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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２６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总第三十六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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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忆旧思亲
赵越胜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
书评与序跋
王广宇 《“四人帮”兴亡》读后——兼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
史林一页
路 阳 对“北京人民公社”名称由来的考察
文摘
余汝信 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吗
林 达 我为什么也不震惊
乱世民情
陈仁德 “桥洞诗人”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博客文选
朱永嘉 周恩来曾想选调徐景贤和我管文教
朱永嘉 谈写作组、余秋雨、姚文元及其他
钱大川 从收攒到收藏
简讯
樵 余 从“四清”走向文革的一个典型——推荐《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
司马清扬 介绍一套资料汇编
故纸堆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一篇检讨
小资料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1、商羽谈文革中的另类反抗 2、旅法学者陆长林批评本刊走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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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小青工与“学术权威”
——文革后期问学于周辅成先生
赵越胜
我受教于辅成先生始自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我是北京“小三线”兵工厂一个开磨床的小青工，整天猫在怀柔深山沟里，忙着给红色高棉造40式反坦克火箭筒和72式反坦克地雷。而辅成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我与先生天南海北，两不搭界，怎么会有了师生缘份？其中故事要从头讲起。
一
七五年六月底的一个早晨，车间书记戴五正师傅到车间来，悄悄告诉我，昨天厂里接到通知，今年有一个去北大哲学系读书的名额。我一听，心直跳，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事啊。戴师傅说，碰到几个厂里中层干部，都说，肯定是你们车间小赵去了。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指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各个单位闻风而动，纷纷成立“工人理论队伍”。随后就有“六本书”的名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是车间工人理论小组组长，负责给师傅们辅导这些马列著作。六本书中《反杜林论》和《唯批》是哲学著作，在那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工人师傅看来，这玩意儿纯粹是天书。但是理论学习的形式绝不能缺。于是每周都有半天经典著作学习时间。我在台上讲，师傅们在台下睡，真可谓“聒噪与鼾声齐飞，唾沫与涎水同流”。也有几位从五机部机关下放到厂里的干部，文化程度比较高，有兴趣听我的辅导，常常给点儿鼓励。所以说起要送人去北大上学，便想到了我。
经过一个多月的基层推荐，领导讨论，最后的结果是我“名落孙山”。找戴师傅问究竟，他同情地告诉我，在我的人事档案中，有记大过一次的处分，所以政审没通过。
这事儿得从去年夏天说起。
工厂宿舍对面山崖下有一深潭，潭水清洌，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酷夏午休时，我们常在潭中嬉水。厂里的小兄弟都是北京来的七○届初中毕业生，自小穿惯三角泳裤，到山里依然如故。山村里的农民小伙下河都穿及膝大裤衩，三角泳裤在他们眼里等于赤身裸体。偶有村儿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旁经过，我们这些人就有了调戏的嫌疑。那天中午，厂里的弟兄们又去游泳，有几个村儿里的小伙儿就站在河边骂。我正躺在岸上晒太阳，听他们用怀柔土话骂得有趣，便学着他们的腔调和水里的哥们儿开玩笑。大家嬉笑一阵，谁也没当回事儿。
下午上班时，我刚走到厂门口的水泥桥上，路旁猛冲出几条壮汉，扭住我双臂大喊：“就是他，学俺们农民，带队部去！”边喊边扭着我往村里走，当头便碰上了来上班的众弟兄，拦住问究竟，言语冲突间便动起手来。村儿里的小伙儿固然身强力壮，但不如工厂的弟兄身手敏捷，交手片刻，已见有三两农民倒地不起。在壮汉的夹持下，我挣扎着抬起头，见“发小”嘉浩正从山坡上飞奔过来，身边又钻出小个子李志刚，上手推胸，下脚使绊，扭着我胳膊的壮硕青年便跌入河中。厂头儿跑出来劝阻，但人仍越聚越多，混战一团。大约半个小时战斗结束，有几个农民弟兄不知被何人下狠手，板儿砖拍昏，急送怀柔县医院。
这下子事儿闹大了。沙峪公社报怀柔县，怀柔县报北京市，定性为“破坏工农联盟的集体斗殴事件”，市委责成市机械局严肃处理。于是召开全厂大会，厂长高凤岐宣布给我“记大过”的处分。我不服气，找厂长理论，高厂长一席话让我哑口无言：“厂里给受伤的农民赔偿，轻伤800块，重伤1600，你赔得起吗？”结果就是档案中装进了记大过处分书，从此“底儿潮”。这次推荐上大学，档案就发挥了威力。
知道政审没通过，我彻底绝望。在中国，档案就是一个人的命根儿啊。想想今生怕是再无出头之日，心里郁闷到极点。
九月初，弟兄们见我终日闷闷，便提议去登慕田峪长城散散心。清晨出发，踏着朝露，沿崎岖小径登山。道旁杂花缭乱，野香醉人。秋梨、山楂、苹果，艳黄、殷红、青紫相间，织成满眼的斑斓。一行人穿行林中，手脚并用攀岩，中午时分，古长城已在脚下。三十几年前的慕田峪还不是旅游点，古城墙大半坍塌毁损，一身岁月的苍凉，静卧在褐榻翠衾之间。
回到厂里已是晚饭时分，戴师傅急冲冲地在食堂找我，把我拉出买饭的队列，说有好事。厂里又有一个上学的名额，市机械局要办一个专职哲学进修班，老师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这次不用再讨论，就让你去，你小子可别给我丢脸。我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谢他，随后窜出食堂去找我的小弟兄们。当晚大家把这个月的菜票全凑出来买了散装啤酒，狂饮一场。月底把全部家当扔上一辆“大解放”，我一路烟尘地回到了北京。
二
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上午十点，一群来自北京市机械局各个工厂的“理论骨干”集合在德胜门城楼下，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清河镇小营，原北京市机械学校。我们的哲学进修班就办在这里。全班约四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大概就是我了。由于我们都是来自工人阶级队伍，学校便没安排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只是读书。课程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选读。学习时间安排得很满，大课后分组讨论，也有单独的阅读时间，可以静心读书。
七五年，社会政治气氛紧张，清河小营倒真成了世外桃源。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晚饭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总要漫步绿野，谈古论今。班里同学大都根红苗正，属于热爱毛主席、“志壮坚信马列”的一族。我们几个人就稍显异类，常品评时政、交流消息、关注上层权争。青年人说话口无遮拦，大谷曾放言“人民日报上登的东西，百分之八十是假的”，竟被人告发，甚至成立专案组，调查我们这个“小集团”。
按照课程安排，十一月份要开西方哲学史课了。教马列基本原理的陈楚余老师说，西哲史要由北京大学的“权威”来讲。说起“权威”，就让人联想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我却偏对这类人有好感，觉得既是“学术权威”，不管是什么阶级的，必定是有学问的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我们经典选读课的重点。后来知道真弄哲学的人，没人拿这书当严肃的哲学著作，在当时却奉为经典。无论如何，这部书毕竟涉及身心关系、时空概念、意识与知觉、认识与存在等哲学基本概念，所以总想把它读通。何况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马赫、贝克莱时，涉及到了西方哲学史的重要范畴。顺藤摸瓜，也会探到有价值的知识。比如在讨论先验论时，必然牵涉到康德。我那时正死啃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的译文佶屈聱牙，读来读去不得门径，总觉如坠雾中。听说有“权威”来给我们上课，心中就有企盼。
十一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班主任韩老师走进教室，很郑重地告诉大家，今天西方哲学史开课，请北京大学周辅成同志给大家上课。片刻，进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他就是中国伦理学界的泰山人物，北大哲学系的周辅成教授，那时公开场合都称“同志”。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身着一件四兜蓝制服棉袄，已洗退了色儿，有点儿发白。脚穿五眼灯芯绒黑棉鞋，头戴一顶深棕色栽绒双耳棉帽，步履轻捷，无丝毫老态。先生走上讲坛，摘下棉帽放在讲台上，露出短发皆白。白发不甚伏贴，有几簇支立着，先生也不去管它。我好奇，以往心目中的“权威”，大半和“高帽儿”、“挂牌”、“喷气式”有关，但见眼前这位老人温文尔雅，便仔细观察。先生长圆脸，肤白皙，丰颊阔额，眉间开，目光澄澈，鼻梁高，鼻尖略收，唇稍厚，下颔浑圆，表情开朗安详。
先生开口讲话，普通话中有川音，说受学校领导委派，来向工人师傅汇报学习心得。又说马恩和列宁本人都精通西方哲学史，所以要学好马列原著非有西哲史知识不可。几句简略的应景话讲过之后，先生从一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中拿出一黄旧的厚本子，里面密密地夹着一些纸条。先生打开本子，转身开始板书：“古希腊哲学，第一节，米利都学派与希腊早期朴素唯物论思想”。先生讲得深入细致，旁证博引。每引一条文献，先生都会站起来板书。有时会把整段引文全部抄在黑板上。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指出米利都学派的要旨是以物质性的存在来推断世界的构成。对米利都学派三哲，先生给阿那克西曼德的评价最高。先生以现存残简和哲学史家所论为据，指出阿那克西曼德已经开始用抽象的语言表述存在的单一性、万物的运动性和对立面的冲突。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些看法在初民的原始意识中，是以神话和诗歌来表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利都学派是第一批哲学家。
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先生娓娓的讲述让我兴奋，希腊先哲的智慧令我神往。这群人物，既是沉思冥想的先哲，又是嬉笑玩耍的孩童，像泰勒斯，为了向人证明哲学家如果愿意也能挣钱，他预计来年橄榄会有好收成，事先包租下全城的榨油机，而大发利市，尽管他声称，他的乐趣并不在此。
教室里极安静，同学们都在认真记笔记，只听见纸笔摩擦的沙沙声。先生每要擦掉前面的板书，总会停下来问，同学们都记下了吗？然后用力抹黑板。板擦上的粉笔灰沾满双手，先生便不时地轻拍双手，但总也拍不净，有时想轻轻掸掉身上的白粉，反在蓝棉袄上又添白印。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我坐在教室后面，远望着先生勉力的样子，心里隐隐被某种东西触动着，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以后在与先生的漫长交往中，才渐渐悟出一点儿。
课间休息时，先生去教研室稍歇，随后便回到走廊里燃起一支烟。那时先生吸烟，一个人站在袅袅轻烟中，有点落寞的样子。同学们忙着对笔记。我素来不大重视笔记，关键处记二三笔提示了事。见先生站在那里抽烟，便想过去搭讪，心里头打着私下请教的小算盘，想或许能把读书不通处拿来就教于先生。心里犹豫着，脚步却朝先生挪动。那时我烟也抽得凶，下意识地从兜里掏出烟，似乎有点儿向先生借个火儿的意思。先生大概看穿了我的把戏，反迎着我走来。表情有点严肃，却很和蔼地问，今天讲的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我紧忙回答不，没有，我是想问您一些问题，但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先生有些不解，今天不是刚开始讲希腊哲学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是关于康德的。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时几个同学也走过来和先生说话，谈的是今天课上的内容。休息时间一过，同学们回到教室，先生又开始讲课。第一天的西哲史便以米利都学派的三哲之一，阿那克西米尼同质不同量的宇宙构造说结束。同学们鼓掌致谢，我当然鼓得最起劲儿。先生向同学轻轻一躬，便走出教室。
我们随后拥出教室下楼准备吃饭。见先生站在楼前台阶下，正等车送他回家。我快步趋前向先生招呼，先生说你刚才要问的问题今天来不及谈了,下周来上课，你可以把问题写个条子给我，我看看准备一下再回答你。我惊奇先生的谦谨，对我这么个“基本上是文盲”（父亲语）的毛头小子的问题，先生还要准备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是先生一生修学的习惯。车来了，我顺势拉开车门，扶先生上车。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都很兴奋，大谈先生的课。班长庆祥摇头晃脑地说，看看，这就叫言必有据。确实，在我们这些心在高天而不知根底的同学少年，这是第一次亲炙高师。先生的课让我自识学海无涯，工厂里混出来的那点不知轻重的小得意实在浅薄。
过一周，先生又来上课，第二讲从赫拉克利特一直到巴门尼德。先生有意把这两人放入一个单元，这样可以结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赫拉克利特的赞扬来反观巴门尼德的思想。先生认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把人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观察，可以称得上是个自然的一元论者。他从自然界的变动不居推论世界本质是永恒的变易，我们可由此推广至人类社会也充满了变易。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是这种变易的表现形式。当时我理解先生是想借此打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符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陈述的原则。那时我尚不知道毛泽东的《矛盾论》大半借用苏联党校的哲学教科书，所以免不了衷心敬佩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位深思雄辩，纵接希腊，横贯东西的大哲学家。
课间休息时，我把准备好的字条交给先生。我的问题是因读列宁的《唯批》而起。那时毛泽东的《实践论》是读哲学的日修课，在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中，实践标准是至高无上的。列宁在《唯批》中却认为实践标准并不是绝对的，它永远不能达成对真理的完全证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若从康德哲学论，《实践论》中所谈的实践之为真理标准仍属知性范畴，它不过是知性运用范畴统一感性材料的过程。而列宁对实践标准绝对性的保留却与康德界定理性认识能力相通。既然实践之为感性活动不能绝对判定真理，康德的物自体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这个想法在当时有点大逆不道。但难道不正是先生讲到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吗？就算因无知说错了，想先生也会宽容。先生看了一下我的问题，说你读书很仔细，这个问题几句话说不清楚，下次我带些材料给你，有些问题书读到了自然就解决了。先生的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后来读书治学每逢难解之处，就想起先生的话。
那天课程的第二部分先生讲巴门尼德。先生用英文念出巴门尼德的名字，重音放在第一和第三个音节上。在第一个音节上还带上点“儿”音，听起来很特别。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种读法。后来读西哲史，对巴门尼德的称谓总是随了先生的念法。先生很看重巴门尼德的思想，虽然也批评他的僵化的唯心主义存在观，但却告诉我们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对存在的解释开启了本体论的先河。
先生的讲课激起了我“狂热”的求知欲。从前以为自己还是读了几本书的，在厂里小兄弟之间也有点卖弄的资本，一不小心也拿自己当了回事儿。听了先生的课，才知道自己简直就是一张白纸，至多上面揉出了几道褶子。于是痛下决心要刻苦读书。可那时候，找书难呀！就先生讲过的这些内容，背景知识就涉及希腊历史、文化史、人物传，哪里找去？清河镇上有个小饭馆，是我们常去喝酒的地方。对面是个新华书店，进门一股子土味儿。陈列社会科学书籍的架子上就那么几大色块：深蓝——马恩全集；鲜红——毛泽东选集；深棕——列宁全集；屎黄——斯大林全集；暗红——马恩选集。一次和同学在小饭馆喝完酒出门乘兴进了书店，翻了半天，找出一本康德的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又到先生来上课的时间了。现在每周就盼着听先生的课。先生很快将希腊哲学梳理了一遍，跟着开始讲授罗马哲学，卢克莱修、琉善一路道来，让我如沐春风。那天课间休息，先生在门口朝我招手，我急忙走过去，见先生从他那只黑色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一本书，说康德的著作不好读，蓝先生的译文也不好懂。大约是前次他问起我读了康德的哪些书，用的谁的译本，我便如实讲了。先生轻拍手里拿着的那本书，说这本书讲得清楚，译文也顺畅些，你可以读一读，有问题再讨论。我接过书，厚厚的一册，书页有点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倬然译，商务印书馆出的。我谢过先生，回到座位上翻看，突见书中夹着一张纸条“供工人师傅批判参考”，心头一紧，才意识到先生授我此册是冒着风险的。
七五年，文革已经气息奄奄，但正因其将死而愈见凶险。先生这一代人被毛肆意凌辱二十余年，校园中也多见弟子反噬恩师的孽行。我与先生仅几面之缘，片刻交谈，先生便将这属于“封、资、修”的书籍授我。这绝非先生对我这个毛头小子青眼有加，而是我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了的“思想的快乐”。先生夹个纸条来遮人耳目，却掩不住几十年矻矻求真的一瓣心香。后来年岁渐长，阅历略丰，才明白那些真正投身思想事业的人，大半有犯难而上的勇气，正如苏格拉底宁死也要对弟子讲完最后的思考。当海德格尔深悟到“思想之业是危险的”时候，他绝想不到中国的运思者面临的是双重的危险：理念与人身。
自当局四九得鹿，紧追苏联，院系调整，改造大学，又以洗脑为万事之先，以致大雅无作，正声微茫，詈词横行，邪说盈庭。及至文革，校园皆成战场，师生半为寇仇，荼毒心灵，夺人性命，一至斯文涂炭，为华夏千年所罕见。在此暴虐之邦，先生心中寂寞啊。碰到能谈及学理的机会，先生便不愿放弃。后来读到先生写于一九三八年外敌入侵时的文章《中国文化对目前国难之适应》，更明白先生的举动是他毕生信念的反映。先生说：“古代希腊人虽然一个也没有了，但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他们那些寄托其理想的活动力之文物，流传下来，就会给我们后人以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慰籍。我们很可感觉到几千年前的人类精神文化，那些天才的灵魂与人格，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对我们殷切关照。”
我把先生授我的书认真读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理数有了粗浅的了解，但对先验辩证论一节总觉模糊，以为康德论述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总有扞格不入的地方。越读书问题越多，课下我向先生表露了这个意思。一次课后送先生下楼，先生突然说，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这样可以多些时间谈谈。说完递给我一个旧信封，是别人寄给他的信，上面有地址：“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204”。先生说你可以在周末不上课时来，我总是在家的。我极喜能有机会再聆教诲，便把这个旧信封仔细收好，心里盘算着哪天去叨扰先生。
三
七五年严冬，临近年关的一个晴朗寒冷的周日下午，我敲开了朗润园十公寓204的门。
朗润园在北大东北角。进北大东门，沿未名湖东侧北行，过小石桥行百余米，便有一组楼群兀立。楼不甚高，红砖砌就。严冬时节，楼之间衰草枯杨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进楼门，玄关处较常见的苏式建筑进深略宽，暗暗的。楼梯拐角处，堆放着一方大白菜，靠墙有几辆破旧的自行车。204号是二楼左手的单元，暗褐色的门上有几处破损的痕迹。敲门片刻，门轻轻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当门而立，体态停匀，头发梳得净爽，一副南方妇女精明强干的样子。她就是先生的夫人，我后来一直称师娘的。师娘说话声音极轻，说“周先生在等你”。师娘在我面前都是这样称呼先生的。我进门，扑面一股暖气，夹杂着饭菜香。门厅甚暗，未及我眼睛适应光线，先生已从对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连声说欢迎欢迎，便引我进屋。这是先生的客厅，但大约同时住人，两只简陋的沙发，上面套着白布罩子。靠墙有张大床。后来才知道，文革起时，先生这套四居室的单元竟同时住过三家人。而我去时，仍有一户与先生同住。住房条件够恶劣的。
我刚落座，先生就忙着倒水。茶几上的圆盘里放着一罐麦乳精，一瓶橘汁，是那种需要倒在杯子里稀释了喝的。我想这是当时中国民间能见到的最高档的饮料了。后来知道先生爱喝咖啡，但七五年很难找到咖啡，先生大约就用麦乳精中加入的那点可可来替代。我忙起身，接过先生冲好的那杯热气腾腾的麦乳精，请先生坐下。心想就我这么个工厂里摸爬滚打的糙人，居然要喝麦乳精，先生太客气了。先生随便问了几句家常，知我母亲原来也是清华的学生，便说，那我们是校友，将来有机会去看看她。我忙说家母在清华拿读书当幌子，革命为主，属于不务正业。先生笑了笑说，她那才是正业哩。
话入正题，先生说，希腊罗马哲学一个月四次课就完了。时间短，内容有限，你要有兴趣于哲学，怕还要多读一些，因为它是基础。我可以告诉你要读哪些书，我这里还有几本参考书，你看了，有问题再谈。我便把年内要来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来成的事简述了一下，大约表示了有心向学的意思。先生注意听了，便说，这不是坏事，真到北大哲学系你就读不了书了。他们很忙，就是不忙读书。倒是你现在这样好，时间集中，可以专心读书。先生说，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要紧的。我那时只在商务印书馆出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读过介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小册子。希罗多德的名字从未耳闻，便问先生可有他的书。先生说有，过一会儿找给你。先生随即就讲起了希腊城邦的结构、社会等级、公民与奴隶、雅典与斯巴达的特点。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启我心智大开。我拿出准备好的笔记本，仔细记下先生所述。先生说，这些都在书上，我给你提个头，你倒是读书时要多记笔记。
先生又问我，可曾读莎士比亚的戏剧？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懂先生何以从希腊一下子跳到莎翁。便嗫嚅道，读过，但不多，只哈姆雷特、李尔王等几部。也巧，上初中时，班上有一姚姓同学，住炒豆胡同安宁里，其父供职中央戏剧学院.他家中有《莎士比亚戏剧集》，是朱生豪的译本，我曾借来胡乱读过一些。先生说，初中生，十三、四岁，读不懂的。现在可以重读。我问先生莎士比亚和哲学有何关系，先生提高声音说，莎士比亚的戏全谈人生哲学，比哲学家高明得多。先生又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时先生讲的话我不全明白，只觉得这里有些东西要好好想想。后来读了先生四三年的力作《莎士比亚的人格》，才明白先生治学，是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先生以为莎士比亚“具有一种高越的人格，他用他的人格，能感触到真的最深度。”
我对先生说莎士比亚的书不好找，又说到家里有一套“人人丛书”的英文版，是家母“革命”之余学英语时用的。家母的同学刘正郯先生是英语权威，曾编《英语常用词辞典》。他住在南锣鼓巷政法学院宿舍，时来家中走动，我曾听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朗诵过这套书中的《哈姆雷特》，据说他是“标准牛津音”。先生大喜，说那就直接学读英文原版。我说我的英文程度太低，读不懂的。先生沉思片刻，坚定地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
谈了许久，不觉已近黄昏。先生起身说，找几本书给你，先开始读起来。便引我出客厅，左拐推开了一扇门，进屋是一条用书架隔开的走道，狭窄得很，将能过人。书架后靠西墙一张硕大的书桌，黑色漆皮磨损得厉害，无漆处透出原木色，已磨得油亮。这便是先生日常含英咀华，纂言钩玄的地方。先生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递我，记得有希罗多德的《历史》，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和一本有关苏格拉底的书，似乎是柏拉图的《申辩篇》，译文半文半白。先生嘱我，希腊哲学家中最要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都是自他而来。坐在先生书桌旁，见高至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高处还放有几函线装书。后来才知道先生得空也谈中国哲学，曾专论董仲舒、戴东原。先生书桌对面靠东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从未想过与先哲如此接近，竟至肌肤相亲。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
离开先生家已是夜幕初垂。清冷的天空有几点寒星。天酷寒，我却浑身灼热，心中兴奋满溢。不为他事，只因先生授我一席话，借我几册书。以往，多少渴望冀求，晦暗不明地蜷曲蛰伏心中，而今先生的智慧和学识点亮烛火，通浚阻塞，唤醒了一个青年的精神生活，让他懵懂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七五年的最后一天，几个同窗好友约好在三里河三区的朋友家中相聚，一起送旧迎新。那天喝了不少酒，唱了不少歌。在七六年来临的一刻，我与好朋友走到木樨地，沿长安街东行，在凛冽的寒风中畅谈。我给他讲先生让我读的书，他谈写作的心得，一再强调我们写作的功底太差，要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当我们回到他家时，已是晨曦微露。就这样，在纯真的友谊和对未来的憧憬中，我们迎来了七六年第一个清晨。
几天后，收到先生一则短函，说七日他要进城看望朋友，约我晚上在萃华楼饭庄与他见面。我心中有点奇怪，先生为何要约在饭馆见面。后来次数多了，才知这是先生的一个习惯。萃华楼饭庄在灯市西口和锡拉胡同之间路东。门口是几级很宽的台阶，玻璃门上挂着洁白的纱帘。我按时赶到，推门进去，见先生已在店堂深处入座。我急趋前，问先生为何约我至此。先生说他在城中看完朋友正是该吃饭的时间，上次的话没说完，正好可以见面，吃饭说话两不误。我很少在饭馆吃饭，少年时曾跟着一些大小“晃儿”去过莫斯科餐厅，边看那些张狂男女吹牛“拔份儿”，边低头猛喝奶油红菜汤。最喜欢就着抹了黄油果酱的方面包，喝甜腻腻的樱桃酒，喝着喝着觉得自己常佝偻着的瘦弱身躯竟壮硕起来。对先生讲了这些，先生笑笑说，莫斯科餐厅也曾去过，但那里“太高大了”，人在里面有点不合比例。此外，也太吵闹了些。我四面打量一下这个餐厅，才觉得这里清静，大小适度，适合先生这种儒雅之人。
先生点了菜，等候着，便开始问我上次拿的书读了没有。我告他先读了汤姆逊的《古代哲学家》，因为先生嘱我希腊哲学还要多看，所以先读有关希腊哲学的综述。先生马上说，汤姆逊的这本书水平不高，他是想用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希腊哲学的发展。但有的地方太牵强，没有说服力。其实我已经注意到先生读这部书时在天头地脚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对这部书的论述方法多有指责。先生说你只需从这本书得一线索即可。希腊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他多有忽略，比如苏格拉底，他几乎一字不提。柏拉图的《申辩篇》你一时还不能领会。我要告诉你，读哲学第一步就是读懂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这一点你要用心记住。看先生严肃的样子，我岂敢不用心记。
先生以为，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法是所谓“精神接生术”，就是要人不是先思考哲学，而是先哲学地思考。前者是以哲学为对象，后者是以哲学为生活。以哲学为生活就要对社会中的问题取一种哲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最宝贵的知识是“知己无知”，自己的各类定见都可能是错误的。若有人告你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你先要怀疑这宣扬者的道德，因为他在说着一些他并未深思过的东西。何谓真理？何谓标准？但这并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不涉及对某一具体结论的定评，只关心你是如何获取这些结论的。先生说，张扬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始自苏格拉底。人的精神生活要以寻求“善的知识”为目的。同样，教育的目的也在于使青年人学会探求善的方法。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懂得以善为治国理想的人。他曾谴责那些僭主“用装满货物的船只而不是用道德充满城邦”。先生特别强调，苏格拉底要做普通人的朋友，而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先生又说，希腊大哲可分两类，体系型的，如亚里士多德，诗人型的，如柏拉图。但苏格拉底超于两者之上。柏拉图写对话录，亚里士多德写形而上学。先生佩服亚里士多德而喜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诲了亚历山大大帝，真作了帝王师。柏拉图推崇“哲人王”，这点苏格拉底知道了会不高兴。因为他是信奉平等对话的人，而不要称王，哲人王就不会对话了。先生笑柏拉图自奉苏氏嫡传，却未学得真髓。
我聚精会神听先生讲，同时记着笔记，几乎没动筷子。先生却边说边吃，毫不在意。猛然发现我面前的饭几乎没动，便说该课间休息了，先吃饭。我狼吞虎咽吃完了饭，便抢着要去付钱，先生拦住我说，你才挣多少钱？我们两人比，我是rich peasant，你是poor peasant，便自己去付了钱。那时我是二级工，挣39块8大毛，先生的教授工资大约有200多块。从此先生和我去饭馆见面，总是先生付钱。
离开萃华楼，天大黑了。我陪先生到地安门，便分了手。先生乘7路无轨去动物园换32路回北大，我乘5路汽车去德胜门换车回清河。赶回学校，校门已关，翻墙进校，悄悄溜回宿舍，躺在床上把先生所讲在心里回述一遍，结果再难入睡。朦朦胧胧似乎睡了，觉得有人推肩膀，睁眼一看，同屋的守法站在我的床边，两眼含泪，哽咽着说：“越胜，周总理去世了……”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清晨。
四
周恩来的追悼会开过了，邓小平含泪致悼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后出现了京城百姓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一幕，那一刻我也在场。后来我们知道，三周之后的除夕，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住地——游泳池放了欢快的鞭炮。毛终于让周死在了他的前面。这个决心其实自周查出患了癌症时就已下定。
班里的同学决定去天安门广场给周献一个花圈，表达悲悼之情。在那时，人们都认为周代表着党内正义和道德的力量。他的去世，使未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更晦暗不明。当局已有各类禁令下达，老师也来班上劝阻，但我们坚持要去，学校并未强行阻挡。记得是杨晓明大姐找来的大客车，袁懋珍大姐领着女同学扎起花圈，几位朋友商量着起草了悼文。在天安门广场凛冽的寒风中，全班同学宣誓，要以周总理为榜样，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离开广场后，我们几个人在南长安街北口康乐食堂吃饭，祖卫情绪悲愤难抑，伏桌痛哭。几个人酒后放胆，大骂阻挠人们悼念周的那些左派。只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叫“四人帮”。这是毛泽东给他最亲近和信赖的人起的名字。
在这个激动不安的时刻，我一直没去先生家听先生教诲。二月初，春节过后，先生来信约我在康乐餐厅见面。康乐餐厅是家有名的餐馆，原先似乎在王府井一带。后来渐渐大众化了，成了普通的大众食堂，搬到了交道口十字路口西北角上。不过名声仍在。北京的二月初，天寒地冻，刚在餐馆坐定，外面就下起雪来。雪花漫天飞扬，霎时间街宇皆白。天黑了，餐馆里的雾气在玻璃窗上蒙了一层白色的柔纱，透过它，能依稀望见外面雪花围裹着昏黄的街灯飞舞。
周恩来去世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格外诡谲。稍有知觉的人都知道，搏杀在即。但鹿死谁手殊难预料。先生这时约我见面，当然不是为了教我康德，他是心中不安。诗云：“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先生心中的“君”就是国家大事。先生悄声问我，听说毛是故意不去周的追悼会的。他对周不满，认为周是反文革力量的总后台，可是真的？又自言自语地说，两人共事这么多年，毛还不了解周的为人？周是不会跟他闹对立的。先生当时一再为周抱屈，却不指责毛的寡义，只是说毛身边的人对周不满，因为他们想拿到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毛耳边说周的坏话。先生以一介善良书生之心，猜度党内残酷内斗，显得有点天真迂阔。其实，从七四年批林批孔开始，毛对周的不满早就表面化了。在毛看来，周身边聚集着一群随时准备清算文革的人，而这群人早晚会清算到他头上。毛对周的防范打压已是党内公开的秘密。周去世之后，京城内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多集中在毛周关系上。先生听到不少传闻。他知道我消息渠道多，便总把听到的消息告我，核实一下是否可信。
和先生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先生很小心地从他的制服棉袄口袋中掏出一张红线横格纸，上面有他手抄的温庭筠诗《经五丈原》：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先生递给我，说别人告诉他，这是周恩来在去世前抄给毛泽东看的。“象床宝帐”指被打倒的老干部，谯周指中央文革中的左派。其实，有关这首诗的传闻我早就听说过，在七五年下半年就有人传抄，我读到它是一位朋友抄给我的，用的是几可乱真的欧体正楷，那时他正苦临欧阳询的《九成宫》帖。但我确定先生所听传闻并无根据。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说法，说这诗是毛泽东抄给他身边人的。“下国卧龙”、“象床宝帐”都是他本人自诩。所谓“空寤主”是指他费尽心力培养的接班人前途叵测，而最终谯周一类投降派会得势。联想七五年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而周恩来已被江青骂作投降派，所以说这诗是毛抄给他的亲信的，倒更像。我将此分析给先生听，先生连连叹气，说怎会如此。如果毛这样认定，则国事糜烂更加不可收拾。那天和先生吃饭，气氛沉重。先生不似往日的谈笑风生，显得心事重重。我少见先生如此，问他，他叹息道，国家如此下去怕有大乱啊。我当时年轻，并无先生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只是深知专制体制全无人性，从心里厌恶这种粗鄙野蛮的权争。其实，政党权争本与百姓无关，林冲手刃王伦，关大宋百姓何事？伯尔上校与汉密尔顿决斗亦不干扰美国公民的生活。只是当局从苏俄学来的这套党国制度，让权争祸及百姓。
饭后，走出餐馆，雪已停了。街上少人行，清冽的寒气扑面而来。抬头见冷月高悬，夜空如洗。餐馆门前就是7路无轨电车，我要送先生上车，但先生说还早，“再走走，谈一谈吧”。先生喜说“再谈谈，再谈谈”。每逢此，我当然从命。我怕先生受寒，叫他放下栽绒帽子的护耳，再带上口罩。先生笑了，说那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你是要我又聋又哑啊。怕冰冻雪滑，我便在靠马路一侧轻扶住先生，先生抬起脚说没关系，我的鞋底钉了胶皮，不滑的。果然，见先生那双五眼黑棉鞋底上钉了一层轮胎胶皮。我们西拐，沿着鼓楼东大街，顺大、小经厂一路缓行。刚下的雪松松软软的，走上去嘎吱嘎吱响。街上几无人迹，偶有电车缓缓驶过，导电杆滑过电线，留下悠长的泛音，像巴赫“G弦上的咏叹”。车过后，晃动的电线鞭打着路旁老槐树的枯枝，枝上积雪簌簌落下，洒在先生肩头、帽顶上。先生并不知觉，不时挥动一下那根黄藤手杖。在这静谧的雪夜，我伴着先生行走在玉洁冰清的世界里，不再理会四围黑暗的逼迫。已记不清具体谈了些什么，但肯定不是哲学，多半是交换对国是的看法，对未来的估测。不知不觉已走出两站多地，到了鼓楼墙下。怕再晚了耽误动物园的32路车，我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
那天回家，半夜心不安，怕先生滑倒，怕先生没赶上末班车，怕……早起急忙投了封信给先生，问个平安，那时先生家里没有电话。问声平安，要靠4分钱邮票。两天后收到先生的信，短短的，说“雪夜漫步京城，心情大好”。
三月间，也去先生那里。但后来查看当年的读书笔记，竟不见先生授课的内容，只记有先生指示我读的一些书目。想必三月里见面都谈国是、政治了。四月六日早起，大谷在班里悄悄告诉我，昨夜警察和工人民兵出动，血洗了广场。当晚，学校通知各班同学都去食堂听重要新闻，在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中，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行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下台了。我立刻想到此刻先生必然心焦。他一直预感要出大事，果然就来了。心里计算着快点去看看他。那几天，课基本停了。大家都要讨论学习当局的新精神，表态、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讨论学习成了关起门的牢骚会。我瞅个机会就溜出学校去了北大。
想象着先生会很关注政局的大变动，正准备着倒给他一些新听说的小道消息。但先生出人意料地平静，说天安门广场他去看过了，人心向背已明，我们要等着看好戏。先生的书桌上摆满了一摞摞的书，书中插满了手抄的卡片。先生正在忙着案头工作。先生平静地说，学校正布置新的运动，这次批邓是重点。总有人会跳出来的，系里文革积极分子多得很。走近书桌看先生摊开的书，是《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集》，里面夹满纸条，纸条上注着一些书名和页码。先生见我不解，说这是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反修，批判人道主义编写的资料集。书是他编的，序是他写的，但仅限内部发行。先生说这些年他又发现了许多资料应该补充进去，但重印这部书绝无可能。只是觉得工作总是要做的，得空就自己动手做。边说边苦笑道，也算个娱乐吧。在这黑云压城、风雨满楼的时候，先生却回到书桌，重伴青灯古卷。我一下想起袁世凯称帝后，风雨凄迷，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中抄稽康：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但先生所做，其意义却远超过伤时自悼。先生所披编者，是人类所共尊的一点人道之光。希腊先贤中，先生极尊梭伦。正是梭伦，在僭主庇西斯特拉图尚未得势时，警告追随他的“群众”：“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行，跟着狐狸走”。在他掌权之后，又是梭伦说，“僭主政治尚在准备之中时，较易阻止它，当它已经成长壮大，要去除它则是更光荣伟大的职责”。随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平静中继续作诗指出雅典人的过错，“是你们给了僭位者力量，让自己沦为卑贱的奴隶”。先生踵武前贤，在四围的黑暗中，持守着人性与人道的圣火。
我翻看这书，里面尽是我所不知的先哲名言。读几段，不忍释手。先生见我喜爱，便走到书架上拿出一本崭新的书，说，我这里还存有一部，送给你吧。并在扉页上题字“送给越胜同志，周辅成于朗润园”。这是先生送我的第一部书，却是影响了我一生的书。后来我知道，它不仅仅影响我一个人，而是影响了一批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天予就曾对我说过，先生编的这部书是让他“翻烂了”的书。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写道：“二十世纪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想，实际上是十九世纪的继续。不过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却更为壮大，影响也更广。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的斯大林，提倡集体主义，后来他的对手便以人道主义来补其缺点。至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几乎全部大讲特讲人道主义，这也可算是时代的特点”。对我党所擅长的意识形态批判稍有记忆的人都应该知道，文革前夕，在阶级斗争的震天杀声中，先生敢讲人道主义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时代的特点”，敢直指斯大林的名字，提出“社会主义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该是何等的胆识。
七六年七月，京、津、唐一带天摇地动。那一段，社会似乎停摆，学校也停了课。我整天东游西逛，身上的书包中总装着先生赠我的书。先生授书给我时曾告我，皮科《论人的尊严》是文艺复兴初扬时的重要文献，是人道反抗神道的宣言。先生还说，爱拉斯莫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兴起中意义非凡。《愚人颂》是一部需要反复读的书。他借愚妇之口对社会的讽刺批判拿到现在来看都不过时。先生在书中收《愚人颂》二万余言，看得出先生对此书的重视。
八月初，京城到处都在建地震棚。先生的地震棚盖在离朗润园不远的一片空场上。那几日传说还有大余震，所以不让在楼里呆。人们只好栖居在地震棚里。我顺着各式各样的地震棚找过去，见先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一手拿着扇子不停地扇，一手拿着本外文书在看。见我来了，先生极高兴，起身说出去走走。一边抱怨地震棚里根本睡不好觉，说他夜里会溜回家睡，否则震不死也得累死，索性由它去吧。
沿未名湖向朗润园走，见十公寓楼旁的东墙上有一个大豁口，好像是地震后墙壁毁损留下的洞。先生说可以从这个豁口直接走到校外，便领我踩着乱石钻出豁口。谁知墙外有道小沟，不深，但有近一米宽。我正想下到沟里扶先生过去，未及回头，先生竟一纵身跃了过去，身手颇矫健。可着实吓了我一跳。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哪儿经得起这般躲闪腾挪。先生却全不理会，落定就向前面的田野走去。
我们一直向北，过一条小马路就进了圆明园。那时，圆明园不大有人去。福海是一片荒芜的芦苇荡，湖边阡陌交纵，杂树乱生，园内鸟啾蝉鸣，风清野静。可能在地震棚里憋屈久了，出外走动，先生兴致极高。我们信步漫走，我恭听先生随意讲评。过大水法残迹，先生指着倒在地上的拱形门楣说，烧园后很久，这东西还立着，后来是咱们自己人给拆了。先生又讲起火烧圆明园的经过，当年英法联军点火前在城内发告示，说为英法使团中被清廷虐待死的官员报仇。告示一发，就有刁民与太监勾结。英法联军捡了几处点火，火一点起，内奸们就入园大掠。为掩盖痕迹，掠一处，点一处火，致使大火蔓延不可收拾。这园子是外寇烧一半，内奸烧一半。先生讲起项羽烧阿房宫。照《阿房宫赋》所讲，阿房宫要胜过圆明园，但照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先生说，阿房宫这把火实际上是秦始皇焚书埋下的火种。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便离心离德，认秦为“暴秦”。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就是逼读书人昧良心说假话。章碣诗说：“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可是刘项手下读书人很多。所以，又有袁宏道说：“枉把六经底火灰，桥边犹有未烧书。”有未烧的书，就有读书思考的人。先生又说，其实这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地震前，我曾把我们哲学班写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呈先生过目，先生始终未置一词。现在回想，这部讲义跟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走，其粗陋、荒疏想想都吓人，先生实在无法评点。此时先生倒略谈了一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先生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法、兵，各逞其能，是我们最有创造力的一段。而后，秦焚书，汉定一尊，中国思想兴衰就随当权者意志，独立思想很少见了。先生感叹，“礼失求诸野”都难。就算林下泉间有遗贤，要么默默终老，要么抓去杀头。先生问我是否读过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说这些名篇曾背过一些。先生说稽康“七不堪”、“二不可”， 推脱的够干净了。最后司马王朝不容他，不管你隐还是不隐，一样杀头。有思想的头脑都砍了，民族还能有什么创造力。“礼失求诸野”？恐怕朝野都一样，只剩乡愿腐儒而已。没听先生这么悲观地谈论中国思想，一时答不上话。后来读先生论中国思想的著述，发现先生原本是相信“儒分朝野”的。或许文化革命大扫荡，把先生最后一点寄托也吞没了。没想到先生竟说，他们那一代思想保守，经过太多运动，都成惊弓之鸟了。中年一代是搞运动出身，读书时间不多。倒是你们这些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倒可能做点事情，思想上没框框，敢想敢说。先生的希望让我惭愧，心想自己倒是敢说，但大半是胡说，倒是没框框，可也没规矩。跟先生说了，先生说书读到了就不是胡说了。
说到读书，我就请教先生，爱拉斯莫的《愚人颂》指东说西，扑朔迷离，不好抓住重点。先生说，愚妇的话有时需要从反面理解，她是正话反说。先生又点拨道，《愚人颂》三大主旨：立身人道、宣扬宽容、批判专制。立身人道就是相信人性都是共同的，在共同人性之下，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妥协来解决，不像路德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凡事非拚个死活。这就必须学会宽容。要争取宽容的环境，就非反抗专制暴政不可，因为专制暴政是人性和宽容的死敌。爱拉斯莫借愚妇之口说，那些道貌岸然，反对别人感官享乐的人，只是为了自己“独占快乐”，又痛斥那些不贤明的王者是“可怕的扫帚星”。还借愚妇之口大赞“无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极端分子，“本来自己是头驴，却以为自己是雄狮”。先生说文艺复兴时代诸贤人中，爱拉斯莫最近苏格拉底。后来读爱拉斯莫的传记，发现他果然崇拜苏格拉底，称之为“神圣的苏格拉底”。
地震后有十几天，京城不见太阳，终日灰蒙蒙，闷热蒸人。但那天与先生在圆明园散步，却倍感清凉。不是天气变化了，而是听先生谈古论今，心里觉得畅适。先生还教我，读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东西，不能忽视那一时期的艺术。说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一读，那里资料不少，傅雷译笔也佳。可惜他文革一起就自杀了。先生说他有朋友和傅雷很熟，知道他的死是让人逼的，而逼他的人现今正坐着高位。说罢黯然。
圆明园走走、说说、坐坐，不知不觉已近黄昏。先生又说找个地方吃饭吧，反正家里也开不了火。我坚持要走，不打搅先生，先生却执意不放，说吃好饭上楼把丹纳的书找给我。于是随先生沿北大校园外墙走了一会儿，到了南门外的一个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就送先生回家。进了家门，天尚未黑，先生很快找到了丹纳的《艺术哲学》。我随手一翻，见书里天头地脚又有许多先生的批注。读先生用过的书，顺便读先生的批注，仿佛听先生讲课。先生又走回书桌，拉开抽屉，拿出一叠纸，说这篇东西你可以读读。请人译了，但没有收入资料集。我接过手，见是手稿，极工整地誊写在方格稿纸上，是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先生嘱我一定保存好稿子，读完还给他。说仅此一份，没有副本的。我小心地把稿子放进书包。先生见我放妥贴了，又说，托尔斯泰是流泪读这文章的。我竦然。
回去展读这篇手稿，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
拉波哀西劈面就提出问题：“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况且这个暴君“多半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在拉波哀西看来，要想改变这种受奴役状态甚至不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做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因为从根本上，“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强大，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他唯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你们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将会像从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塌陷下来，就会被砸得粉碎”。
然而，拉波哀西却绝望地看到：“人民丧失了理解力，因为他们再也感觉不到自己的病痛，这就已表明他们是奄奄待毙了。甚至现在的人，连热爱自由也觉得不自然。……人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好像他们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分析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利，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他的前辈身上剥夺了什么东西。”
拉波哀西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拉波哀西呼吁：“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放下拉波哀西的文章，心绪难平。先哲对自由燃烧着的渴望，对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的捍卫，打动着我，也困惑着我。我从未经历过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冒险，也从未意识到从公民政治权利的角度上看，我们根本就是奴隶。更没有想过，这奴隶地位是我们每日欣然乐在其中的。意识到这点，有痛苦，有无奈，但更想知道为什么。想此文对托尔斯泰的震动，便觉我们与先哲之间心曲相通。从先生不及一年，但渐渐明白，我们其实从来没受过教育，只听过宣传，便把那些欺人的大字眼当作了人生指南。我们的心灵蒙昧昏暗，我们的热情虚骄盲目，很容易被人鼓动起来去作伤天害理的事情。文革初起，我尚年幼，但也曾羡慕过哥哥的同学们手提皮鞭，耀武扬威的样子。由仇恨浇灌的心田最适合生长致命的毒芹，只有自由与博爱的乳汁才能养育高贵的人格与优雅的心灵。
我给先生写信谈我的心得，先生回信说，作奴隶不可怕，人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而沦为奴隶的情况时常会有，但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先生对此点的警觉与反省坚持不懈，九一年先生在印度寄文章给我，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作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先生这样一个淳厚之人竟如此痛责自己，他内心的深觉，我们晚辈能不悚然？！
（上图：1989年底作者出国赴法时周辅成先生到机场送行留影。）
一个月后，毛泽东离开人世，再一个月，他的亲信被他的战友下了大狱。一股莫名的欢乐席卷中华大地。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春天》寄给先生，先生来信鼓励我这篇初中生习作，又说，尘埃落定，你应该读书了。
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完稿
十月六日改定于奥赛小城
节录自作者《辅成先生》一文中的文革部分（全文64000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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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序跋】
《“四人帮”兴亡》读后
——兼谈“纪实文学”的史料价值
王广宇
今年四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先生的《“四人帮”兴亡》（下面简称《兴亡》），这部150万字的鸿篇巨作。据作者说，花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查阅了大量的档案史料，访问了众多著名当事人才完成的。作者希望，让这套大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拜读了这部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该书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描述，和对文革中的重要人物的介绍，确实是一部可读的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作者的辛勤耕耘，定将得到读者回报。然而，要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认为，还需下大工夫。正如该书作者所说，完成这部书，并不意味着画上了句号，仍需补充修改，作者这种态度是值得称道的。因为文革史的研究刚刚起步，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停留在局部的表层的水平，若使文革史研究进一步深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史料这个基础，时下出版了一些有关文革的口述史，回忆录等，虽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它们不能不受到形势、立场、观点、利害、感情和记忆等等因素的影响。要将回忆录、口述史这类活史料提升到史实程度，还需要根据各种史料载体，文书档案、笔记、信函、文件等来相互印证，并进一步鉴别、考证、去伪存真。而如今文革史的研究最大的难点就是当局还没有对文革档案公开，致使许多重大问题的疑点难点无法深入研究下去。《兴亡》一书，也难摆脱这种历史局限，如果把这部书当成演义小说似乎还名副其实，若作为信史，则还有待于作者做进一步的努力。
笔者也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有八、九年是在牢房、劳改中度过的，我只亲历了文革初期那一段。因为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面供职，接触过一些文革要员，为他们跑过腿，办过事，加上耳闻目睹，了解一点支离破碎的情况，因此，我斗胆向叶永烈先生提供一些未经考证的史料，供参考。
在《兴亡》一书中，作者引证了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写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有的确有参考价值，有的则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甚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颠倒黑白。下面我想就书中与史实不符的引证，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3日
在解放军报社接见王洪文等人的情况
《兴亡》说：
一辆从西郊北京大学驶来的轿车，载着三男一女，驶入报社。他们刚刚在二楼小会议室坐定，张春桥、姚文元一身军装，踱了进来。
“春桥同志，”为首的三十来岁的男子，亲热地跟张春桥握手。
“这是文元同志，”张春桥介绍道：“这是王洪文同志！”
王洪文介绍了同行者，二十五岁的陈阿大和十八岁的“小廖”。
……
至于那位女宾，嘿嘿一笑，冲张、姚点点头，她，老熟人——聂元梓。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是昨天乘飞机到达北京的。他们直奔北京大学，聂元梓安排他们住在学校招待所，随即给张春桥挂了电话。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上海群龙无首，只有你们出马，才能压住阵脚！”王洪文汇报了上海发生的第三次风潮——“康平路事件”之后，说出了这句话。
“是的，我们也准备马上去上海——《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张春桥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我和文元这时候不回上海，将来大权旁落，就很难挽回。”
“你也马上回上海——现在上海到了关键时刻。”姚文元对王洪文说道。
就这样，决定发动“一月革命”的密谈，在北京解放军报社二楼悄然进行着。”
（《兴亡》（下册，第721-722页）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写出来的。
张春桥、姚文元这次接见王洪文等人，是敝人亲自安排的，并且自始自终参加了接见，根据我的亲历，上述描写是不准确的，重要情节都不符合实际。
首先，车上没载着“三男一女”，只载了四、五位男子，聂元梓压根就没有参加会见，她只帮王洪文叫通了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电话。
第二，聂元梓不可能直接给张春桥打电话，在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只设了一部保密电话（红机子），从不对外。
第三，会见谈话的中心议题，并非为回上海发动“一月革命”，上海什么时候成立新的政权组织，在这个会见中决定不了。说张春桥怕“大权旁落”没有根据。据我所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方向、进程，基本上掌控在中央文革和张春桥、姚文元手中，他俩不会担心“大权旁落”。
第四，王洪文从北大招待所去解放军报社，乘的不是轿车，而是吉普车。
那么，这次张春桥、姚文元接见王洪文等人的真实情况和接见始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写出来，向叶永烈先生请教。
1967年1月初，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不久的一天，我接到聂元梓打来的电话，她说，上海的王洪文等人来北京串连，现在住在北大招待所。他们想向张春桥汇报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请张春桥同志接见。
我向张春桥报告了此事，张春桥答应接见，但要求人不要多，只让王洪文等主要负责人来谈就可以了。时间定在当天晚上，新任办事组长宋琼将接见地点安排在解放军报社。
当晚，我乘解放军报社的吉普车到了北大招待所，找到了王洪文，由王叫了四个人，一起乘车去解放军报社。一会儿，张春桥、姚文元也到了。参加会的除王洪文之外，还有陈阿大、一个小青年（可能是廖祖康），还有一两个人。会议的内容，大致是王洪文等人谈上海市各工人造反派在运动中的情况，介绍各派头头的能力，优缺点，威信以及在运动中方向是否正确之类，也谈了和“走资派”斗争批判资反路线的情况。张春桥在会上没有长篇大套的讲话，只是在座谈中提出一些问题或插话。张春桥讲的主要是让大家注意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加强同各种群众组织的团结，把上海各派工人组织联合起来。我不记得姚文元在会上有发言。
关于此次接见，我在《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一文中有更详细的叙述（见2008年第八期《记忆》）。
二、关于聂元梓去上海串连前后
《兴亡》一书的《江青从北京调来“大炮”聂元梓》一节说：“聂元梓来沪之前，忽地‘失踪’了几天。直到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由北京大学保卫部监管审查期间，才交待了其中的奥秘”；（上册，第679页）
书中接着引述了聂元梓的“交待”：
“我正在考虑串连的时候，突然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办事组W打电话来，说江青为了你的安全，要我接你离开家里，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同意，认为没有必要。W说：这是江青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你去。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了？为什么一定要我离开？W说他也不知道。并把我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带上，以免在家里丢失。”我被接到“花园村X号”。（上册，第679页）
这就是聂元梓“交待”的，“失踪的奥秘”。同一内容在2005年1月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聂元梓回忆录》上册第176-177页）
聂元梓“交待”中所指的“中央文革办事组W”，书中用W隐去了真实姓名，可能是作者给“W”留点面子。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W就是敝人。聂元梓的这个“交待”想说明什么呢？她要告诉人们，江青通过W强迫她到“另一个地方”——中央文革记者站（花园村一号）“软禁”她，叫她带上“最重要的材料”骗她的材料，她“不同意”，W强迫她去了花园村一号。W是江青迫害聂元梓的帮凶。
聂元梓这个“交待”颠倒黑白、美化自己，没有任何“史料价值”。我在《也谈聂元梓“被中央文革软禁”和去上海串联》一文中，曾对此事做过详细的说明（见《记忆》2009年第9期），下面再简要叙述一下。
大约是1966年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王力把我叫去（关锋也在场）。对我说：“我们获得可靠情报，聂元梓现在的处境很危险，有人要暗害她。为了保护聂元梓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保护‘左派’的骨干力量，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王力又说：“花园村一号不是筹办得差不多了吗？可以暂时把聂元梓接到那里住几天，那里比较安全，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出去。”他说：“告诉聂元梓今晚必须离开北大，她如果有什么重要材料，怕丢失可以随身带来。”
王力叫我马上就去找聂元梓，把她接到花园村一号。
我立即要车赶到北大，向聂元梓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保护她人身安全的决定。聂元梓说：感谢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关心和爱护。但她要求回家取点随身生活用品和重要材料。我同她一起去她在北大的宿舍。她进里间卧室收拾东西，我在外间等她。她磨蹭了半个多小时也不出来。直到她的十几岁的儿子回家，她才出来。然后，她对我说，她要找的材料没有找到，还要再找，另外还要把孩子安顿一下，今天晚上先不和我一起走了。我提出担心她今晚不离开家不安全，她说她今晚不住在家，一会儿她就和她孩子去她姐姐家，对聂元梓突然变卦，我也无奈，我不能强迫她必须当晚离开家。
我们商量好，明天早晨八点钟我来接她，我提出去她姐姐家接她，她不同意，她还让我来她的宿舍接她，我只好回钓鱼台向王力汇报，王力听后也无可奈何。
第二早晨七点多种，聂元梓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不要去她家接她了，她已经进城了，让我到沙滩中宣部图书馆楼前接她。八点我准时到达中宣部图书馆楼前。聂元梓已经在图书馆楼前等我。我看到她正和中宣部的阮铭一起谈话。她让我当着阮铭的面把她接走。聂元梓违反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她的行踪要保密的要求，她向阮铭透露了她的行踪，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把她接走了。
关于聂元梓“失踪”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请读者注意！《兴亡》一书引用的聂元梓的“交待”是1977年9月19日，这时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审查聂元梓和“四人帮”江青关系的时候，聂元梓为了开脱自己，必须同江青划清界限，把自己说成是受江青迫害的受害者，因此她抓住中央文革把她保护起来这件事，说成江青是“软禁”她的祸首，她还说江青怀疑她和王任重的关系，“要她把王任重的所有材料都带过去。”她不仅和江青没关系，反而受到江青的迫害。
然而，聂元梓的“移花接木”的手法使她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
2001年7月《王力反思录》出版。王力在这本书中首次披露对聂元梓采取保护措施的真正“奥秘”。王力说：“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让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快报组（花园村）。下半夜我和徐学增到花园村找到聂元梓，传达江青的意见，叫她住着休息几天，不必出面，有事可打电话。……”（《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68页）
聂元梓看到王力的这段叙述后，又怎么说的呢？“《王力反思录》中讲到的主要情况是符合事实的！”有些具体情况“不完全一致”。有些“细节也有出入”。“《王力反思录》所讲的证明我住在花园村记者站和上海串连都是毛主席的指示。”（《聂元梓回忆录》上册第182页）
聂元梓抱怨王力，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是毛主席的意见，“我就不会怀疑江青审查我了。”（同上）
1977年9月19日，聂元梓说江青迫害她，把她软禁在花园村一号，并骗她的材料。那时，王力还在秦城监狱关着。同一件事，前边说“江青软禁”，看《王力反思录》后，又改口“毛主席保护”，聂元梓的话，哪个是真的呢？
顺便说一下，聂元梓口口声声说江青、王力骗她的材料，这不是事实。当我把聂元梓安排到花园村一号住下后，聂元梓对我说，她手头有个小布包，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的材料，放在她身边不保险，可不可以暂时存放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室，我看她住的房间都没有带锁的桌子，就同意她把小布包存到中央文革办公室。我带她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室，叫聂元梓把小布包捆好，当面交给办公室主管机要文件和印章的矫玉山，矫玉山用盖有中央文革办公室大印的封条把小布包封好，告诉聂元梓，小布包存放在保险柜里，只有聂元梓本人才能启封。
聂元梓的小布包，我报告了王力，江青根本就不知道聂元梓小布包存在中央文革办公室。聂元梓去上海前到办公室打开小布包取出了所谓常溪萍的材料后又封上了，继续存在保险柜。聂元梓从没提出要取走小布包。直到1967年8月末我离开中央文革，聂元梓小布包仍然存在保险柜里。在这个期间无论江青还是王力都没问过聂元梓的小布包。聂元梓说：江青“骗她的材料”这是无中生有。
《兴亡》一书作者说，聂元梓的“交待”揭开她“失踪”的奥秘，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关于聂元梓在上海和张春桥的联系
《兴亡》一书说：“就在他们（指聂元梓一行）动身之际，当时正在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便给中共华东局宣传部来了电话，关照道：‘给以方便’。当天，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张春桥和聂元梓由甄某安排了会见。”“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向聂元梓交待了战略……”（上册，第680页）
对这一段叙述，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一）聂元梓去上海串连，没有通知张春桥；（二）聂元梓去上海的食宿和通讯联络问题由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安排；（三）聂元梓到上海不能说是受中央文革的派遣，她只能代表北大校文革组织来活动。这些意见我受王力之命，都向聂元梓说清楚了。
关于这个问题，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这样写道：“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们俩怎么说，作者都听见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旗号？为什么有事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说没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是因为张春桥要回来了，也没有必要，因为她只代表北大群众组织，去进行串连，没叫她打中央文革旗号”。（《王力反思录》下卷第759页）
王力是安排聂元梓去上海串连的负责人，他认为，张春桥没有必要利用聂元梓在上海发动夺权。聂元梓也否定了这件事。《兴亡》一书的作者的叙述，有多少史实依据，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有关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若干问题
《兴亡》一书对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叙述有不少不准确之处。就笔者所知道的做些订正。
（一）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的驻址。
书中说：“中央文革先是进驻了此地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错了，中央文革办公室从来就没有住过十四号楼。1966年7月中央文革办公室刚刚组建时，曾短暂地驻过十五、十一号楼，七月中旬就迁到十六号楼，此后一直住十六号楼。
（二）“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占楼为王’”。不对！他俩从来就没“占据”过一座楼或一层楼，张春桥、姚文元在1967年以前一直住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办事组的楼上，每人一个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他俩和王力、戚本禹共住二层，不能说他俩“占楼为王”。
（三）该书在叙述江青进入中央文革之前，多次提到江青“机要秘书”如何打电话。这不是事实。1966年7月江青进驻钓鱼台时还没有“机要秘书”，只有一位警卫员，一位卫生员。1967年1月，才正式配备机要秘书，第一任机要秘书是阎长贵。
（四）关于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易人的情况。书中说的中央文革办公室第一任主任穆欣，第二任为王力这是对的。但书中说“1966年11月由解放军报社的宋琼接替王力的办公室主任”，这说法不确切，宋琼没当过办公室主任。
（五）关于中央文革办公室改称办事组的时间，不是“宋琼被打倒以后”，而是1966年12月宋琼来中央文革以后，中央文革领导责成宋琼组建办事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认为，原来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一身二任，心不专一，领导不力。此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再兼任办事机构的领导职务。宋琼组建的办事组，带有集体领导的性质。
办事组成员共有五人组成，他们是：组长宋琼，副组长陈满池（未到任），成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宋琼被打倒后，杨子才，张文荣同时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只剩下王广宇，由他负责办事组的日常工作，主管小组成员曾口头任命他为办事组长。
“宋琼被打倒以后，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不确切，马列主义研究院并无“王光宁”其人。
（六）江青在小组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分管各口”。中央文革小组从来就没设过组织组这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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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对“北京人民公社”名称由来的考察
路 阳
一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一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后发表的，社论中首次出现了“北京人民公社”、“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提法。
文中提出：“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这对后来出现的“北京人民公社”和“上海人民公社”的产生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和关锋写成，经由陈伯达送交毛泽东审定，经其修改后定稿批准发表的。毛泽东所作修改之处并不包括“北京人民公社”，这说明原稿就已经存在这一说法，得到了他的认可（关于毛泽东对这一社论的修改情况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214页）。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篇社论提出的毛泽东在“6月1日”称“北京人民公社”之说本身是否真实？
二
目前可以肯定，对这一说法的认可仅仅来源于王力的回忆，并已被一些相关研究专著所引用。笔者未见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
王力在回忆录中提出，毛泽东在1966年6月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旧的国家机器。（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70页）据他回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01-602页）
根据王力的说法，6月1日毛泽东评价聂元梓的大字报时提出“北京公社”这一说法，来源于康生和陈伯达两人对王力的传达，而不是毛泽东对王力的直接指示。但在毛泽东1966年6月1日写给康生、陈伯达的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中，并没有这一说法。批语中仅提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62页）如果该说成立,我们则可以推断:6月1日，毛泽东除了对康生、陈伯达的上述批示外，应另有提到这一说法的其他指示。而目前这也未为人所见所知。
笔者对目前可见的康生、王力、陈伯达等人的文革谈话记录进行考察，发现他们在1966年8月之前并没有提出类似“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或“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的说法。王力的回忆仅仅成为“孤证”。
三
笔者对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从文革开始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及其中类似“北京人民公社”说法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考察。
根据现已掌握到的文献，毛泽东首次提出“北京公社宣言”和其它类似的说法是在1966年的7月。此后，康生、王力等人也开始使用相近提法。
在7月21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对中央首长的讲话》，1966年7月，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编《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武汉，1968年。另外，关于这次谈话7月21日的说法，来源于[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1966年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中提出：“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页）
当日晚，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大会。康生也按照毛泽东关于聂元梓大字报的“指示”，宣传大字报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毛主席告诉我们，什么叫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革命，是支持革命，领导革命。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发动起来时，马克思热情支持巴黎公社发动，点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我们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北大五月二十五日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康生同志八月四日晚在北大讲话》，1966年8月4日，抗大四中（原月坛中学）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抗大四中捍卫十六条战斗小组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资料汇集》第1册，第10页）
同年11月18日，王力在接见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大会上，提出“北京公社宣言”的说法。他在会上表示：“这份大字报起了一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的作用。我们的革命比巴黎公社更深刻，是更高的发展阶段，群众运动也是最大规模最深刻的群众运动。这是革命的信号，革命阶段的开始。”（《王力接见被苏联勒令回国的留学生时的讲话》，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中南民院革委会宣传部、武汉师院革委会宣传部编《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
从1966年7月开始，毛泽东对于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宣言书”到“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再由“北京公社宣言”到1967年社论中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当时的谈话记录等文献资料未能证明“6月1日”说的可靠性。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则是首次公开出现“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一提法。
四
社论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新形式国家机构的问题。社论提出：这时(6月1日)，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这一提法也颇有可议之处。应当指出：在社论发表之前，任何关于“巴黎公社”原则的说法，都没有提出产生和创造新形式国家机构这一含义，这从当时毛泽东、康生和王力的讲话中都可以体现出来。
1966年开始的文革运动主要是通过号召“巴黎公社”原则来动员群众在本地区本单位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打开工作组撤出后的局面，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并没有提出打破和变革国家机构这一问题。直到1967年1月开始的全国全面夺权，形势的发展使旧机构瘫痪，重建各级政权机构和社会秩序成为当时夺权斗争的关键。结合全文来看，社论的“北京人民公社”具有新的国家权力机构的意涵。应该说，社论第一次正式和公开提出了变革国家机构形式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6月1日”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这一说法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1967年初运动发展的需要,为各地全面夺权和建立新政权机构的行动提供某种“合法性”支持。
五
而王力的回忆对“6月1日”这一说法的支持和肯定,我们尽管没有证据能够完全“证伪”,但它让人产生的困惑却始终不能消除。王力是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执笔者。“北京人民公社”的提法或来源于毛泽东、或来源于王力和关锋而为毛所认可。因此,我们也不能排除王力的回忆存在为毛泽东及文革中自身观点和行动辩白的可能性,这当然是笔者的一种推测。
学术界没有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对于毛泽东的“6月1日”说直接加以接受,并没有细致考察；(2)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但将毛泽东等人1966年7月后的论述加以“前置”,形成“6月1日”说成立的印象。
本文仅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文献资料等因素的限制,以上推断,仅供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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