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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选】
按：吴越，本名吴佩珏。男，1932年生，浙江缙云人。1949年投军“二野”，1956年参与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20年。1979年“改正”，先后任科普出版社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编审。1992年年底离休。已发表传奇小说、电脑教材等上千万字。
我的传奇性婚姻故事
吴 越
作者按：8月4日，我的老伴儿故去。我向亲友们发了讣告，同时在网上发了两篇悼念文章，其中提到了我和妻子的婚姻关系颇具传奇性。文字当然写得十分简单。为此，有网上的朋友希望我详细说说我们的婚姻经过和夫妻生活。于是就坐下来边想边写。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一、二十六年故乡情
1975年，我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一个月也有32块钱的工资。我花20块在生活上，一个月存5至10元，每年可以存60至80元，四五年下来，也攒了300多块钱了。我决定请假回浙江老家去看看老母亲。
1966年我父亲在文革初期“自绝于人民”，我母亲年老体弱，患有严重的老年白内障，除了二姐每月汇给她10元钱之外，没有其它收入，一个人住在上海根本无法生活，所以父亲死后不久，她就到浙江缙云老家我大姐家住了。
一个月10块钱生活费，住在城市里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住在农村，不但够用，还有结余。我母亲是上海户口，如今住在农村，每月可以从上海寄来二十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当时的农村，全国通用粮票是宝贝，出门到外省的人愿意用一斤大米来交换一斤通用粮票。这样，等于买米不用花钱了。菜是姐夫自己种的，可以不算。因此，真正的花费，不过是增加一些油盐酱醋柴而已。其中却以柴为大宗。浙南虽然是山区，但是1958年“大炼钢铁”，把漫山遍野的树木几乎剃了光头，如今木柴卖到七八分钱一斤，比北京城里生火用的劈柴居然贵出好几倍。不过做两个人的饭和做三个人的饭，油盐酱醋柴并不增加太多，因此姐夫并不为此收我母亲柴火钱。
劳改农场对于事假的控制也很严，要是明说回家探亲，根本不可能批准。必须找个理由，哪怕队长明明知道是谎话，他也好对“上面”有个交代。因此，我写信请姐夫给我发了一封“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准了事假，动身上路了。
我大姐子女众多，自己养不过来，有一个女儿，送给表兄领养。这个表兄就住在金华汽车站旁边。中共建国以前，他本来是自己开小旅馆的，建国后先搞“联社”，后来与国营旅馆合并，如今两口子和领养的女儿都在国营旅馆工作。我到金华下了火车就直接上了表兄家。
在表兄家里，我碰见了表嫂的一个表弟徐子豪，缙云县新建区黄碧村人，已在江西铅山县落户，这次是回来探亲的。他听说我在北京工作，就跟我攀谈起来，谈得还挺投机。
聊了一会儿，他见我身上穿的灰涤卡上衣和一条假哔叽裤子料子似乎还不错，就问我像这样的料子北京好买不好买。我说很好买，但是都要“工业品购买券”。他问一套衣服要多少工业券，我说大约两张半。他问我一个月发多少张工业券，我说每月一张。他听了，就不说话了。我知道他很想买，就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可以帮他买，只要把钱给我就可以，工业券由我出。因为我不大买衣服，几年来攒的工业券不少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再说，如果他买的数量颇大，工业券是可以用钱买到的，价格也不贵。他听了，当时就给了我两套料子的钱，给我写了地址，要我回北京以后帮他买，然后寄到江西去。
没想到，这个偶然认识的、八竿子扎不着的亲戚却引发了我天外飞来的婚姻。
二、姐夫劝我落叶归根
我二十六年没见大姐和大姐夫，跟母亲也整整十年没见面，她们都苍老了。特别是母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游子回到膝下，抱住了我的脑袋放声痛哭，诉起离情别绪来，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姐夫所在的那个村是个大村子，名叫雅化路村。但是村里的人，包括姐夫的几个孩子在内，我都不认识。他们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只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对我都很客气。那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历史文化小说《括苍山恩仇记》，而这部小说的地理背景，正是以雅化路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的各个村镇，包括缙云第一大镇壶镇在内。为此，我除了一早一晚与母亲聚谈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这些村子之间奔走，目的是搜集一些当地的民间传说，以充实小说的内容。
姐夫和我大姐一样，师范学校毕业，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老了却生活无着，要靠自己种田、养猪、养长毛兔过日子，晚景凄凉，对于世事纷争，已经淡漠得很。关于我的前途，他的看法很简单也很明确：中国人多得很，人才也多得很，毛泽东只相信工人和贫下中农，从来不信任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知识分子尚且不用呢，何况我已经成了右派。因此，不管我怎样努力改造，一切全都是白费。今后，我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力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他叫我都不要去干，干了也不讨好，甚至还要遭灾惹祸。他以我父亲为例，劝我不要再写什么文章了。写文章不但写不出美妙的前途来，很有可能会毁了自己。从我下半辈子的生活安定出发，他要我认命，安心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不是在劳改农场，而是在故乡农村。他的主意是：先在农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了婚，然后向农场申请回家务农，做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农民，了此一生。
他的看法，与我父亲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父亲生前的意见是：打死也不回缙云，只要活得下去，宁可在北京捡垃圾，也不到缙云来种田。他的理由是：缙云山高，所以缙云人眼光短浅。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缙云，倒也罢了，如果人到中年，又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之后回来，不但被人看不起，还会成为众矢之的。就好像一条一尺长的鱼，在大江大河大海中，显不出来，如果一旦投进小河沟、小池塘里，可就成了大鱼，要被人人所注目了。
但是架不住姐夫天天给我念这本经，就是我心里不愿意，口头上也得说声同意，以表示尊重他的意见。姐夫见我终于“回心转意”了，就四处托人打听做媒，条件是：女方有家有业，是寡妇还是离婚都无所谓，年龄大小点儿也无所谓，是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家庭也无所谓。
不久，媒人们就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我去相亲——也就是送上门让人家相了。
第一个是个离婚回来的姑娘，年纪只有二十多点儿，长得细皮嫩肉的，脸蛋儿还挺白，打扮得也挺朴素淡雅，读过两年初中。离婚的原因媒人也不瞒着：是因为她跟村里的干部有些不清不白，被丈夫知道了，反正还没孩子，就分手了。可那个村干部是有老婆的，没法儿娶她。此事当地人几乎都知道，因此虽然想嫁人却也不大好嫁，最好的出路是嫁到外地去。所以听说有个北京回来的缙云人想在本地找对象，她就同意先见见。姑娘见了我，倒是很客气，也挺能说，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笑嘻嘻地沏了糖茶双手捧过来给我喝——这在缙云可是接待“上客”的礼节，一般不是正月里拜年，是不会用糖茶待客的。
见面之后，姐夫问我印象如何，我说年纪比我小一半儿，未免太小了点儿，怕不肯跟我。姐夫请媒人去问女方的态度，媒人回来说：女方倒不嫌男方年纪大，听说男方有学问，也愿意跟随男方到北京去，但不知道男方一个月挣多少钱，能不能养活她。媒人说我一个月挣50多元，女方说太少了，没法儿过日子，说是还要再考虑考虑。50多块钱还嫌少，要说32块呢，还不把她给吓一跳？
这个是女方对男方的收入不满意，没谈成。何况姐夫是要我在缙云当“上门女婿”的，不是把老婆带到北京去。
第二个是民办小学教师，三十多岁了，没结过婚，尽管每月工资只有24元，却给自己做了一箱子嫁妆，还买了一辆挺新的男式自行车。看起来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姑娘。她家里是富农成份。不过这并不是她嫁不出去的原因，至今未婚的关键性原因，是她右额角一直到眼睛部位有一块很大又很红的胎记，平时都用头发遮着，但也遮不全。女方家里有哥哥和弟弟，因此不可能招婿，只能在女方的学校里安家。
我到她的学校里去看了，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外有一座祠堂，这就是学校，她既是老师，也是校长，还是工友，一间教室里共有五十多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了，当然所有的课程都由她一个人教。应该说，这样的本事，我还没有。见面的那一天，她听说我从前是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虚心地请教我汉语拼音中in和ing，en和eng怎么区分，对我的谈吐和水平还是挺佩服的。
但是我发现她的脸上不仅仅额头上有一大块红色胎记，脸上还散布着许多小红点，只好婉言谢绝了。
第三个是个烈士的遗孀，家里有三个儿子，最大的十三岁，小的才四岁。她丈夫是个工人，共产党员。一次在溪边发现有人溺水，他下水去救，结果救起了别人，他自己却溺死了。他被认定为烈士，发了抚恤金，三个孩子每人每月发八元救济金，一直到十八岁为止。如今她自己在壶镇十字街头摆摊儿卖甘蔗、荸荠，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媒人带我到壶镇街上她的摊位前直接与她见了面。这是个小个子女人，三十五六岁，头发梳得光光的，围着雪白的围裙，一副干净利落的样子。她见我穿着呢子大衣，皮鞋贼亮，还戴着眼镜儿，不知道我是个多大的干部，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一开口就说：“你在北京当官……”媒人是她那个村的村干部，立刻纠正她：“不是当官，是当干部。”她接着说：“我们是乡下人，没读过书。不过我会洗衣服做饭，可以伺候你。”媒人又纠正她：“不是你伺候他，是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她接着说：“我一听说上北京，心里是很愿意的。可我的三个孩子都还太小。能不能再等我两年，只要大孩子能自己做饭，能照顾两个小的，我就跟你走。”说着眼眶里涌出了泪水。
面对这样纯朴的女人，我只好说：“你的孩子还太小，离不开母亲，过两年再说吧。”我感到自己像一个骗子在欺骗她，清河农场有许多二劳改家属就是以“上北京”为钓饵骗到手的。我真不忍心告诉她我是个“二劳改”，不是什么官儿。她也不想想，如果我是个官儿，怎么会回缙云来娶她？
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她对我的话没什么反应，却蹲下身子去，摸了摸我的皮鞋，惊讶地问：“这鞋，得一百多块钱一双吧？”
她说的还真靠谱儿。我的这双鞋，是1953年在上海买的英国产最高级的宽边硬底皮鞋，是专为进舞场买的。当时的价格只要50多块，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这还是处理从前的存货，打了对折的。我穿着这双鞋进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天冷以后队长发给我一双劳改棉鞋，才把它换了下来，从此一直保存着没穿。这次回浙江，实在没鞋可穿，这才把它穿出来了。
一连见了三个女人，我姐夫也懂得了：像我这样的条件在缙云找个老婆有多难，就不再张罗着给我找媳妇儿了。
三、少年时代的知交
我是“八一三”上海抗战回到故乡的，那年我刚六岁。我在缙云县从小学二年级读到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才在1946年离开缙云，跟随当“法官”的父亲到瑞安、嘉兴、杭州、金华、丽水这些地方转，直到1949年6月在金华参军去了四川。在缙云县的八年时间中，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但是三十多年过去，有的连名字都忘记了，有的也和我一样，远走他乡，不知道流落何处。闲谈中，大姐告诉我：我从小学到中学最好的同班同学何同仁，20世纪50年代在杭州中医学院毕业以后，参加一个医疗队到新建区一个梅毒猖獗的村子根治性病，后来一直在缙云当医生。几年前我大姐在县里碰到他，他还打听我的下落呢。
经她这样一提醒，我怀念起我这个最好的少年朋友来了。上小学的时候，我和他同班又同坐一张课桌。每天上学，不是他到我家来约我，就是我到他家去约他，连课间上厕所都要一起去。他家以前在县前街开春寿堂中药店，那是他家的祖产，即便现在中药店不开了，只要那房子还在，总能够打听到他的下落的。从壶镇到县城有直达公共汽车，六十里路，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不过没坐公共汽车，而是借用我外甥的自行车——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从壶镇到缙云的公共汽车每天只有两班，车票难买，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省钱。
到县前街一看，春寿堂药店果然没有了，原址开的是一家杂货店。进店一问，才知道何同仁一家依旧住在后面，不过现在开的这店不是他家的，所以前后隔开，他家另从后门进出，我转到后门去一问，更巧，他正好在家里。
多年不见，当年小巧玲珑的何同仁已经发福，胖胖的身子，红红的脸蛋儿，前额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变成当年他父亲的模样了。不过那脸型基本上没变，我是点名找的他，所以他一出来我就能够认识，而他根本就想不到我这个三十年不见的不速之客会登门拜访，何况我的样子已经大变，等到我自报姓名，这可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欢愉之情，溢于言表，立刻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去。
来找他之前，我就打定了主意，在老朋友面前，什么也不用藏着掖着，是怎么回事儿，就说怎么回事儿。他在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的河阳公社卫生院。河阳是个大村子，缙云民谣中唱：“有女嫁河阳，好像做娘娘，住的白粉墙，穿的新衣裳。”可见居民的富庶，如今又是公社所在地，所以卫生院的规模不小，占一所大房子，有好几个医生。上个星期天他值班，所以昨天、今天轮到他休息，下午就要回卫生院的。我暗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
我问他参加文革的情况，他说他是“革命派”的小头头儿，参加了区里的夺权斗争，每次区里开大会，他都要上主席台的。我犹豫了一下，虽然他是“革命派”，关于我自己的身份，仍决定以实相告，绝不隐瞒，如果他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目出现，我站起来就走。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态度非常明朗：“不管你是什么派，咱们是老同学，今天相见，咱们只叙旧情，不谈政治。”不过我还是劝了他两句：像他这样正牌儿大学毕业的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到处受人欢迎，最好不要参加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政治斗争，以免像我这样卷进政治漩涡中去无法自拔。他也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但是已经骑虎难下，只能慢慢地相机撤身了。
谈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已经中午。在他家吃了午饭，接着谈起了我的处境。他劝我说：既然都是种田，与其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种，在劳改队长们监督之下种，不如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来种，不但亲戚朋友多，有个照应，将来年纪大了，也有个归宿，不在他乡外地当孤坟野鬼。我叹了一口气，告诉他：我因为家在三大城市，政策规定不许离开农场，除非我先在缙云娶个媳妇儿，先制造一个家，要不然，看样子只能一辈子在劳改农场当“二劳改”了。接着谈起了我姐夫给我张罗的三个女人的故事。他沉思了一下，说：如果我真愿意在缙云安家，他一定帮我物色一个对象，当然条件不能太高。我有文化又有种葡萄的技术，生活苦一些的村子，地主、富农的女儿等等，还是有人愿意嫁我的。不过女方最好有点儿文化，不然感情上无法融洽。我谢了他。他说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他随时注意就是。
又聊了一会儿，他要动身回河阳去了。他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卫生院去看看，好在路不远，三十几里路，骑车一个多小时就到。我反正闲着没事儿，就答应了。
四、从天而降的媒人
我们一人一辆自行车，出了北门，刚蹬了十几里路，迎面碰见了徐子豪。他也骑着自行车，见了我，喊了我一声，立刻跳下车来，高兴地说：“真巧，我正要去找你呢！”
我也跳下车来，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我姐一定要见见你，逼着我立刻骑车上壶镇去找。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要不，我赶到壶镇，还是找不到你，岂不是两头错包了？”
“你姐为什么要见我呢？她是干什么的？”
“她是个小学教师。不为什么，就为我回家说起托你买灰涤卡和混纺哔叽的事儿，我姐说：我和你根本就不认识，第一次见面，就肯帮忙，还要你贴工业券，这可是将近半年的工业券呢，这样的人现在太少了，所以一定要见见你。”
“可我现在是跟我这个老同学到河阳去的，我们三十年没见，想多聊聊呢！”
“那不行，你得先跟我走。你先见了我姐，再到河阳去，还不行么？好在并不绕多远，最多多走五六里路，骑自行车，不过十几分钟的事情。怎么样？”
我还在犹豫，何同仁说话了：“人家都要上壶镇去找你了，那可是来回一百八十里路呢！没要紧事儿，谁愿意走这一趟？就冲他这股子热情，你也得去见见。我先回去，回头你直接到河阳来找我。到那里打听卫生院，没人不知道的。”
我只好笑着跟老朋友道别，骑上车跟新朋友走。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黄碧街，就到了黄碧村。这是一个离公路约三里的大村子，当年袁枚就曾经造访过，并写下了著名的《仙都游记》。村小学设在一所挺大的祠堂内，墙壁刷得雪白，倒挺干净。子豪把我带到他姐姐的房间里，见姐姐不在，让我先坐着，他出去到办公室寻找。一会儿回来说：他姐姐正在上课。子豪就给我沏茶，陪我聊天儿，问我跟何医师的关系之类。他长年住在江西铅山县，尽管何医师当年在黄碧街一带很出名，可他却不认识。
没过多久，他姐姐就下课进屋来了。她叫徐子玲，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女人，小鼻子小脸小嘴巴，不过眼睛却挺大的，脸色红润，显得很精神也很干净利落。她嘻嘻地笑着，跟我解释她很想见我的原因，是听他弟弟说起我的为人、见识，很佩服我，再说，我是她表姐的表弟，拐个弯儿也算亲戚，应该认识一下，赶明儿她到了北京，也好找我帮助办事儿。刚说着，她上课的时候就已经请同事帮她做的点心做好了，由那个同事端了进来，是炒米粉干加两个荷包蛋，我和子豪一个人一大碗。这是缙云的风俗，第一次进门的客人，请人家吃面条加鸡蛋或米粉干加鸡蛋，是最客气的招待。我也只能入境随俗，说两句道谢的客气话，坐下来就吃。其实刚吃过午饭不久，肚子根本就不饿。
吃过了点心，子玲又沏上茶来，接着聊。她介绍她自己：她是缙云新建中学高中毕业生，今年三十五岁，已经当了十几年小学教师了。丈夫叫雷一声，是畲族人，如今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文化馆工作，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跟她一起住。她问我做什么工作，北京都有什么人，缙云老家还有什么人。我以实相告：原先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摘帽，如今在北京团河农场种葡萄。同时告诉她：我的老同学何同仁医师正劝我在老家找个对象，然后申请把户口迁回缙云来，图一个落叶归根。
她听我这样说，立刻接了下茬儿：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叫楼兴娟，高中毕业，现在在食品公司新建食品站当收款员，家就在新建镇镇内，今年三十四岁了，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至今还没有结过婚。她的同班女同学，大都已经做了母亲，只有她是惟一的一个大姑娘了。从女方的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长相模样、居住地点等因素考虑，与我都很般配。何况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两个妹夫一个是村长、一个是村支书，在村子里都是实力派。如果我打算在缙云找对象，这是“最佳选择”，她可以负责给我介绍。
我没有想到子豪巴巴儿地把我请到他姐姐这里来，原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看起来，她一定要让子豪把我叫到她这里来让她见见，就有了给我介绍对象的心思，对我的“第一眼”似乎也还满意，对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的政治身份也不太计较。听她介绍的这个女方，条件比我见过的那三个都好。于是我表示感谢，并说今天晚上我计划住在河阳卫生院，那里离新建镇只有三里路，最好明天能够约一个时间，我到新建镇去与女方见一面。不料子玲却说：“何必等到明天呢，从我这里到新建镇，也不过十二三里路，骑自行车去，有半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时间还早，反正下午我也没课了，咱们说走就走吧。”
我更没有想到她办事这样痛快，当然只能一切都听她的。到了新建镇上，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这时候跑到人家家里去，岂不是赶饭去吗？子玲是个很仔细的人，她建议先到饭店吃饱了肚子然后再去。于是一行三人来到新建镇街上惟一的一家饭馆。一问，主食只有米饭，交粮票，三毛钱一斤；菜只有一种：青菜豆腐，两毛钱一碗。当时的政策，还不许私人开饭店，这家饭店是大队办的，算是“社办企业”，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方便到镇上来赶集或办事的各村农民和“革命群众”，因此主要供应中午饭，晚饭只好剩下什么卖什么了。要了一斤米饭、三碗青菜豆腐，一共还不到一块钱。我和子豪都是刚刚吃过米粉干的，肚子还饱得很，子玲的饭量不大，加上那种米叫做什么“杂交稻”，也许产量比较高，吃起来味同嚼蜡，所以叫的饭菜只吃了一点点儿。
吃过晚饭，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到她上班的地方一打听，说是楼兴娟刚吃过晚饭，回她自己的宿舍去了，在镇西头的火腿厂内。火腿厂与肉店同属一个单位。我们找到了火腿厂。进门之前，子玲嘱咐我一切按她的口气和眼色行事，不该说的话，尽量不要说，更不要一开口就说自己是右派。
进门之后，我发现这是火腿仓库的一间小外屋，在这里睡觉，实际上等于值夜班守仓库。不过真正值班的是一个永康籍的老头儿，是个腌火腿的老师傅，住在她房间对面。
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米，床上铺着粗线毯，连床单也没有，床边的绳子上搭着衣服、毛巾、袜子，桌上放满了杂物。整个房间突出了两个字：穷、乱。房间里已经有两个男性客人在聊天，据介绍都是食品站的工人。子玲进门以后，就说：她弟弟从江西回来了，在金华认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缙云人，今天她们姐弟俩到新建镇来办点儿事情，顺便送这个朋友到河阳看望他的老同学何医师，如今事情办完了，先一起来看看老同学，然后再上河阳。她这样说，倒是避免了介绍对象的那种拘束感，彼此的说话可就方便多了。
室内原来在聊天的人听说我是北京来的，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说说北京的近况——当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动态。这是我最近几天来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倒是不用准备，张嘴就能说上一大套。说着说着，子玲故意把话题引向文革初期在新建的大武斗，从大武斗又谈起了楼兴娟所遭受到的迫害，你一言我一语的，谈得倒挺热闹。综合大家的话，可以得知楼兴娟当年的大概经历是这样：
她1961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舅舅是地主，按当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策，规定与地主有亲戚关系的人不许考大学，先在信用社干了两年，1963年以后就一直在新建区粮食管理所门市部当营业员，管现金收付。文革初期，缙云县的革命派分为“红联总”和“革联总”两派，两派都标榜自己最忠于毛主席，是路线最正确的革命派，双方观点不一致，讲理讲不通，最后只好动武，而且打得相当激烈。兴娟是管现金和粮票收付的，一打起来，不管是“红联总”还是“革联总”，都有可能来抢门市部的现金和粮票。如果现金和粮票在她手上丢失，不管是哪一派抢走，责任都在她这里。所以她一见两派要动手，现金解送银行已经来不及，只好不管别的，立刻把所有现金和粮票都装进一只手提袋，悄悄儿拿到自己家里的房梁上藏了起来。等到武斗结束，把现金和粮票一张不少地拿回粮管所。但是这次武斗，最后是“革联总”取得胜利，粮管所的大权，落到了“革”字派的手中，而她恰恰是属于“红”字派的，于是本来应该是“保护现金粮票有功”的人，在对立派掌权之后，却愣给她揞上了一个“非法转移现金”的罪名，结果有功反而变成有罪了。单是这一件事情，还无法处理她，因为现金没少一分，粮票没少一两。恰巧有一天下班之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做“晚汇报”仪式，而她却在井台上洗衣服，没有参加——那年月，全国人民几乎每天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也就是在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像前面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她对这种仪式从心底里极反感，所以能逃就逃，以前也不知逃避过多少次了，也无所谓；这回让对立派抓住，借此题目做了文章，打她一个“对毛主席不忠”，以“下放农村劳动”的名义打发她回家了。
她不服，先到县里告，没结果，后到地区告，也不理她，最后干脆约了两个也是受迫害的人一起上北京告，像叫花子似的坐慢车、睡车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接见了她，拿回来一张印有大印的公文，要地区“认真处理”。地委书记接到这张公文的时候两手都嗦嗦发抖，但是看到具体内容不过是要地区“认真处理”，可就不认真了。她回来以后生了一场大病，吃了好几十服药，身体没恢复，冤案也没平反，却花了500多块钱，掉了二十多斤肉。
好在她的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她从父亲那里学来一手过硬的打算盘本事，她的“铁算盘”在全县都闻名，什么复杂的账目，一般只要打一遍，基本上不会错。后来总算到新建食品站肉店当收款员，当然是临时工，一个月挣27块钱。
一个收款员，干一天还不到一块钱？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再一问，在缙云县，一个月27元的工资并不是最低的，多数民办小学教师的工资，只有24元。在北京，就是劳改农场等外二级的“二劳改”，一个月也还有25块钱工资呢！看起来，劳改队的工资，居然比地方上有些人的工资还要高一些。
她的那两个同事，都是屠宰工人，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都持不满和否定态度。有这样的共同基础，所以谈话倒是挺融洽的。我们只顾说文革中的怪事儿了，还没怎么提起我的情况，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怕何同仁久等，告辞要走。他们告诉我：从火腿厂到河阳，只有两里路。又怕我黑夜里找不到卫生院，她的一个同事愿意主动送我去。
子玲送我到火腿厂大门口，悄悄儿问我对娟的印象如何。我说印象不错。她说：那么明天就问问她对你的印象如何，如果也还可以，你们就先通通信吧。
我到了河阳卫生院，同仁都等急了，我告诉他是有人要给我介绍对象，并说了见面的经过。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是这个楼兴娟，在缙云出名得很，他也认识的。如果能够成功，当然更好，如果不成，他再另给我介绍。
五、利用诗歌和小说求婚
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感慨万千，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首长诗，题目就叫《仙都探亲行》(1985年缙云县文联成立，聘请我为名誉主席；1986年由缙云县文联编辑出版的内部文学刊物《仙都》第一期上全文发表)。
我回到农场，立刻给娟写了一封长信，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然后简单介绍自己的历史，并对她的处境表示同情。结尾是相信人类必然走向进步，一切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东西都将被历史所淘汰，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只能在历史面前做出牺牲了。信中附上了我所写的这首长诗，同时嘱咐她看过以后，必须烧掉——我这是“投石问路”，如果她看了信和诗对我表示同情，这个朋友就有可能继续交下去；如果没有共同语言，那么这第一封信，也就是最后一封信了。
不久她的回信到来，第一句话就说：根据那天晚上我所说的话，她就已经意识到我是个犯了思想性错误下放到农场去的人，估计我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没想到我居然严重到进了劳改队。不过她立刻表示并不因为我身在劳改队而对我有所歧视。根据她自己的亲身体会，她十分明白：进监狱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而盘踞在领导岗位上的人则不一定都是好人。她既然已经被下放到社会的最底层，早已经一无所有，所以她也不怕再丢失什么，更不怕有我这样一个身在劳改队的朋友。她还说：也曾经有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第一次见面或者第一次通信，这些人总是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还没有一个人肯把自己的不良处境先和盘托出的。因此，她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儿与众不同。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首诗，她很受感动，也从诗中了解到我的心态和志向，如果不是我再三嘱咐看后必须烧掉，她真想把它保存起来。诗虽然烧掉了，但她对我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她说：只可惜她的水平太低，不然，她一定要帮助我完成我的事业。
从来信中可以看出，她对我的第一印象还是好的。既然她明确表示对我同情，话也说清楚了，以后的通信那就方便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双方都没有任何顾忌。从她的来信中得知：她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哥哥是个复员军人，现在合肥锻压机床厂当党委办公室主任；两个妹夫，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大队支书。加上她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如果我真要回到缙云去务农，有这样一家人家作“保护伞”，跟她一家人把关系搞好了，至少可以少受些苦。
那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写完了第一卷即前两册。在我们通了若干封信以后，我就把稿子抄了一份儿寄给她，告诉她这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不管受到任何挫折，我一定要把这部稿子写完。第一，请她看看，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第二，如果她愿意，请她代我保管好稿子，一旦条件成熟，就拿出去出版；如果条件不成熟，哪怕像《红楼梦》那样，即便作者死后三十年再出版，也在所不计。反正我写书，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求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留给后人。
不久她回信说：她用最快的速度夜以继日地看完了八大厚册稿子，认定稿子写得很好，值得继续写下去。她还把稿子拿给几个信得过的老先生看过，他们异口同声都说写得不错，有人甚至说这样水平的人，在缙云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所以她答应一定尽她所能替我把稿子保管好。不过她也很明确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不结束，她是绝不结婚的，所以她只能以好朋友的身份替我保管，然后共同等待时机的成熟。
六、时机成熟了么？
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我以半分钟之差万幸没被砸死，并被管生产的焦队长分配到远离中队一里路之外的一个水泵房中值班，负责浇灌二十多亩地的大白菜。焦队长脾气暴躁，外号“焦大炮”，但对我却爱护有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据说他是打游击出身的“红小鬼”，上个世纪50年代，他原来是中南海的一个机要通讯员，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递送重要文件，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夫人在传达室工作。有一次两口子吵架，脾气暴躁的焦大炮拔枪就打，把他夫人的一条腿打伤了。为此受到处分，被送到劳改农场来“教育别人，提高自己”。据说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除上岗外不许带枪，与他的那次闯祸有直接关系。
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毛泽东死了还不到一个月，我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作，忽然听见房门上有急促的剥啄之声。我这里是远离居民区的单门独户，一天到晚连个鬼都不会来，我咋起胆子来问：“谁？”
“快开门，是我！”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这个赵植林，是20世纪50年代派到苏联去留学的学生，是毛泽东所说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57年正在莫斯科大学学新闻，没有摊上右派，回国以后分配在交通部工作，“庐山会议”以后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抓了起来，没有经过劳动教养，就送到劳改农场“强制就业”来了。此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算(出国前是安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所以被任命为中队宣传员，同时协助中队统计员工作，在中队里也算是“一人之下，百人之上”的红人。1974年，我的《括苍山恩仇记》逐渐构思成熟，开始命笔。由于我的写作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能坐在宿舍里写。那时候我负责八十亩稻田的放水，每天出工，地里基本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做好水平畦口，让田水自动流入，然后每丘田巡视一遍，没什么问题了，就坐在田埂上用我那一笔独创的狂草低头疾书。有一天，我正在写“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全神贯注中，竟没注意身后有人走来。一声：“写什么哪？这样认真！”回头一看，原来是赵植林巡查来了，吓得我毛骨悚然。如果他发现我在写小说，汇报上去，那是绝对说不清楚的，弄得不好，批斗之外，还要吃不了兜着走。我破釜沉舟，豁出去了，干脆直说我在写一部以清末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他立刻表示颇感兴趣，我也就给他朗诵了一段。没想到他对我的小说居然称赞不已，不但不批评我，反而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从此他成了少数知道并支持我写小说的人之一。我来水泵房之前，每逢星期假日，他总是把我倒锁在放宣传用品的仓库里让我清静地写小说，而且我写一章他看一章，以他“莫大新闻系”毕业的高造诣指导我写作。
我赶紧开门。只见老赵上身裹着棉大衣，下身只穿一条秋裤，看样子是刚从被窝里爬起匆忙赶来的。他像一阵风似的卷了进来，也不在炕上坐下，而是站在那里迫不及待地说：“有好消息！刚才我听莫斯科俄语广播，江青一伙儿被抓起来了。”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他接着说：“我天天看报纸，正奇怪这几天怎么没有江青他们的消息了呢，没想到毛泽东死了没几天，这么快他们就倒台了。”
据他分析，江青一伙儿是代表中国极左思潮的，他们一垮台，政治形势必然会有所放松，我写的小说，很可能有机会出版了。因此他连夜赶来通知我这个好消息。
他走了以后，我立即给娟写信，告诉她天气阴转多云，马上就要放晴了。尽管我的政治问题一时半会儿的解决不了，但我的稿子可能会有出路，她也可能有了出头的日子。
“四人帮”的倒台，是我的小说能够出版的前提，也是我和娟能够商谈婚事的基础。我们都认为，只要“四人帮”一倒台，不但她的冤案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考虑婚姻问题，连我的政治问题也有可能解决，至少可以放松，例如不再把“摘帽右派”列为专政对象，恢复真正的公民身份并适当安置工作等等。而我则认为：只要允许我出版小说，我的命运和前途必然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开始商谈婚事了。我提出了极为苛刻的结婚条件。我写信告诉娟：第一，我是因为直言而获罪的，但我“宁鸣而死，勿默而亡”的性格，不会因为获罪而不再直言。写小说，是另一种方式的直言。目前“四人帮”固然打倒了，但是今后“广开言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也就是说，因言获罪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不一定哪一天，我还可能要进监狱。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她愿意与我结合，首先要有“送牢饭”的思想准备。如果万一哪一天我又一次因言获罪而被捕，她那边立刻宣布与我划清政治界线，那就不如今天干脆不要考虑。第二，我目前暂时还离不开劳改农场，而且我们是没有探亲假的三等公民，如果与我结婚，我最多每年只能回家住半个月，至少在几年内要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与不便。第三，我一个月只挣32块钱，每月还要存十几块钱作为一年一度回家探亲的路费。如果与我结合，最好干脆不要孩子，如果一定要孩子，也只能靠她“独力”抚养了。
这样的结婚条件，在全中国来说，恐怕也是少有的。我这是破釜沉舟，一次性把丑话说在前面。因为事情明摆着，如果我不把这些不利因素统统摆出来，一旦遭遇到“不测”，再来做思想工作，可就太晚了。
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回信居然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你所提的三个条件，我完全接受。”她解释说：她知道这等于用她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交换这桩也许会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的婚姻，但是她第一出于爱才，第二出于支持正义，她下决心这样做了。她说：如果她只求组织一个安逸的小家庭，如果想当“官太太”，这几年来给她介绍的对象中，不乏复员军人和机关干部，有的还是造反派的小头头儿。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要我嫁造反派，我宁可一辈子不嫁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她坚持不考虑婚姻问题，主要也是为了避开这些造反派。既然十年时间都等过来了，当然要找一个与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观点、共同语言、共同命运的人。
这件事情，她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母与哥哥。她知道，只要与别人商量，可以预计几乎不会有人同意或支持。不过事后她也曾经征求过一个人的意见，是她的好朋友，缙云县法院副院长应章恩。她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老应当时就预言：“这些受迫害的同志，早晚是会给他们平反的。”他是完全出于文革以后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作出这样的判断的。有了他的支持，娟对自己的大胆决定更加有信心了。
七、时机并没有成熟
与婚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前二册已经修改誊清，就在娟手里。我一方面夜以继日地修改誊清第三册，一方面让娟以作者的名义把前二册稿子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是浙江人，小说写的也是浙江省的事儿，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在浙江出版，应该是名正言顺的。11月3日，娟从新建把稿子挂号寄出。
在我看来，“四人帮”一被打倒，文艺的春天就会到来，因此我把我从1950年在四川开始创作直到1974年方才写完的一首长达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娘滩的故事》，也寄给了复刊不久但是发行量却达到一百多万份的《诗刊》。
《诗刊》的回信首先到来。他们看了稿子，觉得可用，要我到北京去修改。我傻乎乎地拿着编辑部的来信找分场部管教股的张干事请假。张干事看见这样的信，瞪大了眼睛，好半天这才说：“把你的稿子拿来我看看！”我依言把我的底稿送到了管教股。过了三天，我去催问，张干事瞪着眼睛绷着脸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一句话就把我写了二十四年的一部长诗给彻底否定了。不但请假不准，连原稿也被扣留，一直没有还给我。
没过几天，《诗刊》编辑部终于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附信写得还算客气：“由于稿挤，发表长诗有一定困难，只好割爱了。”幸亏分场部没扣留这份退回来的稿件，不然，稿子全没了，二十四年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也。
直到1981年10月，我调到了宝文堂书店当编辑，在东四北八条52号四楼上班，二楼就是《民间文艺》编辑部。一次认识了该刊的副主编吴超。由于我大哥也叫吴超，见了他不免多几分亲切。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在《诗刊》当编辑。我讲起1976年我与《诗刊》的这一段缘，吴超说：我的那部稿子，当年就是他处理的。他很欣赏，打算上，但是没想到我的所在单位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不宜发表作品为由加以否定了。当时发表作品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政审，他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就与他协商，宝文堂计划出版一套“绘图叙事诗”，已经有了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说》，我的这部长诗也在计划之中，为了纪念他的“识诗人于劳改之中”，这部长诗打算就请他当责任编辑，他也欣然同意了。1985年，这部长诗终于由著名画家陈惠冠先生绘图，以《岷江三爪龙》的书名正式出版了。
1976年11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11月24日的来信，告诉我长篇历史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样快：稿子是娟11月3日从缙云挂号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11月6日收到。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便用的是“流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何况当时已经是11月,他们居然打算“在年内出版”，决心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我有了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
我心知政审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满不错嘛！我怎么不知道哇？”
我只好很客气地回答：“张场长，您住在东村，我住在西村。没事儿您难得到西村来走走，来了也只在队部坐坐，从来不跟我们见面，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事情？”
“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我写的是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人人都坏，并且全方位广角度地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对呀，你既然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过，那么你所写的小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凭主观想象写的主观主义作品吗？既然你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
张场长不愧是场长，至少他不像张干事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是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张场长见我不说话了，笑了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
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中青社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蠲”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当时的编辑组长，现任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正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老编辑黄伊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审读。李庚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真名究竟是吴越还是楼兴蠲！
八、最俭朴的婚事
“四人帮”已经打倒，婚事既然已经决定，我们觉得宜早不宜晚，打算在1976年年底把手续办了。
尽管娟的一家子都是党员，但是当时她自己还不是党员，而是被培养入党的对象。按照组织原则，她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即将结婚的事。关于我的身份，她不想过早暴露，所以只说我在北京“地方国营”清河农场工作。为了搞清我的政治面貌，支部书记决定发文到农场外调，她当然不能表示异议，但是支书写好了外调信，她却要求自己寄，支书也没反对。她拿到外调信后却没有发出，而是锁在抽屉里了。
我这边立即打报告，第一要求请结婚假，第二要求开结婚介绍信。劳改农场对于二劳改的就业人员要求结婚，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婚姻无着”正是就业人员普遍不满的问题，因此只要“二劳改”们找到了对象，农场一定支持。第二天，管教干事就给我开出来结婚介绍信。
1975年，我回缙云探亲，已经把我几年来的积蓄用得差不多了。经过一年的“再积累”，也不过攒了一百多块钱，所以1976年年底，我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到了新建。不过清河农场的哥儿们听说我要结婚了，这个5块那个10块的(要知道，当时“二劳改”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元上下)，居然也收了105块钱的“贺礼”。我用这笔钱给娟买了一只手表，除此之外，没给她买任何东西，没给她的家人买任何东西，也没给我自己买任何东西。不过我在北京买了两条好烟，到金华又买了五六斤水果糖，这是娟点名要的。因为缙云买不到好烟，出的水果糖吃起来虽然一样甜，价钱也不贵，但是颜色太黑，不大好看。
那时候，从金华到新建还没有直达汽车，我必须先从金华坐公交班车到一个叫做“外堰”的小站，然后等待从缙云到新建的班车到来。这趟班车一天只开四次，所以等了很久，到达新建，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到肉店找到了娟，这是我与她第二次见面。她也没有通知任何人她要结婚的消息，店里也没有任何人认识我。她给店里人打了个招呼，就把我带到了她住的火腿厂仓库外面的那间小屋里。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间小屋。照我估计，这将是我们的新房了。屋子经过整理，铺上了新床单，叠着新被子，撤了天罗地网似的拉着的绳子，房间里干净利落多了。
我们同时在床沿上坐下，我的第一句话是问：“咱们现在还没登记，你后悔不？要是后悔，还来得及。”
她笑了起来，说：“都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太晚了吧？何况我根本就不后悔！”
“既然你不后悔，那你就是我的了。”我把她拥进怀里，想给她一个吻，但是她把头偏了过去，说是“不会，也不习惯”。我也不勉强她，只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婚事再次砸定以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里去与家人见面。她的哥哥在合肥，四个妹妹三个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妹。加上她的父母亲，全家一共四个人。家里似乎对她选择了这样一个丈夫并不太满意，或者是一家人都不善于辞令，总之是见了我大都冷冷的，没什么话可说。在她家吃的第一顿饭，也是贫下中农的家常饭，基本上全是素的。
直到这时候，不但街坊四邻不知道她家来了一个新女婿，就连她家里人，似乎也没做结婚的任何准备。
吃过晚饭，她把我送到火腿厂她自己的房间里。我问她婚事将怎么进行，她叫我不要过问，一切都听她的安排。还没有登记，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我长途旅行，一路辛苦，她要我早点儿休息，她自己回家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她照常到肉店上班，忙过了清晨最紧张的那一阵子，她找个人代班，这才到宿舍叫我揣上两包比较好点儿的糖块儿，带我上公社登记去。
新建公社是个大社，下面有六个大队，相当于乡的建制，大院子里有许多房间。她先找到了公社书记黄金保。这是一个挺瘦的高个子中年人，烟瘾极大，把一口牙都熏黑了。据娟后来告诉我说，当时农村的人，凡是家里有婚丧喜庆，办酒席招待，按例都要请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到家里坐上席。一个大队干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二百多天是在别人家里吃饭的，而且不喝醉了不回家。独有这个黄金保是例外，尽管他烟瘾很大，一个月抽烟的钱就要占去他收入的一半儿，家里生活相当困难，但从来不在别人家里吃饭。不过与娟的关系相当好。早先娟当民兵连连长，黄金保当大队支书，晚上一起出去巡逻，回来以后就在她家一起煮面条吃，也没油，只是酱油汤加点儿葱花儿而已。但就是这样好的干部，文革期间还是挨整了。他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任的公社书记。难怪我刚一下汽车，就看见广场上挂着红布的横幅：“坚决拥护黄金保同志主持公社日常工作！”
娟把我介绍给黄书记，并献上了一包糖，黄书记听说这是喜糖，连说：“这糖我可得吃。”我连忙递上了好烟，尽管他从来不抽人家的烟，一天到晚就熏三毛多钱一包的“西湖牌”，但却接过我的烟去立即点上，并说：“这烟我可得抽。”接着就谴责娟，不该连婚事也向他保密。娟也有说词儿：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向食品站的党支部汇报了，是支书没向他汇报。再说，现在不是把丈夫带来请他当面审查、请他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还要请他喝喜酒吗？他呵呵笑着：“是你挑的丈夫，不用审查，准没错儿。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都挑了十几年了，不是好样儿的，你能点头？这手续，我去帮你办，这喜酒，我也一定要喝！”
说着，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姓江的文书面前，指着我们两个说：“你把他们的结婚登记手续给办了。”
在公社时代，一个文书，可不是连队里的“上士”级兵头将尾，而是书记不在可以代行书记职权的“大干部”。江文书当然是公事公办，伸手就向我们要结婚介绍信。黄书记笑了起来：“这结婚介绍信，是应该你开的呀，你怎么反倒问她要了？何况有我亲自带来，还要什么介绍信哪！”
黄书记的意思，是娟的介绍信就不用了，反正是本公社的人，谁都了解，何况有他在场，比介绍信还硬；江文书却错领会了意思，以为有书记担保，连我的介绍信也不用看了。因此立刻拿出大红结婚证书来，问了问我们的出生年月日，就把结婚证书递给了我们。连“我代表政府，批准你们结婚”之类的官话也没说。我说了声“谢谢”，娟取出一包糖来放在他办公桌上，就拉着我赶紧“逃跑”了——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不赶紧逃，是要四面被包围，简直无法脱身的。
（右图：1977年春节，婚后大雪天留影）
拿到了结婚登记证，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新郎新娘应该挨家挨户亲自去分喜糖的。但是娟没让我出面，而是全权委托她母亲去办。她看看我带回来的喜糖数量不多，根本不够分的，又到百货店买了十斤一袋的两袋本地产水果糖，然后把我带回来的好糖和这些糖用一个大笸箩搀和在一起，这才打发她母亲出去分喜糖了。
喜糖一分，等于发布了结婚启事，街坊四邻和亲戚朋友们都知道了。于是就有娟的女友们登门来送礼。大家这才醒悟到：楼家昨天进门的客人，原来就是他家的新女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新女婿的身份。因为据娟的介绍，我是个在北京某国营农场工作的缙云本地人，可是看我戴着眼镜儿，文质彬彬，显得挺有学问的，特别是伸出手来，红润而柔软，绝不像是干农业活儿的人，因此有人猜是下放干部的，有人猜是故意保密的，还有人猜是娟上北京告状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大首长的秘书……
中午刚过，我的大姐、大姐夫、两个外甥、两个外甥媳妇儿还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一行七人，按照当地风俗，用青麻布口袋挑着大馒头，作为男方的客人到新建贺喜来了。我母亲没一起来，因为她的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不太成功，老眼昏花，行动不便，我与姐夫商量好了，等我们婚后，再到壶镇去接她。
尽管我们不想为婚事大操大办，但是客人登门，一杯水酒，还是应该招待的。此外，据说娟被“下放”处理之后，丈母娘曾经对天许愿，如果女儿有了出头之日，要以生猪生羊和大红金鸡对天还愿，如今“四人帮”被打倒，女儿于归，虽然冤案未曾平反，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因此也要提前还愿，以了心愿。为此，家里宰了一头大肥猪，又到市上买了一只羊。
下午4点，院子里点上了香烛，供着去了毛的生猪生羊和大公鸡，全家人都来对天磕头。我没有磕头的习惯，就作了三个揖，算是感谢老天爷的“天作之合”吧。
据说农村人请客，最难请的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只有娟这次请客，却与众不同，只要打个招呼，不但统统都来，还带上好几个因公出差到公社来的县里干部——别以为人家是吃“蹭饭”来了，要知道，在那时，这可是天大的面子，一般的人家办喜事，县里来的“大干部”是绝不肯光临的。娟的二妹夫是大队长，交游广，善于辞令，请他负责接待客人；四妹夫是大队支书，在部队就当的是炊事员，善于烹饪，就系上了围裙亲自下厨掌勺。席上有公社书记坐镇，村干部们虽然嘻嘻哈哈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却不像平时那样大喊大叫的，显得文雅多了。
我悄悄儿问娟：怎么没通知我们的大媒人徐子玲，才知道她已经调到景宁县她丈夫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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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从“雄师”的“反革命大字报”说起
胡庄子
《记忆》第22期（2009年5月14日）刊登了忻鼎亮的《中国科大的“雄师”与“井冈山”》一文，对1966年底至1967年初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而名动京城的中国科技大学群众组织“雄师”进行回忆。之前，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增刊第85期（“文革博物馆专辑5”）曾发表“雄师”负责人周平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参加“雄师”的经历和后来经受的苦难作过回顾。这两篇文章让我想起保存的一本1967年编印的“雄师”大字报选，便随手找了出来。
这本大字报选，名《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是北京工业大学“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战斗队1967年元月编印的。这本小册子，16开本，34页，手刻油印，印在粉红纸上，字如小蚁。“编者按”称：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各样的跳梁小丑登台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他们的文章中见到的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尽管他们在口头上再三表白自己的“忠诚”，但语句中的措词总是掩盖不了内心中对现实不满的哀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造反派队伍内部，也有一小部分人为之叫好，科大的“雄师”战斗团就是一例。他们貌似公正，但实际上却是站在第三者甚至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等反动的相对主义。他们欣赏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而是资产阶级议会的虚伪民主。他们也在□（引者注：此字不清）谈什么“阶级分析”、“破私立公”、“民主”、“团结”等等，但有的尽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主义、民主主义……，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革命深入发展之时，我们万万不可低估这些人，及他们□（引者注：此字不清）进革命队伍中的私货的毒害和影响。这些人的出现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文化大革命何尝不是在揪这些人吗？不过，在修正主义还有它的社会基础时，这种人又可能有新生分子罢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和这些人、这种思潮斗争。……
显然，这是一本“供批判用”的小册子。其中收录了大字报9篇，另有附录两篇。它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下了一套“雄师”的原始资料。《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目录如下（括号内是笔者注释）：
1、对若干问题的看法（署名：科大612陆仁安，1966年12月）
2、中央文革向何处去？（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1966年12月。经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为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和周平）
3、分歧在哪里？（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1967年1月3日。考证，作者为周平）
4、革命的对联不容污蔑（署名：红卫兵葛胜宝，1966年12月13日）
5、对“尖端观点”的表态（署名：《红灯》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
6、“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闹革命”是反动标语吗？（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11红小兵，1966年12月7日）
7、中央文革必须触及灵魂、破“私”立“公”，发扬大民主，发动群众来一次运动大总结——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六•二四战斗队江晓东，12月14日晚24时）
8、错误的失败的大会（署名：《学闯道》战斗组，12月15日）
9、“反了！”（署名：雄师独立团，1966年12月31日）
附录：雄师的主要干将及其“尖端观点”简介（主要介绍了周平、江晓东的简历和观点）
北京工业大学中南海战斗队的《十个为什么？》
看了上述大字报，也产生一些疑问。
一、“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文革的吗？阅读原文（注：周平说，她没有保存“雄师”的大字报，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二版）》中也没有收录“雄师”的大字报。本文将“雄师”的两篇大字报附后）可以清楚地看出，“雄师”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更没有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只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做法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罢了，而且这些意见是“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文革后，科大党委在给周平等人平反的文件上讲，“雄师”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周平当时就说：“‘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阳光灿烂的日子？》）文革中，把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不同意见打成“反革命”，显然是“无限上纲”，把意见“反文革”的“危害”看得过于严重了。文革后，对红卫兵、造反派张贴的一些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一般评价都比较高，认为他们比较早地批判了中央文革，是否定文革的先声，这又把大字报“反文革”的“意义”高估了。
二、“雄师”成立于何时？忻鼎亮文称：“雄师”成立于1966年12月30日。周平的文章中没有谈及成立时间，但她说“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可以佐证“雄师”成立于12月底。但《奇文共欣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团反革命大字报选》中收录的大字报，最早的在1966年12月上旬。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雄师”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周平说：“雄师主要成员朱××，冯××，我，江××，黄××”，忻鼎亮文称，雄师“核心人物有朱栋培、周平、冯正永”，没有提到江、黄（江估计就是江晓东）。这些名字中没有“反革命大字报选”中的陆仁安、葛胜宝。陆、葛是不是“雄师”成员？如果他们不属于“雄师”，为什么“反革命大字报选”把他们也列入“雄师”之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与“雄师”比较接近？
再说几句好像是题外的话——
“雄师”的主要成员之一周平因“雄师”而受害，受批判，坐牢，还被打发到农村劳动。“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这里。”“县里管分配的人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是学化学的，就到化肥厂去吧？就这样我到了化肥厂。”“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我真傻，我当初干吗要到处乱讲，干吗要把什么都承认了，我真傻……’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
我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酸而亲切。我熟悉西平，西平在河南的中南部。周平说的化肥厂，是西平县化肥厂，在县城郊区（西南方向），当时周围都是庄稼地。能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人，几乎都是通过“开后门”进去的，没有关系是进不去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多次拉着中原农村常见的架子车，走几十里路到那里拉化肥，劳累而兴奋，毕竟是进趟城啊！在小城的郊区，我看到城里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庄稼地边悠闲地游玩而不是干活，我这个农村孩子心里眼里都是羡慕。心想，他们真幸福啊，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呢？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周平和她的女儿没有。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知道她的经历以及内心的苦恼和挣扎，一如她不知道世世代代在这里劳作的农村人的苦难和挣扎一样……
2009年10月31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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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的两篇大字报
《中央文革向何处去？》
一、前言
人类历史上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从六月一日算起，到现在已快七个月了。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使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大举措，它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七个多月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天变、地变、人的思想变，一个大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新纪元开始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前面的道路还长着哪，走过的七个月，才是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回顾七个月来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多少反复。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做好把围攻、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甚至坐牢、牺牲的准备。但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冲破重重阻力，奋勇向前。
在七月后的今天，让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周围的现状。
二、问题的提出
前几天，在北京刮起一股“抓人风”。北航红旗抓了，三司抓了。一个个小“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公安部门。
这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它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还是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
三、主流和逆流
关键在于对形势怎么看，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抱什么态度。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群众起来批评中央文革，这才露出一点儿苗头，但是十二月中旬，以北航红旗、三司为代表，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满街满巷都贴上了“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就要砸烂它的狗头”之类的标语，随之而来，就是一个大逮捕，似乎没有这个反击，右派真要翻天了！
这是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近两个月的运动。
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十月六日首都一个大会，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冲锋号，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北京和全国各地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批判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如：
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不适当地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组织。
在批判中缺乏经常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是采用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如骂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抢材料和广播器材等，砸××司令部、解散×××总部等。这些也就造成了群众之间的一些对立。（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对立现象的发生主要来源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提出要破私立公的问题，陈伯达同志提出对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的几个界限。这是把运动提高一步，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上来的指示。但可惜没有很好地执行，少数派中的一些人继续采用原来的一些错误作法。
十一月三日，林彪同志在毛主席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特别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群众中，在群众互相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再论提倡一个“公”字》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又指出：“我们一定要有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把自己从‘我’字中解放出来，从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的局限性里面解放出来，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共产党员，一个识大体、顾大局、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可是某些人并没有听，运动中的不良现象在发生着。
这些问题如果中央文革小组能够深入群众，原来是不难发现，不难解决的。中央文革小组运动初期曾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因此他们的指导也越来越不得力了！他们的眼睛只看着一些“左派”，形式地执行阶级路线。这样言路不广，听不到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下层同志的意见。
事实上，无论少数派、多数派队伍都在分化，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却用固定的眼光来看原来的多数、少数派队伍，过多地依赖少数派，他们想通过少数派来领导北京的运动，用北京的运动来指导全国的运动。而事实上运动的发展却远远地跑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的前面，北京的运动还没有外地运动扎实，外地已跑在北京前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是有意见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们说：“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号召干部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号召，也是对中央文革小组一针见血的批评。但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很好地接受批评，改变他们的工作作风。
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毛主席的话在群众中有无限的威信。他们眼看着运动的现实，心里翻腾着毛泽东主席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回忆着文化大革命的往事，在默默地总结着。
因为工作组撤走以后，北京的运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十六条上说得好：“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因此，群众对运动的意见，便自然地找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上。例如：
讲话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首长过多地发表讲话，过早地定调子、作结论，没有很好地号召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十六条。根据运动的现状，独立地分析问题，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运动。结果助长了群众中某些人的奴隶主义，各种意见不能充分发表出来，就不能自己教育自己，一些工作搞得不深不透。
中央文革小组对老少数派依赖过多而批评帮助不够；因而使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不能及时纠正，造成损失。而对多数派又缺乏足够的革命热情，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对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缺乏肯定。
中央文革小组在指导长征串连上缺乏全面的考虑。
在指导工人运动上，中央文革小组表现是跟不上形势，放手不够。11月11日陈伯达同志在送上海安亭车站的电报又没有突出政治，给工人运动泼了冷水，引起工人同志的不满。
另外，中央文革小组某些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了错话，又不敢公开承认错误而想偷偷改。等等。群众自然有意见，就要发言，就要写大字报，这是多么好的形势啊！群众自己起来，勇敢地探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道路。这是前阶段运动成果的最集中体现，是群众革命精神的高度发扬。这是主流，是符合运动发展规律的。
在这革命风雨到来之前，是满腔热情地爱护和提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鼓励群众的批评，还是只看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到里面浑水摸鱼的坏人而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打击，这是检验一个人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表现。
作为领导，中央文革小组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欢迎群众起来总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毛主席语录）
在向中央文革提意见的同志中，有些原来处于多数派地位的同志，现在有怒气，他们的批评，采取的不是完全正确的态度，而是有情绪。但正是由于这些同志所处的地位，他们往往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的缺点，他们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死不回头，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坏分子目无法纪，进行武斗，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它进行反击是必要的。逮捕那些杀人行凶的分子，发动群众起来批判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毒草，打退这股反动逆流。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看到的就是那股逆流，就是一些同志在批评时的情绪，却偏偏看不到那些合于运动发展需要的正确意见。而把这一律看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看成右派翻天。这样，他们也就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开大会，造声势，抓人，把那股主流也打下去了。之后，抓人显然引出了严重的后果，领导上显然在想纠正。现在又提出打倒刘邓路线，贴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标语，想把运动扭入正轨。但是伤痕犹在，群众积极性怎么发挥？以前的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连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糊里糊涂呢，怎么谈得上彻底批判呢？在这种情况下，要么跟着跑，要么就只有“没事可干了”。
四、这是一种什么运动
两个月的北京运动，随着中央文革的错误发展，已越来越远地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想当初，毛主席下令撤消了工作组，中央公布了十六条，群众一经和毛主席正确路线见面，思想大大解放，运动大开展了。
可是现在，许多人思想上又蒙了一层灰影，摸不清形势，又不敢说话，“不要我也上了反革命的当”。许多人感到压抑：“我也和×××有相同的观点，说出去岂不也成了反革命，也要逮捕了。”
想当初，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群众在一起，那时，他们的讲话对我们是多么亲切，真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可是现在，他们的话里那么捉摸不定，有时甚至与群众的愿望完全相反，却还是拉着群众运动的鼻子走，越拉越别扭。
如果说十月中下旬，北京的群众运动已开始向运动群众转变，那么现在却有连运动群众也运动不了的苗头了。昨天已开斗争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今天又在搞刘少奇、邓小平，明天又要去揪×××的后台。东轰一炮，西刺一枪，而广大群众则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许多人昨天去跟着呼几句自己也不太理解的口号，今天会也没开完就跑了回来，明天索性不去了。
北京的大专院校里，已不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寥寥无几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也吸引不了人，许多红卫兵组织和战斗队已不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战斗集体，而成了事务所、印刷所，连北航红旗也有人提出没事干了。许多同学成天要传单，“研究”中央首长讲话，默默地寻求方向。
这是一种什么运动？它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
五、将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防止我国产生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所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也在于此。
而中央文革前阶段工作中的许多措施，是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如果不纠正错误并消除其影响，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夭折。
文化大革命处在一个关键时刻！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
要么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发动群众来一个大总结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么继续过去的错误，使文化大革命走过场。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同志听毛主席的话“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拼命努力地向前，为实现毛主席下定决心规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灿烂前景而奋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1966年12月
《分歧在哪里？》
一、分歧的实质
我们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向何处去》出来以后，听到各方的反映和意见，反对我们的同志和我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十一月下旬以来北京市的形势如何估计。
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出现了一些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我们认为当时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运动内在矛盾必然爆发的反映，不可避免地里面会个别的坏人浑水摸鱼，但它绝不影响群众运动的主流。群众自己起来用毛泽东思想探索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群众革命主动的表现，同时对前阶段运动一些错误的看法也发表出来了，这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深入人心的体现。形势好得很。正如林彪同志讲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就是合理的。”应该根据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原则正确的加以引导，开展群众性大辩论、大总结、大整顿，使群众在大辩论中辨别是非，加强团结，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一步。
但是以三司和北航红旗为代表的某些组织却把这些统称为资产阶级路线的疯狂反扑，看成是右派翻天。因此，他们用大抓人的办法来进行反击，企图把这股风压下去。
我们认为当时的形势好得很，而他们认为，形势糟得很。究竟是谁把形势看得一团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而分歧的实质就在于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实现毛主席的大民主，要不要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上来，归根结底，就是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要不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二、把运动提高到毛泽东的水平
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就是公与私的斗争。随着运动进入到新阶段，在用什么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上，少数派也会分化。根据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用固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多数派和少数派。
自从一月份（注：应为十月份，疑为刻印笔误）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号角，中央文革肯定了原少数派的观点是正确的，支持了革命的少数派，少数派翻身了，他们的地位变化了，处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当少数派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或在群众刚一发动起来时采取的一些过火的偏激行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是绝不应指责的。在新条件下，把运动逐渐提高到毛泽东策略思想的高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正因为如此，江青同志就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要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人。”
少数派中的一部分人，正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自己的错误，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以他们为核心，越来越多的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是少数派中的左翼。少数派中还有极少数人，他们本来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个人主义者，是既得利益者。在他们被压迫被打击时可以斗争得很勇敢，很坚决，一旦他们翻过身来，取得领导权以后，就认为大功告成，不想继续革命了，因袭守旧，以“左派”自居，无视多数派群众的革命要求，歧视打击原来犯过错误的同志，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正因为这样，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下，采取了一些形“左”实右的做法，他们说×××是修正主义的红卫兵，××总部要解散，去砸××司令部，他们强调揪个别人的责任，而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细致的争取群众的工作，更没有把斗争上升到破私立公的高度。在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个月后，为什么有些人还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不清？为什么群众中的对立情绪还远远没有消除？为什么原来的一些敢说敢干的闯将现在却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失去了当年朝气勃勃的劲头？为什么有些人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来干革命，而是靠小道消息，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时无刻不在侵蚀我们的队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主要还是资产阶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私”字。运动发展到现在一个阶段，已向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破私立公的新水平，运动就搞不下去。不破私立公，就不能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形成革命化的左派队伍。不破私立公，就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句话，不破私立公，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教导：“不但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动力，而且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在斗争中学好老三篇，促进认得思想革命化。
三、批评中央文革的现实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广大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进行批评和有效的监督。这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措施。自古以来都是“官为民父母”，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道理颠倒过来了，“民为官父母”，“官”不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民可以造反。
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谋部的中央文革小组，也不例外地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判。而且由于中央文革实际上在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有些同志与主席思想有一段距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会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更需要群众的批判和监督。文化革命以来，我们打破了多少框框，党支部可以批评，校党委可以批评，院党委可以批评，省市委可以批评，中央局可以批评，中央领导人也可以批评。今天中央文革不可以批评这个框框我们一定要打破，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打破这个框框，才能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
从七月份以来，中央文革直接领导北京的文化革命，她深入群众支持了革命派，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十月中旬以来，我们逐渐感到中央文革在如何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中央文革有时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没有及时地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就是破私立公的水平，没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及时发现并依靠新的左派，对少数派的错误批评和帮助不够。对多数派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不够、积极引导不够，不善于听取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因而他们也就逐渐脱离了群众。
十月中旬以来，中央首长过多地讲话，使北京运动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中央首长讲话的指导下，少数派指东打东，指西打西。今天开十万人大会斗彭、罗、陆、杨，明天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群众只有通过首长讲话和三司、北航的动向来确定运动的动向。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群众开始自己用毛泽东思想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对中央文革提出了批评。他们的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文革也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有所改进，例如有些同志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变，及时地制止了抓人风，在12月2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对“对联”的评价也作出了□□□□□□□（注：以上七字模糊难认）他们对群众的批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欢迎批评，但却没有一次公开肯定这些同志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一次公开表示接受群众的意见，实际上还是听不进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把群众中不同意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混为一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陈伯达同志曾经引用过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讲话：“革命的地委还用我们去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央文革。革命的中央文革还用我们去保？中央文革如果能接受群众的意见，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将给全国各级领导树立一个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民主集中制的光辉榜样，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判，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他又说：“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我们希望中央文革小组采取必要的措施，挽回由于镇压反革命扩大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公开现行反革命材料，以便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创造大民主的气氛，使群众敢于讲出心里话。
我们接受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对于他们的错误领导我们坚决抵制，坚决提出批评。中央文革就是要广大群众的批判和监督。
四、结语
我们的大字报出来以后，听到不少的反对意见，我们欢迎大家针对我们的观点展开答辩，思想上的问题决不是把对方的观点任意上纲、歪曲、扣帽子、以势压人的方法能解决的。至于造谣污蔑恶意中伤的卑劣做法更是不值一顾，无损于我们的一根毫毛。我们准备随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毛主席啊，我们日夜想念您！
中国科技大学雄师 1967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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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按：2009年12月6日，一个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书吧——如梦轩文化长廊在武汉开业。这是李乾在开业仪式上的发言。李乾，1949年12月生，湖北宜昌人，文革时为初中六六届毕业生。文革中为武汉市造反派学生组织“钢二司”基层组织负责人，1967年12月4日武汉红旗中学（原武昌实验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次日为“捍卫革命新秩序”，带人枪杀了两个“小流氓”（即武汉有名的“一二•五事件”），此时正值他年满18岁前夕，因犯杀人罪入狱。1976年7月被判刑二十年（服刑期间减刑二年），1985年出狱。著有反思与忏悔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已由美国柯捷出版社出版）。
良知的坚守者——写给如梦轩
李 乾
当昧心邀宠、苟且偷安成为文史界衮衮诸公的流行曲时，在草根中却有一群虽然清贫却十分清醒的思想者坚持跋涉在反思历史的崎岖小路上；在权贵和资本日甚一日地将这群人抛向社会的边缘时，良知和理性却让他们义无反顾地登上为子孙后代保卫记忆的舞台，并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哈姆莱特最著名的独白，表现的是他在重压下的苦闷与彷徨。在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这个命题时，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残酷拷问：如果一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历史充满虚假和空白，那么这个民族是仍在生存还是已经被毁灭？
正是出于这样深深的忧虑，一大批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思考者在为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忆而默默地坚守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这样的坚守者都不乏其人，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绵绵不绝的坚守者，才让任何权势者在历史面前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永远不会被毁灭。
在保卫记忆的努力中，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接之际，如梦轩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她是“海纳百川”（注：“海纳百川”是一个博客，以反思历史，特别是知青史和文革史为主，一些武汉的老知青喜欢光顾）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发展，更是一页崭新的篇章。应该感谢谢保安、李江、秋丽、零加良、莫安德、童青山等一大批为“海纳百川”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的朋友们，更要感谢杜良怀的执着和奉献。正是有了他的创意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如梦轩才如期出现在我们面前。
今天我们在这里见证如梦轩这个宁馨儿的诞生，现在她只是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稚嫩而脆弱。但任何参天的大树都是从稚嫩成长起来的。我们期待着，期待着明天，期待着如梦轩文化长廊枝繁叶茂，香飘千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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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新发现的周恩来》即将出版
司马清扬
由笔者和欧阳龙门合著的《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上下册），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编年体和专题两部分。编年体始于反“反冒进”，终于周恩来去世。这部分主要探讨了周恩来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表现，以及建国后毛泽东在先打倒刘少奇还是先打到周恩来上的反复。这部分以大量的史实论证了周恩来是文革的“总管家”。本书还深入探讨了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周恩来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邓小平是毛泽东在反“反冒进”中准备替换周恩来的人选。
专题共有十二个部分，特别是对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保人”和在中央专案组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以贺龙专案为例，周恩来深信贺龙在1929年的通敌叛变为真，因此在贺龙1974年的平反时留下尾巴。
本书依据的材料，除了大量的有关人员的回忆、传记、年谱，知情人的讲述之外，更有不少鲜有披露的档案材料。诸如乔冠华的交代材料、章含之的口述材料、张玉凤的口述材料、四千人讨论历史决议时的记录，军内机密、绝密刊物《工作通讯》、总参三查三整材料、王洪文的检讨等等。参考文献超过2600件。
笔者认为，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而存在。笔者期望读者能在官方宣传的周恩来形像之外，获得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象。
由于是业余写作，缺乏充裕的时间进行推敲，在某些史料的考证上未必完全得当，笔者深望有识之士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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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庄菁瑞来函谈家庭专辑：
上期家庭专辑的推出开辟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研究文革的人，似乎都不太注重这个方面，其实，从家庭，亲情这样的角度，更容易深入本质来研究文革对伦理、道德、人与人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面貌所带来的严重冲击和破坏。
文革时代，那些年轻人的反叛，冷酷，其根本原因是49年后，共产党对国民的一贯“教育”所致。不仅是这些年轻人本身，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样的教育。文革中展现出来的这种教育的结果，让这些父母们身受其害，这样，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冲击，才有所反省。只是代价太大，太沉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成年之后，退休之后，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对当初所为感到悔恨。摧毁一个东西很容易，建成一个东西则很难。社会伦理、道德、人情关系等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能够轻易地看到文革，或者说是主旋律一贯教育的后果。人和人相处都没有真情，更没有真话，整个社会是“假”，吃的是有毒的，用的是假冒的，文字是抄袭来的，说出来的话，也是忽悠人的，连感情都能用银子买。整个民族都没有道德概念。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哪部大片能有个鲜明的主题意识？全是一片混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党，长期以来改造思想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革的流毒。所以，研究文革，这样的角度和方向是不可缺少的。
二、赵晓铃来函谈家庭专辑：
这期真好,感受很深。除了不易像老鬼那样激烈外,类似刘涛式的举动,当初我也会的吧。而且,不仅是我,那会儿的大中学生,基本人人都会。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当革命成为时尚的时候.人性、亲情会受到怎样可怕的扭曲。一直感觉,文革前的中学生,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老三届”，是狼奶教育的某种顶峰。当年的中学生，如今的退休老人身上，至今有些东西让人难过。这些东西与我们青春期的教育太有关系了。
三、 马文蔚赐函简评本刊：
我赞成一位读者说的，这刊物能存在，就很不易。回忆资料渐多渐实，总归对将来全面深刻的反思有重要意义。有一文说到施义之，正巧我刚读了朱学勤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此人。有时“生活比文学更文学”，人是复杂的，那年代人的角色也是复杂的，读人读历史都不能简单化。
四、顾训中给《记忆》编辑的一点建议：
从2008年9月13日创刊以来，《记忆》已经出版了近40期，平均每月2.7期。如以每期5万字计，已经发表了200余万字的文革研究文章或资料。这对于只有一个半人（一位兼职，一位刚刚退休）的编辑团队而言，令人感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记忆》已经成为海内外文革研究者和关注者信赖的家园。
或许也是因为这种状况，在我周围的朋友中有人反映，近期《记忆》中有些文章过于冗长，不耐阅读；刊期过频也造成来不及细读。有鉴于这些情况，建议《记忆》能否在新的一年中按月出版，以减少期数、确保并提升质量。如果因周期延长造成稿源流失的可能，是否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巩固作者队伍。例如，定题定人写作，聘请特邀作者，提前发布下期要目，等等。
期待在新的一年里，《记忆》更上一层楼！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五、《记忆》编辑的答复：
欢迎广大读者就顾训中先生的建言发表意见。我们将择善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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