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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按：沙漠，本名张坤权，女，40年代在陪都重庆即有影响的著名话剧演员，50年代中期与丈夫黄中敬一起作为业务骨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支援青岛市话剧团。1957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再遭批斗折磨。八十岁前后开始用电脑写作回忆文章。读此文可参看作者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发表的《给毛主席打电报的故事》。
孩子，你还记得吗？
沙 漠
人的一生总会有不少难以忘怀的事。
一个姑娘，几十年来我铭记难忘。有时深埋心底，却又时时浮上心头。
那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长得俊秀美丽，特别是一双动人的眼睛，水灵灵的，透着清纯、善良。她一身戎装，臂上戴着红袖章。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叫人见了生爱的姑娘。我其实不认识她。但我一直忘不了她。忘不了她，不仅因为她美丽和那一双充满善良的、动人的大眼睛。更因为她打过我——用皮带抽打过我，用皮靴踩踏过我。但，无论当时或是后来，我都没有记恨过她。我懂、我原谅。她是无辜的。她还那么小。
那是疯狂的年代，是领袖号召“要武”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响应号召，学会了打人。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我当时由于不肯挂“牛鬼蛇神”的黑牌，被北京来的一个红卫兵猛掴一耳光，顿时，原本有病的牙，全部松动了。他没能制服我，便狠声道：“猖狂！明天有你受的！”于是，第二天便聚集了一大批来青岛串连的首都红卫兵小将，演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武斗。揪斗场面颇壮观，满院子红红绿绿的大字报从二楼窗口直垂下来，全是书赠我个人的，参与的、围观的人群把大院挤得满满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陪斗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位。我是唯一的主角，挑大梁。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张坤权！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问：“为什么不挂牛鬼蛇神黑牌？黑牌呢？”
答：“黑牌让我撕毁了。我没罪！”
“打！”一声令下，拳脚交加，还有皮带、锥子。我没有倒下，咬着牙、挺着。我有护身符——贴身放着小小的红宝书。我凛然，状甚英雄。
（右图：作者文革后期留影）
忽然，刺耳的一声：“李××你不是没打过人吗？快过来，过过瘾！打！别怕。”有人回应“哎！不怕。打。”奶声奶气。我一抬头，眼前举着皮带的竟是一位未脱稚气的美丽的小姑娘，她竟有几分像我的女儿。四目相对，那眼神里流露的全是善良。我脱口而出：“孩子，别打！”声音微弱，周围大约没人听到。但她，那姑娘分明听到了。她会不会想到自己的母亲？瞬间，皮带停在了半空，迟迟没落下来。“打呀！打牛鬼蛇神！”一旁有人在鼓劲。“哎，打！”声音很小，皮带落下来了，出手很轻。不很疼，但，似打到了我心上。我心一颤。“用皮带的铜头，用铜头这边猛抽，要这样！”有人在教着，在示范。“哎，用……用铜头抽，我……我不怕……”奶声奶气，声音在发抖。我想看看那双眼。却不料她竟闭着眼抽了下来。我疼，心疼，心在滴血了。我用尽了力气大喊：“红卫兵小将要听毛主席话，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珍惜啊！你们是伟大统帅亲自检阅指挥的首都红卫兵！”
我不停地喊，拼命地喊，小将们不停地打，拼命地打。终于，我被打倒了。一人领呼：“踏上一只脚！”众小将：“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慢了一拍的一声：“踏上一只脚……”我听出来了，是她！我挣扎着抬起头，四目又相遇。依然美丽、动人，却多了惶惑，迷茫，还有惊恐。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大叫一声“啊！”昏死过去。那不是皮肉的痛楚，那是心被打破了，被踩碎了。天缺一角，有女娲！心破了，碎了。谁能补？！
这往事过去已三十多年。我仍然时时会想起。而每当我思及四目相遇的瞬间，我仍心悸、心疼，我依然难忘那双动人的大眼睛。我多么想再见到！一天，我真的又见到了她，她已变成中年模样，穿得很入时，很有风度。没变的是那双动人的眼睛。她身旁依偎着一小姑娘，亲热地叫着妈妈。这姑娘酷似当年的她，母女漫步在海边，沐浴在秋阳中，脸上荡漾着幸福。我注视着她，她没觉察，没认出我（她怎会认识我呢？），正擦肩而过，我猛地转身，张开双臂去拥抱她……
门铃响了，午睡中的我被惊醒了。哦！是梦！这真是白日做梦。我多希望这梦能延续下去，我要抱抱她，我会问：“孩子，你还记得吗？”我会告诉她：“那是一场噩梦，你我同是受苦人。”我还会说：“年轻人做错事是可以原谅的，何况你还那么小。只是我们都不要忘！不要忘！不能忘！在你的孩子懂事之后，你要对她说说这故事，对她说那是民族的大浩劫！灭绝人性！那叫‘文化大革命’！要她也记住。为的是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的是子孙后代的幸福！祖国的昌盛！”
孩子，我真的很想你。我不恨你。
我们应该庆幸那场噩梦终于成为过去！疯狂的年代已成为过去，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这账究竟应怎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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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追忆父亲徐韬
徐伟杰
五十年代初，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家中不举炊，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饭后，我就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这使我乐而忘返，常常荒疏了功课。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作曲家舒模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一次，父亲又带我去舒家玩，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许多问！”回家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也叫江青，普通人必须避讳。
从此，我渐渐地知道了另一个江青。然而，正是这个名字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久久挥之不去，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
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五十年代的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汽车很少，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十分抢眼。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
江青时任局里电影处处长，而满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江处长”的。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她从不缺席。审片时，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一言不发，可是，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大嗓门汪洋忽然木讷起来，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慎重地表达意见。末了，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这时，大家支起耳朵，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每当此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并不抬头，只是轻启莲口，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没意见。”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或许是后宫生活枯寂无聊，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让“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她平日貌似谦恭，从不轻易表达意见，可是我父亲明白，只要这个女人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此前，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我们夫妇之间》被她调进中南海，没多久，全国各报刊杂志上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其来势之猛，出手之快，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寒而栗。父亲说，江青的记忆力极强，看片非常认真，时隔多日，影片中的语言、镜头、细节仍可描述得毫爽不差。江青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她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一旦猎物出现，她绝不会手软，看到猎物被击中后肢体碎裂临终前绝望的挣扎，会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有鉴于此，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听到江青“没意见”这三字经后，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替他们出谋划策，如何经过改动可以顺利通过，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常常谈到月影移窗，白露湿阶。其实，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父亲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厮混的时候，凭着《大雷雨》、《娜拉》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演戏的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那时候，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深谙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不是省油的灯。
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怕引火烧身，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由于父亲处处小心，进退有度，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相反，江青似乎对父亲怀有好感，见面时必以“阿韬”呼之，以示亲昵。父亲往往趁她高兴，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平安到达彼岸。
江处长在中央电影局里“垂帘听政”的这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可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但事情也有例外，有几次，父亲竟然得到了江青赠送的照片，这是他绝对不敢奢望的事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这些照片都是江青自己拍摄的生活照，有她自己的，有她和女儿李讷的，也有她和毛主席的，背景好像都是中南海。照片的背面都有江青的亲笔签字落款，有的写“阿韬留念”，有的写“给阿韬”，用的是绿色的墨水。江青的字很漂亮，字体修长，秀气中带有须眉气，父亲说这是怀素体，她在刻意模仿主席的书法意境，应该说模仿得确有几分毛体韵味。父亲把这些照片收藏在一本相册里，不肯轻易示人。江青赏赐“御照”的事情，令父亲很意外，但也感到惶惑，是念旧吗？不像。上海的这段往事是她最不愿意被人提及的，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情；是一种政治笼络？此时的江青羽毛渐丰，急于搜罗一批文坛流氓在一场场文化杀戮中为领袖充当打手，但她绝对不会看上父亲这样的人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不久以后，王阑西被摘掉了乌纱帽，司徒慧敏留任副局长，父亲立即被解职，回到了上海。江青无疑早就对父亲有了戒心。
对于官场，父亲倒并无恋栈之意，在江青面前，不得不时时戴上一副假面具，过着双重人格的扭曲生活，这早已使他感到了厌倦。无尽无休的会议，永远看不完的文件，虚情假意的应酬，言不由衷的表态，这一切，使他痛苦而又麻痹，重新泊入艺术的港湾，才能够让他拾回心中的宁静和安恬。是的，自从拍完了《大地重光》、《草原上的人们》以后，他已经和摄影棚阔别得太久了。当他重新站在水银灯下，拿起导演的话筒的时候，他仿佛又找回了自己。回到上影后，他拍摄了《搜书院》、《海魂》、《小康人家》、《摩雅傣》等影片。然而，在当时的环境里，真的有可供艺术家容身的象牙之塔吗？“反右”、“大跃进”等汹涌恶浪席卷而过后，艺术家们惊魂甫定，柯庆施又厉声责难他们“严重背离生活，脱离工农兵”,提出“大写十三年”，实际上是把除解放后工农兵以外的题材全部封杀。父亲稍显放松的心情立刻又沉重起来。一天晚上，我听到了他和赵光沛（父亲的续弦）的一段对话：
赵：“阿韬，听说江青又到上海来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她？”
父：“我去看她干什么？江青每次到上海来，只见阿黄（黄晨，郑君里夫人）和君里，从来不找我和阿丹，她不愿见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赵：“你们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合作得挺好吗？还送你那么多照片，你主动上门，她还能避而不见？”
父：“你懂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倒宁可她别老惦记着我。”
父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事实说明，江青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们这批“老朋友”。
这一时期，父亲和赵丹每个礼拜都要到艾明之家中去打牌，其实，此刻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赵丹因为提出要拍《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遭到上海市委的当头棒喝，说他迷恋“古人、死人”，后来白桦写了《李白和杜甫》，赵丹对李白一角痴迷得发狂，终因李白也属“古人、死人”之故而不敢染指。牌桌上一方面可以排遣郁闷的情绪，同时也在找寻着出路。一个想法渐渐形成了，这就是电影《青山恋》的雏型。《青山恋》是上海知青在林区成长的故事，不久以后在福建顺利拍成了。
上海电影局初审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父亲和赵丹难掩心中的喜悦，父亲说：“这下总算可以向市委交卷了。”赵丹说：“阿韬，这个戏我总算可以挂免斗牌了吧！”父亲一面为赵丹斟酒，笑道：“岂止是免斗，我看还要奖励一番呢，尤其是你演的老场长，演绝了，应该发给你一枚记功牌！”
《青山恋》送中央电影局审查后，立即被江青调入中南海。没多久，父亲带着江青的意见回到上海，马上向赵丹做了传达，大意是：《青山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丑化林业工人和知识青年，赵丹演的老场长是武训的翻版。赵丹听后如同兜头浇下一盆冰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喃喃地说：“阿韬，这下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她老是揪着我的武训不放，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怎么会是这样？”父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准备好一份检查，局里传达完了我们要当众检讨的。”“我心里乱得很，你是导演，还是由你代表吧。”“我当然要写。可是江青点了你老人家的大名，你能一声不吭？”“嗨……”“这一关总是躲不过的，江青不是说武训吗，咱们就顺着竿往上爬，说世界观没改造好，中武训的毒太深，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说什么也不能承认对当初批判武训有抗拒，借武训的阴魂向革命文艺路线反扑，现在有人正想把我们往这上面挂呢……”
灯光昏暗，晚来风急，两个挚友就像当初创作剧本一样，凑在一起，絮絮私语，不过这一次他们在稿纸上洒下的是痛彻心肺的泪水。
1960年，我高中毕业了，学校保送我进军事学院，而我却没去报到，自作主张地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料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叫去厉声呵斥：“愚蠢，你昏了头！宁可要饭，也不能干电影这一行！”看到我惶惑的样子，他连连顿足道：“你以为电影导演很风光是不是？告诉你，艺术是狗屁！导演干的是牛马活，面对的是难以预料的风险，电影界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到处是政治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滑下万丈深渊！你对付得了吗？”他无奈地挥了挥手，“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吃错了开口饭，以后有你的好日子！到时候你不要后悔。”
当时我觉得他言过其实，在吓唬我，但我之后的坎坷遭遇，印证了他的预言。
到六十年代，电影创作变得更加艰辛，稍不小心便会触雷。无论你转向何方，总能看到一些手持狼牙棒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们虎视眈眈，只等“老佛爷”一声吆喝，便一拥而上乱棒齐下。1959年末，父亲拍摄了《关汉卿》，这是田汉为纪念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而写的剧本。上映后，便风闻有人说，田汉是以“敲不扁，砸不碎，煮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自诩，剧中朱帘秀因演《窦娥怨》被挖去了双眼，要求阿合马把眼球挂在城楼上，要看看他的下场！这是公开向党的领导叫板。对《关汉卿》虽未形成大规模批判，但也足以让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了。自此以后，直至1966年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五年多时间，父亲就再也没有影片问世。
记得是1965年的某一天，父亲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父亲破例带了我一起去看。演出是在福州路的市委大礼堂。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观感如何？“什么东西！话剧不像话剧，京剧不像京剧。”语调中充满着不屑与失望。我试探着问：“假如领导让你拍，你会拍么？”父亲没有回答。深夜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回声，低沉而悠长。“我不明白，‘智取威虎山’完全可以搞话剧，也可以拍成故事片嘛，有什么必要费这么大劲来糟蹋京剧！”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这样回复领导的，如果是，那么必将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哪里知道，江青前些年频繁出入上海，正是为了物色和扶持《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这两个样板戏。更为糟糕的是，拒绝《智取威虎山》的同时，父亲却一头扎进了田汉的《白蛇传》。而田汉正是江青急欲从“文艺黑线”上铲除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这一刻起，父亲注定要为他的选择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里不能不提到徐景贤这个人。徐景贤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这个班子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喉舌。不过当时的徐景贤尚未显露锋芒，父亲和他合作的第一次是以上海交大革命烈士穆汉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穆汉祥》，由于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戏肉，只写了一稿，就胎死腹中。接着他们又以解放前地下党领导的法租界电车工会工潮为题材，创作电影剧本《法电大罢工》，其实，素材就只有当年《申报》上的几篇报道，难以成戏，也终于夭折了。这时的所谓“创作”，完全违背创作规律，遵循着“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的教条，即使勉强凑成一部作品，也是政治符号式的人物，活报剧式的情节，标语口号式的语言。两个剧本的失败，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以致不吃安眠药就难以入睡。正当他茫然失措，徒然挣扎时，田汉的《白蛇传》像一线曙光般出现了。他兴奋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没等田汉的剧本脱稿，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摄影师上黄山去采看外景，拍了许多幻若仙境的照片，并着手搜集有关的话本及各种戏曲版本作为参考，从宋朝的《金钵记》到明代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西湖志余》，只要能到手的资料，他都不放过。徐景贤也是鞍前马后地奔走，十分卖力。父亲说，田汉具有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火一样的热情，再加上他的才华，《白蛇传》肯定会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这一时期，不甘寂寞的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剧作家，和苏联的贝利耶夫一样，纷纷把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这是艺术家们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逃遁。他们撩起艺术的长裾，小心地不使它沾染到政治的灰尘，一面挥起长鞭远远地抽击着现实。徐景贤参与《白蛇传》的创作有些令人费解，以他的一贯行事风格看，他不可能不了解江青对田汉的态度，此人头脑机敏而且长袖善舞，在文革前这个暗潮涌动的关键时刻，这个政治赌徒究竟把筹码押在哪一边，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权衡，绝不可能贸然行事。然而善良的父亲对他毫无戒心，反而对这个跟定他的热心青年心怀感激，几乎引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徐景贤抱怨道：“导演是什么？是龟孙子，是罪犯，从剧本到样片反反复复地受艺委会审查，等片子拍完了，先是厂审、局审、市委宣传部审，送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审、宣传部审、相关部门审（如公安题材需送公安部），三审六问。就算是罪犯，还可以请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吧？而我们则无权辩护，所有的意见必须照单全收！”
徐景贤淡淡一笑说：“就这样三审六问，还有那么多毒草成了漏网之鱼呢。”
父亲望眼欲穿的《白蛇传》终于没能脱稿，田汉这个南国诗人的创作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早就被列入了江青的黑名单，这时多一个作品只不过多一条日后的罪名罢了。对《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并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外延，株连了一大批人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徐景贤的修长身影也自此从我家的客厅消失了，父亲从此中似乎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次我在文庙淘到了四张旧的陕西凤翔《白蛇传》的年画，刻板套色十分精美，我兴冲冲地呈给父亲，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我说：“你瞧，这是清代的旧版年画，虽然有些破损了，但是做片头字幕的衬底是再合适不过了。”父亲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然后长叹一声：“再也用不着了……”默默卷起，塞进壁橱。
我再次见到徐景贤已是在文化广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上，胸有成竹，气定神闲。那时父亲已经含冤去世，他是因为和瞿白音、羽山合写《炉边夜话》被作为上海的“小三家村”揪出来的。父亲一死，那本江青赠送的照片影集立即被指定上缴，没多久北京派出一批人冒充红卫兵，到上海的旧影人家中“破四旧”，他们直奔目标，专门查抄有关江青的照片、文字和期刊。当时的公安局长黄赤波因为好奇翻看了有关江青的“黑材料”，马上被罢官免职。
父亲是自杀而死的。出走前他久久地立在卧室门口，赵光沛瞥了他一眼，翻过身去把背对向他。他走了，没留下一句话。他选择在杭州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蛇断桥相会，游湖借伞，坠入爱河的地方，也是他和前妻程婉芬在美专同学时一起玩耍、写生、定情的地方（文革后我在成都找到了我的生母，从她口中得知的）。父亲曾经的欢乐和梦想就如同白蛇一样被永远地镇在了西湖侧畔的雷峰塔下。
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究竟是因为他拒绝《智取威虎山》招来江青的忌恨，对他痛下杀手；抑或是徐景贤觉得他是一盘现成的菜，正好血淋淋地端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谁能说？又有谁能说得清？人的一生总要生活在某个阴影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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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
马大观
在浙江大学上大二时，我们的俄语老师姓徐，名季元。记得老师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浓眉大眼，两颊铁青（是络腮胡子刮净了的证明），这更为他的容貌增添几分威武。
多数同学本来对学习俄语兴趣不高，认为花时间多、收效少，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徐季元老师“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枯燥无味，大家对俄语学习更是兴味索然了。不过，徐老师的特殊身世却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当时作为学生，我们只听到一些点滴传闻，后来从有关资料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徐老师是浙江兰溪人（他的俄语发音中乡音居然清晰可辨）。他于1925年秋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中有孙冶方、蒋经国等。毕业后，他与孙冶方留任中山大学课堂翻译一年。抗战时徐季元任苏联援华飞行队俄文口语翻译，与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后与日本空军激战中牺牲于四川万县上空）成为至友。他经常来回穿梭于重庆、武汉、芷江、南昌等地机场，与苏联飞行员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曾与蒋经国在江西省共事，是蒋经国在赣南开创新事业的得力助手。中共执政初，经孙冶方介绍，徐季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执教，曾在不到两年里夜以继日翻译苏联著述20多种，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季元老师有个习惯，每次开始讲课前总要从怀里掏出一只银壳怀表放到讲台上用来控制讲课时间。偶然有一天我仔细观察了这只怀表，表面上是俄文字母商标，汉语是“雷电”或“闪电”的意思。怀表背面刻着“苏联制造”字样。
一天课间休息的间隙，从来少言寡语的徐季元老师有了说话的兴致，他对着几个围在他身边的同学（其中包括我）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只怀表的来历。20年代他曾经和蒋经国一起到苏联留学，而且还是同寝室上下铺。这只怀表是他们分别时蒋经国送给他作纪念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从此后我们对徐老师更是多了几分崇敬。
那是1963年，继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经济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文化上贯彻《文艺八条》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央统战部重提“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总理当年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更是使全国知识分子感到如沐春风。总之，那是一段祖国大陆政治上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重要阵地之一的大学也有一种春风拂煦的感觉。
正是当时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徐季元老师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出了他的往事。然而，谁都不曾料到，恰是这段历史，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竟夺走了老师的性命。
大约是1967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学校里大批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有的隔离审查，有的劳动改造，整个学校成了恐怖的“劳改营”。徐季元老师的问题大概属于特别严重，他被隔离并关进学校行政大楼西北隅边楼的顶楼（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此边楼与我们机械系的第7宿舍相隔很近，不足一二十米。我们居住的几个寝室正面对边楼。我因受当时执教杭州大学的父亲的牵连（父亲马骅，即诗人莫洛，文革中被强加“漏网胡风分子”、“漏网右派”、“叛徒”等罪名），加上家庭成员中有地主和去台湾成员，我当然属于“黑五类”、“狗崽子”的范畴，被剥夺参加红卫兵的资格。按照正常安排，我们应在1967年夏季毕业分配，但因文革正值高潮，国家教育部瘫痪，大学生毕业分配无人作主，我们一直在等待中，不敢随便离开学校，怕毕业分配受到影响。
一天中午时分，绝大多数人正在午睡中。先是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声音，紧接着是恐怖的众人惊喊声：“有人跳楼啦！”我和几个同学闻声翻身下床，透过窗口知道是行政楼那边出事了，便夺门而出赶往出事地点。
就在行政楼西北隅边楼门口的泥地上，我见到一位胡子拉碴的老者蜷曲着身子，歪斜地躺在地上，其身后是被他身子砸陷的一个浅坑。只见老人胸部急促地起伏，吃力地喘着大气，但是双目紧闭，灰白色的脸部表情异常痛苦。几个佩戴袖章的红卫兵正手足无措地围着老者。一会儿，几个红卫兵抬着一副担架赶来，七手八脚地搬动老人，像搬运一口沉重的沙袋，重重地把老者摔到担架上。老者仰天而躺，呼吸已经停止，脸部表情整个儿凝固了，显得僵硬而扭曲。但见一小股殷红鲜血从嘴角渗出缓缓流向颈后。此时我终于辨认出这位老者就是教过我们俄语的徐季元老师！长期的隔离生活，审查中的逼供，使本来壮健的老师变得消瘦、衰老、满脸胡子蓬松，活像久陷囹圄的囚徒。
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里新刷上一张大字报，“潜伏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徐季元自绝人民畏罪自杀罪有应得”的大标题赫然入目，名字徐季元上一个偌大的朱笔大叉更是让人惊悚万分。可能是毛笔蘸红色墨水过于饱满，未干的红色墨水沿着大叉的下端垂挂并向下流淌，使我想到徐老师嘴边那股殷红的鲜血。
后来想，假若时光能够倒流，假若徐季元老师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时光，在运动的后期肯定会“放他一马”。因为他毕竟没有“现行”，仅是“历史问题”，说到底是一只经历无数次政治运动摔打的“死老虎”。假如他能够等到同窗学友蒋经国执政“总统”的时期（1978年—1988年），徐季元老师完全有可能成为重点的“统战对象”，“时转运来”。
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文革中比徐老师遭受更惨重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的化工系“反动学术权威”王仁东教授，终于熬到出头的一天。随着中美开始对话，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这位当年留学美国著名大学的“牛鬼蛇神”，闪电般被“解放”，转眼从“阶下囚”变为“席上宾”。
然而，所有的“假如”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徐季元老师没有王仁东教授那样幸运，而以跳楼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希腊神话中说道，“即使人类不断地受苦、被生活折磨，但是心中总是留有可贵的希望，才能自我激励。”不知是怎样的压力，怎样的打击，把徐季元老师最后的“希望”也掐灭了，使他毅然决然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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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死于武斗期间的几个同学
可 父
按：本文作者文革爆发时为成都市第二十中学66届初中学生。
无辜遇害的唐积勋
1967年的11月17日，好像是应23中“8.26”的请求，“偏师”（注：成都20中的“8.26”派学生组织）的头头们决定主动出击，拿掉红成派占据的23中，以帮助战友并扩大势力范围。
23中在成都西门花牌坊街后面的农村，是一所只有初中的学校，因此不仅人不太多，而且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娃娃。那天当我们和23中“8.26”派的人聚在一起时，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不过等“战斗”开始，我只看见了我们学校的人，23中的一个也看不见了。我们散开围住被23中红成盘踞的教学楼，观察一番后，“偏师”的头头方萧学发出进攻的命令。那天，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比较原始，主要还是刺刀钢钎。我们这边去了大概30来个人，也没有什么武器，可能就是有一支手枪。本来是准备去攻占他们的教学楼的，但是，围攻的一方围而不攻，防守的一方又龟缩不出，大家僵持了好半天。鉴于我们摸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结果几个头头商量，认为倘若是显示威力吓吓对方，也差不多达到目的了。于是，头头们决定先班师回营，择机再战。
没有想到，我们才一开始撤退，对方就跟着冲出来了。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只觉得从后脑勺的头皮到脚后跟一阵发麻，我前面的一个魏姓同伴一跟斗栽倒在地。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手榴弹！快跑！”我跑上前时，魏同学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我看见他的右手胳膊内侧流着血，显然是受伤了。但他却顾不得了，左手紧抓右胳膊拼命地逃跑。我也赶紧往外面跑去。要到花牌坊，是一大片住房街巷，弄不清方向，我只好东穿西穿地见巷就钻，见弯就拐。跑着跑着，才发觉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而我跑的方向是朝城里去的，穿出一个巷口，竟然已经是北巷子了。这时候，我才觉得屁股上火辣辣地疼，一摸，屁股上居然有血迹。我想可能是被那手榴弹的碎片击中了罢。所幸并不严重，没有伤到腿啊手的（后来回到学校脱下裤子看，才晓得是一粒绿豆大小的弹片穿透我的两层裤子，嵌进屁股里去了）。跑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却是被一块弹片从右腰与右胳膊处穿过，受了轻伤。那个同学回家疗伤后，再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活动了。
我沿着石灰街向西走去。刚刚要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平时我们叫惯了“无机校”）大门时，我看见一大群人正扭打着一个带眼镜的人往学校大门走去。被他们抓的人我依稀觉得是我们学校的，但我不认识他。不过看见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红颜色的绒质运动服，印有“成都20中学”字样。那是我们学校先前为体育运动比较好的同学制发的“校服”，一般来说是代表学校的意思。我伫立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等那伙人进了“无机校”后，我又往西走去。不一会儿，看见黑压压一群人迎面走来。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们自己学校的人。我连忙向他们说我看见的情况。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一个叫唐积勋的同学。
唐因为跟他班上属于“8.26”的同学关系好些，因此也参加了“8.26”。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8.26”的任何活动。他的家就在花牌坊，在“无机校”的旁边。他本来在家里，听见爆炸声，就走出来站在家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被23中和接应他们的“无机校”的红成看见他身上穿的印有20中字样的运动服，把他当作参加武斗的人抓了。我们商量一阵后,认为一来这个唐同学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加之他家住那里,是可以说清楚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我们现在去“无机校”，不仅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说不定反而给他添麻烦。
打了“败仗”， 大家垂头丧气地回了学校。半夜，有人接到电话，说“你们的人已经死了。快去殡仪馆。”我们都很吃惊，我们的什么人死了？大家都不能想象是昨天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唐积勋，因为他跟这些两派之间的争斗可以说毫无关系。况且，即使因为如此被抓去，才一个晚上不到，怎么就会死了呢？
带着满肚子狐疑，次日天刚亮，我们几个人还是去了殡仪馆。
问了问工作人员，他说在昨天晚上是送来一具尸体，在里头，你们自己去看是不是。进到停尸间，我们一个个拉开那像一排橱柜似的尸柜，都没有认识的。我们正在以为是误传，松了口气。不知是谁突然尖声大喊了一声：“在这里！”一看，在墙角的一副帆布担架上，躺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正是唐积勋同学。
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学校的学生因为文革的武斗已经死了两个人，但像唐这样莫名其妙死掉的却是第一个。唐的家境十分不好。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是由奶奶带大的。他死后，他的奶奶就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同情唐和他的奶奶。也很痛恨对立面的那些人。
既然人都死了，何况他也可以算是“8.26”的。因此“偏师”也就“作古正经”（注：川语，即一本正经）地把唐当作“烈士”开了追悼会。
后来，大家慢慢才认识到，要说耍嘴皮子、笔杆子，那自然是高中生、大学生厉害，而说到动手打架杀人，则初中学生要厉害得多。23中虽然都是初中学生，却一点不比我们这个由高中学生管事的“偏师”差劲。我们那天其实是有枪有手榴弹的，但就是没有敢用。而人家看见我们撤退，就敢于扔出手榴弹来“突围”。末了，还要顺便抓个俘虏，而且还敢三拳五脚往死里打。
没过几天，“无机校”的“红成”竟然有人敢于到我们学校附近来参加活动。原来，我们学校附近一个属于“红成”派的农民群众组织搞什么活动，邀请了“无机校”红成的参加。而“无机校”就派了两个人来参加。看来，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个“8.26”的“偏师”放在眼里。跟他们对立的农民组织的一个人，不满他们的活动，企图骚扰未成，反而被他们追打。那人便一口气跑到我们学校来了。得讯后，我们立刻行动，派人冲到他们的会场，把那“无机校”红成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抓了回来。
从一被抓来，那男生就不断哭着求饶。那女生紧张害怕得不停地打抖。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人动手打他们或者侮辱他们。因为我们那些高中的大同学，尤其是我们那些大姐姐战友，坚持我们应该文明和仁义，不准“乱来”。
大概是对方立即向成都警备司令部报告了。警司的电话和巡逻车马上也清查到我们学校来了。于是，我们决定迅速转移这两个人。好像怕太招人注意，似乎就是一个蒋姓（绰号“蒋老乱”）同学开车，由我负责看守押送。
我们把那个男生捆得像个粽子似的，嘴里塞着破布，眼睛也蒙上了，弄上了一辆大的公共汽车；那女生则叫她坐在车厢地板上不准动。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同是“8.26”的成都12中学去。我们的公共汽车路过“无机校”时，那女生想站起来，我毫不迟疑地一拳把她打在地板上。
警司的车和人几乎跟我们同时到的12中。显然是我们学校有人向“警司”报了信。可能没有10分钟，12中的“战友”就向警司交了人。
然而，我们的这些几近谦谦君子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和回报。几个月后，我们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武装宣传两人殒命
1968年3月底,因为生病，我在家里住了几天。一天中午，我在家门口的青龙巷口闲逛时，忽然看见对面三医院大门外来了一辆卡车，有人正忙着往下抬伤员。我一看，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于是赶忙跑过去。一问，原来刚刚在西门车站跟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打了起来。我们有两个人遭了（注：“遭了”，川语，即挨了、坏了、倒霉了之意）。送人的同学要进医院去，我就自告奋勇在那里守车。
我的脑子还在想到底是哪个被打伤了，突然一伙人一拥而上把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带头的家伙操着重庆口音，喊我赶快让开，他们要把车开走。我当然不答应，就跟他们喊叫吵闹起来。因为三医院这个区域是属于“兵团”、“8.26”的势力范围，来抢车的显然是重庆“反到底”的人。都是一派的，说开了还是不至于怎么样。我说：“要干啥，我们刚刚跟红成打了一仗，才送进去两个，你们是不是又要打？！”
那个带头的家伙见说我不通，用他的手枪抵着我的头，说：“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你！”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闪过一丝恐惧。但想到我们的人就在里面，我于是也鼓起眼睛，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拿腔拿调地说：“我不信，在这儿还把船翻了。”
正说着，一群拿着冲锋枪、机枪的人跑着过来，把我跟那帮重庆“反到底”的都围了起来。口里喊道：“要干啥子？不认黄了嗦？”
我一看，原来是三医院对面13中“8.26”的。其中有几个是我们打过球的熟人。是他们有人看见并且认出我来，专门喊人出来帮忙的。
这下，形势立转。重庆人还是转得快，七嘴八舌地忙说，有话好说，误会，误会。这时，我们学校的人也出来了。一听重庆人想抢我们的汽车，就气得破口大骂。有人拿起枪就要去打那个带头的重庆人。
我们送来的两个人都死了，大家正在悲痛和愤怒中。看见抬出来两具尸体，大家都没有说话了。我这时才看清楚，是高二年级的罗顺喧和初一年级的宋崇林。
已经没有什么话想说了。我立即跟伙伴们一起把两个死去的同学送到了“8.26”的大本营川大去。我们把他们直接送到了川大的理科大楼生物系的实验教室。在那里，给他们进行了尸体的防腐处理。
罗和宋是在武装宣传的时候被对立派成都西乡路中学的人打死的。按照计划，他们深入到了西乡路中学、23中学和无机校“红成”控制的西门车站，准备在那里的广场和周围的主要建筑上张贴自己的标语以显示力量。但是，这个计划被对方事前获悉了。于是，对方作了精心的准备——包围了整个区域。
我们的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所谓的宣传行动，对方就打响了枪。我们这边负责武装保卫的也立即还击。一时间，整个西门车站枪声大作，路人急忙四下奔逃。双方使用的都是部队的常规武器，什么冲锋枪、机枪、步枪都一应俱全。完全是一次真正的战斗。从对方各种火力的分布点，我方马上就明白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但对方在暗处，而我方在明处。可以说，从开火的那一瞬，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于是我方只好决定赶快撤退。
罗和宋是奉命负责掩护大家撤退的武装人员之一。罗是机枪手，宋则是他的副手，也负责协助和掩护他。在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时，他们已经快脱离陷阱的时候，罗突然中弹了。宋见状毫不犹豫地又匍匐折身去救他。结果，宋也被对方的狙击打中。他们平常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不能肯定宋是不是“义无返顾”的英勇无畏，但那一刻出于对朝夕相处的兄弟的情谊，他不可能选择放弃。其实，罗是眉心中弹而一枪毙命的，宋去不去救他都不会改变罗被打死了的结果，反而是多搭上一条命。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俩的缘份罢。
事前，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因为不放心，所以也派人跟着去了。在双方激烈对射的过程中，军宣队一个叫“大魏”的人站在交火的中间地带，挥舞双手高声叫喊，要求双方停战。虽然他身着军装，双方会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意朝他开枪，但在那种情形下，他这种勇敢的态度和精神确还是非常感人的。
在将近两年的文革武斗中，我们20中的“偏师”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却因为武斗、车祸等死了六七个人。甚至还被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摸进学校偷袭过一次。不过那次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孟老乱”遭遇车祸
开汽车，是武斗时期学生娃娃最有兴趣的事情。反正汽车在哪里都可以弄到。站在马路上，看见有车过来，把枪亮出来晃晃，没有哪个司机敢不停车交车。而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警察，更不需要有什么驾驶执照。我们因此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驾驶训练，纯粹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谁的胆子大，谁敢先“吃梨子”，谁就是师傅。
1967年年底的一天，我们的同学开一辆老掉牙的美式吉普车，本该只坐5个人的车里挤了12个人！结果刚刚开出茶店子南街拐上成灌公路，就摔下了一个来。被甩下的那人居然没有受伤，于是骂骂咧咧地追着车跑了很长一段路。而车上传来的却是阵阵笑声。看着那车飞逝而去，这个因此逃过一劫的同学只得怏怏而返。
那天晚上11点过，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门笃笃地响。我问：“哪个？”又没有回应。我赶忙抓了一支“54”手枪，轻轻走到门边，靠在墙边，猛地打开房门。定睛一看，是跟我同室的庆庆。昏黑的微光下，他满头是血，一脸凝重，呆呆地站在门口。见我开门，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说：“遭了，翻车了！”
进得屋里，他才告诉我，他们到郫县的永兴公社去，当地的地方大哥热情款待，又是肉又是酒的。结果回来时车被一个绰号“孟狗儿”的同学开翻了。现在孟、王胖和一个姓张的都送到医院去了。他惊魂不定地说，“可能都‘莫眼’（注：成都方言，没有希望或没有办法之意）了。”
一会儿，学校里的人都纷纷起床了。大家商量马上到医院去。
我们赶到了医院，医生说孟已经没救了，要求马上通知家属来。我看见躺在急救室手术床上的“孟狗儿”，头肿得老大，呈紫色；整个人不停地抽搐，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
几经周折，我们把孟的父亲接到了医院。天没有亮，孟就咽气了。
躺在隔壁的王胖不断地说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哭泣着问医生到底是“咋个的”。后来，好像连夜又把他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才确定他是第七颈椎骨折了，是高位截瘫。所以，他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还有一个姓张的，也直直地躺在观察室的床上。不过，他没事，第二天就出院了。
把孟的尸体送到殡仪馆后，我们去了他的家，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慰。
孟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据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周恩来的司机；父亲原先的名字就叫孟其鹏，后来因为儿子喜欢这个名字。拗不过儿子，父亲就改名叫了孟其贵，把“鹏”字让给了儿子，自己用了“贵”字。
这个孟其贵先生那时是中共西藏工委驻四川办事处的主任，为人忠厚，有些木讷，是个慈祥老人。我们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本来是该叫孟其鹏的死的，因此是儿子替父亲死了。孟的母亲的前夫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她本人则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的校长。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而“孟狗儿”自己也是个很有天资的人。虽然戴一副眼镜，但行事风格却十分胆大。
在学校，自文革后，大家又给他起了个 “孟老乱”的绰号。“孟老乱”自树一帜，特立独行，一个人成立了个所谓“极左派”的“‘野鸭子’战斗队”。孟时常就国家及地方文化革命的局势发表一些宏论，虽不见得说得准，更是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听起来却是头头是道的。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和高瞻远瞩的气势和俨然思想领袖的口吻，不能不让人景仰。至少，那时的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他究竟也只是20岁不到的中学生而已。死于自己肇事的车祸，的确始料不及。他是家里的独子，因此对于他的家庭父母说来，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的父母在自己备受冲击的动荡不安中，还要承受独子夭逝的打击，白发送黑发，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跟他同时遭遇车祸的王胖，在病榻上躺了三年后也死了。
横死街头的章岸清
因为水生在我们年级的一班，为了跟他玩，我跟他班上的不少同学也很熟悉要好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干脆搬到他们班上的寝室去了。其中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就是“八一校”的，叫章岸清。他也时不时要尿床。但这没有影响我跟他很长时间睡在一间床上。我们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岸清的父亲是西藏军区汽车团的，好像是团长一类的官，很少回内地。1963年中印战争结束后，岸清的父亲给了他一辆小型的“菲利普”自行车。因为我也有一辆“菲利普”，看起来比他的就大得多。所以我始终认为他的是“女式”；但岸清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
岸清的家在老南门外江西街东侧的农村巷。那是一座有好几间房子的独院，不过收拾得像个农家院，跟它所在的农村巷倒很是般配。岸清的母亲是个农村的妇女，没有什么文化，就在家里为丈夫带孩子守家。
岸清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在那时，他的各方面条件算是不错的，虽然不是很特别。没有想到，他却死于了文革武斗的枪口下。
本来，岸清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卷入任何“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中；他是属于呆在家里混日子的“逍遥派”。他完全可以平安地度过那段疯狂的岁月。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过厄运。
1967年，在成都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他奉父命回陕西老家避风和相亲。然而，就在他回成都那天晚上，刚刚下火车的他，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却误入了两派武斗（所谓的“‘红成’十中保卫战”）的中心地带陕西街。在听见枪响后，他又以军人子弟的警觉和常识，立即趴在地上匍匐而行；这一下，双方都以为他是对方的人。而守卫方的“红成”更是认定他拿的行李是“炸药包”，而他的“低姿”爬行更像是训练有素的爆破手。霎时间，无情的枪弹密集地向他扫去。几天后，武斗结束。他的尸体被“叫花子”们在大街上拖来拖去，无人认领。他同班的蔡姓同学看见被人拖在梨花街口，倚放在水泥电桩那里的一具尸体（蔡是红成的，可能那时就在十中里），认为“很像”他，于是打电话告诉我去辩认。
章岸清的头部基本上被子弹打得稀烂，整个下颚几乎都没有了，手、脚也都被打断了好多处，身上更是满布弹孔。我仅仅是从他那还算基本完好的额头确认这是我的朋友章岸清。
后来，我们整理遗体，从他的身上翻出了他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票和学生证。
章的死状尽管很惨烈，但由于此前我已经看得太多因武斗而死的人。所以我们除了惋惜一阵，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丧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无谓地殒殁，官方没有准确的说法。但看到有资料称可能有两千多万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那种无政府状态下，危及的不仅仅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者备受冲击的“走资派”、“反革命”等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测而丢掉性命。我们成都20中自1967年初夏一个叫周孝孺的被“保守派”的农民打死后，延至1968年底下乡以前，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因武斗、翻车，一共死了8个同学！
本文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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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
汤 铭口述
文 靖执笔
口述者简介——
汤铭，前中央歌剧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全世界的所谓革命运动都是这样，永远是年轻人被煽惑，就像扁桃体一样，身体里有一点儿毛病，它先发炎。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出来，接着又是八九篇社论，像《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但我们都觉得太保守，出一篇，我们批一篇。那时候，人民日报社就在王府井那儿，总编辑唐平铸，我们老到接待室找他，而且都是晚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晚上上班。去了以后不接待，我们就把我们的批驳文章递上去，第二天他们又出一篇社论，我们再递一篇文章上去。都过了好久了，忽然说，唐平铸想见我们，但我们又不愿意去了——有什么可说的呢，那都是死老虎了，我们不打了。不过后来唐平铸也下来了，那时候没有不出问题的，像“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也都下来了。
大串联，那年我是8月份走的，想去哪去哪儿，十块钱走遍全中国，带着学生证，上面盖满了借钱的章，这儿借三块、那儿借两块。其实火车票学生都不要钱，吃住也不要钱，但你有时候总得买根冰棍、吃个面包吧，或者糍粑。开始我们是四个人，走着走着就剩俩，最后别人都回去了，就我一人了。比如我到云南，先去大串联接待站，对方给开个单子，说：“你到昆明工学院住。”过去以后，我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人家也不多问，说：“行了，你去304。”其实屋子里就是些稻草，然后铺一个床单，最后长我一身虱子。那时候也不敢玩儿，每天就是去看大字报，到了吃饭的时间一问：“食堂在哪儿？”过去就吃。只要有大串联接待站的单子，到哪儿吃饭都不要钱。等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没钱，管他们学校借点儿，打个戳子，“昆明工学院已借”，就能拿出三块钱。
大串联，其实就是让北京的学生到各地去发动各地的学生，当然也有外地的红卫兵来北京，比如有的人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说：“你们的走资派在哪儿？我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于是就带他们到后面去看。同样，我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还有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艺术学院、贵州大学、昆明医学院，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们也给我介绍情况。而且特别有意思，他们知道你是北京的学生，都主动把资料拿给你看，以为北京学生都能“通天”，然后我就“指导”他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干，中央文革现在如何如何。照着报纸上的说一遍。那时候不发达，很多的事情外边都比我们北京知道得晚，我们去了就是“革命的种子”——其实都是扯淡，不过就是“煸阴风、点鬼火”，全是瞎胡闹。到了11月我才回来，那时候北京多冷呢，脚底下就穿一双塑料鞋！
回到北京，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时候，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大字报区，你愿意贴哪儿都行，当然，人家也是随便揭。我们音乐学院贴大字报是很专业的，一看就是大单位出来的，专门有人负责干这个。特别是冬天，浆糊刚一刷就冻上了，怎么一边刷一边贴，还要不让对方撕得下来，各有各的高招。开始时还在大字报上注明：“请保留三天。”果然，三天以后就让人撕了，或者盖住了。后来大字报太多了，三天保不住，就写：“请保留一天。”或者“请保留四小时。”最后只能是有人站岗，让那帮“小屁”去，就是附小的那些小孩儿，谁想盖我们的大字报，“等会儿等会儿！我们这刚贴上……”有一个当年附小的学生现在在加拿大，都管我们叫学兄、学姐了，说：“我们没干成音乐，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在网上回他，说：“幸亏没干，现在你不是混得挺好。干这个有什么用？”哈哈哈……
文革刚刚开始，我被选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保卫科科长。那时候“破四旧”，有人扬言要砸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我们有钢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他们要给砸了。于是我带了几个人三天四夜没睡觉，整天在学校里转悠，看有没有人来砸。后来听说砸错了，他们跑到北海后门，把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给砸了，我们这才放心，回去躺床上睡了两天。
转过年来就是“一•一九”夺权。那时候有“天派”、“地派”，“天派”包括北京航空学院（今北航）等等，我们是“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是地派。夺权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文化部、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将近十个人，给我一辆大轿车，一会儿躲这儿，一会儿躲那儿，拉着帘，满北京城跑。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资本，比如开会斗“走资派”，我们有的斗，你们没有人，那我们就有实力了，所以我们也怕对方把这些人给抢走。
但是带的人太多，目标太大，经常是刚跑到一个地方就被发现了，所以最后别人就都给放回家，就留着一个文化部代理部长萧望东。那时候我正在读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的九个喜剧、八个悲剧、十个杂剧，都是从附中图书馆里淘出来的，整天我带着老头儿到处躲，不懂的地方老头儿就给我讲。别看他是放牛娃出身，厉害极了，1955年第一次授勋时就是中将，时常给我讲他的那些经历。所以后来我们关系特别好，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偷偷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儿子就给送烟来。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也抽——这有什么奇怪的，那时候谁不抽呢？但我还是一个学生，没钱，只能抽“代代红”，一毛六分钱一盒（后来下农场，烟卷抽不起，就买烟叶子，弄碎了、搁瓶子里，拿二锅头闷两天，所以现在我卷“大炮”卷得棒着呢）。还有“阿巴臭”，那是阿尔巴尼亚的烟，就是巴尔干半岛西南、亚得里亚海边上的一个小国家。他们的领导人来，我们都是几十万人夹道欢迎；周恩来到他那儿去访问，我们的媒体都不敢说他们有多少人欢迎，就算倾城出动，撑死了不到一万人。那时候就剩这么一个小兄弟了，因为咱们老支援他们，他们没什么可给咱们的，于是就把咱们送给他们的那个烟叶，做成产品，又反卖给咱们。市面上卖一毛四一盒，抽着还行，但因为是伊朗的配方，味儿臭极了，所以后来就叫它“阿巴臭”。但老头儿抽的是“牡丹”，那是特供烟。老头儿说：“小汤，来一根？”我说：“不啦，您自己来。”“来吧——”嗯，那就来一根。
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去逍遥。我和黄安伦（注：当代中国著名作曲家）能够走在一起，也是因为志同道合，都爱看书、爱琢磨，想一起做点儿事。还有一个叫庄惠南的，就我们仨，躲在附中（就是原来国会大厦、现在新华社的那个地方），成天偷书看，最后把班里其他人都给弄过来了。因为我们觉得，打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都是好人，没有给我们感觉到要阴谋干什么。比如我们那个附中的校长叫张芳春，老头儿挺好的，就是五音不全。有一天，学生把他的头剃一秃子，说：“明天，你给我总结出剃这头的十大好处。”第二天，老头儿说：“第一，经济实惠。第二，夏天凉快。第三，不长虱子……”中间有一个说重了，啪！一皮鞭打过去，当时脑袋就流血了。女老师也挨打，包括附中的副校长俞慧耕，只是没打那么狠。其实这些老师都好着呢，特有人情味。比如在别的学校，高班的总是欺负低班，但我们老师把高班和低班弄成“友谊班”，我们的友谊班就是陈佐湟他们班，大家一块儿玩，特别好。当然，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了。
音乐学院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打手”，比我高一班，是个吹长笛的。后来临死前我去医院看他，他说：“我这是报应。”文革时候，他打的人太多了，而且打死好多人，就在音乐学院附近的小院子里。可那时候的人就跟疯了一样。比如斗地主婆，成分是地主，又是个女的，那就是“地主婆”，那都是说打就打，死了家里连收尸都不敢。抄家。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天安门广场光是金条就捡出一大堆，那都是红卫兵小将抄完家，兜里揣着金条就去见毛主席，挤来挤去，鞋也掉了，金条也掉了，都是一堆一堆的。
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当时有多乱。音乐学院有“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臂章、黄字是红卫兵，红臂章、黑字是“联动”，是一帮高干子弟的“反动组织”。现在这个“反动”要加引号，但那时候真就是反动组织。这些人家里开始都是革命干部，后来爸爸妈妈被打倒了，于是起来反对江青，那自然就是反革命。而且，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江青的底细，知道上面打得不亦乐乎，叶剑英、李先念这一派跟江青、张春桥打得厉害极了，但我们学生知道什么？
我们在附中逍遥了有小两年，为什么要进图书馆呢？其实原先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为审“走资派”的时候找一个录音机。先从暖气管道里进去，把那个水泥板顶开、钻进去，结果进去以后，全被那些书给吸引了。所以后来就大量偷出来看，把窗户插销那个地方打下一小角玻璃，想进去的时候，找个钩子把插销一挑，窗户就开了，出去的时候再给锁好，所以谁也不知道我们。
过去我就爱看书，那两年直接到图书馆去拿，爱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像18、19、20世纪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从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司汤达，到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我在我们班是读书最快的，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本，三天我就看完了。所以后来我读书特别快，而且知道怎么读，都是那时候锻炼的。另外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等等。记得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小题目里净是什么“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恋爱”、“第二次结婚”、“第二次恋爱”（注：不准确。该书的小标题中有“初恋和正式结婚”，“婚后和第二次恋爱”、“第二次结婚”等），人家说：“你怎么净看这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我说：“我哪知道这里边有这个。”另外像黑格尔的《小逻辑》、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还有《资本论》我都看过，背《孙子兵法》、分析三大战役、找滑铁卢战役的手稿记录等等，整个就是一杂家。
不过，我和黄安伦都爱看史，音乐史、美学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包括范文澜、郭沫若的我们都看了，二十四史就更不用说。打开一个紫檀木的大柜子，分成许多的格子那种，木头上的字是用绿字隶书写的“清史”、“明史”之类，我们拿出来全看了，塞回去的时候都是随便搁。其实有些书，你会发现越看越好看、越看越爱看，特别是古书。当然我们只是读的皮毛，不像人家搞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大事件，咱不行，一句话看完就完了。另外还有宗教史、联共（布）党史，好多好多。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们才搞清楚什么叫“布尔什维克”，什么叫“孟什维克”。
从那时候起，我和黄安伦就非常的好了，他是我的No.1，我也是他的No.1，先是一起读书，后来又一起锻炼身体。没练以前，我们俩照了一张相，都跟猴鸡子似的，瘦瘦的。然后我们从图书馆翻出一套舍甫琴科哑铃操的资料，两人照着练了一年，结果他那“块儿”起来了，我还猴鸡子似的，干巴劲儿倒是有，就是不长肉。有一次过“五一”节，因为我是右派出身，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出身，他说：“为了记住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好，咱俩互相拿鞭子抽一顿吧。”后来当然没这么干，不过他邪门儿的东西挺多。比如他有一颗门牙是假的，就是因为那阵子他锻炼身体，坚持每天跑五千米，但是有一天又玩儿邪的，最后闭着眼冲刺，一下冲到大字报区前的一个灯头上——灯泡都没了，就剩一灯头，“当——”一下就给门牙磕掉了。
1968年工宣队进校，一听说这消息，我们赶紧把那堆书往回扔。床底下、床头、窗户根、琴房，都是一摞一摞的，一会儿这儿又冒出两本，那儿又冒出两本，都是连夜从图书馆的窗户往里扔，最后那书堆得有将近一米高。工宣队的人来了以后，给我们训话说：“马克斯、恩克斯、列宁斯、大林……”哦，就这水平啊。
1968年7月，我“高中毕业”，毕业证书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来年3月分配工作，我被分到了中国京剧院，那还是对你政治上信任、业务上信任才能分到那儿去的，像黄安伦他们全都军管了。
那时候搞京剧交响化，像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这叫洋为中用。不过后来我们发现，的确京剧和交响乐有不谐和。比如，京戏的伴奏都是在侧幕边上，本来也没几个人，但是加上这么多西洋乐器，那叫一个挤，凑合劲儿就别提了。再比如，他们是用板鼓来指挥乐队，叫“鼓佬儿”，但我们不习惯，而且有的人不会看鼓，所以就想要个指挥，结果他们不给，这就出矛盾了。那时候，即便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可以给你上纲上线，按政治问题来处理，做多少检查不说，连档案里都来那么一笔。所以大家做人都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现在没有办法体会了。我们提出要一个指挥，他们说不过我们了，就说：“浩亮让不要的。”浩亮就是演李玉和的那个人，京剧团的第一把手，原来叫钱浩梁，后来让江青给改成“浩亮”。我们有一个同事说：“浩亮也不是什么都懂啊。”这话有错么？结果一下给扣了“反浩亮”的帽子，把我们都给刷下去了，这叫“板儿刷”（样板团刷下来的），所以我们比黄安伦他们晚了一年（到农场）。
为什么军管呢，这事儿后来我们才有点了解，但当时都不知道。当时周恩来和江青顶着，但也不是明顶，而是暗顶。比如文艺界，除了几个样板团，别的都闲着，总理怕这些人解散了，那等于这些团体就没有了，于是国务院把中国歌剧院、中国芭蕾舞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各艺术院校，包括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工艺美院、戏剧学院等等的这些人，还有很多文艺界的老干部，全部下放到北京军区，包括65军、38军，在葛沽的那个多少军？北京军区所辖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等这么多地方，我们下的65军就在张家口，下面有三个师，分成防化连、工兵连、这个连那个连，很多很多，我们那个叫4619，军直炮团。不过当年的那些炮都是很落后的，像85加农、152加榴，只有这些。现在这个炮团已经没有了，在两次大裁军的过程中就剩下一个连了。
当时下到这个农场的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六八届毕业生，电影学院导（指导演系）六一、导六二、导六五，摄（指摄影系）六一、摄六二、摄六五，我们都在一个连队。至于其他学校，有在193师、194师、195师的，军直炮团的，还有营房科的等等。前一阵我们六八届的回张家口，都是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举着大旗子，回去找那老地方。郭宝昌还在那儿大放厥词，反正谁也不敢拦他，说：“那时候，我们道德沦丧到了底线以下，就知道偷东西，包括我本人。但是我不偷私人的，只偷公家的。”那时候我们也是，把床板偷出来，锯木头做箱子；偷地膜，偷完了先放小六（现在是老六）他们家，然后拿回去垫箱底儿。因为我们已经是最下层了，不但是“臭老九”，而且叫“狗屎连”，4619部队的十一连是“狗屎连”。其实我们这拨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包括《啊！摇篮》的导演徐庆东，《大决战》的导演韦廉，《蹉跎岁月》的导演蔡晓晴，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郑洞天，就是拍《邻居》的那个，现在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等等。
下到部队，前期和后期非常不一样。开始是他们教育我们，早请示、晚汇报，下乡劳动；后来是搞运动，抓“五一六”；再后来就越来越散、越来越散，我们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们。我有一个纪录，在4619部队呆了三年半，一共看了三百本书，光是《资本论》的参考书我就看过六七本。所以呀，管理我们的那些人都是降一等，比如部队里的排长到我们这儿当班长，我们的连教导员原来是营级干部，工作组组长是团级干部，反正都是降一等。毕竟我们也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儿都跟“人精”似的，有文化，脑子又活，他们降不住，反正也被我们耍得够呛。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件事，班长问一个人，说：“牛蹄子有几瓣，你知道么？……还知识分子呐，连这都不知道？”郑洞天站旁边，说：“阿波罗是什么，你知道么？知道么？……我再问你一个，牛犄角长牛耳朵上头，还是牛耳朵下头，知道么你？”班长想半天，因为熟视无睹，真冷不丁的问，他也说不上来。（其实，牛犄角长耳朵前边。）
后来这些当兵的也慢慢知道了上面的一些情况，明白这些学生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也有弱点，但毕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搞文艺的又有一技之长，不能老看不起他们。而且，我们不吃他们那一套，他们也就“嗨，管不管也那么回事儿”。
我们那军营本来是一个大狱，不光住我们一个连，还有好多连队。可是1971年9月的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们忽然发现，其他连的那些人全都没影儿了。猪还在呢，但没人喂。后来才知道是紧急命令，都拉到坝上去备战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知道。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人民画报》发表了一篇林彪的照片，没戴帽子，穿着军装，正在读毛主席著作，而且是江青给拍的。我记得特清楚，旁边有一个人就指着这张相片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人，出问题了。”
我们那是北线，最挨着苏修，但因为全是草地、平原，如果他们从外蒙打到北京，机械化的部队开进来，那只有一个屏障，就是八达岭的那个山。而且，我们当时的武器很落后，根本没法跟人比，拦都拦不住，成千坦克要是推进来，那就是所向披靡，很快就到我们叫“坝上”的那个地方。65军不是王牌军，据说只能坚持五分钟，加上38军，大概最多也就坚持十分钟，所以连夜就把部队都调到坝上。
那时候正是收玉米的时候，生产股股长把几百亩地都给我们一个连去收，成天拿镰刀砍老玉米秸子。手上开始还是一个泡、一个泡的，后来连那张皮都没了，拿水一泡就能撕下来。所以后来连手套都不能戴，戴了就得感染，只能拿盐水泡泡，然后包上纱布，最后那血直往外渗。腿疼得要命，上厕所拉屎都得俩人合伙去，你扶着我蹲下，完了你再把我拉起来。什么洗脸洗脚，全免了，吃完饭咕腾一躺，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接着干去。一共两个礼拜，全都给收回来了，后来那股长送我们两筐橘子。
我们所在的农场叫永红大队，就是现在的屈家庄，在它的一个教堂里头，有几把上上个世纪传教士留下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于是我们就都给拿出来了，找马子、找弦，有架破钢琴，有几根琴弦折了都是给焊上去的。
买钢琴是一件太大的事儿，后来都被大家说烂了。有一架钢琴，六百块钱一架当样品，很便宜，黄安伦先发起的，后来是黄飞立（注：黄安伦之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先生寄的钱，给买回来了，连队里等于添了宝一样。后来慢慢慢慢又多了几架钢琴，恢复起一些练习。所以那时候的生活也最丰富了，比如“摆鸡宴”——人家是“百鸡宴”，我们是摆上鸡，用一个水桶咕嘟咕嘟煮，一边吃一边弹钢琴，就跟听音乐会似的，也算苦中作乐。后来朱小玫、黄安伦两个人都练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从那屋把钢琴搬过来，两架放一块儿，屋子里坐满了人，那一次震撼极了。部队人问这是什么曲子，我们就说：“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歌曲。”那时候只跟阿尔巴尼亚好，所以一弹外国的东西就都汇报说是阿尔巴尼亚的。
庄惠南的段子非常多，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他是拉小提琴的，老觉得没拉成像海菲兹那样的艺术家，终身都是个遗憾。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有类似的想法，觉得我们的事业完了，但又不甘心。后来我和黄安伦就给他出个馊主意，说：“你虽然成不了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但是你可以破一个小提琴的世界纪录。”“啊？什么纪录？”“你可以拉空弦啊，一根空弦拉十八个小时，四根空弦七十二个小时，我们给你证明！”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吉尼斯世界大全，只知道没人会这么干。他说：“真的？！那你们可得给我证明。”那当然没问题，结果真让他拉下来了。开始他还想一根弦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说太多了、太多了，十八个小时足够了，中间可以吃饭、喝水、上厕所，一共三天，最后人都快瘫了。我跟黄安伦两个人架着他，扔床上趴着睡了两天，姿势都没换。
我们这些人，名义上是“高中毕业”，其实中学一共正经只学了四年，而且，过去文艺搞“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像我们这些搞洋的几乎就没出路了，叫作“亡琴论”。比如我们学双簧管的，不能吹国外的东西，只能吹《小放牛》、《牧羊姑娘》这些中国人改编的曲子，所以毕业时候，我吹唢呐挺好，倒是双簧管学得稀松平常，很多都是后来自己学的。黄安伦在张家口时候也是自己学，而且学得非常好，就在一个四处撒气漏风的小风琴上，把作曲、曲式、和声、复调这“四大件”都学了。
当时下去的还有很多歌剧院的老干部，黄安伦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陈紫。陈紫是30年代末投奔延安的进步学生，歪打正着进了鲁艺，虽然五线谱没学好、基本什么乐器都不擅长，但跟着冼星海用简谱学了作曲，凭着他的文学根底和对民族音乐的掌握，后来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土得掉渣，但他的那股黄土高坡味儿真是漂亮极了，曲子一出来就好听，一个人站在塞北的山坡上吼去吧，那真是荡气回肠。为什么黄安伦特别感谢那段日子？就是因为那一段的经历让他终身受益，秉承了中国音乐界的脉络：冼星海—陈紫—黄安伦。
我是黄安伦所有作品的第一听众，也是他的第一审查者。《塞北组曲》最后一段叫《庆丰收》，那段日子正好是黄飞立先生在农场受审查。黄安伦接到那封信，心里特难过，大冬天的，一个人走到洋河边上，在一个草窝子里哇哇大哭，然后回来写完了《塞北组曲》里最欢乐的一段，也是后来在国内外都很有名的一个曲子。若干年后，黄安伦写了一部歌剧《岳飞》，这是他上耶鲁时候的毕业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他得了一个优秀学生奖。这个奖在耶鲁大学很有分量，各个学院加一块儿，每年就颁发一个，但是一百年来从来没轮上音乐学院。因为《岳飞》，这是唯一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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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于会泳传新版值得关注
丁 东
近读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的戴嘉枋《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感到很不错。于会泳在四届人大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主创者。此书1994年曾经在国内公开出版过，当时删去了十多万字。不久被宣传部门主管者判为“替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翻案的坏书”，禁止重印。这次香港出的是增订本，不但恢复了被删的内容，还补充了新的材料。
作者并不认识于会泳。他只是因为从事音乐史的专业研究，接触到于会泳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成果，对他为几部样板戏做的音乐设计十分钦佩，才产生了撰写这部传记的冲动。在写书的过程中，作者采访了传主的几十位同事和亲属，查阅了传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资料，包括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就使此书的内容不仅有于会泳人生经历的过程，同时涉及到不少文革期间文化部门高层的决策内幕及重大文化事件，诸如样板戏的产生过程，“三突出理论”的形成，国务院文化组的职能，“九大”代表的推荐审查，四届人大的组阁和文化部的活动，“革命历史歌曲”和“战地新歌”的演出、播放，文革期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批判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和“无标题音乐”，为晚年毛泽东录制古典音乐等等，此书都有独家的记叙，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精彩细节。此书认为，江青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帮她“破”的人，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帮她“立”的人，却不好找。又要艺术上的行家里手，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实现她的意图，又要政治上对她忠诚不二，这是她对于会泳青睐有加的原因。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作者并不因为于会泳在政治上被官方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就对他一味丑化。作者并不回避于会泳政治上的失足，性格的弱点，道德的缺陷，但同时展示了他音乐上的才华，艺术上的追求，展示了他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身不由己的无奈，展示了专制的政治权力对人的异化。我感到，戴嘉枋先生既是音乐领域的内行，又是具有历史感的学者。他力求真实地讲述于会泳的内心矛盾和悲剧人生，真实地还原于会泳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把一个政治上的失足者、失败者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这就使此书比国内流行的其他“政治坏人”的传记高明得多。
近日从网上看到朱永嘉博客里的文章也提到此书，从旁印证了周恩来在考虑四届人大组阁人选时曾先后提名沈雁冰（茅盾）、徐景贤、朱永嘉任文化部长，最后确定于会泳的事。文革研究者不妨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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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胡泊就上期顾土《自我否定与文革》中的一个说法提供意见如下：
顾土新作称：“江青尽管是毛泽东夫人，但公开职务也不过是个处长。”处长不假，但当时中宣部不设局，处长即局长。这一点经常被人搞错。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处长（局级）”，或“局级处长”，于光远的职级就是一例。
二、邱心伟来信谈到了本刊的点击率：
我把《记忆》贴在清华校友网上，从33期出来到今天，点击率近400人次，比以前点击率大多了，说明你们办得越来越得人心。加油！
三、穆学谦赐函：
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当下有很大阻力,但历史深远。巴金老呼吁了多少年建“文革博物馆”，到临终也没能如愿，含憾而去。所以我说你们办了一件能给当代和后代留下宝贵财富的大好事。我是文革的支持者，也是文革的受骗者，更是文革中的觉悟者。当时我在山西文艺界，经历了文革在山西的全过程，直到1976年才返京。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四、庄菁瑞介绍凤凰卫视关于林彪堕机的节目：
林彪的堕机情况，几个月前，香港的凤凰卫视做了一期节目，里面有对当时各国，各方调查人员的采访，内容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不过对机上人员的所谓“搏斗”，倒是没有肯定意见。因为说和林彪一起坐在中间的那个“副驾驶”（专家判断）出事的时候和林抱在一起，应该是为了保护林。所以，看不出来会有产生搏斗的可能性。节目中，很多地方说起那个类似导弹击中的窟窿，各方人士不是语焉未详，就是闪烁其词，很耐人寻味。我方的调查团长，好像说是：这个窟窿看上去是从里面炸开的（大意）。我当时感觉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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