刊11期误植（09/2）
华新民来函置疑（09/2）
阎长贵来信订正（09/8）
董国强来信补正（09/8）
杨大庆致函本刊探询武汉决派联络站成立公告发表时间（09/11）
陈益南来信正误（09/15）
李晓航来信纠错（09/15）
旅美读者Chuang^ Chen来信纠错（09/18）
丁东来信纠错（09/19）
黄昌国来信纠错（09/19）
阎长贵来信纠错（09/19）
卜伟华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关于林彪的提法（09/21）
尹慧珉更正照片说明（09/21）
胡泊来信纠错（09/22）
胡泊谈江青的“处长”一职（09/25）
蒙木生、唐少杰来信纠错（09/10）
司马清扬来信纠错（09/20）
于鹏飞来信更正（09/28）
司马清扬对上期文章作两处修订（09/28）
感想
庄菁瑞谈读后感（09/1）
庄菁瑞来信谈感想（09/2）
庄菁瑞来信谈十二期及历史研究（09/3）
哈佛大学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与瑞典隆德大学教授Michael Schoenhals（沈迈克）关于本刊的通信（09/4）
梁京兰谈周伦佐文（09/6）
旅欧读者晓芝来信谈读后感（09/7）
庄瑞菁谈丁学良文（09/12）
马小星谈杨银禄文（09/12）
陈蔚德谈陆小宝文（09/13）
庄瑞菁关于陆小宝文的读后感（09/13）
读者陈闯创信（09/17）
旅欧读者金瑞来信谈感想（09/18）
夏继波谈王广宇文（09/21）
胡泊谈王广宇、冷卫文章（09/21）
庄菁瑞来信谈民族劣根性（09/22）
穆学谦谈感想（09/25）
商羽谈文革中的另类反抗（09/26）
黄昌国就杨耀健之文发表感想（09/5）
祝若馨谈顾土文章（09/20）
黄肇炎补充“四个面向”（09/20）
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09/29）
赵晓铃来函谈家庭专辑（09/29）
马文蔚赐函简评本刊（09/29）
互动
阎阳生回应卜伟华史实辨正文（09/1）
孟久余谈十三期史云文（09/4）
迟泽厚答朗钧。（09/8）
余汝信简答读者询问。（09/9）
王广宇答李自茂（09/12）
阎长贵答李自茂（09/16）
庄菁瑞介绍关于林彪堕机的电视节目（09/25）
朗钧对《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一文的几点看法（09/5）
关于王广宇《桀骜不驯的蒯大富》一文的争鸣（09/10）
丁凯文为上期文章提供视频佐证（09/28）
蓝岭来信谈于鹏飞文中一个细节（09/28）
裘卣就余汝信文中的语气提出商榷（09/28）
勉励/建议
冯锡刚来函赐联（09/1）
印红标寄语编者（09/3）
余汝信关于编辑工作的建议（09/4）
澳洲学者孙万国先生致函本刊（09/6）
马小星来函（09/8）
海外读者纪英瑞来信谈安舟文章的翻译（09/8）
邱心伟谈本刊的点击率（09/25）
旅法学者陆长林批评本刊走下坡路（09/26）
丁东肯定本刊的选登博文等作法（09/27）
庄菁瑞不同意陆长林的意见（09/27）
陈益南建议本刊在“主题”上作文章（09/27）
沈迈克对陆长林批评的看法（09/27）
杜钧福来信谈本刊质量（09/28）
顾训中给《记忆》的建议（09/29）
《记忆》编辑的答复（09/29）
丁东建议提高质量（09/30）
庄菁瑞认为众口难调（09/30）
马文蔚主张尽量短些（09/30）
蔺杨对文革研究者的希望（09/30）
造反派研究专辑（09/5）
本刊说明
造反派研究
周伦佐 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
刘自立 析“人民文革”
徐 贲 群众和“人民文革”
蓦然回首
胥勋和 我这个“红色种子”怎么被逼成了造反派
文摘
陈益南 《青春无痕》韩文版序
文革婚恋专辑（09/10）
本刊说明
蓦然回首
蒋仁德 结婚悲喜剧
故纸堆
有关青年工人婚姻状况的一组数据
文摘
周孜仁 “革命年代”的校园恋
陈冀德 我所知道的“戴、闻恋”
刘小萌 文革时期知青婚姻状况
“五一六”专辑（09/20）
史林一叶
王广宇 “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事件发生前后
蓦然回首
尹慧珉 一场莫须有的大运动——记在干校时的清查“五一六”
杜钧福 我是怎样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
口述历史
施万春 她是时代的牺牲品——清查“五一六”给我发妻造成的变化
南京大学深挖“五一六”见闻——蒋广学教授访谈（节录）
小资料
谁是“五一六”的后台
故纸堆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陈伟 “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节录）
家庭专辑（09/28）
故纸堆
刘 涛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康生盛赞13岁小女孩向父亲造反（节录）
郭苏扬 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前进（节录）
作家欧阳山之子在批斗欧阳山大会上发言（节录）
一封家信
一封控告信
文摘
老 鬼 用打击母亲来表现革命
陈凯歌 在十四岁时背叛父亲
乱世民情
严欣久 作家严文井五七干校家书一束
姜东平 在“清队”风暴中倾覆的家庭小舟
闲读偶记
何 蜀 文革中的家庭关系值得好好研究
支左专辑（09/30）
文摘
启 之 “七二○”事件的预演
高振河 沈阳武斗与军区支左的关系
李振祥 47军走访组回湘汇报座谈否定“文革”（节录）
故纸堆
1967年中央对青海、安徽、内蒙、福建等12省、区支左的批示（摘录）
四川省江油县支左部队转变立场的三个文件
重庆日报 五十四军党委总结文革支左教训
闲读偶记
董国强 对《许世友将军逸事》的几点补正
蓦然回首
愚 人 军宣队在山西省歌舞剧院
昨日心迹
胡春浦 王排长的“德政”纪要
说明：各专辑中的“编读往来”因不是该专题中的文章，均已分别归入“编读往来”栏目的不同小类中。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