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２７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三十七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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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史林一页
于鹏飞 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
陈益南 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
马大观 保卫灵隐寺

书评与序跋
李 德 《林彪日记》后记
丁凯文 司马清扬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

忆旧思亲
邓伍文 重燃心香——初祭姑妈、再祭爸爸

闲读偶记
胡 泊 从《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一文谈起

简讯
舟人 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续编）出版

小资料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1、 丁东肯定本刊的选登博文等作法 2、庄菁瑞不同意陆长林的意见
3、陈益南建议本刊在“主题”上作文章 4、沈迈克对陆长林批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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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256坠机事件中不可忽略的细节

于鹏飞

今年《炎黄春秋》第10期上阎明复的《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一文的发表，立即引发丁凯文、余汝信等史学家对于256坠机事件的再议。顾大寿的回忆并不像期待的那样详实，许多过程一笔带过，细节是模糊的。但此文毕竟为我们揭开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谜底，使得几十年来沸沸扬扬的传说变成真相。细节决定历史，笔者也愿将多年来通过采访若干当事人而了解到的一些历史细节提供给读者。

细节一：256飞机在9.12晚上确实发生了故障

据吴宪回忆，9.12晚上11点左右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追查山海关机场256号的下落。吴先问过时念堂（注：专机师师长），紧接着找到胡萍（注：空军副参谋长）。在确认情况属实后“我告诉胡萍，飞机要立即调回北京。胡萍答应说‘好。’可是过了五分钟，胡萍就打来电话”，这个答复令吴十分悻悻——“飞机发动机故障，正在检修”。1998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了周恩来卫士高振普“‘九一三’事件50小时内的周恩来”的文章，回忆吴向周恩来报告说胡萍告诉他“是一架改装的飞机，试飞中发生故障，降在山海关机场。”一直以来人们都以为这是胡萍对吴的搪塞之词。而据当年由林立果自己挑选并带在身边的女青年小张和另一位刚刚调来照顾林生活的女青年小袁回忆，256飞机那天确实曾经发生过故障。

本来林立果要她们准备明天一早从北京去广州的，所以9.12一天她们都在平静中度过。傍晚林立果临时通知她们跟他一起飞赴山海关，再从那里去广州。晚饭时分，她们跟随林立果、刘沛丰和程洪珍一起行色匆匆上了256飞机，林、刘、程三人坐在一起，她们坐在空勤服务区边上的舱位，与林等人相互看不见，只能看到服务员小魏操作。

康庭梓说，256飞机是当晚七点四十分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的。张、袁回忆：升空后不知什么原因飞机突然倾斜，机身明显在摇摆，同时声音非常大，服务操作台上的茶杯暖瓶等物品乒乓倒下，张和袁很惊慌，一边尽力保持身体平衡一边帮小魏把东西扶好。这时听见刘沛丰在那边问了句：“怎么回事？”但没见人出来。几分钟后，飞机恢复了平稳，声音也小了下去。小魏告诉她们：刚才是起落架有问题，怎么也收不起来了，现在没事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安全落地，林立果下了飞机，嘱咐她们俩在飞机上等待。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你们不要下飞机，就在这上面等着我，我回来马上就走（笔者注：指去广州）”。并安排程洪珍留下陪着她们。林走后，机组人员过来请她们下飞机，她们说：首长让我们在这等。机组人员解释说：刚才来的时候起落架有故障，我们要检修飞机。他们三个只好下来，到食堂去吃了晚饭。此时应该是晚上八点多。

康庭梓在《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一文中没有关于起落架故障的任何记载。但康说：“当晚11点前，潘景寅作为一机之长，在机组会上还为第二天的飞行工作做了时间上的安排”，而且“10点40分我和领航员关窗睡觉”了。胡萍答复吴法宪的时候已经夜里11点多了，机组已经休息，如果飞机确实检修了，应该是在开机组会之前这段时间完成的。所以胡萍对吴法宪说飞机“正在检修”，显见有虚。

九点多钟，潘景寅在山海关接到过胡萍的电话，他是否报告了起落架的故障？《谋杀毛泽东的黑色“太子”》（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明晓、赤男著， P444）作者称：潘景寅只在胡萍嘱咐他——“如果有人问是谁安排的，就说是你自己安排；如果问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出了故障暂时回不来”这些话之后应了一句“明白”。如果这段情况属实，则证明“故障”是胡萍为了让飞机继续留在山海关的托词。这绝对是一个巧合。否则如果真有故障，胡萍肯定会立即安排替换256飞机，以保障林立果原定9.13的计划得以实施。但此后胡萍继续留在西郊机场指挥，在吴法宪到来之前并没有采取其它措施，更说明“发动机故障”一说的真假，他心里有数。很明显，“发动机故障”比起“起落架故障”使得256飞机回不了北京的理由更加充分，而“正在检修”让256飞机留在山海关机场的时间也就更加充足。

吴法宪在获悉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之后让秘书找到潘景寅，这个时间肯定在胡与潘通话之后，电话里他没有核实是否“故障”，说明吴法宪没有怀疑胡萍以及“故障”有假，他当然也不知道胡和潘已经统一了口径。

后来256强行起飞时的完美升空，证明发动机没有问题。

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第九章里，对坠机现场的大量描写中，有两处提到了起落架：第一次是孙在现场看到“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的草地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在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面未燃烧的草丛中”；第二次是在9月16号再去现场补拍照片时，孙又“到二百米以外的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飞机迫降时起落架是不需放下的，根据现场可以推测256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后的起落架并无故障，否则迫降现场就不是人们看到的那样，轮胎也不会那样完好无损。胡萍当初肯定没料到他那句用来搪塞吴法宪的话竟成了256飞机命运的预言。

细节二：256飞机被击中的情报当时已报到空军指挥所

顾大寿回忆录揭秘256飞机在蒙古被击落其实并不令人诧异，因为9.13那天凌晨起，中国空军的情报系统就监听到了外电反应，并及时向首脑机关报告。256飞机强行起飞之后，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被电话从家里叫到空军指挥所，当时在场的其他领导还有李德生、空军副司令曹里怀、参谋长梁璞、副参谋长王飞和白云等人。

据贺回忆，256飞机起飞以后的情报，是他们部驻扎在张家口一带的技侦八团侦听到的。9.13凌晨最先上报的是“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紧接着是“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之后又报了“发动机空中起火”，最后是“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

在舒云《百问九一三》的博文中，也多处提到256飞机起飞以后的动向。

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256三叉戟出去后，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向上报告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肉眼看空中一团火，空中着火。

另据原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回忆：9月12日是我在指挥所值班。……天不亮，技侦八团报告，听到蒙古人通话，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这是最早得到的飞机爆炸的消息，技侦八团因此记功。

又据总参某部情报室主任佟长仁回忆：9月13日凌晨，值班员叫我去，向我报告，……值班员并不了解是林彪的专机，只知道蒙古境内有架飞机坠落，不是咱们雷达亲眼看的，通过其地面反映出来的。佟长仁所说的这个“地面”，应该是指我军的情报系统。

他们对当夜的回忆肯定来自于我军的情报系统。

“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的提法像是蒙方雷达部队。顾大寿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做侦察机”。

“发动机空中起火”很像空中的视角，换句话说，极有可能是拦截256飞机的飞行员在完成任务后给地面指挥的报告，因为再大的飞机在雷达仪表上也只是一个绿色的光点，另外当时大部分的飞机发动机都吊挂在机翼下面，发动机在尾部的机型极少，尽管低空飞行，离地毕竟3000公尺左右，且是晚上，就算远远判断出是飞机起火，但从地面靠目测就能判断起火部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型目标着火了，掉下来了”应该是蒙方地面观察空中的视角。

因此将这几个视角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前后的呼应关系。如果“发动机空中起火”的视角的确和猜测的一样，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拦截飞机瞄准这个“大型目标”尾部的这一攻击是致命的，是要将其击落。

贺德全讲，当得知飞机坠落的消息时，大家都不明白飞机是怎么下来的，搞不清楚；据空军、总参二部、三部等单位反复查了256飞行的沿线有没有导弹、防空部队。因为温都尔汗离坠机地点也就60公里，在导弹的攻击范围之内。八团还上报了一些具体情况。据时任空军作战部部长的鲁珉说：在256三叉戟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对空导弹部队。这些同余汝信在《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一文中“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的介绍情况相似。

王飞还记得当晚技侦八团报上来的情报是抄写在纸条上的。贺德全把陆续报上来的条子拿给他们看，在场的人都传看了。王飞看了以后内心非常吃惊，并隐隐感到不安，他知道林彪在北戴河，这几天以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心力交瘁，但碍于在场的人多，出于一贯的慎重和严谨，当时并未与贺交谈，只能以眼神交流一下焦虑和担忧。纸条随后被丢进了指挥所的纸篓里，这些情报从此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不仅李际泰、梁璞等空军专家们在分析坠机事件时未曾加以考虑，中央对坠机事件定性时也同样对此置若罔闻。

9月14号贺德全又在指挥所见到了李德生，李对昨晚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印象深刻，非常满意，夸奖贺：“你这个情报真厉害！”李德生的褒奖显然与白云所说的“技侦八团因此记功”一说相对应。顾大寿的回忆虽然缺少细节的描述，但佐证了9.13凌晨空军技侦八团截获外方情报的准确，这样，无论是蒙方处理坠机事件的种种表现，还是苏方早于中方的到达现场拆走发动机的举动，都基本得到了解答。而无论是苏方或蒙方，其实都是在掩盖和转移256飞机坠落的证据和责任。

顾大寿称他去蒙古坠机现场是苏联外交部要他在死者中确认有没有林彪的尸体。虽然他没有说具体时间，但估计离坠机时间不会很久。因为据王维国长子王大章讲，就在9.13之后没几天他就听说上海“814（卫星接收站）”已经有人监听到苏联怀疑林彪在失事的飞机里，该同志根本不相信，没上报，后来“814”就查是谁，这人最后还受了批评。

回望这段外交事件，最令人拍案称奇的，是《在大漠那边》第八章里，当孙一先在空中看到乌市东南那来赫矿区东南的苏军机场时，“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坠落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被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影：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只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联的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片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的坠落下去……”这段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来的幻景，在顾大寿揭秘256飞机坠毁原因之后，居然有可能是真的！

细节三：256飞机发动机被击中的证据

首先，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顾大寿文章中承认256飞机是被击落的。既然是被击落的，就应该有被击中的部位；其次，就是当年空军技侦八团的情报；再有就是从坠毁的飞机上寻找答案。孙一先的书无意中对坠机现场的发动机多有描述。

“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

在那截折断的机翼旁边，“看到炸断的发动机尾端喷口”；

“我和小沈赶忙奔向被炸断的机尾，……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的外壳与尾部相连。……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被大部分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式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

“三叉戟256号上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由于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都在其尾部，所以孙对机尾的描述也间接反映了飞机发动机坠落后的状况——

“机尾被远远抛到了机头的右后方，……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来一瞬间甩开来的，……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甩的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

机尾和机身炸开的事实，中方在现场看到了，“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而发动机就在机尾。苏联人拆走的正是位于中间的主发动机。孙在现场看到的三台发动机中的另外两台——“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虽然孙没有对其进一步描述，但可以推断没有描述就是完好的，否则不会遗漏。如果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完好，那么拆走的那台一定是被击中的。那些在机尾处裸露着的各式各样的电线和裸露的线芯，很可能就是中间发动机被拆走以后留下的，因为“黑匣子”虽在机尾，但不大会由“一大堆”电线相连。

从书里看得出其实蒙方很心虚，但中方似乎比对方更虚，蒙方对飞机失事的原因非常清楚，却始终坚持256飞机是“不明原因坠毁”，明显想逃避责任；双方都有理亏的地方，都怕。中方则怕得更多。“坠毁”一说的“坠”字就颇含深意——“坠”就不是降，可以说蒙方起码不否认256飞机在空中就出了问题，因此而“坠”，它非正常降落，甚至不是正常的迫降，“毁”则是结果，可惜中方根本没有明白这一暗示的弦外之音。

细节四：256飞机坠毁后的勘验

如果是迫降时飞机腹部摩擦起火引发油箱着火爆炸，应该首先在起火的部位炸开，为什么“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呢？顾大寿的回忆使我们不妨更加大胆地设想——256飞机很可能发生了两次大火和不止一次的爆炸：第一次是机尾的发动机在空中被击中着火、后来爆炸，所以机尾离机身残骸较远；第二次可能是飞机迫降时腹部摩擦起火、机身爆炸，还有可能第一次的爆炸引发了机身着火、爆炸。总之由于坠地的火势更猛烈，很可能将第一次的爆炸和着火的痕迹毁掉了。256飞机的燃油未尽，哪怕附近没有机场，潘景寅一定不会忘记把油耗尽再迫降的。唯独主发动机被击中时，他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冒险迫降。

孙一先和小王以能否找到飞机在空中着火落下的燃烧物来判断飞机在降落前是否着了火，显然是缺乏经验的。试想飞机的发动机与机尾是一个整体，即使被击中着火，可能不会马上脱落，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燃烧物落到地上。已知256飞机不是在坠机现场上空被击中的，所以即使有碎片落下，也会落在他处。显然不能将飞机被击中的空域与坠落地点混淆为一谈。

蒙方想对“坠机”赖账，实际上对中方采取了蒙混的态度，所以我方看到的所谓坠机现场，不过是经过苏蒙“伪装”过的现场罢了——什物被收集起来了，航行图被拿走了，鞋子被归拢了，枪支被集中了，箱子被搬走了……。

主发动机和黑匣子都被苏联人拆走了，中方不知道有黑匣子所以没有问及，蒙方就只告诉中方苏联拆走了发动机；在坠机现场我方注意到尸体都没有戴手表，经询问，蒙方才承认“在草地上捡了九块手表”。表面上看现场任由我方勘验，却连手表这种小事蒙方都不主动告知，何况其他？

刘沛丰和程洪珍登机时，每人都拎了两只鼓鼓的皮包，他们俩都是随身携带。程洪珍没上飞机，刘沛丰上了，尸体的皮带都尚未烧尽，皮包就一点不剩？林立果从毛家湾搬来的二十多只箱子，都装上飞机堆放在后舱，张和袁在北京帮林立果收拾箱子时，看见过整箱的美元和满箱子的名贵手表，有劳力士和欧米茄，现场却一只箱子也没有。蒙方承认捡的九块手表，也不给中方过目，反正与九具尸体的数目相符。张、袁当时都是战士，一人一只极为简单的旅行袋，服务员小魏也没带行李，看来那些散落的女鞋应该都是叶群的。

顾大寿称“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孙一先对现场则这样描写：“子弹散乱的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顾大寿口气很肯定，却没说明具体位置，而孙是对现象的估计，令人不明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场的几把手枪也不奇怪。小张和小袁回忆：被机组人员请下了飞机，晚饭后程把她们安置在机场招待所的一间房间里休息，这时他从携带的皮包里拿出两把手枪递给她们，说现在形势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一定要保卫林副主席和林副部长。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给你们一人一把枪，必要的时候防身用。她们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嘻嘻哈哈地把枪接过来，放在各自随身背的挎包里。这说明林立果等人携带的武器不止每人一件，所以枪的数目比人数多。

在现场蒙方告知许大使法医可以勘验了，许竟擅自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予以谢绝，错过了非常重要的取证机会。否则，我们就能进一步了解死者最后的情况，起码知道他们的死亡原因：烧伤、外伤、亦或外伤烧伤兼而有之？呼吸道里面是否吸入了火场的烟灰？指甲缝里有没有搏斗的残留物？他们身上是否中弹？他们的年龄？各自分别是谁？……。

李德生当年在空军指挥所不断用电话将飞机的高空位置、方向报告周恩来，不可能不报情报。弹有弹道，炮有炮洞，256飞机恰好是“发动机空中起火”，偏偏现场就缺失主发动机和“黑匣子”，蒙方不断重复的“不明原因的故障，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结论，也随着照片带回国内，直至写入中央文件。“9.13事件”令世界哗然、举国震惊，空军上下哀鸿遍野；那里曾高调款待从越南叛逃的黄文欢，这里却“对我使馆人员对坟前默哀的照片看也不看，对死者的照片看时的姿态和表情像是欣赏和满意”；当年的结论没有参照情报加以考虑，坠机现场缺失主要证据，疑点不能一一获得解释，遗体被遗弃，勘验无异纸上谈兵……

细节五：256飞机机长潘景寅的选择

在256飞机的坠机事件中，最神秘难解的人物其实是机长潘景寅——

他指使给256飞机加上比北京飞山海关更多的油量；他同意胡萍的“故障”一说与胡统一口径；他满口答应吴法宪“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却未执行；他彻夜未眠忠诚地守候在山海关调度室电话旁；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林立果的命令；他聪明地只挑选三个机械师帮助自己强行起飞；他在空中用缓慢的航迹表明了他选择的航向；他犹如平日一般沉默始终没有打开飞机上的无线电通话系统；他决定带油迫降；他死时双手高举……

在吴法宪和林彪面前，潘景寅当然听林彪的，甚至就是在吴法宪和胡萍面前，他也选择没听吴的。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空军就盛传吴法宪犯了路线错误，吴的威望与林立果“讲用报告”在空军的影响正好形成反差，随着“两个一切”的流传，林立果的话吴司令员都听，空军谁不听？

在这个事件中，隐隐有条“一航校”的轨迹显现，比如周宇驰、潘景寅、尚登峨都曾在一航校工作学习过，追寻过去，潘与周竟有更深的历史渊源：1949年四野九纵138师413团整个团的直属机关奉命调到哈尔滨组建空军一航校。笔者从一本被保存了近六十年的花名册里，看到了金培（即周宇驰）和潘景寅的名字，特抄录如下：

原队别 宣传股，原职别 宣传干事，姓名 金培，年龄22，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出身学生、贫农，1946.10入伍，1946.2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秘书，现在级别 付（副）连级，备考 营部当干事。

原队别 参谋处，原职别 见习侦查参谋，姓名 潘景银（寅），年龄 22，文化程度 四年，出身 学生、中（中农），1946.6入伍，1947.9入党，准备做何工作 原职，现在级别 排级，备考 侦*股学习。

后来周在一航校宣传科工作九年，潘景寅则在那里学了飞行。像所有浴血奋战过的人一样，他们彼此了解，有一定的感情。在和平年代里和原来的首长、战友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友谊。

解放战争时还是警卫员的潘景寅就曾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首长，后来积极要求去战斗第一线的他，如愿以偿地调到了侦察处。性格的寡言使他爱闷头抽烟。至今没有他参与林立果一系列阴谋活动的任何证据，包括看过所谓“林彪手令”的证据，但在山海关机场他表现得比那些看过手令的人都坚定，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让他毫不犹豫地将吴法宪的命令抛在脑后，在叶群的喊叫下强行起飞。谁说潘景寅最后的选择不是理智的、勇敢的、革命的、军人的以及英雄主义的？即使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依然选择了履行机长的责任。

细节决定历史，历史需要真实。我们期待更多的历史事实披露出来，逐渐将256飞机的坠毁事件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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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中国科学院文革初期的“应地所事件”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初期发生了以后很著名的“应地所事件”。应地所是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简称，是原来的地球物理所在文革前夕分成三个所中的一个所，就是后来的空间物理所。其它两所是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所，合称地球物理三所。事件为什么发生在“应地所”，这里做一些分析。
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开始时大约管辖一百多个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人员在文革中的表现似乎和这些研究所的专业方向有些关系。最先起来造反的研究所有两类。一类是思辨性强的基础学科，也就是做定量研究的所，例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另一类是尖端技术的研究所，如应地所、自动化所。它们之所以在造反运动中走在前面有多种原因。其一是这些所正处于发展时期，从1960年代初，每年有大批大学毕业生分配至这些所，每所都有数十到上百人。这些大学生里不乏出身好、政治表现好的先进分子。此外，在这些所里还有不少转业复员军人。转业复员军人在文革中常常趋于保守（编者注：在有些地方也有趋于激进的，如湖南的红旗军，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但在中国科学院里，则视其地位，也有不少积极造反者，主要是专业政治工作者和工厂里的非行政工人。这种人员组成和一些传统老所，特别是地学、生物学方面的所，有很大差距。这里说的是北京，与外地有所不同，如贵阳的地球化学所，在文革造反中走在前头，有其本身和环境的原因。
另一方面，思辨科学本身对于思维方法以及政治立场是否有影响？这似乎也是肯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可能引导从业者从理性角度同样追寻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盲目地听从上级或其他权威的说法。最近许良英先生有这方面的阐述，也谈到物理学和政治的关系。
在应地所，当时带头造反的就是上述类型的人。领头的是一位复员军人、所里政治部的宣传干事王锡鹏，还有一些研究室里的年青研究人员，大多是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当时紧张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下，这些家庭出身好或较好，没有任何“前科”的年青人自认为是追随伟大领袖干革命，他们处在一种亢奋、猜疑的精神状态，用怀疑眼光审视周围，察觉一切蛛丝马迹，企图发现和揭露任何可能的反党黑帮的政变阴谋。这就是林彪在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所造成的氛围，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虽然这一讲话当时还没有为大众所知，但其精神已逐渐透露出来。
当时在应地所，这些先进分子在所保卫科董科长身上还真的看出了问题。当时董科长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障碍，经常说些不合逻辑的话，而且这些话还常常与政治有关。这当然也是精神紧张造成的。但在一些革命群众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胡话。他们怀疑，董作为保卫干部，肯定知道某些涉及政变阴谋活动的内情，或简直就是参加者，而他之所以神经不正常，正是因为他作为知情人或参与者而受到压力或胁迫所致。他们推断董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于是就把董“保护”起来。
这个问题的另一说法是，当时院里正在布置各所对人员作“政治排队”，院保卫部要求各所上报有问题人员，就是带头闹事者的名单，而董科长泄露了这件事。群众到院保卫部追问，院里否认此事，于是群众将董“保护”起来。也许两个因素都有。当时院内各所都在“造反”，但一般采取贴大字报的形式，王锡鹏他们的这种行为构成非法监禁，在院里是突出的。
按说董科长是个病人，怎么能将“人员政治排队”如此机密的任务交给他？要知道这个“黑名单”是6月初就开始布置的，那时董的病可能还没有很严重。
当时另一事件是所谓“麦收阴谋”。在那几年，每逢麦收，所里都派部分人员到郊区帮助农民干活。而在这一年，院党委要求全体人员都下去。而且，北京地区的冬小麦在6月上旬成熟，现在已到20日左右，麦子早已收割完毕，派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呢？于是，王锡鹏等人怀疑这是院里的阴谋，企图用麦收对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根据后来揭发，院党委确实想通过麦收使运动“冷一冷”。当时很多群众也怀疑此事，而应地所采取了实际行动。
这个应地所当时位于西苑，现在的中医医院附近。在6月19日那一天，王锡鹏等三十余人乘卡车到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敲锣打鼓，宣传麦收是个大阴谋，号召大家抵制。据说很多人同意他们的说法，但知道他们的行动的在全院毕竟是少数。
他们还干了另一件事。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后，他们在中关村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大字报园地。
他们的这些行动被汇报到院党委，被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反党活动。19日王锡鹏到中关村宣传后，院里连夜通知各所，说应地所有二百多右派上街闹事，要各所防范。当夜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将王锡鹏等内定为反革命。
在这几天，整个文革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在6月20日，北京的几个地方，群众性运动达到新的高潮。而因北大六一八事件而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也于20日被刘少奇加按语后下发。在这两天，刘少奇、邓小平发表了一些谈话，“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版），决定发动原定的反击。23日，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出台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说：“一切牛鬼蛇神，最后都不能逃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都不能逃脱党的阳光。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阳光照射下，在千百万觉悟群众的众目睽睽下，一切牛鬼蛇神想投机取巧，想颠倒是非，想浑水摸鱼，想制造思想混乱，是绝对办不到的。他们想蒙混过关，想逃脱失败的命运，更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科学院的反击是在这全国性反击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但是应地所事件对于刘、邓的决策是否有影响还不知道。如果有，这一影响也不大，因为在刘少奇看来，前一段运动不过是“引蛇出洞”，反击是迟早的事。应地所这样的事,不过是他的理论的再一次验证而已。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目的之一是讨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肯定讨论了应地所事件。据说，陈伯达曾对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吴明瑜、朱琴珊、薛攀皋、徐简、苏世生、黄凤宝《汪志华》，中国科学院网站）
6月23日，中国科学院领导向“国务院负责同志”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当时周恩来正出国访问）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两位副总理作出了指示。这指示的内容至今未见到，但肯定主要涉及应地所事件。没有领导的批示，张劲夫不可能采取大的行动，他是个谨慎之人。
这年的11月，造反派在院里搜出了关于李、聂两副总理指示的中央文件，但未公布。次日，李富春办公室回信，说这一中央文件是不真实的，要当毒草来批判。
是哪位领导决定了中国科学院的“反击”成了罗生门。两位副总理的指示扑朔迷离。也有少数人知道在反击前陈伯达来到中科院的事实，怀疑陈伯达也应对此事负责。文革后将一切责任推给陈伯达，说他出尔反尔，先是同意反击，后又指责院领导。我想陈伯达讲那样的话也许是事实，但主要的决策应是两位副总理代表中央作出的。
有了中央领导(两位副总理，也许还有陈伯达)的决策，中科院领导开始布置反击。他们找了应地所一位普通的行政干部吴某，授意他于23日晚在所里贴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的大字报。然后让《科学报》（现《科学时报》前身）于24日出版一期《号外》，除登载吴某的大字报外,还发了《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
所以，他们按照北京大学的脚本来导演这出戏，使从上而下的反击看来像从下到上的造反或二者的结合。吴某相当于聂元梓，《科学报》相当于《人民日报》。但是角色中还缺一个人，就是像陆平那样的当权派。王锡鹏根本不是官，够不上。他们就拉了一位中层干部、所办公室前负责人赵子善，将他和王锡鹏等捆绑在一起,算做反党集团。《号外》共点了六个人的名字。他们是赵子善、王锡鹏、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后四人是研究室里的研究人员。当时已揭发了赵子善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参加王锡鹏等人的活动。
24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监禁起来。这种非法监禁有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名称：行政看管。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25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所不属于上述思想活跃的所，其造反活动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27日左右，院里其它所的人员麦收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了。周末不休息开会，发下《科学报》号外学习，讨论应地、化冶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此时期还执行了专线联系的秘密“西公”专案（参见本刊今年第13期《文革初期高度保密的“西公”专案》）。
6月28日（一说29日），陈伯达来到应地所，质问为什么抓人，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六个人嘛！”（韩钟昆《裴丽生传》，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7月1日，王锡鹏等被放出,但仍被批斗。他们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了申诉。
7月初，周恩来外出访问回国，开始对中科院运动方向进行调整。7月8日，他指示成立调查小组，复查应地所问题，组长张劲夫，组员为国家科委韩光、国防科委刘伯罗、公安部余光宇、国防工办罗舜初。27日小组得出结论，仍维持原来定性。（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斗争张劲夫反党集团筹备组《中国科学院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1956-1966》，1967）但此时实际上停止了对王锡鹏等和其它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并且抛出“老右”、院党委委员杜润生供批判。
7月底，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责令撤回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许多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在中国科学院这样未派工作组的单位也发生类似的转折。
7月30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这个大会是中国科学院运动的转折点，但中央首长在会上并没有为王锡鹏正式平反。他的平反又经历了很周折的过程。后来虽不认为是反革命但也不是什么左派。直到1966年11月份，他才在造反派队伍里当上头头，并进入1967年成立的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至于他在领导机构里有多大权力也不清楚。他并未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也没表现抓权，也没听说有什么劣迹。1970年陈伯达垮台，他被说成与陈有联系而被审查，从此离开领导岗位，又被打为五一六分子。文革后他在一个研究所里管行政方面的事务，据说管得还不坏。使他下台和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罪名肯定是冤枉的，但他也未必适合中科院革命委员会这样的领导岗位。
现在回首看应地所事件，王锡鹏他们怀疑院党委涉及政变阴谋是毫无根据的。虽说怀疑是他们的权利，但拘禁行为显然是非法的，不能容许。院党委对他们采取措施是必要的，但在中央指示下，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夺权并在全院发起反击，打了大批反党分子，则是更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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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1967年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是谁批的？

陈益南

1967年2月5日凌晨开始，湖南省军区依据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出动部队，荷枪实弹，同时在全省范围，将当时湖南最大的、号称有百万之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湘江风雷”，予以镇压，将该组织支队长以上负责人一万多人逮捕入狱。同时被镇压的还有湖南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红旗军”，一个当时主要是由造反派中的复员军人组成的小型团体。
这个事件是中央文革直接下令摧毁一个大造反派组织的罕见案例。
当年由全军文革办公室传达的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内容是：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
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
1967年2月4日7时

但事隔半年，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推翻了中央文革的这个批示，为“湘江风雷”平了反，全部释放了所有因“湘江风雷”案而被捕的人员，并宣布“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湘江风雷”一案获平反后，虽然也有少数激进分子要追查是什么人作出的这个“二四”批示。但“湘江风雷”、长沙工联等湖南主要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对此尚还有些理智，他们明白，中央文革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组成部分，是“自家人”，它下的批示，是不好随便去查，也是不敢查的，况且，“湘江风雷”一案已获平反，中央已正式发文件承认“二四”批示错了，那就不用管它是谁批的了。
因此，对“‘二四’批示究竟是什么人批的”，从那以后，数十年都没有人去细究，也没有资料公布过这件事。虽湖南的造反派中总有些人议论此事，做些猜测，但始终没有定论。笔者接触过湖南造反派头头中的大部分当事人，也从没听说有人能举出证据来肯定是什么人作的“二四”批示。
近日，笔者意外发现，在阎长贵、王广宇二人所著的《问史求信集》一书中，王广宇在《我所知道的陈伯达》一篇之《二四批示和它的后果》文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是陈伯达做的批示。
王广宇文中说，1967年2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写了报告，说湖南“湘江风雷”是一个大搞打砸抢、暴行累累的群众组织。全军文革小组则将这份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则将这个内容编进了他们每天都要编的《要事汇报》中，2月4日，陈伯达就是在这份《要事汇报》上，做了这个害得上万人刹那间进了监狱的批示。
王广宇当年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在中央准备为“湘江风雷”平反后，他还奉戚本禹之命，为办事组将湖南省军区的报告编入《要事汇报》一事写了检讨，故对此事印象较深。因此，他说的事，应该是很可靠的。
不过，王广宇文中说，湖南省军区的报告上，将“湘江风雷”说成“是一个暴行累累的保守组织”（该书P354），则显然是搞错了。因为，“湘江风雷”是造反派，而不是保守组织。
不知这是王广宇记忆有误，还是当年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就真是这样写的？
湖南省军区这个导致了“二四”批示的报告，在“湘江风雷”平反后，省军区尽管为此作了公开检讨认错，但却始终没有全文公布过这份报告。因而，至今笔者也不知省军区当时是如何给“湘江风雷”定的派别。只是，从当时镇压“湘江风雷”后，省军区的宣传品中，曾有过说“‘湘江风雷’以批判张平化（时为省委第一书记）为名，将张藏匿到其总部，进行保护”的宣传，指控“湘江风雷”明批暗保张平化。当然，这完全是省军区为向中央表示它在支左、即支持造反派（实际上它支持了保守派），而对“湘江风雷”欲加之罪的一种做法。
无疑，这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事实是，在湖南，对省委及张平化发动造反攻势最强的，就是“湘江风雷”。
中央文革小组当年的一位成员王力，在其《反思录》中，说到了一件事，似乎证明了，对“二四”批示表示了意见的，还不止陈伯达。
王力说：“在（1967年）七月十八日的会上，我向主席说：主席还记得吧，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的陈再道，而是中央文革，把江西的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过去我曾向主席反映过，主席调过这个文件。主席说，回去后再把这个文件调给他看。这个文件是在军委八条之后，中央文革在一份快报上批示，对江西的一个大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三个人——陈伯达、康生、江青都签了自己大名。”（《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版第1025页）
王力在这儿说的“把江西的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之事，显然是他记错了省份，不是江西，而是湖南。因为，从1967年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至3月21日武汉军区镇压武汉造反派组织“钢工总”这段时间内，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江西都没有发生过中央文革批示镇压那儿一大群众组织的事，相反，以万里浪、涂烈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大联筹”，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与省军区对抗。同时，从1月28日《军委八条》后至2月4日这一周之内，全国各地（除湖南外），也没有发生过中央文革直接批示镇压群众组织的情况。
可见，王力在这儿说的中央文革“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之事，应是指针对湖南的“二四”批示。
这里，王力说到，签发这个批示的是三个人：除了陈伯达外，还有康生、江青。
只是，王力未提到中央文革另一些成员当时在这件事上是何种态度？这个批示在中央文革是如何产生、运作，尔后再传回全军文革小组的？
2009/11/15

【史林一叶】

保卫灵隐寺

马大观

引子
2003年4月中旬的杭州，西湖景区内游人如织。我们原浙江大学机械系铸造专业62—1班的学友共二十余人聚会杭州，欢度三年一次的学友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应邀参加由灵隐禅寺寺方主持，有杭州市志编纂委员会、市园林管理局等单位参加的一次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主题是追忆当年数千浙大师生护卫灵隐寺的往事。
座谈会在灵隐寺内的大悲阁厅堂举行。坐在香案前八仙桌一侧的灵隐寺悟智法师（温州苍南籍）主持当天的座谈会。悟智法师面目清秀，举止温文尔雅，他毕业于中国佛教学院，是一位攻读佛学的硕士研究生。他柔声细语一通开场白后，座谈会正式开始了。原先寂静的场面一下子热闹起来，学友们争先恐后地发言。随着每个人的讲述和到会者的不断补充，三十七年前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护卫寺院的场景又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灵隐寺告急
1966年8月20日，北京打响了“破四旧”的第一枪。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向旧世界宣战》。
当天傍晚，挂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个稀巴烂；“亨得利钟表店”牌子砸了；“顺昌服装店”的牌子砸了；位于琉璃厂的“荣宝斋”的橱窗贴上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标题为“砸烂荣宝斋”……
8月2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紧接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社论指出，“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8月23日，有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呐喊、助威、怂恿和支持，首都红卫兵“破四旧”更加疯狂。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肆意横行在街头巷尾，他们的目光从店铺招牌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当天，颐和园的释迦牟尼佛祖塑像被砸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连续滚动播放北京的红卫兵的“壮举”，红卫兵 “破四旧”祸水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山东“武训墓”被捣毁，武训尸骨被“游街”；哈尔滨著名寺院——极乐寺被捣毁；海南岛的“海瑞墓”被捣毁；河南洛阳白马寺被点火烧毁，价值连城的洛阳龙门石窟的无数小佛像的脑袋被砸得无影无踪……
就在8月23日当天，杭州的红卫兵也不甘示弱，雄赳赳，气昂昂，全副“武装”走上街头，向所谓“封、资、修”的目标开战。西泠桥旁的苏小小墓被扒平；乾隆皇帝御笔手书的“西湖十景”石碑被砸烂……名胜古迹和受国家保护的历史文物中，第一个遭殃的是建于公元1245年，隐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黄龙洞。那个象征七百年前给久晴未雨干旱的杭州带来甘露的黄龙龙头塑像——“滴水龙头”，在红卫兵一阵猛烈的棍棒下分崩离析，葬入深潭之中。接着遭殃的是毫无设防的净寺……
杭州大学的个别红卫兵不甘落后，企图一鸣惊人，他们把矛头直指岳王庙。一张历数岳飞“镇压农民起义”等罪行的“声讨檄文”张贴在岳王庙的朱色围墙上，在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开始扫荡整个岳庙。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红缨帅盔，紫袍金甲，足履武靴，其神态英武逼人的岳飞坐像则被用绳索套住拉翻在地。转眼间，岳王庙大殿里一片狼籍，惨不忍睹。
由于这些红卫兵手头没有适当的工具，他们对岳王庙里的石碑、石人、石马等无法下手，最终让这些珍贵文物逃过一劫（后来被岳王庙内工作人员深埋地下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时间过于匆促，岳飞和其子岳云的墓葬也未来得及破坏，红卫兵便匆匆离去。
岳王庙被砸，当时在杭城引起不小的震动。因为岳飞的功绩彪炳千古，他的英雄形象早已经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心中。鉴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杭州市民虽然愤愤不平，但都敢怒不敢言。
和全国各高等院校一样，当时浙江大学的广大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文化大革命。本应该是放暑假的时节，却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刚刚被点燃，浙大的全体师生一个也没有走，准确地说，一个也不敢离开学校。数以万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拖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之中。受媒体的煽动和蛊惑，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整个校园像被人捅开的马蜂窝，疯狂、喧闹而且无序。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由于校党委对文化革命运动的不理解，打压了革命群众，被“靠边站”；取而代之的省委工作组也因落后于形势，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尽管整个浙大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四旧”，但是在对待“名胜古迹是否属于四旧”这个问题上，浙大学生却比其他院校的同学们多几分冷静和思考。
8月23日晚上，浙大机械系铸造专业六二年级一班住校的学生主动集聚在一起，认真地倾听几个杭州籍同学介绍红卫兵在城内破四旧的情况。当听到黄龙洞、净寺、岳王庙被砸的消息，大家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根据当前红卫兵的势头，大家分析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灵隐寺。同学们就“灵隐寺究竟是不是四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尽管灵隐寺内有许多是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是就灵隐寺整体而言，它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我们没有理由，也无权将它毁坏。这是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同学们最简单，也是最朴素的想法。会后几位同学自告奋勇，决定明早先到远离学校的灵隐寺看看再说。
第二天清早，周城镐（杭州籍）和林成孚（平阳籍）同学先步行后乘车到达灵隐寺。清晨的灵隐寺没有一个游人，寺内的大部分和尚在文革一开始就被遣散，仅留下几个体弱的老僧守门。
周、林两同学从天王殿进入大雄宝殿，当他们回到天王殿时，发现有三四名中学生模样的人在殿内转悠，其中一人手执长棍东敲西击。一老僧在远处，用疑惑和惊恐的目光盯着这几位不速之客。周、林从那几位年轻人的举止判断，他们很有可能是前来打探的。
就在周、林两同学走出天王殿时，远见从灵隐寺山门外壑雷亭方向走来一队中学生红卫兵，约二十余人。他们身穿军装，腰束皮带，在“××中学红卫兵”旗帜的招引下，在天王殿前的台阶下列队停下。队伍中有的人拿着棍棒，有的人拿着铁锨，还有的人拿着绳索。这些红卫兵来砸殿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这支小分队并没有动手，像是在等待后面大部队的到来。
力量上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周、林两位同学心急如焚。就在这紧急关头，他们忽然看见从壑雷亭方向疾步跑来一队人马。定睛一看，居然是浙江大学的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周、林同班（“铸造62—1班”）的同学，这令他俩大喜过望。跑步前进的后来者中有人高声喊道：“同学们，赶紧把通向大殿内的侧门关上！”立刻有七八个同学直奔天王殿东、西两侧的入口处，拉上原先隐藏在墙后的两扇坚固的铁栅栏门。此时，不知从那里冒出几个行动颤颤巍巍的老和尚，忙不迭地给同学们递上两把沉沉的大铁锁。大殿有了设防，暂时把破坏者们阻挡在外边，为后来增援灵隐寺的浙江大学师生的到达赢得宝贵的时间。那几位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嘟嘟哝哝地说道：“阿弥陀佛，你们真是佛祖派来的天兵天将，惟你们才能够救大殿呀！”
列队在大殿台阶下的中学红卫兵目击大学生们闪电般的动作，先是一愣。当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天王殿的所有入口都已经被挡死了，想闯入大殿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红卫兵的队伍开始骚动起来，他们准备向大殿发起冲击。此时，大学生们也不由自主地汇聚在一起，在天王殿“云林禅寺”大匾额下的台阶上列成一排，大家手牵着手，筑成一道“人墙”，阻挡红卫兵的冲击。
大学生们的举动令这批一直所向披靡的小将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居然还有敢给“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挡道的势力！当他们知道阻挡他们行动的对手是浙江大学的大学生时，阵脚有些慌乱了。因为，在文革初期浙大师生的革命激情和气势闻名杭城，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威信。红卫兵意识到遇上难以对付的对手了。加上大学生无论在个头和身体素质上都远远胜过这些中学生，中学生始终没有能够突破这道人体构筑的“护墙”。双方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

我们要辩论
守护在天王殿外的浙大学生们明白，要是红卫兵的大队人马来了，这堵“人墙”仍不堪一击。有人提议，应该尽快到学校搬救兵。派人回学校显然不行，因为路途太遥远。要是附近有电话该多好，大家都这么想。询问和尚，灵隐寺内竟然没有安装电话。
“我带你们去找电话！”从“人墙”旁边传来语气十分坚定的声音。说话者是一中年人，他带领浙大学生在寺院西南角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找到了一台陈旧的电话机。此时大家才明白，这里原来是灵隐寺的园林管理处，这位中年人是留此值班的园林工人。
面对电话机，领头的同学有点不知所措。电话应该打给谁？校党委办和校长办公室早处于瘫痪状态。经商量试着给学校广播台打电话，求助广播台把发生在灵隐寺的紧急情况向全校革命师生广播。
正当这时，天王殿台阶下的红卫兵认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发起冲击。眼看着双方就会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带领大家连声喊出：“我们要辩论！”一时间，“我们要辩论！我们要辩论！……”呼声大作。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招，红卫兵们停止了冲击，双方又继续保持对峙状态。
浙大校园里，当广播台值班室接到护卫灵隐寺的校友们打去的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即通知一位男播音员播放这条消息。整个浙大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响成一片。“灵隐寺告急”的消息像一把火，把近万师生的心点燃了。
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开始朝着学校大门口方向奔跑了。一瞬间，这支队伍迅速膨胀，变得越来越庞大，它像汹涌的洪流急速地朝着目的地——灵隐寺奔腾而去。奔跑中的同学们挥汗如雨，当队伍抄近上了灵隐路，刚好与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相遇。只见红卫兵大部队沿着弯曲的道路迤逦而行，一眼望不到尾。但是队伍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也没有先头部队那样的杀气腾腾。也许是他们从杭州城里出发，一路走来身体疲乏；另外由于他们几乎人人都扛着砸寺庙的工具——镢头、铁锨、棍棒和绳索，欲速则不能。
浙大学生的大队伍不断地超越中学生红卫兵的队伍，抢在先头。带领中学生红卫兵大部队的首领们急了，他们不断鼓噪着，催促红卫兵们跑步前进。霎时间，灵隐路出现了与万人马拉松比赛相似的场景，大家争先恐后，都想最早到达目的地。
守护在天王殿台阶上的浙大同学们终于盼到“救兵”的到来。当看到支援的校友们像潮水般涌进灵隐寺的山门时，已经与红卫兵小将们对峙数小时的同学们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振臂齐声高呼革命口号，并向“救兵”热烈鼓掌，许多同学还眼含激动的泪水。只见新到的浙大学友们大汗淋漓，连气都没有喘定，就忙不迭地接替原来守卫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把整个大殿包围得严严实实。
不一会儿，中学生红卫兵的大部队也到达灵隐寺。浙大师生们没有等他们站稳脚跟，便用小分队的形式穿插到红卫兵大部队中去，把本是整体的队伍分割得七零八落。十来个大学生包围四五个中学生，主动与他们开展辩论。从天王殿前一直到春淙亭的道路上尽是东一堆，西一堆的辩论人群。这支本来要到灵隐寺“破四旧”的红卫兵大部队，就这样被浙大师生们“化整为零”。而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疲于应付辩论，其战斗力几乎被彻底瓦解，冲击灵隐寺的行动再也无法组织起来。但是形势仍然严峻。

僵持的谈判
灵隐寺发生事件的消息传到了省、市委和政府，浙大师生也一再向省、市领导提出希望尽快作出保护古迹的决定。但是当时省、市领导人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红卫兵运动闹得手足无措，一时还不敢作出什么决定，唯恐落下一个“压制革命”的罪名。在我们的反复催请下，他们才于当天下午派出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交际处处长赵士炘，杭州市副市长顾春林前来灵隐寺了解和处理此事。这时灵隐寺前边的空地和道路上已是人山人海了，保护灵隐寺和砸烂灵隐寺的两派学生群情激昂，双方唇枪舌剑地激烈辩论着，间或还有骂架动粗的场面出现。
赵、顾二位领导召集浙江大学学生代表和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在天王殿对面的冷泉亭协商解决争端。浙大铸造62—1班王定吾同学（浙江定海籍）和马列教研室罗东老师都是浙大的谈判代表，由于双方观点针锋相对，各执己见，无法达成妥协。而省、市政府关于保存灵隐寺的意见又遭到中学生红卫兵的坚决反对，协调会出现僵局。
经赵士炘再一次请示省委有关领导后，得到指示：由赵士炘于当晚就灵隐寺的问题请示国务院总理值班室。浙江省委还要求，在接到国务院答复之前，对立双方都必须保持克制，停止一切过激的行动。省委的这个决定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同意，双方代表各自回去传达。现场乱糟糟的局面终于得到了控制，激烈而紧张的气氛暂时得到缓解。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在灵隐寺守卫了一天的浙大学生感到疲惫不堪，由于中学生红卫兵毫无撤退的意思，晚上仍要继续坚守阵地。就在大家感到为难的时刻，灵隐寺周边的村庄组织起一批青壮年贫下中农，加上灵隐寺园林管理处的部分职工，前来支援守护灵隐寺的大学生们。这支队伍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武器装备“精良”——锄头、铁锨、扁担、竹篙等应有尽有。他们熟悉地形，对灵隐寺山前山后的所有通道入口处都派人守候，防止有人夜晚偷袭。他们对守护大殿的浙大学生们说，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全力支持你们。园林工人也拿来帆布工作服分发给同学们御寒。
灵隐寺终于平安地度过了这一个夜晚。

杭城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
换岗下来的胡庆国（温州籍）、徐景崧（杭州籍）、王定吾（定海籍）等同学，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连忙筹划向市民散发保护灵隐寺历史文物古迹的“告全市人民书”。胡庆国同学起草文稿，文稿一经大家通过，能写一手好字的徐景崧同学将就着寝室中的狭小空间，以床当椅，手枕着寝室那张几人共用的大桌子，在蜡纸上一口气把这份“告全市人民书”刻完。此时，王定吾同学已经弄来各种彩色的纸张和一部手推油印机。几乎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来了，裁纸的裁纸，推油印机的推油印机，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数千张“告全市人民书”印刷完毕。以陈瑞生（杭州籍）、张同义（杭州籍）为首的几位家住杭州城内的同学承担了到市内散发“告全市人民书”的任务。自文化革命开始，杭城出现的第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就这样诞生了。
同学们兵分三路，一路沿着岳坟、平湖秋月、白堤、六公园、湖滨路、解放街（文革期间解放街的百货公司一带是大字报张贴的中心区）、中山中路……散发张贴；另一路到杭州各大专院校张贴和散发；还有一路到几个中央在杭企业如杭州钢铁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器厂、杭州棉纺厂等工厂去散发传单。
这份看似粗糙而简朴的“告全市人民书”，在民众中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杭州大字报铺天盖地，群众纷纷起来谴责红卫兵鲁莽、无知，坚决支持浙江大学革命师生保护灵隐寺的行动。街道居民们也行动起来，纷纷管教自己的子女，要他们立即收手，千万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蠢事。
一时间，在保护灵隐寺这件大事上，整个杭州城里的舆论是一边倒的，完全倒向浙大师生一边。这样的局面显然给要砸灵隐寺的那些人很大的精神压力，对制止红卫兵的鲁莽行动起到震慑作用。这也为后来浙大学生保卫灵隐寺的行动得到杭州市各界群众的声援和支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在当天晚上和夜里，难以计数的声援浙大保护灵隐寺的大字报贴满了灵隐寺的整个山墙。杭州钢铁厂工人们的声援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把一条写有“誓保灵隐”四个大字（每个字将近1.5平方米）的条幅从天王殿东侧的大树上挂下。这条巨大无比的条幅仿佛是从天上一泻而下的瀑布，把保卫灵隐寺的整个场面烘托得更加宏伟壮观。电业工人赶着在寺前的道路上和后山上拉起临时电线，装上照明电灯，道路和寺前的场地一片通明；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给守护大殿的学生送来馒头、烧饼、饼干等——不少守护大殿的同学们已经两餐没有吃饭了。
第二天一早，市里多个单位的群众，在红旗的招引下，步伐整齐地加入保护灵隐寺的队伍之中。其中一面红旗上写着“浙鲁美红战队”字样的大学生队伍引人注目。原来所谓“浙鲁美”是“浙江鲁迅美术学院”的简称。文革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就把校名改称“浙江鲁迅美术学院”了。1953年国务院决定重修灵隐寺院时，那座重新塑造的，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像就是浙江美术学院的师生（当时该学院称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共同精心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浙美院的师生们为灵隐寺的重修曾立下汗马功劳，对灵隐寺的建筑和内部珍贵艺术品的修复和重建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情感。而且他们对灵隐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比浙大师生懂得更多。
群众的支持激励了浙大师生的斗志，大家守护大殿的决心更加坚强。

灵隐寺再次告急
8月25日，在铸造62—1班级几位同学倡议下，由浙江大学学生会牵头，通过各系学生会组织学生轮流到灵隐寺守护，使得灵隐寺的守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延续下去，也避免了部分同学因长期守护而精疲力竭。灵隐寺在众人的守护下，终于度过了两个昼夜。
可是，8月26日深夜，灵隐寺再一次告急！
晚11时左右，摆放在机械系学生宿舍2001室门口的电话分机吵醒了睡在走廊上的同学们，只听见电话总机那头一位女话务员紧张而急促地说，接到外线不明身份人的电话，有一批杭州第四中学的红卫兵（该校的红卫兵在文革中态度始终表现极左，是文革运动的急先锋）正结集队伍向灵隐寺进发……周城镐同学睡意顿消，立即拨通学校广播台的电话，把这个消息通知值班的广播人员。
顷刻，校园内的高音喇叭骤然响起。“灵隐寺又告急”的消息。瞬间，只见学生宿舍寝室的电灯接二连三地亮起来，校园里的人声越来越嘈杂，大队人马又开始向校门口拥去。
可能是接受第一次保护灵隐寺的经验教训，学校和市政府提前作了准备，在校门口事先预备好了交通工具——学校交通车、敞篷卡车，还有几部保护灵隐寺专用的公交车。司机们早已经进入驾驶室，汽车的发动机也已经发动起来了。率先到达学校大门口的同学们纷纷登上汽车。没有能够搭上汽车的同学依旧跑步前去，遍地是涌动的人群，人声鼎沸，打破了玉泉和植物园一带深夜的寂静。
先期到达的同学们迅速在“天外天饭店”前的道路上构筑起一道防线，后来者不断对这道防线加以充实。从“天外天饭店”到灵隐寺山门口的“咫尺西天”大照壁被学生们堵得严严实实，严阵以待。
这一回来的是红卫兵中的狂热分子，他们一边行进，一边高喊口号：“浙大保皇派！”“浙大是保佛派！”、“浙大是‘四旧’的卫道士！”……然后他们开始冲击大学生构筑起来的防线。面对坚固的阵地，红卫兵的进攻根本无效。他们前进不了半步。
令人奇怪的是，大家居然没有见到这批破坏者携带打砸工具。有细心的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带有数只铁桶。于是，马上有人联想到，铁桶内可能装有燃油。因为事先曾听见中学生红卫兵中有人扬言，打砸不成灵隐寺，就火烧灵隐寺。
守护的浙江大学师生们被激怒了，一场争夺铁桶的严重冲突爆发。混战中，破坏者手中的几只铁桶全部被大学生们夺了下来，一打开桶盖，一股浓烈呛鼻的煤油味喷射而出。桶里装的果然是燃烧物。灵隐寺逃脱了一场烈火之灾。破坏者撤走之后，一部分浙大师生返回学校，但仍有许多师生继续留下，他们一直坚持到第二天天亮，才陆续返回学校。
随后的数天里，灵隐寺的场地上白天总是熙熙攘攘，两派观点的学生，甚至群众仍然在现场激烈地争论着。到了夜晚，人群渐渐散去，但始终有部分人坚守在灵隐寺大殿的四周。

总理值班室来电
8月27日，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传达周总理关于保护灵隐寺的指示。浙江省委秘书萧贻接电话后，马上将记录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童小鹏是根据总理的指示在中央办公厅给浙江省委办公厅打的电话，要求省委领导同志对红卫兵做好说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灵隐寺。在接到周总理指示后，浙江省委当即组织省市机关干部前往灵隐寺传达周总理指示。此时已经是当天的晚上了。
当晚，在天王殿前冷泉亭附近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一盏高高悬挂在树上的汽灯把周边的场地照得透亮。在灵隐寺现场的群众早早地被吸引到这里，只见大岩石四周人头攒动，大家翘首以待省市领导传达总理的指示。
不一会儿，杭州市市长王子达，一个个子矮小的小老头到达现场，他登上临时的小讲台，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国务院总理值班室电话记录。现场的扩音设施不太好，王子达市长看着手上的稿子，尽量提高嗓门，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念道：“8月27日北京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来电，第一，希望革命的小将们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为灵隐寺的问题发生冲突；第二，灵隐寺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上，尤其在东南亚地区灵隐寺享有很高的声誉。希望能够保留下来……”未等王子达市长传达完毕，全场早已经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万岁！”“坚决拥护国务院的重要指示！”等口号响彻云霄。口号声淹没了王子达市长的声音，以至他下面传达的另外几条指示的内容几乎没有人听清。因为大家认为只要总理说灵隐寺要保护这一句话就够了，其他的话语都是多余的。
总理办公室来电鼓舞了大家，现场一片欢腾。守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和其他群众奔走相告。而那些赶来砸寺庙的红卫兵们则萎蔫了。

市长隐瞒了一条“重要指示”
可是谁也不知道，那天晚上王子达市长传达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时，曾干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这一段隐情到后来才向部分浙大学生代表们公开。
那是在灵隐寺事件平静下来的一周后，当浙大机械系派出学生代表到杭州市政府约见王子达市长商量保护灵隐寺的后续工作时，大家才知道，王市长当时在灵隐寺宣读总理电话指示时，乘着现场喧腾的那一刻，把记录稿的最后一条指示隐瞒了，没有向现场的群众传达。
这条指示的大概意思如下：要爱护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积极性，要是大家一致同意砸掉菩萨佛像，那就砸掉算了。这是事关灵隐寺存亡命运的一条指示，也是可能会重新挑起两派群众争斗的一条指示。
王市长把这一条指示隐瞒不宣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难道这是他个人的胆识吗？不完全是。是群众，是广大杭州市民以及现场成千上万的浙大师生和来这里声援的各界群众给这位个子瘦小的市长壮了胆。有了那么多的群众支持，王市长才有那样的胆量。这就是人心向背的力量！
把总理值班室电话指示全部内容连贯起来看，这是一份充满矛盾的文稿，尤其是最后一条指示是多么无奈的决定呀！在当时政治形势下，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的政治生命甚至身家性命都不保的情况下，谁敢执意顶着“破四旧”的风浪，与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呢？因此，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总理，做出“要是……那就砸掉算了”这样的无奈决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广大的杭州市人民可以作证：灵隐寺不只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修复和部分重建还包含着周恩来总理的热心关怀。
人们记得：在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的艰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从国库拿出宝贵的一笔经费，用来修复部分倒塌的灵隐大殿和遭受压毁的释迦牟尼佛像；1956年，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大佛的石膏稿样，当场指示说：“佛像的脚应该露出，腿部须放大，头发要用螺旋式，各方面都要符合佛教传统。”对这座倾注总理多少心血的重要艺术品，却又不得不亲自作出“要是……那就砸掉算了”的指示，那是何等的痛苦呀！可以想象，当时周恩来在批准这份电话指示时，那心情是怎样的矛盾、焦灼和无奈。

封闭灵隐寺
8月28日，总理办公室的指示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整个杭州城，社会上的舆论更加倒向保护灵隐寺的浙大师生一边，中学生红卫兵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中学生红卫兵决定全面撤退，一个不留地撤出了灵隐寺景区。
当中学生红卫兵列队开始撤退时，有足智多谋者突然振臂高呼：“向中学生红卫兵学习！向中学生红卫兵致敬！热烈欢送红卫兵小将！”现场的人先是一怔，后来似乎突然明白过来，跟着一起喊起口号，而且还伴以热烈的掌声。此时此刻的口号声和掌声是真诚的，没有丝毫讥讽或嘲弄的成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放下“武器”不砸灵隐寺，就是一种觉悟，理应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在红卫兵大串联开始后，杭州市绝大多数的红卫兵也都踏上大串联的征程，杭州城里几乎很难见到有组织、规模较大的红卫兵队伍。“破四旧”的风潮暂时偃旗息鼓，趁此间隙，杭州市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灵隐寺以及整个灵隐景区包括飞来峰造像等从即日起全部封闭，停止对外开放。杭州市园林管理局组织建筑施工队伍进入灵隐寺，夜以继日地施工，迅速地用砖头、石灰把灵隐寺内的所有大殿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当时西泠印社岳飞等人手书真迹碑刻也都效仿这种方法才得以保护下来）。当建筑工人封上最后一块砖头时，在场的众老和尚都如释重负地嘘了一口气。从此后，释迦牟尼佛陀和众神、众菩萨将不再受到尘界的惊吓和烦扰了。

尾声
座谈会该结束了。悟智法师笑容可掬地说道，“感谢在座的各位学长给我们追述了发生在37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们保卫灵隐寺的重大事件。英勇壮烈的场景犹如就在眼前，仿佛使我身临其境，使我震惊，令我感动。文革开始那年，我刚刚出生，因此不可能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一直到我从‘灵隐寺历史大事年表’中才知道这一事件的经过。今天听诸位学长的发言，使我对事件的全过程有了详细的了解。当年浙大师生保卫灵隐寺的英勇行动实在是功德无量，应该载入史册，流芳百世。”
根据安排，座谈会后是参观近几年新建和重新修缮的新、老殿宇建筑。此刻虽然是午饭时分，两大殿宇里外仍是人山人海，有焚香燃烛、顶礼膜拜的，有许愿祈福的，更多的是来游览观光的。有来自东西南北的国内游客和信众香客，还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外国旅游者。无论是怀着怎样的目的来到这里的人，无不为灵隐寺的宏大规模和殿宇恢宏庄严的建筑艺术所折服；为气韵生动、妙相庄严的释迦牟尼大佛，笑口常开、大肚能容的弥勒菩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众神、众菩萨仪表神态的艺术造型所倾倒……
面对眼前的一片太平盛景，大家感慨万千。抚今追昔，要是当年没有浙江大学师生和杭州社会各界群众奋力保护，没有周总理的电话指示，还能有灵隐寺的今天吗？文革中，全国古刹老庙被砸、被毁不计其数，能够部分保存下来的算是侥幸。但是，像灵隐寺这样，毫发未损、完整地保护下来的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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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林彪日记》后记

李 德

（左图：李德近照。舒云摄）
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之际，《林彪日记》与海内外广大读者见面，我感到由衷的快慰。林彪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早已彪炳史册。本书是我为缅怀为新中国诞生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林彪元帅及他的战友们，追念其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建立的丰功伟绩，抱着对林彪元帅客观公正的拳拳之心，与知名作家舒云一起努力劳作，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历经20余载而编著的一部百万字长卷。原拟在林彪元帅百年诞辰时出版，未能如愿。现付梓出版，我心中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了却了平生夙愿。

本书采用纪实手法与日记形式，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求真务实原则，重在客观公正地记叙林彪元帅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并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披露于书中。凡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作战行动，请示报告、军事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坚持以确凿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全书加有注释以尽量使其言之有据。凡涉及野史、演义之类描述林彪生平活动的说法一律不予采用。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对非军事活动则从简。对林彪元帅的军事论著、力求根据所能搜集的大量相关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第一手数据，为读者提供全面、系统、客观的珍贵史料。

我个人既不属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着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以还原其叱咤风云、常胜疆场的英雄本色。回顾本书编著成卷的艰难历程，我激情满怀、感慨万千，那令人难以忘却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从1959年12月到1964年10月在林彪身边任秘书。九一三事件后，原林办的工作人员，全都以最快速度被集中到北京西山的亚洲疗养院。这里是中央项目组的办公地点，也是关押与林彪一案“有关”人员的临时监狱。防火墙内戒备森严，警卫林立，如临大敌。九一三事件之前，我已遭不公正待遇贬职下放到青藏线某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几日，我奉召从风雪高原上的青海格尔木，日夜兼程被“护送”到北京，事先毫不知情。到了这里后，当即由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单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我只听他传达了文件的标题，脑子轰然一声，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这位部长读完文件后又说了一大段话，我懵然不知，呆若木鸡。他看我毫无反应，稍等了几许。这时我似若醒悟过来，慢慢地说：我刚才什么都没听清，能不能让我自己看一看文件，他同意了。林彪事件对我的震动之大，可以想见。

直接负责亚疗项目组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中国公安部部长李震（两年后突然自杀）、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等，他们要求我们这些被关押的人毫无保留地揭发林彪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帮助党中央查清林彪一伙叛党、叛国的阴谋。

然而，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认真、反复回顾在前毛家湾八号工作的前前后后、日日夜夜……那时，几乎每天我都要见林彪一两次面，加之我还兼管着林彪读书学习方面的事务，这样一来与其见面的时间就更多一些。开始是关光烈秘书和我，1961年又添了一位周衍盛，我们三个都怀着崇敬的心情做着林彪交付的工作，丝毫没有察觉到有任何可疑的言行作为。给我的直觉，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领袖人物（我曾在《林彪读书见闻》一文中，披露其与叶群1960年1月至11月的学习情况），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叛党、叛国的头目？

当时，我无从揭发，只有尽力把在林彪办公室时所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事，一律事无巨细地一一加以罗列，作为揭发材料上交。好在我已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调离了林办，所以项目组对我并不十分苛刻和严厉，没有更多地难为我，只要求我老老实实地等待组织上的结论。大约一年左右，我们搬到了公安部所属的北京市团河劳改农场，改称为中央组织部办的“读书班”，边揭发边批判、边学习理论、边劳动改造，又延续三年。

在团河农场的三年间，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为什么如此频繁？在短短的50年（1921年至1971年）内竟有十次之多，而且又如此的复杂和尖锐？而每一次路线斗争无疑都要整肃一些领导人，伤害一批干部，殃及一部分群众。甚至血泪横流、骨肉分离，怨声四起！

特别令人痛心的是路线斗争的衍生物。九一三事件之后，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怪事、错事、坏事一古脑儿往林彪名下挂，而使那些真正应受到历史责罚的人置身事外。随之一些丑化、歪曲、妖魔化林彪的言论述评接踵而至，把一桩极为严肃的政治事件庸俗化了，这正是某些人所希望的。
作为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首脑人物林彪，既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又被捧上毛的“接班人”位置。然而仅仅时隔两年，却突然从青云直落地狱，横尸温都尔汗，好人耶？坏人耶？我想弄个究竟，于是萌发了全面、系统研究林彪生平活动，进而编著《林彪日记》的初衷。

1988年，我离职休养后开始搜集、阅读、整理有关纪实林彪生平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开展工作十分艰难，借阅资料往往遭到婉拒，专访知情人亦相当费力。不仅如此，还得冒着风险、顶着压力，随时准备应对各种各样不测的发生。

幸运的是，其间得到知名作家舒云的倾力协助（她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林彪画传》等著作畅销海内外），由于在如何认识林彪、如何结合中国革命史研究林彪的问题上，我们有着许多共识，商定共同编著出版本书。

《林彪日记》编著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史学工程，涉及问题众多。林彪元帅的一生，囊括了整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要真正全面、系统反映林彪元帅的生涯，客观公正地展示林彪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经历、命运遭遇、个性风采和胆略智慧，并非易事。尤其是编著在历史上带有争议的林彪事迹更是如此。因此，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

显然，林彪元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可能通过《林彪日记》就可论定。但我深信《林彪日记》能再一次向世人表明：林彪的一生，无疑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文革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全面、系统地看到林彪元帅在长期军旅生涯中，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大智大勇、慎思断行，具有非凡的军事胆略和军事才能，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时至今日林彪元帅仍是一位未被史家论定的历史人物，但我坚信林彪是一个最经得起研究的人。历史的误会，随着时光的推移终归会澄清的。但愿《林彪日记》的问世，能为世人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揭开蒙在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自然，我们相信书中一定会存在着疏漏甚至错误，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在此，特别感谢香港明镜出版社和何频先生，感谢他们独具慧眼，出版了这本《林彪日记》和一批有关林彪的书籍，为林彪事件研究贡献巨大。

本书中许多有关林彪生平活动的数据和信息，来自于众多同仁的提供、支持和关心，本书的编著出版同样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倾注了他们大量的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原载李德、舒云编纂《林彪日记》，明镜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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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一部极有价值的林彪年谱——读《林彪日记》

丁凯文 司马清扬

　　今年9月份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李德与舒云编纂的《林彪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这是首次出版的林彪元帅的年谱，是研究林彪一生不可多得的资料。全书1227页，共约120余万字，工程浩大。作者千辛万苦，历经二十多年方始完成，令人由衷起敬。众所周知，国内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编纂传记和年谱，他们享有很多的特权，如利用国内档案，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走访的当事人，查阅国内外各种报刊资料等等。而林彪是被当局打倒的“反面人物”，不仅相关的研究极为匮乏，其传记和年谱更是付之阙如，举凡涉及林彪的那些书籍或文章也大都按照官方的宣传口径处处予以贬低、批判，鲜少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述。由此，李德与舒云编纂的这部林彪年谱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全面、完整的介绍

要做到全面、完整地介绍林彪的一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为不易。一来有关林彪的资料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全面封锁，世间能看到的多是官方的批判性资料，不少内容被人为地夸大、剪裁或篡改、歪曲，而鲜少有研究者在这方面下功夫，故能发掘的资料不易找到，更不用说那些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了；二是林彪的性格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一派军人的风格，即使是很熟悉的同级或下级交往也不多。这种不事张扬的性格使外界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虽说战争年代林彪的相关资料人们尚能收集到一些，但是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找了，如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的资料，抗战期间林彪赴重庆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等。另外，中共建国后林彪曾一度患病严重，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故这方面的资料就少之又少了。而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杰出的贡献，却也因其倒台而被一笔抹煞。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全面、完整地收集林彪的史料就显得困难重重。李德与舒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林彪年谱从林彪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可以说事无巨细，全面记载了林彪从一名普通指挥员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的光辉历程，再现了林彪建国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很多重要经历，还原了那段被官方长期扭曲的历史。

举例来说，《林彪日记》对于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作了更正。林彪在1959年何时上的庐山，作者提供的日期显然更合乎实情。作者提出林彪是在7月25日上的庐山。（《日记》下册698页）此事可以由《聂荣臻年谱》记载的聂到林彪处谈工作印证，而且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时，林彪并不在场。由此可以判定林彪不可能在23日之前到达庐山。（《聂荣臻年谱》下册682页）而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借周恩来之口说林彪是7月17日上山，此说明显有误。这显然是同李锐认为的林彪在庐山批彭的“几句话，就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相得益彰的。（《庐山会议实录》226—227、285页）换句话说，不少人由此认为，林彪在庐山所起的作用似乎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刘少奇这几位党内的真正掌权者。李锐的回忆录是在庐山会议多年之后问世的，所以在具体日期上的记忆有可能存在某些偏差。问题是，这类偏差恰恰成为目前国内史学界由此批林的来源和根据。另外，关于1951年林彪何时从苏联回国一事，作者提出林彪是6月份回国而非通常所说的10月份。（《日记》下册680页）作者提到“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来往电报推断，时间应该是在6月18日。”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个日期是准确的。在《毛泽东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9日）中提到：“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说明此时的林彪尚在苏联。在《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提到：“致毛泽东同志：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而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则分别为高岗、金日成。此二人在《请求接见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51年6月14日）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这封信表明高岗等人是预计6月15日启程回国。随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21日）中说：“１、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电报来源：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此电报表明高岗已经回到国内。笔者推测，林彪很可能是参与高岗与斯大林会谈后与高岗一起回国的。具体时间根据高岗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6月15日动身，加上路途所耗时间，18日回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事亦有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可证——谭回忆道林彪从苏联“养病”回来，“舞迷”高岗通知我到东北交际处舞厅见林彪。（《见证历史：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时代》175页。笔者注：谭将此事误记为1952年夏）而且林彪接见的邓华等原四野几个高级将领的回国也是在1951年6月份。（吴瑞林《我向毛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况》，载《军事历史》2005年第4期）

考证细致、资料详实

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林彪年谱，必须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寻找历史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林彪日记》的作者以二十多年的时间搜寻了大量相关的文档、数百种有关书籍和报刊杂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务必使该年谱持之有据，真正做到了严谨和求实。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言“凡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作战行动，请示报告、军事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坚持以确凿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凡涉及野史、演义之类描述林彪生平的说法一律不予采用。”之所以必须强调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可信？盖因坊间流传的有关林彪的书籍秉承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按照当局定好的调子着意丑化林彪，其中代表性的书籍就有国内出版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林青山的《林彪传》，香港出版的辛子陵的《林彪正传》、温相的《晚年林彪》等。尤其是造假专家师东兵，伪造的大量文革访谈录。这些人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曲解历史，充当官方的喉舌和传声筒，其编造历史、篡改史实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其史料价值极低。因为官方的支持，这类“戏说”或曰“纪实文学”长久地横行于市，蛊惑人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严肃之史家对此类坊间野史也很难做到一一辨析。

我们鄙夷这些伪史、伪作，故我们必须大力提倡严肃认真的治史原则，做到细致的考证，资料的详实、准确。举例来说，对于林彪和遵义会议的关系，作者对长期以来的说法用确切的材料加以推翻。例如作为林彪军事上长期的搭档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作者提出：“林彪即席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重申他的观点，批评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因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的战例。林彪列举温坊战役未执行中革军委错误的作战方针，而坚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日记》上册110页）这些可以由前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加以印证。

不少资料极为珍贵，有些是首次披露

举例来说，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该诗以“凌霄”的谐音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唯一一首长诗。（《日记》上册249—251页）这首诗充满了对自己战友的深沉的情感，回顾了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的英勇经历，沉痛地悼念战友不幸的离去，同时也抒发了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林彪平时不善言辞，但是这首诗却体现出林彪作为一位常年驰骋疆场的猛士内心深处的柔情。

关于林彪在苏联养伤的经历过去少为人知，特别是林彪对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路线的准确判断。作者提到：“1939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则不这么认为。作者提到：“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日记》上册243页）显而易见，林彪否定了“先攻占乌克兰”一说，而强调德国将全线进攻，即从高加索（指的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亦即德国进攻的最南面的起始点）延伸往北，经过喀尔巴阡山再到波罗的海。林彪这一见解完全被1941年６月德国进攻苏联的实际路线所证实。

此外，《林彪日记》还收录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等，尤其是林彪在战争年代的资料十分丰富，很多资料原文照录，如林彪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方面的详细资料，包括林彪与中央就作战问题往来的电报，林彪对下属部队的指示、要求、讲话等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日记》下册1224页）

　　林彪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上。虽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规定，过去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林彪日记》提供的林彪在1949年7月1日所做的报告中则说：“但是华中局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及现有的城市工作经验（包括开封、郑州、武汉等地），经慎重考虑，觉得要正确贯彻二中全会的决议必须在步骤上与东北、华北有所不同。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根据这种精神，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匪特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为人民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各种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日记》下册647页）这个决定因地制宜，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而这个方针主要是林彪提出来的。无论是李先念还是黄克诚，或是杜润生对此都评价甚高。（《坚决执行华中局工作方针，湖北省委确定工作步骤》，载《长江日报》1949年7月4日）据时任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华中局的首次会议一致同意林彪的意见，请示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3页）但是此举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遭到批判。

相对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林彪心存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其政治上的软肋。或者说是“厚黑学”不到家。这点在战争年代就已体现出来。作者公布的完整的《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说到：“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８月初经我部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但城内难民又立即被疏散出数万人……”对于已经出来者，林彪提出“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林彪认为：“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日记》上册554—555页）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作者随后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林彪于是擅自作主，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日记》上册557页）建国后，毛泽东等人对于人民的死活更是不放在心上。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重点突出的文革部分

林彪卷入文革运动仅仅５年，在其整体的生涯中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期。但是这段时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争年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时期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可以说是个重点突出的部分。而这一时期也是被官方歪曲最多的部分。举例来说，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解决罗瑞卿问题。不少书籍和回忆都说林彪出席并主持了该会，然而，这些书籍和回忆却说不出林彪何时与会以及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或作了那些指示。《林彪日记》指出，“12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林彪未参加。”（《日记》下册907页）事实上，林彪也未参加1966年3月份的北京批罗会议。那次会议是叶剑英受邓小平委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复出，全然不提毛泽东和叶剑英在批罗一事上的作用，而是遵守周恩来定下的调子：“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这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最主要军委领导人。可是国内出版的有关“两弹一星”的书刊丝毫不涉及林彪这位军委主管，似乎林彪对此漠不关心，所有成绩都是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领导下干出来的。《林彪日记》记载：1966年11月，也就是文革轰轰烈烈爆发的第一年，聂荣臻在召集的国防科委研究发展“两弹”的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武器，仍然要贯彻林彪提出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日记》下册980页）实际上在1960年2月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林彪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日记》下册727页）如此重要的国防科学技术方针，为林彪首次提出。对于原子弹，困难时期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在少数，可当张爱萍1961年10、11月向林彪汇报这个情况时，林彪坚定地表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孟昭瑞《核工业发展50年的巨变：中国蘑菇云》第26节）这说明林彪对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发制造是极为重视的，并对此做过重要指示。事实证明，林彪虽然极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但并未因此而轻视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即使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中，中国的国防建设也未停滞下来，“两弹一星”、运载火箭和核潜艇的研制开发依然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与林彪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对于军事训练和突出政治的关系，林彪虽然讲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但是林彪还强调了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时间比例应该为三比七。（罗瑞卿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传达《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林总的指示》，1965年1月23日，载《工作通讯》第155期）对于军事训练，林彪一直都非常重视。此外，文革期间地方夺权斗争陷入混乱状态，但是解放军在林彪的领导下一直设法保持稳定，林彪也保护了很多军队干部。《林彪日记》以大量的事实印证了此点。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为林彪量身定做了一个主要罪名：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那么是谁最先提议林彪出任国家主席一职呢？《林彪日记》记载说：1970年3月“毛泽东让汪东兴转告林彪，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日记》下册1177页）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并请叶群转告林彪。毛泽东自己提出国家主席可由林彪来当，但日后却倒打一耙，指责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几点不足

　　要说《林彪日记》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第一，笔者认为，有些非常重要的林彪的讲话以全文公布为好。例如，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笔者所知，国内文献罕有全文公布的，包括在文革时期风靡一时的《林彪文选》以及讲话集之类。而这个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在若干年之后仍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亲历者袁宝华就说：“林彪的报告是29日讲的，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为什么说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还挺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性的话。”（苏华《关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回忆——袁宝华同志访谈录》，《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而后来颇受争议的“军队骡马化”也是林彪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此讲话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如果全文公布，则可以澄清这个史实。

其次，笔者以为一些史实的记录还应更准确一些。如1966年8月6日毛泽东要求林彪从大连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接林，吴法宪本人并未去大连，而是在北京机场迎接。此事吴法宪自己的回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皆有明确记载。但是《林彪日记》写成毛泽东“派空军司令吴法宪乘专机去接。”（《日记》下册932页）“派专机”和“乘专机”仅一字之差，但却是一则史实之误。

此外，在引用他人的回忆时也要考虑该回忆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林彪日记》记载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关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和对毛泽东冷面相向，不打招呼，且最后竟然对毛“不辞而别”的情节。《林彪日记》称：“在毛泽东面前迟到早退的事情，过去没有过。”（《日记》下册1197页）这则说法和判断显然来自摄影记者杜修贤的回忆《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63—66页）。这则事后的回忆影响颇广，但是却有明显的漏洞，有编造史实之嫌。据张光瑜先生考证，1971年5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就是杜修贤所称拍到的唯一一张且被日后人们反复引用的毛泽东、林彪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而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且毛、林的着装与第一张照片一致，照片的背景为全黑色，显示出是在夜间，照片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如果这第二张照片是真实的，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一说就不能成立。那么这一张又是谁拍的呢？如果确有这第二张照片，杜某人所称的“唯一一张毛林照片”说就不能成立。除非人们能够证明第二张照片是假的，并非摄于1971年5月1日当晚。然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杜某人的林彪对毛不辞而别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可信。理由是（１）记者的活动范围向来就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２）“五一”的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３）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认定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４）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庆典之时公然对毛不敬？这完全不符合林彪一贯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对毛泽东的一贯态度。（５）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肯善罢干休？可是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毛泽东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与叶群作了亲热长谈，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林办的秘书们炫耀。（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622页）所以笔者认为，摄影记者杜某人的林彪在“五一”当晚故意迟到且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极不可信，确有伪造历史之嫌。至于杜某人在其文中所言林彪迟上天安门是因为要过毒瘾吸大烟，更是一派谎言，编造得如此拙劣。这个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说还能站得住脚吗？

最后还有一点，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整体过程，《林彪日记》的记载显得过于单薄，应该参考《重审林彪罪案》中渔歌子先生的“林彪文革大事记”，综合几方面的材料，使得读者更能从中了解这一复杂事件的方方面面。

兼谈另一个所谓的“林彪日记”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在2006年8月号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罗冰的短文：《林彪日记档案揭秘》。该文声称，“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这个所谓的“林彪日记”在网上流传甚广，但是仔细阅读即可发现这篇“林彪日记”根本就是伪造，编造得荒诞无稽。
首先，林彪的家人、秘书与林办其他工作人员都否认林彪写过任何“日记”或口授叶群记录过任何“工作札记”。
其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所谓的林彪的话语明显是伪造的。如1967年1月上海夺权斗争之时，林彪竟然私下里称毛泽东为“Ｂ52”。最早出现的称毛泽东为“Ｂ52”是1971年3月林立果几人搞出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不过仅仅是林立果与自己几位心腹人士周宇驰、于新野等极小圈子内私下的说法而已，起因是他们观看过一些国外影片，因美国的Ｂ52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被称为“空中堡垒”，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故以此隐喻毛泽东。而林彪怎么可能在1967年1月就开始称呼毛泽东为Ｂ52呢？

再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林彪谈话都是典型的故事型的小说家言，如该“日记”称：“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这种戏剧性的言语明显是编造的。再如，该“日记”称：“1969年10月17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Ｂ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Ｂ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Ｂ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已于10月15日去了武汉，林彪在16日去了苏州，林在17日下午口述了六条指示，内容就是针对苏联可能以边界谈判为目的对中国实施的突然袭击，也就是日后的“林副主席一号令”。所以该“日记”所言的10月17日中央会议乃子虚乌有。由此可见该日记编造之拙劣。

海外的一些政论性杂志常常为了批判毛泽东而有闻必录，从不考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也就不断出现秘闻、秘史，诸如“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等等。这些编造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幕消息”，且乐此不疲。一些普通老百姓往往难于辨识，因而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可叹的是，一些较有头脑的知识人，包括一些号称史家的人也真伪莫辨，在写作时大量引用这些伪作，致使其文的质量大打折扣，大受伤害。当然，有些人明知这些内容似有不妥，但是因为符合自己的需要，在写作时也就宁可相信之，这种人则另当别论。

《林彪日记》的两位作者

此书作者之一是舒云女士，曾出版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和《林彪画传》，还写作了许多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早已为广大读者熟知。
《林彪日记》另一位作者——李德先生以往却不太为世人所知，从1959年12月到1964年10月，李德先生曾任林彪元帅的秘书，与林彪元帅有极为密切的接触，同时对林彪元帅也有深入的了解，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得李德先生更有资格评判林彪元帅。虽然在文革爆发前李德就离开了“林办”，但是“九一三事件”后却无辜受到牵连，与“林办”其他人员一起被关押审查多年。李德先生经历了那段困惑迷惘的年代，然而却能潜心思考中共以往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从而下定决心在退休之后拿起笔来撰写这部林彪年谱。通过编纂这部《林彪日记》，作者希望读者能够进一步认识林彪的一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共军史，以及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我个人既不属于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着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日记》下册1124—1127页）

对于作者们的辛勤工作和巨大成就，笔者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者的辛苦不会白费，《林彪日记》的出版对于揭开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忆旧思亲】

重燃心香
——初祭姑妈，再祭爸爸

邓伍文

“就写他们姐弟俩的自杀”
写远去的人，我有过十余篇文字。亲人，同事，接触过的长者，能写的大多写了。可姑妈还没写，爸爸也没写完，笔涩，就涩在“自杀”上。
以前写爸爸邓克生，废了好几稿，惟一不废的是1998年的《有问有猜忆爸爸》（被收入《丹枫傲霜——经济学家邓克生》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简而又简地提到他曾自杀。还有好些停留嘴边的话，多围绕着自杀，噎下吧，总不甘心。而关于姑妈邓评，她孤零零地死于1967年的12月，到底是怎么死的，他杀还是自杀，没有人能说得清。
由姑妈而萌动笔祭之心，是初次拜访何家栋之后，在2004年春上。那次与何老聊，带出了我的姑父和姑妈。他们也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过，算是何老的老领导、老熟人。他们同何老的境遇差不多，沾了“宣传”，挨了整，被撵出北京。我带了姑妈的遗照，何老要看，他眼睛不好，盯着看了很久，说了声“多好的人啊”。他问起，你姑妈怎么死的，身后有文章、有人写过她吗？我含着泪摇头，他不再多说了。后来我才知道，何老全家的境遇比我姑妈更惨。
那年秋天，我住院几天，打算借病房一角写爸爸和姑妈。事先从网上下载了几篇谈自杀的文章，深深同感于“流血的创口是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不是新有一个“国际预防自杀日”吗？我们家蒙上“自杀”的阴影，正是这个日子！爸爸是1966年9月10日清晨投水自杀，被人救起的；国际卫生组织迟至2003年才将每年的9月10日作为预防自杀日。所以，我以“我们家与自杀”起笔，并告诫自己：什么都不避讳。
下决心笔祭一回，偏偏没能写下去。又搁下了半截稿。自杀太复杂。文革以至政治运动中的自杀，更复杂。我写不下去。
同一年里，姑妈唯一的孩子、我的表哥写出文章纪念他的母亲，说1979年2月，报社（姑妈生前所在单位）召开平反大会，关于死因“使用了如下措辞：‘惨遭毒打，迫害致死’，至于最后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仍含糊其辞。”是的，多少年了，我们没等来明确的说法。但表哥不再含糊，他以母亲“性格中开朗、倔强的一面，根据她被带回西安前的思想状态，‘自杀’的结论难以使人信服。而根据她性格中具有的刚烈的一面，当她一回来就受到始料莫及的两派夹击，身心交瘁，对现实完全绝望之余，以一死相抗议，以一死作倾诉，也是合乎逻辑的”。表哥多年收集材料，才勾画出他妈妈最后的那段人生：
1964年8月，她……调西安，分配在西安晚报社当总支书记兼副总编。文革开始后，她因来报社时间不长，日子还比较好过，仍像历次运动一样，积极带头学习，自觉检查思想，并“自信不会成为黑帮分子”。后来，文革转入“革命群众”内部两派斗争阶段，邓评被夹在当中而无法做到不偏不倚，一次因她拒绝签发冠以“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通栏大标题的清样，得罪了造反的一派。从此遭到审查和批斗，“假党员”、“国民党特务”、“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一项项罪名栽到她头上，她倔强的性格复导致批斗不断升级，由报社内部到拖上大街，由文斗到武斗，多次被打得鼻青脸肿，站立不支。当听说下次要到钟楼（西安闹市区，已有多人在该处被斗死）批斗后，邓评选择了出走。她于11月19日悄悄登上了东行的列车，举目窗外，茫茫大地，哪里有她容身之地？思之再三，只有到当解放军的儿子那里也许能受到政策的保护。于是转车南下，赴皖西儿子的驻地。谁知解放军营区也不是世外桃源，“不得当防空洞”的纪律森严可畏。她在儿子处休息了一个星期，儿子的劝说使她重新鼓起了接受考验的勇气，便又搭车北上。刚到北京侄女家，西安晚报的人即找上门来，于12月7日带着她同车回西安。走时携带了她在北京买的议价油、大米和钢精锅、棉毛裤等物，表示回去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要斗就斗，要到钟楼就到钟楼。”
次日回到报社，刚进门就被拉去批斗，“畏罪潜逃，罪加一等”，批斗的火力猛增，两派轮番轰击，直至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折磨了她一天。第三天——12月10日晨，她挣扎着伤痕累累的身子起来，到伙房买了两分钱酱油下面条。两小时后，负责看守她的青工呼救，说邓评自杀身亡，医务人员赶来抢救，业已断气。报社当即给她儿子发去急电一纸，寥寥八字，冷若冰霜：“邓评已死，快来收尸”，而在当时政治气氛下，来有何用？
（上图：邓评遗像）

他亲爱的母亲“就此草草了结，至今尸骨无存”！表哥终于直白地说：他妈妈对那个现实“完全绝望”，才以死“相抗议”、“作倾诉”的，这样的“自杀”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姑妈的死，我们知道得太少。没有第一现场细节——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生命如何结束的？……
姑妈家在城外，她在城里报社有单人宿舍，那间小屋以前我也去过，距她死，相隔仅两个多月吧。她有个小煤油炉，当时算是新产品，她何时熄灭生活之火的？她是由那小屋走上不归之路的吗？为什么没有最后的绝笔？既是清晨，酷爱整洁的她为自己做过最后的梳妆吗？……
我的记忆中，爸爸的自杀，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捱到领出最后一份工资，分作两处留下，起眼的一处钱少些，不易找到的有整一百元，摆放得平平整整。最后那顿晚餐，他照常叫阿姨做了份酸辣汤。他把遗书放在写字台正中抽屉里，没上锁，好让人一眼就看见。遗书的字也很规整，写完“撒手去遨游”还剪下了许地山的一段话，说只有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蝼蚁会理解他。他洗了澡换了衣才出的门，留下钢笔、手表，没带一分钱，只带了一小瓶烈性酒……
爸爸离开家，到人们开始寻找他，全城布置起来找他，都在上半夜。家里是二姐通知邻居金逊和杭迪夫妇再叫回妈妈的。金伯伯当时是省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代表省委奔忙在文革第一线。他和爸爸是抗日根据地里一同办财经的挚友。爸爸可能发生意外，事情的严重性不但对于我们家，对于这座省会城市都是空前的：成了文革开始后江苏的第一起高干自杀。
那天我刚入睡，被叫醒时约11点多。后来我常说，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这一夜就是1966年9月9日之夜。对于爸爸自杀的前前后后，他是否也存在对现实的“完全绝望”，乃至被救的细节，在他“幸存”的十年里，直到1976年11月底病逝，我们没人敢掏那个心窝子，让他倾吐心声。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向我说过这桩痛事。如果这么做，对于当事人是非常残酷的——“往创口上捅刀子”；但对于历史是有价值的——血和泪的历史越真实越有价值。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意识到，但早已失去机会。
爸爸被救15个月以后，他的同胞姐姐未能获救，爸爸未作过任何评说。我不曾听他吐过半个字，似乎是连叹惜之声都不愿让我们察觉。妈妈有几次向我提起，你爸爸那年自杀未遂，你姑妈连夜来电话，说大道理，要相信这，相信那，怎么能自绝呢！可她自己呢，万万想不到呀……妈妈很清楚，姑妈肯定是被打得受不了了。妈妈讲过，她自己也有过一次“畏罪潜逃”，也是受不了造反派的凌辱，躲到省军区大院，一位老首长的家里。隔了几天才重新露面，事后谎称是“奔父丧”，其实外公于一年前就去世了。
因为死者，也因为活着的人，家中几乎缄口“自杀”，三十八年恒守。表哥一篇迟到的纪念，把家族中最忌讳的“自杀”二字又重新勾起。他似乎接近于承认他母亲就是死于自杀了，虽不愿完全承认，但已为先人摆足了自杀的理由。妈妈说，应该好好写你姑妈。我说，就写他们姐弟俩的自杀。

他们怎么会“完全绝望”的
爸爸和姑妈为什么自杀，早先，我没拿它当作一个题目去思考并搜集材料，从不敢与人讨论。若重谈具体过程，按口述历史的标准，虽不致湮没，但已模糊而难以清晰；若搜一搜相关的背景，别人的悲剧，特别是熟人的悲剧，诱发他们彻底绝望，却是十分清晰的。
先说爸爸。导致他自杀最直接的原因，可以肯定（他“幸存”后坦然承认并被其他人认可的，其余的我不敢肯定）有二条：其一是被省委确定为“批判对象”，即将公开见报，领导找他谈过话（是谁谈的，怎么谈的，我不知道）；再就是友人吴天石夫妇的惨死。
当时爸爸和吴天石的“官”差不多大。文革初省委《新华日报》上两批抛出的公开批判对象，大都是爸爸的熟人，我们都得叫叔叔伯伯。被抛的孙叔平伯伯，与爸爸同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省社科院的前身），两人分任所长、书记，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我搞不清，反正由他们（加聂启坤阿姨）搭班子草创起哲学所。也是最早被抛出点名批判的吴天石伯伯，教育厅长，爸爸去过他们家。一次专为老朋友李仲融（胡风的连襟，夫人屠阿姨在胡风事件中自杀）再婚的事，爸爸单找吴伯伯私下商议，说明他俩有所相知。
省委就是“组织”，“组织”上要批判你，组织中的人没法躲。1952年春“打老虎”，爸爸经历过一次，以“巨贪”上了2月19日《苏北日报》的头版头条，一时间出了名的“大老虎”，诬告得活像真的——“黄包车往家里拉金条”。爸爸挺过去了，自己有没那事，自己清楚。这一次，怎么个“运动”法，爸爸虽在看，却不知怎么挺，自己的白纸黑字，自己哪说得清。听得吴天石夫妇被活活斗死，爸爸心中有底了。
吴伯伯和李阿姨的死，不是一般意义的心灵震撼。史学工作者严肃指明：“就现有资料来看，李敬仪和吴天石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上被打死的两个教育工作者。”（见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详情如下：
工作组的撤离，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以及文革领导人理论上对暴力的认可，这三个因素直接导致了1966年8月大规模校园暴力的兴起。
像李敬仪吴天石这样已经被点名批判已经被工作组“揭发批判”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马上遭到暴力性“斗争”。
1966年8月3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拉出门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架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拉到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一群干部和教师被拉到台上“斗争”。有人把成瓶的墨汁浇在“黑帮”身上，有人动手打“黑帮”。有人把装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这时李敬仪和吴天石就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身体伤害。
接着，他们又被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着走，他们很快就昏迷过去，然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横拖着。从学校往闹市区方向，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肉模糊。
李敬仪在“游街”过程中就气绝身亡。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来，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昏迷不醒。被“斗争”后，吴天石昏迷了两天，在8月5日死去。
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的年龄分别是53岁和56岁，并不很老。他们在经历几小时的“斗争”后死去，可以想见受到的“斗争”的暴力摧残程度是多么严重。（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爸爸那年55岁，长年高血压。他在家里听到吴天石被斗死的消息。姐姐记得，当晚爸爸独自坐在阳台上，夜很深很深了也不回屋。随后几天，他肯定还听到了许多，或许在公交车上，或许是在单位里。王友琴调查过，“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几乎路人皆知”。足有一个月时间，目睹“红色恐怖”继续扩展，爸爸的心越揪越紧。那阵子妈妈在工作队，不常回家，无法舒缓爸爸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政治浪涛前，身为“运动对象”，百口莫辩，命运昭然：将在非人的屈辱中受尽折磨。束手就死还不如先行自我了结，无望中爸爸选择了后者。他可能是犹豫再三才鼓足勇气的。选定了，他犹能自控，悉心地料理琐事；他也眷顾，拖着沉重的脚步，穿越漫漫夜色，独步走尽昏暗的街道，怆然于郊外的河塘边，抱着酒瓶，天已微明，最后才纵身一跃……
妈妈在怀念爸爸的文章中引过爸爸的绝命诗：
采石江中太白魂，我今携酒去追寻；
临终一醉千愁解，何必遑遑身后名。

可我从未听爸爸妈妈复述过此情节，也始终没看到过爸爸此诗的文字材料。这就是爸爸最后的情怀？在写作本文之初时，我还不敢相信。及至再修改时，查看了妈妈交给我的一大包资料，是爸爸文革前后的检讨交代文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是80年代中期组织部退还家属的。其中有爸爸1969年5月3日写的《我的检查》。爸爸自杀的日子确定了，自杀的直接起因也被证实了：
（上图：邓克生遗像）
到了九月九日晚上，当我听到旧省委已经决定对我进行公开的点名批判以后，我觉得真的是一切都已完了，顿时眼前一片漆黑。……我接着想到的，就是在明天的报纸上点出了我的名字以后，群众会怎样来对我进行斗争，我害怕这种斗争。特别是在我想到吴天石夫妇是怎样死了的时候，我更害怕。我想：我必须在见报之前逃避这场斗争，否则，我就会受不了。因此，我就在当天晚上采取了自杀行为，来对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时隔40多年才见到爸爸掏心窝子的话。
他的那首绝命诗的文字材料，也看到了。不假，是爸爸的诗，只是并不是当夜所作，而是心中“准备”已久，没来得及写进遗书，“遨游”路上，痛苦吟哦罢了。
姑妈是遭毒打后沉入绝望的。1967年时，我在姑妈家里有一百来天，9月底才离开西安回南京。那时，姑父刘子久“大叛徒”（与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同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已满天飞了，姑妈这个昔日的党总支书记，在单位群众眼里顿时被视为敌对的一份子。如果她不掌点儿小权，或许能超脱一点。当时的西安晚报是市委的机关报，名为晚报，实为日报，除了省报，它是西安的老二。市委已经瘫掉，这张机关报却撑着，照常出，要对得起订户。报社远离市委大院，那边“变幻大王旗”了，这边姑妈还得坚守，只要不被夺权，就得每天看版子，老老实实“签字”。“文化革命”全面转入武化争斗，8、9月里西安两派的武斗就动起了真格的。我们住城外，亲历过几次“唆、唆”的流弹乱飞，有一次流弹头落在水泥球台边，我们一群孩子正坐在台上玩，还好奇地扒出了弹头。这已是红卫兵运动高潮的一年之后。“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就要在共产党市委“大报”（区别于造反派自办的各种“小报”）当通栏，以党报严肃的面孔煽动起暴力，必然会把隐藏在角落里的各种野蛮行迹鼓动起来。西安晚报社里有人热衷于这样，根子其实在北京的最高层，从理论上对暴力认可的中央首长“讲话精神”遍载于各种小报和传单。
我还依稀记得姑妈当时有过的反感，当我们面嘀咕过。她想抗，想躲，结果在“天罗地网”中一步步绝望。她到了安徽的六安，又到北京，再回西安，千里迢迢一个大三角。混乱的世道，辗转近二十天，记者出身的职业敏感，空前的暴力，大批的死人，她不会充耳不闻。就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一年前的8月5日在校园里被红卫兵活活毒打致死，最高领袖在天安城楼上却对该校的红卫兵负责人说“要武嘛”，紧接着平均每天四十多条冤魂，持续一个多月！（有统计，1966年8月20日至9月30日，北京被打死者是1772人。）满城的“红色恐怖”味，何曾消退？你一个“畏罪潜逃”的人赶来吸上一口，恐怖感愈加笼罩。
姑妈和卞阿姨在抗战初期可能有过相遇，可能会是在长沙的《观察日报》社。（关于这一点，卞阿姨的丈夫王晶垚曾给《观察日报》的老人李普打电话长谈过，我正好在李老家，在一旁听得真切。事后忍不住也和王老通电话长谈过。大家都认为有可能相遇。《观察日报》是中共湖南地下省委的机关报，当年爸爸是主要出资人，也当编辑。姑妈、李普当过该报记者,总编是黎澍。）从民族救亡的烽火，到民族浩劫的罡风，从自觉投入，到遭毒打无处躲，以至“完全绝望”，姑妈和卞仲耘，殊途同归。
2007年新春，我从胡杰手中接过《我虽死去》的电视纪录片，他拍卞仲耘之死，王晶垚追述了妻子死前，已多次被打，洗澡时还说“把身子洗干净让她们打死”。我注意到，这是卞仲耘死前最后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当我从《我虽死去》中看到卞仲耘尸体的裸照时，第一个反映就是联想到我的姑妈，她们是同命人呀。“惨遭毒打”“伤痕累累”的姑妈，浑身上下可能也是那模样，只是没有“立此存照”。
在文革初期的背景下，李敬仪、吴天石、卞仲耘，以及爸爸、姑妈他们，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被“组织”掌控着，上面比他们地位高的大官无力自保，下面普通老百姓同样没有生命、财产的保障。拿我就读的学校班级来说，任课的教师前后有十位，其中两位在文革中自杀，是教地理的刘老师和教体育的张老师。这样的死亡比例，如果放大到全市、全国，足以说明迫害人的“天罗地网”。班主任兼教语文的女老师只有26岁，成了小“三家村”，在全校被批斗多次，身上泼墨汁，头顶浇浆糊，都让人记忆犹新。留用的国民政府时代的教工，全属“牛鬼蛇神”，被关在音乐教室里，合唱《牛鬼蛇神嚎歌》，伴唱不用钢琴，而靠铜头皮带有节奏的“啪、啪”声。同样也是逼着校长来领唱。王友琴笔下的校园血腥，胡杰镜头下的校园血腥，对于我来说，非但不陌生，甚至可以补充若干目睹过的细节。
总之，浩劫之下，躲不过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嘛。可什么是“牛鬼蛇神”，本身就没有身份界定；如何“横扫”，也没有政策文本，更莫说法规限制。只要你身处这个界那个界，一旦成为运动对象，运动就不会给你留有希望。

反思“革命”，终止暴力
姑妈、爸爸没能逃过“革命吞吃掉自己的儿女”的铁律。轮到我们总该问一问：悲剧怎么会发生的？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所发动的革命，运动的目的是改变人的命运，怎么变成世上最无理性的野兽吞噬，公然动用起毁灭人的命运的手段了呢？问题还是出在“革命”上，我们所经历的历次“革命”，究竟算什么？
开始重写爸爸与姑妈以来，终于再思起“革命”。突然感觉自己很可笑，身为“革命后代”，对“革命”很无知，到今天才问起父辈们的如何“投身革命”，继而问如何“被革命吃掉”的。
姑妈和爸爸都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他们未出走家乡长沙前，所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和革命的杂拌。虽知有国民革命，也知有共产革命，但还不至于甘冒杀头危险去追随某一革命党。世界大战后接踵的经济危机，世界思潮对资本主义取否定态度，民族危亡逐渐逼到了家门口，苏联作为新生事物的示范力仍在上升，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潮，吸引着国内的知识分子——这一切，构成世界性的左倾风潮，一帮自幼的同伴们都“革命”了，多方影响所及，爸爸和姑妈真诚地跟进了，离家越走越远，接受共产党的理论越来越多，与共产党枪杆子队伍越跟越紧。有革命理想的召唤，革命圣地的召唤，青春热血只为民族救亡和国家兴旺，从握笔为枪到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真诚地以为这就是革命，提着脑袋参加这一武装集团，去反对另一武装集团，打了日本再打国民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革命“大获成功”。他们真心地以为，夺取政权的全部活动叫革命，建立起苏联模式的新政权的社会大变革也叫革命，以至防止复辟防止变修，“两把刀子”不能丢，都是毋庸怀疑的革命事业。这样的“革命”，核心其实是谁掌权，用他们同时代人的概括，可以叫“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与姑妈熟悉的何家栋语），或者叫“以先烈的名义，把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与爸爸熟悉的顾准语）。
在中国，发韧于辛亥革命的革命，一开始就面临两项课题，即原有政权的统治危机与社会的制度危机，两个危机为革命酿熟条件，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未成熟，前一危机可由推翻旧王朝结束，可制度危机始终未能解决，建立新制度的必备条件全然不具备，连续动乱中也没有成熟起来。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党的“革命尚未成功”，那个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都是枪杆子出政权的花腔变调。革命不应等同于改朝换代，是要诉诸新的政治设计的。由此我想起很令人钦佩的一位湖南人，就是已故的同辈人杨小凯。他少小年纪就以“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震惊中南海，蹲过十年大牢，他的双亲也是“一二•九一代”人，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1986年曾陪妈妈去拜访过他的父亲杨第甫老伯。“八九”风波前夕，杨小凯以“这代知识分子中一位思想敏锐者的情绪和直感”，写下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动乱的沉思，早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而提出“不主张革命”，他认为“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考核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杨小凯“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会延缓民主化进程”，他论证式地说过，在现代条件下“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并郑重告诫：“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爸爸和姑妈如果能活到世纪之交，很可能也是“两头真”，无愧于“一二•九一代”。但是，还得承认中间的大弯路。真诚不等于真知，真诚地投身革命不等于完全理解革命。革命是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诉求和行为举措，当旧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桎梏，社会各阶层普遍产生思变的强烈要求时，革命可以体现出促成制度代谢、推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按上述观点，社会形态的转变才叫革命，并将其和造反、王朝更迭区分开来，它绝不是国家机器的翻版，必须是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变迁。还须从形式上将“革命”区分为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早先英国的“光荣革命”，近年菲律宾的所谓“微笑革命”，东欧的“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没有暴力手段，便完成了对原有社会制度作全面彻底的大变革；更有思想革命、宗教革命、产业革命、绿色革命等等，也都不沾暴力的边，同样带来正面效应的变革。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动荡往往不可避免；表现出暴力行动，有自觉的，也有非自觉的即盲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盲目的暴力行动最多，破坏性也最大。思想家认为“非不得已，不宜采取暴力行动。因为一旦开始采取暴力，就难以避免盲目性”（黎澍语）。正如对殴时拳打脚踢，能掌控每一下的重轻准确吗？革命崇拜“铁拳头”，指导者与追随者难免失控，重拳之下伤及无辜，“吃掉自己的儿女”似乎不足为怪。政治运动跌宕起伏的中国更是一片能“把人变成狼”的“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的土地”。
革命——暴力——专制，常会循环演进。为反抗专制，不得已闹革命；想要战胜专制，双方展开“力”的大比拼，无论结局谁赢，过程就使暴力自然升级，让暴民暴君如同过着盛大节日；推翻专制的力量，谁来控制它呢？一旦成为失控的暴力，便埋下重新闹革命的种子。杨小凯这个饱受“革命”摧残的革命后代，在摸索中接受了洛克的精辟见解。按照他的描述，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就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这才是洞穿历史的真知灼见！“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缘由大概就在此间。
血干泪干，促人清醒，记取冷酷的现实经验，摒弃热烈的革命理想。大凡再有革命酝酿，可以赞同，可以反对。革命与反革命，在法律面前平等。反对革命的勇气应不亚于赞同革命时的果敢。对革命，既允许挺身投入，也应允许观望回避，甚至公然反对；运用暴力行动的“革命”决不能轻率赞同，当慎思予以节制，懂得靠法制、靠政治均势来制约暴君、酷吏及暴民。总之，理性地对待革命，可以克服盲目的暴力，减免自相残害，保全身家性命。为众“儿女”计，力避被“吃掉”，于“革命”大可若即若离也。再三再四令人叹惜的悲剧不能再继续了，先要从认识那类“革命”来终止。

把回顾与思考留下
文革受难者，大多是笔糊涂账。李慎之就说过：“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不可胜数，其中许多都是自杀他杀，莫可究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没法分清的，尤其是死者往往处于绝对隔离的条件……”尽管如此，焉能不了了之。我们不是老在说“文化革命博物馆”吗，巴金倡议，亿万赞成，这“望中楼阁”谁知何年月才能拔地起。在我想象中，应有“他杀馆”和“自杀馆”，应有“鸣谢”。鸣谢对象如王晶垚在1966年8月拿起照相机，背上了“十字架”；如王友琴的寻访写作，实录文革受难者；如胡杰拍林昭，拍卞仲耘——他们的心血辑录，铸就成果，可望成为文革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他们，我不禁自问：我们能为文革博物馆做点什么？
要把这种回顾与思考留下，不拘方式、载体，能用什么就用什么；
留下了，就是充实于有形无形的博物馆，也就加入了民族的集体记忆。
默默祈祷善良的人们不再蒙受“以革命的名义”降临的大苦大难。

2007年清明节前后初稿。
谷雨后修改，立冬前再改

本刊作了适当删节，经作者审定，文字略有改动。原文的第三部分“追问自杀的深层原因”（约3000字）已全部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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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从《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一文谈起

胡 泊

读迟泽厚《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注：发表于《往事》第41期，2006年7月24日）一文，觉得迟老的精神可嘉《往事》的按语在理。为什么以严谨著称的老帅有如此荒唐的谈话？网上评论分忽悠（毛）说、陷害（林）说和自保说几种。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无论就生理状态还是心理状态而言，当时病重的刘伯承已不能正常思维，所谓谈话大有疑点。
国防大学撰写的《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刘传）是迄今为止最高规格的刘伯承官方传记。此书对刘伯承最后14年的记载语焉不详，闪烁其辞。顺便说一句，其中未提1972年3月的“揭发林贼罪行”。凡此种种，极大可能与刘的病情有关：“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结合迟老的质疑，书中以下段落似应加以审视——
1972年1月6日，是刘伯承极为悲痛的一天。他情深谊厚的挚友陈毅，由于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打击迫害，不幸离开了人世。对老战友的深切思念，使他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这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完全丧失。他让人搀扶着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先传了进去。他只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最后见一见老战友的遗容。他走近床边，俯下身去，以手代眼，颤抖着从老战友枯瘦的面颊一直抚摸到冰冷的胸部，嘴里发出痛切的呼唤：“陈老总啊，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哟！”在场的人看着这位八旬元戎肝胆欲裂、痛不欲生的模样，无不潸然泪下，呜咽失声。
以上文字表明，此时的刘伯承尚存自主意识。不过也不能估计过高，有待进一步取证。1973年和1977年，刘伯承甚至出现在中共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主席台上。尽管他早已是卧床不起的重症患者，甚至丧失思维能力和自理能力！
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罪行，研究加强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这时，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给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残废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此信早于“批林”谈话。当然，这种信也可由他人代写。况且，《刘传》称：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将刘伯承自1960年以来的讲话汇集起来，印发军委各总部、北京军区及各有关部门参照执行。”
看来，汇集讲话到底是刘伯承还是叶剑英的意思，尚存两说。如果是叶，为何刘在信中只字不提？《刘传》闪烁其辞，此又一例。不过，同年10月刘伯承保存多年的2000余册教材被赠给军政大学，与此可谓一脉相承，应该符合刘的意愿。刘信对林彪有微词，用的却是复数人称“他们”，想必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被打倒，当时还未平反的副主席贺龙、秘书长罗瑞卿一并算入了。《刘传》对信中的事有记载，其谓云：
他常常说自己是一名“残废军人”，是军委的“编外参谋”，所提建议仅供军委和各总部决策时参考。他一再反对人们把他的话当作什么指示。但是，实际上，他的一系列深思熟虑、远见卓识的建议，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在加强国防建设和保卫边疆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处的“总是受到军委和各总部的重视”，与前面刘信中提到的“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的说法，似不吻合。
据《刘传》记载：
1972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渐下降，不得不住院进行长期治疗。……
中共中央对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十分关怀，周恩来3次亲临医院探视。医护人员也尽了自己的努力。因个别医生诊断失误，药不对症，致使病情逆转。
　　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过问，周恩来迅速作出“停药，以养为主”的指示，才使他的病情得到控制。
　　然而，由于刘伯承年事已高，残弱多病的身体终于不能恢复而长期卧床不起。
《刘传》中有两处晚年的刘伯承的正常表现，一是勉励幼子自强不息，一是为长孙起名。令人遗憾的是，却均未注明年月，只是笼统提到“双目失明”，“年满八旬”。1972年3月，他是否有精力留下长达千余言的谈话（“批林”谈话还只是摘选），实在可疑。
解放军画报社所编《刘伯承元帅》（长城出版社1989年）画册倒数第5幅的照片说明是：“1972年春，刘伯承在寓所。”（上图）倒数第4幅的照片说明是：“刘伯承和夫人、子女在一起”（左图为其局部）。从着装、场景可知，这2幅照片应该是同天或同时拍摄的。照片上的刘伯承尚属正常。随后倒数第3幅和第2幅分别摄于1981年和1982年，均为病容枯槁，呈现“假面具脸”。显然，1972年春是刘伯承作为正常人的最后时刻，此后就是植物人了。
对于刘伯承所患何病，1986年讣告只字未提，6年后问世的《刘传》亦然。据于医学完全外行的笔者看，无外乎这两种，现请教于各位，即脑萎缩或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下面是互动百科提供的两段说法：
脑萎缩临床表现——
思维紊乱、呈片段性、大事被忽略，小事却纠缠不清，常出现某种毫无意义的动作。性格改变，情绪不稳定，急躁易怒，任性，自私，多疑敏感，语无伦次，对人淡漠……
老年痴呆的症状分期表现——
第一期：遗忘期。此期表现为特别健忘，并在记忆障碍的同时，渐渐出现计算能力、认识能力和定向力障碍，活动范围减少，但尚能保持日常生活能力，基本上不需旁人帮助。此期是本病持续最长的一期。
第二期：精神错乱期。此期痴呆持续加重，病情急转直下，认识功能进一步减退，伴有失认、失语和失用，思维情感障碍及个性人格改变明显，行为明显异常，部分患者可出现少动、假面具脸和肌张增高，也可见偏瘫痫发作，日常生活已难自理，需他人帮助。
第三期：痴呆期：患者严重痴呆，处于完全缄默，完全卧床，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状态。常伴有恶病质、肌强直和大小便失禁。
如果刘伯承1972年2月尚能给叶剑英写信，那么3月的“批林”谈话也是同一时期的产物。从“谈话”的错谬与发病的时间推断，当时刘病转重，已明显表现出思维错乱。但是，有关人员仍然按照统一安排记录其谈话（秘书或家人捉刀的可能性不大）。这样错漏百出的谈话，也能堂而皇之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下发？恐怕效果是“一石二鸟”――既打了林，又损了刘，符合1958年毛泽东批刘的思路。这也能解释汪荣华等为何对迟的追问保持缄默。无论哪种，都是难言之隐。
据说，全球每年约有1500万人死于各种脑萎缩方面的疾病。相信每位看到这段小考的读者都能举出自己知道的例子。此病应该说早已有之，只是知晓率没那么高，那时人们往往以“老糊涂”三字冠之。但是，如果患病的是中共高官政要，而且是在文革时期，就不一样了。那必然讳莫如深。因此，刘伯承仍然被选为中共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刘少奇骨灰撒放时竟传出他请求中共中央让海军参与的说法；民间也有刘伯承在病床上对肖永银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对华国锋说“邓小平不复出我不进八宝山”之类传闻，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革命与疾病是一大可研究的课题。《病夫治国》一书提到毛泽东、周恩来，但中译本显然大加删改，绝非原貌。鉴于患“政治病”几乎成为领袖的特征（刘应不在此列），鉴于心理疾患多次引发政坛地震（如严慰冰匿名信），鉴于似有将文革喻为中国的一场大病的说法——那么，医生，特别是精神、心理方面的医学专业人士介入文革研究，就是再应当不过的事情了。希望早日看到这样的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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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续编）出版

舟 人

三年前，由邓鹏主编的文革前重庆老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被《中华读书报》推选为2006年大陆出版的百佳图书之一。此后，该书编者们再接再厉，又组织了全国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成都、长沙、沈阳、武汉、杭州、西安等二十余个城市和现居海外的老知青的回忆录，汇编成这部上下两卷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已于今年十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因为这些作者都是在文革前就上山下乡的老知青，所以他们的回忆录中大多涉及文革中特殊的苦难经历，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独特角度的文本。正如本书主编邓鹏在其带研究性的长序中所说：“在高潮迭起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因此，这套书（包括此前已经出版的《无声的群落》）的出版堪称填补空白之作。邓鹏在序中说：“《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无意提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高论，他们只想给后代留下一点关于暴力革命的代价的血肉文本。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训；没有总结，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相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本一百多位作者参与的集体回忆录集是他们恢复当年被极权政治所抹煞、今天被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声色犬马时尚所淡化的记忆的抗争，是一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宣言。”本书卷八是老知青诗存，搜集了几位老知青主要写于文革时期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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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1月24日成立）

主任——
冼恒汉，57岁，广西田阳人，壮族，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省革筹小组组长
副主任——
徐国珍，56岁，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省革筹小组副组长
张忠，56岁，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筹小组副组长
胡继宗，48岁，河北肃宁人，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革筹小组副组长
邱裕民，一般干部，甘肃“红三司”（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省革筹小组成员，工代会委员，中共党员
萧泽民，原共青团兰州市委书记，甘肃“红三司”负责人，省革筹小组成员，中共党员
常委——
张达志，57岁，陕西佳县人，兰州军区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李书茂，54岁，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省革筹小组成员
龙炳初，54岁，甘肃省军区政治委员，省革筹小组成员
铁峰，炮兵师长，兰州市革筹小组组长
姚树荫，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
王国瑞，原甘肃省副省长，省革筹小组成员
白学光，原兰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省革筹小组成员
朱培屏，原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赵滔，原兰州铁路局党委书记
白明，原甘肃省总工会副主席
李宗虎，技术员，兰州铁路局“红总司”主要负责人
谢金生，一般干部，“工联”主要负责人，工代会主任委员，共青团员
白富贵，农民，“农三司”负责人，农代会主任委员，公社一般干部，共青团员
李荣山，兰州化工厂技术员，厂革委会副主任，共青团员
于宝亭，兰州铁道学院学生，省革筹小组成员，大专院校红代会常委，兰州铁道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委员，共青团员
赵连璧，兰州四中学生，省革筹小组成员，兰州四中革委会副主任，中学红代会委员，共青团员
李毓，中层干部，“遵义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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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丁东来信：
今年的二十六期信息量大，甚好！其他网刊和博客有新史料、新见解，用选登方式编入《记忆》，有利于本刊成为了解和研究文革无法回避的平台。

二、庄菁瑞赐函：
我对上一期那篇《桥洞诗人》情有独钟。胡惠溥是我心目中的“理想”文人形象。当代中国缺少这样的人，这样的大师。我很佩服他，他的“故事”，让我感动！
陆长林说刊物的质量在走下坡路，我倒不这么认为。“书摘多了，文摘多了，博客文章多了”并不代表刊物质量下降，只要这些文摘，书摘，博客的文章内容新颖，文字生动，一样能够吸引读者。相信“记忆”的读者群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和我一样，并非专业研究人员，我们读记忆，只是希望多了解一些那个年代我们不了解的事，希望看到当今学者们对那个年代所发生事件的观点，评论，以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至于这些文字的来源，并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诚然，如果能多一些原创性的文章，多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更能增加刊物的可读性和知名度。但这一切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尽力而为就是，不必苛求。至于研究性的文章，我相信本来就不多，要原创，更是不易。
个人认为，一个好的刊物，并非一定是大师文章云集的刊物，只要有自己的特点，有独特的办刊理念，文章有可读性，能在广泛的人群中吸引各类读者，它就是好的刊物。从这点上看，《记忆》做得还是不错的。简陋的条件下，能有此成绩，值得庆贺。望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刊物长久地办下去。

三、陈益南建议：
上期《记忆》上那个旅法读者的批评信，说得很实在。要想想办法，提高提高。我倒觉得，全部原创稿，长期肯定会有困难，一则现在写这方面文章的人本就不多，二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阎长贵那样豁达、只“问史求信”，只要有，就会发来。
另外，有些尽管是原创，但那文稿所述的意义却又不大。我认为，应该在“主题”上做文章。“主题”，是一种思想牵引，是无数“记忆”的升华。但是，主题却不能直白在文稿中，而是在编辑的蓝图中。然而，读者却能在阅读中感受到，并由此获益。这样，文稿的原创或旧文摘选，都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让读者感受思想，而不仅仅是满足他们对故事的猎奇。

四、沈迈克的看法：
不管那位法国读者怎么评价《记忆》，在我看来，《记忆》仍旧像以前那样趣味盎然，那样信息丰富，那样令人愉悦。我之所以不能为它提供原创且有趣的文章，是因为语言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