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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一篇大字报的前前后后
不 平
1972年5月12日，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贴出了一篇署有作者真实姓名、地址的长篇大字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对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据我所知，大字报贴了半天，早晨6点之前贴出，下午两三点左右被撕去。
它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什么影响。海外研究文化革命中异端思潮比较权威的宋永毅和孙大进两位先生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没有提及它，谭放和赵无眠两位先生所著的《文革大字报精选》同样没有提到它。说起来宋先生也是来自上海，不知他是否知道，是否还记得这篇大字报？有哪一个研究文革中民间思想的会提及这件事？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一篇大字报，即使有人知道，也不会提，因为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太小了。有谁手中保存有这一份大字报的底稿？又有谁传播过它？没有。大字报的标题倒是容易记住的，不过，有几个人会记住文中的论述？有趣的是，近日看遇罗文先生所著的《我家》，才知道其弟遇罗勉当年被关押的理由之一，便是怀疑“真理有阶级性”。在那动乱的年代，我不知道还有谁为这个提法吃过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哲学书，都有着这样一条命题：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没有一本著作会提到这篇大字报，会提起这么一个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捍卫这一真理（？）的年轻人。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大字报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另一个原因，假若存在的话，则是因为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而大字报则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正如同彭真提出这个问题，正如同人民日报批判这一个命题，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从大字报的锋芒来看，谁都可以看出，作者当时的企图是挑起一场大辩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异端思潮的主角。当然谁都同样明白的是，如果这一企图得逞的话，最后的结局无非是在遇罗克，张志新等一串名单上，再加上一位。这是最可能的结局。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希望。作者希望的是，能够产生一个异数。作者当然知道，这一可能性几乎等于零，然而作者也知道，如果谁都默然，那么希望永远是零，而只要有人发声，尽管它是何等的渺茫，但毕竟不是零。然而作者的企图没有得逞，政府对大字报一撕了之，置之不理。这固然在一方面挫败了作者的阴谋，把大字报的影响降到了最小。另一方面却也使作者的生活因大字报所受的干扰被降到了最小。只要想想文革中多少人仅仅因为一封信，一句话，被搞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此言之，作者似乎有理由对当局表示感谢。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正在上海的一所中学念高三。虽然知道自己是“先天不足”，但对国家大事还是关心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次日，我们学校十几个人，拿了衣服、零钱，（因为是住读学校，这点比较方便。）赶到火车站，要求上京。（是说串联还是什么？忘了。）学校领导派了人来劝说围堵，出人意料的是，火车站方面并不十分反对。故而尽管也有人被劝回了学校，但我们数人还是到了北京。一个同学的哥哥是北大的学生。他安排我们住在一间空的宿舍里。这给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北京，我是数人中大字报抄得最多，最起劲的，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一件事。一次，我们到某大学附中去，那里正在斗黑帮。数十人跪在地上，他们必须把背躬着，头靠近地面，却又不能碰到地面。有的累了，头碰到地面，立刻招来一顿铜头皮带的抽打。其中的一个，还是初中模样的女生，突然抬起头来说：“我不是黑帮。”她所得到的回答，谁都想象得到，只能是一顿抽打，她也只能是又低下头去。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么？在我对文化革命的思考与疑惑中，开始有了否定的因素。
我们学校学生中，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文革中，这是学校的一大罪状：阶级路线错误。我们班级的团支部，当然也不例外，一向发展资产阶级子弟比较多。这时团支部为了显示或者说纠正自己的阶级路线，准备发展我这个一向是白专道路典型的“工人”子弟，表格都已经填了。是晚，我问了父亲的历史情况，第二天，又把父亲告诉我的转给了团支部。于是，这个团员就泡汤了。倒也确实有人说过我傻。不过我一直为之高兴：从此保持了自己的一生清白，从来没参加过任何组织。稍后，参加过“红外围”，不过，我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组织。
我当然没有资格也没有兴趣去参加革命。于是便利用这一段时间读书，包括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五七年鸣放时报上的文章，鲁迅全集，以及马恩列斯毛的一些著作。这些文章给了我大大的启蒙和震撼。使我认识到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就是一场冤案，使我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是三十年代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起来，我对于西方的人道方面的著作倒是看得不多。共产党要批判我的话，当然可以给我加上种种罪名，但若是说我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则是绝对不确的。我其实是土生土长的。
1967年4、5月间，上面要求讨论教学改革，社会上也有了一些讨论教学改革的大字报和小册子。我想，这一斗、二批，我都沾不上边，这三改，我是应该参加的。于是，也开始收集各种教改方案，编印毛主席的教改语录，同时也办一份教学改革的刊物，名字是叫《教学改革》还是什么，记不得了，但是对自己所写的《创刊宣言》是很满意的，可惜现在都找不到了。出了三、四期，终于发觉这是瞎起劲，也就停了。
随后，开始写长文《伟大的榜样》，至九月完稿，并刻好了蜡纸。但是，毕竟不敢贸然把它印发出去。如果一个人是伟大的，为什么不直接向他学习，去成为伟大的人，而只能忠于他，听从他的指挥呢？为什么要去向林彪学习，去忠于毛泽东，而不是直接向毛泽东学习呢？这篇文章便是提倡向毛泽东学习，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社会，贡献己见，而反对别人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
接着便开始写随感，当然是秘密的。开始是随便写写，提了笔竟就放不下来。十个月下来，到次年7月被扫地出门的时候，竟然也有二十万字了。此时的感觉，一是高兴，一是担忧。高兴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高兴，为自己能有如此系统的思想而高兴。在思想理论上，我敢于面对任何对手。担忧者，是为自己找到了真理而担忧。谁都知道，那个年代人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想乃是惹祸的根由，丧命的起因。祸从口出，只要我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一条小命就完结了。我并不怕和我的对手公开论战，并且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但现实是，有可能一点论战的机会都找不到，便毙命于几个小警察的手里，那太不值了。我对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的方针是：要么不为人知，要么为天下人知。为天下人知，是我的目的，为此目的，我愿奉献自己的生命。我最怕的是，偶然的谈吐，被人抓住把柄，白送了一条小命。故而平时我从不谈自己的思想，我怕暴露思想。这时的我，比以前沉默多了。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朋友。让朋友背上沉重的负担，在自己的良心和自身的前途之间作痛苦的选择，并不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看法是，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既然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何必要白化力气。对某些事，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这是基于自己的良心。知道事情不会成功，但是你不去做，心里会感到不安。而且，某些事情的所谓不可为，只是说成功的希望很小。真的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做了，事情也就成为可为的了。我想，在中国，思想上和感情上反对文化革命的人是并不少的。这么多的受害者，可以说都是文化革命的反对者。但是他们没有反，因为他们没有武器。而我，既然有了武器，便责无旁贷了。
不管怎样，写了，就是要让它见见世面，不然又何必要写？写的本身就是拿生命、拿家庭在赌博。于是，把文章整理了一下，把内容相近的归在一起，并大致按照由弱到强的原则，起个名字，叫《肥田集》。其意为：这里的文章是供批判用的，因此，请让它们发表。所谓发表，其实指的就是大字报，这是当时我能使用的唯一手段。我很想有一个场所，能够把自己的文章一篇篇地贴出去。但是谁都知道，即使是这最原始的手段，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不等我贴完两、三篇，就一定是进监狱甚至上断头台了。监狱和断头台，我倒并不怕。从我开始写时，我就知道它们在等着我。但是想到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或者至少是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才一起步就遭扼杀，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在犹豫，在等待。
现在对于鲁迅先生的评论众说纷纭，不过对于我来说，最简单的一点是：没有早年的鲁迅，便没有当年的本人的大字报，也便没有现在这一本《挑战毛泽东》。回想当年捧读先生集子的情形，只觉得热血上冲。虽然我不喜欢先生的翻译，也不大赞成先生的打落水狗，但却是先生激励着我，想为社会做些事。读者可以从这个目录中看到先生对我的影响。
文章中大的板块有三。一是反对个人崇拜，二是论革命，三是从阶级性谈起。大致上可以说，我的文章从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而以争取自由、平等为终结。
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中先是虚晃一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为什么不该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接着就在“然而怎样才能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呢？”下面引足了毛氏语录，进行了实际上的驳斥。文章写于1966年12月17日毛氏“大树特树提法不妥”的语录发表以前。
在《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一文中开门见山地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他的狗头，需要吗？不需要。”
《论革命》是里面的重头文章。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对现实不满”在当时是何等重的罪名，多少人的判决书，处分书中都有这一条罪名。那么《论革命》的第一部份便是为这一罪名平反的。我的观点是：不满是革命的动力，唯有不满，方有革命。当然，文章中所说的是“不满于现状”，是从“满足于现状”和“不满于现状”两者的关系来说的。但“不满于现状”和“对现实不满”不是一回事么？
《论革命》的第二部份是老问题了。歌颂和暴露，打了几十年的官司了，而由毛氏一言九鼎成定局。我的观点很简单：革命者就是要敢于暴露。
中国人当然也记得，共产党提倡的是螺丝钉精神。而我则提出，革命者就是要努力做大事。
文化革命中提倡的是：斗私批修。则我又针锋相对地主张，革命者要努力地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第五部份则是论说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论述对革命者来说，改造环境远比指责个人重要。
《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的矛头是对着人民日报的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说起来“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吗？”是由官方的断言“真理是有阶级性的”而来的，我只不过加了一个“吗”字和一个“？”，同样地，我很想在“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标语后面加上一个问句：撕得掉吗？当然，我只论及自由、平等而不提及博爱，因为自由、平等是制度的问题，我要争取的是改革这一制度，使得这一制度下人人平等，个个自由。而博爱更像是人性问题，是属于宣传、提倡的问题。
其中的《影响论》是在看了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后写的。遇先生的文章重点在批判一副对联，我文的要点则是：共产党历来的“既看出身又看表现”的政策是错误的政策，“不看出身只看表现”才是正确的政策。文中还引了遇先生的几句话。当时感到敢于论述此问题者，遇君与在下耳，颇以“北遇南×”而自豪。
文章之中，最为得意的是《论自由的阶级性》，此文既成，在思想上便无所畏惧了。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三十年代的中国，都存在着一种制度：书报检查制度。中国当然不需要书报检查制度，因为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包括出版事业。在共产党统治下，一个审稿制度，便远远胜过了所有的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当时是“没有书报检查制度，胜过书报检查制度”。在当时看来，中国的公有制当然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以为，在出版方面的公有制，或者说是出版方面共产党的统治制，是绝对应该改变的。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都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们是息息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没有出版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区别之点正在这里：出版要涉及到所有制。要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就一定要改变出版界的共产党掌权制，要实行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在文中，我把中国的出版制度称之为：版权集中。实际上只是说：共产党控制了一切舆论阵地。《反对版权集中》便是主张出版自由的。
有两篇文章是涉及两个小人物的。
当时有一个青年，以“何是”为名，在上海人民广场办了一个《东方论坛》，经常贴一些议论时政的文章，也算是热闹了一阵子，结局当然可想而知，取缔，批判。批判是以当时的上海《工人造反报》为主力。论坛的一个观点，是主张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不错。其中的一篇文章，便是替何是打抱不平的。其实，当时何是遭受批判的时候，我还曾匿名给他写了一封信，支着招让他如何去反批判。《工人造反报》曾发表社论，批判《东方论坛》。我的《放？》一文，便是对这篇社论进行反批判的。
其二是当时上海有一个市民，叫吴尘因，给市委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是文艺阵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意思是这样，用词大概还没有这么激烈。当然也遭到了批判，是《文汇报》还是《工人造反报》，还是两者兼有之？记不清了。我的一篇文章便是为吴鸣冤叫屈的。
不知道这两位先生后来都怎样了。
《后记》乃是沉箱底之作，极大的可能是，在某一步便覆灭，手稿全部被当局抄去，自己也被送上法庭。故这《后记》也可以说是《给检察官的信》，作一下最后的挣扎。其实，也谈不上挣扎，更不抱什么希望，要来的总是要来的。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手稿被抄走的话，即便是十篇《后记》，即便那法官有十个良心，也不管用。这只能是说姑且为之吧。
我对林彪的简历并不知道很多，不过对他在文化革命中兴起的造神运动反感之极，这也是当时老百姓的普遍感觉。当时曾有一种想法，要亲手把他拉下马。可是他在马上，我和他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怎么拉呢？这就首先要铺就一条路，使我可以从这条路上走到他的马前。那么这部文稿可以说就是铺路的，记得当初的文稿最后是两篇批判林彪的文章。大概后来整理的时候没有放进去，现在也找不到了。
在中学的时候，我常被人戴的一顶帽子是：成名成家。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帽子，诸如：不关心政治，不靠拢组织，几乎每学期的品德评语都逃不掉。戴的时间长了，连我自己也迷迷糊糊了：也许我确实有着成名成家的思想吧。一直到《肥田集》成，这才重新给自己评审：要是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便绝对不会去写《肥田集》。所谓成名成家的思想，不过是想做些事罢了，于是便自己给自己摘帽了。
这时，正是学校分配的时候。对此，我兴趣不大。因为去农场是大势所趋，也是我的必然归宿。我所关心的，是我自己的宝贝。我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者，需要找一个后继之人。这样，在我为之献身之后，我的思想不至于同时湮灭，它能够继续在世间传播。这不仅仅需要他与我志同道合，还希望他的参与和失败不至于给他的家庭带来太重的负担。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能尽量减少。有一个好友，数次交谈之后，我便把文稿全盘托出。对于我来说，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不愿意随便地暴露思想，因为这既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又会给朋友带来负担。但我既然相信一个人，便没有必要对他隐瞒。况且，要朋友愿意和我共赴危难，当然需要让朋友了解自己的全部思想。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稿以后，如同众多的百姓，也如同我预期的，推辞了：这太危险。我当时最大的希望便是能够找到几个同志，能够前赴后继地把这些思想发表出去。在当时的中国，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在这以前，我们全家被赶出了旧居。我们所迁往的新居的原主人不知何处去了，忘记是被撵走了还是死了。这一间二十多点平米的房间被一分为二，一间分配给一家困难户，另一间就照顾了我们。算是看在我家人多的份上，又给了我家一个阁楼，这里便又成了我的书房。学校的老师照例地完成例行公事，上门家访，催着大家早去农场。我也很干脆，给我十天时间。这样，就可以省得老师三天两头地跑。其实，多赖上几天对我根本是无意义的事，我既不可能，也没想过要赖着不去。最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时正是我朋友看我稿件的时候，我需要一点时间。
就这样，抱着自己的思想，抱着一大堆足以招来杀身之祸的文字，抱着一种无奈，抱着一种期待，我到了农场。
我当然充分认识到自己挑战的艰巨和危险，于是便整理旧稿，以便留一份于深山，在承受打击之后，也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有个初中的同学，是极要好的朋友，初中毕业后去了新疆。记不确切是什么时候，在他回沪探亲时，我把考虑多日的决定告诉了他：能否在他那里放些文稿。我有种感觉，新疆应该是一个极为安全的地方。朋友婉拒了。
还记得1969年的春节，我早早地在年初四就回到了农场。农场里寥寥无人，出工也是摆个样子，而我则有比平时更多的自由来整理旧稿。还记得农场里开会的时候，我经常浮想联翩，想象着一辆吉普车从外面开来，停在了礼堂的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警察，一直朝我走来。因为我知道尽管我自己是如何的谨慎，却完全有可能因为一些意料不到的偶然因素而使自己的秘密暴露出来。这种浮想，也成了我当时的消遣之一。
1971年4、5月间，我突然想到了毛泽东的死。他已经垂垂老矣。我的文章是冲着毛泽东来的。要是毛泽东死了，我再去找谁论争呢？而且我希望，要说一个人的错，就要趁他活着的时候说。等到他死了，再说他这个错那个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知道要让自己的全部文稿发表出去，乃属痴心妄想，但我至少想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发表出去，或者说，让自己的主要思想尽量多地发表出去。于是我便整理旧稿，选出若干。该年9月发生林彪事件后，又写了几篇。总共是十二篇，名字仍然叫《肥田集》，便准备孤注一掷，向不归路起程了。文稿的目录如下：
1.理是有阶级性的吗？
2.告广大无产阶级书
---《肥田集》前言
3.鲁迅论创作
4.放？
5.评《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6.影响论
7.论个人崇拜
8.论自由的阶级性
9.马克思论出版自由
10.林彪死后感
11.林彪死后又感
12.林彪死后感之三
这时，我的思想更清楚了。套一句毛泽东的话，中国的大事有千件万件，但是最根本的一件是：言论自由。我对自己的定位便是：我是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对建国方略，经济决策之类的大问题，我提不出很高深的见解，但是，我愿意作一个马前卒，为争取一个可以自由讨论我国根本问题的环境而贡献自己。共产党的统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网。但是网有网的特性，任何一个网都是可以戳破的。所需要的是一把锋利无比的锥子。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当然知道是凶多吉少，甚至是有凶无吉，但是我不认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也许这只是千万分之一，亿亿分之一，我愿意一试。
文章的安排是这样的。选择一篇兼有哲学味和政治味的文章作为头炮，可进可退，进可以要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退可以说这只是对一个哲学问题想不通。大字报上的第一句话是马克思的语录：“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这，可以说是我毕生的信念。而且从今天看来，这比起若干年以后的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深刻得多。作一个比喻的话，后者是反对个人崇拜，前者则是争取自由平等。其实这里引用的只是马克思的半句话。记得马克思的后半句是：“历史的真相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这实在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忘了出处。
社论宣布“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其本质是说：无产阶级所说的就是真理，才是真理。而我的大字报想说明的是：真理不是阶级说了算的，真理是争论出来的。当然大字报对这一点没有阐述得很清楚，是功力不到家吧。不过反过来，这是否也是大字报贴出以后悲剧没有上身的原因之一呢？
第二篇文章由鲁迅语录组成。既是用鲁迅语录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自己对鲁迅思想的一点体会。因为是鲁迅语录组成，可以使当局要下手却又难以下手。第三篇文章是“捍卫”党的政策，是对上海的《工人造反报》一篇社论的批判，批判它的“反毛泽东思想”。后面的文章，便主要是批判毛泽东，中共政策，人民日报社论，红旗杂志文章了。
该年年底，农场第一次有了上调。前面一次，抽调过一些中学教师，基本条件是成份好，和广大农场职工，和我没有关系。这一次的上调，可是成千上万农场职工翘首盼望，梦寐以求的。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要不要争取上调？如果我争取的话，虽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希望还是很大的。一是我在队里的印象、关系比较好。更主要的是我的家庭条件好：我的两个弟弟都在一片红的时候去了农村，家里全农无工。
但是我怕上调。我是准备好去贴大字报，与当局较量的。对于当局来说，市区的工人肯定比农场的职工对它更具威胁性，因而前者也就容易招来当局更严厉的报复。一个农场职工，本身已经和关监狱相差不是很远了，而且当局也容易控制，使其不到市区来闹事，太严厉的报复便显得没有必要了。考虑之下，我作出了决定：不报名参加上调。当时整个农场系统，除了当了官，走不掉，只能表态扎根农场的以外，没有报名参加上调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人。我还得对社会，对朋友，对家庭给出解释：为什么不报名参加上调？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怪人，一个不正常的人。要是我说我热爱农场，要扎根农场闹革命，那是没有人会相信的。当时上调还有一部分南京的名额。我便说，我怕万一上调后到南京去，因为家里需要我。
1972年5月12日。事前，我采取了三窟政策。把自己的文稿存放在两个朋友处。朋友说：“我劝你不要这样干。你一定要干，我也没办法。这一点忙，我还是能帮的。”我不敢企求更多的了。一个朋友处存的是基本文稿，大致上是不准备去动的，主要是早期的一些稿子。一个朋友处放的是取用稿，也就是本书中的十几篇文章。我自己处，只剩下一篇大字报底稿，它便被放在农场宿舍的衣箱里。衣箱没上锁，底稿在最上面。前一日买好了该日上午回崇明的船票。当局肯定会来找我的，我希望当局能够到农场来找我。给家里带来麻烦是不可避免的，我希望给家里的麻烦能减到最少，我希望尽量少一点惊动家里和邻居。事发之后，当局没有来抄过我的家，倒是我的父亲把能找到的有我笔迹的东西撕了个精光。
当日清晨，我给家里留了一份告别父母书，或者，也可以说是遗书吧。大意是说，如果我不回来的话，就请弟妹照顾好父母。大字报的地点选在人民广场，和平电影院的对面，科普画廊的下面。大字报的末尾，署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农场地址。大字报一共有二十二张。为了减少张贴的时间和张贴时被抓的可能性，事先，我已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张贴的时间，减少在贴的时候就被逮走的可能性。事后，一次碰到一个当日看过我大字报的人。我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页与页都分不大清，看起来不方便。这使我增加了一点经验，以后把大字报前后黏在一起的时候，页与页之间还应该再黏点白纸。而且，大字报贴得太低，只有前面的人看得见，效果不好。
我5点多就出了门。当日天气很好，有点雾，周围人不太多。贴大字报很顺利。有几个人过来看，还有人好奇地问我问题，但只是好奇，并不尖锐。贴大字报之前，把大字报的一份抄稿，丢进了邮筒。这是寄往文汇报社作为投稿的。投稿当然是假的，根本就不寄希望于发表，不过是向当局提供一份材料，当局若要批判我的话，便可以以此为据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未收到过文汇报只字的回应。这倒也不是意料之外的。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份稿件当时就被扔进了废纸篓么？还是被保存在什么地方呢？它现在还在世上么？
我想象不到竟会这样地顺利，竟还会容我从容地走开，赶紧回家。家里人尚未起身，“遗书”还在桌上，连忙把它扔了。得知有个朋友昨天来访，未遇。很快出门。马路上逛了一些时候，八九点钟时，乘车经过贴大字报的地方，去遥观了一下大字报。大字报还在那里，也有不少看的人，心里自然高兴。然后去访昨天未遇的朋友。原来我的计划是贴好大字报直接回农场，不访问任何人的，不想给朋友带来连累，实际上这次回上海便没有访问过任何朋友。
我可以不去拜访别人，但是我不能阻止别人来拜访我。实际上，就在我贴大字报的前一天，就有同学兼队友从农场回来来拜访过我。我们随便聊聊，一起看了场电影。事后，队里向这位队友问当时情况。他双手一摊：“我一点都不知情，他和平时一模一样。”他说的是事实。
家里告诉我的这一位来访而未遇的朋友在上海工作，也算是交情非浅的，想想也应该去看他一次，这次不去的话，说不定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况且因为他在上海工作，当局不一定能查出我的往访，不一定会给他带来不便，便改变了计划。在朋友家里，告诉了朋友大字报的事，朋友对时局也有同感，竟然感到比平时更为投机。正所谓：国事如晦，忧愤难言，寸心谁知，不禁涕泪。于是进一步改变计划，多坐了一会，准备下午回农场。等我赶到码头，船已经开了。我从来没有乘过下午的船，居然把开船的时间搞错了。
这下实在是狼狈。现在是有家难归了，到什么地方去流浪，去过夜呢？百般无奈，我想起了火车站。不是有很多人火车票没买到，走不了，在车站过夜的吗？近午夜，到了北站，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想休息一会。我的装束立刻引起了值勤公安的注意：年纪轻轻的上海人，身边只有一个书包，而且没有车票。我对公安说，我是与家里吵了架，到这里来过夜的。公安问我家里地址，我自然不肯说，要证件，也没有，于是公安便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一间大房间。里面人很多很杂，大多是无身份者，也没人管。我想这不是一个机会吗？走了算了，便奔了下来。自然这是我犯傻的一个地方，立刻就有公安在楼梯上把我抓住了。这下，公安比刚才严厉多了。抄了我的身，问起话来也声色俱厉。我也如实交代：我贴了大字报。
不多时，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黄浦分局。三、四个人提审了我。为什么要贴大字报？有什么动机？答道没什么动机，想不通。实在问不出什么，便把我扔进了一间囚房。狱卒说：“他妈的，吃饱了饭不好好地干活，专干坏事。”这时，大概已经是3、4点钟了吧。囚房很小，里面有七、八个人。一见有新的囚友进来，都起来争着问：什么事进来的？知道我是为贴大字报进来的，便说：这个人是生了脑膜炎的，也就不感兴趣了。送来了一碗牢饭，好像也没吃，胡乱地熬了几个小时。也没有什么紧张，这些本来就是意料中事。不过就是想想家里不知怎么了，后悔白天没能赶回农场，再就是一种新鲜感，当然也在想下一步怎么办。
早晨8、9点，我被转移到一个单人小间。里面有一块板，可以睡觉。要上厕所的话，敲敲门，会有公安带我去。也不再吃牢饭了，由公安到食堂去买了给我。记得开始时一个公安还问过我：“你要吃什么？”我既不知道他们的菜单，况且也无所谓，以后也就不问我了，只随便买一点给我。因为我没有带牙刷毛巾，故只能乘上厕所的时候漱漱口抹把脸。也没有人再审我。感觉上看我的公安（当然不是专职的，也许隔壁就是值班室，记不清了）还蛮和善的。一次一个公安还告诉我，为了我的事，我妈还赶到农场去了。这使我大为悲哀，没想到，其实也应该想到，为了我的事，让母亲如此担惊受怕，为我奔走。在里面哭了一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记住的一次哭。
16日中午，农场的支部书记把我领了出来。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手续，让我把饭费交了。我注意到，我这次算是“留置”。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么回事，以前只知道有“拘留”。他们似乎忘了第一天的牢饭，我提醒了他们，“算了，算了。”他们把手一挥，也就算了。过了半年，我收到公安局的账单，又让我去交第一天的牢饭钱，我又去把它补交了。
支部书记把我带到家中，让我与家人小聚，然后就带我直接回农场。路上说了一些以后要好好学习，有事找组织，不要乱来之类的话。农场里，已经是谣言满天，组织特务集团，叛国投敌之类的都有。这下，全因我的出现而平息了。表面上风平浪静，甚至没人找我谈话。一回来，头头们问我要了大字报的底稿，以后便没有下文了。而我则态度坦然，劳动依然。有些农友对我避而远之，背后议论纷纷，也有一些，问问我当时经过，我也就随便谈谈。事实上，谁都知道，事情没有了结，当局不会这么放过我的。谁都想知道，这件事的结果会是怎样。有女生告诉我，出事当天，我母亲以为我回农场了，到农场来找我，没有找到，晚上就睡在她们宿舍。半夜我母亲叫着我的名字惊醒过来，把宿舍里其他人都吵醒了。我母亲对她们连声说：“妹妹，对不起，对不起，把你们吵醒了。”这使我很悲哀。
当局不找我，我找当局。8月，正是农闲时光。我找到连队，试探性地要求请假探亲，当然被拒绝了。
其后，我突然发觉，几个原先关系和我不错的，即使我贴了大字报以后也并不和我怎么生分的，突然开始避开我了。我有点纳闷。几经调查，居然也给我搞清楚了，我班上有个职工，平时也不和我怎么样。她有个儿子，十岁左右，告诉他学校的老师说：我平时给他吃糖，让他到林带去贴东西。稍有头脑的人，分析一下就会知道，这事几乎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我是要到上海市中心去贴大字报，要造成影响的，怎么会到林带里去贴？林带里都不大有人去，要是雨打了，风吹了，我不是白贴了？我是喜欢自己干，署真名的，又怎么会让一个孩子去干，还要给他吃糖？即使退一万步，我真想去贴什么东西，我找个没人注意到的时候自己去贴一下，不也比引诱孩子，让他去贴安全多了。须知我那时的行动实在没有受到限制，除了回上海，也没有必要受限制。然而，村妇们却信以为真了。
在我贴了大字报以后，很多人以为我思想反动，思想复杂，而有“人不可貌相”之叹。这下，我更是人格卑劣，成了教唆犯了。而且谣言四面流传，已经铺天盖地了，只瞒着我一个人。我当然不甘心，我得采取行动，我不能任凭谣言流传。我先找了连队领导，想辩解一番。他们根本就不睬我，说正在进行调查。于是，我便在第二天白天，连队的中心——大操场，找了孩子的母亲，要她把事情说说清楚。而她则说：你自己做的事心中有数。我们两人扭打了起来，当然也立刻被拉开了。作为我，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和一个女的打架更是有损自己的形象，不过是想借此为自己作一个辩白。
第二天，我贴出了大字报。
大字报
自从昨天打架事件发生以后，连部找我谈了话，要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并说可写大字报申辩。在此，写大字报辟谣如下：
我班职工某某之子，系二年级学生。无中生有，告我经常给他吃糖。并于某星期日，将他拉进我宿舍，唆使他到林带去贴字条。其它内容尚不得知。
谣言开始时，我尚蒙于鼓中。直到半月之后，才开始知道。以致我队之人，皆视我为极反动，极卑劣之小人。如此重大之罪名，不得不予以辟谣。
我于5月16日回队之后，除了7月5日一天休假，8月13日半天病假以外，天天出工。每次出工，与班里同志同出同归，并无迟到早退之事。若要进行教唆，除非上班之前，下班之后。我想这时也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就请我室同志，同排宿舍的同志，我队的同志，回忆回忆，可曾看见我拉他进宿舍，或在宿舍内与之交谈。好在时值夏天，我宿舍门窗一直开着的。而且我宿舍在中排，前后有人，难道竟会无人看见？
说我给他吃糖，更是莫明其妙。我想，若在上海，还较复杂。我队之事，有目共睹。我若给他吃糖，也不会只有一次。就请他说说，我给他吃过几次糖？在哪里？在操场，还是在宿舍？在窗口，还是在室内？我队的同志，有谁看见过我给他吃糖的，可以站出来揭发。
我和此劣童仅只发生过一次接触。在6月6日早稻插秧最后一天，劣童与他弟弟赶到田里，指着我穷骂：“×××，在上海贴大字报，关了两天半，×××（我队支书）保出来，不然要饿死在里面。”我当时并未理睬，事后曾告他母亲，以后再这样，我也要不客气的。我不知道事情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若是在此之前，为何如此谩骂之时，竟会只字不提此事？若是在此之后，我为什么又要去找一个骂过我的劣童去干此事？莫非以为他骂过我就不会揭发我了么？
……
我想，我回队之后，一举一动，我队群众，有目共睹。家属宿舍，基本不去。农机站更是半步不走。足迹所至，屈指可数。如此做人，还会有罪名上身，是做梦未曾想到的事。
说到底，即使我要做此事，我为什么自己不做而要叫此劣童为之？是我想做，又怕了？还是叫他做保险，不容易暴露，不容易拆穿？这中间的道理，我日思夜想，实在悟不出。要请我队头脑清醒一些，了解到阶级斗争复杂性的同志替我分析一下。
事情终久会弄清楚的，我×××是怎样一个人，终究会被群众了解的。有些事情，可能使得有些人吃惊了。但是我做事光明正大，决不至于诬陷连累到第二人，决不至于干一些卑鄙的勾当，什么给小孩吃些糖，叫他去干坏事。却是可以声明在此的。
怎样的行为，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历史会做出结论的。
我的大字报招来了两篇大字报。一篇是《拳头吓唬谁？》，署名“几个革命群众”，另一篇叫《×××已吓了》，署名“击×”。我当然不甘示弱，又贴出了小字报。其中说：
几个革命群众自然是眼睛雪亮的，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这一法宝在手。然而，分析了这么多，竟仅仅是“提以下的见解”，竟没能断言确有此事，也是很令人遗憾的。我进行辟谣，自然是掩盖事实。那么诸位就将事实揭出来呀。两篇大字报，揭出了多少事实呢？
自然像击×这样革命群众的大字报，终于没有说他们看到我和劣童密谈，或者我给他吃糖。说明他们到底还是比较光明正大的，到底不愧为什么中生中的优等货，还是值得劣童学习的。
最后还想“公开指点”一下诸位。像这种废话连篇的大字报，有什么写的必要呢？还是回去再仔细想想，可有什么看到的听到的，可以证明劣童是揭发而不是造谣的。这才是劣童真正需要的。一个人造谣也不是容易的事。
对于劣童，我也很感惋惜，现在已经连红小兵都当不成了。到了将来有一天醒悟过来的时候，他或许会进行一下阶级分析，知道是谁害了他。
原先我以为，大字报一出，应能澄清一些事实，我的事也就完了。我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还有人反驳我的大字报，真使我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应该说是中国之怪，无奇不有。我便改变了策略，准备打持久战，坚决奉陪到底。他们是可以把这作为工作的，但是我不行，我得坚持出工。考虑到时间和精力上我的不利之处，我便改写小字报。反正读者有限，两者的效果区别不是很大。我又没想到的是：战斗就这么结束了，成了一场速决战。整个过程便是这样，几个小丑跳了出来，讨了一顿骂，又退了回去。我想他们一定在庆幸：幸好没有署上真名，要不，太狼狈了。而我，则达到了辟谣的目的。他们的大字报更帮了我的忙。
对于党支部在这中间的作用，是不是怂恿他们或指使他们写的，后来又让他们停的，只能说估计情况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想，党支部以及农场党委，是密切注意着这件事的。后来，党委调查的结果大概发觉这是一个很荒唐的谎言，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至少对我是这样。在这过程中，我提供给当局的，就是这两份大小字报。我想它们还是起了作用的。自始至终没有人找我调查过，问过我一句话。想想真是可笑，一个十岁的孩子，大约是想成为英雄或重新加入红小兵吧（当时他已经被开除了），随便撒了一个谎。一大堆成年人居然被牵着鼻子走了两个月。这也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人们只知道阶级斗争，除此以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既不懂情，也不懂理，更不懂逻辑。
这一个小事件把党支部（是不是该说党委，或者当局？）逼到了墙角。这一个小事件是结束了，但是这一结局令党支部太不满意了。于是党支部开始转到我的原始大字报上来。当然更可能的是由于市里的指示。连队召开了一次辩论会。我当然得对付，不过也没有太认真，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我的对手。你辩我答，记不起有什么激烈的场面，也记不起有什么高昂的口号。二、三天后，连里又召开了一次批判会。所谓批判会，我当然是不能争辩的。于是我便端了一个小凳子去，坐在那里听，其实大概也没有听，会开好了便走。这种批判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把上海当战场，把农场当宿舍的。这些插曲只能算是几个小梦吧，我会认真么？不过我还能记得一些批判者严肃而认真的模样，不禁令人哑然。这些批判者其实也就是前面两份大字报的作者。他们希望在这中间为自己上调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劣童事件上捞不到，就到大字报上来捞。要不是我的大字报，这些个辩论者、批判者，恐怕八辈子也想不到“真理是否有阶级性”这一个问题。可是时机一到，一下子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有资格对别人批判、鞭挞了。可惜天不作美，算盘打错了。一个天大的机会，竟然就这么一次辩论会一次批判会就匆匆收场了。尽管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但我想，他们的忠心还是得到了回报的。
再随后，我得到了内部消息，市委对我作了三条指示，最重要的一条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思想教育为主。其它两条记不清了。至此，大字报事件落下了帷幕。
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可以说是等待着的没来，没想到的却来了。作者原先预期着的，是批斗、逮捕、公审，甚至……可实际到来的，却是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事。
总的来说，当局对我的处理是不严重的，或者可以说是没什么处理。没有抄过我的家，也没有逼着我做检查。1972年的上调，我当然不抱奢望。1973年也没让我上调，我想多数是当时支书的一人所为，不一定是更高当局的意思。最后也终于让我乘上了末班车。后来的入学、出国，都没有受到影响。确切些说，没有受大字报事件的影响。这是出乎好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包括我自己。
共产党向来是以抓阶级斗争，揪阶级敌人而闻名的。而今对于我这个公开跳出来的分子，居然采取“不接招”的战术，实在令人捉摸不透。是出于对一个农场青年的宽恕？是感到接招可能会被动？还是决策者中有人赞同我的观点？不过至少说明共产党里温和派的存在。我倒是很想知道高层，或者说中层在这一大字报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很希望能有知情者告诉我一点内幕。对于我来说，大字报贴了，又被撕了，如此而已。就像一只大雁飞来了，又飞去了，甚至没有留下一点音响。大学期间，时时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领导知道这件事吗？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档案中是否有这一事件的记载。
还有一个插曲值得提一下。就在我的大字报贴出以后不久，北京人民出版社出了张恩慈先生的一本书，书中便主张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张先生的大名和他的主张的罢。我正好看到了那本书。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又给了我一丝希望可以挑起论战。我便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张恩慈先生：
正当全国掀起学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高潮时，先生所著的《认识与真理》能得以再版，确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好事。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自然会对广大群众的学习带来很大的帮助，便是略有不当之处也可以引起争论，明确真理。
先生自然是准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的，所谓“不当之处欢迎读者同志们批评指出”只不过是谦虚之词。先生也早知道“不当之处”是有阶级性的，总是会有人来反对先生的观点的，那么本人便是一个。
本人正好在先生的著作再版时投了一稿给文汇报，阐明了本人对真理的阶级性的看法。自然，本人是主张真理无阶级性的。而且，本人也不想随风倒，就是说，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来反对本人的观点时，是不大准备放弃的。
也无所谓“不当之处”，不过就是愿意同先生辩论辩论。本人信奉的是两条真理：“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真理越辩越明。”
若是先生认为本人的文字不值一驳，那么，诚然先生完全可以将此信丢入废纸篓去。
若是先生认为必须同错误作斗争，这是先生的义务，那么就请先生进行一下反驳，进行一下辩论。无论是私下的交换意见还是公开的辩论，在我是都无不可的。但只是本人并无发表本人意见的场所，上次的投稿即是一个明证。那么若是先生愿意公开辩论呢，就请将本人的文字与先生反驳的文字一起发表。因为据我所知，鲁迅先生是颇喜欢发表对方的文字这一无产阶级的手法的。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自然先生也可以诸如进行大批判等等，只要先生认为这样就可以证明真理是在先生方面，就请便吧。
以上为前言，下面陈述我对先生著作中新加《客观真理与阶级性》一节的意见。
(下略)
但是，我仍然未能如愿。
信大约是在8月发出的。数月之后，大约在12月份，信被退了回来，说是“查无此人”。我只知道，这数月之中，这封信去过北京人民出版社，去过朝内人民出版社，曾经被拆过，至于还去过什么地方，经了何人之手，是否受到过什么批示，我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回想起来，回崇明后，自己并没有机会回上海，一直到国庆节以后。当时应该是有人告诉我张先生书的出版以及他的这一观点，而我再托人去买了来的。不过，详情记不清了。
记得在大字报之后，一位朋友前来看望，郑重地向我指出，你这是在玩火自焚。我当然不会与他争执，他是好意。况且在旁人看来，自己也确实像是在玩火自焚。不过在心底里，我是在回答：你说我玩火是说对了，不过何以就一定是自焚呢？我需要的是把这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焚毁。
当局挫败了我的阴谋，没有让“真理有阶级性吗？”成为一个社会争论的热点，当然是我不满意的。另一方面，当局也还谈不上对我迫害，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对我很宽容了，这也是应该承认的。
节录自不平《挑战毛泽东》前言。此书由美国成家出版社2003年出版。读者可登陆BEAUTHOR.COM以阅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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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遗产研究】
自我否定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四
顾 土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都经历过各种钦定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强力灌输。在全国学哲学的浪潮中，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才知道了黑格尔，又知道了否定之否定。我在中学时，那些政治课老师和爱好学哲学、学辩证法的同学，最爱说的就是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和否定之否定。可谁也没想过，我们当时身处的文革，就是一场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推动，促使文革不断运行，直至自我终结。
一
文革的现实政治状态似乎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种形而下的体现。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宣告：“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那时我正在乡村落户务农，与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思想基本与党中央一致，但听了这句话之后，却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刘少奇和林彪之被揪出，是文革的伟大胜利，还有道理可言，因为他们在文革前已经重权在握，可是“四人帮”纯粹就是文革的产物，没有文革根本就不可能有“四人帮”登台！“四人帮”的倒台怎么能说是文革的胜利呢？
文革从表面上看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运动，但这场大的运动实际上又由一个个运动组合起来，或者叫连贯而成的，大运动里再含运动，一个套着一个。整个文革不妨称为运动的大杂烩。中国的政治运动，其目的都是否定历史，文革就是对文革前的否定，文革期间，上一个运动大多也被下一次运动所否定，此一阶段否定前一阶段是常态，而文革结束之日，恰恰正是整个文革被否定之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否定文革的呼声压倒一切，最近几年，不能一概否定文革和肯定文革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其实，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否定文革，恰恰来自文革本身，也就是说文革自身早已彻底否定了文革。自我否定，正是文革的典型特征。
文革，无论是制度层面的摧毁，还是思想意识的颠覆，最终目的都是对人的打倒和清洗。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极致，动因也是要将所谓明的暗的、新的老的阶级敌人彻底铲除。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关于文革的宗旨表达非常明确：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以，文革中每一场运动对上一场运动的否定，也显示在对人物的否定中。事情是人完成的，否定人也等于否定事，在那些人被打倒后，他们所做的事也都会受到激烈批判，一律否定，这也是文革的特点。每次运动，就是打倒一批人、推举一批人，那些红起来的人物，以后再被打倒批臭，一次又一次，以致形成了一种规律。当所有人都被打倒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被否定。文革告终，自我否定即成定局，想不否定都不可能。
二
1964年夏季，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是文革的序曲。此前，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已经将文革前的十五年文艺彻底否定：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此后，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先后批判杨献珍；1965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文章；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随后人民日报转载；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开始批判翦伯赞；1966年2月，人民日报批判历史剧《谢瑶环》……所有这些人和作品的作者都是1949年以来哲学、历史学、文学、戏剧方面的代表人物。批判他们，标志着对中共执政以来的文化成就的全盘否定。1966年2月，根据毛泽东授意，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纪要，纪要在毛泽东修改之后又由中共中央批转，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面对这一系列批判，彭真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主持，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除康生外，领导初期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成员相继被打倒。这是文革的第一次自我否定。
接着，中共中央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为康生，以后又增添了陶铸，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人是组员。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决定向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补选陶铸、陈伯达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成为常委，陶铸还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6年7月，毛泽东连续批评工作组，认为起的是坏作用，中共中央又决定撤出工作组；1967年1月，陶铸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变成了打倒对象；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撤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近一半遭到清洗；在文革初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等人不但被打倒，还受到全国上下持续疯狂的大批判，直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又是一次自我否定。其中，陶铸完全是因文革兴起而调入北京最高当局的核心，一跃而成位居第四的显赫人物，其任务就是替代刘邓参与文革的决策和指挥，谁料，也是忽然间，一下子又沦为“刘邓陶”，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他的倒台，自我否定的色彩比刘邓更浓重。兴也文革，毁也文革，陶铸可谓第一位要人。
1965年后的三年时间里，有四拨人是典型的起而又倒的人物，他们代表着文革初期的不同势力。
一拨是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林杰、穆欣等），他们在中央文革小组炙手可热，在政治舞台红极一时，但在1967年8月以后，王、关、戚等相继被打倒，身陷囹圄。尽管他们的经历、资历、背景与登上政治舞台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兴也文革，毁也文革，这一特点却是一致的。
王、关、戚的被打倒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领导层内部的否定，而另外三拨人的被清洗，则是对文革初期社会活跃分子的实际否定。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即所谓的首都高校五大领袖，这五人因率群众造反而成为名人，有的位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有的当上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或常委。而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都退出社会视野，七十年代初，又都被隔离审查，也等于被打倒。
“联动”分子多为高级干部子弟，是受到毛泽东最早肯定的红卫兵。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忽然说他们是反动组织；《红旗》杂志同年第3期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也称联动是“反革命组织”，一批“联动”分子因此被逮捕。
1967年9月7日，新华社播发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里面开始批判所谓反革命组织“五一六”。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运动。 各地还设置了专门机构，清查“五一六”分子。被清查的“五一六‘分子大多是文革初期各地各机关、工厂、学校里比较活跃的造反派。
从陶铸的被打倒、王关戚等中央文革小组红人的下狱，到五大领袖的被审查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可以说，是对文革初期，从上而下的人与事的彻底否定。随后，陈伯达的被隔离审查、林彪身亡以及批林运动的发动，则是对文革前半期的人与事的全面否定。
陈伯达完全是因为文革而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位居第五，并且担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大任，起码在名义上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人物。但是，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这位文革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却被隔离审查，而且被定为“五一六”的操纵者。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陈伯达的罪状主要是，具有反动的历史，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阴谋篡权。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陈伯达被定性，说他长期从事反共活动，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也是因为文革才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选举的政治局常委里，林彪位列第二，是仅存的副主席。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议》，称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69年3月，中共召开九大，林彪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作为唯一接班人被写入总纲；林彪作为文革公认的副统帅，在文革初期的狂热个人崇拜中还能与毛泽东并列而受到“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万众祝福。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林彪的尊贵位置，林彪成为接班人是文革前半期的最大政治果实。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中共和军内炙手可热的地位，也与文革有着因果关系。正是由于文革，他们才进入政治局，正是因为文革，他们才掌控了中央军委办事组。可是，这样的政治果实和唯一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13日突然“走向反面”。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林彪是“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省，彻底交代。12月开始，中共中央又不断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3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陈、黄、吴、李、邱等人的党籍，并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其中还有一个李雪峰。1966年6月他曾取代被打倒的彭真，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文革初期受重用，后来又被否定的人物。1974年开始，林彪又与相隔两千多年的孔子扯在一起，被认定为“孔孟之徒”，遭到又一轮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猛烈批判，即闻名中外的“批林批孔”运动。
说文革不能只看毛泽东时代，毛泽东逝世时，文革并没有结束。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根据毛的提议，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可以视为毛泽东认定的接班人之一。毛之后的文革，他是最高领导人。直至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才宣布，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并且宣称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他对文革的表述，基本沿用了毛泽东的说法。然而正是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否定了文革。1976年10月，他与另一个极受毛泽东信任的汪东兴联手，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毛泽东最信任的思想家张春桥、毛泽东最欣赏的笔杆子姚文元、毛泽东最看重的造反派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与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相比，“四人帮”的青云直上与文革更具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文革前，除张春桥是上海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外，其他人的职务都很低，江青尽管是毛泽东夫人，但公开职务也不过是个处长。没有文革，“四人帮”从何而来？摧毁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产物“四人帮”，正是对文革的否定，而且是对毛泽东意愿的反动。华国锋本人因文革而被选定为接班人，逮捕“四人帮”的行动起码证明他并非毛泽东期待的那种接班人，这也是对文革的否定。
三
在社会发展中，否定是一种必然。所谓否定，一种是彻底否定，比如二战后德国新政权对纳粹时代的否定，1949年后中共执政的新中国对国民党执政时代的否定；一种是部分否定，比如美国200多年来的历史，虽说始终不断在否定自己，但立国的根本从未改变。
文革对中共领导人的否定，和对党外长期合作者的否定，等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奋斗历史，难道是一大群叛徒、特务、工贼、反革命、国民党分子与毛泽东联手创建了新中国？文革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多年历史的彻底否定，也等于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党内多数领导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建设了十几年的“资本主义”，最高统治者首先难辞其咎。没有他的英明正确的领导，哪来的这么多“走资派”？
在文革中的那些自我否定，更是一种彻底否定。至1977年为止，所有因文革而活跃而起家而发达而位至显要的人，一概被文革所打倒。文革是造反，而所有积极参与造反的人在文革中一律被清洗，被镇压，被审查。文革是大批判，但所有从事大批判的知名人物，均先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或者称之为“御用写作班子”。中央文革是领导文革的主要机构，因文革而生，但是，中央文革成员的政治生命在文革中无不以阶下囚而告终。只有康生死得早才逃过牢狱之灾，但也盖棺未能论定，仍然遭到了“撤销悼词”和鞭尸式的批判。文革是要揪出那些“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选拔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是，被选中的接班人却接连遭到灭顶之灾。刘少奇虽然被清除了，可是选中的林彪最终被定下的罪名并不亚于刘少奇，对林彪的大批判运动还甚于刘少奇。王洪文是从文革中杀将出来的人物中爬得最高的，但他却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是说，最革命的文革却一手培育出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还让这个分子一步登天。华国锋是因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被毛泽东最后钦定的接班人之一，却推翻了文革最重要的政治结果，将毛泽东最亲信的人投进监狱。可见他也背离了毛泽东，等于否定了自己。
文革自我否定的特点就是理论上、话语上坚决肯定，而事实上、具体结果上却彻底否定。文革肯定造反，却对造反派和具体的造反人物否定；对中央文革小组肯定，却对小组的主要成员否定；对九大思想和文革前期历史肯定，却对九大结果和文革前期主要政治人物否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领导文革前期运动的主要人物，实际却成了“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而且追随王明、刘少奇一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前期的文革究竟是个什么文革？林彪被树为紧跟毛泽东的典范，是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最后却成了“孔孟之徒”，是一向反对毛泽东的野心家、阴谋家，还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可见比刘少奇更坏。那么，文革前半部分是不是比文革以前还不如？华国锋继承毛泽东遗志，坚决肯定文革，信誓旦旦地宣布以后还要多次进行这样的运动，但文革的主要政治产物却被他亲手扼杀，他领导的文革结尾又算是个什么结尾？
四
依照当年否定之否定的说法，社会发展的否定应该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也就是说，每一次否定之后都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并非回到了起点。但是，文革的每次自我否定无一不是转回到了起点，甚至还落到起点以下，可谓白转了一圈。文革的最终目的是揭露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没料到，上来的“左派”却一个接一个都成了赫鲁晓夫，尤其是靠着打倒了赫鲁晓夫式人物而登台的那些人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本来陈伯达没有那么大的声望，王、关、戚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文革制造出他们的声名与权威，最后又被打倒，回归于无。林彪本来还不是接班人，全国人民从来都没有集体祝福过林副主席，文革创造出来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还破天荒地写进了党章和宪法（草案），最后又被批倒批臭，连文革前的声誉都被扫除一净，连打江山时的赫赫战功也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四人帮”原来什么也不是，文革让他们如日中天，最后又落入尘埃。如此事例，文革中举不胜举。否定到最后一结算，文革的成果恰恰就是培育出、制造出、发明出一大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自我否定，经过文革的多年锻造，终于成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直影响到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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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两位主席夫人与一个椰子的故事
胡庄子
《天津老年时报》2009年2月20日刊登一篇文章：《江青在海南鹿回头宾馆》，此文颇受关注，被一些报刊转载。先看看全文：
20世纪末，我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咨询委的几位同志赴海南考察，省政府陪同考察的同志讲了江青在海南鹿回头宾馆的故事，今年初我去海南旅游，当地导游又讲了同一个故事，故事情节生动曲折，诙谐幽默。
上个世纪60年代，江青到海南岛游玩，住在三亚市鹿回头宾馆。宾馆三面临海，院内遍布椰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
一天早晨，江青独自在宾馆院内的椰林散步，步履轻盈，悠然自在。走着走着，树上突然掉下一个椰子，正砸在江青的脚面上，疼得她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才勉强站起来，遛早的兴致一扫而光。她忍着痛又气又恨地返回宾馆住所，半路上碰到一位中年女服务员。她问服务员：“宾馆院内这么多椰子树，椰子掉下来砸着人多危险呀！”服务员告诉她：“不必害怕，椰子是有眼的，它不砸好人，专砸坏人。”江青听了更加气急败坏，回到她的住处，立即命令随从人员把宾馆经理叫来。宾馆经理急忙来到江青住处，江青一见他就大发淫威，强令他把宾馆院内的椰子树全部砍掉。
经理回到办公室可犯了大难，砍掉数百棵椰子树不啻是一场浩劫，不砍又无法向江青交代。左思右想，想出一个既不砍树又能闯过江青这一关的两全之策。他让厨师把砸江青的椰子剖开，把椰汁和绞碎的椰肉倒入砂锅，加入可可、牛奶等配料，煲成一碗羹汤，经理亲自送上江青的餐桌。江青一进餐厅，一股异香扑鼻而来，她美美地把一碗羹汤喝了个净光。她问经理：“这碗汤用什么原料做的？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汤！”经理告诉她：“这就是用砸你的那个椰子做的。为了给你报仇雪恨，我让厨师剥了它的皮，取它的汁和肉，加入上等配料熬制成的。这个椰子砸了你的脚，只能怨它不长眼，与椰子树无关，宾馆院内那些椰子树是无辜的。”江青听了，无言以对，只得默认倒霉，也无法再坚持把院内椰子树全部砍光了。江青上演的一场闹剧，就这样狼狈收场了。
这则故事，我读后觉得有些眼熟，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
几天后，终于想起来了。文革中，造反派在批判和丑化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文章中，也有类似涉及椰子的段子。于是，翻阅相关资料，很快找到了。抄录如下：
（1960年）“太上皇”（注：指刘少奇）与其“扒手皇后”王光美来到海南风景区鹿回头游览。一日，刘某偕同王光美闲步椰林，欣赏热带风光。突然，不远处一棵成熟的椰子从树上跌落，吓坏了“刘皇后”，当即训斥县委：“椰子打到主席头上怎么得了！”这下忙坏了一些人，当夜出动爬树，将全部椰子不分生熟统统摘除。真是“皇上”漫步椰林，椰子一扫而光。
这段故事摘自上海图书馆《文革风云》编辑部等1967年编印的《打倒刘少奇——刘少奇国内外之行罪行录》。大同小异的内容还刊登在首都园林批修联络站编辑的《园林革命》1967年第2期、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农奴戟》编辑部等编印的《阎王出巡》1967年第2期等。
一个椰子，涉及两位主席夫人。也算是奇事。
当然，两件事可能都是实事，也可能都是子虚乌有。特别是前者，情节曲折，显然是经过加工创作了。
存此留念吧。但愿中华大地上多长椰子，不要再生长类似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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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
（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了，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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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苏联外交官回忆录披露“九一三”事件新细节
舟 人
最近出版的《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发表了一篇虽然不长但却引起读者广泛注意的文章：阎明复写的《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文中引述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俄文版）一书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的现场见闻（当时作者奉命前去现场调查）。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新的细节：
1、“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乘坐的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书中说：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至于这个“被击落”是被谁击落？是蒙古军队还是驻蒙古的苏联军队？从引述文字中看不出来。
2、飞机上发生过枪击。书中说：“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里面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
3、事件发生后苏联官方很快就知道了林彪出逃的信息。书中说：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在阎明复引述的这些文字中，未提到飞机上“黑匣子”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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