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記　憶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第６期
ＲＥＭＥＭＢＲＡＮＣＥ　　　　　　　第十六期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３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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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司马清扬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上）

他山之石
Joel Andreas(安舟) 超凡魅力型动员——《坚持特权》第四章（上）

口述历史
董国强 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文革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一）

史林一页
王广宇 “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

小资料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故纸堆
新华社通讯员 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散记

编读往来
1、澳洲学者孙万国先生致函本刊 2、梁京兰谈周伦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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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笔谈】

《“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读后（上）

司马清扬

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砸》）一书，对于当今新发掘出来的文革史材料是敢用的，写作上不少观点也是新颖的。不过，作者在力求突破大陆长期以来的文革史框架时，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同作者长久以来所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本文上篇谈读后的一些感想，下篇针对该书的部分内容与作者商榷。

一、江青、林彪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砸》的作者显然不同意这一论断。
（1）江青
作者对于“反革命集团”的领衔人物江青做了如下叙述：“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作者认为：“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砸》794－795页）
该书这样的论断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框架。不过，作者还是保守了一点。如果说文革以前，江青只是“偶尔露峥嵘”——黎澍先生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那么文革发动以后，江青实际上就是冲锋在前，如毛氏的一条狗。俗话说打狗看主人，其他人如何对待狗，深深影响了狗的主人如何对待这些人。周恩来对此的理解无疑是最透彻的，而林彪等人对此的理解终究过于肤浅，一怒之下竟然还要说枪毙了这个“娘们”。除了冲锋在前以外，在必要的时候还会毛泽东做“脸”而江青做“屁股”（1973年的批周就是如此这般）。
（2）林彪
对于已经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林彪，《砸》书则认为“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795页）
作者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不错的。然而还可以进一步明确，作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林彪除了在特定的场合下对文革表态，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表示支持外，并没有过多地在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相反，林彪还不时撇清自己。1966年3月份，林彪在致信军委几位副主席时，在高度评价了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定稿的《纪要》（即有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时，绝口不提“委托”二字，相反是特意表白“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在刘少奇专案一事上，林彪的评语是“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此语无异是告诉他人：林彪同刘少奇一案无大关联。
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号称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是毛泽东在反冒进与大跃进当中，并没有给一线多少自主权，特别是在庐山会议上，毛亲自出马。面对面地与彭德怀干仗，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舒云语）。毛泽东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吸取了这种教训。以至以后毛泽东可以佯为自责地说“听了一面之词”。除了江青外，毛泽东也要林彪冲锋在前。但是林彪却从来不想去为毛泽东做这条狗。林彪甚至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调转枪头，攻击了张春桥。
（3）无产阶级革命家
几十年清一色的为尊者讳的宣传中，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一尘不染、高风亮节的。《砸》的作者显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中曾有过多次对文革的批评，努力纠正一些具体的错误，但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整过许多好人。”（《砸》794页）在此书中，作者对于周恩来的认识无疑比官史正传中的周恩来深刻得多。
但是作者在描述一些具体事件上，周恩来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如果离开了周恩来，毛泽东在准备发动文革时和在开展文革中的一些措施很难说能够贯彻下去。而周恩来能够在文革中一直“屹立不倒”，此乃一大原因。相比之下，江青的冲冲杀杀更多是在舆论方面，周恩来则是把毛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
发生在1968年3月份的”杨余傅”事件，至今真相未能大白于天下，但是从已经披露的部分事实仍然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落实毛泽东部署时的重要作用。1968年3月23日，毛泽东开会解决“杨余傅”问题。定板之后，剩下的事情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完成的。周恩来在毛泽东和林彪离开之后，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立即采取措施，第一，命吴法宪派飞机立即接黄永胜进京。为防止走漏风声，要求吴法宪一个人去接黄后，由周亲自谈话。第二，周同时命令李作鹏和邱会作带领中央警卫团部队去杨成武家，将杨带到人民大会堂，由林周等人谈话。抓杨成武的时候，作为杨成武邻居的徐向前，其哨兵被换，电话线被切断（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839－840页）。可见作为中国特工鼻祖的周恩来的老辣与干练。第三，通知郑维山和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谈话，并准备飞机将傅崇碧送去沈阳，并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准备好接待工作（根据傅崇碧的回忆实为软禁）。第四，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警卫部队到空军大院逮捕余立金。第五，决定在召开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722－724页）。
整个过程，滴水不漏。无论是在文革发动时的罗瑞卿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杨余傅”事件，还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周恩来都坚决地贯彻了毛泽东的决策，可谓忠心耿耿，日月可鉴。

二、毛泽东是欣赏武斗的
由于毛泽东处于超然的位置，有时候说话不免前后矛盾，令人难以把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包括江青等一帮要员，都得揣摩毛泽东的意思。
《砸》的作者也看到了这种矛盾性，在武斗问题上，一方面写了毛泽东支持给造反派发枪，武装左派（此处的“左派”即造反派），另一方面也认为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干部，对国内、党内形势作出极端严重判断，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武斗，特别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砸》623页）
其实，就是对老干部的变相武斗，毛泽东最初也并未决心制止，而是持欣赏态度的。纪登奎回忆：毛问他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纪说他挨了几百次斗，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毛听了哈哈大笑。毛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司任主编《“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77－78 页）
对于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毛泽东也曾以欣赏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徐景贤回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徐景贤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四一四”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并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276－277页）当时陪同毛泽东的余立金事后向吴法宪说：武斗结束后，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毛听后说：“打得好。”毛泽东还观看了上海造反派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的纪录片，毛泽东说：“这算不了什么嘛。”（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下册640页）
虽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被面对面揪斗之后向王力表示不满（《砸》第551页；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下册第1013页），而且现在把批斗刘少奇的罪责都让戚本禹顶缸。这实在是无视历史的真实。在1967年7月18日批斗刘少奇之后，继而在8月5日又再次批斗，这说明此时毛泽东根本无意制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其次，在批斗刘少奇的人马中，有大量的8341部队战士着便衣参与；第三，李讷本人亲自在批斗刘少奇的现场；第四，批斗刘少奇的整个过程被摄制下来。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才是最后的决策人。但是毛泽东又不会直接明言要“面对面”批斗，这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且毛泽东还要远离批斗的中心，在那几天离开北京，以造成“不在现场”的表面现象。
批斗为什么要拍摄纪录片？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是毛泽东要欣赏，犹如猫玩弄老鼠一般。有一种人是具有虐待狂心理的，毛泽东就具有这种心理。而他又拥有独裁大权，这就成为民族的灾难。

三、权力斗争是文革的一条主线
陶铸于1966年10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十一中全会在政治上纠正了刘邓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纠正了长期没有解决的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把大权集中到主席手里。这就确保今后正确路线的领导能够正确执行。”（《砸》200页）作者引用的这段材料让笔者想起一个长久以来的争论，即文革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或者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就是为了搞掉刘少奇。
就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则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讲话，1966.10.24。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毛这话明显是要解脱“为了夺权而发动文革”的恶名。因为如果说是为了权力之争，则名不正，言不顺。
对此，当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革……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革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中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58－59页）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权力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很明显的事实是，权力斗争贯穿于整个文革。
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之后愈演愈烈的大饥荒，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让。这样，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743、838页）。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当场拍板。（高建国《听王光美谈往事》，《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
四清时期，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下乡蹲点，但是迟迟不见动静。刘少奇一发火，做报告，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就趋之若鹜般参加城乡四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0页）。这不能不让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
文革发动之后，毛泽东事后事前都吹牛皮，说自己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搞倒刘少奇、彭真。实际上这是给自己打气。正如《砸》书中说：叶剑英对吴德说：“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周恩来在1967年初也说：“主席上半年没回来，就是因为不安全。”（《砸》113页）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毛泽东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节录），1967.02.03。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从八届十中全会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相隔近四年，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虚，已经到了何种地步。（此事早已被林彪看穿：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搞掉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是否就放心了了？不是。李雪峰回忆说：“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593页）但是到了文革取得打倒刘少奇决定性胜利的1969年，总参谋部仅用林彪口述的命令就可以调动三军（迟泽厚《林彪“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华夏文摘增刊第327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64期，2003年2月11日），这不能不让毛泽东恼火，这才是毛泽东对林彪真正不满的地方。
相比之下，周恩来则世故得多。
“九一三”之后，毛泽东在重病中曾经托付大权给周恩来（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第529页）。当毛泽东昏厥被抢救过来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周恩来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来车。（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37页。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刊于《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毛泽东醒来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写道：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3页）除此之外，周又特别叮嘱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1966—1976》，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4页）
周恩来时刻惦念的是让毛知道自己并无二心，一切大权都在毛的手中。假如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权力斗争，周恩来有必要这样表白吗？
纵观整个文革，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等只是第一个目的，而第二个目的则是要树立新的接班人。什么样子的接班人？就是继续高举文革大旗、不做秘密报告（不在毛身后否定毛）的接班人。在这个时候，权力就异化为完成这个目的的手段。树立林彪为接班人，仅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也迎合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笔者注：陈云在建国之初就同高岗谈起并提出林彪是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邓力群更是回忆说自建国后就认为刘少奇不如林彪，到文革前林彪当接班人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5页；1979年10月邓力群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但是林彪与毛泽东则绝非同路人。因此，林彪和毛泽东的冲突不在初一，就在十五，终会发生。除此之外，由于“全面内战”的爆发，客观的形势决定了军队的介入。而“支左”造成的后果，就是军人支配天下，林彪功高震主。这才是林彪那个所谓的“一号号令”能够畅通无阻并遭到毛猜忌的内在缘由。尽管此时并看不出林彪有争权的野心——迄今为止，除了在九大政治报告上微微透露出来的不同声音，加上林彪私下里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并无这方面的证据（笔者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对陈伯达所写的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政治报告的支持，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是毛泽东已经认定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组织上，林都不是可靠的接班人，这才是毛倒林的根本原因。
不过，一是并不存在林要夺毛权的史实，二是林也不像刘掌握了权力那样对毛咄咄逼人——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看见刘少奇进来，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见赵家梁、张晓《高岗在北京——半截墓碑下的故事》第255页。另高华先生对于四清期间毛、刘之间的权力纷争著述颇多。）但是林彪的尾大不掉成了毛的心病。于是毛泽东挖空心思找碴，终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抓到林彪的把柄。但是此后林步步防守、退让，“三不主义”（不开口、不认错、不反击），让毛一时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再次祭出颠倒黑白的莫须有法宝，指林要当国家主席。
《历史决议》所说的林彪反党夺权反革命，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了。虽然在官修文革史之中还大行其道。
邓小平和江青等之间是否就是路线斗争呢？如果透视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这种整顿确实是大刀阔斧，但仍然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对于社会进行的局部性修复而非彻底的体制性的根本变革。从这点上就可以否定二者之间是路线斗争。江青等人对于邓小平复出并无任何实质性上的阻挠。只有等毛泽东发现邓小平的权势已发展到一旦毛西去邓小平会自然而然地接班的时候，才找借口对邓小平予以整肃。实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桌面下的还是权力斗争。
1973年11月批周之前，毛泽东告诉江青，周恩来要夺权。这种赤裸裸的直白是上不了桌面上的。因此借用路线斗争的方式来批周。对于这一提法，政治局的人没有谁表示质疑。（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1972-1976》， 2007，Armonk，New York，p138）但是江青却太过于直白，大喊周恩来要抢班夺权，为此而受到毛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是你江青迫不及待。这充分说明了萦绕在毛泽东心头，使得毛泽东牵肠挂肚的是权力而非其他！

【他山之石】

超凡魅力型动员1——《坚持特权》第四章（上）

Joel Andreas（安舟）
Hsu- Yong 译 H•L- Hsu & L•L-Huang初校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上百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来到清华大学，他们受命接管学校，暂停了学校和系里干部对学校的管理。自从北大一小群激进的干部贴出大字报，当众指责学校领导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以来，清华大学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混乱局面。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于是清华大学学生蜂拥至北大校园，争先目睹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不久，清华学校停课，校园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既有攻击学校领导的，又有维护学校领导的。中共中央派出了工作组，令其驻在清华园，组织召开辩论会，谴责清华党委书记蒋南翔及其领导的党委，动员学生和老师贴大字报，组织他们参加“批斗”大会，当众斥责学校领导。
　　学校学生、教工以及职员都感到吃惊。蒋在这个学校掌权十四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事情让他们措手不及。两个月后，毛命令取消工作组，由学生、教职员工自己组成“战斗队”，把强有力的党员领导干部赶下台。毛认为，他们这些人正将国家带向歧途。由于大学党委已经停止了运作，撤销工作组后，形成了权力真空。很快，战斗队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和发展，并且对运动目标每一个团队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
　　新的政治运动与以往共产党执政前十七年的政治运动大相径庭。虽然开始于学校并称其文化大革命，8月，毛在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新的纲领并宣布，“当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末，毛鼓励全国工人、农民参加运动；全国的党组织陷入瘫痪，在接下来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基本上停止了运作。各地造反派组织从原来的战斗队分离出来，重新组合在一起，成为领导文革的主要倡导者。他们愤怒地反对直接领导他们的当地党组织，宣示只对毛一个人忠诚。清华“井冈山”是最著名的一个组织，这将是这部分论述的主题。然而，在检验“井冈山”组织以前，需要先看看毛泽东的作用。因为政治运动中，“井冈山”属于两个基本元素的组合，即处于顶端的毛泽东和处于底层的造反派组织。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领袖魅力型（Charismatic）的运动，但有其特殊性。多数领袖超凡魅力的运动奋起于最底层，相反的，文化大革命起自于最高层——来自于毛（政党的最高层）对造反派的号召。虽然这不寻常，但也并不意外，实际上M•韦伯（Max　Weber）把这种状况看作历史重现的一个实例：中央统治集团和社会层次中较低阶层联合一致，削弱了精英团队的权力。M•卢浮（Mark Lupher）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时把这种类型称之为“高层与底层联合对抗权力结构的中间层”。我们看到，在毛和追随他的造反派看来，运动的政治日程并不是简单撤换党的少数领导干部，而是破坏官僚权力的基础。

毛的领袖魅力权威和党的官僚体制
　　韦伯描述的通常实践中的官僚作风和领袖魅力权威，在原则上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在实践中也是相互对立的。由这两点定义它们的关系。两者都是从与规则的关系来界定，但是界定的方式却相反：官僚政权是依据理性法律法规建立的完善的行政机构，领袖魅力权威则要粉碎这种规则。韦伯强调魅力和任务相联系，这个任务便是寻求推翻或者改革现存制度。它本质上是要对等级制度和规则的限制，以及推断和规范世俗的官僚主义的特征，尽管实践中二者经常融合在一起。这里讨论相关的特殊例子，韦伯认为政党多起源于个人崇拜，继续发展成长（特别是意识形态化的东方政党），依据可靠的准则，特殊的技能，东方的理性存在的法则，政党组织趋向于官僚等级的发展。这样，政党组织往往趋向于在可预估的基础上发展官僚主义作风，于是，这种组合使得领袖魅力型权威和党的领导干部间常常发生权力纷争。
　　革命党本质上既包含领袖魅力型也包含官僚型权威的因素。为了赢得可能推翻现存秩序的追随者，党的革命任务必须强化魅力权威。同时，不断地动员加强纪律性和合作性，这样尽可能创造一个官僚主义作风的组织。革命党和意识形态密切结合，要求打破成规，依附于党的秩序和程序。列宁主义政党是这一构成的缩影，高度成功的组织模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共产党领导鼓舞他们的追随者用太平盛世的观点通过中央集权、有纪律性党组织领导他们努力前进。正如F 斯科曼（Franz　Ｓｃｈｕｒｍａｎｎ）认为的，强有力的结合允许中国共产党鼓励成功的起义运动，但这种矛盾始终存在，而且会变得特别尖锐，特别是在政党掌握权力之后。共产主义治理总具有这样的特征：行政管理的实践要求和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的目标之间出现了紧张。这种张力使党内纷争延续，政策摇摆不定。
　　理想主义、阶级等级、官僚组织，这些秘诀使中共得以掌权。但这并没有消耗革命的潜能，相反，从土地革命开始，中共无情地用官僚主义组织群众运动，破坏了旧精英阶级所享有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削弱了精英在经济文化领域的权力。然而，他们加强了由共产党领导干部组成的新精英政治权力。在执政中，它曾许诺从根本上削弱阶级差别，特别是以私人财产为基础的阶级的地位。共产党成为一个以官僚主义政党组织核心，它深入到各个角落，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分化的机构。共产党的矛盾中心存在于政党范围内。正如米切尔（Michels ）所预见的，与政党的理想目标是消灭阶级不同，党建立的是一个未知的新体制，倾向于推动权力集中。在这点上，政党的理想目标当然是建立日常行政管理，正在这一点上，特别促使党的魅力权威和党的官僚间的矛盾升级。
　　如 M 迈斯纳（Ｍａｕｒｉｃｅ　Ｍｅｉｓｎｅｒ）所写的，毛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完全把自身的地位凌驾于党组织与其成熟的决策之上。他的个人命令胜似圣旨。其他人处理日常事务，毛个人承担责任，实现共产党的远大目标，消灭阶级。因此，政党的理想目标和实践管理要求的具体体现，说明着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观念。这也可看作毛和他的追随者的相似之处——都是共产党目标的信仰者。他们可以确认领导和领导干部之间紧张局面，处理党的理想和党组织之间的紧张局面，并不感到困难。
　　文革期间，毛泽东指责共产党领导干部长期以来和知识分子勾结。为解释他的动因，一部分人强调他的个人权力，而其他的人则注重意识形态的目标。例如，列昂纳德 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和约翰 刘易斯（John Lewis），谈论毛试图削弱党官僚主义作风，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直接领导群众。严家其和高皋反驳说，毛的行为是他执著追求乌托邦的表现，我在简介中提到，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解决矛盾。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目标与他自身观念、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对毛而言，党组织的权威，虽然在掌控权力和巩固权力时是不可缺少的，但它现在将成了他平衡阶级不平等（class-levelling）的一个障碍。所以，在文革期间，他把平衡阶级不平等的使命与党组织分开，以他个人的魅力树立威信与党组织对抗。他脱离党组织的阶级划分，他摒弃了党组织惯用的动员方式——由党组织领导高度集中化的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他在党的四周直接吸引学生、工人、农民，以及党员和非党员，形成了造反派运动，直接向党的官僚开炮，来摆脱党的控制。
　　
视党的领导干部为官僚阶级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的理论原理可以在由毛和一群激进理论家提出的命题中找到。他们认为，苏联，中国的榜样，正在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转变不涉及共产党垮台或者改换所有制系统。毛看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正在党内悄然而生，不是依据私人所有制，而是通过掌控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来实现。
　　这种和平演变理论，最早出现于60年代早期，给共产党实现自己的目标带来困惑。共产主义的流行理论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的生产意味着要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对立。和平演变给这种乐观的理想带来困挠，变成了强调特权与差别。激进的中国学者开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存在方式不同，虽然个人所有制已被消灭，但社会主义制度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依据于商品交换、工薪劳动、物质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的共有财产不能保证没有剥削，社会结构并没有任何根本变化。苏维埃的领导干部变成了剥削阶级，中国紧跟苏联模式，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结构也孕育着剥削萌芽。
　　所以，资产阶级复辟的主要危险，不在于已经被推翻的有产阶级，而是党内存在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革命中获得军衔、官衔的领导者。这些新的中产阶级，毛称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对“走资派”的批评强调“官僚主义”的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专用字典中的基本意思是，权力集中在官僚手中。这个过程导致“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
　　这些人处在高位，沉溺享受，专制地滥用权力，将自己凌驾于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之上。他们所做的是，你们在我的控制下，我控制着其他的人们。官方在任何问题上的言论并不能改变这个原则。实际上，他们把自己放在与旧社会的大老板一样的地位上，把工人群众当作雇工对待，把农民看作雇佣的农奴。
　　为了避免“和平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激进的中国学者写到，需要开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主要目标就是针对党内出现的剥削阶级。虽然此理论直到文革十年的最后一年才详细说明，但早在1965年文革前夕，毛就描述了官僚阶级的形成过程，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2 他继续写道，这个初期的剥削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目标”。1966年毛发动文革，他试图寻找一条道路，阻止该阶级的发展。文革时公开抨击干部特权，批评干部不听取下层人民群众的意见；谴责僵化政治控制的文化体系，批判依赖增强党政权力的政治模式。运动的中心目标是“打击官僚阶级”，推行来自下层的对于党政干部的群众监督。
　　
摒弃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
　　要理解毛文革期间如何依靠魅力权威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就要懂得，它并不同于以往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我们需要检讨一下以前所用的官僚主义的鼓动方式，它承担着领导党的广大各级组织的运行。这是从权力中心向社会基层扩展，党的方针政策是通过一条清楚的管理链，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各地的分支机构，直到鼓动外围附属的群众组织成员。共产党的统治是仰仗重复这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扰乱现存的政治路线，通常改革已存在的秩序，使旧的精英阶级付出巨大代价。典型的事例如（1946—1952）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
　　工作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方式。长期以来，党中央使用工作组领导政治运动，整顿当地党组织的问题。例如土地改革时期，工作组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监督乡村运动的执行情况，以确保党的干部不受地主、富农腐蚀。1964—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类似的工作组引导调查村干部和企业“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随着“大跃进”崩溃，作为农村私人经济恢复的成果，村民做经营得很好，因此也减轻了对个人企业的限制）。
　　工作组不但负责揭露党的基层干部和当地精英的紧密勾结，还调查干部贪污和滥用职权。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工作组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帮助进行调查和批评当地领导，诸如努力“整党”，处理“官僚作风”，纠正“干部脱离群众”问题等。无论1949年掌权前或掌权之后，工作组的办法都是党的历史的基本特征。各地干部十分害怕工作组，这种方式有效地加强了党中央的控制，加强了党纪，铲除干部腐败和滥用职权。
　　1963年毛发起的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兆，运动中提出的各种方法在后来的运动中继续使用。工作组被派往北大和其他学校，这也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这支队伍的主要目标是，传达1964年毛对教育系统的严厉批评，摧毁旧知识分子的影响，削弱学校党的领导和老教授、教师之间的关系。他们鼓舞学生、年轻教师批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是指学者，不是政治权威），揭露学校党和行政领导和他们合作，导致了教育界精英控制的趋势。
　　1966年6月，毛号召学生反对党组织派工作组到学校，他放弃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初次尝试以魅力权威发动群众运动。手段的变化促使毛的目标变化。虽然文革延续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某些目标（毁灭旧知识分子的权力，削弱共产党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联系），但这些努力仍处于进程之中；而今，他全神贯注实施另一个目标：摧毁党的官僚主义权力。这是相当困难的任务，工作组的方法已不合时宜。外来的工作组能有效挑战地方干部权力，扰乱利益人的关系网。但是，因为继续采用从上到下的鼓动方式，只能增强潜在的政治庇护的文化。权力暂时转移到代表较高层党的权威的工作组手中。工作组离开后，权力重新回到地方党政领导手中。整个过程中，老百姓只希望跟随一系列有权威的党的领导干部或其他个人。
　　毛总结以前整党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结果，做出如下解释：“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补充道：“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因为文化大革命最终目标是官僚主义权力，毛意识到依赖常用的官僚主义的动员方式是无用的，甚至出现了负作用，因此他决定绕开党组织，依靠他个人的权力威信直接动员群众。在毛的命令下，报纸社论努力控制学生运动，宣布“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很快，毛命令工作组于七月底撤离学校，他公布自己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尖锐批评工作组的工作方式：
　　“……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为了领导运动，毛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如罗德明（Dittmer）和其他人所指出的，这是选择自己的信徒并由他们组成的“个人参谋部”。韦伯指出，信徒总是在魅力无穷的领导人身边出现。典型的文革小组成员有两个特征：一是忠诚于毛激进的意识形态，二是个人没有党组织中的官僚权力。这个小组由毛的妻子江青、秘书陈伯达领导，大多数成员是文人，他们坚决支持毛的阶级平衡理论。虽然文革小组属于成立的一个特别的委员会，直属于党中央，但事实上只能毛回答任何问题。凌驾其他党组织之上，文革小组没有正式权力，就是为的处在党的官僚主义体制之外，引导攻击官僚主义。
　　
造反运动分析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为当时最有名的组织，这些造反组织响应毛的号召，攻击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蒯大富同学成为运动的一个标志。接下来的章节，本人将分析他的政治文化目标、组织准则。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反对官僚主义的目标，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领袖魅力特征。首先，我将记录文化大革命早期组织的起源，其时，领袖魅力型动员方式摒弃了传统官僚主义动员方式。下一步我将着重比较两者的不同。

从官僚主义动员方式到领袖魅力型动员方式
　　响应号召挑战工作组权威的是清华大学蒯大富。蒯出身于贫农家庭，当他迈出政治生命中第一步，他在清华大学的地位就迅速攀升，这却使他的生活再也难以平静。工作组到达清华，蒯写了一系列大字报，批判工作组的领导。他认为，工作组通过拒绝群众试图控制学生运动，保护蒋南翔和其他上层干部。并且不准把学校上层干部带到群众的“批斗会”上去。工作组还紧闭校门，禁止不同班级的学生来往，宣布大字报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才能张贴。工作组有500名干部，领头的是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叶林，组员包括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蒯在大字报中，号召驱逐校园内的工作组。
　　蒯向我解释道：
　　“我不喜欢工作组的方式。报上说这应当是一场学生的运动，但工作组想控制学校的方方面面。毛没有让这样做，刘少奇不理解毛的想法。刘认为大学里出现混乱，派工作组试图控制这种局面。实际上工作组是在用反右运动的方式来压制学生。”
　　6月24日工作组在校园召开对蒯的批判大会，宣布他为“反革命分子”。2名大学生应邀主持会议，一位是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涛，另一位是贺龙元帅的儿子贺鹏飞。顽固的蒯诋毁工作组，赢得将近一半听众的喝彩。张友明（音译）被工作组选中，受控制进入讲台，结果他支持反方。张说，“我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感到干部子女和工作组不允许蒯表达自己。我阻止干部子女和工作组的人士接近讲台，我帮助蒯。”“我感觉如果这是一场辩论，应允许两方自由发言。”
　　文革之前，大学学生和教师习惯于严格控制的政治环境，蒯的违抗令他们吃惊。坚决支持蒯的学生柯明（音译）解释道：“你不能怀疑领导人，那将成为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你不能怀疑领导。文革期间情况变了，你可以这样做。不同的是，受毛泽东思想影响，蒯大富看到了这种变化，他没有承认自己错了”。
　　工作组鼓励每个班的学生都批判支持蒯的学生，并给这些学生贴上“右派”、“反革命”的标签。文革前，这样的控制就已存在，大学三年级的方振中（音译）解释：“工作组批判蒯，试图镇压这场运动，要求人们必须支持工作组。但支持工作组与支持校党委相比，显得较弱。6月以后，人们开始反思——不再百分之百地盲从，虽然被迫支持工作组，但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后来事情迅速发生了变化。”
　　综上所述，校园内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作组，一派反对工作组。中心议题是工作组是否能凭借党的特权控制学生运动。随着7月底工作组的撤离，所有的政治方面的控制消失了。文革前夕，清华大学党组织完全占据了校园生活，以后两年中党组织停止运作，持续瘫痪。这给学生充分的自由，鼓励学生，退休教师杨玉田（音译）描述当时的混乱状态,以前我们听从党委会安排，后来党委会不存在了，就听从工作组，他代表党；“再后来工作组离开，少了更多的控制，情况变得自由多了——如果你想跟随学生就跟随，不想跟随就算了。”
　　工作组被召回后，清华的学生组成战斗队，联合为两股势力。一方是官方的红卫兵，由高干子弟领导，替代撤离校园的工作组；另一方联合自由的学生反对工作组。经过派系斗争，反对方于8月8日组织了一个串联会，广泛组织学生，联合反对曾实施高压政策的工作组和官方的红卫兵。
　　9月，蒯和某些同学建立了自己的斗争组织，命名为“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江西省，1927年曾是毛建立游击队，执行游击战略的根据地。由于得到激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很快在清华反对派阵营中占了主导地位。10月6日，井冈山与北京各学校类似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的集会，大约有十万人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学生遭受到通过党委、工作队和学生红卫兵组织的联合镇压。这次集会是全国反对党组织统治的开始。1966年12月中旬，清华官方组织的红卫兵瓦解了。出名的“8•8派”的反对方组织成员加入了井冈山，但造反派联盟发现自己在整个校园中势力仍然薄弱。随着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兴起，“井冈山”已经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造反组织。
　　1967年春，“井冈山”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蒯和井冈山的激进分子要求根本改变现状，成为文革中好战的勇士；众所周知的温和派“4•14”，是维护文革前的状况，包括党的组织的领导（第5章将详细讨论两个派系的分歧）。这个时期，相似的是，激进派和温和派同时出现于各地的学校、工厂。两个阵营的冲突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不断在清华大学和全国上演。
　　清华“井冈山”很有名，广泛深刻地影响着各地组织。1967年春，全国各地的激进派重新组合，联合为松散的“激进派”阵营。“井冈山”独树一帜，部分原因是由于清华的地位，在北京能够接近权力中心。与偏远地区的激进分子不同，如果遇到麻烦情况出现危机，蒯和他的同伙可直接和毛个人联系，得到毛支持运动。“井冈山”在许多方面有突出特征。不过，以后的章节会阐述它的基本目标和组织特征，而中国大多数相似的组织都具有这种特征。
　　
注释：
1．Charismatic 译作“超凡魅力”，　国内抑或有译作“领袖个人魅力”或“感召”或直书音“卡里斯玛”。此词来自韦伯，属于三种统治方式中的一种。另外两种方式为“传统型”(Traditional)和“官僚型”（Bureaucratic）。使用此词韦伯原意指领袖依靠个人的魅力或某种神授的力量来获得信徒的支持。为阅读的方便，下文某些地方省略“超凡”、“领袖”，直接译作“魅力”。译名的最后确定采纳了唐少杰教授意见。
2．文中的引用（包括报纸、讲话和访谈等）直接译自英文，未参考原来的中文进行修正。此段话原文大概来自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对陈正人蹲点的批示，读者可查阅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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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按：本文是董国强先生策划、采编的《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的口述历史》一书前言。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文革历史

董国强

这本书是我从数十位南京大学文革亲历者的访谈记录中精选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又极富可读性的十四篇。这个大规模的访谈计划原本是我从事南大文革专题研究的一项前期工作。
这本书所汇集的访谈对象不仅是文革亲历者和很好的故事叙述者，而且是具有广泛人文通识的长者。他们都毕业于南京大学（其中三位年过八旬的访谈者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是南大前身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友）。他们的年龄在54岁至83岁之间。此外，除了耿昌贤先生后来被分配到工厂工作外，其他十三位都长期在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任职。他们学术造诣精深，研究成果丰硕，在相关研究领域拥有很高的声望（萧信生教授曾经担任生物系主任、全国生理学会理事、全国高校理科生物教材编委等职；茅家琦教授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董健教授曾经担任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同时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康育义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地质学教授、美术学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度英•甘地国立艺术中心顾问；蒋广学教授曾经担任《南京大学学报》负责人、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崔之清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海研会常务理事等职；虞友谦研究员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理事长等职；经盛鸿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兼任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民国史学会理事等职；王继志教授现为南京大学写作学科首席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兼职教授，江苏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马来西亚槟城韩江学院客座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李西宁教授现任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计算与信息科学系教授，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有多种文学作品发表。李良玉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杰出的中年学者，多种论著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当他们以学者特有的训练有素的犀利眼光剖析历史事件的时候，当他们用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的眼光对那些奇怪荒谬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之后，关于历史的言说也就具有了丰富而广泛的思想意义。
这本书的采写，乃至于我关于南京大学文革的微观实证研究的整个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次偶然的对话。2005年春天我在南大历史系给研究生上“当代中国史专题研究”课程的时候，专门谈到了文革问题。当我用了几周的时间对文革的历史作出概述以后，蒋宝麟同学问我：“董老师，我们南大在‘文革’期间的情况怎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问题当时使我非常尴尬。因为当“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念主宰了新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著述以后，我们常常忘记了“元历史”本身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立体的东西。领袖人物和各界精英的思想言行固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普通人身边每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其实也是“历史”概念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特别是在我们致力于理解和阐释文革这样一个卷入了亿万中国民众的历史事件的时候。
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意识的生物，只有当某种思想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以后，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才有可能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千百万普通民众的想法和言行无疑是“历史”概念中更本质的内容，如果没有他们的“合谋”，领袖和精英们的历史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那么这些普通民众在文革爆发时的生活处境和思想状况如何？他们怎样理解和应对来自上级的政治号召？在错综复杂的群众派性斗争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立场？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关于文革的叙述和阐释必将是苍白无力的。
以南京大学为个案研究文革，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和代表性。首先，从全国范围看，南大的文革群众运动爆发得很早，在时间上仅次于北大。1966年6月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南大当天就发生了“六•二事件”。其次，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反革命黑帮》和新华社长篇电讯，对南大“六•二事件”进行了报道，并将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黑帮”。这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进一步明确了中央的舆论导向，对于各地文革的发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三，南大校园始终是江苏省文革风暴的风向标，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最初诞生于南大的群众性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与“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在运动初期被称为“江苏‘文革’的发动机”。江苏省“一•二六夺权”以后，这两个组织又成为江苏地区派性斗争的两大壁垒，江苏各地许多部门、行业和基层单位的群众派性组织都唯南大两派马首是瞻。第四，南大两派群众组织的领袖在运动期间与中央高层和江苏省的主政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个人政治命运的兴衰沉浮，不仅比较直观地揭示了文革期间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党政机构与民众组织、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等矛盾因素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还可以折射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对这些矛盾因素的深入考察和理论诠释，无疑将大大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文革概念的理解。第五，文革后期发源于南大的南京“三•二九运动”（即1976年春的“南京事件”）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深入解剖这个事件，可以明了文革后期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化和文革运动难以为继的深层次原因。
这本书在创意和体裁方面直接受到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启发，不过基于采编者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价值取向，本书显然带有浓厚的历史学著述的烙印。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具体操作问题，我非常赞同唐德刚先生的观点，即“口述历史”论著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亲历者所叙述内容的一个简单记录，而应该是历史学家和亲历者之间的一种合作。历史学家在这种合作中的能动作用，就是要根据他对相关历史背景的了解，提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以彰显整个访谈的思想主题和学术价值。其次，历史学家还要为亲历者提供一个详细的历史背景清单，借以刺激亲历者的记忆链接，促使他们尽可能详尽地回忆起有关的事实。第三，历史学家还必须努力取得访谈对象的信任，促使他们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尽可能完整、详实地陈述出来。这本书就是基于上述认知的一个实践。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基本定位是：在普通读者那里，这是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文革通俗读物；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那里，这是一个以社会史视角切入的口述史料汇编。
在采访和选编的过程中，我注意到访谈对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本书的访谈对象包括了基层单位中的“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和“逍遥派”等几种基本类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也不一样。（萧信生、谢家极、茅家琦三位在文革前已经担任系一级的党政领导职务，属于基层单位内部的“走资派”。这种特殊身份使他们与群众派性组织无缘。董健、康育义、石征录、蒋广学、王继志五位在文革爆发时是青年教师。其中蒋广学、石征录在运动初期属于广义的“保守派”，后来都变成“逍遥派”；董健、王继志在运动初期都加入了广义的“造反派”，“一•二六夺权”以后，董健长期处于“八•二七”组织的边缘，王继志则成为“红总”下属组织南大“红四联”勤务组成员；康育义因家庭出身问题自始至终属于“逍遥派”，但在思想感情上先是比较倾向于“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垮台以后，又倾向于以阶级成分和意识形态“纯洁性”著称的“红总”。崔之清、虞友谦、经盛鸿、耿昌贤四位在文革爆发时是南大学生。他们在“六•二事件”期间都贴过匡亚明和南大党委的大字报，属于广义的“造反派”。后来在如何看待省委工作队的问题上，崔之清、虞友谦、经盛鸿都转化为广义的“保守派”，耿昌贤则因反对工作队受到打击。1966年7、8月间毛泽东批评了派工作队的做法以后，崔之清先加入了温和造反派组织“八•二七”，不久之后就离开南大，长期脱离于南大的文革运动；虞友谦长期以“逍遥派”自居；经盛鸿长期从事《八•二七战报》编辑工作；耿昌贤则成为激进造反派组织“红总”的领导人物。李西宁和李良玉两位在文革爆发时都是初中生，1968年初中毕业以后都到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后来又都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南大学习，亲历了文革后期的“三•二九运动”。）从他们各人的叙述中，我们既可以隐约看到那个时代的整体面貌，看到南大文革运动的基本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个性化的东西，反映出各人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当我们的问题涉及到“价值判断”的时候。
在对原始访谈记录进行编辑、剪裁时，取舍的首要标准是真实性。其中涉及的许多具体细节，都由我和访谈对象依据现存的文献史料进行了核实。现有的文本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考虑到这些错误既可能源于访谈对象的记忆混淆，也可能客观地反映出当时大众信息传播的混乱情况，所以我没有在正文中直接改正，而是采取注释的方法加以校正。
对于“口述历史”，人们经常提到的质疑包括：我们的访谈对象所叙述的内容的可信度如何？换言之，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对相关事实有所保留或者有所歪曲？这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然而只要我们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不免发出以下的追问：这种疑虑难道仅限于口述史吗？长期从事口述史实践的邢小群曾经指出：“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根据平素对他们的了解，我个人相信：第一，这里选出的访谈对象对这个访谈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完全没有利用这个访谈发泄个人怨恨的主观诉求。第二，这里选出的访谈者多是各自学术研究领域里的翘楚，他们早已功成名就，完全没有必要借这个访谈来达到宣传个人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访谈，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探究真相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们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关于文革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历史作一个见证，希望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关于那段历史的真实可信的记录。他们不仅拨冗接受了我们这个没有任何酬劳的访谈，而且非常认真地校阅了我们整理的访谈记录，有的记录稿校阅、修改达到三次以上。他们或许还有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没有讲出来，但是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考证以及这些访谈记录之间的互证，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所陈述的那些事实是基本真实的。至于一些涉及到“价值判断”的问题，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是毫不奇怪的。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些不同看法，正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按照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观点，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其实并不在于探究“历史言说”本身的“真”、“伪”，而在于探究这些“历史言说”是“怎么说”、“何时说”以及“为什么要这么说”。在不同的“历史言说”的背后，同样都折射着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参见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问题不在这些资料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它们。
我之所以不揣冒昧，将这本草草编就的访谈录呈现给大家，还基于以下认知。正如邢小群所言：“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这本访谈录出自一批学养深厚并极富人文关怀的专家学者之口，其中不但有相关史实的陈述，也包含各人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推断和追问，带有很强的学术探讨性质。在当下国内相关史料和史论研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这本访谈录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邢小群《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文革是一个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进程反复多变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对于很多人（包括许多专家学者）而言，要厘清其起因、发展及其历史影响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比如文革前中期数量众多、并且始终处于不断分化组合过程中的群众派性组织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对南大文革的宏观背景和发展进程缺乏基本的了解，在阅读这本访谈记录时不免会产生一些混乱的印象。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对南大文革期间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概述。
大致说来，文革期间发生在南大校园或有南大人卷入的重大事件包括：
一、“六•二事件”。1966年6月2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部分师生就贴出了质疑、批评学校党委某些做法的大字报。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闻讯后，立即通过党团组织发起“反击”，动员多数师生对贴大字报的人进行批斗。后来由于中央文革和江苏省委的介入，匡亚明被打成“反革命黑帮”，而遭到匡亚明批斗的学生领袖胡才基、朱英才等人则成为闻名全国的第一批“造反英雄”。
二、“八•二七事件”。匡亚明倒台以后，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为首的江苏省委工作队迅速进驻南大。根据当时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工作队一方面组织“革命师生”对“反革命黑帮”匡亚明和其他几个被江苏省委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另一方面在师生中开展“反干扰”、“抓游鱼”、“反右”的斗争，试图将群众性的“造反”运动限制在其设定的框架内。到7月底8月初北京传来毛泽东批评工作队的消息时，围绕着省委工作队的功过和去留问题，在南大形成了三个群众性政治派别：一派坚决支持拥护工作队，其主体是在溧阳分校与匡亚明发生过冲突的师生，其领袖人物是党员调干生胡才基、朱英才、窦长春等人。另一派是所谓“激进造反派”，他们坚决反对工作队，并且很快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江苏省委。其领袖人物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年教师文凤来等人。第三派是所谓“温和造反派”，其领袖人物是数学系年轻助教曾邦元等人。稍后，这三派群众分别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保守派）、“红色造反队”（激进造反派）、“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温和造反派）。在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前，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之间存在着一种松散的同盟关系。1966年8月27日，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按照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统一部署，准备从南大撤离。许多反对工作队的学生们把住学校大门，阻止工作队员离开南大，要求他们向南大师生做出深刻检讨，并为那些受到过打击迫害的师生平反；拥护工作队的学生们则提出“工作队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走”的口号，主张热烈欢送工作队离开南大。两派学生针锋相对，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辩论。
三、“九•九事件”。1966年9月9日，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联合其他大中学校造反派数千人前往省委，就一些列所谓“问题”要求省委主要领导人表态。在受到冷遇以后，造反派发起持续三天的绝食抗议。省委动员保守派红卫兵和公安力量驱散了示威学生。此后南大造反派以“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名义，动员1300多师生赴北京告状。10月初，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央答复了“南大八•二七”代表关于工作队问题的质疑，支持学生们的要求。“南大八•二七”由此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造反派组织。
四、“一•三武斗”。1966年11月以后，文革运动开始突破学校的藩篱，向社会各界蔓延。在此期间，南大“红色造反队”率先走出校门，到各大厂矿企业串联，拉起一个包括工人造反派“省工总”在内的全市性的造反组织“省红总”（全称“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而南大“红旗战斗队”则在省委的暗示怂恿下，联络各厂矿企业内部的党团员骨干、老工人、“劳模”等成立了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工人赤卫队”。1967年1月3日，“红总”和“赤卫队”下属组织在江苏饭店附近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这场武斗持续3天，造成1000多人负伤，但没有人死亡。最后在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强力干预下，事件得以平息。此后保守派群众组织迅速瓦解，其成员要么变成“逍遥派”，要么参加了“红总”或“八•二七”（此时“八•二七”也已扩展为一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组织，号称“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是该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成员）。
五、“一•二六夺权”。1967年1月26日凌晨，在“红总”等社会组织的策动下，江苏造反派向省委、省人委“夺权”。以“南大八•二七”为核心的另一些群众组织则对“夺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由此江苏的造反派组织分裂为“好派”和“屁派”。前者以“红总”为主体，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后者以“八•二七”为主体，认为“‘一•二六夺权’好个屁”。从全市范围看，“好派”势力略占上风。不过在南大内部，“屁派”的人数远远超过“好派”。
六、“三•五军管”。江苏发生“夺权”以后，中央立即指示南京军区出面组织一个有省委干部、军队干部和各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江苏代表团”赴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讨成立过渡权力机构问题。南大两派主要头头都参加了北京谈判。周恩来、谭震林等人最初提出的方案，是以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为核心进行组阁。不过“大闹怀仁堂”事件发生后，谭震林被公开打倒。因此，以江渭清为首的组阁方案最终流产。1967年3月5日，周恩来、康生等人接见江苏各派代表，宣布对江苏实行“军管”。此后，江苏两大派群众组织争论的焦点由“夺权”问题转向“拥军”问题。在此期间，南大校内群众组织有一些小幅重新组合。“红色造反队”联合了其他三个从“八•二七”内部分裂出来的小组织，共同组成“红四联”。但是“八•二七”在南大内部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
七、“倒许风潮”。江苏实行“军管”以后，南京军区及所属部队全面介入江苏各级地方事务，成为当地的主导势力。这实际上否定了造反派的“一•二六夺权”。积极策动夺权的“红总”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一直与军方软磨硬抗。军方则依据中央《军委八条》等指示，对“红总”实施武力镇压。双方的关系日趋紧张。同年7月，武汉爆发“七•二○事件”。“揪军内一小撮”浪潮席卷全国。江苏“红总”于8月间在南京城内掀起一场针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倒许”风潮。在此期间，南大“红四联”联合社会上的“红总”势力，将据守南大校园的“八•二七”赶出南大。后来毛泽东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清洗了“中央文革”的“王、关、戚”。江苏“红总”的“倒许”风潮也随之烟消云散。不过南京军区与“红总”的对立情绪并未消除，两派群众组织的阵线分野更加鲜明。
八、“大联合”。1967年秋冬，中央一方面将江苏各有关方面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极力撮合军方主导下的“大联合”，另一方面发出“按系统、部门、单位实行大联合”的指示，要求学生造反派与社会上的造反派势力脱钩，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为了贯彻中央的上述意图，南京军区于12月底派出“军训团”进驻南大。1968年3月，在中央的强力干预下，南京大学革委会和江苏省革委会相继宣告成立，许世友成为省革委会主任，“军训团”负责人、南京军区6483部队政治部主任方敏成为南大革委会主任。“红总”和“八•二七”的头头们也被“结合”进入江苏省、南京市和南京大学革委会领导班子。此后群众派性组织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但是派性斗争并没有停止。
九、“揪地下黑司令部”。江苏实现“大联合”以后不久，许世友便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名义下发动了一场清除异己势力的政治运动，其斗争矛头指向以“江、王、高”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和以省、地、市三级领导干部为主体的所谓“老年串联会”。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68年夏天。与此同时，军宣队负责人和“八•二七”方面也以“清队”为名，在南大内部发起了一场针对校内中层干部群体的“揪地下黑司令部”运动，原校党委副书记陆子敏受到重点批判，许多倾向“红总”观点的中层干部受到牵连。一些有各种所谓“历史问题”和“现行反革命”言行的师生也在劫难逃。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成立了285个专案组，办专案的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141人，定案41人。在审查中有5人不幸死亡（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第130—1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另外在此前后，许多南大毕业生在“四个面向”的口号下，被发配到农村基层和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
十、深挖“五•一六”。1970年初，中央发出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指示。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利用这个指示再次对“红总”成员和其他“反许”势力进行整肃，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牵连，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南大的深挖“五•一六”运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进行，从1970年初一直持续到1973年底。其中仅在1970年春夏的四个月中，就关押“五•一六分子”108人，大会点名“五•一六”248人，挂上“大名单”的“五•一六”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受到冲击。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潘祝平《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十一、“修正主义路线复辟回潮”。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震动，同时引发了文革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中央不得不在此后对一些政策做出调整，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举措是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恢复工作。就江苏地区而言，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以后，军方的作用和影响立即显著降低，介入各级地方事务的军队干部陆续返回部队，旧省委干部逐步取得江苏省的领导权。在南大内部，大部分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他们和一些家庭出身比较好的“逍遥派”人士逐步取得各级领导权。在上述背景下，南大自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此后虽然发生过“钟志民事件”，但总的来讲到1976年春天为止，外界的政治运动对南大没有造成太大冲击。
十二、 “三•二九运动”。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央发出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此后上海《文汇报》又多次发表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已故总理周恩来。南京大学许多师生激于义愤，于3月中下旬多次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史称“三•二九运动”或“南京事件”。这场运动是全国性的“四五运动”的先声，它表明反对文革、终止文革已经成为广大民众的一致心声。南大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包括李西宁、秦峰、康育义等人。这场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文革极左路线已经在广大民众的内心中彻底破产。
从以上大事举要可以看出，南大的文革运动大体上有一个与全国各地局势相互呼应的发展线索。然而通过阅读这批访谈记录，我们不难发现在各基层单位内部，文革运动的具体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决定事态发展和个人政治抉择的因素并不都是客观的、恒定的。因此，人们有时是主动地，有时则是被动地，在运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一方面反映出文革运动的非常态、非理性特点，另一方面也造成人们身份认同的争议。此外，本书的访谈内容中有一些是溢出于南大文革运动之外的，我在编辑、整理的时候没有将这些内容删去，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访谈对象在文革期间的心路历程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不少访谈对象都谈到，对文革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1966-1976这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回溯到1960年前后甚至更早，我们就无法理解和诠释文革的发生。这个观点与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当年撰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另外在解释文革末期的“三•二九运动”时，如果不联系到“知青”在农村插队时候的见闻与感想，不联系到1973-1975年的全面整顿，就无从彰显“经验理性”在人们思想解放历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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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
耿昌贤访谈录（一）

时间：2007年1月31日

访谈者：董国强
被访谈者：耿昌贤
地点：耿昌贤先生扬州寓所

[耿昌贤：扬州纺织厂退休职工。文革爆发时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法文专科二年级学生，是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及江苏“红总”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董：关于访谈目的和内容的说明（略）。
耿：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有志从事文革研究，实在令人钦佩，我一定全力支持你。我不但会把我了解的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手上还有一些个人保存的文字材料也可以提供给你。
任何事情总有一个由头，我先讲讲当时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造反的，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19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我是南京大学法语专科二（8）班的学生。我们这批学生比较特殊，招生计划是由外交部直接下达的，进校后属于外交部和南大双重领导性质。其历史背景是1964年中法建交，国家急需一批法语专业方面的人才，而且当时不光是法国，还包括原来一些法属殖民地国家，比如非洲、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等，都需要派人去从事外交工作。
我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很感兴趣。我在镇江中学上高中的时候，就在《雨花》、《萌芽》、上海《少年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作品。所以进入南大以后，我就参加了学生组织“文学社”。一开始我负责诗歌散文组，孙家正他们都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后来我又成为“文学社”的负责人。
我们“文学社”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编南大“前进报”，就是南园大门进口处道路两边的黑板报，一共有十六块版面。这个黑板报每个星期出一期，逢星期六出版，由我们“文学社”负责组稿、写稿、编稿，然后把所有稿件送党委宣传部审查，审查通过了，我们就在星期六下午组织人抄写到黑板上去。
在办“前进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文革的风越刮越紧，成天搞大批判，什么“三家村”啦，“四家店”啦，北京市委问题啦，都在批了。当时我们作为学生，对这些运动当然是积极响应。我们都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中央发动的，是“反修防修”的。这个修正主义不批不得了，整个教育界、文化界都被“牛鬼蛇神”把持了，中国也出修正主义了，这怎么得了啊？所以就积极响应。其实在这之前，我们早就开始介入大批判运动了，什么批李秀成啦，批《海瑞罢官》啦，我们都搞过，反正都是跟着中央的调子走。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不光是我们学生，就是匡亚明（注：时任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他们也是跟着上面的政治风头转。所以我们每期文章都要经过党委审批，审批以后才能出版。
到了5月份下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前进报”又要出版了。那一期刚好是由我们外文系的学生负责的，除了我这个主编之外，参加抄写和美工的人主要是法文专业四年级的莫用武他们几个人。当时要刊发的所有稿件事先都经过党委审批了，十六块版面也都编排好了，临到抄写的时候，莫用武他们发现还差一个通栏标题，就跑来问我。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根本来不及请示党委，而且我觉得所有稿件都经过审查了，现在只差一个通栏标题，这能有多大问题啊？于是我想了一下，就拟了一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注：此说存疑。5月里对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一般还只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栏标题，叫他们直接写上去。当时大家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也就这么写上去了。
哪晓得到了星期一，我们系的团总支书记潘忠哲（曾任匡亚明秘书）找到我，满脸严肃地说：“你们这期黑板报出得有问题。”
我感到莫名其妙：“有什么问题啊？”
他问：“那个通栏标题是哪个提的？”
我说：“是我提的。”
他说：“你怎么能提这个口号呢？事先也不请示党委。毛主席、党中央轮得到你们来保卫吗？真是危言耸听！”
我争辩说：“我提这个口号有什么错啊？连北京市委都出问题了，我们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吗？”
他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蛊惑人心！”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系总支研究过了，你必须认真地写一份检查。”
我当时一肚子不服气，心想我这个口号有什么错误啊？我又没有说“打倒毛主席”，“打倒党中央”，我说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有什么错啊？再说我当时那样处理，还不是想让“前进报”能够按时出版吗？你们怎么能那样无限上纲呢？所以我就没有写检查，就在那里顶着。当时不光是我心里不舒服，包括负责抄写的几个人，心里都不舒服。
这样过了个把星期，到了6月2日这天上午，我们班正在教室里上课，外面的大喇叭突然响起来了，全文播送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当时听了那个广播，觉得好像说的就跟我们南大一样嘛，都是领导上压制文化大革命。所以一下课，我就跑到“法四”的宿舍去了，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我去的时候，刚好蔡福星、姚金璜、朱瑞芳他们几个人都在。大家聚在一起越谈越气愤：我们那个通栏标题有什么错误啊？党委不许我们写两个“誓死保卫”这样的口号，还要我们作检查，到底是何居心？于是大家就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南大党委。当时签字的有“法四”班上的22个人，另外加上我。
董：你们写大字报的时候，是否知道溧阳分校发生的事件？
耿：不知道。我们起来贴大字报，跟溧阳分校的“六二事件”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当时就是针对南大党委提出的“黑板报事件”，认为党委压制我们，认为我们南大和北大差不多，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也差不多。
我们的大字报是6月2号早上贴出去的，就贴在校门口的大石柱子上。这是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一出，学校党委非常紧张，立即开会层层布置，要各系党总支密切注意师生们的反应，另一方面就组织人对我们进行反击。一时间反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南大不是北大，南大党委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委。还说我们给党委贴大字报，属于“反党行为”，和1957年的“右派”一样，绝没有好下场！这个反击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们也没有大动作。我们心想：你批你的，反正我们没有错。
大概到了6月7、8号的样子，省委派了一个联络组进入南大，组长是省计委主任汪冰石。他们派人来找我谈话，了解我们写大字报的前后情况。这样我们几个人又开始串联了，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外文系十人小组”。哪十个人呢？我一个，蔡福星一个，栗熙一个，平郑华一个，姚金璜一个，莫用武一个，另外还有“法三”的王荫梅、周至诚等人，反正是十个人。这些人当时都是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党团员。
我们分析了形势以后，认为南大党委肯定有问题！我们不过质问了党委几句话，他们不是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发动全校师生来围攻我们，这不说明他们心虚吗？而且这个时候，溧阳分校发生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匡亚明在溧阳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斗学生，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于是有人提议说：“我们到省里告状吧。”马上又有人说：“没有用的，省委和南大党委肯定是一起的，要告状就到北京去告！”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于是大家就一致推举我作为代表到北京去告状。我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没有去过北京，我建议请栗熙和我一起去。他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两个人一起去，遇到事情还有个商量。”大家都说“好”。栗熙当时已经大学毕业，是带工资到我们南大法语培训班来接受培训的。他是个党员，又是烈士子女。
这样决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凑钱，一共凑了四五十块钱。我又找到南京的一个亲戚，搞到了30斤全国通用粮票。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溜出南大，到了下关火车站。公安厅的人一直跟踪我们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两个一路上都不敢用中文谈话，就用法语交谈。
等到上了火车，我们两个人就在那里商量。“十人小组”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腔热血，情绪冲动得很，有很多事情其实并没有想清楚，现在真正杀出来了，上了火车了，才觉得心里空落落地不踏实，比如我们下了火车该怎么办？我们到北京是来告状的，但是究竟找什么人告状呢？这些都是问题。最后我跟栗熙讲：“我们干脆到北大去。既然中央派了工作组去，肯定有中央负责同志在那里。”栗熙说：“好。”于是我们下了火车就直奔北大。
到了北大，大门口传达室的人不让我们进去。
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说：“我们是南大的，来你们北大找聂元梓。”
“你们有介绍信吗？”
“我们没有介绍信，只有学生证。”
“学生证有什么用啊？不行！不行！你们要告状就到党中央去告状，跑到我们北大来干什么？”
正在我们与门卫交涉的时候，来了一个北大的学生。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叫郭少田，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也是我们扬州人，扬州中学毕业的。他听到我们在那里与门卫交谈，我讲的又是一口扬州话，他一听是老乡嘛，就上来问是怎么回事情。我就简单地把情况跟他讲了一下。
他知道情况以后，就低声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了，跟我走。”于是就带着我们从边门进到北大里面去了。到了他的宿舍，他又去把一些在北大上学的扬州老乡都叫过来，结果来了一大帮人，有经济系的，还有哲学系的，把宿舍都挤满了。这时他对我们说：“你们先在这里介绍一下南大的情况，我去找我们的领导去。”他走了之后，我们就在宿舍里跟北大的学生谈我们南大的情况。那些学生们听了我们的遭遇都义愤填膺，就在那里热烈讨论如何支持声援我们。
到了晚上9点多钟，郭少田回来了。他告诉我们：“我已经向聂元梓汇报过了，聂元梓也向领导上汇报过了。领导马上要接见你们。”当时他没有说是哪个领导，只是叫我们在宿舍里面等着。
到了10点多钟，我们被带到北大红楼。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警备森严，又是警卫人员，又是医务人员。进去一看，主角是一个老太婆。我们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曹轶欧，康生的夫人，他们都喊她“曹大姐”。聂元梓当时也在场。
坐下来以后，曹轶欧对我们说：“听说你们是从南大来的，你们把那里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于是我们就把我们贴大字报的前后情况向她作了介绍。然后我强调，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贴大字报是不是“反革命行为”？第二个，我们私自跑到北京来反映情况，是不是“反革命行为”？
听到这里，曹轶欧笑起来了：“这怎么好叫做‘反革命’呢? 你们是到北京来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又不是跑到台湾去。第二个嘛，你们在南大的那些行为也都是革命行为。我们中央早就知道你们南大的情况，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明天《人民日报》就要发表一个社论声援你们的革命行动，社论的题目是《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其中公开点了匡亚明的名。”
董：这个社论是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此外那天的《人民日报》上还有新华社对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的长篇报道。
耿：如果这样推算起来，那我们就是15日到北京的，反正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就出来了。
哎呀，当时听她这么一讲，我和栗熙都激动得不得了！整个局势一下子就翻过来了！
后来曹轶欧还跟我们讲：“你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明天叫他们北大的同学陪你们在北京玩玩吧。”她还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北京，我说是的。她又问栗熙，栗熙说他是在北京上大学的。
我们当时非常兴奋。我就对曹轶欧说了：“我们就不玩了，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就行了，我们还要赶紧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同学们。”
后来她又问我们：“你们来北京，钱是哪里来的？”
我告诉她：“是同学们凑的。”
她说：“这样吧，你们来的车票由我们报销，回去的车票，你们回去以后叫江苏省委给你们报销。”
我说：“江苏省委有个联络组在南大呢，我们担心省委是不是会跟南大党委沆瀣一气。”
她说：“应该不会。你们如果实在不放心，还可以到上海去找张春桥。”
我问：“张春桥是什么人？”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张春桥是何方神圣。
她说：“张春桥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管文革的，你们以后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向他反映，省得大老远地跑到北京来，还要花这么多钱。”
我当时多了一个心眼，就对她说：“那我们就直接去找张春桥吧。”
她说：“那也好，我来同他打个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她还告诉我们，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华东局办公。
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回头了。他们已经把车票买好了，郭少田和许多北大的学生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看着我们上了火车，大家都依依不舍。
上了火车以后，我跟栗熙讲：“你先回学校把情况告诉大家，我直接到上海去，先跟张春桥接上头，这样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好直接跟他联系了。”所以火车到了南京，我就没有下车，连夜前往上海。第二天早上到了上海，我就直奔康平路华东局，到那里的时候大概是早上六点多钟。
大门口传达室的人问我找谁？
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中央首长叫我来找张春桥同志。”
他说：“你在这里等着，我来给你联系一下。”
他打完电话以后对我说：“首长现在正在开会，他吩咐我们先把你带到招待所住下来，等他有空的时候再接见你。”于是我就被带到招待所去休息。
到了晚上10点多钟，张春桥派人来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春桥。
张春桥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基本清楚了。”接下来讲的话跟曹轶欧讲的差不多。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多少年来，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存在一个修正主义的问题，主席一直不放心，担心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你们学生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完全是革命行动。但是你们也要注意，不能搞个人英雄主义，要注意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只有大多数群众都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搞起来。”
后来我们又谈了谈江苏的情况。他说：“你们江苏省委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匡亚明整学生的事情发生以后，彭冲就向我们报告了，所以中央现在不是下决心支持你们了嘛。你回去以后，要跟大家讲清楚，要注意团结多数左派，配合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样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他说：“你回去以后，车费问题，你直接到省委去找彭冲给你报销。”
我赶紧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请首长休息。”
他说：“不要紧。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说：“明天回去。”
他说：“回去以后，你们要和省委联络组多联系，和省委多联系，另外要发动群众，这样才能把南大党委的盖子揭开。”
这样我就从上海回来了。不过下了火车我没有直接回南大，而是先到省委去找到彭冲。彭冲显然已经知道前面的那些事情了，当时接待也蛮热情的，他说：“你们辛苦了，跑了北京、上海，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们的行动肯定是革命行动，我们省委坚决支持你们。首长也明确指示了，对你们不准歧视，要保护你们，爱护你们的革命积极性。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说：“我们直接打电话找你，能打通吗？”
他说：“实在不行，就打给我的秘书。”他一边说，一边就把秘书的电话号码抄下来给了我。这之后，我才回到南大。
我回到南大以后，“十人小组”又聚到一起谈情况。当时大家反映的情况很多，已经发展到对省委联络组有意见。什么意见呢？同学们当时觉得我们第一仗打赢了，当然要再接再厉，彻底把南大党委的盖子揭开。而省委联络组定的调子则是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南大的问题仅限于匡亚明一个人。我们对这个看法无法接受。我们认为南大党委和匡亚明是一回事，怎么可能匡亚明一个人有问题，南大党委没有问题呢？再说我们挨整的时候，匡亚明本人并不在南大本部，他那个时候在溧阳分校，他整的是文科学生，南大本部的事情是副书记胡畏（注：新华社6月15日有关12日南京大学举行声讨匡亚明大会、江苏省委宣布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报道中称“大会是由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第二书记胡畏同志主持的”）他们一手处理的。我们认为溧阳分校和南大本部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所以到了6月20几号，我们又以“法四22人”的名义贴了一张大字报炮轰联络组，大字报上还画了一门大炮，哈哈……主要内容就是质问汪冰石：联络组进驻南大那么多天，也不跟群众见面，还死保烂党委，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没有多久，省委决定派工作队正式进驻南大，由书记处书记彭冲担任队长。南京军区就派了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他们是副队长。汪冰石还是副队长。另外还有个林克，原来是毛泽东的英文秘书，后来当了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也是工作队副队长。工作队主要成员是部队的居多，包括南京军区、海军学院、军事指挥学院等等。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工作队都是海军学院来的。我们外文系的工作组长姓李，叫李诚。中文系的工作组长叫赵复华。这个赵复华我们最恨他。他是“铁杆”保皇派，后来被我们斗得不轻。
董：你们给别人戴高帽子吗？
耿：没有。
董：我看到的材料上说，批斗匡亚明的时候，有人给他戴高帽子，还有人往他头上身上泼黑墨水，还有人打他，让他“坐飞机”。
耿：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打他，那都是一帮子中学生干的，还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学生，他们认为匡亚明是《人民日报》点名的“黑帮”嘛。我们当时还是比较注意政策的，不会做那样的事情。而且工作队进校以后，南大的斗争方向就改变了，匡亚明已经是“死老虎”了，工作队主要是搞我们，揪造反的学生。这个时候我们再想找彭冲，已经找不到人了，他认为我们不听他的话，不相信工作组，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了。
于是我们又贴了一、两张大字报，谈工作队的方向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工作队进驻以后，不批匡亚明，不批旧党委，成天抓所谓“牛鬼蛇神”，结果是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是历史上有问题的，或者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总之是普通教师当中的一些人被整得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就是揪我们这些贴大字报的学生。
这个时候，南大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个就是文凤来。他当时是我的老师，是教我们马列主义的。他看到工作队批判我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就为我们打抱不平，贴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了工作队的一些做法。作为南大老师起来贴大字报，这是比较早的，所以当时是很轰动的事情。那个时候工作队正愁找不到人整呢，因为他们知道搞学生搞不出什么大名堂，他们派公安厅整我们的材料，我们这些学生的背景情况都很简单，你能搞出多大的问题啊？所以文凤来一站出来，工作队马上就把重点转移到他头上去了。我记得在南大礼堂斗过他一次。批斗他的时候，文凤来坚决不认错。他这个人性格很刚强的。斗到高潮的时候，他举手发言，要求下台去小便，结果搞得哄堂大笑。工作队也没有办法，他小便急了，你总不能不让他小便啊，哈哈……所以文凤来后来在南大的威信很高。
另外一个就是李太平。他当时是生物系的实验员，年纪嘛20岁左右，他动不动就贴一张大字报，而且他的大字报还很有特点，内容都不是太长，字都写得很大，前面第一张纸上就是一个大标题，然后下面是他的名字，第二张纸上是一个目录，后面再弄几张纸，每张纸上写几行字，质问几个“为什么？”这在当时也算是南大的一景。
简短地说，大概从7月15号左右，一直到8月初，工作组的主要工作就是组织大家批判我们。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到处贴我们的大字报，连宿舍里、床上、蚊帐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搞得我们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睡。我记得那个“数五”的窦长春——这人是个党员调干生，铁杆“老保”——闹得最凶，还跑到我们宿舍里去和我辩论。
但是我们还不服气。我心想：上次我们到北京去告状，曹轶欧、张春桥他们都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怎么回来以后又变成“反革命”了呢？所以我们心里不服气。于是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北大转曹轶欧。这封信是我在一天晚上偷偷爬到“文革楼”楼顶上去写的。当时我们还没有遭到软禁，行动还比较自由，但是给曹轶欧写信只能偷偷摸摸的。我在信中就把工作队进驻以后的情况讲了一下。
我的信大概是7月底写的，到了8月初，工作组的一个人悄悄地跟我讲：“北京来了一封信，是给你的，现在在工作组手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工作组去问他们：“北京给我的来信在哪里？”
他们说：“这个事情我们正在研究，信暂时还不能给你。”
我回了一句：“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你们研究什么？”
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信拿出来交给我。我一看信还没有拆封。原来他们研究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敢把信拆开。这封信的确非常特别，外面就是一个牛皮纸的信封，上面除了我的名字，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于是工作队就在外面放风，说这封信是台湾国民党寄来的，哈哈……
我回去以后把信拆开，才发现信封内壁上印有《解放军报》社的字样，显然是寄信人把《解放军报》社的信封翻过来使用的。信的大致内容是：“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收到，请你继续给我们反映情况。下次来信请直接寄《解放军报》社。”信上没有落款。我当时还有点纳闷：我的信是写给曹轶欧的，怎么搞到《解放军报》去了？后来想想，康生、曹轶欧他们肯定已经知道这个事了，现在《解放军报》社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显然是受中央委托的。
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又激动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对《解放军报》是很崇拜的，“两报一刊”嘛，代表中央的！而且从信的内容看，显然也是支持我们的！我们“十人小组”经过讨论、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我们也不要再写信了，直接派个人到北京去一趟，就找《解放军报》社反映情况。
这次是我一个人去的。大概是8月5、6号的样子，我夜里偷偷地从下关上了火车。到了北京，我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直接找到《解放军报》社。报社的接待很热情，安排我住在报社招待所，还派了两个记者，一个姓薛，一个姓李——负责向我了解情况，同时照顾我的生活。每天就在报社食堂吃饭，伙食也不错。每天早上还有《大参考》送到我的房间。这都是当时的总编胡痴亲自批的。我还记得那个老薛名叫薛忆，这个人相当好，是个老资格的记者，文革之前大概派驻西藏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
老薛和老李和我谈了几次，后来他们说：“你干脆写个文字材料，我们给你转上去。”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慎重对待，一个人也来不及写，就写了一封信回南大给栗熙，叫家里再派一个人过来。后来他们又派了裘国珍到北京来。老薛和老李跟我们讲：“中央正在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首长对你们反映的情况很重视。如果有机会，首长还要接见你们。你们不要出去。”他们当时讲的“首长”，大概是指江青。于是那几天我们就在招待所里写材料。在这期间，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文凤来，文凤来也跑到北京来了。他的情况我们已经向《解放军报》社汇报过了，于是《解放军报》社就安排他住在高教部招待所。
在8月10号这天晚上，两位记者来跟我们讲：“这几天你们一直关在房间里写材料，很辛苦，今天晚上我们带你们到天安门去逛逛。”我们说：“天气太热，而且我们的材料还没有写好，就不去了吧。”他们也就没有再说什么，道过晚安就走了。
第二天，我们看到《解放军报》上有一篇报道，说昨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新华门那里接见革命群众，毛主席还发表了讲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老薛和老李见到我们，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年轻人一点不灵光，我们昨天讲要带你们出去逛逛，不是随便玩玩的，我们事先知道昨天主席要在新华门接见群众，所以才要带你们出去的。”我们听了懊悔不已，责怪他们道：“你们不明说，我们怎么知道呢？”他们说：“这种事情事先都是高度保密的，我们怎么能明说呢？”
这样又过了几天。到8月18号，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这一次他们事先跟我们讲了，说要请我们上天安门。18号那天一大早，大概早上6、7点钟的样子，《解放军报》社的轿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边。这个时候广场上已经有些群众聚集在那里了。报社的记者对我们说：“你们下车以后，顺着金水桥一直向里走，从后面登上天安门。”我们一边下车往里走，一边心里还直打鼓：这个天安门怎么好随便上呢？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显然事先接到过指示，并没有阻拦我们。等我们爬上天安门城楼一看，已经有一帮子红卫兵在那里了，都是一些北京的中学生，膀子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过了一会功夫，文凤来也上来了。
我们不认识其他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等着。等到9点钟的样子，总理带着一帮子高干上来了，他们都穿着便装。大家一看到总理，全都激动地围上去了。我们几个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仍然站在原地。这时总理对大家挥挥手说：“请大家不要激动，请大家都坐下来。”等大家坐好之后，总理又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要来接见大家！要到天安门广场来检阅你们红卫兵！”刚刚坐下的红卫兵又是一阵骚动，许多人激动地站起来，在那里欢呼雀跃。总理见状又对大家摆摆手，说：“你们不要激动，你们就坐在原地。等会主席来了以后，你们一个都不许围上去，要保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
大概到10点钟左右，主席上来了，身后跟着林彪和其他一些高干。这天主席穿的是一身军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主席穿军装。我和裘国珍都是学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看到主席的时候感到手足无措，都坐在那里不敢动。文凤来毕竟年龄大些，又是老师，比我们老练得多，一下子就跑到毛主席身边去了，还和毛主席握了握手。《解放军报》记者不失时机地抓拍了他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
总理和其他那些身着便装的高干一看毛主席穿的是军装，马上都到下面去了。过了一会再上来的时候，他们都换上了军装。这个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广场上大概有十万人的样子。有人宣布大会开始。我现在的记忆，好像那次接见并不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也没有举行群众游行。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12点钟不到，接见就结束了。我们从天安门下来后，《解放军报》社的车子又把我们接回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了好几个版面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况进行了深入报道，其中一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从秀丽的江南来到宏伟的北京的南京大学教师文凤来”，另外还配发了《解放军报》记者拍摄的文凤来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报社的人跟我们讲：“现在你们可以回南大了。这次中央对你们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本来首长要接见你们的，现在就不需要接见了，中央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请你们放心。”
我问他们“红卫兵”是怎么回事？
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北京“红卫兵”的情况，然后说：“你们回去以后也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我又问道：“我们成立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好呢？”
他们说：“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一般起名‘红色造反队’、‘红色造反兵团’之类，还有叫‘八•一八红卫兵’的……”
我说：“那我们也叫‘红色造反队’吧。”
于是我就参照他们提供的清华附中和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宣言，在《解放军报》社招待所的房间里起草了一个“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宣言”。宣言写好之后，我就先回南京了。文凤来比我回来得晚一些，康生还单独接见过他。我大概是20号左右回南京的，临走之前我和文凤来打过招呼。我对他说：“我先回去了，我们要成立一个‘南大红色造反队’，到时候请你当队长。”他说“好！”
回到南大以后，我就把我们“文学社”在各个系的骨干都找了来，比如像王许林、冷德清他们，另外就是当初造反时贴过大字报的，比如像李太平、张建山、葛忠龙、栗熙、蔡福星他们，统共找了36个人。这是“红色造反队”的第一批成员。8月23日那天晚上，我们这批人在“文革楼”316教室开了一个会，“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就这样成立了。
一开始我们吸收“红色造反队”成员的条件比较苛刻：第一个，出身要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谓“根正苗红”啦，哈哈……我的出身是“革命干部”，我父亲当时是邗江县财政局副局长。说到我的父亲，这里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插曲，以后再详细地讲给你听，简单说来，文革开始的时候，我父亲也被抽调去当工作队，他当时也是满脑子的正统观念，认为反工作队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所以一听说我在学校反对工作队，他气得不得了，说：“我把你送去上大学，你现在翅膀长硬啦，感到自己不得了啦，麻木到这个地步，居然公开反党了，这还得了啊？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哈哈……
当时参加我们造反队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出身要好；第二，是要在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敢跟工作组斗的；第三，还要经受住考验、不投降的，那些写过“检查”的，写过“悔过书”的，都不行。现在看看，这三个条件比入党还难啊，是吧？但是文凤来很强调这一点。他害怕以后运动还会有反复。
“红色造反队”成立以后，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与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同学进行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工作队究竟犯没犯方向路线错误。那些拥护工作队的学生在工作队的怂恿下，于8月25日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做“红旗战斗队”（注：此处存疑。有文献资料显示，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成立于8月30日），就是大家所说的“黑字兵”，头头是朱英才、窦长春他们几个人。于是我就找到朱英才，要求举行全校性的大辩论。朱英才同意了。
到了8月27号这天，两派就在南大操场举行大辩论，大会执行主席是我和朱英才。当时全校有七八千人参加。结果在辩论的时候，南大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赞同“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说法。其实这个事情很明显，只要跟中央的《十六条》一对照，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根本不需要多辩论。辩论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激动，当场就有人向大会提议：“辩论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到省委去！”于是我们大队人马就拉到省委门口。但是省委领导没有出面接待我们。所以大家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就又都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和文风来说：“现在南大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多数人都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造反队现在就这么几个人，人数太少了，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如何扩大我们的组织？”文风来想了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外围组织，名称就叫‘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大家都说好。于是我们就决定派张建山、葛忠龙、张式东他们几个去做这项工作。我们再三向他们交代：“两个组织的关系十分明确，‘红色造反队’是核心领导，‘八•二七革命串联会’是外围组织，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及时回来汇报，大家要步调一致。”
我刚才说过参加“红色造反队”的三个苛刻条件，现在参加“八•二七”的条件就很低了，只要那天在大操场参加辩论大会的，认为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都可以参加。所以一下子南大就有5、6千人参加了“八•二七”。张建山、葛忠龙他们还把他们的辅导员曾邦元请出来担任“八•二七”的头，后来曾邦元又拉了袁服武、李效蟾他们几个入伙，“八•二七”的声势就逐渐壮大起来了。
在8月底和整个9月份，我们的总体战略目标是要工作组做检查，要给受到打击迫害的学生平反。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发动了一次静坐示威，绝食静坐。
董：您是否参加绝食了？
耿：没有，我们当时有分工。我们当时是领导，要负责策划组织，要跑前跑后地照应，还要准备和省委谈判，要是都参加绝食，饿死了怎么办呢？不过王许林、王荫梅他们几个是参加绝食的。当时我们统共动员了上千号人参加。
董：这次绝食静坐后来取得什么成果吗？
耿：没有。我们要求省委书记江渭清出来，江渭清不肯出来，后来是省委副书记张仲良出来接见的。但是谈了几句不得要领。我们看看这样下去不行，已经饿昏了不少人。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大串联”了，于是我们就宣布结束绝食静坐，拉起队伍到北京告状去了。
董：这次静坐是不是“九•九事件”？
耿：不是，比那个晚一点，我记得是在国庆节前不久。
董：那“九•九事件”是怎么回事？
耿：那次是因为“王金事件”。当时社会上纷纷传闻，说是要武区（鼓楼区）建筑公司的一个工人王金因为造反被工作队整死了（此处记忆错误。王金是南京要武区建筑联社职工，并未参加造反活动。他于9月28日在南京街头与别人借火吸烟，被南京外国语学校的“黑字兵”巡逻人员认为是在进行“特务接头活动”，遭殴打致死）。
董：但是我看到的材料说，在“九•九事件”之前，造反派制造了所谓“人民大会堂事件”和“雨花台事件”，前者是说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发现了蒋介石的反动画像，后者是说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不善，造成革命烈士遗骨暴露在野外，然后就以这两个事件为由头，跑到省委去闹事。
耿：是的，那次是到省委闹过，但那次没有绝食。制造“雨花台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万金华。他不知道从那里挖了许多死人骨头背回来，说那就是烈士遗骨，我们还把他臭骂了一顿，哈哈……这个万金华是一个“独立大队”，个性比较固执。他成立的组织叫“心中想念战斗队”，属于我们这派比较偏激的一支，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在我们“红总”内部也没有多大市场。不过他这个人出身很穷，很能吃苦。
绝食静坐之后，9月底我们就拉到北京去了。那次一共去了千把人，包括“红色造反队”全体成员，还有部分“八•二七”，到了北京以后住在商业部招待所。接着就是参加“军训”。这是毛主席指示林彪和驻京部队搞的，目的是加强造反派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防止在国庆节大接见的时候发生混乱。“军训”之余，我们就到北京的各个高校去串联。哎呀，北京当时很热闹，各个学校也在揪工作组，今天打倒你，明天打倒他……
国庆接见之后，10月6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亲自主持这次大会，中央文革的一帮人也都来了。当时我们江苏省革命师生代表团就坐在主席台旁边。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总理亲自给蒯大富平反。先是总理在广播里喊：“请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同志上主席台来。”蒯大富上来以后，总理跟他热烈握手，然后又对着话筒说：“我代表党中央宣布，清华大学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蒯大富同志遭受到打击迫害，现在我们要为蒯大富同志彻底平反！”下面的群众一阵热烈鼓掌欢呼。
这个时候，丁曰泗代表南大革命造反派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要求中央就我们南大工作队的问题表态。总理看过条子后，立即公开表态。他说：“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丁曰泗同志递上来一个条子，说江苏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的彭冲同志不愿意向群众做检查，溜回省委去了。他应该回（南大）去嘛，在哪里犯错误，就在哪里检查！”总理表态了，工作队还不完蛋吗？
所以第二天，我们大队人马就杀回南京了。那天整列火车上都是我们南大造反派的人，车厢里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都很兴奋，唱啊闹啊，还连夜就在火车上写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内容都是“要彭冲滚回南大来”之类的。一下火车，我们就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从下关一直贴到雨花台，把南京城都贴满了。省委没有办法，只好叫彭冲回南大作检查。我们就把他关在青岛路71号匡亚明住的小楼里。他检查了几次，都过不了群众这一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省委开始着手给我们平反。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当时在造反派组织内部负责对外宣传和对外接待工作。这个期间，许多外单位的工人都跑来找我们，控诉他们单位的工作组是怎么打击迫害他们的，比如说不准他们到南大来串联，派人对他们进行盯梢，还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打骂、关押等等。我们当时也在考虑，要想把文革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光靠我们学生不行，必须广泛联系社会上的工人力量。于是我就起草了一个发起书，发起成立“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当时曾邦元和我一起来筹备这个事情。还有李太平。
我们是11月1号成立江苏“红总”的（注：此处存疑。许多现有文献资料显示，江苏“红总”成立于11月中旬，具体日期不详）。当时全国各地还没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上海“工总司”也是在我们后面成立的。“红总”成立的时候，我们去找省委，要求省委批准。省委呢就不批准。他们说：“中央只说学生可以造反，没有说工人可以造反。你们这个组织是个跨行业的组织，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他不批准，我们就跟他闹。他不理睬，我们就准备再次上北京告状。这次去的规模更大了，因为我们还把参加造反的工人、农民都带着。就在我们大队人马杀到下关火车站，要上火车出发的时候，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同意我们成立“红总”组织。这在全国是第一家。于是我们又浩浩荡荡杀回城里来，找省委谈判。省委没有办法，只得批准“红总”成立，还专门拨了办公经费，我记得一开始是每月8000块钱。我们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当时的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是鼓楼广场旁边的一座小洋楼。
“红总”是一个领导机关，下面分“工人司令部”、“农民司令部”、“省级机关司令部”、“市级机关司令部”、“小学教师司令部”、“中学教师司令部”、“中学生司令部”、“农垦司令部”、“财贸司令部”等等，统共有几十个司令部，机构规模非常庞大。而且当时省委已经瘫痪了，行使不了多少职权，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单位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们“红总”解决，所以“红总”实际上已经取代省委了。
不过也就在这个时候，曾邦元他们和我们产生一些矛盾了。矛盾的起因，是曾邦元他们想在南大内部搞独立，搞他的一套。我前面不是讲过吗，“八•二七”原来作为“红色造反队”的外围组织，吸收成员的标准定得很低，所以参加“八•二七”的人数就比我们“造反队”多得多，有几千人。他们一搞独立，我们在南大倒成为少数派了。文凤来就跟我讲：“在南大我们已经变成少数派了，现在‘红总’不能再给曾邦元控制了。”于是我就抽调了一批人，包括姚金璜、艾强、陈克云他们这些骨干，充实到“红总”的领导机关。陈克云作后勤部长，艾强作宣传部长。另外还把李太平调去当工人造反派司令。曾邦元看看无法染指“红总”，便又成立了一个“南京八•二七”。这也是一个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大概是在12月下旬成立的。由此可见，南大造反派内部的分歧，是后来江苏派性斗争的根源。
董：一般认为，“红总”和“八•二七”的矛盾分歧发生于“一•二六夺权”之后。
耿：应该说，夺权以后的矛盾跟这里谈到的分歧有关。如果没有前面的分歧，后来也不会闹成那个样子。“一•二六夺权”的时候，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署名不署名的问题，这个我后面再讲；另一个是曾邦元他们先夺权。他们在22号搞过一次夺权，不过这次夺权没有多大影响。当时省级机关和市级机关都是我们控制的，另外社会上的工人也大部分站在我们这一边，南京几个大的军工厂，比如长江厂、晨光厂、3503厂等等，都是我们控制的。所以“八•二七”掀不起多大的浪，也夺不到什么权。
董：那就是说，在“一•二六夺权”之前，“红总”和“八•二七”已经产生矛盾了，只是没有公开表现出来而已。
耿：是的。
董：在“一•二六夺权”之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过一次大规模武斗，就是所谓“一•三事件”，您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耿：这个“一•三事件”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们保守派曾经组织过一次北上，也是要到北京去告状……
董：保守派组织的规模有多大？
耿：社会上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反正我们南大“红旗战斗队”规模不大，加上那些观点上倾向他们的人，最多千把人吧。社会上的“老保”就是“赤卫队”，这也是南大“红旗战斗队”搞的，“赤卫队”这个名称是从上海的“老保”组织那里继承过来的。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南京的派性组织都操纵在我们南大人的手里面。
“赤卫队”成立以后，也到省委去要求批准。但是省委不敢批准。这就引起他们的不满了：“你们批准了‘红总’，后来又批准了‘八•二七’，为什么不批准我们？我们也是群众组织嘛。”于是他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告状。当时下关车站和铁路是我们“红总”的下属组织“铁道兵”控制的，我们就把住火车站，不许他们乘火车。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就决定步行到北京去，大概走到安徽滁县一带的时候，总理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苏省委，要省委设法阻止保守派群众北上。这样这批“赤卫队”就又回到南京来了。
董：我读到过一些有关材料，我的印象是，这次“赤卫队”北上，实际上是江苏省委和“赤卫队”一起上演的一出双簧，目的是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向中央施加压力。当时北上的不光有南京的“赤卫队”，还有些是从上海、安徽和苏、锡、常等地来宁的“赤卫队”，数量有几万人之多。
耿：可能是这样的。“赤卫队”返回南京以后，省委就把其中一部分人临时安置到江苏饭店住下来，马路对面就是我们“红总”的朝阳区总部。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两派群众之间就发生了磨擦，“赤卫队”抓了我们这边几个人，弄到江苏饭店里头去了。朝阳区总部就从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机床厂等处调集了几千人，把江苏饭店包围起来。两边针锋相对，一边就要求放人，一边就坚决不放，结果就打起来了。住在江苏饭店的“赤卫队”就在上面用砖头、瓦砾向下砸，包围江苏饭店的“红总”就向里冲，双方有不少人受伤。当时社会上什么传闻都有，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各地“赤卫队”头头在江苏饭店开会，要向我们造反派发起全面进攻。我们得到消息后，一面派人到现场去制止武斗，一面与在北京的葛忠龙取得联系，要他向中央报告这个消息。说实在话，我们当时根本无法制止武斗，就连我们自己的下属组织，我们也无法完全控制得住。曾邦元跑到现场去制止的，结果也被“赤卫队”用热水瓶把头砸破了，流了不少血。
正在两派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中央突然宣布上海“赤卫队”是“反动组织”，这边又致电江苏，说“一•三流血事件”是“赤卫队”挑起的“反革命事件”。这样一来，“赤卫队”马上就垮台了，南大的“黑字兵”也垮掉了。
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啊，什么东西都跟上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群众组织之间的是是非非，其实就是上面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我们造反派一天也不能存活。说你是“反革命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我记得最清楚的，我们1967年到北京去开会，康生接见我们的时候曾经赤裸裸地讲过：“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司令’不‘司令’的，像武汉还有‘百万雄师’呢，中央一句话，马上就成为孤家寡人！你们也同样如此！”所以这个文化大革命，我们底下的人都是木偶，全受他们在上面操纵。我们当时是所谓一腔热血，跟着中央的调子走，轰啊闹啊，到最后通通倒霉，一个都跑不掉！（下期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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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七二○”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件事

王广宇

“七二○”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影响到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安全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恩来又折回武汉。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多次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打电话，请他负责寻找失踪的王力的下落，陈再道表示无能为力；而他确实也不知道是哪个组织把王力绑架走的。然而，中央文革则认为，武汉事件的后台就是陈再道，因为他是支持“百万雄师”的。
为了及时掌握周恩来去武汉营救王力的进展情况，中央文革办事组和总理值班室保持了热线电话联系，互相通报营救王力的进展情况。
在武汉，周恩来精心制定了营救王力的方案，在武汉空军等部队的协助下，终于把王力营救出来，并将王力安全地送到武汉空军驻地。7月22日，周恩来和去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等一行，分乘两架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庆贺王力安全返京，组织了一个保密极严的欢迎仪式，参加欢迎仪式的都是北京高校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如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北大“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地质学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和部分红卫兵，《红旗》杂志社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欢迎，到机场欢迎的约有几千人。
周恩来乘坐的那架专机先行在机场降落，周恩来下飞机后到候机室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见面会合，然后又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到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谢、王乘坐的那架专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阵后才在机场降落。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一身不太合体的灰色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着走下飞机，因他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着他，一瘸一拐地接受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的热烈欢迎。欢迎者高呼口号“欢迎王力回到北京毛主席身边！”（其时，毛泽东已从武汉飞抵上海，并不在北京）。
王力回来的那天晚上（7月22日），关锋急如星火地向办事组布置，马上组织人马起草《告武汉人民书》。关锋给《告武汉人民书》定了几条原则精神，具体内容由起草班子发挥。他说，“武汉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它的矛头就是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策划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是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要点出陈再道的名。
关锋要求要多组织几个摊子，分头同时起草，明天（23日）早晨各摊子把初稿交上来，由小组（指中央文革）统稿。按照关锋的要求，我组织了四个摊子：办事组、记者站、十五楼关锋身边的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编辑部。我向各起草小组负责人传达了关锋关于《告武汉人民书》的内容要点，参加起草的负责人仍然感觉这些原则不够具体，特别是对武汉事件的过程和背景毫无所知，很难动笔。我只好请办事组工作人员、“武汉事件”的亲历者、同时也被打伤的张根成，向各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述了“武汉事件”的经过，使大家了解一些背景材料。各起草小组是否都按时交了稿，我不了解，可能个别组交了稿。据说，起草小组的稿子基本没用，最后是由陈伯达、关锋等人另起炉灶亲自写的，并把标题定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
“武汉事件”使中央文革小组认为，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军队中的一些“保守势力”，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和反抗。武汉军区和他们支持的“百万雄师”敢于殴打、扣押中央文革成员（当时的名义是“中央代表团”）是非同寻常的事件，一定会有军队里高层的人操纵支持参与策划。这个看法事出有因。于是一方面，以中央名义把陈再道、钟汉华调到北京交代检查；另一方面，就是追查“武汉事件”的背景，深挖可能参与策划的相关人员。
陈再道调来北京后，驻进京西宾馆，刚刚下车就被北京的一些军内造反派和京西宾馆的造反派组织了批斗，逼他交代是怎样策划“武汉事件”的，造反派让陈再道作“喷气式”，把陈再道折腾得精疲力竭，大汗淋漓。陈再道无奈，向在场的康生求援说：康老，念我为党和革命奋斗了四十多年，请不要再折磨我了，我确实没策划。康生未予理睬。晚上，北京文艺界的部分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并扬言要冲进京西宾馆，揪陈再道。保卫京西宾馆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京西宾馆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称，卫戍区虽然已经采取保护陈再道的措施，把他藏在电梯间中，但万一造反派冲了进来，也很难保证陈再道的安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急调中央文革文艺组主要负责人金敬迈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京西宾馆说服、劝阻造反派不要冲京西宾馆。后来，包围京西宾馆的造反派撤走了。
关于参与策划“武汉事件”的后台，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从各种途径获悉的线索分析，徐海东和张体学有重大嫌疑。据掌握的情报，在“武汉事件”前，原湖北省长张体学和北京的徐海东频频接触，张曾去徐家七八次之多。于是，中央文革主管办事组的小组成员戚本禹受命追查“武汉事件”后台。首先造声势，布置北航“红旗”红卫兵到西山军委负责人驻地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随后又让北航“红旗”红卫兵去揪正在中直招待所保护性学习反省的张体学，让张体学交代他和徐海东的关系，每次去徐海东家都谈了什么问题。中央文革还让北航“红旗”去徐海东家查抄策划“武汉事件”的黑材料。
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央文革小组追查“武汉事件”后台的收获不大，没搞到什么材料。张体学的交代和“武汉事件”不沾边，抄徐海东家也没抄出什么黑材料。揪张体学、抄徐海东家两件事，后来周恩来曾派联络员去北航，要他们放回张体学，还让查抄人员归还从徐家抄出的文件、物品。
1967年7月25日，以中央名义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毛主席身边。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北京的各群众组织造反派头头，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北京高校的“五大领袖”都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个大会实际上是声讨陈再道等“军内一小撮”的大会，也是展示所谓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大会。
8月初，中央决定，陈再道继续在京西宾馆交代检查，同时将武汉军区下属各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主要领导人调集北京，在西苑宾馆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对照检查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支左的立场、态度，总结“武汉事件”的经验教训。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办事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到学习班为学员服务并兼作联络员，学习班还临时办了一份反映学员学习情况的简报。
在这个期间，中央还决定，派李富春、关锋组成中央代表团，带上北京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前去东北，解决东北三省的打派仗、军队支左和大联合问题。按王力去西南区的模式，关锋从清华大学、北师大、北京地质学的造反派中物色了几个红卫兵参加代表团，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有关东北三省文化革命运动以及各派别的情况，并派了几个人以记者名义去鞍山市打前站，了解情况。不知何故，代表迟迟未能出发，连关锋都有点纳闷。8月末，关锋被隔离审查，这件事无疾而终。
大约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关锋突然到钓鱼台十六楼办事组值班室要找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原稿大样。办事组工作人员矫玉山和李奎林到保密室查阅未见登记，他们在办事组保存的文件档案中也没查到。关锋又从王力办公室（在十六楼二层）下来，再次急如星火地催要，并责怪矫、李二人工作不力。关锋对矫、李二人说，有人在中央给武汉军民的信的签字稿上加了字，是谁加的？矫、李二位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因为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已经下发快一个月，又不是办事组经办的，都是由陈伯达、关锋身边工作人员校对发排后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办事组马上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调来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给武汉军民的一封信的签字大样。本来，这封信是陈伯达、关锋亲自写的，然后由十五楼的工作人员发排的，办事组对这一过程毫无所知。关锋无端责怪矫玉山、李奎林，是毫无道理的。
从中央办公厅调来的给武汉军民一封信的大样后，矫玉山、李奎林先看了一下签字大样改动情况，在大样上只有陈伯达、王力改动的字迹，王力在信中提到武汉地区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句中“党内”后边加上了“、军内”，即一个顿点两个字。这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加的？办事组一无所知。况且“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经常在文件、社论中出现，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发的《五一六通知》就用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为加上“军内”走资派，王力、关锋如此惊慌？——后来才知道是毛泽东这时对这种提法不满意了。
当把签字大样调来时，我刚从人民大会堂开会回来。矫玉山、李奎林让我把刚从中办调来的签字大样送给正在楼上焦急等待的王力和关锋。我上楼把签字大样递给了关锋。关锋翻了一下大样，惊讶地对王力说：“老兄！是你的字迹。”说着把大样递给王力看，王力早把这件事忘了，他楞了一下说：“我加的？”然后翻看了签字大样说：“噢！这是我和陈伯达在一起改的。”在大样上也确有陈伯达在别处改动的字迹。
王力、关锋这时无话可说。随后，王力对我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我回到值班室，矫玉山、李奎林问我，“他们说什么了？”我告诉他俩：“王力说，查清楚就行了，不必大惊小怪的。”矫、李二位当场就发脾气说：“你们小组成员自己出了差错，拿我们撒气，以后再这样，我们也造反。”
1968年3月4日我被陈伯达下令逮捕，被关押了七年多。中央专案组将上面这件事给我定罪为包庇王力“反军”，并写在审查结论上。理由是，我发现王力篡改中央文件，没向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汇报，向矫玉山、李奎林传达王力“不要大惊小怪”的话，是要他们“不要声张”。这是什么逻辑？中央专案组用心何其良苦？！
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打倒（实际上是作为“替罪羊”被抛出），江青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秉承江青意志，把“武汉事件”后首都红卫兵揪张体学和抄徐海东的家作为王、关、戚的“反军”罪行，因为这几件事情都是戚本禹派我去北航传达的，因而这也就成了我的严重错误。江青等人推卸罪责，这是他们在文革中为摆脱“困境”经常采用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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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年5月10日成立）

主任——
陈锡联，54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良，52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迪，45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弃，50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724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410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岁，辽宁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王从周，50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潜，50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湛，50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112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410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31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军队代表和领导干部代表均系中共党员，不另注明。群众代表中有的所属派别等情况不详，故未注明。
辽宁群众组织分为三派：“辽联”即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辽革站”（或称“辽革”），即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八三一”即以辽宁大学“八三一”为首的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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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革命大批判的新战场
——牡丹江火车站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散记

新华社通讯员

深夜，巨型吊灯把候车室照得通明。服务员小范举着一面鲜艳的大红旗，来到候车室的中央一站，高声喊到：“革命的旅客同志们！我们牡丹江火车站候车室旅客革命大批判就要开始了，让我们集合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向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猛烈开火吧！”他的话音刚落，来自边防线上的解放军战士，来自林海雪原的采伐工人，来自农村的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和怀抱婴儿的青年妇女，一起涌向红旗下……。
牡丹江火车站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职工，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组织过往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已经一个多月了。
他们组织旅客开展革命大批判，是从一阵横笛声引起的。
三月，处于祖国北部的牡丹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一天夜晚，旅客聚集在候车室内，正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时，走进了一个盲人，他摸索着坐在一排靠背椅子上，暖了暖手，从兜里掏出一支横笛，吹起了毒草影片《柳堡的故事》中的一首插曲：《九九艳阳天》。
这笛声，传到服务员们的耳中，他们不由得想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景。那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持着这个车站的领导大权。他们在这个候车室的四壁涂上淡淡的湖色，壁上悬挂起一张又一张大幅的山水风景画，小卖店里大量出租描写才子佳人的连环画，广播室成天播出《九九艳阳天》这一类含着大量毒液的软绵绵的歌曲。这个公共场所，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黑色染缸。
今天，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了。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怎么还会再冒出这种怪调呢？在一次交接班会上，革命职工们整整齐齐地站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前，带着问题学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抓，一定要抓。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们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候车室这个公共场所，变成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猛烈进攻的阵地。”正当革委会成员和广大职工一道想方设法彻底改造这个候车室的时候，从北京传来了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革命职工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候车室里开辟战场，组织南来北往的旅客们批判资产阶级。在这个候车室里，工人们狠批了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农民们怒斥了中国赫鲁晓夫“剥削有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来自“三支”、“两军”第一线的解放军干部、战士，以及各地的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干部，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阶级斗争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所取得的先进经验，传给奔赴祖国各地的革命旅客。
不但来候车的旅客参加了革命大批判，就是前来接客的群众，服务员也把他们发动起来参加大批判。那是在一天深夜，一个服务员来到候车室邀请旅客参加革命大批判时，一眼发现在曾经坐过盲人的那个位置上，有个穿着褪色黄军衣的青年人，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毛主席著作。
服务员热情地请他参加革命大批判，这个年轻人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同志，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啊！我不是来旅行的，而是来接客的。我也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随时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只是，我接的那列火车，很快就要进站了。”他边说边看了看手表。
“同志，批判资产阶级这个战略任务，可一分一秒也不能停啊！”“好！”这人一听激动了，手执红光闪闪的革命宝书，大步登上了革命大批判的讲坛。
这样，旅行的人，接客的人，临时组织起一支支革命的批判大军，在祖国北方的这个枢纽站上，对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广播里播送着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列列火车在这充满着革命激情的音乐声中进站了。

原载196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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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澳大利亚文革史学者孙万国先生读本刊今年第四期后致函本刊——

启之，何蜀二兄，
承蒙定期发来《记忆》，再拜感谢。
见得四期麦克法夸尔对于贵刊的评价，“This is really an important pioneering venture”，点出了贵刊的创意与风险。我深切祝福贵刊这一精彩不凡的学术平台连绵广大，生生不息。
三期史云先生的文章里说：“曾和一位澳大利亚研究文革的学者交谈。他千方百计地想套点档案资料，我则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他忿忿地说：你们就是掌握资料独享，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我回答：你们就是有话语权，不像我们受限制。双方都说了些气话。”我估计指的是敝人。事关我对国内学者的态度，惶恐之余，不得不对号入座，浪费贵刊数行版面，澄清此一误会。
史云先生谈起党史国史，屡有高见，偏偏不肯披露档案材料。其恪遵党纪，守口如瓶，我是又着急，又泄气。然而对于史云这辈体制内学者的处境（无论是民间的，或是隶属于官方机构如党研室，文献室，党校，国防大学和当代所的许多杰出党史研究者）, 我是既同情，又难过。基于学术良知，我深信他们是愿意与境外学者分享历史真相与研究成果的。无奈碍于国内环境，乃至于性命家小之虞，明知官史所载不足征信，却不便秉笔直书，浮一大白。他们或有幸进得了档案馆，掌握到有限的材料，然而得来的真相，只能憋着，被迫便秘。知情的结果，只是内在的煎熬。不是阿基米德的幸福，而是司马迁的痛苦。如有侠者敢于犯禁， 其结局不外是如王年一前辈十余年不得签证赴哈佛讲学的惩戒……相形之下，境外学者则自在如胡适，享有逍遥域外，逍遥“法”外之便。与蒋介石眼皮下枪杆边的雷震，殷海光诸人，岂可同日而语。察诸“自由中国”事件之历史，即知雷、殷实可敬，胡适唯可哀而已。
有感于此，除却师东兵之流，我对于国内从事严肃研究的学者，一向心怀敬意，也从不敢苛求。尤其是这套金观涛，刘青峰二先生所网罗敦请的十卷国史作者，在我看来，个个是英雄好汉，党史大家，不愧一时之选。他们所撰各卷(我还翘首企盼着韩刚的一卷哪！）翔实精博，大堪品味。即便未能面面俱到，十全十美，作者如史云先生面对诸多诘难后所回应出的谦和气度，清明理性与诚恳切磋，益见其高人一筹的学术风范，也更令人感佩不已。
段玉裁尝言：“校书定是非最难, 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然我辈所从事的党史国史之是耶非耶，其实更难。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档案不开放。档案不开放，则文本之是非不可定，史实不可知。文本是非不明，立论从何凭藉？结果也就益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史无文献不立。文革史尤然。文者，档案资料也。献者，贤也。活材料及口述历史也。不论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还是知悉内情的国内学者专家诸贤，都是我珍视求教的对象。在求索档案资料上，我或者过于情急，惹恼了史云先生，然而口出“国内学者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的狂妄之言，套用一句文革发动、彭真挨批时的自白，“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即请编安
孙某匆匆
2009年2月20日

2、读者梁京兰致函本刊，就上期周伦佐一文谈了自己的感想，摘要如下——

第一篇文章中，第二个问题里，有一段话：
徐友渔从“相同年龄段”的角度，将中国红卫兵运动与德国青年纳粹运动相比较，并没有错。第一，二者都属于体制内的群体性青春期叛逆行为；第二，二者都被最高权力者鼓吹的荒谬而反动的观念所导向；第三，二者都狂热地追随于一位身为至高无上者和最高统治者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然而二者的区别仍然很大：青年纳粹运动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反动，红卫兵运动却包含了反对封建性官僚体制的内容；青年纳粹运动是对弱势民族的灭绝性迫害，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青年纳粹运动的危害遍及整个欧洲，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只限于国内；青年纳粹运动没有分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红卫兵运动却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潮流——而且前者的参加人数更多、存在时间更长、政治作用更大。看不到这些具体差别，任何角度的类比都极易陷入简单化。

对这一段，我有一些其他的看法：上面罗列的那些所谓的区别，其实并非“两种”造反原则上的根本差异，而是因为地域的原因，民族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政治制度的原因，等等，而导致的表象上的不同。这些非本质的区别，在研究上，不会导致原则性差异的结果。个人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这类非原则差异，反而会对造反根本性，本质性的研究增添不必要的混乱。
现代民主制度，封建性官僚体制——都是政治制度。
青年纳粹运动是对弱势民族的灭绝性迫害——犹太人绝对不是弱势群体，相反，他们的地位高于德国一般民众，所以才遭人嫉恨，有此一劫。
青年纳粹运动的危害遍及整个欧洲，红卫兵运动的冲击只限于国内——国情不同。如果中国的大门是打开的，造反运动绝对不会只限于中国。况且，文革时期的输出革命，已经成功地在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展开，持续多年，生灵涂炭。
青年纳粹运动没有分为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红卫兵运动却分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潮流——造反，保守不是运动的本质区别。纳粹内部也并非没有派别，只不过就像所谓造反和保守的表象差别一样，没有被历史学家等作专门研究的人刻意加以区分罢了。不区别的原因，是因为根本没必要区分。
看不到这些具体差别，任何角度的类比都极易陷入简单化——这不是把所研究的问题简单化，而是不应该扰乱对主题的纵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